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学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后现代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学批评；话语分析；社会意识； 商业化 

詹姆逊对西方社会文化状态和社会矛盾状态的分析和批判对于我们研究文学和全面地分析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陈炀，2004）。詹姆逊正是由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判方法，才能开拓出从社会意识形态的的视角解读文学文本的方法。同时詹姆逊对后现代的研究侧重于资本主义系统本身，更具体地说，从生产方式和商业化的角度注重文学实践，是詹姆逊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分析这些矛盾，推测其发展趋势以求得对现实的深刻认识。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以社会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研究手法为基础来全面阐述后现代文学批判性。

詹姆逊认为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分析必须与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的经济和商业化特征联系起来。基于此，我们通过分析其中的矛盾和冲突来全新地展示后现代文学对现实的批判视角。詹姆逊成功地将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的分析手法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采用细致的文本话语分析实现文本研究与社会分析的结合。因此文学批评必须重返意识形态的阵地（胡亚敏，2003)，直面权力和控制等社会问题来解读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学实践。在后现代背景下，后现代文学文本的研究必然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商业化社会现状相结合（蓝水，2005），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商业化分析的视角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可谓是一种内在的，行之有效的工具。我们借鉴于此进一步在话语分析中全面展开对后现代文学批判的分析和展示，开辟出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和商业化方式通过话语分析相联系的新途径以便更加彻底清晰地洞察和透析复杂的社会实践（孙 辉，2005)。

后现代文学批判的目的应该致力于揭示出意识形态企图掩藏或超越的东西，通过话语分析维护和坚持既定意识形态的真理部分，揭示其错误部分 (althusser，1971)。因此我们在进行后现代文学研究时要完整的理解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容和任务，就必须建立一种与文学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方法，从而对后现代文学批判进行新的阐释(douglas，1989)。后现代文学话语分析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可以如实的反映和实现意识形态功能对后现代社会进行揭示和批判(jameson， 1991)，这必然会在《小大亨》的话语分析中得到充分体现。借鉴于此，我们具体阐释《小大亨》的话语分析和实践是如何行使其意识形态功能的，从而帮助我们理解，体验诸种种文学叙事创造或编撰的被抑制的现实，揭示或阐明世界（胡亚敏，2002）以体现后现代文学的批判视角。

从斯特拉的意见中可以看出爱德华是绝对有能力跟科恩商谈和处理关于财产继承的相关法律事务。而巴斯特姑妈朱莉娅和安妮却完全持有相反的意见，坚持爱德华的父亲詹姆士来全权彻底处理所有的相关事宜。当斯特拉提及到爱德华应该自己跟科恩商谈出生证明和签署合同的相关事务时，姑妈们对此意见提出了强烈的反对并一致表明詹姆士在此事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行动权，这就表明了在后现代传统家庭中长辈的权威和统治地位是绝对不允许动摇的。在这种家庭等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影响下，爱德华在其父亲过问财产继承事务之前根本没有权力参与或咨询。这也是姑妈们不同意也不允许他跟科恩讨论和磋商具体细节的真实意图之所在。事实上这已经清晰地表现出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和矛盾，谈话中的平等关系无法确定，自由对话的空间也是不符存在的。借助于话语分析我们可以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视角窥见和挖掘后现代社会实践中固有的，内在的矛盾冲突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教条和观念，更重要的是评价和分析在貌似真理的意识表象中虚伪和欺骗性的本质，从而抵制潜在的真实意图。这恰如其分地解释到文学批评从意识形态分析入手的必要性（胡亚敏，2003），可以直接面对曾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被忽视的社会实践中的权力和控制。通过话语分析我们我们清晰看到《小大亨》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将如何使自身权力立场合法化的各种策略， 而处于对立面的意识形态则往往采取隐蔽的策略力图对抗和破坏主导价值体系。因此在话语分析这个层面上，《小大亨》中的话语实践成为显而易见的充满意识形态的手段，成为社会实践象征的策略。在此种情况下话语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挖掘文学文本中潜在的意识形态踪迹和展现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以此来体现后现代文学的批判视角。

立足于西方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后现代文学批评也就必然主张通过话语分析的手法对文本中影射的社会矛盾和状况进行批判性分析，推测其发展趋势，以求得对现实的深刻认识（蓝水， 2005）。后现代文学实践与市场体系和商品形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后现代背景下，商品化的逻辑全面渗入文学领域，为此，通过文学批评作用于现实，这也是后现代文学研究和实践的动因和目的，由此我们将从商业化分析的视角以话语分析的手法来全面展现小说《小大亨》中的文学批判视角。接下来我们以克劳雷，朱伯特的学生们之间的对话为例来分析证实资本主义商业运作是以资本增殖为导向的。

——什么是委托书？

——股票委托书？哦？我想孩子们最好你们先要知道一点关于苹果的价钱的常识，然后再谈这个问题，能跟上我的思路吗？现在首先，从总体上来看股票市场是什么呢，无论如何，那就是将需要购买的一方与将要售出的一方集合在一起。现在如果你在销售什么商品，明确的东西…… 他用手比划成一个篮子， 让我们假设是篮子。你应该可以发现想找到这种篮子的买家的确是一件相当有难度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拥有制造篮子公司的股票，你就可以马上将其出售。总是有买家在某处等待着，可能在五千里之外，你不一定认识，也没有必要看到他是谁，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是的这些篮子又怎样呢？如果假设这家制造篮子的公司自己都无法销售商品时？

——好的，我们只好马上开始谈谈古老的供求规律，不是吗，他们大概首先不会开始生产篮子除非……

——他们都因为自己生产的篮子没有人购买而陷入困境，那么谁还想购买他们的股票？

——是的，好，如果象这样就会导致股票价格的下跌，是吗，那么古老的规律……

——那么这种古老的供应和衰落法则伴随着篮子的滞销对于他们的股票又有什么区别呢？好似任何人买卖股票都是为了急于抛售他，那么人们怎样知道它的价值呢？就好象那些家伙撕碎这些纸张扔到地板上一样，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那么我们用自己的钱购买了钻石电缆的股票而如果没有人愿意购买电缆时该怎么办，就好似没有人购买滞销的篮子一样，其结果必然是大家聚在一起撕烂手中的股票纸然后扔在地板上，这将意味着什么？

-等等现在，等等。首先，你们将不会被钻石股票套牢，请相信我所说的话。第二点， 在股票交易所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清晰地知道他在做什么，认识他所操作的股票每一便士意味着什么。还有第三点，股票的价格不会是毫无控制的，就象你们所说的，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外边正在进行交易工作的专业人士，很多人都称的上是专家……(p84-85引文为笔者试译) 

学生们首先就什么是委托书展开提问，然而克劳雷就直接将话题转移到商品的价钱上并以篮子的业务为例进一步阐述了在股票市场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买与卖，其被认为是促进商品流通和交换的平台。但是学生们马上就反问到如果生产的篮子不能销售该怎么办，而克劳雷打着供求关系规律的幌子相应地进行解释完全无视市场上真正的需要。因此这样的解释将必然更使学生们感到困惑不解，他们的疑问是谁将会购买和操作这种商品的股票如果其产品本身都无法销售，这样也必然会引起股票价格的下跌。学生们所想要了解并不是单纯地股票的买与卖，更为重要的是，想探询股票的真正价值，股票的买卖并不是盲目的跟风，因此他们相当清楚购买钻石电缆的股票并不是为了最后把它撕碎扔在地板上，而是要洞察所投资股票的真正价值。最后克劳雷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只是保证他们将不会被钻石电缆的股票所套牢，并一再强调股票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十分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强项就是擅长进行股票交易。为了设法劝解学生们确信购买股票的益处，他进一步解释到股价是被那些在股市中发挥着积极和决定性作用的专家们所控制的。上述话语分析主要是围绕着美国商业活动展开的，我们看到商业化的已经从最大程度上转变为标准化的动机，内在的资本逻辑已经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小大亨》中的话语实践反射出资本运作的新特点，这也有力地证明话语分析和资本商业化的背景相结合提供了一种分析后现代美国社会潜在社会矛盾的全新的彻底清晰的洞察视角，更加明确地以诊断的眼光来辨析资本的商业化逻辑和复杂的商业现象。我们注意到文学话语分析从商业化的视角已经成为展示后现代社会商业实践的有效途径和策略，从中我们可以全面的辨析到后现代美国社会中大公司赚钱的渠道和捷径就是通过靠欺诈和投机，这正说明了在后现代社会中资本家所关心的是商品和资本的流通和循环而不是生产。因此后现代文学批判紧密地跟商业化的逻辑视角相结合并且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渗透和融合来展现后现代社会实践的本质以体现文学话语实践中的批判性。

詹姆逊的文学批评方式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通过对《小大亨》中的话语分析将后现代文学批判与这个时期所出现的种种社会意识功能和商业化因素联系起来分析和研究后现代文学，从而致力于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和批判资本主义现实世界。

参考文献

［1］胡亚敏. 詹姆逊的文化转向与批评实践［j］.第42卷第2 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

［2］蓝水，熊筝.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转向-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n］，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5，（5）.

［3］李世涛.后现代文化理论建构中的批判性视角［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2）.

［4］ althusser， l.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a］，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c］. london ：new left books.

［5］ best， s. (1989). postmodernism， jameson critique. washington press.

［6］douglas kellner (1989). postmodernism jameson critique， washington： maisonneuve press.

第2篇：后现代文学论文范文

（1）后现代生态学世界观对设计的指导作用。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对于设计的这场没有硝烟的革命也是如此。后现代生态学世界观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对当今设计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了此理论的指导，今后的设计才能少走弯路。

（2）后现代生态学世界观对设计的检验作用。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生态学渐渐被人们所重视，生态学已涉及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生态学的研究也广泛起来，生态学知识也丰富起来。这些生态学的知识成为检测设计是否优良的重要法宝。例如，美国军队的工程师在佛罗里达州的湿地国家动物保护区的北部建造的一系列小型水坝，其目的是为了这个区的灌溉，并提供一块适合放牛的湿地，以满足养牛者们的需求。结果：湿地被放干了，动物灭绝了，土地盐碱化，还出现了沙漠化的特征。此结果与生态学的世界观背道而驰，实为不良设计。

（3）优良设计证明后现代生态世界观的正确性。为特殊的需要设计不能让人感觉特别，相反，要尽可能地和更多的东西协调一致，这一点很重要，一件把一个人（或一个群体）隔离开或边缘化的设计物品一般是不能被接受的。［1］对于一个活动不方便的群体，有的坐着轮椅，有的推着婴儿车或购物车，有的正在矫正视力，有的走路需要拐杖。为了使这个群体感到舒服与关爱，设计不应该显得特别，而应该尽可能地具有包容性。这种充满人文关怀的优良设计，再一次证明了后现代生态世界观的重要性。

2为什么要让后现代生态学的世界观改变设计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渐渐有了与自然抗争的能力，人类的活动能力和范围也渐渐超出了自然的承受能力，从而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我们生存的地球成为受伤的地球。酸雨问题、温室效应、土地沙漠化、热带雨林退化、土壤污染等，这些问题已严重影响到了每个地球人的生活，我们的地球因为这些问题而伤痕累累。从历史的角度我们能够明确，在近百年来，地球生态变化是多么惊人。由于森林资源的减少，动物栖息地的破坏，中国的物种正在前所未有地加速灭亡。海南黑冠长臂猿和海南黑熊等大大减少，稀有植物如望天树、龙脑香等也处于濒于灭绝的境地。时间不等人，想改变我们生活的地球就要从现在做起，每天做一点，每人做一点。

3后现代生态世界观下的设计方法

（1）坚持绿色设计。设计师参与改善环境阻止进一步恶化的方式非常多，如拆解设计。为拆解设计是绿色设计的一大进展，可拆解的技术有助于循环利用，是在设计的源头即考虑到并解决好废物处理的问题。设计师还可以参与到新能源的发现使用中，如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风力等。如何将这些能源真正地运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节约自然资源，正是设计师所应对的巨大挑战。

（2）众多人参与设计。真正的设计团队是一个跨学科的科研队伍。这样的一个团队基本成员往往包括一位人类学家、一位心理学家、一位强烈爱好生物学和生态学的环境科学家、一位医生、一位电力和机械工程师、一位律师、一位平面设计师等。这听起来有点吓人，但当有设计需要时，一群人共同分享同一个梦想，他们拥有不同的洞察力，用一双双慧眼寻找各种可能性。当今，全球存在大量设计顾问公司，以青蛙设计公司为例，我们是由于其产品设计而知其名，然而产品设计只能作为公司设计中的一个极小的组成部分，还包括企业形象设计与辅助交流设计。“今天产品的视觉外观，常常折中于代表客户的利益、使用者的体验、产品的开发以及生产成本、审美、原材料、市场调研等领域中，表现为不同观念之间一种冗长对话的过程。”2009年青蛙公司推出“全球创意公司”主题，无论是顾问、新科技，还是回应环境，回应社会，更多地体现为集体合作的关系，表现为多学科的交流以及多元化的重要性。

（3）重视设计师意图。帕帕奈克说过“设计师的意图和对设计物品的有意使用会产生精神价值。”设计师在设计时应该时刻提醒自己：设计会有效地帮助环境的可持续吗？设计能够帮助那些边缘化的人更好地生活吗？设计能帮助节约能源吗？设计能有助于获得可再生能源吗？它能节省不可替代资源吗？设计师的提问将在精神上激励我们，滋养我们的心灵。

（4）真正关注设计伦理。真正在关注设计伦理，首先必须把注意力从“职业道德”上移开，这些所谓的职业道德，常常成为其自我保护的工具。真正关注设计伦理，是冷静地思考我们在设计什么，为什么这样设计，以及这样设计的后果可能是什么从而使设计实践更加的从容。

（5）设计师的适度介入。社会、环境与生态问题是大量的，现代社会出现了大量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设计师，他们想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法，必须改变不利于人类的生存环境。然而这并不一定是件好事，以莱索托的妇女为例。莱索托的妇女的社会生活围绕着碾玉米展开的，电动玉米磨碎机的引进，是为了简化其工作，但这种介入打破了当地妇女的社会组织，当属不良设计。

（6）改革设计教育，明确人类状态。今天的设计教育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设计技巧教得太多了，与设计紧密相关的生态、社会、经济和社会环境有关的学问又教得太少了。设计教育中还应加入大量人类状况的研究，如对于地球上的人类社会来说，什么是理想的状态？什么是全球生态和行为系统的参数？我们的资源限度是什么？人类的局限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什么？只有明确了真正的人类状况，设计师才能具有全局性的思维与眼光，才能做出真正的优良设计。

4后现代生态世界观将如何改变21世纪的设计

（1）人们将更加强调设计产品的质量、耐久和制作工艺。当今天的生活被垃圾包围，废弃的轮胎堆成一座座山时，有没有想过这种结果与设计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有计划的废止制度”作为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斯隆和设计师厄尔的一大创造，创新了汽车设计的新模式。有计划地废弃车辆部件并有计划地推出新产品，造成消费者心理的老化，从而促进汽车销售。这种制度是违背生态学世界观的，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不利于人类的长远发展。

（2）设计师和制造商将会对一种新产品的引进所造成的最终后果进行提问。这属于设计伦理的范畴，帕帕耐克认为，“冷静地思考我们在设计什么，为什么这样设计，以及我们的设计干预最终的后果可能是什么，这些问题是伦理思考的基础。”设计师有了这种意识，设计会变得更加胸有成竹，设计实践也会更加从容。

（3）将出现一系列新产品。尤其在这样一些领域，如工厂中的催化转化器、补燃器、洗涤器，以及空气、水和土壤的监控器。这些新产品将有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生态设计观在全人类之间传播。

第3篇：后现代文学论文范文

互联网所创造的文化精神状态与形而上学传统教育我们的精神状态一点儿也不像。这里的关键词是“相像”，与这个词的“家族相似”的词语还有“反映”、“代替”、“代表”、“模拟”、“表达”等等。这些词加起来，形象地勾画出了传统哲学认识论的基本特征，这个基本特征人为地划分出认识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我把这里所谓“形式”理解为我们常说的“表达工具”，比如说文字、说话的声音、美术作品中的色彩和线条，这些“认识的形式”与它们所要表达的对象之间，有一种反映、代替、代表、相像的关系；这里所谓“认识的内容”，就是我们常说的观念、意义，或者直接就是外部世界中我们感觉到的客观事物。我这里的说法可能与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归纳有所不同，但我认为就精神实质而言，我与他的说法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我这里忽视恩格斯所重视的唯物论与唯心论、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之间的区别，而重视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再换句话说，恩格斯所谓的“哲学基本问题”只是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当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更不是网络哲学中的基本问题。

我们不知道网络技术的初衷是否要模拟蜘蛛网的功能。也可能发明轮子是为了模拟脚走路的功能，但无论怎样，这里的关键词是“不像”，它们之间一点也不相像。所谓“不像”就是发明了一个原来世界上所没有的东西。“发明”与“发现”的区别就在于“发明”可以无中生有，没有根据，没有原因。并不“反映”、“代替”、“代表”、“模拟”、“表达”在它自身之外的一个东西，与世界上现存的东西保持距离，发明一个新东西，与原来的东西没有关系，它自己就是一个东西。

毫无疑问，对“竖”的哲学传统而言，“真的语言”或者真理性质的语言与假的或虚构的语言或具有文学性质的语言之间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区别是传统形而上学的生命线。尽管我下面的话可能会产生理解上的障碍，但是这里我不得不再一次加快说话的速度，“竖”的哲学传统用各种方式引诱人们相信，当我们说出一个名词或人称代词时，这个名词或人称代词与它所代表的对象之间有指向关系、因果关系、通达关系，这种关系是所谓“真理语言”的理论基础。而“横”的哲学却说，这里的指向、因果、通达关系实际上并不存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人为的、任意的，可以表述的与可以看见的东西之间永远有一条鸿沟。这个立场也不同于维特根斯坦，因为他让我们对不可说的东西保持沉默。但是“横”的哲学立场恰恰相反，认为语言的天性就在于喋喋不休地说，却从来也说不到点子上。换句话说，“说话”就是词语自我衍生和复制，与语言自认为被表达的外部对象无关。也可以说，就效果而言，说话就是说假话。当我这么说时，与鼓励人们说假话的道德判断毫不相干。互联网就是一门与广义上的语言或者与说话有关的空间技术。一旦上了互联网，我们就成了用语言工作的人。在互联网中，我们的精神状态就是“横”的精神状态，从效果而言，就是通行“说话就是说假话”的精神状态。我这里当然不是指在聊天室里网友相互不用真实姓名、可以胡说八道之类的情形，而是指我们并不在乎与我们聊天者的语言是否真实，我们的快乐体验与消息的来源者、与真实性，与事物本身无关。“竖”的哲学立场所坚持的原则在这里失去了意义。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横”的精神状态实际是一种艺术状态，人生活在艺术中，人喜欢以艺术方式生存，而计较“真假”只与功利性的商业目的有关，与人的快乐和情趣没有直接的关系。艺术性质的生存状态是我们大多数人一生的常态，既不是艺术家的专利，也与我们是否追求功利目的无关。这里我并不直接谈论在互联网上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的另一种说法叫做“冲浪”，像是一些高难动作的极限。我这里转引两个经典思想家的例子，他们说明了什么是幸福的精神状态，也就是我这里所说的艺术生存状态。在我看来这两个古典作家的描述与我们“网上冲浪”的感觉是相似的。换句话说，远在互联网产生之前，人类就萌生了类似的精神状态。

第一个例子来自18世纪启蒙作家爱尔维修，他在《论教育》中劝告人们，幸福状态与人们习惯上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人人都想拥有别墅、有很多的情人，总之，是真正享有自己所欲望的物质对象，而爱尔维修给人们的劝告是，最好是没有别墅，没有情人。为什么呢？因为人在享受自己欲望的对象时，将会在这种享受中感到莫名其妙的乏味。换句话说，人们在拥抱自己的目的本身时，会感到乏味无聊。但是同样不可思议的是，人们会为了自己的目标和事业而终生忙碌，无论是大目标小目标，大事业小事业。比如为了得到名声、财富、美丽的妻子等等。为了得到这些，人们各干各的，并且在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追求中渐渐变老。无论人们是否得到了自己向往的东西，一般来说，在得到自己追求的东西之前，人们已经养成了一个几乎难以改变的精神习惯，这就是各种不同的欲望本身。即使年龄已经使人们没有能力得到所欲望的对象了，这些欲望的习惯却还顽固地保持着。在这种情况下，爱尔维修的说法是，一个不幸的守财奴完全可能没有别墅而死，而另一个想得到美丽情妇的有才学的人也会最终没有情妇而死。按照习惯看法，这两个人都是不幸福的，但爱尔维修不这样看。他认为，就像一个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的风人一样，我们上面提到的守财奴和那个有才学的人都是幸福得不可思议：他们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但却以同样的方式享受着幸福。守财奴数着他的金钱，享受着自己将来拥有一切可以用金钱换来的东西，比如一座别墅；而漂亮女人照着镜子，也预先领受着美貌将给自己带来的奉承。

这些不同种类的幸福有什么共同特点呢？用爱尔维修的话说，就是“欲望状态乃是一种幸福状态”。我在这里加上一句，这种幸福状态不但与得到欲望的对象无关，而且可能以得不到欲望对象为前提。换句话说，幸福状态也是自恋状态，漂亮女人还没有被人奉承，但是她已经在提前享受奉承了。这叫做“预料的快乐”，与预料的实现没有关系的快乐。这种快乐虽然不强烈，但更为持久。人的想象力并不会随着身体的衰弱而衰退。爱尔维修的结论是“在所有的快乐中，预料的快乐也是我们的一生中给我们幸福最多的一种。”爱尔维修这句话也说明了我的立场：人的生存状态是艺术状态，即人最大的幸福来自想象中的热情，并且为此而甘愿吃苦。幸福在于追求快乐这种精神习惯本身，即使这样的习惯导致与初衷相反的结果，因为后一种情况并不能证明人没有真正享受到快乐。人享受过了，即使还没有得到欲望的对象。无独有偶，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也描述了类似的精神状态，他从对华伦夫人的思念中得到了更多的幸福，而真正得到她时，由于紧张和恐惧，并不感到快活。当华伦夫人不在场时，卢梭感到真正的自由和畅快，并且他的爱情更加热烈，比如卢梭不由自主地抚摸华伦夫人房间的家具。他用隐晦的语言说，他爱华伦夫人的方式对华伦夫人的贞洁是没有什么风险的，但卢梭说他用自己的方式，也就是用想象的方式已经大大地享受过了，并且保全了自己纯洁的感情。卢梭的这种感觉和我们上网冲浪的体验是相似的。比如卢梭的方式使对方看不见他、这是一种孤独的快乐、但极为方便、保持距离又没有距离、呼之则来，挥之则去，而且这些方式与华伦夫人本人的身体无关。卢梭把这种不可思议的幸福状态称为“增补之链”，德里达说是一种“危险的增补性”。卢梭的爱情方式与被爱的人本身无关，不必事先征得对方的同意。

我以上列举的例子在哲学史教科书中是从来不提的，我称它们是一种微妙精神，一种“横向”思维。它的特点是与对象无关，或者说，与源泉、原因、根据这样的问题无关。就像我前面讲的，不模仿、不表达对象，与对象一点也不像。

为什么把网络中的精神状态称作“冲浪”？冲浪是一种极限运动，或者叫高难动作，日常生活中体验不到，无法实现的东西，在“冲浪”中可以体会到。比如在网络中寻找，但在通常情况下，在找到目标之前，我们早就移情别处，一路上总是遭遇意外，走岔路，就像爱尔维修说的，人们并没有得到所欲望的对象，但人们已经享受过了。和享受相比，最初愿望的实现已经变得不重要了。点击鼠标本身构成一个事件，无数的点击组成无数事件之间横向的联系，或者叫做没有联系的联系，这些联系形成的图象是任意的，网络冲浪者不得不以极快的速度转移自己的兴趣方向，并使头脑始终处于高度兴奋状态。

网络对人的诱惑力还在于，它几乎取消了时间性问题，因为在网络中的一切因素都是同时发生的并列关系，一种空间关系。这种关系极好地演绎了人的想象功能，是有形状或画面的想象。网络给人的快乐甚至不是爱尔维修说的“预料的快乐”，而是预料之外的快乐，因为走神或走岔路是我们在网络中最常见的精神状态。总是遭遇陌生，总是在慌乱中做随意的选择，除非你关闭网络，这个过程就没有完结。选择，就是选择一条路，无数的选择组成了无数条路，这些路形成了复杂的网络，四通八达，永远不会出现无路可走的情形。

第4篇：后现代文学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后现代叙事理论》 马克·柯里 合作语境

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批评能力的萎缩和文学受众的流失。尽管导致文学受众流失的原因众多，文学批评却也难辞其咎。

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几乎承担了那个时代全部的思想启蒙功能，而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不但在整个文化领域失去了发言权，就是在作家和普通读者中，在批评家自己的圈子内，读者群也在骤减。文学批评正脱离它应该面对的作品，它应该面对的人群，而成为印刷品上漂浮着的自我表演。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柯里的《后现代叙事理论》对当前的文学批评启示良多，批评的作品化或者说将批评转化为艺术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点。柯里的用语是“理论性虚构作品”，这构成了本书非常重要的第三章。理论性虚构作品这种批评形式在西方形成气候，或许可以看作针对批评受众流失的一种对策。那么其针对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呢?第一，针对批评术语的滥用带来的含混晦涩。提倡清晰明白的文风，似乎没有作为问题提出的必要，但实际上这却是当前文学批评中一个极为突出的弊病。柯里谈到，批评术语的滥用使得“成千上万的读者义愤填膺”(39)，中国的文学批评不也以其术语的堆积将读者拒之门外吗?必须承认，文学批评作为文学作品的辅助消费形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应该清晰明白，以辅助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接受，含混晦涩是批评应该力避的缺点。现代语用学原理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文学批评可以看作是一种发生在批评家与读者之间的语言交际，应该符合语言交际的“合作原则”。“合作原则”由美国哲学家格莱斯提出，其中方式准则(mannermax—im)②指的是话语方式影响着交际的效果。就批评家与读者之间的交际关系而言，含混晦涩的交际方式造成了排斥而非合作的语境，引起读者的愤怒也就难免。正是针对这一点，柯里认为“将批评转换为艺术，也许是补偿的努力之一”(56)。

第二，针对理论文字的枯燥性。柯里认为，小说家将文学批评的视角结合到小说中去是“能获得哲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而无需承受这些话语的枯燥感或丧失性感的方法”(74)。文学批评作品化，有助于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用语用学理论的眼光看，就是通过调整交际方式达到更好的接受效果。戴维·洛奇的《小世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用青年男教师对爱情的追求来演绎“追寻圣杯”的主题，妙趣横生。其中有相当篇幅在介绍和讨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事实证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融入到小说作品中，远比论文和学术著作更加吸引人。正是以这种方式，洛奇“比任何人更广泛地传播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关于小说的思想”(58)。这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启示：可以用作品化的策略达到更好的接受效果。

可见，批评转化为艺术可以克服术语滥用带来的晦涩以及通常批评话语的枯燥，从而产生积极的接受效果。就交际双方的关系来讲，可归结为在交际“方式”上创造了合作语境，使得读者以合作的态度进入阅读。这种合作态度的力量超乎我们的预料，关于这一点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有过阐述。谈到小说《爱玛》中的叙事视角，布斯认为，爱玛并不能自动引起读者的同情，而是作者通过信息管理技巧控制了读者，使读者对她产生了同情。合上小说重回现实世界，我们发现由于技术的原因，站到了道德立场的反面。作者控制读者反应的是技术，是交际的方式，在它的作用下，读者甚至可能背叛自己日常的道德立场。可见交际方式的作用之大。奥斯丁正是通过让读者与人物共享视角而建立了一种合作语境，从而控制读者反应。因为文学批评和叙事作品一样都是“说服的艺术”，叙事学的这一发现同样适用于文学批评。也就是说在文学批评的作者和读者之间，合作语境的存在与否，足可以影响到观点的接受与否。所以批评应该借鉴这种说服的艺术。当然这并不是说批评文章的观点站不住脚，只通过采取技术策略取得读者一时的叹服，放下文章时觉得站到了自己“立场的反面”。对于批评我们认为观点重于表述的技术。只是对特定的观点考虑接受心理的因素，创造合作语境，无疑有利于它的接受和传播，而这正是目前的批评所亟需的当前文学批评中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脱离文学作品。不少批评家“不经仔细阅读，甚至仅凭内容简介，故事梗概，便可以率尔操觚，进行套裁式的批评了”(杨守森161)。这使得文学批评成了远离文学作品的批评话语演练。这样，批评家和读者本该共享的作品信息缺席了，而批评家致力于谈论的理论问题又是读者不感兴趣的。这必然造成批评文章失去读者，批评的地位下降。仍以语用学的理论来看，这可视作对合作原则中关联准则(relationmaxim)的违反。交际一方在说着甲，另一方则期望的是乙，交际失去了最根本的基础。“合作”语境无从建立，读者即使勉强阅读也是在失望的状态下消极地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偶见出色的观点，也很可能失去被接受的机会。文学批评的对象理所当然是文学，否则便不符合文学批评之名，也必然遭到读者的拒绝。

脱离了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和什么走得更近理论。批评的理论化也是文学受众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因为批评理论流派纷呈，空前热闹，文学批评的理论化是20世纪文学批评的突出特点。在这种倾向下，批评家们“将文学文本看成是自己最喜爱的那一部分文学理论的讽喻，不断地暗示着这便是文本的实际内容”。也就是文学作品沦为了无足轻重的例证，批评家所真正关心和感兴趣的是理论，本来的主人沦为了奴隶。柯里认为他自己对于《化身博士》的解读就属于这种情况，并且他这种做法并非特立独行而是模仿了像米勒和德曼整整一代批评家的方法。在那里，文本沦为理论的图解，文本自身的内容或意义就很容易受到忽视，遭到扭曲。这类批评关注的与其说是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如说是理论的阐述。这种批评促使文学批评走向更狭小的精英文化圈，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则构不成吸引甚至恰恰成功地将他们挡在了门外。并不是说文学批评不能有理论建设的意义，但就它目前面临的“小众化”困境，这种理论化倾向是应该有所控制的。因为这意味着批评进一步地脱离读者。

此外，文学批评进入文学作品的方式也影响着读者的接受。“当代文学批评的写作，在文体样式上很大程度地存在着体系封闭的弊端。通常表现为论者高高在上，他通过层层逻辑推理，把自己的观点与结论硬塞给读者……读者会因此对批评文本产生拒绝的情绪，这样，论者即使有十分独到的见解，也难以取得大的反响”(阎霞29)。这里表面上说的是文学批评的写作，实质上是批评家进入作品的方式。落脚点仍是批评的接受问题，就合作原则来说，这里是交际的内容在阻碍接受：批评家进入作品的方式与读者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当前的批评论文，主要是以理论分析的路径进入作品，而读者接近文学更多的恰恰是主体的体验性参与。这种差别很可能让读者感到隔膜。批评家应该站在高于读者的视点给读者以启发，应该有理论的眼光，不可能与读者进入作品的路径等同。但是如果不考虑读者进入作品的方式而只以逻辑的旨趣进人文学作品，交际双方就失去了合作的基础。连同前面所说的艰涩含混的术语，论述的繁复等等也与进入作品的方式构成合力，促使读者产生排斥心理。尤其对于诗歌这种文学体裁，理论分析的路数可能更让读者感到格格不入。所以《人间词话》融人了批评家的阅读体验，创造了与读者的合作语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读者首先在进入方式上与批评家取得认同，为观点的接受铺平了道路。当读者进入批评家营造的体验情境，和他一起吟诵“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的时候，就自然能够接受并激赏“遂关千古登临之口”的观点。可见在进入作品的方式上创造合作语境，是与读者的合作，也是进而让读者与批评家合作的途径。这与上文提到的论者高高在上、读者产生拒绝情绪的关系模式相比，显然更利于观点的传达。这样，进入作品的方式就应该针对不同的作品采取不同的策略，如《人间词话》就是以体验的方式批评诗歌的成功范例。又如对《尤利西斯》，德里达就采用理论性虚构作品，或将批评艺术化的批评方法。这部西方人都称为天书的巨著中，多的是批评家也不能穷尽的“难以解释的符号”(米勒l4)。而艺术化的批评，以施为叙事学的特殊方式，揭示了施为性的指涉理论，也就是以虚构作品的方式言说虚构作品。德里达的批评之作《尤利西斯唱机》因为考虑了作品的独特性而采用了独特的批评方式，取得了特别的效果，这是通常意义的文学批评做不到的。

对作品的关注，对作品特点的考虑，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对读者的考虑，对接受的考虑。因为交际双方的联系点就是作品。

综上所述，第一，最基本的合作是内容上不能脱离文学作品和风格上清晰明白，这是任何交际活动都需要遵循的基本要求，批评当然也不例外。

第5篇：后现代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学理论；现代性；构建；特征；发展

我国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的激烈讨论是从20世纪末开始的，并一直持续到现今文艺理论界。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的导火线，是杨春时、宋剑华与在1996 年发表的《论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一文，书中提到“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性，是完成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转型, 只具有近代性，而不具备现代性”，这瞬间引爆文论界，这场轩然大波直接导致我国形成一场对文论现代性的持久而深入全面讨论。

一、文学现代性的内涵

自20世纪以来，对知识创新的追求使得国内的思想呈现出纷争的状态，而文学理论在其中扮演着“思想旗手”这一重要角色，成为引领国内文化思想发展的核心。在20世纪末90年代，国内在讨论文学现代性的问题上不断深入，诸多学者都思考并阐释了自己的想法，其中钱中文先生的某些论述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使得对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的的探讨趋于成熟。

在《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一文中，钱中文具体阐释了“现代性”的含义，他将现代性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结合在一起，认为现代性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高度发展状态。现代性作为一种现代意识精神，具体表现为一些普遍的规则，比如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等等，因而现代性在社会不断走向科学与进步的过程中发挥着一种启蒙精神、理性精神的作用。

二、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建构及其特征

现代性是我国百年文学理论突进主旋律的伴随者，几乎贯穿于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始末。我国许多先进的思想观念都萌发于文学理论，这些开风之气与现代性的普遍精神相统一，在我国文学界结出累累硕果，无论是从身份认同到全球化文化，从颠覆经典到意识形态争论，从审美观念到语言学和符号学，还是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都可以体现出文学理论的现代构建。另外，在文学理论构建过程中，文学理论就像一个不安分者想要穿越边界，常常在自我领域的边界上不断徘徊、不断突破。事实证明，文学理论在不同领域内实现了观念与方法论创新，这对所研究领域来说是不可小觑的贡献，比如研究社会理论、哲学、艺术等等，这些问题都超出了文学范围，属于社会文化层面的突破。

从我国发展历史来看，我国的文学理论现代性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我国是农业大国，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背景下，我国文学现代性为了实现文学的呼唤与表达，建立起了以进步、科学理性和个性解放为核心的价值观念，这种与时代的发展相同步的状态，同西方文学现代性一样。因此，启蒙主义文学也成为中国文学现代性在早期的主潮。

第二，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形成经历了晚清到五四时期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现代文学的体制基础和生产方式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依据。直到五四文学革命时代，中国文学现代性才得以确立。

第三，中国文学现代性不是只顾自身发展的，而是呈现出对两个维度的充分考虑，一是通过变革自身传统来于现代生活的创造性相适应，二是寻找与西方文学的相似点，实现融和。

三、对文学理论现代性建设的思考

目前，我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建设陷入了瓶颈期。受我国当前社会变革的影响，无序性的社会变革进程使得文学研究混杂不清，呈现出了前现代的、现代的与后现代纠缠、混淆的状态，因而文学研究者也开始迷失了方向，社会思想也在混沌中变得模糊不清，一切都失去了原始的推动力。而文学理论在这种环境下也无所适从，停滞不前

有些学者认为应该解构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着手推行后现代研究。其实这种观念是片面的理解，但“解构”二字不太恰当，不能用“解构”来代替“建构”，而应该立足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建设的关键性问题，做好二者的合理转换。要想建立健全的现代性文学理论，就应该通过借鉴后现论来服务于现代性建设，利用后现论中的合理因素来使现代性的偏执因素得以消解，这种相互融合后却又清晰明了的文学理论才是有可为的。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点做好现代范式和后现代范式的转换：

（一）在知识形态上做好文学理论向后理论的迁移

文学理论是与文学有关的理论，具有文学的普遍特性，包括文学性、审美性及自主性，突出表现在文学的风格、技巧、形式、修辞等层面，可以说文学理论通过不断的分化过程来实现对边界与对象的确立，从而被看成一个完整而独立的知识形态，与其他的知识系统相区别。要想做到文学理论向理论的迁移，不仅仅只是将 “文学”这个限定词去掉，而是挖掘其中的深刻内涵，顺应理论的特性，改变对社会、哲学、艺术和历史等内容的分析观念及方法。

（二）在研究对象上从作品向文本的转变

理论上，知识生产中概念的变化意味着知识关注重心的变化。在研究对象上，文学理论应该实现“作品”向“文本”的转变。“文本”在文学界并不陌生，有时甚至还要比“作品”这一概念更加受到亲睐。“作品”二字在文学理论的现代范式中常常被看作是独立实体，与作者和读者均无关系的，而“文本”则打破作品结构的中心化，将文学研究的对象放置于诸多要素关联中，使其成为一个相对概念。这就增加了文学艺术的互动性，使得独立、固定不变的作品转变为生产性、互文性的文本。

参考文献：

[1]妥建清. 中国现代文学关键词研究――以“现代性”为中心[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06

[2]王晓初.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现代性”话语批判[J]. 理论学刊,2012,11

[3]高楠. 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涅――由政治一体化到跨越式阐释[J]. 文艺争鸣,2013,11

第6篇：后现代文学论文范文

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研究传统，颇具时代转型特点，呈现着现代性艺术精神，逐渐向着后现代性审美文化价值转移的态势。在这这研究领域，关涉的人物和流派甚多，涉及到的思想与问题等繁杂，多语种特点表现明显，使得这类研究难度增大。当历经19世纪末期的“近代”文论批评，历经20世纪上半期的“现代”文论批评，历经20世纪中后期的“后现代”文论批评，历经20世纪末期的“后殖民”文论批评，所牵涉出的问题，表征出牵涉面大、周期短、转型快等特点，尤其是当研究领域中的人文科学与科学分析流派发生激烈碰撞时，使得当代的文论研究问题，形成的复杂性前所未有。

当然，以中国立场，来审理西方文艺理论，颇具话语转型与重建价值意义:生态美学角度的研究。对当代西方文论进行研究，使得中西前沿思想产生沟通和对话。也就是说，需要从认识论与知识论两方面入手，这不是评头论足西方文化与贬斥西方文论；反而，从生态美学范畴上说，这种仔细考察西方文论思想的行动，是中西文化与文论，面对面的沟通，深层次对话。也正是因为对话，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论，才得以完整呈现。研究当代西方诗学，不但让我们站立在现代文化的新高度，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中的美学困境以及张扬的诗学精神；而且，以此为参照，使得我们看到或者意识到，我国文论与美学，同样有着沿袭传统的负担，并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对话的目的，不是简单地褒贬某一文论，而是对文艺理论研究进行反思与自省。诗学如此对话的目的，就是去探寻深层次的共同的有关人类审美文化的价值倾向。动态研究。研究当代西方文艺理论，采用静止的或孤立的观点，是行不通的。要采用发展的、具体的的观点，去分析问题与研究问题。在研究西方文艺理论过程中，我们不照搬照抄，而是通过参照对比，整理着、分析出、总结好我们的当代文艺理论，从而，更好地建设我们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

当研究透彻后，当我们洞悉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内涵与真实意义，并从真正意义上知晓当代文论下隐藏的存在本体论的重要意义时，到时候，我们将有全新的知识型结构。深层次地研究文艺理论与美学，就会触及到一个比较深远并十分重要的问题，有关中西文化精神的走向问题。所以，研究诗学，不但关涉着诗意般的思维方式）问题。所以，对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进行构建，务必要弄清楚西方文化与诗学的价值取向和主要趋向。

多元化研究。由于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所以，我们应该进行多元化研究。我国文论界，仔细地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文化进行研究，发现，对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关系，进行批判的后殖民主义，着重于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文化“拿来主义”，并没有意识“文化对话”，在新世纪，对中国的重要性。当然，由此也提出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如何摆正中国的文化以及文论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问题。笔者认为“,全球化”并不意味全球单一化,而是逐步呈现出差异性的动态过程。别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应用派别研究方法。我们都知晓，后殖民主义与批判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密切相关。引入后殖民主义,使后现代主义的反权威问题、价值平面问题、中心与边缘问题，变得更加繁杂,也使得我国文论界，面临着以下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保守主义,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妖魔化等等。当传统价值面临着困境时,也只有不懈地探索其理论和丰富其实践层面,通过那些处于后殖民时期的知识分子，前瞻性和边缘性思考,以自身获得个体独立性的前提下,不断地更新知识体系，创新学术思想，并把它当做自己存活的理由之一，能够以此作为中国思想延伸的契机。目前，我国在研究西方文学时，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从多方面，深层次，对西方文学，表述自己的看法。研究西方文学的热点或焦点，一般体现在作家流派，族裔文学与迥异的作家、作品以及热点文类，通过文学在国内学界所出现的频率，归纳表明，我国文学研究的热点流派是当代少数族裔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热点族裔文学是：华裔文学、黑人文学与现代欧裔白人文学，研究的热点作家是：汤亭亭、沃克、菲茨杰拉德、霍桑、海明威、福克纳和莫里森等，研究的热点作品是：《女勇士》《老人与海》《麦田里的守望者》《紫色》《了不起的盖茨比》《宠儿》和《红字》等，研究的热点文类是：华裔小说、黑人小说和现代欧裔白人小说。通过这些研究热点表明，在新世纪，我国在研究西方文学时，存有三种明显的情结：即小说情结、诺贝尔奖获奖作家情结和经典情结，以及两个需要学术界十分重视的问题：即在研究角度上，出现较多的重复现象，在研究对象方面，边缘与主流，区分太明显。第一，研究方法的趋向。一般可以运用如下方法来研究西方文学：考察某事物所采用的手段，应以特定的方式来考察其对象；观察角度广，应以多角度的观察视角，以及多方面研究文本内容；程序上的分析理解。具体操作是：a注意研究文学现象的视点、角度；对文学现象的程序，进行分析理解。批评西方文化的方法则有：多角度，理解和判断特定的文学现象；对特定文学现象的程序，进行解析。第二，研究内容的走向。研究西方文学，在内容上趋向于：文学现象，主要包括文学接受、文学作品以及文学创作；文学作品的意义，主要包括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含义。主体的美学涵义，主要包括伦理学、哲学、社会学等；社会价值与意义等。研究文学作品的价值方面，则是从这些角度入手：创作的文学作品，在被接受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与思想导向作用，此外，也包括着社会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审美价值等。第三，研究领域的走向。西方文学研究领域通常有：结构主义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潮流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列维———斯特劳斯（法国），主要是以此来探讨文化现象中的共在结构与引入语言，并利用好文本中的语言意义与价值，探析这一文化现象。叙事学，一种关于语言学、文学的学科，受现代符号学影响，通用的方法是，运用语言学方法，对文学文本中的叙事模式问题，进行研究，法国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是典型的代表。形式主义属于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潮流之一，其主要特点是：对文学的形式比较重视，并认为形式是文学的意义与价值的来源。俄国的形式主义、英美的新批评等，是典型代表。期待视野属于接受美学概念范畴，指文学接受中，阅读文本内涵，所展现的读者的预期，而预期，常常是在阅读过程之中，以一种特定的视野来体现。精神分析学，创始人是弗洛伊德；其主要观点是：把人的心理分为自我、超我、本我三个层面，注重人的无意识，特别是注重人的性意识的发展。

总之，不断地深入研究西方文学，使得我国的西方文学研究领域，展现着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此外，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理解文本也更加的准确与多样。笔者认为,在当代文化重建和文论转型中,应在审视中国文化精粹的基础上，遵守人类的共同价值与认识,并遵循着相应的国际艺术审美共识,我国的新文化形态与新文艺理论体系，才能有效构建。

第7篇：后现代文学论文范文

    消费社会是生活同质化与多元化并存的社会,也是信息社会和高科技社会。消费主体的感官享受取代了理性反思,后现代文化消费体现为人们的追求和社会理想行为标准不再是工作或劳动本身,而是以消费为衡量尺度的生活方式。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思想却愈加平面化和浅薄。首先,文化的商品化和人的异化。后现代消费社会将文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文化不再依据其内在的精神价值为读者所欣赏,而成为可供消费的商品,文化已同其他商品一样,成为具有可销售性和可展示性的众多商品的一类。正如杰姆逊认为,“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

    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文化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消费品。金钱和消费的逻辑渗透到文化市场的各个角落,充满诱惑的广告就成为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主宰着人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动机,影视广告在编织生活美好图景的同时,也将人们带入心甘情愿的消费时尚和承诺梦想生活的超真实中,整个社会引诱消费者成为“上帝”而顺理成章使金钱和消费变作社会的统治力量,从而演绎了整个社会浓厚的功利主义氛围和拜金逻辑。“消费社会导致了人的本质的歪曲、社会等级结构的变动以及文化文本和商品的相互占有。人成了商品消费和无休止的物欲追求的奴隶;在货币和商品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后面是身份、地位、人格、人的尊严和价值方面的等级化。”

    消费文化的拜金主义倾向掩盖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费文化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主体与客体、个人与其消费的物之间已经融合无间,这种认同表明个人已完全被物化。消费文化提供给异化现实中的人们一种文化认同的假象,以此掩盖现实中身份的真正缺失。其次,精神的平面化与感官愉悦。商品拜物教和消费至上的原则导致了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匮乏。

    当消费而不是精神成为社会的主流,金钱和商品及其附加的符号象征成为人们生活的惟一意义时,价值的混乱就不可避免。极度生产以及资源耗费,强大的消费主义不断刺激消费的欲望,不但造成了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也使人类在当代物质过剩中处于精神的贫乏状态。消费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使整个社会文化转向享乐主义。各种娱乐节目、无厘头影片蜂拥而至,张扬着感官的愉悦与欲望,空洞无意义的内容大行其道,层出不穷的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搞噱头、娱乐至上。当“玩”和“乐”成为社会的文化思潮时,也意味着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衰落以及传统文化价值的合法性危机。

    再次,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后现代社会消解中心性和秩序性,倡导综合性、无主导的文化。在后现代文化消费语境中,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模糊,各类文化不断走向融合,体现了文化一体化世俗化的倾向。“如今,休闲、娱乐与文化已交织在一起,文化活动与娱乐活动已不再被完全分离开,同时,商品消费和文化消费也融合在一起,业余时间被视为文化、消费与娱乐合而为一的时间。”

    传媒的迅速发展造成新的文化霸权,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大众文化不断从价值层面驰入游戏层面,在虚无主义和低俗游戏中消费感性,并甘愿被传媒的一元话语所支配。

    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话语转型

    后现代文化消费甚嚣尘上,文化的商品化,日常生活的片断化,精神领域的贫瘠化,文艺表现力的匮乏,视觉影像造成的冲击都使文学理论的原有价值不断遭遇解构和危机。文艺为了生存而沦为商品,逐渐丧失了批判和否定功能。“边缘”话语的非体系性、反本质性也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挑战。文化消费时代文学理论话语也经历着选择与变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文学理论的话语选择。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其研究范式业已发生变革。

    文学理论不仅满足于基于当代文化发展的纯理论建构,已深入到对文化消费的研究。国内学者运用文艺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文艺消费的研究进入文化消费尤其是大众文化的研究,运用后现论和文本批评方法对媚俗、身体化、视觉化等消费倾向进行文化解读。文艺学视角的研究从某一角度进行深入分析,试图挖掘文化消费表象之下的社会文根源,并较多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精神,明显地表现出对当今文化消费现状的忧思与反省。关于消费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有学者提出实现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合法转变,在意识形态层面消解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集权意识,打破经院文化独尊局面。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主动进入大众传媒,发掘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价值资源。

    实现单一的精英话语向精英、公众话语的渗透、融合、交流与互动。这些对消费理论的研究和大众文化的思考展现了文学理论的发展已走向自觉之路。其次,文学理论的理性探索。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反观自身的体系建设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文艺实践的动向和问题。在消费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的冲击下,原有的文艺体制运转曾失效,纯文学陷入尴尬的困境,文学理论批评界都在探索文学的出路问题。1993年开始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更将消费时代文学去向何方的讨论推向高峰。论争的实质在于,如何面对和评价文化消费时代出现的新现象,以及知识分子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进行自我定位与身份认同。钱中文提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旨在弘扬人文精神、倡导人文关怀的初衷。这一文论始终立足于重建文学艺术的价值和精神,他说:“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这是以我为主导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施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

    学者们还对消费社会中传统文学与美学的衰落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进行了批判,对消费和消费主义进行了激烈抨击,认为“它们‘不断地引发自然、社会和文化上的各种生态灾难’,造成了文学的‘单向性化’。在此情况下,文学应当有对于消费时代的‘切实的生态关怀’,应当实践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结合统一,为人类营造一个‘绿色的精神家园’”。这些争鸣都展现了文学理论工作者重建精神深度意义的情怀与努力,以及试图重塑社会启蒙者的身份追求与理论尝试。

    再次,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9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理论界出现了诸多复杂的变化,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切实地感受到了文化消费的主导地位,在传媒的迅速发展下,传统的文化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逐渐消泯界限。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导致消费主义理念渗透各个方面,表现为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不断加剧。文学理论在此阶段做出了各种理论话语探索,摆脱被边缘化的身份,以融入社会现实的发展以及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文学理论界开始广泛关注大众文化的崛起及其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学者们比较客观地评价大众文化,从单纯地批判大众文化的媚俗性和商业性转向探讨大众文化的走向、如何引导和提升大众文化的品格。在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流派不断引进的同时,如何摆脱盲目西化的困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文论失语症”一度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由此引出当代文论体系的建设、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及全球化时代如何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理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表现了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以及学者们对文学理论现状的反思,也显示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古今、中西、体用等方面的文化冲突。随着90年代后期社会重大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文学理论界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学者们走出文学文本,文化批评成为展示他们积极应对现实问题的重要方式,体现了文学理论话语的实践化与当代性以及批评功能的增强。

    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前景

    后现代消费时代造成的人文精神失落,文化价值失衡,以及欲望化、感官化、无深度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何为?文学理论话语如何发挥其积极的批判价值与意义?在文化荒漠化和媚俗化的洪流中,当代人如何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重新建构?如何进行文化精神的启蒙与重建?

    在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消费活动不再富于人性的、有意义的创造性的活动,而成为被异化了的活动。消费主义正在迅速地改变和塑造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追逐消费的同时,也掉进了消费制造的迷阵。因此,民族的身份与文化认同逐渐被取代,并被全球化及其所倡导的消费主义理念所占据。文化消费以欲望满足为特征,本身具有虚幻性,导致人们生存意义迷失,从而瓦解了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使社会个体陷入认同虚无的文化焦虑。“当每个个体在灵肉濒临崩溃、身份焦虑的同时,只能在文明内部冲突的现实压力下寻求妥协的身份。因此,文化寻根就成为现代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个体就变成时刻追问自身存在根基的生存者。”

    而所谓“身份焦虑”就是指身份的矛盾和不确定,即主体与他所归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在当代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也同样面临着身份焦虑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某种困境,但也表现出文论界渴望突破难关、建构起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文论话语的迫切与热情。时胜勋从身份的角度探索了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思想史意义,认为文艺学学科反思具体围绕历史路线和学理路线展开,文艺学学科理论反思否认有一成不变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对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也加以质疑,学科建设经验表现出流动性特征,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引发了文论身份的重组与重构,并为文论身份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问题域。朱立元提出“立足现代文论新传统”、“借鉴和吸收中西文论资源”、“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相结合”的文艺学建设与发展方向,陶东风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金元浦提出“文化研究”的文艺学构想,曹卫东提出“跨文化维度”的重建文艺学的构想,高小康提出“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的文艺学构想,陈晓明提出“理论无国界”即“历史化与批评化相结合”的文艺学构想,杜书瀛提出“发展多形态的文艺学”构想等。

第8篇：后现代文学论文范文

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文学理论日益感到全球化影响的时代。其实，早在80年代的最初几年，当外国文论不断介绍到我国，那时我们讨论问题，总要把它们放到更为宽阔的文化背景上去探讨，自觉不自觉地汇入世界文艺思想的潮流，从而使我们的意识逐渐趋向一种全球化的倾向。

90年代，是我们深深感到经济观念、生活观念、文化观念进一步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从国内到国外，似乎到处都在发生着文化争论、爆发着冲突的时代。在我们自身周围的生活中，到处弥漫着不安与焦虑，好像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在迅速地流动与转变之中；所有事物似乎都失去了原有的规范，显得不很确定，难以定形。颠覆、解构、反中心、反权威、边缘化等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种种思潮大为流行，似乎所有现象都受到它们的浸淫，这使得那些竭力要保持中心、权威的人们，一听到这些名词就心惊发憷。同时，这个时代也是兴起流行文化的时代，一些知识分子通过对它们的研究，能够表达一定的思想，有限地表述自己的意见，整理并批判各种文化思想，企图参与现实、历史的进程，期望着发生某些相互的影响。无疑，这些文化行为正使我们渐渐融入一种全球化的意识之中。

至于在文学艺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90年代正是它们获得自主性同时又是走向边缘化的时代。在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文学艺术、文学理论与批评终于回归自身、同时也就失去了人为的轰动效应，而逐步趋向正常状态。80年代下半期和整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影响与信息技术的直接介入，使得大众文艺、影视艺术以及传媒工具，对原有的文学艺术发生了重大的冲击，这导致文学观念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趋向多样与宽宏。文艺思想进一步分化甚至相互对立，文艺界实际上派别林立（正常意义上的）而又相互共处。多种文学话语与理论话语，可以相对自由地喧哗，以至达到前所未有的思想、话语狂欢的地步，自然，其中既有严肃的文学的探索，也有颓唐的文字经营与媒体的无休止营利炒作。开头我们对于这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不甚了了，随后意识到，我们正被不依我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势力，投入了商业化的操作之中，这是难以抵御的经济全球化和由此而形成的全球化语境所必然产生的现象，现代性的消极因素与种种后现代性因素杂然并陈。

在这种多变的、不确定的似乎是非理性的语境中，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我们还是应当采取一种新的理性精神的立场，一定的价值判断的立场，来理解90年代文化现象。我们所持的价值立场，可能会大体一致，或者有很大出人，甚至相互对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只要不是那种故意弓；起“轰动效应”的、横扫一切的、红卫兵式的批评，或是乱打棍子的痞子式的批评，大家就完全存在着求同存异的对话的可能。

我国8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是一个解构同时也是建构的过程，解构与建构是共存一体的。解构什么？解构那些严重束缚、阻碍文学艺术发展，无法对文学艺术进行科学解释的教条规定。这在早期当然是行政力量起了作用，但是我们看到，后来再行设置任何新的条条框框、清规戒律，己无济于事，文学艺术与文学理论批评，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已按着自身的生存方式与自身的规律办事，远离行政的号召与指令。这一趋势的进展，在90年代中后期尤甚。促进这一趋势的出现，现实生活的需求当然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只要是不符现实生活发展趋势的各种号召与指令，即使应时顺势，再也难以发挥它的影响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文学艺术、文学理论获得自己应有的独立自主性，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是这一时期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

所谓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主要是指文学理论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使文学理论回归自身。几十年来的沉重的政治管制，使文学理论完全成了一些政治家手里的、不断朝令夕改的某些政治行为的等价物，文学理论完全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尊严与价值。如今，文学理论分清了与政治的界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开始建立起自身的学理。自然，政治作为一种行政的意识与手段，仍有可能来干预文艺现象，但已不易收到实际的效果，这就是所谓解构了。解构还表现在过去不少被奉为重要的理论原则，如今已退出文学理论，这也是事实，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文学理论的自主性，自然还在于理论自身的学理建设。80年代下半期和整个90年代，是我国文学理论比较全面地建立自身学理的时期，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时期。在文学理论学理的探索、建构中，无疑，西方文学理论发生过重要影响；80年代初期，在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如潮水般涌入我国的时候，我国文学理论中的西化倾向十分流行。但是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审美研究、作品形式、结构等因素的内在研究，和那时我国美学问题的大讨论，都对我国文学理论改造起到良好的作用。同时在讨论中，不少学者对现代文论传统进行了有批判的吸收，并且力图打通古今中外。所以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景象，新说屡起，佳作迭现。文学理论中的新作，都是在解构旧说的基础上出现的，同时又是新的建构。因此，在我看来，这十多年的文学理论，不是一味的解构，不是一味地听从外国人说话，不是把外国人的文学理论进行简单的移植，而是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对文学理论既有改造，又力图有所创新，并且卓有成效地创立了一些新的文学理论范畴。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文学理论在不断地走向边缘化，不被人们重视，但是应当承认，文学理论是个有成绩的部门，真正的理论创新，自会留下自己的印痕。自然，我们不必把成绩估计过高，但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新的理性精神的解构与建构，正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

正是本着这一认识，我和童庆炳先生编辑出版了《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广收我国在新时期文学理论方面有创建的著作，以记录学者们所作出的努力与文学理论的更新，为新世纪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建设，留下一份思想资料。

在这套丛书里，有探讨文学审美特征的著作和审美价值结构与感情逻辑的著作；有研究文学艺术精神与艺术的生存意蕴的著作；有阐释艺术与人和文艺学的人文视野的著作；有文学艺术本体反思、文化批评、汉语形象和现代性与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考；有文艺学的民族特色、比较诗学、宗教文艺审美创造的探索；有新意识形态批评、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主张的张扬；有诗学研究、创作心理、文化诗学、文本生产、原型的理论与实践的细致剖析和审美实践文学论；有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等文学理论主张的标举等。此外还将收入一些著名学者的论著。从上面涉及的不少论题来看，它们触及了文学理论的各个方面，这是过去的文学理论所没有过的现象。这些论著阐发问题的深度可能不会令人完全满意，但重要的是其中一些著述，并非泛泛之论，它们并非食古不化，更非盲目崇洋，而是针对文学、理论的现实，提出了新的见解，或是新说；出现了一些新的核心概念，并已在理论实践中发生作用，初步形成了我们自已的文学理论的视界。上面提及的不少问题，可以作为重要课题而继续深人，同时新的理论问题还会不断出现。丛书的出版，显示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进展的实绩的一个侧面。自然，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的重要的文艺论著，由于出版条件关系，未能列入，使我们深以为憾，这是需要说明的。

在全球化语境中，当鸟瞰20世纪中外文论的发展时，我曾指出两者之间曾经发生过两次错位。一次是80年代前，西方文学理论的主导研究是一种内在研究，而我们则把文学理论的外在研究发展到了极致。结果是两者都走入绝境，难以为继。另一次是80年代初开始，当全球化语境正在逐渐形成之中，西方文学理论的主导倾向，由内在研究而走向外在研究，而且声势越来越大。而我国文学理论，则由外在研究而走向内在研究，大力探讨文学理论自身的问题、规律等等。从目前的双方文学理论情况来看，说不定可能是第三次错位了。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欧美文论研究向外转的潮流中，我觉得学者们的取向，是不尽一致的。像法国的某些结构主义者，发觉了文学内在研究的局限性之后，要求将文学研究与文学所包含的其它文化因素结合起来，努力发掘文学本身固有的文化涵义，以充实文学研究，这大体是属于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围，如托多罗夫。另一些学者特别是后来的美国学者，实际上一开始就转向了所谓“文化研究”。欧美的这种文化研究，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在德国、英国就开始了，80年代初，不过是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而已，并且由于时代的变化，文化研究相应地改变了自身的涵义与主题。关于这点，我国一些学者已有介绍。我们看到，在当今这种文化研究思潮的高涨中，欧美国家的文化研究，发挥了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精义，不仅把文艺研究视为文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实际上以文化研究取代了文学理论的研究，渐渐消解了文学理论研究，趋向后现代文化思想。

欧美的“文化研究”，贯穿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想，体现了后现代性的诉求，解构了以往的学说。诚如美国学者哈桑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主要表现为如下特征，即它的“不确定性”与“内在性”。所谓不确定性，即含混、不连续性、异端、多元性、随意性、变态、变形、反创造、分裂、解构、离心移位、差异、分离、分解、解定义、解秘、解合法化，等等。所谓内在性，即强调人的心灵的能力，通过符号来概括他自身，通过抽象对自身产生作用，通过散布、传播、交流，来表现他的智性倾向[i]。

于是历史与虚构可以混同，历史的真实可以被创造，而真正的历史真实则完全成了偶然事件。文化研究通过文学艺术、大众文化。城市文化、影视文化、广告动画、甚至建筑风格与思潮，探讨政治、种族压迫、新的殖民现象、妇女权利与文艺、文化新潮现象，以切入当今社会、政治、文化状况等，展现了后现代性的文化特征。

后现代主义文化恩潮，表现了全球化语境中人的思维方式、人们的社会心理的重大的变化。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看到，各种社会的、文化的矛盾，正在酝酿、冲突之中，文化研究正好适应了这一情况，从而表现了这一研究的广泛的社会性、政治性特征，使社会、政治问题学术化。这种体现了多元化精神的文化研究，表现了对当前政治、社会、制度、文化霸权、经济、民族问题、种族压迫、新老殖民主义的反思与批判，显示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某种批判性的一面。同时，几百年来科学分析方法受到了怀疑，学科愈分愈细的做法受到抨击，要求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之间的综合研究的呼声时有发生；但由于缺乏真正的理论建设，又立即拆散、解体了这一趋势。这种种矛盾的文化思想与心态，成了催生当今五花八门的、颇有声势的文化研究的内因，展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景象。

8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曾经来我国介绍欧美流行起来的文化研究。接着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女权主义、种族理论等又风靡我国文论界，并且扩大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80年代下半期，当文化研究在我国还未流行开来．那时我们还把这种研究视为文学理论的一种跨学科研究。90年代初以后，人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静反思，发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并初步了解了其妙处和特点，于是迅速在文艺界广为传播，并且形成了一股争说后现代的热潮。稍后我们看到，一些原来的文学研究者，转向了经济、政治、思想的评论研究，出现了文学理论、批评队伍跨向其它学科的分流现象。这一现象，与我们在80年代上半期见到的情况截然相反，那时讨论文学问题，指责过去忽视审美，同时对文艺与政治、伦理、历史、社会等联系，避之犹恐不及；或是对这些方面形成的干扰，与文学审美应有的文化选择捆绑一起，进行挞伐，要使文学变得纯而又纯。现在正好相反，一些原来的文学研究者，致力于译介外国那些探讨社会、思想、经济、科技的学术著作，进行经济、政治、制度、思想的评论，力图介入政治。社会、思想批判，既有指点江山式的激扬文字，又有随意套用西方术语的现象发生，又一次出现西方术语的大移植，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影响。

这自然是，一，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作为多种思想原则诉求的现代性、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互影响而又杂然并陈。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些特征、风尚，已经存在于我国的社会生活之中，所以一些学者的学术思想与之一拍即合。二，我国学术界向来有向西方学术前卫思想迅速靠拢、及时学习甚至移植的风尚，把握前沿性问题，以扩大学术探讨的领域，迸而掌握这一话语赋予的话语权力。所以不久之后，媒体就册封了我国的“后现代大师”。有趣的是，一些中外学者原本竭力反对要有什么中心，倡导颠覆、消解。现在通过后现代话语权力的占有，赢得了声誉，自己就成了中心，却从来没有听说要对自己的地位与宣扬的学说进行颠覆、消解。三是我们发现，后现代研究形形，它们把政治、历史、社会。文学等问题搅在一起，结合起来，介入现实、社会、历史。政治生活，批判现行制度以及体制的不合理的地方，既可使学术政治化，又可把政治问题学术化，起到知识分子与社会、历史、现实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作用，争取到了以往只为少数人把持的部分政治话语权力，力图负起知识分子的使命，这无疑是学术的也是社会的一个小小的进步。四，这种文化研究，大大推动了探讨大众文化、城市文化。影视文化以及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女性写作、建筑艺术的倾向，而这些部门，也就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领域，进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热潮，但是由于客观原因，这种研究与我国实际存在的重大问题还有不小的距离。五是这种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毫无疑问，具有方法上的借鉴意义。确实，文学研究完全可以从文化研究中引进多种方法，以补充自己。比如，重读中外文学，我们完全可以借用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视角，来开掘作品的新意，扩大文学研究领域，但这不是解构主义的研究，这是借用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方法，以丰富现代学术的研究。

现在，“文化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一些中外文学研究者得风气之先，率先进入这一领域，随后不少从事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的学者，都卷了进去，显示了我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对后现代性的热切诉求，期望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学术权利与扩大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术空间。但是，我们也知道，作为当今文化研究思潮的思想导师如福柯、德里达，在今天中国虽然声誉正盛，不过在他们的祖国，他们的理论不断在受到质疑与批判；而风行一时的文化研究，由于自身理论、方法、实践上存在着不少问题，在今天的美国研究界也颇受垢病，我们在后面还将涉及。

我们在上面讲的文化研究，主要是指近几十年来流行于欧美的文化研究，这是一种相对狭义的文化研究，新起的文化思潮的研究。其实，文化研究在各国文化活动中早就存在，有着多种文化观就有多种派别存在，只是没有像当前的“文化研究”那么炫耀而已。比如，我国有历代政治、经济体制的大型文化课题研究，有考古、语言、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大型文化课题研究，它们是我们文化研究的真正主体。在我国文化研究中，主要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文化研究，只占整个文化研究的一小部分。我国整体上的文化研究，其主导倾向应诉诸于现代性。现代性意味着使社会不断走向进步的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不断进行反思的、批判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它是不断变化创新、具有无限丰富资源的未竟事业。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提出的种种问题．丰富了文化的研究。但对于文化整体来说，除了吸取后现代性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则更应倾向现代性的诉求。

文学理论研究还能继续存在、发展吗？会被“文化研究”替代吗？现代往与后现代性问题

美国解构主义学者希利斯·米勒，在我国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与座谈会上的谈话，他多次谈到文学、文学研究问题，认为在当今电信时代，文学是个幸存者，文学艺术从来就是生不逢时的；而“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不会有繁荣的时期”[ii]。另一位美国学者加布里尔·施瓦布教授认为，“美国批评界有一个十分明显的转向，即转向历史的和政治的批评。具体来说，理论家们更多关注的是种族、性别、阶级、身份等等问题，很多批评家的出发点正是从这类历史化和政治化问题着手从而展开他们的论述的，一些传统的文本因这些新的理论视角而得到重新阐发”[iii]。当他们在学术交流中，发现一些中国学者所选择的题目较多地倾向于“审美诉求”，探讨诗学、诗性文化、神话美学、中西文论比较等，就觉得这类问题大而无当，说在美国三四十年前就不做了。同时，他们很想了解中国一些重要理论批评家的文风，忠告中国学者的研究能够具体、细致[iv]一些，等等。

在这里，美国学者的一些意见，确实是切中肯綮的。比如我们有些会议上的个人论题，相对都比较大，很抽象，个人力有不逮，但还是要做，结果是大题小做，空有架子，缺少血肉，学术质量受影响；而且确定某个问题。样样不管前人有没有做过研究，解决到了什么程度，却是一切由他重新开始，还自以为是创新，实际上这是重复劳动，这自然不符学术规范。不少外国学者的著作、论文，就不是这样，一般论题小而具体，论述方式是先从某部作品，引出一段文字，或一个细节，作为一个引子，然后围绕引文中的思想，旁征博引，展开阐释，以说明某个问题，这叫小题大做，做得好，十分讨好。我国一些精通英美文学的老专家，多数受过这类训练，就是这么做文章的。但有时也有这种现象发生，即有些外国学者这类文章有时做的过于琐碎，难以卒读。这种学风，从新近的传统来看。无疑受到新批评、作品细读方式的影响。同时这种写作方式，在我国学术研究中其实也是一种基本方式，稍远一些看，可以说是乾嘉学派的余绪，近一些说，无疑受到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

对于米勒等学者所作的表述，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认为，一，文学理论不可能再去探讨文学自身的问题，这样做已不合时宜；二是不可能再形成一个文学研究的繁荣期、一个文学研究的时代；当然，文学研究还会存在；三是文学研究在美国已转向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某些方法，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些视角，丰富文学研究。但不管怎么说，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已退居到次要地位。美国学者的上述意见，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这就是在全球化语境的文化氛围中，文学理论能否继续存在并获得发展。

从美国学者的意见来看，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而不顾理论、政治方面的因素，单纯地讨论文学问题，将是不合时宜，而且看来在他们那里己经有一段时间。这就让我明白了过去极感疑惑、十分不解的下面这些现象：譬如在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后哲学文化》中读到，在英美的文学教学课堂上，讲讲诸如弗洛伊德、德里达、萨特、伽达默尔就算是讲文学理论课了。大学英语系的哲学课，不是由哲学系的老师讲授，而是代之以英语系的教师来操作[v]。再譬如有关全球化文化的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要把文学作品当作哲学著作来读，或是相反，要把哲学著作当成文学著作来读，并要求把文学研究的方法，引入其它学科的研究，如此等等。纯粹的文学理论研究受到“文化研究”的冲击而呈现解体现象，这可能就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读到当代欧美学者那种精深的文学理论著作的原因了。

人们常说，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这对于欧美文论来说确是如此。从世纪之初到80年代，欧美文论经历了它的繁荣期。内在研究方式排除文学与外在因素的联系，使得在分解文学作品各个因素的探讨方面，曲尽其妙。各种学派一个接着一个，把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的探讨，发挥到了极致，以致觉得再往下去，已经难以有新的作为。这些研究自然都以“审美诉求”为其基础的。所以研究文学性、审美现象、审美思维、细读、象征、神话、修辞、叙事方式等等这类诗学著作，已经出版很多很多，再探讨下去，一时也难有突破。不少被我国译者翻译过来的这类著作，如果我们留心一下，确实大半是外国几十年前的东西，近期这类论著已是不很多见。像20世纪欧美文艺批评那样群星灿烂的繁荣的时代，可能在未来很难重现。

可是，中国学者为什么仍然要以“审美诉求”为基础，来探讨文学理论问题呢？在我看

来，在当前全球化的处境中，这种倾向正好显示了中外文论相互之间的差异所在。这就是由于社会、文学艺术发展的不同，中外学者在文学艺术研究上所持的不同观点，正好在于中国学者主要是从现代性的诉求出发，而外国学者的着眼点则是后现代性，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文学理论研究上可能发生的第三次错位的原因了。如果说外国文论确是美妙无比，即使全部翻译过来，但也仍然替代不了我们自己的文论；我们还得建设自己的文论，这就是我国当代文论的现代性诉求。

这可否说明，在当前全球化的语境中，实际上存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种思想的不同诉求，以何者为主，则要看那个国家的文化发展的具体情况了。

中国文论滞后，其原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了文学艺术的本质特性，即最根本的审美特征，进而完全遏制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的自由想象力。摆脱了这种不幸境遇，文学艺术要成为文学艺术，自然首先要恢复其原有本性，即审美特征。于是在80年代初期，美学、文学理论中就出现了有关“审美”的大讨论，使文学艺术恢复其自身特征，以回到自身，建立自己的学理，确立自身的独立自主性。但是，我们随后又看到，由于对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压制既久，所以反抗也烈，以致在一些学者的著述中，认为审美就是审美，审美与其它文化因素无关，排除了审美本身的文化选择与其所具有的文化内涵的现象。

这样，在我国，所谓对文学艺木的“审美诉求”，至今尚在清理与探讨过程之中。我国文学艺术所经历的这种艰辛，可能外国同行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今天面临的不少文学理论问题，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已成过去；从他们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自然已不成问题。但是正好是他们不成问题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正是些重大问题，需要深入，进行理论的重构。同时在我看来，即使在他们的文论里，也还有一些重要课题要做，如对文学艺术本质的探讨，恐怕也并未完成。在这方面，外国学者也只是各说各的，并元统一定论和现成答案。而且近几十年由干反本质主义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不少人宁愿多研究具体问题，而少谈或不谈主义即理论，这种思潮在我国文学理论界也有反映。

比如，如前所说，各类文化方面的冲突与矛盾，引发了“文化研究”的兴起，而且大有涵盖其它学科的势头。90年代下半期之后，在感受到全球化氛围的、体现了后现代性的外国文化研究的影响下，我国一些学者以为现在再来探讨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文艺诗学、文化诗学已经有点过时了，外国早就不这么干了；只有通过几个文学的例子，引申开去，探讨社会、经济、政治、种族。阶级、公共空间、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与后后现代，才算进人了国际学术前沿，这恐怕未必尽然。自然，外国人说得在理的地方，我们需要学习、借鉴，从中得到启发，获得灵感，但是没有必要用外国人这么说了，那样做了，来规范我们的行动，或是当成我们的学术规范。这种一反不久前的唯审美诉求的做法，又使我们感到困

惑，文学艺术怎么了，怎么把主要是虚拟的文学现象，与经济、史实、社会调查一视同仁，等量齐观了呢？它怎么又成了别种意识形态的附庸，它还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审美意识形态吗？

退一步说，外国人的文学理论的确高明，搬用外国文论，以替代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这在过去就出现过，而且在80年代又发生过一次，但是这种搬用与完全西化的办法未能奏效。对于我们来说，今天文学理论的深入探讨恐怕只是开了个头，我不相信我们的研究开头就成了终结，我倒更相信现代性是个“未竟的事业”。比如，我国古代文论并没有一种特定的形态，更不具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形式。一些专家对及其丰富的著述在清理、整合，力图厘清古代文论的核心观念，进行阐释，建构它的体系，并且已经取得了重大成绩，多种论著各有千秋，但它们分歧也很大，一时难有定论。古代文论的研究，无疑还应寻求新路，进行下去。这是我们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当代文论形态。现代性重在精神与价值，要求重构与建设。近百年来西方文论的简单移植的倾向，或是替代，固然使我们了解到不少东西，但也留给我们不少的教训。原因在于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在众多的国家文化中，地位确是太特殊了，它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悠久的文化传统。传统悠久，内涵深厚，可能成为财富，也可能成为包袱。如果因为自己的文化制度、文化传统存在问题，企图跨越它们，弃置不顾，而把他人的文化思想、原则搬过来就用，这在现实中往往寸步难行，弊端丛生，主要它们并不完全适用于我们特定的文化环境与精神的需求。我国毕竟不同于欧美诸国，后者不仅有着共同的文化源流，而且由于地域关系，在进入商业资本时代之后，交流方便，虽然一些国家仍然保留着不同的民族的文化风尚，传统与习惯，但无疑有着几乎大体一致的文化大背景，有着更多沟通的机会，存在着文化上的更多的相似性乃至一致性。世界各国的文学与文学理论，确有它们的相通之处，否则就难以相互交往与沟通。但是一个民族，它所赖以生存的地域的特殊性、它所特有的政治文化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的悠久性，在新的文化的建设中，起着极为重大的作用。所以要想更新。要想前进，就必须以现代性而不是后现代性来观照传统，既尊重传统，又批判传统，融会传统。不是简单地采用他人的文化替代自己的文化，而是吸取他人文化中的长处，融会自己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创造新的理论，指导新的文化的创造，迸而更新传统，又形成新的文化传统。这就是文学理论简单的搬用总是不能成功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把现代性思想视为我国文学理论建设的主导思想。

20世纪的我国文学理论走过了极为曲折的道路，经验与教训并存，清理与重新评价正在进行。虽然已有一些批评史、理论史著作，但不少著作由于尚缺乏自己的理论立足点，或带有方法论上的缺陷，如仍然承袭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所以往往把探讨变成就事论事；或是只重视某些表面性的文艺论争，以此代替理论自身的探索，结果现代文论自身的形态不见了，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一个时期。看来需要把种种问题与论争，置于国际文化、文学思潮与国内社会、文化。文学语境中加以探讨，并应用多种方法，努力阐明我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民族性在不同时期的自身要求、差异与内涵，揭示文学理论现代形态的不断生成与变化。以现代性、交往对话精神、人文诉求，进行学理性的探索；以真正历史主义的态度，来处理历史理论现象，对存在于一些人中间的非历史主义观点与态度，进行适当的辨析。如果不了解20世纪我国现代文论的多种形态，并把它们看成传统自身．只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进行片面地描述、消解与否定，那么，我们就很难找到新的文论建设的起点。因此我们文论的建设与创新，还有一段很长的道路要走。这又是文学理论研究自身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里附带说一下文学史的研究。我们还将在适应现代性的要求、“审美诉求”的基础上，运用多种方法，对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学遗产，必须进行新的整合，尽管现在古代文学遗产研究中有“危机”说，如缺少“兴奋点”，甚至可能不会出现“文学研究”的时代。但对以往经典仍然需要重新进行阐释，同时新的文学材料还会被不断发现，新的文学经典还会被不断界定，作为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还会重新进行下去的。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素有与多种文化因素结合一起进行阐发的传统，这一传统看来将会获得丰富与发扬。又如有关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著述不少，但有新意的不多，而且即使是些富有探索精神的著作，也是言人人殊，纷争不休。有的称作文学史，编排有如教程，但很有新意；有的文学史称作教程，但提出的新说，学术个性太强，公认的程度不够高，仍需切磋。

在当今来势凶猛的、主要是体现后现代性的文化研究的潮流中，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文学理论，如上所述，恐怕还会按着自身的规律运作下去的，而不会被文化研究所吞噬。同时，文学理论不会被文化研究所吞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我们还不能不考虑到今后文学存在的形式与文学艺术创造的思维方式。

把文学视作文化的组成部分，自然是不错的。几千年来，文学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出现之外，相当部分一直混迹于其它学科之中，人们不断认识这些现象，了解它们的特征，直到近百年来，才把文学现象从其它文化形式中分离出来，也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较为科学的观念。在高科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巨大转折的全面影响下，人的思维方式也会随之变化，相应一切意识形式自然会在内部发生变异，文学艺术存在的形式也正在变化之中，语言文字的艺术将受到极大的冲击。但是文学艺术的形式无论如何多种多样，它只能是艺术思维的产物。比如小说，虚构的也好，标榜非虚构的也好，网络小说也好，影视小说也好，写实的也好，玩玩叙事策略的也好，而且即使是那些不断出现的艺术新形式，它们都只能是艺术思维的产物。艺术意识、审美思维，是人在千百年的自身形成过程中所形成的本质特征，是对人的自身本质的确证。在当今文化手段的多姿多彩的变化中，文艺创作会增加自身文化选择的可能，从而使自身变得更加丰富起来，但它恐怕不会被文化掉自身千百年来已经形成的特征，而被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所兼并。就是说，人的审美思维将会继续存在和得到丰富，那些引不起

文学理论也是如此，19世纪外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家提出了建立文艺科学的初步设想，但只是在20世纪，文学理论才形成了自己的独立形态，用以较为科学地阐释文艺现象。文艺作品自然可以被文化研究视为研究对象，但真正能够全面说明它们的特性的，恐怕还是文艺批评、文学理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比较，在思维方式上是同又不同的。两者都是综合性理论思维，但各有专职。文学研究通过审美感受和接受，探讨文艺作品自身存在的艺术思想、叙事方法。技巧使用等问题，即使涉及多种文化因素等方面，如政治、社会、伦理、哲学、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仍以作品的审美特征、审美观念、审美变异、审美思潮、审美传统等方面为其主线，意在阐明作品自身的问题。审美意识中的文化的选择与阐释，丰富了诸种审美因素的阐明，所以它仍是文学的研究。这种审美的文化选择的探讨．大体属于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围。

当前流行的文化研究同样是一种混合型思维的研究，但不同于文学研究之处，在于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的研究，它一开始可能从某部文艺作品出发，某个作品的细节作为例子，但其目的不在于说明文艺作品本身的问题。从目前我们见到的文化研究主要表现形式来看，它着重探讨的是全球化经济问题、社会或社会思想问题、政治或政治思想包括诸如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身份、阶级等问题。这种研究大多数情况下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学问题相互混合一起的，文学艺术在这种研究中的地位，大部分情况下只是被用来论证、说明其它学科思想的例子或工具，审美因素实际上被排除、榨干了。我们看到一些外国文艺学家所做的这种研究及其著作，主要在于阐明，文学艺术的现状在何种明显的或隐蔽的程度上成了反映了经济、政治状况的手段，这里也涉及大众文学、艺术趣味、艺术形式如何变为一种风靡一时的时尚，时尚又如何变为群体的一种追求，但主要在说明杜会、政治、经济等状况与问题。这里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往往相互交织，这一方式的确扩大了我们对文学艺术的认识，但大多数情况下，涉及的文学艺术作品，实际上往往被看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的风向标，或是它们的附属物。

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中，思维的综合是一种趋势，以致会导致某些学科的合并。但是人类思维方式是否会急剧向混合型思维方式转向，并完全支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我看这可能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过去各种学科由于分工过细，妨碍了对事物的整体的理解，而今必须走向综合，一些学者包括我在内，在大力倡导综合，主张一些课程的综合与兼并。但相当部分的学科看来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各种专门性的探讨仍然需要，因为它们自身还有许多问题需要阐明，而且问题又在不断发展。在这方面，具有综合性的理论、主义要研究，专门的、局部的问题也要探讨；综合性的本质论要深人，单一的现象学问题也不能偏废，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同时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新问题又层出不穷，文学理论批评的探讨也无止境，所以这一过程可能会较长，此其一。其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作为一种综合型思维形式，它

的特征显然不同于前者，它确是力图发现现实中的新问题，但这是一种重在描述、报告、趋向彻底消解以至否定的思维方式。凡是新的就是好的，主要是对以往一切文化只提质疑，或进行颠覆，而不顾其历史、人文的价值。经典经过几下贬抑批判，就算被消解了，但是没有新的什么可以替代，也不想用什么替代。

自然，文化研究大大拓宽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探讨问题的范围，它把一些学科打通起来了，使得不少文艺批评、理论研究者，可以两栖于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研究之间，由文艺而进人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研究的层次，从而也拓宽了个人研究的领域，这可能正是对我们原有发展得过于精细的学科思维的一种反拨。而在这些方面，很可能正是中外学者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可以进行对话的公共活动的领域与舞台，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的协调、交叉与结合。至于这类文化研究课题，原先都是外国人根据他们文化发展现状提出来的，是否都适合中国，适合到什么程度，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问题。况且，中外文化研究的现实作用恐怕也不尽一致。

文学理论批评有其自身范围的综合性研究，它可以从文化研究的方法中吸取教益。学者可以一身兼作几种研究，或以文化研究为主导，使文学艺术种种材料为我所用；或主要探讨文学艺术问题，兼用其它学科与方法。但是以文化研究的那种综合性研究来取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是很困难的；抹去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研究的界限，效果未必会是积极的。

比如，在我看来，在大学文科教学中设置文学理论批评这类课程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化研究的目的不尽一致。比如文学理论、批评课程，它不是满足于对文化现象的描述，它探讨以及提供有关文学艺术的风尚、审美标准。审美的文化选择等问题的基本知识，辨明作品的艺术思想质量的高低上下，多样中的优伪良莠，乃至是非曲直，这对于形成人的健康的审美趣味、鉴赏能力至为重要。这是一门人文性的、具有一定价值判断的学科。缺少文学理论的基础知识，人们自然仍能写作，并且生活得很好，但是也是一些人在艺术上不能分清高低上下的一个原因。同时，文学理论批评的审美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趋向多样，需要不断发展的。至于文化研究的注意力，文化研究的学者的真正兴趣，恐怕述不在于文学艺术自身的问题，而主要是研究经济、社会、政治。人的活动的公共空间的状况，人群、阶级、妇女权力的变化上，两种知识不好互相替代。

一般来说，在欧美国家的大学教学的课程设置中，并无文学理论一说，有的只是作品分析，现今似乎也为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所替代。前面提及，在课堂上，除了谈谈德里达、弗洛伊德等人就算是讨论文学理论了。有一则消息说到，大学课堂上的内容设置主要是大众文化、影视艺术、行为艺术、春宫画片、广告动画等。因此，美国现代语文学会主席爱德华·萨伊德说：“现在，文学本身已经从课程设置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残缺破碎、充满行话、俚语的科目。”同时由于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过去的经典著作渐渐被否定；文学教学为了不断求得新奇，以引起听者兴趣，课程就得不断花样翻新，于是争先恐后地引进那些品位不高的、冷僻的文学文本，以替代原有的文学经典。解构主义的影响还表现在对文学意义的消解上，在语言多义、语言能指无限膨胀的思想指导下，以为人们讨论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徒劳的，论者充其量不过是在“表态”而已。当文学的意义、价值、感情被消解干净，突然，相反方向的潮流，如国家、民族、阶级、等级、殖民主义、权力消解、文化冲突等问题又滚滚而来，让人应接不暇[vi]。这实际上是一种泛文化教学了，它提供了不少知识，但缺乏了人文的关怀。我以为，这些信息不一定反映了全部的情况，但我想也并非空穴来风．作者也曾就此问题向一些外籍学者做过了解，情况大体如此，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最近在《文艺报》上见到一文，该文作者有一段时间曾经亲临美国的文化研究领域，并做了考察，用不少见闻说明美国文化研究的情况。他说到美国的文化研究，原本盛极一时，但是近十年来，已渐渐走人令人尴尬的处境。主要是文化理论批评脱离实际，始于词语，终于词语，看上去提的问题十分尖锐，实际上是些不装引信的炸弹，并没有什么危险。同时，文化理论批评不断更新，十分时髦，但没有系统理论。一些保守的名牌大学虽然并不公开反对，但把它们视为左道旁门，在课程中不予认可，以致使得那些原本站在潮头的理论家们的理论难以进入现实。像德里达、克里斯蒂娃、萨伊德等人，后来都写起小说来了。也有像斯坦利·费什这样从事理论研究的理论家，公开宣布理论与实践元关，理论与理论之间也无联系，主张“理论无用论”。倒是萨伊德对文化批评理论的遭遇十分痛心，并追悔莫及，他“指责当代批评理论的泛文化趋势，痛感当今人文传统消失，人文精神淡薄，人文责任丧失，称之谓‘人文的堕落”’，呼吁去掉浮躁，回归旧时细读传统，从文化回归文本[vii]。说的很是实在，他抓住了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方面。至于理论家写写小说，我以为是一种好现象；不过上面这幅图景真有些使人心惊，也逼迫我们思考一些问题。

文化研究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也是门相当困难的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也是如此。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恐怕得在学养上大下功夫。单凭懂得一些外文，搬用一些外国词汇，对问题并不内行，就拉开架势大谈文化问题，好像天下大事尽在自己掌握之中，但令人读后或是觉得整篇文章好像是篇翻译文章，或是尚缺乏可信性，有些隔靴抓痒，可能在开头阶段在所难免。文化研究既然是门综合的学问，研究者恐怕得精通几门专门知识，对一些问题确是做过认真的研究，发表过一些独到的见解，才有发言权。当然，由于我国情况特殊，有时这类文章不免要使用伊索式的语言，从而增加人们理解的难度，这也在情理之中。

文学理论的建设，是新的文化建设的需求，在当今全球化的氛围中，它无疑应当面向现代性的诉求，面向创新，面向人文价值的追求，面向重构，面向建设，面向新的理性精神。它可以适当地吸取某些后现代性因素，如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文化的唯中心论、僵死教条等等，但不是后现代式的满足于事态的描述、报告与消解。

这是我理解的文学理论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的主体性表现。

[i]见伊哈布·哈桑：《后现代转向》，第155－156页，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

[ii]见希利斯·米勒：《全球化和新的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未来》，《文艺报》2000年8月29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iii][iii]见《理论旅行（的交流），对话录》，《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25日。

[v]见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第9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

第9篇：后现代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后现代，社会学视野，建设性，社会学后果

一、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和后现代化：概念的厘定与诠释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一词开始广泛流行于文学艺术等领域，许多评论家开始运用“后现代”以及由这个词所生成的“后现代主义”来评论当时在音乐、绘画、诗歌、戏剧、小说、文学批评、电影和建筑等领域中广泛出现的一些被认为是与以往的“现代主义”迥异的文化现象，使得“后现代”以及“后现代主义”等术语在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广为流传。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都不是社会学家，他们更像一些跨学科的社会理论家，其思维的源泉来自于许多不同的学术场域，但是，后现代社会理论家的批判正在迫使许多社会学理论家们重新思考他们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预设，重新关注那些从事后现代文化产品的生产、分类、流通及消费的群体之间不断变化的权力平衡。后现代使我们敏锐地感觉到一系列的文化变迁，感受到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转型。[1]在詹姆逊的后现论中，他把其分析目光引领到了理解和解释后现代主义的社会过程与结构，通过社会过程来解释它，并对其实践意义做出评估。[2]

后现代主义者们所创建的许多理论观念正在逐渐地被整合到社会学中去，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文化变迁代码，也同样在阐述和叙说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正如鲍德里亚（Baudrillard）所强调，从生产性社会秩序向再生产性社会秩序转变的过程中，技术和信息的新形式占有核心地位，由于人们用虚拟、仿真的方式不断扩张地建构世界，消解了世界和表象之间的区别（Baudrillard，J 1983）。[3]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更加具体地指出，后现代不仅包括艺术、知识、学术场域、符号商品的变迁，而且包括社会以及群体和阶级集团之间权力平衡与相互依赖关系的转换。 [4]因此，作为关注人性和社会结构的社会学不可能漠视后现论的发展，社会学必须以自己的眼光来解读后现论。但后现论是一个高度复杂，充满了晦涩难懂的专门术语以及矛盾的实体，本文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希望能够从社会学的视野来解读后现论，去探究那些理论家们所演绎和标识为后现代的文化客体、体验和实践范围。

首先，有必要区分后现代社会理论中几个常见的术语。事实上，在西方60年代至80年代末之间有关“现代” 与“后现代”问题的讨论中，“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这三个概念在一大部分人那里其涵义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差不多都是“后现代主义” 或“后现代文化”的同义词。一直到80年代末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等相关概念开始广泛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其基本涵义才开始在社会学领域明显发生分化。在 “后现代（postmodern）”、“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和“后现代化 （postmodernization）”中寻求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几个概念之间的含义区分。事实上，西方很多社会学者对于这几个概念的区分已经进行了许多不同层面的探讨。

首先来看看几位西方学者对后现代性的解释，西方学者一般将“后现代性”界定为一种思想风格或思想趋向，界定为一种社会状态，一种社会历史状况，一系列社会历史的发展，指涉人类生存状况或物质生活方面的一种激进的断裂，一种新的或者正在成为现实的社会类型，或者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一种有自己独特组织原理的新社会整体。Z·鲍曼（Zygmunt Bauman）将“后现代性”一词明确地界定为一种“社会状态”，[5]与此类似的还有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D·莱恩（David lyon）等。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把“后现代性”用于描述社会结构的“一种离开现代性的阶段性转变或断裂，它包含着一种具有自己独特组织原则的新的社会整体的出现”。[6] D·莱恩（David lyon）认为，“后现代性涉及到一些假定的社会变迁，要么是一种其轮廓已经可以朦胧地加以观察的新社会类型正在成为现实，要么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正在开始。”[7]伊格尔顿（Eagleton）把“后现代性”界定为一种思想风格，后现代性指涉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源于西方技术应用、消费主义和文化产业的短暂的、无中心化的世界的转变。“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8]后现代性是终结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思想趋向，它通过消解合法化，走向后现代的话语游戏的合法化，瓦解了自由解放和追求真理的“堂皇叙事” [9].在哈贝马斯的著作中出现了更多的“后现代性”概念，他指出后现代性是对主体性、总体性、同一性、本源性、语言深层结构性所进行的全面颠覆，而代之以非中心、非主体、非整体、非本质、非本源。[10]米歇尔·迪尔（Michael J·dear）的话就更加具有概括性，即认为“后现代性则指涉人类生存状况方面的一种激进断裂” [11].

“后现代主义”一词的用法最早出现在1943年，当时奥奈斯将它描述为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微弱的反动，接着是出现在文学领域，然后才逐渐扩散到艺术、建筑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等领域，它主要指称的是一种文化现象。西方学社会学者一般将“后现代主义”界定为一种社会思潮或文化运动， 为一种文化逻辑或文化支配，界定为文化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变迁，界定为一种文化和知识现象，把它作为发生在认识论方面的一系列理论和认识论宣称以及命题，是一种将认识条件作为社会理论疑问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结合进来的本体论立场。伊格尔顿（Eagleton）明确提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 [12]D·莱恩（David lyon）在《后现代性》一书中同样也明确地提出着重于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是指称一种文化和知识现象“。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罗伯特·顿（Robert G·Dunn）等学者则提供一种显然相似的观点，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在《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把”后现代主义“用来指称”一批范围广泛的艺术实践和人文及社会科学理论，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当前文化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变迁“。[13]罗伯特·顿（Robert G·Dunn）在《认同危机：对后现代性的一个批判》一书中指出：”后现代主义“一词是指在学术讨论中已经占据了一个有影响的位置的作为一系列理论和认识论宣称或命题的标志。[14]米歇尔·迪尔（Michael J·dear）在《后现代城市状况》一书中也写道：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将认识条件作为社会理论疑问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结合进来的本体论立场“ [15].

“后现代化 （postmodernization）”也是作为一个与传统社会发展理论中的“现代化”概念相对应的概念，社会学者一般将“后现代化”界定为实现“后现代性”的一种过程和实现后现代性的基本动力，是一种能够产生空间作用的实践，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过程和制度变迁。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中就指出“后现代化”这个概念是用来指称和描述一系列“特殊的社会过程和制度变迁”，是正在实现的过程及其程度，而不是一个完全确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总体。 [16]菲利普·库克认为后现代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一系列能够产生空间作用的实践。[17]S·克鲁克（Stephen Crook）、J·帕可斯基（Jan Pakulski）和M·沃特斯（Malcolm Waters）等人在其《后现代化》一书中更明确指出“后现代化的过程将导致一种与现代性条件上完全不同的社会形式的出现”。罗伯特·顿在《认同危机》一书中也使用了“后现代化”一词，提出“后现代性状况需要一种对相应的后现代化概念的分析”。[18]对于后现代的解释，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的观点更具代表性，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在《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把“后现代”界定前面几个概念的通称，“后现代”一词虽然也首先是在绘画等文化研究领域中产生，但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则更多地具有一种社会学的意涵，是一个涵盖文化、社会和经济等众多方面现象的术语。[19]

“后现代”在西方社会学者中间被用于一个涵盖更加广泛的概念，他们往往把 “后现代”看成一个比“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更为一般的概念或术语，可以看作这几个概念的通称，看作一个涵盖了文化、社会和经济等众多方面现象的术语。

二、建设性的后现代社会理论

如何寻求从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是否能让后现代社会理论开花结果，都是有待我们予以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如何去建设性地发展后现代社会理论，消解后现代社会理论中所有的偏颇立场，否则后现论发展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把自己送进自己挖掘的陵墓。

尽管不同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他们都不可避免地面对同一个主题：正处于建设性的后现代社会理论的产生与发展。那么后现代社会理论如何建设性的生产与再生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涉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是否存在一种基本的生成机制，尽管后现论完全否认了社会学以及社会学的方法论的存在。从孔德首次提出实证主义方法以来，实证主义又经过了斯宾塞和迪尔克姆进一步论证、补充、完善和发展。后来从狄尔泰开始反对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方法论绝对化的倾向，非实证主义方法论开始流行，库利、米德、布鲁默等人的互动论、舒茨的现象社会学、加芬克尔德民俗方法论不断显现和发展。继非实证主义后，以波谱尔的证伪理论和库恩德范式概念和理论为代表的科学方法论取得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后现代主义则完全颠覆了社会学，同样也完全否认和颠覆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存在，尽管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地建设同样预设着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基础，也同样没有彻底脱离社会学方法论这片肥沃的土壤。现具体谈谈后现代社会理论建设性的建构自己的理论范式的：

首先，后现代社会理论摒弃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倾向，批评宏大叙事和总体化趋势，对现代性的总体性的世界观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利奥塔把以理性化为基础的人类进步故事的宏大叙事称为元叙事，并对元叙事提出质疑，他公开宣布“元话语”和“元叙事”的无效，以“小型叙事”替代“堂皇叙事”。 [20]福柯者提出建立一种关注“局部的”“非连续性”的知识的谱系学来解构和颠覆总体性。 [21]后现代性攻击的目标是僵化的形而上学体系，后现代性正是要从这种形而上学的控制和压抑体系中解放出感性和身体，以差异性来对抗总体性，以小叙事对抗大叙事，它们压抑和迫害一切异质性的东西。后现论认为：现论中的总体性和形而上学控制和压抑着身体、感性、欲望，从而确保总体性的通畅，确保理性的威权和秩序的严谨，以及确保真理的贯彻实施等，这就是总体性的理念，是我们不由自主深陷其中的形而上学公设。异质物的这种非连续性、局部性、放纵性，使得总体性的大坝、形而上学的牢固壁垒被冲垮，正是后现代性的脉搏，内蕴着异质性的爆炸式释放。

接着，后现代主义反对在研究领域中寻找所谓普遍性的特征，即反对真理或本质主义的存在，拒斥“科学模型”的存在，拒斥“实在的存在”、“真理的存在” 以及探究“真理”过程的存在，提供一种进行日常生活的话语分析。现代性中的总体性的内核是本质主义，本质是一块巨大的支撑性基石和追求的目标，形而上学就是搭建在这块基石上的，本质主义是恒久的认识论、信念和哲学形式。但是，这样一种起源式的本质论，在后现代那里遭到了全面的质疑和讥讽，后现论正是将本质作为一个基本幻象来祛除的，不存在某种单一起源物，不存在某种确定无疑的同一性。在后现论中，表象取代了本质，差异代替了同一性，这是后现代性对本质论的最尖锐的清理，正是在此，形而上学大厦被颠覆了，形而上学的那块本质性和控制性基石被颠覆。差异，搅毁了一切的支配与屈从、霸权与反霸权以及绝对性和同一性的本质。在这种系统里只是充盈着无始无终的符号播撒和自发的爆炸性的文本力量。在这里，真理被权力和欲望所污染，真理是福柯意义上的一种事件，一种社会网络中的话语实践，一种具体而微的权力工具；它是社会空间内权力游戏的道具，在真理藉口的背后是统治、操纵、压迫、支配，现实那个被视作具体实在的生活本身，正是符号和模型的操纵结果。

同时，后现代主义完全否认建立寻求客观规律的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基本的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认为社会科学是基础性的，是本质主义的，应该被颠覆，不存在基本的研究领域，不能将社会科学的方法视为神圣的追求，文化知识的功能是提出对世界某些元素的关注而排斥其他东西，所以后现代主义不将方法作为神圣的追求，断然放弃了许多现论的研究方法，包括宏观理论、系统理论以及宏大历史叙事。后现论对社会科学所涵盖的语言、文本、历史观以及现代知识进行了全新的解构，后现代主义认为：语言是一个巨大的封闭性的差异系统。在这个匿名和密封的轨迹里的语言系统或者符号世界中，语言本身也构成一种知识对象，它构成一种客体，构成了一个自足的、封闭式的无国王的王国。在现论中，主体一度被认为是语言王国中的国王，它控制和操纵着语言，主体凌驾于语言之上，语言是主体的表述、工具、手段，主体可以随意选择、运用、支配和宰割语言，而现在，语言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将不复存在。语言中的词失去了它的外在概念意义而延续了它的书写、声明、笔痕、印记。语言中文本的物质力量不是借助于外物，不是借助于文本“再现”出来的力量和运作于其间的机制，而是来自于纯粹的文本性，来自于自身的符号系统和坚不可摧的符号世界。现论的历史学的信念体现为统一性、连续性和规则，而后现论的历史观不折不扣地对立起来。在后现论中，每一个历史的碎片都有完全的自足性，它们之间既没有一根彼此牵连的逻辑绳索和巨大的统一性支配潜能，历史充满着断裂、歧路，历史是零碎、散乱和细节式的，没有一种总体性和宏大的的历史，只有一种细节和片断的历史。同样，后现代知识是对合法化的质疑，是对启蒙知识、理性知识、可通约知识的极度不信任，是对大理论的拒斥。

最后要说的是：后现代主义完全消解了现论中所追奉的主体和主体性，自从福柯宣布“人死了”之后，作为主体的人的中心地位完全丧失，“零散”得没有自我的存在，只成为语言构成的影像，这就形成了后现代主体的“零散化”特征。后现代的主体经验不再是一种焦虑，而是一种心理上的分裂，所能体验到的是一个变形的外部世界和一个虚幻的“非我”。

三、后现论的社会学后果

后现代放弃了许多现论所尊奉的方法，拒斥真理、本质和科学模型的存在，规避现代的科学标准，批判宏大叙事和总体化趋势，把个别出现的反例、不一致性普遍地抽象为一种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非连续性特征，与历史断裂往来，失去自我身份，消解与现实的距离，其建设性历程是否能够成功以及将会给我们社会和整个世界带来何种后果，却还是一个有待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首先，后现代主义缺乏对主体性和主体的关注，缺乏主体能动性方面的理论，消解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中心地位，事实上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其所描述的人与历史断裂往来，失去自我身份，精神分裂，缺乏价值体系，缺乏信仰体系，自我呈现零碎化，现实距离感消失，必然会抹杀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及发展人类本身的所有努力和成果，这种基于对整个人类存在本身的一次彻底否定，这同样否定了后现代社会理论。

同样，建构社会学理论都是为了认识当今社会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解读人性与社会秩序特征，后现论的建构和发展显然是越走越远。后现代性本身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是不断认识和解读现代社会的结果。但是，后现代性完全否认了事物的本质性、规律性、确定性特征，过分强调社会历史的断裂性、毁灭性和解构性，不但完全否认了历史和社会的进步和规律，而且严重毁灭了人类几千年来一直所取得的控制社会和自然地成果，破坏了人们多年以来建立的控制和改造自然的信心。后现代社会理论最终将会销蚀掉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成果。

后现论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不但毁灭了人们多年来取得的成果，而且消解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唯一可以依靠的认识论原则和方法论基础，后现代主义同样无法规避由诸如科学、人本主义、女权主义等有严重缺陷的现代性宏大叙事所带来的总体化、系统化和合法化等方面的问题，因而要建立一种社会学解释的企图必将遭致失败。[22]弃绝社会学的方法论并运用后现代的分析模式来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后现代的诠释，其后果必然是：拒绝对知识的发展加以检验，拒绝考察符号生产的专家们与其他群体的联系。[23]后现论往往攻击现代认识论、反对本质主义与真理，拒斥真理、本质和科学模型的存在，规避现代的科学标准，批判宏大叙事和总体化趋势，而人类认识真理的目的是要改造世界、控制世界，而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不确定社会、失控的社会、断裂的社会，带来的将更是不堪设想的、无可救药的社会。而且，后现代性意识把人类认识中的不确定性因素绝对化，表述一种中心失落、多样性、差异性以及非连续性的社会，从根本上否认了认识中的确定性、连续性方面，这同样是与人类所追求的目的相违背的。结果将是：不仅抹杀了历史，也会抹杀后现代主义本身。

同时，后现代社会理论认为一切文本、语言、主体性小说、写作以及历史编撰学都是人们参加“语言游戏”的产物，在“语言游戏中”被纯粹能指化，普适意义上的语言、社会、知识结构整体性、全盘崩溃，它们被当成一堆无所指涉的能指符号对所指和意义的放逐，因而也是与虚构的，也是失去空间深度的。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反现实主义、反表象和本质主义的特征，其作品必然是超现实的。这样，现实社会必将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展示一个物化的、非真实化的、符号化的、中心失落的影像和记号，失去为人们确立生活的信心与希望的功效，所能带来与造就的是类似碎片化的毫无意义的虚幻体。

事实上，后现代社会理论是作为对现论的批判而产生的，后现代性在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价值论上的多元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大行 “反体系”、“反中心”、“反整体”之道，消解人类对真理、正义、理性的追求，使得生命的价值和世界的意义趋于混乱和虚无。后现论不但不能建立的秩序，更不能对人性做出科学的解释，它必将为自己追求变化性、断裂性和差异性的作法所彻底埋葬，所有这一切对于建立一种社会学解释的企图必将遭致失败。当然，后现代社会理论确实给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如关注理论建构的方法，注重隐含的假设，既不断地向理论家的权威发难，又向他们的理论叙述挑战，事实上，如果我们要真正了解社会和社会理论所发生的社会变迁，我们必须要超越基础论和相对论、一元认识论与多元本体论的错误对立，这种后现代的社会学努力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另外，后现代社会理论为社会学认识社会尤其是认识文化、媒介、消费和时尚等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我们社会学需要认真考虑符号的生产、观众与公众交流的传播流通方式、考察符号生产中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学术专家等群体以及他们正在增长的权力潜能，还有他们在各自场域中，将其权力斗争和相互依赖的一部分加以操纵的一个空洞的符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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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ameson，F，1984，Foreward to J.F. Lya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3]Baudrillard，J 1983， Simulation， Newyork： Semiotex，St louis： Telos Press

[4][22][23]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1月第16页。

[5] Zymunt Bauman. Asocological Theory Of Postmodernity. Thsis Eleven.29，1991.

[6][13][16][17]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7] [14]Robert G.Dunn. Identity Crisis ：A Social Critique Postmodern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sota Press.1998.

[8][12] Eagleton，T.1968，The Idea of Common Culture ，Edited by T.Eagleton and B.Witcher， From Culture to Revolutiong，London

[9] 利奥塔著，谈瀛洲译：《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页。

[10]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

[11][15] Michael J. Dear.The Postmodern Urban Condition ，Oxford ：Blackwell，Publishers，Ltd，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