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在初相逢精选(九篇)
第1篇：人生不在初相逢范文
是谁在宿命里安排？是谁路过你的倾城时光？
曾无数次幻想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相逢，一个是落拓不羁却名不见经传的才子，一个是年轻貌美却守着新寡的佳人，若不是酒宴上的惊鸿一瞥，怎会让两条原本平行的人生轨道出现交集，甚至绽出了爱的火花。那是怎样的相逢，让卓文君放弃荣华甘愿与他当垆卖酒？又是怎样的相逢，让卓文君不惜与父反目也要与他生死相依？只一次相逢，就决定了她一生的选择；只一次相逢，便传出了千古的佳话。在卓文君的倾城时光里，司马相如路过却没有错过，最终成为她生命中一幅永不褪色的风景画。
宝黛初遇，宝玉就笑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而黛玉也惊叹：“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前世的未了缘注定了他们今生的相逢。因了这相逢，宝玉在万千弱水中终归只饮一瓢，纵使后来对着山中高士品莹雪，也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
这一次次的相逢让人欣喜，让人敬叹。然而，纳兰说过：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并不是所有的相逢都能如愿美好，有的相逢却只会留下无法抹去的伤痕。
《甄传》中，甄与果郡王的爱情悲剧令多少人唏嘘不已。他们本就不该相逢，更不该相爱，不管曾是多么美好的爱恋，都避免不了形同陌路的结果。凤凰，终究了无痕迹，而长相思又长相守的誓言却被天人永隔的事实击得粉碎。在甄的倾城时光里，果郡王不过是天边一道飘忽不定的流云，微风掠过，她抓不住他飘然远去的衣袂。
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相逢湮没在康桥的淡淡烟雨中，为了和她在一起，众叛亲离又怎样？饱受非议又怎样？只是这一切，都只是命运开的一个玩笑―――林徽因嫁给了梁思成，而徐志摩也有了陆小曼。
金燕西初遇冷清秋，顿时陷入爱情的泥淖，无法自拔。他们曾在开满百合花的葡萄藤架上深情相拥，曾在丛中，在暖阳沐浴下，牵手而眠。最后的最后，南来北往的车轮碾碎了两颗早已残缺不堪的心。
曼桢与世钧从相遇到相爱，其过程是多么纯洁与美好，可当曼璐将曼桢作为她换取利益的牺牲品时，爱与这肃杀的秋季一同逝去了。再没一个沈世钧会望着曼桢的背影，然后踩着梧桐树叶甜蜜地离开，风干的爱恋是最伤人的歌。
第2篇：人生不在初相逢范文
关键词： 孙奇逢 易学 人事 忧患
孙奇逢 （1585―1675），字启泰，号钟元，直隶容城（今保定容城）人。他早年讲学河北，参与反对魏忠贤的斗争。入清后，坚持反清斗争，后寄居于河南辉县苏门山，讲学“兼山堂”，课徒授业，广交俊彦，汤斌、张沐、费密等人皆师侍之，俨然中原学术重镇。南北名流黄宗羲、顾炎武、傅山、张尔岐等，无不尊之为宿师名儒，与“黄宗羲、李”并称清初三大家，而“气魄独大，北方学者奉之为泰山北斗”。[1]（P1）孙奇逢一生涉足明清两朝，先后十一次被明清两朝征聘授官，坚辞不就，时人尊为“征君”。晚年徙居河南辉县夏峰村，聚徒讲学，学者中多称之夏峰先生，自号岁寒老人。
孙奇逢易学成就集中体现在《读易大旨》一书中。孙奇逢早年对《周易》虽有涉猎但是并未作深入研究，“至苏门始学易”，孙奇逢把自己人生的感悟与博大精深的易学相互结合，这与孔子的“晚而喜易”异曲同工之妙，使其对《周易》的认识与理解更为深刻，其易学著作《读易大旨》“偶据见之所及撮其体要以示门人子弟，原非逐句逐字作解，故曰‘大旨’。”在此书中孙奇逢把自己对天地自然，人生、社会、政治诸多方面的见解融入其中，“这些才是易学的精华，体现中国古代经学包括易学注重诠释的特点，而正是这种诠释不仅赋予易学以时代特色，折射出闪光的思想火花，而且也推动易学发展。这些思想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当今也有重要的意义。”[2]（P4）
一、“无预于人事，易可无作”的人事观
孙奇逢生于明末清初之时，这是一段极度动荡的社会时期。孙奇逢经历了故国沦丧，家园破灭的血泪人生；中华大地沦为异族统治这一社会现实，给这位深谙夷夏之辨的大儒留下了深切的精神巨创。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孙奇逢开始钻研《周易》，希望能从这部阐发“天地自然之理”的经典中，找出天运人事变革的原因，有创建性的提出了“无预于人事，易可无作”的人事观。
孙奇逢认为圣人之所以创造《周易》一书，并非是仅仅是天运的规律，而是为了揭示人事发展之规律，故其评论《周易》曰：“若一诿之天运，以为无预于人事，则圣人之易可无作矣。”《周易》中的三才之道更是为了“呈献天地人之道”而创立的，他说：“三才即六爻， 言六爻之变动， 乃三才极至之道理如此也。”（ 《读易大旨》卷三，下文不注皆从此书引用） 所以说一卦六爻之变， 呈献出了天道、地道与人道之变的客观规律性，而《周易》就是对天、地、人三才之道相互作用规律的模写。而天地人三才变化， 是因为其自身固有“两”的矛盾相互作用而造成的，这种“两”在天地则为阴阳，在地则为刚柔，在人事则为仁义，这六者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天运人事的变化。如孙奇逢说：
天道两， 则阴阳成象矣， 五为阳，上为阴也，人道两， 则仁义成德矣， 三为仁， 四为义也；地道两，则刚柔成质矣，初为刚， 二为柔也；道；本如是， 故兼而两之， 非圣人安排也。
社会的变动正是阴阳、刚柔、仁义之间的不断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虽然古代圣王在《周易》中揭示了天地万物的运行之规律。但是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应用却“非圣人安排也。”如何在纷乱的社会中处理好阴阳、刚柔、仁义的关系，特别是对于处于逆境之中的君子如何处理这种天运与人事的关系就显得更外重要，孙奇逢认为在这种逆境之中君子更要反身修德：
人生最不堪之境，日蹇，日困，日坎，然以败小人，而用以成君子。蹇之象日，君子以反身修德，行有不得，皆反而求之，反其不得，以归于得。蹇讵非君子之幸也哉。困之象日，君子以致命遂志，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志亦何遂之有，而遂于困，困固君子动心忍性之会矣。坎之象日，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盖以此成形，即以此立教，治己治人，其用甚大。入险出险，游刃有余。文王囚于美里而演《易》，孔子厄于陈蔡而作《春秋》，遂一时之志，垂万世之教，忧患之生人，亦大矣哉。[3]（卷十二）
《周易》中蹇、困、坎诸卦都表示人在逆境的卦象，君子在困境之中更应该 “反身修德”，以便“致命遂志”，从而脱此不堪之境，化险为夷。孙奇逢举出文王、孔子都能在困境中，依旧能“以常德行习教事”著书立教，最终“遂一时之志，垂万世之教”。孙奇逢认为君子应在不违天时的前提下“求天知”，“不求人知”，他说“君子能违时乎哉？独守其道而已矣。独立可惧，大勇不惧，不惧者不求同俗而求同理，天下非之而不顾也。遁世可闷，乐天不闷，不闷者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举世不见知而不悔也。不惧不闷分出与处，皆死道也。死道也者，大过之时之道也，此非有大过人之识力，其灭没也久矣。”而要“求天知”，“不求人知”，就必须“独立不惧”，必须要有大勇，“遁世而不闷”，才能达到“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举世不见知而不悔也”的境界。在这种逆境之中如何保持“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的精神状态和独立人格呢？孙奇逢提出了“敬”与“诚”的药方。孙奇逢认为乾卦《文言》讲 “修辞立诚”，坤卦《文言》曰“敬义”。综合乾、坤《文言》敬与忠信、义与修辞立诚是一致的，敬义为体，忠信、修辞立诚为其用，因此诚信“体用一原”。他又说：“情诚也，伪不诚也。易道最重诚，所以乾坤首言存诚、立诚。纯乎天理，方可言情，稍涉人欲，便入于伪，人心原只有诚无伪，情方可以言易简，伪即不免为险阻矣。”易道最重视诚，所谓诚为真情流露而非妄。诚与天理一致，因此要“存诚”、“立信”。诚与信紧密相联，他注释《中孚》时说：“以一卦六爻言之为中虚，以二体之二五言之为中实，皆孚之象也。又下说以应上，上巽以顺下，亦有孚义。中孚者信诸心也，信诸心者信诸理也，有见于理而信之，乃所以信诸心也。六十四卦无一卦一爻不以孚为枢纽，非孚则中。不虚恶能实，虚乃得实，柔孚于刚也，说而巽所以致虚也。信及豚鱼，虚相感也。乘木舟虚，虚相济也，其实则理也，理也者天，心之所以为心也，利贞之谓也。”此卦上巽下兑，三四为阴爻，因此称“中虚”；二五为阳爻，居下上体之中，故曰“中实”。内实外虚，虚与实相辅相成，中孚主信，成上下互信之象。中孚即信之于心，信之于理，心理一致，理与天又一致，“信及豚鱼”，“乘木舟虚”皆为《彖》文，意指诚信有感化作用，有利于持守正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做就必须要有胆识、气魄，坚持独立人格、信念。这就是孙奇逢一样的许多明代遗民，坚决不仕的根本信念之所在也。
二、“忧患”意识是会通六十四卦的核心
孙奇逢亲身经历了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目睹了山河破碎，神州沦落的历史剧变之中，最终落得家破人亡流寓失所。在其内心的忧患意识与《周易》的忧患之感正好契合。孙奇逢曰“子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士君子生今之世，而不明乎易，其能处忧患乎，六十四卦会而通之，皆所以处忧患之道，不独履谦九卦为然也。”“古人生于忧患”，“丰不可常君子忧之”，“坎为加忧惕之象”，“位高任重养天下者，忧天下者也，安得不以为厉涉川之利”，孙奇逢认为“忧患意识”是会通《周易》六十四卦的法门，只有如果能深刻体悟并运用《周易》的忧患意识就能使天下太平，转危为安，逢凶化吉。
凡平者皆生于危，凡倾者皆生于易，若常以危惧为心，则凡天下之事，虽百有不齐，然生全成于忧患，末有倾覆而废者矣。故圣人系易之辞，惧以终始，不敢始危而终易者，大约欲人恐惧修，至于无咎而已，此则易之道也。……此千圣传心之要，圣人身经忧患，笔之于书，以垂后世，其惧以终始之心也夫。[4]（卷三）
孙奇逢认为忧患意识是圣人千年传心之法，他《读易大旨》中反复强调要始终保持一种忧惧之心，唯有保持如此才能获得吉祥“必始以忧惧而后，可以其旋元吉也”，“能自忧惧庶可免咎”，“临物安有所利能自忧惧庶可免咎”等等。孙奇逢认为使用忧患意识来预防灾难是智者的重要的人生哲学：“智者于未至之时，而知其必至也，故于念虑之微而谨之。愚者则曰未必至此，故卒罹其祸。君子以此治己，以此治人。”“智者于未至之时”一段是解说坤卦初六爻辞 “履霜，坚冰至。”讲要先于事发而知之，未雨绸缪，预先防范，否则便会带来祸患。治己治人都要有远见。“当防之未乱之先”发挥既济《大象》“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七日来复”指阳来复，为复卦辞语，“八月有凶”阳气日衰，为临卦辞语，前者防患于未然，为吉，后者未防患于未然，为凶。防患未然至关重要，在于进君子退小人。只有人要常有忧患意识，才能常保平安，“君子思及终乱之患，则当防之未乱之先，庶可常保其济矣。”
君子防范必须居安思危，时刻保持警惕，他解震卦辞“震来就，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说：“震何以言亨也，盖《易》之理，危者使平，易者使倾。人能于平时，安不忘危，此心常如祸患之来就就，然恐惧而无慢易之心，则日用之间举动自有法则，而一笑一言皆哑哑而自如矣。虽或有非常之变出于倏忽之顷，犹雷之震惊百里，然此心有主，意气安闲，雷之威震虽大而远，上震下震因所动而动也。因所动而动，是动而未尝动也。屹然匕鬯，不丧方寸之有主，如是，更何一切事变之摇夺乎，事心之功于斯为至，所谓动亦定者也。盖圣人设此卦象以示不动心之道。”易道主危，时刻不忘危险存在，才能保持平安无事。此卦上下皆震，为雷为动，象征着时常保持警惕，使人戒惧，有一种威慑作用。危之所以出现，就在时滋生慢易之心，承平以久，无警惕防范之心。如震雷惊天动一样，危言逆耳，可使人保持清醒，这是告诫统治者要居安思危，处治防乱。
对于国家而言，孙奇逢认为政治上的成败与治乱之间转换十分的迅速，所以在成功之时更要具有忧患之心。在对《否》上九爻注释说：“其泰也，人皆以为泰，而我独以为否，是不为泰所动，可常泰矣。其否也，人皆以为否，我即以为泰，是不为否所乱，不终否矣。”以泰否说明事物相辅相成，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特点。人如果能在治乱问题上寻转化之源，知转化之理，便既能保持大治，也能化乱为治，转危为安。他对《既济》卦评论曰：
文王曰终乱，孔子曰终止，则乱人之常情。处平常无事之时则止心生，止则心有所怠而不复进，乱之所由起也。处艰难多事之时则戒心生，戒则心有所畏而不敢肆，此治之所由兴也。可见非终之为乱，终止则乱，圣人赞《易》之旨深矣。天下事最忌十全，如刚柔正而当位，六十四卦独居其一焉，岂不是最难得，而反有最不美者存乎其间，正为这十全中伏许多病痛。以人事言之，怠胜敬则凶，此人道以理而穷也。以天运言之，盛极则必衰，此天道以数而穷也。以卦体言之，水在上终必润下，火在下终必炎上，此卦体以势而穷也。今当既济之后，止心易生，岂不终乱，故曰其道步。[4]（卷二）
第3篇：人生不在初相逢范文
2.我有一个在梦里有一个人将我紧紧抱在怀里，他好像是失而复得后紧张害怕又放心，就是因为感受到这种感情才一直没有忘却差不多有7个月了。
3.愿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愿所有的失去都会失而复得，愿所有的害怕都是虚惊一场。我好像开始喜欢你。
4.看到失而复得的项链，她激动地双手捂住嘴巴。
5.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感情方面的事情，永远是拥有时不懂得珍惜，失去后才知道珍贵。人类永远发明不出的两种药品，一是忘情水，二是后悔药。年轻的时候不去珍惜、体谅和理解，待到年老时，后悔已经来不及。好好珍惜现在拥有的。
6.这些不是你站在起居室捧着一块纪念品就可以失而复得的。
7.以前总以为，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遇。后来才明白，其实难得的是重逢。如果我们能够久别重逢，我希望你别来无恙。
8.人生最好的三个词：失而复得、虚惊一场、久别重逢。
9.都说失去以后才懂得珍惜，其实珍惜后的失去最痛。
10.无论今后你会经历什么，无论你将与谁共度一生，愿你想到我还能情不自禁的微笑，也不枉此生我们相识一场。
11.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来未曾真正地属于你，也不必惋惜。
12.无论今后你会经历什么，无论你将与谁共度一生，愿你想到我还能情不自禁的微笑，也不枉此生我们相识一场。
13.有些东西失去以后，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但他会永远在心里隐隐作痛。如果可以，我愿意，时光永远停留在那一刻。
14.失而复得的东西再回来也不是最初的样子，就像镜子碎了再也拼凑不出从前的完整。过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不再完美！
15.一些患得患失的东西，真的失去后，其实也没什么，失而复得后，也不过如此，更何况，失而复得的，时过境迁，不再如初。
16.世纪初叶，达芬奇带着蒙娜丽莎一起迁居法国，此后它一直保存在法国，除了在9年它被偷走，而两年后这幅画在佛罗伦萨的一家旅店失而复得。
17.就像是做了一场梦，梦里他反复的失而复得，患得患失，等到梦醒时分，选择转身遗忘那个梦。
18.依稀记得当年失而复得之后的那般珍惜，如今却已物在人非，但那份执着依旧记心，愿安好快乐。
19.失而复得，虽然丢了一些内容，但还是很激动滴！一年多，不知不觉这么多了！这里面，有开心。
20.怨自己总在失去后才懂后悔可就算失而复得后你也珍惜不了几天So、不要总被别人的话打乱自己原本的思绪。
21.失而复得觉珍贵，真要把你拴在脖子上啊，我的眼镜。再订一个月目标，读完这两本吧。Fighting，天父，晚安。
22.世上最珍贵的东西，是那些失而复得的人和事。曾经的失去和被剥夺，其实就是警钟长鸣，那些折磨和苦难，都是另一种方式的觉醒与改变。
23.钱包失而复得，好在证件都还在，这个小偷还算有点职业道德感谢捡到我钱包交给警察叔叔的好心人，感谢警察叔叔。
24.以前总以为，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遇。后来才明白，其实难得的是重逢。如果我们能够久别重逢，我希望你别来无恙。
25.错过，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遇，如果相遇，我会更懂得如何珍惜。
26.没有久别重逢后的喜悦，有的只是平淡如水，甚至有些云淡风轻的味道。
27.失而复得的感觉，比第一次得到更加美好。
28.时候很想哭可是就是哭不出来有时候明明不能哭眼泪却不争气的掉下来
29.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考试也来的太突然了
第4篇：人生不在初相逢范文
厉玄任监察御史而非侍御史
《唐诗纪事》卷五十一记厉玄仕历云：“大和二年进士，终于侍御史。”《全唐诗》卷五一六其小传亦袭之。上引二书皆未载厉玄为监察御史事。然二书所记恐有误，厉玄恐非终于侍御史任，亦恐无侍御史之任。考姚合有《陕西厉玄侍御宅五题》、《题厉玄侍御所居》（《全唐诗》卷四九九），周贺有《赠厉玄侍御》（《全唐诗》卷五0三），刘得仁亦有《和厉玄侍御题户部相公庐山草堂》诗（《全唐诗》卷五四四）。据此，厉玄尝为侍御。然侍御乃俗称。据唐赵璘《因话录》卷五，御史台殿院之殿中侍御史、察院之监察御史“众呼为侍御”；而台院之侍御史“众呼为端公。见宰相及台长，则曰某姓侍御。”上引诸诗之侍御当属众呼之侍御，即殿中侍御史或监察御史之俗称，而非谓台院之侍御史，因他人倘称之，则应呼为端公，而不称侍御也。故厉玄所任只能是殿中侍御史或监察御史。考《全唐诗》卷五百姚合有《游昊天玄都观》诗，此诗题一作《裴考功·厉察院同游昊天玄都观》。又姚合有《同裴起居厉侍御放朝游曲江》诗（同上）。据此，则此厉察院既与姚合交往，而据今所能考知之姚合所交游者，姓厉而仕于御史台者唯有厉玄，则此厉察院当即厉玄。此谓厉玄为厉察院，则厉玄此任当即御史台察院之监察御史，众呼亦即为诸诗所称之厉侍御。据《唐诗纪事》厉玄条所引诗有姚合《题厉侍御所居》，而除《纪事》外，均无厉玄为侍御史之记载，则《纪事》所谓厉玄终于侍御史恐未必别有所据，或即据此诗而误云。另者，厉玄《寄婺州温郎中》诗下小注云：“时刺睦州”（《全唐诗》卷五一六）。宋陈公亮《严州图经》卷一所记郡守有“厉玄，大中六年九月十日自使大理拜。”据此，厉玄宣宗时尚有睦州刺史之任。据《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侍御史从六品下，品级低于睦州刺史。据厉玄资料，又不载其有贬谪之事，由此可知一者厉玄未必有侍御史之任（即前所论或为监察御史之误），二者倘其果为侍御史，则侍御史亦非其最终之任。
关于杨汉公生平仕历的几个问题
《全唐诗》卷五一六杨汉公小传谓其“大和八年擢进第”，并谓其“终桂林观察使”。按此处所云其误有二。一、杨汉公非大和八年进士第。今考汉公大和八年擢第之说实肇自《旧唐书》卷一七六《杨虞卿传》附，云：“汉公，大和八年擢进士第。”然此处下文即又载其：释褐为李绛兴元从事。绛遇害，汉公遁而获免。累迁户部郎中，史馆修撰。大和七年，迁司封郎中。”此处明记其大和七年迁司封郎中，可见其登第早在此前。又李绛遇害於兴元。据《旧唐书》卷一六四本传，乃在大和四年。而杨汉公为户部郎中据《唐会要》卷六十三，其大和六年二月已在此任（《通鉴》卷二四四大和七年二月亦记其时汉公任户部郎中）。可见杨汉公及第年当早在大和四年，决非大和八年。考《唐摭言》卷八：“元和九年，韦贯之榜殷尧藩杂文落矣，杨汉公乃贯之前榜门生。”据徐松《登科记考》卷十八所考，韦贯之元和八年以中书舍人知贡举，而汉公亦是年登进士第。可见《旧唐书》、《全唐诗》所记大和八年应为元和八年之误。《全唐诗》不察《旧唐书》之误，因袭其所记而致误（《全唐文》卷七六0杨汉公小传亦同此误）。
二、杨汉公非终于桂林观察使。据《新唐书》卷一七五《杨虞卿传》附，杨汉公由舒州刺史“徙湖、亳、苏三州。擢桂管、浙东观察使。”此后复入朝为户部侍郎，历任荆南、宣武、天平三镇节度使卒。据《唐方镇年表》所考，汉公镇桂管在会昌五年至大中元年（845～847），而为宣武、天平两镇节度使在懿宗咸通二、三年（861～862），其时已远在其镇桂管之后。又《新唐书》卷七十一《宰相世京表》一亦谓汉公为“天平军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可见杨汉公非终于桂管，而是终于天平节度使任。
又两《唐书·杨虞卿传》附杨汉公传均未载其任给事中事。《新传》谓其“擢桂管、浙东观察使。由户部侍郎拜荆南节度使”。考《金石萃编》卷八十华岳题名，大中二年五月有给事中杨汉公（据《唐方镇年表考证》卷下引）。据此则杨汉公尚有给事中之任，其时间为大中二年五月前，又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二记杨汉公“大中元年五月自桂管观察使授，二年二月追赴阙。”此处虽未记追赴阙任何职，但从华岳题名可知其此次入京当是召授给事中。据此，则杨汉公之任给事中当是大中二年二月由浙东观察使召授。上引《新传》所记其仕历亦有所漏略，可据补。
又杨汉公之卒年史传未载。《新唐书》卷一七五《杨虞卿传》附仅谓其“自同州更宣武，天平两节度使，卒。”《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一亦谓其“天平军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可见杨汉公乃终于天平军任。据《唐方镇年表》卷三所考，杨汉公为天平军节度使在懿宗咸通二年至三年。则其卒，盖在约咸通三年。
杨收生平仕历考辨
杨收任渭南尉，充集贤校理之时间
《旧唐书》卷一七七《杨收传》载杨收为杜悰剑南西川节度使掌书记后又云：宰相马植奏授渭南尉，充集贤校理”。《新唐书》卷一八四本传同。两《唐书》本传均未明言其任渭南尉，充集贤校理之确切时间。按马植任宰相据《新唐书》卷六十三《宰相表》、《资治通鉴》卷二四八乃在大中二年（《新表》记在正月，《通鉴》记在五月）。则杨收任渭南尉最早当在马植初任相的大中二年。又考郑畋《加知制诰自陈表》（《全唐文》卷七六七）云：“臣会昌二年进士及第，大中首岁书判登科，其时替故昭义节度使沈询作渭南县尉，两考罢免，杨收以结绶替臣。”据郑畋表，畋大中元年任渭南尉，两考罢免，由杨收替任，则郑畋罢渭南尉当约在大中二、三年间。唐时诠选之时间据《通典》卷十五年《选举》三云：“凡选始于孟冬，终于季春”。据此亦可知郑畋罢渭南尉，杨收替其任当约在大中二年冬至三年春间。又《唐会要》卷六十四集贤院条载：“大中五年正月，校理杨收逢侍御史冯缄与三院退朝入台，收不为之却。”为此，则杨收至大中五年正月尚在集贤院校理任。据上所考，杨收任渭南县尉，充集贤校理之时间当约在大中二年冬或三年初至五年时。而其离渭南尉任之时间已不可确考，然最早亦只能在大中五年正月稍后。
《旧唐书·杨收传》之误
《旧唐书》卷一七七《杨收传》载杨收於裴休作相后用为太常博士，后丁母忧归苏州，“既除，崔珙罢相，镇淮南，以收为观察支使”。后又入任朝内，“宰相夏侯孜领度支，用收为判官”，累迁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按此处所记杨收为崔珙淮南观察支使事与《新唐书》本传不同。《新传》云其“服除，从淮南崔铉府为支使。”今按宋乐史《广卓异记》卷七“使主未离镇见判官拜相”条云：“按《唐书》大中末，崔铉自左仆射平章事镇淮海。杨收以太常博士从铉为支使。收入拜侍御史，迁吏部员外，历翰林学士，二岁拜兵部侍郎平章事，铉未移。”乐史亦言杨收为崔铉淮南支使，其所据《唐书》恐即指《新唐书》。今再检唐史，谓收为崔铉淮南支使确误。考《旧唐书》卷一七七、《新唐书》卷一八二《崔珙传》《新唐书》卷六十三《宰相世系表》，崔铉罢相在武宗会昌三年（843）二月，寻即贬泮州刺史，再贬恩州司马等，且终生未镇淮南，此固与《旧唐书·杨收传》所言不合。又据《新唐书·宰相表》裴休为相在大中六年八月，夏侯孜任相在大中十二年四月（《通鉴》卷二四九同《月旧唐书·宣宗纪》则记在同年五月，会从《通鉴》），则杨收在淮南支使任当在大中六年八月后其为太常博士至十二年四月为夏侯孜度支判官之间。据《新唐书·宰相表》，崔玄大中九年七月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出镇淮南。据《唐方镇年表》卷五，崔铉镇淮南直至咸通初期。崔铉镇淮南之时间恰与杨收为支使之时间合。可见杨收为淮南支使当是在崔铉幕而非崔珙幕，《旧传》所记实误，当从《新传》。
又《旧传》谓杨收罢相为宣歙观察使后，“韦保衡作相，又发收阴事”，故次年八月，贬为端州司马。然《新传》则记“韦保衡又劾收前用严譔为江西节度使，受谢百万……明年，贬端州司马。”而未言韦保衡为相时。按《旧传》所记有误。据《旧唐书》卷十九、《新唐书》卷九《懿宗纪》、《资治通鉴》卷二五一，杨收贬在骧州在咸通十年初。又据《通鉴》卷二五二、《新唐书》卷六十三《宰相表》，韦保衡任相始于咸通十一年四月，此时杨收已贬死，则《旧传》谓韦保衡作相发收阴事而致其端州之贬其时间有误。考《旧唐书》卷一七七《韦保衡传》云：“保衡恃恩权，素所不悦者，必加排斥。”又云：“以杨收，路岩在中书不加礼接，媒孽逐之。”《新唐书》卷一八四《韦保衡传》亦谓其“所悦即擢，不悦挤之”，又云其“逐杨收，倾路岩，人益畏之。”然二书所记保衡恃恩挤人事乃统而言之，非均在其为相时。今观二书所记，保衡挤杨收事当有之，然不在其为相日，而在其尚同昌公主之前为右拾遗时。据《旧传》，韦保衡尚同昌公主在咸通十年正月，而其“咸通中，以右拾遗尚同昌公主。”则其为右拾遗当在咸通十年之前，拾遗虽品秩不高，然属朝中言官，故颇为清要。且保衡以拾遗尚主，则其任拾遗时已颇为懿宗所宠任可知。其于此时寻机进言以逐杨收实有可能。其进言逐杨收之时间亦正在咸通十年前杨收被贬时。 杨收之籍贯
《北梦琐言》卷十二谓杨收为江州人，并云其“祖为本州都押衙，父直，为兰溪县主簿”。《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大中十二年四月条则记杨收兄“（杨）发，苏州人也”。如此，则杨收之籍贯已有江州、苏州二说。按二说均误。考《旧五代史》卷一二八《杨凝式传》《旧五代史考异》引《游宦纪闻》所载《杨氏家谱》云：“唐修行杨氏，系出越公房，本书中山相结，次子继生洛州刺史晖，晖生河间太守恩，恩生越恭公钧，出居冯翊，至藏器徙浔阳。唐相杨收之父曰遗直，生四子，……曰发、假、收、严。”藏器，据《旧唐书》卷一七七《杨收传》、《新唐书》卷七十一《宰相世系表》一下乃遗直之父，杨收之祖，任邠洲三水丞。据此，收之祖藏器由冯翊徙浔阳（即江州）并任都押衙，此或即谓杨收为江州人之故。然而《唐书·杨收传》均渭收为同州冯翊人。《旧传》又谓其父“位终濠州录事参军，客死姑苏”。又《旧传》云收幼时“初家寄涔阳（按地属今湖南省）”，后少时居吴（即苏州），“吴人造门观神童（指杨收），请为诗什，观者压败其藩”。且其母卒时，收归苏州守丧。又收兄发曾为苏州刺史。《旧书》杨发传云：“苏，发之乡里也”。（此即《通鉴》谓发苏州人所据）综上考述，杨家自祖上杨钧出居冯翊，至杨收祖父藏器才徙居浔阳，而藏器之籍贯亦当是冯翊，而非后来所徙之江州。杨收之父虽曾居江州，但其籍贯仍应从藏器为冯翊，且收父后又出仕他地，终客死苏州，收兄弟不因此自少时遂家于苏州。为此，自收祖藏器后杨家虽曾一度徙居江、苏二州等地，然此二地仅是客居之地，未地据此遽言杨收（或杨发）即江州或苏州人。其籍贯当从两《唐书》作同州冯翊（今陕西大荔）为是。
杨收之生卒年
杨收之生年史传未载，然《旧唐书》本传云：“开成末，（杨）假擢第，是冬，收之长安，明年一举登第，年才二十六。“杨收及第年《登科记考》卷二十二据《永乐大典》引《苏州府志》：“杨收，会昌元年登第。”而定其及进士第在会昌元年（841）。所考甚是。杨收登第时年二十六，则上溯二十六年，得其生年在宪宗元和十一年（816）。
杨收之卒年，《旧唐书》本传记其长流骧州后又云：“又令内养郭全穆赍诏赐死。（咸通）九年三月十五日，全穆追及之，宣诏讫，收谓全穆曰：‘收为宰相无状”，得死为幸。心所悲者，弟兄沦丧将尽，只有弟严一人，以奉先人之视。予欲昧死上尘天听，可容一刻之命，以俟秉笔乎？’全穆许之。”此后虽未记其死事，然似即死于咸通九年。今检《旧唐书》卷十九《懿宗纪》咸通十年正月载：“责授端州司马杨收长流骧州，与严譔并赐死于路。”《新唐书·懿宗纪》、《通鉴》卷二五一亦均记杨收赐死骧州于咸通十年。据此，则杨收之死恐不在咸通九年，而应在咸通十年为妥。
关于薛逢的仕历问题
薛逢《旧唐书》卷一九0、《新唐书》卷二0三有传，然其生平仕历参以他书尚有可补充、辨正或置疑者。
《唐才子传》卷七薛逢小传记其登进士第后即云：“调万年尉。未几，佐河中幕府。崔铉入相，引直宏文馆。历侍御史、尚书郎。”按此大致依两《唐书》本传，而所记有所颠倒。《旧传》云：“逢会昌初进士擢第，梳氵秘书省校书郎。崔铉罢相镇河中，辟为从事。铉复辅政，奏授万年尉，直弘文馆，累迁侍御史、尚书郎。”《新传》则云：“会昌初，擢进士第。崔铉镇河中，表在幕府。铉复宰相，引为万年尉、直弘文馆。历侍御史、尚书郎。”两《唐书》本传此处所记大致相同，均记任万年尉、直弘文馆在崔铉镇河中之后，而《唐才子传》则记任万年尉在佐铉河中之前。按两《唐书》成书卑于《唐才子传》，且后者实本前者，故其仕历应从两《唐书》所载。又考薛逢有《上中书李舍人启》（《全唐文》卷七六六）云：“南宫试艺三篇，徙献于九重，东观仇书七稔，才登一邑。……某自守一官，倏尔两考，……曹无冤案，狱罕系囚。孤弱者贷之以恩，豪强者绳之以法。……县南峡口，群盗所居，白昼劫人，赤丸杀吏。某自到县，百计才圆。”县尉之职据《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乃“主盗贼案察奸究。”据薛逢此启所述，其所任当乃县尉。参之两《唐书》本传，所任恐即万年尉。《启》云：“东观仇书七稔、才登一邑。”据其本传，逢会昌元年登第后即任秘书省校书郎，所谓仇书七稔即指任校书郎七年，亦即自会昌元年（841）至大中元年（847）。据本传，其任校书郎后即为崔铉辟为河中幕府从事。后铉复相，乃引为万年尉。考《唐方镇年表》卷四，崔铉镇河中始于会昌六年至大中三年。据此，薛逢当在大中元年入崔铉幕，至大中三年崔铉复相（据《新唐书·宰相表》）时，逢又调万年尉。《启》云：“某自守一官，倏尔两考”。据此则其任万年尉至少两年以上，《唐才子传》所云：“调万年尉，未几”云云实未确。
又据两《唐书》本传，逢尝任绵州刺史。《北梦琐言》卷五亦云：“于时薛逢牧绵州。”此处所谓“于时”指“唐大中初”。按《北梦琐言》记薛逢任绵州刺史在大中初亦误。考《太平广记》卷五十四薛逢条云：“河东薛逢，咸通中为绵州刺史，”又《旧唐书》本传谓杨收作相，逢贬为“蓬、绵二州刺史。收罢相，以太常少卿召还。”考《新唐书·宰相表》三，杨收任相在咸通四年五月，其罢相在七年十月。则逢之任绵州刺史乃约在咸通七年底前，与《太平广记》所言咸通中合，而绝不可能在大中初。
又《唐语林》卷三载：“懿宗迎佛骨，自凤翔至内……中出一道，夹以连索，不得辄有犯者。……明年，懿宗崩，京兆尹薛逢毁之无遗。”据《旧唐书·懿宗纪》，懿宗迎佛骨至京在咸通十四年四月，而七月即卒。《唐语林》记迎佛骨与懿宗卒事在两年中，未确。然懿宗卒时薛逢已在京兆尹任，此则两《唐书》本传所未载。又两《唐书》本传均谓薛逢迁秘书监、卒，而《旧五代史》卷六十八《薛廷珪传》又谓廷珪“父逢，咸通中为秘书监”。据《旧唐书·僖宗纪》，咸通十五年十一月改元乾符。倘《唐语林》所载可信，则薛逢改秘书监前尚任京兆尹一职，而其任秘书监则当在咸通十四年七月懿宗死后不久。
又王安石《王荆公唐百家诗选》卷十八云薛逢“咸通初为嘉州刺史，将作监”。按此乃两《唐书》本传所未载。考《全唐诗》卷五四八，逢有《嘉陵江》、《九日嘉州发军亭即事》、《九日雨中言怀》、《九日郡斋有感》诸诗，知其尝在嘉州任职，唯未能确定为刺史。《九日郡斋有感》云：“三冬不见秦中雪，九日惟添鬓畔霜”。据此知其时其已离京三年。据两《唐书》本传，刘琢任相时，贬逢为巴州刺史。后杨收任相，又贬其为蓬、绵二州刺史。据《新唐书·宰相表》，刘琢任相在大中十二年，杨收任相在咸通四年，其间有六年之久。唐刺史一般三年一任，为此则薛逢于大中十二年贬巴州刺史后，至咸通四年再贬蓬州刺史中间当有王安石所言之嘉州之任。其时间盖在咸通二年至四年时，亦即王安石所记咸通初时。
崔居俭之籍贯及仕历问题
崔居俭之籍贯
崔居俭之籍贯诸书所载颇有歧异。《新五代史》卷五十五本传谓其“清河人也，祖蠡、父荛皆为唐名臣”。《全唐文》卷八五0小传亦谓其“清河人”。据《旧唐书》卷一一七《崔宁传》，宁季弟密，密子绘，绘四子，长曰蠡，即居俭祖。崔宁为卫州人。据此，则居俭当是卫州人。然《新唐书》卷一四四《崔宁传》则云崔宁“本贝州安平人，后徙卫州”。按《新传》言其先祖贝州安平人似有误。考《旧唐书》卷三十九贝州下无安平。据同书卷三十八、三十九，唐青州及深州属县均有安平，则所言“贝州安平”不可信。贝州，隋时为清河郡，唐武德四年置贝州，天宝元年又改为清河郡。乾元元年复为贝州，故贝州即清河。据两《唐书·崔宁传》，贝州当是居俭先祖所居，非其籍贯，其籍贯当是后徙之卫州（今河南汲县）。
《旧五代史》记崔居俭任尚书右丞误
《旧五代史》卷四十天成四年五月壬辰云：“以权知尚书右丞崔居俭为尚书右丞。”考同书卷三十八天成二年四月载：“以兵部侍郎崔居俭权知尚书左丞”，又卷四十二长兴二年闰五月记：“以尚书左丞崔居俭为工部尚书”。按《旧五代史》天成四年条记居俭为尚书右丞乃置于天成二年（927）、长兴二年（931）两条言其为尚书左丞中间，故右丞实误，当为左丞为是。
崔居俭未尝任吏部侍郎
《新五代史》卷五十五《崔居俭传》：“为秘书监。居俭历兵、吏部侍郎、尚书左丞、户部尚书。”所言居俭尝任吏部侍郎误。考《旧五代史》卷三十六云：“（明宗天成元年六月己丑）以御史中丞崔居俭为兵部侍郎”；同书卷三十八云：“（天成二年四月己丑）以兵部侍郎崔居俭权知尚书左丞”；同书卷四十云：“（天成四年五月壬辰）以权知尚书右（庆按，右当为左误，下同）丞崔居俭为尚书右丞。”同书卷四十三云：“（长兴二年闰五月壬寅）以尚书左丞崔居俭为工部尚书”。《旧五代史》此后诸卷及《新五代史》诸书亦未见有另记居俭尝任吏部侍郎者。据上引《旧五代史》诸条，其数任前后紧相衔接，殊无别任吏部侍郎之事。可见《新五代史》本传记其任吏部侍郎恐误。又《旧唐书·崔宁传》附《崔居俭传》亦有误考。《旧唐书》卷一一七《崔宁传》记崔居俭云：“居俭中兴终户部尚书”。考《新五代史》卷五十五《崔居俭传》云：“晋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赠右仆射。”《旧五代史》卷七十八天福四年五月壬子记“户部尚书崔居俭卒”。据此可见居俭乃后晋天福四年卒，《旧唐书》所谓“中兴终户部尚书”实误，唐五代未有“中兴”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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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人生不在初相逢范文
花开花落命不凡，人情人意几时寒。
曾遇心照于一旦，念惜绵涌心伤喊。
春去秋来不停留，乌云过后天仍蓝。
可怜心系不在己，相隔万水至千山。
初次相逢成回忆，再次相逢俩不看。
人山人海无边际，内心愁闷无处坦。
第6篇：人生不在初相逢范文
秋天的叶子 好像我的心情
在秋风来的时候
慢慢落了下来
而你 为秋天的来临
开始变得 模糊 慢慢消失
是谁在逃避着什么
要不然这样的风
会有这样的心情
只有在坠落的时候
它才逃避得无影无踪
岁月是四季的风
春夏秋冬 不断
折磨着为你等待的季节
你不曾把我带走
岁月是被遗忘的过去
有过欢笑
却充满太多惆怅
现在的岁月就是往事
你也没有再提起过
流年的往事已经成灰尽
今生索性把你当成佰路
落花只是或爱或恨的征兆
谁将拾起它的残影
人群中蜕变得没有了色彩
谁在你华丽的面容中日夜起伏
岁月流失得让人憔悴
往事只不过从我身旁轻轻掠过
人生是一场场的相逢
驿路策马 长亭短憩
一回眸 一驻足
可能是一场相逢
相逢只一瞬 却需要各自的生命
山一程 水一程 风一程 雨一程
马不停蹄地走很长很长的时间
任何一念流转 都会擦肩而过
任何一脚迷乱 都会无缘错失
这种巧合 看起来
更像是与另一个自己相逢
生活撩人心魄的地方
是你永远不知道在下一刻
在下一个地方 会有哪一个人
不早不晚 不远不近 为你等候
偶然也好 命定也罢
总之 这么大的江湖
惟你 也惟与他 相逢
阳光照进幽暗的弄堂
温暖牵住了青苔的明媚
一束光擦亮了蛛网的惊喜
说不清是该明媚还是该惊喜
所有的相逢 都是上天的恩赐
而最大的恩赐
是你在人生最美的时候
与最对的人 欣然相逢
一次相逢 便是一辈子的厮守
这个世界 最短命的相逢
一定是相遇在那不对的时间
遇上了不对的人
一眨眼灿然花开
一转眼又寂然而败
相濡以沫也好 相忘于江湖也罢
所有的相逢都会有结局
而所有的结局都是相逢的填充
不要用结局去质疑开始
成全人的是生活
捉弄人的也是生活
有初见的惊悸 有对视的惊慌
有乍逢的惊喜
就像邂逅了前世的情人
相逢 转身 陌路
每一场相逢没有对与错
无法擦肩而过 只能相逢
我在佰生的路上 轻轻掠过
伴着城市喧闹的鸣啼
推开一叶窗扇
往事还在静静守候
心中那遥远的梦里
有不可停歇的脚步
正慢慢向前
明知前方的你
是海市蜃楼般的虚影
到头来谜底在刹那间
成了淡淡的斜阳
在现实与渴望中穿梭
世事却显得剔透
四季暗淡了长夜
为你探索的双眼充满神奇
尘埃中掩埋的日记
有花落的痕迹
在原地徘徊 铩羽而归
那苍白憔悴的青春
早已点缀暮之夜空
泪和欢笑该烟雨般消散
流浪的情思 找不到归宿
时间尘封了剩下的空城
暮日已近
满载的小舟已经返航
请原凉我没有向你及时告别
我属于你身边的过客
随脚步和风景匆匆而过
渡口有了你的身影
视线在渐渐模糊
生命走到最后孤单
惶恐 也只是因为
将要从这个尘世走散
从此 再无可相逢的人
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
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口
没有一个人可以至始至终陪着你走完
包括亲人 友人 爱人
你会看到来来往往 上上下下的人
如果幸运 会有人陪你走过一段
当这个人要下车的时候
即使不舍得 也该心存感激
然后挥手道别
下一站会有另外一个人陪你继续走远……
第7篇：人生不在初相逢范文
1、长歌当哭，为那些无法兑现的诺言，为生命中最深的爱恋，终散作云烟。
2、恍恍惚惚，迷迷荡荡。我想起奉天的沈水，雨润的时节，微冷的初秋。
3、凤凰双双对，飞去飞来烟雨秋。而如今，凤去了，凰空留。
4、这次我离开你，是风，是雨，是夜晚；你笑了笑，我摆一摆手，一条寂寞的路便展向两头了。
5、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
6、风华是一指流砂，苍老是一段年华。
7、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
8、就这样吧，从此山水不相逢。
9、生生的两端，我们彼此站成了岸。
10、千秋功名，一世葬你，玲珑社稷，可笑却无君王命。
11、多少红颜悴，多少相思碎，唯留血染墨香哭乱冢。
12、夜雨染成天水碧。有些人不需要姿态，也能成就一场惊鸿。
13、握住苍老，禁锢了时空，一下子到了地老天荒
14、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15、恍惚中，时光停滞，岁月静好。宛如十年前。
16、纸张有些破旧，有些模糊。可每一笔勾勒，每一抹痕迹，似乎都记载着跨越千年万载的思念。
17、汉霄苍茫，牵住繁华哀伤，弯眉间，命中注定，成为过往。
18、凤凰台上凤凰游，负约而去，一夜苦等，从此江南江北，万里哀哭。
19、看那天地日月，恒静无言；青山长河，世代绵延；就像在我心中，你从未离去，也从未改变。
20、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
21、终于为那一身江南烟雨覆了天下，容华谢后，不过一场，山河永寂。
22、尘缘从来都如水，罕须泪，何尽一生情？莫多情，情伤己。
23、虚幻大千两茫茫，一邂逅，终难忘。相逢主人留一笑，不相识，又何妨。
24、人永远看不破的镜花水月，不过我指间烟云世间千年，如我一瞬。
25、嗟叹红颜泪、英雄殁，人世苦多。山河永寂、怎堪欢颜。
26、黑色的飞鸟掠过天空。我站在城中。看时间燃成灰烬。哗哗作响。
27、你要记得，紫檀未灭，我亦未去。
28、人天自两空，何相忘，何笑何惊人。
29、红尘初妆，山河无疆。最初的面庞，碾碎梦魇无常，命格无双。
30、凋谢是真实的，盛开只是一种过去。
31、缘聚缘散缘如水，背负万丈尘寰，只为一句，等待下一次相逢。
32、雾散，梦醒，我终于看见真实，那是千帆过尽的沉寂。
第8篇：人生不在初相逢范文
一、充分利用好“知人论世”，使古诗教学摆脱粗疏状态
1.“知人论世”应成为备课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本解读是语文阅读教学的根，是语文阅读教学的起跑线。教师只有首先与文本进行深入、细致、广阔、多维的对话，把握文本的精髓，才有可能在教学中深入浅出、挥洒自如地引导学生与文本进行心灵的沟通。然而，相当一部分语文教师受到应试因素的干扰，对于在中考中通常只考“记忆默写”的古诗不进行文本解读，所谓“知人论世”不过是文学常识的机械性学习。
古诗作者的写作不是孤立的行为，其世界观与艺术创作理想就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与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所以，要真正理解诗人的写作意图，就必须了解其人生经历、世界观、审美倾向以及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知人论世”实际上就是要通过这种因果关系去把握作品的内涵。因此，教师在研读文本时有必要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去收集资料，并利用它们去诠释作品，而不是仅仅把它们当成一般的文学常识。在古诗教学中，对于作家的生平经历、品性修养、其他作品的“知人”、创作作品时的时代背景以及身处的生活环境的“论世”，就必须成为备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2.教师在备课过程中有所针对地 “知人论世”，并结合具体学情确定教学内容
对于古诗的教学，李海林教授在《李海林讲语文》一书中指出两种教学指向：一个是文学鉴赏指向的教学，一个是文化传承视角的教学指向。这两种教学指向并非泾渭分明，但都离不开“知人论世”。
文学鉴赏指向的教学重在古典诗歌的节奏韵律、表达手法与意境等内容；文化传承指向的教学则重在古代诗歌文化教学，主要学习古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与审美方式等内容。文学鉴赏指向的教学要结合语境落实重点词语、重点诗句，同时要运用各种教学策略体会诗歌意境。备课过程中，教师必须对诗人创作作品时的时代背景以及身处的生活环境有所了解。文化传承指向的教学则将教学内容落实在理解诗歌所展现的审美世界、领会诗人的人生感悟、理解探寻诗歌承载的文化意义乃至与诗人的人生观产生共鸣之上。这要求教师有针对地对作家的生平经历、品性修养、性格特点及这位作家同时期其他作品、不同时期的同题材作品等多方面的情况加以研究学习。
在教授《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前的备课过程中，细读诗作产生感悟后，我又阅读了《刘禹锡评传》和刘禹锡的部分重要作品，较为系统地了解了诗人的生平经历和与《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同时期的诗文，再次回顾了学生学习过的《陋室铭》和《秋词》，发现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所呈现的诗风及诗人傲岸不屈、意志坚定、奋发自励的人格魅力都是极富代表性的。鉴于此，结合该诗的作品特点和对于学生学情的初步了解，我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的教学中将文学鉴赏指向和文化传承指向融合，教学内容定为：反复诵读，品析诗歌，感受诗歌的意境美和情感美；结合诗人人生经历以及相关作品，感受、理解诗人的情感，了解诗人的精神世界。其中后一点作为教学重点。
二、引导学生在预习阶段自主收集、筛选信息；运用“知人论世”的课堂教学策略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搜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应该引导学生钻研文本，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这一建议应该对我们在古诗教学中运用“知人论世”策略有所启发。
1.在预习阶段，应引导学生自主收集、筛选信息
初中学习阶段的古诗通常都较短小，预习过程中涉及的基础知识相对较少。在预习环节中，教师可以根据文本解读的需要，要求学生了解与作品相关的作家经历、时代背景、创作动机以及作品的社会影响。也可引导学生温故知新，联系学过的同一作家的作品或不同作家同一题材的作品，在初读古诗时努力做到知人论世，慢慢学会筛选、整合信息，为课堂上的阅读生成打下扎实基础。
在教授《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前，学生已学过《秋词》和《陋室铭》，对刘禹锡的情况已有初步了解。鉴于此，我布置的预习作业就是温习《秋词》与《陋室铭》，注意这两部作品和《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的创作时间、背景，让学生在收集这些资料的过程中，感受刘禹锡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
2.课堂教学过程中，依据学生的学情，适度、适时地运用“知人论世”
语文教师们习惯将作家生平、时代背景等介绍安排在课堂教学的开头，这种做法在实践中逐渐被否定。其后，课堂上开始出现大量引用资料进行所谓“知人论世”的现象。这种做法和前者犯了同样的错误。一切无视学生认知程度的教学手段都是无效的。“知人论世”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帮助学生理解、深入文本。因此，有效的“知人论世”必须以学生的需求为基础。
在教授《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的过程中，学生在预习和“温故”环节已经基本了解了刘禹锡的经历。但是，刘禹锡在被贬二十多年过程中的起伏及其人生态度，是学生忽略的部分，而这一部分恰恰有助于学生体会《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诗人的思想感情、了解诗人的精神世界。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适当提供这一部分的背景知识。在什么时候提供这些材料呢？一句话——适时穿插。在备课过程中掌握不少阅读背景资料的教师不必拘泥于程式，完全可以根据学生在课堂中的学习现状，及时、大胆地调整教学环节。
在教授《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的“细读诗歌首联”的环节时，学生敏锐地感受到了“凄凉”“弃置”所传递的凄楚与愤懑。但在体会“二十三年”时，只感受到了“时间之长”。为了加深学生对于诗人此时心情的理解，我将备课时整理的一组材料提供给学生，介绍了永贞元年（805）至宝历三年（827）作者的生活经历。学生看过后恍然大悟：原来这二十三年，正是诗人年富力强、欲将冲天抱负付诸实践的时期。但是，所有的宏愿在这二十三年中灰飞烟灭，所有的期待在这二十三年内化为泡影。此时此刻，“知人论世”策略的应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生更切近地体会到了诗人愤懑的内心世界。
在颔联的解读过程中，学生凭自己的阅读直觉对“怀旧空吟闻笛赋”产生了一些误读，认为“怀旧”“空吟”是对亲人的怀念。在利用课文注解理解“闻笛赋”这个典故的基础上，我适时插入对“永贞革新”失败后王叔文、柳宗元等好友不幸遭遇的介绍，在这样的“论世”材料的介入下，学生自然而然纠正了对于颔联的误读。
有了首联和颔联的感情铺垫，面对颈联和尾联的感情变化，学生的疑惑不约而同地产生。有学生提问：“对刘禹锡来说，人生已过大好时光，经受了这么多年命运的折磨，何来勇气展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豪气？”也有学生认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以“病树”和“沉舟”自比，所表现的并不是刘禹锡的乐观豪迈之情。仅凭对诗句字面意义的解读和诗歌意境的体会，很难解决这两个问题。但此时正是读懂读透这首诗、走进刘禹锡的精神世界的一个绝好的教学契机。我这样提示学生：“品味语言，体会感情是解读诗作的一种方法，当我们想要更全面地把握诗歌感情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方法，那就是了解作者的经历、性情，去看看他同一时期的作品。”我先让学生联系预习环节中的内容，想想早于此诗一年所做的《陋室铭》和贬官之初所写的《秋词》，体会处在人生低谷时期的刘禹锡的精神状态；进而请学生思考：处在人生低谷的刘禹锡精神如此昂扬，那么此时他应诏回京，会是怎样一种心情？随后，我又屏示《玄都观桃花》和《重游玄都观》两首小诗，讲述了刘禹锡两度还京却初衷不改的故事。在这些材料的启发下，诗人傲岸不屈、执著追求、奋发自励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当他们再次诵读颈联和尾联时，彭城诗豪的形象已深深烙印在他们的脑海中。
3.在实际教学中应该避免的错误做法
（1）教师对备课过程中涉及的背景资料不加选择，一味“知人论世”，剥夺了学生自主收集、筛选信息的权利，忽略了学生与文本的接触，将语文课变为文史资料堆砌课。（2）对于学生学习过程中曾经出现的作家，教师忽略了对其诗作的“知人论世”，讲解时蜻蜓点水、一掠而过。（3）教师忽视学生在课堂上呈现的具体学习情况，按照预设照本宣科，为“知人论世”而“知人论世”。
浙江省教育厅颁布的《学科教学指导意见》在针对苏教版的教学建议中提到：“研习中，教师应有意识地指导学生运用知人论世的读书方法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别是具体作品的写作背景，并能利用它们去诠释作品，而不仅仅是把它们当成教学中读一般的文学常识。”语文教师只有用心把“知人论世”当做一种有效策略去思考、去落实，才能在古诗教学中真正发挥它的作用，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参考资料：
第9篇：人生不在初相逢范文
丘逢甲对辛亥革命最突出的贡献，并不在于他是否曾投身于反清武装起义刀光剑影的火热战场，而首先是他锐意新学，通过其教育救国的艰苦实践，启发民智，培育了一大批具有新知识、新观念而又具有爱国思想的先进青年。这些青年由爱国进而走上革命，成为孙中山先生在岭南地区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重要骨干。丘逢甲的一生虽然只有49个春秋，但却身历了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而在其生命的最后10年中，正值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历史大变革――辛亥革命时期。在这场伟大变革中，丘逢甲与时俱进，奋斗不息，为国家民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给自己的生命史画上了一个圆满而光辉的句号。今年适逢辛亥百年，谨以此文缅怀丘逢甲先生。
教育救国 培育英才
纵观丘逢甲的生平事迹，不难发现，“教育救国”始终是贯穿其毕生的思想主流。早年在台湾，他就十分重视乡梓教育，乙未反割台斗争失败内渡大陆后，丘逢甲痛定思痛，愈加积极地投身于“教育救国”活动。戊戌维新前后，他在潮汕地区曾先后受聘担任潮州韩山书院、潮阳东山书院和澄海景韩书院的主讲，努力以维新思想启发教育青年。百日维新失败后，丘逢甲仍毫不动摇，坚决主张废除八股、改革陈腐的教育制度。及至1899年秋冬，他毅然辞去书院的教职，克服重重困难，独立创办新式学堂，开始了他教育救国的新实践。在以后的10年时间里，丘逢甲先后在潮、嘉、穗等地创办或主持过多所新式学堂，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教育救国”事业。
岭东同文学堂创办于1899年秋冬，初拟在汕头开办，后决定设在郡城潮州。1901年春又将校址迁往汕头，地点在外马路原汕头绅商集资兴建的“同庆善堂”旧址，丘逢甲自任监督(校长)。这是丘逢甲独立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同时也是潮汕地区出现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意义重大。
关于创办该学堂的宗旨，丘逢甲在《创设岭东同文学堂序》中说得很清楚：“国何以强?其民之智强之也；国何以弱?其民之愚弱之也；民之智愚乌乎判?视其学之有用无用判之也。”他认为，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正是“以学强其国”，“以有用之学傲我”，而我国却“乃群然习为无用之学”，“鄙弃西学不屑道，或仅习其皮毛，于是遂驯致贫弱，而几危亡”。丘逢甲公开申明：“我潮同志深慨中国之弱由于不学也，故思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爰忘绵薄，广呼同类，拟创设岭东同文学堂。”
关于教学内容，《岭东同文学堂教程》规定：除一般文史课程外，还开设格致(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算学等自西方引进的自然科学。其中尤重算学，因为“算学所用最广，天文、地理、历律、兵法、制器、一切测量之法、绘图之法，莫根于算”。该学堂特别重视外语，尤重日语，因为“西学条目繁，时乎已迫，求其速，不能不先借径东文”，“西文非十年不能通，非由幼年入学不能有成。东文则一年即可成就，中年以上之人皆可学习。西人有用之书，东人皆已译之，能读东文，即不啻能读西文也”。此外，还特设“兵式体操课”，练习实弹射击，以期增强学生的体质和实际本领，准备将来担当重任。这些课程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是在旧式书院闻所未闻不可能学到的新知识、新技能。
在教学方法上，岭东同文学堂也与旧式书院完全不同。它因材施教，提倡自学、讨论，意在活跃学术气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规定：“本学堂分班教授。而学生外另设一班，日讲习班，凡未为学生而愿与本学堂切磋者均可先行挂号，时到堂中，研究一切。”“所出之题，皆浅而易解者”，“每日课程但随所看之书有不能尽解者，可相质问。”“诸生遇有各门疑义，准其问于师长”。
其时，中国的科举旧制尚未废弃，丘逢甲就能提出并努力实践如此进步的教育思想，实属难能可贵。岭东同文学堂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汕头，很快便闻名粤东，有志青年纷纷慕名投考，几年之间培养出了一批爱国热血青年。这些青年与旧式书院出来的书呆子截然不同，不仅具有新知识、新技能，而且思想活跃、关心国事、积极投身于爱国运动。不少青年更由爱国进而走上革命道路，“十余年来，岭东民气蓬勃发展，国民军起，凡光复郡县，莫不有岭东人参与其间，皆此校倡导之力”。
发展族学 开启民智
丘逢甲不仅积极创办新学，同时还勉励有条件的青年学生赴东西洋留学，尤其鼓励他们留学日本。他说：“日本，吾国仇也，然日本之所以能侮我者，由学术胜尔。欲复仇而不求其学，何济?”为此，他亲自出面做学生亲属的工作，帮助他们解决赴日留学的经费问题。在丘逢甲等人的积极倡导鼓励下，当时岭东留学日本者，达数十人。重要的是，这些青年到日本后，受到民主革命思潮的熏陶，纷纷走上反清革命道路。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时，岭东同文学堂出身的留日学生大多参加了。其中何天炯、何天瀚、刘维涛等人还被推举为同盟会的重要干部，成为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的得力助手。
1904年4月，丘逢甲返回家乡镇平，将其主要精力转向兴办师范学校，以解决当时发展新式小学教育亟待解决的师资严重缺乏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族学、开启民智，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丘逢甲的奔走操持下，1904年秋，镇平县有史以来的第一所专门培养小学师资的师范学校――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正式招生开课。与此同时，他又在本乡(现文福乡)设立“自强社课”，亲自辅导族中青少年学习文化。为此，丘逢甲竭尽辛劳，废寝忘食，常常“鸡鸣不寐，不一载而社中子弟在县科各考中均崭然露头角”。
是年冬，丘逢甲又倡用乡间各宗族的族田收入，分别在镇平城东的东山和文福乡员山创办了两所族学堂，名“创兆学堂”。利用乡间族田收入兴办族学，在粤东地区丘逢甲是首创者。用这种办法办学，大大减轻了贫苦农家子弟入学的经济负担，有助于尽快发展农村新式小学教育。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在是一种十分高明的办法。此后粤东各地纷纷效法，成效显著。
从1905年开始，丘逢甲还遴派宗人子弟前往江西寻邬，福建上杭、武平，邻之嘉应、兴宁、长乐(今五华)、平远等地协助办学。他自己则四处奔波，亲往上述各县劝办新学。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的学生毕业后，被分派到各地，成为办学的骨干。由此，岭东地区办学风气大盛，几年之间新办学校达近百所之多。近百年来，兴梅地区文教发达，英才辈出，为国家民族做出了突出贡献。
由于丘逢甲在潮嘉地区兴学育才成绩卓著、声名远播，1906年夏，两广总督岑春煊礼聘其赴省垣广州，出任两广学务公所议绅兼惠、潮、嘉视学员，旋任广州府中学堂监督。由此，丘逢甲的“教育救国”活动重心转向省垣。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广东省教育会会长，广东省咨议局议员、副议长兼两广总督公署议绅、两广方言学堂监督等职。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丘逢甲一直都在省垣任职，政教兼预，在粤省社会政治特别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岭南地区有相当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进步教育活动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