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全文翻译精选(九篇)

第1篇：论语全文翻译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基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翻译所面临的挑战和任务，从译者的译材选取和具体翻译策略的采取，以及翻译理论研究建设两个方面，分别提出了要坚持以民族性特征为指导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主张建立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的翻译理论。从本国语言文化特征出发并不意味着拒绝外来翻译策略和理论，而意味着将我国及外来优秀成果结合，使之成为中国翻译发展的新动力。

全球化是一种超越国界与国家主权的，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展现的沟通与联系，交流与互动的趋势。虽然全球化进程在经济和市场领域中尤其明显，但是它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和社会系统、社会制度，以及价值标准，甚至是个人的日常生活等。信息与文化全球化趋势以经济全球化为前提和依托，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由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和整合而成。而在信息与文化全球化时代，各国各民族通过世界性的交流，打破了各自的狭隘界限而走向开放和多元。

作为国际问理解的钥匙，翻译是和全球化时代紧紧相连的，两者相互作用相互推进。一方面，全球化进程无疑大大的推动和促进着翻译的发展，为翻译理论的提升和翻译实践的加强提供了有利环境和动力；而另一方面，全球化需要翻译，只有借助于翻译这个促进社会进步和交流的必要手段，一国的先进技术和成果才能得以被引进和介绍到国外，全球化进程才得以展开和进行。而且，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通过积极翻译介绍本国文化于世界从而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同时，也通过积极翻译介绍外来文化于本国而丰富和推动了本土文化的发展，从而间接为全球化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全球化又给翻译带来了理论上扩充深化，实践上熟习进步的契机，甚至可能是一次和我国历史上j次翻译高潮并举的“新的翻译高潮”，“它无论是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无法比拟的”(李占喜2001)。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翻译，不译则亡，在信息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同翻译所处的形势值得关注。作为一种介绍媒体，它面临着西方理论和思潮的涌人，该如何翻译外来文化和理论成果，该采用何种翻译理论来丰富翻译理论及指导翻译实践，这都是应该思考的问题；而翻译其本身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又面临着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矛盾，面临着翻译理论的全球化，面临着普遍性和差异性的选择处理问题。在这个全球化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作为翻译工作者应该有强烈的使命感，不仅在实践中要充分发挥翻译在信息交流方面的桥梁沟通作用，而且面对翻译形势的变化，在翻译取材和具体的翻译策略实施上，都要立足于中国语言文化的民族性，重视民族性特征；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要在积极参与理论交流，力争为世界翻译理论学研究做出贡献的基础上，极力丰富和发展中国翻泽理论，推进译论民族性的发展。

l从翻译策略的采取上看

翻译策略一直是翻译研究领域内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少经验丰富的译家和译学研究者对译者的作用、地位、职能以及译者应该采取的策略等表达了自己的见解，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奈达认为，一个理想的译者不仅必须熟悉原语和精通译语．具备语言表达的才华和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必须充分了解所译题材．还必须具备“移情”本领，能体会原作者的意图，尽力模仿原作者而不要试图超越原作者(谭载喜。1999：237)。程永生(2001)翻译过程视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交际，交际的参与者是交际的主体，交际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译者作为翻译交际的中心人物，不仅涉及到与读者或是作者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译法，还涉及到是否与作者共专业，以及为什么样的读者服务的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文化的渗透性和干扰性表现得尤其明显，反映在译者的翻译策略上，是音译还是意译，是归化还是异化，是保留外语说法还是译成汉语说法等等，就都是译者面临的难题。而外国文化也可能形成对本国文化的干扰而对译者造成双语转换的障碍。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混杂语”(pidgin)，“洋泾浜”英语就是混杂语的一种。另外，在意识流影响下的“朦胧诗”也往往很难翻译。而在今天，随着全球化的逐步发展，它对语言和语言使用及演化的影响越米越受到关注。会不会有一种语言成为全球语?如果有，又会是哪一种语言?如果有这样一个全球的语言发展趋势，那翻译的前景如何?在marysnel1．hornby的著作《翻泽研究：综合方法》ftranslationstudies：anintegratedapproach)中，她提出了将翻泽活动置于多语和多文化交际的语境下研究的方法，还分析了近期的潮流，特别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给国际交流和翻译的影响，也讨论了对翻泽者作的影响及结果。她说明到，所有全球化带来的国际交流及文化与语言角色发展都深刻的影响到翻译及职业译者的工作。marysnell—hornby还阐述了在四种虽各不相同但现时真实存在的翻泽任务基础上，译者所面临及所受到困扰的多项任务。这些任务包括翻泽南“闽际英语”(internationalenglish)’~成的原文．翻译“文化混杂性文本”(1iteraryhybridtext)，以及说明和对待不同类别的特别文化材料(说明手册，广告传单)。就象snell—hornby所指的那样，由“同际英语”写作成的原文文本首先会给翻译者带来理解的问题，还可能会需要译者对其进行编辑加：。而另一·方面，文化混杂性文本带给译者的又是不同的问题。gunillaanderman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在翻泽此类文本时，翻译者必须清楚明确的认识到，英语的多样性实际上传达了与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或文化身份有关的信息。最近，《光明日报》从构建中西方文明通道的高度对翻泽问题进行讨论，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如何对待外闭文化，如何吸收与借鉴外国文化的先进成分，应该成为目前翻译研究界关注的问题。翻译研究者应该对选择怎样的文本进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应采取怎样的文化、场等重要问题进行探索．埘目前中国翻译界出现的“盲目引进文本”，“误译错误严重”等问题出现的深层原进行探究、分析，为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指出正确的方向。

面对这样的全球发展趋势，我们更要认清翻译者的核心作用，在翻译取材和具体的翻译策略采用上尽可能的传达民族文化特色。在具体的两种语言的对译中，强势和弱势文化在选材上的不平衡表现得非常明。对现在处于相对劣势的中国文化来说，当然不利。文化交流中泽入的数量多于泽出的数量，势造成围外强势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我们的文化在世界则总是无法扩大影响。由此导致我们文化的民族特性鲜为世界所知，或被模糊及误解。要克服这种危险，在英汉翻译选材上，对强势文化不能盲目崇拜，什么流行就译什么，而要有选择的加以翻泽，不仅要考虑到读者的要求，更要积极照顾到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我们还必须充分重视并加强译者个人对翻译策略的主观操纵作用，在翻译、引进优秀的西方文化的同时，应选优秀译者，选取典型作品而译，以高水平的作品展示中图文化的博大精深，吸引西方读者的兴趣，增强巾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在汉英翻译策略上，在保证史对于凄者具有可读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少用归化的译法，使译文能多保留一点中国民族风味，多传达一些汉的语文化特色。在英汉翻译策略上，我们既不能避自己的义化现状，瞧不起其他文化，一味的为了使自己的洋文容易被读者接受而完全采取归化的泽法，更不能忽视甚至蔑视中国文化的特色而全盘采用异化的译法，不顾读者接受能力，不加区别地都原样照搬进来。这样不仅会给凄者造成理解困难，也会破坏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纯洁忡和特性。适度的归化结合遁度的异化就等于翻译的优化。毕竟，翻译策略的选择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在翻泽上，这种翻译策略的主观操控作用并不鲜见梁实秋力主泽文语言的归化性和纯洁性，极力维护传统的语言价值观，提倡用汉语四字格之类的现成。还有不少泽者为保持自己文化的特色与纯洁性，也同样在翻详中充分发挥j-自己对翻泽过程和翻译策略的主观操控作用。

2从翻译理论研究和建设方面看

翻译是永无止境的艺术、历发腿或历史变革，价值标准也会发牛变更，所以翻洋也直遁历时性，具有可变性。十九世纪末严复译《天演论》时提出的所谓“雅”，指的是桐城派的先秦笔韵，而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时至今日，“雅”的内涵已经发展成为“最佳可读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对译作的品评标准也因各个历史阶段价值观不同而演变进化。因此，我们既不能将翻译理论看成变化不定的权宜之计，又不能将翻译原则、翻译标准及方法论等看成一成不变的条条框框。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翻译理论的研究中具有发展观，要求我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发展，用科学的语言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信息论等学科的崭新知识和观点去加以审视、整理及阐发翻译的理论问题。

2．1翻谭理论研究

全球化在文化理论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各国、各民族文化通过世界性的交流，逐步走向开放，走向多元化，形成一种“世界文化”的新格局。它由文化的民族性因素和世界性因素结合而成，需要按照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和处理。面对全球化进程与趋势，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中国翻译理论建设构想和主张。

面对全球化对译学与义化研究提出的一系列挑战，一些学者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必须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建立起具有巾国现代特色的译学理论和翻泽批评，翻译评价体系，使中国翻泽学在国际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世界泽学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其中，张柏然(2002)中国译学理论思维相对于西方洋学理论思维而言，感悟性强于思辨性，生命体验力强于逻辑分析力。因而要对一批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泽学经典进行现代性的“还原释凄”，发掘其文化精神的内核。他由此提要把握学理论自身的身份标志，利用自身的智慧优势，建立一种具有东方神采的“感悟翻洋哲学”，一种包含着丰富的中智慧的“文化一生命翻泽诗学”。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坚持翻译理论研究的中特色会使其放弃对普遍翻泽理论的追求．从对纯理论的研究上偏离，从而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泥坑。还有学者认为，在具体的删译理论建设疗法上，应该“把外国理论请进来，然后走去，与际接轨，参与国际交流，共同构建世界翻译学”(张南峰2000)。在中同翻译理论和纯翻译理论的分歧问题上，也有主张认为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问题的i琦个方面，即是全球化背景下泽论研究对差异性和普遍性的求。具有中同特色的删泽理沦与具自‘普遍适用性的纯翻译理论这阿者是即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不能偏向哪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重视泽论的特色，并：意味蕾放弃对普遍性的追求；同样，对纯理论的偏重也不应该以对特殊性的牺牲为代价”(孙会军、张柏然2002)．

丽全球化，中翻泽理论研究首_宽要确的足一·个盘jj何看待的态度问题。树立证确的态度是关键。全球化怕，翻泽欢迎全球化，而日．应该抓住伞球化带米的大好发展机会促进身实践和理沦建设与发展。全球化是必然趋势，抵抗全球化：所谓民旌特征鼠会阻碍了翻泽理论建设的发展。在“把理论请进来”的同时，还应该积极主动的走l去学习、研究和探讨外理论；存学习外国先进的理沦经验成果的同时，还爱“走去”发表自己的理论观点，参与同际交流，积极力『j入世界翻译理论研究。枉中闭，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和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闰翻译理论建设的情况和过去相比，已经有所改观。就像王宁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走出国门，自觉介入到际翻译研究的讨论叶i去．他们用英文或法文在国际权威刊物上，阐述中国学者的观点，已经开始影响到两方的学者了，从而使得际翻译理论界对中国学者的脱点越来越予以重视”(杭菊2002)。

在翻洋理论研究方面，学术发展水平的商低造成的差距，虚心向西先进理论学习，义不能过分依赖西方的翻译理论，而要注意足干,-t传统义化，认真的整理干¨总结学习传统理论．吸取适合门的理论成分，确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罗新璋，1984：588．604)，以推动和发展我们的翻译理沧，最终形成自己理论上的民族特色和优势，以立足界翻译理沦研究，而不能被强势翻潭理论同化。

在全球化大背景f，东西方文化之问的相互交流、渗透与融合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吸收融合外来新文化、新理论来促进本国文化包括翻译事业的发展。但是，东西方两种文化迥然不同、各具特色，所以我国的翻泽理论既要走向世界，又不能以牺牲自己的特点为代价。我们既不能轻易的反对和打击主张学习西方的学者，不能动用某个国外学者的“论断”来试图完全抛弃和定译沦民族性，更不能埘坚持民族文化，试图建立巾自己特色翻译学的学者和在英翻译时采用归化翻湃的泽者打上逆世界历史潮流或观念陈旧等的印记。只有这样，我们在国际上才能维护民族丈化特征，在国内才能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巾国翻洋理论与实践的健康发展。

2．2翻译理论研究和建设方面

在译论建设方嘶，我们要克服两译论的卡h臣排斥倾向及翮泽研究的片面倾向，我们必须以我的翻译实践为基点，以东西各国的翻译理论为借鉴进行译论研究。我们应该学习国外译学界善于借鉴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找准切人点深入进行翻译理论研究的创新精神。我们应积极引进世界先进翻译理论，下功夫加强汉语修养，研究汉语语言规律。在翻译实践中把前者化人后者，拿出我们自己足以与外国翻译理论相抗衡的著作来。我们还应该加强对中国传统译论重视及研究，对国外翻译理论分流派或分不同时期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和分析学习工作。最后力争能让一部部优秀译学著作形成卓越文化代表，从而展示中国翻译界的理论建树。

第2篇：论语全文翻译范文

关键词:功能翻译 法律语言 目的论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1-157-02

一、引言

法律语言属于语言功能的变体范畴，作为一个边缘学科源于法学和语言学，其目的是建立和沟通关于权利、义务、利益和责任的信息。随着中国对外贸易不断发展，使得中国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在依法治国道路上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而准确、全面、及时的法律语言翻译是完善法制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正如Susan Sarcevic所说：我们现在处于多语时代，翻译在地方和国家法规、国际法方面都起着主要的沟通媒介作用。法律语言的翻译作为一种特殊文本的翻译在全世界乃至中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其在翻译及法律研究领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国际社会每日大量的法律文本的翻译实践相比，对法律翻译的理论研究却很滞后。语言学家和法律工作者往往只从术语和句法等微观层次来研究法律翻译，认为普通的翻译理论也适用法律翻译。实际上，作为特殊文本的法律文本翻译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特定翻译理论的指导。德国学者提出的功能派翻译理论为法律翻译提供了新的方法。

二、功能翻译理论的形成发展和重要理论

纵观西方翻译理论近30年来研究的发展，可谓学派林立、人才济济、内容丰富多彩，而以凯瑟林娜・赖斯(Katharina Reiss)、汉斯・费米尔(Hans.J. Vermeer)等为领军人物的西方功能翻译理论更是独具异彩，影响深远。

1.凯瑟林娜・赖斯(Katharina Reiss)的翻译标准功能分类说(Text Typology)。德国功能主义翻译是以目的论(Skopostheory)为核心的强调文本和翻译的功能的一种翻译流派。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流派的出现是以1971年凯瑟林娜・赖斯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一书的出版为标志的。此书中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批评的一个标准，她提出翻译应具有具体的翻译要求(translation brief)。理想的翻译应该在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等几个层面与原文建立起等值关系，即从原文、译文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来评价译文。赖斯的翻译批评模式是建立在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的功能关系基础上，她认为理想的翻译应当与原文在概念性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方面与原文对等，即她所谓的综合性翻译(integral communicative performance)。虽然赖斯没有摆脱以原作为中心的等值观，但是作为一名有经验的译者和翻译培训者，赖斯意识到实际翻译中有些情形下，对等是不可能的或不需要的，后一种情形正是由于翻译要求造成的。因此，翻译批评家们不应依据原文的一些特征来判断译文的优劣，而应当依据译文是否在一定的翻译情境下实现了它的功能来判断译文的优劣。

2.汉斯・费米尔(Hans.J. Vermeer)的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ie)。赖斯的学生费米尔进一步打破了等值理论的束缚，创立了功能派的主要理论:目的论。费米尔所提出的目的论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目的论的主要观点如下：翻译是一种基于原语文本的有意图的、人际间的、部分地通过语言媒介的跨文化互动行为；翻译有三个基本规则:目的规则(skopos rule)、连贯规则(intratextual rule or coherence rule)和忠实规则(intertextual rule or fidelity rule)，其中目的规则是第一位的，其他两个规则从属于目的规则，忠实规则从属于连贯规则；目的论认为翻译过程的发起者(initiator)决定译文的交际目的，规定翻译要求。翻译要求向译者指明了需要何种类型的译文，译者根据翻译要求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制作出目标文化的文本，以表达原语文化文本接受者的交际意图；翻译的标准应当是充分(adequacy)，而不是等值(equivalence)。充分是指译文要符合翻译要求，翻译要求决定译文充分的翻译属于哪种形式的等值。

3.贾斯塔・赫兹・曼塔利(Justa Holz Manttari)的翻译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action)。曼塔利比费米尔更进一步地拓展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适用的领域，她避免使用翻译这个名称，而将翻译的外延扩大至各种跨文化转换。她的理论以行为理论为基础，翻译行为是她的核心基础理论。她区别了“翻译(translation)”与“翻译行为(translational action)”两个概念。她认为“翻译(translation)”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它只是一种文本形式上的跨文化转换活动，它涉及原语文本的使用。而“翻译行为( translational action)”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涉及译者为翻译所做的一切，指为实现信息的跨文化跨语言转换设计的信息传递过程，包括在翻译过程中给予文化或技术上的参考意见，针对包括文本转换在内的所有跨文化转换形式，而重点放在翻译过程的行为、参与者的角色和翻译过程发生的环境三个方面。

4.诺德的“功能加忠诚”(function plus loyalty)的翻译观。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第二代代表人物诺德在继承目的论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功能加忠诚”的翻译观。“功能”就是使译文在译文语境中按预设的方式运作的因素，“忠诚”即译者、原文作者、译文接受者及翻译发起者之间的人际关系。诺德的忠诚原则是指“译者,原文本发送者,目的文本收话人和发起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指目的文本的目的应该与原作者的意图相容，指当发起人、目的文本接受者和原作者三方之间合法利益发生冲突时,“译者必须协调，必要时寻求各方理解”。“忠诚原则”有助于在原语与目的语中间取得一定的平衡，并限制了译文可能的功能范围。

三、功能翻译理论在法律语言翻译中的应用

国外法律语言学从无到有，并作为一门学科确立以来，学者们对其翻译方法从各个角度做出了不少论述。从功能翻译理论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不论是赖斯、费米尔还是诺德、赫兹・曼塔利，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思想，即翻译是一种文化转换，一种交际互动，一种目的。这个互动过程当然少不了交际者的参与，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尤其是应用英语的翻译过程中必然产生原作者、翻译发起人、译者、译文读者之间的交际互动。这种互动绝不是仅限于语言层面的“符码转换”过程，而是一种更高层面的文化转换活动，关注的是原文发送者与译文接受者之间交际情景下的互动。既如此，原作者的意图、翻译的要求和目的、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期待等等自然成为翻译中务必考虑的要素，作为应用翻译的组成部分，法律语言翻译也需要功能翻译理论及其目的论所起的重要指导作用。

1.法律语言的文本与语言特征。作为专门用途语言，法律语言正式程度最高，其文体属于庄重文体，注重准确性，正式性，严谨性，精练性和庄严性。从功能角度出发，法律文本可分为：规定性的文本；描写性的但也有规定性成分的文本；纯描写的文本。我们所看到的法律、法规、合同和条约等属规定性文本类；司法决议、判决书、答辩状等属描写性加规定性文本类；而法律教科书、论文等属纯描写性文本类。

除了法律文本的功能性，法律语言特征还包括：词汇特征，如在法律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专业术语；法律语言词汇保留了大量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词汇；法律语言词汇在词源上大量收录采用了拉丁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中的法律词汇；日常用语被赋予全新的法律意义等。句法特征，如长句是法律语言的最大特征，法律语言的句法特点是和法律语言的文体特征密切相联的，正式的法律条规和文本中由于对中心词的限定过多，对某一法律概念成立的条件限定很多，所以法律语言的长句居多，短句少。法律语言的文本特征和语言特征直接影响到法律语言翻译时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

2.法律语言翻译的标准和原则。法律语言翻译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适合法律语言翻译的原则也应该与众不同，法律语言翻译的特点可归结为综合性：主要体现在必须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法学各分支学科的知识；实践性：指法律语言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都是立法司法等法律实践的总结；技术性：体现在固定格式、专业化和技术性语言的运用上。但是，长期以来对法律语言翻译的标准一直是按忠实于原文的程度来衡量的。法律语言翻译者以传统的语言学方法为主导，主要集中在字词面，强调译文与原文间的“对等”。然而，法律语言翻译并不是用译入语中的概念和制度来替换原来的法律体系中的概念和制度的简单过程。法律语言翻译是法律语言的转换，要做到译语准确无误地表达原语的真正含义，无论在用词及句子结构上都必须体现法律的权威性，保证译语的准确性，完整体现原语的翻译目的，只有把深层的含义译出，才能做到对原语的准确反映。概括的说，法律翻译有以下应用性原则，包括准确性及精确性；一致性及同一性；清晰及简练；专业化；语言规范化以及集体作业等。由此可见，在翻译实践中译者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文本，这时译者的任务，不只是理解词、句的意思，更要考虑在译文当中具有的法律效力及如何实现这种法律效力。所以我们有必要以追求翻译充分为前提，首先考虑到法律语言翻译中法律文本的目的，为实现译文的交际功能而选取相应的翻译策略。

3.基于功能翻译理论的法律语言翻译。根据功能翻译的目的论，任何翻译活动都是有目的的交际行为。法律语言翻译也是如此，目的法则是开展法律语言翻译活动的最高指导原则。在目的论中，目的性法则是最高法则，换句话说，翻译行为决定于翻译目的，并由此制定翻译要求。翻译目的指的是译者必须根据某个与译文有关的原则前后一致地进行翻译。根据功能翻译理论的目的论，翻译过程的至高原则是该翻译活动的目的。在实际操作翻译之前，译者需要和委托人共同商榷法律翻译活动所要达成的目的。而后，译者通过对原文和译文的预定功能进行分析来确定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可以使译文符合翻译活动的目的，从而完成译文在译入语境和文化中的交际功能。

以法律术语的翻译为例，它是法律语言的构成要素之一，对于法律术语的理解和翻译直接影响法律文件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法律术语的作用在于以最简洁的词或词组叙述一项普遍接受的复杂的法律概念，使法律工作者能用较简洁的语言相互交流沟通，因此词的内在意义通常要比起外在形式复杂得多。译者如果单就字面意义直译，或望文生义，就无法将词的真正含义正确完整的表达出来。在翻译之初，译者将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原词对等或接近对等的专门术语。英语和汉语中的法律术语都各有其特定的法律上的意义与效果，不可随便改变形式。为了达到法律上的效果对等，译者应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原词对等或接近对等的正式用语而不是任意自创新词，以免误导读者，引起歧义或解释上的争议。但是，在正确理解原词在上下文中的确切意义和对等翻译的基础之上，功能翻译理论的目的论和无对等的翻译才是翻译的关键。对等的概念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由于法律制度的差异，英美法中许多术语所指涉的概念、原理或规范在本国制度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也无对等或接近的对等语。遇到这种情况，在法律语言翻译的目的下，译者不妨通过对原词涵义作正确理解后将之译为非法律专业用语的中性词以免发生混淆。

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法律用语都能根据字面意义直接翻译成目标语。如果贸然直译原法律文本中的词汇，而译文表达的法律概念却在目标法律体系中根本不存在，或者恰巧和目标法律体系的某个法律表达吻合但却表述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目标法律文本读者对译文产生困惑和误解。解决这类问题的出路在于认真理解原法律文本术语内在的法律含义，用目标文本中带有相同法律含义的法律术语翻译。

四、结语

传统的翻译属于一种自下而上的翻译，而功能翻译则属于一种自上而下的翻译，因此功能翻译更具有前瞻性。翻译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复杂过程，译文是翻译过程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翻译发起者虽然很重要，但决不是唯一的因素。法律语言的翻译应该是译者在法律翻译活动所要达成目的的指引之下，对这一行为过程相关的各方进行分析，权衡选择后确定翻译策略，而后进行翻译形成的结果。法律翻译策略的出发点是成功实现预期目的和文本功能，使译语读者能理解并且自然地接受。功能翻译理论以目的语为视点，更注重目的语的遣词造句习惯，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可以摆脱传统“对等”原则的束缚，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采取多种翻译策略，使译文能够达到预期目的，为法律语言的翻译提供科学而有效的指导。

参考文献:

1.Nord, Christiane.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Approaches Explained[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1997

2.Wilss,Wolfram.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Problems and Methods[M].Shanghai 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3.Gentzler,Edwin 1993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

4.Robert C.Berring and Edinger,Finding the law,USA:West Group,1999.

5.贾文波.功能翻译理论对应用翻译的启示[J].上海:上海翻译,2007(2)

6.何庆机.国内功能派翻译理论研究述评[J].上海:上海翻译,2007(4)

7.刘蔚铭.语言证据范畴下的法律语言学研究[J].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9(1)

8.马红等.功能翻译理论与其翻译原则和方法.外语学刊[J],2007(5)

9.周觉知.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述评[J].求索,2006(1)

第3篇：论语全文翻译范文

关键词：认知 体验 隐喻 关联 顺应

一、认知翻译学综观

传统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语码转换为标志的一种语言活动。然而，现代认知语言学已经揭示，语言是心智的表征，语言结构反映了人类经验结构。翻译活动中的语码转换，就是对心智的解读和解码，因此翻译活动必定反映心智活动的规律，翻译决不可忽视对心智的研究。正如同杨自俭、刘学云（1994）所言：“翻译不但是语言活动，而且是心理活动。联系翻译转换过程、研究心理机制是翻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依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翻译的认知观是：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是两种语言的心理转换，涉及复杂的双语信息转换加工的认知过程。同时，这种认知是以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

认知语言学给翻译研究的启迪是，认知中的隐语力图借用一个世界来表达另一个世界，而译者如同隐语本身，也是力求借用一个世界表达某一个世界。译者的认知活动也涉及到对世界的感知、经验以及对其加以概念化的方式等。以认知为出发点，来探究译者是怎样运用语言符号对事物进行抽象，以及怎样通过认知加工，运用概念范畴和语言符号来实现翻译交际活动，是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在翻译活动中，不同的概念范畴可以围绕原型来建构，再现可通过词汇和概念来表达。然而，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概念和抽象的概念在另一种语言中再现又比较困难，而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隐喻、原型以及意象图式理论给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充分的解释力。这给强调翻译是“过程”而非“产品”的当代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冲击并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这也正是翻译研究“认知转向”的意义所在。

二、国外当代认知翻译学理论的引进与探讨

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国外学者相继发表过相关成果。1998年切斯特曼提出以文本为内容的认知性研究，旨在识别和描述翻译过程中的决策点与翻译决定采取的路径，并把它分为比较模式、过程模式和因果模式。2006年奥格汉编著了一本关于文本与认知的翻译学研究论文集。该书所选论文角度多样，但都突出了对翻译活动的认知性研究，尤以德国Kussmaul的翻译认知研究最为突出。1971年，Kussmaul（2000、2006）在翻译策略研究中就萌发了对认知研究的兴趣。

此后，Kussmaul将认知语言学运用于翻译研究。他受到Lackoff动觉意向图式样和形式化空间理论的影响，并且结合了Fillmore的框架理论，专门从创造性思维认知过程角度研究翻译中的创造性问题。Kussmaul的研究在创造性翻译的分类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其理论论证过程主要是用现有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来透视翻译创造性的一个侧面，而且对翻译充分性和创造性之间的关系还解释得不是很清楚。Bell（1991）的翻译心理模式研究也是基于心理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的视角，尽管该模式存在一定问题，但也是对翻译认知心理研究的有益尝试。

随着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口/笔译学者与认知科学家的合作日益加强，翻译认知研究取得了一批新成果。由John Benjamins公司于2010年出版的《翻译与认知》一书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诞生的一部开拓性著作。该书实际上是由Shreve和Angelone主编的认知翻译学论文集，集中了许多专家对翻译与认知的思考，体现了自Danks等（1997）以来翻译认知研究的新进展，对相关课题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上述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表明了认知翻译研究的巨大价值与潜力。的确，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在当前中国及世界方兴未艾。

三、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实践与丰硕成果

严格来说，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是对认知语用学中关联理论以及顺应论的探讨与研究。后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深入发展，我国学者也顺应国际认知翻译学研究的潮流与趋势，逐步将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与探讨。如今，已经在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关联理论、顺应论、隐喻和转喻的翻译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可喜成绩。

（一）认知翻译学本质的探讨与研究

王寅（2005）认为，经验论、唯理论和解释派哲学分别聚焦于交际的三个环节：作者、文本、读者，同时还产生了相对应的翻译观。这些理论过于偏重某一环节，似有以偏概全之不足。Lackoff和Johnson所倡导的体验哲学正好可以弥补这些理论的不足，而且也能对翻译作出较为全面的解释。文章根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拟构了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翻译是以以对现实世界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原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须兼顾“作者、文本、读者”三个要素，倡导和谐翻译。此模式特征如下：1.翻译具有体验性；2.翻译具有互动性；3.翻译具有一定的创造性；4.翻译的语篇性；5.翻译的和谐性；6.翻译的“两个世界”。

2009年，中国认知翻译学领域的首部专著《跨越语言的识解――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探索》诞生了。该书作者谭业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对翻译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它吸收了关联翻译理论和翻译图式研究的成果，结合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创建了翻译中意义建构的认知模式。该书以“识解”作为文本对比分析的终极概念，刻画了具体翻译过程中涉及的多样化认知运作，并对若干翻译案例在系统描述的基础上结合三个认知原则进行了解释，构拟了翻译认知文体分析的框架。

（二）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探讨

1.关联理论的探讨与研究

最早引进Gutt（1991）关联翻译理论的是林克难（1994），他介绍了关联翻译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作者认为关联翻译理论的立论基础是：翻译是一个推理过程。翻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大脑机制。其基本论点是最佳关联性：处理努力/语境效果。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求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译者的责任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读者的期待相吻合。之后，赵彦春（1999）认为关联理论是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它的使命虽然不是解释翻译，但却能有效地解释翻译这一“宇宙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现象”（Richard，1953），它给翻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奠定了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文章阐述了关联理论与翻译的关系，讨论了关联理论与其他翻译理论的本质区别：在关联理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语内或语外）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译者要根据交际者的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取舍，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作者以关联理论为工具，证伪了翻译理论界的两个“超级酵母”：不可译性和对等原则，由此佐证了关联理论的合理性和解释力。文章初步建构了能解释翻译现象、并能指导翻译实践的理论模式，并对关联翻译现存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评论。

王斌（2000）指出：关联理论作为语言交际理论，尤其是单元文化的语言交际理论，揭示了人类语言交际的某些本质，其理论基础是相同的文化认知心理图式，对最佳关联赖以存在的缺省模式之一――文化缺省模式是如何传递到另一个文化认知心理图式中去的，关联理论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文化缺省如何传递得不到解决，对跨文化的翻译交际也就难以作全面的解释。关联理论能够解释的翻译现象至多包括同化翻译、可译性与重译，而这些绝非翻译的全部。同样，孟志刚、陈晦（2001），钟勇（2014）依据关联理论认为：等值翻译只能是相对的、近似的，不等值才是绝对的；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

另外，芮敏（2000）总结道：关联理论认为，对话语的理解应依靠语境来寻求信息的关联，然后再根据话语与语境的关联情况进行推理，求得语境效果。通常情况下，关联性强，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小，语境效果就好；关联性弱，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大，语境效果就差。按照这一理论，口译人员提高话语理解的速度和质量的策略在于尽量建立或寻找与话语信息密切关联的语境假设。最后，王建国（2004）首先对“关联理论语境观”和“系统功能语境观”作了简要介绍和对比，然后从与翻译研究相关的两个角度――“译文连贯”和“翻译单位”――进行了对比研究，综述了这两种语境观应用到翻译研究当中各有优缺点；但是，在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时可以互补。

2.顺应论

戈玲玲（2002）、张美芳（2005）等从顺应论的角度出发，旨在探索翻译的顺应论解释及顺应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在顺应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顺应的过程。从顺应论的视角看，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基于语言内部与外部的原因，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下不断作出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

顺应性是语言使用过程的核心。任何语言在使用过程中都要作出动态顺应。在顺应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顺应的过程。由于人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环境都是动态的，译者只能根据语言结构和语境去识别源语交际者的意图，并把它传达给译语接受者。译语文本是语言结构和语境之间动态顺应的结果，译语接受者的解读过程也是语言顺应的过程。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不可能完全等值，而只能是在“信达切”标准中的语用等值。

3.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

师琳（2011）认为：翻译不但是双语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翻译通常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输入。在输入过程中，因为读者及译者认知的差异，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可避免地在翻译过程中对作品进行若干改写：大到文化心理、意识形态，小到字、词、句的改写，以此来迎合强势文化的认知认同。同样，王德丽（1999）认为，按照认知语用学的观点，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受到其认知心理、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制约。译语语境与源语语境的最佳关联产生于译者与作者对认知环境的共同心理感应，即在具体语境中的思维耦合。这是认知推理再现源语信息和意境的最佳途径。

我们知道，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基石。所以，认知翻译中有关体验性的讨论与探索颇多。如宋德生（2005）提出：人以“体验认知”方式认识世界，心智离不开身体经验。语言作为心智的表征和对世界进行范畴化的工具，具有体验性。语言结构反映着人类的经验结构。人的生理结构以及所处环境的相似性决定了经验结构的相似性，使翻译成为可能，这是语言互译的认知基础。经验结构是一个丰富的意象图式网络。意象图式是人在认识世界的主客观互动中，外部世界的物理能量转换而成的心理事件，是我们经验和知识的抽象模式。因此，思维带有具象性，这决定了信息的意码和形码的双重编码结构。翻译的过程即是以意象图式为媒介的、源语与译语文化意向之间的辨认和匹配，翻译中的“等值”只不过是经验结构的相似性。

于建平（2006）基于Lackoff和Johnson的体验哲学的语言体验观，研究汉译英时语言体验经历对译者翻译认知能力的影响。用实证方法考察了汉译英翻译的两个重要过程：1.对汉语原文的理解；2.对语义的转换和英语表达。首先，通过对比有不同语言体验经历的两组二语学生对同一汉语语篇英译的译文，考察学生对零代词的意识和还原能力、识别代语回指的能力和识别情态意义的能力，从而观察语言体验经历对源语的理解认知能力的影响。其次，通过比较中国大学生和翻译家W.Jenner对同一段汉语英译的译文，统计并分析中国学生在汉译英翻译的语义转换和英语表达中存在的问题，揭示语言体验经历对其翻译认知能力有哪些影响。最后，提出了在翻译教学中培养汉英翻译认知能力的方法。

最后，也有我国学者，如王寅（2008）基于体验哲学的基本原理，将Langacker的“意义概念化”修补为“体验性概念化”，并尝试以此为理论基础论述翻译中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有了体验性，就可限定“读者中心论”“译者自主性”；有了“概念化”（识解），就可解释翻译的主观性。作者通过“体验性概念化”分析《枫桥夜泊》的40篇英语译文，详解翻译中的体验性和客观性，同时揭示主观性在翻译认知中的体现，尝试为翻译的主观性研究提供理论框架。

4.隐喻的认知翻译

刘明东（2003）认为：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需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承。反之，语言也受到文化的影响。因此，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文化图式具有可译性，可以通过“A-A”“A-B”“A-zero”三种对应方法实现。文化图式的翻译有助于引进外来文化，促进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同样，赵登明、丁瑶（2002）把比喻式复合词分为明喻式和暗喻式；并且从构词法的角度谈了比喻式复合词翻译的几种可能性，目的主要在于呼吁我国的翻译工作者在翻译时，尤其是把中文翻译成外文时，尽量把我国文化有的内容向外介绍，不应该一味迁就译文读者，尤其是欧美读者。正因为文化差异的存在，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才应该尽量平等地介绍文化的方方面面，逐步使译文读者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这种了解有助于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接受和认同。

冯国华（2004）认为社会文化不同，语言类型有别，因而取譬设喻，有同有异。有鉴于此，在英语和汉语的互译中，若要传达原文的喻义，必须把握原文的喻底；要把握原文的喻底，必须立足原文的喻体。翻译以“信”为本，力求“形神兼备”。涉及譬喻，亦无例外。同时，社会文化不同，语言类型有别，翻译并非“相行比制”，译文不能“貌合神离”，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对待，不能“形神兼备”，则不妨“得意忘形”――离形而得似，以意为工；不能“辞不达意”，更不能“以辞害意”。

5.转喻的认知翻译

谭业升（2010）认为在传统对等理论框架下，转喻被当作一种偏离性的语言来使用，其所得到的有关翻译的认识非常有限，无法反映转喻翻译中体现的人类认知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作者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探讨了在翻译过程中以语境为基础并受规约限制的转喻图式的例示，阐释了基于多样性邻接关系的转喻图式-例示级阶与翻译转换、翻译变体的关联，以及它为译者提供的认知创造空间；最后，提出了对今后开展转喻与翻译关系研究的建议。

四、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

当代世界认知翻译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得益于现代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及翻译学等学科的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对这些相关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纵观我国认知翻译学三十五年研究的蓬勃健康发展，并且结合当前认知翻译学发展趋势，笔者预测今后我国认知翻译学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三大必然趋势。

1.认知翻译的宏观理论研究与微观实践研究相结合。翻译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因此对认知翻译进行宏观翻译理论研究与微观翻译实践研究都很重要。客观而言，认知翻译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不可偏废，应该互相促进，共同和谐健康发展。宏观方面，总的趋势是把言语现象放在人类文化、社会活动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以语用和认知为核心的认知翻译学仍将是热点。语言学家开始从认知心理角度来考察翻译的运作机制及其心理过程。当然，运作过程不仅涉及认知心理，也与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微观翻译实践方面将继续探讨翻译与文化、语用、认知及外语教学等的关系。在这种认知翻译理论与实践探讨中，认知翻译学的科学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会进一步合理紧密结合起来。

2.认知翻译学的多学科、多层面的综合科学深入研究与探讨。从修辞、语义、语用、认知、心理、文化、语篇等多学科方面着重探讨认知与翻译现象，因而也导致了认知翻译学等新型交叉学科的诞生。传统翻译静态研究也注入当代认知科学与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成为洞悉与探索全人类普遍有效的心理思维方法与认知手段。不难预见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学者会大胆吸收其他学科领域理论的长处，走认知与翻译综合深入研究、交叉互补的必然道路。

3.立足英语与汉语等传统与现代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创新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引进国外认知翻译理论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味盲目跟风国外学者的一时之言，终究不会有太大建树。从我国近代语言学与翻译学的发展来看，成就卓著的老一辈翻译家，如严复、钱钟书、赵元任、王力、吕叔湘、刘宓庆、刘重德、杨自俭、许钧等，无一不是自觉地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和方法深入地研究汉语，从而从汉语的角度对语言理论作出贡献的。中国的翻译学研究也必须依靠外语界和汉语界“两张皮”的融合与共同努力，以汉语为语科，从汉语运用的实际出发，创造出自己的理论，形成自己的流派。只有这样，我国的翻译学研究――尤其是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才能立足于世界翻译学研究之林。

的确，我国早已经是语言学与翻译学大国，我国目前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语言学家与翻译家队伍，但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成为世界大师或翻译大家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因此的确并非语言与翻译强国。所以，我国语言学家以及翻译学家必须知耻而后勇，在虚心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语言与翻译成就的基础上，脚踏实地地结合我国语言与翻译实践不断推陈出新，创新革新中国与世界的先进语言与翻译理论。只有这样，我国语言学与翻译学研究才会有质的飞跃。我们可以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十五年是认知翻译学研究收获颇丰的三十五年，是翻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突破的三十五年。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由传统翻译学科走向现代翻译学科，由单一学科研究走向综合式交叉研究大学科的必然历史趋势。

（本文为孟志刚主持的2014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4Q017]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冯国华.立足喻体把握喻底[J].中国翻译，2004，（3）.

[2]戈玲玲.顺应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外语学刊，2002，（3）.

[3]李平.认知过程的翻译理论研究[J].上海科技翻译，1999，

（1）.

[4]林克难.关联翻译理论简介[J].中国翻译，1999，（4）.

[5]刘明东.文化图式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J].中国翻译，2003，

（2）.

[6]孟志刚，陈晦.从关联理论看对等原则的局限性[J].湖北大学学

报，2001，（3）.

[7]芮敏.关联理论与口语理解策略[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

（3）.

[8]师琳.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强势文化对翻译的影响[J].外语教

学，2011，（6）.

[9]宋德生.认知的体验性对等值翻译的诠释[J].中国翻译，2005，

（5）.

[10]谭业升.转喻的图式――例示与翻译的认知路径[J].外语教学

与研究，2010，（6）.

[11]王斌.关联理论对翻译解释的局限性[J].中国翻译，2000，

（4）.

[12]王斌.隐喻系统的整合翻译[J].中国翻译，2002，（2）.

[13]王德丽.翻译中的认知心理差异与语境的思维耦合[J].外语研

究，1999，（3）.

[14]王建国.关联理论语境观和系统功能语境观的互补性[J].外国

语，2004，（2）.

[15]王寅.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J].中国翻译，2005，（5）.

[16]王寅.认知语言学的“体验性概念化”对翻译主客观性的解释

力[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3）.

[17]杨自俭，刘学云.翻译新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18]于建平.从语言体验观分析汉英翻译的认知能力[J].中国翻

译，2006，（6）.

[19]张美芳.顺应论对翻译的解释[J].外国语，2005，（2）.

[20]赵登明，丁瑶.翻译过程中保留复合词比喻形象的可能性[J].

中国翻译，2002，（4）.

[21]赵彦春.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J].现代外语，1999，（4）.

[22]钟勇.四种典型思潮指导下的翻译实践及结果比较[J].中国翻

译，2014，（1）.

[23]Bell，R.T.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Theory and

Practice[M].Longman：London and New York，1991.

[24]Gutt，Ernest-August.Translationg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Basil Blackwell，1991.

[25]Kussmaul，Paul.Types of Creative Translating[A].In

Andrew Chesterman，Natividad Gallardo San Salvador and Yves Gambier（eds.）.Translation in Context[C].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0.

[26]Kussmaul，Paul.A Cognitive Framework for Looking

第4篇：论语全文翻译范文

关键词： 翻译语言　语言学系统　《语言学与翻译语言》　书评

《语言学与翻译语言》（linguistics and the language of translation）一书是由米德尔塞克斯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领头人物克尔斯坦·马姆克（kirsten malmkjar）专门为学习翻译，语言或语言学的读者所编写的著作。该书解释了语言学与翻译的关系，加强了读者对语言学是如何用来帮助翻译创作，实现翻译语言描写，进行建设性的翻译批评的理解。

一、内容简介

本书首先介绍了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史和当代翻译研究的方法，然后概述了始终贯穿本书的意义理论和语言学应用到翻译研究中的基本模式，最后详细具体地从语言学角度解释了语言中的音、词、语篇等各个层面对翻译的影响。由此该书共可分为四部分，即，第一部分，关于翻译学的一些简介概述；第二部分，翻译与语言；第三部分，翻译中语言的语言学分析；第四部分，总结、参考文献和索引。

第一部分，翻译学的简介，包括第一章“从翻译著作到翻译研究”和第二章“翻译研究的描绘和研究方法”。作者首先在第一章简要地介绍了翻译研究在西方发展的几个重要步骤：从罗马人的翻译到《圣经》的翻译再到各个派别的重要理论家的翻译理论最后到二十世纪末理论中的重要的“目标文本转向”（the target text turn）理论。然后在第二章中，作者先介绍了holmes对toury绘制的翻译学学科图（map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解释。他的划分出来的许多翻译学门类及其理念是现在翻译学家们学习研究的基础。作者接着讨论了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学者们进行翻译研究的主要四种方法，即，语言的方法、描述的方法、功能的方法和文化的方法。

第二部分即第三章“翻译与语言”是该书的关键部分。在这部分，作者主要关注两个影响理论家关于翻译本质的更详细了解的因素：一个是语言、文化、本体相对论。另一个就是语言学理论与翻译理论的关系。相对论认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语言环境中长大的人多多少少世界观都会不同。而与之相对应的普遍论则觉得差异总是建议在共性的基础上的。作者在讲述相对论时，把文化相对论、语言相对论、本体相对论分开来，并将它们分别与它们各自的相对应的普遍论结合起来进行对比分析来说明问题。接着作者从韩礼德（halliday）的语言功能说及语域概念来说明文化普遍论。这样的安排有助于读者在学习过程中比较理解。在语言理论与翻译理论的关系方面，作者先总结了过去大家所公认的两种关系：1.翻译研究是语言学的数据源；2.语言学是翻译研究的数据源。然后通过语言学分析了翻译过程中的发生的对等、错误、篡改。最后作者简要地介绍了如何把语言学作为翻译研究的一种信息资源。作者认为用语言学理论研究翻译是完全可能，而把语言学作为分析文本中语言现象类型的信息资源是很有帮助的；在翻译研究中注重翻译语言是对翻译采取审美态度的一种方法，我们应该采用语言学的见解来分析译本与源本之间关系的本质。

本书第三部分“翻译中语言的语言学分析”包括五个相比前面三个章节更具应用性的五个章节，即第四章到第八章。第四章“翻译中的声音与节奏”从语音学和音系学的角度来分析声音模式对翻译的影响。本章分两个方面来讨论：声音和节奏。第五章“翻译中的词和意义”中作者解释了什么是词，以及在传统翻译理论中是如何处理词的，然后介绍了词的几种分类，并通过分析lewis carroll的一首诗中不同词类的特点及它的译本来说明语言学的词类的划分对翻译的帮助，并结合翻译介绍了词的语义方面，包括词与述词（predecates）之间的意义关系和词汇的灵活性。第六章“词公司”主要向我们介绍了几种翻译时需要的词库资源，包括字典、语料库和搭配，通过例证分析了它们的概念及特点。然后作者提出了我们在使用语料库时要注意的几点问题。第七章“从词到语篇”表明要开始从语篇的层面来分析语言和翻译。在这章中，作者结合结合格莱斯（grice）提出的“会话合作原则”对文本性（texture）、含义（implicature）、语篇体裁等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并结合实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总的来说，介绍了作为行动的语言概念。第八章“翻译中关于短句和语篇的观点

和思考”主要是用功能方法来研究短句。韩礼德认为是英语中的短句使得三个语言系统（语气系统、主位和述位系统、及物性系统）能让三种功能（交流获得信息、解构信息、表达）得以在短句水平上都实现。最后，作者简要地、总结性地介绍了语言、思想与翻译的关系。语言可以用来帮助达到意识形态的目的，而由于两种文化中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不同，所以翻译显然会产生不同于原文本的意识形态。意义理论是始终贯穿着这部分的。该部分就是通过从语言学角度分析由小到大的各个语言单位是如何影响语言的意义从而分析它们是如何影响翻译的。

二、简要评述

本书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一）角度新颖

随着翻译学的兴起，对翻译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这些研究有从各个角度解释翻译、分析翻译的，其中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的则大多都是把某个语言学分支与翻译结合起来，虽然这些研究成果都给学习翻译的人提供了理论实践的指导，但像《语言学与翻译语言》这样把翻译与语言学系统地结合起来，为学习翻译理论的学生们打开深入研究之门的作品则很少。本书既可看作是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的著作，也可看作是从翻译角度研究语言学的佳品。正如来自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的温蒂·安德森（wendy anderson）教授所言：“这本书很好地论述了两个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二）内容全面

本书的全面系统可以从纵横两方面来看。从纵向来看，本书系统全面地从语言学角度详细对翻译语言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分析。比如在该书的四、五、六、七、八章中，作者分别从音、词、意、语篇、短句的层面对翻译语言进行了分析，而分析过程中则涉及语言学中的音位学、音系学、词汇学、语义学，以及各个像格莱斯和韩礼德这样的语言学家的语言学理论。同时，在翻译简介的部分本书也做到了全面。从罗马人的翻译到《圣经》的翻译再到各个派别的重要理论家的翻译理论最后到二十世纪末理论中的重要的“目标文本转向”理论，本书都作了简要的介绍。从横向方面来看，本书不是只对翻译学或语言学作了研究，还涉及了很多其他学科。比如在第二、三章对翻译学研究的介绍中就涉及了文化、哲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

（三）结构合理

本书作者很好地考虑了读者，合理地安排了全书的结构。从整体看，作者先用一、二章对翻译学作了简要的介绍，在第三章中则开始把翻译和语言学联系起来，接着则开始一步步从语言的各个方面对翻译语言进行分析。全书章节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从整体到细节，从介绍到研究，把读者慢慢引入翻译语言的语言学研究中。从部分看，作者不仅在每个章节的开头都有简介，对本章的主要观点和难点作了简要说明，使读者在学习每个章节前都有一个清晰的框架，而且在每一章节中都安排了供学生们自己思考提高的质量较高的练习和讨论。这种种安排都能引导读者的学习研究，很好地体现了本书作为教科书的一面。

（四）语言简朴，文体活泼

作为一本全英的外文学习书籍，语言的难易、文体的沉轻对大部分中国的读者而言是很重要的。而本书不同一般的理论书籍，正如文迪·安德森所言：“它用生动活泼的文体，从一个新颖的角度对语言学和翻译研究中的关键概念和争论点进行了清晰的讨论，并使之与书中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例子和理论及其实际应用的恰到好处的结合一起为本书添色。”本书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轻松活泼的像小说一样的文体及大量的实例来说明理论问题，所以正像作者自己所说，该书既可以作为研究生的学习教材，又可以作为学习翻译的本科生的教材。

（五）不足之处

当然，本书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比如：对翻译学的各个理论虽都作了介绍，但不够深入详细。特别是关于后殖民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生态翻译理论等新近翻译理论涉及得很少。这无疑对翻译学习读者来说是一大缺陷。其次，本书中的实例多为西方国家素材，少有中国语言素材，导致中国读者在理解时稍有生疏感。

三、结语

不管怎样，从整体看来，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它所采用的方法来看，《语言学与翻译语言》都是一本学习翻译理论的好教材。该书无疑会传授给我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并给我们有益的启发，正如作者在结言里面所说，本书的作用就是“为学生和老师进行更深入的翻译研究提供一个基础”。

参考文献：

［1］malmkjar，kirsten.linguistics and the language of translation［m］.edinburgh：e

第5篇：论语全文翻译范文

关键词：关联理论 语境 语境对等

一、引言

“翻译是人类交流思想过程中沟通不同语言的桥梁，使通晓不同语言的人能通过原文的重新表达而进行思想交流”（范仲英，1994：13）。而传统中有关直译、意译，形式翻译、内容翻译，归化、异化等二项对立的争论，都有一个被忽略的要素，即翻译活动进行的语言环境。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意识到在翻译过程中语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试图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分析语境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探讨翻译中误译、“对等”与“非对等”的现象。

二、关联理论概述

随着语言研究的发展，传统的以语言结构本身为重点的语言学研究开始慢慢转向语义研究，语言学家们开始注意到语境对于语义理解及表达的重要意义。早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J.Austin就创立了言语行为理论，奠定了语用理论研究的基础，后来的美国哲学家Grice提出了会话含义、合作原则及其相关准则等概念，推动了语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语用学终于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1986年，Sperber和Wilson合作出版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一书中提出关联理论，这是对Grice合作原则的发展，在语用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关注的焦点是认知与交际，其理论基础是把交际看作一个对源语进行阐释的推理过程，从根本上指出了交际的本质，正如Sperber和Wilson在书中所说“每一个明示交际行动，都传递着一种假定：该行动本身具备最佳关联性”。

关联理论提出语言交际是由思维支配的认知活动，人的认知追求最大关联（maximal relevance），而语言交际则讲究最佳关联（optimal relevance）。关联理论的形成基于以下事实：“话语的内容、语境和各种暗含，使听话人对话语产生不同的理解；但听话人不一定在任何场合下对话语所表达的全部意义都得到理解；他只用一个单一的、普通的标准去理解话语；这个标准足以使听话人认定一种唯一可行的理解；这个标准就是关联性。因此，每一种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这个交际行为本身具备最佳的关联性。”（何自然、冉永平，1998）

关联理论的实质是把语言看成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明示是一种表明自身说话意图的行为，说话人将其要表达的信息用话语的形式表达出来；推理则是推测他人说话意图的行为，即听话人运用自己的语言经验并结合当时具体的语言环境来获取说话人意图表达的信息。这个理论强调在语境中来理解语言，认为必须要借助源语文本话语和具体语境，找出其中所蕴涵的最佳关联，然后进行推理，才能准确地理解原文，获得最佳的语境效果，从而达到交际的目的。这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尽管关联理论最初不是翻译理论，但却可以阐释翻译规律及翻译本质，指导翻译活动。

三、关联理论对翻译的启示

在关联理论产生之前，各种翻译观采用的都是静态的观点来阐释自己的翻译理论，把翻译简单地看成是原文作者和译者之间的二元活动，这种观点忽视了译文读者的认知过程，因此这样的翻译理论只能是狭隘的、片面的。在关联理论指导下的翻译理论则是一种动态阐释的观点，它把翻译活动看成是由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组成的一个三元活动。其中每个翻译活动参与者的认知结构不尽相同，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一方面要努力找出原文的最佳关联，形成对原文的认知，即翻译的理解过程，同时又要把自己对原文的认知以最佳关联的方式传递给译文读者，也就是翻译的表达过程，至此翻译作为交际活动才算完成。

语境对翻译起着制约作用，翻译的前提是在原文语境中正确理解原文。根据关联理论，要准确理解原文必须先重视原文的具体语境，通过对原文的反复推敲，找出原文与语境间的最佳关联，从而更好地表情达意。

翻译中的对等是翻译追求的目标，而无数的翻译实践告诉我们，完全意义上的翻译对等是不可能实现的。传统中有关直译、意译，形式翻译、内容翻译，归化、异化等二项对立的争论，都有一个被忽略的要素，即翻译活动进行的语言环境。语境对翻译全过程起着决定性作用，译者除了必须注意从原文的角度看待原文在语境中的意义外，还必须选择恰当的译文语言来表达原文的意义或语言信息的自然对等，因此译者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传达作者的意图，尽可能取得原作与译作的对等，实现语境对等。

四、翻译中的语境与语境对等

对于语境，弗斯指出：“每一个词用在新的语境中就是一个新词。传统中有关直译、意译，形式翻译、内容翻译，归化、异化等二项对立的争论，都有一个被忽略的要素，即翻译活动进行的语言环境。”这说明一个单词如果脱离了具体的语言环境就成了一个纯粹的符号，完全没有意义可言，但一旦进入语境便获得了意义。

对等是一个科学描述性概念，语言学中的“对等”概念与“同一”的概念不同。对等是相对的，并不是要求达到完全相同，而是争取达到可能范围内最接近原文风格，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对翻译对等概念做出较为全面论述且影响较为深远的是奈达提出的“动态对等理论”，该理论认为翻译是在译入语中用最切近的、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这包括意义上的对等和风格上的对等，我们可以将奈达的对等理论延伸到语境对等。

语境对等是指原文的语境对原文产生的效果与译文的语境对译文产生的效果基本相同。语境分为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相应地，语境对等可以分为语言语境对等和非语言语境对等，包括文化语境对等、风格语境对等和情景语境对等。

（一）语言语境对等

语言语境指上下文语境，即指词、短语、语句或篇章的前后关系，它可以帮助理解词或短语等语言成分的特定意义。上下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上下文语境指全段、全章乃至全书与其语言成分的语义关系；狭义的上下文是指特定语言成分的前言后语。英语一词多义的现象极多，不结合具体的上下文语境势必导致误译，所以把握上下文可以帮助译者排除歧义，以取得上下文语境的对等。例如：

There are days which occur in this climate，at almost any season of the year，wherein the world reaches its perfection，when the air，the heavenly bodies，and the earth make a harmony，as if nature would indulge her offspring.（Extracted From Emerson Nature）

此句中出现的“climate”，如果孤立地看，不放在特定的语境中，是“天气，气候”的意思。该句中若译成“气候”，则是完全理解错了原文的意思，不能准确表达作者的意图。整句的意思是说在某片区域里的自然特征，所以此处的“climate”，我们可以译成“气候区”。此句出现在爱默生的《自然》中，由于语境的制约作用，其语义也随之确定，所以整句话应译成：

在这片气候区里，几乎一年四季总有些这样的日子：世界万物尽善尽美，空气、天体、大地完满和谐，犹如大自然在纵容着她的儿女。

（二）文化语境对等

文化语境是研究语言使用和功能的重点之一。“每个言语社团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社会规约、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这种反映特定言语社团特点的方式和因素构成了所说的文化语境。”（黄国文，2001：124）世界各国社会文化千差万别，这对译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原文文化语境与译文文化语境差异越大，翻译就越难。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根据具体语境采取适当的翻译方法，在不违背原文语言表达的基础上再现原文的文化内涵。例如：

These halcyons may be looked for with a little more assurance in that pure October weather，which we distinguish by the name of the India Summer. （Extracted From Emerson Nature）

译文①：在十月寻找那风平浪静，我们格外喜欢的“小阳春”的日子更有把握。

译文②：在十月寻找那风平浪静，我们称颂为秋高气爽的日子更有把握。

要准确译出上面这个句子，必须先了解“halcyons”的意思，它原意是指翡翠鸟，但此处如果译成“翡翠鸟”，则跟作者意图相去甚远。在这里应指十月印第安风平浪静的日子，而句中“the India Summer”也是指印第安秋高气爽的日子。译文①中将其译成“小阳春”，目的语读者肯定不知所云，因为“小阳春”完全属于中式表达，译文②则较好，更能传达作者的意思。由此可见，译者要充当两种文化桥梁的角色，要设身处地地从原文文化语境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原文，从译文文化语境着眼，将原文信息重新表达为译文读者可接受和理解的语言形式。

（三）风格语境对等

“风格”是指作品从整体上表现出来的独特而鲜明的风貌和格调，即作家在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艺术个性。风格语境对等主要强调的是作品的思想情感、语言特点与时代特征的统一性、形式的多样性以及作品整体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它更多地关注译文与原文在风格上的对等，即如何使译文在与原文对应的前提下，又能做到风格表现上的一致。例如：

The United Stated was，in British eyes，until recently，a comparatively insignificant fact，yet vastly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ey imagined.Each， of course，perfectly knew the faults of the other， assessed with an unerring cousinly eye.The American bragged in a nasal whine，the Briton patronized in a throaty burble.

以上片段选自Harry Morgan Ayres的文章America and the English Tradition。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英美两国间隐秘高明的互相讽刺，因此在翻译时，应牢牢抓住语言表达上的风格特征，故译文如下：

曾几何时，在英国人眼里，美国就是个无足轻重的国家，而事实上美国远非英国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而英美两国血脉相通，所以深知彼此的缺点。美国人鼻孔朝天，一副自高自大的样子，英国人喉头一响，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势。

译文力图保持原文的语气，恰当地运用增译法，使得原文的幽默感和讽刺意味跃然纸上，在语气、风格上与原文基本达到了对等。

（四）情景语境对等

按韩礼德的观点，情景语境包括三个方面：语场、语旨和语式。语场（field of discourse）指言语活动发生的环境，即正在发生的事情或正在被谈论的事；语旨（tenor of discourse）指参加者间的关系，包括参加者的社会地位和彼此的角色关系；语式（mode of discourse）指言语交际的渠道或媒介是以书面语还是口头语的形式呈现，是说明、描述还是劝说等。这三方面是互相影响的。例如：

Start Young，Stay Young.

这是世界顶级化妆品牌雅诗兰黛的一则广告语。要准确地翻译出该广告语，要求译者首先能够判断出它属于某护肤品牌的广告，即该句的语场，然后具有相关的广告背景知识，了解广告语应具备简洁精练的特点，这便涉及到该句的语旨和语式。所以，将该广告语译为“始于年轻，始终年轻”，富有极强的召唤力和感染力，不仅符合广告语的特点，也忠实准确地传达了原文信息，实现了两种语言间的情景对等。

五、结语

在翻译活动中，每一个译者都在追求与原文某种程度上的对等，而完全意义上的对等是不存在的。翻译只能在某种程度的传意上，力求与原文接近。本文运用关联理论下相关的语境知识探讨了翻译活动中的“对等”与“非对等”现象，阐释了翻译过程中语境因素的重要性，希望能给翻译工作者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Firth，J.R.Papers in Linguistics[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

[2]Sperber，D.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Oxford：Blackwell，1986.

[3]范仲英.实用翻译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4]黄国文.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2001.

[5]何自然，冉永平.Grice语用学说与关联理论[J].外语教学，

1998，（3）.

[6]闫杨，王青梅.目的论观照下的化妆品广告英译[J].现代语文

第6篇：论语全文翻译范文

关键词： 巴斯内特 文化翻译观 霍恩比 翻译综合法

1.引言

20世纪70年代中叶，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宣告成立，自此翻译研究者们尝试借鉴各种理论范式，全面考察翻译的结果和过程。在国际译坛影响巨大的翻译研究学者及第二语言教学专家，斯内尔·霍恩比在系统梳理翻译研究的基本知识后，致力于在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之间建起一座桥梁，并且尝试提出一种适用于各种翻译类型的综合翻译理论方法（an integrated approach）。她提出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译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而不仅仅是在原有的范围内改变立场，或者说转换视角的行为。这些新的研究视角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引发了人们对于翻译本质的进一步审视和思考。

自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兴起以来，它开始了广义上的文化转向。就文学翻译而言，这种新的文化范式包括文学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取向、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系统中的地位、译语文化对文学翻译的决定作用及在后殖民语境文学翻译中隐含的政治话语等。英国沃瑞克大学比较文学理论和翻译研究生院教授、翻译家、诗人苏珊·巴斯内特是这一新的文化范式的倡导者之一。1980年，巴斯内特在《翻译研究》一书中指出翻译研究应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这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门。

2.两者的翻译思想

2.1斯内尔·霍恩比的“翻译综合法”

1988年，斯内尔·霍恩比出版了代表作《翻译研究——综合法》（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详尽地阐述了翻译观。她博采众长，以独特的视角和与众不同的见地全面考察了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最终提出将翻译研究设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见解。霍恩比提出的翻译理论范式是格式塔（Gestal），在此理论范式的基础之上，她提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且翻译研究应该采取一种综合方法，即翻译研究应作为整体而不是某种形式来考虑。

斯内尔·霍恩比（2001）的综合翻译观是以格式塔和原型学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格式塔整体原理是心理学的范畴，它强调整体不是各部分的总和，而是各部分的有机关联，所以不能仅仅通过对部分的分析理解整体。同样，原型学注重的是聚焦和细微的差异。斯内尔·霍恩比运用原型框架，强调各种翻译文本是不可分割的连续体。实际上，原型学的构架就是一种综合方法，它要求翻译研究必须注重语言在较大的文本、情景和文化语境中的关联，并通过这种关联确定字和词的含义。因而，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综合学科，包含从文学到科技的各种各样的文本翻译。虽说翻译吸收了多门学科，但它并不等于各种领域的总和，也不依附于其中任何一门学科。翻译研究的综合方法是建立在翻译的复杂性上的，而不是基于外在的模式和其他学科的传统方法，它适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翻译。这种新的翻译方法为翻译研究者拓宽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2.2苏珊·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观”

苏珊·巴斯内特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以她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对当代社会需求和翻译的总体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文化的翻译观，在翻译领域引起了巨大反响，使翻译研究另辟蹊径，前景豁然开朗。他们认为文本不是语言中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译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地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因而翻译绝不仅仅是复制和模仿，更是文化协调和操控。巴斯内特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不是句子，不是语篇，而是文化，基于词语对等或篇章对等的“忠实”根本不存在（潘文国，2002：22-25）。

巴斯内特（2004）认为文化是决定信息核心的关键因素，她的“文化翻译观”主要内容包括：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解码——再编码过程，更重要的是一种交流的行为。翻译不仅是双语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目的是扫除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是译者用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翻译原则和规范，但这些原则和规范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文的描述，而是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移植、文化交融。语言不是翻译的操作形式，文化信息才是翻译操作的对象。翻译是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

3.两者翻译思想的相通性

在对翻译本质的研究中，斯内尔·霍恩比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她在认真研究各派翻译理论，尤其是语言学派、文化翻译学派其他学者和释义学派的长处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跨文化翻译理论。这一理论对整个翻译理论的建设和发展都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她坚信翻译研究的基础是把文化作为一切知识、熟悉程度和感知的总体（totality of knowledge，proficiency and perception），译者的知识、熟练和感知的层次深度不仅决定译者生成目标文本（target text）的能力，而且影响其理解原文本（source text）的能力。她提出应该把文化看做是一切知识、熟练程度和感知的总体，一个译者不仅应该非常熟练地运用翻译过程中的两种语言，更应该对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掌握自如，即不仅应做到“双语”翻译（bilingual），更应是“双文化”翻译（bicultural）。

巴斯内特同样主张把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她的文学翻译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翻译研究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连接的纽带是在她的文学翻译思想中体现出的文化翻译观和翻译文化观（段峰，2006：91）。巴斯内特（2004）认为，翻译不再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而是涉及句法、语法和语用等多方面复杂体系的解码与编码过程，是连接语言学、文体学、符号学、美学等的桥梁，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文化的视野中，巴斯内特（2001）强调文学翻译中文化信息传达的重要性，并指出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调适的结果，翻译是一种文化构建翻译。

因此，在回答“翻译是什么”这个问题上，两者都不约而同地肯定了文化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及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桥梁作用，都摒弃了翻译归属于语言学或其他任何一门学科的传统观念。

4.两者翻译思想的相异性

4.1对“解码过程”的理解

由于语言学翻译理论的统治地位，翻译很长一段时间都被看做是语际转换，即语言的解码和破译过程，斯内尔·霍恩比认为翻译不是解码的过程，而是一种跨文化行为（张炳丽，2007：141）。她借用美国人种学家沃德·古迪纳夫（WardH.Goodenough）及德国学者海因兹·格林（Heinz Gohring）对文化的定义，即文化是知识、熟练程度和理解力的总合。在翻译中，译者不仅要精通两种语言，更要熟悉两种文化（方仪力，2009：133）。而且霍恩比（2001）认为翻译的主要标准应该由翻译的接受者和翻译的具体功能决定。以此为出发点，翻译中的文本分析应该从确定文本的文化和情境开始，把文化看做是世界统一的一部分，下一步则是分析文本的结构。采用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文本到符号的“从上至下”的方式，追溯一种由关系组成的网络。因此，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还是文化的转换，不是解码的过程，而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

主张翻译文化转向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内特（2001）认为：“文化研究如果能深入翻译所涉及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一定会更有成效（The study of culture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processes of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volved in translation.）。”她认为，翻译是编码和解码相结合的过程，文化研究一直对此进行不断探索。翻译是涉及两种符号系统编码和解码的交流过程，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其任务就是对源语文本所负载的信息进行全方位的解码。因此，翻译可以说是一种侧重于解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文化的移植必须进行解码，解码与交际（或跨文化交际）并不是一组完全对立的概念，两者只是同一个概念中不同层次的程序罢了。如果说交际是目的的话，那么解码便是保证交际成功的手段；如果说交际是目标的话，那么解码便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必要过程。

4.2对“等值”的阐释

“等值”（equivalence），作为一个热门词语，在翻译研究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在过去的翻译理论中，“等值”一直用于阐释翻译的基本概念。然而斯内尔·霍恩比强烈反对在翻译研究中使用“等值”这个术语。她回顾了三大影响深远的主要理论对“等值”所持的观点，即以卡德为代表的莱锡比学派、强调翻译中的语言学的卡特福特及圣经翻译专家奈达。霍恩比认为，这三种主要理论中“等值”或“对等”一词都处于核心地位。这种以“等值”为基础的观点视文本为线形的排列，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不过是涉及序列对等单位替换的转码过程，这无疑将翻译的过程过度简单化，在文本层面或者其他两个层面寻求完全的替代。霍恩比提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因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语言上的完全等值几乎是无法实现的。“等值”这个术语，不仅不精确而且定义含糊不清，容易造成语言之间对称的假象，不适合将其用作基本概念。

然而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观”却主张最大限度地实现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功能等值，并部分肯定了翻译中等值的概念。她强调文化翻译的功能等值关键在于译语读者在译语文化中所获得的效果要与原语读者在原语文化中的效果对等。她将文化比做人的身体，语言比做人体的心脏。只有人体的心脏与身体各部分组织相互协调，人才能保持生机和活力。因此，外科医生在给病人做心脏手术的时候，必定会考虑病人整体的身体情况。翻译实践亦是如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和语言打交道，而且和文化打交道，译员在将目标语译为目的语的过程中，一定要兼顾语言的准确性和文化的适应性的双重标准，绝不能脱离文化而孤立地看待翻译。

4.3对“翻译研究方法”的阐释

斯内尔·霍恩比就翻译研究提出了较为详细的方法。她认为文本分析和文本再创作是翻译过程的两个基本方面，并且指出既然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就应该注重译语文本的功能（前瞻性翻译），而不能囿于原语文本的条条框框（回顾性翻译），可见翻译既是文本分析又是一种文本的再创作（田德培，2001：74）。为此，斯内尔·霍恩比引入了菲尔莫尔（Fillmor）的场景——框架语义学，并把它作为译者分析文本和再创作文本的依据。用场景——框架理论解释翻译过程就是：翻译是交际的复杂行为，是原语作者，具有译者身份的读者，和具有译语作者身份的译者、译语读者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译者首先从作者那里获得框架，然后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对相关材料内在知识的了解，逐渐建立自己的场景。译者在激活的场景基础上寻找合适的译语框架。场景—框架理论既牵涉到字词和结构，又牵涉到相互关联的经验、观念和背景情景等文化因素，特别强调了文本分析不仅仅是限于深入地研究孤立的词项，还要追溯一种由关系组成的网络（Snell-Hornby，2001）。

巴斯奈特认为，文化对翻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需求，这些需求与原语文本的性质密切相关，因此翻译应根据不同的文本性质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果原语文本是元描述性（meta-narrative）的文本，或者蕴含某文化基本信仰的中心文本，则应尽可能地从文化的角度予以直译。如果原语文本是科技文献，则翻译方法也应如此。但如果原语文本不涉及文化成员的信仰，也不涉及科技文献，而涉及文学作品，那么译者在文本的处理上则拥有相当的自由（廖七一，2004：365）。而且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和意义的不确定性使译者在翻译时一定要考虑原语文本产生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样，读者在阅读目的语文本时，要考虑译者翻译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如果译者和读者处于不同时代，译者的历史文化背景将成为理解译著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这几个层面的历史文化背景相结合才能使读者对译著有正确的理解。

5.结语

斯内尔·霍恩比在1988年出版的《翻译研究——综合法》中另辟蹊径，客观分析了各种具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她以开阔的视野进行翻译研究，并采用格式塔综合理论，建议将翻译研究从语言学和比较文学的范畴下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其研究理论着眼于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所有文本类型，并强调文化对翻译研究的重要作用，提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的观点，而且高屋建瓴地指出翻译研究发展的内在联系和系统性，为未来的翻译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

巴斯内特于1980年在《翻译研究》一书中指出翻译研究应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这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门。之后，巴斯内特借鉴了霍恩比的翻译思想，1990年，她和安德鲁·勒弗维尔（Andre Lefevere）合编出版了《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研究范式。由此翻译研究领域开始了又一次突破性发展，并最终形成了西方翻译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流派——文化翻译学派。

两者的翻译思想都顺应了时展的潮流，适应了现代社会的需求，巴斯内特继承了霍恩比的观点，使翻译研究的视野大大扩宽，呈现出多重、包容、开放和运动的状态。

参考文献：

[1]Mary Snell-Hornby.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1-10.

[2]Snell-Hornby，Mary著.李德超，朱志瑜，译.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翻译研究：综合法[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3]Susan Bassnett.，Translation Studies（third edi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16.

[4]Susan Bassnett.& 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C].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16.

[5]田德蓓.《翻译研究的综合方法》述评[J].外国语，2001（2）：72-74.

[6]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365.

[7]潘文国.当代西方翻译学研究[J].中国翻译，2002（2）：22-25.

[8]段峰.苏珊·巴斯内特文学翻译思想述评[J].四川大学学报，2006（2）：89-91.

第7篇：论语全文翻译范文

关键词: 奈达 卡特福德 翻译理论 概念 比较

尤金・奈达和约翰・卡特福德同属于西方翻译理论语言学派比较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各自的代表作《翻译理论与实践》和《语言学翻译理论》都借鉴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力图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进行更加客观、准确、科学的分析和描写,从而对翻译实践产生了实际的指导意义。但是,这两位学者在描述翻译的本质和过程中却采用了不同的视角,其理论的侧重点更是不尽相同。笔者将两种翻译理论所涉及的几个概念进行分析对比,以便我们更清晰地把握这两种理论的异同,从而提升自身的理论水平。

一、母论

奈达和卡特福德的翻译理论均植根于语言学,都属于较为系统的、科学的翻译理论。然而,二人所依据的母论却是不同的。

奈达的翻译理论主要以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T-G Grammar)作为自己的母论。转换生成语法借鉴了数学、哲学和语言学原理,将语法结构分成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并提出了核心句(kernel sentence)和一系列的转换规则,形成了一整套语法体系。根据转换生成语法,尤其是核心句的原理,奈达提出在语言的深层结构里进行转译的设想,并创建了一种完整的语际转换过程的描述模式,即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先把源语的表层结构转化为深层结构,然后在译入语中找到与之对等的深层结构,最后再把这一对等的深层结构表现为它的表层结构。这种表层―深层―转换―深层―表层的转换模式使得翻译过程变得具体可行。

通过分析词汇在上下文中的语义关系,奈达冲破了传统翻译观中词类对应的局限,不再单纯以一种词性去对应另一种词性,而是提出四个语义单位(semantic category),即事物单位(object)、事件单位(event)、抽象单位(abstract)和关系单位(relation),并在此基础上,用七个核心句来讨论句子内在的关系。其具体实现步骤(又称为五个逆转换)为:首先确定每一个词的语义单位,补出隐含的句子成分,将得到的核心句一一列出并进行组合,转化成一种最适合译入语的表达形式。逆转换理论打破了传统翻译理论在表层结构上进行的词语对应或句型对应,通过揭示表层结构进入句子的各个深层结构,有助于更好地弄清原文含义,克服歧义。这样,奈达的翻译理论彻底冲破了翻译中形式上的束缚,保留了源语内容,对具体的翻译实践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相比而言,卡特福德的翻译理论则主要得益于韩礼德(Michael A. K. Halliday)的系统语言学。系统语言学包含两个基本出发点:第一,强调语言的系统性,语言是包含许多子系统的系统。依据每种语言所存在的系统各不相同,卡特福德得出翻译不可能百分之百传达原文含义的结论。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提出,语言有三个基本层次:实体(substance)、形式(form)和语境(context)。卡特福德在坚持每种语言都自成体系的同时,将上述三个概念引入到翻译理论中,具体阐释意义不可译性的根源。第二,系统语言学强调语言和社会紧密联系,研究语言必须从社会着手。但在这一点上,卡特福德的翻译理论似乎并没有深入探讨语言和社会的关系,甚至有人认为他的理论研究纯属静态语言比较,是纯粹为计算机服务的。

卡特福德没有完全遵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他着重从语音、字形、语法和词汇这四个层面分析其与各实体(即语音实体(phonic substance)、字形实体(graphic substance)和语境实体(situation substance))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语言是形式,不是实体,而是对实体的一种抽象。语音、字形、语法和词汇是形式的不同表达方式。在运用这些表达方式体现实体的过程中,翻译只能在一个实体层面中进行,因为只有当实体重合时,才会出现翻译对等。显然,不同语言之间实体重合部分越多,翻译所取得的效果可能会越好。在某些情况下,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的区别性特征可能不会影响翻译,但是,这并不代表可以完全忽略这种区别。卡特福德要强调的正是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进行完全的翻译,即翻译不可能同时在语音、字位、词汇、语法这四个层面上进行;即使是在一个层面上进行的翻译,也只能翻译部分内容。卡特福德将音位学和字形学单独列出,并在书后的章节中作了进一步阐述,这一点正是系统功能语法所忽视的。

二、意义

奈达的翻译理论主要是为《圣经》翻译服务的,最终的目的是让读者采取行动去信仰基督教。因此,在《圣经》的翻译中,传达信息内容最为重要。为了达到传播教义的目的,奈达不但认为意义是可以翻译的,甚至可以说他认为意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他要传达“上帝的意旨”。

奈达的翻译定义也明确指明了意义和形式的关系,提出意义第一、形式(文体)第二的思想。在对语义的分析中,奈达将其细化为语法意义、所指意义和内涵意义。这也成为其翻译过程中分析、转换、重组和检验四个模式的基础。作为语言的共性论者,奈达始终坚持认为,一种语言所传达的信息是可以由另一种语言进行传达的,亦即意义是固定不变的。

相较于奈达的翻译理论,卡特福德没有探讨在翻译中遇到的各个具体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研究翻译的本质上,即什么是翻译,这也是翻译理论研究中更为基础的内容。卡特福德强调语言的个性,强调每种语言受其独特的文化影响,都具有独特的语义系统,而体现语义系统的词汇语法系统也是独特的。他侧重研究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其产生分歧的根由:每一种语言都自成系统,不同的语言存在于不同的系统中。而每一种语言又是由无数子系统组成的,由此产生出语境意义和形式意义的划分。语境意义指某个词或句子在特定情景中的含义,是可以翻译的;而形式意义指一个词同其语法系统之间的关系,由于各种系统之间存在差异,是不可译的。

卡特福德认为,“在我们看来,意义是某种语言的特性。源语有源语的意义,译入语有译入语的意义”。“认为源语与译入语‘具有相同的意义’或者认为在翻译中发生了‘意义的转移’的观点是无法成立的”。显然,这个论断是对传统翻译理论中“意义”的解构和颠覆,是卡特福德对于意义最为独到的见解。但也正因为如此,卡特福德的理论才引起人们的种种猜疑,没有“细读原作”的读者往往根据字面意思对其进行猜度,认为意义不可译的观点是荒谬的。

比较而言,奈达和卡特福德的翻译理论对于意义的定义存在一个共同的基础,即意义是确定不变的。

三、对等

“对等”一词常因字面意思而引起误读,被理解为完全等同。一些学者指出这是中国译界对奈达“equivalent”本意的误解,建议译为“相当”。这里暂且不论术语的译名问题,通过比较奈达和卡特福德的翻译理论,我们仍然可以深刻感受到“equivalent”这个词在不同理论中所代表的不同含义。

奈达认为,之所以产生翻译中的对等现象,是因为不同的语言可以具有同样的功能。只要“译语中的信息接受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与源语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程度尽可能的相同”,就出现了“动态对等”(后由奈达自己改为“功能对等”)。在阐释对等时,奈达指出翻译中不应该过分追求原文形式与译文形式的对应,而应将注意力转移到准确传达原文意义上。所以,“当保留原文形式容易给读者造成误解或是原文结构笨重艰涩,会给读者理解带来不便时”,可以允许译者改变原文形式。

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打破了以前单纯重视文本比较的静态模式,认为只有让译文读者透彻地理解译文,才能作出与原文读者基本一致的反应。因此,动态对等强调的是读者反应。

卡特福德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源语)的文字材料替换成另一种语言(目标语)的对等的文字材料”(Translation is the replacement of textual material in one language by equivalent textual material in another language.)。在这个定义中,卡特福德没有使用“文本”(text)这个词,而是用了“文字材料”,因为他认为一个文本的意义是无法完全翻译到另一个文本中去的,至少在一个层次或更多层次上的意义时无法找到对等语,而只是一种替换。

卡特福德把传统译论中的翻译等值关系归结为一种经验现象,并提出自己的翻译等值关系的条件:始发语与目的语的文本或词项如要对等,必须与他们指称的实体中的至少一些特征相吻合。显然,按照他的理论,只有当两种语言所涉及的实体拥有某些共同特征时,才可能存在对等。并且这种对等只能存在于相同的层面之间(语音、字形、语法和词汇),四个不同层面之间是不可能产生对等的,其根本原因是不同的层面有着不同的实体。因为两个等效词不可能有完全重合的实体特征,所以完全等值是不存在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卡特福德眼中根本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翻译。在这一点上,卡特福德的理论似乎更为深入地触及了语言的本质。

四、形式

奈达和卡特福德翻译理论中都涉及了form一词。同样,这个词在两种理论中也有着不同的含义。奈达翻译理论中的form主要指与内容相对应的形式,包括文章的韵律、选词、对偶、排比还有其他具有明显特征的语法结构。对于《圣经》翻译来说,为了传达内容和信息,必须优先考虑意义。这就意味着,翻译在形式上有时可以作很大的调整。若形式和内容二者可以兼得,应先顾及内容,再迁就形式;如果两者不可兼得,则只能选择保留内容,形式可以舍弃。

关于学界对改变形式问题的分歧,奈达对此提出了限制条件,使其与自由胡译区别开来:改变形式需先除去一些形式对于原文很重要的情况,如诗歌的翻译等。另外,如果能在保留形式的情况下准确地表达含义,还是应该尽量保留原文形式。可见,准确地说,奈达的改变形式保留内容理论更适用于形式和内容发生冲突的时候。

卡特福德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形式”,是和“实体”相对应的概念。形式包括语音、字形、语法和词汇四个层面,这些都是语言方面的。实体指原材料,包括语音实体、字形实体和语境实体,这些都是非语言方面的。形式总是对应着现实世界中的客观实体。也就是说,语音和字形两种媒介形式分别对应语音和字形两种实体,语法与词汇形式对应语境实体。在卡氏翻译理论中,form事实上可以被理解为系统,即每种语言由不同的系统组成,而这些系统中又包括众多的子系统。因此,在分属不同系统的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也就是在源语和译语中寻找具有相同的(至少是部分相同的)实体特征。由于每种语言不可能具有完全一致的系统,即使是关系再亲密的语言也有其各自独特的形式,两种语言的形式意义不可能完全一样。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意义是无法完全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这也是卡氏理论不同于其他理论的很重要的一点。

可见,在学习这两种译论的过程中,必须深入理解form一词在不同理论中的本质,否则很容易混淆它的真正含义。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一种理论要想站得住脚,就必须学会创新,或者赋予原来已存在的术语以新的内涵,或者干脆另起炉灶,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概念来打破陈规。

五、结语

奈达和卡特福德的翻译理论将“经验式、随感式、评点式”的传统翻译理论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使之比较系统化,并借用语言学中的某种理论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以上我们把两种翻译理论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分别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出,相比之下,奈达的翻译理论重在为译者提供如何实现两种语言之间转换的具体途径,以《圣经》的翻译最为典型。同时,奈达强调翻译过程的互动性,注重翻译中的读者反应这一积极的过程,明确了翻译最终是为读者服务的思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改变形式来传达内容。在以传达信息为主要目的的文本中,这种思想是非常适用的。然而,若用来翻译那些无法忽视形式的文本,如诗歌等,这种观点便不太合适了。

卡特福德的理论重心则主要集中在对语言的研究上,很少涉及文化,但它却似乎更为深入地触及语言的本质,将语言划分为四个层面,并分别对形式和实体进行界定,使人们一直较为模糊的观点,如怎样理解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等问题变得更为明晰。卡特福德的理论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语言的各个层面,最大限度地了解什么可译,什么不可译,以求得最完满地达到交流的目的。

明确了两种翻译理论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势必将帮助我们理清思路,更清晰地把握这两种理论的特点及本质。总之,翻译理论研究是开放式的,不应拘泥于某家某派的方法和模式,需从多个角度进行全方位的描写研究。只有这样,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才能不断取得进步,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和庆,黄皓,薄振杰.西方翻译研究方:70年代以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5-50.

[2]林克难.重新认识卡特福德翻译理论[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1):1-4.

[3]林克难.从对意义认识之嬗变看翻译研究之发展[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1):91-116.

[4]Catford,J.C.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第8篇：论语全文翻译范文

【关键词】《圣经》 西方翻译理论 直译 意译

一、引言

被尊为基督教经典的《圣经》，可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印刷出版、被翻译过最多的书籍，也是世界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通过翻译，《圣经》给西方各国的语言、文学、文化、艺术、宗教产生了无法比拟的影响。麦克非（Cleland B.McAfee）在《最伟大的英国古典文学》（The Greatest English Classics）一书中写道：“假如每一个大城市中的《圣经》都被摧毁了，单单由各城市公共图书馆的书架，收集其他书中所引用过的《圣经》字句，我们仍可以把《圣经》的主要部分重新拼凑起来。”差不多所有伟大的作家们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论及圣经对他们的影响。当然，《圣经》翻译对西方翻译理论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二、《圣经》翻译的历史

根据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定义，他将《圣经》翻译史主要划分为三个阶段：希腊罗马时期（公元前200年至公元700年）；宗教改革时期（十六至十七世纪）；近现代时期（主要是十九至二十世纪，又被称为“传教士世纪”）。

1.希腊罗马时期。西方最早的译作之一是公元前2世纪用希腊语从希伯来语翻译过来的《七十二子圣经》（Septuagint），又名《旧约圣经》。在希腊罗马时期，一些《新约圣经》部分也被翻译成拉丁语。后来，《圣经》也被翻译成了其他中东国家的语言，如叙利亚语，科普特语（两种不同的方言），亚美利亚语，乔治亚语，埃塞俄比亚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哥特语。古拉丁文版的《新约圣经》在翻译上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直到公元4世纪末，杰罗姆（St.Jerome）将其进行了修改，也就是现在著名的《通俗本圣经》（Vulgate）。后来，他又在公元406年完成了将希伯来语本《圣经》和续经翻译成拉丁文的工作。杰罗姆对西方翻译理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他所主张的“意义高于形式”。

2.宗教改革时期。在宗教改革时期，《圣经》被翻译成欧洲各个民族的语言，其中对翻译理论做出最大贡献的要数路德（Martin Luther）了。在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圣经》翻译家是为翻译而献身的英国人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16至17世纪最有名的三部《圣经》――《日内瓦圣经》（Genva Bible）、《杜埃-海姆斯版圣经》（ The Douay-Rheims Bible）和《钦定本圣经》（King James Version）。《杜埃-海姆斯版圣经》是第一本天主教圣经，它的翻译是为了与广为民间使用的《日内瓦圣经》相抗衡。罗马天主教以杰罗姆的拉丁文《圣经》版本作为依据，着手翻译英文《圣经》。《杜埃-海姆斯版圣经》翻译所使用的语法较拉丁化，而且拉丁语词汇较多。从这三本圣经中都可以找到廷代尔翻译《圣经》的痕迹。

3.近现代时期。近现代《圣经》翻译主要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量《圣经》译作修订出版，并被翻译成欧洲各个民族的语言，该阶段的成果主要得益于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对《圣经》手稿的研究。第二阶段，大批传教士将《圣经》引入“第三世界”国家。第一阶段的主要贡献有：《英语修订版圣经》（1885）、《美国标准版圣经》（1901）、《修订版标准圣经》（1952）和《新修订版标准圣经》（1989）。英语中另外两个重大贡献是基于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翻译的《新美语圣经》（1970）和《新英语圣经》（1970）。第二阶段有大批传教士将《圣经》翻译作多国语言并引入其他国家，即所谓的“信仰使命”。

三、《圣经》翻译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

从纪元初期直到今天，《圣经》翻译从未停止过，他所涉及的语种范围、译本种数以及译本的使用频率等，都是任何其他作品的翻译所不能比拟的。可见，《圣经》翻译在西方翻译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而圣经翻译理论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也可想而知。作者认为，从翻译发展史角度来看，《圣经》翻译应视为西方翻译最初源头，圣经翻译理论则为西方翻译理论逐步发展成熟的原始依据。

据《西方翻译简史》，从广义上讲，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之间，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而从事圣经翻译最早的，并以其理论著称于早期宗教界，包括圣经翻译界，应数裴洛・犹达欧斯。他对翻译问题的阐述大致是：圣经翻译是神圣的，译者单凭精通两种语言而无神的感召，便不能从事翻译。当时裴洛的理论被不少人奉为圣经翻译的准绳，圣经翻译坚持“ 受上帝的感召”、采取直译死译的作法也盛行一时。裴洛把译者变成一种“ 听写工具”，完全剥夺了译者的自。然而，无论译者在圣经翻译时受到上帝多大的感召，动笔时却还得由译者来选词造句，难免会出现主观随意的问题。古罗马后期，在神学家杰罗姆的竭力主张下，圣经翻译的做法有了很大的改观。在杰罗姆看来，虽然《七十子希腊文本》的译者“ 受上帝的感召”，在用词方面是不会有什么上帝的感召的，译者应当按照译文语言的特点移植原文的风格。杰罗姆既是出色的翻译家，又是颇有见地的翻译理论家。他的理论可归纳为：翻译不能始终字当句对，而必须采取灵活的原则。应区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以而且应当采取易于理解的风格转达原作的意思。但在圣经翻译中，则不能一概采用意译，而主要采用直译。正确的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杰罗姆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对后世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提出的许多概念也得到继承。

由于西塞罗是第一个明确提出“ 直译”和“ 意译”的翻译方法论的人，许多西方翻译理论的书籍都把公元前46年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哲人西塞罗作为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其实，在西塞罗之前从事圣经翻译的神学家们，都在各自翻译的圣经序言或跋中论及过翻译的忠实性问题。只是西塞罗首次提出了关于“ 不要逐字翻译”的理论，并把翻译分为：作为“ 解释员”的翻译和作为“ 演说家”的翻译，即“ 直译”与“ 意译”两种基本的译法，从而开拓了翻译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园地。西塞罗以后，西方翻译理论家便围绕直译与意译，死译与活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追根逐源，圣经翻译开启了直译、意译之河，而西方译学理论也就围绕着这一线路，结合不同理论逐步发展成熟起来。

西塞罗翻译理论大致有以下一些要点：1.译者在翻译中应象演说家那样，使用符合古罗马语言习惯的语言来表达外来作品的内容，以吸引和打动读者、听众的感情。2.直译是缺乏技巧的表现。应当避免逐字死译，翻译应保留的是词语最内层的东西，即意思。译者的责任是给读者“称”出原词的“重量”而不是“算出”原词的“数量”。3.翻译也是文学创作，任何翻译狄摩西尼的人都必须自己也是狄摩西尼式的人物。4.声音与意思自然相联，或者说词与词义在功能上不可分割，这是语言的普遍现象，而由于修辞手段以这种词与词义的自然联系为基础，因此各种语言的修辞手段彼此有相通之处。这就说明，翻译可以做到风格对等。

自西塞罗提出所谓“ 解释员”式翻译与“ 演说员”翻译，即“ 直译”与“ 意译”的两种基本译法，确定了后世探讨翻译的方向，影响到贺拉斯、昆体良、杰罗姆、路德、泰特勒、施莱尔马赫、列维、加切奇拉泽等人。

被誉为西方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的杰罗姆完成了第一部“标准”拉丁语《圣经》的翻译工作，他提出的翻译理论也紧紧围绕直译和意译的主题进行阐述：首先强调各种语言的形式差异，主张翻译应忠实于原作的内容，但允许一定程度地偏离语言形式和更改词汇。其次，杰罗姆指出宗教翻译和文学翻译应区别对待，宗教翻译应主要采用直译，而文学翻译则可以采取意译的方法。第三，否认《圣经》翻译中存在着“上帝的感召力”。在翻译中他敢于对《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进行增补、删改和修正；提出对《圣经》的正确理解应依靠广博的知识和熟练的语言能力。此外，杰罗姆还率先提出翻译创造论，认为译者完全可以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征，优秀的译文完全可以和原作媲美。

昆体良继承了西塞罗“ 翻译也是文学创作”的观点，在《演说术原理》一书中明确提出“ 与原作竞争”之说。他指出“：我所说的翻译，并不仅仅指意译，而且还指在表达同一意思上与原作搏斗、竞争”。这就是说，翻译也是创作，这种创作必须与原作媲美，译作应力争超过原作。

之后，无论是法国多雷的“ 翻译五原则”、17至19世纪法国巴托的“ 准确翻译”论、英国德莱顿的“ 翻译三分法”、泰特勒的“ 翻译之原则”、德国施莱尔马赫的“ 翻译区分论”、洪堡的“ 语言哲学观”和“ 可译与不可译”理论，还是20世纪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法国的穆南等的翻译语言学理论、美国雅可布逊的“ 翻译三类分”理论、苏联列维、加切奇拉泽的文艺翻译理论、法国塞莱斯科维奇和勒代雷的“ 释意”理论、美国奈达的等效论和“ 交际”理论等等，尽管表达术语不一，但其实质都论及翻译根本原则，也就是如何处理原文和译文的关系问题。

四、小结

自《圣经》翻译开启直译、意译之河以来，西方翻译理论虽经历了语文学、语言学、符号学、阐释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融洗礼，但始终没有脱离对直译意译方法论的阐释和变通。之所以直译和意译之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存在，是因为译者们没有意识到形式、内容、风格在特定语言和文化系统中的统一和在不同文化、语言系统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矛盾。或者说意识到了但还找不到解决的具体办法，因而把翻译的艺术性和科学性分裂开来，体现在翻译方法上则是直译与意译的对立。当翻译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译者们掌握了翻译的这些基本规律之后，就不再执著于直译、意译之争，而是把他们当作互补的翻译方法灵活使用，力求取得译文与原文在形式、内容和风格方面的全面忠实，达到翻译的理想标准。然而，就像哲罗姆认为区分文学翻译用意译、《圣经》翻译用直译一样，具体的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又随着翻译目的、翻译类型和翻译文本的不同而体现出多样性。

参考文献：

[1]Baker，Mona.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Z].NewYork and London，1998：22-23.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刘俊.圣经翻译史[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8（10）.

[4]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5]申雨平.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6]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第9篇：论语全文翻译范文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功能派翻译理论；翻译行为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7-0239-03

一、引言

作为联系源语与目标语的纽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随着翻译理念的发展，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断变化的。在传统的翻译理念中，译者承担的角色只是语言转换的工具，处于翻译中的客体地位，而随着翻译理念的发展，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作用越来越引起翻译学家的关注。正如列维（Jeri Levy）所说，在翻译过程中，当源语与目的语的内涵和外延以及语义有所偏差的时候，需要译者发挥主体作用，对源语所表达的信息和思想逻辑关系在目的语中进行表达。因此，在翻译理论研究中，学者开始逐渐关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发挥的问题，对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度也成为该领域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

二、翻译理念的变迁

虽然翻译行为是伴随人类语言行为的出现而产生的。然而，翻译理论的飞速发展，主要在20世纪。在20世纪，每一次翻译理论的变革，都是与语言学的发展息息相关，早期学者对翻译行为的研究，始终局限于语言学范畴。直至20世纪70年代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出现，才第一次使对翻译行为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学领域。

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奠基人凯特林娜・赖斯认为，翻译是具有具体要求的行为，在翻译行为中，源语依然为翻译的中心，翻译行为应当实现源语与目的语在概念的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内容上对等。她的理论在翻译等值理论的基础上，将翻译的交际功能纳入翻译的目标。这无疑是对翻译等值理论的一次突破。在她的研究基础上，汉斯・威密尔和贾斯塔・赫兹・曼塔利的理论对功能派翻译理论做了进一步发展。功能派翻译理论使译者将目光由源语开始转向译入者，从这一点来看，功能派翻译理论在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无疑是革命性的。功能派翻译理论不仅使译者能够在翻译过程中不再拘泥于达到对源语的完全再现，这也为译者发挥主体性提供了平台。

在功能翻译研究的众多学者中，尤金・奈达的理论得到了广泛认可。在他的著作《翻译的科学探索》中，他提出了著名的“翻译功能对等”理论。所谓功能对等，指的不是翻译要达到字面的对应，而是要使源语与目的语通过翻译行为，实现两种语言上功能上的对等。他认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在这本著作中，奈达将“正式对等”与“动态对等”进行了区分，他认为，所谓“正式对等”指的是对源语中的构成元素忠实的再现；而“动态对等”指的是实现源语与目标语在功能上的对等。尤金・奈达的理论首次将翻译纳入社会语言学研究范畴，也将对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发展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三、译者的主体性及其制约因素

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 国内译界学者就“译者主体性”看法比较统一。正如屠国元所说，译者主体性指的是“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在翻译行为的不同时期，以及翻译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也在不断变化。

鲁迅曾说过，杂文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同样，作为受到各种制约的语言创作过程，翻译同样也是“带着镣铐跳舞”的过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各个反面的制约。这既包括对源语忠实度的制约，也有译入者接受度的制约，乃至源语与目的语在语言体裁上的差异，两种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甚至翻译行为的社会历史背景，都会对翻译行为产生制约。

从翻译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限制是一个逐渐减轻的过程。但是译者身上的“镣铐”却是一个逐渐增加的过程。在功能派翻译理论指导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虽然越来越注重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但是译者在翻译中，所需要考虑的因素却越来越多。译者不仅要实现源语和目的语在语言层面的对等，更要考虑到两种语言发生的文化背景是否能够实现对等，更要考虑翻译内容在源语与目的语在交际功能上是否能够实现对等。

凯特林娜・赖斯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并非所有等值都能实现，并非所有等值都有翻译的必要。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当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性特征，而并非完全死板地追求对等原则。她的理论进一步使译者从完全忠于源语这个桎梏中摆脱出来，能够更好地发挥译者的主体性。汉斯・威密尔也认为由于源语和目的语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具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翻译不可能实现一对一的语言转换，更需要译者发挥主体性，以实现一定目的为导向，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需求，从源语所提供的信息进行选择性的翻译，而如何进行选择，正是译者根据翻译目的充分发挥主体性的过程。威密尔的理论进一步强调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也阐明了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不止局限于语言层面，而是还包括翻译的目的，翻译能否实现功能交际的目的，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等内容，乃至翻译行为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

由于翻译过程中并非所有信息都是对等的，这就更需要译者发挥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所传递的信息进行筛选，而不应当受源语文字层面的局限。

以英译中国菜名为例，由于中西方饮食差异巨大，食材和烹饪方式的不同，对等原则几乎是无法实现的。例如，中国菜式中的烹调手法炒、烩、熘、炝在西方都无对等，再加上中餐浩若烟海的食材，中国菜名的翻译无法实现字面上的对等。

因此，在英译中国菜名的时候，首先，译者要把翻译的立足点放在源语的信息的传递上，这就更需要发挥译者的主体作用，对所传递的信息进行筛选，使菜名所能传递的信息量达到最大化。例如，在翻译中国菜名过程中，译者要考虑到中国和西方在菜名使用上的差异性，中国菜名更加写意，很大一部分菜名并没有传递菜品的食材和烹调手段，而是与菜品的外形、菜品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例如佛跳墙、松鼠桂鱼，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翻译成“Monk jump the wall”、“squirrel Mandarin Fish”，无疑是贻笑大方的译法，说是错译也不为过。因此在翻译中国菜名的时候，译者应当充分考虑西方命名菜式的方式，体现菜品中的主要食材和烹调方式和口味。把两种菜式翻译成“Fujian’s Steamed Abalone with Shark’s Fin and Fish Maw”和“Sweet and Sour Mandarin Fish”，都是较好的选择。

四、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度

（一）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度

翻译行为是从源语到目的语的转换，而这一转换行为是由作为社会个体的译者完成，因此，任何翻译行为都不可能摆脱译者个人主体性的影响。而所谓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度，指的就是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翻译目标的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的对源语中信息内容的筛选的自由程度。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度并不一定导致翻译作品对源语在语言层面和交际功能的背离，译者主体性的度与源语忠诚度之间并非矛盾关系，虽然主体性在某些层面确实会导致翻译作品与源文之间形成差异。

根据列维的观点，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要在语义层面达到源语与目的语的对等，还必须将源语中并未明确表达的思想逻辑关系进行表达。在翻译过程中，对这些逻辑关系的表达程度，也是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度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些逻辑关系，有些属于源语中的文化背景因素。由于源语材料的作者和源语读者属于同一个文化背景，对源语读者来说，这些文化背景逻辑关系无需进行解释说明。然而，由于源语与目的语往往并非处于同一个文化背景，因此，译者在表达这些逻辑关系时，应当充分发挥主体性，对如何表达这些源语中的思想逻辑关系，进行取舍。而对哪些思想逻辑关系选择翻译，对那些思想逻辑关系选择不译或者规避，都直接体现了译者主体发挥性的度。

（二）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度的因素

翻译作为一个具有目的性的活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发挥总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介入翻译过程。诸多因素都会对译者的主体性发挥度产生影响，这既与翻译的目的有关，也与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乃至翻译的交际目标有关。正如王福祥、徐庆利指出：原作意义的开放性，译者的对翻译源语材料前理解，个人审美意识，价值观念，目的语读者都会以某种方式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度，影响译者对源语内容的理解，对整个翻译过程产生影响。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度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梳理，却并未将翻译的目的性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1.翻译目的性与忠实度的共同作用结果。根据功能派翻译理论，翻译行为是有目的性的，因此翻译的目的性是制约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第一个因素。译者会根据翻译行为的目的，以及翻文接受者的情况，对源语所传递的内容有所选择地翻译；同时，译者不可能完全脱离源语，对源语所表达的信息如实反映是他翻译不可逾越的底线。在这种情况下，译者的主体性发挥的度受翻译的基本目的和对源语忠实再现两个因素制约。当译者翻译的目的性与保持源语忠实度相一致的时候，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得并不充分，而只有译者翻译的目的与保持源语忠实度有所冲突的时候，才需要译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在这种情况下，译者会选择一个翻译目的与保持源语忠实度之间的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正是译者在翻译行为中信息选择上主体性发挥的度。

以清末中国译者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为例，严复并未对《天演论》进行整体翻译，而是有目的性地节选了其中论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内容。严复这样选择的原因很简单，他选择翻译《天演论》的目的，本来就是在病入膏肓的清末，向西方学习，寻找拯救中国灵药的尝试。这一目的性使他在翻译过程中，对《天演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订，对《天演论》中与“物竞天择”这一主题有质疑的部分都进行有目的的删减。因此，严复的《天演论》译本，更像一个社会科学的宣传小册子，而并非像赫胥黎《天演论》原著那样是一本学术研讨气息浓厚的自然科学著作。

在翻译活动中，严复充分发挥了个人的主体性，在翻译目的的推动下，选择了源文中“物竞天择”这一论题，却故意回避了原著对这一内容的辩证内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忠于原著这一原则的背离；在另一方面，严复在翻译过程中，却没有刻意曲解“物竞天择”这一主题的翻译内容，而是通过对其他源文内容的删除，对这一部分内容进行了凸显。

2.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与译者主体性发挥度。翻译行为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翻译目的也同样对译者的主体性发挥有重大制约作用。例如，在西方中世纪时期对《圣经》的翻译，中国时期对《选集》的翻译，都极端重视对源语的忠实度，要求源语与目的语实现逐字逐句的对等，甚至单词的顺序都不可随意更改，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译者的主体性无疑是受限最多的。相反，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译者所受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制约会少很多，译者在翻译策略和翻译内容的选择上，拥有更大的自由，主体性发挥的度也更高一些。

社会文化背景对对译者的主体性发挥度产生制约作用，这除了与译者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信息管制的强度有关，也同样与目的语读者所处社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出于意识形态控制的需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果翻译的内容与所处社会意识形态或者社会文化背景相悖，译者通常会采取规避原则或者归化的翻译策略。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受到的限制更多一点，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度也要小一些。

3.翻译的交际功能对译者主体发挥度的影响。翻译活动的工作内容五花八门，所有翻译作品都有不同的交际功能，交际功能的不同，也会对译者的主体发挥度有重要影响。例如翻译理论著作、合同契约等，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度就远比翻译电影电视等娱乐内容的主体发挥度要低。翻译交际的目的不同，翻译作品的观众的要求也就不同，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度也就不同。

由于翻译作品的交际功能不尽相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更多地考虑到目标语读者的心理预期和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内容在源语与目标语中的功能是相同的，但是出于对翻译交际功能的考虑，翻译材料越正式，作者在翻译过程中越对源语材料在信息表达和思维逻辑的表现上忠于源语材料。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主体性发挥的度要低一些，相反，如果翻译材料的交际功能不是很正式，例如广告这样信息含量丰富、表意模糊的翻译内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无需刻意保持与源语在文字层面的一致，而是可以拥有更多的主体发挥空间，主体性发挥的度也相对更大一些，

五、结语

翻译活动作为一种有目的性的社会语言活动，是一项由译者完成的活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多种因素影响，实现对源语所呈现信息的甄选工作和翻译的策略选择工作。而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中，会发挥主体作用，使翻译结果染上个人的色彩。这些译者在翻译行为中的活动，也就是译者主体的发挥度，是造成翻译版本不同的根本原因，也是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Nida. Eugene. A. （1969） Science of Translation， language，1969.

〔2〕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雷芳.论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介入[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5）.

〔4〕刘雪梅.论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

〔5〕谢旭升.译通百通――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