中西文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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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西文化范文

关键词：酒文化 中西 辨析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2012年项目（YWHY12-17）阶段性成果

一、起源传说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民族的文化飘逸着酒香。在中国，酒至迟产生于夏。江统《酒诰》：“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杜康造酒，正史典籍不记，却为民间普遍接受。许慎《说文解字・巾部》：“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张华《博物志》：“杜康善造酒。”宋高承《事物纪原》：“不知杜康何世人，而古今多言其始造酒也。”明谢肇《文海披沙》卷七“祭古人”条：“造酒者祭杜康。”“玉匣记”：“杜康：造酒祖师。”

西方果酒中的葡萄酒是主流酒类，多数史学家认为，人类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了葡萄酒，早在七千年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和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就开始酿造葡萄酒，公元前三、四千年埃及人已经会用葡萄酿酒。

二、传统习俗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记载，敬神祭祖是中华民族普遍遵行的礼法习俗，酒作为美好的东西，首先要奉献给神灵和祖先享用。《诗经》305篇，20多篇祭祀宴会乐歌，“陈馈八篇，酿酒有衍”，“有馆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酒”字共出现63次。屈原《九歌・东皇太一》中对祭祀的描写，也提及献给春神的贡品“桂酒”和“椒浆”。酒在中国人心目中地位颇高，人们酿酒以祭祀图腾、祖先或鬼神。酒使得中国无数历史和民间的美谈佳话津津乐道：曹操煮酒论英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贵妃醉酒……达官贵人、乡野村夫皆乐酒不疲。

“座上客常有，樽中酒不空”。自杜康造酒传说始，中国就是饮者的乐土，酒属于世俗大众，与人的日常生活结下不解之缘，中国人的各种节日宴会，酒都必不可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酒以成欢，酒以忘忧”，“醉酒忘世”，高兴时“举杯欢庆”，朋友欢聚时“把酒言欢”，得意时“举杯畅饮”，失意时“借酒消愁”，结盟时“歃血饮酒”，概莫道出中国文人“有酒且长歌”的诗意，渗透着诗情醉意的翩然韵致。重大节日、交际庆典活动中，酒的应景助兴也是片刻不可或缺，林林总总，热闹非凡，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俗。

酒文化极富民族特色，各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赋予其不同意象。西方酒文化一开始就和宗教牢牢联系在一起，葡萄酒是神造产物，圣经中有接近300节经文包含“酒”字，至少521次提及葡萄酒。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就说：“面包是我的肉，葡萄酒是我的血。”早在公元前7世纪的欧洲，每年三月都要在雅典举行“大酒神节”，在筵席上为祭祝酒神狄奥尼索斯唱“酒神赞歌”祈祷丰收和庆祝丰收，“酒在流，泡沫溅飞，到处都抛撒着玫瑰……”

三、品鉴追求

“百礼之会，非酒不行”。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礼仪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儒家讲究“酒德”、“酒礼”，最早见于《尚书》和《诗经》。中国古代“酒德”指饮酒者要有德行，包括量力而饮、节制有度、饮酒不能强劝等，皆因中国人信奉“中庸”哲学，主张过犹不及，意图达到《易经》思想“和”、“中”和“天人合一”。 孔子饮酒讲究三不乱之一即谓“惟酒无量，不及乱”，就是说饮酒可不限量，以不醉为好。“物无美恶，过则为灾”。好酒不纵酒，贪杯而有度，纵然“一醉方休”，依旧含蓄内敛，陶醉，不及西方标准的醉。

对于西方人来说，酒为圣血，耶稣救世精神的化身，基督教认为一醉方能与上帝通灵，得到上帝的佑护。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明，就是从酒神狄俄索斯祭祀无节制的狂欢暴饮沉醉中衍生出来的。西方人喝酒主要是追求快乐，无法理解“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奥妙，“借酒”，“饮必求醉”，狂饮只求一醉，进入“死亡的预兆――深沉的睡眠中”。狄奥尼索斯酒神文化是世俗的、如痴如醉的、狂欢暴饮的，是情绪的放纵，人性的原始欲望，是与上帝的通灵，是对人性真我的崇高褒扬和追寻。

四、精神内涵

“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中国“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感性主观思维，酒是媒介，承载人赋予的意义，为人服务。酒是人们表达情感、寄托理想、调节人际关系的精神纽带，孔融在《与曹操论酒禁书》中就提出：“屈原不馕酾曹，取困于楚。”在中国这个传统的关系型人情社会，喝酒世俗功利的，关系礼节、面子和人际，家事、私事乃至国事、公事都往往在奥妙无穷和玄机深刻的酒桌上敲定。否则，嗜酒如李白，自是“酒中仙”也落得“月下独酌我独酌，对影成三人”的寂寥。正是中国人独特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赋予酒文化种种价值，承载着丰富复杂的文化蕴含，于中国酒文化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中国酒俗古而有之，凡俗人物的日常生活取代了大场面，人们见到更多的不再是历史的链条、规律，而是人性的复杂的表现，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改造的嬗变和传承。民国时期知名国学研究大师、古代文化史专家柳诒徵就提出：“古代初无尊卑，由种谷作酒之后，始以饮食之礼而分尊卑也。”

酒对西方人来说，有一种神秘感。4世纪初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正式公开承认基督教，在弥撒中需要用葡萄酒，促成了葡萄树的大量栽种。“地理大发现”年代，即15世纪到17世纪，最终直到法国大革命以后，传教士不知疲倦的播撒，才使拯救世界的圣血葡萄酒从神世界俗世化，并被赋予种种美好寓意，营造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浪漫意境，以“葡萄”作为酒的代称，代表着味觉，人们充分享受味觉快乐，共享和平，用“葡萄”和“酒”来暗喻刻骨铭心的爱情。欧洲的18世纪，葡萄酒还被当做增进人际友情的圣物，当时的画家也喜欢在画布上呈现手持葡萄串的爱神，寓意“丰收与和平”。

西方思维“以物为本”，注重科学、理性，尊重事物本质。这种理性思维也在酒文化的嬗变中逐渐崭露――约公元前1792-前1750年颁布的《汉穆拉比法典》，世界上最早涉及葡萄酒的法典，也可算一佐证。酒神神话衍生的西方酒文化继承了古希腊人文主义的思想，逐渐发展成为共存、博爱、交流以及共商与欢乐交织气氛的同义语，与中国的茶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朋友相伴，美酒增趣，享受品味酒中风味的变化，是更纯粹的品酒文化，正如葡萄酒的一句不朽的谚语“Drink less but better”（饮少些，但要好）。酒于西方人更是充满魅力和生命的神圣艺术品，酒的不同特点、性质和味道都受到充分尊重。尊重自己的存在，同时也尊重别人的存在，喝酒自由，能喝则喝，不能喝则不喝，不劝酒、不划拳，西方人喝情绪，只在某些特定场合共同举杯庆祝健康、成功、友谊等，不需要像中国人喝酒那样敬来敬去。

五、总结

酒文化不如庙堂文化庄严与明快，多姿多彩却歧义丛生，貌似混沌却意味深长，中西方的酒俗文化都是同样的酣畅空灵，酒醉神通，历史的隐秘的思维模式与复杂的发展轨迹造就了中西方酒文化上的差异。中国酒文化香醇，醇馥幽郁，含蓄内敛，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融合；西方酒文化浓烈，激烈狂放，清爽随性，在狂歌醉舞中感受生命本我，忘情、投入，与上帝、世界融为一体，得到轻松自由的精神享受。

第2篇：中西文化范文

部分初中英语教师对让初中生学习做翻译的事情表示不可理解，因为这些英语教师认为要做好英语英语翻译，需在表达时做到“信、达、雅”，没有一定的英语功底或文化根基是很难做好翻译的，那么，怎么能让英语基础还不够扎实的初中生去尝试做英语翻译呢？

这些教师必须意识到表达一段话和翻译一段话是不一样的。我们在用英语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有时觉得一种表达不妥当，或者太困难，就可能换一种简单的表达方式，而翻译出一段语言则不同，它要求翻译者要精准地表达原文的意思，且要让对方能够明了原文的意思。如果初中生尝试翻译一些文字，学生就不能逃避自己知识结构存在的缺陷。

比如以一句学生译一段中文小说为英语例，书中有一段话说“说曹操、曹操到”。学生感觉到这句话特别不容易翻译，因为外国人不能理解什么是曹操。可是用一般的指代名词来表达，又没有这般鲜明的语句表达效果。学生在仔细分辩文本要表达的意思，且认真地思索以后，使用这句话来表达这个成语的意思：“Whenwetalkaboutthedevil,hewillappear.”。学生认为，外国人不知道谁是曹操，但是外国人知道谁是魔鬼。

如果借用外国人人人都能理解且非常介意的魔鬼为指代名词，外国人就会明白这个成语的童思。教师引导学生用翻译的方法使学生正式中西文化的差异，可让学生自己检查自己的知识结构是否存在缺陷，当他们发现自己不能灵活地应用已经学过的英语知识的时候，他们就需要自主地去学习相关的知识。

2.使用交流的方法加深中西文化的沟通

初中英语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英语时，会发现部分学生的思想会有全部西方化的倾向，学生觉得要学好西方的语言就要了解西方的思想、学习西方的价值观。教师要让学生意识到这是一种学习的偏见。Lastvisittoyourcompany,wehaveimpressedonthekitchenselectioninyourshowroom.Theselectionincludesseveralnewandattractivemodelswhichhavebeenimprovedbyaspecialprocess.Andyoualsotoldusatlunchthatyouareabletoreducetheircostduetorecenteconomiesinyourmanufacturingmethods,sotheyarenowlowerthansimilarrangeinthemarket.Wehavesomesampleswhichyousentlastmonthandwouldliketopromoteittous.

第3篇：中西文化范文

1．中西方体育文化哲学观的差异

东方文化领域内的大多数民族注重在运动中修身养性，由此形成的体育文化往往将伦理道德视为重点，强调人文精神和人本思想，重文轻武，崇尚中庸之道。其中，尤以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为典型代表，它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发展出以宗法体制为背景，以儒、道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精神。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提倡人与自然应该处于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之中，因此提出“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的哲学观，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力图达到身心兼修，阴阳平衡，个人内外的协调统一。这种哲学观一旦与体育活动相结合，就形成了以提高个体内在修养和塑造个体人格为目的的体育文化精神。由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的根本要求是通过锻炼身体以达到心灵的升华，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体育是一种“以心为本”的体育。既然古人从事体育活动主要是为了修身养性、益寿延年，那么就会倾向于选择直观领悟和内在意念修炼的方式而不是诉诸于求助外部力量，更不会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身体对抗与较量来实现。所以，中国传统体育活动方式表现出鲜明的“自娱性”特点，讲求的是个体通过身心双修，达到内在与外在、形与神的和谐统一，即在体育活动中，不仅要注重养身，而且还要自外而内地养性、养志、养气、养心，强调运动中的身体最终能够达到“精、气、神”浑然一体的境界。即使是要进行体育竞技活动，古人也认为那些体能、速度、技巧等身体机能的较量太浮于表面，高手之间较量的应该是精神境界的高下，包括心智、人格、修养。因此，在中国体育史上，鲜少发展出像西方体育那样竞争性强、对抗激烈的比赛项目，这与西方自古以来崇尚挑战和冒险，追求不断超越人类运动能力极限的体育理念是截然相反的，热爱竞争运动的西方人则在现代社会将这一体育理念明确表述为“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西方传统文化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哲学精神基础之上的，其总体特征主要表现为肯定个人自由，支持平等竞争，鼓励个人不断超越自我，突破生理与心理的极限。西方的哲学思想又助长了这种体育竞争意识，激励着他们积极投入到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对抗之中。长此以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激烈竞争机制，使西方人逐渐形成意志顽强、个性独立、思想解放、富于进取精神的民族性格。因而他们相信只要经过严格的体育训练，不断提高身体的运动能力，就能在竞争比赛中赢得胜利。与注重身体的内在道德心性修炼，内敛型的东方传统体育不同，西方的哲学传统、民族性格和社会历史进程所孕育的体育文化，是一种注重身体外在能力提高，超越型的体育。这种体育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在一定规则范围内展开的竞争运动，简言之就是“竞技型体育”，“公平竞争”是其核心要素。体育运动的“竞争”是参与者们凭借自身的体能、速度、灵敏度和柔韧性等素质，以及专门的运动技术技巧和心理能力，在完全发挥的状态下所进行的激烈对抗与冲突。只要双方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竞争对抗愈激烈，比赛的精彩程度就愈高，个体的身体潜能就愈被开发，参与者的精神追求也就能够得到越大程度的满足。因此，运动员在体育比赛中总是竭尽所能地追求“更高、更快、更强”。西方以“竞争”为核心的体育运动是一种展现机体能力、意志品质、荣誉感、勇气和斗志的活动，在此过程中个体人格精神亦得到完善与提升。但是，体育竞争的目的毕竟是为了最终的输赢结果，其价值取向是线性的、单向的。现代体育的赛场上，绝大部分项目都是源自西方传统体育系统，例如田径、球类、拳击等无不具有高强度对抗的特征。

2．中西方体育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

不同文化领域中哲学思想的比较差异往往导致了体育价值取向的千差万别。如前文所述，中国哲学崇仰“天人合一”的理念，认为天地之间，包括人与自然都是由“气”而成，由“气”而生，因此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中国人追求阴阳调和，中庸节制的养生之道。而西方哲学讲究的是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注重对客观对象的征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处理与客体的关系上，中国人注重物我合一，西方人注重以科学的方法认知对象；在思维模式上，东方人重直觉顿悟，西方人重抽象思辨；在生活观上，东方人安于现状，知足常乐，西方人富于创新，不惧冒险。以上因素都影响了中国和西方体育文化观中价值取向的选择。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重视气质、品德、精神的内在修养的体育价值观，而把人的身体视作是三者的载体。道家主张顺应天道、无为而无不为，追求道法自然的人格养成；儒家重视道德伦理和宗法体制，着力于塑造遵从礼法、积极有为的“君子”人格；佛家则主张超凡脱俗，六大皆空，追求心无一物的超脱人格的锤炼。儒、道、释三者可以说都对中国传统体育价值取向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也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多重的价值取向。在中国体育发展历程中，显而易见的一个特征就是人们往往按照由表及里、由外至内，由形而下的身体活动到形而上的精神修炼这样的运动顺序，实现伦理、自由、超脱等多重人格的造就。因此，中国体育文化并不一味追求身体运动能力的提高，而是以运动的方式达到养“气”的目的，它不仅意味着对身体的养护，更主要体现为心性、人格、道德修为、乃至精神境界的滋养。西方在体育文化的价值取向上与中国完全不同。以西方传统体育的代表古希腊为例，它重视外在的身体更胜于内在的精神。尽管古希腊的运动者也强调身体应与精神相一致，但是他们更认同的是在身体美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统一。与东方体育的代表中国相比，古希腊人更看重由身体的力量所展现出来的美感，他们的体育理想并不是身体内部无形的道德人格或精神境界，而是血统纯正、体格强壮、身形健美、擅长各种体育运动的身体本身。古希腊人对理想身体的崇拜，无疑对其绘画、雕塑艺术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而这种注重身体之美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希腊体育观念的形成。他们以培育理想的身体为目标，创造出许多独特的运动锻炼方式和技巧。可以说，古希腊体育为推动西方体育文化的发展与成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3．中西方体育文化方法论的差异

中国传统体育注重养生，主张寓“养”于“动”。这是因为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人与自然是相辅相成。人们进行身体锻炼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不断与自然相互交换的过程，从而排除浊气，汲取真气，最终达到五脏六腑通达顺畅的目的。中国传统体育一直坚持的信念是，人体健康和寿命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内而不在于外，因此更注重意念的修炼，即使有身体动作，也是简单而徐缓的，人们在掌握这些动作时，往往诉诸于直观顿悟，追求动作的整体效果和内在神韵。概括地说，以静养生，寓“养”于“动”，是东方体育运动的重要特征。由于它以身体的内部活动为主，辅之以外部运动，所以带有肌肉剧烈收缩的动作并不太多，而且在具体的动作设计上讲究缓慢、动静结合，强调“形随神游”、“澄心如镜”、“静悟天机”。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本民族的体育文化之中几乎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纯粹追求外在身体理想美的运动方法，也没有发展出职业性的比赛，即使有对身体的关注，往往也是为了借此称赞它所体现的内在气质精神。还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虽然源远流长，但是它们主要依附于其他社会活动之中，相互之间未形成紧密的联系，因此也就没有发展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和与之相应的方法论。西方人渴望通过体育运动修饰外形，获得强壮的体格和健美的肌肉线条，因而在西方体育文化中，大多数运动项目都需要人体大肌肉群的参与，而且程度非常剧烈。西方体育热衷于通过不同的体育项目对人体的力量、速度、耐力、柔韧等方面进行针对性训练，从而获得人体各部位机能的全面提高。比如在跑步、跳跃、投掷、摔跤、体操等项目的运动中，人们分别锻炼了身体的头颈、手臂、肩胸、腿等部位，进而改善人体的运动水平。同时，西方体育重视对身体结构、运动方法的科学探索，注重对人体解剖和生理机能的研究，在运动方法上遵循力学原理，追求符合人体科学和比赛规范的对抗与竞争。因此，西方体育文化体系有严密的科学理论研究作为基础，有严格的体育运动竞赛规则作为规范，还有运动场地器材设施的精密设计作为支撑，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与其无法相媲美的。

二、中西方比较体育文化共同点

中西方体育文化虽然存在极大的差异，但是也有不少共同点。主要表现在：

1．共同的体育文化基础

西方的体育自古希腊以来，就把追求和平、公正的运动精神作为根本目标。比如古希腊的伊斯利城邦与斯巴达人共同签订的“神圣休战条约”，条约规定处于战争中的各城邦在奥运会举行期间暂时停战，共同参加神圣的奥林匹亚运动会，保证运动会在和平的环境下顺利进行。奥运会的参与者们包括运动员和裁判员在内，比赛前必须到宙斯的神像前宣誓，保证遵守比赛规则，公平地参加各项比赛。古代奥运会所标举的“和平”、“公正”的体育精神，为近现代西方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近代顾拜旦在古希腊奥运精神的基础上提出“奥林匹克主义”，其核心原则是力求使体育运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强有力因素”。“奥林匹克主义”的提出将西方体育引向了维护和平与公正的发展轨道，现代社会这一体育精神在各项赛事和运动会中得到继承与发扬，和平的比赛环境与严格的规则规范确保了每一位选手在平等的条件下展开对决较量。中国本土的传统体育虽然没有像西方体育那样经历由古代奥林匹克向现代奥运会转型的过程，也没有明确将和平、公正作为运动的宗旨，但是在儒、道、释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体育无时无处不表现出贵“和”与尚“礼”的特点。比如规范武术行为的武德便是源自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准则，武林的众多流派无不以武德为其宗旨。这种遵守礼法规范/以“和”为贵的原则，实质上与西方体育一直贯彻的“公正”与“和平”原则在精神上颇为契合，所以就像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铸就了西方体育精神一样，东方的伦理思想也构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

2．共同的体育文化理想

现代社会一般是以真、善、美三个方面来评论人格价值的。真、善、美的统一，是最高的人格境界。现代体育以其变化莫测的结局、恢宏的气势、优美的艺术性塑造着人们理想的人格。现代体育的竞技性决定了“公平竞争”是它的灵魂，人们在相同规则的制约下，必须通过自己真实的技艺，才能取得胜利，赢得观众的认可和赞美。现代体育把人生过程常遇到的成功、失败、挫折、艰辛、泪水和欢笑等悲欢离合，融注于短短的瞬间，使人们一次次去经受各种意志的考验、心理的冲击，体验到成功的欢乐和失败的痛苦。它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激励人们追求新的希望、新的理想和新的人生。体育还为人类塑造着美，它不仅有像艺术体操、花样游泳、健美操等审美特征很强的项目，而且任何体育项目都蕴含着动作、形体、姿态等美感因素。无论是直接投身于运动过程或是观赏一场体育比赛，人们都会感受到生命跃动的活力，领悟到人生奋斗的快乐，得到美的享受和陶冶。现代体育以其特殊的方式，使人们在运动中得到真、善、美的熏陶，不仅使人们身体健康、充满活力，而且使人善于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发现美、欣赏美、享受美，培养出美的情操，塑造出美的心灵，使生活充满情趣，在促进人们身体和精神完美的同时，使人格得到完善。理想人格的塑造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中居于首要地位。因此，对于在儒、道、释思想互渗互融的文化氛围中逐渐成熟完善的传统体育来说，如何在体育活动中锤炼个体的人格精神，提升内在的道德修养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传统体育的特点就是通过体育活动来启迪心智，教化情操，使身体修养和道德修养二者兼备，共同塑造理想的综合性人格。显然，其塑造方式主要是通过个体的修炼来完成对道德品格的培养，精神境界的升华。在中国传统的体育活动中，无论是武术还是太极，乃至各类养生方式，都是在活动过程中极力实现内与外、德与体的协调与统一，简言之就是既要体现“仁”之精神，又要谨守“德”之原则，还要追求“勇”之品格。因此，中国传统体育的终极理想目标就是通过德体合一、身心兼修的体育活动，塑造融合了儒、道、释理想的综合性人格。

3．共同的体育文化目标

第4篇：中西文化范文

[关键词]文化 文化冲突 跨文化交际 文化负迁移

[中图分类号] G1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1-0037-02

随着世界文明的不断发展，不同国家和民族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这一方面丰富了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也给不同文化间的人们在交流上造成了一些障碍。很多学者认为当今世界上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冲突的背后，原因不是宗教与经济的冲突，而是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人类与文化，就好比鱼和水，鱼感受不到水，离了水却无法生存。同时文化的特征，比如群体性、民族性和地域性，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会遇到一些绊脚石，于是产生了文化冲突。而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就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互相传递信息时，由于宗教、道德、价值观、社会心理、传统习惯、风俗等方面的不同，而导致对信息的错误解码的一种现象。

一、 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表现

（一）观念上的冲突

西方人认为时间就是金钱，凡事都要做计划，要按照计划办事。西方人会通过对方是否守时来判断一个人的办事效率，所以和西方人进行交际时，一定要准时，否则很容易引起对方的不快。其次，和中国人喜欢传统、历史不一样，西方人的时间观是面向未来的。比如中国的广告作品里喜欢用历史悠久、经验丰富等来吸引顾客，这符合中国人重传统和经验的价值观。西方的广告作品里则喜欢用新颖创新的构思来吸引顾客。西方关于未来世界的科幻片和小说也非常多，这和西方人“向前看”的时间观有关。在空间观上，西方人的交际距离比中国人要小得多。交际距离包括交谈距离、心理距离等。比如西方人对身体距离的要求比中国人要大，在比较拥挤的场合，中国人习以为常，西方人却会觉得自己的个人空间受到了侵犯。同时西方人更注重隐私，一些在中国表示关爱的话语，比如“成家了吗？”“你孩子几岁了？”等在西方则被认为是禁忌。

（二）语言和非语言上的冲突

中国人崇尚谦虚，当受到表扬时，会习惯性地“贬低”自己来表示谦虚，而西方人则会更大方地用“thank you”来接受。中国人在接受对方的礼物时，为表示谦让和客套，经常习惯性说：“带礼物做什么？”这在西方是被认为不礼貌的。西方人认为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因此父母与孩子之间都直呼其名，这在中国则会被认为是没有礼貌的。中西方在非语言行为上的冲突也非常明显：比如美国人在召唤别人时手心向上，食指来回勾动，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种侮辱性的动作。

（三）传统习俗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对龙有一种天然的崇敬之情，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古代的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而在西方，龙却是邪恶、恐惧的象征，是圣经里魔鬼撒旦的形象。西方人喜欢狗，认为狗是人类的朋友；中国人要么把狗看作是美味佳肴，要么把狗当成是败类、奴才的代名词，因此也有了“走狗”的叫法。在西方国家的动画作品里，小老鼠是聪明、可爱的代名词；在中国，老鼠则是大坏蛋的形象，“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二、中西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原因分析

（一）中西核心价值观不同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常深远。儒家提出的三纲五常让中国人相信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不能乱了纲常。地位和角色的制约使中国人形成了“满招损，谦受益”的信条。而西方社会更突显个人价值。在西方，法律凌驾于一切之上，不论地位和身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西方文化中就不存在“面子”、“人情”等概念，他们随和率真，表达问题直截了当。在价值观方面，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应该是中西方价值观差异的集中体现。中国人崇尚和谐社会，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体被认为是光荣的；而西方社会则认为个人的价值体现高于一切，他们强调个人权利、个人奋斗，重视竞争。

（二）思维模式的差异

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直觉和反思，而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更注重逻辑和分析。由于中国人重视直觉，经常凭经验和感觉来认识事物，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因此平时说话喜欢绕弯子，这往往让西方人摸不着头脑。在商务活动中，中国人也经常凭感觉办事，人情世故等甚至比合同和法律还来得重要。西方人办事讲究逻辑性，喜欢开门见山，即使有冲突，也是对事不对人。在商务活动中，法律是西方人的主要依据和法宝。如果说中国人是多元论思维，信奉中庸之道，不走极端的话，那么西方人则是二元论思维，非此即彼，非对即错，非好即坏，原因和结果永远分得那么清楚。

（三）文化的负迁移

负迁移是指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起干扰或抑制作用的现象。文化负迁移，就是以往掌握的母语文化知识对新的文化知识的干扰，即母语对目的语的干扰。从文化的特征上来看，文化是可以被学习的。当一个人长期生活在一种文化背景下，这种文化会潜移默化并根深蒂固地影响这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于是在接触另一种文化时其往往会以自己的文化为出发点和参照物。这种“先入之见”和“民族中心主义”会很自然地干扰跨文化交际中语言的理解和运用。交际者会习惯性地接受那些同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模式相同的部分，对相异的部分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排斥，然后又将自己的语言习惯和文化模式套入到新的语言文化中去。套不进去的地方，只能按自己原有的尺度对新东西进行改造，于是产生了一系列语言上的错误或文化上的误解。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文化的负迁移。交际双方文化背景相差越大，文化的负迁移作用也越强，文化冲突也越频繁。

三、减少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对策

（一）培养第三种文化

在跨文化交际中，要达到不同文化的“全面融合”几乎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可以尝试产生“第三种文化”。在“第三种文化”下，人们会更加灵活、宽容和幽默。总理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提出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的，而不是来立异的”。“求同存异”这四个字也就成了万隆会议的指导思想，使会议取得了成功。如果大家都本着“求同存异”的思想来面对和理解对方的文化，摒弃自己固有的思维习惯和定势，有意识地让自己接纳“第三种文化”，那么适应性也会更强，文化冲突也会随之减少。

（二）加强基本的交际能力

语言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如同一面镜子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掌握过硬的双语知识和能力是使跨文化交际顺畅的必备条件。在跨文化交际时，如果交际者缺乏相当的语言能力，又受到母语和目的语的双重干扰，就会造成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失误，使得沟通出现一定的障碍。同时，文化能力，也就是交际者获取相关文化和交际知识的能力的培养也非常重要。它使得交流双方能在文化、习俗、思维方面建立交流的交叉区，从而减少文化冲突。

（三）克服“民族中心论”等文化偏见

在跨文化交际能力过硬的基础上，文化偏见和思维定式也会造成交际失误或文化冲突。事实上，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不仅要有跨文化交际的基本能力，更要求交际者具有情感和关系能力，达到移情的作用。当交际者的情感能力提高时，就会在交际中产生移情。移情者不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文化准则来评价别人的行为，而是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无形中也提高了交流的质量。

（四）掌握跨文化交际的惯例

在跨文化交际中，双方的文化差异还能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惯例进行弥合。它（国际惯例）独立于任何语境，是重复性、可预测的，因此当双方在某一特定情境中出现冲突时，惯例可以用作协调的一种手段。交际参与者对跨文化交际的惯例了解得越多，交际过程也会更顺畅，解决冲突的效率也会更高。

正确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合理恰当地解决由此形成的文化冲突，是人类走向全球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课题。我们必须探究最有效的方法和理论来对症下药，最大限度地促进各种文化的融合和和谐相处。

[ 参 考 文 献 ]

[1] 毕继万.跨文化非语言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 陈星伊.谈跨文化交际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4）.

[3] 杜学增.中英文化习俗比较[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4] 邓炎昌.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5] 胡文仲.文化与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6] 胡文仲.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与外语教学[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5（4）.

第5篇：中西文化范文

考琳•麦考洛赋予主人公亚历山大淘金时代的英雄形象：他个子很高，走路昂首挺胸，但亚历山大并不是虚有其表的英雄，他深谋远虑，对自己每一个阶段有着严密的规划，并利用一切机会丰富自己的学识。他热爱读书，尊重科学，在任何挫折和困难面前，总能“处变不惊，应付自如”。而事实上，从一文不名的私生子到富甲一方的金山之王，他的传奇经历使他毫无争议的成为淘金时代的英雄。亚历山大卓越的英雄成就来自于他内心的“英雄情结”，他崇拜历史上与他同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不但对其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并坚信自己也可以“超越卑微的出身，而如高山般崛起”[1]，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亚历山大来自宗主国，到澳洲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辉煌的淘金梦想，因此他的府邸金罗斯公馆基本上是英国文化的移置。亚历山大把房子建在了金罗斯山顶，使其成为具有英国特色的“山庄”；房子的建筑风格和豪华装饰让从苏格兰初来乍到的伊莉莎白产生了位于“英国某个大城市”的错觉；更重要的亚历山大要在这座房子里实现他的梦想：他的妻子言谈举止端庄矜持，有着弹琴、看书的艺术修养；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出入往来的是澳洲名流：亚历山大要以房子和妻子为标志为自己贴上上流社会成功人士的标签。

与亚历山大英雄豪放的个性形成鲜明对比，孙楚则英俊潇洒，风度翩翩，他那温文儒雅的华人形象使他在众多西方群像中脱颖而出。在华人圈里，孙依然像封建时代的王公贵族一样，有着王者的号召力，骨子里与他周围的兄弟保持着主子与家奴的关系。金矿开发时，孙带领着他的人齐心协力，共同拼搏；成功之后，在谋取自己利益的同时不忘周围的兄弟，代表他们登记购买土地。在对待婚姻家庭上，依然保留着“门当户对”的观念，挑选身边姿色姣好的中国姑娘为妾，没有放弃中国男性“三妻四妾”的婚姻传统。孙楚在淘金发财之后所修建的房子，宝塔，依然保留着传统中式的雕梁画栋的风格，色彩亮丽的琉璃瓦的样式，尽管考琳并没有详尽描述，但传递给我们的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孙楚同样以中国文化中王公贵族式的房子为标志宣示自己梦想的实现。

2中西文化的地位：主导文化Vs附属文化

在殖民语境中，不同民族的文化地位是不平等的，作为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宗主国英国的文化传统是当时的主导文化，亚历山大来自苏格兰，他的身份很容易被殖民当局所接受，这使他有资格购买土地，开采金矿，进而发展为金山之王，建立“金罗斯城”这样英雄班的丰功伟绩成为可能。而懦弱无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保护本国的人民，更何况流落海外的游子？在当时澳大利亚疯狂的排华热潮和白奥政策下，中国人处于低下的社会地位和被边缘化的利益，通常徘徊于主流产业淘金业之外，他们处处受排挤，经常“被打，被抢，被折磨，甚至被杀害”[1]。

霍米巴巴认为，“在殖民语境中，附属文化相对于主导文化的政治关系并非是单纯对抗性的。彼此朝向对方的矛盾感觉掺杂着些许欲望，彼此在某些方面又都需要对方”[3]。正是这个原因奠定了亚历山大与孙楚合作的基础。在澳淘金的最初阶段，亚历山大需要的是能够吃苦耐劳、不事张扬、默默无闻的合伙人，孙楚正是理想的人选；而对于孙来说，就算他有滔天的抱负和完美的修养，在当时处于少数族的边缘化地位上，他也无从施展，于是在双方互惠互利的背景下，他们完美的合作最终成就了天启金矿公司和金罗斯模范城的辉煌事业。在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尽管整体处于劣势，但女性的身份依然暗示了当时不同民族的文化地位。小说中有众多的女性，然而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出发，重要的女性有三位，伊丽莎白、茹贝和文玉。来自宗主国苏格兰的伊丽莎白是“温柔，美丽，顺从，贞洁”的“高尚淑女”，是亚历山大梦想的“家庭天使”，尽管两人貌合神离，但伊丽莎白自始至终都是金罗斯府高高在上的女主人。茹贝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澳大利亚本土文化的女性代表，有着典型的“东方女性”的形象特质，在考琳笔下，茹贝是“失贞者”，她美丽妖娆，饱含风情，浑身充满了女性诱惑力；同时她又有着“悍妇”的特点：泼辣凶悍，喋喋不休，不肯顺从[4]；但是她总能给亚历山大一种全新的感受，使他不可自拔的痴迷于她；然而茹贝这样的东方女性却没有未来，亚历山大拒绝考虑娶她为妻，只想置她于终身的情妇地位。小说中尽管没有来自中国的女性，但文玉作为中国人与澳洲人的混血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华文化的代表而出现在小说中的。文玉清楚的看到她的姐妹在社会上做着最卑贱的工作，毫无其他出路可言，因此身为奴婢的她对主人忠心耿耿，全身心的投入到照顾智障小主人安娜的生活起居中，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受辱的安娜报仇。但文玉毕竟是仆人，尽管亚历山大一家佩服她的勇敢，却也改变不了文玉被殖民当局绞死的命运。

3中西文化的融合：金罗斯城

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接碰撞处，必然存在着文化融合的可能，并进而产生出多元文化的模式。推崇文化多元的核心在于尊重文化差异，只有彼此尊重差异，理性的、客观的沟通才能成为可能，社会才能多元，世界才会和谐[5]。金罗斯府可以称为文化融合的缩影。女主人伊莉莎白来自苏格兰，在父亲的威严和牧师的调教下长大，是西方父权社会中理想女性的代表。女仆都是中国姑娘，聪明美丽，善良正直，忠心耿耿，她们的名字如茉莉，牡丹，桃花，绢花等则是中国传统命名文化的特色。管家萨默斯太太是个生长在澳洲的人，对中国人充满了敌视和仇恨，称中国人为“异教的中国人”，这个种族主义者最终被亚历山大赶出了金罗斯府；金罗斯府上的主仆之间友好、欣赏和信任的氛围，暗喻着中西文化的并置和融合。在西方当时的文化中，有权有势的男人大多会有情妇，但是多数的情妇是已婚的女性，是其他男人的合法妻子，因此他们的关系是秘密的。而亚历山大却不同，他和茹贝的情人关系在金罗斯却是众人皆知的秘密，而且亚历山大公开和茹贝分享自己的金钱和利益，而茹贝更是金罗斯府上的常客。金罗斯公馆的女主人和金罗斯饭店的老板娘并没有像一般的情敌一样互相仇视，她们反而和平相处，情同姐妹，这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一夫多妻的现象。

金罗斯城的发起者亚历山大，就是一个尊重多元文化的人，他反对种族歧视，关注弱势群体，审视中国人的优点和长处，任用中国人孙楚为市长来管理这座城市。在亚历山大和孙的共同努力下，金罗斯市成为当时的模范城，这儿有富有的家庭、风平浪静的雇佣关系、各种肤色移民的和谐相处；在金罗斯市，不同的民族都能各安其道，彼此尊重，相互依存，就连伊莉莎白和茹贝这种本应相互仇恨的情敌，都能相安无事，甚至视彼此为知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小说中的金罗斯城更像个理想的乌托邦城市，为多元文化的和谐并存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4结束语

第6篇：中西文化范文

关键词：中西方语言；中西方文化；语言词汇

差异文化的载体是语言，语言又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与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有语言学家指出，语言是不可能脱离文化而存在的，由此可以看出语言与文化之间的渊源很深。每一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都通过创造自己的精神财富来完成历史与文化的延续，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可以通过语言得以呈现。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日常饮食、日常生活、民族礼仪等，这些都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重要体现。语言词汇可以将这些差异呈现出来，是体现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载体，但同时，语言词汇本身也体现出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而且词汇本身是语言中最基本、最活跃的一种因素，语言中的一些特殊词汇，除了其本身的含义之外，往往还含有很多其他的文化内涵，因此加强对语言词汇的分析，也可以加强对文化的窥探和了解。

一、语言词汇的作用

语言词汇是人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时必须要使用的一种重要工具，语言可以表达出人们的基本想法，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顺畅的沟通与交流，从语用学的角度来讲，语言就是一种交流工具。语用学研究的内容侧重点是语言的交际，语言是人们进行交流的一种重要工具，在语言的交流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应该与交际的主旨相关。比如两个人在交流的时候，是为了要商量一个确定的出行时间，因此两个人在交流的时候，语言应该与之相关，要与出行的时间规划、出行的计划等多方面的内容相关，从而才能实现有效的交流和沟通。不同的背景下，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境会对人们的交际产生一定的影响，有的时候，不同的人所产生的语境是有冲突的，这些有冲突的语境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话语之间的矛盾。随着语言学的研究逐渐深入，有的学者开始利用语用学的相关理论对语言进行研究。关于语用学的研究，应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在语言学基础上产生了一门独立的新学科，有语言学者指出，当一个人说话时，他的语言包含言内行为、言外行为、言后行为。语用学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实际使用的各种语言，这些语言必须要是真实情景中产生的句子，使用的是一些比较常用的语言内容。这些语言中产生的意思十分丰富，往往会有很多其他延伸的意思，语言的言外行为是语言学家关注的中心，而很多语言词汇本身含义之外的延伸意义，就是体现文化内涵的重要内容。

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文化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主要指一个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等内容。概括地讲，文化指的是人类社会共享的一种产物，指的是一个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一个民族的活动方式的总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不同的文化。语言则是交际过程中所用的一种符号系统，包括语音、语法、词汇等多个内容，具体来讲，语言指的是人们在交际过程中说出的具体的话语和写出的具体内容。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一种辨证的关系，一方面，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决定了语言的形式，决定了语言的内容，所以说文化是语言的根基，是在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符号，文化上的差异也必然会导致语言上的差异；另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具体体现，不同的语言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对这种语言的特征进行分析，就能加深对文化的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讲，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三、中西方词汇中体现出的文化差异

（一）动植物词

动植物是自然界中的常见生物，人的生活、工作都离不开自然环境，也离不开周围的动植物。在人和动植物相依共存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词汇，这些词汇不仅有其表象的含义，还有很多象征意义和比喻意义。由于不同的语言受到人们的生活环境、宗教以及历史的影响，因此在动植物词汇的体现上也不尽相同。比如在汉语中，狗这个词汇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贬义，比如很多形容词都将狗的地位降低，如猪狗不如、狐朋狗友、狗仗人势等，从这次词语中可以看出，狗这个词语在中国文化中并不属于一种高贵的动物；但是在西方人看来，狗是人类忠诚的朋友，人们喜欢用狗来表示忠诚、可靠、勇敢、聪明等品质，而且经常用狗来指代人，表示的是对人的良好品质的赞美。与中国人的文化相比而言，狗这个词语在英语中不仅没有贬义，反而是一个褒义词，使用这个词语的时候也会使语气比较风趣，比如“aluckydog”的意思是幸运儿、“atopdog”指的是优胜者。再比如猫这个词语，中国人是比较喜欢的，认为猫是一种比较高贵的动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表示“可爱的精灵”的含义，比如“馋猫”这个词语就是一种比较亲昵的称呼，指的是人比较贪嘴。但是在英语文化中，猫是魔鬼的化身，经常用来比喻那些内心十分阴险的人，尤其是女人，比如“Sheisacat”就不能直译为她是一只猫，而表达的是她是一个阴险的女人。再如龙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表示的是一种尊贵的力量，但是在西方社会中却是一种邪恶的代表，是一种比较狰狞的怪兽，所以在很多西方人的眼中，如果将一个人形容成龙，则表示这个人的品行并不是很好。再比如bear这个词，在中国人的眼中，根据一些词汇的组合，给熊赋予一种窝囊的含义，比如“你看他那熊样”，表示的是一个人比较窝囊。但是在西方人的眼中，“bear”对人是一种称赞，“Heisabearatmath.”这句话表示的是一个人是一个数学天才。除了一些动物词汇，有很多植物词汇也有差异，比如Rose这个单词，在中国其花语被理解成为爱情，到那时在英语中，不同的句子中有不同的含义，比如“undertherose”表示的是保守秘密和保持沉默，这反映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同一个词语的不同含义。

（二）色彩词汇

色彩词汇本身的含义是表示颜色，但是除了表示颜色之外，也有很多其他的含义。由于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不同，因此色彩词汇表达的含义也不尽相同。比如yellow这个词在中国代表的是一种皇族的颜色，古代的皇很喜欢黄色，所以在我国的民族文化中，黄色表示的是吉利、好的意思，比如我们常说“黄道吉日”，同时，黄也表示一种失败，比如“黄粱美梦”“这桩生意黄了”等。但是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yellow表示的含义完全不同，一方面这个词语表示一种正义、坚定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表示一种反叛和懦弱。与不同的词语搭配在一起，表达了不同的意思，比如“yellowdog”表示的是卑鄙的人，“yellowpaper”或“yellowbook”并不是直译为黄色书籍，而是表示一种征服报告，是一种比较严肃的内容。再比如red表示红色，在中国是一种喜庆的颜色，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都崇尚使用红色，新娘要穿红色衣物、家中要粘贴红色对联等。但是在西方文化中，红色是一个贬义词，象征着一种凶残、危机，比如“redrevenge”表示的是血腥复仇、“aredbattle”表示的是血战。再比如在表示眼红某个人的时候，汉语中一般会使用眼红某人来表示，但是在英语中经常使用“greenwithenvy”来形容一个人的妒忌之心。由此可见，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中代表了不同的含义，表示同一个含义时使用的语言不相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

（三）风俗文化的差异

不同的民族因为自然条件以及社会环境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风俗文化，这些风俗文化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西方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逐渐增多，中西方的民俗文化的交流也逐渐增多。从风俗文化的词语表达上也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称呼的差异。称呼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必然会使用到的一种语言，在沟通和交流过程中十分常见，但是中西方国家之间的称呼差别很大。在汉语中，称呼的语言有很多种，根据职业、职位等方面的不同，称呼也不相同，比如王老师、李老板、赵医生等，从这些称呼中都可以看出被称呼人的身份。但是在西方国家中，称呼的词语比较少，比如对于张老师、赵医生，人们不会将其称呼为“TeacherWang”“DoctorZhao”，而一般将其成为“Mr××”“Mrs××”“Miss××”，根据其身份的属性加上一些基本的词汇表示尊敬。另外，在中国文化中，称呼人的时候一般先称呼姓，再称呼名，但是西方人的称呼则是恰好相反的，在西方人的眼里，名比姓重要，所以会先称呼其名，再称呼其姓。第二，问候上的差异。问候是一种基本的人际交往行为，中西方的文化词语也体现出文化上的差异。比如英语常用的问候语是“Hi/Hello”“Howareyou”“Goodmorning”等，但是在中国文化中这种问候相对较少，中国人见面的时候常问“吃饭了吗”，这种问候在西方国家就很少见。综上所述，英汉两种语言都是对文化的一种重要体现，文化与语言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表现，文化是语言产生的根本，不同的语言体现出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国家的人在使用语言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时候，应该对不同的文化背景进行了解，以防交流过程中出现误会，从而促进双方之间的顺畅沟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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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晓悦.从习语中的动物喻体看英汉文化差异[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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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侍中.中西思维方式差异说辩难[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4（1）.

第7篇：中西文化范文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广州

黄天骥教授在中山大学超过六十年，亲历风云变幻，近年撰写回忆文章，先后结集成《中大往事》、《岭南感旧》。

黄天骥的老师王季思和董每戡在历史巨变中深受打击。黄天骥回忆：“董每戡先生和我接触的时间不算长，我本科生的时候，他讲莎士比亚，平时也教戏剧史。那几年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可是董先生1957年当‘’了，离开了中山大学。王季思先生是系主任，当时比较严肃，跟董先生不一样。王先生是‘左派’，是反右领导小组里的成员，他内心怎么考虑，怎么矛盾，我们以前不知道，只知道他是领导反右的，董先生在这个情况下被划成‘’。本来他们两人的交情是很好的，董先生来中山大学是王先生引荐的，而且他们是同乡，都是温州人。”

风雨飘摇也磨灭不了传承

从1957年到1966年，黄天骥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助教做到讲师，经常下乡，跟老师接触就少一些。但是“”期间，王季思也受了很多冲击，被打断了骨头，黄天骥很同情他。“我觉得王先生在政治上是比较幼稚。我当时也直言不讳地说他是‘左倾幼稚病’。我跟王先生接触多了以后，感觉到王先生是‘真诚的左’。他绝不是因为董先生在学术上成就很高，才想出一个方法要压倒董先生。我觉得王先生绝对是相信说一句等于一万句。‘’时，他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我真同情他。后来王先生对我非常好，王先生病重，他太太去世，后事就是我管的。”

1979年，董每戡从长沙回到中山大学，住在一个只有28平方米的房子里。有一天晚上，黄天骥在董家和老师闲谈，王季思夫妇专门过访，黄天骥当面听到王季思很诚恳地道歉：“每戡，我错了。以后好好合作。”董每戡说：“过去了，过去了。”黄天骥回忆：“我想董先生内心也不能完全释然，从1957年到1979年，整整二十多年，由于被错判了‘’，他的家庭多么艰苦，他的儿子受了多大的牵累。我后来编了董先生的文集，花了一年多的功夫，把眼睛都搞坏了，但是我觉得值得。”

回首中大往事，黄天骥相信即使风雨飘摇也磨灭不了学术传承。他说：“陈寅恪先生在历史学方面有那么大的成就，除了对中国的历史精熟，还精通很多国家的语言之外，他研究中国历史的做法是很多历史学家所没有的。比如他研究唐代的政治史，就把唐代宫廷内部的斗争，理解是不同阶层的斗争，比如说门阀之间的斗争，跟中国过去写帝王将相的历史不一样。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对明清之交的知识分子都触及，也可能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感受。他是从考证入手，但不光是考证柳如是。我的理解，如果光写柳如是就没有意义了。尽管我不在历史系，陈先生也没有直接教过我。但是我看他的书，受的影响竟然就有这么深。我记得我做论文的时候，研究陶渊明，当时就找陈先生研究桃花源的文章来看，尽管没有直接影响，但也受陈先生各方面的熏陶了。陈先生开风气，其实他对理论是重视的。中大的传统，既重视微观，又重视宏观，既注重实证，又重视理论。我在中大学习那么多年，受老师的影响，乃至受整个学风的影响，无论到哪个地方去都摆脱不了。”

岭南文化“什么都放进去，再产生新东西”

黄天骥在大学期间读了许多外国小说，爱听古典音乐，学交谊舞，觉得这是苏联文化的影响。“我绝不是认为计划经济有什么好处。苏联文化有很多思想是老欧洲的思想，包括教育体系。苏联很多老教授强调学生看古典小说，交谊舞是西方很典雅的东西。如果从思想深度来讲，我觉得欧洲的东西好，这方面我可能受了董每戡先生影响。董先生很赞扬外国文学，我这一辈接受老欧洲的教育多，接受实用主义的东西就少。”

第8篇：中西文化范文

文化自觉的含义在整个学术界都是一个非常受重视的话题，经过对众多文化自觉的含义进行综合的分析发现，费孝通先生对与文化自觉的表述最为具有代表性，经常被大家所引用。甚至有的学着这样表述，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其实就是中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在其晚年时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即费孝通先生主张每个民族都要通过文化自觉对自己的文化以及他人的文化进行重新的审视，从而找到自己民族文化的立足之地，并且最终达到各美其美、天下大同的境界。费孝通老先生自己也对文化自觉的含义有理解，那就是文化自觉主要是只在一定的文化中的人要对文化的自知之明。在我国的学术界对文化自觉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主要是在文化多元化、文化碰撞以及文化全球化等诸多条件下，民族文化发生的回应。对于文化自觉来讲，其主要有以下两点性质：（1）具有较为深刻的理论关怀；（2）具有较为强烈的实践想。从文化自觉的产生来讲，其并不是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理论，作为一种人类的认识以及实践，文化自觉是跟随文化的出现而出现的，并且随着文化的发展逐步的发展，所以文化自觉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只不过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显现出一定的迫切性。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因为西方的文化在全球文化领域中处于一种强势的位置，并显露出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这种西方强势的文化状态表现出了对本土文化的挤压以及影响，这就导致了在两种文化发生碰撞以后作为本土文化需要捋顺今后的发展方向。并且在这过程中需要用理性的思维来看待这种强势文化的来袭。

2、作者对文化碰撞有这样的理解，在不同性质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这种矛盾根据发生碰撞的两种文化的不同，其具体的表现为冲击与反冲击

有一些文化研究人员总是在强调文化的差异，但是很多的文化差异都是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出现的，如果没有文化差异的出现，那么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就失去其意义了，同时也正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在交流的过程中才会有文化碰撞的出现。一般情况下来说，文化碰撞是以文化交流为基础的，如果没有文化的交流就不会出现文化的碰撞。文化碰撞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为显性的形式，另一种为隐形的形式。可以认为，举凡文化交流，必定伴随文化碰撞，只是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由来已久，且呈现出一个历史性的过程。文化自觉的历时性属性亦缘于此。就规模而言，明季清初的“西学东渐”可视为中西文化碰撞的序幕，肩负复杂使命、怀有各种目的的耶稣会传教士成为最早认真研习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完成了“中西文化之间第一次实质性的对话”。由于当时的“天朝大国”闭关锁国，对各种异质文化、外来文化一概拒斥，视西洋为蛮夷之邦，其文化自然难成气候，所产生的文化碰撞根本谈不上挤压、冲击。在这场文化交流过程中本土文化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文化权。

3、“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世界各民族文化是在相互借鉴、相互补偿中得到发展提高的，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第9篇：中西文化范文

关键词：中华体育；西方体育；体育文化；精神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808(2012)02-0001-04

体育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体育文化是以运动技术和运动技能为文化符号的人体文化，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反映。因人类生活的区域和自然环境不同，体育文化又呈现出多样性，形成了各具特色和风格各异的体育文化。中西方体育文化作为东西半球不同文化脉络中的产物，两者构成了世界体育文化中的两朵艳丽的奇葩。中西方体育文化是异质文化，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精神追求。今日的全球化浪潮使世界体育文化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和便捷，传播的速度更加迅速，传播的范围更加广泛，几乎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体育已成为人们的至爱，体育已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现代人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体育生活化被人们接纳，体育时尚化成为新潮。在欧美强势文化的带动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席卷了全球，成为世界体育文化的主宰，与此同时，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强势冲击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当今世界体育文化的发展就是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奥林匹克运动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尤其是2008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更加凸显了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精神风貌，中西方体育文化在体育文化的全球化过程中，缺一不可，合则两利，分则两败。因此，对中西体育文化精神进行研究，有利于更加深刻认识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内在本质和价值取向，对进一步促进中西方体育文化之间的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1中西方体育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

林林总总的文化形态的特质从何而来，历来是众说纷纭［1］。认为文化特质源于先民们居住的地域特征，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近代的孟德斯鸠；现代的亨丁顿都是典型的环境决定论者；还有学者从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发展，断定文化特质发自不同民族的先验意识；再有就是生产方式决定论者认为不同空间存在的文化特质是物质生产方式发展历史在不同时期的展现。哲学家黑格尔曾说：“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1］。可见，各民族独具的文化特质是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民族心里共同决定的，这已被大多数人所认可和接受。

1.1中国体育文化产生的渊源

中华体育文化的最为深厚的沃土是单一的农耕经济结构，华夏诸族，是以黄河流域为摇篮发展起来的，在黄河、淮河流域平原上形成了早期的部族联盟国家。在这一区域内，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始基。自秦朝以后，北有蜿蜒的长城，西北横亘广袤的沙漠，东临宽阔的海洋，西南耸立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与人迹罕至的横断山脉，南部则是一望无际的印度洋，形成了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生产力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地理环境的特性，因而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中，形成了独特的田园式农业文明。进入史载文明时代，中国历朝都是以农立国，重农抑商，以农耕为主、与自然作物质交换的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中国古代社会是依宗法关系结构而成，一切社会关系均依宗法关系进行调整。总之，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成因，单一的农耕经济形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成因，宗法等级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成因。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的，自产生之日起就呈现内敛特质，以儒家中庸思想为主体，兼顾道家、法家和佛家思想，追求“天人合一”，导致人们在文化意识方面的保守、顺从、中庸、和谐等文化特征［2］。

1.2西方体育文化产生的渊源

西方体育文化起源于由欧洲、亚洲和非洲所围绕的地中海沿岸地区，特别是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诸岛和希腊半岛。欧洲三面环海，东于亚洲接壤，整个大陆轮廓恰似亚欧大陆向西伸出的一个巨大半岛，属于典型的海洋地理环境和海洋气候，作为西方文化滥觞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就与此有着不解之缘。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土地贫瘠但海岸线曲折，航海业发达，狭窄的生活空间迫使古希腊人强烈的向外扩张的欲望，加上北方部落不断涌向希腊半岛，人口与生存空间的冲突更加尖锐，部落的主奴关系是由暴力来决定的，胜者为主，败者为奴，体现了希腊的民主平等精神，由此导致了古希腊人对力量的崇拜，铸就了古希腊人的狂热的尚武精神［3］。早期的西方体育也因此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希腊各个城邦都设有练身场，年轻人在此接受诸如跑步、掷铁饼、拳击、角斗、射箭等，以练就结实的身体。同时，古希腊还专门举行各种体育比赛，而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体育比赛，在体育赛场上，各城邦的勇士们通过参加田径、摔跤、拳击、赛马、角斗、五项全能运动等比赛，来证明自己的勇武强壮，体现了古希腊人崇尚力与美的体育文化精神。

2中西体育文化精神

体育精神是体育文化的核心，中西方体育文化精神的差异源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4］。西方文化以“逻各斯”为哲学始基，以“爱智”为行动原则，主张人与自然相对立，人是自然的主宰，万物的灵长，崇尚个体的智慧和力量，崇尚竞争和自由，追求超越和成功，体现为“更快、更高、更强”的奋斗精神，体现为“公平、公正、公开”的竞技精神。中国文化的“逻辑”起点是儒家之道和道家之道，即伦理之道和自然之道，体现为人与道的和谐，人与天的合一，精神诉求是伦理文化。

2.1中国体育文化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

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和谐文化精神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观点就清楚地表达了和谐精神的价值。毋庸讳言，在悠久的华夏文化中，重视和谐、主张和谐和追求和谐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向度，正如学者所指出：“看中和谐，坚持中道，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4］。“天人合一”与“中庸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提倡“修身、养生、静心、悟道”的文化价值观，渗透到中国体育文化中便形成了中国体育文化精神的柔和之美。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等所追求就是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在这种柔性文化精神的影响下，娱乐体育和养生体育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诸如蹴鞠、投壶、拔河、百戏、围棋、导引、行气和武术等。中国古典哲学强调身心合一，“形具而神生”，“精气神合一”；武术旨在“外练筋骨皮，内练精气神”；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表明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综观各种中国体育文化形态，无论是射御、赛马、马球等的古代军事体育；蹴鞠、投壶、百戏、礼射等的娱乐体育；还是拔河、竞渡等的民俗体育；抑或是导引、行气等的养生体育，一概强调自身的“悟道、意念、练功”，通过修身养性来练达自我的生存能力和对外界的调理引导能力，达到“与日月合其明，与天地合其德”的精神境界。

中国体育文化主张通过身体锻炼来以外达内、由表及里、由有形的身体活动促进无形的精神升华，从而塑造理想的人格，形成了中国体育文化特有的内敛价值取向，注重伦理道德，追求和谐一致。中国文化是伦理性文化，体育文化也不例外。重人伦、重道德、重和谐是中国体育文化的本色，在体育思想方面体现为“温良恭俭让”和“仁义礼智信”［5］。体育是培养人遵从礼仪，修持情操的重要手段，“仁义礼智信”是体育活动的根本原则，即使是体育比赛，取胜不是目的，关键在于是否符合伦理规范的要求，提倡“君子之争”，导致华夏体育的竞争意识日趋淡化，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礼仪性、表演性和娱乐性的文化活动。由此可见，中国体育文化精神的主旨就是“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6］：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统一，注重形与神的统一，形神相随，动静结合，张弛有度，动以养生，静以养心，内外结合，身心并育，阴阳消长。这种和谐的体育文化精神也造成了中华体育文化的文弱品格和保守态度，淹没了个体的主体意识和个性，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铸就了中华体育文化的内敛无争的文化特性，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张扬肆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2西方体育文化精神——“天人相异”的竞争精神

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生存忧患使古希腊人产生了与自然对立的观念，促使他们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畏惧和膜拜，激发他们征服和驾驭自然的雄心和勇气。正如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言：“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从商业的竞争到战争的对抗与征服，西方人的竞争意识发展成为“好勇尚武”的冒险精神［7］。从斯巴达城邦的兵营式的集体生活到罗马竞技场上角斗的血腥表演；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到近代欧洲的决斗遗风，无不体现了西方人好战健斗的民族性格。与中国的德治和礼治文化不同，西方人在个人竞争或民族竞争中，都奉行以力服人的强权公理，因而实力就成为西方人在竞争中成功的基本条件，由此形成了西方人对力量的崇拜。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如果是最优秀的人，在我看来就抵得上一万个人”。在希腊人的眼里，作为优秀人的第一条标准就是具有超人的力量和勇气，希腊神话里的众神与英雄大都是以其拥有超人的力量与智慧而博得人们尊崇的，尽管他们在德性与品行方面有着明显的缺陷，正所谓是“瑕不掩瑜”。对力的赞颂与追求导致西方人无比崇尚高大健美强壮的体魄和灵巧矫健的运动，希腊人通过各种体育竞赛向神明表达敬意，古奥林匹克运动、皮西安、伊斯玛斯和尼米亚四大运动会等，莫不如此。崇拜力量和完美肉体是希腊民族文化的主要表征，崇力尚争精神是西方体育文化精神的一个显著特征［8］。由此也使得西方人形成了热烈好动、重汲取、求变化、广拓展的文化精神。

西方人把自然作为自己关照的对象，又把自然视为自己斗争的目标，鼓励人们开拓进取，昂扬向上，发展自身的体力和智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提出的“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就是再现古奥林匹克运动的拼搏进取精神［9］。西方体育文化精神的价值观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是宇宙的主宰，人与自然界始终处于对立和斗争的状态。在体育运动中，强调勇敢顽强、拼搏向上的精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勃兴使西方体育文化具有了世界意义，成为当今世界主流体育文化。从崇拜自然到崇拜希腊诸神、从崇拜上帝到崇拜理性、从崇拜理性到崇拜人的西方文化旅程，无不显示出西方体育文化的浪漫精神、自由精神和超越精神。然而，西方体育文化的竞争精神也有其不足之处，竞争文化强调张扬个性，追求个人合法权益，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工具化，人逐渐沦为物的奴隶［10］。从尼采宣布“上帝已死”，到马尔库塞喊出“单向度的人”，西方文化中的道德感、博爱精神、理性精神已被分解得支离破碎。竞争基础上的工业技术手段如网络、媒体、广告等操纵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大量的商品和消费占据了人的全身心，吞噬着人们的灵魂，行为方式的功利性盛行。总的来看，西方体育文化的竞争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是“功利性”的，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利益，实现自我价值是天然合理的。

3结语

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碰撞使文化精神得以凸显，通过以上对比中西文化，可以得出三点共识：一是西方的民主、科学精神与中国的专制、艺术精神的区别；二是西方“智性”文化与中国的“仁性”文化的差异；三是西方的理性精神与中国的悟性精神的差异。这些共识对研究中西体育文化精神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实，文化精神和文化的概念内涵是一脉相承的，文化是一种“人化”或“属人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发展的种种成果的总和，而文化精神则是人类的文化活动或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所展现出来的，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和内在尺度。文化与文化精神的确切涵义难以界定，因为二者的关系是事物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对一个社会文化现象的探究，才能提炼出其中的文化精神［11］。简言之，文化精神是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历经传承积累而凝聚出的、共有的、成体系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此外，中西体育文化是中西两个地域的人们在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矛盾的产物。由于中西方文化受不同地理环境、社会生产和历史传统的影响，两种体育文化在解决同样的矛盾时，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倾向：中国体育文化倾向于矛盾的同一性，因而衍生出了光辉灿烂的“和谐文化”精神；而西方体育文化则注重于矛盾的斗争性，于是演绎成为颇具活力的“竞争文化”精神。

还需明确的是：中西体育文化分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国体育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化，西方体育文化则是典型的海洋文化，中西体育文化形成了迥异的精神内涵。中国体育文化是一种柔性文化，在“天人合一”儒家哲学思想的引导下，追求的是个体的修身养性，强调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体现的是一种现实的伦理精神。西方体育文化是一种刚性文化，在“天人相异”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召唤下，追求的是个性的张扬，是成功、胜利、荣誉等，注重的是社会的变化与进步，是一种超越的竞争精神。毋庸置疑，和谐与竞争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发展模式，和谐文化精神与竞争文化精神更是人类历史文化发展演变中积淀起来的两种优秀的文化精神。尽管二者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可是，在当代社会，通过深刻反思和对比，发现中西体育文化精神是互为一体的，犹如鸟之双翼、人之双臂，缺一不可。在和谐中讲究竞争，在竞争中追求和谐，这也许正是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最佳机制。中西体育文化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应该说是具有互补的功能［12］，中国体育文化精神缺乏的内涵正是西方体育文化精神；反之，西方体育文化精神缺乏的正是中国体育文化精神。为此，中西体育文化应该走“和合”发展之路，使各自的文化精神弥补对方的精神不足，为世界体育文化的和谐发展做出各自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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