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文化观论文范文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五千年历史中唯一不曾间断的文化体系，这足以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也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有很强的文化自豪感以及强大的传承文化遗产的使命意识，正是因为如此，中华文明的血脉才能延续至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极其强大，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人民群众新实践中涌现的新思想、新观念纳入中华文化体系，为传统价值观念注入新的生命和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当中生根发芽，体现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引导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塑造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思维模式和心理结构。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并赋予新的时代气息和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同时，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传统核心价值观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发展和升华。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蕴汲取传统文化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价值理念，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来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奠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升华和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阐释并概括了其中所包含的新的思想元素。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层面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诉求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富强，即富足而强盛。国家富强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历来是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望。“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管子•形势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强调物质利益，认为人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即是物质利益原则，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物质利益而存在。富强就是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物质利益原则的体现。人们的生活和需求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物质利益，而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是物质诉求和精神诉求的统一，人们不仅需要富足的物质生活，还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当代社会尤其如此。这就赋予富强以新的含义:富强在当代社会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充裕，更是包括精神财富的富足以及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双重发展。民主，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倡导“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等价值观念。与古代民本思想站在君主立场上限制和约束君主行为的思想不同，当代民主思想是在坚持和强调人民当家做主基础上维护和发扬人民群众的民利，确保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制度，融入了时代内容和社会主义本质。文明，即是社会开化、进步的状态，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特征。中国古代关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的传统思想，阐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的当代文化与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延伸，我们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建设更高层次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和谐，是对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描绘，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和为贵”、“和而不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内敛为主的传统“和”理念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演进为当代中国既强调和谐相处又主张积极进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为基础，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提供了共同利益基础。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层面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底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思想内涵十分深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人类历史进程创造的最重要成果，也是全人类最大的价值共识，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思想内容和最为深刻的价值观诉求。自由，在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从一开始就把个人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自然的自由有机地统一起来。庄子主张人没有绝对的自由，尊重自然、尊重规律即是实现自由的途径。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由此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到了近代，西方自由思想传入中国并被先进的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的自由观相融合，把自由与民主联系起来，倡导资产阶级自由价值观。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传统自由观的伟大变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自由，就是要让人民能够享有充分的人权和自由。平等和公正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平等体现了民众的愿望与诉求，而公正则表现出统治者的职责和义务。中国传统文化对“平等”、“公正”都很重视。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孟子也谈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把平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指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治，即依法治国。传统文化虽然特别强调德治，但其中也蕴含法治的思想。孟子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荀子更重视法治，他主张通过“法治”来补充“礼治”是很重要并且必要的。总之，在社会层面上，德治与法治应该相互补充，才能在固本培元的基础上有制度地保障。与传统文化更多强调德治、礼治不同，现代社会更注重法治。依法治国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通过法治来治国理政、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实现自由、平等和公正。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个人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诉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上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诉求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塑造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具体而清晰。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思想传统，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战国策•西周策》说:“周君岂能无爱国哉”;《汉纪》也有“欲使亲民如子，爱国如家”的记载。孟子亦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这便形成了中国人的“国”、“家”一体观念，是爱国主义产生的深厚文化渊源。敬业，是中国古代从业的道德标准，根源于中华民族的勤劳精神。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勤劳是兴国立世之本，是兴家立业之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勤有功”、“天道酬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等价值理念。敬业就要勤于学习，“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劝学解》)。这些思想体现了古人的敬业精神。对于现代人而言，敬业就是一种对待职业、工作的奉献意识和使命精神。诚信，即诚实守信。诚信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古代关于诚信的思想俯拾即是。《礼记•乐记》中就有“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儒家学说则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五德;孔子说:“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些诚信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发扬光大。诚信是做人的标准，把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对中国古代诚信之道的传承，同时也是对现实社会中诚信缺失的强烈呼唤。友善，就是人与人之间亲近和睦。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孟子的“与人为善，善莫大焉”等，都是对“善”的最精辟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诚信、友善，继承了传统的思想，更超越了传统意识，赋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实现了传统价值理念的超越和升华。

三、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的思想来源。这就决定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从而可以看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的价值认同，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1．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深厚的内涵。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深入研究。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拥有灿烂的文明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价值追求和精神财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内涵丰富，意义远大。能否做到正确传承传统文化决定于我们能否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待西方文化，我们要包容借鉴，用西方文化的精华来改进和更新中国传统文化;对待现代文化，我们要自信包容，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让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契合，从而建立一个真正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升华与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在文化的延续和历史的演进中实现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积淀和孕育着中华民族思想和文化的优秀特性，我们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要坚持传承与创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应该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和合理成分加以借鉴，只有这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会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重要源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追求的凝聚，理应让这些思想精髓在当今时展进步的生动实践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得到充实和更新，得到更大的发展。核心是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核心与灵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才能使自身的作用更好地发挥，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符合中国国情。当然，绝对不能生搬硬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不能形式主义地结合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在传承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中有效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2．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着力点在于弘扬传统文化

第2篇：文化观论文范文

现在有许多少数民族已经寻找到了与世界接轨的资格，如藏族挖掘出了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纳西族保存下了人类环保史上的经典之作丽江古城，侗族创造了美丽的风雨桥、鼓楼以及多重部“打歌”，赢得了国际文化界的赞誉……，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我们56个民族是否都意识到了整理自己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呢？一个民族要想被世界接纳，就必须具有自己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不是强打精神装出来的，他必须有自己的干货。因此，作为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工作者，必须经常检点自己的文化行囊，看看哪些是“入世”的资本，要妥善保留，发扬光大，哪些已经成为前进中的累赘，必须抛弃。哪些还需要继续挖掘。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西部大开发这一宏伟工程的软件，政府文化部门，肩负的历史使命相当沉重。

更新观念：我国文化工作者在西部大开发过程

必须解决的几个观念上的问题

上层建筑永远服务于经济基础，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作为一地的文化部门，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如何审时度势，充分发挥好自己的作用，这是每位文化工作者都应思考的问题。就文化工作而言，我是个绝对的外行，但我想，伴随着大规模的经济开发，我们的文化部门的许多传统观念恐怕面临着一个更新的问题。

1,树立西域中心说观念。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域外文明都是通过西域传入内陆的，但人们在谈到西域时，更多的是隔膜，因为中原中心说一直在无意识中影响着人们的内心世界，故而人们很少愿意生活在西域。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西部开发的历程。我们在做宣传工作时，应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大中国的观念。事实上也是这样，从地理的角度看，兰州、西安甚至重庆才是中国的中心，乌鲁木齐才是亚洲的中心。西部与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在地理位置上是最近的。这种中心与边缘观念的改变，再加之西域文明史的宣传，无形中就会拉近人们与西域的距离，减轻创业者心理方面的重负。

2,更新我们的资源观念。中国是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尽管只占到全国人口的12%，但其所占土地面积却高达62·5%。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这些兄弟民族绝大多数生活在祖国边疆，特别是西部边陲。那里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实施及时开发，不但可以繁荣地方经济，而且还可以使我们从整体上增强国力，使我国尽早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但在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资源的同时，也应清醒地意识到西部所处地理位置是古代风水思想上所谓的“上风上水”，如果盲目开发，不但会造成资源方面的浪费，同时也会因环境的破坏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态平衡。因此，从长远角度计，在地力资源的开发上应慎之又慎，许多处于可开发与可不开发的自然资源，尽可能不开发。以往，人们一提到资源，想到的首先就是石油、天然气、土地或矿山，这些大自然的恩赐固然是资源，但被人们称之为穷山恶水的原始山野，充满传说故事的龙潭虎穴，历史悠久的古老宅院，赏心悦目的民间歌舞，隆重盛大的民俗节日，琳琅满目的传统工艺，又何尝不是一种可资开发的潜在资源呢？与有形资源相比，这种无形的文化资源可能更具潜能，只要我们认真保护，科学开发，这里将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在这方面的开发上，丽江、中甸、三江、石林都不同程度地尝到了甜头，有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不但受到国内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有的还登堂入室走进世界艺术殿堂，甚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开发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已初现端倪。但也有一些地方因为不懂传统文化不可恢复的特点，拆真造假，破坏了本属于自己的文化资源，这些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文化的产业化不但可以使我们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还可以使我们获得可持续性发展，使我们所属的地方文化优势，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地缘优势，人文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这种转轨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不是破旧立新，而是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的一种自然延伸，故而少有阵痛，更不会以环境的破坏作为代价，其优势显而易见。

3，重新树立扫盲观念。历史上，中国开展过许多次扫盲运动，但目的都是扫除文盲。现在，随着西部的开发，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这便是如何扫除“族盲”。

由于地域等方面的原因，以往人们对民族地区文化独特性的认识是极为有限的。这在文化生存环境相对封闭、相对独立的年代问题并不很大。但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展开，民族间的接触，文化间的碰撞，将会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在中国的历史上，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现象，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误会，人们很早便将“入乡问俗”作为一个规矩被保存下来。为了能使民族间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各种误会减少到最小程度，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变被动为主动，积极介绍少数民族文化，使人们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并在了解的过程中获得彼此的认同。从前有些朋友对我说，藏族实行天葬，看起来很残酷，好好的一个人，死了还要被千刀万剐，切成碎块喂鹰，很难理解。与此同时，我也听到过藏族朋友对汉族丧葬习俗的不解，他们说汉族成天讲人死上天堂，但不知为什么人一死就被埋入“地狱”？其实，任何葬俗都是这个民族传统哲学观念的具体显现，对于其他民族匪夷所思的习俗，在该民族的哲学构架中都能得到非常合理的解读。以葬俗为例，藏族之所以实行天葬，是因为他们相信人死后灵魂能够升天，在没有现代文明的时代，升天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鹰来实现。汉族相信入土为安，所以汉族地区实行土葬。人们在关照异文化的过程中，之所以多有不解，原因在于人们对其传统观念的生疏。解读一个民族，应该首先从文化开始，只有文化上认同，才会有情感上的认同，才会有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西部大开发才有保障。因此，大力介绍少数民族地区的优秀文化，应尽早地提到我们文化宣传工作的议事日程。

4,树立多元文化是一笔巨大精神财富的观念。明眼人不难看出，近五十年来，我国对少数民族地区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政治到经济，基本上采取的是一体化措施，这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从某种角度来说，也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文化方面，我们并没有采取简单的一体化政策，而是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信仰自由，在民族文化的认同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这也是我们民族政策的成功之处。但从总的方面来说，我们在文化认同方面所做的工作尚待加强。

我们在东部开发过程中，经济开发是成功的，但相比较而言，文化建设却存在许多问题，这一点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应引以为戒。另一个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是，东部开发基本上是在一个比较单一的民族间进行的，它所表现出的矛盾更多的是一族之内的矛盾，而西部开发则要涉及几十个民族，没有文化的沟通与认同，就会在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引起不必要的民族纠纷，甚至会影响到整个西部大开发的进程，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毫无疑问，文化的认同决不等于文化的同化，恰恰相反，它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对多元文化的认可。以往，有些人也许一直将多元的民族文化视为政治一元化的障碍，其实，这种观点要不得。正如动植物学家一直在强调动植物品种多样性一样，文化的多样性对于人类来说亦极为重要。因为它可以为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提供更为多彩的基因。多元一体的文化构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繁荣，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源泉，这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也是一笔极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对此，我们必须百般关爱，把它认真地保护起来。

也许有人会说，变化是文化发展的自然法则，不破不立，旧文化消失了，还会有新文化产生出来，我们没有必要去刻意维护过时的传统。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这是因为：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传统文化是特定时间、特点背景、特点历史环境下产生的特定文化，它具有不可再生性，破坏了就是破坏了，推倒后再建，施工质量再好，也不是文物。因为文物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你不可能都复制出来。

其次，作为原生态的传统文化，它在创建新文化的过程中，具有着其他文化所无可替代的作用。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搞生物遗传的科学家们在工作中非常注重生物基因库的建设。以水稻为例，人们在建立水稻基因库的过程中，人们采集的标本不是现有的人工稻的最好品种，而是生长在河湾的野生稻。这是因为野生状态下的植物具有极强的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具有着植物生长过程中所应有的一切最优秀的品质。将不同种系的野生品种杂交，就会将不同植物的最优秀的品质，遗传到人工品种上来。但人工品种则没有这个特点，所以人们在建设植物基因库的过程中只搜集这种原生态植物。在这里，我们反复强调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事实上也就是要在大开发之前建立起这样一个少数民族文化基因库，将原生态的少数民族文化保存下来。保存它的目的，一是以后可以用它来复制更新的文化——如服装设计师可以根据保存下来的少数民族的桶裙，设计出最时髦的时装，艺术家可以用少数民族中最优秀的民歌民谣，创作出最赋现代气息的音乐歌曲。以乐曲为例，我们现当代乐坛上的许多著名乐曲，都是从这个基因库中调取资料，创作而成的。电影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小提琴曲《梁祝》、动画片《百鸟衣》都是根据民间素材创作出来的。相反，如果你以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梁祝》这两组曲子很美，而以它们为基本素材进行再创作，不但会落得个抄袭之嫌，碰上法律官司，而且也很难创作出什么好的曲子。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文化对于新文化的创造，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没了它，新文化的产生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传统文化进行切实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应该从长计议。

最后我们还应提及一点的是，保护传统民族文化，特别是兄弟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政治斗争的需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特别是西部大开发的展开，西方某些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所谓“文化灭绝论”或“少数民族文化灭绝论”。正如上面我们所说的那样，现代化确实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提高兄弟民族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会影响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对少数民族贫困的生活状况置之不理。这一点是由我们党的性质、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决定的。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展开，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这样，我们就有必要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将那些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尽量保存下来，用事实回击某些别有用心者的攻击。

5,澄清少数民族文化落后的观念。以往，人们在评价少数民族文化时，常常因其经济上的落后，而认为其文化自然也是落后的。事实上，这种观点并不公允。所谓文化，其实它的所指只是一种人们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又是由具体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决定的，从这个角度说，一种文化只要它适应了它所存在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就是科学的，我们没有理由用我们的的价值观去评价其他文化。举例来说，汉族吃饭用筷子，洋人吃饭用叉子，你能说用叉子的就一定比用筷子的科学吗？在现代化的今天，许多发达的农村地区因过多使用化肥、农药，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反倒是少数民族地区科学地利用了自然资源，而使自然资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的现代化农业已经走入歧途，许多人认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农业，很可能就是未来中国农业的楷模。

深入调查，摸清国宝：

我国文化工作者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属优秀的文化遗产，对此必须发扬光大；另一类属于中性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可能已经失去了旧有功能，但只要对社会进程不产生负面影响，我们也应该加以保存、开发和利用，如图腾崇拜，传统的民族节日等等；在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有些民俗已明显落伍，有的甚至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绊脚石，如中国西南地区的施蛊巫术等等。当然，这类文化遗产同样具有文化史价值，应该抓紧调查，认真研究，使之不至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又一桩悬案。同时，也应以积极的态度对待陋俗，通过移风易俗，使我们的民族兄弟早日走出迷惘的阴影。

按着国际惯例，文化遗产常被划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两大部分，前者指的是文物，而后者指的是民间工艺、民间文艺、民间艺术等等。在国外，优秀的民间文化遗产常被国家文物局（文化财管理局）命名为“第某某号国家文化财”或“国宝某某号”。如韩国江陵的端午龙舟竞渡，安东的假面舞等等。政府为它们建有特定的传承馆，指定了特定的传承人，这样一来，不但活跃了一地的群众性业余生活，保存了一方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同时伴随着旅游业的兴起，作为旅游项目之一，也增加了当地政府和民间人士的收入。从政治上说，它无形中也增强了当地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强了政府与民间的情感交流，这种思想工作如润土的春雨，虽然没有大的声势，但服务到家，深得民心。

我以为，我们的文化主管部门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像搞十套集成那样，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普查，看一看我们优秀的民间文化遗产究竟有多少？最优秀的羌族碉楼在哪儿？最优秀的打歌出自那个乡？最优秀的泥塑艺人是谁？最有代表性的窑洞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的民族服饰最有特色？摸清这些国宝的家底后，上报国家文化部，并以政府名义，分门别类地进行命名，同时作为特色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广开去。以前，我们的文化部门只是花钱单位，故我们所做的一切常被民间称之为“花钱事业”。其实，我们的工作完全可以进入市场。我们可以推出文化产品，开发文化市场，在获取政治效益、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争取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使我们的文化产业早日成为企业家愿意大把大把投资的朝阳产业，激活地方文化经济。

民族地区的移风易俗工作，最好由熟悉民族文化的同志来做，事实上，只要认真引导，许多落后的习俗也会为我所用，成为利国利民的新民俗。这类例子并不少见。譬如设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被视为无法根治的恶习，但是人们将它经过一番改造，变成了福利，成了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的一条有利渠道。

许多风俗都是经历了千百年历史而流传下来的，它的存在，肯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我们在进行移风易俗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研究一种民俗的来龙去脉，研究它产生的社会原因和自然原因，充分考虑到其存在的合理性，然后再考虑我们对它所应采取的态度。一切违背科学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在民族地区尤为如此。如在南方某地，瑶族同胞祭祖。传说瑶族的祖先是一只狗，名盘瓠。有些地方干部以为是迷信，强行禁止。当地人很反感，说：许你祭黄帝，为什么不许我祭盘瓠？我的祖先是狗，你的祖先还是一条蛇呢？！人家说得不是没有道理呀！

解放后，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总的来说是成功的，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但是在中，我们却着实犯了不少错误，以行政命令代替科学指导，譬如在云南的一些地区，就严禁当地人实行了数千年之久的阿柱婚。毋须讳言，阿柱婚本身是有许多问题，但从社会学角度看其中也有许多合理的一面，如消灭了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无法回避的婆媳关系问题等等。西部大开发现在只是开始，它所涉及的主要还是西部的汉族地区，但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因为民族间文化上的差异而导致的误会，将不可避免地摆在我们面前，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化干部不但懂政策，还要深入学习与少数民族文化有关的各种学问，甚至在必要时，各级文化部门，都应建立有自己的智囊团和自己的顾问班子。文化职能部门的专业化，研究队伍的职能化将会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第3篇：文化观论文范文

1.引言

人类生活的景观环境与景观环境中的人类，因地域的“文化性”而彼此互为影响并同存同在、同生同灭。人类的生存需要空间，人与空间的彼此联系就是环境。抛开人类生存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文化性的相同是人类群体生存的基本前提，不同群体的人因共同的认识，彼此聚集、相互关联而获得生存的条件。由于人的文化性的影响，不同的地域内才形成了不同的景观形态。

在汉语中景观指某地区或某种类型的自然景色，也指人工创造的景色。设计实践中，我们可以理解“景观”为“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但实际上要确切定义这个名词是很困难的。我们在研究时可以把它理解简单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包含客观存在并能被人所感知的事物，另一方面它是对客观事物进行主观感受的结果，即对“景”与“观”的分别解释。

这里的解释是从建筑学及风景园林学中的概念延伸来的，它区别于地理学和生态学中的“景观”概念。在生态学中，景观设计的目的是保护及创造合理的景观生态格局，创造符合生态原则的环境空间。广义的景观规划设计现在已经涵盖了视觉景观、环境生态、人文景象的内容，但是我们在研究城市景观时，是以景观建筑学的理论为基础展开的。

2.景观中的文化性

2.1 景观中的文化认识

文化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我们无时无刻都在使用着文化，学习的知识属于文化，课后去卫生间也有相应的厕所文化，和同学玩闹则有游戏文化，回到家打开电脑有网络文化，晚上休息时还有睡眠文化，梦中的梦境预示着什么，会告诉我们什么，这些统统属于文化的范畴。但同时，我们又会感觉文化无时不在，无时不有，却很难给人以存在感，也就是说，你无法去触摸，去感知它的存在，它是一个概念，并不能够等同于“飞机”“电脑”“苹果”这样拥有着实物的名词。

景观文化大体具有两种内涵，一种是外在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它通过外在所表达的内涵。也就是深层意义。以北京故宫为例，它是明、清两代帝王的皇宫，依照中国古代星象学说，紫微垣位于中天，乃天帝所居，天人对应，是以皇帝的居所又称紫禁城。它融合了景观中各个景观的内容，是无可比拟的古代杰出建筑群落，同时还是世界上保存最大、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建筑群。建筑学家们认为故宫的设计与建筑，无论是从它的平面布局，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庄严、富丽堂皇，那种彰显着皇家气派无疑为它的艺术性增光添彩，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所在。而另一方便，它标志着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特征，显示着明代匠师们在建筑造诣上的巧夺天工。故宫不仅是皇权的象征，同时也代表着儒家文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它是一种文化底蕴的展现，还是留给我们后人佐以历史考证的见证。人文景观中的文化内涵包容性之广，底蕴之深厚，是值得我们以学习和崇敬的。

即使在一个时期的景观，也会不尽相同，清朝修建的颐和园彰显了皇家园林的气派，远在西方的英国，却是塔楼、雉堞，体形凸凹起伏的古堡，不能不说是地区造就的差异。它们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也不尽相同。清代崇尚的是皇权的至高无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表现出来的是皇帝的个人独断专权。英国则是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当时是由维多利亚女王在位，还成立了资产阶级政党，依靠剥削劳动人民来榨取剩余价值，但这时劳动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2.2 景观中的文化特征

首先，任何的物质都需要占据一定的空间，不论其形态大小，其中景观所处的空间位置则必须具有固定性和不可位移性。其次，景观中的文化性也是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每一个景观都是时代的产物，它必定会带着时代的色彩以及特点，长城用来防御外敌侵入，在现代却是旅游观光景点，原有的防御意义早已失去；烽火台具有军事传递功能，现代也早已失去原来的功能；但无论如何，它们原本想要表达的文化内涵得到了传承，世人根据史料以及观察其特征判断出原来的意义。不仅为史料增添了可性度，同样也为历史的考证带来了依据。

2.3 文化性在景观中的重要意义

建筑、道路、桥梁、广场、绿化等人文景观以及文物古迹等历史遗存，它们都有自身的文化魅力。任何人文景观都是历史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古代长城是历代劳动人民汗水的结晶，它记录着历史，象征和代表着一种意义和价值。

景观因附带的历史文化有了新的人文价值，从而富有生机和活力。景观的历史人文价值是发展变化的，它的内涵在于发现、保存这种意义和价值。景观是某种意义和理念的载体，这种理念和意义通过一系列的外在表现出来的。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具体说就是景观的实际存在，如景观的亭台楼阁、雕栏玉砌、碑刻石雕以及布局等等，都可看作是实际的存在意义，正是这实际的存在构成了景观的文化内涵。作为旅游景观，仅有这些还差的很远。现代人都希望在特定景观中看到以传统文化为背景的独特仪式和活动。旅游景观是有具体的人群经营管理的，景观文化中意义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通过景观团队的经营来实现的。简而言之，景观是文化的一种印记，它是人类附加在大自然上的劳动果实，是当时人类智慧的结晶，还是人类文明的见证者。

3.结论

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结构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化交流的频繁，人们越来越

讲究对所生活、居住的环境的要求，对景观的欣赏更多是它的深刻意境和造型的文化内涵，我们寻求的是时代和历史完美结合的作品。经过以上的分析阐述，我们可以看到理想环境的塑造将永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初的设计构想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人与自然的参与活动而渐渐丰富其中的内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塑造。

景观设计更重要的是体现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这应该是当代设计的宗旨，也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设计应与科学、艺术一起不断的深入、不断的发现，用以为人类提供更新、更进步的思想和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思维空间。这样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不断提升大众的生活品质。

参考文献：

第4篇：文化观论文范文

(一)预设性与生成性的矛盾

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是教学生成重要还是教学预设重要?这是教师在个性化课堂教学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如F小学教师在“科学”学科中学习“电气的作用”时，向学生提出了如下问题:利用2节电池怎样使小车跑得更快?于是，让学生去进行试验和探究，有的学生用两节电池去做“串联”与“并联”的实验，观察小车到底是串联时跑得更快，还是并联时跑得更快，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能进行串联和并联并进行“试车”。但是，在日本专家加藤幸次和中泽米子等看来:“为什么只是规定让学生用两节电池却不是3节电池或其他数量的电池，比如10节电池呢?”此例说明，教师过分强调了对教学过程的教学预设，预先对教学的整个过程“该发生什么?”“不该发生什么?”“会怎么样?”“结论是什么?”等等都在“掌控”之中，从而使学生缺少对问题的思考和探究，缺少了更多的创造空间。

(二)学生主体和教师中心之间的矛盾

新课改主张和倡导新的教学理念，并明确指出:“行为主体应是学生，而不是教师。”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体，教师则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合作者、指导者与评价者，而不是学生学习成绩的“裁判者”“法官”，更不是课堂教学的“主宰”。目前，仍然存在的状况:如F小学二年级《数学》“乘法的分配律”教学中的提问:用文字表述下面式子:“(a+b)×c=a×c+b×c”，有些学生回答:“a加b乘以c等于a乘以c加上b乘以c”，这个答案其实没有错，但由于与教师的答案不符，被教师阻止回答，并“正确的”替学生说出了乘法的分配律应该是“两个数的和同一个数相乘，可以把两个分别同这个数相乘，再把所得的积相加，结果不变。”在此，笔者认为，第一，教师没有尊重学生和学生的话语权和个性化回答的权利。第二，教师没有真正转变自己的角色观念，仍以“课堂教学中心”自居，缺乏从学生视角去思考问题，从而出现教师“越俎代庖”，剥夺了学生的学习选择权。

(三)划一性与选择性的悖论

开放式个性化教学强调由教师的“教”走向学生的“学”，教师的教案走向学生的“学案”，由教师的教教材到教师“用教材教”，将学生转变为学习的主体，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和合作者，教师需要改变教案的划一性，关注学生的学案的可选择性，让学生掌握学习的节奏，让学生具有主动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开放式个性化教学对学生学习的主体性的关注，重视学生的体验和探究，但是在教师如何将学案的可选择性充分发挥出来的过程中又往往会出现教师教案的划一性的弊端，如规定学生的探究的问题和范围，不能有效体现学生的可选择性。

二、教师观念文化的障碍因素分析

(一)传统教育观念的阻碍

我国古代，老子就主张以“一为本”，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且，唐朝的颜师古也主张:“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汉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一直左右着人们认识事物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以至于在更多的时候“强调统一”“强调一致”，绝对不允许有其他的异端文化和分歧观念的存在和个性差异，以至于在今天的课堂教学中，往往强调书本上的答案一致性，学生解答问题的方法的“统一性”和“同一”。在过于保守的去个性化教学文化权威面前，教师的个性抗争显得“不堪一击”。在教育学理论中，“一”被彻底地内化为教师教育教学活动中的“精神”和“灵魂”。如学生座位要排列整齐和一体化，让学生把手放在背后面，回答问题必须举手;教师提问的答案也是统一化和标准化的，否则就是错误的或是“大逆不道”。在长期的“去个性化”“同一的”“标准化的”教育情境下，教师的个性缺席，学生的差异被泯灭。在传统的教育观念下，导致开放式教育文化理念的缺失。开放式教育理念是开展个性化教学的前提，“将开放式看做是自变量，将个性化视为因变量。”。不难发现，教师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具有了一定的开放式的教学思想和教学观念，但是，由于对开放式个性化教学理念的精神实质并没有清楚的理解和内化为个体行为，所以，出现个性化教学视域下的集体化教学方式和教学行为，甚至出现违反个性化教学主旨的教师教学行为。

(二)教学思维的固化

(1)剥夺了学生探究的需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早就指出，学习是当前重要的一种生存能力，正如终身学习“四大支柱”:学会做事(learntodo)、学会认知(learntoknow)、学会生存(learntobe)、学会共同生活(learntolivetogether)等倡导的学习对学生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也明确提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改变“接受学习”和“死记硬背”的现状，倡导学生去“参与”和“探究”以及“动手”，去“自主学习”、自我监控、自我指导和自我强化。然而，由于“教师中心”“课堂中心”“教材中心”等的影响，一方面，教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中心地位”和尊严。另一方面，出于关心学生，正如F小学数学教师担心学生出错，而打断学生的个性化回答而教师自己将“乘法的交换律”告诉学生，这样做恰恰是剥夺了学生个性化学习和自主学习的权利，剥夺了学生“探究的需要”“获得新的学习体验的需要”及“获得认可和欣赏的需要”。

(2)对学生自己评价思维的忽视。

一直以来，教师就是学生考试成绩的“法官”和“裁判者”，在家长和教师面前，学生特别是小学生往往是“最听教师的话”，而且教师也是最喜欢“听话的学生”，因此，导致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在左右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影响着学生的心理与行为以及学生的思想发展。由于忽视了学生自己的评价，从而形成了教师与学生、学生与父母、教师与父母的一种矛盾状态，导致了一种学生自我评价意识缺失的状态。

(3)对不同个性和差异的忽略。

个性化教学强调关注个性化，重视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学习选择性。由于教师在集体化教学思维的影响下，更加愿意关注共性的内容，关注学生的共同学习和基础性学习，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学生的共同学习上，而对学生的发展性学习或者拓展性学习以及学生的差异性学习方面，教师常常是疏于指导和引领。如F小学的个性化教学实践中，大部分教师往往会重视学生的集体化学习，而对学生个性化学习情况往往“不去过问”，不管学生的“对”与“错”，就像数学学科中学生出现“那些简单的错误”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教师固有的共性思维，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因此，教师不能关注到哪些学生真正掌握了学习指南上的内容，哪些学生还没有掌握学习指南上的学习课题。

(4)集体化教学导致固化的教学组织形式。

一直以来，学校的学生座位都是“秧田式”排列的，因此，教师对于这种教学组织形式显得“得心应手”、“驾轻就熟”，但是面对小组合作学习，面对灵活的教学组织形式，教师往往显得“手脚无措”、“无所适从”。一方面，面对学生的小组合作学习，教师“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能有效的去指导学生去进行学习，另一方面，面对学生小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教师往往也不能进行做到恰当的指导和引领。所以，笔者认为，由于传统的教学思维的影响，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对于个性化教学实践中的教师来说还是需要进一步去突破的一个重大难题。

(三)考试文化的强势存在

公元605年隋朝开始科举考试以来，考试逐渐成为我国教育的一大特色，为了“一举成名天下知”，许多学校放弃了更多的人才培养目标，将教育转变成为考试的一种工具，以至于在考试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学校的考试文化。有学者认为:“延续了千余年的考试文化是课程评价改革的深层桎梏。”笔者在对F小学一个从事27年的语文学科LYH老师访谈时问到:“您认为哪些因素在影响您的个性化教学?”他的回答:“我认为中高考的指挥棒片面地追求高分对个性化教学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个性化教学当中，我们会全面地关注学生的身心，素质的培养，在这一过程当中，我们尊重差异，重视能力。过于关注知识传授和考试分数，往往会干扰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创新能力的培养。”所以，强势存在的考试文化在不断的考验和影响着教师的教学判断力，影响着教师的教学个性的发挥，以至于在这样的背景下，学习的选择权也就无关紧要了，“因为考试已经帮教师和学生选择好了。”因此，个性化教学过程中往往出现教师的代替学生的选择，正如F小学教师在进行数学公式的学习过程中，主动替学生说出正确的答案，而不愿意让学生有自己个性化的回答和差异性的答案。

(四)办学理念的“趋同”

教师文化是学校文化的一部分，学校文化也会深刻地影响教师文化。当前，我国学校教育特色就是一种“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局面，以至于被认为是:没有特色就是中国教育的特色。从学校布局一样到学校岗位设置一样，从学校教室布置一样到学校课程一样再到学校教学方式一样，从学校文化一样到学校培养方式和目标一样等等，都表现出“同化一”和“标准化”的教育模式，从而使学校特色丢失，也限制了教师个性的发挥和导致产生学生的去个性化。在主流文化“趋同化”的学校文化的背景下，导致教师与学生都绝对不允许有差异和个性化出现的文化，那么，差异往往被看做“大逆不道”，差异也不看做“洪水猛兽”，差异还被认为“离经叛道”，差异更被当作“异端邪说”，这样以来，差异就无形中消失了。在趋同化的学校文化背景下，教师就很难实现个性化的表达，个性化的教学设计，个性化的教学过程。因此，学校文化对教师的影响也是影响教师个性化教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教师观念文化的推进策略

(一)深化开放式的学校教育文化理念

1.形成开放式的学校理念。

形成学校开放式的教育理念，是开展个性化教学，形成开放式的教师群体文化的重要方面，一个学校的发展不是教师个体的个性化教学理念的形成，而是全体教师的个性化生成，通过对F小学教师“您觉得开放式理念与个性化教学具有多大的关系?”的调查，发现没有教师选择“不太大”和“没有关系”，而选择“很大”的比例达到“93.33%”，而选择一般的则为“6.67%”，可见，开放式教育理念与个性化教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个性化教学过程中，学校需要进一步去“打开班级的墙壁”、“打开年级的墙壁”、“打开教师的墙壁”、“打开部门的墙壁”，“促进学生之间、教师之间、部门人员之间的合作”。

2.形塑开放的课堂教学理念。

在形成适应个性化教学的教师文化过程中，教师需要形成开放式的课堂教学理念，只有从作为上位层次的意识层面和观念层面上去进行变革，才能从行为上去形成适应个性化教学的教师文化，因此，我们教师需要“从根本上根除一本教材、一个大纲、一间教室、一位教师、一个教条、一块黑板、一支粉笔的单一教学模式。”并逐步形成开放的教学环境，促进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来，形成开放教学空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促进个性化教学的生成。

3.构筑敞亮的师生关系。

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曾经指出，“教育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尤其是老一代对年轻一代)，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交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的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在开放的教育理念中和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敞亮的“我－你”的关系，而不是“我－他”关系，是一种开放的心灵对话和学习合作，是一种“学习共同体”的构建，在此过程中，教师不仅展示自身的个性，而且，教师也对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多元是尊重的，并倡导学生的个性的丰满和人格的完善。

4.开放的教学资源观。

在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教学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理念被提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过程中，需要改变那种过去传统的教学资源观，即仅仅将教科书、教学参考书作为教学资源，而需要注重更加宽泛的教学资源，将教师自身等也纳入到教学资源，特别是在当前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条件下，“云教育”的产生，开放的学习时间和空间彻底摆脱了传统教育的诸多限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学习环境和有效地整合跨区域的教育教学资源。通过开放的教育资源观的形成，改变现有的教师文化观念，教师能更加个性化的“教”和学生个性化的“学”，从而促进个性化教学。

(二)个性化教学背景下的教师文化特征

1.教师文化的共享性。

首先体现在教师之间的互惠互利，指教师之间成功经验的共享或是遇到困境或问题时的共同承担。第二，体现在教师之间的相互发展。教师之间能通过“同伴”关系来促进相互之间的发展，特别是在当前网络等信息手段比较发达的时期，可以通过QQ、微信、微博、E－mail以及云平台等信息工具来进行对话与交流，分享其教育教学中的点点滴滴，从而改变过去那种缺乏交流与封闭的状态，促进共同的发展。第三，体现在教师的反思。教师的反思不仅来自“吾日三省吾身”，来自教师自我对教育教学过程的反思与总结，也体现在通过学科组的教师、年级组的教师、学校其他教师对自己的教育教学中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分享”而得到的一种“反思”。

2.教师文化的创新性。

陶行知曾说“处处都是创造之地，时时都是创造之时。”教师文化的创新性，首先体现在教师教育教学观念的创新。教师勇于接受新的教育教学观念，如新课程改革所倡导的新的学习观、教师观、学生观、学习资源观、知识观、课程观、评价观、师生观等等，能主动去适应去接受。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能主动形成与创新自己的教学观念，使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符合或者超越当前教育教学所需要的观念。二是教师角色的转变与更新。新课程改革时代，新课程需要教师由课程计划的执行者转变成为课程的建构者、由教学的管理者变为学生发展的指导者与合作者、由裁判学生成绩的“法官”转变为学生成长的促进者等角色的转变。三是体现在教师能使用新的教学方法、教学媒体等教学方式的创新。

3.教师文化的合作性。

哈格里夫斯指出“个人主义的教师文化”与“巴尔干状态的教师文化”，从而走向合作性的教师文化。首先是教师的合作，一是教师之间“形式上的合作”。在学校中教师往往是属于某个学科小组，某个年级组等某个小团体，这些团体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二是教师之间“内容上的合作”，主要是指教师与教师之间的教学过程中的合作，包括教师的集体备课、上课过程中的分工合作，教学评价中的合作，学习过程中的伙伴学习等合作。第二，大学教师与中小学教师的合作。大学具有专业的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培训等特点，能给中小学教师更多的专业指导，但是中小学具有更多的教师实习环境和研究场所，通过对中小学的研究，大学教师能更加适合对教师进行指导。因此，两者充分的合作能给教师带来更多的益处。第三，教师与学生家长的合作。学校、家庭都是教育的重要场所，为了改变“5+2=0”的现象(即五天的在校学习和两天的在家休息结果出现学生的学习效果为零)，教师需要与家长合作共同教育学生，从而实现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第四，教师与教育管理者的合作。教学与教学管理都是学校的工作，两者相辅相成的，通过教学管理能进一步促进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

4.教师文化的专业自主性。

主要是指教师职业所具有的专业理念、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等。自从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教师是一种专业以来，被社会广泛认同。首先，教师所从事的工作本身就属于某种专业，如语文教师属于语言学科的专业，物理教师属于物理学科的专业，特别是大学教师更加突出其比较强的专业性。其次，教师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从事某一种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在工作上也表现出较强的专业性。正因为教师文化的专业性，所以教师文化也凸显出其自主性，面对教师的工作，教师具有自己的独到的专业判断，具有自主的教学行为。但是，“时至今日，各种干预、扰乱、冲击教师专业化的势力盘根错节，教师专业自主的声音非常薄弱，造成了当今口号横行、专业弃守，乃至教师文化衰微的尴尬局面。”因此，在当前教学行政权力需要进一步“淡化”，教师的专业自力需要进一步加强，在专业自与教育行政权之间，需要进一步划清边界权力的边界，从而实现教师的专业自，做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5.教师文化的开放性。

当前，教师文化是具有时代信息特征的多元性的开放文化，它要求教师在专业发展中不断与外界交换信息，以适应变化发展的社会主导文化和教育发展的亚主导文化，从而形成追求胜任与卓越的教育品质。可见，个性化教学视域下的教师文化呈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在个性化教学背景下，教师需要改变过去那种保守、封闭的现状，积极实现从教学思想、教学方法到教学模式等方面的转变，积极形成开放的、多元的教学。

(三)教师文化变迁规律及扬弃教育文化传统

文化变迁是指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文化特质、文化因素的量的渐变以及进而都的文化结构、文化模式的变化，其一般规律是从量变到质变、从自发到自觉、从外部到内部等这样发生的一个过程。固然，教师文化的发展也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从文化继承———文化选择———文化冲突———文化整合等过程。可见，在构建适应个性化教学的教师文化过程中，一方面需要看到集体化教学视域下的教师文化与个性化教学视域下的教师文化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区别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个性化教学视域下的教师文化与之前的教师文化具有继承性和发展性，所以不能片面的去构建适应个性化教学的教师文化，需要在扬弃的前提下进行构建，即一方面需要对传统的教师文化进行反思和审视，对个性化教学视域下的教师文化特点进行理解，另一方面，不能讲以前的优秀的教师文化传统全部抛弃，成为“虚无主义”也是不可取的。因此，在构建适应个性化教学的教师文化过程中，我们需要认识到教师文化发展的规律，理解教师文化变迁的原因，也理解教师文化变迁的规律和过程，从而做到有序的进行。

四、结语

第5篇：文化观论文范文

关键词：红色文化，红色景观文化，文化内涵，景观设计

一、红色景观文化

1.1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是培育民族精神、发扬革命光荣传统的载体。红色文化能引导人们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利于形成道德风尚，是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因此，应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2红色景观及其文化内涵

红色景观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形式，主要是以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它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内涵，组织接待并开展缅怀学习为主体的景观形式。因此挖掘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尤其重要。

二、红色景观文化的特性

2.1稳定性

稳定性是指景观文化载体在空间上连成一体，在时间上保持一定的连贯性，形成特有的文化域。不管是地域景观文化还是民族景观文化，其所反映的景观文化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大的改变。

2.2地域性

地域文化是在人们在一个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共同生活形成的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化，不同的地域文化又形成了景观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审美需求形成景观文化在艺术层面上地理特性，因此在利用不同地域的特有景观元素进行造景时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地理特征。地域性特点在红色景观文化中表现尤为明显。

2.3融合性

景观文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体系，它处于各类文化并存的大环境之中，需要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同其他艺术文化相互交流，吸收和融合，形成自身完整的发展系统。红色文化内涵的丰富必须注重和当地特有的文化、地方风情等资源相结合。

大悟县红色资源相当丰富；城市入口背靠七里冲生态公园；场地仅靠澴水河,所以，该设计形成“以红色文化为主题、以绿色生态为原则、以蓝色滨水为大背景”设计理念，其目标是把红色文化主题逐步渗透并与整个区域大背景相融合，极大的丰富红色文化内涵。

2.4继承性

景观文化的形成都是由某些社会群体通过世代积累、创造、继承和发扬使景观文化源远流长的过程。所以无论哪种景观文化，我们都能从中找出某些贯穿其中的特性和理念，而景观文化的其它个性都是在这基础上形成的。红色景观文化是当地历史人文与自然风貌的综合体现，其不可复制性正是源于明显的继承性从而使得红色景观文化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

三、红色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运用

3.1场地现状分析

3.1.1规划场地与周边环境

明确该场地与周边空间是如何通过交通、视线、使用等相联系的，从而使规划场地中的红色景观成为当地景观文化连续体中的一个顺畅的环节。

该规划场地位于大悟县南部，是重要的城市入口景观节点，四周被交通道路包围，北面有县道通过，西临澴水河，东临京珠高速公路，沿河地段有300多米，规划面积2公顷。总体而言，场地在整个周边环境中处于交通岛位置，同时也是城市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红色景观作为革命老区大悟县的特色文化景观，有利于提升城镇文化形象。

3.1.2规划场地内部要素

对规划场地内原有的景观元素、景观功能、空间结构进行分析。了解原有景观在视觉、心理和环境中的特性，使新建景观与原来景观在时间、空间上存在延承性。

场地大部分为一般农田，地形较为平整；水域面积丰富，水质较好；场地内基本没有可因借的自然景观；植被覆盖多为井田状，植被景观元素的组织上有难度；此外入城主干道和场地内水域将整个场地分成四块；对于场地的功能结构和交通组织划分有很大影响。

3.2场地规划设计分析

3.2.1交通道路分析

设计场地以四周的道路为边界，东面紧邻京珠高速公路，由此形成快速的交通视线，此设计中强调“线性”，东面广场放射式道路的组织，行道树的线性排列，产生强烈的形式感，适宜于快速交通过程中对景观形成深刻印象。

场地内连接东西区有两个路口，主园路将整个分散场地联系起来，西区靠近澴水河为滨水景观大道，其余场地由次园路可以任意到达。

3.2.2空间功能分析

结合场地现状和设计理念，划分了八个功能区，东区紧靠京珠高速为生态风景林，起防护隔离作用；此外场地北部和南部也分布有生态风景林，以保证场地绿化率；东区其余为纪念性广场和高速服务区。西区靠近澴水河边为滨水景观带，考虑到为以后为周边居民服务，设有老年人活动区，儿童活动区，休闲广场和休闲健身步道。

3.3红色景观文化在景观小品中的运用

艺术性是景观文化中最重要的特性，景观小品普遍反映出的缺乏感染力问题也就在于其艺术成分太低。景观小品传达文化内涵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通过色彩、形态结构或者布局等表现出来。因此，设计时需要根据文化内涵传达的不同方式达到相应的视觉审美要求。

3.3.1景观小品造型上的运用

本设计通过对景观小品的不同造型来体现革命战争及红色文化，如残破的瓦砾、熊熊燃烧的战火、折断的枪、四重门、战后的云梯等小品元素，这些景观元素的运用使人能很直观的感受到战争氛围，回想起当年艰辛的革命历程。

3.3.2景观小品色彩上的运用

场地中的五组小品均采用红色，一方面是红色象征战火，忆当年峥嵘岁月，另一方面体现了当地的地域文化-----红色文化。使得在以绿色植被和蓝色滨水空间的大背景基调下，凸显红色小品的主题效果。

3.3.3景观小品寓意上的运用

首先战争中的“瓦砾碎片”用来寓意昔日的家园被战火无情的摧残，房屋被毁、流离失散；“熊熊燃烧的战火”寓意战争的激烈状况，战火硝烟仍在继续；“折断的枪”寓意战争转折，黎明破晓前，光明指日可待；“四重门”寓意战争结束，中国从一个旧社会进入一个新社会；“云梯”寓意新社会下人们的生活包括物质和精神层面上都在节节发展，步步高升。

3.3.4景观小品在空间布局和游览路线上的运用

有时景观所表达的文化理念需要人与景观在互动参与过程中才能体会到。人在景观中行走，感受其空间、形式、色彩等变化，这时景观设计中需要有道路让人们能够接近，场地内部要有适宜的空间让人们在其中行走和停留。

场地主园路沿路布置景观小品，按照小品寓意和其在空间上的设置，从东区到西区是重走革命历程，从西区到东区是回顾革命历程，使得横向空间上和纵向时间上形成革命战争的历程再现，使人在观赏行进过程中，加深对景观的印象。

3.4红色景观文化在景观植物配置中的运用

3.4.1景观植物寓意上的运用

凸显红色景观文化的同时，也要体现设计的生态原则。对于“红色文化”题材植物配置也要牢牢把握环境主体与人的关系，围绕设计场地营造场所精神。

配植常绿树种松柏等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植物，营造纪念氛围，如柏树因其苍老刚劲和不怕严寒、四季常绿，比拟人的坚贞不屈和万古长青的意志精神。本设计场地内的松柏类植物有雪松、龙柏、圆柏、池杉等。所谓岁寒三友，是指松、竹、梅配植形式，因它们具有坚贞不屈、高风亮节的品格，同样象征了革命先辈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此外桂花香气四溢，喻示革命精神永放光芒；种植含笑表达对先烈们含笑九泉的欣慰；杜鹃象征革命烈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些寓意植物的使红色文化的主题得以体现。

3.4.2景观植物色彩、形态上的运用

植物四季变化的绚丽色彩为各种景观的营造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带给人们层出不穷的视觉感受。针对体现红色景观文化，较为适宜的是白色系象征纯洁，如白玉兰、广玉兰、含笑、樱花等；红色系象征革命，如枫香、石榴、合欢、夹竹桃、凤凰木等；黄色系象征高贵，如腊梅、金桂、云南黄馨、金丝桃、黄花菖蒲等；紫色系象征庄严，如紫花泡桐、紫丁香、紫藤、三色堇等。

除了选择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树种外，要特别注意植被种类的多样性，以免造成过于烈士陵园似的肃穆氛围。此外还要注意乔灌木的比例搭配，常绿、落叶树种和色叶树种的比例搭配。

场地内植被的选择以本地树种为主，适当引进外来树种。城市主干道绿地率大于30%，行道树为常绿树种香樟搭配乡土树种乌桕，使得四季景观色彩丰富。东区的放射式广场道路种植雪松、圆柏，搭配女贞、黄杨等绿篱以及地被植物，形成错落的景观层次。西区滨水地带，种植水杉、黄花菖蒲等水生植物，利用驳岸退台的方式，增加绿色垂岸植物如垂柳、垂枝樱花、云南黄馨，结合木栈台等，减弱堤岸生硬感，增强亲水的方便度和安全度。此外适当配植乌桕、鹅掌楸、银杏等色叶树种以丰富景观色彩，孤植、片植亦可。

四、总结

运用情感表达的设计手法，红色景观文化表达当地居民的场所情感、景观意象，强化了他们的场所认同感的同时提升了城市知名度，也为革命老区来难得的发展良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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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俞孔坚,李迪华,吉庆萍.景观与城市的生态设计:概念与原理[J].中国园林,2001年06期：3-10．

第6篇：文化观论文范文

梁启超与李普曼是中美新闻传播领域各具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在新闻与政治的关联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梁启超以报刊服务于“新民”、救国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李普曼致力于以新闻为公众预卜吉凶，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们都聚焦舆论，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崇尚是梁启超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而李普曼则对报刊的客观公正、公众舆论是否纯洁、可靠表示忧虑和怀疑。他们以不同的视角对舆论公众作出不同意义的理解。梁启超李普曼的新闻传播观的差异性源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前者体现了一种实用理性精神，后者则渗透着实用主义的科学精神。

【关键词】

殉道者；观察者；颠覆；调控；实用理性；实用主义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论家和报人。沃尔特·李普曼(1880—1974)则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和新闻记者。他们都是多产作者，一生各发表政论、专栏文章一千多万字，出版著作多部，在各自的国家有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从1895年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其报刊生涯，比李普曼1910年到《波士顿平民》周刊当见习记者早15年。而李普曼1967年宣告退休，比梁启超1922年(《改造》停刊)告别报刊事业迟45年。但是，他们的报刊生涯有十多年的重叠期，而且新闻传播思想的确立也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期内。其新闻传播思想各有典型的代表性。19、20世纪之交正是梁启超作为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他的新闻传播观念得以系统阐发的时期，“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曹聚仁语)。而李普曼作为政治专栏作家的辉煌时期虽然是在梁启超逝世之后的年代，但他在梁启超主编的《改造》停刊的那一年(1922)出版了《舆论学》，这本书既是他新闻传播思想成熟的标志，同时又被奉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之作，其影响至今不衰。

梁启超被中国人誉为“舆论界之骄子”，李普曼被美国人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梁启超和李普曼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各具备不同的新闻传播理念。将这两个典型人物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于中西新闻传播思想特性的理解。

在新闻与政治关联中的角色定位：预卜凶吉的“神人”与热情执着的“殉道者”

《李普曼传》的作者称李普曼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满足于当一个预卜吉凶的神人，而不想当一个殉道者”。①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新闻记者的李普曼，一生为世人预卜吉凶确乎达到了人尽推崇的“神人”的程度。而梁启超曾誓言，宁可破家杀身，终生“目的为救国为第一义”②，他可以说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其新闻生涯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是以政论家的身份和特点出现的报人、记者。在他们的新闻传播实践和新闻传播思想中，对于政治问题都倾注了相当的心力。对新闻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和处置也就成了两人新闻传播观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李普曼可以说是兼职的政治家，新闻是他的主业。他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只在一战期间有过两次，此后虽然他没有直接从政，但是，终其一生，李普曼又十分关注政治问题。还在哈佛大学毕业之时他就参与调查政治问题的黑暗揭发运动，写了很多揭露文章。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政治序论》就是关于政治的。而他的有关新闻传播的理论著作《舆论学》也是从民主政治如何施行的角度对舆论问题进行探讨。

李普曼最终选择了新闻业，而关注政治又使他成为一个政治时评家。他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吹响了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号角的风云人物中的一员。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的专栏文章通过报业辛迪加的转发，刊登在美国和世界各主要报纸上，拥有读者近5000万人，“整整三代人都靠沃尔特·李普曼指点政治事务的迷津”。“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具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③。早年他为纽约《世界报》写的社论使美国对墨西哥的入侵免于发生。晚年他激情澎湃地过问越南战争，为越南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梦魇而义愤填膺。他追求的生涯迫使他处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不容许他退出战斗。范·威科·布鲁克斯说李普曼的生涯是“美国献身于政治写作的人当中最最光彩夺目的”④。但同样的李普曼“更愿意对权力进行分析，而不是身体力行。所以他选择的生涯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形成独具一格的统一”⑤。纵观李普曼的新闻生涯，既有与美国政府、总统的亲密合作，又有与其冲突、对抗的时候。一方面他注重和各种政治势力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他认识到“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同时他又强调新闻之于政治的独立性。在1964年的一次电视讲话中，他提到：“对记者来说，能够确知事态的发展以免自己愚弄自己，这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在高级官员和报人之间必须要有一定的距离。我倒不是说要有一道墙壁或者一道藩篱，但是要有一个空间上的距离，这是很有必要的。”⑥他认为，在一个新闻记者和高层官员亦即权威人士的关系中，有着某种特定的防范规则，这种规则十分重要，每人都必须遵守。报人不能成为大人物的密友。之所以这种防范是必须的，是因为虽然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然而又是“各种偏爱、特权、荣誉和自重的施舍者。现代新闻天地中各种腐败现象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在形形的幌子和伪装下，在社会上向权力的顶峰钻营攀升。”面对各种权力或别的诱惑，新闻记者“只有始终不懈地对此保持清醒认识，才能得免于此。”⑦在他的心目中，新闻既可配合政治又并不直接隶属于政治。新闻与政治离合有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普曼欲保持新闻记者独立的地位、清醒的头脑，以便成功地扮演指点迷津、预卜吉凶的社会角色。

与李普曼相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梁启超首先是一位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报人。可以说他是兼职的记者，他的主业是政治。梁启超所处的中国，列强环伺，民生凋敝，昔日堂堂大帝国处于“日益岌岌”的地位。在这种严峻的现实中，他终生致力于启蒙、新民、救国，常遭挫败，三次想脱离政治而又不能自己，感到那是失职。他从事报刊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奋笔疾书政论，实是为了“以言救国”、“以言论易天下”⑧，为了要建立并发展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起始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仕子们公车上书失败，遂发起成立强学会，决定先办报纸、再和大群，就这样，梁启超成了《中外纪闻》的主编。之后，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他又办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所有这些报刊，就今天的眼光看来，新闻含量并不高，内容一般都是以抨击政治顽固势力的政论和启发国民觉悟的思想教育为主体。而这两者都与其开民智，兴民权，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目标直接相关。

当1914年李普曼意识到自己“我知道我不是宣传鼓动家”时，在此前后的梁启超却以10倍的热情致力于政治宣传活动。不论是改良或改革，其新闻实践都与政治紧密相连。如果说李普曼对待政治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使新闻与政治离合有致，那么，梁启超始终将新闻与政治紧紧捆绑在一起，将新闻置于政治的麾下。他强调“报馆有益于国事”，认定报纸乃政治、教育之本：“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他强调报人与政治家、新闻与政治的通约性、交互性：“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美国禁黑奴之盛业何自成乎?林肯主笔之报馆为之也。英国爱尔兰自治案何以通过乎?格兰斯顿主笔之报馆为之也。”⑨可以说，梁启超开了中国政治家办报之先例，同时也开创了政治新闻学的先河。

因为赋予传播活动的目的不同，梁启超和李普曼对新闻传播内容的理解各有不同的偏重。李普曼认为，普通公民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多是间接的。对大部分人来说，世界实际上是“不可触、不可见、不可思议的。”对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说，外部世界已经过于辽阔而无法把握了。而报界应当引起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像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移动，从黑暗中把事件逐个暴露出来”，为人们作出判断提供可靠的材料⑩。

在梁启超看来，报刊应该主要传播各种思想和政治主张而不是事实。在《新民丛报》的章程中，他对办报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说明，“本报(《新民丛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源”B11。

梁启超与其说是一个报人，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鼓动家、宣传家。他宣传他的党，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此，他没有李普曼式的超然与冷静，只有作为鼓动家、宣传家的“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B12。他的政论，既在于以理服人，而由于“笔锋常带感情”，更长于以情动人。相对而言，李普曼虽为政论家，却是一个较为纯粹的报人。他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但又以钢铁般的意志“把这种感情加以控制”。“在思想上，李普曼已经投身战斗，但是在感情上，他却置身事外”B13。还在他从业于新闻之初，就欣赏“谨慎求实”，认为做宣传工作“必须风雅得体”，反感于“用过激的言语以及典型煽动家讲话的痼癖和习惯”B14。他依照自己的见解给出对于国际问题的意见，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对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实践进行分析，这往往是“不动感情的冷静分析”，不受某种政治主张的制约。他既为政治而写作，同时他又是一个在“沉默的深渊”中“冥思苦想”的“道德论者和一个公共哲学家”B15。

对于新闻和政治的离合有致或融合为一，正是李普曼与梁启超新闻传播观的基本不同点，同时也是中西新闻传播理念本质差异性的体现。

聚焦于舆论：不同的视觉和侧重点

基于对新闻和政治关系的思考，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对于新闻传播理论的探究中，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舆论。然而他们对舆论的研究又各具备不同的视觉和重点，从而构成了各不相同的舆论观。

20世纪初，随着资本的迅猛扩张以及工业技术革命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于人口的城市密集化和流动化，导致了不同、不同种族、不同职业和阶层的群体利益激烈冲突和意见相左。此时，中产阶级迫切需要的是对现实的经验的说明、对矛盾冲突的各利益群体的调和、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审慎，他们需要找到施展权能的理论根据。在这种心态之下，李普曼所倡导的相对保守的经验权能主义舆论观应运而生B16。但是，梁启超所处的近代中国的情形却全然不同：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而国内知识分子仍沉醉于八股取士，平民百姓则多浑然麻木。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梁氏要救亡图存，报效祖国，而苦于“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唯恃此三寸之舌，六寸之管。”于是他全力以赴去做思想启蒙和舆论发动的工作。想通过制造舆论，使民众能“广其见识，破除愚昧”，从此奋发图强。

因为这种历史背景上的区别，李普曼注重研究舆论的社会调控功能，而梁启超则将主要精力用于发掘舆论的颠覆功能，试图借助舆论宣传冲破封建藩篱。

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约翰·密尔顿、让·雅克·卢梭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崇尚理性自由和“天赋人权”，认为人们可以自由而尽兴地表达意见，形成公意，发现并发展真理。李普曼对于舆论的关注已不是启蒙主义这种信仰自由和发表意见自由的问题，而是关心公众舆论本身是否纯洁、可靠的问题。他在《自由与新闻》一书中指出，在现代国家中，决定一般都由舆论和行政官的互动而作出，权力已从立法机构转移至舆论，于是保护舆论的消息来源便成了“民主的基本问题”。报刊作为“民主的圣经”，本应成为公众准确和无偏见的主要消息来源，但李普曼发现报刊歪曲事实、左右舆论是家常便饭的事。他们调查了以精确报道著称的《纽约时报》1917—1920这3年时间对俄国革命的报道，发现该报的消息往往为新闻机构的愿望所主宰，既有偏见又不准确B17。李普曼在《舆论学》中进一步指出，外部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人们无法认清，报刊乃是人们接触超越视野以外环境的主要工具。但报刊的种种信息给公众汇聚了一种“伪环境”，这种“伪环境”使舆论成为有许多非理性因素的可操作的言论形态。李普曼对理性、对报刊的客观公正表示忧虑和怀疑。

而梁启超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其思想更接近密尔顿和卢梭等人。言论、出版自由是他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他认为西方文明日进月迈，乃源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唯一切文明之母”，中国就因为没有这种自由而落后。当李普曼忧虑和怀疑报刊的偏见和不准确报道影响舆论的健全时，梁启超却对报刊寄予愿望，他相信“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代之粮也”B18，是实现“三大自由”的关键。“报馆则其造之(指舆论)之机关之最有力者”B19。李普曼关注报刊事实源对公众舆论的不良影响，梁启超则关注报刊如何从思想上对公众实施灌输，也因此将“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看成是报章应具备的首要条件，至于报事之客观、确切则在其次。“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脖B20。而这一点刚好是李普曼最为之忧虑的。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聚焦于公众舆论的时候，对公众有着不同意义的理解。梁启超注意的是公众的素质、品格，在《论中国国民的品格》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国民缺点很多，归起来有四点：一是爱国心之薄弱，二是独立性之柔弱，三是公共心之缺乏，四是自治力之欠阙。爱国心缺乏，人人“皇然于一家一身计”，不关心时政，必然舆论不兴；国民智慧未开也就缺乏“常识”，缺乏独立性和自治力，必然不能“直道”。无公共心就没了“真诚”和“公心”，健全之舆论也就无由生起。所以，中国长期处于舆论不兴的不良状态。

梁启超一生“流质易变”，很多观点和理论在顺时而变。但是，“新民”却是他始终如一的追求。他认为改变中国现状的根本方法在于育人，他办学会是为了新民，从事报业同样也为了新民。他追求的是一种“日日读吾所出题材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B21的效果。也就是说，梁启超对于公众的素质、品格的认知，决定了他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的居高临下的以传者为主体的俯视视角。他从事新闻实践的目的是为了教化民众，而并非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在梁启超的时代，读书识字仍只是少部分人的权力，身处文化传播的金字塔尖的位置，决定梁启超之于新闻传播更注重操纵舆论、强化宣传效果，而很少对受众在新闻传播中应有的地位和主动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受众在相当程度上置于一种被动的劣势地位。梁启超式的启蒙者的新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后来的中国新闻传播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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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舆论学》等著作中，李普曼所持的则是一种从受众出发的仰视视角，他思考的是，公众受多种因素的限制而影响正确的认知会导致民主的破坏。在他的视野中，社会公众是被动中的主体(公众在认知层面上处于被动，而公众舆论对于社会民主的影响又是积极主动的)。李普曼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舆论的形成受现实世界和个人成见的种种限制。“我们的舆论所涉及的现实环境是在许多方面受到阻挠的，例如一方面在来源上受到检查和保密的阻挠，另一方面又受到自然界和社会的障碍……这些都是我们接近现实环境的种种限制，加上事实本身的含糊不清和复杂性，就破坏了感觉的清晰和正确，以骗人的虚构代替真实的思想”B22，同时，每个个人又有着固定的成见。在《舆论学》中，李普曼认为舆论是人们头脑中的想象，从而肯定了有一种类似铅版浇铸的“固定的成见”(stereotape)在形成舆论的过程起着决定的作用。“先入之见形成以后，旧的形象就会淹没新的视野，并影射到记忆中重新出现的世界中去。”B23舆论只可能是一种处于“伪环境”中的舆论。在这样一个舆论的指导下，现代公民对于纷繁的世界事务是很难进行正确的考虑和作出明智的判断的。

与梁氏相反，李普曼着力研究受众在接受信息时各种复杂因素对其接受状态的影响。在关注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时，李普曼的研究不能不深入到个人心理层面。可以说李普曼对于舆论学的探究是基于对单个人在接受事实形成舆论时所受的限制性因素，他的舆论研究带有微观而深入的特点。

由于中国的新闻业相对于美国短暂得多，决定了梁启超对于舆论作一种粗放的宏观把握。梁启超认为“舆论者，寻常人所见及者也”B24。他强调了舆论的社会性和群体性，论述了舆论与言论自由、与人民群众、与英雄、与报刊等方面的关系。如果说，梁启超舆论研究停留于社会学、政治学的层面，那么，李普曼则进入到个性心理分析的层面。李普曼如此重视单个受众心理分析，西方大众传播学效果研究无例外地深受其影响。

正因为李普曼看到普通公众难以把握事实真相、作出正确判断，所以他在《舆论学》中，把普通民众看成是既不了解情况，又无理智的“局外人”，而把那些受过特殊的训练，能够通过专门的“情报机构”得到准确的情报，作出明智判断的少数人称为“局内人”。他认为只有这些少数“社会贤能”的“局内人”才可能在社会上发号施令，决定一切，并通过宣传来左右“局外人”。这些“局内人”往往与政府有关联。于是，舆论往往由政府控制。相对于政治而言，舆论是不自由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与舆论根本无法一致，并且，公共利益只能由一个特殊的阶级来管理。”对此，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杜威把《舆论学》称为“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达的对民主制度最有力的。”B25

梁启超则认为舆论具有相对于政府的自由，舆论是与公共利益一致的。他认为，舆论既可监督政府，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高于政府，“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B26。梁启超也认为有这样一种“英雄豪杰”(即李的“局内人”)存在。比起普通民众来，豪杰们深具远见卓识。但是，梁启超所言的“豪杰”又与李普曼所说的“局内人”有着本质的区别。梁启超认为豪杰有远见，但只能利用舆论，先为“舆论之子”，直至深谙舆论之道后，才能本着公心成为“舆论之母”，从而利用舆论为公众谋福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异来：李普曼认为舆论为政治所控制，更具现实眼光；梁启超认为舆论对于政府而言相对自由独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强势于政治，更带理想色彩。

不同的文化思想背景：实用主义和实用理性

新闻传播观作为一种观念存在，总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梁启超与李普曼新闻传播观的区别渊源可追溯到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上去。

对于中国，报纸是一种舶来品，它的历史是由外国传教士的办报活动所开启的。就梁启超个人而言，对西方文化思想和新闻基本理念的继承，使他与李普曼承续着某种共同的学术资源，但各不相同的哲学文化背景又从根本上决定着他们新闻传播观的差异性。

李普曼的新闻传播观渗透着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实用主义体现了“美国精神”，被称之为美国的国家哲学。早在1898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发表了题为《哲学概念和实际的结果》的讲演。这篇讲演阐释和弘扬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开山者皮尔士的哲学，而且开创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运动；他的哲学又被其后的杜威所修正并得到广泛的应用。

作为实用主义理论承前启后的詹姆斯，被誉为“合众国所产生的一位最重要的学术人物。”而正是在1908年，这位实用主义的大师成了尚在哈佛求学的李普曼的良师益友。受其影响，李普曼早期的著作特别是《舆论学》，彻底贯彻了实用主义的观点。

实用主义者认为，真正的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哲学。虽然哲学研究的中心是人，但又不能像传统哲学那样，只从理性视角去考察人。人是具有各种欲望、需要和利益的行动的主体。哲学应当从人的行动出发去探讨与人的行动有关的问题。李普曼作为一个对理性彻底失望的新闻传播学者，他也正是从人的行动出发去探讨新闻传播和舆论问题的。

早在1912年写《政治序论》时，李普曼就一反传统政治学中见物不见人的观点，十分重视人对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并将弗洛伊德关于人的多重性格的理论应用到了政治学方面。在《舆论学》中，他对弥尔顿关于人都具有理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现实的人并非是理性的，认为弥尔顿的“认识真理的智能是所有的人所固有的，所以真理在自由流通中会赢得承认”的意见自由市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客观环境有一种“固定的成见”，这种“固定的成见”的特点在于“它在运用理智之前就已存在，是观念的一种形式，在形成理智以前，它就对我们的意识施加了一定的影响”。B27当受到外部的刺激，尤其是印刷文字或是口语的刺激时，这种成见会被激起，人们此时更倾向于接受与自身成见相吻合的事实，对于与自己成见相悖的事实则会“藐视这种矛盾，认为是例外”，从而怀疑事实的可靠性，就会对现实环境依照自己意识中的“伪环境”作出错误的判断，进而引发错误的行为。这种判断和行为就绝对不是理性的，而更多的是为单个人心理中的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在1925年《舆论学》的续篇《幻影般的公众》一书中，李普曼更是“开始把公众看成是应该被驯服的巨兽，而不是看成一种可教育的力量”。B28他在该书中直言不讳地承认“平民百姓既无能力也乏兴趣来管理社会。而公认的大众政府的理论是基于公众可以决定事态发展这一信念之上的，因此它是错误的。这样的公众‘仅仅是一个幻影’，一个抽象的东西”。B29李普曼这一观点由于其黯淡凄凉之感而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实用主义的大师杜威却认为这本书贯串了一些“合理的概念”。

可以说，正由于李普曼从公众行动出发去探讨舆论问题，对公众理性提出质疑，从而也就必然使他对公众舆论、进而对美国社会的民主提出质疑，而这种思想正构成了他新闻传播观的一个基矗李普曼将卢梭和弥尔顿等人舆论学说中的理性自然主义前提置换成经验权能主义，也把舆论的社会功能从其理想的、崇高的地位拉回到现实的、不尽人意的地位中来B30。

实用主义是一种效用哲学。李普曼也将实用主义效用观引入到了舆论学的研究中去。詹姆斯说：“我们思考事物时，如果把它完全弄明白，只须考虑它含有什么样可能的实际效果，即我们从它那里会得到什么感觉，我们必须作什么样的反应……也就是实用主义的原理。”B31詹姆斯指出实用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实践的效果来解释观念的方法。实用主义方法不是看最先的范畴和原则，而是看最后的效果和事实。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就贯彻了这种实用主义的哲学方法。他认为，公众舆论是在公众和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因此必须具体考察公众和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确切理解舆论的形成过程和舆论的社会功能，且这种考察应该是经验的、实证的。“舆论分析者必须开始认识清楚下列三者之间的关系：行动的情景，人对那种情景的想象，以及人对从行动的情景中产生出的现象的反应”B32。

与李普曼不同，梁启超虽然是一个向国人灌输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启蒙家，但是，作为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举子，中国传统文化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樱他可以说是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先驱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运动肇基人于一身”。早先，他在“法先王”的旗号下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输入中国社会。后来，他把中西文化纳入“精神”与“物质”的二分框架之中，主张兼容中西的“化合的新文明”。他在认知层面上倾向于西方的价值，但在感情上仍与本国传统相联系，其内心深处埋藏着对传统文化的无限赤诚B33。他的新闻传播观可以说是在中西文化矛盾、碰撞之下的一种特殊的发展形态，深层次上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特质——崇实尚用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实用理性精神表现为既不走向科学的抽象思辨理性，也不耽于浪漫主义的狂放与解脱，而是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B34。

梁启超将新闻无条件地置于政治的视野中，认为办报造舆论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即通过报刊舆论改造民众的认识和思想，塑造一种国民的理想人格，以达到国家的富强，这其中就渗透着注重政治事功——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的理性精神。他跟李普曼的根本区别在于：李虽然也将新闻、舆论与国家、政治民主相联系，注视实际效用，但他着重分析的是新闻、舆论与国家、政治民主动态关系的本身，可以说他关注的重心是达到目的的过程及作为这过程中的行动主体的人，这使他的新闻传播观带有浓重的实用主义的实证分析的特点和科学的精神。梁启超则相反，他关注的重心是政治目的的实现，是实用的价值取向本身，为此他的新闻传播观带有浓重的伦理政治色彩，体现了明显的工具理性的倾向。他欲以报刊塑造国民人格的步骤和方法也与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相暗合。儒家提出的成人之道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将个体引进并融入集群的价值体系之中。其中，格物致知是成就人格的第一步。按照梁启超的看法，格物致知是“新民”的基础，尔后正心、修身、齐家，就会自然而然地有了“治国平天下”的效果：“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B35。由此可见，梁启超注重新闻传播、向国民灌输西方先进思想，“新民”不是终极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富于个性的新人，而是为了“新国”、强国，前者只是实现后者的具体的手段而已。由“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体现了传统文化集体主义的价值指向。与李普曼新闻传播观的个性主义逻辑刚好相反。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精神往往与中国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深沉的使命感相联系。梁启超身上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来自一种近乎神圣的召唤或天职。所谓“救民于水火”、“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类信仰、目标和行动可以同宗教对救赎的关注相提并论。梁启超以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的姿态活跃于中国的新闻舆论舞台的行为，可以部分地由这种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来解释。而李普曼作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则可以西方科学主义的文化精神来解读。

总之，在梁启超和李普曼这两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各不相同的哲学文化背景使他们的新闻传播理念具备必然的差异性。反之，我们要很好地理解中西新闻传播理念的差异性，就应当深入到哲学文化层面加以探究。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⑩B13B14B15B17B25B28B29

《李普曼传》，罗纳德·斯蒂尔(美)著，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853页，第3、4页，第5页，第3页，第807页，第841页，第280页，第6页，第65页，第5页，第264—265页，第281页，第339页，第329页。

②B11B18B19B21B28B29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第272页，第84页，第206页，第396页，第69页，第309页。

⑧⑨B18B19B20B26B35

《梁启超政论逊，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页，第66页，第65页，第146页，第66、88页，第87页，第70页。

⑩B22B23B27B32

《舆论学》，李普曼著，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2页，第49页，第78页，第63页，第10页。

B12

李喜所等：《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7页。

B16B30

黄建新：《近现代西方舆论观的嬗变》，《复旦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235页、第234页。

B22《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第33页。

B24《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全编》第18卷，第1页。

B31

詹姆斯《实用主义》，第27页，第31页。

B33

(美)约瑟夫·阿·勒文森著，刘伟等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6页。

第7篇：文化观论文范文

一、引言

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势头十分良好，提高了对文化性的重视度，深入挖掘旅游景观文化内涵。文化作为支撑旅游发展的精髓，体现的旅游的内在美和形态美，深入发掘旅游景观的文化内涵十分有利于旅游景观的发展。在经济快速发现的现今社会，越来越多的投资管理者以利益为发展目标，过分注重收益和利润，忽视了旅游景观文化内涵，导致很多不利于旅游业发展的乱象发生，如景观标准化、组合程度不高 文化内涵趋于同化等，不注重旅游景观文化内涵的发掘，使得旅游景观文化内涵逐渐消失和的越发的庸俗。所以文化内涵的挖掘和重塑是现代化旅游景观发展的重中之重，从人文和美感两大主要方面探讨和分析旅游景观文化内涵重塑的重要性。

二、什么是人文旅游景观

（一）国家标准对“人文旅游景观”的界定

由人类创造和发掘的富有文化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且能够吸引旅游者的一切事物和现象统称为人文旅游景观，不论是有形的或无形的，不论是历史遗留的或是现代创造的。跟自然旅游景观相比，人文旅游景观的文化内涵更为丰富，旅游价值表现出更加鲜明的主观性和潜藏性。相比自然旅游景观而言，从旅游审美的过程中发现，旅游者从人文旅游景观能获得更多的信息，其中的审美体验和审美享受呈渐进式。

（二）学术界关于人文旅游景观的定义

根据学术界的定义，人文旅游景观指的是人类基于自然环境，根据一些实践需要，自发创造的有形的文化景观。多谈及的文化景观的主要特性表现人为性、历史性、地方性、民族性、科学性、知识性等，而且这些特性都表现的十分鲜明。人文旅游景观可以看作是人类辛勤付出和智慧的结晶。人类通过创造一些文化去表达和体现人类生活，引起人们的关注，吸引人们的眼球，使得游客在观赏的过程中，体念和感受多样化的美感。区别于自然旅游景观，人类通过创造将自己的意志和审美意识融入其中，所以人文旅游景观是无形的精神氛围和有形的物质景观的完美结合。

三、文化及其流变

（一）文化的概念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目前还没有一种公认满意的解释，下面所阐述的一些看法和文化产业存在较为紧密的关联性。1987年，加拿大联邦通讯部将“文化”定义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其中包括道德、法律、知识、信仰、艺术及一些特殊性的风俗习惯等。欧盟委员会对文化定义则更为广泛，包括传统、绘画、书法、语言文字、艺术、音乐影片、建筑规划、科学技术等。加拿大的部分研究者表明，除一些文化活动以外，文化不只是人们对人生和生活的一些感悟，其还触及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他们认为文化不是一般人们认为的力量产物，它是人类共同创新、促进社会发展的原始因素；美国的部分学者重新界定了文化，他们将文化看作是商品，可能文化始终就是一个难以精准定义的概念。

（二）流变中的文化类别

由罗森塔尔・尤金撰写的《哲学小辞典》对文化进行了广义的解释，他认为文化是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所创造所有的财富，其中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狭义方面则只是精神文化，其中包括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等。 上个世纪中期，国外知名文化学家发表了《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一书，在整理和分析西方国家80年内有关文化近170种的定义的基础上，对文化进行了综合性的定义；文化包括显露的和隐藏的行为模式，通过象征性符号进行传递；文化体现了人们的显著成就，如其在人造器物中的表现；文化的主要核心在于传统观念，特别是其产生的价值；文化体系既是活动的产物，也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样具有综合性的定义几乎得到了整个学术界所的认可和肯定，具有非常大的意义。通常，人们根据层次将文化划分为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观念文化，代表民族的价值体系、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与哲学和意识形态都存在差异，处于哲学和意识形态的中间层次，不能被认作是哲学理论，属于深层次的文化；制度文化，指的是受哲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形成的制度，不是抽象的看不见，但又无实际存在的物体，属于中层次的文化；器物文化，具体体现某些特定的生活方式，实实在在存在着，如建筑、交通工具、日常用品等，这些都是由人们创造出来的，同时也服务于人类的，是真是存在的事物或实体，属于表层次的文化。总结以上内容，对于文化的概念，还是一个备受争议，难于严格和精准进行定义的。而至少有一点是得到众多肯定和认可的，那就是人是文化的核心问题，人是文化存在的根本，不一样的人创造了不一样的文化。

四、人文旅游景观的文化蕴含

（一） 我国人文旅游景观的特点

通常，人文旅游景观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就是非物质遗产，历史古迹、社会文化、宗教等，跟自然旅游景观存在的差异性相比较而言，人文景观所呈现的历史差异和文化差异就更为突出，这也就表明人文旅游景观耶哦比自然旅游景观更加丰富，人文景观浓厚的历史底蕴，承载了时代的文化气息，体现了时代的文化特色。人文旅游资源很好地体现了每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将人文旅游资源誉为人类历史的写照也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对于国家和地区而言，人文旅游景观的丰富程度跟历史、民族、文化传统和文明发达程度等都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1、历史悠久，文化传承。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一个以华夏文明为主体、中华文化为基础，以汉族为主要民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距今有超过5000年的文字记载历史；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劳动、生息、繁衍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过勤劳和智慧留下了不胜其数的历史文化瑰宝；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不断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侵略和文化蚕食，在那么艰苦的岁月里，中华文明的根基从始至终都没有被动摇，经历现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断侵蚀，传统文化的精髓依旧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源远流长，世代流传。因此，我国所有的旅游资源、旅游对象和旅游服务者都参透了中华人文精神，我国的旅游产业和人文资源可谓是一脉相承、骨肉相连。很多历史悠远且整体具有明显文化继承性的人文旅

2、数量众多、层次丰富的多元化形态 。中国历史悠久，也曾是世界上较为强大的国家之一，经济、文化、科技令人瞩目，存留下来数不胜数的多层次化的人文旅游景观，如建筑、寺庙、道观、园林、雕塑等，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道德情操、思想观念、精神追求和审美追求。其中被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人文旅游景观就超过30项，这些人文旅游景观所蕴藏的历史内涵和人文精神凝聚了中华人民的智慧结晶，一些独立成景，一些则交相辉映，人文形态的多元化造就了多层次的旅游产品。根据我国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目录的记载，能够看出：1987年之后的每一年都会有或多或少优秀的文化与自然遗产被记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其中仅2000年就有4项人文旅游景观被记入。这些数据说明我国人文旅游景观资源深厚博大，国家有关部门对人文旅游产业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保护也是越来越重视。

3、分布广泛，特色显著。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民族多样，通过民族风俗，人文、经济和当地自然风光的结合形成独特的民族风情，产生了多样化韵味的地域文化，如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秦晋文化、中原文化等，不一样的人文气息、不一样的文化遗产、不一样的风俗习惯、不一样的历史传承等等。然而，因开发历史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异，导致我国人文旅游景观种类分布差异性比较大。具体表现为，像主题公园、游乐园等影响力较大的现代娱乐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文物古迹旅游资源主要集中于开发历史较为久远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历史文化名城等；具有很大吸引力的民族风情旅游资源则集中于少数民族集聚的西南和西北地区。不同地域集中的人文旅游景观的造物风格对比十分鲜明、多样化，以园林为例，北方园林以皇家园林居多，规模宏大，庄重、宁静；江南则以古典园林居多，玲珑、纤巧、精致、秀丽；在民族文化方面差异性更为突出，我国西南地区细腻、委婉的民族特色与西北的粗犷、豪放对比十分鲜明。以上就是使得我国人文旅游景观在世界上独具特色，为我国人文旅游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

（二）人文旅游景观蕴含的文化内涵

1、科学性内。涵旅游景观的科学性内涵涉及到多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不同的科学类别、时代的科学性、发生的科学性、设计的科学性、发展的科学性、保留的科学性和用材的科学性等。

2、历史的积淀。人文旅游景观承载着历史，体现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典型的历史遗存、历史的演变和差异等。

3、文学性内涵。散文游记、诗词歌赋、戏曲小说是旅游景观的文学性内涵。从古至今，数不清的文人雅士，流连于自然山水，赏心悦目，创作了无数文学作品，将旅游活动和文学创作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赋予旅游景观浓厚的文化韵味。

4、艺术性内涵。旅游景观的艺术性内涵包括多种艺术形式，如影视录像、摄影艺术、音乐舞蹈、雕塑、书法绘画、风土民情、工艺品、纪念品等。譬如雕塑，雕塑主要是经过雕刻和塑造而制造的具有体积感的空间形象。曾有人将伟大的雕塑比喻为国家、民族城市的象征和精魂。

5、社会性内涵。旅游景观的社会性内涵包括喜庆节日、风土民情、香烟、酒、茶水、食品、饮料、杂技表演、说书、博物馆、动物园等，任何某种形式都在某些程度上向人们展示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就譬如说北京的一条又一条的胡同，北京独有的胡同文化其实就代表着北京人历史社会习俗文化，表现出那个历史时代的封建社会礼制和家庭宗法制，反映的就是以种封闭的社会生活方式。

（三）人文景观旅游文化蕴含的价值

1、有利于传承和发扬城市优秀的历史文化。所有文化的存在都是以具体事物作为载体的。开发和保护人文景观其实就是传承和发展特色文化的过程。兰州历史悠久，具有独特的文化蕴涵，应进行不断地发掘和充分的展示。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环境下，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的冲击和侵蚀，使得原本灿烂的本地文化慢慢走向衰败，难以得到传承和弘扬。针对这种看似平缓实际波涛暗涌的文化侵蚀，只有积极寻求本地文化的发展渠道，才能将本地文化发扬光大，推动文化传统的发展，保护我们的文化精髓。人文景观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能够很好地保护传统文化，还能够将本地的灿烂文化传播和推广到更多的地方。

2、有利于提升城市文化形象，展示市民精神文化风貌。城市承载的是人类文化的精髓，毕业于北京建工业余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的国家领导人李瑞环曾发表过相关的言论，建筑代表的是一种艺术，一座城市的街景代表的就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城市内有一条条的街道，街道上又有一幢幢的建筑。建筑不只要具备其内部的使用功能，还应重视外部街景观瞻。街景的造型、色调和周边等方面都体现着文化的特色。通过他的言论，我们可以看出，人文景观的开发和建设只有跟文化相结合，才能体现一座城市的特色，进而提升城市品位。城市文化的精髓主要在于文化的累积性，也就是城市的人文环境。景观开发实际上就是对城市体型和空间环境进行整体构思和综合设计，作为城市规划的主要组成部分，还为人文景观的设计提供重要依据。主要就是为人们的活动创造独具特色的空间形式的物质环境，全面体现城市功能、审美、历史、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需求。现代城市的功能不断多样化和复杂化，人文景观的开发设计的风格、内容、规模、技术水平等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体现了城市的人文景观对城市文化的重要性。

城市的人文景观记录着人类溶入自然和改变自然的过程，还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和政治经济制度。国外著名的史学家曾说过，“每一部真正的历史都是现代史”。历史由现代人撰写，参杂了现代人的思想，但历史遗存下来的人文景观却是实物，真实地反映出社会阶段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是为我们研究社会发展史提供了实物参考资料。此外还是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社会进步的程度，更好地展示了市民的精神文明程度。城市的现代化离不开城市文化上的进步。所以，不断开发和加强保护人文景观旅游资源，在塑造城市文化形象和衡量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结语

第8篇：文化观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工作；价值观；本土化

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交往方式多依据于自身的差序格局，在这张由差序格局交织的网中，人们更关注的是大大小小的人际关系圈，而非个人。每一个现实的人首先不是单独的个体，而往往是处于关系之中的存在。这种“关系中的存在”与社会工作所言的“人在环境中”的概念不同，后者虽然强调环境的互动与所处人群的影响，但它所关注的仍是个体自身的发展，并把个体自身的发展置于首位。而在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存在发展乃至于生存都是与周围一些个体密切相关的。

杨中芳认为，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是着重于通过个人成就来带动整个社会，使其成为一个更能培养个人成就的场所;而中国传统社会中“集体主义”下的个人观是着重由成员通过集体的努力来带动社会，从而使个人获益。

西方社会理论的解释对象，无论是宏观的社会制度还是微观的个人行为，其背后都在一定程度上预设了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由于中西方在文化价值观上存在着不同取向的差异，当蕴含了西方文化价值的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和原则在中国运用时，我们若以西方的价值观念为指导，极有可能会遭遇中国传统观念的抵触，这多半会让一些社会工作者感到较难下手。

一、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分析

西方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的源头可追溯到基督教义，其强调对弱者的爱护就是对上帝的尊敬，对弱者置之不理就是对上帝最大的损害。教义中告诫人们人本性中存在原罪，只要他能尊敬上帝，爱护芸芸众生原罪就可获得救赎。这能使信徒爱人如己。韦伯在《宗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向人们阐述宗教如何促使人们把勤劳奋斗、禁欲寡欢作为信仰，创造财富为上帝争得荣誉跻身其子民行列作为天职(Calling)，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样基督教义以上帝名义在人们中营造平等、博爱、主动关怀帮助苦难之人，也确定了最初的社会工作服务理念的雏形。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主张将个体从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个体应有的价值、自由与尊严，反对宗教倡导的禁欲主义、出世主义。那时许多启蒙思想家宣扬天赋人权、在民，反对特权、集权和神权，为大众争取参政议政的权利，认为教会中所宣扬的“人人平等”只是口号、欺骗世人的抽象之物而已，现实中并未真正存在。通过人文主义派的斗争，社会工作又深受影响，开始把解决个人问题、满足个体需求上升到绝对高度。

随着资产阶级的迅速发展，阶级矛盾日益突出，无产阶级生活贫困，苦不堪言。此时少数人身体力行的社会工作在社会上最大多数苦难之人面前犹如杯水车薪，因此人们转而怀疑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早期批判主义敏锐地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本质，预言社会主义必将实现。其他古典社会学流派，如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有机体论等从社会整体的视角寻求社会秩序和整合，以为个体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由此可得出对个体的高度关注是西方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的核心，这种理念能否适应中国的文化氛围，关键取决于两者能否相互调适。

二、中国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

专业社会工作从西方引进，若要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开花结果，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真正使社会工作本土化。为此，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其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相通之处。要想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必须充分开发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与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观相融合，才能有健康而长久的发展。

在多数学者的研究中，他们认为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它的思维方式在文化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且深受儒释道三家的影响，尽管三家的思想也存在分歧与争论，但他们亦是可以相互吸收、共同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与性格的。下面浅谈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对社会工作价值观构建的意义。

(一)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许多学者一直强调的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实际上就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儒家给我们民族提供了一个人本主义的学术系统、人本主义的文化传统。对于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工作者来说，不了解和深知儒家文化，就很难称之为合格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但是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笔者认为其与社会工作价值观比较契合的主要有:一是大同理想。《礼记·礼运·大同篇》中提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种大同理想所追求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工作的目标是极为吻合的:老人福利(老有所终)，就业服务(壮有所用)，儿童福利(幼有所长)，社会救助与残障福利(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大同社会中的具体目标，正是现在社会工作所致力的，况且大同理想在中国有极为广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二是“礼”的思想。“礼”是儒家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孔子虽然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但他对社会秩序与规范的高度重视是非常值得社会工作者借鉴和学习的。一般认为，礼有两个涵义:社会制度和仪式。李泽厚提出礼当属周礼，一种是在周初确定的一整套典章、制度等;一种是上下级、尊卑长幼之间的严格秩序。不管如何解释，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礼”是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规范，社会若失去这个规范(礼崩乐坏)，就会滋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动荡，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就是修复和修补被破坏的社会秩序或构建新的社会秩序。对于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一点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三是孝道观。儒家认为“士有百行，孝敬为先”，“治身莫先于孝”，非常注重和推崇孝道。孝道观在中国具有强大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压力作用，它不但体现了亲情之爱，给老人以心理上的慰藉，同时它又维持了家庭稳定，解决了养老问题。尽管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家庭的变迁，家庭传统的养老功能衰退，家庭的承受能力和照顾功能减弱，社会养老和机构照顾很可能成为今后的发展趋势。但不可否认，在一定时期内传统的孝道观念和体制仍然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还占主流。就是社会养老和机构照顾也仍然要重视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而不是把老人扔了就万事大吉。因此，社会工作依然要推崇孝的理念，尊重孝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四是人世观。《大学》中载“物格而后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治国，国治而后天下平”。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不知曾经激励和引导着多少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去拼搏和奋斗。其人世的思想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人应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去有所成就;人应对社会和家庭承担责任;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社会工作的核心是人，而人是社会性的。因此，追求人与社会和家庭的和谐是儒家文化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的一个契合点。

(二)道家文化

道家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自然主义的系统，把人本主义传统和自然主义传统结合起来。提倡“自然与人，天道与人道相通、相类和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同时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顺其自然”，虽然这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境界，但却提出了政治和谐的理想。另外庄子认为:“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万事万物虽然在表面上千差万别，但从它们的根源看，都是基于同一个“道”，又归于同一个“道”，并没有什么根本差异，所以“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既然人与天地万物之间都没有真正的差异等级，那么人类社会自身中的尊卑贵贱又何足挂齿!人人平等，甘苦与共。而今天我们国家提倡建设和谐社会，正是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实现和谐社会是社会工作者的终极目标，对于中国社会工作者来说，把“天人合一”的思想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理念放在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的框架中来考虑，是十分必要和有现实意义的。

(三)佛教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互补，其中的释就是佛教。佛教是一种宗教，而前面所讲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则是一种人文。佛教本起源于印度，在东汉时期传人中国，对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佛教认为功名利禄只是镜花水月、烟花泡影，人们如能淡泊功名利禄，也就减少了社会生活中为功名利禄而进行的勾心斗角和相互倾轧，对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自然大有裨益。同时佛教提供了一个解脱主义的传统。我们经常探讨在有限的生命里如何来确定自己的理想，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在这其中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很多烦恼和痛苦，而佛教的解脱主义理念，就是解脱烦恼、痛苦和生死问题，这正好适应中国人的需要。社会工作价值观中关于宽容、接纳的理念，说的就是要求人要善于保持一种海纳百川的心态，能够容忍和接纳诸多困难和痛苦之事，甚至于死。另外佛教主张互助互爱、众生平等的理念。佛教认为父子、夫妇、主仆等甚至于众生的关系是平等的。“扫地不伤蟠蚁命”对缕蚁尚且留一命，更何况是人呢?它要求大家要相互尊重，自由对待，不要相互残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教生命至上的思想，高举以生为本的旗帜，把个人的生命和健康放在首位，把尊重、保护、优化生命作为道德的核心价值。平等的理念是社会工作最重要的价值观，只有秉承平等的价值观，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工作者。因为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一般主要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如残疾人群体、精神康复群体、吸毒群体、艾滋病群体、低保户群体等，社会工作者没有平等的价值观，就不会去接触这些群体，甚至是鄙视这些群体，更谈不上去尊重和帮助他们。如坟川地震中产生了大量的难民，即弱势群体，需要大家伸出友爱之手，帮助他们克服困难，走出地震的阴影，重建家园，迎接光明美好的明天。这不仅是每一个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也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甚至是世界人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三、中西价值观传统的比较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曾指出:“本土化”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是外来的东西进人另一种文化区域并适应后者的要求而生存和发挥作用的过程，是本土和本土性的组合。“本土”是由外而内的动作，是本土化的前提，而“本土性”是“本土化”的结果。社会工作是一种源于西方文化传统、基于西方社会基础之上的专业，当被引进到异文化且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时，必须经历同土生土长的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终可能适应中国社会需要并发挥功能的过程，而中国作为主体具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决定选择什么、接受什么、是否准予其融合到本国文化等的主动权，而外来东西处于被接受、被选择的被动地位，有配合、支持主体推动其完成本土化的义务。

第9篇：文化观论文范文

(一)价值取向趋于功利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物欲世界逐渐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由于大学生的辨别能力还很不完善，所以拜金主义等社会思潮在高职高校中逐渐蔓延，造成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学校也没有做好自身的文化建设工作，功利性比较严重，过度的推崇大且全的教育体系，不利于专职技能人才的培养，在学生中，受价值利益的影响，学生之中攀比现象较为严重，挥霍父母的血汗钱;这些都是由于社会功利性对学校学生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校园文化的内涵在逐渐的流失

高职院校最重要的是文化内涵，但是随着物欲世界的不断发展，学校的文化内涵也在不断的流失，如今学校在不断的重视硬件设备的建设而忽视了软文化的建设，对于教学的设施设备却还是比较落后的状态，在如此大环境之下，校园文化肯定会逐渐的向功利化的方向发展;还有校园文化活动缺乏丰富性，部分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活动仅限于晚会以及各项比赛等，活动的内容比较单一化。

(三)道德传统思维的逐渐消失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文化也在不断的融入我国传统文化中，大肆的崇扬西方的文化，而逐渐丧失对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所以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应该对学生以及教师的道德文化进行进一步的教育。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意义

(一)有利于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功能的不断增强

高职院校的发展不但与校园物质文化有关，更与校园精神文化的建设有很大的关系，高职院校的教育要与企业的文化结合起来，建设技术型思维新型人才，所以，校园在对学生的激励、约束、凝聚等功能上具有很大的作用。

(二)有利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的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中央提出的符合现阶段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它能为大学生的思想教育起到引导作用，使学生建设适合自己的思想发展理念。

(三)有利于高职院校培养高素质人才

高职院校主要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新型的技术型人才，学校在教育培养阶段要注重学生的知识、道德、技能的一系列的系统的培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有利于引导学生自己的正确的价值观的养成，也有利于学校认识培养发展的重点，这样才能全面的实现高职院校对大学生的素质的培育。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

(一)建立高职校园文化的发展理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前提，首先就是要改变高职校园文化的发展理念，摒弃传统的功利化的教学理念，建立社会主义办学理念，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高职院校，所以学校应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自己发展的理论基础，确保社会型人才的培养，不断的增强校园文化建设，提高学生以及教师的社会主义的良好的价值观，注重人才教育与社会需求的不断重合，注重“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为国家培养一批又一批的专职技术人才。

(二)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积极的校园文化

对于积极校园文化的建设，学校就必须结合积极的校园文化建设理念，如可以在学校贯穿落实爱国精神，使爱国精神这一理念贯穿校园文化，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从而营造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校园文化理念。除此之外，还可以重视学生的创新精神的培养，每个校园文化都需要新鲜事物为其注射活力，高职校园文化的建设也不例外，这样才能更好的调动学生的文化热情，使学生的思维能够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在现如今激烈的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

(三)不断增强高职院校校园软实力以及硬实力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