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经济学精选(九篇)

第1篇：金融经济学范文

（一）有效金融市场

在20世纪最经典的经济命题便是有效金融市场的提出，该命题得了了很多坚实的经验和证据的支持。金融市场指证券价格体现了获得信息变化影响的市场。有效的金融市场以三个假定为前提：一是投资者，他们是理性的，合理评估证券的价值；而是如果某些投资者不理性，但是引文彼此随机进行交易，非理性的行为相互抵消，不会影响证券的价格；三是特定的情况下，虽然非理性的投资者犯了错误，但是由于有理性的套利人，通过他们消除非理性人对价格的影响。但是作有效市场假说也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是因为有效市场理论的前提设定，建立在假设人理性的基础上。因而在二十世纪末，有效金融市场理论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考验。首先理论所假定的投资者完全理性便遭到了质疑，许多投资者的金融行为不是依据信息购买决定。其次一些金融学家研究得到人的金融行为是经常以同样的方式而不是偶然地偏离理性。最后，理性的套利源于套利机制，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套利充满风险，作用局限。

（二）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从金融人员的情感、态度等角度分析金融市场非有效性问题，修正有效市场理论的理性假设。在行为金融学理论中，金融行为直接映射经济利益，反映行为者的认知方式、期望、收集信息和价值观念能力。行为金融学主要研究通过建立一套模型，讨论投资者如何决策和确立金融市场的实际价格。行为金融学将金融理论核心从资产定价转向参与者的行为。但行为金融学能还不能成为金融分析的新范式。因为行为金融学存在很多不足，缺乏边界清晰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无法整体解释金融行为，对于有效市场的批判太极端，忽视了社会机制在非理性背后的作用。从社会学角度看，任何金融行为都应发生在社会场域中，并受到文化、思想观念以及制度的塑造。而行为金融学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对于金融行为的影响。当然，行为金融学在反省批判经典金融理论，为进一步突破金融行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金融行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维度

在古典时代，马克思、齐美尔等学者便开始研究金融行为。但是一直到20世纪末，这一领域才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取得一些成果。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四大关系：银行角色、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的关系；股票价格形成社会机制、金融投机集体行动、资本市场风险资本投资选择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以及制定对于金融公司的合并行为影响；政府角色以及资本市场管制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行为主要表现在金融行为上，经济社会学研究重点便是金融行为的研究，标志着经济社会学不断深化。新经济社会时代，格兰洛维特提出经济行动应嵌入具体的社会关系观点。这个观点作为核心假设，得到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以保罗•迪玛吉奥和理查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学家组织开展研究新制度主义，探讨组织制度化结构、组织以及制度环境的关系等。从文化角度批判一切还原为成社会结构绝对主义倾向，将文化要素纳入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当代的金融行为研究中较为明显的是综合性的研究。经研究全球大型投资银行的交易员的知识性以及关系性嵌入的问题，卡林和尤尔斯认为金融市场关注的交易行为主要涉及权利、金钱、债务以及风险等。在全球金融市场，交易活动其实是相互分离的互动秩序，主要通过交易员之间全球性的沟通以及交流完成全球性的市场交易。它具有谈话方式的制度性、互动内容的经济专一性和谈话语言的全球性的特征，反映全球金融市场以知识为基础，数字描述以及解释着通过屏幕介质表达出的全球市场情况。这种情况是价格信息的持续变化过程，是市场细节的不断被解释和更新过程。因此全球性的金融市场活动既是一种知识和关系嵌入，是金融活动嵌入到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持续交换信息关系。总而言之，这种嵌入既是关系性的，同时也是建构性以及构成性的。

三、在经济社会学中金融行为理论的扩展

从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全球的金融危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体系的完善都使金融市场的政策以及交易模式发生了变化。而政治以及经济格局的变化又使得各国的金融市场被卷入全球经济治范畴，金融影响已经超过了其市场木身。在新经济社会背景下金融行为和社会生活的联系紧密相连。借助新制度理论以及社会网络，以美国商业银行为例研究，银行全球化是一种组织现象，组织和决策者推动。因此金融行为其实可以看成是一个行动方式，以网络形式散开，借助社会的网络关系影响其他的企业。以证券股票以及期货市场为例研究，金融行为是在社会和文化中的系统行为，其交易过程包括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等因素，是三方共同作用的成果。金融市场作为文化系统，绝不是简简单单地重复，他体现了相互之间的理解，促使人们选择不同的交易，随着时间理解也会制度化。这种制度会逐渐发展成为金融行为的依据，同时金融文化随着金融行为在交易过程中不断产生、变化和发展。

四、结束语

第2篇：金融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绿色金融;可持续性;政策环境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既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又要具有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因此，绿色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在引导资金的流向、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绿色金融是通过金融活动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和采用绿色环保方式从事生产活动的企业，实现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目的。通过发展绿色金融，首先是带动社会资本的投入，特别是通过一些国内有较大影响力的主要金融机构的投入，有利于形成资金的示范效应和聚集功能，支持绿色企业的生产经营。同时，利用金融手段，有利于推进形成绿色产业发展和投入绿色产业的资金获利的双赢局面，引导金融资源在市场化条件下的合理配置，形成有竞争力的绿色产业和绿色发展型经济。

一、绿色金融发展的驱动因素

金融推动绿色发展，需要遵循金融企业的商业本质。在市场化的经济体系中，相关经济主体的行为都可以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中来找到其行为动机。对金融企业来说，其基本的行为逻辑就是，投入绿色发展中的资金所取得的净收益，至少应该是同样资金投入其他用途时取得的收益相当。在金融企业的资金投入中，投入方式主要有贷款、债券等债权方式和买入股票等股权投入的方式。两者对接受资金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贷款、债券等债务性融资方式中，金融企业承受资金风险收取利息，对企业经营管理不参与，不享有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金融企业在资金投入前都要进行审慎的评估，确保债权的本息安全收回是资金投入前最重要的考量。而在股权融资方式中，金融企业可以通过投票等机制干预企业的管理，并且具有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投资对象的经营管理情况与投资人的利益直接相关。与上述两种不同融资方式相对应，金融企业的收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来自于提供债务性融资工具所取得的利息收入。第二是来自于股权投资方面的分红和套现的溢价收入。绿色金融发展的标志之一是有众多金融企业的参与，参与的企业多了，绿色金融的供给才会增加，融资品种才能更加丰富。而这又取决于各相关经济主体对上述两种融资方式的成本和收益考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绿色金融发展的驱动因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绿色金融需求规模。这里的绿色金融需求是指能够满足金融企业成本收益核算要求的需求。在同等收入和成本的情况下，需求规模越大，绿色金融的供应越高。对金融企业来说，具有经济可行性的需求，首先是选择余地增加;其次，数量的提升，本身也带来规模效应。当然对了绿色金融需求的满足程度，还要受到金融企业自身的资金来源限制。二是资金进入绿色企业的预期收入高低。预期收入越高，当然金融企业越愿意投入。绿色金融的供给与预期收入呈正比。三是从事绿色金融活动的成本。包括资金成本、日常管理运营成本等。绿色金融的供给与成本负相关。四是风险。理论上风险也可以归入成本来考虑，即风险成本。资金投入绿色企业之后可能造成本金的损失，对提供绿色融资的金融企业而言就是一种成本。风险越高，在一定的风险偏好下，投资意愿就越低。

二、从绿色金融需求端的分析

绿色金融的需求端，就是需要资金的从事绿色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与提供绿色金融服务的经济主体共同组成绿色金融市场的供需双方。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由于绿色产品和服务往往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或者说，在环境保护等相关方面，市场并不会自动的导致每个企业在追求盈利的同时去顾及到生态环保等方面的要求，除非是有强制的要求或在经济上的激励约束措施。因此，发展绿色金融在需求端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保护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正常市场动机之下，促使其兼顾绿色发展要求。这个问题也要从绿色企业的成本和收益比较角度来进行分析。企业愿意开始绿色生产或投资绿色项目，需要外部市场和政策法规方面具有促进其提高收益、降低成本或同时提高收益降低成本的影响因素。从对应绿色金融供给的角度，影响需求端的因素主要包括:

1、绿色金融供给。通过增加绿色金融供给，能够改善绿色企业获取资金的成本和便利条件。绿色金融的供给，有两个渠道:一是增加原有金融机构绿色资金供给的数量和比例;二是发展专业的、更多的绿色金融机构;三是通过金融市场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绿色企业。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绿色资金的需求量已经越来越大。据人行绿色金融专业委员报告，为达到既定的绿色发展目标，今后五年中国在环保、节能、清洁能源和清洁交通领域的年均投资总量至少为2万亿元。此外，在未来十年中绿色城市的建设还将带来每年约4万亿元的资金需求。但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支持绿色发展的金融机构的数量和机构种类不足。社会上专业服务绿色企业的金融机构很少，部分银行虽然声称开展绿色信贷，但实际上无论从专业要求还是投入数量方面都还有限。更主要的是，如果仅仅要求国内主要银行从社会责任角度来支持，而不是从完善商业机制方面进行根本性的制度安排，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方式。

2、绿色金融市场机制建设。这也是从降低筹资成本的角度来考虑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需求端本身的经济可行性。许多绿色项目属于非盈利性或盈利性较低的公益性项目或准公益性项目，项目实施周期长、收益低、风险高，需要在公益性和盈利性之间寻找到平衡，这难以对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企业产生足够的吸引力。二是交易渠道和工具的限制。间接金融市场如银行贷款等需要满足银行的评估要求，而直接融资市场规模小，同时，相关的融资工具缺乏，对大部分企业来说融资工具的选择余地仍集中在贷款等少数传统债务工具上。

3、配套的推动绿色发展金融政策法规。政策法律的规定会影响到绿色资金的供需双方。从供给方来说，我国绿色环保产业发展还不成熟，总体体量小，且存在着初始投资大、投资回报期长、行业收益率偏低等诸多问题，金融企业开展绿色金融，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如对金融企业支持绿色产业项目给予适当的风险补偿，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等。从绿色企业的角度，除了法规上的强制要求外，还包括在政策对从事绿色生产的企业，可以采取对符合要求的企业给予税收、补贴等方面的优惠，反之则增加这方面开支的政策。此外，对一些公益性绿色项目，如何实现商业可持续，以吸引社会资金投入，也需要政府政策支持。

4、培育鼓励绿色发展的民间力量。社会公众作为最终消费者，他们的绿色发展、绿色消费意识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企业的成本和收益，从而使追求绿色发展成为企业经营目标实现的一个内生函数。如消费者对不绿色企业产品的抵制，就是通过影响企业收益实现而形成对企业的约束。如果消费者都认同使用绿色产品，则生产这类产品的企业将因此受益。

三、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供需双方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绿色金融发展的程度。因此，从影响供需双方的各种因素来分析，要加快建立完善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

1、增加金融支持渠道。一是鼓励银行、信托、保险等正规金融机构更多地参与绿色发展，提供绿色贷款、绿色信托、绿色保险等金融服务。二是建立专门支持绿色生产和绿色产业的金融机构，如鼓励地方组建或与金融机构合作组建等方式，成立绿色投资公司、绿色产业发展基金等，调动社会资本，投资于绿色发展。同时，金融机构也不限于国有的金融机构，要调动民间资本的力量，形成合力;第三，要在主板和创业板的上市中对绿色企业的上市给予明确要求和支持，体现绿色发展导向，多渠道为绿色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第四，金融工具多样化。要发展包括绿色债券、可转换债、碳排放权交易、指数交易产品等，丰富金融工具种类，吸引更多绿色金融市场的参与者。

2、建立资源补偿定价机制。利用经济手段而非行政手段，是发展绿色金融的一种可持续的制度安排。要建立自然资源价值评估制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进行定价，从成本和补偿等方面，平衡以损害环境为代价的获利，使损害环境的行为在经济上不可行。同时，要发展自然资源使用权和相关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市场，形成绿色产品的市场公允价值，发挥价格的调节作用，促进资源开发使用权利的合理配置，并为资源税等的征收提供依据。

第3篇：金融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数学学习；经济金融；作用

一、在学习经济金融的过程中离不开数学，并且大部分金融专业，高等数学是作为主修学科进行的

通过经济数学的学习，为经济金融学的研究奠定基础。在现代经济金融发展来看，想要了解它，不仅仅是在经济学、金融学的角度进行定性分析，更需要经济数学的帮助，收集准确的定量分析，才能更全面、更有效的解决实际问题。在经济学中，供需问题可以通过建立数学函数模型来进行更明确的分析，比如商品的价格、商品的可替代程度、人们的消费价值取向和一段时期内人们消费水平，这些抽象化的概念转化为可观察的具体指标，让我们可以更直观地了解经济变化。可以建立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这两种函数是不同的，供给函数是增函数，随着商品价格上升，供给量也按照一定比例随之增加；需求函数则是减函数，随着商品价格的增加，需求量是降低的。市场的经济变化就是这两种函数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最终市场价格，只要能在供需双方达到平衡，就能成交。经济中的成本与产量的关系，也可以通过成本函数来表达。要注意的是成本与收入、收入与销量之间也存在关系，这样一来也可以建立收益函数。这样通过两者的相互交叉学习，经济中体现数学，数学是作为研究经济金融的一种工具，那么我们就能更准确的分析经济实例，提高我们的经济分析能力。其实在经济分析、经济管理、金融管理等多个领域中，极限理论的应用非常广泛。边际需求，边际利润，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函数等等，利用数学方法和理论解决经济上的难题，数学与经济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金融体系是在经济变化下形成的，随着世界科学技术进步推动了生产力，促进了全球经济发展趋于一体化，同时也加强了金融体系的自动化，金融投资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投资风险也普遍存在

所以过去的、旧式的金融体系已经不在适用，我们必须加快脚步，使金融体系深化改革、不断创新。尤其是金融理论的科学系统化、数学化和计算机化，能够运用数学模型来表示金融变动，最大限度的来解决和避免金融风险。1896年，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研究出的资产当前价值与未来现金流量贴现值之和是相等的，为资产估价模型奠定了基础。她利用数学知识表达了计算证券投资价值，并可以在不同约束条件下，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数学金融也可以说是计算金融，它的实质就是在数学作为研究使用工具的前提下，对金融体系的描述。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投资与收益存在时间上的滞后，可以把股票的未来价格当做一个随机变量、随机过程，它是以概率论作为理论基础的，那么资，减少了投资风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著名经济学家斯蒂芬•罗斯经过多年研究分析发现股票价格不仅受个别股票特殊性的影响，同时也受所有股票一致性反应的共同影响，由此提出来套利定价模型，继而提出描述共同因素变化和证券收益波动关系的模型。

三、在经济金融中，导数的应用也是普遍存在

通过利用导数建立边际概念，又由边际概念倒推导数表达式，如此一来，就可以将经济研究对象从变量转化为常量，就算经济变化的自变量是十分微小的，也可以通过表达式来了解因变量的变化程度。数理统计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它的理论原则的是在二维的基础上提出并进行研究的，然而在经济学中大部分都是更高维度的，所以有必要运用到多元统计。它本身就是讲求多元变量的统计，伴随它也出现了许多计算软件，但是想要光凭操作就能得出结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看懂软件得出的结论，并加以分析解释和研究。还记得让我们最头疼的微积分吗？学会用微分方程来表示金融经济的问题，可以更加直观的、准确的得出结论，并进行数据分析与比较。微分方程是微分、未知函数和自变量函数三者的结合，利用导数能将复杂的函数表达方程式简化，在进行计算。其中就涉及了金融经济学中的偏导数理论。而导数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弹性，面对函数的相对变化率，不得不采用弹性进行分析和研究。商品的供给与需求，透过弹性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价格值。企业则可以根据这个价格值来决定生产的数量，制定出合理的商品价格，以寻求最大利益。

四、结语

第4篇：金融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综合经营；金融风险；银行业绩

1.引言

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于美国的金融体系是一场系统性的改革。该法案禁止商业银行从事证券经纪、承销业务，禁止商业银行的员工在证券公司兼职，商业银行从事保险业务也受到严格限制，而仅保留了承销政府债券的资格。该法案对利率上限和银行跨州经营也进行了严格限制。美国自此形成了长达66年的分业经营金融体制。

但是随着金融业深化和扩张，该法案形成的分业经营格局阻碍了银行业务扩展，而非银行机构侵入商业银行的存贷款领域，金融控股公司大量出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部分获得特许的商业银行开始从事证券承销业务，而1998年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的合并标志着该法案已名存实亡。1999年11月，《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对分业经营的规定作出了实质性修改，准许银行控股公司转变为金融控股公司，打破了银行、证券与保险之间的金融防火墙，确立了综合经营的金融体制。

我国在资本市场的建设过程中，采用了分业经营的模式。《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都对银行、证券、保险的综合经营做出了禁止性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但是目前严格的分业经营都已被突破，光大集团、中信集团和平安集团成为实质上的金融控股公司，金融业务涉及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资产管理等行业和领域。国务院批准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允许保险资金按一定比例直接进入资本市场。由于现实与法律条文存在着脱节情况，因此立法机关、市场机构以及专家学者对这一禁止性规定争议较大。最后，三部法律在修改时，都在原有的综合经营禁止性规定基础上，加上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既为既成事实提供法律依据，也为下一步的金融改革和发展预留了空间。

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公布的银行监管数据，在其所统计的142个国家和地区中，已有110个国家和地区允许商业银行从事证券业务，79个国家和地区允许商业银行从事保险业务。但是，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深了监管部门和市场对于金融风险的担忧，在综合经营的模型下，源于证券和衍生产品的风险很容易传导至同一家金融控股公司控制的商业银行部门，降低银行业务的稳健性。从短期影响来看，可能造成银行的监管资本无法有效吸收损失，金融机构的杠杆倍数较高，会进一步恶化市场风险。同时，信息不对称可能引发银行挤兑，造成银行流动性不足，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也会失去作用。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也可能加剧银行的不稳定性。从长期影响来看，由于金融市场存在着严重的外部性，金融体系存在内在的脆弱性和关联性，微观风险容易演化成为系统性风险，风险的直接传导（“多米诺骨牌效应”）会使风险传导至整个金融链条，造成金融资产缩水，金融机构经营质量下滑；风险的间接传导（“羊群效应”）会放大顺周期性，造成市场信心丧失，市场剧烈波动。

我国《商业银行法》修改时，把第四条“商业银行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修改为“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这一原则顺序的变化，表明了立法机关对审慎监管、审慎经营的高度关注。本文认为应该分别从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角度去分析中国是否应当采用综合经营模式、综合经营对金融业的影响以及我国建立综合经营体制的具体路径选择。

针对上文提出的问题，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7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世界范围内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具体影响效果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简要回顾文献的基础上探讨综合经营的内涵、影响和我国建立综合经营体制的路径安排；第三部分介绍样本情况及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进行实证检验并讨论结果；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2.理论分析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中，美国倒闭的银行超过9000家，股市崩盘，金融系统无法稳定运行，美国国会对危机的调查认为正是商业银行涉足证券行业导致了金融危机。随后，美国通过《1933年银行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以及《Q条例》，建立起了金融分业的防火墙，从业务、地域、人员和利率等方面，防止某一金融领域的风险传导到其他领域，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

但是，由于银行类金融机构受到了严格的管制，非银行类金融机构逐渐绕开监管，与商业银行在业务上展开竞争。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面对着高额利润的刺激，也开始寻求规避途径。商业银行纷纷成立银行控股公司，跨州设立分支机构；进行业务和产品创新，产生了大量的金融工具（包括衍生工具）。监管部门顺应金融发展潮流，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金融管制的措施，如取消存贷款利率上限、扩大银行的业务经营范围等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批准五家商业银行直接从事企业债的承销业务，并允许摩根大通公司承销股票，随后又扩展到其他银行。而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规定在一定条件下，银行控股公司可以转变成为金融控股公司，允许银行业、证券业与保险业交叉持股，业务经营相互渗透。

我国在金融改革试点的过程中，曾经尝试过综合经营的模式，中信公司、交通银行等都涉足银行、保险、证券和信托等业务，但由于宏观经济的波动以及制度建设不完善，金融市场出现过较大的混乱，1993年中国政府确立了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的实施，为分业经营提供了法律上依据；从监管体制上看，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分业监管。但是，现实中已经存在了所谓“光大模式”和“中信模式”（王鹤立，2008）的金融控股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上述法律修改时在坚持分业经营体制的同时，加入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一定限度上认可了综合经营模式，也预留了改革空间。

是否应当采纳综合经营模式，核心问题是综合经营对金融的影响程度。《证券法》在立法之初，正是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因而禁止综合经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是否已经具备了建立综合经营体制的条件？

从世界范围看，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了综合经营的金融体制，而绝对的分业经营已经非常罕见。我国加入WTO以后，金融业发展迅速，截至2012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已达133.6万亿元人民币，与2004年底相比，增长了324.1%。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截至2011年9月末，已有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中国设立机构，外资银行资产总额达到2.06万亿元人民币；综合经营的模式具有范围经济、规模经济的特点，有利于银行的降低经营成本，扩大业务范围，我国商业银行也加快了“走出去”的发展步伐，。

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综合经营下金融创新对金融稳定的巨大影响，监管标准和监管质量都较高的美国金融业在危机中损失惨重，以至于美国不得不实施“沃尔克规则”，禁止商业银行开展对冲基金、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类似工具的大额投资，而且重回“格拉斯-斯蒂格尔防火墙”的呼声不绝于耳。

综合经营金融体制的建立，应当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和监管能力相适应（席涛，2010），纵然中国金融业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我们不能忽视我国金融市场仍然较为落后，监管水平依然有限，金融机构治理水平不高，客观分析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取得的成就，相当程度上来源于经济增长、政策扶持等外部因素支撑，银行业机构作为市场主体的自生能力依旧欠缺，内在约束机制的有效性依然不足。截止2012年底，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已达4929亿元人民币，其中次级类贷款余额为2176亿元人民币。中国经济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宏观经济风险极易转化为金融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次级类贷款违约风险上升，进而造成流动性不足，影响银行稳定经营。建立综合经营体制必须考虑到我国证券业和保险业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的现实情况，尤其我国证券市场波动较大。

金融风险监管能力也是建立综合经营体制必须考虑的因素。我国金融监管立法不足，虽然已有《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但该法缺乏具体实施细节的规定，难以直接适用。国务院颁布了《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和《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银监会近年来制定了《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银行并表监管指引（试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但是，较高位阶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依然较少，而红头文件的颁布和废止却十分随意，总之，我国金融监管的法律建设十分不健全。监管机构的执法水平和能力也较为欠缺，监管部门和市场机构对金融风险的测算、预防和处置，都缺乏足够的专业人才和经验。

银行业务与证券、保险业务的相互渗透，可能导致道德风险问题。综合经营模式下，同一金融控股公司控制下金融机构容易出现违法违规的关联交易、资金往来，相互挪用客户资金，金融防火墙无法发挥作用，原有的微观风险没有消除，还可能产生新的风险。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公开缺乏严格、统一的标准，并表监管仍处于起步阶段，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风险难以识别，由于顺周期性的存在，控股公司持有的高杠杆工具在市场形势较好时，往往产生了较高的估值，造成金融机构资产虚高，处于同一控制人控制下的商业银行则可能从事相应的业务予以配合，因此被迫承担了本不需要承担的风险，造成经营效益低下。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两个待验证的假说：

假说1：综合经营模式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

假说2：综合经营模式下，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较低。

3.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

本文使用了73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银行经营业绩数据取自于世界银行集团（World Bank Group）的全球金融发展数据库（Glob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Database），金融经营体制的情况来源于《银行监督管理数据库》（Bank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Database）。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来源于世行《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及《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 Report）。

（2）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根据前文提出的假说1和假说2，本文将待检验的回归模型设定为：

Bankperformanceit=β0+β1Universalbankingit+β2Xit+it （1）

1）被解释变量

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Bankperformance代表银行业绩，包括银行的不良贷款率（Nonperformingloans）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前者是指不良贷款（包括扣除贷款损失准备金之前的不良贷款）与贷款总额的比率；后者是银行净利润与资产总额的比率。

2）解释变量

在世界银行公布的《银行监督管理数据库》中，披露了各国金融机构分业和综合经营的情况，本文将是否采用综合经营模式设置为虚拟变量Universalbanking，采用了综合经营体制（允许银行经营证券业、保险业），虚拟变量为1；禁止综合经营的，虚拟变量为0。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城镇化率（Urban）、法治水平（LAW）、银行业集中程度（Concentration）和贷款拨备覆盖率（Provision）作为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变量，引入回归模型。

（3）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1报告了本文变量的描述统计，包括了2005年至2010年73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数据显示，被解释变量中，不良贷款率的平均值为4.59%，净资产收益率均值为11.94%。解释变量中，综合经营的均值是0.4。表1还列出了5个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城镇化率、法治水平、银行业集中程度和贷款拨备覆盖率，从中可以发现，标准差较大，说明各国在这几个指标上差异很大。

4.实证检验与分析

为了系统地考察综合经营金融体制对金融稳定以及银行经营业绩的影响，本节在控制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城镇化率、法治水平、银行业集中程度和贷款拨备覆盖率的基础上，对面板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经过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P值较小，本文所使用的两个回归模型都应当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而非随机效应模型。

我们对综合经营下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情况进行检验，表2中的（1）列显示，综合经营模式对于银行不良贷款率存在着正向影响，并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证明了假说1是成立的。

本文对综合经营下银行净资产收益率的情况进行检验，在控制了相关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指标的情况下，表2中列（2）显示综合经营体制对银行净资产收益率存在着负向影响，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由此说明，采用了综合经营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其金融机构呆坏账越多，银行的经营风险较高，经营效率越低。这也验证了假说2。

基于实证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发现，银行与证券、保险业务的相互渗透，的确与金融危机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虽然我们无法验证这种相关关系是否是因果关系，但是，这也提醒我们必须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我国综合经营模式的建立。银行的安全性已经超过流动性和效益性，成为最主要的经营原则。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规定，审慎经营规则，包括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损失准备金、风险集中、关联交易、资产流动性等内容，其中，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贷款损失拨备和流动性都是巴塞尔协议II和巴塞尔协议III最关心的问题。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水平的提升，不仅要反映在利润率指标上，更要注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而这不仅仅需要银行自身的努力，还需要监管部门做好制度设计，不断完善促进金融也健康有序发展的制度规范，为金融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具体到综合经营的制度建设，由于我国综合经营试点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但仍然缺少一部《金融控股公司条例》，法律中“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在现实中很难找到具体适用的依据，拥有综合经营特许的控股集团，一般仅能依靠政府部门的批准、决定等“红头文件”从事试点业务，这样不仅造成了市场的不公平竞争，也不利于这些金融控股公司稳定发展。

对于综合经营立法的影响，立法机关和学术界都缺少定量的成本-收益分析，如果难以证明为建立综合经营所支付的成本小于其带来的收益，那么综合经营体制的建设就缺少合理性、效益性和稳定性。

5.结论及建议

我国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了金融综合经营的试点，目前已有数家金融控股集团从事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等综合经营业务，但是综合经营仍然缺少较高位阶的立法，而且对综合经营带来的影响分析非常不足。

目前大多数国家，尤其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已经采用了综合经营的金融体制，本文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综（下转第157页）（上接第154页）合经营的收益，认为综合经营有利于降低交易和经营成本，有利于金融市场规模扩张和业务创新。但是本文对综合经营下银行业的经营效益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综合经营显著地降低了银行的经营效益，提高了银行的风险，与金融危机的发生存在着相关关系。本文认为，不论是宏观经济稳定性、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还是制度建设以及监管水平，我国建立综合经营金融体制的条件都还不成熟，现阶段不适宜直接放开综合经营。

本文建议，应当加强对综合经营的影响研究，充分分析其对宏观经济、金融市场的影响，并且在此基础上完善综合经营的法律建设，尤其加强金融风险的识别、预防和化解制度建设，为未来综合经营的建立提供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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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吴晓灵.金融混业经营和监管现实[N].金融时报，2004-3-23.

第5篇：金融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经济学理论；发展

相较于传统的金融活动，互联网金融的服务方式主要依赖于计算机技术与电子通讯技术。电子金融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眼球，而后迅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直到2000年，电子金融几乎遍布了全球。在2012年，互联网金融这个词才正式被学者提出，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行业内部结构造成极大的冲击，它不仅动摇了金融产业稳定的产业结构，而且互联网金融优胜劣汰的作用也使金融产业不断流入新鲜的血液。

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历程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电子金融即是现在的互联网金融开始在全球范围来散播开来，如同所有的新兴行业一般，互联网金融在一开始时遭到了大多数人的质疑，但互联网金融在诸多的争议声中生存了下来，到如今，互联网金融已席卷全球。互联网金融在最初的时候针对传统金融未曾涉足的空白领域，以此来吸引客户的眼球，由于一开始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是全新的领域，因此，互联网金融吸引了第一批客户，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站稳了脚步，在此之后，互联网金融以免费策略以及技术优势等商业手段大量地占取市场份额，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金融行业。在此期间，一些盲目跟风的人涉足互联网金融领域意图分一杯羹，但由于他们并不了解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模式而导致大量企业倒闭，因此研究互联网金融的经济学理论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只有掌握了最基础的经济学理论才可以将它运用在企业的日常运转中。

二、产业经济学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指导

（一）互联网金融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经济学被视为社会科学中相对较为成熟的一门学科，甚至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经济学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大都是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来做判断的“科学性”。作为经济学的一部分，产业经济学遵循着经济学的一些规律，产业经济学在互联网金融中的主要应用是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这两大重要理论。“供方规模经济”与“需方规模经济”是规模经济学的主要组成。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对于经济学来说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律。所谓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也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随着某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量的不断增加，最初增加一单位生产要素能使生产产量不断增加；但当该要素投入量超过的增加超过了一定的临界点之后，增加一单位该要素所带来的总产量是递减的。但当产业经济学中的供方规模经济运用到互联网金融中时，由于在互联网金融中技术、知识等要素已经取代资本、劳动力，因此，随着技术、知识等新要素的投入的不断增加，它的成本呈现递减的趋势而收益却呈递增的趋势。这是因为信息这些新要素几乎能够零成本地复杂，并且由于技术的不断创新，因此，供方规模经济得以突破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这使得互联网金融的盈利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而需方规模经济则是在减少边际成本的同时，加大了效益示范的能力，让更多的顾客认为它值得购买，使价值呈爆炸性增长。以此，可以看出规模经济的运用使互联网金融的的边际成本不断递减而受益却递增。范围经济在互联网金融中就更为明显，由于互联网金融的成本很低，因此，互联网金融涉及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业务，以此吸引更多的客户，这将大大地提高互联网金融的收益。

（二）互联网金融的长尾经济

长尾经济主要是通过利用自身的成本优势来增加品种以打开利基市场，这一点与范围经济十分相似，但与范围经济不同的是，长尾经济并不仅关注于热门的产品，它还致力于增加大量的冷门产品。因此，长尾经济主要是用来解释互联网金融中一些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互联网金融因位于金融行业的长尾而出现了一系列“普惠金融”的产品与服务，并因此吸引了一批对手续简便度以及额度较为敏感的尾部顾客。例如，互联网微贷公司就凭借着可快速处理信息、效率高以及手续费低等优势吸引了大量贷款金额数较少的顾客。互联网金融的长尾经济理论是作为“二八定律”的补充出现的，所谓的“二八定律”，指的是按事情的重要程度编排行事优先顺序的准则是建立在“重要的少数与琐碎的多数”的原理上的，这个原理是在十九世纪末有著名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兼社会学家的维弗利度.帕累托提出，大致的意思是指在任何特定的群体中，重要的因子占据的比例十分少，而不重要的因子则占多数，因此，只要控制住重要的少数因子就可以控制全局，长尾经济理论借此得以解释需求曲线中的短头与长尾现象。相较于传统的金融行业，互联网金融的成本优势在于将长尾的基础不断地延伸。由于互联网金融的信息等要素可以零成本地复制使用，因此，无限地复制可用信息来处理事务在很大地程度上将降低成本，而节约下的成本可以用来推广一些优惠的活动以招揽更多的顾客，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

三、金融中介理论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指导

第6篇：金融经济学范文

1.1劳动经济学内涵

劳动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劳动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劳动经济学是一门交叉科学，不仅与经济学理论密切相关，而且与社会科学也有十分重要的联系。因此，对于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大系统的发展而言，劳动经济学能够提供能加更加综合、全面的观点和角度。当前，在我国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主要有：劳动者工资报酬、消费能力，就业类型以及培训，劳动效率的影响要素，劳动力结构以及人口基础等。劳动经济学的发展成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必要补充，又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旧的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范围比较广，研究成果实用性比较强。同时，劳动经济学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其发展和进步也带动了其他类型学科的发展。总之，劳动经济学是一门十分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已经有一段历史，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我们不能止步于此，应该更加努力研究，缩短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从而使之能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1.2消费金融概述

消费金融是指金融机构向消费者提供消费贷款的金融服务方式。在当今我国急需扩大内需的情况下，该种金融服务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有效地发展和拓展我国的消费金融，能够推动我国的消费需求，实现我国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消费金融具体研究内容比较广泛，包括居民的收入、消费以及投资等多个方面。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消费金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消费金融的深入研究必将对推动我国的经济的长远发展。

1.3消费金融发展现状

消费金融是为消费者个人提供金融业务服务的。其市场主体结构比较简单，即金融信贷机构和消费者个人两部分。这种新型的金融形态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比较短，各个方面的制度体系不够完善。首先，我国的消费金融服务机构比较少，主要是一些大型的商业银行。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体系，服务水平比较低。消费金融在我国发展起步比较晚，到80年代中期，才开始有商业银行开办了住房贷款业务。消费金融的发展比较缓慢，业务种类单一。到21世纪初，才刚刚出现购车贷款、助学贷款等新的业务形式。然后，消费金融的市场环境不够完善。个人信用制度的缺失为消费金融机构带来了极大的风险隐患。个人信用制度是一个人能否遵守信用的判断依据。近几年来，在上海等大城市已有相应的制度形成，但是发展还不够完善。另外，我国缺乏消费金融信贷担保制度。信贷担保是一种有效地约束机制，能够有效地降低信贷机构的风险。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制度建设还存在缺失。

2.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消费金融特性分析

消费金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体系，不仅包括人的经济行为，还包括人的社会行为。在消费金融服务需求者可以是消费者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家庭。在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消费金融特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消费者金融

消费者金融关注的问题是在一个给定的金融环境中，消费者凭借自身拥有的资产怎样完成一系列的消费活动。在消费者金融方面，学术界主要研究的对象是消费者在进行资产的配置时所面临的约束以及潜在的风险。

2.2个人理财

个人理财即个人财务计划。是消费金融机构为消费者个人提供的资产配置、管理计划，如何有效地投资、税负管理、个人收入的管理等等。近几年，由于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多以及消费者理财意识的提高，个人理财这项业务的发展相对而言发展比较迅速。

2.3家庭金融

家庭金融就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考虑消费者金融服务。家庭与个人不同。家庭属于社会群体，其消费行为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就目前而言，企业选择以及专业教育等家庭金融业务的重点。

3.劳动经济学视角下分析消费金融发展的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消费者消费观念的转变以及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我国的消费金融将会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挑战。另外，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十分重要。因此，在劳动经济学视角下来研究消费金融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1丰富信贷结构

一直以来，我国的商业银行为了避免经营风险，信贷结构比较单一。虽然，这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银行的经营风险，但是对银行业务的长远发展不利。消费金融的虽然都是一些贷款金额比较小的业务，但是该业务覆盖面比较广、客户群体众多。充分发展消费金融可以丰富商业银行的信贷结构，促进银行的稳定经营。另外，通过消费金融服务，金融机构还可以拓展客户群体，为其他的业务挖掘潜在客户。

3.2对供需的动态匹配起到了平衡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大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而我国的内部消费市场需求变化比较慢，这样很容易出现生产过剩。如果企业产品长期存在库存积压，将会导致资金周转不良，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利。消费金融的发展为消费提供了动力，能够有效地扩大内需，从而实现供求平衡。

3.3平衡消费者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水平

有劳动经济学理论可知，消费者在少年和老年阶段的消费需求比较大，而在这两个阶段的生产水平却比较低。消费金融的发展可以使年轻人预先消费掉其将来的一部分收入，即我们常说的“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通过这种方式，消费者可以提高自身生活质量，而不会对将来的生活产生影响。消费金融的出现使得消费者生命周期的消费水平得以平衡，有效地减轻了社会负担，促进了社会的良性发展。

3.4促进消费者的全面发展

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能够促使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发生转变，使消费者逐渐向着理性、文明等消费观念方向发展，从而促进消费者消费能力的提高。而消费者消费能力的提高，又能从一定程度上提高消费者的生活质量。消费金融能够促进消费者解放思想，提高消费能力，进而使人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

4.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消费金融发展策略分析

4.1完善消费金融制度

我国的金融业发展起步比较晚，各方面的体制不够完善。而消费金融作为一种新颖的金融形式，由于受到我国的传统观消费观念和理财观念的影响，一直止步不前。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我国的消费金融体系得不到全面发展。如果这一现状得不到改善，将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由劳动经济学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完善的消费金融体制是消费金融得以长远发展的保障。因此，要想使我国的消费金融得到长足的发展，就必须完善消费金融体制。如加强个人信用制度建设、信贷担保制度建设等，立法部门要完善相关立法，使得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降到最低。另外，要开发多层次消费金融产品，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者的需求。如开发农民信贷业务等。

4.2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良好的消费环境是扩大内需的基础。近几年来，我国的出现了很多食品安全问题，如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地沟油、过氧化氢超标的鸡爪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消费者产生畏惧心理。即使消费者具有购买能力，也不敢去购买。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加强市场监管和质量监督，确保消费环境的安全。另外，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加强相关立法，严厉惩处扰乱市场秩序的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使得消费者能够放心消费。另外，要完善社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认真处理消费者投诉事件，严格按照规定执行理赔。创造良好市场环境有助于培养消费者正确的消费观念，促进居民消费的良性循环。

4.3不断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

由劳动经济学理论可知，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是发展消费金融的前提条件。针对这个问题，首先调整工资制度，提高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然后，政府需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兼顾公平。调整个人所得税制度，使得人们真正富裕起来。对于一些贫困地区，政府可以减免税收，减小收入差距，使得居民能够大胆消费、放心消费。

第7篇：金融经济学范文

论文摘要:文章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非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历来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双层制度安排假说,我国的正规金融体系是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但在改革开放后,这种制度供给已经不能满足私营企业和社会居民的制度需求,使得制度供求处于不均衡状态。我国的非正规金融正是以中小企业和社会居 民为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结果。

1 问题的提出

对我国的非正规金融产生与兴起的原因,已有的文献大都从以下两个方向展开:一条思路是沿着麦金农的非正规金融源于金融抑制的观点进行拓展,如史晋川(1997)、张军(1998)等的研究;另一条思路是沿着 Stiglitz和Weiss(1981)的信贷配给均衡的框架进行研究,如林毅夫(2003)、林毅夫(2005)等认为,信贷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是非正规金融产生和广泛的根本原因,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可以用来解释我国的非正规金融的起源问题,但他们都无法解释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后逐步壮大兴起。首先,金融抑制并非产生于改革之后,相反,改革前我国的金融抑制尤为突出;其次,不完全信息是银行信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不会因改革而有所改变;最后,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二重结构”的国家里,中央政府的强大控制力也不会因改革而失效,但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屡禁不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没有很好的解释我国非正规金融的产生问题。

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双层制度安排假说,制度安排可分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和次级制度安排。前者一般由政府充当制度供给主体,通过引入法律、法规、政令等手段加以实施。基础性制度安排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滞后性。

后者是个人或个人团体在获利机会诱导下自发倡导实施的,多表现为私人间的契约安排,具有非正式的特征。在渐进改革进程中。次级制度安排大体上是对现存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弥补和修正,在某些范畴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背离,从而导致对基础性制度安排进行根本性的修改。次级制度安排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基础性制度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作者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我国经济制度转轨过程,因正规金融制度供给滞后于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制度服务的需求,由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在正规金融制度边际进行非正式制度创新的结果。因此只有从我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入手,才能找到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正确把握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趋势。

2 非正规金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2.1 制度环境变迁:非正规金融的产生的制度需求因素

分析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从逻辑上讲,如果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会使制度环境发生变迁,并导致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获利成为可能,那么与制度环境相关的制度安排就会处于非均衡状态,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或在其边界进行制度创新。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制度选择从功能上使得金融实际上成了政府财政的一部分。社会资金大都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分配,银行的作用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金融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此阶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 被普遍禁止;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货币化水平低,人们 在解决其基本生活需要后几乎没有多少货币剩余。因此,虽然我国存在深度的金融抑制,但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金融制度的供给与制度需求是相适应的,整个金融制度处于均衡状态,非正规金融根本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

1979年以后,我国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协调。我国的私营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对经济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但在金融资源分配方面,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 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仍是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无暇顾及,个私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变得十分困难。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当正规金融的进人变得更昂贵时,中小企业必然会寻找新的金融服务机会、形成相应的规则和约束并使之合理化,即从非正规金融部门筹集资金。

其次,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有所改变。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政府利用其在政治、经济资源上的绝对的控制权,对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与此相适应的是政府在制度的供给方面长期居于垄断地位,未得到政府允许的任何制度创新都是非法的,以此将其他个人或团体排除在制度创新的空间之外。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将一部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部门,为权利主体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最后,经济运行的货币化程度日益提高。改革开放后,收入的货币化分配逐渐取代了传统经济制度下的实物分配,我国居民在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积累了大量的剩余货币。为使其货币资产保值增值,社会居民或组织在运用其货币资产时要兼顾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非正规金融正好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因此,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所有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非正规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将小规模的短期储蓄集中起来,为各种类型的非公有制企业提供资金供给,促进货币或资本向投资转化,对正规金融产生“挤出”效应。

2.2 正规金融制度变迁:非正规金 融产生的制度供给因素分析

虽然在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环境变迁中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金融制度服务产生强烈的需求,但在我国,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只是正规金融制度的接受者。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它是由政府通过法令等手段进行的,政府在制度选择与制度变革中处于主动地位,是正规金融制度的决定者。由于制度供求主体的地位不同,两者的制度效益分析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对于作为制度接受者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来说,只要现有的制度安排使得其净效益不是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中最大的一个,就会使其产生对新的制度服务的需求和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以及新制度的潜在供给,即原有的制度安排因供给不能满足需求而处于非均衡状态。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其制度变迁的供给虽然也是建立在制度成本和效益分析的基础之上,但所依据的不是制度的个别净效益,而是制度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由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中存在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差异,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因制度变迁的供给不足而导致的制度非均衡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一点在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以各种金融资产的形式,经过银行完成由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原有的“大财政、小银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利用财政手段支持国有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使得国家在金融制度安排和变迁过程中必然要加强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通过国有金融系统对金融活动 垄断,从居民储蓄中获得大量的资金剩余,为公有制经济发展筹集所需资金,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采取制度性歧视政策,尽量少地满足其融资需求。由此可见,政府作为金融制度的供给者,由于受到自身偏好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进行金融制度安排时并不一定以国民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必然会导致制度供给结构扭曲。即使政府能够克服以上影响,但由于其有界理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以及设计、建立金融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 ,它仍然不能校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此外,由于政府缺乏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对变革的金融制度供给采取“摸着石头过河”方式逐步进行的,对正规金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存在着认识和组织、发明或引进 、菜单选择、启动时间等四重时滞,因此这种强制性的金融制度变迁并不能完全反映市场的需求 。

在金融制度变迁中,即使政府放松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金融行业的经营特点也会造成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首先,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正规金融机构逐步成为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安全性 、流动性和收益性兼顾成为其经营目标。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市场化原则对贷款行为进行规范,信贷标准日趋严格。而民营中小企业由于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比大企业要高得多。正规金融部门对中小企业群体自然会抑制其贷款冲动。另外,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具有“时间急、频率高、额度小”的特点,正规金融部门贷款手续繁杂,不能及时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同时“频率高、额度小”的资金需求也提高了银行提供单位贷款的交易成本。

由于政府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以及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特点,使得我国的银行信贷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据资料显示,在我国整非国有经济部门从国家银行系统中获得的贷款不足银行贷款的 20%,有组织的银行系统中 80%多的信贷都被分配给了国有经济部门。而在直接投融资中,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被定位于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在股票发行中,有限的额度基本都被分配给国有企业,迄今为止,股票市场中,上市的民营企业不足 10%,通过发行股票筹资的比重则更低。

3 结 语

总之,在我国经济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制度环境的变迁不仅生产出对非正规金融有着强烈需求的中小企业,也生产出拥有大量货币剩余的私人部门和允许多样化权利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基本的制度安排。由于正规金融制度的供给不足,金融制度供求失衡意味着现存制度下的巨大利益空间,因而孕育着巨大的制度变迁收益。为了争取现有制度安排下不能获得的外部利润,他们必然会在现有制度的边际进行金融制度创新,导致我国非正规金融最终得以产生,发展和壮大。由此可见,我 国的非正规金融具有 内生性 ,因此对非正规金融不能采取简单的取缔态度,必须通过立法途径引导非正规金融合法化,正规化,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联系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世界性金融危机冲击的现实,政府更应当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的优势,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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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金融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经济学；革新

一、引言

二十一世纪，随着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全面发展，我国的金融行业也开始逐步向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形式过渡，并取得了骄人成绩。互联网金融，相比于传统金融服务，其形式明显较为多样，主要有借助于智能手机的第三方支付和借助于互联网平台的网上银行和互联网众筹等等服务。互联网金融的全面发展，既完成了资金从储蓄者到融资者手中的转移这一最基本的功能，又满足了社会的日渐信息化对交易的高效性和时效性的要求。从事实来看[1]，我国的金融业向互联网金融的全面过渡已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大势而愈演愈烈，我们可以大胆断定，短期内我国将进入全面的互联网金融时代。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了解到，互联网金融的全面发展不仅仅依靠于而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需要新时代背景下对我国的互联网业态进行经济学理论层面的解读。从经济学原理层面对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是对我国未来互联网金融业发展的合理分析和预测，具有显著的效果。

二、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历程

我国的互联网金融模式，最基础部分还是金融服务模式，互联网技术只是其外壳，根据业界几个标志性事件和产品的推出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2]：1997年，中国招商银行率先推出了中国第一家网上银行，以此为标志，代表着第一阶段的来临，这一阶段持续了一年左右，各大银行相继推出自己的网上银行，代表着我国互联网金融业的发展正式开始。第二阶段则是1999~2012年。在这一阶段内，各大传统金融机构相继加入市场，积极拓宽在线业务，其中具有代表性是第一家通过中国金融认证中心认证的银行中信银行和规模较大的工商银行。同期，当时的电子商务企业主要从事的是互联网销售业务，并算不上严格意义的互联网金融。之后的2013年，余额宝推出，才证明了我国新时代互联网金融的全面发展。

三、经济学优势理论分析

（一）规模经济理论。从上述分析着手，首先需要引入规模经济理论。规模经济分析，即从供需总量着手的，对整个经济体的内生机理进行分析的一套理论。其主要分为供给方规模经济和需求方规模经济两个部分。本理论在双方的体现并无较大区别，当经济体的规模增加时，为了维持其运行而使用的内部成本会随之下降。其中蕴含的机理包括了生产力的全面提升和经济主题消费能力的全面提升，多重刺激造成了这一内生性较强的结果。从实际上来看，在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历程中，用户量的不断增加，使得金融行业内对扩大规模和提升生产效率的要求有了显著增加，从而继续刺激整个行业的发展。同时，供给方规模经济与互联网的融合，使得信息技术本身这种要素对于传统经济中的资本与劳动要素有着更加显著的替代效应，这一特点也是金融产业直接打破现有传统经济藩篱的一大体现，这一理论也作为直接指导，对现实发展进行表征。需求方规模经济，与供给方规模经济相反，主要存在于市场体的外部，主要例子有余额宝等P2P基金。这一类互联网金融产品的特性十分明显，在其问世初期，并没有得到广泛关注，所以其价值不甚明显，但其具有较高收益的特点，在吸收到广泛用户，规模经济效应大幅度提升的时候，就将带来一个用户和厂商之间的刺激性正反馈效应。在跨过这一临界位置之时，需求方整体所表现出来的高强度边际效用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二）长尾经济理论。长尾经济理论在2004年由经济学家Anderson开创[3]，其主要内容为：一个经济体为了满足更大的获利需求，可以利用成本优势打开利好市场，造成共同市场份额对主流产品市场份额的超越。也就是说，原先所认为的冷门产品可以通过合理运作变为主要盈利产品。这一理论的核心部分，是注重产品品种的多样性，并通过协同手段降低共同运作成本。通俗而言，在这一理论的范畴内，大体市场的相对冷门产品具有一跃而起成为龙头的可能性。将该理论嵌套到互联网金融业，明显，互联网金融在发展之初，相对于传统金融行业，就是居于产业链长尾的地位，在其发展过程中，互联网金融不断催生出一系列具有特殊意义的产品和服务，反过来对行业造成了正向的影响，提升了目下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平等性和开放性。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互联网金融的进入媒介是对于普通人而言比较普遍的智能手机和电脑等等，提升了手续的简便性，使得微小体量业务的规模化成为可能，充分发挥了长尾经济理论的正向影响。（三）范围经济理论。范围经济理论可以看作是对规模经济理论的一种补足，如果将规模经济理论的相关分析看作是经济体内部的纵向比较，那么范围经济理论就是一种横向的比较方式。本理论的核心在于，在同一供给方内，所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的品种的多样性越高，其运营的总成本越低。将这一理论嵌套到如今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中来，所得到的分析结果十分浅显易懂，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极大的丰富了而今金融行业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其范围经济效应明显。同时，互联网金融的运营成本相对于普通金融形式有明显的降低，这也降低了整个行业的平均运营成本。

四、经济学劣势理论分析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将会发现如今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必须要面临的各类挑战。首先引入信息经济学中最经典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其主要内容为，经济运行的重点是各类经济信息，供给方和需求方通过对信息的博弈来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比较容易出现信任风险。信任风险的直接来源是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一般的互联网金融服务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业务都是在线上直接进行，随着技术的发展，交易双方可以通过多种手段隐藏自己的身份或创造仅仅对己方有利的信息，导致交易的不公平。同时，互联网金融由于仍属于不够完善的发展期，没有权威第三方机构对其业务作出安全评估和效率分析，这将造成信任风险的难以解决，对此，必须要设立合理全面的征信体系。除了这一点，必须要引入经济学理论中的搜寻理论[4]。考虑到由于上文所述的原因所带来的搜索前置和价格离散情况，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不是均衡分布的，这也造成了不同定价情况所导致的厂商恶性竞争情况难以完全解决，值得进一步关注。公共物品角度：公共物品，不同于主要参与市场交易的私有物品，在受益上具有非排他性，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意指如果某一个消费者在公共物品的生产过程中承担了一部分成本，他依旧无法排除或者组织他人消费这种公共物品。非竞争性意指某一个消费者在免费消费一种公共物品时，他并不会对他人消费这种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产生影响效应。但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服务业不应该是完完全全的私有产品，而应该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被广泛使用，但对于公共物品的过度使用容易引发“公地悲剧”，这也是必须进一步被约束的成分。

五、结论

互联网金融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现代化发展的产物，在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发展推动着改革的前行，综合了机遇和挑战，具有无量的发展前景。中国互联网金融模式的未来，需要政府和市场统合作用，排除一系列复杂的阻碍因素，才能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才能在市场机制中，有限资源条件下实现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实现互联网金融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月霞.网上金融与安全构筑[J].海南金融,1999,(07):19-22.[2017-09-27].

[2]谢平,邹传伟.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J].金融研究,2012,(12):11-22.[2017-09-27].

[3]唐海军,李非.长尾理论研究现状综述及展望[J].现代管理科学,2009,(03):40-42.[2017-09-27].

第9篇：金融经济学范文

近几年，中国金融领域的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触目惊心，令人匪夷所思，这已经不得不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这种现象激发我们探索其本质，因此笔者觉得有必要对金融腐败从经济学领域做出明确定义。对于金融腐败的定义，很多词典都有自己的解释，大致都是解释为行为堕落，腐败行为，（制度、组织、机构、措施等）混乱、黑暗、政治腐败等，还有的词典则是着重强调道德腐败，不诚实。目前学术界对中国的金融腐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进行了阐释，我对此进行归纳总结。首先，从狭义来看，腐败一般是用来形容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和以权谋私的不合法行为，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对腐败所作出的解释，腐败就是国家官员昧着良心，以权谋私，违反社会公认准则的行为，是违反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对社会造成危害的畸形政治现象。其次，从广义来看，腐败是指一切利用行政权和资源配置权等垄断权力所进行的不按法律法规办事，以权谋私的不合法行为，是对社会公共权力的滥用，对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其实说到底，腐败就是官员的一种自私自利谋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以上都是从政治和法律及道德层面对腐败做出的定义，接下来，我们就从经济角度来进行研究，给出它经济学上的明确定义。

如果把腐败看作一种经济活动来解释的话，那它就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经营活动。这些金融腐败人员总是抱有侥幸心理，渴望用最少的投入，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当然，这是所有金融参与者的共同美好想法，但是某些利欲熏心的人就会投机取巧，精心计算每一分投入、每一分收益，总是渴望以最小的付出得到最大的收益。综合解释金融腐败的定义，我们可以这么理解，腐败就是金融机构包括金融监管单位等金融行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经营金融业的权力，和金融监管单位工作人员的金融监管权力结合，所进行的谋取私利以及小集团利益的经营活动。这是从经济学角度对金融腐败做出的比较明确的定义，总之，无论是金融机构谋取私利还是金融监管部门腐败，这些都是违规违法行为，都是建立在拥有稀缺资源配置权等垄断权力的基础上的。

二、金融腐败的经济学成因

（一）金融腐败的成本分析。首先，我们来分析预付成本。预付成本，简单来说，就是为了取得腐败权力所提前预支出去的成本。例如，通过非法渠道买官衔的支出、陪同大官阿谀奉承拍马屁的精力支出以及因此而遭受到的精神损失等。要想获得腐败收益，这些预付成本是底线，也就是经济上所说的盈亏点。预付成本越多，腐败收益就越大，同时腐败程度也就越深。其次，我们再来分析直接成本，一般来说，金融腐败的直接成本是比较小的，只要批字条、伪造账册即可，偶尔也需要以送礼的形式来疏通人脉，但也经常都是公款支付，所以就腐败者来说直接成本小，但是对于社会总资产来说，直接成本大。由于我国的法律机制不够健全，监督机制又比较薄弱，所以才会增加腐败机会。最后，我们注重分析一下交易成本。所谓的交易成本，也就是腐败分子为了将权力变成个人财产所必须支付的成本。这种成本的高低是不固定的，跟制度的漏洞以及权力交易市场的发育程度都有关。一般来说，制度的漏洞越大，寻租的机会也就越多，交易的成本也就相应越少。而权力交易的市场发育越成熟，交易的渠道就越多，腐败交易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这也是如今金融腐败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金融腐败的收益分析。所谓的腐败收益，就是腐败者通过腐败所获得的收入。一般来说，腐败者的收益包括两方面，即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显性收益也就是金钱、有价证券等实际收入。还包括灰色收益和黑色收益。其中的灰色收益是指逢年过节的感情投资收入，黑色收入是指权钱交易所得到的回扣和贿赂等。隐性收益也就是精神收益，是腐败者所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说到底，就是他们在腐败行为后逃脱法律惩罚所获得的精神快感。腐败者的腐败行为越严重，那么腐败收益也就越大，两者是成正比的。

社会上的总资源是有限的，而人们的欲望是无限的，这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稀缺性”。面对这种稀缺性，我们的选择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有限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但是这种选择在利欲熏心者面前，却成了一条非法获得最大化收入、最大化利润，却放弃自身廉洁的不归路，这是金融界的悲哀。

公共利益和个人自身利益有时会出现矛盾，这种时候是最容易产生腐败机会和腐败诱因的。当出现这种诱因时，公务员也常面临着腐败与廉洁的两难选择。选择廉洁，他们获得的是三险一金的固定工资和一种道德满足感，而选择腐败，他们则可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尽可能多的直接贿赂收入，也正因为如此，多数的公务员还是被金钱蒙蔽了双眼，鼠目寸光，为了眼前利益而放弃了自身的社会责任感，走上了金融腐败的不归路。

三、抑制金融腐败的经济学对策

（一）建立良好的制度和监督机制。首先要改革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早期的产权制度改革是实现民营化，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后来又组建了类似的国资委，但是这种探索也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因此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借鉴国外的银行业治理结构，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建议政府尽可能退出国有商业银行，在财政职能方面尽量放宽，使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改变以往的高层管理者个人集权决策为集体决策，同时还要制定完善的集体决策规则，如不记名表决和多数票通过制等。

（二）增加对金融人员的宣传教育。金融领域的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是一个十分堪忧的现象。一般来说，如果监管者的思想素质不高，那么抵御腐败意识的能力也就比较低下，因此，增加对金融人员的反腐败宣传教育在我看来还是有相当大的必要。首先，应该加强对金融从业人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这样就可以把他们内心潜在的贪欲苗头给熄灭，使其腐败念头能够消失在萌芽状态。教育方式一定要得当和有针对性，逐渐做到经常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使所有从业人员都能恪尽职守，自觉遵规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