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导论全文(5篇)
第1篇：政治哲学导论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现代教育技术
一、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对多元化教辅材料的迫切需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很抽象的学科，这无疑加大了政治经济学课程教与学的双重难度，进而导致在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环节中出现了教师教学自信不强、学生学习热情不高的问题。与师生使用的教材用书相区别，教辅材料是指除教材之外的能帮助学生学习的各类辅助性教学材料，其作用是辅助教学工作，提升教学效果。相较完整成型的教材而言，教辅材料的建设更能够为教师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舞台，也是发掘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称的教学过程中“技巧”和“艺术”两大源泉的重要发力点[3]。破解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环节中的现有问题，提升政治经济学课程教与学的双重质量，都需要政治经济学课程授课教师加强多元化教辅材料的建设和运用。同时，促进政治经济学授课教师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通过多元化教辅材料的灵活运用，也将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形成教与学的良性互动。本科阶段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工作，根本上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象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然后将理论知识点传授给学生。在实践中，授课教师不仅要熟悉运用教材本身，更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授课对象的具体情况灵活组织教辅材料进行辅助教学，这样做的目的是改变学生在大学课程学习中普遍存在的被动学习状态。学生一旦处于这种被动学习状态，必然陷入只求学分、死记硬背的低层次学习方式，面对政治经济学课程中需要深入思考并与现实相联系的知识点，也就难以发挥自身在理论学习中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不合理学习状态的形成，既有学生对过去学习方式形成路径依赖的原因，又有大学课程自身教学方式和内容方面的原因。对于政治经济学课程而言，后一种原因恰恰体现出当前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对多元化教辅材料的迫切需求。
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目的与路径
（一）守初衷：紧扣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根本目的
探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具体路径，必须锁定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目的。建设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实现其多元化发展，不能陷入“为了建设而建设”的思维囹圄，而是要紧紧扣住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点具象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教学目的。因此，无论是运用传统手段还是运用新兴技术，这个目的必须明确锁定。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象化、通俗化和大众化方面，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艾思奇先生所秉持的方式和理念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艾思奇先生在上海参加《读书生活》杂志的编辑工作时，从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中提炼出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道理，用一种具象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方式回答读者提问，引领大批进步青年更深入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道理，树立牢固的马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同志曾对由这些问答集结形成的《哲学与生活》一书表示赞许：“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4]同样，在新时期，面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我们应运用更多可供选择的新兴技术，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象化、通俗化和大众化。
（二）扩思路：扩展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在当前新媒体、新技术推陈出新、日新月异的背景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应紧扣现代教育技术的新趋势和新成果，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具体推进。一方面，实现课程教辅素材内容搜集的多元化。相较过去主要从报刊图书等纸媒获取教辅素材内容的单一途径而言，新媒体、新技术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素材获取方式。互联网、微信公众号、专业性数据库等都应成为政治经济学课程发掘教辅素材的重要信息源。不仅如此，近年来，围绕纪念《资本论》发表150周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及《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一系列优秀的影视作品和电视节目打造并播出，如纪录片《不朽的马克思》《盗火者》，动画作品《领风者》及大型通俗理论对话节目《马克思是对的》等。政治经济学课程授课教师应该更好地利用这些作品和节目，挑选合适的内容作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另一方面，实现课程教辅素材内容呈现的多元化。这种呈现形式的多元化，既表现在课堂中，又表现在课堂外。在课堂中呈现时，教师不仅要积极使用课件呈现，还应多使用移动媒介，如授课教师设立公众微信平台，整合一些教辅案例、视频、习题训练等，通过公众微信平台承载、推送和共享；在课堂外呈现时，教师要积极使用学校建设的教学平台、公众微信平台、微信群，以及要创造条件建设专门的教学App，从而多元化呈现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素材内容。
三、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实践
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中，教师应在充分遵循教学规律的前提下，突出实践探索，借助课堂实际教学环节和网络教学辅助平台，积极将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材料有机植入并运用于教学实践。这些多元化的教辅材料，既能够帮助授课教师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具象化、通俗化和大众化，提升自身授课的生动性和吸引度，又能够加强学生对知识点的吸收和掌握，增强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可。为了实现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内容真正得以运用和呈现，教师需要进行如下两方面的基础性必要工作。一方面，教师要形成一份融入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成果的教学大纲。具体而言，教师要以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基本教学大纲为母体，在基本教学大纲的每章中植入相关材料，形成有主有辅、主辅协同的带有教辅材料多元化特色的教学大纲。另一方面，教师要将可供课堂中呈现的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内容有机植入每章课件，使之更好地展现教辅材料多元化的教学内容，更好地支撑课堂实际教学环节。在此基础上，为更好地验证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实践效果，笔者进行了针对性的问卷设计。为保证问卷质量和问题回答的真实性，问卷按照匿名作答。通过收集学生的学习反馈信息，观测学生的学习效果。其中，针对“各章节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对课程学习是否有帮助”此问题，问卷结果表明，有85.5%的学生认为多元化教辅材料的运用对理解相关知识点作用较大，9.7%的学生认为多元化教辅材料的运用对理解相关知识点的作用一般，4.8%的学生认为作用不大。同时，针对问卷中“哪种形式的教辅材料运用是学生觉得最有帮助”的问题结果显现，24.2%的学生选择了教学视频，56.5%的学生选择了图表演示；19.3%的学生选择了案例呈现。针对问卷中“哪一章的多元化教辅材料运用是最有帮助”这一问题，问卷结果普遍选择的是导论，这主要是因为导论中涉及不少抽象的知识点，如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理论范畴，图表演示对其做了很好地辅助教学，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从问卷结果的反馈信息分析来看，总体而言，多元化教辅材料地运用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结合反馈信息来看，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多元化教辅材料运用还有很大的挖潜空间。一方面，从反馈的信息来看，虽然已形成一些有价值的教辅材料，但是由于课时有限，很多教辅材料只能以课后学习的形式进行，学习效果难以把控。如果全面开展多元化教辅材料运用，则需要对政治经济学课时安排予以适当增加，同时要对教学大纲整体修改完善提出新的要求。另一方面，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开放性的建设工程，需要不定时地追踪信息源，提取和吸纳最新材料。因此，后续研究和实践都应该格外重视这一建设可持续性的机制建设。
四、结语
新时代教师教好政治经济学是学生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前提，这就使与时俱进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亟须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材料、教学理念、教学路径等方面推陈出新。面对在本科教学环节中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教学自信不强、学生学习热情不高等问题，多元化教辅材料的运用提供了重要的突破口。因此，教师可借助现代教育技术助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以之推进课程教辅素材内容搜集和呈现的多元化，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象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教学目的。
参考文献：
[1]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强调坚定信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N].人民日报,2016-07-09(1).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编写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易淼.政治经济学课程多维度演示教学探讨[J].学理论,2018(12):220-221.
第2篇：政治哲学导论范文
（一）辅导员专业能力的基本构成
笔者认为，辅导员的专业能力应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能力、学生事务管理能力和学生发展指导等能力。思想政治教育能力是指辅导员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学生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社会主义社会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工作实践能力。学生事务管理能力是指辅导员对学生所有非学术活动和课外活动的管理能力。学生发展指导能力是指辅导员通过自身的专业特长帮助学生在某一领域获得长远发展或长远影响的指导能力，如学业指导、职业规划、创业指导等。
（二）专业能力培训课程体系设计
高校辅导员的知识结构应包含核心知识层次、重要知识层次和知识层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学说不仅是辅导员知识结构的核心，也是其智能和优势的核心，在辅导员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中起着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可作为辅导员知识结构的重要知识层次，文学、哲学、美学、法学、社会学、信息技术、自然科学等可作为辅导员知识结构的知识层次。基于此知识结构，辅导员专业能力培训课程应包含通识课程、校本课程。通识课程主要是指与工作直接相关的课程，如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理论知识课程；校本课程主要是指所在院系学生所学的专业通识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可以丰富辅导员与学生的知识。
（三）专业能力培训基本实施方案
参照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学、管理学、心理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培养方案，综合辅导员日常工作和长远发展的具体情况，可将辅导员职业技能培训体系设计为核心课程、重要课程和拓展课程三个层次。其中核心课程包含教育学基础、管理学基础、普通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育管理学、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学等；重要课程包含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发展心理学、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概论等；拓展课程包含西方哲学史、美学概论、民法学、高等教育法规概论、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创业学、艺术教育等。要求参与学习的辅导员能够根据自己入职前的专业学习情况与现有的课程体系形成互补，即已经在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学习过的课程不再要求重复学习。参与学习的辅导员根据工作中的实际需要选择课程，不要求在固定时间内修完既定课程，但在一定时间内修完一定学分的课程，培训基地可以授予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二、基于远程教育开展高校辅导员专业能力培训应注意的问题
（一）避免课程的重复建设
根据以往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往往出现针对某一热门领域开展重复建设的情况。鉴于此，远程网络教育平台应从辅导员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多选择和开发与辅导员日常工作和未来发展紧密相关且本校没有的课程。有条件开设特色课程的学校，尽量做到远程网络教育与本土特色教育相结合，切勿因为搭建远程网络平台将自身固有的特色丢弃，使辅导员职业发展陷入千篇一律的局面。
（二）注重学习成果的应用
无论是借助校本资源为辅导员培训开设特色课程，还是借助远程网络教育搭建公共平台，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给辅导员在日常工作或长期发展中以理论支持。对于参加过相关网络课程学习的辅导员，不仅从课程学习上考核其是否学习和通过，还应该注重其对所学课程的理解和应用情况。有条件的高校，可以选送优秀辅导员参与某一课程的辅助教学或鼓励其在辅导员沙龙活动中交流学习心得。同时，还应该鼓励辅导员就某一专业领域的学习心得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撰写学术文章或提出建设性意见，促进高校学生工作良性发展。
（三）加强学习过程的监督
第3篇：政治哲学导论范文
20世纪90年代，教育部已经将“中国文化概论”类的课程列入了高等教育课程。由张岱年先生和方克立先生主编的国家规划教材《中国文化概论》，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文化观，为中国大学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确立了理论方向。作为对通论性知识的展开与补充，还有一些大学以经典阅读的形式开设此类课程。但是作为文化学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否已经形成？其中应由哪些知识或学术内容组成？随着21世纪的到来，文明冲突与对话日益激烈，能够面对时代问题的文化观应该是什么，传统文化的教育与此文化观有何关系？知识不是凭空创造的，因此，大学的传统文化教育，要重新梳理和借鉴中国现代学术中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文化观念关涉文化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因此，要结合当代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确立新的文化观。
二近现代中国文化学的建构
中国现代文化观念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事实上根源于近现代中国文化学的建立。近代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舰炮轰开之后，天朝大国的政治与文化秩序走向崩溃。面对强大的他者和新的世界秩序，中国丧失了文化的自主能力。重建、复兴中国文化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迫切探求的课题。中国的学者开始借助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说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希望在世界的文化秩序中确立中国文化的地位，体现了近现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对文化战略的规划。因为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发达和深厚的传统，因此中国文化学的主体是20世纪兴起的中国文化史学。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了《新史学》，他认为西方通行的诸多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提倡开展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文化的专门史撰述层出不穷。比较有影响的有柳诒徵撰写于20年代的《中国文化史》、陈登原撰写于30年代的《中国文化史》和钱穆撰写于40年代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等。
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傅伟平开始编纂《中国文化史丛书》，计划编成八十种，因抗日战争中止，共计出版了四十多种，多为中国文化专门史的开山之作。这些著作大都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忧患意识和融汇中西、与时俱进的学术取向。如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绪论》表明其书宗旨“一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认为：“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以文化作为中国历史的总体观照，突破了以善恶褒贬和评判兴亡成败为主的的传统史学疆域。中国文化哲学的建构也开始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推崇西方民主与科学的知识分子与推崇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之间就产生了论战。此后又连续发生“科玄论战”，西方文化派、马克思主义派和东方文化派之间的文化论战，直到抗战爆发才告一段落。在这场论战中，现代中国新儒家思想逐渐形成，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都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同时熔铸西方哲学的学理，构建新的文化理论，如“新唯识论”、“新理学”、“新心学”等。40年代末，梁漱溟完成了《中国文化要义》，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宗旨，探究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征与精神内涵。1949年以后，新儒家主要活动于我国台港地区和海外。20世纪80年代大陆地区“文化热”兴起后，新儒家的文化思想在大陆也得以发展。新儒家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文化保守，而是主张通过复兴儒学来重建中国的民族文化。可以说，中国文化哲学的主体是新儒学思想，旨在发扬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传播和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建立也为现代中国文化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20世纪初，中国创办的一些新式大学已经设置了人种学的课程，西方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也在中国开展调查与研究。“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在欧美学习人类学，受到系统完整的人类学教育。他们在国外就已经发表了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成果。如李济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吴文藻的《民族与国家》等。1926年，受德国人类学和文明史学影响的蔡元培发表了《说民族学》，系统介绍了民族学的概念。1927年，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创办国立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置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学会，从事调查方言、民俗和古代文化遗址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研究机构。1934年，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成立。黄文山《文化体系学》、孙本文《社会学原理》、陈序经《文化学概观》、费孝通《江村经济》、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凌纯声《中国边疆文化》等，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涌现出的代表性学术成果。
由于中国文化人类学者受欧美不同的文化人类学派影响，他们的学术取向异彩纷呈，对人类学和社会学也各有偏重，但大都主张广泛吸收西方人类学理论，深入到中国的社会、民族和文化遗址中去调查研究，创立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以人类学的文化理论为根据，融合中西方文化，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在一个大的世界文明体系中，为建立多元文化民族国家而努力。进入21世纪，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提出：“文化自觉是使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他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但不是‘复归’，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情景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一文化观念，超越了中国知识分子长期关注的诸如“文化本位”、“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提倡“国学”等问题，在全球文明对话的视域中深入阐释中国文化，提出对策，体现了文化人类学思考、应对世界文化格局的能力。可以说，文化史学、文化哲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三大学术构成，在此系统中，中国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中国文化的结构与功能等问题得到科学的研究和思考，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得以建构。尽管他们的解释方法和价值判断不尽相同，但由于中国文化既是他们的研究对象，又是他们的乡土家园，所以他们无不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以探求中国文化的出路为课题。即使是那些批判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也大都出于对中国文化前途的深切担忧与重新设计。他们科学而冷静的剖析是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洗礼，他们的文化思想同样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学的重要内涵。因此，大学教育中传统文化知识体系和思想内涵应该总结、研究、借鉴上述三个学术领域的内容。
三多元文化时代的文化观
第4篇：政治哲学导论范文
关键词：音乐社会观；大学生；德育教育
一、音乐社会学的概念
音乐社会学是一门研究音乐的社会运动全过程的学科，它包含了音乐与社会的双向关系。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美学家、音乐社会学家阿多诺在研究音乐与社会的关系中发现：站在社会成因的立场上观察，音乐作品的形成本身是社会政治形态的产物，同时音乐又作用于社会。不止是西方音乐社会学的形成，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的社会政治历史流程，其实就涵盖了整个中华民族音乐的形成。早在夏朝，作为统治阶级的夏桀，因过度利用靡靡之音进行狂欢，导致政权衰落，民不聊生；先秦时期，周朝统治者对音乐的社会功能已有相当认识，他们把礼、乐紧密结合起来，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巩固王朝统治的重要手段。春秋时期因社会变革与政治改革，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人们持有不同观点与态度，并在音乐领域展开尖锐斗争，孔子认为音乐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具有改变不良社会风气、加强道德情操修养之用。所以，不论什么时期所产生的音乐形态，都深刻反映了社会时下的意识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音乐作品出现了繁荣发展，能够充分反映当时人民大众辛勤耕作的代表作品有《南泥湾》、《社会主义好》等；反映抗战胜利的代表作有《游击队之歌》等；表达爱国歌曲有《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等。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民族艺术家：冼星海、贺绿汀、李叔同等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出现迅猛发展，大众的生活节奏变得快了起来，同时这一时期创作出的音乐作品形式出现全球大融合倾向，为了满足商品经济时代的需要，流行音乐、电子音乐、爆炸音乐、网络音乐在这一时期悄然出现。
二、音乐社会学观对大学生德育教育的影响
阿多诺在研究音乐社会学观发现，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音乐本身属于社会自律与倡导自由的艺术产物。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进阶，延展自由的音乐类作品成为了实时社会文化的产物，且资本主义政治意识与文化无所不及的渗透到音乐作品的各个方面，由此而言，音乐成为了资本主义统治下商品交换的产物。商品化是音乐社会观的第一种类型，也是影响大学生音乐审美与政治审美的第一要素。21世纪音乐类型出现复杂化、跨界化、夸张化，为了满足商品经济时代的需求，很多创作人将不利于青少年发展的歌词进行夸张表达，例如在一首rap作品中写到：你开着大奔，泡着妞儿，手里举着二锅头，这对于思维正在萌芽发展的青少年是一个危险的误导，不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第二种类型是标准化，阿多诺对音乐产品的产生和消费给出标准化解释，即音乐产品的产出主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所以它成为市场输出的一种大众化商品，缺少了思考价值与引导价值。目前中国市场上绝大数音乐作品结构单一、旋律单调，尤其是乐队配置与和声走向简单粗暴，节奏过于生硬与干燥，歌词粗俗无逻辑性，因此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口水音乐”，这些所谓的音乐作品只为了让听众为此买单，点击网络流量赚足人气，同时让听众对其产生依赖性。因此，作为大学生群体不仅审美得不到提高，反而会影响到审美情趣的退化、生理与心理退化乃至未来人生观的形成。第三种类型是技术化。艺术产品产生初期是由独立的个体根据个人艺术修养、基层采风、合理作品配置及极富心思的灵感创作而成，是一种经历了多年的文化沉淀修炼的成果，随着商业化模式的组建，音乐产品被工业化替代，甚至产生专门快速制造一系列音乐作品的技术团队。这类技术团队会在较短时间内针对不同的人物群体创作出“麻痹”大脑思维的音乐作品让特定人群消费，用以满足经济商品化的需求，因此，快而短的“技术化作品”是毫无生命力、持久力与感染力的，但他们却深深模糊了大学生对艺术审美的追求与思想文化形态的形成。
三、音乐社会学观对大学生德育教育的思考
作为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者，应当提高自身审美观念，倡导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与学生的接触中引导他们树立正确欣赏音乐作品的观念。大学校园是一个传播人文讯息的媒介平台，教育工作者可以利用校园广播播放有意义的爱国歌曲与励志歌曲，潜移默化培养大学生对歌词的认知能力，同时可以在校园举办各项文艺汇演与歌曲挑战赛活动，活动主题为“爱国歌曲大家唱”、“民族文化进校园”“我爱你，祖国妈妈”等。音乐作品是可以塑造当代大学生三观、培养高尚品德与优良传统的重要媒介之一，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我们要以身作则利用好这一媒介，做好培养具有爱国主义情怀、有崇高思想品德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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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卫星,王文漪.评析阿多诺《音乐社会学导论》之音乐接受者类型化[J].人民音乐,2011,09.
[3]龙娅.从阿多诺的文化观谈大学生的德育教育[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7,02.
[4]金经言.阿多诺的音乐听众类型[J].中国音乐学,1994,02.
第5篇：政治哲学导论范文
关键词：教学形式;教学内容;对策;民主法治
一、教学形式陈旧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社会变化日益加速，传统的“满堂灌”教学形式显得陈旧而滑稽——因为互联网上有国内外一流大学的在线精品课程，有足够丰富的知识。一般而言，传统的教学形式，有如下两个弊端：
（一）讲台上的“独角戏”
现在的大学教育活动，因为职称评价体系的导向性作用，加之时代的浮躁之风盛行，仍然有大部分教师满堂课都是念PPT，缺乏与学生的互动。不少的大学课堂，教师在讲台上照着PPT自导自演，自娱自乐，学生在课桌前低头耍手机，这种配合默契的“二人转”，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的通病。如此沉闷的教学方式，扼杀了学生的好奇心，使学生丧失了学习的兴趣，也使教师的教学活动蜕变成了单口相声。
（二）课桌前的被动接受
教师大量的PPT，让学生成为拍照达人。目前的大学考试，侧重于考查学生对知识点是否能记住，而培养方案中“花样繁多”的课程，使学生疲于记笔记，忘记了对知识的思考，成为了考试机器。没有理解透彻的知识，并不能被学生消化吸收，因而也很难说是真正的知识。
二、教学内容的困境
从1977年至今，成千上万的高校毕业生接受了专门的逻辑教育和系统训练。但同时，逻辑学教学内容在市场经济中的“见效”作用比社会科学的知识（如法学和经济学）要来的慢一些，这使得逻辑学渐渐处于边缘地位：一方面，通识教育吸引力不足，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效果；另一方面，专业教育和其它学科有交叉，定位困难且应用性不强，与市场需求脱节严重。
（一）通识教育的不足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不同，它教给学生运用理性思辨处理公共事务。逻辑通识教育的训练通常在大一阶段的《逻辑导论》课上展开，教师会以自然语言为基础，由自然语言逐步过渡到人工符号语言，讲解非模态命题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的推理论证，使学生养成理性思维的良好习惯和能力，从而为学生学习专业课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但是，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5G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的变化日新月异。在万物互联的时代，目前以《逻辑导论》为核心的逻辑通识教育显露出种种弊端：首先，逻辑通识教育只是针对大学文科学生，未深入到相关专业，对学生的吸引力有限。另一方面，逻辑通识教育往往作为高校的全校公共选修课进行开设，地位比较尴尬，选修课学生的专业五花八门（理科专业、工科专业、社科专业、人文艺术专业和医学类专业），不同专业的学生往往学习需求大相径庭。由于授课教师知识面有限，很难在课程内容设置上兼顾到各个学科，更不可能兼顾每个学生。其次，目前在全国普通本科院校的教学活动中，通识逻辑教学的内容一般分为概念、判断、推理、思维规律和论证五大部分。其中大部分内容在中学阶段都学过，剩下的部分偏向哲学认识论。因而，对于刚刚参加完高考的低年级本科生而言，通识逻辑所传授的知识仅具有温习的作用，而他们迫切想了解的社会实务，却并不能在课堂上获得理论高度的把握。最后，承担逻辑学通识教育的教师往往是逻辑学专业出身，但逻辑学专业重在推理训练，推理能力并不差，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社会公众事务有良好的把握。他们的个性品质和公民意识是否足以引导学生，这是值得疑虑的。
（二）专业教育的边缘化状态
截至到2018年年底，我国开设逻辑学硕士点的学校或科研院所有60余所，博士点有13所，只有北京大学（已停招）、南开大学和中山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曾经或正在招收逻辑学专业本科生，具体工作由哲学系执行，与其它学科和专业相比，规模小。一般而言，逻辑学专业研究人员的研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基础逻辑研究、应用逻辑研究、逻辑应用研究和逻辑学学研究。专业的逻辑研究主要和数学、计算机、法学等学科有交叉。由于逻辑学本身的基础性、工具性和人文性，以及近些年国际学术交流的频繁，尤其是2016年人工智能的突破性进展和大数据的火热，逻辑学的研究成为热点，交叉研究也变得越发活跃，但这种交叉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以数学学科为例，每年毕业的数学研究生数量庞大，据麦可思报告，毕业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实际需求，尤其是侧重理论研究的基础数学专业，本身招聘岗位就少。通常而言，哲学背景的逻辑学研究生整体上学术水平难以跟数学专业的研究生竞争。在计算机方向上，逻辑学专业的学生或接受抽象思辨训练较多，或侧重于感性思维培养，缺乏编程训练和实践动手操作能力。对于文科院系的学生而言，因他们通常在高中阶段学习文科，数理基础不够扎实，与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相比，他们只是业余选手，并且他们最终所得学位为哲学学位，难以进入高等学校计算机学院从事科研教学工作，进入世界知名公司或国内著名企业从事IT工作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在现实中，此类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当然，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有个别案例）。在并不艰深的法学领域，专业的逻辑学研究者也面临一些难题：逻辑学专业的学生擅长抽象思维和理论思辨，一般缺乏社会实务训练和动手能力——即不精通人情世故，也不擅长人际沟通；要进入法学行业，必须跨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2018年之前为国家司法考试）的门槛，而近些年由于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冲击，法学专业就业形式严峻，国家在统筹兼顾的原则之下，于2018年4月25日出台了《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对非法本的考生做出了限制。部分高校（如西南政法大学），法律逻辑学归属于法学院，《逻辑学》课程是法学基础理论课程之一。法律逻辑硕士研究生大多具有法学本科背景，多数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2018年之前）或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就业不成问题。但在教学培养过程中，因为研究生的学科知识背景多偏文科，不具有数理背景，因而研究生课程中偏逻辑的部分对学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对法律逻辑硕士学位点形成严峻的挑战。目前，逻辑学研究者主要将逻辑学知识应用于法学，在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在实务方面（如律师、检察官、法官和法学家等），乏善可陈。总的来讲，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各个学科专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逻辑学专业的学生除了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本职研究以外，在交叉领域还有待突破。
三、几点建议
（一）互联网+时代的教学形式
传统社会，教师是知识的垄断者；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获取日益便捷，互联网上海量的知识，打破了教师的垄断地位。而前沿技术的出现，导致每天有大量新知识产生，使得教师甚至不再是知识的拥有者。传统教师的“授业、传道、解惑”功能正在逐步丧失，教师作为一个职业，其神圣的光环正逐步祛魅，教师和学生的关系趋于平等，更多扮演“陪练”的角色。在新时代，我们应当响应教育部“推行一流本科教育”，“消灭水课、打造金课”的号召，采用慕课或翻转课堂，利用5G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物理限制，开发“5G+智能教育”类的智慧课程，使学生获得充分的学习自由，并且享受高质量的教育，以打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壁垒。
（二）教学内容的批判性审视
1.因材施教——对教学内容进行区分
逻辑学教学之所以陷入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随着社会群体的分化而区分逻辑学学术研究和逻辑学普及性教学；没有区分理工科的逻辑学教学、社会科学的逻辑学教学和人文学科的逻辑学教学；即使在人文学科内部，哲学专业的逻辑学教学和文科公共课程的逻辑学教学也是有所不同的。哲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偏向基础理论专业的学生，学习数理逻辑，便于毕业之后的学术研究和技术深造；在其它领域，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传统逻辑就已经足够。对于主修哲学的学生而言，可以学《数理逻辑》，为学术科研打下扎实的基础；也可以选修《批判性思维训练》类的课程，为适应日常生活而学。高校非哲学专业的学生，应该学习围绕人们的衣食住行和喜怒哀乐的普通逻辑学，学习运用逻辑推理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分析和解决生活问题，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2.回到日常生活——以论证逻辑和论辩逻辑为主的通识教学
古希腊的逻辑学就起源于当时的政治论辩，因此逻辑学也必须回到现实生活中去指导人类的推理论证和论辩活动。批判性思维主要讨论的是人们的衣食住行和喜怒哀乐在语言层面的问题。如冯小刚的《十问崔永元》和俞敏洪事件，就是绝佳的批判性思维教材。与逻辑学讨论的推理问题不同，批判性思维面向日常生活，它考虑的是真实的问题。鉴于此，对于通识逻辑教学，有必要将其和日常生活以及社会实务联系起来，引导大学生从逻辑的角度分析日常现象和社会实务。将批判性思维引入逻辑学教学，如典型的“范跑跑”案例，可以借助逻辑学工具分析其中的法律与道德问题。国外20世纪70年代曾经兴起逻辑学非形式化运动和批判性思维理念，国内最近也有相应的举措。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监察法学院的《批判性思维训练》课程，尝试将“正—反—正”论辩理论和技巧融入课堂教学，以论辩方式来分析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如“婴儿安全岛”这一前卫话题的讨论，就非常具有时代性和实际意义。
3.有针对性的专业逻辑学教育
对于专业的逻辑学教育，就是将一阶逻辑和模态逻辑作为专业必修课程，使学生在基础逻辑理论的学习和训练中取得实效，从而具备从事学术研究的理论功底；另一方面，专业的基础逻辑研究，适合具有数理背景并且天分高、能力强的学生在“双一流”平台上学习；应用逻辑研究和逻辑应用研究因契合市场需求应当作为当前的研究重点；逻辑学学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和精神气质。以上考虑，既做到了因材施教，也兼顾了学术科研和市场需求。总而言之，鉴于当前逻辑学设置在哲学一级学科之下，而在哲学系专业就读的学生多为文科背景，考虑到文科生数理功底薄弱以及严峻的就业形势，对逻辑学人才的培养应放在有国家教育经费支持的“双一流”高校，且宜少而精，尤其是基础逻辑研究（难度大）和逻辑学研究（市场需求不旺），不建议普通学生选作研究方向，但可做提高个人能力和提升个人修养之用。
4.面向社会的应用逻辑学
（1）升学考试根据教育部的最新权威统计数据，20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目前预计为834万人，加上以往多年未能就业的毕业生，累计的待就业人员数量十分庞大，就业问题依旧是社会难题。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在2016年取得突破性进展，大量的工作岗位将被机器人取代，对于大学生的就业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的增大，迫使在校大学生日益看中知识的功用性和时效性。当前，MBA、MPA和GCT入学考试，都有大量的逻辑试题考察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高校的逻辑学教学，应当将逻辑学知识和各类型的升学考试结合起来，探索相应的逻辑应用类课程。（2）公务员录用考试在我国目前的公务员录用考试笔试科目中，《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是国家（中央机关）公务员考试和各个省级行政单位公务员考试的必考科目。其中，《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中的判断推理这部分涉及性质命题推理、复合命题推理和三段论知识，直接考察逻辑知识的运用。显然，学习逻辑学知识，提升逻辑思维能力和推理能力，对于通过《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而逻辑思维能力的提升，对于考生通过《申论》以及公务员面试考试，也有间接的促进作用。这方面，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监察法学院法律逻辑教研室已经做了多年的尝试和探索，开发了《行政职业能力与思维训练》、《申论与公务员写作》和《公务员面试专题》等公选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实际效果相当不错。
四、逻辑学对于新时代民主法治的重要意义
逻辑是科学和民主的共同基石。逻辑学是建构科学理论体系必不可少的工具，也是社会民主不可或缺的基石。在报告中提出，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需要具备深度思考能力的现代公民作支撑。在信息社会，现代公民深度思考能力的培养，需要在全国普通高校普及逻辑通识教育，提高公民的思维素质，将逻辑思维内化为公民个人的思维品格和精神气质，从而为他们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提供便利，也有利于他们在理性的基础上消解矛盾，达成社会共识。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的新征程。新的征程，需要新公民，培育新公民，需要提升公民逻辑思维素质。公民逻辑思维素养的提升，有利于促成社会文明和政治民主，从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人民群众在新时代的幸福指数和获得感。
参考文献：
[1]鞠实儿.当代中国逻辑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4.
[2].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