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经济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金融与经济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义。可喜的是，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可以预见，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产生并被实践不断修正的发展理论，必将为世界发展经济学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1．概括地讲，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单是一个金融问题，必须把金融同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结合起来。否则，金融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农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渐近方式，不断地融入和推动整个农村经济转轨和转型：农村金融改革必须注意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重新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体系。

2．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然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但这种发展毕竟寓于世界经济发展之中。应该说，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发展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点不能否认。西方若干发展理论对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改革缺乏指导意义，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其中，二元经济理论、农业制度及农业资本理论，特别是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3．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思想影响。改革前，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制度与微观经济制度。其中，超越国力的发展战略和强制性的制度是突出表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金融压制的性质是制度性压制，金融活动完全是被动和消极的。农村资金运行非市场化的结果是大量农村资金无偿流向工业，尤其是无偿流向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偏斜运行，使农村经济更加落后；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的这种选择，一方面使国家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另一方面使国家为长远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

4．农村金融改革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整体改革而单独进行，其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改革需要的指导理论在改革前后的实践对比中得到了确认和创新，即我国任何经济部门的改革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撑；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场化选择，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考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变革；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否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在总体上难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时取得了某些成绩，其代价也必然是丧失国家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

5．货币化是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切入点。应该从农村货币化的广度和深度出发，研究农村产业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等基本问题；市场化条件下的农业资本投入与融通要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物质资本投入要注意数量界限和劳动、技术对资本的吸纳能力，同时，要特别重视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投入；市场化改革将会引起资金供求的迅速变化，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将改变传统体制下“国家、集体”的框架，而演变为“国家、集体、农户、外资”的新框架，在这种变革中，金融将逐渐成为新框架的核心。

6．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具有先导性作用。因为国有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将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经济体制对农村金融的影响，并对其它金融渠道产生示范效应；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同其它国有银行改革具有联动效应，但我们更要强调农行自身的特点和弱点，以寻求改革的突破口；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要关注社会效益，现阶段主要是处理好这种改革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使农村商业金融改革同农村经济改革协调配套。

第2篇：金融与经济论文范文

本文选取存贷款总额、股票总市值、保费收入、金融资产总量、人均GDP、地区CPI等指标，运用1993①～2013年浙江省相关数据，对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中，货币类金融资产（存贷款）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统计年鉴》［9］；证券类金融资产（股票总市值）数据由笔者根据Wind数据库资料统计整理而成；保险类金融资产（保费收入）数据来自《浙江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经济（人均GDP）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浙江省统计局。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会影响回归系数中的残差项等，因此本文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代表通胀率，把1993年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作为基底并定义取值为1，其他年份的数据对应折算。此外，为了消除时间序列的波动性和异方差性，并使计算方便，各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处理。为了后文叙述方便，对变量名称做如下解释：M———存贷款总额，衡量货币类金融资产；S———股票总市值，衡量证券类金融资产；I———保费收入，衡量保险类金融资产；FA———金融资产总量，衡量金融资产总规模；GD－PA———人均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

1.1平稳性和协整性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是计量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模型中的变量只有满足平稳性要求时，传统的计量研究方法才科学有效。协整检验的前提也是序列平稳，如果非平稳的序列经过差分后平稳，说明存在线性的协整关系，因此在协整检验前先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一般是非平稳的，缺乏固定的期望值，且表现出显著的趋势性和周期性。运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检验的方法检验是否存在单位根。借助Eviews6．0［10］对浙江的各类数据进行处理，如果随机过程进行N次差分后变为平稳序列，则该序列就具有N阶单整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检验形式（c，t，n）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中包含常数项、时间趋势及滞后项的阶数，滞后期根据AIC准则确定，D表示一阶差分，D2表示二阶差分。ADF值大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从而拒绝H0，表明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从分析结果看，表2中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即符合I（1），用计量方法研究有效，结果具有可信度。在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后，进一步对序列进行协整检验，考察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证明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不存在伪回归。考虑到是多个变量，在此选用Johansen－Juselius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结果整理如表3。从检验结果看，1993～2013年的各时间序列变量间均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回归方程有意义，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和OLS回归。

1.2Granger因果检验前文的协整检验已经证明了1993～2013年金融资产与人均GDP均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接下来确定变量间表现出的长期均衡关系是否有效构成因果关系。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借助Eviews6．0考察，检验结果整理如表4。从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金融资产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显著，而经济增长对金融资产总量的反作用并不明显；货币类资产、保险类资产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不存在反向作用；经济增长较为突出的影响着证券类资产。

2金融资产外部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统计检验

2.1双对数回归模型和自相关性检验金融资产外部结构指金融资产总量占GDP比率。首先对金融资产总量与经济增长关系做统计检验。在上述检验的基础上用Eviews6．0进行OLS回归分析，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如下。如果α＞0，且能够通过T检验，则证明金融资产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如表5所示。从实证结果看，F值均较大，R2与Ad－R2值均接近1，说明方程总体的拟合度很高，单个变量的t值也均能通过检验。但是D．W．值过低，可能存在自相关性。由于OLS回归结果显示，D．W．值偏小，可能存在低阶自相关性，进一步用LM检验法验证回归方程是否存在高阶自相关性，原假设（H0）：直到2阶滞后不存在序列相关。表6中LM检验结果显示，P值小于0．05，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证明存在序列相关。为了对模型进行修正，拟采用Q统计检验，得到残差序列相关图1。AC为自相关系数，PAC为偏自相关系数。从残差序列相关图中可以看出，自相关系数在1阶、5阶截尾，偏自相关系数在1阶截尾，序列存在显著自相关。

2.2异方差性检验在金融时间序列中，残差的当期值明显与邻近的残差值有关，如果回归序列的残差存在异方差性，OLS估计量仍具有一致性，但其标准差不具有有效性，因此应当选择稳健标准差进行修正，或选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通过Eviews6．0实现这一过程，结果如表7所示，观察到Obs＊R的P值均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证明回归序列不存在异方差性。

2.3修正后的回归模型对财经数据而言，随机游走是很好的模型，此处修正拟采用ARIMA模型［11］。ARIMA模型的思路是：当回归模型的扰动项存在序列相关时，则将扰动项的滞后残差逐项代入该方程，可以获得一个参数为非线性、扰动项为白噪声序列的回归方程，并借助Gauss－Newton迭代法求解方程的参数。拟在模型中添加AR（1）、AR（2）进行修正，修正后的OLS估计结果如表8。可以看出，在修正后的模型中，D．W．值有显著改善，且各项指标良好，充分说明了金融资产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回归系数为．5423（t＝33．857），说明经济增长对金融资产总量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且效果显著。

3金融资产内部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统计检验

3.1双对数回归模型金融资产内部结构指不同类型金融资产占金融资产总量的比率。通过相关性检验，可以发现货币类金融资产和保险类金融资产的相关系数颇高，为0．9981，拟在模型中引入乘积变量lnM•lnI．从表10看，回归结果并不理想。证券类资产、保险类资产、货币类资产与保险类资产的交叉项的显著性水平较差，考虑是否存在冗余变量需要剔除。另外D．W．值偏小，可能存在序列相关问题。以下将就此问题对模型进行修正。

3.2冗余变量检验从上面的实证结果看，证券类资产、保险类资产、货币类资产与保险类资产的交叉项的显著性水平均较差，这可能是由于指标样本数过少导致，以下考虑是否应当剔除一些变量。原假设（H0）：被检验变量的系数为0。选择Eviews6．0中的RedundantVariables－LikelihoodRatio功能，得到如表11所示的结果。

3.3自相关和广义差分分析从剔除冗余变量后模型的OLS回归结果看，t值和F值均有所提升，但是D．W．值仍然明显小于2，残差序可能存在正的序列相关。先进行LM检验，原假设（H0）：直到2阶滞后不存在序列相关。结果显示，Obs＊R的P值小于0．05，拒绝原假设，证明存在序列相关。为了解决自相关问题，采用广义差分法对模型进行估计。根据残差序列图的显示，拟借助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在模型中添加MA（1）进行修正。如表14所示，修正后模型的D．W．值为2．108917，Ad－R2由0．994565提升至0．997260，F值由1830．929增强至2427．630，且所有变量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经过修正，统计结果大有改善。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从方程整体看，Ad－R2为0．997671，F值为2427．630，对应的P值为0．000000，表明方程整体的拟合度很高，回归有效。D．W．值为2．108917，较修正之前的1．129818有显著改善。从单个变量看，货币类资产的系数为0．9207，表明银行存贷款每增长1％，人均GDP平均增长0．9207％，具有明显正向促进作用，且t值为8．5194，P值为0．0000，显著性水平极高；修正前证券类资产的系数为0．0194，表现出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但t值为0．7319，P值仅为0．4748，显著性水平较差，后经检验作为冗余变量剔除；保险类资产系数为－0．2681，表明保险资产每增长1％，人均GDP反而下降0．2681％，存在反向抑制作用，t值为－2．4318，P值为0．0264，显著性水平较高。修正添加的MA（1）项值为0．9974，t值为14．0590，P值为0．0000，修正效果极为明显。

4结论与建议

第3篇：金融与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经济发展；促进；阻滞

金融是货币与信用的融合，它是商品交换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打破了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买卖双方在时空上的限制。随后信用的发展又令货币与商品的交换在时空上的限制进一步放开，以至即使在交换双方商品所有权转移后市场仍继续存在，货币也逐渐作为一种可有偿转让的特殊商品成为市场交易对象之一。于是，从商品流通中独立出了一种特殊商品——资本，金融也开始具有真正意义。此后，金融工具逐步由单一的货币形式发展为货币、商业票据、股票债券等多种形式并存，出现了专门经营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以及从事金融活动的金融市场，金融开始由最初中介商品交换的辅助地位逐渐发展成为经济活动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通过其自身的货币发行、信用创造、资源配置等功能影响着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l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当金融得到健康有效的发展时，它积极促进着经济发展。

1.1货币的运用降低了交易成本、便利交换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即专业化是提高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专业化程度越高，工人越可能发明更先进的机器或生产方法。而金融的作用在于货币的产生大大降低了物物交换中因需求和时间的双重巧合的困难而存在的用于评估商品品质、掌握商品信息的单位交易成本，便利了交换，从而实现市场范围扩大专业化程度提高。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单位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仍会下降。这一作用更为加强。

1.2金融能促进储蓄和投资的增长，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推进。而储蓄是提供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是在经济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过程，储蓄率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几乎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伴随着储蓄率的上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日本在50：7O年代的高速发展时期，储蓄率曾达到40％的水平。在促进储蓄率上升的因素中，金融是最重要的一个。金融的特点在于资金融通，而利息率使当前消费转化为未来消费、实物储蓄转化为货币储蓄揩蓄增值并转化为投资成为可能，这就决定了它有条件吸收社会中的闲散资金转化为储蓄，从而为生产提供资金采源。此外，金融的特点又使它成为动员储蓄和投资的最佳途径：一方面，把分散的储蓄者用于投资或存储的资金集中起来需要大量信息和投资渠道，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而流动性金融市场能增强金融工具的多样性和流动性、满足持有多样化证券组合的需要；另一方面，动员储蓄牵涉大量筹资企业与拥有剩余资金的诸多投资者，金融中介能以最低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最大量地动员储蓄，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的弊端。

1.3金融发展实现了资金的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本效率首先，金融能降低长期投资的流动性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需要长期的资金占用，为此储蓄者必须承担因资金长期被占用而产生的资金流动性风险，以致不愿长期投资。而资本市场交易、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中介的往来存款业务以及针对外部冲击对流动性投资和非流动性投资进行的动态均衡组合部位金融具有降低和分散流动性风险的能力，向力图回避流动性风险的储蓄者提供最大眼度的保险。这使更多资金会流向周期较长的项目。正是基于这一作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才能拥有充足的资本支持它最终完成。其次。金融的存在能大大节约信息成本。金融中介具有较个体储蓄投资者更强的获取和处理众多企业、管理者和经济环境方面信息的能力和专业评估技术。这使它为其成员提供投资信息服务的成本比个体储蓄投资者通过个人努力获取信息的成本要低得多

再者，金融体系能降低监督成本，改进对资金使用者销监督。资金所有者在投资时需要核实项目质量和项目回报，这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提高投资成本。同时资金使用者夸大投资收益、掩盖经营问题的内在倾向又会使这种监督成本加大。为此。金融能借助其专业技能和中介地位来资金所有者对资金使用者的监督。提高监督的有效性。

此外，金融业为社会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并促进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为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2金融对经济发展的阻滞作用金融在经济运行中所处的重要地垃不仅体现在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冲击也显示出它对经济的负面效应。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使人们认识到金融的稳健发展对于全球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性。

2.1金融活动中的不确定性令金融风险客观存在在经济生活中，只要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就存在。金融业是高负债经营的产业，自有资金所占比重小，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将其对零散储户的流动性负债转化为对借款人的非流动性债权来实现。但这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储蓄者对金融机构有信心；二是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筛选和监督高效FB确。由于不能确定这两个条件能否满足，金融风险就客观存在：一方面，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性和市场经济主体对客观认识的有限性，即使银行经营稳健，储户能认识到全体不挤兑更利于集体利益，但在面临“囚徒困境”时仍可能为降低预期风险而参与挤兑；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主体存在机会主义倾向，金融机构管理者趋于采用高风险、高收益的投机策略，以致金融资产质量下降。同时贷款者也可能采用不正当手段，如欺骗、违背合约以及钻制度的空子来不合理占用资金。致使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监督有限。

2.2金融对经济运行的广泛渗透性、扩散性使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首先，金融机构作为储蓄和投资的信用中介组织，它的经营失策必将连锁造成众多储蓄者和投资者蒙受损失。其次，银行创造存款货币扩张信用的功能也令金融风险具有数倍扩散的效应。再者，银行同业支付清算系统把所有银行联在一起，任一银行的支付困难都可能酿成全系统的流动性风险。最后，信息不对称会使某一金融机构的困难被误认为全金融业的危机，从而引发恐慌。金融的这些特殊性令其风险相对其它行业而言具有快速、面广的特点。使局部性金融困难能快速演变成全局性金融动荡甚至经济危机。

2.3金融资产的高度流动性金融风险的隐蔽性以及金融危机的突发性令金融风险易于剧变成金融危机并严重危害经济

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国际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以及科技进步令各地区金融资源融合和互动的规模加大、速度加快，一国或一地区的金融风险能很快传染到别国或别的地区。与此同时，信用存在的有借有还、借新还旧、贷款还息等特点以及银行垄断或政府干预等外在因素又很容易将其掩盖，使其得不到及时解决并日益严重。待到这种金融风险渐进累积到一定程度才爆发时，就已演变成金融危机，并加剧对经济和社会的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来势之猛，使马来西亚的人均国民财富水平倒退10年，使泰国的国民财富损失近一半。这场危机还使199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降低1个百分点，意味着比前一年下降1/3.而危机的成因就在于长期累积的金融风险的最终爆发。

第4篇：金融与经济论文范文

自加入WTO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及联动性使我国区域物流需求得到极大提升，加之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推进，物流业已经成为区域经济运行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服务行业。物流业的发展离不开雄厚的资金流支持，资金流动贯穿了区域物流整个产业链条，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是物流业发展的关键，二者之间协同发展将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目前，国内关于区域物流与金融发展的研究主要从以下2个方面进行:①从理论分析角度，学者们讨论了物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金融支持的强弱程度。宰予东从实际国情出发，研究物流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金融问题，认为金融服务在物流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并提出相关金融创新的方法。桂霖基于物流业和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探讨我国金融业和物流业发展的相互融合程度，发现金融创新对现代物流的支持力度还有待提升。②从模型方法上，学者们通过不同的实证模型对物流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支持效应进行多角度考察，探讨金融支持对物流发展的重要性。刘新华从提高物流发展水平角度，对齐齐哈尔物流业发展中金融支持进行调查，建议应加强金融支持力度，提高物流业与金融业的有效合作。湛玲利用S VAR模型探讨河南区域金融与物流发展的协同机制，发现金融发展在广度上比在深度上对物流发展水平的影响更大，而且较高的物流水平有助于提升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

区域物流与金融的协同发展程度能彰显出一个地区服务业的发展特征。目前，新疆积极响应“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发展政策，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通过不断强化物流和金融服务能力，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创造有利条件。但是，新疆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薄弱，物流业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及金融服务体制机制的不健全，导致物流与金融系统之间还未形成较强的合力。因此，进一步提升区域物流与金融业协调发展的能力，能有效提高新疆经济发展的效率。在“协同发展”的理念下，以新疆作为着力点，开展对区域物流与金融协同发展研究，对促进新疆建设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金融中心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和灰色系统GM(1,  1)预测模型，对2005-2014年新疆区域物流与金融发展的稠合协调效应进行研究，并对协调发展的趋势做出预测和评估，从两者的相互作用机理及长期发展关系，提出新疆区域物流与金融协同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2 物流与金融协同发展研究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为研究新疆区域物流与金融之间的协调关系，首先应对物流系统与金融系统分别建立一套可量化的衡量指标。考虑到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严谨性及数据可获得性，参照已有学者对区域物流和金融服务指标体系设立标准，选取物流和金融2个系统共19项指标，对新疆物流与金融系统的综合指数进行研究分析。其中，物流系统包括经济规模、贸易流通、交通运输3个维度共13项指标;金融系统包括金融状况、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3个维度共6项指标。所选指标数据来自于2006-2015年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新疆统计年鉴》，并采用极值法先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以消除单位对量纲的影响。区域物流与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2.2 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模型

稠合指2个或多个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物理现象。通过不同系统间协同发展，使得系统资源配置得以优化，以提高系统输出能力，是一种正向稠合，相反，则是负向稠合。稠合度是权衡不同系统间相互作用、稠合的程度。在此，采用稠合协调度模型[v]，具体形式为

 

式中:C为稠合度，统的综合发展指数;且CE[0,  1];  u、为不同子系k为子系统个数，且k=2,

  no通过各评价指标体系的数据，运用综合指数模型计算得出ux。综合指数模型表达式为:

 

其中x。为评价指标值，;为不同子系统个数，且;一1, 2,…，k;凡为采用嫡值法计算出的指标权重。新疆区域物流与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权重值如表2所示。

根据公式((1)，研究只包含区域物流和金融发展2个系统，故k取值为2。则藕合度模型可以转变为

 

式中:ui和u:分别表示物流和金融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当C=0时，表明区域物流与金融系统之间处于独立无关状态，稠合度最低;当C=1时，表明区域物流与金融系统为共振状态，稠合度是最高的。

稠合协调度是用来反映不同系统或者子系统间协同发展、协调一致的程度。算法可以表示为

 

式中:T为区域物流和金融发展的综合协调指数;a和刀为待定系数，由于研究认为区域物流与金融系统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故二者取值均为0.5;D为稠合协调度。

2.3 灰色系统GM (1，1)预测模型

区域物流和金融的发展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采用灰色系统预测模型能更有效地把握物流和金融综合指数的发展趋势，从而进行有效的预测分析。通过GM(1,  1)模型分别对2015-2019年物流和金融综合指数做时序预测，并以此作为预测物流与金融系统协同发展的样本数据来源。计算步骤如下。

 

 

 

3 新疆物流与金融协调发展预测评估

3.1 综合发展指数分析

根据综合发展指数模型计算出的新疆物流与金融综合发展指数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2005-2014年，新疆物流和金融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2011年之前，新疆物流系统综合发展指数低于金融综合发展指数，2011年之后则高于金融综合发展指数。即新疆物流发展水平在2011年之前滞后于金融发展水平，2011年之后得到较快提升，其物流发展水平高于金融发展水平。

图1显示，2005-2014年新疆物流系统发展趋势较好，增长较快。2013年之后新疆物流业发展趋势有所放缓，与当下国家经济增速放缓，推行的经济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发展经济“新常态”存在很大关系。但是，随着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建设不断完善，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其物流业发展将会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金融系统发展在2010年后开始出现较大波动，2010年金融发展趋势开始下降，直至2011年才逐渐恢复上升趋势。究其原因，2005年以来，新疆的银行业与保险业均发展势态良好，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对国内发达地区金融业造成较大影响，但新疆深居内陆，其金融业发展所受影响有限。2011年开始，新疆物流和金融发展指数上升趋势均有所改善，主要原因在于2011年为我国“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在一定程度上对区域经济发展，以及物流和金融业起到刺激和促进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新疆金融在市场经济力量和国家调控作用下逐渐朝着健康状态持续发展，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奠定了有力的金融基础。与沿海发达地区金融业相比，新疆金融业发展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过程中，仍具备巨大的上升空间。

 

3.2 综合发展指数预测分析

区域物流与金融发展综合指数预测模型的估计与检验如表4所示。表4中物流指数与金融指数预测模型中的口检验值均小于0.35 ,  P值均为1,大于0.95的分界值，因此，模型预测的估计精度很好，预测的数据有较高的可靠性。

2015-2019年新疆物流与金融综合发展指数预测值如表5所示。根据表5可以看出，在预测的5年中，新疆物流发展水平仍然高于金融发展水平。其中，物流指数预测在2015-2019年整体呈现高速增长，2019年物流指数相比2015年增长近2倍。由此可见，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进一步深化和合作中，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服务，邮政、仓储服务及贸易服务等行业表现出良好的快速增长趋势。金融指数虽然也有较快的增长速度，但与区域物流相比，2019年相比2015年增幅只有1.12倍，仍需不断强化金融支持的服务能力。

 

3.3 藕合协调发展趋势分析

为能够较准确地判断新疆经济系统中物流和金融2个子系统所处的稠合协调发展阶段，借鉴已有研究成果[0]，将稠合协调度(D值)发展情况划分为极度失调[0.0,  0.10)、严重失调[0.10,  0.20)中度失调[0.20,  0.30)、轻度失调[0.30,  0.40)濒临失调[0.40,  0.50)、勉强协调[0.50,  0.60)、初级协调[0.60,  0.70)、中度协调[0.70,  0.80)、良好协调(0.80,  0.90)、优质协调[0.90,  1.0] 10个阶段，并且依据稠合协调度取值范围([0,  1])将其10等分作为划分的评价标准。根据稠合协调度，稠合协调情况2005年、2006年处于极度失调;2007-2009年处于严重失调;2010-2012年处于中度失调;2013-2015年处于轻度失调;2016年、2017年濒临协调;2018年勉强协调;2019年初级协调。2015-2019年新疆区域物流与金融发展的稠合协调性从轻度失调状态逐渐趋于协调发展态势。总体上，新疆物流与金融业稠合协调性较弱，说明二者之间还不能形成较好的协同发展合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稠合协调度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依据稠合协调度模型的数据结果，新疆物流与金融发展藕合协调度趋势如图2所示。2005-2014年间，新疆物流与金融发展的稠合度总体上在0.48附近，呈水平稳定发展态势，说明物流与金融系统的稠合状态相对较好。由于二者系统的协调系数呈逐渐上升趋势，使得新疆物流与金融系统的稠合协调度总体上一直向良性协调方向发展，二者的稠合协调发展状态不断得到改观，朝着利于协同发展方向推进。就2015-2019年物流与金融指数预测值而言，虽然新疆物流与金融发展的协调系数有较为明显的上涨趋势，但二者的稠合度出现轻微下降，致使新疆物流与金融系统的稠合协调度增速有所下降。稠合协调度增速下降主要的原因在于新疆物流发展十分迅速，金融发展提升速度难以跟上物流发展的脚步，即使协调系数不断上升，但稠合度相对较低，二者之间的资源配置难以形成最优状态。这既有来源于新疆物流发展层面的因素，也有金融系统发展方面的原因。

在物流发展方面，截至2014年，新疆货物周转量达到1 880.92亿t  km，比2005年增长82.13;铁路、公路里程总和达到180 962. 8 km ,是2005年铁路、公路里程总和的1.%倍。2014年新疆地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总值达到480.4亿元，而2005年仅有149.63亿元。因此，2005年以来，新疆物流业取得长足发展，物流能力得到快速提升。在金融服务方面，2014年新疆金融效率已由2005年的67.6%增长到2014年的80. 42 070，说明新疆银行业金融机构将存款转变为贷款的能力在逐渐提升，也反映出地区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能力在不断增长。新疆物流与金融的良性发展得益于新疆地处“亚欧大陆桥”节点、边境接壤国家众多、贸易来往频繁的地缘优势。“十三五”对于新疆而言，将是一个重要发展机遇期。新疆矿产资源丰富，拥有众多竟争优势的特色农产品和纺织品，在新时期不论是出口到国外还是国内都对物流发展和金融支持产生更多新的需求。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区，以及商贸物流和金融发展中心、建设辐射中亚的超大型物流基地等战略机遇，将推动新疆地区物流和金融的协同发展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4 结论与建议

目前，新疆物流与金融之间的协调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协调发展的预测值来看，二者的稠合协调度也仅达到初级协调，仍存在较大优化空间。为进一步挖掘新疆物流与金融系统协同发展的增长潜力，促进地区经济繁荣稳定，新疆应立足于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自身优势，紧抓打造“五个中心、三大基地和一通道”的战略发展机遇，形成更为系统的区域物流与金融发展体系。

(1>以道路畅通、运输便捷为主要前提，加快完善新疆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把新疆物流枢纽上的中心城市(如乌鲁木齐、喀什等)打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货运、客运等重要的运输网络节点，增设新疆棉纱等特色产业的物流专列，加强交通运输服务功能的专业化，形成贸易流通更迅速、低成本的物流系统，从而加强新疆物流产业的集聚效应，提升物流业服务水平。

第5篇：金融与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 金融资产；经济增长；外部结构

一、引言

金融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在理论研究上一直存在着争议。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完全由实物部门决定。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各类经济模型对金融市场的假设是：金融市场制度不变，金融变量只能被动地去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而不能主动地作用于经济增长[1]。因此无论是在古典增长理论、现代增长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中，金融市场不是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变量。

但是20世纪以来， 在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的研究中，许多经济学家做出了金融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例如，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首次论证了金融结构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肖（Shaw，1973） 与麦金农（Mckinnon，1973）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中， 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金和莱文（King and Levine，1993、1997）提出一系列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并利用实证方法证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学者的结论都是来源于各国的相关数据的比较，并没有从理论的高度来证明。当然也有经济学家持不同的观点。例如， 卢卡斯（Lucas，1988）认为经济学家普遍夸大了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市场的重要性， 金融市场最多只不过在经济增长中起到极其微小的作用。对于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例如，戴根有（2000）认为，中国货币化率意味着中国整体支付风险在加大。赵志君（2000）认为，中国M2/GD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极为微弱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流程梗阻。刘明志（2001）认为中国货币化率水平由货币需求因素所决定。李扬（2001）认为中国所出现的货币化率上升（M2/GDP上升）和资本化率（资本存量/GDP值）上升是存在着特殊的社会背景，不仅限于货币化和资本市场深化的讨论，还应该从货币需求角度来讨论。尽管不同学者的结论不尽相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2]。

本文首先简单说明数据的来源，接着对我国金融资产外部结构的发展现状进行描述，最后对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演绎。本文对金融资产的结构变化侧重于对其外部结构的研究，是因为外部结构将金融与实体经济联系起来，更能说明金融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文章希望通过研究为中国金融业未来的发展寻找理论支持，促进金融体制的完善，并为宏观调控提供相关金融变量。

二、数据的选择

本文从资产流动性的角度把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货币又有流通中的现金M0和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三种定义。债券包括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其他金融债、企业债、国家投资债和国家投资公司债六类。股票分为A股、B股、N股和H股[3]。

在计量金融资产时，各种货币类金融资产都按《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即期货币余额计量。债券，我们用当年债券余额来计量债券资产的总量。对于股票本文按市价总值进行计量[4]。

全部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存量之间的比例，是反映金融外部结构的最重要指标。对于实物资产的计量复杂性，我们沿用传统方法，用GDP代替实物资产存量 [5]。

三、金融资产的外部结构

各种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的比例构成了金融资产的外部结构，反映了该项金融资产在国民经济中相对重要程度。

从上表中可以发现，从1992年到2010年，中国的M2与GDP的比值从94.35%迅速提高到182.36%，19年的时期里增加了1倍，这在世界金融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同期，债券余额占GDP的比率从101.75%上升到182.87%。股票市场发展较晚，但股票市价总值占GDP的比率增长速度最快，在1992年到2010年的19年时间里，占GDP的比率从3.89%上升到66.69%。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资产的多样化，国民经济对金融的依存度迅速提高，三项金融资产总量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199.99%增加到2010年的431.92%。

金融发展并非单纯量的增长，各种金融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的增大只能说明他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果金融扩张建立在高效率的基础上，那么这种扩张就会促进着经济增长总量和速度的提高，否则的话，这种扩张隐含着极大的危机。1992年至2010年，M2/GDP与GDP的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5171，总金融资产与GDP比值和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4603，债券余额与GDP比值和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5023，股票市价总值与GDP比值和GDP增长率相关系数为-0.2281。这说明中国的金融虽然市场快速发展，但却没有促进宏观效益。另外我国的M2/GDP和总金融资产/GDP的相关系数高达0.95，说明货币化与金融深化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它们的增长并没有改变中国实体经济下滑的局面。

金融业的深化与经济的增长背道而驰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流程阻塞。一般来说，在金融资产流动性一定的条件下，金融资产的扩张能够促使经济规模的增大，但是由于银行投资管理水平仍未达到十分有效的水平，目前中国广义货币M2的增长被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所吞噬。虽然金融资产的扩张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增强，但是也出现了金融资产流动性和金融资产质量的下降以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金融效率下降的问题[6]。金融的发展除了规模扩张以外，更重要的是金融资产价格的合理程度和金融效率，后者从宏观上体现在单位货币对国民经济支持的力度上。金融体制的改革应更重视质量的提高，而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 [7]。

第6篇：金融与经济论文范文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金融体系，即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社会经济中作用和建立最优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一直是金融领域的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期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梳理。

一、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

伴随着银行的诞生，学者已经开始思考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但受限于当时结构主义，使金融问题无法被单独作为一个专门的分支进行研究，而是将金融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分支来研究，金融的地位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最先就金融发展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始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代表人物主要有格里、肖、帕克里克、戈德史密斯等。西方早期的货币金融思想研究的变量大多集中于货币、信贷等和商业银行等这些常见的金融变量，研究者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联系，也就金融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给予肯定。

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到银行的活动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的产业，但是这种增长体现在是本无所利的资本变得有利可图。随后经济学家开始把金融理论放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开始研究，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首次系统对货币经济理论进行研究，还提出了货币金融对实体经济活动具有重要实质性的影响。不过他只是初步研究了货币金融对短期经济的影响，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对长期经济的影响，因此，他的观点不能作为严格意义的金融发展理论。

虽然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金融对经济的作用，但是真正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学者是熊皮特，他在1912年《经济发展理论》中明确系统的分析了货币、信贷和利息等金融经济变量对经济发展重要促进作用。此外，熊皮特还将经济发展的根源在于持续不断的创新，银行信用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体现在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提供必要的购买力，银行的信用创造了这种购买力，而信用创造的能力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他认为银行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主要关键的角色。在这之后，西方学者开始重视研究其他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强调资本、储蓄等金融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索洛・米德在对哈罗德――多马模型基础上，经过改进建立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模型。该阶段的研究虽然已经开始涉及到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定性分析，但是很少有学者关注到单个金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小。

格利（Gurley）和肖（Shaw）在1955年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1956年的《金融中介与储蓄―投资》两篇论文中试图建立一个从初步到逐渐深化的金融发展模型，用来解释“经济发展水平跟金融在经济作用成正比例”这个论断。随后，两人还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角度去论断了金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两篇论文开创了从采用基本模型论述金融对经济发挥作用的新模式。随后的1960年，格利和肖发表了《金融理论中的货币》还提出了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运作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制度的运行效率等观点。与此同时，金融结构理论的创始人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也在1955年发表了《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于金融形态的比较实验》文章开启了金融结构研究的历程，为后来的金融结构研究奠定了基础。

格利和肖虽然只是在金融增长的层次上进行了分析，但是已经初步涉及到金融制度变革等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制度性因素，为后来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指明了研究方向。在此后的1962-1969年间，众多学者对此类领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他在此书中首次明确了定义了金融发展的概念，即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此外，戈德史密斯在此概念基础上首次对金融结构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界定，构建了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的总体框架和金融相关率、各类主要金融中介机构的相对规模指标等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FIR和其他若干重要指标，同时他还综合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国际横向比较和历史纵向来论述FIR值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的基本结论，提出了金融发展在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12条定律。

格利和肖为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启蒙后来相关研究者，而戈德史密斯的研究成果又进一步推动了后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虽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得到验证，但却没有就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形成的运行机制做进一步扩展和研究，仅在实证研究中则仅限于35个国家，研究对象相对狭隘，也没有指出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因果关系。

二、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

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的影响，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进程中遇到国内储蓄积累少和资本不足，这些因素制约了战后这些国家的经济恢复。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这些国家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和金融发展滞后。所以以麦金农（Mckinnon）和萧（Shaw）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先后出版了一系列与之研究成果相关的著作。随着受关注程度的加大，人们也越来越注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且新古典主义发展思路已经取代了结构主义思路，成为当时的主导经济理论。不少学者开始将研究的重点领域从发达国家的金融系统转变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这些很大程度上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发展土壤。

20世纪7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产生的标志是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萧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问世。他们都是以落后地区和后发展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他们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发展和其经济之间的关系被学术界称为“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这两个理论的精辟见解和独到研究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的一个重大突破，在当时的学术界引发一股热潮。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他们的理论都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制定本国或本地区金融政策和确定本国货币改革的理论基础。

麦金农和萧的核心思想认为，对于那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其内部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发展一般缺少良性循环的运动。这些国家要想获得更大发展，必须取消金融抑制政策和思维，通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和汇率及资源的配置随市场供求关系变动。市场化改革的措施可以通过采取取消利率、汇率的人为管制，减少政府对金融活动的过度干预，并且鼓励私营金融机构的创立和发展，充分利用国内资本来降低对外资过度依赖的不利局面，运行贸易自由化、税率合理化和政府支出体制机制的改革。

三、赫尔曼、默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的“金融约束论”

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出现之后，很多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盲目跟风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因此并未获成功。究其失败的原因，有学者《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一书中指明：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为金融发展理论构筑了微观基础，金融约束的理论框架是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对金融体制中的政府管制程度进行分析，政府的适时适当干预，而不是完全对利率和汇率“毫无作为”可以有效地促进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证明了金融约束也是金融自由化的必经阶段。

上个世纪90年代，赫尔曼、默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1997）为代表的新一代研究者，从不完全信息的角度，将之前的金融发展理论模型重新增加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这个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约束论”与其国内的实际发展规划、经济社会制度有更好的兼容性，理论也为重新审视金融体系中的政府管制力度问题。他们认为经济中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问题导致瓦尔拉斯均衡在现实中难以成立，麦金农和肖在这方面的观点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石，因此政府对金融活动的管理和规范是有必要存在的。金融约束本质上是政府方面通过对存款监管、市场准入限制和其他政策让银行拥有“特许权价值”，并因此获得租金。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对租金在生产部分、企业和政府之间分配，从而有效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出现机率，起到鼓励创新，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从而对经济发展起到正向促进效应。两人还同时指出，金融约束在发展中国家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在通货膨胀率较低、实际利率为正和良好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条件下才可实施。金融约束论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进程中所常见的信息不对称和金融监管功能缺失，采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弥补市场失灵。进一步分析了政府适时适当干预有助于金融发展，在理论上更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要作用。因此它并不是否认金融深化，而是对金融深化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补充。

进入上个世纪末，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改革中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尝试将各理论，如博弈论、内生增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结合金融发展理论为出现的新问题进行解释。他们利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对金融体系的构成要素和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分许，同时还将金融因素引进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以便更好论述金融对经济增长和效率影响。可以说，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金融发展理论。

参考文献：

[1]（R.R.阿罗）R.R.Arrow主编.风险投资.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 1999.

[2]（美）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著，周朔等译.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美）迈克尔・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全球深具影响力的管理大师经典著作.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10）.

[4]Vandana Chandra，林毅夫，王燕.领头龙现象：低收入国家赶超式发展的新机遇[J].劳动经济研究，2013，（1）：3-34.

[5]埃斯里・德米尔古克-肯特（Asli Demirguc-Kunt），罗斯・莱文（Ross Levine）编；黄纯纯译.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银行、市场和发展的跨国比较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f banks， markets and development.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巴曙松著.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金融结构与中国金融政策.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03）.

[7]格利，肖.金融理论中的货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8]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9]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第7篇：金融与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 相关性

人类社会为了满足生活需求，加快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不断地探索研究促进经济增长的奥秘。虽然不少的经济学家在教育水平、制度变迁和经济资源配置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结果却收效甚微。不过，经济学家们最近深入研究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互相作用机制课题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各国对于研究结论存在不同的见解。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1、关于理论方面的研究

最初，人们认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没有任何关联，但是1934年，Schumpeter发现：完善的银行系统激发创新项目的出现，通过充足的资金投入，确保顺利实施创新项目，并且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

Patrick在研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两者之间的互相作用时，把反馈关系分成：经济增长中，金融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供给引导型以及经济增长中，金融发展被动需求的需求追随型。

理论界在研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两者之间的因果反馈时：部分人认为两者之间相互制约和刺激，经济增长是由于价格变量的作用，提倡金融自由；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金融发展是由于其结构不断优化和调整的结果，分析结构变化就是研究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也是由于金融结构变化。

2、关于实证方面的研究

Goldsmith根据各国的实际数据研究显示：金融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King和Levine发现：增长的生产力以及积累的资源都与金融深化程度有关；Demetriades和Hussein根据16个国家数据研究显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存在相互因果关系。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根据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原有相互关系的研究理论，站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角度，研究分析金融和经济指标，指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所呈现的正相关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概述

金融发展理论指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研究的金融运行规律和机理的理论，这种理论在不断完善经济增长理论过程中慢慢成长起来。它致力于研究金融发展的程度与经济增长的水平之间的有关因果反馈关系，探究怎样构建金融体系和政策组合的科学合理规划以及金融资源的比较合适的优化配置，让经济飞速增长，促进金融系统发展，完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系统。

经济增长指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连续提高的人均产出水平。经济增长常常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总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衡量。制度变迁、技术的进步、资本积累都影响着经济的增长。所谓的经济增长理论就是对于这几点影响因素进行的分析研究。

（四）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理论的综合性评价

根据各国的理论研究，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互相作用关系可归纳为：

第一，金融活动在进行的同时，经济也在不断地运行，两者相伴而行。第二，要想金融效率达到最好的效果，我们需要让金融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第三，完善的金融体系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要想让金融体系良好的发展运行，离不开高校运作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支持。第四，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紧密相连，普遍存在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的增长程度呈正相关的现象。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互相作用机制研究

（一）金融发展支持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不仅经济增长可以促进金融发展，完善的金融制度以及发展中的金融市场对经济的增长也起到了支持作用。其影响机制主要包括：设计的相关金融制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受不断提高的金融的交换功能的作用影响；经济的增长依靠不断提高的金融储蓄率；监督公司在运营中的金融状况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市场在不断增强获得金融信息的潜能，达到经济的优化配置资源；经济增长受作用于流动性较高且经过市场风险分散的金融体系。

（二）经济增长拉动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需求跟随

经济增长为了消极满足金融业对服务的需求，产生了“需求跟随”。

金融部门在经济不断增长中得到发展。由于不断扩大的市场必须降低风险，让交易成本得到有效控制，那么我们对金融服务质量和数量的要求就更高。同样，金融的功能就是向经济增长率较高的部门转入增长率较低的罕见的经济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优化资源，以致需要的金融服务受经济增长的影响。

金融体系以经济水平为发展保障，经济增长又被完善的金融体系所支持。另外，金融体系的建立需要较高的费用，加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造成了金融服务很少被人们所需要，导致金融体系的不到发展和完善，也会阻碍优化我们的金融资源及其配置，最后对我们的经济增长也有很大阻碍。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两者之间彼此铺垫，互相循环。要想完善金融体系，促进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需要经济增长的大力支持；同样，想要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也离不开健全的金融体系。

参考文献：

[1]刘东晟.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及实证检验[J].生产力研究，2009

第8篇：金融与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中介；金融深度；经济增长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12-0003-05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一、金融深化理论的发展背景

金融深化理论从开始提出至今已经30多年了，从金融深化理论到金融自由化理论到金融约束理论再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引入内生增长模型的计量研究，有很多文献已经研究了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与一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一)研究背景

国际上金融发展理论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古典方法的研究时期，从最早的20世纪60年代的理论到70年代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以及后来斯蒂格利茨提出的金融约束论。这一阶段主要是从一些数量的指标和简单的计量回归模型来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金融发展理论的新的发展，主要使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使理论的研究有了微观的基础。并运用了大量的计量分析的方法，对多个国家之间的数据进行检验，试图发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作为金融发展理论的最早提出者，首次建立了一个研究金融发展的新的理论框架，并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五个数量化的指标。但是他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找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的确定的关系。麦金农利用了当时的一些计量分析，在实证检验方面，主要是对利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的分析，没有特别关注金融机构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斯蒂格利茨和韦斯从信息不完全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所用的计量模型也只是用来说明政府的作用，而不是说明金融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总体来说，在古典的金融发展理论阶段，计量的检验虽然较多，但却没有集中研究金融机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实际利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二是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三是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中介效率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之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给金融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试图为这一理论建立微观基础，也注重讨论金融体系内生性、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以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研究。在影响机制的研究方面，马尔科・帕加诺(Pagano,1993)运用AK模型对金融自由化后的金融发展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指出利率的管制必然导致金融中介的低效率，不利于经济增长。对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方面，金和莱文(Levine and King，1993)的文献是很经典的。通过使用80个国家的1960-1989年的数据，他们研究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有稳定的正相关以及金融中介通过何种渠道与经济增长相关联，通过定义四个金融中介指标(LLY，BANK，PRIVATE，PRIVY)和四个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GYP-人均实际GDP增长率；GK-物质资本积累率；INV-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即投资率；EFF-生产率增长率的增加)进行分析，得出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一种同时期联系，并且金融中介还会对经济增长起着先导作用的结论。金和莱文(Levine and King，1998)的文章中把股票市场也考虑到金融中介中来，回归的结果为：在考虑了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金融中介和经济发展的正向相关关系也非常明显，支持了原先的结论。莱文等(Levine Loayza和Beck，2000)主要考察外生因素如政策因素对金融中介影响经济发展结果的影响，采用了1960-1995年74个国家的数据。实证分析的结果为：对于政策而言，如果金融中介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影响的话，那么以提高金融中介发展的相关法律发挥和政策改革的紧迫性就大大提高。

然而，国际上学者基本没有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过实证检验。国内一些学者在这方面也做过一些实证研究，但研究结论却各不相同。如谈儒勇(1999)运用1993-1998年有关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中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且独立于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金融中介体的总体规模DEPTH指标和季节增长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然而，张祖香(2002)运用了1994年到2001年的时间序列季度数据进行了检验，回归发现长期的金融深度指标(DEPTH)和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有商业银行相对于银行体系的规模的比例和经济增长有不显著的关系。

(二)问题的提出

虽然金融深化理论已经发展了30多年，但真正对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还是比较少的。国外的学者在做东亚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都没有使用中国的数据。国内的一些研究更多的是把金融中介体的内涵扩展为包括银行系统、股票和债券市场在内的广义的资本市场。

而我们只是对中国银行体系的发展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感兴趣，也就是把金融中介体限定在狭义的银行体系之内来研究，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并不多，分析的方法多参照了金和莱文。本文主要也是采用金和莱文(Levine and King 1993)的分析方法，参考了谈儒勇(1999)中的分析框架，用1994年到2008年新的季度数据来检验两者的相关关系。针对谈儒勇(1999)中提到的由于数据太少而无法对各变量的8期滞后变量进行估计的不足，我们分别计算了4期和8期的滞后变量，并根据数据的调整状况加入了虚拟变量REFORM，这是本文在利用以前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之处。

二、变量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需要选取反映金融深度的两个指标，反应经济增长的指标，以及其他的一些控制变量，下文将逐一介绍。

(一)金融深度指标DEPTH

本模型中，我们选取两个金融中介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来证实金融中介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一是传统的金融深度指标(DEPTH)，它反映了金融中介的总体规模，等于全部金融中介的流动负债与当季GDP的比率，即DEPTH在数量上等于

(M2／GDP)。这一指标在金和莱文(Levine and King，1993)的实证研究中表示为LLY。在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这一指标被称作货币化比率。全部金融中介体的流动负债实际上就是M3，但由于中国缺乏以前年度M3的统计数据，因此采用与谈儒勇文章中相同的做法，用M2替代。本模型运用1994-2008年M2，GDP的季度数据，两者相除得到当季度的DEPTH，两者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6.1-2009.2)。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上得到的M2值是已经经过季节调整后的数据，而季度GDP数据并没有经过季节调整。为此，本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X-12-ARIMA方法，运用Eviews软件，对季度GDP数据进行了季节调整。图1显示了1994年到2008年经过季节调整后的DEPTH季度数据。

从总体规模来看，这一指标在过去15年里先是缓慢上升，从1994年的3.48缓慢上升到2003年的6.25，之后又缓慢下降到2008年的5.86。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为了度过这次危机，中国政府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中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率。1998年中国政府连续三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1999年又再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这些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共持续了六年，直到2003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金融深度指标(DEPTH)在1994年之后一直呈现出上升趋势，直到2003年达到峰值后，才出现了缓慢的下降趋势。

(二)金融深度指标BANK

本模型中用到的第二个金融中介指标是金和莱文(Levine and King，1993)提出的BANK，即指存款货币银行国内资产与存款货币银行国内资产加上中央银行国内资产的比率。由于2002年起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对货币金融统计制度进行了修订，所以2002年前后BANK的计算有些小差异。在2002年以前，BANK等于存款货币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五个资产类账户(储备资产、中央银行债券、对中央政府债权、对其他部门债权和对非货币金融机构债权)的季末余额之和除以存款货币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五个资产类账户以及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上四个资产类账户(对政府债权、对存款货币银行债权、对非货币金融机构债权和对非金融部门债权)的季末余额之和。2002年以后，存款货币银行的国内总资产分为六个账户(储备资产、中央银行债券、对政府债权、对非金融机构债权、对特定存款机构债权、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和其他资产)。因此，BANK指标中存款货币银行国内资产变成上述六项之和。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6.1-2009.2)。图2显示了1994年到2008年BANK的季度数据，BANK值在过去15年内缓慢上升，从1996年的0.78上升到2008年的0.93。存款货币银行的国内资产所占比例逐渐上升，表明近年来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以及股份制银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三)经济增长指标

此外我们还需选取一个经济增长指标作为模型的因变量：每季度的GDP环比增长率。首先，我们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6.1-2006.1)获取了1994-2008年每季度的名义GDP，并采用国际上通用的X-12-ARIMA方法，对其进行季节调整；其次，运用从Wind咨训数据库取得GDP季度同比增长率，计算出以1993年为基期的季度实际GDP；最后运用经过季节调整的季度实际GDP数据，算出每季度的GDP环比增长率。图3显示了1994年到2008年每季度GDP的环比增长率数据。可以看出，在1997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GDP环比增长率有一个较大的下降。

(四)控制变量

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增长还可能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为了检验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独立于其他变量，有必要对这些变量进行控制。在谈儒勇的文章中，加入了当季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当季GDP的比率(TRADE)。考虑到政府积极(紧缩)财政政策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刺激(收缩)作用，我们选取了另一个变量政府支出(EXPEND)，即政府购买加上转移支付。数据也来自中国经济信息网数据库(http：//db.cei.省略/)。同时，我们也运用X-12-ARIMA方法对进出口贸易总额和政府支出的季度数据进行了季节调整。

1997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统计制度进行了调整。一是扩大了统计范围，将各商业银行所属的房地产信贷部、国际业务部和信用卡等部门、机构数据并入表中；二是对统计数据项目的设置进行了细化，对有关误差与遗漏作了重新修订。因此，自1997年一季度起数据与历史数据不完全可比，为解决数据的可比性问题，我们加入了虚拟变量(RE-FORM)，规定1996年4季度及以前的虚拟变量取值为0，从1997年1季度开始都取值为1。

三、回归的结果及分析

我们先对模型中的所有变量进行了一次回归以计算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从回归结果的相关矩阵表知，BANK和DEPTH的相关系数是0.8416，说明两者存在相关性，但这两个指标所包含的信息又有所不同的，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它们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反映金融中介体的发达程度。

我们使用了最小二乘法，运用1994-2008年的各季度数据对我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线性回归，如表1、表2所示。表1反映的是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指标及其滞后四期(即上年同季度)变量之间的关系；表2反映的是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指标及其滞后八期变量(前年同季度)之间的关系。

注：被解释变量为GY：实际GDP的环比增长率，1994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GY4，GY8分别是GY滞后四期和八期的GDP环比增长率。观测值个数为60个。每项后面的两个值分别是系数。T检验值。解释变量注释如下：

DEPTH：金融深度指标，等于每季平均M2除以李度的GDP。DEPTH4，DEPTH8分别是滞后四期和八期的金融深度指标。

BANK：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指标。BANK4，BANK8分别是滞后四期和八期的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指标。

TRADE：每季贸易总额除以季度GDP。TRADE4，TRADE8分别是滞后四期和八期的每季贸易总额除以季度GDP。

EXPEND：每季度政府的财政支出，包括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EXPEND4，EXPEND8分别是滞后四期和八期的每季度政府的财政支出。

REFORM：一个虚拟变量，在1997年前取值为零，从1997年第一季度开始取值为壹。

从以上两个表可以看出，中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金融深度指标DEPTH较显著地进入模型，这说明本季DEPTH和本季度GDP环比增长率GY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DEPTH4，DEPTH8的显著性也比较高，这说明货币政策同样具有时滞性。并且DEPTH 4，DEPTH8的系数相差很小，这证明了货币政策的时滞较长，在两年之内没有太大的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货币当局的逆周期操作。在谈儒勇(1999)一文中解释DEPTH及其滞后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时，提到货币当局逆周期操作方面的原因――“货币政策之所以逆周期操作，是为了通过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波动。在经济处于高涨期，货币当局通常减少货币供应量M3，加之此时GDP较高，所以金融深度MJGDP较低；而在经济处于衰退期，货币当局通常增加货币供应量M2，加之此时GDP较低，所以金融深度M2/GDP较高”。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不管是DEPTH还是其滞后变量的估计系数都是正的，DEPTH对经济有促进作用。

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指标BANK，或其滞后变量单独进入模型是不显著的，这一结论与谈儒勇的结论相反，但当BANK4和DEPTH4同时进入回归模型中，两者的T检验值都得到显著提高(虽然此时BANK的T检验值还不是特别高)，且此时BANK4，BANK8的估计系数都为负。这表明，如果存款货币银行的相对重要性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那么一定是负相关关系。但因为T值不是特别大，对此负相关关系的作用我们仍然不能十分确定。　在加入新的变量TRADE,EXPEND后，DEPTH的仍然非常显著，这说明金融深度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独立于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如进出口总额，政府支出)。此外，BANK及其滞后项的显著性水平也明显提高，如表1第7列显示BANK4的P值达到2.2％，且此时的估计系数为负。这说明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中央银行的拉动。

四、结论

金融深化理论从提出开始已经30多年了，从金融深化理论到金融自由化理论到金融约束理论再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引入内生增长模型的计量研究，国外有很多文献已经研究了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与一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中国1994年至2008年的宏观季度数据对中国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两个金融深度指标在过去15年的变化，都反映了中国金融中介在过去15年里得到了发展。传统的金融深度指标(DEPTH)，它反映了金融中介的总体规模，这一指标在过去15年里先是缓慢上升，从1994年的3.48缓慢上升到2003年的6.25，之后又缓慢下降到2008年的5.86。第二个指标BANK，即指存款货币银行国内资产与存款货币银行国内资产加上中央银行国内资产的比率在过去15年里逐步上升，从1996年的0.78上升到2008年的0.93。

其次，本文运用实证研究，回归分析了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总的货币发行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银行体系内部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货币发行总规模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时滞性。同时，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甚至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重要性的滞后性指标和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的相关关系，中央银行仍然对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且这种拉动作用具有时滞性，在当期表现得并不明显。

最后，本文的回归结果不但验证了货币政策的时滞性，还体现了货币政策的时滞较长。回归结果显示四阶滞后项和八阶滞后项的系数相差很小，在两年之内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参考文献：

[1]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_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麦金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李丹红，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研究[N]，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

[5]彭兴韵，金融发展的路径依赖与金融自由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雷达，金融发展与金融自由化[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7]马君潞，金融自由化[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8]张荔，金融自由化效应分析[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9]王曙光，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10).

[11]张祖香，金融中介和经济发展：以中国大陆为例[D]，岭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2.

第9篇：金融与经济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从理论和实证研究两个角度出发，对近年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研究的文章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综述过程中笔者给出了适当的述评，并在文章末尾提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当前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宏观经济景观：一方面是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泛滥，一些商业银行因为存差过大而发愁；另一方面是企业借钱难、筹资难，许多很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因为资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吴敬琏，2006）。他认为问题症结在于，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组成的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使富裕的资金无法流入最有效率的产业和企业，资金流通不畅的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综观各个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的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而且似乎经济程度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也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究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综述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JoanRobinson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2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们分别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综述

1.国外方面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103年间(1860年～1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和Levine针对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样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高潮。

Levine和Zervos(1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2.国内方面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

韩延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

史永东(2003)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下的计量分析，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在格兰杰意义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数值。

三、小结

从以上的综述可见，目前为止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其一，“金融”这个概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谁能够给出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定义，特别是随着经济和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金融总是处于变化发展当中。因此，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就不好确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数据的可靠性和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术手段的局限性。计量经济学诞生到现在为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科研领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仍然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随着计量经济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必将随之出现，未必现在认可的东西就永远正确。

参考文献：

[1]吴敬琏:借助金融创新.实现经济增长[J].农村金融研究，2006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