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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古城文化论文

第1篇:古城文化论文范文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经济

古典时期,充分发展的希腊工商业经济,无疑是古典文明繁荣的物质基础。而城市集聚了工商业经济,是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中心。

公元前6—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的工业大有发展,尤其是在阿提卡地区,雅典城市及其外港拜里厄斯的工业特别活跃。手工行业更多,更有组织和更加专门化。出现了冶金业、造船业、制陶业、建筑业、纺织业、制鞋业等多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以制鞋、冶铁、建筑业和制陶业为例,制鞋业不仅有制男、女鞋的分工,还有裁鞋面、纳鞋底、上鞋等不同工序的分工[3](p.225)。冶铁业出现了专门负责锻打、铸范、拉风的分工。建筑业则有木工、铸工、铜工、石匠、染匠、金匠、象牙匠、画匠、刺绣匠、浮雕工等的分工。制陶业中有烧瓦工、烧砖工、小像制模工和瓷灯制造工等。伯里克利在一次演说中曾提到众多的职业:木匠、雕刻匠、制模匠、青铜匠、石匠、打金匠、象牙匠、绘画匠、绣花匠、雕金匠等[3](p.222)。公元前5世纪,阿提卡区成为希腊世界最繁盛的工业区域。“冶金业、造船业、武器制造业和陶器业,使劳里昂区、拜里厄斯港和雅典各区的生活紧张热烈起来,而许多伟大建筑物的构造也表明了雅典文明的光辉灿烂”[4](第51-54页)。

随着手工业的专门化,作坊和营造场等手工业生产区应运而生。这时的作坊和营造场一般规模不大,并可以为私人所有。例如,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父亲就有一个铁匠铺;希腊的军政家克利翁父亲有一个硝皮厂;雅典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的父亲有一个乐器制造厂[4](第56页)。

工业的发达,粮食的不足以及海外的开发,促动了商业贸易的活跃,由此导致以城市为支点的市集贸易和邦际贸易的繁荣。“每一个城邦对于周围地区来说都是一个市集,农夫们在那里卖掉他们的产品,换取钱来支付他们的赋税和租金(在某些地方),和购买从外地输入的商品及乡间作坊不能生产的制品(当这些可以用钱支付的时候)”[5](第52页)。

在市集贸易方面,定期市集是古希腊最为普遍的国内贸易形式。小生产者和零售商人定期聚集于市,调剂余缺,互通有无,交易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不同的市场,按规定的时间开市。交易的商品有蔬菜、水果、干酪、鱼、肉、腊肠、家禽和野鸟、酒、木柴、陶器、铁器、旧货,还有卖书的角落[3](p.290)。雅典城邦的中心市场是此类市集的典型代表。此外,还有一些依托于城市的节日或竞技会等非经常性的市集。例如,在奥林匹亚、德尔斐、尼密阿和科林斯地峡举行的全希腊竞技会,为雅典守护神雅典娜举行的祝贺节等,都是商贸活动的良好时机。邦际贸易则指希腊各城邦之间的贸易,或希腊人与异邦人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较市集贸易规模更大,辐射更广。在贸易中形成几个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希腊本土的雅典和科林斯既加工制造常用的金属与贵金属、木材、羊毛、皮革、琥珀、象牙等产品,又向域外输出各种织物、武器和金属器具、毡毯、花瓶、珠宝、美术品、金银雕刻品等。雅典用葡萄酒、橄榄油、纺织品、精美的工艺品、陶器、军器输出,换回谷物、鱼、牲畜、蜜蜂蜡、食盐以及奴隶。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拜里厄斯港是爱琴海上着名的国际商港,运到这里的商品有埃及、西西里、黑海沿岸的谷物、牲畜和皮革,米利都的羊毛,波斯和迦太基的毛毯,阿拉伯的香水,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亚麻衣料、大麻和造船木材,此外还从各地输入奴隶。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则是联结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当时,希腊商人的足迹已遍及北欧、西欧、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波罗的海,甚至到达欧亚交界处的未知地区和非洲的西海岸[4](第62-68页)。

与其他地区相比,由于土地贫瘠,平原狭小,古代希腊的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雅典就是如此。不可否认,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先前落后的雅典变为公民富足、国家强大的重要原因。国富民强才能进行大规模的智力投资和文化建设。伯里克利曾大规模地兴建雅典卫城、帕特浓神庙、赫维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大剧场、音乐厅、街道和大型雕塑像等一大批规模宏大的公共文化工程,竭力使雅典成为全希腊最美丽的城市、“全希腊的学校”。据载,建造雅典娜神庙花费竟耗资7000塔兰特,相当于雅典城邦整整7个全年的预算[6](第358页)。在其执政期间,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发展文化事业。演剧、庆节、献祭等都是开销不菲的公众活动,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其一部分费用由城邦公款支付,大部分则以“社会义务”的形式分摊给富裕的公民。公益捐助是富裕的雅典人的义务,如演剧捐助、海军建 设捐助、供应贫民粮食捐助等。色诺芬的《经济论》中记载,苏格拉底曾提醒富有的克利托布勒斯向城市的神及他的友人们尽捐助义务:“必须供奉丰盛的祭品,否则神和人都会找你麻烦。其次,慷慨大方地招待很多陌生人是你的职责。第三,必须宴请市民并对他们有所资助,否则,你就失去追随者。”[7](ⅱ,5-8)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400个雅典人负担前401年至409年间的泛雅典娜祭庆的巨额款项[8](第310页)。古代雅典社会经济生活的相对平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富人”阶层的公益捐助。那么,在相对而言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的古代希腊社会,哪些人可能是富人呢?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从总体上说雅典人的生活仍然是贫乏的。雅典的普通公民,诸如教师、雕刻家、石匠、木工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标准一个样,都是日得一个德拉克马[9](第253页)。这样的工资收入,除了足够支付一切的必须费用以外,剩余不多,自然无力成为“富人”(即便是有,为数也不会太多)。因此,只有经营获利较多的工商业经济的作坊主和商人或工商业奴隶主,才有可能成为雅典富人阶层中的多数。这种富人阶层的出现,是雅典文化兴盛的必要前提。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文化基础——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才

经济富足,并不一定文化昌盛。文化是人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其主体是人。文化的繁荣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人才和占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资源。古希腊人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10](第27页),“一切公民都要受到同样的教育,而关心这种教育应是国家的本身”[11](第28页)。雅典人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去做的,从而使雅典城市成为城邦广行文化教育与交流活动的重要空间和舞台。

其一,雅典城市广泛吸纳域外先进文化知识和人才。早在梭伦改革时期,就鼓励外籍工匠移居雅典,设各种专业技师居留的特别区,并给予公民权[12](ⅹⅹⅳ.2)。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更是以海纳百川之势,吸引着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来此学习和交流文化科学知识。“哲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8](第242页)。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40万人口中,有3万2千名外邦人。他们经营工商业,从事科学、文学和艺术研究,执业法律、医生等。来自于外邦的阿那克萨哥那、德谟克里特、普罗泰哥拉、哥尔基斯、希罗多德、品达、迈伦等文化名家,汇聚雅典。正如伯里克利所言:“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13](第131页)。凡是在西西里、意大利、塞浦路斯、埃及、吕底亚、本都、伯罗奔尼撒或其他地方能找着的合意的东西,都被带到了雅典。而这里所说的“产品”,不仅仅是自然产品,也包括精神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因为雅典的伟大而被吸引来的。诗歌、音乐和艺术都和商品一样,在雅典城找着了舒适的家乡[13](第131页)。正是这样一批外邦人和雅典本土出生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以自己天才的创造,将古希腊文化推向了繁荣的顶峰。

其二,众所周知,希腊紧邻西亚、北非等古老文明地区。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有一个东方文化的源头。但是,古老的东方文化既非专为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而存在,更不可能自动融入古希腊文明之中。就当时世界来说,已达二三千年之久的东方文化可以被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学习和借鉴。古希腊人能够将东方文化继承、学习、吸纳为推动自己文化繁荣的养料,并加以创造性地改造与发展,形成自有特色的希腊古典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希腊城市中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在这一方面,连其他民族中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见绌”[14](第212页)。生活于古希腊城市的许多文化人、知识分子,虚心求教,广泛汲取,“拜东方文明为师”,竭心尽力变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为文化发展优势。他们是繁荣希腊古典文化的功臣和时代的先锋。例如,古代雅典的着名政治改革家和诗人梭伦,青年时代游历经商,遍访小亚细亚沿岸希腊人城邦,考察社会制度与风土人情,结交泰勒斯等名人学者。博学多才的梭伦因而有了“雅典第一诗人”之殊荣,更得“希腊七贤”之美誉。古希腊哲学家德莫克里特,曾追随波斯术士和迦勒底星相学家学习神学和天文学,师从米利都学派研习自然哲学。后到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等地漫游,向有学问的人求教,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一生中写了约60种科学着作,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门知识。马克思称之为“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5](第146页)。着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从小随父学医,曾在小亚细亚、黑海沿岸、北非等地游历行医,学习取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出了丰富的医学着作《希波克拉底文集》,成为西方医学的最早奠基人。被誉为西方“历史之祖”的希罗多德,大约从30岁开始,历时10年游学访察,漫游黑海北岸、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埃及、意大利半岛等地。访查传闻逸事,凭吊历史遗迹,了解风土人情,有助于后来撰述《历史》名着。总之,“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14](第212页)。

其三,希腊古典文化长达200余年的繁荣,绝非仅靠少数文化人、知识分子的努力,而是在于拥有广泛的公民群众基础和城市活动空间,从而使古典文化具有广博的内涵、恒久的魅力和深远的影响。文化人、知识分子依托城市开办学园,进行全民性的戏剧演艺、宗教节庆、体育竞技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传播了知识,培育了人才,融通了思想,活跃了文化市场,从而使得对戏剧、雕刻、建筑、诗歌、论辩演说等古典文化的认知、理解、接纳和传扬,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公元前388年,柏拉图于雅典附近的阿卡德米亚创立学园。园内设有图书馆、授课厅和宿舍等。在柏拉图时期,学院里讲授的主要课程有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该学园是古希腊第一所真正招收学生的学校。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希腊乃至地中海世界的一个学术中心。从学园学成出去的许多学生,在地中海世界的众多地方,传播着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吕克姆体育场创立学园,从事教学和着述。此外,还有一批“智者”所创办的专门教授论辩技术的学 校。这些学园或学校,都是城邦政府所允许的,并认为是为青年的显赫前途提供训练所必须的。诸多学园与学派并立于雅典,使人们在更多学习选择的同时,加深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智者学派的学者们教授在公共场合下演说的艺术和辩论的技艺,为培养适应民主政治时代所需要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人才作出了贡献。雅典的民主政治,决定了当时的社会不是靠暴力、行政手段,而是靠辩论、才识赢得人心的。雄辩的口才,超群的才华,是每一位企求成功的政治家必备的要素。

戏剧演艺是雅典城邦利用戏剧节组织戏剧比赛对公民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伦理道德教育的一种文化艺术活动。活动多是在祭典和节日中以集体方式进行。古希腊至少有300个以上由城邦组织的宗教节日,祭奉的神祗超过400位。仅在雅典城邦,一年就有144天为公共的宗教节日[16](第101-102页)。戏剧演艺活动只在狄奥尼索斯节的祭庆日子里进行。连续5天的欢庆,主要是进行戏剧比赛。雅典大剧场是节庆活动的中心,数以万计的人聚集剧场,观看悲剧或喜剧表演。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底斯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等,以其非凡的创作参赛演出。起初,戏剧演艺只是祭仪的附属品,后来逐渐取得社会意义,成为政治的论坛,休息与娱乐之地。戏剧演艺也便有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希腊城邦的一般文化的高度水准,在很大的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组织民众、教育民众、启发民众的戏剧”[8](第318页)。公元前480年—公元前380年的100年内,雅典演出的戏剧有2000多种。

宗教节庆与体育竞技活动是雅典城邦利用宗教节日组织的全民性的文化活动。主要节庆赛会有泛雅典娜节、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等。泛雅典娜节年年举行, 4年一大庆,庆节一连6天,雅典所有民众都参加。庆节活动有赛马(赛战车)、徒步竞走 、歌唱、舞蹈、朗诵比赛与音乐比赛。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也具有全国性的意 义。“在这些节日里,不仅有体育锻炼,同时也有心智和精神的娱乐,因为那时有艺术 布景和表演”[13](第131页)。伯里克利在其着名的葬礼演说中说过:“整个一年之中 ,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13](第1 30页)

戏剧、艺术、哲学、竞技等文化活动,是传扬古典文化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对公民而言,这不只是闲暇之余的精神娱乐,也是接受城邦制度、民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教育活动;是认知、理解、接纳古典文化的有效过程。知识、价值和思想在公共广场上接受公众的批评和争议,“以前属于军事贵族和祭司贵族的精神世界现在向越来越多的人开放,直到向全体平民开放,而希腊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的”[17](第39页)。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体育馆、康体馆和剧场“不仅仅是铸造了城市的形态:同样,每个场馆也经由旅游和朝圣而达到更广泛的文化交融之目的”[18](p.168)。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政治基础——民主政治的权力机构与活动空间

雅典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与其施行民主政治所带来的宽松而自由的城市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市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尽管也有这样的事实:苏格拉底以其政见不同而被处死;阿那克萨哥拉和普罗泰哥拉两位哲学家被迫离开本国。但是,雅典城市的宽容和自由的文化环境,“比之大多数其他国家,不论在古代还是近代的国家,都要好些”[9](第258页)。“雅典那时有一种活泼的自由,以及礼节、风俗和精神、文化上活泼的平等;……在不违背这种平等和在这种自由的范围以内,一切性格和才能上的不同、以及一切特质上的参差,都取得最无拘束的发展,都在它的环境里取得最丰富的刺激,来发扬光大”[19](第258页)。人们可以尽自己之所想,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或讽刺、或褒扬,或辩论各种思想、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城邦民主政治的确立与运作,始终与城市密不可分。

其一,自梭伦开始直至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历次民主政治改革的推行,都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了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并因此而有力地扩大了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例如,梭伦改革的核心,是以财产特权代替贵族世袭特权,按财产划分公民等级,以等级确定权利和义务。公民财产主要依据其田产的年收入,工商业者则按其货币收入折合成实物来计算。从而削弱了氏族贵族所享有的种种特权,使工商业奴隶主有机会跻身于国家领导层,更多的“富人”可以走上政坛。恩格斯遂将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后的80年,概括为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势力的胜利竞争的时代,同时又是“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的时代[20](第112页)。梭伦之后的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基本上继续推行或发展梭伦的立法。古典时期,自由手工业者的人数在公民大会中明显增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色诺芬等也同样认为,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工人在议事会中占了多数[4](第58-59页)。

其二,雅典国家机构最重要的是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最高权力机关,10天召开一次,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皆可出席,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议事会为雅典城邦最高行政机关。会议成员500人,执行公民大会的决定和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陪审法庭乃雅典城邦最高司法、检察机关。陪审员由每个地区各选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600人,全雅典共选出6000人,组成10所高等法庭,审理重大案件并参与立法和监督公职人员。一方面,这些权力机构大多设置于城市,以城市为重心运作。考古资料表明,在城邦基本的政治机构如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出现的同时,市政公共建筑如市政广场、公民大会会场和市政大厅随之出现[21](p.101)。市政广场是交流信息、参与市政议会和公民大会的“民众集会之所”。在雅典,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通常是在市政广场或其西南面的匹尼克斯山举行。城邦的法律、法令、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决议等,皆公告于此。有关城邦政治和国民事务的文献保存于市政大厅。“议事院则是一个服务于公民大众的相当大的地方,通常位于市政广场其间或其附近”[18](p.182)。雅典城墙圈内即是政府所在地和贵族上层人物的居住区。政治和宗教首脑的居住地分布于城市中心广场附近的林阴道两侧。下层人物远离城市中心区。各分散的居民区用矮墙或壕沟分开,形成分散隔离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区。随着民主制的确立,特别是希波战争后,曾作为军事、政治、宗教中心的雅典卫城中心广场,主要供人民集会和商业之用。广场的东、西、南三面有柱廊,后面是商店与庙宇。北面是建于平台之上的神庙,供人们休息与交易。紧邻神庙的则是市民政治集会的地方——市政厅。另一方面,城邦民主政治的权利属于城市的成员——全体公民。“ 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总是最高的权威”[22](第199页)。有学者认为,公民的政治权利主要体现为有权参加城市的政治生活——可以出席市镇会议、担任公职等。公民大会是每个年过20的雅典人都有资格参加的一种“城镇会议”[23](第26页)。

第2篇:古城文化论文范文

中国古都学。古都是历史城市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古都学创始人之一的史念海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古都和文化》中提出,该学科“研究我国历史上所有的都城的形成、发展、萧条以至于破坏的演变过程”,探明其中的规律。该著作同时指出,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论证古都兴起发展的自然地理因素,指出古都发展的经济基础,论述古都的上层建筑,论证古都演变之规律,服务于当前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其中,“论述古都的上层建筑”这项研究内容中涉及了古都文化问题。史念海先生这本著作中还有《中国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中国古都和文化》等论文,可见先生非常重视古都文化研究。城市科学。其有很多分支学科:城市建筑工程学(包括建筑工程技术和建筑设计)、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管理学、城市生态学等,是以现代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城市建筑设计、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管理学的研究中应该包括城市文化,甚至要关注城市历史文化状况及演变。城市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城市空间组织规律性的学科,也是研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人文要素与一些自然要素在一定的地域内的空间组合及其规律性的学科。城市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主要关注当今城市。该学科的研究内容中虽也涉及文化要素,但却只是诸多要素之一,并不是主要之要素。

在城市考古学、城市史学、历史城市地理学等学科之外,还有一个关于城市研究的学科体系———城市学。该学科是在钱学森教授于1985年的倡议下建立的,不过只是作为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础层次上的学科。他后来又提出“山水城市”这一概念,倡议把中国传统的山水诗、山水词、山水画和中国古典园林结合起来。这样,历史文化的内容便包涵于城市学理论之中。近年来,我国还出现了以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学,例如北京学、上海学、香港学、西安学等,这主要是受国外城市研究学术思潮的影响。其中北京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研究北京城市及其环境共同组成的城市综合体的形成、演化、发展的基础、规律和特点”,研究目的则是“为北京城市发展战略和管理决策提供应用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学者们还指出,北京学不应仅泛泛论述北京现有市域范围内有史以来客观存在的各种事实和现象,同时应“深刻地揭示这些现象和事实形成的原因、发展变化的机制、相互之间的关系、所反映的问题实质,以及对北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产生的影响等”。据此可见,北京学、上海学、香港学、西安学等也包括历史文化的内容。前所提及的城市考古学、城市史学、历史城市地理学、城市学等学科的研究内容基本都包含文化要素。然而由于这些学科是与其他相关要素相结合对文化要素进行研究的,所以缺乏对文化要素尤其是历史文化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的具体阐释。很明显,这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非常不利。为促进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和思考,笔者特对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进行总结,主要包括:1.探明城市历史文脉,揭示城市文化禀性与精神风貌;2.彰显城市文化特征,为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工作提供借鉴;3.挖掘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推进城市经济建设、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发展。城市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不但能够深化对城市以往发展规律和当前城市特征的认识,同时对于城市的和谐与持续发展有所裨益,由此可见,其究任务的繁重和作用的重大。

二、有关“历史城市”之界定

城市历史文化的研究对象是以“城市”为依托的,此“城市”不是乡村聚落,必须是历史时期形成,具有一定的发展史。这是以往常常使人困惑的难题,也是在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必须首要明确的问题,学术界对于必须是“历史时期”这一问题已经基本意见一致,不过对于我国城市起源的时间,学者们看法尚存在分歧。有原始社会晚期说,此观点提出,中国城市的雏形是新石器时代后期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古城[9]。但那时的“城”尚不具备城市的功能,原始先民筑城“所以自守也”,仅是防御性设施。《世本•作篇》记载颛顼时“祝融作市”,颜师古注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可见“市”在我国历史上也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那时的“市”并非稳定的商贸市场,仅是以物易物的场所而已。《六韬》曰:“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不过其中提到的“市”位置是在宫中,显而易见并不是一般而言的商贸场所,考古学者在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发掘中亦没有取得城中有“市”的资料和证据。《周礼•考工记》记述了西周都城丰镐的规制,其中明确提到“前朝后市”。另外,依据《周礼•司市》,周代已有专门管理市场的机构,其职能主要是“去盗”、“止讼”、“除诈”、“均市”、“平市”等。“市”有“大市”、“朝市”和“夕市”之分:“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揆诸史实,“城市”最早出现于西周。那时,“市”已经是“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城市这一地理实体能够容纳不同阶层人群聚居,是一个地区的核心,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功能。由于“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者曰都”,所以中国古代的都城比城市出现早。夏朝初年夏禹所建都城阳城是中国古都学界专家论定的最早古都,遗址位于今天河南登封王城岗,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组所公布的研究结果,其年代为公元前2070年。据前述还可概知,在西周初年我国最早的城市—丰镐出现之前,还存在一个新石器时代氏族公社时期先民们修筑城址(或称城堡)与夏商奴隶制社会时期建成都邑之漫长发展时期。

以上所述是总体来讲我国城市的起源时间,而每座城市的产生年代是各不相同的,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学术界一般将清朝覄亡的1911年作为历史城市研究的时间下限,对于大陆城市而言,也可以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为与当下有关问题直接相衔接,有一些学者把时间下限定在当今亦无不可,这可以根据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具体问题而定。此外,在“历史城市”的判别标准即“历史城市”的定义这一问题上,可以借鉴现代城市科学的一些内容。城市科学、城市地理学都明确论述了现代城市的定义和现代城乡界限的划分问题。城市科学关于“城市”的主要观点如下:城市可容纳一定数量的人口;城市是区别于乡村的社会组织形式,以非农业活动为主;城市是一定地域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同范围中心的职能;城市相对聚集,以满足居民生产、生活需要;城市要提供必要的物质设施以及力求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城市是根据共同的社会目标和各方面的需要而进行协调运转的社会实体;城市具有继承传统文化,并加以绵延发展的使命。而城市地理学则将“城市”定义为:城市是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并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居民集居地,是聚落的一种特殊形态。城市科学和城市地理学都认为现代城市须聚集一定数量的人口,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具备多种功能。

反观城市史学界对“历史城市”的定位,这样的具体内容在其论述中比较缺乏。有的学者描述“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还有的学者指出:“城市是人类聚落的高级形式,也是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国的历史城市学者常运用一种看似无奈的历史城市标准:凡历史上曾作为县一级政府驻地的聚落,即为历史城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曾对这一标准提出批评,陈先生指出,“历史城市”的确定采用这种行政标准明显有问题。20世纪40年代初,陈先生曾在江西东北的一些地方居住过,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进行说明。有一座非常小的横峰县城,当地有民谚:“小小横峰县,两家豆腐店,堂上打屁股,四门都听见。”然而因为是县治所在地,横峰被列为“历史城市”。可是距离横峰不远的景德镇,只因不是县政府驻地则被称为“历史集镇”,即便其是“四大名镇”之一。汉口作为明清时期武汉三镇之一,虽然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才成为县一级的夏口厅,从汉阳县管辖下脱离出来,但是马正林教授在其著作《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中却将汉口与汉阳、武昌并列为历史上著名的地方城市进行论述,陈先生充分肯定了这一做法。不过,马正林教授此举依然是按照行政等级确定“历史城市”,因为到清代末年汉口毕竟升为县级行政建置,马教授在书中也并未确立一个既具学理性又切合实际的历史城市判定标准。

根据以上所述,本文参照现代城市科学的现代城市定义,结合我国历史上城堡(城址)、都邑(都城)、城市发展演变史实,来界定我国的“历史城市”,具体为:我国的历史城市,是从西周建立以来由军政衙署、商肆集市、官邸民宅、手工业作坊、坛庙庠塾等五类功能性设施组合形成的拥有较多官民集居之大型地理实体。城市作为一定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功能。上述界定虽然没有要求“历史城市”具备县级以上治所或分封时代王国以上都邑的条件,不过却要有军政衙署,也就是具备行使统治管理职能的机构;对容纳的人口数量和聚落规模没有定量规定,却有定性要求;虽然没有强调必须有城墙,但是指出必须有军政衙署、商肆集市、官邸民宅、手工业作坊、坛庙庠塾等设施,也就是说不管城市级别高低、规模大小,为发挥城市的作用,必须“五脏俱全”。

三、关于城头山古城址并非中国最早的城市问题

前曾述及我国学术界由于对“历史城市”的判定标准认识角度存在差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出现了很多不同见解。有的观点指出“中国城市是与西方城市平行发展起来的,已有五千多年历史”;还有学者认为我国最早的城市是距今约6000年前的湖南城头山古城址,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将这一见解展示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较大的反响。然而,城头山古城址是否为我国最早的城市,尚需探究。笔者坚信此说不确,特就此问题进行论证。

(一)湖南城头山古城址是否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古城遗址尚需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论证1991年12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位于湖南北部澧县车溪乡南岳村的城头山古城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根据当时的测定其年代距今约4600-4700年。早于河南安阳后岗古城址、登封告城镇王城岗古城址和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古城址等,因而曾被学者论定是我国最早的古城址,而且被评为199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然而,1995年河南郑州西山发现了一座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的古城遗址,约距今4800-5300年,还有文章指出其年代据C14测定为距今5450-4970±70年间,其筑城年代比城头山古城址早,为已知年代最早的一处版筑夯土城址。可是,湖南的考古专家后来又对城头山古城址进行了几次发掘,提出其城墙修筑过四次,而第一期城墙的建成时间距今约6000年。这样,我国最早的古城址就被论定为湖南城头山古城址。不过,我国史前古城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还有很大的开展空间,尤其是在中原发现为时更早的古城址的可能性很大,因而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古城遗址是否为湖南城头山古城址尚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更深入的研究论证。

(二)新石器时代古城址并非城市按照当今城市科学权威的意见:城市是聚集了一定数量的人口,以非农业活动为主,承担一定地域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职能的地理实体。这是城市的基本性质和特征,那么历史时期的城市同样应该具备。但是,“城”虽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产生,但是那时建城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和防御的目的。同时这类古城址规模都不大,例如前述城头山城址,其平面略呈直径310余米的圆形,面积约7.6万平方米。并且这些古城址都以窖穴、房屋为多,还有墓葬、陶窑等,功能性设施很单一。一系列考古研究成果表明,这类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址还只是原始先民居住的具有防御功能的聚落,而并非城市。西周的都城丰镐当是我国最早的城市。

四、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包含的内容很广,涉及的时段也很长。一座城市产生以来,在该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发生并与之相关联的文化事件和现象以及遗留的文物遗迹均在其研究范畴之内。笔者提出几点原则性意见,以促进城市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发展。

(一)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城市历史文化研究要充分关注城市兴起和发展所依存的地理环境与伴随城市兴衰演变所产的环境变化;另外须紧密结合城市考古学和城市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城市科学有关当今城市发展动态与未来发展的新理念、新动向。唯有如此,方可使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具有深厚而广泛的根基和前瞻性动力,从而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既处于学术前沿,具有创新性,又符合时展需要,有用于世。

(二)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第一层次,属基础性的,也就是探讨城市所在地区的地域文化。我国历史绵延数千年,国土面积广阔,由于历史进程的差异和自然环境的不同,地域文化十分丰富。就其大者而言便有齐鲁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三晋文化、滇黔文化、荆楚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陇右文化、新疆西域文化、青藏高原文化、关东文化、蒙古草原文化等地域文化区。尽管这些文化区都是华夏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可各有区别于其他的鲜明特色。所以城市历史文化研究须注意:城市形成于不同的地域文化区,其历史文化便都一定程度带有该地域文化之烙印。另外还要明确,在不同地域文化区内,其文化状况又有更下一级的分异。以三秦文化区为例,陕南、陕北和关中三个不同区域的文化就明显有差异。属于长江水系的陕南秦巴山区,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对其影响更多一些;晋北文化和蒙古草原文化对陕北黄土高原地区的文化影响更大一些;而关中地区则为长安文化涵盖的地域范围。所以,在西安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便应当注重研究三秦文化尤其是长安文化及其对西安城市文化的影响。而武汉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便要结合荆楚文化尤其是江汉平原之地域文化。在三门峡地区,因属中原文化大区内之河洛文化亚区,还属河洛文化亚区之虢文化区,所以应把中原文化、河洛文化和虢文化结合起来分层次进行研究。第二层次,属主体性的,也就是探索城市区域内与城市发展相关的各种文化现象及其嬗变。不仅包括现存的,而且包括历史上出现但现在只有遗迹和余韵的;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非物质文化。就其大者而言有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包括建筑设计与施工技术、城市规划等)、服饰饮食文化、礼仪文化(包括伦理道德和祭祀活动等)、歌舞竞技等。第三层次,属升华理念性的,也就是研究制度文化和理论观念等。即以第一、第二层次研究为基础,把城市所属地域文化和城市主体文化相结合,进行理念层面的总结和提炼,从而取得更深入的认识,获得理论性成果。以城市规划为例,既要厘清陈明历史上的规划内容和实施情况,也应揭示阐明古人制定该规划的指导原则和思想观念。应当加强探讨城市历史文化的理论问题。这一理论研究工作与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三层次是两个范畴。倡导对城市历史文化主体部分相关问题进行升华性研究,仅是研究具体历史文化现象和事件。此处则是倡导对城市历史文化这一学术领域整体研究工作进行理论探索,其目的是促进这项当前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以期该领域理论性的探索取得突破性进展。

五、关于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理论问题

20世纪50年代之初,我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侯仁之先生在论文《“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中,指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要以复原、总结历史时期城市所在地地理环境特点及其变迁为切入点,方可探明城市起源、城市性质和其发展演变等一系列问题,这奠定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基础。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先生与浙江大学陈桥驿先生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进行中国古都学和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时,不仅注重研究地理环境及其变迁对城市形成、发展的影响,还注重研究历史文化对城市形成、发展的影响,这为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增加了新内容。笔者近年来以这几位前辈学者在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探讨方面所获创见为基础,提炼概况出“环境—文化理论”,这一理论思想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在约50年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总体而言,“环境—文化理论”仍在进一步建设中,不过该理论体系内涵的一些要点已逐渐明确。主要有:———影响历史上都邑城市兴衰发展及其功能、形态形成与变化的两大主要因素是地理环境特点及其变迁与区域文化特色及其嬗变。———关于地理环境,不仅包括地貌、气候、植被、海岸线、河湖等自然地理环境,还包括政治、经济、民族、人口、交通等人文地理环境;不仅注重其微地理特征,还注重其宏观地理形势;不仅关注它们的渐变,更关注它们的突变。———关于区域文化,主要有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制度文化、建筑文化等,且具层次性。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处于基础层次;建筑文化处于中间层次,体现城镇景观特色;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处于最高层次。———探寻历史时期都邑城市兴废演变与发展历程及其规律,必须通过将地理环境及其变迁与区域文化及其嬗变结合起来,进行时空交织、人地关联的综合研究。

第3篇:古城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古城镇;游客;满意度

旅游景区游客满意度指游客对旅游区的旅游景观、基础设施、娱乐环境和接待服务等方面满足其旅游活动需求程度的综合心理评价。随着古城镇旅游逐渐成为旅游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旅游市场中,有了满意的游客就可以有稳定的旅游客源,就可以提高经营性旅游景区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提升古城镇游客满意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内外古城镇游客满意度研究情况

国外的古城镇一般叫“Old City”或“Historical City”。国外古城镇旅游目的地多在欧洲地区,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多。国外古城镇旅游大约200多年前就开始了,因此其问题凸现的也比较早,大多古城镇研究探讨了古镇旅游中游客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古镇旅游者的主要旅游动机和心理期望、不同旅游者在同一古城镇中呈现出旅游差异化的体验方式、传统城镇要想再次复兴必须重新发掘自己的独有特征、古城镇发展带来的经济问题、古城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等等。由于国外古城镇的发展历史较久远,个别古老城镇的旅游已经面临着衰弱的危险,这种例子为我们如何规划、保护古城镇以确保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Agarwal在探究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与重构理论之间联系的基础上,提出旅游地的再次复兴必须着重发掘该地的独特内涵。Erb对印尼弗洛斯(Flores)岛古村镇芒加莱(Manggarai)进行了研究,发现当地居民为游客营造了一个理想的文化空间。瑟厄波德认为可持续旅游是体验、娱乐和教育的组合,其重点是通过沟通与教育把主要利益相关者聚拢到一起。由此不难看出,国外古城镇的研究涉及的方面较广,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比较深入,开始注重如何提升游客满意度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自周庄旅游带动我国的古镇旅游热潮,整个国内古镇旅游业已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但与国外一些发展成熟的传统旅游古镇相比,大部分国内古镇旅游地尚处于开拓探索阶段。古镇旅游开发中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也使许多古镇的生态环境、文化氛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入境旅游,国外旅游者对我国的偏远地区的文化有着更加浓厚的兴趣,而国内与国外在基础设施方面有着一些差异,国内一些古城镇的商业化比较严重,很多古城镇的文化展示得不够深刻,种种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古城镇在国内外旅游者心目中的形象,影响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旅游地形象是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总体的、抽象的、概括的认识和评价。游客满意度提升,旅游地形象自然上升,这对于古镇来讲是尤为重要的。只有把古城镇现有的资源特色经过提炼升华塑造成特色鲜明的形象传播出去,使古城镇旅游地形象完整、系统、良好地表现出来,并被有效地传达到消费者的头脑,古城镇才有可能获得旅游者的认识和认可,从而被旅游者选择为目的地。目前国内关于旅游目的地的良好形象的塑造并不深入,没有深层次地发掘其中的问题,因此搞好古城镇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尚不完善,有待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提升古城镇游客满意度的策略

旅游行业的专家和学者已尝试建立了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满意度的测评指标体系,研究了旅游目的地形象、质量、满意度及其购后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下面对提升古城镇游客满意度的主要策略作以简单阐述。

1.基于景区相关花费的质量感受。收门票的古城镇会使游客内心有一个初步印象,基于门票价格将会对古城镇产生不同等级的期待;不收门票的古城镇,游客会基于到达古城镇的交通费用、时间等相关花费,在内心对古城镇做一个评判。因此景区相关花费的制定要考虑与景区核心资源吸引力相符。

2.文化氛围感受。古城镇旅游最重要的是对其特定环境下场所精神的探求,不同的古城镇为游客展现不同的文化氛围,才能满足游客异质化的旅游需求。古城镇文化氛围的体现主要表现在古城镇空间尺度、人文景观、服务设施、软等方面。比如凤凰古城,以《边城》为主要表现意向,应该将人流量控制到一定范围内,并且为游客提供一些能展现当地文化的互动体验,在公共服务设施和软方面尽量能够体现当地文化特征。

3.商品购物及娱乐。商品购物方面,具有古城镇文化符号特征的商品是游客的首选旅游纪念品,其创意性、与时俱进和高品质是提高游客满意度的有力砝码。娱乐方面,一方面游客越来越注重旅途中的参与互动,古城镇中更是有较多可参与互动的文化,因此旅游项目的参与性成为提高游客满意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江西景德镇的陶瓷制造举国闻名,游客归来印象最深刻的亲手制陶更是为整个旅游经历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一些缺少游客参与性的古城镇,经常会被抱怨没意思。另一方面,古城镇的特殊技艺、民俗歌舞、演艺等娱乐活动,结合旅游开发是其较好留存方式,其原真性、艺术美等方面是游客比较在乎的方面。

4.基础服务设施。基础服务设施是旅游景区的基本条件,良好的基础服务设施会为游客感知加分,而与古城镇文化氛围大相径庭的、品质较差的基础服务设施将会影响游客的旅游感知。在古城镇旅游的初级阶段,没有政府或企业组织为古城镇统一打造、提升基础服务设施,游客对这一方面的感知会较差。

5.管理服务。旅游业是服务行业,因此古城镇的管理服务对游客满意度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乌镇西栅以原汁原味的水乡风貌和千年积淀的文化底蕴成为江南古镇中的佼佼者,其成功离不开景区统一管理运营和标准化服务,这种统一化的管理服务使游客在体验古城韵味的同时,感受到了高品质服务,进而使游客的满意度大为提升,增强了游客对乌镇西栅良好整体认知。

【参考文献】

[1]郭燕.基于服务利润链理论的旅游景区游客满意度提升策略探讨[J].企业活力,2007(6):42.

[2] Agarwal S.Restructuring seaside tourism:The resort lifecyle[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2,29(1):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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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唐笑.谈中国古镇的再生[J].艺海,2007(06).

第4篇:古城文化论文范文

2.京杭大运河的申遗现状、价值和保护阮仪三,王建波,RuanYisan,LiJianbo

3.文明的空间联系:大运河、新安江和徽杭古道构建的徽商文化线路冬冰,张益,谢青桐,DongBing,ZhangYi,XieQingtong

4.吸纳、平等化与城市社区重构——泗塘街道虎林苑调查张乐天,ZhangLetian

5."三坊七巷"文化资源的生态型开发张鹰,Zhang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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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城市化与城市发展——朱学勤教授访谈录

11.石头古村落——井陉于家村罗香,luoXiang

1.世界遗产发展趋势与挑战应对童明康,TongMingkang

2.长沙历史文化特色与宜居城市研究张剑飞,ZhangJianfei

3.论国内开发区的发展路径及衍生效应张建华,ZhangJianhua

4.中国城市化六十年:过程、特征与展望周蜀秦,ZhouShuqin

5.论扬州"山水城市"朱鑫禹,孙云寿,ZhuXinyu,SunYunshou

6.大理名城保护的发展战略宋伟轩,SongWeixuan

7.希腊文化遗产保护若干法律与实践的启示方竞成,FangJingcheng

8.资源观视野下的历史文化脉络——基于遂安古城的姜家商业街建设范霄鹏,袁媛,FanXiaopeng,YuanYuann

9.论传统民居的保护(下)雍振华,YongZhenhua

10.勇敢务实机变——阎崇年研究员访中国名城 谈录

11.提篮桥旧事罗香,LuoXiang

1.城市的魅力孙家正,SunJiazheng

2.上海模式及全球城市未来发展战略(上)周振华,陈向明,卢汉龙,于海,彭希哲

3.南京城南历史城区保护的回顾与反思——借鉴法国历史地段保护经验刘正平,宣莹,LiuZhengping,XuanYing

4.论剑门蜀道文化线路的保护(上)付文军,FuWenjun

5.不同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建筑形态——客家围屋与徽州村落的比较江盈盈,贾倍思,JiangYingying,JiaBeisi

6.推进宣城旅游加快融入长三角旅游圈夏月星

7.融入"世博"跻身"世博"王沧江

8.对接世博共谋发展王建军

9.融入长三角壮大瓷都游卢正大

10.抓住世博会契机加速池州旅游发展新突破胡德忠

11.接轨世博提升台州旅游品牌影响力陈连清

12.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运河城市的旅游发展——以瑞士伯尔尼为例亚历山大·萨帕特,AlexanderTschappat

13.大运河线性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以邢台运河旅游开发为例刘大群,LiuDaqun

14.闽中土堡的建筑特色探源戴志坚,曾茜,DaiZhijian,Ze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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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传统文化与当代教育的碰撞——钱文忠教授访谈录

17.龙南——古老的客家围屋罗香,LuoXiang

18.中国名城 山水形胜楚韵襄樊王代会

1.《中国名城》与钱学森高永青,GaoYongqing

2.上海模式及全球城市未来发展战略(下)

3.城市社区照顾视角下的养老服务杨莲秀,YangLianx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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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卓有成效地实施大遗址保护激活历史文化名城千年宝藏连维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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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扬州城遗址整体保护的实践和思考王燕文

10.展现"城摞城"奇观传承开封城市文脉周以忠

11.保护与利用并举努力实现大遗址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段先念

12.科学保护合理利用努力实现城市建设与大遗址保护和谐共生赵建才

13.城市现代化背景下的大遗址保护刘晓越

14.北京市城市核心区大遗址保护工作情况江HtTp://

15.近代汉口租界建筑风格演替及保护——兼议名城保护中建筑样本的多样性及空间存续关系陈晶,殷炜,谭刚毅,ChenJing,YinWei,TanGangyi

16.桂林王城保护与开发的思考洪德善,盘福东,HongDeshan,PanFudong

17.天水古民居的保护与利用焦新德,JiaoXinde

18.名城保护与城市化发展——金德钧访谈录

19.日本之旅——踏雪的人俞浩淼,YuHaomiao

1.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的思考仇保兴,QiuBaoxing

2.中心城市的商会经济功能及发展趋势——以南京为例陈刚,ChenGang

3.西安市外商直接投资概论王晶,陈瑛,WangJing,Chen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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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寿州古城防洪减灾的措施吴庆洲,WuQingzhou

8.东亚传统民居的建筑原则对现代住宅的意义孙全文,SunQuanwen

9.中国名花与城市文化——陈俊愉院士访谈录

10.一座老城的音乐图景叶梓,YeZi

11.凝视一座古城遥遠而迷人的背影中国名城 王虹军,WangHongjun

1.论历史文化名城的"积极保护、整体创造"(上)周岚,ZhouLan

2.论城市规划与城市空间发展张京祥,ZhangJingxiang

3.论生态城市建设陈之泉,ChenZhiquan

4.传统民居空间划分的伦理内涵陈喆,张健,ChenZhe,ZhangJian

5.城市开放式公园特色与功能研究——以无锡市为例陈丽华,王忠诚,ChenLihua,WangZhongcheng

6.旅行游览活动的历史考察(下)——以6~19世纪扬州为例陈肖静,侯兵,ChenXiaojing,HouBing

7.历史村镇和乡土建筑遗产保护的研究与思考——以昆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为例金浩萍,高雪梅,李洪武,JinHaoping,GaoXuemei,LiHongwu

8.河南巩义康百万庄园的防御功能研究李昂,张建涛,LiAng,ZhangJiantao

9.遗产保护专业:跨学科和国际化背景下的建筑与城市规划教育的新领域——德国著名遗产保护教育专家阿尔伯特教授访谈录丁援,阿尔伯特

10.半城山水六朝风薛冰,XueBing

11.温暖的世界之北——芬兰秦颖,苏勇,QinYing,SuYong

1.论历史文化名城的"积极保护、整体创造"(下)周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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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古城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本文试图依据富顺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景观遗迹,分析富顺城古代规划发展的特征和脉络,揭示古城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城市复兴的途径。富顺城在历史上因盐业的开采而逐渐兴起,从村镇发展成为一方经济重镇。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逐渐重视文教事业,把城市的中心的标志从盐业开采转为文化教育,为城市赋予了浓厚的文化底蕴,从而延续了千余年的繁盛。

富顺古城,地处四川东南部,今为自贡市下属的一县。自贡市号称为“井盐之都”,这个美名肇自古代的富顺县。自贡城市名称以及正式设市是在民国初年,而富顺古城的建制设城则始于1500年前。可以说,自贡市的建设是脱胎于富顺古城。最近,自贡市将发展旅游作为城市未来发展的突破口,除了恐龙博物馆资源的再开发和清代中后期盐业历史的发掘外,应当注重开发富顺古城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

富顺古城的历史沿革

从史书方志记载来看,古代富顺是一个重商重学的地方名城,素有“银富顺”和“才子之乡”的美誉。

古城富顺在建制设城之前属古代江阳郡,其地盛产井盐。现知最早可查的史料是东汉文学家崔驷(?~92)的《博徒论》,首次提到“江阳之盐”。江阳,古地名,即今泸州。

富顺民间流传着关于古城产生的传说。据南宋王象之编著的《舆地纪胜》卷167《富顺监·古迹论》以及北宋《元丰九域志》中都记载了西晋太康元年(230年),僚族人梅泽发现盐泉,人们凿之为井、煎之成盐的故事。

在两晋时期,当地盐井出盐极多,商旅辐辏,百姓得其富饶,其中盛名者为“富世井”。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年),以富世盐井为中心,划出江阳所辖地域东西45公里,南北55公里,以井命名设“富世”县。唐贞观二十三年,为避太宗名讳,改“富世”为“富义”。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记载:江阳县有富义盐井。唐时取名本诸此。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因避宋太宗讳,改“富义”为“富顺”。由于盐井的发现,富顺盐业发达、经济富庶,百姓安居乐业,于是民间有了“金犍为,银富顺”之说。

富顺建置之初,因地处边陲,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故盐业虽盛,而文风未开。据史料记载,从隋朝开科举以来,经唐至宋约四五百年间,富顺未出过一名进士。北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朝廷指派太常博士、太儒学家周延俊任富顺知监。他是北宋名儒,不仅学识丰厚、为政清廉,还努力兴教化、办书院,培育士子。六年之后(1042年),富顺出了第一名进士。在周延俊的倡导下,人们集资建成了文庙。历代地方官都非常重视教育,并且在从政之余经常来到文庙讲课,一时文风大开。据统计,从北宋至清代后期科举制度中止,富顺城中进士者有238名,文风最盛的时期算明代,两百多年中考取135名进士,最多一次考取7名。故此,富顺又有了“才子之乡”的美誉。

富顺古城的规划建设特点

富顺选址建城由什么因素决定?建城之后,城市建设有哪些变化?从方志所记之城市形象,以及今日所见城市的自然山水环境中,我们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而且,还看到了一座古城的生发、兴盛乃至衰落的原因,可以为制定今后发展策略提供借鉴。

富顺城的创建体现了城市的产生源于需要的观点。一千五百年前的中国盐业并不发达,由于事关国计民生,故而盐业属于国家专营的行业。富顺城仰赖着内陆地区宝贵的盐业资源而在此业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公元567年,北周皇帝在此设县不仅表明了其地位的重要性,也标志着这个地区因盐形成的聚落在当时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

近代富顺城附近城镇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形象,可以让我们想见富顺建城之时的繁盛。富顺古城址的西北面有自流井区,兴起于明嘉靖时期,其发展历程显示了资源型城镇在本地矿产资源的支撑下可以长久的维持高速的发展和繁荣景象。清朝光绪年间,美国人哈特曾考察了自流井,并在其《自流井考察记》中说:这是一座“异乎寻常的丘陵城镇”,“这里显示出其它城镇见不到的富裕和商业繁荣景象”,这是“不可思议的古迹”,“再也找不到一个年代这样久远和规模这样宏大的企业了”。今之富顺县城旧城区为古城城池所在地,街道狭窄、稍显破旧。古城墙在五十年代业已拆除。现今所遗清代末年以前之古建筑物只有城中之西湖、文庙、读易洞,城外之锁江塔、同心塔。尽管古迹不多,但是古城址所在的山川形势大环境依然透示着这座城市的古风。

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了城市规划的理论学说。西周的营国制度是我国已知最早的城市规划理论体系。战国间流传下来的《周礼·考工记》中记载了西周初年的洛邑城市建设,反映了营国制度的内容。但是,这种规划体系,强调礼制尊卑,因此,其城市形态和用地划分要求中规中矩。只有在平原地区才能完善的实现这一套规划思想。自春秋始,我国城市规划百家争鸣。诸多理论的提出,很好的解决了山地河湖地区的城市建设问题。管子的思想是其中的代表。以法家思想为主的《管子》中,提出了大量的城市规划主张,其核心就是摆脱不必要的约束,因地制宜进行城市建设。位于丘陵地区的富顺古城的建设完全体现了这种思想。

古之建城之前必相土择址,合理利用山水形势,在山水间恰当的位置选择城址。城址与邻近的河流形势还要相得益彰。其首要是以背山面水为主要条件。管子日:“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以今日之见,面水背山之处的土地最为肥沃,有利于农业耕作,能使人们安居乐业。而管子的主张则进一步明确了城址的具体位置。其次,要建于河道弯曲之处的凸岸。即古文献上所谓“攻位于洛汭”。城址建于凸岸,可以使城减少水流的冲刷,利于防洪。

《富顺县志·山川志上》记载富顺的地理环境形势:“天地定位,山川奠矣,山泽通气,刚柔判矣。青山兜子,雄峙东南,雒水荣溪,流来西北。”“奠梁蜀之东为水陆之会。”县志上还记载了城址与水的关系。“雒水,一名釜川,以其盘绕县治有若釜形故名。”而富顺古城所在的凸岸,正当“伸入江中的天然岩石的下游,使岩石成为城址的防洪屏障”,这样的城基更为牢固。再次,城墙近水,也是中国大多山水古城的选址方式。这种做法除前述对土质、排水防洪,乃至城市的防卫的考虑外,更利于水运交通。对于一个盐业为主、“外贸”发达的城市尤为重要。我们从近代留下自流井城镇水运照片可以一窥当年富顺古城外码头上的盐船云集的景象。富顺城市的选址和周边的山水形势一方面充分说明了古城“必依山川”的思想。

选址一定,与都邑之城受到伦理观念的强烈影响不同,地方性的、尤其是边远古城的建设,会尽可能利用山水形势,体现出自然天成的特征。

其一,因地制宜的城墙轮廓。富顺古城的城墙轮廓呈不规则的椭圆形。因为在三面环城的雒水包围之下,凸岸的形状呈釜形,加之西北面的山地环绕,自然只能有近似椭圆的平地可用。城墙就这样随地形建起:东南西三面江水为防,北面高山为屏,有利于古城抵御外来的侵扰。

其二,文风蔚然的建筑设计。富顺建城之后向学之风日盛。县志记载:翠屏山,“壁立如屏,正对学宫,如挂榜形,故一名挂榜山,邑中科第相承,以为是山之盛”。学宫,此指文庙,始建于北宋仁宗年间,为教化乡人,鼓励科第。此处用由山之形象作比喻,决定建筑的位置,这说明了城市设计与环境的密切关联。

与学宫建设相关的还有锁江塔的建造。富顺古城虽选址为金城环绕之地,但有一点与别处不同:一江雒水从县城之东流向西。人们认为江水东流才为吉利,当该地连年没有进士登科的时候,因此有人说:“好个富益州,江水往西流。好官不长久,好马不回头。”道光年间的县令陈长墉,是一位重视文化的县令,他为稳定邑人的心理想出一个解决之道。在古城之西选择两山夹江的位置,在雒水北岸山峰上建了一座高十三层的八边形塔。当夕阳西下时,塔影落在江面上,并正好跨过江面到对岸。其意寓指塔影锁住向西的江水,留住富顺的好风水。

第三,血脉畅通的内湖与外江。古城内有一个天然形成的湖,名之日“西湖”。“此湖天地生成,山川灵秀,较之新都桂湖、新繁东湖远胜”。此湖与城外雒水相通。西湖曾是富顺城内一大名胜,在湖面最大时,达到了六、七里宽。文人骚客常在此歌咏揽胜,其盛况据说堪与杭州西湖一比。这片城内的水面因为与江水相通,故能常保清洁水质,对城中空气大有裨益。可惜,西湖日渐缩小,至今日,几乎成为一个水塘了。虽如此,人们仍愿聚在湖边休憩、玩乐。

富顺古城布局变化体现了因学兴城的特点

在富顺古城规划发展历程中,城市布局变化体现了城市发展重心和城市风尚的变化。

如前所述,富顺古城肇始于井盐的采掘和商贸,起初是一个资源型的商贸城市。从它最初城市规划可以看出这个城市以盐业为中心发展、重视工商的城市风尚。城址依托山水形势选定后,要择中建设最重要的建筑。所谓的“中”,为城市的中心点,是风水格局中城市的正穴所在。有“京都以朝殿为正穴,州郡以公厅为正穴”之说。北周建设富顺县城时,以富世盐井为中心,划出江阳所辖地域东西45公里,南北55公里,以井命名设“富世”县。据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富义(世)盐井在富世县“西南五十步”,即谓该盐井位于唐时县衙署西南约75米处。由此可见,该盐井在城市规划之初被作为城市的正穴,其地位比“公厅”还要重要。这体现出富顺县以盐业为命脉的建城思想。

从北宋开始,文风日盛。在1044年,在县府的带领下,“在县衙署侧修建了‘孔圣庙’”。此条资料谓“在县署侧”,不知能否推断为就在富世盐井的位置。如此,则表明县城的正穴从此为文庙学宫所占据。“孔圣庙”就是富顺文庙的前身,是富顺县倡学兴教化的开端。

富顺文庙,位居县城中央,仿照山东曲阜孔庙的布局,坐北朝南,前端临大街,正对城墙的大南门。现存建筑都为明清重建。主要建筑位于南北中轴线上,次要建筑对称列于东西两侧。建筑采用极高等级,显示了自上而下尊孔重学的风气。主殿——大成殿,采用了九脊重檐的屋顶,顶脊中央五重宝顶,四条九曲巨龙两两腾空相向。檐下八根擎檐柱也为镂空巨龙。整个庙宇围墙环抱,除大成殿外,崇圣祠、明伦堂、大成门、东西两庑均系琉璃瓦覆盖,脊中饰宝顶,四条蟠龙两两相向。

对文庙进行高等级的建设只能表明这一建筑群在城市布局中的崇高地位。文庙位在城市的中心,取代了富世盐井,而成为城市龙穴的镇穴之宝。这种格局安排体现了城市转向以学兴城的发展策略。

结语

第6篇:古城文化论文范文

(一)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内涵

新型城镇化是伴随着党的十六大“新型工业化”战略方针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是新时期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策略,我国城乡发展方向是要走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城市与乡村的统筹协调发展,以人为本,实现历史文化的传承,实现乡镇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实现城镇的可持续发展和科学稳定发展。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一是以人为本、公平共享原则;二是四化同步、统筹城乡原则;三是优化布局、集约高效的原则;四是生态文明、绿色低碳的原则;五是文化传承、彰显特色的原则;六是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原则;七是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原则。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主要有:一是实现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高;二是确保城市发展模式科学合理;三是促进城市生活和谐宜人;四是不断完善城镇化机制体制。

(二)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意义

第一,新型城镇化道路要求城乡协调发展,要求绿色、低碳,它是城乡统筹协调的城镇化,更是生态文明贯穿全过程的城镇化,要求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消费模式等方面的转变,要求加大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推动城镇化向集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有助于我国城乡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新型城镇化道路以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为发展目标,它要求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此,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有利于我国乡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乡镇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乡镇的就业,提升乡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

第三,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道路,走这样的道路有助于实现城市发展带动乡镇建设,随着城镇经济的繁荣,城镇功能完善,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更加殷实,精神生活更加丰富,这些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消除社会风险隐患,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社会的和谐。

二、文化旅游古镇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经验借鉴

在世界各国城镇发展的历史来看,我们可以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城镇发展做一个相应的判断和分类,一般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典型的欧洲城镇化发展模式,通过政府部门对其进行一个控制。第二种是美国采取的自由模式,这个发展模式取决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第三种就是非洲的某些国家城镇化的方式,这种模式发展依赖于当地经济和人文发展的特色。国外在城镇化发展中的相关经验也值得我们参考,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新的公共干预政策相继推出,新型的政策是为了应对英国小城镇经济落后的问题。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中,为了进行有效地解决该问题,他们大力的扶持北部相关地方的发展,这样就可以将整体的发展提上去,而不是只是仅仅针对南部进行发展。工业的快速发展,使英国形成郊区的现象,该政府加大了绿化的建设,并且推出了一个新的城市化进程,使得一些自然的风景得到很好地保护。此外,湘西凤凰县历史悠久,人文气息浓厚,旅游资源丰富,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凤凰县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战略步骤:首先,在制定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总体规划时,充分考虑到当地旅游景区的生态保护和环境容量限度,禁止大搞“人工化”造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监测的力度,通过实时监测和及时反馈,尽可能的保护好湘西凤凰古城原有自然景观和民俗风情,让旅游陶醉其中,流连忘返。保障凤凰古镇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实现良性循环的“经济链”;其次,及时修订和完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将湘西凤凰古镇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及治理等一系列事务纳入到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轨道,争取把湘西凤凰打造成部级生态旅游建设示范区;再次,目前湘西凤凰镇仍然处于部级贫苦县,古镇旅游业在寻求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扶持的同时,通过组建旅游股份公司,利用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优势,推动凤凰古镇旅游业向更高一层次发展,将凤凰古镇旅游业打造成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支柱型服务行业。此外,将旅游业收入中提取一部分作为旅游发展基金,加强凤凰古镇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和配套设备的建设,推动古镇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旅游文化古镇的全面保护与修复

(一)影响旅游文化古镇新建的原因探索

1.自身因素分析。在现代社会大力提倡工农一体化,旅游城镇相互结合,统筹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背景下,旅游文化古镇的全新建设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速度。对旅游文化古镇重新进行建设,对整个城镇化的建设有很大的帮助,能够建立一个系统化城镇系统,为城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要建立一套评价旅游文化古镇建设进程的整体机制,该机制就是吸引力,生命力,承载力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从古到今,不论是什么样的建设都是以这三个目标为基础的。旅游文化古镇通过提高自身的质量,促使其有更强的生命力。我们必须在保存古镇风采的前提下进行城镇化建设。

2.宏观环境分析。进入现代化,古镇建设必须使用不同的发展模式才能满足时展的要求,可以充分利用政府以及政企等方面提供的规划方案以及相关政策,提高古镇的发展能力。

(二)城镇化建设中古镇新建的总体规划

重建就是一个城市进入复活状态,其实就是从各个方面和角度使城市的相关问题得以有效的解决,不论是经济程度,物质水平,社会或者是生态环境等都要做到充分的考虑。旅游文化古镇的复兴是在某种程度下的城市复活过程。旅游文化古镇要复兴,首先就是要对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

(三)城镇化建设中旅游文化古镇新建的具体方案

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要保护旅游文化古镇的文化遗产,必须要制定合理的保护制度,采取相关的措施,逐步完成保护工作。整个保护和复兴工作都要以人为本,使文化更加富有意义。使旅游文化古镇的人们不仅能感觉到悠久的古镇历史文化,同时还能生活的更加文明。

1.组织和管理一体化。在旅游文化古镇旅游业经营的过程中,当地的居民要有主人公意识,积极配合投入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文化保护工作中。这样游客到这些旅游文化古镇旅游时,才会体会到古镇当地居民的文化素养,以及生活习惯等一些具有景观特色的部分,所以他们要时刻配合古镇的现代化发展。第一,要保证居民的公平性,使他们切实感受到益处。第二,要适当对当地居民进行相关的旅游业知识的普及。第三,积极鼓励居民开展一些农家乐等旅游业务,表演一些民间艺术,提供具有特色的餐饮等,使居民能真正融入到旅游经营中来。

2.公共服务一体化。重新修建公共设施,发扬一些民间的艺术。诸多文化旅游古镇不论是在宗教,建筑,服饰还是习俗方面都体现出了当地的文化内涵。应该深入理解文化旅游古镇的习俗文化,了解其核心含义,进而进行有效的保护。营造传统的文化气氛,加强治理,使文化旅游古镇的旅游质量得以提高。公共空间的扩大,公共服务模式的创新可以促使旅游业更加多姿多彩,又可以有效改变环境,在游览了景观和放松了心情的同时,还能参加一些休闲项目。以前居住以及交往的地方,现在增加了一些户外的活动和体验,这样对当地文化传承和发扬都是十分有利的。

3.新旧建设一体化。文化旅游古镇的复兴是古镇建设中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根据不同的功能,促使古城带动新兴地区的发展,新兴地区为古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不论是新城还是古镇的建设都应体现出当地的文化风格,使其能继续传承下去。对古镇的重新修建要研究原本建筑的材料,风格,构造以及装饰等方面的特色,在了解了古风建筑的每个细节后,在还原时尽量使其风格特色与原来的保持一致。这样,在城镇化建设中才能既保护了古镇的原始风采,才能促进现代城镇化的发展。

4.古新功能一体化。在复兴时,不一定要完全按照原本的模式发展,也要考虑到游客的不同需求,为了满足需求也可以增加一些新功能。将文化旅游古镇和新城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古新充分结合,同时也要展现出各自在经济发展中的优势,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必要时,对街巷等一些建筑的构造进行修改,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实现古镇带动新城经济的发展,古新结合的同时,还要满足建筑风格的统一,外观看起来不能是大相径庭的,尽量实现一体化设计格局。

5.基础设施一体化。排水设施,输电线路,消防设备以及生态节能等一些基础的设施,对于房屋的建设都是必不可少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对这些文化旅游古镇的基础设施进行重新修建时,应该要结合先进的技术手段,在原来的设施上进行改进和更新。但是在古镇基础设施修建的过程中,原始风格的体现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施工过程中不能改变原有的建筑风格,构造,以及装饰品味等,一切都要体现出历史的味道,在实现新功能的基础上,还要保存原来的古风古味,尽量避免现代化的气息。

6.生态环境一体化。加强古镇生态环境建设,使当地居民具备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维护这些文化旅游古镇的自然环境。保护好一些古树的同时在不影响整体协调和风格的情况下,可以增加绿地的开发,避免现代化气息过重。充分将人类,房屋和绿化相互结合起来,创建系统的生态环境,展现出原有的历史化气息。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建设新型的公共设施,做好绿化工作,保护水资源和土壤资源,使生态环境时刻都保持在最好的状态。

四、总结

第7篇:古城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CIS理论杨柳青古镇品牌物质文化品牌行为文化品牌精神文化

一、CIS理论与品牌文化

1.品牌与品牌文化

品牌概念早已有之,但作为营销理论的重要内容加以研究的历史并不长。近百年来,品牌的定义却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加深其价值内涵。里克・莱兹伯斯(Rik Riezebos)认为,“品牌是能够使某个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与其同类区别开来的,并能在物质和非物质方面为消费者带来意义的一切标识”。由此可见品牌的特质是个性,支撑这种区分同类产品个性的是品牌的价值和理念。价值和理念涵盖于品牌文化之中,故品牌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品牌文化。品牌文化是品牌本身的价值观和精神特性,是企业文化与消费者文化的融合。品牌文化不仅包括产品、广告等要素,还包括消费者、企业、竞争者和社会公众等诸方面,是多种文化的集合体,是社会文化经济体系的重要部分。

2.CIS理论

CIS(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是由CI战略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逐步深化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组织形象识别系统。CI(Corporate Identity)一般译为企业形象识别,是企业为了适应经营环境尤其是竞争环境的变化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经营战略,它强调企业形象对社会公众的个性表达和获得公众的有效识别。

CIS,主要由理念识别系统(Mind Identity―MI、Behavior Identity―BI、Visual Identity―VI)三大部分构成,它们分别体现了组织的精神内涵、行为活动和外在形象三方面内容,是组织形象展示的平台。通过对这三大子系统的构建,能为组织形成一套完整的形象识别系统,达到吸引公众的目的。

3.CIS理论与品牌文化之间的关系

品牌文化具有提升品牌价值、促进受众与企业的融合、实现品牌个性差异化、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等功能。而CIS理论以MIS(理念识别系统)为BIS和VIS系统的统领,是CIS理论的基石和原动力。故,MIS是品牌文化中品牌精神文化的缩影,并通过BIS和VIS的形式将品牌的行为文化和品牌的物质文化表现出来。

因此,CIS理论是形成品牌文化的基础,是品牌文化的外在表现。品牌文化是CIS理论的灵魂,是企业定位、发展方向、精神理念的高度凝练;是品牌市场价值的体现,更是受众对品牌信任度的评判。

二、CIS理论与古镇品牌文化

1.古镇与古镇品牌文化

所谓古镇,一般是具有区域特征的民俗民风的传承,现今仍保留比较完整的古建民居、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古老小镇。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旅游业的兴起,使古镇这种静态地域历史文化展现成为各个旅游企业争相锁定的热点,同时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契机。

品牌文化的概念来源于企业文化,是企业整合营销的一种战略理念。古镇品牌文化是运用品牌文化战略将古镇各类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提炼并拓展该地区的文化表征,从而增强古镇的品牌核心竞争力,为该地区经济整体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古镇品牌文化主要表现为古镇整体文化在游人心目中的印象、感觉和附加价值,是结晶在古镇品牌文化中的经营理念、价值观、审美因素等观念形态及经营行为的总和。

2.城市CIS与古镇品牌文化之间的关系

城市CIS的研究在我国已进入系统深入阶段,并成为城市发展中塑造独特城市形象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城市视觉识别系统设计(即城市CIS系统)简单来说就是以当代CIS战略理论为主干,以城市发展战略为目标,充分利用城市景观设计、城市识别设计的方法,建立一套与企业形象识别不同的、适合城市形象战略的系统。此系统得以成功运用的城市如大连、深圳。

以城市CIS理论服务于古镇可以形成古镇CIS理论。通过上述CIS理论与品牌文化的关系可以说明:古镇品牌文化的建构可以通过古镇CIS理论实现。具体表现为:把古镇的精神理念、发展目标通过规范化的民众行为、良好的古镇视觉效果与空间感受体现出来。以展现地域文化为原则,充分反映古镇的历史传统、自然风貌、民风民俗、民众风范、产业发展等社会内质的特点,并最终将其文化内涵通过视觉和行为来进行表达,从而建构古镇的品牌文化,使古镇更具有个性和特色。

三、运用古镇CIS理论,实施天津杨柳青古镇品牌文化战略

天津杨柳青古镇在2003年被评为天津新十景,若想从十景中脱颖而出,成为天津地区,甚至中国北方具有独特风格的古镇还需实施品牌文化战略。实施品牌文化战略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以古镇标识为视觉基础,逐步实施古镇品牌文化的视觉整合

(1)发挥杨柳青古镇标识的品牌识别功能。古镇的标识可以整合古镇各个公共环境的视觉效果,使整个古镇体现统一性,并将古镇的文化特征通过古镇标识的呼告从视觉上体现出来。古镇的标识是古镇历史、文化传统、风土人情等的体现,需要在原有名称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确立一个能最大限度反映古镇特点、易于被公众识记、接受并产生好感的标识。然而,杨柳青古镇的标识只是在网站上可以看到,在古镇的交通主干线、地标建筑、古镇各个景区均未出现,标识的基本功能就是识别性,以标识成为品牌的符号表征并未在古镇得以实现。

(2)以杨柳青古镇标识为视觉基础实施品牌的系统宣传。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独具特色的古镇,如何让社会、市场、公众、消费者知道、辨识、认定、选择?毫无疑问宣传古镇品牌、加大古镇品牌传播力度,是十分重要的关键性环节。古镇的宣传不能只停留在宣传古镇特有民俗产品和产品背后代表的各种地域性文化,还需要大力宣传古镇的品牌文化形象。这种宣传可以通过政府形象宣传、古镇定位宣传、古镇群众文化活动、古镇文化艺术节、古镇民俗文化产品展销会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这些宣传方式应以杨柳青古镇标识为视觉基础,渗透在宣传的任何一种形式中,使受众从感性和理性两方面接受名牌古镇的各类信息。

2.以古镇CIS理论为载体,建构杨柳青古镇品牌文化

(1)以MI系统建构杨柳青古镇品牌精神文化。杨柳青古镇的MI系统可分为两个部分:古镇名称和古镇的使命。杨柳青古镇品牌精神文化的建构首先体现在古镇名称的定位上。古镇名称包括原有名称和可识别名称。天津西青区政府现命名该镇为“天津杨柳青镇”,尚未正式出台可识别古镇名称。可通过策划议案商讨该名称,识别名称应高度概括古镇的发展理念凝聚古镇品牌的价值观。杨柳青古镇政府提出环境立镇、文化兴镇、经济强镇、开放活镇的发展理念。这种古镇品牌精神文化的价值观可以通过古镇的使命得以实现。①杨柳青古镇品牌文化的经济使命:即以杨柳青古镇品牌文化建构为基础,策划古镇品牌文化战略,发展经济,提高杨柳青人民生活水平,创造和谐的生态环境。②杨柳青古镇品牌文化的社会使命:主要表现在杨柳青古镇的社会责任感,整合以运河文化为背景的各类民俗文化和建筑文化,在保护古镇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延续古镇的文脉和历史。用杨柳青古镇特有的品牌文化形式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贡献力量。

(2)以BI系统建构杨柳青古镇品牌行为文化。杨柳青古镇BI系统可分为三个部分:营销行为、传播行为、个人行为。通过三种行为的定位可以建构杨柳青古镇的品牌行为文化。①杨柳青古镇品牌营销行为。古镇营销行为,是体现古镇形象最直接的方式。它常常通过古镇决策层对外的政策、古镇营销公司员工在营销过程中的行为举止和古镇居民对游客和投资商的态度表现出来,给游人最直接的感受。西青区委、区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思路中提出,既要议“经”,也要议“文”,以文兴商,力争将“静”遗产变为“活”资源,将无形资产变为有形资产。将文化的理念融入到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的政府决策,达到良好的招商引资的效果;当地居民也提出了“大力弘扬民族文化,打造杨柳青文化品牌”,给游客留下了深刻的文化交融印象,取得了很好的业绩。②杨柳青古镇品牌传播行为。杨柳青古镇的传播行为包括广告、公共关系、新闻、促销活动等,古镇品牌传播行为有助于提高杨柳青古镇品牌知名度的和古镇品牌文化形象的塑造。杨柳青古镇的传播行为从主题、内容到表现形式等方面均不同于一般的促销活动、广告、新闻告之。意在宣传杨柳青古镇外部形象和固有资源的同时,更注重向社会公众表明作为北方历史悠久的古镇所愿承担的社会义务和责任,从而使人们对古镇产生好感和认同,并在公众的内心深处树立良好的古镇形象。③杨柳青古镇品牌个人行为。古镇品牌是多种身份角色的市场代言人,古镇品牌个人行为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企业家、员工等个人行为,二是古镇居民日常行为。杨柳青古镇企业家、员工的个人行为,如日常民俗文化制作工艺的演示、服务与销售人员的礼仪等等,都会影响古镇品牌文化形象。好的个人行为会贴近受众,增强外来游客的归属感,提高古镇品牌的信任度。古镇居民的个体行为也会对游客产生深远的影响。除了居民本身良好的个人风貌,古镇居民群众活动也是品牌行为文化的延伸。如:杨柳青镇的石家大院、杨柳青年画馆、明清街等旅游场所分别举行堂会演出、民间杂耍武术表演、秧歌花会、焰火晚会等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均属于杨柳青古镇品牌行为文化建构的组成部分,这些活动应该遵循古镇品牌文化所制定的行为文化的规范,每一种活动都应体现杨柳青古镇的品牌精神文化。

(3)以VI系统建构杨柳青古镇的物质文化。杨柳青古镇VI系统可分为三个部分外观形象、应用系统、古镇产品系统。三个部分应以古镇标识为统领。①杨柳青古镇的外观形象。A古镇独特的地里位置――运河文化的延伸。B古镇古建风格――明清时代院套院民居,大院文化的表征。C古镇标志景观――御河景观带、杨柳青民俗广场等。D古镇标准色――依据古镇标志(LOGO)的创意制定标准色。E户外广告设计――进入杨柳青古镇主干线上的大幅宣传招贴,呼告受众古镇品牌,增强杨柳青古镇品牌的知名度。F旅游服务系统――以标志为统领的景区导视系统。统领古镇识别,方便受众,亲近消费者。②杨柳青古镇的应用系统。A古镇的标识系统――标志(LOGO)、标准文字、标准组合、标准辅助图形等。B古镇的公共设施系统――以标志(LOGO)为统领的服务机构识别、医疗机构识别、商业机构识别等。③杨柳青古镇的产品系统。A一般纪念品:如明信片、画册等。B民俗文化纪念品:如杨柳青年画、杨柳青风筝、砖雕拓片等。C以古建、年画、风筝砖雕元素为基础各种延续产品(如T恤、鞋、文具、钥匙链等)等。这些产品均具有杨柳青古镇本身的可识别性的文化特征。

古镇品牌物质文化的建构可以将古镇的各种文化通过图形的视觉传达形式将其外观形象和应用系统整合起来,为受众提供了古镇的整体视觉形象。同时引导受众关注附有古镇标识等设计形象的产品系统,品牌文化的市场导向特征由此表现出来。尽管古镇品牌的物质文化处于品牌文化的最外层,但却集中表现了杨柳青古镇品牌精神文化在社会中的外在形象。

综上所述,将CIS理论科学地应用于天津杨柳青古镇品牌文化战略可以促使塑造古镇形象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完美结合;可以促使政府部门从宏观上规划和微观上重新塑造杨柳青古镇的品牌文化特征,实施古镇品牌文化战略,进而促进古镇旅游业的突破和发展,同时刺激招商引资,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罗治英主编:地区形象理论与实践[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12.25

[2]汤铭潭等主编:小城镇发展与规划概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8~9

第8篇:古城文化论文范文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向

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引导我们前进的方向。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的认识,指明了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科学道路。贯彻科学发展观是我们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发展地方旅游经济的行动指南。

由于丽江古城是既具有城市功能性、又具有旅游功能性,特殊的世界遗产地,使古城的保护管理极具特殊性和复杂性。特别是伴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现代文明、现代生活方式和环境的改变,丽江古城的保护管理正面临新的、更艰巨的考验。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遵循正确的发展方向,探索正确的保护管理方法,才能发展古城社会经济,构建和谐的人居环境和旅游环境。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

丽江古城是历史和大自然的丰厚馈赠,作为城市类型的文化遗产,无处不记载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痕迹,因此,从城市历史文化的角度而言,它是一个城市历史的见证,也是梦里寻他千百度的那一次回眸,是一个城市文化发展的主脉,从中蕴涵着独特的文明。丽江古城内居住的2.5万居民是古城文化的灵魂,他们祖辈创造的古城建筑文化、水文化等有形文化,以及传统习俗等无形文化,成为今天古城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元素。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才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方法,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社会的发展。

本着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我们在古城实施了“古城民居修复补助项目”、古城原住居民补助“惠民政策”、名人故居修复保护项目、供排水管网建设项目、电力电信电视三线入地项目、古城绿化美化亮化项目等改善人居环境、旅游环境工程。为了解决保护古城古朴风貌与城中居民交通不便的问题,成立了古城便民服务中心,为古城居民提供无偿的人力运输服务,既解决了部分古城居民的就业问题,又方便了古城居民的生活。这些项目的实施,较大地提高了古城原住居民生活质量,有效地留滞了古城原住居民,提升了古城的旅游环境质量,赋予了古城旺盛的生命活力,得到了古城居民和游客的好评,为古城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科学发展观是遗产地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法论

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不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是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永续发展。

回顾丽江古城的历史,无论是农耕文化时期,茶马互市时期,还是今天的旅游经济时期,她的历史渊源,城市特性和城市功能一直与商业贸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一个集高度商品贸易集市功能又富含汉、纳、藏、白、彝等多元民族文化积淀的商业城市。是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特殊名片,以其独特的自然资源、民族传统文化、完好保存的古民居建筑、发达的城市水系等为不可替代特质的旅游景区。经过1994年滇西北旅游规划会议以来近12年的发展,丽江的旅游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以丽江古城为核心的丽江旅游品牌的确立,为丽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新形势下,深度反思丽江古城的保护与管理,依然存在着管理成本过大,旅游产品雷同,无特色和不可替代的旅游产品,旅游产品研究开发工作几乎空白,以四方街为核心的区域游客容量过大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引起高度重视,将对丽江古城的旅游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生态和文化的保护造成不利的影响。

要克服目前保护和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让丽江古城这一具有无形价值的品牌更加亮丽,使古城品牌的价值永续利用,就必须坚持科学研究、科学规划和科学管理,将科学发展观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1、制定实施《丽江古城保护条例实施细则》

省委、省政府、省人大以及丽江历届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对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工作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工作的各种行政规定,2005年12月省人大正式通过了《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并于2006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对古城依法管理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条例》仅是一个基本的古城保护的约束力框架,还需要尽快出台《实施细则》,使古城保护管理工作更具操作性和细化,以使保护管理工作不仅定性,而且定量,《条例》内容更具刚性普遍约束力,避免在执行过程中的人为张性因素,尽量求得法治的公平、公正,消除执行的随机性和随意性。

2、研究、制定、实施商业规划,实现商业经营分行划市,细分经营市场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要,实施和采用现代科技、现代管理手段逐步达到市场经营行为的科学、规范

昔日丽江古城是世界上较早实行商品分类分行划市的城市,城内卖鸡巷、卖草巷、卖猪巷等古已有之,而今随着商业经营的零散和随意,丽江这一特色开始淡化,必须制定强有力的商业规划,像重视古城民居保护一样,保护传统的分行划市的模式,再辅之以数字化古城建设的现代科技、现代管理手段,通过在主要交通路口、叉道设置的电子触摸屏将商业经营的地点、品种、范围、特色、价格通过网络平台展示给游客,供游客进行选择性的消费。发挥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作用,将古城确定以四方街为主的核心区,以五一街、七一街为主的控制区,以南门小区、玉河走廊为主的协调区,严禁核心区新增商业经营门店,按商业规划要求调控控制区商业经营门店,鼓励商户在协调区从事商业经营行为,分期分步实现酒吧、餐饮、民族特色工艺品、旅游产品分行分类划市经营,以利于规范化管理,对

古城经营户实行数字化、网络化电子管理,以期达到税收、古城维护费征收等秩序化,古城实施数据库建设,全球眼视频监控系统建设,达到古城硬件设施保护、安全、防火、治安管理的科学化,全面提升丽江古城的保护管理水平。

3、增强忧患意识,以正视困难、积极应对的姿态,开拓各项保护管理资金的筹集渠道,将古城作为一个景区加以适度开发和经营,实现古城保护管理工作的良性发展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确立,行政性收费许可的范围将受到严格的限制,行政性收费许可将逐步规范和取消,巨额的古城保护管理资金缺口将难以弥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国家“AAAA”级景区和全国首批十家文明风景旅游区之一的丽江古城,应当也必须利用现有的品牌价值最终走向旅游景区、景点经营,走向市场,依靠景点景区经营收入来支付保护、建设、开发、管理的费用支出,这是必由之路,依据《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第八条规定,向利用古城世界文化遗产品牌、享受了大量政府公共投入成果获得商业经营利润的特许经营户收取特许经营费,拓宽资金筹集渠道,丽江古城世界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通过设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募集资金,只有不间断的、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才能保护和管理好古城。

4、加大投入力度,改善古城周边环境,从实施古城狮子山开放式公园入手,建设古城周边环境缓冲协调区

在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过程中,政府曾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郑重承诺,逐步拆除古城内外与古城风貌不相协调的建筑物,对历史建筑进行恢复。“木府”就是恢复重建的成功典范,目前城内军分区的迁建、武警支队的迁建工作正逐步进行,古城狮子山周边的不协调建筑物应拆除并恢复原来的风貌,特别要恢复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黑龙潭公园”以下至玉河桥一线的古城原貌,重现“玉河烟柳”的自然景观,将玉河以东改造成一个自然的开发式生态广场,显露整个玉河水系,以使围绕古城的周边环境与现代城市建筑群落之间、现代生活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区域,避免在视觉上、客观上让新与旧、现代与古老产生强烈的对比效果,并以此为鉴有效地保护好古城的原真性。

5、重视古城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弘扬、挖掘、整理工作,不断丰富古城旅游的文化内涵,使之更具有不可替代性

丽江古城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以纳西族居民为主体,融合了多种民族多元文化的活着的现实存在,由于长期闭塞和山高路远少受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的冲击,在中原及其他地方已经遗失的古老的传统文化在这里被完整地保留着,著名的“纳西古乐”“东巴乐舞”“白沙壁画”“传统民居”“传统工艺”为世人所熟知,但“白沙细乐”文庙、武庙、财神庙、观音庙、天主教堂、流官府衙、清真寺等尚未恢复开发的历史遗迹和宗教场所还深锁闺中人未知,必须加大投入、加快进度让这些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重展笑颜,还要重视现正在完善的“东巴纸坊”“纳西打铜院”“名人故居”“纳西服饰院”“纳西木雕院”“东巴书院”等传统手工艺制作院落的建设,让丽江古城的可观性外延和内涵不断丰富和拓展,做独、做特、做优丽江古城的旅游。

6、重视发展研究,强化监管职能,提高服务意识,逐步向国际精品旅游区目标迈进

任何实践总是以强大的理论体系作为后续力的,旅游业的发展也概莫能外,丽江的旅游经历了十多年风雨的历程,作为一个国内国外知名的丽江古城旅游品牌,今天已经不再是旅游业发展初期需要政府动员百姓腾出房间接待蜂拥而至的游人的时代,已经走到了新一轮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的目标定位是什么?怎样完成我们的目标?已经成为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将学术研究的前沿研究成果比较分析并应用于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强化对古城硬件设施以及软件经营服务等的监督管理,提高和细化古城的各项服务,做到保护管理、合理开发利用的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

第9篇:古城文化论文范文

199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5年,丽江古城被评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在瑞士举行的第二届2005欧中旅游论坛上,云南丽江被评为“欧洲人最喜爱的旅游城市”。根据丽江市旅游局对游客的统计,2005年以来丽江的海外游客明显增长,特别是欧美游客增量明显;在联合国组织的“2005年全球人居环境论坛上”,丽江古城与我国的伊春市,美国的洛杉矶市,圣塔莫尼卡市一道被评为“全球环境优秀城市”。2011年7月27日,丽江古城举行“国家5a级旅游景区”揭牌仪式。丽江古城风景区将站在5a这一崭新发展平台上,巩固和提升5a创建成果,推动丽江旅游转方式、调结构,向更新更高目标发展。

        二、存在的问题

1.旅游业对水环境的影响。

        旅游业是当今最兴盛、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产业之一,提起它人们称之为“无烟工业”、“无形贸易”,但是旅游业并非只有好处,它对丽江古城公共设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自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旅游热点后,每年有几十万乃至上百万游人涌入古城,超越了古城的承载力。古民居、石板路、河道、桥梁、水系、景观受到损毁和污染,特别是古城区的垃圾量成倍增长,水污染加剧,水环境是丽江世界文化遗产地生态地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丽江城市化进程加快,对水环境保护不力,导致古城水污染加剧、水资源量衰减、生态景观用水不足和景观水质下降。水在纳西族人的心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古城的水主要是从黑龙潭为源头,过去生活在古城的居民基本不向河里倒垃圾等,而且用过的水尽量泼在远离河流的地方,保持了水的清澈,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景观——三眼井,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渐渐看不到三眼井了,这不能不说是对水的一个极大的破坏。

2.旅游业对人口结构与空间的影响。

        在现代化生活与商业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有些古城居民迁出了古城,把自己的家园让给了游客。把原来的住房改为商店、饭馆、客栈,或出租给外地商人经营,或自己经营。传统的、真实的生活方式、居住活动(文化),逐渐被被功利的、庸俗的商业活动、旅游文化所取代,“居民的古城”正慢慢地蜕变为“游客的古城”。根据古城开发办公室提供的数据:到2005年只剩下不到6000人,且多为老人。古城居民取而代之的是本地居民迁走腾出的房屋,除少部分闲置外,大部分出租(出售)给外地人居住、经商,一部分由本地人经商。 

通过对丽江古城内的新义街、光义街、四方街、新华街经营旅游纪念品的店铺的分布和经营种类进行实地不完全调查和分析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经营服饰的铺面中丽江本地人略占多数外,其它各项旅游纪念品经营者中外地商人都占决大多数。人口置换和空间污染情况需引起重视。

3.旅游业对古城的传统无形文化的冲击。

        古城有有形的历史环境、街道、桥梁、水系和古民居这些物质文化,还承载着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精神文化、无形文化,两者有机地融汇在一起。丽江古城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向人们展示了一幕幕活生生的居住生活的场面。而在经济大潮、旅游业的猛烈冲击下,古城文化传承者(居民)的行为开始迅速变异,无形文化开始消失。例如:纳西族服饰这个作为民族标记的“符号”,我们只能在老年妇女身上大量看到,而中青年几乎是“洋装”,尽管政府推出了更为美观、适用、方便的新款纳西服装并尽力提倡收效甚微,在文化的展现发面,有“符号化的倾向”,也就是丽江古城中到处充斥着刻画有东巴字画的t恤衫、雕刻、绣品、印染等,东巴文化被简化成符号。然而更为糟糕的是,制作、出售这些旅游小商品的从业者由最初的纳西族书画者为主,发展成外来经商者占很大比重,这些外来经商者一般都有着一定的经济实力,高价抢租繁华地段的门面,却普遍缺少对东巴文化的了解、认同。包括当地人,很多都看不懂上面的东巴字。

        据对古城兴仁小学的56个小学生的调查,会说纳西语的有13人,占到23.2%,会听的有25,占到44%,存在这样的情况,父母妻跟自己孩子交流的时候父母说的是纳西语,而子女说的是汉语。

丽江古城正在遭受着这样的命运,古城的商业气息越来越浓,冲淡了文化的内涵,技艺精湛的纳西族传统的手工艺品(如铜器)逐渐消失,被粗制滥造的廉价商品所替代。据一位纳西族的古城居民介绍说:外地人经营的铜器店多采用模具,成本低,制作速度快;而由当地人经营的铜器店多是手工制品,成本高,制作速度慢。于是,当地人就渐渐的退出铜器生产,把自己的店面租给外地人,工艺品就丧失了其原有的价值,这一现象与旅游业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也必然会影响到丽江古城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