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经济学精选(九篇)

第1篇：金融与经济学范文

[关键字]金融学　经济学　方法论

从前，有一个抒情诗人，他写了很多首描写大海的诗，非常美丽动听，扣人心弦。一天，一个朋友问这位诗人：你见过大海吗?如果你看到大海，你的诗会更加迷人。这位诗人原来还真没有见过大海，所有描述大海的诗都是凭着自己的想象写的。他非常同意其朋友的意见，也认为自己在海边会写出更加优美的诗篇。于是，他们两位就驱车来到海边，看到了真正的蓝色海洋，这位朋友希望诗人有新的灵感，并创作出能够传世的描写大海的诗篇。可等了很长时间，诗人始终遥望着大海，一言不发。他的朋友终于忍耐不住地问到：天才的诗人，你没有见过大海时，都能写出那么余音绕梁的好诗，现在看到大海了，一定会有上乘之作。诗人又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说出了一句话：大海，真大!

其实金融就是一个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海，它的神秘莫测，它的宽广胸怀，它的波澜壮阔，它的喜怒无常都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在真正的大海面前，诗人的词语是贫乏的――大海无诗。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到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出现、如何发生，怎样发展的学科。那什么又是价值呢?只有相对于人的正效用而言，才会有价值这回事。任何东西或证券不存在什么“固有价值”，只存在相对价值。而价值交换又是基于什么呢?是信用。信用是金融的核心，所以金融交易与一般商品交易有本质的区别，金融交易是价值的跨期支付，没有信用，没有保证金融契约之行的制度基础，就没有金融交易的发展。而与信用相对应的就是风险，风险大的金融资产必然要有大的收益回报才会有人购买。市场总是正确的，有一种说法是市场是不可预测的，理论是没有用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人的生命有时间价值一货币的时间价值一预期货币流的贴现值一股票的价格一股票的供给和需求一信息。

所谓方法论基础，就是指思维方法的理论基础。经济学家林毅夫特别强调方法论的研究：“作为一个经济学的研究者，在读经典文献时，如果只关心观点而不从方法论上去揣摩，则只能说看热闹。”综观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从经济理论创立至今，无时不在伴随着各种逻辑方法的运用，并且和逻辑学界一样进行着各种类似的争论，这些争论不断地推动着经济学的发展。逻辑具体的思维方法有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类比等等。

我认为金融学和经济学的方法应该是一致的，首先都要明确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价值是相对于人的正效用而言的，而不是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描述的价值有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异人类劳动。那么有价值的一定是稀缺的，而稀缺的不一定有价值。金融的本质是信用，有信用必然会存在风险，那么就要依靠投资者的理性来加以规避。金融是一种思维，更是一种资源的配置，其核心是一种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是一种对不确定性的预先安排。金融不仅存在与金融、保险、证券这些常规的金融活动中，它也存在于结婚、生子、养儿防老甚至三纲五常之中，即使在原始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下，金融的逻辑也以其特定的方式存在于当时人们的制度安排中。

运用金融学和经济学的方法，在家庭理财中，可以这样思维。分为如下几步：

1.设定这约束条件下的目标函数，即为预算约束和风险偏好约束条件下实现预期可支配资产效用最大化，Max∈[u(x)]，s.t.预期可支配资产，预期支出，风险偏好。

2.投资步骤：

(1)分析宏观经济形势。

(2)选择一个好的行业。

(3)在行业中选择一个好的企业，如果预测这个企业可以持续经营10年，基本上就算是一个好的企业(巴菲特的价值投资)。

第2篇：金融与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金融数学专业；计量经济学；金融理论与实践

金融数学教学中，金融理论与实践同计量柜经济学，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及金融结构，在相关的教学研究中，有着深入性的发展。但是，在实际金融数学教学中，客观存在的教学问题，会严重阻碍到学生对相关内容的学习与研究，并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因此，针对这种情况，有关高校在进行教学中，针对教学内容综合的计量经济学、金融理论及金融实践，一定要展开科学的融合与分析，采取科学的教学方式展开教学实践。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发展趋势下，有关高校一定要进行重点关注，教学内容的创新与改革，离不开对社会当下形势的研究，同样，金融经济方面的教学，同样需要以当下社会中的金融体系及金融结构为背景进行相关研究，这样能在很大的程度上提高教学的科学性与严谨性。所以，在当今展开高雄啊展开金融类课程教学中，一定要结合当下的社会经济金融形势进行叫傲雪内容的改进，提高学生对相关内容的认知，为学生在今后工作中能够为社会服务打好基础。

一、计量经济学与金融理论及实践的结合不紧密

在当今教学中，在金融数学教学中，依旧存在很多现实性的问题，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趋势下，金融数学教学的科学性，会直接影响到今后我国金融经济体制的变革。所以，有关高校在进行相关教学中，一定要严格把握教学方向，采用科学的教学方式对学生展开教学。不过，就有关研究显示，在当下高校的金融数学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是较为客观性的，这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会影响到我国金融教學体制改革，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金融结构变化。在诸多教学问题中，最为突出，最为明显的就是计量经济学与金融理论及实践的结合不够紧密，影响到教学的科学性和社会金融结构改革的科学性。下文，就针对计量经济学与金融理论及实践结合不紧密的具体表现进行研究与分析，通过实例的方式进行探讨与研究。

（一）经典一元线性回归计量经济学模型

经典的一元线性回归计量经济模型，是经济数学中的基本问题，其主要研究的是以消费与收入这个简单的经济组成结构。在日常生活中消费与收入是最基本的金融经济构成要素之一，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会出现消费与收入这个最基本金钱交换内容，金融组成结构也会就此形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消费与收入，更多的是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在高校实际教学中，所使用的案例一般会以居民的日常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这样的教学方式，更多的是在分析经济学领域下的收入与消费的关系，并没有将收入与消费的内容规划到金融领域的教学中，因此会产生一些教学不合理的情况发生。

例如，在高校案例教学中，课本上的内容是某家的一年收支情况，为案例研究，在金融教学中依旧对这个案例进行分析，这样的结果就是，金融专业的课程以经济专业的内容作为学习对象与分析方式，让学生误认为计量经济学仅仅是干预经济学的研究，进而忽视了在金融方面的研究。这样的教学方式，会严重影响到计量经济学教学的合理性，会出现教学短板的情况，直接影响到学生对相关内容的学习。

（二）多元线性回归计量经济学模型

多元线性回归计量经济学模型，其主要的建立依据依然是以收入与消费作为主要内容，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多元线性模型的出现，由于收入与消费的方式发生变化，出现新型或者是复杂的收入消费方式，进而形成多元性线性回归计量经济学模型。在进行教学中，多元线性回归计量经济学模型，同样是计量经济学中的主要内容，在进行教学中，需要以经济学和金融理论及实践相结合进行教学。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多元线性回归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教学与一元线性回归经济学模型的教学有着同样的教学弊端。在针对相关内容教学中，过多地采用经济学内容解决相关问题，同样会使学生在学习中认为，复杂的收入消费关系，与简单的消费收入关系一样，都是简单的经济学内容，进而会造成学生在学习中将收入与消费同经济教学划等号，减少对相关金融内容的学习。

例如，一个家庭中，将收入来的金钱当做投资的本金，进行再投资，这样的经济操作，就属于多元线性回归计量经济数学模型中的一种。但是其在具体计算与分析中，需要将收入、投资、再盈利这个模式划分到金融学的领域内尽心研究。如果，学生在针对类似计量经济学的学习中单纯的以经济学内容作为研究手段，无疑会造成学生学习方向错误的情况发生。

二、计量经济学中数学推导的改革措施

学生在针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中，应用合理运用计量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手段作为解决相关问题的方式。学生在进行相关研究中，主要应该将计量经济学方法、计量经济学模型，金融理论及实践相结合进行学习，提高解题研究的科学性。

（一）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实证分析作为案例引入到计量经济学中

在计量经济学教学中，资本资产的存在是必然的，其模型的建立与研究，需要以计量经济学所涉及的诸多研究内容作为研究方式。首先，学生应该熟悉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主要公式为Y=β1+β2X+u。通过熟悉相关想线性模型，进而实现对资本资产定价的研究。另外，在针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研究中，还需要掌握资本中的市场收益情况风险概率情况以及其他有关资产定价模型的诸多内容。

学生对基本的模型进行掌握后，在实际教学中，学校还要以计量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作为研究方向，将计量经济学中的经济学内容与金融内容充分融合，实现对学生教学科学性的转变。计量经济学不单单是经济学领域，在有关金融学的研究，更是其主要的研究内容。一般情况下，在解决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案例研究中，学生需要主要以计量经济学的学习内容为主要研究方式，其中不可缺少的就是金融学领域的内容。例如，在上述模型中，β1所代表的就是收入风险，如果将其引入到金融学的领域中，就要充分与企业的金融方式、融资结构、市场风险性相关结合，进而实现对金融学内容的运用。

（二）将套利定价模型的实例作为案例研究

套利定价模型实例，同样是计量经济学中的基本研究实例之一，其代表的就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主要的模型结构为Y=β0+β1X1+β2X2.βn+Xn+u。在学生针对相关内容学习中，套利定价所扁线出来的就是基本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学生在解决相关问题中，同样需要结合经济学内容与金融学内容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

例如，以我国的石油企业收入为例，在石油企业经营中，市场上的证券属于企业经营的资本之一这也就是基本的套利定价金融结构的常规应用。证券市场内的投资应用，不仅仅是经济学中的内容，还需要以金融学领域中的学习内容作为研究对象。证券市场，与一般的经济市场所有不同，其对虚拟资金的使用，是金融专业中的主要研究内容。在现阶段下，我国的大多数企业都会将资产证券化，这也就会进一步将经济学与金融学相结合，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综合学习。

第3篇：金融与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 金融开放 银行体系 稳定性 银行危机

一、利率市场化与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关系的经济学分析

1.利率风险成为商业银行的主要风险

利率市场化是指中央银行对利率的调控由直接管制方式转为间接调控方式，即利率由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当市场资金供给大于需求时，利率下降；反之则上升。利率市场化加强了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利于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以促进整个金融体系乃至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利率市场化是使商业银行集利率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与一身。因此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也是商业银行不断完善定价机制和风险管理体制的过程。从经历过利率市场化国家的经验，利率市场化给商业银行带来更多利率自的同时，也隐藏着一系列的风险，并严重影响了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2.利率市场化的阶段性风险

利率市场化的阶段性风险是指在利率市场化初期，商业银行不能适应利率波动所产生的（市场化环境）金融风险。首先，利率水平升高以后，银行与客户间的信息不对称将导致银行资产的平均质量下降，信贷风险增大。一方面，利率显著升高后，一般生产性投资项目的利润下降，众多贷款者不能通过正常的生产活动还本付息，就会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证券等投机性的高风险行业。但是高风险贷款并没有得到高收益的补偿，特别是在银行委托――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银行经理人的放纵会使银行的逆向选择与风险激励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若贷款利率水平随存款利率水平同步提高，高利率将降低企业利润，使其自我积累能力减弱，导致企业更高的债务率或减少贷款需求。若贷款利率没有同步提高银行必然通过自身效率的提高来弥补存款利率单方面上升所引起的筹资成本的增加。

其次，利率的升高也会给赤字过多的政府带来巨大的债务利息负担，这时政府为弥补进一步扩大的赤字，往往会求助于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政府的财政风险也会转嫁给银行，导致银行经营利润的下降。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各种经济活动转嫁和集聚到银行的风险，不断积累的不良资产将严重打击存款人的信心，一旦崩溃，银行必将出现危机，并迅速扩张传染，使整个银行体系，乃至金融体系面临危机。

3.利率市场化的恒久性风险

利率市场化的恒久性风险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利率风险，主要源自市场利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具有长期性和非系统性。只要实行利率市场化，就会伴随着利率风险。尽管这种风险是银行业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但严重的利率风险会给银行的盈利水平和资本带来巨大的威胁，进而影响银行的稳定性。根据巴塞尔委员会《利率风险的管理原则和监管原则》，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主要有重新定价风险、收益曲线风险、基准风险和选择权风险。

二、资本项目开放与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经济学分析

资本项目开放，又称资本项目可兑换或资本项目自由化，是指对资本和金融账户项目下资本流动的限制放开，是一个自由化的过程。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一国资本项目开放，可以促进其参与国际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可以促进一国金融及其经济主体等加快发展和完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金融国际化的趋势也加剧了国际金融领域的风险因素，更是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体系。

1.公众信心结构变化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银行体系建立在“公众信心”的基础上，尽管这种信心心理因素无法量化，但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却是巨大的。随着资本账户的开放，影响公众信心的因素将随之增加，公众的信心结构有可能变得更加脆弱和不稳定。

首先，由于在开放经济环境中，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自主性将被削弱。一旦遭遇突发事件，公众很可能会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像过去资本管制时那样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手段并担负起危机的“最终救助责任”。即在资本开放后，公众对于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和最终的控制能力的信任程度将大大降低。其次，资本账户开放后，各种金融变量指标的健康情况有可能发生不利的变化，同时，资产转移和货币替代的成本会随之下降。因此，一旦公众对本国银行体系的状况有任何不良预期，其信心就会迅速发生扭转，从而采取果断的行动，将会严重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2.资本过度流入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当资本大量流入，银行的外币净负债明显上升，如果对外负债的增加只导致国外资产的增加，即银行投资国外证券或把资金贷放给国外，其扩张效果较小。但是，纵观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除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资本流入规模与国内信贷的增加是同步的。面对急剧增大的信贷业务量，银行现有的内部管理能力在短期内不能适应，几乎所有的银行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信贷决策程序混乱、风险评价和控制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对于资本项目开放后资产价格的失调和动荡带来的损失，缺乏风险管理经验和能力的银行就更显得单薄无力。

3.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削弱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当一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时，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由于投资者不能自由地跨国界套利，利率平价不能成立。一旦实现了资本项目的开放，投资者可以在本币和外币之间自由套利，就基本满足了利率平价理论的假设前提，于是就有（远期汇率-即期汇率）/即期汇率=国内市场利率-国际市场利率。其中，即期汇率由货币当局决定，远期汇率由市场预期决定，国际市场利率由国际市场决定，于是国内市场利率就会随着国际市场利率或市场心理预期的剧烈变化而发生意外变动。如前所述，利率的大幅度波动将会危及一国银行体系的稳定。因此，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项目的开放使得货币当局自主控制国内利率水平的难度加大，由此导致的利率意外波动将极大地危及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三、外资银行进入与银行体系稳定性相关关系的经济学分析

1.外资银行进入可能导致银行特许权价值下降，进而导致利润下降

银行特许权价值，是指通过对利率和市场准入的限制为银行创造的租金，这种租金使得银行许可证对持有者而言有价值，这就形成了银行特许权价值。在金融管制时代，许多国家的银行依靠特许权价值获得巨额垄断利润，对于它们维持较高的不良贷款率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市场准入限制减少甚至取消后，特别是伴随着大量外资银行的进入，国内银行部门的垄断地位被严重削弱，利润骤减。银行风险的抵御能力将大大降低，并可能导致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迅速上升。

2.外资银行进入可能恶化国内银行的资产质量

一方面，外资银行在服务质量和营销手段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优势，一旦进入很可能会造成国内银行优质客户的大量流失，使得国内银行面临更多的劣质客户或高风险客户。客户质量的下降必然影响信贷质量下降，不良资产率上升，这无疑意味着国内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增加。另一方面，外资银行在抢占市场时，往往会采取“摘樱桃”战略，即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后，往往会将业务集中于具有盈利性的市场和财务状况好的优质客户，从而使得国内银行的盈利性遭受冲击。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本国银行体系是相对低效率的并且处于较差的资本状况下，则其面对增大的竞争压力的反应可能是从事风险性较高的信贷活动以获得足够的利润边际，这将把银行推向倒闭的边缘。

四、结束语

银行体系作为金融体系中的核心组成，其稳定性对一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银行危机频繁爆发，说明银行体系稳定的基础十分脆弱。我国银行体系虽然从未发生过危机，但是随着我国金融业的不断开放，我国银行体系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和系列风险。认清形势，准确把握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状况及金融开放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以便加强防范和化解银行风险，已经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刘锡良曾欣: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与道德风险.财贸经济[J].2003（3）：25～32

[2]张荔:论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助推作用.经济评论[J].2001（12）：42～49

第4篇：金融与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最优金融结构 “倒U”型 非线性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戈德史密斯首次提出金融结构理论，认为金融结构即为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并认为金融结构的变迁即为金融发展，建立了一套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然而其理论中关于最优金融结构方面内容却未提及。最早比较详细地论述“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的是林毅夫（2006；2009；2011），认为“最优金融结构”即金融体系中各种制度按比例构成以及其相互关系需要与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产业、技术结构和企业的特性相互匹配。并认为“最优金融结构”要有效地实现金融体系的基本职能，促进经济发展，是在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应具有与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最优金融结构是内生的、客观的，也是动态的，随着该国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企业规模和风险特性的变化而演变。林毅夫也阐述了一国的政策、法律、文化以及国际环境等各种因素可能会影响该国金融结构偏离最优。

以往学术界采用所谓的“两分法”来划分金融结构，他们将寻求最优金融结构转化为研究两类金融结构的优劣即银行与市场的优劣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随着时间、经济环境等的变化而有所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前许多学者认为德国、日本等银行导向的金融结构优于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结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长期经济萧条，大量的研究成果又偏重于认为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是较优的。实际上，不同国家金融结构的形成有其历史、经济、政治及社会传统根源，不同的金融结构在公司治理、风险分担、资源配置以及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功能方面各有优劣。到最后也未有统一定论。

为何要把银行发展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分开来研究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银行与金融市场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两者之间既是竞争的关系，又具有互补的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并不能完全分开，那么银行与市场的组合将会提供一个更加有效的金融服务，只是银行与市场这一组合的比例存在着差异，各国银行与市场组合比例即金融结构是不同的，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着使得经济发展实现最大化的最优银行与市场的组合点即最优金融结构。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在新的视角下，以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论证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是否存在最优点，以及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倒U”型关系。

经济发展中最优金融结构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一）最优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金融结构的组合主要由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构成，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存在着不同的融资需求组合，将金融资源分配到这两种结构或者方式中的比重是不同的。接下来本文将分析在既定的金融资源之下实现最优经济发展水平的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最优组合比例。首先构建一个经济增长函数：

根据假设，函数中的Growth表示等产量线，银行部门发展（间接金融）用Bank来表示，Stock表示金融市场发展（直接金融）。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国的金融资源将会面对一定的预算约束即金融资源禀赋约束，金融资源约束线方程为：

Bank代表银行发展，Stock代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R代表金融资源禀赋，d1与d2代表的是一国金融资源分配到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难易程度，d1越大，表示金融资源分配到银行部门的难度越大，则会将资源转而分配到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将有更大的发展；反之，d1越小，则资源更容易进入银行系统，银行部门发展会更快。这里的d1与d2主要受到政府经济政策、法律法规、国内外经济环境、科学技术、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等因素影响。

在长期，假定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之下，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金融结构组合都是可变动的，一国用于分配这两种方式的金融资源R是既定的，金融资源主要分配到银行部门与金融市场中。如果该国要以既定的金融资源获得最优的产出，那么它应该如何选择最优的金融结构组合呢？即如何选择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最优组合比例。

将等产量曲线与相应的约束线画在同一个平面坐标中，就可以确定一国在既定金融资源之下实现最大产量的最优金融结构组合点即金融结构最优点。在图1中，横轴代表银行发展（间接金融），纵轴代表金融市场（直接金融）发展，首先画出一条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以及三条等产量曲线Q1、Q2、Q3。由图1可见，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与等产量线Q2相切于Z点，该点为均衡点即银行发展（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组合的最优点。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相交于Q1曲线的a、b点虽然也是银行与金融市场的两个组合点，但是所代表的产出比较低，并不是最优点，而代表更高产量的Q3线与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无交点也无切点，既定的金融资源之下无法实现Q3曲线所代表的产量，所以Z点才是既定金融资源之下，银行与金融市场组合的最优点，即证明了金融结构最优点的存在。在科学技术、法律制度、经济金融环境、金融管制政策、经济体制等影响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如果一国金融资源禀赋发生变化，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发生平移，平移的CD线就会与其它等产量线形成相同的切点，而形成的一系列切点均为新的金融结构的最优点。d1与d2由于其影响因素发生变化时，则约束线CD将会发生转移，转移的CD曲线会与等产量线形成一个切点，达到一个均衡，这个均衡点将会是新的金融结构最优点。当由于其他金融结构的影响因素的作用，此阶段的CD曲线与等产量线没有相切，即没有达到均衡点位置，例如目前的处于a、b、f点的位置，则表明此状态的金融结构没有达到最优，偏离了最优，a、b、f点处的金融结构点虽然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未能使经济获得最大化的增长。

（二）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的“倒U型”关系假设

根据前面最优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在既定金融资源下实现经济发展最大化存在着最优金融结构即银行（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最优组合比例，当金融结构处于最优值时，经济处于高水平的发展状态，金融结构未能达到这个最优值或者偏离最优值时，经济发展将会处于低水平的发展状态。Asli Demirguc-Kunt， Erik Feyen， and Ross Levine（2011）认为各国的金融结构实际值与金融结构最优估计值之间的偏离值称作“金融结构缺口”，通过各国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金融结构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随着金融结构缺口缩小，经济不断增长，随着金融结构缺口扩大，经济发展不断降低。从经济学角度以及学者们的理论实践的结论可以发现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已经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金融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的最优金融结构可以认为是金融结构的临界值或阈值，金融结构趋向于金融结构的最优值时，经济不断增长，金融结构偏离最优值时，经济增长下降。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理论假设：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

如图2所示，横轴代表金融结构，纵轴代表经济发展，图中“倒U”型曲线L代表的是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Z点代表实现经济发展最大化的最优金融结构点，P点代表实现最优经济发展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倒U”型非线性关系，表明金融结构的发展，经济增长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在金融结构在Z点以前，经济增长呈现增长趋势，在金融结构达到Z点时，经济发展达到峰值点P，金融结构在Z点以后，经济增长呈现下降的趋势。那么曲线中的Z点为使得经济发展达到最大值时的金融结构值，而此时的金融结构Z点，被称之为最优金融结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倒U”型非线性关系与Levine等人（2011）得出的金融结构缺口与经济发展存在着负相关关系的结论是一致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倒U”型非线性关系用函数表达式的形式表示如下：

当这里的α2为负值，并且α1为正值时，该函数曲线为“倒U”型曲线。根据以上理论得出两种假设：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最优金融结构；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着“倒U”型非线性关系。

结论

根据前文分析所得结论如下：一国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最优金融结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不是线性的，而是存在着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说明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非简单的促进与抑制作用，其作用还取决于金融结构的水平，即取决于金融结构的最优值或者阈值。当金融结构的水平高于最优值时，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在银行发展与金融市场发展的组合比例中，直接金融比例的下降或者间接金融比重的提高都将会对经济增长发展产生负效应，将使得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的发展状态，不利于经济发展，此时可通过优化金融结构提升直接金融比重使得经济发展程度提升到高水平发展状态；当金融结构水平低于最优值时，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在银行发展与金融市场发展的组合比例中，直接金融比例的下降或者间接金融比例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促进其经济发展，此时可以通过提升间接金融比重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金融结构的最优临界值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割成以上两种一正一负的非对称关系状态。

在现实中一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并非时时刻刻保持最优状态，因为一国或地区的金融结构受到要素资源禀赋、法律、文化、制度、经济政策、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科技水平、财富、经济金融环境、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金融结构可能偏离其最优临界点或者最优区间，因此可以通过金融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整去促使金融结构趋向其最优状态，从而使得该国的经济处于高水平发展状态。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J].经济研究，2009（8）

2.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埃斯里·德米尔古克-肯特，罗斯·莱文.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银行、市场和发展的跨国比较[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劳平.融资结构的变迁研究[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5.白钦先.论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兼论传统金融观与现代金融观的变迁[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3（5）

第5篇：金融与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金融可持续发展；金融结构；金融功能；金融效率

一、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是金融分析的基本问题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该理论的提出并不是金融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简单拼凑，而是观察和思考金融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客观存在的关系的结果。尽管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即何为因、何为果），但是经济发展的历史明确地表明，一方面，每一次经济发展的高潮都伴随着金融制度、金融过程以及金融功能向高级化和复杂化演变，而每一次金融整体水平的提升，都使经济运行的某些环节更为平滑；另一方面，更为明显的是，每一次经济发展的停滞，都造成金融运行和金融秩序的混乱，而每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都或多或少地导致经济发展的暂时中断。正是二者之间的这种经验关联，促使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倡导者们有目的、有意识地去考察和摸索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本质规律，将其确定为其理论的基本问题。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对传统范式进行转换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坚持“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金融非中性”，而金融分析方法本身则直接体现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非中性”的范式要求。只有沿着金融分析，才有可能突破原有经济、金融学的束缚，通过把金融有机地融入一般经济过程，提出系统化的命题和原理，进而完成发展金融学的理论构建。

二、金融发展理论的政策含义

金融发展理论，不仅非常有针对性（当然该理论的提出也并不完全是以危机为导向的（crisis-oriented），而且对于全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极强的启示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1）揭示金融的一般资源属性，将金融提高到人类社会资财之源的战略高度，从而提高全人类全民族的现代金融意识，进而高度重视之、极力爱护之、精心珍惜之、慎重科学开发配置之；（2）揭示出金融的特殊资源属性，即金融资源是可以通过自身这一资源的配置进而配置其他一切资源的特殊资源，才揭示了现代经济即金融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核心是金融调控的理论根据，才昭示出通过金融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来解决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通过提高金融资源（投资资源、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才能提高一国或地区经济效率的政策含义；（3）进而揭示了金融在提高了对一个经济的资源配置能力与效率的同时，它自身的系统性风险也在提升与累积的这一理论概括，这既科学地解释了为什么经济越是金融化、经济金融越是全球化，金融危机的发生频率就越高、危害就越大这一事实，也揭示了在现代金融经济条件下，金融危机的不可避免性，以及通过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和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以防范金融危机的政策建议；（4）在金融资源学说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结合的基础上才形成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以这一理论为基础上进而提出制定和实施国第三代金融发展理论实质是一个宏观的、高度哲学概括的金融理论。“该成果是在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化和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形势下，在国内外首次提出并系统全面地提出了金融的资源本质属性，提出‘金融是一种资源，是社会资源，是一种战略性稀缺资源’的理论学说，这一学说极富时代特征，并由此引起了传统金融理论的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和方法变革，也引发了传统资源观和传统金融观的根本性变革，构成了知识经济条件下中国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一部分，具有重大的金融基础理论原创性意义。此外，该成果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首次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念创造性地扩展运用到金融领域，在此二者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引起国家决策领导机关、社会各界和经济金融理论界的广泛关注、热烈反响与深入研究讨论，也同中央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战略决策保持了高度的协调与一致性，同时该成果也具有严肃的政策涵义与重大的实践意义，对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和战略决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这对中国尤为重要，具体而言：“（1）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日益增长，并产生一系列严峻挑战与矛盾和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背景下，提出和主持这一重大研究项目，并被审定为1999年国家软科学项目的。这就使这一项目和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响应时代挑战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2）这一研究成果，即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的理论基础是‘金融资源论’，而金融资源论的前提与基础是建立在对人类传统资源观，即以自然资源为主体的资源观创新的基础之上，是对传统资源观中非自然资源，即社会资源的确认与确立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研究成果确认金融的资源属性，提出‘金融是一种资源，是社会资源，是战略性稀缺资源’观点，从而引发了传统资源观和传统金融观的根本性变革。这一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创新与巨大变革客观上构成了知识经济条件下中国国家知识体系创新的一部分；（3）这一研究成果也是对传统金融理论的重大挑战与创新。金融资源论是对近百年主流经济学货币金融观和中国传统金融观，即金融本质的‘中介论’以及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外生论’、‘从属论’和‘工具论’的严峻挑战与根本创新，使之成为面向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新金融观；（4）这一成果构成了对传统经济学范式、理论和方法这一根本意义上的创新。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在范式的最高层面上，第一，从坚持货币非中性从而金融非中性这一根本理念出发。第二，将可持续发展，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均衡、有序与有效的持续发展这一根本发展目标，引入新经济学和新金融学，从而从根本上扭转了当代自然科学、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日益脱离人文哲学与社会历史的关怀的纯技术化数学化倾向。第三，提出了区别以往的以生产要素投入与产出比率的经济效率观，即金融效率观、质与量统一的效率观、现在与未来相协调的效率观；（5）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金融理论创新意义，而且对于各民族国家和经济体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根本战略决策，具有重大的政策性指导意义。第一，该成果确认了金融的资源属性，实际是确认了金融资源的非主观性即客观性，确认了货币非中性，从而金融非中性，实际上是确认了货币金融政策的非中性，确认了金融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正负作用），从而确认了金融要素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决策中的不可或缺性。第二，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引入经济金融学范式中，引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模式中，将经济可持续发展与金融可持续发展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只有实现了金融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三，引入新的金融资源效率观，在实践上意义重大。过去以为经济是第一性的，金融是从属性的，而事实上无效或低效的经济是金融资源无效或低效配置的结果，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是不合理的投资结构与信贷结构的结果；（6）通过金融资源二重属性，实现了新金融学与传统经济学的平滑过渡。这一研究成果确认了金融的资源属性，金融资源的二重属性，金融是资源，所以它既是资源配置对象，又是配置其它资源的手段；而经济学又是以研究经济资源最佳配置为最高目标的，这样，研究通过金融资源配置进而配置其它资源状态与规律的科学便是现代金融经济学。这就使这一研究成果获得了基础经济学、金融学原创性的意义。”尽管现代科学革命的旗手爱因斯坦认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也正如其倡导者所言，“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探讨大部分仍然是很不成熟的，其体系的严密性、理论深度等诸多方面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在很多问题上甚至还只是提出了若干初步的思路，远未实现精密的论证和深刻的阐发。”中国学者白钦先教授正是基于对知识经济时代背景的考察、发展经济学家们对金融的忽视、经济理论对市场认识的深化、可持续发展思想以及金融实践的发展尤其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提出了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毫无疑问，该理论的提出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首先，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重要突破，它拓展了资源的范围，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金融资源的概念，并且明确地区分了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其次，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吸取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研究成果，如对制度、历史等非经济因素的重视。第三，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不仅是新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此外，孔祥毅教授从协调的视角，揭示了金融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金融与经济增长、金融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般规律，以此促进金融与经济高效、有序、稳定与健康发展。

（一）金融结构高度复杂化

对金融结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它既可以是戈德史密斯所指“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也可以特指短期金融、间接金融与长期金融、直接金融比例的不平行发展与不均衡发展，以及后者对前者的逆转，即“金融倾斜及其逆转”。还可以是包括全球不同类型国家或一国不同时期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资产、金融市场、金融商品、金融衍生商品、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金融）的数量变化（比例）与质量高低，以及上述因素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与不同要素的变化与比例等。但是，在复杂的金融结构变迁中，最为重大而深刻的金融结构变迁还是“金融倾斜及其逆转”。它大体上反映了由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由以银行机构为主体的金融到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由以银行为主导主体的简单金融到以金融市场为主导主体的复杂金融，由以国别经济体为单元的相对封闭的国别金融到高度开放的高度流动性的真正全球性的全球金融的结构变迁。

（二）金融功能的实质性扩展与提升

在传统上，在以银行为金融主导主体的条件下，金融的功能被简单地限定在单纯的中介功能，而在以金融市场为金融主导主体的条件下，在金融经济中，金融的功能得到不断丰富、扩展与提升。根据默顿（1999）的归纳，现代金融系统的主要核心功能是清算和支付结算的功能、聚集和分配资源的功能、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之间转移资源的功能、管理风险的功能、提供信息的功能和解决激励问题的功能。莱文（1997）的研究则表明，金融功能主要有动员储蓄、配置资源、实施企业监控、便利商品劳务、促进风险管理和合约的交换。总之，不管对金融功能如何进行概括，但金融功能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扩展与提升却是无庸置疑的。

（三）金融的资源属性被揭示与认知

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战略性社会资源，这一本质特征并不是人为赋予的，也不是为了某种特定需要而强加给它的，只是最近才被人类所发现、揭示与认知，这是强调金融资源的客观性而非主观性。同时，它的这种资源属性也是潜在的而非现实的，只有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到知识经济、金融经济阶段后才可能逐渐显现出来，进而被人类所揭示与认知。具体而言，第一，只有金融的资源属性被揭示之后，才有可能被各国或地区将其提高到人类社会资财之源的战略高度，从而提高全人类、全民族的现代金融意识，进而高度重视之，极力爱护之，精心珍惜之，慎重开发科学配置之。第二，只有金融的特殊资源属性被揭示之后，才有可能被各国或地区充分地意识到金融资源是可以通过自身这一资源的配置进而配置其他一切资源的特殊资源，才能揭示出可以通过金融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来解决不合理的经济产业结构以及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才能提高一国或地区经济效率的政策含义。

（四）资本市场日益成为全球高度开放的市场

随着经济金融化、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传统的以国别或地域界限构筑的藩篱被拆除或打破，使传统上相对封闭的局部性资本市场，发展为高度开放的、高度流动性的和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资本市场。因此，这一变迁使在传统上是由一国当局之一的中央银行等核心金融资源配置主体的“垄断权利”被弱化，进而形成全球性国际金融资源配置主体，而掌握全球性国际金融资源开发配置主导权的国家就可以凭借对金融资源的开发配置进而配置全球各国的其他资源，这对于综合国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就可能形成严重的财富“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因此，在考虑调整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和经济效率与金融效率时，必须既从国别更从全球的角度进行，至于金融风险与危机、危机的预警与解救、金融安全与，则更应冲破传统以国别为限的思维定势与政策局限，从更广阔的全球范围来考虑与解决。白钦先教授的“金融资源论”恰好兼顾了这些内容，它把“金融资源”划分成三个具体的层次：一是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它包括广义的货币资本或资金，是金融资源的最基本层次……货币资本或资金是金融资源的微观层次和基础层次；二是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它是金融资源的中间层次，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两大类，大体上与戈德史密斯所称的金融结构相一致；三是整体性高层金融资源。金融资源的最高层次，是货币资金运动与金融体系、金融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一国一定时期的货币资本或资金存量和现存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是金融资源的“硬件”方面，金融总体功能则为金融资源的“软件”。由此可见，白教授对金融资源的三个层次划分，既有“金融工具体系（包括货币和非货币金融工具）”、“金融机构体系”，又有“金融工具运动发挥的作用和效果”三个方面。因此，该定义兼顾了金融的诸多方面，清楚而不含糊。本文构建的发展金融学正是以此为基础逐一展开，再进行具体的框架设计。

三、金融功能、金融结构与金融效率

发展金融学是研究金融是什么以及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科学，即不仅研究金融本质的演进及发展，而且研究经济发展的科学，但它不是孤立地、一般地研究金融的发展和经济发展，而是研究金融与经济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与影响，即二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而金融功能就是联结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关节点或桥梁。换言之，发展金融学既从金融与经济互动关系的角度研究发展金融学的发展，又从金融的本质演进与金融经济互动关系二者紧密联系的角度来研究发展金融学的发展；既研究金融与经济的正效应、正功能，又研究二者关系的负效应、负功能。

（一）金融功能是发展金融学研究的核心

金融功能作为联结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关节点，因此，它当之无愧成为发展金融学研究的核心。货币作为金融产生的标志，它所承载的价值运动就构成了金融的范畴，因此，货币对于金融功能有着基础性的意义，货币的产生是金融功能演进的起点。金融功能的承载体是金融体系中的子系统（如包括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等在内的金融结构），没有这一载体金融功能将无所依附，更无从谈及功能的发挥，当然，金融功能的载体也处于发展之中，它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演进。金融功能产生的动力来自于经济系统对它的需求，因此，金融功能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不过，金融功能也不是单向决定的，而是相关的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是金融与经济作用与反作用的结果。此外，金融功能是有目的和指向性的，即它是为了经济发展而存在，更具体的就是媒介价值运动，因为货币是交易过程中形成的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具有天然的效率优势，通过以货币为基础的价值流通来媒介其他商品载体的价值运动更有效率。金融功能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基础功能，即为整个经济提供支付、结算、保管和兑换等基础功能，它是与货币的演进与银行发展密切相关的，是整个金融功能体系结构中的基础功能；二是核心功能，即资源配置功能，金融体系实现资金从供给者到需求者的转移，是金融体系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关键；三是扩展功能，即经济调节和风险规避；四是衍生功能，即风险管理、信息生产及处理、公司监控及治理，它们是资源配置功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日益显现出重要性的，是金融体系资源配置功能的保证。这四个层次的功能是紧密相关的，隐含了金融功能演进的次序。

1.基础功能：服务功能与中介功能

服务功能是最为基础的金融功能，主要是指金融为整个经济运行提供的便利服务。具体包括：（1）为经济和社会活动提供一个统一的衡量单位，即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2）为人们提供剩余财富在空间上和时间上进行转换的途径；（3）为物物交换时存在的需求双重耦合提供解决途径，它既包括一般等价物又包括流动性的提供；（4）提供大宗跨地区的汇兑和结算服务；（5）提供财富保管服务。金融中介功能其实就是金融的简单资金融通功能，也就是在资金盈余者和资金亏欠者之间充当资金调剂人，它既以服务功能为基础又与服务功能共同构成了其他功能产生的起点。

2.核心功能：资源配置功能

资源配置功能主要是通过金融体系的运作进行储蓄动员和项目选择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目的，但它在此过程中是能动地发挥作用，而不是被动地适应经济需求。具体而言，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从空间纬度上，体现在将不同空间的资源按照效率进行配置。从时间纬度，则通过金融体系进行跨时间配置。从经济增长的角度，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通过储蓄动员，将社会上的闲散资金动员起来，从而更充分地利用现有资源；（2）通过金融体系对项目的选择，使等量资源能够产生更大的效益。由于经济过程是以金融体系为载体的间接价值运动过程，而价值运动又直接依赖于资源配置，因此，它就毫无争议地成为了经济的核心问题。

（二）金融结构是发展金融学研究的主体

金融体系是金融活动过程的总体概括和规定，是金融过程的上层建筑，而金融结构是金融体系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排列、搭配、比例等关系，是金融体系的具体体现。金融对经济的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体系的功能来予以表现的，而金融结构是金融体系功能的主要体现，金融体系是金融结构作用的表现形式。因此，一国金融体系与其他国家金融体系的主要区别表现在二者金融结构之间的差异上，有什么样的金融结构，相应地就有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因此，金融结构作为衡量各国或地区金融发展最直观的外在表现形式，对其的比较分析自然也就成了发展金融学研究的主体。

（三）金融效率是发展金融学研究的归宿

金融效率作为各金融结构主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绩效，反映的是金融与经济的正效应与正功能，与之相反，金融危机（预期风险的实现）反映的则是金融与经济的负效应与负功能，金融效率与金融危机都产生于金融与经济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二者好比一对孪生姐妹，不可能只要其一而不要其二。事实上，本文虽然没有直接将金融风险（financial risk）单独列出来，与金融结构、金融功能与金融效率放在平行、并列的地位而纳入发展金融学研究框架，但这并不表明发展金融学作为一门全新的学科不关注金融风险，相反，本文将金融效率定义为发展金融学的研究框架就是在金融风险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总之，在发展金融学研究框架中，金融结构通过金融功能的纽带与金融效率发生作用，金融结构是金融功能的表现形式，金融效率则是联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发展）的桥梁。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金融本质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金融结构、金融功能与金融效率，共同构成了发展金融学的研究框架。发展金融学是研究金融本质及演进、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学科，但它既不是孤立地、一般地研究金融的发展和金融发展一般，也不是孤立地、一般地研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一般，而是在金融与经济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与影响，即二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而金融功能就是联结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关节点或桥梁，因此，金融功能在发展金融学研究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并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发展金融学研究的基轴，其中，金融功能扩展与提升即金融功能演进，金融功能演进即金融发展。

参考文献：

[1]白钦先：《白钦先经济金融文集》，1-6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

[2]白钦先：“再论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和方法变革”，《国际金融研究》，2000年第2期。

[3]白钦先：“论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理论研究的逻辑”，《华南金融研究》，2003年第3期。

[4]白钦先：“论金融可持续发展”，《金融时报》（理论版），1998年6月7日。

第6篇：金融与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京津冀地区 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面板数据模型

一、引言

201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同时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已成为重大国家战略。京津冀地区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已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中的产业转型、产业转移、机构外迁等都涉及资本的流动和资金的支持，且京津冀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此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就有必要了解在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中金融发展扮演了什么角色，两者之间具体的数量关系如何？了解两者之间的具体数量关系，不仅有利于京津冀地区经济和金融的协同发展，还能够为政府制定具体的金融政策提供有力的依据。

二、文献综述

自20世纪初以来，国内外经济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广泛且深入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两者之间的作用方向和大小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Schumpeter（1912）[1]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金融中介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Goldsmith（1969）[2]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Mc Kinnon（1973）[3]和Shaw（1973）[4]论述了“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问题，建议发展中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政策，解除金融抑制。三位学者研究成果形成金融发展理论，证实金融发展既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又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King和Levine（1993）[5]在Goldsmith（1969）的基础上研究金融中介、金融发展初始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中介功能和规模的发展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而金融发展初始水平差异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的部分差异。

国内学者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分析，近些年来，国内研究视角开始转移到^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上来。周立和胡鞍钢（2002）[6]采用Levine和King的研究思路，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差距可以解释部分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闫屹（2009）[7]和邵明波（2009）[8]分别研究了环渤海区域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各地区金融发展不同程度上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崔寅生和王重润（2010）[9]也对此进行研究发现金融资产总量的增加以及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最大。阚景阳和祁文辉（2015）[10]研究发现河北省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

基于自2015年起京津冀协同发展已成为重大国家战略的事实，本文将研究视角定位于京津冀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和阐述京津冀三个地区两者的具体数量关系，从而为京津冀地区金融和经济协同发展提供政策参考和理论支持。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

经典的新剑桥增长模型和AK内生增长理论都强调了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对经济持续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金融发展在资本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两者也是相互促进、相互联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作用机理如下：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金融的基本功能、金融机构的经营运作来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影响居民储蓄率，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第一，金融的基本功能就是为经济增长提供最重要的资金支持，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提供各种便利条件。第二，金融机构的经营运作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三，金融行业自身的发展，使金融行业的产值增加，直接为经济做出了贡献。

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金融本身伴随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也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发展的。经济增长带来收入的增加，收入增加导致居民的储蓄增多，从而导致金融机构的金融规模的增大，所以经济的增长也必然会带来金融的发展。第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金融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因此决定了金融发展的规模、结构和效率。

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理论模型的设定

在众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模型中，King和Levine（1993）所提出的模型应用最为广泛。模型以金融相关比率（FR）、金融中介效率（FE）、金融储蓄结构（FS）三个指标来研究金融发展各指标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Yit=Cit+β1FRit+β2FEit+β3FSit+β4Xit+μit （1）

（i=1，2…，N；t=1，2，…，T）

其中，Yit为GDP增长率，FRit为金融相关比率，FEit为金融中介效率，FSit为金融储蓄结构，Xit为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并将其看作是常量。β1、β2、β3、β4分别表示相关解释变量的参数，从金融行业规模、金融中介效率、金融储蓄结构三个方面来表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二）数据来源和指标说明

本文选取GDP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金融相关比率、金融中介效率、金融储蓄结构三个变量为解释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观测性，本文选取了1995～2015京津冀各地区的GDP、金融机构存款和贷款、居民储蓄等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中国各省市金融运行分析报告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指标具体说明如下：

1.GDP实际增长率。根据名义GDP、GDP指数计算各地区实际GDP增长率。

2.金融相关比率。金融相关比率是衡量一个地区金融行业规模的重要指标。根据Goldsmith的定义，金融相关比率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实际应用时鉴于数据的可观测性，金融相关比率等于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总额与GDP之比。

3.金融中介效率。本文采用大多数研究中方法，金融中介效率用存贷比来表示，它可以衡量金融中介机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

4.金融储蓄结构。金融储蓄结构可以用居民储蓄存款与居民全部存款之比来表示，金融储蓄结构可以用来代表各地区金融机构吸收储蓄的能力。

（三）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

1.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为保证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避免出现伪回归，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对选取1995～2015年的京津冀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采用五种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其中各地区实际生产总值增长率、金融中介效率以及金融储蓄结构一阶差分后的序列都是平稳序列，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金融相关比率一阶差分后的序列也是平稳序列。即各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2.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协整检验就是检验回归方程所描述的因果关系是否是伪回归，即检验经济变量在同阶平稳的条件下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Johansen面板协整检验是可用于面板数据协整检验的常用方法。检验结果如下表1所示：

根据表1协整检验结果可知：被解释变量实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三个解释变量金融储蓄结构、金融中介效率以及金融相关比率都是一阶单整序列的基础下，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3.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估计及分析。由于选取1995～2015年的京津冀地区的面板数据具有截面少，时间长的特点，因此进行面板数据回归时采用固定效应的变系数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表2所示：

根据表2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整个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对于金融相关比率的系数来说：北京地区金融业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影响；天津地区金融业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有正影响不明显；河北地区金融行业发展水平较低，不但没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阻碍了经济增长。对于金融中介效率的系数来说：北京地区金融中介效率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负影响；天津地区金融中介效率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影响；河北地区金融中介效率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影响。对于金融储蓄结构的系数来说：北京地区金融储蓄结构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影响；河北金融储蓄结构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影响；天津地区金融储蓄结构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负影响。

总的来说，对于北京地区来说，金融机构吸收居民储蓄能力较强，金融业发展水平较高，促进经济增长，但金融中介效率有待提升，阻碍经济增长；对于天津地区来说，金融业中介效率较高，促进经济发展，金融业发展水平有待提升，对经济发展影响不大，金融机构吸收居民储蓄能力有待提高，阻碍经济增长；对于河北地区来说，金融业中介效率较高，金融机构吸收居民储蓄能力较强，促进经济增长，但金融业发展水平有待提升，阻碍经济发展。

五、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实证研究结果可知：从整体上来看，京津冀地区金融发展确实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规模相比，金融中介效率和金融储蓄结构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加强。北京和河北的金融机构储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而天津和河北金融机构中介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大，北京和天津的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次之。总的来说，在京津冀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显著性的差异。在京津冀地区各省市比较分析中，河北金融业发展水平低、北京地区金融业的中介效率不高、天津地区的金融机构储蓄结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阻碍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根据本文研究结果为京津冀地区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首先，提高河北省金融行业的发展规模，加强京津冀区域金融协调与合作同时整合地方金融资源，培育总部金融，积极吸引外部金融机构入驻，发展和壮大金融市场主体；其次，提高北京地区金融业的中介效率，北京作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也是我国金融机构的汇集地，鼓励各金融机构创新，提高金融中介效率；最后，提高天津地^金融机构的储蓄结构，通过提高储蓄率来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从而更大程度地促进经济的增长。总的来说，促进京津冀地区金融协同发展，从而为推动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

参考文献

[1]Schumpeter J.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1.

[2]Goldsmith R W.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 ment[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3]McKinnon R.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73.

[4]Shaw E.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5]King R，Levine R.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108（3）：717-737.

[6]周立，胡鞍钢.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状况分析（1978～1999）[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60-74.

[7]闫屹，蔡鑫，王文兵.环渤海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华北金融，2009，（6）：59-61.

[8]邵明波.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以环渤海区域为例[J].世界经济情况，2009，（7）：56-59.

[9]王重润，崔寅生.环渤海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面板数据分析――基于河北视角[J].区域金融研究，2010，（11）：4-10.

[10]阚景阳，祁文辉.1984～2012年河北省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J].天津经济，2015，（3）：27-31.

第7篇：金融与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金融结构;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064-02

自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的著作《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问世以来,金融结构理论业已成为现代金融领域的前沿问题,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一、金融结构的理论溯源

1580年威尼斯银行的产生,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金融业的产生。早期的关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是伴随着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的发展而发展的。从历史上看,人们对货币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六七世纪欧洲“价格革命”时期的货币数量论,之后以著名的费雪方程为代表。欧文・费雪在其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交易方程MV=PT,认为在货币的流通速度与商品交易量不变的条件下,物价水平是随流通货币数量的变动而正比例变动的。

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将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货币的中性与非中性的问题上,中性论者认为货币不过是便利交易的工具,非中性论者则强调货币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非中性论者代表之一凯恩斯,其《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著作把金融结构寓于金融业整体中进行研究的方法是与当时金融业的发展相适应的。

二、西方传统的金融结构观:两个基本角度

金融体系的根本目的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之间进行资金融通。这种融资主要有两个途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因此,传统理论对金融体系的研究也就相应地分为两个基本的角度:一是分析金融市场上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分析金融中介(银行、保险公司等)活动。

格利与肖的金融结构观。国外经济学家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主张强迫储蓄和国家干预的凯恩斯学派影响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都实行了低名义利率政策,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金融抑制,降低了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导致了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病态和金融体系的不健全,从而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并真正关注金融在经济中应扮演的角色。1955年和1956年,格利和肖合作分别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两篇文章,阐述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各种金融中介结构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在1960年出版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把整个经济划分为盈余部门、平衡部门和赤字部门,指出只要经济部门之间存在赤字和盈余,投融资行为便不可避免,而投融资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提出以多种金融资产、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完整的金融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广义货币金融理论,强调经济单位之间的储蓄一投资差异是金融制度存在的前提。虽然格利和肖没有明确提出金融结构概念,但在他们的货币金融理论中,已包含了金融工具、金融机构、融资方式和金融政策等金融结构问题。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观。研究金融结构问题的鼻祖是戈德史密斯,其在经典著作《金融结构与发展》中,通过对近百年的金融发展史及35个国家的金融结构现状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和统计验证,戈德史密斯指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一般都伴随着金融发展的超常水平。此书还明确提出了金融结构的概念,即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

麦金农一肖的金融结构观。肖在其《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中完全放弃了新古典理论,认为传统货币理论将货币视为财富的观点不符合落后经济,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并未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资本市场被严重分割,且受到普遍的歧视和干预,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认为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压制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制度上的缺陷和当局政策上的错误,特别是政府对利率水平的管制。因此应该放弃金融抑制而实行金融深化。

三、西方近现代金融结构研究: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经济学家如莱文(Levine)、金(King)、德米尔居斯・孔特(Demirgue-Kunt)、马克西莫维奇(Maksimovic)、泽尔沃斯(Zervos)等又从不同方面研究了金融结构问题,其中大部分的研究集中于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

迈耶(Mayer,1988,1990)说明了不同国家的企业如何获得资金。他发现,主要发达国家(除日本外)的企业资金来源结构中,企业利润留存是最重要的融资来源;在外部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是最重要的,而股权融资的比重较小。

克伯特和詹金森(Corbett and Jenkinson,1996,1997)提供了英国、美国、日本和德国近年来的数据,表明企业融资主要依靠内部积累,市场的作用很小。这意味着,从企业融资角度看,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结构差别并不大,这一研究直接动摇了人们对金融体系进行金融中介主导型和金融市场主导型分类的基础。

莱文和泽尔沃斯(1998)的研究表明,银行发展和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不仅都和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和生产增长率有着很强的相关关系,而且还是三者很好的预测指标。

德米尔居斯・孔特和莱文(1999)利用155个国家的相关资料来验证戈德史密斯所论述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随着财富的增加,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金融作用越强,效率越高。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金融结构的规模与收入增加没有呈现出明确的变化规律,但是高收入国家的股票市场作用更强。

艾伦和盖尔(Allen and Gale,2000)以传统金融体系分类为前提,对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和英国的金融体系主要功能的发挥进行比较研究。他们认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分类方法是有用的,但是不同国家金融系统功能的发挥差异很大。他们也看到近年来欧洲和日本掀起了用金融市场来补充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的广泛运动,但也没有证明这是否代表金融体系发展的规律,是否意味着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优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四、国内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

随着西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的逐渐引入和传播,以及中国货币化和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发展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基本上停留于宏观层面的分析,从其研究体系和内容方面看,基本上还没有完全摆脱

货币银行学的理论范式。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江其务(1990)、周晓寒(i988)、贝多广(1989)、李弘(1988)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对于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中国经济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内金融、经济关系进行实证性检验,并有学者专门研究和探索金融结构问题。

李茂生(1987)、王兆星(1991)以中国金融结构论为题,分析了金融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作用,提出了中国金融结构的优化原则和目标模式。王兆星论证了金融结构模式应该是:多元性与约束性结合的组织结构,多样性与流动性结合的资产负债结构,政策性与灵敏性结合的利率结构,开放性与高效率结合的市场结构,以及完善的制度结构和健全的管理结构,并有机统一的结构体系。

在金融结构的实证领域,谢平(1992)较早地对1978-1991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由此说明中国的金融深化进程和金融改革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刻影响。张军洲(1995)以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为题探讨了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周立(2000)研究了中国各地区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情况。

李量(2000)则把“反映一定时期各种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形式、内容、相对规模和比例理解为一国的金融结构。一定的金融结构反映一定的金融功能及效率,也反映了一个经济的金融体系的特征。”他的《现代金融结构导论》在世界经济理论前沿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基础上,从论述资本积累、金融系统与现代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人手,对金融结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剖析;然后分析了金融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和战略模型,剖析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结构,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发展模型;最后分析了作为国内增长重要资源的境外资本,提出了利用外国资本的基本方略和开放经济下的金融战略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危机管理模型。

赵志君(2000)从流动性出发,将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分析了这三类金融资产的内部结构、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关系的外部结构以及金融资产总量、结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杨林、李建伟(2002)对中国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的关联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邓智毅(2003)从制度及效率方面分析了金融结构;季冬生(2004)从信息角度研究了金融发展问题。

郑长德(2006)在《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中利用四川省金融发展数据。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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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依凭.中国金融结构调整的难点和对策[J].上海金融,2000,(6).

第8篇：金融与经济学范文

福利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最早要追溯到19世纪维尔弗雷德?帕累托（Vilfredo？Pareto）的帕累托最优理论，他将帕累托最优状态定义为：除了某些人的效用不变外，我们做出任何微小的变动不可能使所有人效用全都增加或全都减少的状态。随后，在20世纪初卡尔多和希克斯（Kaldor，Hicks）在帕累托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帕累托改进理论，认为任何福利政策不可能对每个人都是有利而无害，但如果这种福利政策对某些人有利的福利水平足以补偿对另外一些人不利的情况，这种配置则就是有效率的。科普曼（KooPmans，1957）在其《论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专著中，对资源配置理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认为资源配置方式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某个微观经济单元的资源配置方式，第二层是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法瑞尔（Farrell，1957）在科普曼研究基础上又进一步将企业生产效率分为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罗宾逊，怀特曼（Robinson，Wightmans，1974）将市场效率分为配置效率和操作效率；贝恩（Bain，1981）创造性的提出了金融配置效率主要包括宏观经济效率和微观经济效率；沃格拉（Wurgler，2000）认为，资本配置效率指标是金融发展的程度及其作用水平主要衡量标准，这里的资本配置效率是用资本对于GDP变化的弹性来表示。沃格拉从产业视角出发对65个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发达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配置效率的结论。

二、关于金融理论中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综述

综述金融理论对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上，即主要从金融系统与经济发展关系上着手的。早期，沃特.巴杰特（Walter Baghot，1873）研究发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大型工业项目通过向金融系统融通资本，获得快速发展，认为金融系统是促进工业革命发展的关键，他指出了“良好的金融系统能够把资金从低效率的投资转向高效率的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912）认为银行系统功能良好，就可以有效识别较好的投资项目，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为创新产品和创新生产成功的企业家提供所需资金，从而推动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能进一步推动生产的进步，最终会实现未来宏观经济的发展。巴杰特和熊彼特的研究已经向我们展示金融系统具有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能将资金有效地转化为资本，进而作用于实体经济。随后格林和肖（J.Gurely&E.Shaw，1960）通过构建一个广义货币理论模型，试图发展了货币理论和金融结构理论，并认为金融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格林和肖把金融结构称之为金融资源，忽视金融政策、货币资本的资源属性，总体上，格林和肖研究促进了金融资源理论的的萌芽。金融资源理论初步发展，并引起主流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德斯密斯（GoldSmith，1969）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认为金融资源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运行规律和制度。他通过35个国家百余年的经济数据和金融数据比较分析，得出结论：金融结构的变化就是金融发展，金融上层结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改善金融运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金融发展水平也较高，二者存在大致平行的关系。戈德斯密斯重点强调金融相关比例（FIR）是金融发展的重要指标，主张金融发展需要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震荡。这正是保护金融资源的重要措施，目前在国际上已经达成共识。遗憾的是他只做“量”的比较，而忽视了金融发展“质”的方面，即缺乏对金融资源效率方面的比较分析。麦金农和肖（Mackinnon&Shaw，1973）对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最终形成了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为管制利率使得利率低效率，将会抑制储蓄额的增长并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利率的监管，应根据市场规律，提高投资水平。同时他们还主张应减少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具体措施是取消对外汇和外贸的管制，这样不仅能纠正因严格管制而导致的价格扭曲，而且能弥补国内资金的短缺。继金融深化理论之后的金融资源理论主要贡献是对金融的本质认识的突破，放松金融深化理论的假设前提，采用先进的实证方法检验。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以莫顿（Merton）和Allen为代表的学者则强调金融功能观，认为金融机构观着重于对金融机构进行研究，而功能观着重于对金融机构运作的经济功能的把握，在功能的指导下探寻运作这些功能的最佳机构结合，它是基于为金融体系提供的服务的基础之上的。此时，金融资源理论发展已经涉及到金融资源本质，金融脆弱性、金融资源的配置和金融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内容。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学者们纷纷将目光集中在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上。主要代表人物有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齐（Greenwood&Jovnaovie，1990）、莱文（Levine，1993）、德米雷德斯和阿雷斯特（Demtriadesd&Arestis，1999）等人，他们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金融系统5种不同的功能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三、国内学者对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综述

第9篇：金融与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综述

2007年美国次级债引起的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肆虐，全球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利?怎样建立一个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有利的金融体系?本文将对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程和现状作一系统介绍和比较。

一、金融发展的内涵

格利和肖(Gurley and Shaw)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明确表达了金融发展的概念，认为金融发展主要指各类金融资产和各种金融机构的增多。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金融结构论把金融发展视为金融结构的变化。麦金农和肖(Mckinnon and Shaw)的金融深化论将金融发展看作是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完善过程。金融结构的优化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金融工具种类与规模的扩张。金融工具即金融商品的种类与规模的扩张反映了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以及金融对社会经济的更深层次的参与和影响。二是金融机构类别与构成的优化。金融机构类别的扩展与构成上的此消彼长，反映了金融领域影响社会经济的力量生长和金融服务日趋完善的程度。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二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两种效率的提高又依赖于金融市场制度的变革和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在实际金融发展过程中是相互渗透的，金融结构的优化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健全，金融结构的扭曲总是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完善。

二、国外研究历程

(一)货币经济发展理论

有关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可追溯到英国重商学派理论。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就是财富，因而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在重商主义解体时期，苏格兰经济学者约翰・罗(John Law)系统地论述了货币金融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约翰・罗认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又有赖于货币放人增加，金属货币的增加将受到金属供应量的束缚，无法适应贸易扩大的需要。因此，罗主张由国家创办银行，发行纸币，以推进生产贸易的发展。

重商学派之后，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本身对经济发展没有实质性影响，但与货币联系的各种信用活动，特别是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充分肯定了银行券与信用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以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加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完全继承了斯密的信用媒介论，认为信用没有创造资本，但促进资本流转到更能在生产上有效利用资本的人手中。因此，虽然现有资本数量实际上没有增加，但使用的资本数量却由此增加，从而使社会总产量相应地增加。

(二)传统金融发展理论

1969年，雷蒙德・戈德史密斯(Coldsmith)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综合全面地提出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他认为，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通过对近百年金融发展和当代35个国家货币制度状况的比较研究，得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这一结论。戈德史密斯指出，金融机构诱发增长的作用只能产生于储蓄和投资总量的增长或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的增长中的一个，它通过把储蓄更有效地分配在潜在的投资项目上而取得。戈德史密斯提出了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首次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系统阐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Shaw)和罗纳德・麦金农(Mckinnon)分别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进一步发展了金融发展理论。爱德华，肖(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分析了金融深化的特征，认为推行金融深化战略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来自于金融深化的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作为金融深化的反面，他分析了“金融抑制”的特征及成因，指出金融抑制不利于经济增长。麦金农(Mckinnon)着重讨论了“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过分长期依赖外国资本，必须而且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求得资金上的自给，而金融自由化必须与外贸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同步。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论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弥补了一般货币理论研究过程中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新金融发展理论

以麦金农－肖(Mckimon and Shaw)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政策阻碍了储蓄动员和经济增长，因而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他们的理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但结果并不如人意；很多国家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爆发了金融危机。严峻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以金(Kjng)和莱文(R.Levme)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摒弃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框架，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最优化方法来重新分析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也称为新金融发展理论)。他们在汲取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并突破了麦金农－肖框架，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并入金融发展模型中。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体系形成和发展。

金(K1ng)和莱文(Levine)在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King和Levine从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研究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研究在金融功能的计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King和Levine设计了4个金融中介的指标。来反映金融中介所提供的服务：一是Depth出指标，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规模；二是Bmk指标用于衡量一国商业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规模，等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中央银行国内资产)；三是Pfivate指标，用于衡量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国

内信贷总量一银行间贷款)；四是Pfq指标，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GDP。另外，金和莱文提出了四个“经济增长”指标：①GYP－人均实际GDP增长率；②GK－物质资本积累率；③INV－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④EFF－经济效率增进，即物质资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

三、国内研究现状

(一)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在国内，关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实证层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谈儒勇(1999)，采用1993～1998年有关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季度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线形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证明，结果表明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韩廷春(2001)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金融深化理论与利率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不能单纯追求金融发展与资本市场的数量扩张，应更加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谭艳芝、彭文平(2003)将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量(储蓄、投资、资本积累)和质(投资效率、TVP)两类，采用1978-2001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经济增长的质的因素影响显著为负或不显著，因而综合起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

(二)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

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大都在国家宏观层次上，单独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不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董晓林和王娟(2004)建立了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运用相关数据分析衡量了我国农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程度。她们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姚耀军(2004)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中国农村1978～2002年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他的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经济增长并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

(三)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越来越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具体到地区层面，按区域进行的实证研究从而更具有针对性。周立、王子明(2002)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省区层面上，通过对中国各地区1978～2002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刘仁武(2002)研究了海南金融发展状况，按照戈德史密斯(1969)的思路，构建了描述地区金融发展的指标和理论体系，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搭配问题。王景武(2005)的研究发现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东部存在正向因果关系，而西部则相互抑制。张海波、吴陶(2005)在《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分析》一文中对我国31个省、直辖市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各地区应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陈福中和吴秋口(2008)以长三角为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金融相关率、证券及保险市场发展程度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金融效率化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