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政治参与论文范文
关键词：网络政治；有序的政治参与；有效性
日新月异的互联网络发展给人们的生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以超时空、高速度、多媒体、大容量和交互等特点，在当今整个传播格局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网络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政治传播模式，同时也给中国的现实政治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可以说，网络政治传播较之传统政治传播体现出了强大的力量和独特的优势。网络对政治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仔细加以判断，有积极的方面，值得我们肯定和继续传承。也有消极的影响，需要规避和警惕，因此，我们必须对公民进行
有效引导，从而使公民切实、有效参与到网络政治中来。
1网络时代政治参与的内涵
一般来说，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普遍公民，依法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式参与政治生活，表达个人或集体的意愿，从而影响国家政权系统的活动，尤其是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政治行为。政治参与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重要因素之中，一是政治参与的主体，二是政治参与的目标，三是政治参与的形式与手段。在第二和第三个因素中，就需要涉及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一概念，它是指公民在遵循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民利的前提下，通过自主、理性的方式并按照一定的程序或秩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和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在我国，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主张人民是权力的主体。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质。以民为本、尊重人民的政治权利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基石。人民就国际国内重大事件表达自己的意见，人民对政府工作进行评议、提出建议，参政议政，是人民行使政治权利的重要表现。
2网络政治参与的特点
当代公民对网络政治参与，越来越显示出与传统政治参与完全不同的新形态。当网络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后，公民就开始从网络获取政治信息，利用网络表达政治诉求。他们常常活跃在一些著名论坛，比如“人民网－强国论坛”、“西祠胡同－强国之路”、“北大未名-时代论坛”，对于我们这个泱泱“网络大国”来说，这些网络时政论坛的诞生，则是以“强国论坛”的诞生为标志的。这些论坛的建立与他们对网络政治的积极参与都表明网络已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手段。
具体来说，网络政治参与表现出以下特点：
（1）平等、开放的、自由的政治参与。由于网络交互性、实时性、开放性、匿名性等特点，公民具有平等的主体地位，平等的政治权力、平等的参政机遇、平等的网络权力，网民可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对国家大事自由发表见解，自由进行信息交流，痛快淋漓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深入交流彼此的看法。给政府提供了舆论平台，同时也为网民提供了利益表达、评价政策的平台。
（2）理性、非理织并存的政治参与。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始终伴随着感性与理性、狂热与温和、激情与极端、思考与宣泄、极端与适度的矛盾斗争，如对于民族主义、极端主义、非理性主义等，这些都在客观上体现着政治参与的非理性。
（3）网络政治参与复杂性。在现实社会中，公民参与政治的动因一般出于自身物质利益，或精神上的信仰与理想，而在网络虚拟空间里，公民在网上参与政治的动因却要复杂的多。除了利益和理想之外，有时甚至为了获得某种技术突破的，或者为了某一未经确认的政治信息而一时兴起参与到网络政治中。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技术的、情感的参政动因交织在一起，反映了网络时代政治参与的复杂性。
（4）网络时代政治参与控制困难化。政治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一方面反映了民主政治发展的水平，在网络时代，特别是在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的今天，由于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中央管理控制，再加上网络时代政治参与主体虚拟化特征，使得网络时代政治参与的控制异常困难，如何恰到好处地把握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或者说如何求得不断健全和完善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网民政治参与水平两者之间的最佳值，以期达到和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5）网络时代政治参与方式直接、便捷化。以前的政治参与大多仅限于投票、等几种简单途径，并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报纸、电视、电台等传统的信息传递渠道。在网络空间，随着互联网向各家各户延伸，社会成员对“政治参与”的体验似乎更加直接。人们在家中点一下鼠标，就能马上对各种公共事务进行投票，参与讨论，发表见解，使公众和政府实现了没有中间环节的直接平等沟通。顺畅通达的电子访问大大削弱了严格的科层等级观念，更打破了种种限制，为平等自由的交流铺平道路。
3网络政治参与产生的影响
（1）网络政治参与作为一种下与上的对话渠道，网络民意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极大增强了政治信息的传导和反馈系统，日益影响政治决策和高层思考。2005年3月14日，两会结束后，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昨天我浏览了一下新华网，他们知道我今天开记者招待会，竟然给我提了几百个问题……他们的许多建议和意见是值得我和政府认真考虑的。”通过网络形成定期的、制度化的良性互动，会让民众如实反映社情与民意，也让政治精英充分了解民意，政府的有关决策就会越来越合理。
（2）网络畅通的政治利益表达渠道，部分弥补了现实政治表达的“贫困”状态，为政治稳定提供了良性基础。当前，不同的利益群体开始形成，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诉求。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政治表达途径“缺位”与“贫困”的现实。作为对现实政治表达渠道的补充，起到了重要作用。
（3）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推动了政治社会化，增强了国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公民通过网络参与政治实践，亲身体验政治生活的意义，获取政治知识能力，大大推进了全民政治社会化的水平。参与过程中，激起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兴趣与热情，逐渐培养了政治参与意识和技能、政治责任感，铸造了政治人格。
（4）网络政治参与形成的网络舆论，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有助于政府部门加快解决有关舆论的焦点议题。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现代民主体制最大的影响和冲击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在网络社会中，个人通过一台电脑就能直接向政府提出某项要求和建议，或参与政府的某项选举或决策。同时，网络的普及使政府的行为随时处于大众的监督之下
，它的内政与外交透明度越来越高，受到的牵制和约束也随之增强。同时网络舆论形成的背后，蕴涵着复杂的社会动因，潜藏着期待解决的矛盾。因此，网络舆论可以成为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以及决策部门了解社会政治心态的重要渠道，有利于掌握和分析信息，建立社会预警机制。
当然，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两面性，公民网络政治参与除对政治稳定产生积极的、建设性影响外，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比如：网络上非理性言论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影响公众意见的理性表达。有些网民非理性的言论和不负责任行为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如何把握网络政治参与对现代民主制度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制定相应的对策，趋利避害，推动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我们下面即将谈到的一个方面。
4引导网络政治参与“理性化”
（1）提高公民网络素质。政治参与者的素质，直接影响政治参与方式、目的、性质和效果。面对网络时代公民的政治参与，我们应积极引导公民对政治含义的正确理解，增强他们的政治判断力，塑造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知识分子应以自己的优势，提倡以理性声音进行充分辩论和澄清。在这方面，作为社会理性的代言人，知识分子、有识之士、知名学者更应当发挥激浊扬清的作用，成为网络中理性的“舆论领袖”。
（2）制定相关的制度与法律法规，保证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可行性和独立性。公民积极的参与政治是一种以与政府合作为基础的关系，是一个独立、具体和公共的行为。缺乏质量的公民参与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因此，要把民、监督权还给人民，积极鼓励公众自我组织起来，支持公民团体参与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加强政府和公众的交流，保证政府为公众提供可靠、适当的信息、帮助和支持以提高公民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科学性。
（3）培育健康的网络政治文化，发挥政治文化在政治稳定中的凝聚力。首先，要培育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公共精神。网络政治参与中，公共精神可通过网络伦理道德的建设，规范网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促使他们能选择与公共利益相一致的网络行为。培养网络政治参与的公共精神最重要的是，提倡并制定网络政治参与的“行为规范”与“道德规范”，以规范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使之逐渐内化为公民自身的道德信念。其次，实现网络政治文化的转型与整合。从政治认同的内容看，网络政治参与无形中把民主、法治、责任、义务等观念，整合于网络空间的政治认同；从政治认同的方式看，在网络政治参与普及的状态下，网络中民主转型为“自主”，在网络政治中，民主不是多数任意压制少数，而是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以自由沟通取代强制灌输、双向交互取代单向控制。
5小结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对于政治发展而言，意义极为重大。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无论对于政治国家，还是对于公民社会，公民参与都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其实，所有民主的价值和意义，只有通过公民参与才能真正实现。换言之，只有通过公民参与，民主政治才能真正运转起来。可以说，没有公民参与，就没有民主政治。因此把握网络政治中政治参与的内涵及特点，从影响网络政治中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入手，不断加强政治制度建设，形成公平、有序的政治参与，无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促进政治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胡同新.网络政治参与的民主价值透视［J］.中国行政管理,2007.
［2］潘洪其.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第2篇：政治参与论文范文
中国工人的政治地位和参政状况
自1978年以来，中国工人阶级的分化最为剧烈，已经从原有的全民所有制职工和集体所有制职工两种分化为全民所有制职工、集体所有制职工、“三资”企业职工、乡镇企业职工和私营企业职工。他们在工作方式、收入方式甚至生活方式都有很大的不同，但仍具有作为同一个阶级的基本特征。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为中国工人的主体。我们研究中国工人的参政状况以他们为主要对象。
中国工人的政治地位现行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工人在国家政治中具有法律上的领导地位，相对于社会其他阶层处于优越地位。
首先，工人阶级天然正确。解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没有一次是针对工人阶级的，相反，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个体工商业者都曾成为革命的对象。工人阶级不但出身永远正确，而且还被赋予向其他阶层进行政治教育的职责。知识分子多年里曾一再被要求向工人阶级学习，接受工人阶级的在教育。干部和知识分子一旦犯了“错误”，很流行的一种惩罚就是下放劳动，到工厂去做工。期间甚至派出“工人宣传队”到文教事业单位去领导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思想改造。
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没有改革，但政治优越感正在消退。改革使农民、个体工商业者率先受益，一部分干部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状况也得到改变，而全民所有制职工的收入提高幅度小于上述几个队层，其中亏损企业的职工生活状况甚至又开始降低，原来的政治优越感已经被经济上的失落感冲淡，中国工人阶级较高的政治声望正在受到较低的经济收入的冲击。
尽管如此，中国工人阶级依然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力量。首先，我国各阶层中只有工人具有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工会。工会组织严密，从中央到省市地县，直到每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都有工会组织。官方对工会也十分重视。工会是我国政治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地方的总工会的主要负责人，一般都是同级人大常委会的委员，有的甚至进入人大的领导班子。（朱光磊《大分化新组合——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4页，以下引自此书简称《大分化新组合》）
其次，工人阶级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政治体系在发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十分注意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对企业改革十分谨慎，千方百计地去减少工人阶级在改革中的损失。到1995年经济改革体制有较大进展，但企业改革依然相对滞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担心会出现全民所有制职工利益剧烈受损这样的局面。
第三，工人阶级仍然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改革期间的利益分化使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政治体系把工人阶级作为中国社会稳定的依靠力量。1989年波及社会，一些不法分子趁机社会治安，一些城市就发动民兵和纠察队，协助公安部门维持秩序。（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第230页）为了稳定工人，国家向那些停产和半停产的企业发放贷款，帮助他们恢复生产或部分恢复生产，以解决职工的工资收入。这就是90年代初期所谓的“安定团结费”，从经济上靠贷款维持无效率的企业是不合算的，但这样做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一种有即时效果的方法。减少失业有利于社会稳定，在政治上是值得的。
中国工人的参政状况改革开放以来，工人参与政治活动比以前有所减少，参政的深度亦降低了。这十几年来多数工人参加的由政治系统发起的政治运动只有两次：揭批“”和整党。1989年，只有一部分工人同情学生，卷入，另有一部分工人应政府要求帮助维持社会秩序。90年代以来，个别城市发生过一些企业的工人到政府请愿，要求给活干，发满额工资，这些工人来自长期亏损，不能按期如数发给工人工资的企业。
在参政议政方面，工人对政策的影响比期间减弱。“”中工人曾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革命委员会中，直接参加政府部门和企业的领导决策，也曾以“工宣队”的身份进驻大学、科研机构对文化事业加以领导。粉碎“”以后，工人回到车床旁，他们的参政议政经由人民代表、新闻媒介和行政系统及工会等制度化途径，这些参政途径使工人对政策的影响主要是间接发生的。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样的合法民意代表的工人很少，比如天津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共718名，其中工人代表在10名左右（不包括那些企业的基层干部代表）。政协委员多为知名人士，普通工人中只有个别劳动模范有可能成为政协委员。由于文化水平所限，工人利用新闻媒介表达政见的机会也少于知识分子和干部等阶层。
中国工人的参政积极性
尽管工人从左倾路线时期那种虚幻的“领导一切”的地位会到现实社会中以后，一部分工人有某种程度的失落感，但出于中国工人阶级多年形成的革命传统和自身所具有的政治觉悟，中国工人阶级仍保有相当的参政热情。
对政治持积极的态度政治态度是一个人是否愿意参与政治的前提。据中国社会科学院1989年初的调查，工人中认为“政治是坏事”的只占总数的4.4％，绝大多数认为“政治是好事”；认为“政治是少数人争权夺势”的在工人中只占24.3％，仍然是少数。（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6页；第21页，以下引此书简称《中国政治人》）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工人对政治的态度是积极的，这就奠定了他们积极参政的基础。
积极维护国家的利益作为中国社会中的领导阶级，中国工人从总体上对党、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较强的认同意识。1987年《中国政治手册》编辑在全国范围的调查表明，占74.95％的工人不赞成“如果国家使您失望，您就有理由不管它”的提法，更多的工人（86.44％）反对以同样的理由背叛国家。（闵琦《中国政治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第25页）中个别反动分子提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甚至向国家领导进行人身攻击的口号，在不少地方和场合遭到在场工人的反对和抵制。
有政治参与的热情关心国家大事，积极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行为倾向推动了工人群众对国家事务和单位事务的参与热情。据调查，工人中表示“如有可能就争取当人大代表”和“如果群众选我，当也无妨”的人数为总数的30.6％（《中国“政治人”》第63页）近三分之一的工人想去当那3000—5000人中才有一个名额的基层人大代表。这个比例不能不说是很高了。除此以外，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方面，工人群众也有热情，基层人代会上、每次都有来自工人代表的提案。工人也开始利用“热线”电话、直播节目、现场办公等途径对政策施加影响。工人群众的揭发检举是反腐败的一项有力的制约因素。
参政积极性有下降趋势虽然中国工人阶级从总体上仍是积极参政的，但对政治的疏离、漠不关心的倾向也同时存在，并在一定范围内有所发展。在企业决策中，各种企业改革、承包、租赁、股份制等都强调厂长经理的负责制，强化了厂长经理的决策权。同时加强劳动纪律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人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只体现为“像‘主人翁’那样自觉地劳动”，而缺乏工人群众在企业决策中的发言权。调查表明，在企业中，有强烈参与意向和愿望的职工只有16％，而近60％的职工则基本没有参与需要。有72.5％的职工认为“企业好不好，责任在领导。”（《大分化新组合》第73页）工人在企业决策中的参与意识已经明显下降。
在社会政治方面，工人们从朴素的爱国理想出发对政治的关心正在受到社会利益分化的冲击。全民所有制职工在改革中没有首先得益，经济利益相对少于某些其他阶层的窘况，使工人们更多关心个人的生活，具体的生活状况与抽象的爱国理想之间首次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工人中普遍存在的失落感。据调查，1989年初，中国工人中对基层人大选举可能持冷漠态度的为总数的35.9％远高于学生、干部、个体劳动者。《中国“政治人”》第35页）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但领导不是一句空口号，而是分解为行政过程和决策过程。由于普通工人不具备干预政府决策过程和行政过程的技术，难以实现对社会的领导，因而工人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中国社会复杂程度提高的现代反而有所削弱。
中国工人的参政能力
参政能力与参政积极性之间有某种关联，不具备参政能力的人无法对政府施加影响，参政的积极性难以形成。中国工人阶级的参政能力主要受他们的政治知识水平和参政技术的掌握所影响。
中国工人的政治知识水平政治知识包括对政治体制的了解、对公民权利的了解、对政治运动规则的了解、以及对个人政治行为的后果的了解。
中国工人对政治的了解大体上处在以政治常识为主的层次。他们知道中国政治体制的性质，知道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上的区别，但有关中国政治体制的几个构成部分是如何共同动作的等知识，工人们明显不足。在调查中问及“我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领导职位是什么”和“党政分开意味着什么”时，能够给出正确答案的工人占总数的59.5％，比工人、农民、干部和学生四个群体回答正确的平均比例低了3个百分点。（《中国“政治人”》第116页）从上述两类问题之间的联系看，工人们对中国政治体系的构成缺乏进一步的了解。尽管多数工人知道国家主席是谁，但有不少人还不知道中国政治生活中党的领导应体现为最重要的领导职位是党的总书记而不是国家主席，而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上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
中国工人的公民意识主要体现在对公民参与权的认可上。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表明有73.5％的工人认为“政治是大家的事”，不赞成“政治只是领导人的事”。（《中国“政治人”》第22页）1987年的另一个调查表明有55.5％的工人同意“我是国家的主人，大事小事都有权管”，有55.8％的工人赞成“我是我居住地的主人，这个地方的大事小事我都有权管”，有53.18％的工人认为“我是我工作单位的主人，单位的大事小事我都有权管”。（《中国政治文化》第208页，第210页）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到只有三分之二多一些的工人认为政治是大家的事，只有一半的工人坚持自己的主人翁地位，坚持参与单位、地方和国家的事务。这表明中国工人的公民意识有退步的迹关于迹象。
关于政治体系的运行规则的认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薄弱环节。1987年的调查中，竞有47.25％的工人同意“搞政治要不择手段”，高于平均值5个百分点。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治”倾向，至于制度建设方面，在1987年的调查中表明，工人中认为民主制是“集中指导下的民”、“广泛听取、征求人民意见”、“人民当家作主”，“为民作主”的占有多数（分别为总数的19.6％、24％），而认为民主制是“少数服从多数”、“人民能选举政治领导人”、“限权分权”的是少数（分别为总数的5.17％、6.55％、3.35％）。（《中国政治文化》第88页，第181页）工人们对民主的认识停留在民主的原则上，对民主的制度建设内容的了解较少。
中国工人的政治能力政治能力主要指个人对政策的影响能力。一个人政治能力的大小取决于他的政治地位和参政的能力。中国工人阶级是宪法规定的领导阶级，这从法理上保证了工人有影响政策的可能性。中国工人阶级的教育水平较低，到1989年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5.3％，大专以上的只有0.9％，这使工人的参政能力受到很大的局限。（《大分化新组合》第159页）
调查显示，中国人在家里经常和偶尔谈论政治的人为78.3％。但工人在家里谈政治的只有17.7％，在单位里谈政治的为30％。工人议论政治的频率低于平均数很多，这恐怕与工人受教育水平较低有关。同一个调查表明，受到初等教育的人和受过中等教育的人谈论政治的比例明显低于受过高等教育人（见表），一般而言，喜欢谈论政治的人，对待政治参与的态度也积极。“以在单位谈论政治的状况为例，经常谈论政治的人，半数以上都认为对待政治的最好态度是积极的，而偶尔谈政治的人，这一态度立即下降到34.8％，不谈政治的人的比例更降至23.4％，（《中国“政治人”》第69、70页）
表受教育的程度与议政的关系
初等教育水平中等教育水平高等教育水平
在家里经
常谈政治15.9%24.7%35.7%
在单位经
常谈政治28%41.2%58.1%
资料来源：据《中国“政治人”》，第69页数据整理。
谈论政治与政治知识之间的关系明显。谈论政治可以加深对政治的了解，人们在采取政治行动之前，总要对所针对的事情有所了解。谈政治有助于人们交流政治信息，交换政治态度，是一种政治互动。通过互动可以形成共享态度，而态度一致的人共同发起或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单个人采取政治行动的可能性。
第3篇：政治参与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而政治参与机制是民主政治运行的桥梁。本文认为，加强政治参与机制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而且其能促进政治稳定、实现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及促进社会公平和促进党的和谐社会建设目标。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从十七大报告可以看出，使政治体制适应人民日益提高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成为我们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何使政治体制容纳人民的政治参与，在这其中政治参与机制具有非常重要意义。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能为政治参与提供顺畅的沟通渠道，最终带来政治稳定、社会公平，形成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因此，政治参与机制建设是党的十七大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根本途径。
一、政治参与机制建设的必要性
1．政治参与理论上的分歧。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启蒙思想家运用社会契约理论对政治进行了深入阐述。尽管各个思想家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不同，但基本上都认为自然状态已不适宜人的生存发展，所以大家放弃、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统一交给国家行使，以过一种有序的政治生活。这就意味着国家是所有人的国家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团体的国家，国民一律平等而任何人不得享有特权或遭受歧视。既然国家属于国民且人人平等，那么人民就有权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但是在人民如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强调公民政治参与和限制公民政治参与。参与制民主主义者，包括卢梭、约翰·穆勒，以及近些年的帕特曼和巴勃等人都主张最大限度地扩大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制订政治性政策的机会。在现代一些大国，这还包括将许多决策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共同体以及广泛地应用公民投票来决定政策。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如熊彼特则赞成一种较为有限的公民参与；他们认为，在当选的职业政治家与普通公民之间应当有一种政治分工，前者负责决策，后者的作用是在定期的选举中免除或黜选这些政治家及其政党。根据这种观点，现代民主制国家就是由政治家们治理的，而普通公民的参与是有限的和间断的。我们知道，在一定时期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总量是一定的——社会权力强国家权力就弱；社会权力弱，国家权力就强。政治参与实质是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博弈。不充分的政治参与意味着社会权力弱而国家权力强，导致的是强权政治；而过度的政治参与意味着社会权力强国家权力弱，那么国家的权威就要削弱，带来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所以政治参与理论的分歧关键在于政治参与深度的问题，也就是政治参与的界限是什么，这可以从现代化的进程中可以看出。
2．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参与。在现代化初期，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人民，以联合广大人民封建专制统治，人民的思想深入人心。所以，在共和国建立后，人民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有权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但是在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每个人都来管理公共事务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在从现代化初期向现代化中期转变中，前期为了封建制度而宣扬的直接民主观念，带来了普遍的政治失序和社会动乱，反而成了现代化进程的阻碍。而在现代化中期向现代化后期的转变中，人们才摆脱直接民主的观念，认识到民主在现代社会只能是代议制民主，通过对前期教训的反思，人们才认识到——政治参与也不是人民直接参与公共管理，而是选出自己的人代表自己来管理公共事务或者以多种方式和途径来影响政府活动。所以，只有从现代化的进程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卢梭宣扬直接民主，而密尔、熊彼特等思想家却坚信代议民主。因此，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来说，政治参与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直接参加国家政权的管理，而紧紧意味着对公共事务管理施加以影响。所以，为了维护政治的平稳运行，必须建立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
3．政治参与机制建设对于和谐社会的必要性。我国传统社会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沟通机制，当国家与社会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后，人民就用暴力现存统治者，通过一个新的王朝的建立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一种暴力政治参与的文化。在这种政治文化下，人民要么忍耐强权，要么暴力反抗，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一个合法的沟通机制。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建设现代国家的需要，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但是这种动员式的政治参与具有无序性、盲目性，并不是一种理性的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成熟及公民权利的普遍兴起，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在逐渐形成。而无论传统的暴力参与中还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动员式参与，对于我国当前的政治参与建设都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必须建立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让公民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机制来对决策者施加影响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是和谐社会的核心所在。
二、政治参与机制的多渠道建设
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中，无论是启蒙运动后的先发现代化国家，还是“国际示范”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都存在普遍的社会动员，以腐蚀和摧毁旧社会的经济和心理上的主要信仰，转变为现代社会所共有的态度、价值观和期望。社会动员提高了人们的追求和期望。但是政治制度不是一夜之间“做成”的，这就在成员过高期望与政治制度的低容纳力之间产生了矛盾。这种现象在现代化初期的国家都存在过——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社会成员的过高期望导致大量的愿望要求输入政治系统，但是在现代化初期由于政治制度化水平低，没有一种愿望转换为输入的调节机制，所以政治系统不堪负重，最终带来政治失序、社会动乱等一系列问题。由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参与机制的缺乏成为阻碍现代化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成熟及公民权利的崛起，公民政治参与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如果不能构建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公民社会的能量无处释放，将会影响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了我国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政治参与机制：
1．加强公民与政治社团的沟通机制建设。由于在现代国家，“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扩展和加强，政府的决策对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具有深远和巨大影响。”从而使得各社会阶层、集团、行业、区域等等把实现自己利益的目光较大程度地投向政治权力和政府的公共政策，从而组织起特定社团，影响公共政策。在西方，意见表达团体的基本形式是压力团体。压力团体是为适应多党政府运行的需要而产生的，以实现一定的政治主张为目的所组成的特殊社会集团。他们主要任务是，作为特定的社会利益团体的代表，向意见综合主体和决策机构系统地表达意见和要求，并通过施加合法的政治压力，来“接近”政府，从而实现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群体的政治主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很大成就。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大大加深，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从而使人们的利益多样化，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利益内容又不断更新，在原有利益基础上又产生了新的利益要求。“而在当代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同时，也由于社会结构分化程度较低这一客观原因，导致在中国基本不存在、也不允许存在各种压力性的社会团体。”我国的许多社团都一定程度上政治化了，而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发挥现行政治社团利益表达和综合功能，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中自发形成的合法社团要给予其利益表达的权利进而影响政府决策。
2．加强政治社团与人民代表大会的沟通机制建设。仅仅有政治社团的利益表达还是不行的，还要有传达各阶层利益的沟通机制，这就需要加强政治社团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联系。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见，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代议机构，是人民的体现，代表着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应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行事，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机构，而是要充分和人民进行沟通，了解人民的利益。因为，议会政治本质是委托政治，即人民把管理国家的权力委托于一部分人执掌的制度。议会是民主社会中民意的传声器，在诸多民意表达渠道中，议会是最经常、最专业的民意表达机构。那么，如何实现人民和人大代表的联系呢？所以设想各种方法来加强人民与人大代表的联系，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在一定误区。在戴维·伊斯顿看来，政治生活是一个独立的行为系统，系统成员由于种种原因有各种各样的愿望（希望得到什么）。当系统成员希望这些愿望转换为政治输出时，就会形成要求。众多系统成员的单个愿望不可能全部转换为要求，否则系统将不堪忍受压力而崩溃。所以系统通过结构机制和文化机制来调节愿望的转换，以控制愿望转换为要求的数量。结构机制调节是指系统中存在着诸如政党、利益集团、舆论领袖、管理者等等，他们代表着政治结构的基本要素，广泛地分布于政治系统中，他们对愿望的转换起着守门的作用。因此，加强人民与人大代表的联系，等于是把大量的要求输入政治系统，政治系统是无法承受的，这会导致政治不稳定。所以，必须加强政治社团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联系，让政治社团对各种利益进行综合，再传递给人大代表，最终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实现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从而实现各阶层利益的利益要求都能输入政治系统。3．加强政治协商会议与人大的沟通机制建设。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合作是通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实现的。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各派通过各级人民政协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其他重大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也利用人民政协这个渠道同各派进行政治协商，共商国是。作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人民政协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主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对发挥派的作用、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各派深知各自成员及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能够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成为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同人民群众联系和沟通的桥梁与渠道。”虽然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来源方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并且很好地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但是在人民协商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沟通机制还存在一定问题。例如两者之间缺乏某种明确具体特别是程序性的法律保障；联系机制还不够畅通；沟通机制需要进一步制度化、程序化。因此，为了保持两者之间的沟通机制畅通，必须用法律保障人民政协的政治参与的权利、建立经常有效的沟通机制并且使其制度化，这才能最终把人民的利益最终在国家层面得到反映并且得到保证。
三、政治参与机制建设对于和谐社会的意义
现代民主理论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沟通政治意愿、制约政府行为，从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同时，随着现代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民众通过政治参与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使直接或间接影响自身利益的政府政策更多地以民意为基础，日益成为一个政治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证。政治参与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对于和谐社会的意义就在于此。
1．促进政治稳定。政治是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而政治参与是公民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和资格，通过政治权力最终实现自己利益的主要环节。政治参与是公民与政治体系发生联系的最直接和主要的形式，因此，它必然影响到政治利益的分配。每个公民都想通过政治参与来获取自己想要获取的政治利益。事实上，他们也是能够得到或部分得到相应的满足为限度的。在现代化初期，传统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还占主导地位并且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整个社会相对稳定。但是随着现代化初期向现代化中期的进行，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各个阶层、集团、团体的出现，社会开始急剧分化。各个阶层为了影响政府的价值分配，政治参与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以支持的方式，也可以以施压的方式，在有的时候甚至以非法的暴力方式出现。诚如蒲岛郁夫所言：“当政府顺应民意，而且当公民通过政治参与同国家保持一体感时，其政治体制是稳定的。反之，当政府违背民意，公民对政府怀有明显的不信任感时，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将日趋紧张。”而政治参与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可以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公共政策在制订中充分应该使各阶层的利益要求都表达出来并且相互博弈，最终形成大家都接受的政策输出而化解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实现政治稳定。只有政治的稳定，才有社会的和谐。
2．形成社会监督。现代政治的进步在于形成社会对国家的强有力监督，而其中政治参与机制会形成一个监督渠道，“在健全的政治参与形式下，希望连任的政治官员进行政治决策时，会受着他对选民对他的决定有何反应的预测。也就是说，如果当选官员的政策符合选民的利益，选民就会在下一次选举中继续选择他；否则选民就会抛弃他。另外，人民还利用其他的政治参与方式制约政府的行为，如请愿、游行、示威、媒体曝光等。”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长时间的社会与国家博弈的结果。在现代化初期向现代化中期的转变过程中，国家和社会之间展开了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这个时期，经济的初步发展致使各种新兴阶层出现。新兴的阶层为了实现在社会价值分配中居于有利地位，力图加强政治参与；而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利益阶层力图维护现有政治体制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就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一种紧张状态，同时伴随着一定的政治失序。亨廷顿认为：“广泛的参政可以提高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如在集权国家那样；或者可以提高人民对政府的控制，如在许多民主国家那样。”这就需要公民不仅要通过政治社团表达自己的利益，还要对政府的公共政策事后进行监督。只有公民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才能最终实现政治参与的控制功能建设，以实现社会对国家的制约，从而保证公民的权利。
3．实现社会公平。在现代化初期向现代化中期的转变中，商品经济逐渐取代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成长，社会形成许多新的团体、阶层，由于新的团体的出现，会威胁着现存团体的利益。新的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在社会价值分配中居于有利地位而开始广泛参与政治，“通过政治参与，表达自己对公共财富和价值分配的意愿选择，并施加压力，使政府的行为不至于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发生矛盾，从而左右政府的决策。”但是，政治参与如果被利用，也有可能使那些操纵者借机扩大自己在社会利益中所得的份额，往往会导致反复无常的政治选择，降低社会中的效率因素，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因此，只有构建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形成一个各个阶层博弈的平台，使各个阶层发出自己的声音，才会使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中充分考虑各阶层的利益要求，并且公共政策要尽可能照顾到各个阶层的利益，最终使公共政策的输出体现公平。而社会的公平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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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政治参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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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政治参与论文范文
1.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致性。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和思想政治理论课都是由社会来主导的，在教化内容上都体现了阶级的政治利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双方有共同的目标：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接班人，即合格的政治人。使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素质，培养献身祖国建设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等。
2.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除了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手段外，还包括学校、政府、党团组织进行的正规的社会化活动，也包括社会和学生社团的自发的非正式的教育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和要求开设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强调系统性、正规性、强制性和控制性。相比较而言，其他政治社会化渠道特别是一些非正式的社会化手段，在调控性和反馈性方面效果较差，有时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内容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而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除了主流的政治文化，也有非主流的政治文化和糟粕的政治文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帮助大学生掌握唯物主义的基本知识，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主要矛盾，使大学生分清主流和非主流的政治文化，摒弃不良文化的影响，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
3.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相互促进作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手段丰富、灵活自如有效缓解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机动性不足的问题，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有效弥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强度不够、内容不深、教育不系统的问题。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完成大学生从社会人到政治人的转变，而大学期间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最有效、最直接、最系统和最快捷的政治社会化手段，它对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作用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体”，是大学生成为政治人的必经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用”，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集中实现形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具有重要作用。
1.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知识和政治认知水平。政治知识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基础，掌握一定的政治知识大学生才有可能形成相应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形成与完善政治人格；政治认知是政治主体对于政治生活中各种人物、事件、活动及其规律等方面的认识、判断和评价，即对各种政治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大学生的政治认知能力的提高，是掌握一定政治知识的个体，能动性、创造性的认识、判断、评价各种政治现象，把政治知识提升到更高的理解层次。大学生政治知识的获得主要通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内容，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大学生灌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政治文化，帮助大学生获得政治知识和正确的政治信念，以此提升大学生的政治素质。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课堂教学将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传授给学生，使大学生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现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观念。大学生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为自身素质，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自觉抵制非主流的政治文化，熟悉国家的政治准则，形成独立的政治意识。
2.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大学生追求独立自由，有自己的思想，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参与意识。但是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尚不稳定，情感波动比较大，容易冲动，易受周围环境变化的影响，形成一些不良的思想观念：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政治态度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相对稳定的综合性心理反应倾向，通常表现为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意志等。当大学生政治情感和政治意志升华时，就会产生坚定的政治信仰，所以，政治信仰是大学生政治态度最高级的形态。个体对政治体系的强烈的认同意识可以对政治体系具有极大的维系作用，保证国家的政治团结和稳定。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感，认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等。从网络调查分析发现大学生在国家认同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忠诚感和朴素的爱国意识，关心党、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过受大学生心理发展和政治认知发展的制约，这种认同感具有不稳定性和随意性的特征。大学生认同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3.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保证大学生正确的政治方向。思想政治理论课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知识和技能，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之后，大学生作为政治人逐渐发展起来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观念趋于稳定，大学生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评价和判断，不过由于大学生没有真正参与政治实践，其社会化程度很低，容易受不良政治观念的影响，所以必需引导大学生走向正确的政治方向。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大变革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彼此碰撞，各种意识形态渗透到学生当中，容易导致大学生政治信仰异化、集体主义淡漠、个人主义盛行，政治信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政治方向出现不明确的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政治鉴别力，抵御各种不良政治思想，形成正确的政治思想和分析、判别政治思想的能力。面对大学生政治信仰的动摇和政治方向的不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积极发挥作为其根本功能的导向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加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树立共产主义理想；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追求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认识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第6篇：政治参与论文范文
摘要：从思考《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关于政党与政治参与的关系的理论论述出发，结合我国政治参与的发展状况，分析动员型政治参与模式的弊端。由此得出依靠政党动员的政治参与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从动员型政治参与模式转变为自主型政治参与模式，这样才能克服动员型政治参与模式下政治参与的被动性、形式性、非理性、和盲从性的弊端，从而推动和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
关键词：亨廷顿；动员型政治参与；自主型政治参与
亨廷顿是美国著名的持保守观点的现实主义理论家,他以研究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而出名,其政治发展理论独树一帜,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在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中,其政治参与理论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文所讨论的,只是他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文中所涉及的关于政党与政治参与理论理述中的一点。
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是政治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内容。“传统政体的制度只需要组织社会上少数人的参与，而现代政体却必须组织广大民众的参与。故而这两种政体关键的制度性别区在于组织大众参与政治方面。”[1]而在组织政治参与方面他又极其强调政党的作用。他认为，政党对扩大政治参与和维系政治稳定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发达政党的国家,其政治稳定性更差,其政治参与的扩大会更艰难。无可非议，一个发达的政党在把政治参与纳入体制内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现代化中的国家，存在着这样一种普遍现象，政治参与极少作为一个目标来被追求,政治参与要么被作为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要么被作为实现其他目标的副产品，这时政党制度下的参与，尤其是一党制下的参与，具有很大的虚假性质，其中动员参与占了很大成分。结合我们国家的历史进程来看，动员型政治参与虽然在革命年代起到了加速革命胜利进程的历史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动员型政治参与的种种弊端就逐渐暴露了出来。
一、动员型政治参与模式下政治参与的缺陷
1.被动性。
所谓被动性,就是参与主体并非出于自愿和自觉，而是通过他人或外力的引导、劝说、动员、甚至威胁等方式被迫参与政治生活。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被动性已为研究者所共识。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查表明，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很低，真正出于自主意识自愿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公民所占比例仍然不高，绝大多数公民缺乏政治主体意识,往往把自己当做国家和政府的附属物，一般是组织安排干什么就干什么,无论是参加政治学习、讨论,还是参加政治活动都是如此。[2]
2.形式性。
政治参与之所以成为民主政治的必要，就在于,公民通过政治参与可以有效控制政府行为，限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从而保持和促进民主政治的健康运行。而事实表明,当代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很难发挥出这种作用。
先就政治选举来说。作为现代民主制中最普遍、最基本的政治参与形式,政治选举“是普通公民控制政府的重要的、制度化了的最为有效的手段,”[3]“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切实管理国家重大事务的主要途径和形式”[4]。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目前的选举却很难实现这种重要的政治功能。因为,无论是选举的方式 (直接或间接)、选举的对象(候选人的产生),还是选举的层次(基层或地方或中央)、选举的组员 (哪些身份的人、何种资格的人当代表),抑或选举的过程、选举的结果,事实上都不是或不完全是由选民来自主选择或确定的。
再如，以派组成的参政党是当代中国公民以组织形态参与政治活动的一支主体力量,也是公民参与政治的一条重要途径。应该承认,派对政治的参与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显著内容,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事实表明,与其“应有”的功能相比,与其“职业性”的政治参与角色相比,派政治参与所显现的这种实际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职代会是以职工为身份的公民参与政治活动,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重要形式和具体途径。然而,在现实中,职代会大多流于形式,大部分职工或职工代表呈被动状态。它实际上已成为一个行政主导的,以单位精英和各级专业或管理人员参与为主体的,相对封闭的组织制度。职代会的主要目标不是动员更大范围的社会参与,而是希望顺利地贯彻本单位行政的意图。它的作用在于收集意见,而不是形成“意见”,或参与行动―――对意见的解决给出有约束力的决议,并实施监督。
3.非理性。
政治参与的非理性就是指公民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或极端的、或畸形的、或反常的非理智性的参与心态与行为。其主要表现为间而不断的政治狂热。政治狂热即政治参与狂热,是参与者在政治参与中表现出的一种极端甚至畸形的心态和行为。这种参与往往超出了法律和制度的许可,表现出狂热性、发泄性、破坏性等显著特征。从“”的全民“大参与”到现今频发不断的“群体性闹事”、“暴力抗法”、“围攻”、“冲击”等事件。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参与中,人们极尽破坏之能,动用并创造了 “打、砸、抢、抄、抓、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等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法律、对社会、对国家、对人身进行破坏、攻击、侮辱、摧残。其程度之深,令人发指；现状之惨，怵目惊心。
4.盲目性。
政治参与的盲从性,是指公民对政治的参与既非为一定的目的或动机所驱使,也不是直接迫于某种外在的压力,而是源自于自身的一种“盲目”的“本能”和“不自觉”。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民个人在参与政治活动和做出政治选择时盲目地跟随多数;二是公民对来自“上面”的政治决定盲目地接受和服从。一项调查显示,有近40%的选民参加选举是在“随大流”。[5]公民政治参与所显示的这种盲从性与传统的“中庸思想”、“依附心理”、“从众心理”、“权威崇拜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密切相关。而至于“为什么参加政治,为什么做出这样选择”等问题,则根本就不在这些公民的意识范畴之内。而在民主政治下,公民对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给予自己的认识和独立的思考,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理性的判断和自主的选择,是现代政治参与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公民政治参与成熟的重要标志和重要表现。
诚然，动员型政治参与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助于最广泛地调动民众参与革命的积极性，从而加快了民主革命胜利的步伐，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这种依靠执政党动员的政治参与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了，在政治民主化这一大潮下，我们只有大力构建自主型政治参与模式，才能适应这一趋势，推动和加快政治民主化这一进程。
二、努力构建自主型政治参与模式的途径
第一，切实创建参与文化。具体而言,创建这种参与文化,就是要使社会成员普遍树立以下这些观念意识。(1)现代公民观念: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独立自主而平等地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成员具有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2)现代国家观念:“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 [6],国家的真正主人只是人民,国家的权力来源于并受制于人民;“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 [7],国家在政治生活中的职责就是保障和实现公民的权利。(3)现代法制观念:人民是法律制度创建的主体和合法性基础;必须依照法制的规定来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依法参与政治是公民行使自己的基本权利。(4)现代民主观念:在现代民主社会,作为“民主”本质的“人民的统治”一方面是通过人民的政治权利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障来实现的,另一方面是通过人民的政治权利由自己依法行使来实现的。因此,树立现代的民主观念,重要的就是要树立公民的政治权利意识,树立争取、维护和实现自己政治权利的意识。
第二，有效改善制度环境。一是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基层自治制度、监督制衡制度等各种基本的、具体的政治制度,首先为政治参与提供畅通而制度化的渠道保障。二是改变现行的“形式”性参与制度模式,还政治参与以本来面貌。在遵循“多数原则”的前提下,尊重主体的自主选择,以增强主体的政治效能感,培养主体参与政治的热情和信心。三是改换现行政治体系及其运作的封闭性、全能性、垄断性、神秘性、威慑性、专制性的“不良形象”,创建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世俗化、公开化、大众化、民主化的社会政治制度架构及其运行模式新面貌,以涵育人们对政治的亲近感、归宿感和参与感。
第三，努力提高参与素质。现实而有效的主要途径有三:学校教育、大众传媒及参与实践等。学校依据其自身独有的特点和优势,扮演着可以系统而基础地向受教育者灌输、培养政治参与的各种知识和意识的重要角色。以“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无所不能”为优势的大众传媒,假以有意识地宣播政治参与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则会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氛围,从而必定实现重塑公众的政治心理进而政治行为的目的。而政治参与实践―――“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对主体深刻理解政治参与知识、真正掌握政治参与技能,以及将这些知识和技能内化为主体的素质则更具终极而根本的决定性意义。
第四，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主体的政治参与与经济发展状况休戚相关。大力而充分地发展市场经济,一方面可以为主体政治参与活动提供必需的物质基础和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从而“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成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与”[8];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强主体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市场经济以其特有的运行机制客观上催生了主体的自由意识、竞争意识、平等意识、法制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主体意识等,培育和锻炼了主体的竞争、参与等技能。而这些意识和技能则是决定主体政治参与行为现代化的政治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结语
建国后中国形成了与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时期相适应的“输出性”、“动员性”、较为单一的政治参与形式。要想这一形式有所改变,需多方面努力,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民主制度下要扩大公民的自主政治参与就要使公民具备参与政治的能力、具有真实政治意愿的表达途径,使得公民政治参与的效果符合政治参与的意愿。今天,我们已看到经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基层民主深入人心,公民团体也有新的发展,人们参政的热情将有所提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政治民主同政治参与不同步现象将会随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而得到改变,代表人类民主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民主将会与高度的政治参与相互促进,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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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政治参与论文范文
Abstract:Expands the citizen order politics participation is current our country develops the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important content.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expanded the citizen order politics for our country to participation has provided one kind of theory angle of view, to occupied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China, how knew and the processing politics participation and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relations are correctly expands our country citizen order politics participation the essential theory premise.
关键词：政治发展 政治参与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key word:Politic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itizen order politics participation
作者简介：孟 浩（1989-），男，山东省济南人，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0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罗洪刚（1982-），男，湖南省邵阳人，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0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美国政府与政治。
政治发展泛指后发展国家由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体系变迁的历史过程，对于众多后发展国家而言，政治发展的目标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政治参与与民主政治紧密相连，它是普通公民影响政治生活的一种政治行为。政治发展是一个过程，因而难以避免过程中会出现偏差、逆转甚至倒退。但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总是会从积极地方面来评价政治发展的目标。积极的政治参与被看做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标志，而有效政治参与的扩大则被认为是后发展国家迈向政治民主的主要表现形式。我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同样要经历政治体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本文将运用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的理论分析政治参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并就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
一、政治发展与政治参与
(一)政治发展的含义
笔者认为，政治发展是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全面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首先是我国的政治目标，这个目标具体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次，政治发展应该以政治、社会的持续稳定为基础；第三，政治发展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动态的、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四个层面：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①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的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得到提高，更多人迈入中产阶层的行列，中产阶级的壮大改变了原有社会的金字塔结构，公民政治参与的诉求开始不断增强；②为实现有效政治参与，公民往往会以社会团体的形式影响政治过程，从而为原有的政治体系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推动了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创新；③由于中产阶级政治主张较为温和，民主渐进改良的文化逐渐成为主流的政治文化，于是，受政治文化指导的政治行为逐渐走向文明化，政治秩序趋向稳定化；④经济的发展同时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细密，使政治体系出现制度分化与专业化的特征，政治体系能力较之从前大大增强。
（二）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的关系
西方政治学者在研究政治发展的时候，一般都非常关注政治参与的问题，他们认为“扩大的政治参与”是“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产生政治发展和维持政治发展的原因。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政治发展过程中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他认为，政治发展在政治结构的分化和作用的专门化的同时，也伴随着文化的世俗化。世俗化意味着个人的现代化，个人的现代化，与分工的细化、教育的扩大、舆论媒体的发展等因素有关，世俗化的文化，增加了人们为实现集体或个人的某种目的而进行的“政治参与”，弱化了神圣权威的合法性基础，而由政府有效性替代传统合法性基础。世俗化文化水平的提高，使传统臣民性的政治文化逐渐消失，转向“市民化、参与化方向”。卡尔・多伊奇将社会动员概念引入政治发展，他的基本命题是：现代化增强了社会的动员能力，使政治的参与得以扩大，政府及体制能力得以强化、公民社会得以形成，从而促进政治的发展。
西方政治学者的观点明显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特点，对于广大后发展国家而言，政治参与在政治发展中却并非一个直线上升的过程，难免出现不断地反复和倒退。政治参与既是政治发展的目标，也是政治发展的途径或者方法，从长远来看，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政治参与的扩大有利于推进民主决策，增强政治体系整合功能，培养公民参与型文化，促进政治、社会的持续稳定；但从短期来讲，一定条件下政治参与可能会对后发展国家起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体现在无序的和不加约束的扩大政治参与可能会超越现有体制的承受能力，从而冲击甚至是摧毁现有的政治体系，给政治系统带来不稳定因素。邱永文认为，后发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在处理政治参与经济、社会的关系上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本文认为，政治参与的扩大是后发展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不合时宜的、过度的扩大政治参与将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后发展国家实现民主化政治首先应该在政府主导下以经济作为发展的先导，将公民政治参与置于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同时在市场经济运行中逐渐培育公平、法治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积累社会财富，不断促进中产阶级力量的增强，改良社会结构形态，而后适时适时调整政治制度和运作规则和方式，渐进的、有序的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最终实现经济、政治、社会的协调互动与发展。
二、政治发展中扩大我国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与对策
扩大有序政治参与对于我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而言具有深刻的必要性。扩大有序政治参与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扩大有序政治参与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中之重。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我国政治持续稳定的基础。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由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处理好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制度变迁、政治稳定与文化构建的递进关系，实现五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具体的对策和途径包括：
第一，在我国发展的现阶段，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仍然应该以政府为主导，保持政治的持续稳定是前提。我国是后发展国家，这决定了我国的发展具有追赶性、模仿性，我国的发展难免会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标准，发达国家对我国形成了全面的示范效应，我国要想达到或赶超发达国家水平，必须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全方位展开，这必须以政府的强大能力做后盾来全面驾驭各领域发展的进程，保证各项工作有序进行。同时，我国的政治发展具有摸索性和渐进性，我国公民由于受到发达国家的强烈对比，难免面临着期望与满足的矛盾，不成熟的政治、社会结构与强烈的公民政治参与欲求在这个时候往往形成巨大的反差，这势必将带来一系列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处理这个时期政治不稳定的最佳选择就是建立强有力政府，将政治参与的程度置于可控的范围之内，在政府引导下，渐进的增强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减少极端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
第二，必须正确处理扩大政治参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政治参与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从西方发达国家整个发展趋势来看，其发达的经济在历史上得益于民主政治的建立，政治参与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从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实践来看，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参与同经济发展之间却未能保持如同发达国家一样的和谐关系，目前，后发展国家在处理两者关系上表现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来促进社会平等，但在不断增多的平等下换来的是经济的缓慢发展；另一种模式是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容忍不平等的加剧，以牺牲参与换取经济增长。这两种模式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解决国内的一些矛盾，但从长远来看，该两种模式都隐含着政治不稳定因素，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低速增长中扩大参与，可以暂时满足社会平等的要求，却无法满足公民增长的物质需求，使公民逐渐对政府的能力产生质疑。以牺牲参与换取增长，经济获得一定程度发展，但却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同时使公民政治参与难以获得满足，容易引发公民与政府的冲突。
实践证明，这两种模式都有其深刻的弊端。我国应该正确处理公民政治参与要求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经济发展中创造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的积极因素，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蓄力量。关于具体举措，我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在发展初期，我国应该以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为保证，在发展中重视市场经济法制化管理，培养市场经济下公平、平等精神，打击市场中的不正当竞争和妨碍市场秩序的行为。其次，适当满足公民的参与性要求，构筑多方位参与渠道，积极维护公民权益。具体包括：一是在企业中可以吸纳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实施民主决策和监督，发挥工人在企业中的作用，保证企业合理分配，治理企业管理腐败与国有资产流失；在社会中可以进一步发挥原有社会团体的作用，吸收更多公民参加社团活动，增加社会团体与政府的沟通，同时政府应当健全意见听证和政策反馈制度，保证民意的畅通；在法律上建立积极型法律援助制度，可以在独立于法院、检察院等司法部门之外，设立专门的临时法律援助机构，积极引导公民运用法律、契约的方式处理利益纠纷，提高公民维护合法权利的技能。
第三，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构造我国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是一系列现代政治价值包括正义、平等、公平、宽容等的组成的价值体系，它根源于市场经济的成熟发展，指导着民主政治的维持与运行。我国的政治文化受历史传承的影响，带有一定的专制等级性特点，缺乏公民政治参与的传统。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性政治参与要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培育我国公民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确立正义、平等、民主和宽容的政治价值。
本文认为，培育我国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核心应该是塑造我国公民的“政治宽容”素质，政治宽容是政治民主和政治平等的必要补充，政治民主规定了在政治主体平等的前提下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政治宽容则要求在少数服从多数基础上必须重视少数人的意见，共同协商，最终尽量达成某种折中方案，而并不希望把多数意见强加于少数人。历史证明，极端化的政治民主极有可能出现多数人的暴政，引发政治的独裁与集权。我国的公民并不缺乏政治民主的特质，而恰恰的缺少的是政治宽容的精神，所以构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应该重视这方面的培养，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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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政治参与论文范文
关键词：Y参与模型；大学生；有序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3-0025-03
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1]。因此，引导大学生有序地参与政治活动，提高大学生政治参与水平已成为高校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任务。
一、大学生有序政治参与概念
现代政治学中的政治参与的概念是二战后西方学者首先开始使用和研究的。关于政治参与的定义，学者们表达了各自的理解。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将政治参与定义为“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2]698。列宁曾指出：“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方式、任务和内容。”[3]96国内学者陶东明、陈明明对政治参与的定义是“指公民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活动”[4]101。许绍静则认为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政治行为[5]。参与是不同于参加的，著名学者王维国指出参与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相对于“动员”而言的，指把参与当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作为一种自觉的追求，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二是相对于“追求最后结果”而言的，是指不计较最后结果，只关注参与行为本身的意义[6]378。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为了维护自身和群体利益，试图通过一定的合法、理性、适度的方式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而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参与中非常有特点、值得深入研究的一部分内容，这种政治参与的主体是大学生，是一类特殊的人群。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序参与中的秩序分为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三种，这里的秩序主要是指政治秩序。因而可把大学生政治参与定义为高校学生试图影响政府决策和学校政策的活动过程[7]。
二、大学生有序政治参与特征
蔡元培曾说：“欲知明日之社会，先看今日的校园。”当代大学生是国家重点培养的对象，是祖国未来发展的希望，纵观大学生的政治参与行为，其行为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方面的矛盾。
（一）参与激情与政治冷漠的矛盾
可以说大学生是当代社会中最活跃、最具有热情的一个群体，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关心国家前途和改革进程，聚焦社会热点问题，同时对深恶痛绝，因此有人赋予他们“愤青”的称号。但在四川汶川地震、南方冰雪灾害等自然灾害中志愿参加救援服务的大学生表现出的强烈责任感和爱国意识让全国人民为之动容。
与之相对的政治冷漠则是参与行为缺乏的表现，是参与者通过不参加政治生活的方式来消极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4]169。政治冷漠主要表现为对政治冷淡、不感兴趣甚至厌恶的心态。对于这种政治冷漠，有学者从历史发展和个人心理的角度分析，当代社会处于变革时期，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效和阵痛、传统与现代的冲击都影响着大学生对政治参与的观念。因而一些大学生产生了这样的观点：对于政治知道了又怎样，我们又不能改变什么。他们对社会的一些不良现象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消极心态，即政治参与的低效能感。这两种现象在当代大学生中都有存在，并且极容易相互转化。
（二）信念导向与利益导向的矛盾
在现代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培养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社会、贡献国家，他们有抱负、有理想、有个性，从根本上讲他们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意识的。
但同时，也掺杂着政治参与行为的功利性，比如个别大学生的入党动机问题。每年都会很多大学生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部分同学是源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但在询问到他们的入党动机时也有极个别大学生表示是受到个人利益的驱动，就是常说的“组织上入党、思想上没入党”。陶东明把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动机分为三种类型：信念型、服从型和分配型政治参与，并且他认为改革开放以前因服从而参与政治的情况相当多，而改革开放后，大学生服从型政治参与动机虽有所减少，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随着改革的深入，利益动机不断上升为大学生政治参与的首要动机[4]203。
（三）方式多样与制度规定的矛盾
当今社会网络成为信息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平台，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网络因其平等性和公开性引发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极大兴趣，BBS、微博、豆瓣小组、贴吧、官方网站等都已成为大学生了解时事政治、发表政治言论的新兴方式。大学生是一个联系非常紧密的团体，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很大，而网络又加快了这种影响的传播速度，这在一定程度是有利于拓宽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渠道。
但必须指出的是网络信息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大学生受到这些价值观地影响后必然会影响到自身的政治参与行为。更严重的情况是模糊了自身的是非善恶判断标准，在政治盲从中失去理性。
（四）参与认知与参与行为的矛盾
这种矛盾归结到理论上就是一种认知失调理论，该理论是由费斯廷格提出的，是指个体认识到自己的态度之间、或者态度与行为之间存在着矛盾。大学生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从小被灌输各种政治价值观，但本身对于这些价值观的认识不够深刻，而在特殊情况下却又表现出强烈地政治参与意识，即知道行为规范，可是并不能全面做到。
三、如何构建Y参与模型引导大学生有序政治参与
（一）Y参与模型概述
政治学家科恩认为，民主的尺度有三个方面：广度、深度与范围，民主的广度是由公民是否普遍参与来确定的，民主的深度是由公民参与是否充分来确定的，民主的范围则是指全社会实际参与决定问题的多少及重要程度，以及所起作用的大小[9]56。Y模型其实是一个三维度的参与模型，在科恩的民主三尺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地修改，分别是参与广度、参与深度、参与适度，其中Y的两个向上的分支代表广度和深度，向下的分支代表参与适度。如下图所示。
因为本次研究的关注点在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笔者认为民主广度可以从两个方面去了解，一是参与的广泛度，二是参与途径的广泛度。
（二）如何扩大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广度
1.扩大大学生政治参与的范围
心理学家勒温提出参与改变理论，他认为人的态度改变不能离开群体的规范，并且个体态度的改变依赖于个体参与群体活动的方式[10]343。该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要改变某些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态度或者说改变他们政治冷漠的状况可以通过让其参与到政治集体、结社活动中来，同时加以积极正面地宣传引导。在软环境方面学校要营造出和谐的、积极向上的校园政治文化氛围。硬件方面学校要积极有序地组织与引导学生参与各类集体性政治活动，不断调动和培养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2.扩大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渠道
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应深入到学校管理、校园事务等多个方面，学校是大学生正式踏入社会之前所生活的一个微型社会，在这样一个小社会中，大学生能够培养自身的政治参与意识，有足够的、合理的政治渠道，他们在正式踏入工作岗位后才可以履行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
在完善传统参与渠道或者途径上，应采取新的形式，如在高校中举办模拟联合国的活动，让大学生们发表自己关于国际形势的看法和意见，提高参与热情。在政治类课程学习方面既要坚持意识形态的正面灌输，更要努力改进课程教学方法，避免说教。大学中党团组织、团员代表大会、学生社团、学生干部民主选举等是实现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也是让大学生体验到较高参与效能感的方式，应努力完善这一环节。
政治参与和时代进步是紧密相连的，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政治参与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学校要跟进新兴参与渠道或者途径，应充分利用网络、短信的便捷迅速的特点，既可以随时听取到学生的意见，也可使大学生方便、快捷地获得大量政治信息。例如，开放网上议校平台、校长信箱，提高大学生话语权，并将相关解释和处理结果公布在网上，这样公开公平的方式会吸引到更多学生的目光，也能够有效地监督问题解决。从社会层面，应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使大学生通过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强化自身的自律水平和公共服务意识。在国家层面，应加强对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制度保证和政策引导。随着我国政治参与渠道的逐渐拓宽，大学生将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与对自我的关注结合起来，入党、报考国家公务员、开展社区服务、参加环保宣传，甚至参加各种形式的听证会，将参政、议政落实到基础层面的具体实践之中[11]96。
（三）如何增强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深度
1.培育大学生进行有序政治参与的意识
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应有明确的态度和正确的目的，这种参与不是被纪律所强迫、不是因自身个人利益而进行的。这说明大学生的政治参与不仅需要参与的广度还需要有参与的深度。就如同在企业变革中，众多学者都强调要让员工参与到变革的过程中，让他们明确地知道变革的目的、过程和结果，以此减低员工的抵触心理，这同样适用于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地培养。大学生非常注重自身价值的发挥，让他们明确地知道有序地政治参与可以为他们来带什么，他们的作用和力量是怎样，就可以调动起他们参与的热情和有序性、明确性。同时，学校应营造良好的政治参与氛围，构建和谐的校园民主文化。尤其是在涉及学生切身利益或是与学生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上，要形成校方与学生的“良性对话机制”，并注重学生参与机制的建设[12]。
2.培养大学生进行有序政治参与的政治知识与能力
这里所说的政治能力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大学生对国家政治发展的关心和充足的政治参与知识，另一方面是自主独立的政治人格以及良好的政治参与能力。目前大部分高校主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系统地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政治知识理论和思想品德教育，这是一种传统的提高大学生政治知识水平和正确的政治参与观念的方法，应该进一步加强。这种政治教育采取的形式也不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可以利用录像等多媒体器材，加之辩论赛、专题讨论会等新形式。
（四）如何控制大学生政治参与的适度
政治参与的急剧增长会引起政治不稳定，这是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个基本认识。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对于大学生来说，因其自身知识文化水平的特殊性，过度的政治参与不仅会影响自身的成长成才与学业前途，也会危害到校园、社会的稳定。大学生追求民主，但缺乏法制意识的锻炼，因此必须制定有效的参与规则，让他们事先知晓并遵守这种法规，否则发扬政治民主可能变成大搞群众运动[13]312。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应遵循透明化、制度化原则，不管在参与的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要适度，就如同字母“Y”，最终都回归到参与的适度性上来。
尤其要提到的是对新型的一些大学生政治参与渠道的规范，如校园论坛、BBS等，坚持正面言论引导和错误言论批驳双管齐下，建立舆论引导机制，严禁反动不实的言论在网上传播，营造出健康的网络舆论氛围。同时，尽可能实行网络实名制，规范网上表达，对其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规定，加强网络监控力度[14]。
另外，在学校层面应做好应急措施，一旦发现网络上或者学生中有不良政治倾向地存在，要及时发现、监控、考察和处理，切实维护网络政治参与的有序规范运行。
四、结语
引导大学生有序的政治参与可以从参与广度、参与深度和参与适度三个角度出发。参与广度包括大学生参与面的广泛性，这是要求大学生能够有政治参与意识，另一方面要求参与途径的广泛性，形式多样，以制度化参与为主。参与的深度是在一定参与广度的基础增加大学生政治参与的质量与效能感。要加大深度就需要在意识上强化，培养正确的参与态度，并不断修炼自身的政治素养，以提高政治参与能力。最终，大学生政治参与广度和深度都要汇交到参与适度上。只有有效适度的政治参与才能够有利于大学生自身成长成才，有利于国家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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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政治参与论文范文
中图分类号 G209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贺心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北京100070；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24。邓思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本科生，北京100070
一、引言
近两年，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微型博客(下文简称“微博”)在中国骤然兴起，迅速受到网民的青睐。本文试图以新浪微博为研究个案，以“80后”和“90后”首都大学生用户群体为调查对象，从分析大学生使用新浪微博的目的与习惯人手，重点探讨微博对其政治参与的影响。
(一)研究缘起
2010年，微博在中国网民中快速渗透，发展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化媒体。而大学生群体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必定成为微博的主要用户群之一。据CNNIC数据，截止到2010年6月，中国微博群体占网民总数的57.2％，其中大学生所占的比例为72.3％。此外，微博在2010年成为官民互动的新渠道。例如在宜黄拆迁自焚、腾讯大战360、“我爸是李刚”等一系列网络热点事件中，大学生的态度体现了民意。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量化研究方法，即问卷调查法和内容分析法。辅之以质化研究方法，如观察法、文献研究法和深度访谈法。经过观察与深访，发现新浪微博在2010年已拥有过亿用户，且比其他品牌的微博更趋近主流意识形态，其用户群也更关注政治。此外，大学生倾向于使用新浪微博。因此将新浪微博作为研究个案能确保较好的代表性。限于财力和物力，本次调查采取主观抽样，共抽取北京市内的10所高校(表1)。
本次共发放541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495份，有效回收率为91.5％。样本分布在大学一年级到四年级(表2)。此外，还对19名首都大学生进行了深访(男性10人，女性9人)。
经过近一年的文献梳理、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最终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问卷中的数据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独立样本的t检验和因子分析。此外，还对调查问卷中的开放式问题和深访记录进行了内容分析。
二、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理论
在展开具体研究前，首先要界定与网络政治参与相关的核心概念，并回溯国内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历程。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政治参与的理论研究已近成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兴起了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方式一一网络政治参与。大学生作为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特殊青年群体，已成为网络政治参与的主力军。为了深入研究微博对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有必要首先廓清与网络政治参与相关的概念。
政治参与作为近代政治的概念，是政治文明过程中一个重要变量。杨光斌将政治参与界定为：“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以李斌为代表的学者则给出了网络政治参与的概念，即参与特指各种政治参与主体借助互联网进行利益表达、参与决策从而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具体表现为：利用互联网进行网络选举、利用网络进行对话和讨论、与政党、政府及政界人士进行政治接触、利用网站表达政治立场、利用网络参与民意调查等活动。
综合上述两个概念，本文将大学生微博政治参与界定为：大学生作为政治参与主体借助微博表达利益诉求、参与决策从而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具体表现为：利用微博关注(等同于网络流行语“围观”)政治、经济、社会事件或问题，表明政治态度，参与网络政治行为等。
(二)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历程
孙崇文在其硕士论文中将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本文沿用此种划分方式，并补充了近两年微博介入政治参与的标志性事件。
1.起步阶段(1995年～1998年)。以1995年清华大学学生铊中毒事件在网上激起的风波为开端，随后是中国大陆第一个BBS站点“水木清华”的开通。中国自此进入网络政治参与时代。而1997年暴行激起了中国网民的声讨。此阶段的网络政治参与人数和手段有限，参与方式单一，且表现出民族主义色彩。
2.一元化阶段(1999年～2000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袭”事件使网络政治参与空前发展。它引发了人民网开设中国首个时事新闻类论坛“强烈抗议北约暴行论坛”，该论坛后改名为“强国论坛”。网络激发了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政治参与呈现出一元化发展趋势。
3.多元化阶段(2001年～2004年)。以2001年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为指导，中国的网络政治参与逐步走向多元化。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刘涌案”展示，网络参与作为体制外的一种表达方式与体制内的各种力量进行了积极的对话。
4.发展阶段(2005年至今)。2007年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推出的“我有问题问总理”的网络互动栏目成为网络参政的重要转折点。2010年12月的《2010中国微博年度报告》称，微博已经成为继网络论坛、博客、跟帖三者之后，最强大的网络舆论载体，也是网友在需要信息时的第一选择。据统计，截至2011年3月底，在新浪微博开通并认证的中国政府机构(包括官员)已增至3000余个，并呈快速增长趋势，其中不乏高层官员。国内勃兴的“微博问政”激发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
三、研究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