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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作者精选(九篇)

红楼梦作者

第1篇:红楼梦作者范文

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

曹雪芹,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作者,关外祖籍辽宁铁岭,生于南京,约十三岁时迁回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顒之子。 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宁织造府亲历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生活。至雍正六年,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曹雪芹素性放达,爱好广泛,对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织补、工艺、饮食等均有所研究。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

(来源:文章屋网 )

第2篇:红楼梦作者范文

[关键词] 韩国;红楼梦;人物形象;语言艺术

Abstract:The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studies on [WTBX]A Dream of Red Mansion[WTBZ] in South Korea are mainly about the ambiguity, structure, narration, symbolism, character image, language etc., and have achieved prominent progress. More detailed studies are carried on in the aspects of character images and language arts.

Key words: South Korea; [WTBX]A Dream of Red Mansion[WTBZ]; character images; language arts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到《红楼梦》的价值,认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1],其对《红楼梦》的评价之高,是之前小说所没有的。韩国红学界在《红楼梦》思想艺术方面的探索,主要是在多义性、小说结构、小说的叙事方式、语言艺术美、情感艺术美和人物塑造等方面。下面分别就这些方面加以简要介绍和评论。

一、《红楼梦》的多义性

韩惠京《〈红楼梦〉中对多意研究状况考察》中提到,因为曹雪芹运用了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象征手法,所以猜想作家的真实意图很难。当时文字狱盛行,创作文学作品正面对社会进行批判可能很难,因而作者才用含蓄的方式来表现。作家自己已经体验过很大的煎熬,可以推测他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小心翼翼,不是直接地触动现实,而是运用有多样解释的象征手法,还经过了“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工作。小说的名称也有很多个,可知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十分艰难。《红楼梦》中到处安排暗示和多样的意味,比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扩张了情的意味还原到个人的情;用“真”和“假”的假托法让读者自然猜测背后可能有真实状况的存在,是种关联着作品意味体系的创作手法。这些原因造成小说刚出来就带着脂砚斋的批语,之后又出现了很多评点本。在《红楼梦》的考证、索隐等多种研究样相(情况)上,坚持了文学的独立性与文本的周边化倾向。这样的多义性的倾向使得文本具有多重阐释的可能。以后研究家们要努力找到文学的本来的整体性。

韩惠京分析了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的状况,从理论方面分析表明了《红楼梦》的多义性,阐明了小说具有多义性的原因。《红楼梦》中安排众多的暗示和多义,使得文本阐释具有多义性的可能。韩惠京的研究使我们可以得出《红楼梦》主题的多样化,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二、《红楼梦》的结构

韩国《红楼梦》结构方面的研究,有秦英燮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主线结构研究》、韩惠京论文《关于〈红楼梦〉的叙事结构考察——抄点化中心》和高旻喜《〈红楼梦〉构成状况研究》等。

高旻喜《〈红楼梦〉构成状况研究》提出,无论是在思想深度上,还是在艺术技巧上,《红楼梦》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最高峰。他强调分析小说结构是首先应考虑的问题。写出小说的构成原理与因果关系,是为了突出作品的主题和论旨,选择和排列众多的资料(以实际生活资料为主)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小说的基本结构。小说的结构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优劣和成败。

高旻喜看到了《红楼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方面的杰出成就,他强调了小说结构的重要性,小说构成对突出作品主题和论旨的意义,小说结构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优劣成败等,都是极为重要的观点。

三、《红楼梦》的叙事方式

关于这部分的研究有赵美媛的博士论文《〈红楼梦〉中出现的情的叙事化状况研究》、《〈红楼梦〉前五回中的叙事含义分析》和李治翰的论文《〈红楼梦〉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变革考察》。

赵美媛对《红楼梦》的叙事构成通过“情”的叙事化样相上进行分析,分析《红楼梦》中独特的美的特质和叙事的革新。现有的研究是在史实性的美学基础上进行详细的现实描写和反映,或者研究反封建性的侧面;赵美媛的论文着眼于《红楼梦》的主题与构成之间的密切关系的研究,相关地阐述明和明末以后中国的历史、文化的脉络,想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分析了小说构成的三大空间:幻想的空间是预示情的世界;现实的空间是展开情的世界;回归幻想的空间是崩溃情的世界。

李治翰在《〈红楼梦〉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变革考察》中,认为《红楼梦》打破了传统古典小说的叙事模式,产生了质的飞跃和创新。白话人情小说《红楼梦》试图摆脱说话体的叙事模式,经过新的形态叙事模式的变化,形成了个人化、个性化的感愤自叙的作品。观赏的对象不是听众,而是读者,或者是潜在读者。《红楼梦》不是依靠已有素材创作的小说,而是具有自叙传记特色的文人独创的作品。

赵美媛通过研究《红楼梦》的叙事,看到了其中的美的特质和叙事的革新,并分析了小说构成的三大空间。通过这些方面的阐述,可以看到赵美媛独特的见解,以及取得的重要成就。李治翰通过《〈红楼梦〉对传统叙事模式的改革考察》一文,看到了《红楼梦》在叙事模式方面的质的飞跃,是为读者或潜在读者而创作的文人独创作品,而不同于传统说话体小说,更不是世代累积型作品。这些都是具有相当价值的阐述,成就突出。

四、《红楼梦》的象征性

相关论文有高旻喜的《〈红楼梦〉中出现的暗示研究》,《〈红楼梦〉的浪漫性小考》,《〈红楼梦〉第五回设定的太虚幻境的意味》,《〈红楼梦〉中红楼与梦的意味》;李星的《〈红楼梦〉中出现的红的含义考》;韩惠京的《〈红楼梦〉的梦与象征性》,赵美媛的《〈红楼梦〉初5回的叙事含义分析》等。

《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很高,这已为读者和批评家所公认,但到现在为止,《红楼梦》的主题和包括枝叶问题等众多问题尚无定论,相互间的争论也是事实。高旻喜在《〈红楼梦〉中出现的暗示研究》中认为,研究作家通过暗示的方法如何传达小说的构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作家常常把小说里面设置了障碍和雾气,所以读者经常不理解作家的真实目的,但通过作家的暗示才能明白。当时时代背景是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时期,文字狱很严重。由于《红楼梦》是在对当时封建社会有批判见解和人道主义基础上写出来的小说,如果作家把批判和追求写得明白的话,是肯定不容于世的。所以曹雪芹不但要回避文字狱,而且要使作品容易传播,才使用了隐蔽的手法来创作。作家把《红楼梦》的大纲安排在前五回中暗示着叙述很适当,以后的事情是前五回的次第展开,引起读者的兴趣并诱导其深思,才创造了生动的艺术效果。前五回中可见:第一,暗示分布很均衡;第二,暗示内埋伏的每回的内容各个独立;第三,在第一回的暗示作用特别重要,是前五回中的序文;第四,起到复合的作用;第五,通过前五回的暗示能知道小说的主体和中心内容,主题是以现实批判的视角来暗示人生无常,中心内容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的暗示和贾府没落的暗示来分类,主要登场人物的命运的暗示从第六回以后展开。暗示的表现形态是:第一,从相异叙事主体来看,通过作家介入、启示者的设定和局外者的视角等写下来,变化多端;第二,表现手法上,适当插入以小示大、谐音字、真话假说、诗词曲赋等手法,不但有多视角的暗示内容,而且有良好的观感体验。高旻喜认为作家在小说里预设了众多的暗示,是预示红楼梦的悲剧结局。这种悲剧性是封建社会的情况下必然的归结。

韩惠京写的《〈红楼梦〉的梦与象征性》,认为《红楼梦》是以梦幻构图为中心轴展开内容的作品,是把一块石头在人世之间经历的事情写成一部小说。作家用石头的经历来表现一场梦幻的过程,才在小说总体的构成中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梦,且相互间紧密联系,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高旻喜通过分析《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并有文字狱的频繁发生,所以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运用了象征手法。高氏看到了前五回在小说中的重要作用,前五回中第一回又起到重要的象征作用,并且分析了《红楼梦》象征的具体表现手法。韩惠京则分析了梦幻在《红楼梦》中的重要作用。

五、《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崔溶澈的《〈红楼梦〉人物的命名艺术与意味分析》,提出曹雪芹是个语言的魔术师,他运用象征、比喻、对比等魔术艺术的手法,让人叹服。真正进入曹雪芹的艺术世界有几种方法,尤其是登场人物的名字和名字蕴涵的意味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在《红楼梦》里登场的人物大概700多名[2],其中有姓名的人约300多名。曹雪芹一是用传统的命名方式给他们命名,再就是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命名,从而使作品人物相当生动。主要人物的名字在作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并隐含着人物间的关系,作者安排他们的名字跟主体和内容结合起来了。

蔡禹锡在其博士论文《〈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形象研究》中认为,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是为爱情悲剧而设,王熙凤的命运与贾府浮沉相关。他分析了王熙凤的聪明幽默的性格,将其专制管理型管家跟民主管理型的贾探春相对照,以其对贾府上下的态度,对嫡庶的想法,重视人治跟聪明贤德的平儿对照等。小说中王熙凤主要为补天意识的形象,但描写是否定的,表示对补天的幻灭的感觉。《红楼梦》最伟大的艺术成就,是作家创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形象塑造把传统的平面人物发展到立体的人物加以描写了,深度地描写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继承发展了古代小说人物塑造的成就,使人物形象描摹的艺术水平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蔡禹锡的博士论文另有《〈红楼梦〉中尤三姐形象研究》、《〈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形象研究》、《〈红楼梦〉中贾探春的形象研究》、《〈红楼梦〉中关于人物描法试论》。其他相关研究有崔炳奎的《〈红楼梦〉人物理解》,《〈红楼梦〉感赏论》,《通过〈红楼梦〉人物看到人生的艺术》等。

六、《红楼梦》的语言艺术

崔炳奎在《〈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美探究》中认为,因为语言是文学的表现道具,所以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和第一要素。文学使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通过想象跟事物的形态反映现实的事件、自然景观和思维的过程,才创造了艺术的形象,给读者以深刻的影响。为了能产生这样的影响必须使小说语言具有形象性、准确性和生动性,才能使文学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加强。他认为文学表现的道具——语言,要使用日常生活中活的语言,因为只有用提炼过的口语才会有生活感、生动感和较强的表现力。中国文学的语言艺术比他种语言美的要素要丰富得多。在《红楼梦》中文学语言艺术格外突出,表现的生动性、准确性、趣味性方面,《红楼梦》中都具备了。

关于《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研究方面,李治翰有博士论文《〈红楼梦〉之文学言语研究》。他以在120回本《红楼梦》中的文学语言为研究对象,力图以体系化的方式,综合分析人物语言与叙述者语言的形式及功能。李治翰把他的论文分为三章:

第一章,《红楼梦》人物语言之一——人物对话研究。立足于“对话开始时的对话参与人数”和“对话结束时的对话参与人数”两个基本点,以及“对话断续”的重要因素,来区分《红楼梦》文本里的七种对话类型,分析、说明《红楼梦》文本里对话的发音形式及其功能。

第二章,《红楼梦》人物语言之二——独白与内心独白研究。独白时的情境首先将自言自听的独白分成“有人听”、“没人听”两种类型,并以逼真行为标准分为独白的“生活化”和“舞台化”两种表现方式。而没有说出来的,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的内心独白,按照叙述者的公开与否,分成“第一人称”、“第三人称”两种类型;二是使用方法按照是否连续使用分成“单独使用”、“连接使用”两种类型。论文通过准确的数据分析,说明《红楼梦》文本里独白与内心独白的使用情况,表现独白与内心独白在两个部分的不同特点。

第三章,《红楼梦》的叙述者与叙述者语言研究。叙述者语言在小说中是相对于人物语言来说的,由叙述者发出的语言。他注目《红楼梦》在叙述者与叙述方式上的转化,即“叙述者与作家分离”以及“叙述者多角度复合叙述”来分析具有复合功能的《红楼梦》的叙述者语言,以此证明它确实突破了中国小说的传统叙事模式。他还分析了《红楼梦》叙述者语言中的套语问题。

李治翰另有关于《红楼梦》语言研究的论文《〈红楼梦〉与北京试论》、《〈红楼梦〉中对话类型与发话形式》、《〈红楼梦〉中心理言语考察》等。在《〈红楼梦〉与北京试论》中,提到作家在第一回中:“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3]5是阐明了在小说创作上,不想蹈袭现有的因习。李治翰提出,虽然作家没有使用北京的地名,从第53回中贾府家人的举动来看,读者也能知道[3]724。《红楼梦》中,贾府在北京生活,小说是用北京方言写的,其中俗语使用多,起到很大的艺术作用。

李载胜写的《试论〈红楼梦〉中的俗语运用》中,认为使用多量的俗语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效果。他研究关于在《红楼梦》中作家使用俗语的状况。中国现有的俗语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形成的,这里反映了一般大众的生活经验,是有教训、有智慧的语言结晶体。曹雪芹写小说的时候费了许多的心血,花了很长时间,这特殊形式的俗语收集、整理、加工和整炼,产生了语言艺术的升华。李载胜将俗语使用的效果加以分类:第一是塑造人物,描写他们的性格很生动;第二用来在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描写;第三是起着内容的媒介作用;第四突出呈现作品的主题,还暗示内容开展。

韩国关于《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在结构、叙事、象征性、人物塑造和语言等方面广有研究,在各自的方面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作为世界红学的一部分,韩国将来的红学研究将会更加多样和更为光明。

[参考文献]

[1] 鲁 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307.

第3篇:红楼梦作者范文

《红楼梦》是中国历代以来唯一以一本书的研究,而建立起一门专门学问的作品,这就是大家所称的“红学”。进入“红学”圈子的人,上至高层官员,国学大家,著名作家,下至普通的研究者,人数之众多,可与西方的“莎士比亚学”相比美。特别令人困惑的是,不论政治权力如何变化,不论意识形态如何“操控”,《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不可撼动,不像其他作品那样在权力的更替和意识形态的变动中起起伏伏,可以说《红楼梦》是经典的“长青树”,这里究竟存在什么奥秘?

一 《红楼梦》的艺术品质与文学经典第一极

《红楼梦》作为中国十八世纪的一部古典小说,其后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首先是它的艺术品质非同寻常。它所描写的是当时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和一个爱情悲剧,题材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但他的描写、叙事和抒情,却带有高度的艺术印记。

《红楼梦》的艺术品质可以就以下四点来谈:

1、《红楼梦》艺术描写的重大突破。它把客观性的描写和主观性的描写艺术地融合在一起。《红楼梦》对生活的描写,就像生活本身那样原始、丰富、多样和复杂,可以说达到了浑然天成的地步。虽然大体而言《红楼梦》只写了一个大家族的生活,但涉及的生活面是很宽的。我们甚至于可以说,生活有多么辽阔,《红楼梦》描写的世界就有多么辽阔。问题还不完全在作者反映生活的辽阔上面,而更在对待生活的忠实把握上面。即作者尊重生活固有的逻辑去写,“尊重”笔下每一个人物自身的性格轨迹,不把他们当傀儡,不把自己的好恶强加到人物上面,随意进行褒贬,哪怕就是对贾政、王夫人、王熙凤作者也能很客观地加以对待,让他们说他们所说,做他们所做,充分写出了他们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论作者同情谁,厌恶谁,决不把自己的感情倾向表露出来。作者喜爱林黛玉、贾宝玉、晴雯、鸳鸯等,但他尽力把这种喜爱隐藏起来;作者厌恶贾母、贾赦、贾珍、贾琏、王熙凤、薛宝钗等,他也尽力把这种厌恶隐藏起来。诚如曹雪芹自己所说的:“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至失其真。”

《红楼梦》描写的客观性又不是“冷”的,它是“热”的。或者说它的描写又是最主观的,因为作者把自己对生活的诗情画意的审美体验,充分地艺术地渗透进对生活的描写中,形成了“冷眼深情”的艺术特征。或者说,作者通过对描写素材的进行了熔铸和提炼,加以审美化和诗化,似乎每一回都留下了曹雪芹诗人的体温,灌注了他的心血,让人感受到所描写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生气勃勃的,趣味盎然的,读者不能不为他的描写所感染和感动。诚如作者自己所云:“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字字是血”我们可以《红楼梦》中从字里行间体会出来。

最客观又是最主观,在《红楼梦》中形成了一个具有张力的冷眼深情般的艺术悖论,正是这艺术悖论,是《红楼梦》的生活世界既超越了客观的世界,又超越了主观的世界,真正寻找到艺术的世界。

2、“言情”小说模式的重大突破。中国古代描写爱情的小说很多,为什么这许多爱情小说都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筛选,《红楼梦》独能“脱颖而出”,二百多年来赢得无数读者的青睐,在文学史上获得崇高的地位,成为永远不被摧垮的文学经典呢?这里我觉得有三点是其他言情小说无法达到的:第一,《红楼梦》创造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我们注意到,此前的小说、戏剧和诗歌也有不少描写爱情的优美篇章。但是,其范式是这样的:“才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佳人”,或倒过来“佳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才子”,两人一见倾心,瞬间产生了感情,于是暗中传递消息,表达彼此爱慕之心。但他们的心思或行动终于被人发现,因为违反礼教而受到阻绕,“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彼此相思、痛苦,其状十分令人同情。最后必是“才子”科甲及第,一般是中了状元,皇上知道了事情原委,终于赐婚,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范式的写法构成了一个“文学社会”,如著名的《西厢记》、《牡丹亭》等,都属于这个“文学社会”,连朝鲜的《春香传》也无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比这些作品更差的言情作品。有清一代所产生的言情、人情世态、才子佳人小说很多,如《林兰香》、《金云翘传》、《女开科》、《平山冷燕》、《情梦拆》、《风流配》、《春柳莺》、《玉娇梨》、《好逑传》、《吴江雪》、《定情人》、《玉之玑》、《赛红丝》、《锦香亭》等等,这些作品都是这样或那样地重复这个范式,而落入窠臼,逐渐湮没无闻。在这个范式里面所演出的各种各样的小说的意义都是有限的。《红楼梦》则冲破了这个陈旧的“范式”,开创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贾宝玉与林黛玉则因经过长期的相互了解,并因都反对“仕途经济”而相互爱慕。可他们的爱情终因违背了封建礼教的规定而遭到封建卫道士的扼杀而失败,并酿成了悲剧。林黛玉死了,贾宝玉出家了。这个爱情“新范式”的要点是:男女主人公的相爱乃是由于共同的思想感情的基础,和相互之间长期的了解和爱慕,但由于反人性势力的压迫或由于无法避免的原因,最终造成了悲剧。这个新范式容纳了现代爱情悲剧的要素,因而具有现代意义。实际上,《红楼梦》的爱情新范式一经流行,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文学社会”就被拆解,而一个以《红楼梦》言情新范式的故事框架的“文学社会”就被确立起来。不论哪为作家,只要他写的是现代的爱情悲剧,就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加入《红楼梦》新范式的“文学社会”中。鲁迅的《伤逝》、张爱玲的《金锁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差不多都是《红楼梦》新范式的变异。可以肯定,我们今后还会有新的“爱情小说”,特别是爱情悲剧,不论如何创造,很难跳出《红楼梦》新范式的“窠臼”,真是写不完的《红楼梦》。

3、典型、意境和意象同时并现。一般的作品或者创造典型,或者营构意境,或者塑造意象。唯有《红楼梦》三者兼而有之。《红楼梦》创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许多典型,已经是十分可贵。但同样可贵的是,它还营造诗一般的意境.读者走进大观园,就会走进有情景交融所构成的或热烈或温馨或凄凉的或悲哀的意境中,让人体验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感,使人达到物我皆忘的境界。在《红楼梦》还有那奇怪的写满字的石头,有绛珠草,有贾宝玉生下来就挂在脖子上的玉,有“太虚幻境”,有“正册”、“副册”……这些象征意象,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其中的文化和哲学意味都耐人寻味,至今仍是未能解开之谜。典型属于“知”的领域,意境属于“情”的领域,意象属于“意”的领域,《红楼梦》是人的全部心理功能的全部展开,是人的智慧的结晶。

4、汉语白话的成熟形态。《红楼梦》所使用的语言是白话。它的白话是最纯净的,最典范的,最丰富的,最生动的,最具有表现力的。《红楼梦》之前,没有产生这样的白话;《红楼梦》之后,白话则因受东洋和西洋文化与语言的影响,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遭到各种“标准化”的影响,而遭到“污染”,失去了纯净的丰富的品质。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还有谁能超越曹雪芹用纯熟的白话写出新的小说来。

以上四点,是我对《红楼梦》艺术品质的看法,应该说多数人都这样那样地肯定过《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只有著名的“红学”家之一的胡适尽管拿《红楼梦》的考证来宣传他的研究方法,可他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缺乏认识的,甚至认为“《红楼梦》在思想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巧上比不上《海上花》(韩子云),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①这只能证明胡适并不十分懂文学或他持有文学偏见。他的这些说法与鲁迅等绝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反,因此他的观点无法掩盖《红楼梦》的艺术光辉。

文学经典有两极:一极是作品的艺术品质,即作品的艺术原创性、意义的丰富性、艺术描写的特点、艺术展现的辽阔空间和艺术语言的生动性等。只有高度的艺术品质所产生的艺术魅力,才能征服一代又一代的接受者。这才能保证作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冲刷而作为文学经典保留下来。一部艺术品质不高的作品,可能因一时的权力推崇和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而喧嚣一时而成为经典,一旦推崇它的权力和意识形态过去,那么它就必然要跌回非经典的地位。《红楼梦》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是因为它的艺术品质这一极是经得起严格的审美检验的。离开这艺术品质这一极,无论谁权力多大,鼓吹得多么卖力,都无法保证《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

二 “红学”与文学经典第二极

文学经典的成立不仅需要文本的艺术品质第一极,还需要“文本接受”这第二极。如同“接受美学”所阐明的那样,当一个文本未被阅读之前,还不能成为审美对象,文本的艺术品质再高,也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文本被读者阅读之后,其艺术世界被具体化之后,那么文本才构成审美对象,才真正成为作品。对于文学经典来说,它必须经过历代作者的持久的阅读、评论和研究,特别被一些具有权力的人、具有学者资格的人所评论和研究。《红楼梦》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就是它的艺术品质被众多读者所评论和研究,并非常幸运地形成了“红学”,从而使这第二极变得十分强大。因此考察几代“红学”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考察它们从哪个角度切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对于解开《红楼梦》的文学经典长青树之谜,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说起。《红楼梦》实际上围绕着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描写了一个大家族贾府由烈火烹油之盛到“落了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般衰败的过程。中国封建社会是由家族为单元的。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意味着,“家??国??天下”是一个链条,可以透过一个“家”看一个“国”,透过一个“家”与“国”再看一个“天下”。这样,曹雪芹的《红楼梦》由家族描写所展开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越了许多小说。从这一个意义上看,《红楼梦》历史地具体地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家族”,其意义的多义必然是多元的,说不尽的。人们必然可以从中解读出不同的东西来。诚如鲁迅所言:对于《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②

大家知道,乾隆年间,曹雪芹家道中落后,他在北京住了下来,化了十年时间,默默无闻写出了《红楼梦》前八十回,正如他自己所言“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乾隆56年(1791年),高鹗续成了120回本,并两度印刷。在冲破了封建统治阶级以“”为名最初的“焚书毁版”灾难之后,《红楼梦》开始盛行,遍及海内。当时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此后,有所谓“索引派”的“旧红学”的解释,有胡适、俞平伯的考证派的所谓“自叙传”观点“新红学”,有1954年受到支持的“革命红学”,还有更为激进的“”红学,有“”后的五花八门的新新红学,……,虽然对《红楼梦》的意义发生了争论,各种意识形态在这里角力,赋予《红楼梦》各不相同的意义,但它们都不能不说是这样或那样地抓住了《红楼梦》部分意义,而《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地位则不但始终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在争论中更更见灿烂和辉煌。各种意识形态都承认《红楼梦》是文学经典,都从《红楼梦》里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且都有其一定的理由和说服力。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说明了作品本身的辽阔意义空间,引来不同读者对文本的不同接受,这是《红楼梦》建构为文学经典的另一极。

那么,具体说来,各派“红学”都是如何来接受和阐释《红楼梦》的呢?这种阐释是否都是勉强的?他们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投射给《红楼梦》的时候,根据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看最早产生的“索引派”。“红学”中的索引派是把《红楼梦》中的本事与历史上某些实有的人物与事件相互比附。那么这种比附是否能从《红楼梦》的描写中找到它的道理呢?原来红学索引派的产生确有作品本身的某些原因。《红楼梦》第一回引作者的话说:“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这段话对于一般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毫无疑义。但对于研究《红楼梦》的人来说,其意义是巨大的。作品中的确有“甄士隐”和“贾雨村”两个线索人物,看来作者的确是把真事隐去了,用假语村言写出来了,那么作者隐去的“真事”是什么呢?这就不能不使人去推测而想揭示其真事。其中又有“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等忏悔的话,似乎用此书回忆一个曾经兴盛过的家族的往事。这样,就怪不得有人去猜测这是否是写清初一个大家族的兴衰过程。于是早期索引派的“明珠家事”说、“傅恒家事”说、“和坤家事”说、“张侯家事”说相继问世。这些索引派总是通过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的所谓“关合处”,使小说与历史构成某种“互文”关系。

“红学”索引派的文化蕴含在于古文章的一种风尚,即所谓“文人感事,隐语为多;君子忧时,变风将作”。就是说,文章做法有隐有显,隐是一层,显又是一层。隐为谜底,显为谜。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通过文章的隐语来暗指某人某事,已发泄心中的感情,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所以索引派对于《红楼梦》的“真事隐去”、“贾语村言”特别加以关注,并由此切入展开对《红楼梦》的影射对象的解读,是有一定根据的,是中国写作传统的一种延续,根本不为足怪。至于说到后期的索引派,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就更有另一重理由。那就是“排满”。蔡氏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持民主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义”。如“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即“红”字影“朱明”王朝;“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也;小说中之人都以生活中人为依据,并有象征的作用,如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渔者,传玉玺之义也,即指胤初。”③这种解读中已经隐含“反满”的意识形态,这对于“反满”、“反清王朝”的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自有他们的批评眼光,也与《红楼梦》所写的事件与细节有某些“暗合”。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胡适、俞平伯的曹雪芹“自叙”说,相对于索引派的“旧红学”,被称为“新红学”。他们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他们通过大量的曹雪芹家世的考证,力图说明《红楼梦》所写的人与事不过是曹雪芹自身的家世,是他的亲历亲闻亲见。应该说,这种“新红学”是有一定根据的。从大量的考证来看,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当时政府的重要官员,曾任“江宁织造”,很有权势也很富有,但后来获罪,最终被抄家,全家被勒令回北京。家族的这一由盛而衰的变故,对于少年的曹雪芹印象极深,体验极深,严重影响其日后的人生出路。 “新红学”从考证《红楼梦》作者的身世出发,得出结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④作者以“自然主义”之笔墨,展现了一个封建世家由盛及衰的过程。这应该是一种“洞见”,它揭开了《红楼梦》“写实”的精神⑤,揭开了作品所展现的艺术世界与作者亲历亲闻、切身体验的密切关系,认为可以从曹雪芹家事的考证中,获得了解《红楼梦》的钥匙,为《红楼梦》的研究开辟了新路。胡适和俞平伯的“自传”说与《红楼梦》所描写的场景大体契合,也就具有了相当的价值。当然,这种研究是具有“五四”时代的意识形态性的,即从“五四”的新精神,特别是“个性解放”出发,更多关怀个人的身世变化,而与“索引派”往往关心影射某个家族不同。

1954年在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的运动中,胡适和俞平伯的“新红学”遭到严厉的批判。而当时青年教师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观点则得到的支持。从今天的观点看,对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的批判并不恰当。“新红学”一派观点完全可以存在和继续发展。但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又不能否定以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李希凡、蓝翎的“红学”观点当然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含义的,那就是到了封建社会运转到了后期,封建贵族阶级已经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他们的没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从这种意识形态催化出来的“革命红学”,也自有合理之处,也贴近作品本身,也成为一种“洞见”。李希凡、蓝翎最早的评红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⑥写道:“红楼梦出现在满清帝国的乾隆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乾隆时代正是满清王朝行将衰落的前奏曲。在这一巨变中注定了封建官僚地主阶级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这恶兆首先是有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崩溃开始。曹雪芹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这时代的转变中崩溃了,使他不得不过着贫苦的生活。自然,作为在富贵荣华中生长起来的曹公子,在‘贫穷难耐的凄凉’的生活中,对‘当年笏满床’的盛世是不无惋惜怀念的。作者通过书中许多人物的对白,时常流露出追怀往昔的哀感,这正是作者世界观中的矛盾所在。像其他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一样,曹雪芹的同情虽然‘是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他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中已预感到本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他将这种预感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在红楼梦中。把封建官僚地主内部腐朽透顶的生活真实地暴露出来,表现出它必然崩溃的原因。作者用这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尽管这是一首挽歌,也丝毫未减低它的价值。”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引用这段话,是因为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革命红学”的基本观点:1、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论;2、阶级论;3、作者亲身体验论;4、挽歌论;5、现实主义论。应该说,“革命红学”的这些观点几乎统治了半个世纪,至今仍有它的价值,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这些观念尽管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的,但也是符合作品的实际的。从《红楼梦》具体感性的描写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的确可以感受到作者用一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的确可以感到作者的描绘是“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得来的,的确感到这是作者为自己所同情的阶级唱起了“一首挽歌”,的确可以感到作者整个描写是“现实主义”的。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关于作者亲身体验的观点,与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观点并无二致,实际上是把“新红学”的考证的结果原本地接受过来,这说明了“革命红学”与“新红学”之间的联系,而且是密切的联系。

从索引派的“旧红学”到“新红学”,再到“革命红学”,它们的意识形态的支持是完全不同的,“索引派”背后的封建社会写作文化传统,或者是“反满”的意识形态;“新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五四”时期所形成的启蒙主义思想,“革命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和唯物史观,但它们都支持《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都形成了对于《红楼梦》经典的“洞见”,都揭示出《红楼梦》所蕴含的某种意义。不同意识形态却都支持同一部文学经典,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首先,这三者都指向“一个家族的兴衰”,可见“家族的兴衰”对于中国社会历史面貌的一种缩影,具有广阔的意义空间,不同的观点都可以从“家族的兴衰”中作出不同的解读。当然,描写家族的兴衰的作品不止《红楼梦》一部,还有别的作品也写“家族的兴衰”,为什么就不能获得与《红楼梦》相同或相似的阅读效果呢?

当然,这与《红楼梦》的艺术品质相关,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是否辽阔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文本接受状况相关。文本接受的权威性、普及性很重要。像《红楼梦》接受的权威性和普及性,是任何作品无法比拟的。如索引派的存在,与乾隆的阅读参与有关。索引派中的“明珠家事”说,广为流传,据说与乾隆有关。据《能静居笔记》作者赵烈文回忆,他曾听说过:“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坤以呈上,然不知所止。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明珠家事也。’”⑦这条记载的可靠性如何,很难断定。但起码有此传说,则是无疑的。另外对《红楼梦》的阅读、评论是大家都知道的,以他领袖地位和在国内外的崇高的威望,他的正面阅读参与和文本接受,使《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更为稳固,也是在情理中的。“新红学”的创始人也非平凡之辈,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更令曹雪芹感到幸运的是,他的《红楼梦》获得普通百姓的欣赏,自一百二十回的程甲和程乙本印出来后,不胫而走,红楼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这就回答了为何以一个“家族的兴衰”的故事写的小说,而获得大家都认同为经典原因。由此也说明,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不完全都是负面的,不都是偏见,有时候倒构成一种研究的视野,而生发出对经典作品的一种真知灼见,那种认为意识形态只是一味“操控”的看法并不是完全妥当的。

三 《红楼梦》研究视野与文学经典化两极的连接

前面我们以《红楼梦》研究为个案,阐明了文学经典化的两极。但是“艺术品质”这一极与“文本接受”这一极不能连接的话,那么文学经典的建构仍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文学经典化这两极如何才能连接呢?这是一个必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们知道有不少作品艺术品质并不差,但因文本接受情况不好,而不能成为经典。反之,有些著作文本接受情况很好,却因艺术品质差,而难以成为经典。这里的问题关键仍然是作品本身的思想意义是否开阔,可供挖掘的东西是否深厚,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某部作品是否“说不尽”,总之仍然要“回到文本本身”。只要是作品的思想意义无限辽阔,可供人们挖掘的东西很多,那么虽有意识形态风暴和文化权力的横行,也可能出现作品的意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情形,而在“文学经典”里立稳脚跟。最典型的就是西方的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曹雪芹。如上所述,曹雪芹的《红楼梦》由于它所描写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极致,艺术表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所产生巨大张力等,因而是一部具有辽阔阐释空间的超越性的作品。它经得起不同意识形态的冲刷和解释,也经得起研究视角的探索与挖掘。换句话说,由于作品本身的艺术品质,它以多元的召唤结构,可以向各种研究视野敞开,从而形成文学经典化两极的对接。

“红学”流派除了上面所举的“旧红学”、“新红学”和“革命红学”之外,也许更重要的还有王国维开始的《红楼梦》批评,这种批评的视野和价值取向显出更为多样的形态,从这里也许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极”连接的桥梁。

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前述的索引派和考证派专从作品外部下功夫不同,它力图回到《红楼梦》自身的价值结构。王国维评论的视野是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曹雪芹乃中国18世纪作家,叔本华是德国19世纪哲学家,他们之间有何关系呢?曹雪芹的“色空”观念与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有和关系呢?但是王国维在熟读了《红楼梦》之后,在理解了叔本华之后,终于在生活与欲与痛苦三者为一的生命哲学,与《红楼梦》“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者,无不与痛苦相始终”的现实之间,实现了一次顺理成章的连接。

又如,夏志清的《〈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一文,也是着眼于《红楼梦》的内部的“爱”与“情”的层面。但《红楼梦》的中的“爱”与“情”会与基督教的教义有联系吗?当然一般人根本不会从这个视野去考察《红楼梦》。然而,夏志清的上述文章就是从基督教的教义的视野对《红楼梦》作出诠释。夏志清说:“《红楼梦》虽是一部言情小说,它最终关怀的‘圣爱’(agape)原胜于‘爱’eros,是怜悯与同情远胜于。”这种诠释对于《红楼梦》提出的“”的确可以对接起来。

我们来说说王蒙的“红学”研究。我们读王蒙的《红搂启示录》,觉得王蒙把《红楼梦》读活了。似乎他把红搂人物和事件看成是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同学、同行等,他似乎在评论《红楼梦》,又似乎在评论我们经历过的生活本身。为什么会这样呢?曹雪芹曾想到二百多年后,会有人这样来解读他的书吗?按照我的观察,王蒙是按照现实的人、人的生活来理解《红楼梦》的。在王蒙那里,生活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红楼梦》中去寻找答案。印象非常深的是,他曾写了对王夫人的分析,我读后,就觉得他是对照某个年生的人和事来写的。但王蒙否认这一点。他说他只是照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本来的样子分析王夫人。王蒙提问:“为什么《红楼梦》偏偏提供了歧义性?同是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怎么就没听说过被研究成‘密码’,‘缩微’,‘图是信息’?外国文学瑰宝多矣,怎么也没听说这种独特命运?”王蒙自己回答:“说来说去还是由于《红楼梦》相当全面、真实、丰富、准确、而又包罗万象地、规模宏大地反映了生活,反映了人。人们对《红楼梦》的兴趣就是对于世界、对于生活、对于人自身的兴趣。”⑧看来王蒙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也就是对于现实人生自身所存在问题的研究,他觉得红楼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角色。我们可以通过《红楼梦》种种人物来理解现实生活中的角色。王蒙的“红学”研究是通过人、生活本身在《红楼梦》文学经典两极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上面所举三例,研究的视野完全不同,但都可以“艺术品质”和“文本接受”两极实现连接。这就说明对于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两极,可能会因作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连接。我们不能肯定那种一概以外部的所谓权力作用、意识形态的“操控”的单一视野,来解释文学经典化问题。在文学经典化问题上,充分理解这两极及其连接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我们理应有更具说服力的精微的思考。

参考文献:

①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0页。

② 鲁迅:《〈绛洞花主〉小引》,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19页。

③ 蔡元培《石头记索引》中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上,第31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63年版。

④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⑤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红楼梦》“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见《鲁迅全集》第8卷,第1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⑥ 李希凡、蓝翎文章发表于《文史哲》1954年第9期,《文艺报》同年18期加以转载。

第4篇:红楼梦作者范文

     论文摘要:张爱玲与《红楼梦》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仅表现在了她对《红楼梦》本身的见解和研究上,在她的文学创作中,《红楼梦》的影响也是无所不在的。《红楼梦》是以女性世界为核心的文学创作。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的创造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

    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她自称其小说得益于《红楼梦》的为最多,《红楼梦》成就了张爱玲,而张爱玲回报《红楼梦》的,则是她的“红楼梦魔”。“千古之绝唱,旷世之才女”,才女绝唱十余年间完成《红楼梦》的考据与研究,这段书中的话这足以看出她与《红楼梦》之间的不解之缘。从儿时便接触红楼梦的张爱玲,十四五岁便开笔创写了《摩登红楼梦》。对于这本书的评价多少学者各持己见,暂且不谈,但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子便有了自己对于《红楼梦》这部古典文学巨著的独到见解,如今想来己经很是诧异了。更何况她自己曾说过,十二三岁时看《红楼梦》,看到八十回以下,只觉得“天日无光,百般无味!”对于《红楼梦》有着如此敏感的触角的人,除了张爱玲我实在想不到第二个了。而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这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仅表现在了她对《红楼梦》本身的见解和研究上,在她的文学创作中,《红楼梦》的的影响也是无所不在的。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最吸引我的应属她笔下的小说,所以我今天想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思想角度浅谈一下《红楼梦》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1创作核心

    《红楼梦》是以女性世界为核心的文学创作。而女性世界同样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核心。《红楼梦》中的女子形象数不胜数,从位高权重的贾母到身份卑微的丫鬓婆子,还有多如牛毛的太太小姐们。她们的形象各异,优劣不同,但正是这样不同的形象性格造就了一部引人人胜、美不胜收,让人目不暇接的鸿篇巨著。而对于这些女子细致人微的形象描写,让她们的性格特点与故事的情节紧密联系,使故事的 发展 环环相扣,这也正是整个小说的成功之处。与曹雪芹相比,张爱玲本身身为女性,她对女性世界了解的更是相当透彻的。她用细腻的文笔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她披露了女性世界的黑暗面,如写心理畸形的七巧、小寒,丧失人格的梁太太、流苏,无奈的红玫瑰、白玫瑰、碧落等等。这些女性形象的创造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的。张爱玲既写出了这些女子的喜慎哀怨,又深人的写出了女子们的内心活动以及她们的思考过程。从对女子形象的把握上来讲,张爱玲受到了《红楼梦》影响的同时也丝毫不逊色于《红楼梦》。她对于女性形象的内心把握甚至要比曹雪芹更胜一筹。可谓出之于蓝而青于蓝。

2创作重心

    无论是曹雪芹也好还是张爱玲也好,他们的思想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他们的创作重心都是重在情感的表达。曹雪芹的《红楼梦》,在阅读时能让人随之而喜随之而悲,归根结底的原因是为什么呢?我想是因为他注重了在故事情节中情感的表达。而这种情感的表达主要体现在了男女之间的感情上。小说中感情的表达我觉得正是曹雪芹本人情感的一种寄托。而正是因为这些投入的情感在小说中真实的呈现,使得小说有了深切的感染力。而张爱玲的创作重心同样是情。我想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情的表达一方面来源于她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经历以及她的家庭背景等原因,这使得她需要在小说中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情。另一方面,这样的女子从小便阅读《红楼梦》而曹雪芹在小说中对于情感的流露与表达对于张爱玲小说的创作同样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这是不可忽视的。

3创作风格

    曹雪芹的《红楼梦》无疑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是过于大胆的,不被当时的 政治 社会所接受,被列为禁书。但也正是因为他这样大胆的创作,使得《红楼梦》取得了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成功。而对于张爱玲的创作风格曾见过这样的评价“强烈的残酷”和“无奈的苍凉”。乍一看,似乎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没有什么联系。但细想起来,这样大胆的创作又与当时的《红楼梦》有着殊途同归之感。四十年代的张爱玲清晰的看到了封建文化的腐朽,并用自己犀利的文笔毫不留情的将其揭露出来。对于这样的创作在当时我想也应该说是十分大胆的,她把她对社会的认识都倾注在其笔下。张爱玲在1943年和次年的创作一下子风靡了上海文坛,之后又悄悄的隐匿,好象是熄灭了一般,可她带来的文学上特殊的风格却至今不衰。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说《红楼梦》成就了张爱玲的原因。

4创作视角

第5篇:红楼梦作者范文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陈维昭《红学通史》)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1.1 索隐派

1.1.1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1.1.2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1.1.3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1.1.4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1.1.5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1.2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1.3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1.3.1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1.3.2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的女儿。曹家与胤?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著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著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妇??杈持?婷睿?富爸??赖取2淮酥?瘢??锌贾ぃ?岜局鹉??嫖锷ブ荆?诩和嚼停?谌讼室妗!狈肫溆瓜壬?裁魅分赋觯骸鞍选逗炻ッ巍纷魑?徊烤哂蟹岣坏乃枷肽诤?蜕缁崮诤?奈难ё髌沸∷道囱芯浚???皇前阉?弊觥?骞?厥贰?颉?沼锎笕???难Ь褪俏难А!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3] 李长之,李辰冬.《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第6篇:红楼梦作者范文

1《红楼梦》中预言叙事手法的运用

在《红楼梦》中,使用传统预言叙事手法的部分有很多,笔者就其主要的几个代表部分阐述如下:

1.1《红楼梦》在开篇运用两个神话故事来预言

宝黛爱情的悲剧。《红楼梦》开卷就给我们讲述了两个神话故事:一个是青埂峰下无材补天的顽石因听到一僧一道谈论红尘中荣华富贵,而动了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顽石在尘世历劫之后便返回青埂峰记下了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另一个是西方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为报答神瑛侍者的甘露灌溉之恩,随其下凡造历幻缘,以泪水偿还其甘露的故事。从这两个神话故事,我们就可知,顽石即指代贾宝玉,并有贾宝玉佩戴的通灵宝玉为此暗喻,而绛珠仙草和神瑛侍者则分指林黛玉与贾宝玉,而小说后面的描述也即是如此,林黛玉最后亦是在听闻贾宝玉与薛宝钗成婚的消息中痛哭而香消玉殒,这也算是用泪水来偿还爱情了。而从这种预言型叙事方式中,我们也就对于曹雪芹的写作意图有很明显的认识了,那就是以宝黛恋情悲剧为主线来描写一个封建大家族的兴亡史。

1.2《红楼梦》运用了大量了诗词来进行预言叙事

《红楼梦》演绎的是宝、黛、钗的爱情和婚姻故事,对这一故事的悲剧结局,作者在开卷第一回就反复作了暗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它暗示读者,《红楼梦》写的是一把辛酸泪,即这一故事的结局是悲剧。其他还有在红学界研究比较热的甄士隐的《好了歌》以及第五回以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上的图画、判词和红楼梦曲子,互为补充,预示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命运、性格与结局,还有之后黛玉、宝钗等人所做的诗词来对人物性格、命运、结局进行预示。

1.3 用梦境、谜语、谐音等手法了进行预言

叙事也是《红楼梦》之前小说叙事的一种传统。以下仅以)语为例来对此进行说明。以谶语作为预叙的一种方法在《红楼梦》之前的小说运用甚广。如唐传奇《裴航》中,樊夫人赠给裴航的诗: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便属于此类预叙。又如《水浒传》第五回中写鲁智深离开五台山时,长老送他四句偈言: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这里就隐含了对鲁智深结局的一种预叙。因此,这种预言叙事方式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传统,并非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独创,应该是曹雪芹对于传统的一种沿袭。

2 继承预言型叙事手法的原因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之所以会出现《红楼梦》这座艺术高峰,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受到前人小说、戏剧或者诗词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了。学术界关于论述曹雪芹受诸如《西厢记》、《长生殿》、《桃花扇》、《金瓶梅》、《聊斋志异》等小说戏剧的影响的文章也是俯拾即是。但这些论文大部分的关注点并没有放置在这种叙事方式上,而是从内容写人的笔法以及情节安排等上面。

其次,明清章回体小说是从宋元以来话本小说发展而来的。话本小说则是唐传奇发展的一种结果。唐传奇出现之初一般是以故事情节的复杂及生动为吸引读者的手段,所以是很忌讳先告诉读者故事的结局,也同样忌讳预先告诉读者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的命运和结局,目的是留有悬念,所以他们往往在故事开头是不会透露剧情的,而是步步推进剧情,以达到步步惊心的效果。但唐传奇发展到成熟以及后期,则改变了这种方式,因为很多的经典唐传奇作品的选材,本来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民间故事或传说,而作者也由早期的说书人变成了文人创作。所以他们往往就不再忌讳提前告诉读者故事的结局了。如元稹的《崔莺莺传》及其他如《霍小玉传》、《补江总白猿传》、《非烟传》等。这些传奇小说往往在小说开头就会概述一番,或引用诗词,或引用民间谚语。而宋元话本小说则更是将这种传统沿袭了下来,并且还广泛的运用到小说当中。从前面所举三言二拍中的例证就可得知。学术界曾有对于章回体小说始祖《水浒传》及《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有过很大的争议,其中有一种说法还是很受现在学术界推崇的,即小说的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而小说则是一个一个故事拼接而成。对于群体创作或者小说的拼接而言,一般在小说的前面就会出现了如同故事梗概性质的预言叙事。而同样对于《红楼梦》来说,也是存在拼接而成的可能性。

第7篇:红楼梦作者范文

四大名著中,主席最喜爱的应该是曹雪芹所著的《t楼梦》了,1964年他在北戴河与几位文哲工作者的座谈中,提到《红楼梦》,他说他最少看了五遍。而1964年以后,据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他又至少10次以上向身边工作人员索要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对这部中国最优秀的古典小说的每一个情节、每一个人物,可谓是了如指掌,信手拈来。

在井冈山时期,一次他和妻子贺子珍讨论到《红楼梦》,贺说《红楼梦》里全是情情爱爱,软绵绵的没意思,立即反驳说你这个评论不公正,这是一本好书,《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

建国后在访苏的时候,还用林黛玉说的一句名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让林妹妹这句经典名言广为流传。

1961年12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中,说《红楼梦》是尊重女性的,说贾宝玉是同情被压迫的丫环的。

在1965年对他的表孙女王海容说过:“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1981年薄一波也曾写过这样一段回忆:“同志对《红楼梦》有浓厚的兴趣,讲过这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多次要大家读,说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你要不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

四大名著中,对《红楼梦》评价最高,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是这样说的: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很明显,认为《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峰。

【编后语】

第8篇:红楼梦作者范文

关键词:《红楼梦》 影视剧改编 红楼选秀

古代白话小说的源头之一是宋元说话艺术,其内容带有很大的大众娱乐成分。当说话底本经过文人加工而渐趋高雅化后,离民间的趣味渐渐有了一段距离。

《红楼梦》由诞生到发展所形成的总体风格,是小说远离大众欣赏趣味的一个典型代表。关于经典的文人小说通俗化的发展由此可见一斑。

就《红楼梦》而言,小说文本向图像的转化过程,也为《红楼梦》的通俗化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途径。这种图像,孙逊认为,大致可以分为静态图像和动态图像两种。前者指大量的《红楼梦》绣像、图咏等,而后者指的是从最初的舞台剧,逐步演变为电影的形式,再发展到电视剧《红楼梦》。据笔者统计,从《黛玉葬花》至今,已有八十四年,经改编的《红楼梦》影视剧至少有23部。影视剧,其借助于现代声、光、电等技术手段塑造出的视听觉形象,对观众接受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既扩大了《红楼梦》对普通观众产生的影响,同时,也改变了观众对于《红楼梦》这样的名著的接受方式。观众的接受趣味,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红楼梦》的改编产生了一种互动的作用。

一、传播方式的改变

影视相比小说有着不同的传播方式。影视塑造的艺术形象,具有强烈的亲和力,实现了《红楼梦》更加广泛、更加大众、更加便利的传播。《红楼梦》的文字虽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绘声绘色地塑造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但这种描绘,对于具体形象来说,毕竟是间接的。要把文字描绘的间接形象转换成一个生动可感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读者对文字有充分的敏感性,并且在敏锐感受文字的同时,也要调动起自己的想象,把文字形象的间接性转换到一个似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世界里。所以,阅读文学作品,特别是阅读像《红楼梦》这样的文学作品,也是对读者阅读能力的一种考验。而影视作品则不然。文字的那种形象间接性,通过演员的演绎、声像的特殊处理,成为观众直接可以接受的形象。观众不需要具备那种对文字的敏锐感觉,也不需要充分调动起想象,把文字暗示出的形象召唤出来。因为那些形象已经直接呈现到观众的眼前和耳旁。此时,观众完全是处在被动的位置,而形象思维也几乎处在休眠的状态,只是静静接受影视带给观众的一切形象。拍摄的技术越先进、演出越精彩,观众接受的被动性也就越强。而且,也正是由于影视塑造的形象是直接的、一览无余的。所以,文字的那种含蓄性被抹去了,含义复杂的广阔性也被狭窄化了。小说本来的深度不可避免地走向浅显,这虽然有利于观众的迅速理解,但是,也同样造成了观众接受的一种惰性。比起小说来,其对观众理解水平的要求显然大大降低了。

我们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才把影视改编视为《红楼梦》的一种通俗化。

而受众选择读小说还是看影视剧来接近《红楼梦》,既能说明受众的欣赏趣味,也能说明其理解水平。在我所进行的一项关于收视习惯的调查中,32.5%的人选择边看电视剧边看原著,17.5%的人认为看了电视剧不会去看原著,而更多被调查的人愿意选择影像观赏为主的接受方式来接近这本经典小说。结合当下“快速阅读”、“简略阅读”之风的盛行,受众越来越倾向于便捷、容易地来获取信息。对于《红楼梦》,更多人倾向视听觉形象而疏远文字不足为怪。但是,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读者的接受方式越来越被动,其理解力越来越降低,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红楼梦》的影视改编一方面扩大了《红楼梦》的影响,另一方面却让受众的接受越来越趋于被动,接受能力越来越降低,甚至让受众觉得已经没有必要进一步阅读小说原著了。

二、编导、演员与观众的认可度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是文学阅读中非常活跃的角色,尽管绝大部分作者都有自己明确的写作意图。但是,读者是实现文本意义的最后一环。对于人物的理解以及小说的解读都会各人有各人的观点。编导对于《红楼梦》作品,当然也是有各自的理解。他们一方面是读者,另一方面先于观众,成为《红楼梦》影视作品的再创造者。所以,他们的再创造还需要观众,来完成意义实现的最后一环。

越剧《红楼梦》电影、87版电视剧《红楼梦》、89版电影《红楼梦》以及新版《红楼梦》,这四部作品的编剧有着不同的创作意图。越剧《红楼梦》电影编剧徐进将视线集中在“宝黛爱情”上,以原有的舞台戏曲作为情节底本,基于电影语言的需要,增加了许多独白,但在审美趣味上,还是贴近传统戏曲为多,赢得了爱好戏曲的人们的深深喜爱。87版电视剧《红楼梦》编剧之一的周雷则将视线投射到“贾府兴衰”,这在他对角色的判断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吉林日报》的一次访问中讲道:我觉得林黛玉这个角色在老版本里不是非常理想。大家认为林黛玉是《红楼梦》第一女主角,其实剧中戏份最多的是王熙凤,这个角色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电视剧中的王熙凤,戏份突出,其勾连贾府兴衰这条线索也更为明显。而演员邓婕的表演也相当到位,从而得到了观众的认可。89版电影编剧谢逢松将其定位在“诗意”,甚至在一些细节处理上,也要求耐人寻味,要显示他的独到理解。如《走访电影编剧――谢逢松纪要》 中写到他的看法:“贾母请吃饭,这里表面上看着是吃饭,黛玉吃得少,实际上吃饭却反映了每个人物性格。在庆元宵时,宝玉喝酒,黛玉又给他斟,大家劝阻,宝玉硬喝……这场戏实际上是向旧礼教挑战。现红学界却无人理解这点。”可惜的是,艺术化电影的立意,虽然得到一些圈内人的好评,但普通观众并不十分认可,而将主题定位在揭示贾府复杂的社会矛盾,也使许多观众觉得不够引人入胜。在笔者对文化层次相对较低、50岁左右的年龄人群进行调查时发现,只有7.5%的人喜欢看89版电影。而相对来说最为通俗的越剧红楼梦电影,喜欢的比例则高达70%。另外,对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喜欢87版电视剧的也高于89版电影13个百分点。从而说明,89版编导的再创造,并没有在普通观众中产生相应的共鸣。新版《红楼梦》编剧黄亚洲则力图在旧版《红楼梦》外创新,从情节的设计上更突出后四十回的部分,将“太虚幻境”与“风月宝鉴”分别展开。另外在角色上更加强调了秦可卿预言者的分量。然而,在实际播映中,新版《红楼梦》并未受到观众的欢迎。

除了编剧再创造、需要得到观众的认可外,演员的演绎对影视剧的成败也至关重要。在大量的《红楼梦》影视剧当中,以表现“宝黛爱情”主线的为最多,这亦符合一般观众对《红楼梦》接受的基本定位。因此,林黛玉、贾宝玉这两个人物得到了最多观众的喜爱。在调查中,我们发现,50%的观众选择林黛玉为《红楼梦》中最喜欢的人物,比第二位的袭人高出了三十二个百分点。影视剧演员的形象、气质以及表演,也影响了观众对于人物的理解。87版电视剧中,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一角,从眉目乃至身段都较符合观众对于人物的想象,尽管演出稚嫩,甚至在编剧周雷看来,“不是最满意”,但是在普通观众眼里,得到最多肯定的还是她。在“你认为哪个版本的黛玉最经典”的调查中,50岁左右的人群有35%选择了陈晓旭扮演的87版电视剧中的黛玉形象,在校大学生更是有65%的人选择了她。陈晓旭不幸去世后,作为较具网络影响力的百度贴吧,她的总贴数达到了16万条之多。这里仅举其中名为“反对重拍,支持晓旭,亿万国人签名”一贴为例:坚决反对重拍红楼梦,永远支持我们的晓旭。百度陈晓旭在其去世后发帖数日,跟帖数达到了三万多。参与演出的演员已经成功塑造了这个形象,使得观众对于这个人物的认识趋于定型,其深入人心的程度,也令其他演员很难替代。

越剧《红楼梦》林黛玉的扮演者王文娟作为曾经影响了几代人的戏曲表演艺术家,也同样具有独特的偶像气质。出色的唱腔以及秀丽的外形,让舞台以及银幕上的她魅力十足,她所创造的王派风格拥有众多“粉丝”追捧。调查的结果是,50岁年龄中有57.5%选择了该版本的林黛玉。对于喜欢越剧的江浙观众,她的名字也同“林妹妹”三个字联系在了一起。前不久,她在年近八旬的年龄还举办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王文娟艺术回顾展”,演出场场爆满。观众对演员的认可度,甚至超越了时间的界限,即便让一个老态龙钟的人来饰演十余岁的林妹妹,也没有让观众感到有什么不自然。

当然也有因为选择演员的不恰当,而制约了观众对于影片的接受。在前一章,89版《红楼梦》电影在选择角色的问题上则受到不少非议。这种非议,也可以从对普通观众的调查中得到证实。以刘晓庆饰演的王熙凤为例,在百度凤姐贴吧中一项关于“刘晓庆版凤姐PK邓婕版凤姐你更喜欢谁” 的调查中,共有51人发表了评论,其中48人认为邓婕演得好,占96%。刘晓庆演技差、形象年龄不符等原因,使得89版电影凤姐的接受程度要比87版电视低很多。平心而论,在中国演员中,刘晓庆的演技还算比较好的,20世纪80年代更被称为“刘晓庆时代”。只不过她对凤姐的角色体会不够,而在接拍该片时已经以电影《小花》、《芙蓉镇》等家喻户晓,角色的定势效应,使得观众更容易接受她农村妇女的质朴形象,而与王熙凤得体端庄却泼辣直率的气质有所出入。而她要改变观众心中的定势形象的努力,反导致她演得处处过火,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这也说明,观众与演员的那种潜在的互动性,对于影视剧的再创造,会产生一种微妙的影响。

新版《红楼梦》的演员通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选秀而来,抛开电视剧中的各个技术环节都属上乘、摄影、造型、音响等等,其最受到争议之一的也就是演员的表演。《红楼梦》又被观众称为“红雷梦”。

三、选秀:未拍先热的全新模式

观众与影视剧的互动活动,在近年来达到了高潮。2006年8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一场名为“红楼梦中人”的大型选秀活动拉开序幕。历经10个月的选拔,报名人数超过43万人之多,浩浩荡荡,影响遍及中国各大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又将“《红楼梦》影视剧改编”问题推到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尽管通过银屏上的收视,观众与影视也能产生一定的互动,但是隔了一层屏幕,这种互动是潜在的、间接的,更无法形成一种现场的热烈气氛。而选秀活动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憾。其实,现场的、全民的、更大众化的选秀,作为草根文化的产物,在2000年左右已经盛行。“超级女声”、“加油好男儿”这类选秀节目如雨后春笋般活跃在电视台、各大城市的秀场,成为一种集体性的娱乐活动。

“红楼梦中人”以选秀的形式,请到了众多红学界专家以及87版电视剧的编剧如周岭等,让一般百姓参与到对《红楼梦》影视改编演员的选拔与被选拔中。此类活动采用的是两种途径:一是观众可以通过网络票选、短信票选等方式,直接对可能参与新版《红楼梦》电视剧演出的人进行筛选比较。二是观众可以直接参与选秀,甚至有可能成为主要人物的扮演者,一圆普通人的明星梦。这种刺激性以及强大的影响力,无疑打开了传播方式的新途径,改变了观众主要是静坐阅读、从书本中汲取内容的接受方式,甚至也改变了从已完成的影视剧中获得图像声音的直观欣赏模式,而以一种开放性、一种召唤结构让受众直接介入作品本身,参与到影视改编的再创造中。但选秀的结果却不了了之,弃用选秀冠军黛玉组冠军李旭丹,一再更改宝钗组冠军姚笛的角色等,也让它蒙上人为炒作的嫌疑。总导演李少红尽管很理解“红楼梦中人”选手们一路坚持下来的艰辛,并圈定了多达70位的“红楼梦中人”选手,希望他们经过培训后,能在剧中露脸,但选秀选手毕竟“是选手而不是演员”。

选秀与选拔不同,从字面来看,前者更倾向于“秀”,而后者更在乎“拔”,即挑选。“红楼梦中人”选秀,就是一场大型的演出,组织者似乎更看重过程,而不在乎结果。当选秀结束后,便是演出大幕闭上的时候。不管怎么说,这场更接近于全民运动的造势和宣传,也确实给重拍《红楼梦》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种未拍先热的效果,也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似乎可以给未来的高收视率做出一定的保证。

但把中国文学史上一部最具悲剧意义的作品折腾成如此一场闹剧,其产生的消极意义也不容低估。而且,普通观众对于这场闹剧式的重拍,也未必像有些人预计中那样乐观。在关于“《红楼梦》重拍”的调查中,对重拍新版《红楼梦》的意义,38%的人对于重拍的结果持观望态度,33%的人对于通过选秀参与演出的选手并不信任,甚至对现在演员的整体水平都不认可,认为重拍不会成功。而对于最引人关注的“黛玉之争”,53.75%的人认为新黛玉不可能超过以往经典黛玉的形象。尽管选秀来势汹汹,然而仍未能动摇之前作品对于观众接受的影响,我们注意到,有48.25%的人觉得这是一场商业炒作行为,而对借选秀来推动《红楼梦》的再改编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厌恶。

基金项目:本课题受到上海高校选拔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资助,项目编号为dsd1006

注释

① 孙逊.图像传播:经典文学向大众文化的辐射[N].光明日报,2004-5.

② 龚宝华.吉林日报,2008-4-22.

③ 梅玫.走访电影《红楼梦编剧》――谢逢松纪要[J].红楼,1988(4):78.

④ 百度王熙凤贴吧:刘晓庆版凤姐PK邓婕版凤姐你更喜欢谁.

参考文献

[1] 孙逊.图像传播:经典文学向大众文化的辐射[N].光明日报,2004-5.

[2] 龚宝华.吉林日报,2008-4-22.

第9篇:红楼梦作者范文

关键词:红楼梦 价值 评价

“开篇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在我看来,这句诗便是对红楼梦的最好评价,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在中国可谓是无人不知,从古至今更是有无数人称赞过这一本无比精致而又庞大的小说。要说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红楼梦》,还要从这本小说所具有的价值说起。

一.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

首先,《红楼梦》是一部将神话与现世高度融合的章回体小说。小说中将宁、荣二府的故事与太虚幻境以及癞头和尚等情节多次穿插,给读者带来了虚实结合,玄幻奇妙的独特阅读体验。此外,小说的情节更是生动曲折,让读者欲罢不能。这样的写作方式及特点,在当时的文坛绝对是头一份,就算在现在也是极少的小说可以做到的。

二.极高的史料价值

其次,《红楼梦》更是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就曾这样评价过红楼梦:“《红楼梦》不仅要当做小说看,而且要当做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历史”。虽然我们在《红楼梦》不能找到真实的朝代特征,然而,正是这关于朝代的不确定性,使得《红楼梦》的历史价值更加凸显出来。要知道,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的时代,正是中国处在盛行文字狱的封建年代,如果不是作者在创作时模糊了小说的朝代,我们又怎么能在今天看到它其中丰富的历史资料呢?《红楼梦》里涉及的有许多类的历史,在美食、诗书、器乐乃至建筑等多方面都有很详尽的内容与知识,这其中就有许多是多年来已经被时代逐渐遗忘的珍贵历史文化,因此,读《红楼梦》对我们了解这些方面的珍贵历史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三.超前的价值诉求

然而,《红楼梦》的价值还远不止如此,书中更是充满了对现实社会包括宫廷及官场的黑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庭的腐朽,封建的科举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统治思想即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社会道德观念的深刻批判,并且提出了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这些理想和主张正是当时正在滋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因素的曲折反映。曹雪芹对于社会腐败的大胆控诉以及对于等级制度的全面否认是多么的坚决而珍贵,这在当时的社会绝对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些前卫的思想所具有的价值更是无法估量的。

四.女权主义视角

最后,还要提一下《红楼梦》中曹雪芹提出的关于女权主义的价值。在当时社会,女性绝对是属于被压迫的人群。而在《红楼梦》这部小说中,女权主义却被很好的体现了出来。首先,小说中的主人公宝玉便是一位“女儿洁净论”的守护者,他把男人都看为浊物,认为只有女孩才可称得上“洁净”。而贾母更是家中的长辈更是家中的主心骨,这一点也体现了曹雪芹对于女权主义的倾向。小说中的王熙凤更不必说,她虽然是一介女流,但是能力却颇高,整个荣国府上上下下无不惧怕她,这更是作者重视女性的体现。

通过以上几点,我们不得不说,《红楼梦》成为我国的四大名著可谓是名至实归,而我们读这部小说的理由也就显而易见了。这部小说不仅仅在文学方面有着极大的成就,影响了我国几百年的文学创作,在历史与文化方面更是举足轻重,为我国的许多传统文化增添的灿烂的光辉。

因此,今天我们一定要读《红楼梦》,为的就是到这部永恒的经典之中去感受文字之美,沉浸于书中的文化历史之中,更要吸取到作者早在几百年前就为我们留下的藏在书中的精神与他对人生的感悟。这便是《红楼梦》最伟大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吴艳春,《浅述红楼梦的悲剧美》,《经济技术协作信息》,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