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故事精选(九篇)

第1篇：钱学森的故事范文

钱学森，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他是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便希望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此时的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对共产党人实行全面追查，并在全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狂热。钱学森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移民局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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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钱学森的故事范文

当我读完《知荣辱，树新风》里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我的心中不由自主地升腾起一种无限的感动。

在书中，我认识了许多伟大的人物，有钱学森、张思德、丛飞、孔子┉┉

其中钱学森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钱学森1911年出生在上海。学生时代，他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决心要发愤学习，将来为祖国的富强做一番事。终于，他以优异的成绩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了。他满以为可以为祖国效力了，没想到当时的动荡社会根本没有他施展才华的机会。一腔爱国热情被浇灭了，他只好挥泪告别祖国，远走美国深造。

钱学森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在美国，他帮助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美国军方兴高采烈，称赞钱学森为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做出了“巨大的无法估价的贡献”，评价他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然而，这一切并不是钱学森真正追求的目标。一颗爱国之心始终在他的胸膛里跳动，一腔报效祖国的热情依然在他的心中燃烧——他时时等待着回国实现梦想的机会。

1955年10月8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钱学森终于远涉重洋，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他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空技术和系统理论工程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3篇：钱学森的故事范文

钱学森是一个谦逊的人，他从未称自己是“大科学家”。然而，在他的晚年，却有一次例外，他竟然大声疾呼自称：“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讲述这一有趣故事的，是钱学森的保健医生赵聚春。

那是在钱学森晚年，久卧病榻，语言不多。有人怀疑钱学森是否患了老年痴呆症。

老年痴呆症又称“阿兹海默氏症”。据不完全统计，在61岁至64岁的老年人中，患老年痴呆的比率为1%；在65岁至80岁的老年人中，达5%，而在8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高达15%至20%。当时，钱学森年已九旬。

于是，趁钱学森住院时，大夫就对他进行老年痴呆症测试。

老年痴呆症的表现之一，就是计算数字产生障碍。大夫按照老年痴呆症的测试“规矩”，问钱学森：“100减7是多少？”

钱学森不假思索回答说： “93。”

大夫继续问：“93减7是多少？”

钱学森迟疑了一下，答道：“86。”

大夫再问：“86再减7呢？”

这时，钱学森发觉大夫似乎怀疑他的思维能力，拿这种测试小学生数学水平的题目对他进行测试，顿时脸露愠色，大声呵斥道：“你知道你问的是准？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负责测试的大夫先是一怔，然后忍俊不禁。因为这清楚表明，钱学森没有老年痴呆症。

听了赵聚春医生转述的这一趣事，笔者特地查阅了老年痴呆症测试问卷，其中果然有一道测试题：“请受试者计算：100减7是多少？再减7是多少？再减7是多少？依此类推，计减5次为止，每答对1次得1分。”

从2002年起，赵聚春医生接替周顺祥医生担任钱学森的保健医生，直至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病逝。在2002年之前，周顺祥休假时，就由赵聚春代替，所以赵聚春在钱学森身边工作了多年，赵聚春总是称钱学森为“首长”。

给赵聚春医生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钱学森的时间观念特别强，非常守时。记得有一段时间钱学森患牙病，需要到301医院补牙。

赵聚春医生事先为钱学森约好诊治时间，每一次都在上午8时。赵聚春总是在7∶30去301医院南楼取出钱学森病历，做好准备工作。将近8时，他到楼下等候。这时，钱学森的黑色轿车会准时到达。一身军装的钱学森下车之后，赵聚春陪他乘电梯上楼，来到牙科诊室，不早不晚，8时整！

一连看了五次牙病，钱学森都是如此分秒不差。

同样，医生到他家给他打针，约好8∶30，他就坐等，但是过时不候。

钱学森的健康亮起红灯，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体检时，工作非常仔细的301医院化验员从钱学森尿液沉渣中发现了肿瘤细胞。于是，对钱学森进行严格的身体检查，查出尿液沉渣中的肿瘤细胞来自膀胱。这表明，钱学森可能得了膀胱癌。钱学森不得不住院检查。

幸亏发现得早，钱学森经过外科手术切除恶性肿瘤之后，直至他98岁病逝，都没有发现癌症转移。

1991年10月16日，80岁的钱学森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在授奖大会上，钱学森站起来讲话。当时在场的赵聚春医生说，钱学森穿一身中山装，站得笔挺，声音洪亮。赵聚春特别注意到，钱学森的声音带有金属之声，非常好听。

毕竟年事已高，钱学森住院的日子也渐渐多起来。钱学森每一次住院，夫人蒋英必定亲自送他下楼，在家门口注视着他被抬上救护车。然后，蒋英到301医院的病房探视钱学森。

赵聚春医生讲述了难忘的一幕：在301医院的病房里，钱学森跟蒋英在那里聊天。晚年的钱学森和蒋英的听力都差，他们似乎都听不清对方的话，聊天时“各说各话”，然而却聊得那样津津有味！

蒋英晚年也多病。有时钱学森与蒋英同时患病，钱学森住在301医院，蒋英住在306医院。赵聚春医生发现，他在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第一句话就是问蒋英怎么样；而他在看望蒋英时，蒋英第一句话就是问钱学森怎么样。为此，赵聚春在看望钱学森之前，先要弄清楚蒋英的病情；而在看望蒋英之前，先要弄清楚钱学森的病情。

不过，钱学森很不喜欢住院。住院之后，他老是赵聚春医生：“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由于久卧病榻，钱学森肌肉萎缩，原本体形壮硕的他不断瘦削，体重减轻。公务员轻轻一抱，就把他从床上抱起。

最后的岁月

赵聚春医生说，那时候如无特殊情况，他总是在星期三下午3时前往钱学森家中探望。他一走进钱学森卧室，钱学森会在床上举起手来，伸出三个手指头，表明今天是星期三。如果他有事，提早到星期二来钱学森家，钱学森会说：“今天怎么早来了？”倘若他在星期四前去探望，钱学森会说：“怎么今天才来？”

赵聚春医生说，钱学森是与众不同的病人，钱学森是“大科学家”，对自己要服什么药，清清楚楚。每个月钱学森都要请医院给他补充一次药品。每一回，钱学森总是亲笔写一纸条：“司药同志，请给我发下列药品……”接着，他一一开列药品的名称，然后签上名字，交给赵聚春。最为特殊的是，钱学森甚至还附上药品的外包装。赵聚春接触那么多病人，钱学森是唯一如此细致对待药品的人。

钱学森另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大剂量服用维生素。大剂量服用维生素能够有益于健康，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化学家鲍林的创意。钱学森与鲍林有着多年的友情，尽管鲍林的这一创意在美国有着激烈的争议，但是钱学森对此深信不疑。301医院大夫对此持慎重态度，不主张钱学森大剂量服用维生素。钱学森不向301医院领维生素，而是托人自购维生素C、维生素B、维生素E，大剂量服用。钱学森自称，他的心血管功能不错，是由于大剂量服用维生素的效果。

万众送别科学巨星

2009年8月6日，总理来到钱学森家，第四次看望钱学森。当时，98岁高龄的钱学森的精神还可以。总理说，看到您精神这么好，我很高兴，您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的国防和科技事业，祖国和人民永远都会记住您的贡献。

钱学森回答说，按照、的教导，我做了一些事情。现在老了，不能做更多的事情了。中国要大发展，就是要培养杰出人才。

没想到，钱学森的这番话，成为他最后的谈话。

2009年10月31日上午8时，钱学森走完他漫长的98年的人生道路，离开了人世。

赵聚春医生回忆说，钱学森故后，301医院有人提议对遗体进行解剖，以查明死因。

中国人民总装备部领导得知，说道：“饶了我们的大科学家吧！”因为在总装备部领导看来，钱学森死于年老体衰，瓜熟蒂落，死因是明摆着的，不必再查了。

钱学森是坚强的人。在晚年，钱学森被“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锁在轮椅上，被“腰椎楔形骨折”锁在病床上，即便如此，他仍不停思索，以顽强的意志力，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关注着时代的步伐。正因为这样，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向总理发出了震撼教育界的“钱学森之问”。

第4篇：钱学森的故事范文

民国初年，有个小伙子来到北京城找亲戚，可一下子迷了路，碰到一个老人，他上前大声问：“喂，离京城还有多远？”老人看了他一眼，笑着说：“还有500拐杖。”小伙子听了老人的话，糊涂起来，对老人说：“距离应该论里呀，怎么论拐杖呢？”老人答：“论理？论理的话，你得叫我大爷！”小伙子这才明白刚才自己的失礼。

看得出，老人对小伙子的不礼貌语言很不高兴，但是他没有直说，而是利用小伙子的问话，故意把“多少里”说成“多少拐杖”，明显的说错话，设置一个陷阱，小伙子当然听得出来，顺理成章地钻进老人设置的陷阱，待小伙子批评指正时，再“借题发挥”，给予回击，让小伙子意识到自己的不礼貌。

一个老师给学生讲“灾梨祸枣”一词，却一直讲不清楚。于是，他首先用望文生义的方法曲解示错：“看来梨枣都有毒，吃了会生灾招祸。”稍有生活常识的学生都会感到此话不合情理，但一时也说不清确切含义。到了学生急欲求知的时刻，老师再揭开谜底：“这个成语说的是滥刻无用之书，使用来做雕版的梨树枣树都跟着遭殃。”如此一来，学生豁然开朗。

这里，老师首先向学生解释“灾梨祸枣”时，用了望文生义的曲解方法，也就是故意说错其本意，诱导学生产生疑惑――梨枣都有毒，不可能的事。于是，学生好奇，向老师求得答案，这样老师可以顺势把这个成语的真实含义讲出来，学生便能更清楚地懂得这个成语的含义，并且记忆深刻，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有一次，钱学森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议。钱学森作为知名专家，参会人员对他敬畏三分，他的课专心听，他提出的问题，谁也不敢发言，主要是怕说错了被钱学森笑话，课堂气氛一点也不活跃。钱学森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在讲课过程中，有意把简单的常识性问题说错。这时，会上胆大的学者便站起来说：“您讲错了吧？”这时，钱学森笑着说：“看来，我也不是什么都是对的嘛。好，现在总算有人发言了！”会议气氛很快活跃了起来。

钱学森故意把简单的问题说错，目的是引起参会人员注意，彰显了钱学森随机应变的智慧。参会人员对他敬畏，对他说的都认为是对的，不敢发言，但他把简单的问题说错后，引起一个人的反应，于是，钱学森顺水推舟，采取抛砖引玉的方法，表明自己的态度――自己也有局限性，并不是什么都是对的。从而，把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

第5篇：钱学森的故事范文

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热爱祖国，献身科学》。

在中国那麽多爱国名人中，有一位名人为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奠定的基础，写下了璀璨、崭新的篇章，他就是号称“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学森。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他在火箭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当他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便立即决定回国工作。1950年9月，当钱学森要登上飞机时，他被迫退掉飞机票，移民局说钱学森是间谍，几天后，钱学森突然被捕，关在一个海岛上，受到无休止的折磨。这样，他坚持战斗了5年。终于在1995年的一天，钱学森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中国还有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

第6篇：钱学森的故事范文

一是不搞“走后门”的事。社会上到处存在“走后门”现象，一些事情往往要走后门才能办成。钱学森自然不会去“走后门”，同时他也不许别人在他这里“走后门”。他对许多事情，定下一个原则，然后就坚持这个原则，对谁也不开先例。

多年来，一些人为违背钱老定下的原则的一些事找到秘书，秘书只能按照钱老定下的原则，婉言拒绝。在秘书这里走不通，有些人又想方设法找到钱老的夫人或子女，想走他们的“后门”，但这个“后门”更走不通，钱老的夫人蒋英又将来信或来函转交给秘书，还是由秘书答复他们。蒋英说：“他曾给我交代，工作上的事，不许我掺和，说夫人干政，群众十分反感。”

二是坚持不吃请，不搞公费旅游。现代社会请人吃饭简直就是最普通的交往方式，更别说请领导喝个酒吃个饭。但钱学森凡是在北京开会，从来都是回家吃饭。他过去在一线工作，需要到外地出差，如去试验基地主持试验，或到外地开现场协调会等。自从他退出一线领导职务后，再也不去外地开会或作学术报告，谁请也不去，决不搞公费旅游。

钱学森这一生，只在1988年夏天，带领中国科协的几位副主席到黑龙江的镜泊湖去休过一次假。那也是在当时几位副主席的要求下同意的。在黑龙江省，他参观了一些工业项目，也作过几次学术报告。在这种情况下，人家请顿饭吃是免不了的，他也不得不应酬，但他对于这些应酬活动是很反感的。所以他回京后就对涂元季说：“我对付这种不正之风的办法，就是今后再也不出北京了，谁请也不去。”

一些人正面请不动，就想出一个“激将法”，通过一位与钱老很熟悉的老朋友对他说：“钱老，你知不知道，别人对你有反映。”钱老问：“什么反映？”“说你架子大，请不动。”钱老说：“你别激我，激也没用。他们说我架子大，我就架子大。”

钱学森的“三不”是不出国。钱学森回国后，只出过三次国，前两次是20世纪50年代访问苏联，第三次是80年代率中国科协代表团出访英国、德国，这都是工作访问，是推不掉的。除此之外，他再没出过国，特别是再没去过美国。

说到钱老回国后再没去过美国，要在此加以说明。改革开放后，中美之间的交流增多了，钱学森这么著名的科学家，邀请他出国访问的单位和个人都不少，其中美国方面的邀请最多，但都被他拒绝了。

美国人给钱学森再高的荣誉，他也不稀罕。

钱学森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四不”是钱学森坚持不上任何“名人录”、“名人大典”等等之类的书。

现在搞的一些“名人录”之类的大典，名堂很多，一般人想上“名人录”，出点钱就行。钱学森若想上什么名人录，人家是不会找他要钱的，但他知道这里面的名堂，所以给秘书们交代一条原则：绝不上任何名人录。他说：“我抵制这股不正之风的办法就是我不上，不要钱也不上。”

20世纪90年代初，科学出版社要出《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一书，他们通过钱老的前任秘书王寿云联系。王寿云去向钱老汇报此事，刚说了几句，钱老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板着脸瞪了他一眼，说：“你想干什么？”王寿云话都没说完就不敢再往下说了。

第7篇：钱学森的故事范文

顺昌实小五年（3）班　施?熙

暑假里，我迷上了电视连续剧《恰同学少年》。这是一部红色校园青春励志剧，重点描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优秀共产党员蔡和森、杨开慧、向警予、萧子升等中国革命早期领导人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的学习生活。主题反映的“学生应该怎样学习”，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剧中毛泽东和蔡和森战胜困难、求学求知的精神。

先说说毛泽东吧。毛泽东的家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村。有次毛泽东从学校放假回来，他的父亲要他回家帮助家里干活、赚钱养家，拒绝让他再上学，他硬是说服父亲，家里没钱可带，也毅然回校，自食其力参加学校学习；在学校，他总穿补了又补的长衫，省吃俭用，鞋子穿透了，恩师拿出一块银圆让他去买双鞋，可他却忘了，把恩师给的钱用来买书；还有一次，毛泽东和萧子升徒步走湖南去搞农村调查。他们两人没有一分钱。没钱乘船，就用撑船卖力气顶船钱过江，没钱吃饭，就以写对联、卖对联换取盘缠。毛泽东总是这样，不怕穷、不怕苦，不讲吃、不讲穿，一门心思扑在学业上。

再来说说蔡和森。蔡和森是个学习成绩十分优异青年，而且还是个孝顺、懂事的孩子。他的母亲靠帮人洗衣服维持生计。为了减轻母亲肩上的担子，他边读书边擦皮鞋，从不以在路边干活为耻。他为了妹妹能填饱肚子，把自己的饭让给妹妹，偷偷地去捡其他同学吃剩的窝窝头。他和毛泽东经常两人晚上共用一盏油灯，在学校的亭子里读书。生活的艰辛，遭到别的同学的羞辱，都没有让他屈服。

第8篇：钱学森的故事范文

“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钱学森，浙江杭州人，1911年12月出生。1934年暑假，他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公费留学生。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留学。黄浦江浪涛滚滚，望着渐渐远去的祖国，他在心中暗暗发誓：“亲爱的祖国，今天我去美国学习。他日归来后我要为您的复兴而效劳。”

钱学森到达美国后，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勤奋好学、天资聪颖的他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因为当时美国的航空工厂歧视前来实习的中国留学生，所以一年后即1936年10月，钱学森转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继续学习。并决定追随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

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即1937年秋，钱学森就和其他同学组成了研究火箭的技术小组，他担当起了理论设计师的角色。而火箭在当时还属于幻想中的东西，大家把这个小组称为自杀俱乐部，因为火箭和火箭燃料的研究，实在充满了危险性和不确定性。然而，正是由钱学森完成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

1945年，钱学森已经成为当时一位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居住了20年。这期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工作上拥有便利的条件。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而此时，扶蒋政策遭到失败的美国政府又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1950年，正准备启程回国的钱学森在旧金山遭到阻拦，他所有的行李都被美国海关扣押。

一天下午，两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走进了钱学森的住所，向他宣读了逮捕令……钱学森被关进了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他在那里被关了整整15天。

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无理拘禁的消息一经传出，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纷纷向钱学森发出了声援的呐喊。中国政府也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的这一错误做法。

1954年4月，美国国务院公告，宣布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可钱学森夫妇的行动仍然受到盯梢。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突然有一天，蒋英想出了一条妙计――

那是1955年6月的一天，蒋英带着两个孩子，伴着钱学森佯装上街闲逛。他们巧妙地避开了特务的盯梢，溜进了一家咖啡馆。蒋英一边喝咖啡，一边逗着孩子玩耍，钱学森则以香烟盒代替纸，用中文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阻碍归国的禁令已于4月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戚戚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还乡”。

这封信是寄往比利时蒋英妹妹家的，请她迅速转交给父亲的世交陈叔通先生。

钱学森的这封短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陈叔通老人的手中。

陈叔通，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在读完了钱学森的这封写在香烟包装纸上的求援信后，迅速将它转呈给了总理。

看了这封信后，激动地用手拍着桌案说：“好，有了这封信，我们就可以向他们要人了。”

当即把将要赴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召来，将钱学森的信递给他看过后，严肃地说：“炳南同志，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它说明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旅美华人和留学生回国。你要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争取使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能早日回国。”

1955年8月1日下午4时，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再次复会。王炳南大使将钱学森的这封写在香烟包装纸上的信及翻译件摆到了谈判桌上。美方代表顿时哑口无言。最后，美国方面只得同意允许钱学森回国。

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他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待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用。而我却一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祖国。

“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了一起。”

到达北京后不久，钱学森就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仰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无比激动。

回国后不久，组织上便安排他去东北参观。一路上，他参观了新建的工厂、水电站、大学、研究所。从新中国成立六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钱学森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立志报国的信念。

参观期间，钱学森访问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赓大将特意从北京赶来接待他。陈赓热情地对钱学森说：“哈军工打开大门欢迎钱学森先生。”在参观到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时，陈赓问他：“我们能不能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中国人同样能造!”

陈赓听后哈哈大笑，激动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事后，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防部部长的指示，专程就此事来请教他的。

回到北京后，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组建力学研究所的建议。一个月后，力学研究所即宣告成立，钱学森任所长。在总理的鼓励下，他起草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建立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中国航空工业委员会。同时授命钱学森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时，国防部五院宣告成立。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57年2月，签署国务院命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任院长。

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钱学森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60年，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了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实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建议研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

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钱学森是中国人，他曾为了回到祖国而奋力抗争；回国前钱学森不是共产党员，却因为爱国而背上了“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但回国后的亲身经历，却使他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1958年年初，钱学森郑重地提出了入党要求。1958年10月，在钱学森回国的第三年，力学研究所党支部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1959年1月，经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钱学森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同年11月12日转正。30年后，他回忆道：“在建国10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时候我心情非常激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

从此，钱学森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他说：“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回到祖国，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即使是从事纯技术工作，也要有明确的政治方向”。

钱学森十分重视自己的思想建设。他是一位大科学家，一生著作等身。在他的书房里，不仅摆满了各种现代科学技术书籍，还有许多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让人尊敬的是，他书房里还有他认真阅读过的《像雷锋那样做人》和《雷锋词典》等图书，他把雷锋的思想和行为从科学的高度进行了认真的概括和总结，力图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一般原则。

钱学森一生获得过无数荣誉，但他认为，最大的荣誉是自己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杨尚昆亲自为他颁奖。但钱学森在讲话中却说：“今天我不是很激动”，“就在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言。这个序言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建国后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了一起”。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在钱学森的心目中，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钱学森多次说过：“我作为一名技术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在创建力学研究所期间，他按照技术科学的思想，主持建立了各个专业科组，并积极倡导学术民主，在科学研究面前不论资历深浅，彼此都平等。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近代力学系并兼任系主任。在给学生讲课时，他发现许多工农子女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便把刚出版的中文版《工程控制论》一书的稿酬，毫不迟疑地捐给了系里，用以资助贫困学生购买学习用具。

20世纪60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而这时也是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时期。为了保证科技专家的正常工作，党和国家想尽办法在生活上给以照顾，聂荣臻元帅特意送去一点猪肉并交代说，给钱学森补充营养。有一天，炊事员看见钱学森太劳累了，就为他做了一碗红烧肉。平时和颜悦色的钱学森，一下子把脸沉了下来，厉声问工作人员：“你们不是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很困难，连、都不吃肉了，你们居然给我做红烧肉，党性到哪里去了?”他说，我不能搞特殊，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1962年前后，钱学森所著的《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先后出版，稿酬有好几千元，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但是，他拿到钱后，连钱袋子都没有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上交了。

1978年，钱学森又将为他父亲钱均夫落实政策而补发的3000多元工资作为自己的党费全部上交。

1982年，钱学森等人所著《论系统工程》一书出版，他本人将自己所获稿费捐给了系统工程研究小组；1994年，他又荣获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00万港元，他连支票都没拿到，就写了一封信，委托秘书代他转交给了西部促进沙产业发展奖励基金会。即使是在平时，他和别人联合署名发表文章时，也总是把稿费让给别人，并说：“我的工资比你多，这稿费就请你一人收下吧!”

前些年，“名人录”之类的书很多，一般人想要上名人录，出点钱就行。但钱学森若要上名人录，人家是不会找他要钱的。他知道这里面的“名堂”，所以他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原则：绝不上任何名人录，即使不要钱也不上。20世纪90年代初，科学出版社要出《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辞典》一书，便通过钱学森的秘书进行联系。秘书向钱学森报告此事时刚说了几句，钱学森就明白了是什么意思，板着脸瞪了一眼秘书，说：“你想干什么!”于是秘书再也不敢往下说了。

钱学森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直到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其职位不可谓不高。但他对这些“官位”一点也不在意，要不是因为工作的需要，他宁可什么“官”，也不当。他常常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和“地位”相关的就是“待遇”：几十年来，钱学森从不向组织谈及待遇。比如他的住房，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今，他与老伴一直住在那套老式公寓房里。组织上曾想给他按标准盖一座小楼，再修一个小院，这样他就可以到院里晒晒太阳。钱学森说：“我现在住房条件比和我同期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秘书说：“钱老，现在一般科技人员的住房都有了很大改善，您说的那是老皇历了。”钱学森摇摇头说：“今后别再提这个问题了，把我折腾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心情也不会好，能有利于健康吗?”

1992年，新华社曾发过这样一条消息：钱学森在1988年和1992年曾两次给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写信，请求免去他学部委员的称号。

1991年钱学森已满80岁，为了表彰他对我国科技事业的贡献，中央决定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授奖仪式后，众多新闻媒体出现了一个宣传钱学森的高潮，航天部、中国科协、国防科工委等单位也作出了向他学习的决议。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钱学森把秘书叫到办公室，开口就说：“我们办任何事，都应该有个度。这件事(指对他的宣传报道)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就没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吗?”秘书回答：“钱老，既然您说到这里，那么，我如实向您报告：我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有的年轻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

钱学森立即说：“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说明这件事涉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所以我得十分谨慎。在今天的科技界，有比我年长的，有和我同辈的，更多的则是比我年轻的，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科技事业作贡献。不要因为宣传我过了头，而影响到别人的积极性，那就不是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我看对我个人的宣传现在应该画个句号了，到此为止吧。我这么说并不是故作谦虚，要下决心煞住，你立刻通知报刊杂志社，把宣传我的文章撤下来。”

秘书马上给《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部门打电话，对方表示尊重钱老的意见，但文章已经排好了版，不好撤下来。钱学森听到这个情况后，便对秘书说：“像这样的文章都是在人死后才发表，我还没死呢，他们急什么?”于是秘书赶紧打电话告诉有关报刊的总编：“钱老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们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一定要把稿子撤下来。”

第9篇：钱学森的故事范文

一提到“三钱”,人们便会肃然起敬地想到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伟长和钱三强三人,钱学森是航空火箭权威,钱伟长是研究火箭弹道的力学家,钱三强则是中国核物理学家的“大管家”。“三钱”是中国科坛的顶级人物,每“一钱”都重于泰山。“三钱”仿佛伸张了三角形的稳定性,他们为中国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为中国人架起心理上的屏障。在“实力决定地位”的国际背景下,他们在给国家带来更多安全感的同时,也赋予了一个时代的自豪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科坛三钱,如今已成为一种精神财富的化身。他们的爱国情结、拼搏精神和智慧之光,永远昭示国人,激励后昆。

难以割舍的爱国情结

儿不嫌母穷。科坛三钱同属“海归”,他们放弃海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当时尚很贫穷的祖国,科技创业,报效国家。

钱学森是用美军战俘换回来的。美国人一时疏忽,放走了他们曾经控制的、这位当年美国海军次长认为“至少等于5个师兵力”、后来享誉世界的航空火箭专家、空气动力学家、应用软科学家和系统工程学家。

1935年8月,钱学森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回国前,曾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1949年中秋节,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到大洋彼岸,钱学森夫妇和十几位中国留学生一边赏月,一边倾诉衷肠。在这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的美好时光,钱学森萌发早日回国报效祖国的念头。

就在钱学森积极筹备回国事宜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国内掀起一股疯狂的逆流。钱学森涉嫌学院马列主义书记威因鲍姆的案件,美国政府决定取消他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同时指控他是美国共产党员,非法入境。钱学森一边据理驳斥美国联邦的指控,一边正式申请回国。

就在他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移民局突然勒令他不准离开美国,海关扣留了他的全部行李。1950年9月6日,钱学森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非法拘留,引起中国留学生的强烈愤慨。钱学森的导师、人称“超音速飞行之父”的冯・卡门教授多方奔波,终于把他保释出来。然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并没有放过对钱学森的迫害,千方百计设置障碍阻止他回国。

为了麻痹美国当局,钱学森另行选择“工程控制论”进行研究。当时美国当局对工程控制论跟军事的关系还蒙在鼓里,毫无察觉。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摆脱特务的盯梢,在寄给比利时亲戚的信中夹带一张香烟纸,香烟纸上写的是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迫切请求通过外交途径帮助他早日回国。于是,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大使王炳南拿着钱学森的亲笔信,指名道姓地要求美方允许钱学森回国。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中美双方以尽快交换战俘为前提达成协议。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登上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回国,祖国也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位游子的回归。

而此前,当年与钱学森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事航空航天研究的钱伟长于1946年5月以探亲为名只身返回祖国,他从洛杉矶乘船回到上海,然后到北平,应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47年,有人带来美国有关方面对钱伟长全家赴美工作生活的邀请函和有关表格,钱伟长明确填写“NO”,予以拒绝。

钱三强与钱学森同期回国。1936年,钱三强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从事原子能核物理研究,师从大名鼎鼎的居里夫人。10年后,钱三强学成回国,主持建立了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并任所长,主持并制成了共和国第一个核装置――原子能反应堆。

顽强奋斗的拼搏精神

“三钱”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顽强奋斗的拼搏精神令人动容,成为中国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人勒紧裤带搞原子弹。钱学森领导的科技队伍冲锋陷阵。有一阵子,国家穷得实在支撑不了,原子弹几乎要“下马”,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科技核心人物据理力争,使原子弹得以继续试验。咸菜和窝窝头,算盘和比例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终于研制出中国的原子弹。

没有顽强奋斗的拼搏精神,中国至今还可能在别国的核威慑之中。

而这种拼搏精神在“三钱”的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奠定了基石。

少年钱伟长长得瘦弱,衣衫褴褛。他断断续续地念到初中毕业。考上苏州中学后,钱伟长发现自己的学习基础跟班上的同学相差一大截。尤其是数学、物理那些公理、定律、推导,演绎简直像一团麻。钱伟长决心拼一拼。他刻苦钻研每一道题目,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夜深人静,他还在向老师请教。

经过3年苦读,钱伟长终于取得优良成绩,但文科比理科强。钱伟长有一股倔强劲,哪壶不开偏提哪壶。在同时考取的5所大学中,他偏偏选中理工科清华大学物理专业。

踏进清华园,钱伟长的学习潜能一下发挥出来了。每天清晨北斗星还隐隐悬在天际,钱伟长已端坐教室里看书,晚上必待灯火俱灭方回宿舍。四年之中,钱伟长完成了需八年才能完成的学业,获物理学学士学位,考取了吴有训教授门下的研究生。

1940年钱伟长同另外两位中国留学生搭乘俄国“皇后号”轮船横跨太平洋,抵达加拿大,进入世界一流的多伦多大学深造。指导老师很快就喜欢上这个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中国留学生。他在钱伟长硕士学位评语中选择了难得使用的字眼,盛赞他是“了不起的好学生,校园中多年未见的优秀人才!”

1942年,钱伟长获自然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以连载的形式在美国《应用数学季刊》一、二卷上刊登。他提出的一组非线性方程组被称为“钱伟长方程”。1944年,世界软科学研究权威冯・卡门教授邀请他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和喷气推进研究所跟他合作,共同研究薄壁构件扭转问题。钱伟长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写出了《变扭角的扭转》一文,被冯・卡门教授称之为“经典论文”。在出国留学的七年中,钱伟长以卓越的研究才能一次又一次成功。

在“三钱”中,钱三强的大学生活充满革命斗争的气息。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曾任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编辑,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对钱三强影响颇大。

1935年侵略军入关威胁北平。日本帝国主义大肆收买汉奸,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妄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的生死关头。“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2月16日,党再次领导北平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钱三强也加入了游行的行列,他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反动军警沿路设卡,阻挡游行队伍。钱三强与几位身材魁梧的同学手抬木头撞开一处紧闭的城门,城楼上的军警用石块投向学生,企图驱散游行队伍。游行队伍继续前进,军警们挥舞警棍、大刀,水龙头喷射的刺骨的水浸湿了单薄的棉衣,鲜血染红了冰冻的大地。钱三强搀扶着受伤的同学向后疏散。此后,钱三强一直是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显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

出奇制胜的智慧之光

“三钱”作为科学泰斗,他们的一生蕴藏着智慧之光。

钱学森的脑袋的确与众不同,仿佛里面藏着一座智慧的金山,又似乎装有一堆留给明天的秘密。

风华正茂的钱学森回到祖国,正赶上空军建设战略方向的研究。面对帝国主义飞机肆意侵扰我国领空的现实,不少人认为要建设强大的空军,首先必须研制飞机。钱学森却提出搞导弹。此语一出,四座皆惊:导弹深奥莫测,连美苏也都刚刚起步,我们“一穷二白”怎么搞?钱学森分析说:“飞机要重复使用,对发动机材料等要求很高,我国短时间内解决不了。而导弹是一次性的,材料难度小,主要靠脑袋,中国人聪明,完全能解决制导和自动控制上的难题。”

当年亲耳聆听钱学森讲话的何祚庥院士回首往事时激动不已:“钱学森真是颇具创新胆识的大科学家,一席话令人茅塞顿开!”

果然,在钱学森主持研究下,中国导弹后来居上,大出风头。如今,国产战略导弹、战术导弹捍卫着祖国的安全,国产运载火箭飞向太空,我们为当年钱学森那极具创新价值的思维而深感幸运和自豪。

钱伟长的智慧表现在理论力学上。他同林家翘合作的一项研究成果曾将英国伦敦从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时值二战,盟军的参战使德国法西斯作困兽斗,伦敦正遭到德国火箭的威胁,丘吉尔向美国求援。钱伟长、林家翘等人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运行火箭受到干扰缩短旅程的对策,有效地阻遏了德国的飞弹。

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不胜感慨,由衷地称赞:“美国青年真厉害!”他哪里知道,使他避免厄运的实际上是黑头发的中国青年。于是,“钱伟长智救伦敦”的传奇故事不胫而走,成为20世纪科坛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