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哲学思潮精选(九篇)

第1篇：后现代哲学思潮范文

    [关键词]西方 人本主义思潮 法兰克福学派 再思考

    文/刘妙英

    现代西方哲学大体可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同是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离经叛道,两股思潮的哲学旨趣有着明显的差异。科学主义思潮着重批判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辨性,要求拒斥形而上学,成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而人本主义思潮却另辟蹊径,它十分注重人的情感、意志、自由和生命体验等非理性主义精神,并要求哲学重新回归到人,恢复人的本真存在。西方人本主义思潮自19世纪末发端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对其进行再认识和评价,对于重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可取之处和理论不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两大基本特征

    (一)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特别重视对人的哲学理解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最突出的特征是以不同方式强调人的研究在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股思潮的各流派以不同方式把人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他们的哲学才被称作人本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人的认识问题上,人本主义思潮一反传统的理性主义,大都强调人的意志、自由、欲望等非理性精神对自我和世界的主宰。笔者以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萨特等人的哲学思想为代表来说明人本主义思潮关于人的哲学旨趣。

    叔本华是意志主义的创始人,开创了现代人本主义思潮。他认为人的本质是欲望的盲目冲动,这和把人视为理性动物的传统西方哲学是格格不入的。从生存意志哲学出发,叔本华滑向了“人生是苦难,世界是地狱”的悲观主义。因为在他看来,生存意志就是一种生存的欲望,而欲望本身就是个无底洞,一旦人的欲望得到满足,新的欲望又会来临,人又不得不为新的欲望去奔波,这是个痛苦的过程。因此,叔本华认为,人生说到底就是苦难。

    如果说叔本华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是诉诸意识本身,那么克尔凯郭尔则引出了人的存在、人的生活。作为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把“存在”理解为非理性的主观体验,把人和整个世界都归为精神上的自我。这些非理性的体验包括厌烦、忧虑和绝望,它们使人重新体验到了人生的诗意和痛苦。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对人的理解是悲观主义,但是这种悲观主义恰恰预示着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到来。

    弗洛伊德对人的哲学理解极具个性。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人格自我分析理论等无疑对心理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对人的认识上,弗洛伊德最受后人争议的莫过于他的“泛性论”。在他那里,“人类的性动力基本上成了人类生命动力的代名词”。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夸大了性欲对人类和社会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是,弗洛伊德这一学说进一步动摇了传统理性主义的大厦,尤其是对主张“禁欲主义”的基督教进行了致命的打击,揭开了基督教信仰束缚人类的最后道德神秘面纱。

    人本主义思潮中,萨特无疑是一位独特而重要的人物。不同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萨特擅长用小说和戏剧等文学手段来表达和宣扬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萨特的道德基调除了自由,还是自由。他说:“假如存在确实是先于本质,那么,就无法用一个定型的现成的人性来说明人的行动,换言之,不容有决定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换言之,不容有决定论。从“存在先于本质”出发,萨特要求人们对自己的命运进行自我设计,自我选择。但是,我们不能将萨特的自由理解为人为的毫无顾忌,想怎样就怎样。萨特还强调,人必须对自己负责,对他人乃至社会负责。据此,萨特在呼吁人要超越自我和世界的同时,也有着激情下的冷静和理性。

    (二)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具有深刻的批判性

    概观整个人本主义思潮,其中不乏对西方文明进行猛烈批判的代表流派及其人物。其中,尼采和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文化、西方社会的批判尤为引人瞩目。

    1.尼采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批判

    19世纪中期,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大厦就已经开始分崩离析。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人们开始感到一种终结将要来临,他们所思考的是,哲学是否能继续存在。”尼采对当时哲学的危机有更清醒的认识,也有更惊人的预言。更让后人吃惊的是,尼采看到了哲学的危机也是时代的危机、文化的危机。尼采惊世骇俗地叫喊着:“上帝死了!”并极力主张用哲学的铁锤来摧毁所有旧的道德和信仰。尼采在揭露传统基督教的腐朽、堕落的同时,也撕开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等道德口号下的虚伪面目。这无疑是对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大曝光。尼采对西方文明的批判的深度和力度令人瞠目结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无疑是西方世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尤其强调批判,其创始人霍尔海默尔自诩他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区分正统马克思主义或教条马克思主义。“霍尔海默尔认为,马克思本人的理论的基本精神是批判的。这可以从马克思的许多着作多以‘批判’为标题的事实中看出来,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可以说,批判的精神贯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个理论。那么,他们批判的对象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第一,对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的深刻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一反人类对科技乐观主义的传统,指出由于科技的发展,“现代西方社会使人变成了机器人,它与人性的基本需要和人的发展的要求相违背,是个不健全的社会”。由于科技在社会各方面的渗透,社会的消费过程和人际关系都充满了机器性。科技除了带给人类巨大的物质财富,还能留下些什么呢?工业的污染、生态的破坏、核战争的威胁以及人们精神的空虚等令人悲观的现象,难道我们还感觉不到吗?上帝死了,科技却成了人类崇拜的无所不能的新神。科技究竟是人类的救世主还是恶魔?无疑,法兰克福学派给被科技胜利冲昏了头脑的人们泼了一盆冷水。法兰克福学派大都从科技带来的负面作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个富裕的“病态社会”,而不是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端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无疑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第二,对西方社会严重异化现象的批判。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批判。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早期着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全文公布。在当时就引起了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欢呼和关注。与中国马哲史教科书上那种认为“马克思的《手稿》是不成熟的着作”的观点相左,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重视《手稿》中的异化思想。在他们看来,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到处异化了的社会。这种论调,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马尔库塞的名着《单向度的人》就充分表达这种观点。他认为,当达社会造成了单向度的人。人本来应该既有物质的要求又有精神的要求,但是由于科技的进步和强大,发达社会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加强了对人的控制,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比如,机器把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人却对机器产生了极强的依赖性;机器是人类发明的,但是人反过来又成了机器的奴隶。应该指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危机,意识到了科技所推动的工业化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是颇令人深思的。

    二、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毫无疑问,人本主义思潮的理论存在种种片面性和错误,它甚至抛弃了近代哲学中的不少积极因素。但是,从总体上看,人本主义思潮是对近代哲学的超越。

    第一,对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我们在评价现代西方哲学时,如果把是否归属于近代意义下的唯物主义作为是非的根本标准,那对其评价只能是否定的。”的确,如果固执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包括科学主义思潮)的很多流派很难被归于唯物主义,而是荒谬的唯心主义,但是,笔者认为,人本主义思潮仍然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近代哲学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越来越热衷于建立绝对的终极的哲学体系,并企图将自然科学消融在这个无所不包的体系中,这不能不说是对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阻碍。而包括人本主义思潮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企图排除作为近代认识论基础的二元论倾向。但是,这不是要简单地否定主客、心物之间的差别和联系。不同于科学主义思潮的一些哲学家主张取消哲学的极端做法,人本主义哲学家反对宏大的哲学体系,要求哲学应关注人,回归到人的本真存在,这样的哲学才有其价值和意义。因此,将整个人本主义思潮的理论走向和近代西方哲学作比较,至少发现它在哲学思维上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

    第二,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体现了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近代西方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进步,并曾有过像笛卡尔、培根、斯宾诺莎、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哲学家。近代西方哲学曾经也很倡导人文主义精神,并具有很强的革命性。但是近代西方哲学发展到后来,对理性的倡导逐步演变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最终导致理性的独断。到了黑格尔那里,理性吞噬了现实的人,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人的自由与尊严都消融在思辨的哲学体系中了。这样,原本倡导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主张思想解放的近代西方哲学,又变得敌视人、放弃人了。总之,近代西方哲学在取得重大进步的同时也隐含了严重的缺陷和危机。这时,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并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近代西方哲学在理性的攀升中遗忘了“人”,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了“人”,从而具有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气息。这就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能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现实原因所在。

    三、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缺陷和危机

    现代西方哲学尽管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但是其自身也陷入了难以克服的严重缺陷。

第2篇：后现代哲学思潮范文

关键词：高校　后现代主义思潮　思想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5-106-03

在上个世纪即将结束的：三十年，“现代性”遭到了全面的挑战，一时间，“后现代”一词在西方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逐渐成为一种很普遍的标签，甚至成为20世纪终结的显著标志。虽然它主要是被用来指称那种不被看好的、甚至被视为没有什么好结果的运动，虽然那些被归为“后现代”思想家的理论观点常常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虽然许多人对这个思潮及与其相关的思想运动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一些疑惑，甚至进行指责，但由于这个思潮给当代西方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至于没有人能够逃避所谓“后现代”社会的支配和控制。所以正确和客观地认识这个思潮就变得极为必要了，这无论对西方人还是对我们中国人，概莫能外。在当下中国继续关注并深入研究后现代问题，有其特殊而重要的意义。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以大学校园和青年大学生为对象进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研究，对于深入批判研究当代西方的精神文化。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矛盾，导引大学生学会鉴别各种文化思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无疑是高等教育履行人才培养的主要职责和任务。

一、应从学理上为大学生阐明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的后现代主义

从文字上考证“后现代”一词的最早出现，很多学者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但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我们关注的是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一词出现在哲学领域还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用于指法国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其次才是指对现性主义、乌托邦主义以及后来所谓的“基础主义”等的普遍反对，认为这些主义都是试图为知识和判断确立某种永恒不变的基础。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生、发展，是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其理论基础与思想核心的。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形成又是同现代西方哲学中各个流派的升降沉浮密切相关的。众所周知，现代西方哲学中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潮流。科学主义思潮中的分析哲学，拘泥于狭小的认识论圈子之中，带有从命题到命题的逻辑演绎的局限性；人本主义思潮中的存在主义，有着过分注重人的自由任性和非理性主义的弊端。这些局限与弊端。使得它们的发展由势盛走向势衰。后现代主义哲学就是伴随着现象学、分析哲学的式微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衰落，以后结构主义和哲学解释学的兴起为标志而登上当代思想舞台的。

后现代主义哲学起初是以彻底否定现代哲学的面貌出现的，人们称其为激进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以后在回应激进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过程中，又逐渐产生了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

激进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要流派有：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福科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以美国哲学家蒯因、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它们的理论来源尽管有所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方法各异，但却有着共同的理论前提、理论倾向、基本观点、思想实质。这就是它们从否定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前提出发，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宣扬所谓不可通约性、不确定性、易逝性、碎片性、零散化，最终陷入了以推崇主观性和相对性为特征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为了彻底否定以往的哲学传统，论证自己的理论观点，他们采取了一些迥异于传统的方式、方法。

德里选用解构的方法(拆解结构的方法)，即从内部突破的策略。通过揭露近现代哲学文本(以文字形式出现的对象)自身的矛盾。拆解其原有的结构，消除结构中一切确定的和固定的东西，颠倒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消解中心和主体。从而颠覆文本原有结构。按照德里达的分析，在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体系中，人们总要认定一种不受质疑的“真言”(理性的声音或上帝的旨意)，总得有一种语言文字与其语意不可再分的“逻各斯”(logos)。它是认识的出发点或中心，既置身于人的认识系统之外，又维系着人的认识系统。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恰恰是传统形而上学体系的致命矛盾，甚至可以说是一切结构的致命矛盾。既然这些“中心”都是置身于结构之外的，那就说明这些结构是“中心消解”的。一旦“中心”不复存在，那么结构系统中原先在价值论上被认为是主要和次要的对立关系，不就可以颠倒过来吗?例如言说与书写、存在与非存在、本质与表象、真实与谎言、所指与能指等，一般认为前者比后者更加重要。然而，一旦认识到这些结构是一个中心消解的结构。那么，人们在价值判断上就不妨把后者看得更为重要。

新实用主义者罗蒂以宣扬后哲学文化的方式否定传统哲学。他认为启蒙运动的先知们否定了中世纪的神学文化，使神学文化变成了后神学文化，即哲学文化。现在呢?人们已经不再相信那种主张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大写哲学了。在大写哲学消失以后，接替哲学文化的就是后哲学文化。在后哲学文化中，不讲本质、不讲基础、不讲主客：分、不讲结构。后哲学文化是没有核心、没有标准的多元文化。

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的成功及深刻在于它的彻底的否定性，它的彻底的反传统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人们清理几千年来形成的层层思想束缚及思想沉疴具有深刻的解放思想的意义。然而，它的失误及片面也在于它的彻底的否定性，这使它发展到极端，有走向否定主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多元论的危险。

以美国学者大卫・雷・格里芬、小约翰・B・科布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在回应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后起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对现代哲学也是持基本否定态度的。但不主张激进性的彻底摧毁，而是强调批判性的反思，实现对现代哲学的超越。他们主张：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反对个人中心主义，认为每个人都不可能单独存在，自我不是自足的，永远处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是关系网中的一个变汇点，自我是关系中的自我。因此，个人应养成“倾听他人”、“学习他人”、“宽容他人”、“尊重他人”的美德。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世界万物都有其价值和目的。自然不是人们统治、占有、掠夺的对象，而是有待人去照料的花园，从而超越了现代哲学在人与自然关

系上的二元对立论；在不同社会群体的相互关系中，关注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的价值与利益。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父权制。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具有乐观主义的色彩。它积极寻求重建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福柯的原话是：“我们承担了在人和他的科学，他的发现和他的世界――一个具体的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关系的任务。”所谓重新反思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其实就是重建一种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将“人是自然的主人”变成“人是自然的管家”。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将“他人是地狱”变成“他人是协作伙伴”。“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这种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的作法，这种积极的进取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不足的是由于急于建设，忙于拯救世界，指导人生，势必使自己的理论缺乏严格的推敲，结果产生了“萝卜快了不洗泥”的粗制滥造的现象，甚至产生前后相矛盾的现象。

后现代主义标明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传统观念的特殊思维方式。它批判了僵化的个性和现实的等级制度，对现有的秩序和权力等级加以质疑，表现出一种叛逆性和价值选择性，并宣布：追求终极之物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不再是被秩序等级所固定，相反，世界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一个不断建构并解构的过程。事物的意义不是被决定，而是相对的，不断生成变化的。

二、应让学生学会正确辨析作为一种具有“反”特征的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并没有一个严整而统一的理论系统，多是自己阐述自己的哲学理论，互相之间也存在一定观点冲突，但其基本思想和主张却是接近或一致的。概括言之，后现代主义哲学普遍具有“反”的鲜明特征。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声称，传统的哲学认为在言语、文字之外还有根本性的事物(物质或精神)存在，这是一种既无根据、又无意义的形而上学观点，应当加以否定和抛弃。从这一观点出发。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传统哲学所主张的二元对立如物质与意识、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在场与不在场、光明与黑暗等等，以及基于这种区分所做的主要与次要、中心与边缘之区分，都是错误的，二元的区分应当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另外。后现代主义哲学还从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出发反对理论的整体化或系统化，反对建立理论系统。

反认识论。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认识问题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家则把认识论问题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进行研究。后现代主史哲学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把人类的心灵比喻为一面能正确反映客体的镜子是毫无根据的，应当抛弃这种主张。正确的认识论应当是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或者是一种语言游戏论与解释学相结合的语言哲学理论。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语言并不表述实在，而只是一种其意义随语言规则的变化而变化的游戏；语言的交流也不具有客观确定的内容，而只具有语言游戏的约定性。从反认识论的基本立场出发，后现代主义哲学反对传统哲学的表象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

反文本的意义确定论。西方传统哲学的观点认为，文本体现了作者的原意，读者只有通过阅读文本，并借助于移情作用。才能正确领会和理解文本作者的原意。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文本的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读者阅读文本只是进行一场语言游戏，文本的内容是根据读者的语言游戏而决定的，因而阅读文本不是读者消极、被动地去理解、把握文本中作者的原意，而是积极、主动地“创造”文本的内容和意义，并从这种“创造”中获得“享乐”、“快慰”或“愉悦”。

反真理和权威。后现代主义哲学从语言游戏论出发，认为把真理说成是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符合或对应的传统哲学的真理论是形而上学，是统治者骗人的把戏和愚弄人民的手段，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抵制人民的反抗。传统哲学的真理论还造就了权成，所以应当反对权威。反对哲学至上主义。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哲学高于其他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是科学之王，政治、文学、艺术、法律等都应受哲学的指导与监督。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这是一种哲学至上主义，必须加以否定，哲学应当与其他意识形态处于平等的地位，与其他意识形态进行平等的对话。

反科学主义。西方科学主义认为，只有实证的知识才是真理，一切人文学科都应当自然科学化，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自然科学只是一种具有实用性、工具性的知识，并不能把握人的一切特别是人生的意义，所以，在人文科学研究方面应当反对科学主义。

反传统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一切占主流地位的传统意识形态都是建立在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必须加以否定，而代之以“语言游戏”为基础的反主流文化和传统的传统。

反一元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既然没有客观真理、没有权威，只有各自不同的意见，那么在思想文化方面就应当反对一元主义，实行多元主义，让不同的意见和主张同时并存，共同繁荣。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提倡容忍原则，反对任何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之上的“专制主义”和“恐怖主义”。

三、作为一种具有鲜明主张和个性的后现代主义

由于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后现代主义者的队伍非常庞杂，所以他们的观点也存在着矛盾之处，但总的说来，他们具有基本一致的观点，而且是具有鲜明主张和个性的观点。

首先，后现代哲学倡导突破所有思想领域。罗蒂认为，作为一个后现代哲人，必须注意现代社会中扭曲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沟通的事实，使西方思想从形而上学的独断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开放宽容的民主文化氛围。没有任何一种西方政治势力或权力中心可以垄断控制思想探索和精神自由，也没有任何一种新观点或学说可以独自称雄定为一尊，而无视其他观点和学说。世界进入后现代，就意味着从黑格尔式的绝对的独断论中挣脱出来。一切都是由对话而沟通，一切意义都是由解释而生成，一切都不从先验设定的框架出发，而是从具体的实际事实出发。在过去，客观事实服从主观标准，而现在标准必须服从事实。其方法就是：牢牢把握具体事物。哲学如果能够与事物的力量配合，并且把日常生活的意义说得清楚而一致，科学与感情就会紧密相连，生活实践和想象就会密不可分。同时，真理也不再是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真理是人们走向自由和解放的产物，对真理的认识只能是人的理解和自我理解活动的结果。可以说，后现代哲学精神就体现在所有思想领域的突破里，人们可以将自己的思想触角仲向自己陌生和渴求的精神领域。

其次，后现代哲学主张对话启迪。过去，在理性的明晰要求下，心灵被认为是反映实在的镜子，而知识则被看作是这种反映的精确化和系统化，哲学也因此成为对获得知识的方法所进行的研究、检验、修补和揩净镜子的活动。即知识是由于一种特殊的镜式本质而确立的，而镜式本质使人类能够反映自然。罗蒂认为，心

灵并非是平面单纯地反映自然现实，相反，如莎士比亚所说，心灵犹如一面中了魔法的镜子。布满了迷信和欺骗。而真正的哲学是“无镜的哲学”，是由对传统知识扬弃而出现的新解释学，是人类在对话中达到理解并增进共识的哲学。哲学不在九霄云上，它就在我与你的对话之中；哲学不是一个又一个体系的罗列，哲学是一种心灵的启迪和对人类精神境界的不断超越。与传统哲学不同，后现代哲学放弃了对同一性、确定性的追求，而追求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使哲学不断进入文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各文化领域。后哲学研究成为一种“文化批评”，哲学家变成了“文化批评家”。这类后现代“文化批评家”，从不打算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金钥匙，甚至也不可能在精确的论证和命题之间达成一致，他只是自然地宽容地看待事实、标准和争端，因为没有超历史的观点，因此，任何标准都不可能具有先验绝对性，任何结论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后哲学文化打碎了千年形而上学的梦幻，从绝对理念、先验设定、终极价值走向了具体历史、个体经验、理解阐释。追求不确定性、可能性、价值多样性和真理的解释性，成为后现代哲学文化品格。

再次，后现代哲学是非中心、无主导性哲学。综观西方哲学全景，西方思想家梦寐以求的是一套去差异求同一的整体性观念，而哲学就是这种把握变化中之不变者、辨析流动中之恒定者的思维方式。无论是古希腊的“爱智”，还是中世纪的宗教论辩、近代的形而上学，都围绕着这一轴心推演各自的谱系。然而后现代哲学认为，今天，作为对科学、道德、艺术或宗教所提出的永恒性问题或认识问题的仲裁者的哲学已经终结。在新解释学与解构学声势夺人的今天，再认为存在一门只关心具有根本性问题的超级科学已值得怀疑；再抱着在人类生活的思想和艺术实践中存在着一种“第一原理”的看法，已显得陈旧过时；再固守有独立于历史和社会发展之外的“永恒不变的哲学问题”，似乎就有些冥顽不化了。罗蒂坚持说，当务之急是转换视界，摈弃西方特有的那种将万事万物归结为第一原理，或在人类、科学、政治、诗歌、哲学活动中寻求一种自然等级秩序的虚妄，对一切合法性的根基加以质疑，摧毁哲学中源远流长的对“心”的信任，使人们广泛丧失对镜喻本质的信心。从而走向与非历史的永恒模式相反的历史主义文化思考，并逐渐达到“后现代哲学文化”之境。那么，究竟什么是后现代哲学呢?

所谓“后现代哲学”，在罗蒂看来，即那种打破传统形而上学中心性、整体性、倡导综合性、无主导性的哲学。这是一种具有“美国后工业社会哲学精神”的新哲学，或者如德里达所说，“是非哲学式地写哲学，从外边达到哲学”。后现代哲学文化不再追求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也不贬斥历史的、变化的、偶然的因素。更不把哲学看成是反映现实的镜子。后现代哲学文化注重解释学精神，通过对整体性的瓦解走向差异性。后现代哲学意味着人类不再虚妄地将形而上学虚设的真理作为崇拜对象，而是不断促进人类哲学、宗教、科学、艺术、教育等多面多维的文化对话，陶冶人们的性情，启迪人们的智慧。后现代哲学家是一些能理解各种事物相关方式的专家，但没有特定的标准所遵循的特殊“方法”可供利用。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实用而具体。它促使人不再盲目接受未经检验的信条，而是通过实践和博览群书，在与历史和现实的对话中，去理解历史、时代、个体。在这个意义上，罗蒂认为，后现代哲学文化中的哲学任务是：“在思维中使它自己处身的时代得到理解”。这是后现哲学所能做的一切。

对于当代后现代主义的讨论，目前国外的高潮似乎已经过去，国内在一定范围仍是热点。但国内外对其评价都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褒之者赞其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后现代话语”被认为是最普泛、最具有时代气息的话语；贬之者则责其把现代哲学引入歧途，以至从根本上消解哲学。双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论点找出根据。这当然反映出大家在这方面的观点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有时是出于对后现代主义所指理解各异。要在解读和评价后现代主义上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识，或者至少做到能相互沟通，首先应当对后现代主义不同所指有明确的区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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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福柯.词与物[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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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M].三联书店，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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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8.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译林出版社，2001

9.利奥塔.后现代状况[M].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第3篇：后现代哲学思潮范文

关键词：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中指出：“每一哲学都是时代的哲学，它是精神发展的全部锁链里面的一环，因此，它只是满足那适合于它的时代的要求或兴趣。”马克思更是明确地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哲学不仅就其内容来说，而且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因此，要想更为准确地把握各种思潮的真实意义，应该从它产生时的外在的社会背景和内在所反映的实质入手，才能做到全面、准确和深刻。

一、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的社会背景

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一直都是西方思想的两大主题，只是非理性主义一直隐现在理性主义的传统之中，发展至德国的黑格尔时期达到了顶峰。到19世纪中期，西方哲学发生了一个令人注目的变化，唯意志论的创始人叔本华和丹麦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扛起了非理性的大旗，开始了对理性的反叛。之后，经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进一步发展，轰轰烈烈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西方世界开花结果。非理性主义思潮之所以出现在那个时代，可以说与西方社会当时社会现实状况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它也反映了它的那个时代的精神要求。

首先，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出现是对西方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甚至可以说是批判。作为当时时代精神的产物，非理性主义思潮更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混乱无序、放任堕落、空虚无助的非理性现象，是当时严重的社会矛盾和人的异化在哲学上的反映。两次令人惊惧不安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严重的经济危机，暴露了人性中自私、贪婪、弱肉强食的阴暗一面，人们对由理性和科学建立起来的社会文明产生了普遍的怀疑。当时社会的现实：流血、牺牲、空虚、绝望、无家可归……，这都使得哲学家们开始了对于理性的批判性反思。叔本华得出的结论是痛苦和悲哀，尼采则大声呼喊“上帝死了”，而且“是被人杀死的”，高扬他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来抗击命运，萨特看到的却是恐怖与死亡。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

其次，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出现也反映了当时科学领域的关于确定性的危机给社会造成的极大的影响。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狭义相对论，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宇宙时空，哥德尔1931年提出的“不完全性定理”指出：人类建立的每一个数学体系注定是不完全的，逻辑和经验是不完全的，必须依靠逻辑与经验以外的东西即非逻辑来证明。这一理论动摇了数学在科学中的地位，而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也证明了：熵增长并非无序态增长，而无序和有序是同时形成的。于是相对、不确定和不完全的世界观给原来的确定和绝对的世界观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人原来存在的高尚的、优越的目的性被极大地颠覆，人在现实中的生存状态及该如何生存之类的问题凸显，这也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方面的证据。

第三，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出现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在长期的理性主义传统下，人的非理性因素作为隐现的存在，居于从属地位，在哲学史上一直被忽视。尤其是近代，以笛卡尔和培根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们更是将理性奉为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东西，认为一切事物都必须放在理性的法庭面前审判，到了黑格尔时期，理性的地位更被提高到了极致，黑格尔甚至宣称：“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①同时，他还把理性贯彻到一切领域，把理性看作无限权力和历史主宰，最终得出一切事物都不过是“绝对理念”的外化。至此，启蒙年代对理性的倡导走到了极端，理性万能取代上帝万能，成了一种脱离人的无主体的抽象存在，也就是尼采所讥讽的“幻影崇拜症”，于是，当尼采宣告“上帝死了”的时候，也就宣告了“绝对真理”和理性的终结。海德格尔也宣称：“唯当我们已经体会到千百年来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最冥顽的敌人，这时候，思想才能启程。”②

二、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实质

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并非无根之花，也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的。早在古希腊时期非理性主义就以先验的神秘形式存在着。当柏拉图将人的灵魂分为理智、意志、欲望三种德性，其中意志和欲望就是属于非理性的，而后来的伊壁鸠鲁学派的代表人物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哲学，以及以皮浪为代表的怀疑论哲学，一定程度上都属于先验的非理性主义。只是，在理性居于统治地位年代，它只是像影子一样时隐时现，直至19世纪中期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

作为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开创者――叔本华，公开以唯意志论反对传统理性主义。他认为，意志高于理性，理性只不过是意志的工具。他说：“意志是第一性的，最原始的，认识只是后来附加的，是作为意志现象的工具而隶属于意志现象的，因此，每一个人都是由于他的意志而是他，而他的品格也是最原始的，因为欲求是他本质的基础。……人是认识他所要的〔东西〕”；③同时，还指出，崇尚理性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巨大谬误，“人类虽有好多地方只有借助于理性和方法上的深思熟虑才能完成，但也有好些事物，不应用理性反而可以完成得更好些”。④而另一位非理性主义创始人克尔凯郭尔则认为，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理论，无助于解决个人的具体生存问题。尼采则继承了前面二人所开创的现代非理性主义之衣钵，否定了传统理性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道德、价值观念，创立了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把人的权力意志看作世界的本原；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认为，对于“此在”或“人的存在”来说，首先是“思维”的存在，这一点是“恬然澄明”、无可怀疑的。并且还强调，这种存在是一种非理性的体验，它是万物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自我也就没有世界万物；萨特更是断言，理性不是人的真实存在，人的真实存在是人作为一种主观心理情绪的存在。他以人的自我存在为本体，通过人的自我存在和各种主观情绪体验来把握世界和人，进而张扬人的存在的绝对自由。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流派纷呈，主张各异，但却有着共同的特征：第一，宣扬以个人主观意志、情感、本能为基础的本体论，主要倾向于主观唯心主义。第二，否认理性在认识中的重大作用，强调非理性因素本能、感受、直觉等的作用，并借助它们来把握世界与自身。第三，反对以理性为基础，以平等、自由、博爱为内容的人道主义，倡导以非理性的个人为基础的新人道主义，并认为他人和社会是个人发展的障碍。第四，悲观主义的情绪体验。大多数非理性主义者都认可人的无能为力， 认同人生就是苦难。

三、对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思考

总体而言，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虽然作为一股唯心主义思潮应该为我们所批判，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存在着一些积极的、值得我们借鉴的内容。

1、非理性主义的积极影响

首先，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是人们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思，也是一种时代的预言。20世纪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彻底粉碎了人类对和平、自由的幻想，失望、忧伤和痛苦笼罩着整个西方社会。面对着理性美梦的破灭和阴暗的社会现实，非理性主义者对那个宇宙至高无上的存在――理性――提出了强烈的质疑。正是在对理性的批判中，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应运而生。这正应了“物极必反”的道理，理性走到了尽头开始否定它自身。此外，非理性主义预言的关于世界的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也已在现实中得到确证。

其次，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革命了人的思维方式。以非理性的方式把握世界和自身是认识的一种新的形式。它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理性的不足，摆脱了理性思维的局限，极大地拓宽了人们思维的领域，具有创新性和革命精神。可以说，非理性主义哲学是人类思维方式的一场革命。

第三，非理性主义从人本身出发，关注人的个性、价值、尊严和命运，重视个体的生存，从而深化了人对自身的了解。“人是什么”，一直是非理性主义关注的主题。非理性主义哲学家研究了人的意志、情感、直觉、体验、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揭示人与生存环境的矛盾，对人生理想和信仰进行了哲学反思，尽管结论是悲观的，但却对研究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人的生存提供了积极的理论指导。

2、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

首先，非理性主义夸大了欲望、直觉、意志等非理性的作用，忽视了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而只看到它们的矛盾。在认识过程中，直觉、灵感等固然重要，但却离不开一定的理性思维作为指导，就像黑格尔说的，目标有价值，生活才会有价值。如果脱离了理性主义的指导，非理性主义就会偏离正常的轨道，转向消极方面。

第二，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把意志、情感、存在等非理性因素本体化，建立一种新的本体论――唯心主义本体论。它一味坚持对理性的完全否定，最终却走向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结果也并不能真正解决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矛盾，而只是“逃避”。

第三，在关于人本质的论述中，非理性主义者把虚幻的个人体验当作人的本质，过分夸大个人的自由和选择，忽略了对人有着重要意义的社会关系对人的影响和制约，最终使得人在他们那里成了一种被抽空了的存在，一种“无本之末”。

总之，无论理性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双方都只看到了自身与对方之间的绝对对立，而没有发现二者间的统一――现实的人的存在，也就无法真正的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结果只能是双方都否定了自身。而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早已为我们指明了道路：“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⑤

[注释]

①黑格尔：历史哲学[M].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7页.

②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819页.

第4篇：后现代哲学思潮范文

西方哲学之有效的大规模东传，显然是19世纪后期的事情。当此时，已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步入垂老之态。传统儒家思想在内部的批判性力量和外来冲击的双重打击下，日渐失去了往日的辉光。章太炎等提振子学，“激而诋孔”，夷孔子于诸子之列，化经学于“国故”之中。康有为等“轻古经而重时政”，大力引入西学西术，彻底颠覆了儒家的经学系统。晚清今文、古文大师，一手推倒经学旧厦，一手援引西学新知，为西方思想的“昂首”东进铺就了前路。正是在内部容纳的条件大体已定和普遍的“除旧布新”的热切渴望之中，西方哲学的“东渐”才汹涌如潮、势不可遏、蔚成大观。维新派和革命派纷纷创设译书局，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又主办许多报章杂志，广泛地传播新知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康有为的《诸天讲》等，引进和介绍了进化论与星云假说；严复、梁启超、章太炎、马君武等大力译介和宣传民主自由思想，推广新知识论和新社会观；王国维对德国哲人情有独钟，花大力气来举荐叔本华等人的唯意志论；朱执信初步介绍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德意志社会主义革命家”的学说。正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股强劲风潮，掀开了西方哲学大规模传入我国的序幕，为一百年来西方哲学的引进、调适和融会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漫长的五千年文明史上，20世纪是一个急速变化、翻天覆地的时代，其中最为重要的背景性因素便是中西文化的全面碰撞和深度交融，由此引起的震荡和巨大的改变可以说是亘古未有。作为提供价值理念和精神原动力的哲学，在这一系列的变革当中无疑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就20世纪的中国哲学来讲，大体经历了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三四十年代、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五个阶段。而每个时期都伴随着对西方哲学的引介、传播和消化，借鉴西方哲学差不多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要发展方式。清末民初，经学的终结和西学的兴起标志着新旧思想的交替和中国哲学新的时代的开始。此时的西方哲学，还只是春风初度、微波乍起，混杂在笼统的西学西术之中，未行剥离而难识真貌。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西方学说纷至沓来，目不暇接，新思潮风起云涌，势不可遏，中国哲学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和接受，也由朦胧变得清晰，由间接变成直接，由局部变为全面。到了三四十年代，具有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体系更是纷纷登台亮相，专业的学院派哲学家逐渐成为思想舞台的主角。而仿照西方哲学建立起来的一套专业化的机制也渐臻于完备，学科化的哲学系统初步地稳固下来。1949年之后，中国哲学发生了重大的裂变和分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被意识形态化的背景下，西方哲学的传播和研究也经历了种种的艰难与曲折，成果甚微。而流散于港台海外的中国哲学也经过了复杂的分化和重组，更多地经受了与西方哲学的交融与碰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到了空前繁荣、最为辉煌的时期，西方哲学的翻译介绍、推广普及，以及和中国本土化思想的融合，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取得的成就也足令世人瞩目。在这一百年的中国哲学演变和发展的历程当中，西方哲学如影相随，成为一种深深地嵌入到其基底的“背景色”。离开了对西方哲学东渐史的了解，就无法理清20世纪中国哲学所走过的轨迹，也无法理解和说明这其中的种种细节问题，更无法预期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前景。

正是基于这样的需求，汤一介先生主编了这套“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全面清理和总结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东传我国的历史，并对这一百年的中西哲学关系做出了全景式的描绘和深入细致的分析。在这之前，西学东渐和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一向是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但专门以“哲学东渐”为主题的研究尚没有得到充分展开，所取得的成果也寥寥可数。2002年9月，海峡两岸学者在武汉大学共同举行了“西方哲学东渐学术研讨会”，可能是哲学界就此主题所召开的第一个大型会议，也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研究热潮即将来临的一次预演。果然，时过不久我们就迎来了丰收的季节，这套大型丛书的问世填补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的诸多空缺，标志着“西哲东渐”研究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后续的学术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提供了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种种路径。和以往的西哲东渐史研究成果相比，这套丛书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规模宏大，覆盖面广，材料极为丰富，问题讨论深入细微。丛书以12本专著、3500页以上的总篇幅，将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东传我国的历史条分缕析、分门别类地叙述之，这在西学东渐研究史上也算得上是一项大工程了。它所涉及到的西方哲学思潮和流派有：进化主义（涉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实用主义（包括新实用主义）、实在论（包括新实在论、批判实在论、科学实在论）、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康德和黑格尔）、唯意志论哲学、分析哲学、基督教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包括解构主义和部分后现代哲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除了以专书或者专篇来研究上述思潮流派的中传史之外，丛书还专列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和《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两本著作，从宏观视野上总体省察了西方哲学东传过程之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这样，20世纪传入我国并发挥了一定影响和作用的西方哲学思想及其流派，基本上都被扫瞄了一遍；对相关的材料和文献，各书作者也大多能“竭泽而渔”，搜罗的十分详备，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一份非常有用的“联络图”。因为资料翔实、主题细化，丛书各作者在自己拿手的研究领域内得以大展拳脚，充分施展出了各自的本领（作者均为相关主题范围的专业教授），对线索的梳理和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做得相当细致，绝非一般泛泛谈论西学东渐者可以相比。

二是注重晚近20年来西方哲学之传播情况的总结和研究，体现出较强的时代感。丛书涵盖的范围虽说是整个20世纪，但西方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尤其是译介和研究方面的成绩，显然以改革开放之后的20余年来最为卓著。在这个时期，中国学者以开放的胸襟和世界化的眼光，用超强的速率和密集的方式，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哲学，形成了西学东渐以来的第二次高潮（新文化运动时期为第一个高潮）。除了大量的“补课”工作，弥补几十年间所造成的缺失，消除自身的“饥荒”感、拉近与世界的距离之外；更多的是翻译介绍大量现代西方哲学的著作和思潮，将“西哲东传”的整体状况从近代哲学为主拉入到现代哲学阶段，实现了一次时代性的飞跃。这20年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量、西方思想的普及率，以及对之开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难以望其项背的。正因之故，丛书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描述这一时期的“西哲东渐”，爬梳材料，归纳问题，总结成绩，将这个重要时段的西方哲学之传播情况立体化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除了《现象学思潮在中国》、《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中国》、《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三本书的专门论述之外，《实在论在中国》、《实用主义在中国》、《基督教哲学的中国》等著作也用了较多的篇幅来总结这20年的传播情况和研究状况，让人感觉到“东渐史”不只是在诉说过去，而是在描述当下，甚至预示了未来。

第5篇：后现代哲学思潮范文

    【关键词】语言学转向 发展 文学研究

    20世纪以来,知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无论在规模和效率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令人惊异的高度。“信息”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人类社会进入了名副其实的信息社会。而信息的运行和交流无论采用何种传播手段,都主要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和存在的,因而又称这个时代为“语言的时代”。

    一、产生

    哲学在20世纪初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这是哲学史上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语言学转向的出现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思潮的色彩,是在20世纪初期西方盛行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作为20世纪主要思潮的科学主义的特点是要求排除不可实证的形而上学,追求研究的客观性、精确性和可靠性,尤其强调以数学和逻辑作为研究的基础与规范。

    二、发展

    从语言学转向的发展来看,有两个对西方当代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另一个则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被称为西方语言学中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把语言学看成是一门科学,即结构语言学,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创建符号学。他提出,符号(能指)与事物(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随意的(约定俗成),意义是由符号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按照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语言是一种“先在”,是受语言符号的规则系统支配的,规则系统决定了所表达的意义。

    可以说,结构主义的整个思想都植根于语言学中。其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尔特、A.J.格雷马斯、茨维坦·托多洛夫等认为,语言不仅是文学的媒介,而且是文学的生命,作家的写作相当于进行语言研究。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把文学看成一个类似语言的有着自身结构的封闭的符号系统,把研究的目标从个别文本转向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符号象征意义等。结构主义文艺学可以说是和语言学和文艺学结合最密切的产物。如拉康的精神分析藜芦,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都因吸收现代语言学的成果而有利于它们克服自己的一些弊病。

    与此同时,过分地看重了语言因素机械地搬用语言学模式,这种做法也带来了很多弊病。由于它几乎在文学和语言学之间划了等号,在研究中直接套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不顾文学的审美特性,把生动的文学作品及其创作过程化成了干巴巴的规则;把文学封闭成孤立的自足的现象,就语言本身来寻找其发生发展的动力,切断了它与现实作家和读者的联系,这就等于切断了文学的源泉和生产线,使他们无法克服自己的片面性。

    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与存在密不可分的观点,在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后期的哲学探索主要集中在语言问题上,力图把语言同存在联系起来。与索绪尔所不同的是,海德格尔思想中所包含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成分,使得语言学转向朝着人本主义的思潮靠近,因而比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的语言学转向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反响。海德格尔的语言论所标明的方向,在以科学主义为主的语言学转向中使人看到了一线人本主义思想的亮光,对20世纪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转折

    1966年,德里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宣读了他那篇引起轰动的《人文科学话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标志着结构主义在其走向高潮之后开始走向瓦解。德里达破坏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激烈地否定结构主义者苦苦追寻的元语言结构的存在,开创了全新的否定思维方式,他不仅将语言逐出了世界的中心,而且完全消解了中心的存在。解构主义的颠覆策略在知识界掀起根本性的思想方式革命,原先在结构主义阵营内徘徊的大师们一夕之间纷纷倒戈,罗兰·巴尔特就是典型的例子。

    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被成为“后‘语言论转向’时期”。当代文学研究在后“语言论转向”时期出现了四个特点:语言学模式、解构思维、跨学科实践和政治化倾向。解构主义思维方式成为各种批判性文学研究方法实践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形成后现代主义文化不可缺少的因子,而解构方法在批判过程中的显着效果又使各理论批评派别对它情有独钟,受现代语言学革命的影响,广大人文学科纷纷用语言学研究模式来构建自己的新研究方法,探寻新的研究范围,均取得了巨大成果。以语言学为桥梁,各学科间的融合成为可能。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中,在一个交往对话的时代,文学研究日益要求扩展其视野,打破学科间的垄断状态,广泛借鉴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

    四、阶段性

    关于“语言论转向”,多数论者是从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来解释的,认为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史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其间经历了两次转向。三个时期为:从古希腊到近代的本体论时期,从近代到现代的认识论时期,从现代开始的语言论时期。两次转向为:近代的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和现代的从认识论向语言论的转向。笛卡尔的怀疑论哲学揭开了第一次转向的序幕,现代分析哲学揭开了第二次转向的序幕。从第一次转向到第二次转向具有逻辑的必然性,因为从历史发生的角度看,先有世界,后有能思想、会讲话的人,与这个顺序相应的哲学过程就是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

    可“语言论转向”为什么偏偏在20世纪发生了? 20世纪的哲学之所以由认识论转向语言论,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语言的时代,语言问题成为这个时代最突出的、最急迫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语言论转向”体现了20世纪哲学对“语言”这个时代课题的积极的回应和主动的承担,标志着哲学在现时代的重大进展,尽管要解决的问题至今还远远没有解决。

    既然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语言的时代,既然在这个时代里,语言学以其划时代的空前进展而成为领先的学科,哲学中也发生了“语言论转向”,那么,受这一切的影响,在文艺学、美学领域里出现了对语言的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当然也就出现了文学语言的研究热潮。

    参考文献:

    [1]万婕.后“语言论转向”中的文学研究趋势[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1).

    [2]董希文.文学文本理论与语言学转向[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3]赵奎英.当代文艺学研究趋向与“语言学转向”的关系[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4]王汶成.西方20世纪文论中的文学语言研究述评[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第6篇：后现代哲学思潮范文

【关键词】 人文主义 科学主义 科学的人文主义 人文的科学主义

人文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积淀并散发着人性的魅力；而科学主义则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迄今最高智慧的结晶。无论哪一种“主义”，其形成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为满足人们这样或那样的需要而生，在形成“主义”之前由相应的社会与文化孕育而成。因此，对于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我们无需研究出一个绝对的孰是孰非、孰优孰劣的定论，它们为解放人类本质的需要而生，都曾在特定的时期大放异彩。

一、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概述

人文主义的诞生，其背后是人类文明至近代漫长的演进过程，世界上任何一个延续至近代的人类文明或多或少都会包含人文的因素。根据资料，“人文主义”一词在1808年德国教育家尼特哈默尔关于古代经典在中等教育中地位的辩论中首次被提到，后于1859年出现在乔治・沃伊特出版的著作《古代经典的复活》当中，该著作又名《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

人文主义相对于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博爱主义有着相对更广的范畴，人文主义主张注重人的个性的关怀，强调维护人性的尊严，提倡自由平等与宽容，反对暴力等野蛮行为。它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对人的绝对权威，宣扬个性解放，追求现实人生幸福。其含义可大致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集中研究人的利益或价值学说、态度或生活方式，其通常排斥超自然主义，强调个人尊严、价值和通过理性自我实现的能力；二是提倡人道主义；三是人文学科即文学文化，古典学问的复兴，个人主义精神和批判精神，以及突出文艺复兴特征性的现世关注。

科学主义诞生于西方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之下，是一种主张以自然科学技术为整个哲学的基础，并确信它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哲学观点。科学主义盛行于现代西方，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成果归纳演绎到人类社会生活中来研究一切社会问题，是在当今世界具有决定性的思考方式。科学主义的含义具有二重性：一是指自然科学家或研究人员对于自然科学典型的研究方法和态度；二是指过度依赖自然科学，将其运用于所有领域的研究，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等。

二、现代西方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发展历程概述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哲学发展迅速，各种流派纷纷呈现，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人文主义的思想帮助他们突破宗教神权统治的枷锁，将人的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的潜力得到了无限的激发；科学主义的思想帮助他们大力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不断推动社会变革。这两大思潮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从对立走向融合的过程：19 世纪30 年代到20 世纪初，两大思潮对立基本形成；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两大对立思潮不断发展、完善，逐渐趋近；20世纪70年代至今，是两大对立思潮的融合时期。研究分析现代西方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发展历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1、两大思潮的最初形成

科学主义思潮最初产生于近代西方哲学的经验主义思潮，前后经历了洛克的经验论、贝克莱的主观经验主义、休谟的不可知论等一系列演进过程，其理论范畴一般包含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科学主义是一种主张自然科学技术能解释一切问题的哲学观点，是以科学理性为标准的特殊理性主义。人文主义思潮则产生于近代西方的理性主义，主要有存在主义、生命哲学、意志主义三个流派。人文主义由于涉及面广泛，因此严格的来说并没有一个全世界统一的定义来描述它。与科学主义不同的是，人文主义重视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地位，主张人性的解放与激励，推崇人的感性与理性思维。因此可以看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在形成之初所推崇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很多方面存在对立面。

2、两大思潮在发展中趋近

科学主义思潮从最初的兴起，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后，逐渐完善自身理论体系并形成独立的流派如历史主义、马赫主义、实证主义等。实证主义于19世纪30年代形成于法国，在英国盛行后传播到其他西方国家，其方法论强调观察与实验，注重论证与归纳以求知识的“实证性”。至此科学主义不再推崇以纯粹的自然科学技术去解释一切问题的世界观，要求知识经过人的论证与归纳从而获得实证性。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在发展中逐渐形成意志主义、生命哲学、新康德主义等。他们主张世界的本原是自我或生命亦或人的意志，当强调自我的意志是世界本原时，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当强调世界的本原是意志或生命时，则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这一分化反映了人文主义将对世界的思考纳入到了其哲学系统中。

3、两大思潮的融合

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人们进入了一个对西方近现代主流文化批判继承的超越阶段，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开始出现融合。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被称为“晚期现代的西方哲学”，其出现与现代西方哲学中各个流派发展的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科学主义思潮中，其方法论拘泥于有限的认识论领域中，带有从命题推演命题的逻辑演绎的局限性。人文主义思潮中，存在主义过度注重人的自由和非理性也存在发展的漏洞。因此，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传统西方哲学发出挑战之际，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走向合流，完善各自理论上的缺陷以满足其哲学体系发展的需要。

三、浅析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走向融合的历史必然性

无论人文主义或科学主义，都在历史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纯粹的人文主义或科学主义哲学已不能满足人类对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人们从客观上对科学的人文主义与人文的科学主义提出了诉求：科学的人文主义在旧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增加了理性与科学精神的基因，不再为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消极哲学提供理论支撑，有效地弥补了旧人文主义的缺陷与不足，主张以自然科学技术解释一切为哲学的旧科学主义，过度强调客观规律的重要性，夸大科学与科学方法的作用与意义，脱离了人的精神生活，将人与科学割裂开来，以上这些都是旧科学主义的最大局限性；而人文的科学主义在保留旧科学主义合理内核的前提下，为其增加人文精神，使得科学不再是机械的科学、毫无人情味的冰冷的科学、无视道德约束的残酷科学，而是加入了人性思考的美丽的智慧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一个种的全部特征、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活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观点强调了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人类关系的本质和基础，即“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里的“人”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人的本质的把握从更高层次揭示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走向融合的理论基础，科学主义使人理性地处于各种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反映了人科学的、物质性的存在，反映了人的自觉本质；而人文主义使人具有理想性，使人类具备超越现实性、超越生命本质的精神性力量，反映了人的自由本质。如果说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基本观点是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走向融合的逻辑推演，那么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史则从实践上验证了这一点。单一的人文主义或科学主义对人本质的把握都是局限的、片面的，只有二者对立统一才能全面地反映人的本质，才能更好地指导人类社会进行生产生活实践，从而更快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因此，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走向融合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四、结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以稳定的发展态势不断前进，以智慧化解西方设置的重重障碍，正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坚持以人为本，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从群众最切身的利益出发，着眼于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自然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必须明白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才能使得华夏民族在世界竞争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

分析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发展历程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坚持以人为本，走群众路线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对人本质的把握以及人对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决策，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以实现人与社会全面发展为目标政策的正确性，因此我们应当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断奋斗。

当今，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社会方方面面或面临各式各样的发展瓶颈，然而我们可以借鉴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融合的宝贵经验，以人的发展需要为出发点，结合科学理论为指导，对经济、民生、生态等社会问题进行全面的深化改革，以不留下发展上的短板为目标，为全面实现中国梦打下深厚的根基。

【参考文献】

[1] 布洛克著、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2]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Tenth Edition， Merriam―Webster，Incorporated，Springfield，Massachusetts，U.S.A.，1999.

第7篇：后现代哲学思潮范文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五四运动”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第8篇：后现代哲学思潮范文

关键词：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定位；否定性环节；超越

中图分类号：c912.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0-0043-03

党的十八大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作为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在思想领域中的必然反映，在不同方面挑战着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影响人们理想信念的重要认识因素。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社会思潮这一特殊文化现象并作出恰当定位，是“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的前提性问题。

（一）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在思想和社会实际生活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主要社会思潮。学术界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分歧，不同学者强调的重点不同。房宁强调三种：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萧功秦强调六种：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新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马立诚强调八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老左派、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新儒家。除此之外，还有其它一些，例如程恩富谈到了折中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等。总体上看，这里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既不包括那些极端主义与分离主义的思潮，也不包括在民间传播的各种宗教思潮，而是指那些能在大众传媒上公开讨论和博弈的思潮。

在对待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态度上，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积极支持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以萧功秦为例，他说：“人们并不要求玫瑰与紫罗兰散发同样的芬芳”，“只要各种思潮不走向极端，那么，它们在宪政条件下均有着不应被剥夺的生存的权利与自主的空间。只要没有触犯宪政底线，当政者并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禁止它们，而是学会并习惯于与不同思潮和谐共生。”[1]为什么要积极支持社会思潮？在他看来，“不同思潮对应不同的困境”，不同思潮还对应着不同的阶层，“思潮多元化是未来中国民主多元制衡机制的社会先决条件……不同思潮背后各有其在社会上对应的利益集团与社会阶层。当各个社会利益集团与阶层在民主体制下争取自己的利益与发言权时，他们就有了表达自己利益与价值追求的意识形态或思想与主义，并可以在此思想与主义下聚结成政治派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如果能在相互宽容与理解的条件下形成互动，对于中国未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1]

第二种本质上强调的是社会思潮的阶级性，但是却用更为理论化、隐蔽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传统的理解中，社会思潮有时表现为由一定理论形态的思想作主导，有时又表现为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社会心理。这是从外延的角度谈的，是针对不同社会思潮而言的。但是，后来人们逐渐开始在内涵上用“理论形态”和“社会心理”指称同一种社会思潮，并且赋予这两个概念更多的含义。影响比较大的是邢贲思，他认为“社会思潮既具有理论形态，又具有心理形态。理论形态以一定的学说为主体，表现为概念体系，用理性服人心；心理形态则以一定的信念为主体，表现为不系统、不定型的观念冲动，用情感激动人心，用非理性的自发性影响人们。”王炳权则进一步将“理论形态”改造为“意识形态”，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具有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两个要素，始终表现为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动态结合”。在这两个要素中，他更重视意识形态因素，他说：“我们在思潮研究和意识形态工作中，关注更多的是思潮的意识形态因素，强调意识形态在思潮意识构成中的核心作用。”[2]“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阶级仍然是思潮主体的重要形式。……各种利益团体为了在社会变动中最终成为时代的核心，必然会为了利益而促使自己的理论体系与社会心理相结合，推动思潮的发展、壮大，以图取代占统

地位的意识形态。”[2]这样，本来是从外延的角度描述不同社会思潮的两个概念被改造成为从内涵的角度描述同一种社会思潮，最终变成任何社会思潮都具有阶级性，遇到合适的条件就表现出来，条件不合适就不表现出来。

第三种是一般意义上持中性态度，在涉及到具体思潮时做具体分析，有时强调其阶级性，有时则避而不谈。例如，程恩富说：“一般说来，社会思潮可被视为中性概念。”[3]在谈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时候，他说：“这种主张是国际大垄断资产阶级的一种经济意识形态”。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方社会盛行的一种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潮”。在谈到新儒学思潮的时候，则认为“国学是必须高度重视和科学弘扬的，但复古主义肯定行不通！儒学是不能够、也不应当在政治（或国家）层面上去复兴，而只能够和应当在社会和个人的层面上去传承，并将之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3]这种态度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在处理社会思潮上的思路，用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来对社会思潮进行分类，涉及到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的时候强调其阶级性，涉及到非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则避而不谈。

上述几种态度反映了人们在面对下述思维困境时的不同取舍，即一方面不能将阶级性、政治性作为评判社会思潮的唯一标准，这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反思“文革”政治意识形态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教训；但是另一方面“不问姓社姓资”，远离政治奉行政治虚无，又容易使马克思主义边缘化，进而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第一种态度虽然谈到社会思潮与阶层之间的联系，但已经去掉了对立的意味；第二种态度本质上还是强调社会思潮的阶级性；第三种态度相对折中、务实，但又失于零碎，难以让人们有一种总体、宏观的认识。这些态度从根本上反映了人们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定位不太清晰，或者说对其功能和作用的认识有些简单，缺乏一种更高层面的分析。 （二）

从整体性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定位是：主流意识形态现代化中的一个否定性环节。所谓主流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是指建构一种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理想信念的过程。这一定位具有下面几个含义：

首先，这一定位是根据我们党面临的历史方位的重大变化做出的。科学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思潮需要正确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石云霞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这一理论是在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笔者同意这种观点。正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批判，他们从不孤立地看待社会思潮，而是非常重视社会思潮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他们曾批评以往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对社会思潮的批判就是“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我们无意制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裂，但是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即出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斗争的需要，必须强调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当前，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实现了“三个历史性转变”——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列宁曾说：“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的作用，忘记了恰当地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4]这“三个历史性转变”要求我们党必须及时调整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具体到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上就是要注意革命眼光、斗争思维的历史局限性。例如，不能仅仅在字面上看到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高呼自由、民主、平等就将其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等同起来。必须看到，二者尽管在学理渊源上有共同性，但是一深入到中国语境，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出于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的需要将西方的各项基本制度道德化，认为只有西方制度才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必须走西方的道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则在反思“文革”的基础上，通过对“文革”专制主义的批判，认为人生而平等，天然具有支配自己身体

和财产的权利，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有一切行动的自由。这就说明，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总是同中国语境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中国语境，离开了变化了的实际无法正确评价当代中国社会思潮。

其次，这一定位是根据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所追求的富民强国的现代化梦做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是独立于世界文明之外的，更不是独立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所追求的富民强国的现代化梦的。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在理想信念上必须现代化。特别是作为主导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它起着旗帜、方向的作用，它的现代化尤为重要。主流意识形态现代化的过程本身不是直线性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要经过一些否定性环节。这些否定性环节作为社会矛盾在思想领域中的集中表现，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反映着人民群众的重大关切。具体到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新左派看到了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批判资本，否定资本主义，反对现代性以及与现代性相关的启蒙和理性精神；民族主义反映了中国遭受百年屈辱后的扬眉吐气感，但是也在“反西方”、“反全球化”的口号中暗藏着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民粹主义反对精英主义，主张平民主义，要求均贫富，反对渐进式的改良，主张“大民主”，要求普通民众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新儒家反映了人们在面对来势迅猛的西方文化浪潮的冲击下，克服文化焦虑感和“无根感”，寻求文化认同，寻找安身立命之源的内在努力。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所反映的这些问题不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而是事关改革发展方向的大问题。主流意识形态只有正视这些大问题，并且科学、合理地作出解答，才能最终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要求。

最后，既然是否定性环节，那么对待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最科学的态度就不是“选择”，而是“超越”。不能否认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积极作用，它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确实具有普遍性，也反映了一部分人的呼声，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中国共产党有针对性的某些改革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奉行了其它某些主义。例如，近年来我们党非常重视社会领域的改革，某些人叫嚣我们实际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奉行民主社会主义。这是不对的。从根本上看，我们不是要在诸多社会思潮中做选择，而是要超越。从世界范围来看，超越某些社会思潮的争论，已经成为了学术界的一种共识。2011年5月29日第六届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论坛上，100多位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就发表了题为“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回应：超越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共同宣言。从哲学观上来看，超越的本质就是摆脱思辨哲学的思维方式——不是从丰富的实践总体中寻找答案，而是试图从概念体系中推演现实。在有的学者看来，这些思潮与西方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老左派、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潮的分支，“都来源于西方，是‘反西方（资本主义主义）的西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其定义、阐释和研究的理论框架都是来自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不用说更是标准的西方舶来品”；新儒家思潮“不过是西方文化保守主义的‘中国特色版’”。也有学者将其形象地概括为“古今中西”，20世纪80年代“‘今’和‘西’是主要的倾向”，90年代则“摆向‘古’和‘中’”。这无疑反映了某些知识分子在思辨哲学的支配下，不自觉地美化西方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总是试图在两种文化中寻找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路径。实际上，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途径无需它寻，就在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性实践中，只有不断地通过科技创新激发经济活力，不断地通过制度创新革除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地通过理论创新破除旧思想、旧观念，才能开创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三）

超越社会思潮的根本途径是科学解答其所提出的重大问题，这是意识形态传播的基本规律。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向主流意识形态提出了哪些问题呢？概括地说，集中在两个层面：一个是社会层面，一个是人生层面。社会层面本质上是要解决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未来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个层面是人外在的活动、经验的活动，以追求实用价值为目的；人生层面是要解决人们思想深处的“终极关怀”问题，这个层面是人内在的活动、超验的活动，具有非功利性。 　对于“中国未来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们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答案，即“中国模式”。学术界不少学者是反对“中国模式”提法的，例如竹立家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处于‘改革与

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体’，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和价值也处在初步形成和发育的过程中，……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正在逐步显现，社会公正、贫富差距、特权腐败等诸多问题正在困扰着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而奢谈‘中国模式’，确实有些‘奢侈’。”刘建军则认为，社会主义市场化是中国的第一次转型，社会主义道德化是中国的第二次转型，与道德化运动相伴随的是民主化运动，“社会主义市场化、道德化与民主化这三重面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证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还处于探索之中。”在笔者看来，诸多类似的提法与其说是反对“中国模式”，不如说是希望我们的执政党戒骄戒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集中注意力解决我们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不管怎样，这不能成为否定“中国模式”的理由。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中国模式”客观存在着。“中国模式”中所蕴含的关于道路、制度和理论的丰富内容科学回答了“中国未来向何处去”的问题，无论是从发展中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角度还是从整个人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点是无法抹杀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模式”还需要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例如，如何遏制市场经济的反面作用，如何协调传统道德与现代价值体系的激烈冲突等，是我们迫切需要关注的紧要问题。

对于“终极关怀”问题，人们之间的分歧还比较大。原因在于：首先，用宗教还是哲学的方式解决“终极关怀”问题，人们存在着分歧。哲学的方式在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时候诉诸于理性的思考，在许多人看来，“终极关怀”问题属于超验的领域，只有单纯的信仰才能解决。正因为经验无法解决，人们才开始慎重思考宗教的长期性。例如季羡林说：“冯定同志在世时，我有一次同他谈到宗教前途问题。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宗教先消灭呢，还是国家、阶级先消灭？最终我们两人的意见完全一致：国家、阶级先消灭，宗教后消灭。”[5]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宗教政策上发生的重大变化——从“鸦片论”、“斗争论”到“适应论”、“引导论”，更使得许多人认为只有宗教才能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其次，哲学的方式中，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之间还存在分歧。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回答“终极关怀”问题的历史，回顾这一历史却是由一连串的失败组成的。西方哲学作为一种反思和追问，想要寻找一种东西来承载终极意义，最终不得不无奈地宣布，不能为我们提供某种确定性的东西，终极意义寻找只能在途中。西方哲学无法满足人们对确定性的追寻，中国哲学则将这种追寻内化，但是却加入神秘的因素，与人的现实生活隔离开来，变成了哲学家的一种自身体验。例如，冯友兰的“境界说”根据人对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将人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四种，其中的“天地境界”变成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东西。也有哲学家，例如冯契和张世英为了剔除中国哲学中的神秘因素，将其具体化为人的自由人格，认为自由人格可以承载本体论的意义。冯契就曾说：“智慧给予人类以自由，而且是最高的自由，当智慧化为人的德性，自由个性就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这些反映了一个特定时代人们弘扬主体性的内在努力，对受到封建文化压抑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于经过时空变幻的现代人来说，在针对性上就显的不是那么强。

总之，“终极关怀”问题是人类在所有时代都面临的一个永恒追问。在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这个问题以一种空前尖锐的方式暴露出来。中国社会虽然不同于西方社会，但是由于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价值的多元化，它越来越成为人们思想上的深层困惑。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个人只要积极投身于人类解放事业，就能超越自我；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利益而死，就能永垂不朽的回答在当前语境下有些简单，难以具有说服力。解决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在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除了坚持一种以社会问题为核心的解读方式外，还必须关注人们的精神生活，尤其是这种精神生活的超验性和独立性。它的重要性可能是在人们物质生活满足之后，表现得才更为强烈，这无疑应该是主流意识形态今后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萧功秦.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析论[j].社会科学论坛，2010，（8）.

[2]王炳权.论社会思潮的意识特性[j].高校理论战线，2011

1，（11）.

[3]明辨各种社会思潮 综合创新马克思主义——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j].思想教育研究，2012，（8）.

第9篇：后现代哲学思潮范文

人类很快就要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中哲学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将会发生哪些重大变化？这是近年来中国和西方哲学界、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热烈讨论的问题。中国哲学存在的条件及其本身状况都不同于西方，它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走向必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然而当代中国是面向世界的中国，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与整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融为一体。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变化与西方哲学也必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外，中国哲学研究还包含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等诸多方面，它们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融为一体。因而当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最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最重要的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走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具有世界意义，但从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来说主要是西方的产物。这一点中外哲学界都很少有争议。分歧较大的是：它与在同一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下产生的现代西方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往往把被教条化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形态，并因它在基本倾向上与现代西方哲学不同而把这两种哲学完全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大都对现代西方哲学全盘否定；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总是极端敌视。双方处于对峙局面。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剧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遇到了重大挫折。许多西方学者就此宣告马克思主义“最终失败”。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内部也有人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原有的信念。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我们既要重新考察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所是、特别是二者的产生在西方哲学史上的真实意义；也要重新考察二者一百多年来在各自的发展中遇到的不同性质的问题和困难，二者是否能够以及怎样去克服它们？二者是否还具有、或在什么条件下还具有生命力？只有对这些问题有符合实际的认识，才能对二者的前途和当代哲学的走向作出较为准确的估计。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在哲学发展中的意义，我国哲学界过去作了相反的评价：前者是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后者是从进步向反动的转化。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已有很大改变。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理论界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左的教条主义和僵化倾向。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现在很少再有人简单否定。除了专业队伍外，许多专事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士也对之作了大量研究，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借鉴了有关成果。然而在这方面仍有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化的真实意义还缺乏深层的探索，而没有这样的探索，既有的成就也是不牢固的，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与以往类似的片面性。

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现在谁都反对。然而，即使在左的倾向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又有谁公开赞成呢？人们往往都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甚至动机下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们是否会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这既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更取决于他们能否以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中，固然有它的反对者，但也有、甚至更多的是它的拥护者，有的甚至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由于他们在某些方面未能越出近代哲学的视野，或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其他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以致不自觉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的实践原则。因此，如果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理解片面，即使有最好的动机，也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

对现代西方哲学不能简单否定，现在谁都同意。可是，过去也极少有人直截了当地宣称要对之简单否定。当时人们主要也只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之进行分析批判，而这不能说错了。问题在于人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远远离开了其实际所是。例如，当时大家都认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是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转化，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是唯心主义泛滥。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哲学应当成为研究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学问，而不应当成为超越这个界限的形而上学。因此，按照传统观点来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是批判了一些它们正好要反对或超越的东西。

究竟怎样理解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的真实意义？这是一个涉及面广泛、内容复杂且带有较大敏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哲学界共同努力探索。我个人近年来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曾反复思考，在《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等几篇论文中发表过一些意见。其中包括了如下两点：

第一，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现代西方哲学家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的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他们的哲学总的说来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状况，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作的变更是哲学史上最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总的说来，从批判和超越以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特征、并已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说，从建立一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的要求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说，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类似之处，可谓殊途同归。二者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关系。

三

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二者相提并论，也不表示这种变更具有永恒意义。二者在社会阶级属性和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重要区别。它们在发展中都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都需要进行新的变更。但二者的问题和挑战的性质不同，进行变更的形式和内容也不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这一点很少有人直接否定。重要的是要作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阶级属性与其具体的理论形态之间的联系，否则仍然无法正确地理解和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正是由于他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这二者的统一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无法避免的在

理论与现实之间脱节的局限性，能自觉地把在哲学上的变更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命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哲学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实践性。马克思在批判和超越西方近代哲学时，其所关注的不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构建新的哲学体系，而是促进现实社会的改造，为其指明方向，提供指导。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不仅是《提纲》的结论，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整个哲学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标就是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服务。因此它不把理论当作教条，而当作行动的指南；它不恪守任何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相背离的抽象原则，而是把它的原则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既用来指导现实生活和实践，又在现实生活和实践中受到检验；它反对并超越任何封闭、僵固的体系，自然也避免构建易于变得封闭和僵固的那种全面完整的体系，而坚持采取一种能动地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面向未来的开放的思维方式，并由此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在所涉足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无论就其理论本身或在它的指导和影响下所进行的各种现实的革命和实践活动，都取得了极其光辉和伟大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曲折。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就有人以颂扬他的名义而曲解他的理论，以致他为了与这些人划清界限曾不得不宣称“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页。）。在往后的一百多年中，围绕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一直都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马克思的哲学也一再受到曲解。以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哲学家为主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眼界，自然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尽管他们有的也力图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甚至以某种含混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把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当作哲学的新的方向。但他们却往往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的真实意义。他们大都仍然是以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近代唯物主义等量齐观，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提并论，把这些哲学存在的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由此对之加以批判和攻击。例如，许多（甚至可以说是多数）有代表性的西方哲学家都竭力指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二元论”、“教条主义”。其实，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早期著作中，就已非常明确地把“实践”、“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当作他的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唯心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界限，动摇了产生“二元论”、“教条主义”的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往往有不同看法。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所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上的差异都会使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不同的眼界，从而有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大都是正常的现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理解本身就需要考虑时期、地点、条件不同等多方面的因素。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解或误解来说，情况也是多样的。最常见、也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往往按照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它。例如，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人本主义而继承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唯心主义而继承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对旧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克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识理论对传统的先验主体性原则的超越以及对人的自由、实践性和历史性等的揭示，这些本来都为马克思所肯定和强调，成了他的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然而它们后来被许多人忽视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因而往往带有某种自然主义、纯粹理性主义和非人的色彩，而这些正是马克思所竭力批判和超越的近代哲学固有的倾向。诸如此类对马克思哲学的偏离为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所进一步发展，后者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极大损害，有时使之陷入困境甚至危机。出现这种偏离的原因各有不同，需要具体分析，但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可以说是其共同特点。

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之遇到困难，出现曲折，不是由于它本身存在内在矛盾或片面性，而是由于人们对它作了教条主义等脱离其实际所是的理解和发挥。既如此，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和曲折，就不是超越、更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由被曲解或作了片面发挥的马克思主义返回到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所以它能克服由于背离现实生活和实践而造成的各种偏向和挫折，不断修正、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使之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思想克服了种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光辉胜利；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批判和克服了“凡是派”等左的倾向，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紧紧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和实践，从而克服和纠正了各种背离现实和实践的左的或右的倾向，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总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更并未给人们一张包治旧哲学百病的现成药方，而是指示了一条超越旧哲学、建立新哲学的现实道路，也就是使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联的道路。人们在这条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险阻，受到各种干扰，甚至出现挫折和失败。但只要能紧紧扣住时代精神的脉搏，就仍然可以及时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在新的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

四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都很不彻底，甚至自相矛盾。它们往往以不同形式重犯、甚至发展了近代哲学的某些片面性。例如在激烈抨击其思辨形而上学倾向时，自己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对近代哲学的理性独断和绝对主义作了可谓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却又因忽视或贬低理性的作用而往往走向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总的说来，西方现代哲学各个具体流派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只是在某些方面或环节上的超越，在其他方面则可能仍然徘徊于传统哲学的框架之中。只有从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长期发展历程的角度来考察，才能谈得上它们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就已基本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现代西方哲学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

正因为如此，现代西方哲学在其演化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挑战比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严重得多。人们常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来形容其境况，也并非毫无根据。过去的偏向在于将其强调过分，仿佛现代西方哲学从来都不能克服其矛盾和困境，从来都不能获得进步。这当然不符合实际。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思维方式转型意义的变更，这种变更正是通过在不同程度上克服各个流派和思潮的矛盾和困境来实现的。不过，就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具体的流派和思潮来说，由于都存在着内在矛盾，因而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其特有的困境和危机。事实上，在现代西方哲学演化的这一百多年中，不断有哲学家惊呼所处时期的哲学陷入困境和危机，他们往往宣称自己的哲学理论的目标就是使西方哲学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然而他们同样由于内在矛盾而陷入新的困境和危机，甚至很快就被别的流派和哲学家所否定，几乎没有一个哲学流派或一种哲学理论具有长远的生命力。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是一种处于困境和危机之中的哲学。

这种状况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英美分析哲学运动之衰落与殴陆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之受到挑战，现代西方哲学由于其两种主要思潮都未能摆脱自己的困境而仿佛陷入了全面的危机，西方哲学界也普遍地由此发出了克服危机、为今后哲学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的呼声。各种新的思潮应运而生，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要求不仅超越近代哲学，也超越现代哲学，特别是上述两种思潮及其对立，使哲学研究完全越出它们的界限。其中最为突出并被广泛炒作的要算所谓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它被一些哲学家渲染为实现了哲学上的新的变更，开辟了西方哲学的新时代，但又受到另一些哲学家的激烈非议，中国哲学界对它的看法也往往大相殊异。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潮？它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究竟能起何种作用？这是我们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时必须回答的问题。笔者的意见已在其他一些地方作了较具体的论述。这里限于篇幅，仅作如下简单说明。

后现代主义哲学除了指本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的特定思潮以外，还可以有其他各种含义。从英语Postmodernism（德法等西语类似）一词的语义说，它可以指现代“之后”或“后期”的哲学。由于“现代”(modern)通常泛指西方“现代化”(modernization)运动开始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时代（中文通常译为“近代”），因而后现代哲学实际上就是指从笛卡尔（也可上推到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哲学之后或后期（后近代）的哲学。还有一些哲学家提出后现代主义只是表示一种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思维

方式，而不是时间概念。同一时代的不同哲学理论有的属于现代，有的属于后现代。从西方哲学的实际发展来说，由于从19世纪中期以来先后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的思潮，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因而具有后现代（后近代）哲学的意义。既然后现代主义的含义不是单一的，就应当按照其不同含义来看待它们的作用。

如果后现代主义被用来泛指19世纪中期以来整个西方以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为特征的哲学，那么对它的评价就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大体一致。既然后者在其发展中陷入了困境、甚至危机，那么单纯给予它们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新名称并不能使它们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

如果后现代主义指现代西方哲学之后的哲学，或者说本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当代后现代主义，那么是否应当对它们作出不同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要看它们在理论上是否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围。从一方面说，当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进行新的反思和变更的需要。他们大都对尼采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的矛盾和缺陷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以开辟哲学的新方向为己任。从揭露西方传统和现代哲学的缺陷和矛盾说，他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至少能给人以启迪。他们所提出的反体系哲学和绝对一元论、反二元分立、反人类中心论、反绝对化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等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反映了现代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然而，尽管当代后现代主义者不仅要求超越近代哲学，而且要求超越现代哲学，但他们的哲学并未真正超越后者，在基本哲学思维方式上与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并无实质区别，仍然包含着后者固有的种种矛盾，不仅如此，由于他们对近代和现代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对所谓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比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更加走向极端，具有更为强烈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倾向，因而往往使现代西方哲学本来存在的矛盾更加激化。因此他们的哲学并不能适应对西方哲学发展进行新的变更的要求，也不能真正体现西方哲学的当代走向。正因为如此，尽管它在本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哲学界曾轰动一时，近几年来却因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有冷落之势。西方哲学家们纷纷在讨论如何超越后现代主义，探索摆脱哲学困境的途径。以取代和超越以它为目标的所谓后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也由之而起。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了一次国际性后后现代主义（AfterPostModernism。简称APM）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正是针对后现代主义的式微而探索哲学发展的新途径。会议的发起人、芝加哥大学的根德林(Gene.Gendlin)等人会前通过互联网络组织了几个月非常热烈的通讯讨论。人们通过互联网络或电子信箱几乎每天都可收到新的讨论信件。会后这种网络讨论至今仍在继续。参与讨论者的哲学立场互不相同，但大都是对后现代主义的那些极端性理论提出质疑。会议发起人在广泛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后于1998年2月18日通过网络的关于APM会议的报告显然就体现了这种倾向。例如其中指出：

“‘我们继续批判现代性，但我们要超越某些后现代主义支派所主张的那种任意性。我们怀疑一切确定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值得一提’。这是在芝加哥举行的APM会议上93位与会者……的座右铭。”

“虽然所有的词都带有不可避免的‘形而上学’。问题显然不可能、也不应当‘解决’。然而，我们能否比……以非中心化、不可确定性、断裂……作得更多一些呢？”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是破坏逻辑的基本原理及科学的‘客观性’的时期刚刚过去。我们需要一种对科学的力量和限制的重新理解并找到使科学对象重新概念化的道路。借口科学无为并不能改变那些仍然决定着我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的那些假定和价值。而后哲学现在是、从来都是直接研究这些假定并探讨它们怎样才能可能的学科。”

“关于‘真理’和‘客观性’的一般陈述一直是含混的。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真理和客观性”。“我们不要单纯的多元论，而可以创造出‘多重真理的复合’”。

报告还从科学、文化、历史、伦理、语言等各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的相关观点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

上面摘引的这些话语都表明，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数众多的哲学家已企图在“后后现代主义”等旗号下超越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后现代主义者的那些纯粹否定性、主观主义、

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克服后现代主义者的极端性和片面性，为陷于困境和危机中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寻找较为合理和健全的道路。不过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并没有越出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本世纪一些著名西方哲学家早已提出的理论的范围，他们也未对自己的观点作出系统和充分的论证，多数还只是片断之见，他们彼此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所谓后后现代主义还只是一种开始显露的朦胧的倾向，谈不到已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道路。但是，这种后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出现毕竟可以表明：当代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哲学发展的新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总之，包括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等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也许在某些方面对近代哲学及它们以前的现代哲学的缺陷有所揭示和克服。但由于它们本身都包含着内在矛盾，脱离了现实生活和实践，必将陷入新的困境并为其他流派所否定。现代西方哲学要超越其困境和矛盾，就必须超越它本身的范围。

五

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上述简单比较可以看出，尽管二者在超越近代哲学上殊途同归，但由于二者无论在阶级属性或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其各自的走向也必然表现出不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