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和化学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环境和化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资源环境科学；文献计量学；发展态势；

作者简介：王雪梅(1976-)，女，重庆永川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科学计量学、GIS与文献计量学集成研究.

资源与环境科学以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地球系统特别是地球表层系统的特征和变化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涉及地球科学及其分支学科，以及生命科学、化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及管理科学的诸多分支学科领域。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环境科学提出了巨大需求，中国科学院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相关的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问题，在资源环境和地球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3］。利用WebofKnowledge平台SCI-E数据库，对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及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进行统计，并与全球及中国论文产出相比较，了解中国科学院在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产出及其发展状况。

1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从WebofScience的251个学科分类中遴选出与地球科学、环境/生态学相关的学科，根据学科分类在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SCI-E)数据库检索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相关论文，应用美国汤森路透公司的ThomsonDataAnalyzer文本挖掘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制图，对全球和中国的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产出进行统计分析。

地球科学(Geosicence)领域包括：能源与燃料(Energy&Fuels)、地质工程(Engineering，Geological)、石油工程(Engineering，Petroleum)、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Geochemistry&Geophysics)、地理学(Geography)、地质学(Geology)、地球科学多学科(Geosciences，Multidisciplinary)、湖泊学(Limnology)、气象与大气科学(Meteorology&AtmosphericSciences)、矿物学(Mineralogy)、矿产与矿物加工(Mining&MineralProcessing)、海洋学(Oceanography)、古生物学(Paleontology)、遥感(RemoteSensing)、水资源(WaterResources)；环境/生态学(Environment/Ecology)领域包括：土壤科学(SoilScience)、生态学(Ecology)、海洋工程(Engineering，Marine)、环境科学(EnvironmentalSciences)。

2015年2~3月在SCI-E数据库对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的SCI论文产出进行检索和统计，中国科学院检索范围包括署名中有“中国科学院”的论文，包括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不包括未署名“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科技大学论文。

2中国科学院论文产出总体态势

2009—2014年期间，SCI-E共收录论文955.6万篇，其中署名中国的论文有113万篇，署名中国科学院的论文有15万篇。图1反映了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2009—2014年年度论文产出量变化。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的SCI论文分别以年均2%，14%和10%的速度增长。2014年与2009年相比，全球SCI论文增长近11%，中国增长约为93%，而中国科学院增长了62%，由图2可见中国SCI论文增长速度远高于全球论文增长速度。

图3统计了中国SCI论文占全球百分比和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占中国百分比，表明中国论文占全球的份额持续上升，而中国科学院论文占中国的份额则逐步有所下降，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占中国科学院的份额稳中有升。从图2也可见，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2014年与2009年相比，SCI论文增长了约92%，与中国SCI论文的增速很接近，高于中国科学院整体的论文增长速度。

将2009—2014年环境/生态学和地球科学领域各年论文按照被引频次高低统计TOP1%，TOP10%，TOP20%和TOP50%论文的数量，以及中国和中国科学院相应级次TOP论文的数量，并统计中国占全球的比例和中国科学院占中国的比例(图4)。

根据论文全部著者统计的结果表明，中国在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基本为15%~20%，中国地球科学领域TOP论文数占全球的比例高于环境生态学领域，并且地球科学领域TOP1%的高水平论文比例很高。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为26%~32%，中国科学院环境/生态学领域TOP论文数占中国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学领域。

3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

基于SCI学科分类，分别对2009—2014年全球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比例、中国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占中国SCI论文总数的比例，以及中国科学院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全球各学科领域中，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发文最多，发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主要侧重于医学和生命科学等，相比之下，中国产出偏重于材料科学以及化学、物理等相关学科领域，中国科学院在环境科学方面论文产出数量比例较高。

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占全球自然科学领域论文产出的8%左右，中国该领域论文产出占中国SCI论文比例接近10%，中国科学院该领域论文产出占中国科学院SCI论文比例约为20%(图5)。

2009—2014年，中国SCI论文占全球比例约为12%，而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中国SCI论文占全球份额超过14%。其中，环境科学是全球、中国和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的最主要的领域。此外，中国在能源与燃料、遥感、地质学等方面论文产出占全球比例相对较高，而在生态学、古生物学等方面所占比例较低。中国科学院关于古生物学方面的SCI论文在中国资源环境领域论文中的比例最高，达到54%；此外，在土壤科学、地理学、湖泊学、生态学、气象与大气科学等方面的论文占中国的比例也较高，但在石油工程、海洋工程等方面所占比例较低，不足10%(图6)。

图7中，气泡的大小表征资源环境各子领域占全球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份额的大小，即点越大，该子领域论文数在全球资源环境领域中的比例越高；X轴表示资源环境子领域中国占全球论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该子领域中国占全球的比例越高；Y轴表示资源环境子领域中国科学院占中国论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该子领域中国科学院占中国的比例越高。气泡大的那些子领域(如环境科学等)是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比较多的热点方向；右下角的那些子领域(如能源与燃料等)是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研究方向；左上角那些子领域(如古生物学等)是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研究方向。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2009—2014年发表的SCI论文主要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环境科学、生态学、地质学、工程学、气象与大气科学、农学、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化学、水资源、科学与技术、海洋与淡水生物学、地理学、植物学、海洋学等。

4主要研究机构的科学贡献

中国科学院几乎所有的研究机构都在SCI资源环境科学领域期刊发表过论文，2009—2014年根据全部著者统计超过100篇的研究所有50多个，在资源环境科学领域发表SCI论文较多的前10个研究所见表1，这些较多的研究所都属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机构。

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27个资源环境类研究所以第一著者发表的SCI论文共有22032篇，其中，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等较多，第一著者的SCI论文数都在1000篇以上(表2)。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为6.03次/篇，表2中的“表现不俗的论文篇数”统计的是这些研究所高于基准值的论文篇数，即当前总被引次数除以从年至2014年的累积年得到的年均被引6次及以上的论文［4］。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表现不俗论文都在150~200篇。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被引频次位于前10%的论文篇数，即研究所2009—2014年被引16次及以上的论文篇数，也是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最多，都在260篇以上。

参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科学前沿分析中心设计科学贡献指数［5］，定义：

式中：Ci为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第i个研究所科学贡献指数，P10%i为第i个研究所被引前10%论文数量，Citedi为第i个研究所论文被引总频次，n为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的数量。结果显示，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科学贡献指数较高，都在0.1以上。

5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1)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增长了62%，高于全球11%的增长率，低于中国93%的增长率，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的SCI论文增长了约92%，与中国论文增速相接近。

(2)中国在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基本为15%~20%，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为26%~32%，中国科学院环境/生态学领域TOP论文数占中国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学领域。

(3)中国SCI论文占全球比例约为12%，在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中国SCI论文占全球份额超过14%。中国科学院关于古生物学、土壤科学、地理学、湖泊学、生态学、气象与大气科学等方面的SCI论文在中国资源环境领域论文中的比例较高。

第2篇：环境和化学论文范文

一、“情境―探究”教学模式的提出

情境教学是近几年来较为流行的一种教育思想，“其理论核心：学习者是学习过程的原动力，学习者将根据个体原有经验进行知识建构；教育者的职责就是为学习者创设进行情境学习的环境”。同以往的学习理论相比，“情景教学理论强调学习者通过与外部信息的相互作用而建构个体的经验；强调社会性的相互交往和作用对学习的重要意义；强调把所学的知识与真实任务情景联系起来”。这种关注学习者内部生成、社会性学习和“情景化”学习的教育思想与远程开放环境下的传统文化教学在课程目标、特点等多个方面存在着本质的一致性：

第一，社会性学习特点的一致性。从教学对象考察，远程开放环境下的传统文化教学，目前在远程开放大专、文科类本科学习者中进行。作为成人学习者，他们具有以下学习特征：功利性较强，自我导向意识明确；强调学习内容与个人体验的整合；大多是在职学习等。教学对象的社会性决定了社会性学习的主要特征。

第二，学习者内部生成目标的共同性。传统文化教学的课程目标不同于财务报表解释、法律基础与实务、证券投资分析、电子商务应用、实用文体写作等一大批实用性的课程，专以培养学习者的职业能力为主。它的文化性、社会性、历史性决定了它的教学目标必以濡养学习者的人文素养为重要指归。以《中国文化导论》课程为例。《教学大纲》规定：“本课程旨在使学员对传统文化有一个基本了解，并能以所学理论对当代社会和文化现象加以分析，从而能更深刻更准确的了解我们自己及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规定“本课程为研究性课程，在掌握一定的知识点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学员因尽可能从某一侧面对传统文化做深入的理解”。在此所谓的“以所学理论对当代社会和文化现象加以分析，从而能更深刻更准确地了解我们自己及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等，就是要学习者将理论知识内化生成为实际的人文素养及能力。这一目标要求与情境教学理论存在着共同性。

第三，情境化学习的可能性。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如果把整个传统文化比作球体的宇宙，课程教学所涉及的一百多个知识点就是宇宙中的星星，而且许多星星又自成星系；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世世代代的文化传承，近百年来又不断遭遇外来文化的冲击，于是在社会及日常生活中表现的文化形态就较为复杂。根据乔纳森建构主义教育理论“学习者必须将新旧知识联系整合起来”才能实现能力的迁移，“学习者是不可能学会老师知道的东西，他们只能学会自己知道的东西”。要真正理解传统文化的内蕴就必须构筑生活情境与传统文化相贯通的桥梁。远程开放学员成人化、社会性的学习背景使得创设这种情境化学习环境成为可能。

笔者在2004秋远程开放现代文员专业《中国文化导论》课程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将情境教学理论用于课程的教学实践探索并加以总结归纳，名之曰“情境一探究”教学模式。

二、“情境―探究”教学模式的实践

(一)“探究”的前提：“情境”的创设为学习者创设进行学习的环境是“情境一探究”教学模式得以实施的前提。根据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和要求，教育工作者必须为他们创设以下两种学习情境：

1．独立探究学习情境。即学习者进行自主学习、独立探究的学习情境。在远程开放环境下，主要针对网上资源的建设。包括CAI课件、Web网页以及学校电子书籍的充实等；以及学生在独立学习过程中必要的对教材的学习、页面的浏览和文件下载等活动的指导。

2．协作探究学习情境。远程开放环境下的协作性探究情境的创设主要指网上探究空间――网络教室的开辟和学习者互助协作小组的成立。

网络教室不仅包括中央电大、省电大、自建设资源等多级平台互动，还开包括教师管理功能区(学生行为统计、文章管理、考试作业管理、课程评估)、交流空间(留言板、公开讨论区、课程讨论区、公开答疑室、我的发言)等多个区块的活动空间的开辟。

互助协作小组的组建也是创设协作性探究学习情境的重要手段。在远程开放环境下，学生和教师处于准分离的状态；学习者更多的时间是面对网络，缺乏一定的学习氛围，学习者不免感觉枯燥。组建互助协作小组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尤其在涉及到较高层次的认知能力的学习，如对复杂的综合的问题的求解等，学习者之间的协作显得特别重要。一般根据学习者的基础、能力、居住环境等因素，按照“互补互助，协调和谐”的原则，4至6人分为一组。目前建立在远程开放环境下的协作学部分基于网络和计算机的支持(即网上小组讨论)，辅导教师可以是协作学习的组织、参与和指导者。如《中国文化导论》的课程学习，我们首先依据基础、性别把全班24人分为4个学习小组，指定固定的小组长，并初步拟定了小组协作学习的具体方案。

(二)学习者的“情境一探究”活动

学习者是学习过程的原动力，是整个学习过程的参与者和执行者。只是在不同的学习情境中，表现形式略有差异。

1．独立“情境一探究”活动

学习者从学习生活、工作情境、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问题，通过查阅资料，广泛阅读、浏览相关网页、认真思考、亲身体验等途径，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作出新的判断和新的结论，此所谓独立“情境一探究”活动。

如在学习了《中庸的文化内涵》一节后，许多同学对“中庸”的文化意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学们一方面收集了社会生活中多个与“中庸”有关的事例；一方面通过网上下载有关文章，把生活事例和传统文化理论相结合，纵谈“中庸之道”的积极和消极意义。由于是学生自己感兴趣的，自定专题、自我准备，于是就有许多富有个性的见地。一位在网络公司搞营销的学员就这样写到：“中庸”就是对上司要客气中带尊严；对工作，在懒惰中带用功，在用功中偷懒……发自肺腑的感悟，说明对“中庸”的文化内涵已有深切的领悟。

2．协作“情境一探究”活动

学习者通过BBS论坛、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学习小组等形式进行实时或非实时的协作性探究学习的过程，称之为协作“情境一探究”活动，网上讨论和小组讨论是其最主要的两种形式。

由于传统文化的教学不似对某种公式或理论的阐 释，各种文化现象互相渗透，精华和糟粕彼此依存，在教学过程中有时就非常有必要对具体问题开展讨论、辨析。特别是BBS论坛支持的实时性、非实时互式双向教学途径极其便捷地支持了协作“情境一探究”活动的展开。如关于“如何正确对待‘信”诚’等传统文化精神”这一专题。指导教师预先从网络、报刊搜集多个现实生活中关于“信”“诚”的事例，分发给各学习小组，要求结合传统文化精神对事例进行评析，并设定，如果你处于故事的情境中，你将如何处置?由各小组长组织讨论并做记录，讨论结果成为判定形成性考核成绩的依据。各学习小组积极组织了讨论，每位学员都发表自己的看法。各学习小组或者采用网上讨论的形式或者定时、定点小组讨论的形式，都能很好地完成对问题、情境的探究活动。事实上，对事例的讨论，或否定或认同，或设想第三种情境的过程，也就是情感的内化、能力的迁移过程。

虽然，在整个独立和协作“情境一探究”学习活动过程中，学习者是原动力，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体，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教育工作者在为学习者创设完成“情境一探究”的学习环境后，就可以对学习者的学习过程置之不理。在远程开放环境下，师生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关系：教师是情境学习的环境的创设者，也是沟通“情境”与“探究”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是促使学习者内部生成的催化剂。在探究性学习活动开始后，指导教师就要适时进行个别谈话、要随时进入网络教室了解学习者探究学习活动的进展，并根据学习进展的情况，加入提示，以便及时引导学习者进入探究学习情境，完成“情境一探究”活动的全过程。

三、“情境―探究”教学模式实践的几点反思

1．远程开放环境下的“情境一探究”活动有利于教学资源的有效配置

任何教学模式的教学实践活动都是学习者对资源的发现、获取、管理、利用和创新的过程。远程开放环境下的“情境一探索”教学活动有效地激发了学习者的兴趣，形成性考核的要求又给学习者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使得传统文化教学资源得到了较充分的利用。一学期以来，对《中国文化导论》的课程教学实践过程中的资源利用情况进行考察：文本资料(教材)、在线资源的利用率达到了100％；相关网页能及时跟踪并下载有用资料，有所发现、感悟的占40％左右。达到了远程开放环境下教学资源的有效配置。

2．远程开放环境下的“情境一探究”活动有利于传统文化教学目标的

实现《中国文化导论》课程目标：“旨在使学员对传统文化有一个基本了解，并能以所学理论对当代社会和文化现象加以分析，从而能更深刻更准确地了解我们自己及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远程开放环境下的“情境一探究”活动，通过“情境”的创设和一系列的“探究”活动，将传统文化的学习内容置于真实世界的情境学习环境中，打通“学习内容――学习主体――学习社会”的通道，这有如“近取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来之义，只于鼻息之间见之”的便捷(程颐《语录》)，也是“万物之间俯仰皆有道”的认知途径，有利于促进新旧知识的整合以及情感、能力的迁移。本学期对04秋现代文员专业24位学员进行了追踪调查：80％的学员认为，自从学习了《中国文化导论》课程后，更懂得如何处理与同事、上司、朋友、家人之间的关系了；工作上更讲道德感、责任心了；以前许多不明白的生活现象，用传统文化理论去理解，很容易就明白了……实现传统文化教学目标。

第3篇：环境和化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环境人类学；理论转向；文化

【作 者】张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6级博士研究生。南京，210093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4-0034-006

A Review on thet Transformation of Current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Theory

Zhang Wen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ecological researches made by anthropologists，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ory and several case studies of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which has been a new trend of western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recent20 years.I think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differs from traditional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terms of its qualities of synthesis，criticism and participation.

Key Words：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theoretical transformation；culture

生态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采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环境、文化与人的关系。在生态人类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100多年历史中，特别值得注意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一时段，因为在此期间，西方生态人类学领域出现了某种令人瞩目的转向――从60、70年代以新进化论和新功能论为主导的生态人类学，转向环境人类学或多种生态学①。旧的生态人类学往往持环境――文化的两分法，关注特定民族的生计活动及其手段，强调文化对于该民族适应环境和种群繁衍所发挥的物质，因此常被批评并认为是一种唯物主义简化论。受当代多种学术思潮影响而产生的环境人类学则超越了文化的“物质功能”，从象征、政治、历史等多重视角来探讨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它认为不是环境决定文化，而是文化想象和构建了环境，人们对一定环境空间的理解、表述和行动与其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场景紧密相连。环境人类学还突破了原来的“文化孤岛”的研究方式，注重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对各种主体(包括当地人、政府、企业、NGO等)的环境话语和实践进行分析。新的研究视角也使得生态人类学探讨的主题不再局限于“环境适应”和“当地智慧”，而是与更多主题的讨论广泛相连，如发展主义与现代性，知识――权力的生产，统治与抵制技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等。

一、转向之前的生态人类学理论

人类学关于环境和文化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最早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环境决定论”。顾名思义，该学说主张环境对于文化形成和演变具有积极作用，认为环境是文化的原因。环境决定论以德国地理学家和传播论者拉策尔 (Friedrich Ratzel)的“人类地理学”为代表，从气候、地形等环境因素来解释文化的类型和分布。

环境决定论对环境与文化关系作简单的、线形的因果解释，这种解释在经验世界中很容易被否定，因此很快遭到后来人类学家们的拒绝，“环境可能论”继而出现。该理论认为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并非如此直接，环境只对文化发挥限制或选择的消极性作用，文化的直接原因还是文化。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美国的历史学派的博厄斯(F.Boas)、克鲁伯(A.L.Kroeber)、威斯勒(C.Wissler)等人。凯・米尔顿(Kay Milton)认为环境可能论的优点在于不容易遭到驳斥，缺点则在于缺乏分析力，只能在最肤浅的层面上解释文化多样性。②(P42)

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将生态学观点引入了人类学对环境和文化关系的认识，创立了“文化生态学”。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斯图尔德不满环境可能论者将环境降到纯属第二位和被动的角色。他将文化视为人们适应环境的工具，关心特定环境下特定社会的适应和变迁过程。因此在文化生态学中，文化与环境虽然是相互作用的，但是环境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米尔顿将文化生态学归于环境决定论之下，认为文化生态学是一种更为精微细致的环境决定论，注重研究特定的环境因素形成特殊的文化特征。③(P297)与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的个性相应，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指出不同环境下的文化可能有着多种的进化路径。“多线进化论”与怀特(L.White)提出的“单线进化论”相对。二战后，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M.Salins)和塞维斯(E.Service)综合上述两种进化论，提出“一般进化”和“特殊进化”的概念，对农业和国家起源等文化特定方面的进化进行研究。这便是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颇有影响的新进化论学派。

如果说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还试图通过文化概念与生态学保持距离，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的生态系统论则通过将文化概念边缘化，突出人口、生态系统、能量流动、体内平衡等概念，从而接近于生态学。该理论持一种生态系统的整体观，不再寻找特定物质文化的环境解释，而是注意生态系统内部的复杂关系和整体平衡。他的系统生态学同时也被称为“新生态学”和“新功能论”。拉帕波特 1968年出版的《祭祖之猪》因采用系统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新几内亚僧巴加马陵人家猪屠宰的“凯科仪式”(the Kaiko)而广受关注。他指出这种仪式的调节功能“有助于维护现有的环境，限制冲突的频率使其不致威胁地区人群的生存，调整人与土地的比率，推进交易的发展，将过剩的猪以猪肉的形式在整个地区人群中分配……”。④(P224)

新进化论和新功能论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生态人类学领域中占据主流地位，它们将研究重点放在文化的物质层面，关注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方式和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但其视野比较单一，往往变成了“生态化约论”⑤(P159)，其解释框架存在诸多不足：忽视文化价值理念和独立结构，忽视个人的能动性，缺乏对相关政治、经济、社会网络的分析，缺乏时间维度等。与上述潮流不同，同时期的民族生态学从语言学的基础上走到了环境决定论的反面，发出其“异端”的声音：文化对于环境具有决定作用，这种作用通过人们界定环境，对环境赋予一定的意义和真实性来体现。但极端的社会建构论往往不能自圆其说，被人们视为“非主流”。另外，70年代末还出现了“过程论”的生态人类学，该理论采用“行动者模式”，将分析重点从社会结构转向社会过程，并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以上两种学说克服了旧生态人类学理论的部分弱点，为80年代后环境人类学的出现做了铺垫。

二、环境人类学理论：象征、政治和历史生态学

美国俄勒冈大学人类学系的比尔赛克(Alctta Biersack)在1999年3月号的《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从单数的“新生态学”到复数的“新生态学”》。⑥该文在回顾拉帕波特的新生态学基础上，指出生态人类学发展的新趋势――复数的新生态学或多种生态学的理论特点，并介绍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案例。谢继昌先生的论文《文化、生态与人类学理论》也对比尔赛克此篇文章进行过评介。

比尔赛克认为，旧生态人类学往往陷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中。唯物论者强调文化的物质效果，将文化视为功利性的、适应性的工具，而唯心论者则将文化看作是独立自决的现实秩序。无论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都只关心那些边界明确的、稳定的、自我调控的地方实体及其所生存的环境。新生态人类学则超越旧的自然――文化，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两分法和化约论，关注全球化和地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反化约论的唯物主义，具有较强的综合性。

复数的新生态学分为象征、历史和政治生态学。象征生态学受象征人类学的影响，从环境的诗意(poetics of nature)来探讨环境的社会建构。人类社会中的巫术、生育仪式、图腾、世界观、神话和分类体系等都能反映多种环境的文化诗意。这与拉帕波特的“认知模式”的取向是完全不同的，该模式所关心的是参与生态环境的人口的生物祉。象征生态学从很多学科汲取营养：艺术史、文化地理学中的自然景观与地方研究、文学中的生态批评、历史学中自然的社会历史建构研究等。

旧生态人类学持自然――文化的两分法，认为自然是先于人类的客观存在，具有不依赖于社会的独立运行秩序，提供了建立人类社会所需的原材料。而文化则是人类在自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独特的生存适应方式。历史生态学则不完全同意上述看法，提出环境是文化建构的。环境是一定文化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人们实践的积淀，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的体现，是一件“工艺品”(符号和物质的双重意义上)。人类和环境的关系是辩证的，在重塑自然的过程中，社会也重塑了自己。

因此，历史生态学在以下两个方面取代了原有的环境决定论：第一，它提出相对的空间概念，认为环境空间是一定条件下的产物；第二，它对人类和环境的关系有着更为辩证的理解。历史生态学将环境与人类的能动性及人类――自然的互动联系起来，因此，它基本上不是以生态为重心而是以人为重心的。它恢复了传统唯物论的“实践理性”，而非传统唯物论的化约主义。

政治生态学批评旧的生态学只关心它们封闭的分析单位，而忽视了村庄与国家，地方与全球的社会关联。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地区不受到全球化、殖民计划和资本主义的渗透，因此有必要去关心地方是怎样受到殖民主义、市场化和国家的影响。新生态人类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拒绝了原来的“文化孤岛”概念：将文化当作是无时间的和纯粹孤立的观点已经过时了。原来被当作是对当地体系的搅扰与扭曲的外界影响与历史变迁，现在则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因此，作为宏大叙事的政治生态学一方面关注资本主义的历史，并将其批评重心放在此历史在全球范围内所造成的发展不平衡状况(因为资本主义发展需要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索取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这表现为一种强调系统或结构力量的“中心”的分析模式。另一方面，政治生态学中还出现了一种“去中心”的模式：分析特定的地方、区域乃至国家在面对全球化和世界体系时所采用的话语和实践，特别是那些与环境资源有关的社会运动和抵制技术。

除了比尔赛克的该篇论文，阿徒罗・埃斯克巴(Arturo Escobar)的《自然之后：迈向反本质主义的政治生态学》(1999)、康瑞德・科塔克(Conrad Kottak)的《新生态人类学》(1999)和彼得・布罗西斯(Peter Brosius)的《分析和干预：人类学对环境主义的介入》(1999)等论文也对当代生态人类学理论的转向进行过述评。综合上述研究，我们将环境人类学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环境人类学力图以更为辩证和互动的方式看待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用一种新的“一元论”将生活世界中的诸种现实(包括生态、物质、象征、政治、社会、历史)整合起来。在关注社会文化对环境建构时，环境人类学也没有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而是一直试图缩小长期存在于生态人类学内部的“自然”和“文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鸿沟。埃斯克巴认为要在“建构的自然”和“真实的自然”两者间保持平衡。前者指自然其实是一件文化产品，后者则承认独立的自然秩序的存在。研究“意义”和研究“自然法则”的人之间需要进行更多的对话。⑦(P3)

2.环境人类学将分析单位从原来的“地方”和“区域”进一步扩展到“国家”和“世界”，关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作用。像比尔赛克一样，科塔克也指出系统生态学和民族生态学都具有强调孤立和封闭的系统的缺点。由于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的影响，今天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必须关注地方、区域、国家和世界之间的联系，关心全球人口、技术、资本、影像、信息和观念的流动对地方社区生态和文化的影响。⑧(P24)

3.环境人类学带有鲜明的政治批判性和参与性。与旧生态人类学研究持有的文化相对和价值中立的立场不同，环境人类学十分关注全球化条件下环境运动中的冲突对抗以及权力关系，批判环境运动中的权力不平等现象，倡导一种更公正和可持续性的生态和社会关系。

4.环境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新的特点。除了传统的民族志方法，今天的生态人类学还开始使用高科技手段(如卫星映象和计算机技术)进行定位和大量数据的处理。另外，多学科合作进行宏观和大规模的研究也成为可能。

总之，在环境人类学看来，环境不再是封闭单位内某民族生存方式的简单而直接的原因，而是现代世界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表现。环境人类学既不是以生态为重的也不是以文化为重的，而是将两者精妙地结合起来，因为人们毕竟是生活在一体化的世界之中。

三、环境人类学的三个研究案例

比尔赛克⑨主要运用象征和历史生态学的理论，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末巴布亚新几内亚凯尔山地区(the Mount Kare)的挖金浪潮。作者注意到当地派尔亚人 (Paiela)图腾信仰内涵的转变对挖金浪潮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迅速渗透发挥的巨大促进作用。

凯尔山派尔亚人的图腾祖先是一条生活在湖中的巨蛇。传统上派尔亚人每年都要举行仪式，用猪群来祭祀巨蛇，换来当地动植物和人类的兴旺。巨蛇信仰在派尔亚人的传统宇宙观中确立了一条关键的“零和原则”：天与地的分隔，远与近的区别，生与死的轮回，报偿与代价的交换等。然而白人的到来似乎打破了这种定律――白人被派尔亚人看作是从天而降的(因为他们乘坐飞机而来)；他们具有神秘的力量，能通过望远镜和放大镜看到更远的地方和更小的物质，能通过灯具、火把和电力照亮黑夜，能用《圣经》联系过去；白人似乎特别长寿，并且无需多少努力便过着轻松优越的生活。白人带来的基督教与当地传统神话的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天国”信仰：在天国中，一切都是崭新和美好的。当地人对天国的追求也就是对千禧年(millennium)的追求，对永生、全知和轻松富足的生活(即白人的生活)的追求。于是原来强调时空界限、得失报偿的零和原则转而被希冀以少易多的船货思想(cargoic thinking)所取代。

图腾巨蛇在新宇宙观中仍占据了重要位置，但是其含义却与旧时不同。凯尔山的金矿被解释为是巨蛇的身体，金矿的发掘即为巨蛇秘密的揭开，标志着太平盛世即将到来，使人们找到通往天国的道路。派尔亚人与他们的图腾祖先于是有了一种新关系：它使他们获得金子和更好的生活。作者认为，图腾涵义的变迁史是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历史紧密相连的，而这种意义变化又进一步激发了当地人(配合资本家)的挖金热情。研究凯尔山挖金浪潮的生态学必须充分关注跨文化过程和全球化(包括意识形态、科技、资金等)被当地的信仰体系所调节的事实。

美国乔治亚大学人类学系的布罗西斯⑩运用政治生态学的视角(Peter Brosius)考察了马来西亚沙捞越州(Sarawak)伐木抗议运动的兴衰史。20世纪80年代末，马来西亚和发达国家的环保主义者发出呼吁，立即停止对沙捞越州森林的大规模砍伐，以保护当地皮南人(Penan)的生存权利和减缓环境危机。这场运动立即得到马来西亚国内外各界的响应和支持，却遭到政府的强烈反对。政府指控发达国家的环保组织所施行的是一种“生态帝国主义”(ecoimperialism)，干涉他国内政，强调本国有决定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力。90年代初，马来西亚政府又声称森林砍伐和环境破坏的原因恰恰在于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于是，这场运动的焦点又转移到西方的消费问题上，环保组织转而倡导人们限制自己的消费。而到90年代中期，当国际木材市场的需求量真的降低时，政府又感觉到压力，新的策略随即产生：他们开始实施一种“可持续的森林管理”，包括对伐木企业进行授权，强调科学伐木，对产品质量进行认证等。另外，政府和伐木企业还注重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发展和保持良好的公共关系，如发行相关杂志，派遣商务代表团进行访问等。正是可持续发展的话语，木材认证的科技手段以及与之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机构，使政府最终在这场较量中占了上风，沙捞越伐木抗议运动到此落下帷幕。

在对这场运动的描述中，布罗西斯特别注意各方力量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话语、策略以及由此带来的运动局势的变化。他指出这场运动从开场到结束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话语转型(人们的注意力也由此转移)：从80年代末的“呼吁停止破坏雨林，保护当地人利益”到90年代中期的“可持续的森林管理和木材品质认证”。这个转型同时也是政府将该运动从道德和政治的领域巧妙地转移到管理、经营和行政的领域的过程，借此成功实现了对当地社团和草根社会运动进行“封存”(envelop)的目的。作者最后指出，在制度化的官僚体系和草根环境主义的这场遭遇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谁发出了声音，谁沉默了；谁获得了优先权，谁被边缘化了；最终得到了什么，失去的又是什么。

同属政治生态学的研究，美国西乔治亚州立大学人类学系的盖宗[11](Lisa Gezon)更关注的是当地人的能动性。20世纪70年代，马达加斯加北部沿海地区捕虾业的迅速兴起，在为当地安坦卡拉纳人(Antankarana)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吸引了国内外渔业公司和其他地区的移民来到该地，从事虾的腌制、保存和运输工作。外来者和本地人在渔业资源的使用和管理上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安坦卡拉纳人的宗教和政治领袖Ampanjakas(相当于酋长)在传统上并不主动声称他对渔业资源的管理权，但面对外来者对其权威的挑战，他决定采取行动――通过利用历史记忆和祖先显灵仪式掌握斗争中的主动权。他邀请渔业公司来参加他们的宗教仪式，祈求祖先保佑下一个丰收季节的到来，而公司来参加这个活动也等于承认了Ampanjakas的合法权威；每年都举行浴神仪式，这个仪式能使新移民了解安坦卡拉纳人与美瑞拉人(Merina)历史上的不和以及Ampanjakas在当地的权威；另外，对美瑞拉人的愤恨也可转而用于其他不受欢迎的外来者身上，安坦卡拉纳入要求他们尊重当地的宗教禁忌和圣地，并且把不幸之事都归结为其对禁忌的违反上。就是这样，面对国内外更具有权力、财富和名声的竞争者，安坦卡拉纳人充分利用了象征和话语工具，为自己在争取环境控制权和族群斗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盖宗的这个环境人类学的研究案例为我们生动地展现出文化是如何创建和改变人与人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的。

四、结 语

布罗西斯对以新进化论和新功能论为代表的旧生态人类学和今日的环境人类学间的区别作出经典的总结：前者着重特殊生态系统的地方性适应，并且紧扣科学主义，对于文化或理念的分析也仅从适应的角度；而后者则有较多的灵感来源：后结构主义的社会文化理论，政治经济学，跨国主义与全球化的探讨等等。它留意权力与不平等的议题，文化与历史形成的状况，知识生产的意义以及跨社会往来过程频繁的重要性。正是由于这些区别，布罗西斯才认为环境人类学与传统生态人类学之间存在着“十分显明的断裂”。[12](P278)

环境人类学又被称为“多种生态学”(Ecologies)或“复数的‘新生态学”(New Ecologies)，笔者认为，环境人类学这种“复数的”或多样性特征正是表现在：

首先，多种理论来源。除了正统的生态人类学遗产之外，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界兴起的象征人类学，70年代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派，80年代的实践论，知识与权力关系等思想都对环境人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环境人类学已经脱离了生态学知识的狭小圈子，表现了当代人类学理论的总体发展趋势。正如米尔顿指出的那样，生态人类学已经失去其自身特性而消融到整个人类学中去了。②(P322-323)

其次，多种分析视角。多种理论来源使环境人类学的分析视角变得多样和复杂。从文化的适应性到象征性、构建性，从社会结构到过程、策略、实践，从动态平衡到矛盾冲突、结构的破坏，从价值中立到政治经济批判，从“无历史”到引入时间维度，从孤立封闭地看待分析单位到将其视为世界体系的一员等，环境人类学摆脱了旧生态人类学较为单一固定和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建立了自己更为综合全面的理论视角。

第三，在具体实践中倡导文化多样性。环境人类学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生态学――包涵着独特的理解和体验世界的方式，具有一定合理性。因此，环境人类学特别强调地方性知识的潜力。正如生物学家指出维护生物多样性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一样，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对于人类的未来也是意义重大的。

正是由于环境人类学的综合性、批判性和参与性，使它区别于传统生态人类学，在西方生态人类学领域中掀起了一场理论革命，并吸引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关注的目光。

注释：

①就笔者接触到的外文文献而言，指涉这种新生态人类学的名称并不统一，有“环境人类学”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多种生态学”(ecologies)、“复数的‘新生态学’”(new ecologies，与拉帕波特的单数新生态学new ecology相区别)或“新生态人类学”(new ecological anthropology)。虽然名称不一，但都指上世纪八十年代转向后的生态人类学。本文主要采用“环境人类学”的说法。

②Kay Milton.Environmentalism and Cultural Theory[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

③(英)凯・米尔顿.多种生态学：人类学，文化与环境.[A]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人类学的趋势.[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④Roy Rappaport.Pigs for the ancestor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⑤谢继昌.文化、生态与人类学理论.[A]乔健、李沛良、马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C]台北：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⑥Aletta Biersack.Introduction：From the‘New Ecology’to the New Ecologies.[J]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99.101(1).

⑦Arturo Escobar.After Nature：Steps to an Anti-essentialist Political Ecology.[J]Current Anthropology，1999.40(1).

⑧Conrad Kottak.The new ecological anthropology.[J]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99.101(1).

⑨Aletta Biersack.The Mount Kare Python and His Gold：Totemism and Ecology in the Papua New Guinea Highlands.[J]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99.101(1).

⑩Peter Brosius.Green Dots，Pink Hearts：Displacing Politics from the Malaysian Rain Forest.[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99.101(1).

[11]Lisa Gezon.of Shrimps and Spirit Possession：Toward a Political Ecology of Resource Management in Northern Madagascar.[J].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99.101(1).

[12]Peter Brosius.Analyses and Interventions：Anthropological Engagements with Environmentalism.[J]Current Anthropology，1999.40(3).

参考文献：

①李霞.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J]民族研究，2001.(5).

②任国英.生态人类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5).

③(美)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郭凡、邹和译.生态人类学[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第4篇：环境和化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改革；高校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7）04-0033-03

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建设课程项目是上海市教委保证并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通过重点课程的建设，教学负责人可以系统地进行课程改革，教学单位可以有效监督课程的建设进程，并确保课程设置与建设与时俱进；同时，重点课程的建设也为进一步建设上海市级精品课程，进而建设部级精品课程夯实了前期基础。“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是2015年度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建设课程，属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中澳合作，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和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合作办学）专业和物流管理（中澳合作）专业的专业课、必修课，也是澳方的替代课程（即澳方学校和中方学校在教学计划中都开设的课程，这样就以中方课程代替澳方课程）。因此，重点建设“国际商务环境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建设现状

“国际商务环境分析”是基于全球化浪潮不可逆转及各国之间的商务活动愈发频繁的背景下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本课程的实践性非常强。学生不仅要掌握国际商务的相关理论，同时还要时刻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国际商务活动，了解全球及国别贸易与投资的政策变化及国际商务发展趋势。因此，可以说“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的时效性也很强。这就要求课程团队把握国际商务前沿理论的同时，也要紧跟时代潮流，及时更新课堂讲授内容，筛选最新案例。例如，近年来，由于电子商务快速发展而引起的国际商务模式、国际贸易对象等的变化，国际商务环境也日趋复杂，这些都需要在课堂讲授中及时体现。基于这个理念，教学团队制定了以下教学方案。

1.课程目标：通过“国际商务环境分析”的学习，学生领会国际商务环境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熟悉国际商务环境的分析框架，并能够运用基本原理具体分析国际商务环境对企业开展国际商务活动的影响。

2.课程内容：本课程是一门研究企业进行国际商务活动面临的全球商务环境的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国际商务环境的基本背景，各国商务环境比较，国际商务运行体制，世界金融环境，国际商务管理功能等。

3.参考教材：约翰 ・D.丹尼尔斯等《国际商务环境与运作》，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9月，第13版；John Daniels，Lee Radebaugh，Daniel Sullivan（2013）International Business：Global Edition，B/E，Pearson Higher Education。

4.授课方式：主要采取有重点的课堂讲授、小组案例分析、课堂展示及企业导师讲座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同时组织学生自学、课堂讨论。提倡学生广泛阅读有关参考书籍、文章及资料，提高独立思考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5.考核方式：平时成绩（50%）+期末成绩（开卷）（50%）

其中，平时成绩主要由考勤、课堂参与、小组案例课堂展示和书面报告等组成； 期末考试主要测试学生对本课程内容的掌握和理解情况，采用开卷考形式。具体题型包括不定项选择、判断、简答、案例分析或论述等。

6.作业要求：（1）本课程对理论和实践性的要求都比较高，但由于课时有限，对学生课余的学习要求较高。学生在上课前必须预习教材的相应章节以及相关资料，同时还要进行课后复习，并按时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要学好本课程，除了关注课本知识，学生还要求关注财经新闻，阅读相关文献。

（2）为了检验学生学以致用的效果，要求每位学生必须参与案例分析，并进行课堂展示。每个小组在做完课堂展示之后还要提交一份案例分析报告，并说明小组每位成员的贡献。课堂展示与分析报告的结合既锻炼了学生的实践技能，也提高了写作能力。

二、“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改革策略

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国际商务环境分析”的教学效果得到了学生的高度认可，并于2015年得到了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课程建设立项。在建设的过程中，课程团队进行了以下建设与改革探索。

1.修订教学计划。“国际商务环境分析”在2013年以前面向国际商务（中澳合作）专业和物流管理（中澳合作）专业三年级的学生开设。教学团队在授课过程中发现，该课程与两个专业的其他专业课程有很多重复的内容，由于课程学分的原因，教学内容难以深化，教学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于是，综合考虑两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国际商务环境分析”于2013年调整到了一年级第二学期开设，并相应调整了教学模式及内容。经过三年的教学试验，教学团队欣喜地看到教学效果明显得到了改善，学生课堂参与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同时将“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调整到一年级后，学生早期接触到专业课程，初步了解了专业课程学习的方法，对其高年级进一步学习专业课程也有很大帮助。

2.改革教学模式。“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对学生专业素养的要求较高，然而课程调整到了一年级，如何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并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及课外的学习中，对任课教师提出了较大的挑战。通过问卷及课程调研，教学团队大胆进行了教学模式的改革尝试，即由原来的教师“满堂灌”的讲授模式改革为“教师讲授+小组案例分析+课堂展示”。每学期开学第一次课介绍课程框架及要求，并对学生进行分组，布置小组阅读任务。从第二次课开始，课堂安排按照第一节课教师讲授重要知识点，第二节课一个小组进行课堂展示。课堂展示内容一般是上一章的相关案例分析。案例展示建议多种形式，例如：视频、采访或者表演等，内容上要求先介绍案例相关背景，然后分析案例问题，并提出相关问题展开讨论。这种模式探索下来，教学团队感到对增强学生课外学习专业课的兴趣，提高课堂参与度、加强团队合作的优势非常明显。但由于课程学分较少，课时紧张，加之班级容量较大（达90―95人），在展示的过程中非展示同学参与程度会受到一定限制。这个问题在今后的课程改革中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3.健全考核方式。一般来说，专业及必修课程通常采用传统的考核方式，即“平时作业+期末考试”，期末考试也往往采用闭卷的形式。由于“国际商务环境分析”的课程属性是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要求也比较高。因此，平时作业按照小组案例分析和课堂展示的形式，旨在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促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同时，课程组大胆尝试期末开卷考试，重点考查学生运用国际商务环境理论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考核方式鼓励学生重视平时学习，督促学生关注国际商务最新发展动态。这种考核方式实施以来，受到教学团队和授课对象的欢迎，考核结果严格服从正态分布，有效地检验了教学效果及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但在题型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4.加强教学团队建设。“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设立之初只有一名任课教师，教学团队力量薄弱。通过近三年的建设，教学团队目前有四名专职教师，其中三名教师已担任课程的全程教学。教学团队师资力量明显加强。在课程建设过程中，一人顺利晋升教授，其余三人皆为副教授职称，职称结构较为合理；从学历来看，团队成员中有两名博士、两名硕士。团队成员都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并获得过多项校级及以上的教学成果奖励。在以后的建设期，争取引进两名优秀青年教师，教学团队梯度将更加合理。同时，进一步加强团队建设，鼓励团队成员积极参加教学培训，开展教学调研，撰写教学论文，编写教学案例，完成习题库和案例库的建设。如果条件成熟，教学团队将组织编写一本“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的相关教材。

5.开展教材建设探索。教材建设是重点课程建设的重要环节。目前，国内外还没有专门的“国际商务环境分析”教材。课程开设之初，通过比较国内外相关教材，最后选定约翰・D.丹尼尔斯等著的《国际商务环境与运作》作为参考教材。这本教材在很多国家畅销，每章都有一个启发性案例，覆盖了该章的主要话题，可以很好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引导读者深入思考该章的主要话题；每章结尾也都有一个详细的案例，涵盖了该章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并设有思考题，便于学生深入思考与讨论。另外，每一章还会设立辩论的话题，引入正反两个观点，对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有很大的帮助。每章“展望未来”部分提供了一个未来的场景，促使读者去思考未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综合考虑之后，教学团队选用了这本书作为参考教材。在使用了几轮之后，发现，这本教材优势明显，便于学生预习和复习相关内容，同时案例分析也帮助学生在学习中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但是，在教材使用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课程只有两个学分，而本书有20个章节，前十章属于环境分析部分，后十章属于商务运营，教师不可能讲授全部内容，而其运营部分和其他课程的重复率也较高。另外，本书的环境分析部分也仅仅是从全球的角度概括地探讨国际商务活动中可能会遇到的环境问题。基于以上原因，教学团队在酝酿编写一本“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的教材，教材设想是前四章介绍国际商务环境通用的“PEST”分析方法，即重点介绍“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并补充法律环境、自然环境、金融环境等。后面章节则按照国别环境分析的思路进行安排，即选取各大洲典型国家进行商务环境的具体分析。目前，教材的编写正在讨论与探索中。

6.开发课程网站。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网络教学的开发。除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改革，“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教学团队还实施了课程网站的开发与建设。课程网站的建设内容包括基本信息的完善、课程资料的整理与上传、测试与讨论区的建设、习题库和案例库的开发等，同时还要提供进一步阅读的文献及推荐浏览的网站等。通过课程网站的建设与开发，“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的资料将得到及时更新；测试与讨论区的建设与监督也将使教师随时了解学生在学习本课程时遇到的问题并及时解决，真正调动学生参与课程学习的积极性。通过传统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的互补，教学效果得到了明显改善。

三、“国际商务环境分析”教学实例

企业进行国际商务活动，必然要面临不同国家的商务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法律、金融、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环境。其中文化环境对企业开展跨国商务活动的影响很大，但由于“冰山理论”的存在，人们往往只会关注到文化表面的趋同，而忽略文化深层次的趋异。众所周知，如果没有跨文化意识，就无法认识到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在进行国际商务活动时就很容易发生文化冲突，进而影响企业国际化的进程。对于多数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来说，如果可以选择贴近他们生活的例子展开讨论，学生对国际商务环境的影响就会有一个感性J识。文化环境无疑最贴近学生的生活。因此，课程设计时，教学团队决定在“全球化与国际商务”背景介绍之后，首先讨论文化环境对国际商务的影响。课堂讲授时先以麦当劳在印度由于使用牛油引起的文化冲突作为开场白，启发学生们思考文化环境对企业商务活动的影响，并由此引出文化环境的相关概念。要了解文化环境，首先要清楚“文化”的概念。而对文化的界定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通过介绍19世纪70年代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对文化的定义，再通过举例设问方式引出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的文化理论。这样学生们对文化的概念及理论就会有一个框架性的认知。然后教师再适时地提出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文化冲击、逆向文化冲击等相关概念，并提出国际商务活动中为什么会产生文化冲突的问题，引导学生们进行思考。

通过案例讨论的形式更能加强学生们的跨文化意识。因此这一章较多地使用了案例分析。文化环境对国际商务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很多例子。但是芭比娃娃是学生们耳熟能详的玩具，选用芭比娃娃的案例无疑会引起他们的听课兴趣，调动大家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于是在介绍完相关概念和理论之后，课程组精心选择了芭比娃娃在中东开拓市场时由于跨文化意识的缺乏而遇到的文化冲突。通过该案例分析的启发与引导，学生们理解了引起文化冲突的原因，即缺乏跨文化意识，而具体表现在芭比娃娃的例子中即没有充分意识到美国与中东国家由于风俗习惯、宗教、民族文化等的不同而引起的冲突。案例分析结束，再提出如何解决或者减少商务活动中可能会面临的文化冲突的问题，进一步激发学生们的讨论，最后教师进行课堂总结，引出“民族中心主义”、“多中心主义”、“全球中心主义”等概念。这堂课的知识讲授就结束了。课下作业由小组学生分析章末案例，即“美国水电设备公司在乌干达”，教师建议小组以多种形式进行案例展示，但这一章的案例通过角色扮演的形式展示效果最好，不仅能提高小组全体学生的参与度，还能调动班级其他学生的兴趣，同时引出案例思考题，并展开讨论。这样，本章通过概念及相关理论的讲解，使学生们熟悉文化环境的分析框架，并通过案例分析及课堂展示的形式融会贯通。

本科重点课程的建设是上海市教委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自立项之后在教学计划的改革，教材选用的权衡，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教学模式的多维探索，考核方式的多样化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建设与改革探索，教学效果良好，为将来进一步申请上海市精品课程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当然，课程的建设与改革可以说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 “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仍旧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1]赵芳.《国际贸易实务》一体化课程建设探索[J].知识经

济，2016，（5）.

[2]陆继峰.国际贸易实务课程项目化改革探索与实践[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10）.

[3]孙桂兰.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国际贸易实务课程

实践教学研究[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5，（11）.

[4]蒋和平.高校特色专业及课程一体化建设路径研究――

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为例[J].学术论坛，2014，5.

第5篇：环境和化学论文范文

21世纪的企业面临着巨变的环境，学术界对企业战略管理也有了新的认识，而我国企业还需考虑国际环境及我国内部经济环境变化的挑战。笔者总结了2008～2014年战略管理协会的主要议题（见下表），发现这些会议的主题，都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例如，2008年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企业的经营环境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原有的战略理论的适用性受到质疑。中国、印度等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互联网时代企业经营模式的改变，都引起了学者们对战略管理理论的重新审视和思考。2008～2014年战略管理协会讨论的主题表时代的发展对战略管理提出了挑战，研究者们从企业内部，到外部的环境，再到企业内外部环境结合的角度，研究了企业战略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当今世界，企业的外部环境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互联网、大数据等的出现，正改变着企业赖以生存的环境。企业如何应对这些变化，战略管理理论又应如何指导企业实践，这些都是我们应思考的问题。笔者从环境学派中的组织生态学理论出发，结合管理研究方法中的情境化要求，探讨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实践性问题。

二、组织生态学的发展及其演化

环境学派把战略看作是一个反应的过程，其起源是1977年Hannan和Freeman发表的论文中提到的“种群生态学”理论。种群生态学源于生物学，主要是针对设计学派、计划学派缺乏对复杂性环境的考虑。在种群生态学中，学者们主要研究组织的成长、衰亡问题，以及组织的多样性问题。Hannan和Freeman在《组织生态学》一书中，对组织生态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且从组织惯性及竞争力量等方面解释了组织的生存发展。当时的理论提出，主要是因为工业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组织与环境的联系更加紧密，组织的生存必须要依赖环境。种群生态学认为，组织在环境面前是被动的，这里的环境是指大的环境，而非局部的环境。如果组织无法适应环境，就会被环境淘汰。这段时期的理论吸收了制度经济学中的成分，认为是外界的制度，限制了组织的竞争和发展。种群生态学把组织进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变异，即种群中不断出现新的组织的过程；二是选择，即优胜劣汰的过程；三是保留，即被选择的组织逐渐形式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从这个演化的过程中可发现，环境的选择机制，对组织的生存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在转变的过程中，老的组织可能无法及时做出调整而被淘汰。由此，学者们提出了组织惰性理论。Hannan和Freeman认为，组织惰性，是企业保持现有结构不变的状态，是由于组织对环境的反应速度，跟不上环境变化的速度造成的，而组织的规模、年龄及其复杂程度，都对组织惰性有着显著的影响。在新时代，环境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那些惰性高的企业面临的风险可能更大。这段时期的理论研究侧重于组织的演化，并且将组织生态理论运用到战略管理、技术创新、产业经济学等领域，形成多学科交叉的形式。根据以上论述可发现，早期的学者们对组织生态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种群问题，随后，将其拓展到了产业层次；在实证研究中，主要关注企业的生存率、死亡率、种群密度等问题。还有一些学者将其运用到高科技园区、生态园区等进行实验分析，这其中包含了仿真技术、生物分类等方法。总之，在组织生态学中，学者们认为，企业必须依赖环境及环境中的资源才能够生存，但是资源是有限的，环境的承载力也是有限的。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企业之间必定会产生竞争，从而产生优胜劣汰，这既是自然法则，也是商业规则。竞争的最终结果是，改变了一个种群中的组织数量，即种群密度。而同时，不同密度下的种群，会对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产生不同的影响，以保持整个系统的平衡。结合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组织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起源于生物学中的生态概念，并且遵循“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理念。同时，在运用理论进行实践的过程中，学者们注意到了组织惯性问题、种群的密度依赖性问题，并把这些现象和理论加入到生态学理论中，使其更加完善。笔者注意到，在经济转型和变化的时期，随着日本的家族企业集团、韩国的财阀等企业集团形式的出现，战略联盟、合作创新、技术协同创新等理念开始受到重视，而我国企业在转型时期制度环境的变化，也为学者们研究产业规制、制度激励等提供了支持。这一系列的变化，都体现了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的影响，而环境是具体的，不同国家、地区的环境是不同的。环境的差异，改变了一些要素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甚至使得同一个理论在不环境下实践的效果大相径庭。这个具体的环境，就可以具象化为情境。环境，是指企业内外部的对企业产生影响的各种相关因素。而情境强调的是，环境、组织与人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作用。要想研究情境化的管理理论，就必须要从实际的情境出发，发展出特色的管理理论。

三、战略管理理论的情境化及其要求

1.关于情境化的描述

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是应用型研究，但是学者们经常忽视了情境性因素，而不考虑情境因素，那么，其理论的发展空间必然有限。战略管理本质上还是人的活动，这种活动与社会息息相关。在西方产生的战略管理理论，是基于特定的西方组织环境的，仅仅意识到了情境的差异性并不能解释当前企业的战略行为。情境是一个整体，是从文化、历史及环境的互动作用中演化出来的，单一的理论仅能从一个层面进行解释。因此，学者们需要思考不同国家企业的独特性，是否能用已有的理论，来解释并得到实证的支持，以及这些理论对于指导企业的战略管理实践又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对于情境的定义与层次，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Johns将情境定义为，围绕着现象并对现象发挥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因素，并且描述了两种层次的情境效应———综合的与分立的。其研究结果显示，情境是具有调节作用的。情境包含了物质系统与理念系统，并且提到了情境的动态性。研究情境，需要对其进行概念化或分类。大多数学者认为，可将一国的文化、社会、法律等因素作为情境的预测变项，将组织因素作为依变项，同时加入制度因素作为衡量。总之，不论怎样，只有保证情境的结构和概念维度的准确性，才能够保证理论研究的可靠性。

2.战略管理理论情境化的要求

战略管理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它必然要与实践相契合，要因地制宜，而不是照搬教条。这与战略管理中的环境学派的观点相仿，即组织必须适应环境，而领导者负责观察了解环境并保证组织完全与之适应，而且组织应是灵活的。我国的情境与西方的情境存在固有的差异性，而现有的战略管理理论大都是从西方借鉴来的，将这些理论放在我国，需要对其进行检验、延伸、拓展甚至修改。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如果现有的理论不足以解释当前的问题，那么，可能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理论。这也是战略管理理论历经多年的发展而形成丛林般体系的重要原因。不过，尽管西方的理论有诸多独到之处，但是我国的学者在战略管理实践中发现，一些中国企业的现象无法或不能完全用西方的理论解释，而是需要独特的中国方式来解决。这些现象也蕴含着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而文化对战略管理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超越了制度，是一个集体性的适应过程。但是在研究跨文化管理问题时，学者们停滞于只了解“是什么”的层次，而没有将其拓展到“为什么”的层次上去。要想有效地对战略管理进行情境化的研究，就需要改变原有的思维范式，要跳出战略管理学科之外，结合其他学科的力量。不仅要寻找特定企业行为的特殊性，还要对这种特殊性的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看其是否能够拓展到其他领域。由于情境因素具有动态性，因此，战略管理理论也必须随之演化，即理论与组织的共同演化。

四、战略管理情境化

1.对企业战略管理情境的思考

目前，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背景，大都是基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环境，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既包含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主体，又囊括了其他多种非公有制成分。在这种情境下，有必要从企业战略与环境关系的角度，对战略管理理论进行探讨。在外部环境中，政府规制对企业战略的影响很大，政府对管理者的评价标准也大多仅以当期的绩效来考察，即经济效益指标和就业指标等。这种考察方式使得企业一味地防守，重视短期利益，致使企业的行为过于被动，从而限制了其他的选择。环境学派强调环境对企业的决定性影响，在环境的影响下，企业本身的能动性是很小的，企业过度作为的结果，是其被淘汰的可能性的提高。从组织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企业坚持原有的战略，是有利于企业生存发展的，不过随着经济环境的演变，企业战略和环境的关系也在逐步发生变化。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逐步成熟，外部环境的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开始降低，政府逐步放开管制，企业开始从被动地接受环境到主动地适应环境，一些新兴企业开始采取进攻性和创新性的战略，有时候，企业还主动改善自身所处的环境。企业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演进，营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及全世界跨国贸易、跨国公司的发展，各国通过现有的制度安排，进行经营环境的重构和更新，构建了一个更加竞争有序、高效的市场环境。再者，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企业的战略问题上升到了全球市场。全球战略、全球经营，是应该值得关注的领域。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企业突破了原来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未来企业的战略应该更多地考虑以互联网为基础，企业家也要具备互联网思维，重新审视企业价值链的整个环节，乃至整个的商业生态系统，主动适应互联网的环境，应对日新月异的变化，大胆的进行创新。企业需要重构自己的战略目标，把握多变环境中的机遇。互联网技术带来的跨界问题，颠覆了传统的组织边界、产业边界的约束，企业商业生态系统的范围逐步扩大，因此，需要从战略与环境共同演化的角度来看待战略问题。

2.情境化研究的理论

脉络将环境学派的理论应用于我国企业的战略管理实践，可从这几个方面着手：即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企业跨界竞争问题、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机制问题、战略层面的协同创新问题等。以种群生态学为例，可研究在特定空间中的企业分布密度对其战略行为的影响、环境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等（具体见下图），也可从核心竞争力的角度出发，研究企业在生态系统中的竞争优势、运行机制、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竞合关系等。

五、结论

第6篇：环境和化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环境 文化 创设与优化

20世纪90年代初,陆庆壬学者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首次界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概念: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产生影响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李辉学者在《现代思想教育环境研究》中把思想政治教育界定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要范畴来看,此概念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可以理解为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之外的各类社会环境等;二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如思想教育对象等)要素产生影响的外部要素,包括教育者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标,而有计划创设的教育条件,即思想政治教育情境。①

从上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概念可看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环境作为影响教育实践及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外部因素,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和有效性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不断创设及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的必要性

(一)社会化进程中,价值取向的多样性,增加了环境的多重性质,同时也“污染”了各种外部环境。

1.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污染”。

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污染,人类社会面临着各种危机,如环境问题、生态失衡问题、核战争危机问题等。同时,科学至上为主导的工业化大生产,给自然环境带来的负面作用,使人们越发认识到人的精神逐渐滑坡,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等。人类在这种环境中将很难得到幸福,相反可能还会迷失本性,引发灾难。②

2.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不正当的竞争导致了社会环境的“污染”。

当前,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促进了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然而,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人们对自身合理利益的追求基础上的,因此,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人们在对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的同时,一些不正当的竞争破坏了社会诚信,导致了对社会环境的污染等。

3.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信息环境的“污染”。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信息化过程中为了增加发行量,尤其是随着网络信息的发展,为了点击率和收视率等,信息主体加强了对人们的感官诱惑,导致了信息环境的污染。

总之,无论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还是信息环境的污染,都会作为外部环境对人类的思想、品德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双重作用,对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和有效性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恐龙综合症”和“孤岛效应”影响了教育效果。

现代大环境背景下,人与环境、思想政治教育与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变化,使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出现了“恐龙综合症”和“孤岛效应”。这两种现象的共同之处是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面临边缘化,教育效果日趋甚微。

1.人与环境、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类不仅是环境的产物,而且能改变环境。即人在发展中不仅要适应环境的变化,还要不断地创造和优化环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促进人类思想品德和行为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为了实现一定的教育目标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一定的影响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与环境对人的思想品德及行为发展一致的地方就是对人类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但环境对人的发展及教育的发展都会产生消极作用。

人与环境、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即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一方面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2.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恐龙综合症”和“孤岛效应”。

所谓“恐龙综合症”是指物种生存的外部环境变化了,而物种却没有对环境变化作出反应,结果如同历史上恐龙的命运。现代社会,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信息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变化非常迅速,而更多的时候人们对这种变化则显得反应迟钝,甚至是由于思维的定势而无视环境的变化,出现“恐龙综合症”现象,由此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影响日渐微弱,如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内容、方法及手段还不能及时跟上环境变化的步伐,教育效果甚微。

由于反应迟钝和无视环境变化,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孤岛效应”便应运而生。“孤岛效应”是指当一个所指事物或系统与其相关的条件或环境脱节,从而被孤立起来以后,就如同大海里的孤岛一样。③孤岛效应存在于各个领域之中,思想政治教育中同样存在孤岛效应。我国学者李辉把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孤岛现象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空间上,思想教育系统与外部环境割裂开来。二是在时间上,思想教育系统与历史和未来割裂开来,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在历史纵向上的“孤岛”。如内容选择上轻视传统文化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在教育中心把握上,解决实际问题和关照未来方面一致悬而未决。三是在功能上,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其他社会要素割裂开来。如在业务和管理上没有形成有效的结合机制,造成功能上的脱节;再如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之间没有建立良性的衔接机制,是其在功能上脱节的另一个表现。[1]

由此可见,环境的“污染”及思想政治教育中出现的“恐龙综合症”和“孤岛效应”,不仅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实效性,而且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与优化提供了可能的空间。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与优化的设想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一定的教育载体来实现的,包括理论课堂教育载体、信息化教育载体(包括媒介传播与网络教育)、校园文化教育载体。

笔者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入手,旨在通过对教育载体环境的优化与建设,提高教育效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和实效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堂教学环境优化。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课程教学中,“要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联系大学生思想实际”;“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学生思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中引入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创设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进一步优化理论课堂教学环境,提高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1.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定义。

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教育主体在教育过程中予以规定和把握的环境。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直接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客体和介体相互作用,并内在于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之中。④

2.社会热点问题进入理论课堂教学。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应运而生,如各种社会思潮、就业问题和心理问题、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等。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堂引入上述问题,创设各种教育情境,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分析这些社会热点问题,是加强理论课堂教学改革,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建设的重要途径。

(二)信息环境的优化。

1.正确认识传播媒介,优化网络教育阵地。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进入大众传媒时代,即通过报纸、书籍、广播、电视、手机、计算机等传播媒体向人们传播各种信息及活动,对现代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信息社会各种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传播速度的迅速化,扩大了大学生的信息来源,影响了他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积极意义。

但是大学生们在用这种传播媒介传递各种信息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如通过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和迅速的传播速度,使得学生获取的各种信息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也越来越复杂。大量的信息不仅使他们价值取向偏移,而且道德观念变得更加复杂。特别是手机、电话、手机短信这些交流媒体的高频率运用,许多学生中产生了“短信瘾症”,引发了消费观念的超前和价值标准错位,以及直接交流能力下降等。⑤

进入21世纪,随着知识经济来临,互联网作为信息传播的新媒体,已成为大学生获取各种知识和信息资源的重要渠道,成为他们表达和交流思想、情感的场所。这种虚拟媒体提供的大量信息,刺激了学生的求知欲和兴趣,使他们受教育环境不断扩大。然而,虚拟环境的开放性和虚拟性容易使大学生忘却现实,忘了社会责任,甚至是丧失道德。[5]

2.创设良性的校园传播环境,加强网络教育环境建设。

校园传播媒介的发展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因此,正确认识传播媒介,净化校园传播环境,加强文明传播思想宣传;加强校园虚拟环境建设是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三)校园文化环境的优化。

高校校园文化是校园里一种特殊文化,是学校在长期办学中,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提高师生文化素质、道德品质和审美情操,由师生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活动文化等⑥。校园文化建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主要通过大学生社团文化建设和大学生社区、公寓文化建设等来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3]

1.加强社团文化环境建设。

高校社团文化是指建立一种与高等教育相适应的,融学术、知识、思想、娱乐于一体的文化环境,是校园文化的主体,既是校园文化的传播者,又是校园文化的接受者。[4]高校社团文化环境建设不仅能繁荣校园文化,还能寓思想政治教育于社团文化中,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高校社团文化具有自发性和自主性的特点,从特点来看,要加强高校社团文化环境,必须加强社团的指导与管理,提高社团活动质量,要把社团建设与育人紧密结合,切实体现社团建设学术性、知识性、思想性和娱乐性。

2.建立大学生社区、公寓文化,构建和谐育人环境。

随着高校后勤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大学生社区及公寓文化建设日趋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勇于创新、自主学习和团队合作精神的重要文化环境。

近年来,高校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加强大学生社区、公寓文化建设,促进大学生生活、学习及其全面发展。如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坚持公寓、宿舍、计算机网络等物质条件的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原则,积极创建制度规范化、管理科学化、学习自主化的和谐育人环境。[5]

注释:

①李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5:22.

②刘保存.大学理念的传统与变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7):194.

③李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5:200.

④李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5:248.

⑤霍福广,刘社欣.信息德育论.大学生素养与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8,(1):95-113.

⑥郭广银,杨明.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12.

参考文献:

[1]李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5:200.

[2]霍福广,刘社欣.信息德育论大学生素养与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95-113.

[3]郭广银,杨明.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12.

[4]陈启文.高校校园文化环境建设路径探讨[J].中国高教研究,2006,(12).

第7篇：环境和化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环境传播；教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3-0035-04

引 言

环境传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从创立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国内外学者从环境传播话语与权力、环境传播修辞、环境新闻与媒介、环境整治与环境话语营销等多个视角入手，对环境传播学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尽管如此，环境传播作为一个综合叉学科仍属新兴研究领域，具有极大发展空间。在国内学术领域，环境传播教学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环境传播：教学与实践》（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Pedagogy and Practice）作为环境传播领域最新成果集结了教学与实践领域的多种可执行范本，对国内环境传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该书于2017年2月由英国Routledge出版，由环境传播教学领域著名教授Tema Milstein， Mairi Pileggi和Eric Morgan主编，集结了41位环境传播教学第一线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基于各自教学实践探讨环境传播教学原则、理念和方法，研究如何使环保意识真正转变为环保行为，最终实现教学与实践的有效联通。因此，本书不仅是对环境传播教学已有研究的总结，也代表了环境传播教学的最新动向。文章将对该书进行评介，以期推动国内环境传播研究的发展。

一、 主要内容

本书共28章，分为四大部分，以从理论到实践逐步渗透和过度的模式展开。第一部分介绍环境传播教学法新定位和新思路，第二部分作为第一部分的延伸，进一步探讨多样教学理论和模式对教学实践的指导作用，第三部分介绍如何将特定环境传播理念融入具体教学实例，第四部分提供了最新课堂活动方案。

第一部分（第一至四章）开篇由Garrett Stack和Linda Flower撰写，提出环境传播教育应以改造性实践为导向。作者通过“沙龙式课堂”（classassalon）引导学生讨论环境问题并形成独立看法，然后走出课堂与公众或社区合作解决特定环境问题。在第二章，Jessica M. Prody通过三个教学实例证明环境传播教育者本身也是环境传播实践者。课堂修辞情景随学生知识和兴趣的变化而变化，教育者通过积极应对这些变化为学生做出榜样，使学生之后能够积极参与到环境传播行动中去。第三章作者Joy Hamilton和Mark Pedelty对2010～2015年间国际环境传播协会（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会员学校教学大纲（共27份）进行了统计分析，指出现存大纲在学科定位、概念界定、教材选择和实践比例上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在第四章，Tema Milstein等八位学者基于生态文化视角提出“贯通式课堂”（insideout classroom）教学理念，即课堂联通学习者内部体验，打通课堂与外部世界的藩篱，实现沉浸式教学。

第二部分（第五至十章）首篇由Lars Hallgren阐述社会建构主义和符号互动论对环境传播教学的重要作用。作者详细介绍了瑞典农业科学大学环境传播和管理硕士课程如何通过社会建构主义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环境传播问题。在第六章，Aaron T. Phillips以带领学生参观国家黄石公园为例，阐述如何通过置入体验式学习加深学生与自然文化的融合，以及如何通过感悟式写作提升学生的深度体验感和写作表达能力。第七章作者Mark Pedelty和Joy Hamilton再次提出w验式学习对环境传播的影响，但进一步指出传统教学课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实地研究共享和讨论。作者提出在线课堂形式作为替代方案，并讨论了在该教学模式下教师可能遇到的挑战及解决办法。在第八章，Geo Takach对新兴的基于艺术的（artbased）环境传播教学法进行了讨论，并指出鼓励学生分析和研究各种艺术形式所蕴含的环境要素能够提升学生参与感、激发更多情感共鸣。第九章作者Antonio López结合视觉媒体语言、技术等特征，基于视觉素养理论建构了环境传播图意学框架，该框架由图像分析、符号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三个由浅及深的步骤构成，用于培养学生视觉素养并促使学生批判性地解析视觉媒体中传达的环境意识。Gabi Mocatta在本部分最后一章讨论了如何通过在线或远程教学实现灵活自主的终身学习模式，并以其创建的在线环境新闻课程为例探讨了影响远程教学结构设计的要点。

第三部分（第十一至十五章）主要关注在教学法指导下具体教学实践如何使学生有效地参与到环境传播活动中来。Eli Typhina在第十一章基于环境传播修辞和行为理论，采用课堂活动和社区项目等形式设计了四种课程方案：微型活动、社区任务、理论支撑行动和听众分析。这些教学方案使学生在与同行或社区组织的交流互动中转化为正真的变化施动者（change agent）。在第十二章，Mairi Pileggi和Eric Morgan基于Marshall Ganz的三段式公共叙事框架，以加利福尼亚一所大学课堂为例，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讲述个人故事、群体故事和眼下故事这种“说故事”（storytelling）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思考、沟通和行动能力。Grady Walker在第十三章提出通过社会和生态批判教学促进学生环境意识的形成，并倡导突破校园精英教学的限制，更多关注社会边缘群体的声音。作者介绍了尼泊尔社会底层人员制作视频影像的实践项目，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视频制作批判教学模式。在第十四章，Sigrid Kannengieer借鉴成立于2009年的维修咖啡馆（Repair Café）运行模式，指导学生在课堂内外体验该模式（或类似活动），并思考物质主义和过度消费带来的危害。本部分最后一章介绍了德克萨斯大学艾尔帕索分校与环境非政府组织Rare之间的合作共建项目（UTEPRare），Carlos A. Tarin等人详细解释了该项目的合作目的、合作流程和合作成果，并认为此类项目在充分调动当地社区行动力量的同时也为环境传播者提供了发挥平台，因此值得推广和复制。

第四部分（第十六章至第二十八章）展示了多种课堂活动和练习形式，用于丰富或细化课堂或课外教学。Carrie P. Freeman认为在关注现实状况的同时应提倡学生通过积极话语创作构想未来理想生活愿景。Tema Milstein和Stephen Griego设计了环境特权向前向后走游戏，以帮助学生直观感受生活特权及环境公平问题。Emily Plec设计了消费品追踪、低消耗生活日和服务日三项活动，让学生感受日常物质消耗对环境的影响。Jake Dionne鼓励学生为人外生命体写赞美性文章，使学生与人外生命体建立更密切的情感联结。Bridie McGreavy等设计了系统共享地图、案例合作分析等一系列课堂活动，从而培养学生解决复杂社区环境问题的核心能力。Mary Stroud提出对视觉资源进行多模态分析，以更深入挖掘视觉媒体在环境传播方面发挥的作用。Antonio López提出用信息图形的方式呈现环境问题，培养学生问题总结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Carrie P. Freeman引导学生对主流媒体动物保护问题的报道分布展开研究，借此讨论主流媒体信息配比和结构问题。Karey Harrison鼓励学生对新闻文章进行筛选、分类、分析和对比，从而加深对环境或非环境新闻报道的认识。Maggie Siebert设计了猜猜看我是谁的课堂游戏，使学生采用第一人称多角度描述人外事物，从而重新定位人与其他事物的关系。Maria Clara Valencia带领学生制作记忆地图，记录曾使他们感到愉悦的地方，并讨论可能破坏这种愉悦体验的环境问题。Gabriele Hadl提出通过制作海报展示学习者印象最深刻的媒体经历和户外经历，并通过对比分析探讨两种方式对环境意识形成的影响。Katherine M. Cruger指导学生制作和维护环境信息共享博客，使学生成为公共领域的信息传播者。

二、 要点述评

环境传播发展至今存在着严重的地域不平衡现象，主要研究集中在欧美国家。随着我国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进行本土化环境传播研究和学科建设刻不容缓。《环境传播：教学与实践》的出版集聚国际最前沿的环境传播教学成果，对国内环境传播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其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范围广泛，涵盖环境传播重点话题。著名环境传播学者Robert Cox指出环境传播领域包含七大研究热点，即“环境修辞与话语、媒体与环境新闻报道、环境决策中的民主参与、提倡与推广活动、环境合作与冲突解决、风险传播和大众文化与绿色营销中的自然表现”[1]（15）。本书文章所涉及内容几乎囊括了Cox提出的所有研究热点，如第九章对环境视觉修辞进行了讨论，第七章和第二十八章对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传播方式进行了讨论，第十一章和第十五章对社区环境决策民主参与进行了讨论，第八章对艺术与环境信息传播关系进行了讨论等等。这些文章对不同环境传播研究领域的理论进行剖析，与教学法结合，提供了多种可依据和操作的教学模本，形式丰富，应用范围广泛。各个环境传播研究领域的学者都可与其中某些文章达成共鸣，这使得该书成为不可多得的环境传播综合性教学法指南。此外，该书部分章节还引入了环境传播学科之外的学科理论做支撑，如第十六章对Lakoff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应用和第二十一章对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应用都借鉴了语言学领域的理论观点。这一方面拓展了环境传播研究的理论构成，另一方面也为其他领域的“绿化”发展提供了结合点。以国内现今发展势头强劲的生态语言学为例，生态语言学主要指“对语言系统的生态特征和非生态特征的研究”[2]（10），通过批评分析引导“形成更多生态促进型语篇，实现语言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和谐”[3]（865）。这些研究与话语传播的途径、媒介、走向等要素密切相关，而这也是环境传播所关注的内容。如此学科之间实现相互理论支撑和延伸，共同为环境意识的传播保驾护航，这十分值得深入研究和推广。

第二，教学实践具有高度多样性和创新性。本书编者在介绍中指出该书探讨如何让“学习者实现生态觉醒”，并“有效地和有意识地引导话语和行为”（p. 1），强调如何将环境传播理论转换为真正的参与行为，因此本书所呈现的教学实践设计是一大亮点。该书教学实践在时间跨度上涵盖了课堂与课外学习，调动学生回忆过去、思考现在和畅想未来，突破了课堂时间的限制；在教学空间上开展了教室内与教室外学习，将学习地点从教室延伸至日常生活所触及的各个地方；在人员参与上组织了学生间、师生间、学生与校外人士间、教学机构与社会机构间等多群体交流与合作，扩大了环境传播实践者的范围。这些多样化的教学实践展示了如何使学生（甚至其他社会群体）将环境传播理论转化为真正的环境保护。如此，环境传播不再停留于书面化的讨论和分析，而成为学习者日常行为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该书对在线课堂和在线博客的创造性应用也代表了环境传播实践的最前沿进展，具有创新意义。

第三，布局脉络清晰，具有^强操作性。本书共分为四大部分，从对环境传播教学大走向的讨论，到对教学法对实践具体指导的讨论，再到对特定教学实践和教学活动的展示，呈现出由大到小、由抽象到具体的过渡形式，结构清晰，方便阅读。本书各个章节虽然来自不同作者，但其核心思想相同，即探讨如何通过教学使更多人转化为环境传播实践者，其布局构成也较为一致（各章侧重有所不同），即在回顾各自研究领域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呈现教学设计细节，包括课前、课中、课后、测评等一系列具体过程，因此对开展模拟研究大有裨益。

该书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本书各章对环境传播概念中“环境”和“传播”关系的解读存在一定差异。部分章节对环境传播的理解为对环境问题的呈现、表达和传播行为，是“关于环境问题的媒介化传播”[4]（387）。部分章节对“环境”的理解更为深入，认为“环境”不仅是研究对象，更是一种传播视角，环境传播关注的是超越环境问题本身的“话语空间”[5]。这一认识上的差异需要进行明确区分和讨论。其次，该书所描述的环境传播教育理论更多来自传播学领域，缺乏专业的环境科学领域理论支撑，因此在实践中存在较多主观性分析，缺少客观科学依据。第三，本书部分章节出现内容重叠现象，如第四章和第六章对沉浸式教学的阐释存在重合之处，第七章和第十章对在线（远程）教学的讨论也存在相同之处。

三、 Y语

《环境传播：教学与实践》提供了环境传播教学与实践领域的最新范例，展示了教学者如何突破抽象理论概念的藩篱，指导学生在真实环境中学习和实践。该书对环境传播或相关领域的教师及学生颇有裨益，同时也适合具有环境意识的个人或机构组织阅读。国内目前对环境传播教育的关注尚处于起步阶段，该书的问世必将推动环境传播教学的发展，激发更多的研究热情。

〔参考文献〕

[1]Cox， R.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Sphere [M]. London： Sage， 2006.

[2]黄国文. 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J]. 中国外语， 2016， （1）：9-12.

[3]张瑞杰，何伟. 《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评介[J]. 现代外语， 2016， （6）：863-866.

[4]Hansen， A. Promising directions for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2015， 9（3）： 384C391.

[5]Cox， R.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Sphere （2nd edition） [M]. London： Sage， 2010.

第8篇：环境和化学论文范文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去研究探讨大学环境道德教育具有较强的创新性。由刘增惠写作的《大学环境道德教育研究:以思想政治教育为视角》（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一书，紧紧围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聚焦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等热点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明确了高校在大学生环保意识建设上义不容辞的责任，为解决我国环境问题拓展了新视野和新途径，体现了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纵观全书，可以总结出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首先，该书指导思想“明”，准确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向。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于培养提高大学生政治素养及良好品格修养具有重要作用，而环境道德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发展。该书立足时展，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入环境道德教育的内容，深化并拓展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作者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贯穿于全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将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与环境道德教育进行有效结合，为大学生环境道德教育的开展指明政治方向。此外，该书还详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产生的背景、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阐释等主要内容。其次，该书理论基础“实”，为有效指导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理论来源于实践，最终指导实践。该书十分注重对相关理论的阐释，明确提出大学生环境道德教育要以环境伦理学为理论基础。

基于此认识，作者积极对环境伦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主要流派与核心问题、基本原则等进行了的具体阐述，指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环境哲学是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全书致力于构建起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构架和理论体系，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如第七章，作者根据大学生环境道德教育的内容、环节、原则，归纳总结出具体可行、贴近实际的方法与途径，增强了社会实践的可行性。最后，该书对传统的挖掘“深”，为弘扬传统道德文明提供条件。该书深入挖掘和梳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环境伦理的表述，对我国“万物一体”的自然观和“民胞物与”的伦理情怀给予了充分关照。实际上，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很多可贵的而且可供现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参考借鉴的精神文化资源。该书独具慧眼，一方面聚焦时展的环境热点问题，一方面观照历史沉淀下来的传统思维，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关于环境道德的精华阐释，并对其进行了精辟的解读和具体的阐述，体现出作者对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认可。同时，对传统伦理思想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对于弘扬我国传统文化，有效开展大学环境道德教育发挥着积极、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之，该书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结构合理，既能够抓住时代关注的热点和重点，也能够较好地结合自身实际工作，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传统与现代结合、叙述与分析结合。该书在分析研判的基础上得出方法途径，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环境道德教育充分融合，对于有效指导高校环境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于光 单位：白城师范学院法政学院

第9篇：环境和化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环境文化 概念 建设 基本途径

环境文化是一种先进的、新兴的文化形态。环境文化是环境保护的思想措施，其主要内容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环境保护的建设，为环境保护的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对环境文化建设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有利于开阔我们的视野，帮助我们从文化的背景来审视环境问题，以环境文化建设的思想来设计我们的环境保护工作。从而大力弘扬生态文明价值观，推动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部署要求的落实，推动绿色发展。

1 环境文化的概念及基本观点

1.1 环境文化的概念

一般认为，凡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和谐发展的文化，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文化就是环境文化。环境文化是人类的新文化运动，是人类思想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与回归，并将以自然法则作为标准来统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1.2 环境文化的基本观点

（1）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我们和子孙后代惟一的家园。地球生态系统是脆弱的，如果听任传统工业文明对地球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摧残和破坏，人类将无家可归。

（2）人类是自然生命系统的一部分，不能独立于复杂的生态网络之外。人类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可分离。

（3）人与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的关系。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协调人类的社会关系的前提，是追求人类社会的和平与进步的保障。

（4）人类以文化的方式存在，所有先进文化都是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生存于自然的文化不能反自然。文化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就是人类生存的本质。

（5）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科学技术不应让人们误认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把“人定胜天”推向极致，将使人类陷入生存困境。

（6）环境的权利与义务必须统一。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必须与对环境的修复相平衡。发达国家和高消费人口是全球资源消耗的主体，他们有义务承担起更大的环境责任。

（7）自由是对自然法则的遵从，受自然法则的约束。自由不是贪婪与放纵。人类有享受物质生活、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但这权利只能限制在环境承载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

（8）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口占全人类1/4，中国正在变成世界工厂，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对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中国环境文化将在广泛吸收世界环境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向世人展现出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独特风韵。

2 环境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

环境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环境文化分为有形环境文化和无形环境文化两种。

有形环境文化体现在人们对生态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科学保护的行为和过程之中，其内容包括：体现环境文化内涵的环境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环境管理体系建设以及新闻、文化、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电视、曲艺、摄影、展览等。

无形环境文化指的是环境文化的观念和理论，它是人们在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观念、意识和理论，主要包括环境科学理论、生态经济理论、生态环境意识和观念等。

依据环境文化的内涵和形态，环境文化的建设途径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2.1 建立一支促进环境文化建设的队伍

2.1.1 各级环境保护宣传教育部门

目前，我国开展环境文化传播和实践活动的主要力量是各级环境保护宣传教育部门。我国的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做为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被誉为环境保护的四个轮子之一，始终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多年来，从国家到省、市、县（区）的各级环保宣教部门在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开展当中，都将环境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加以布署、检查、指导和总结，是倡导和实施环境文化建设的主要促进力量

2.1.2 环保社团和民间组织

环境文化建设的第二支促进力量是环保社团和民间组织。国家环保总局在2002年成立了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多年来，环境文化促进会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调动国内和港台的社会名人，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开展了多姿多彩、卓有成效的宣传活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华环境保护联合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等都属于这类半官方的社团组织。与国家相对应，一些省市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如各省市的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保护联合会、绿色志愿者协会等等。这些官方或半官方的环保社团组织在开展环境文化建设中发挥着独特的优势，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我国环保NGO组织目前众多，呈现快速发展趋势，一些成效显著的民间社团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力和较强话语权。如北京的“地球村”、“自然之友”，香港的“地球之友”，等等。他们紧紧围绕弘扬生态文明的主线，一些活动独具特色。与政府部门的宣传形成呼应与互补之势。

2.1.3 新闻、出版、文学、艺术、教育等部门

第三支促进力量是新闻、出版、文学、艺术、教育等部门对环境保护的参与。多年来，各级宣传部门、教育部门、文化部门、新闻出版部门以及文艺团体、文化公司等都在不同程度地参与环境宣传教育活动，成为传播环保知识、弘扬环境文化的重要力量。曾有专家将其总结为专业化和社会化，且两种力量各有优势。

2.2 开展全民环境宣传教育，夯实环境文化建设的基础

目前，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提高很快，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日益高涨，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仍然是由于人们环境意识不强造成的。我国公众环境意识水平发展得不均衡，不同群体间有很大差异，在基层和广大农村，公众环境意识较为薄弱，没有形成保护环境的强大社会力量。因此，推动环境文化建设仍然要从基础性工作抓起。构建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全民环境教育机制，是夯实基础的重要手段。

2.2.1 开展以城镇居民为主体的绿色生活创建活动

努力将保护环境、合理利用与节约资源的意识和行动渗透到公众日常生活之中，倡导符合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绿色消费行为和环境价值观念，大力推动人们消费理念和行为绿色化。广泛宣传《“同呼吸 共奋斗”公民行为准则》，向全社会传导保护环境、践行低碳生活的价值取向。

2.2.2 开展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环境教育活动

在开展当中，首先要重视青少年的环境素质教育，注重增强他们的环境意识、自然审美情感和环境实践能力，将环境教育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之中。同时，积极开展课外环境实践行动，鼓励中小学生撰写环境论文、调查报告，进行环保方面的小发明、小设计，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自然伦理观念。让环境文化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进高等学校开展环境教育，将环境教育作为高校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学计划，组织开展“绿色大学”创建活动。大力开展环保行业职业教育与培训。

2.2.3 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环保知识下乡”活动

通过在广大农民中普及、传授生态农业知识、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生产技术等知识，使广大农民掌握发展生态农业的基本技能。把环境教育同提高农民素质、科技兴农和农村脱贫致富结合起来，动员广大农民自觉参与农村环境保护。向农民宣传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国家产业政策等，避免他们盲目投资开办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小企业。向农民宣传环境与健康知识，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制定保护环境的村规民约。把农村环境教育纳入“环境优美乡镇”等创建当中。

2.2.4 开展以领导干部、公务人员为对象的环境与发展教育培训

在县以上各级党校、行政院校和各类干部管理院校以及环境教育基地中开设环保课，将普及环境科学知识、环境法律知识、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提高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能力等方面内容纳入培训计划。不断提高新形势下领导干部的环境综合决策能力。开展创建绿色机关活动，对公务员进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培训，使他们自觉节约资源、能源，爱护环境，成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带头人。

2.2.5 开展以企业干部职工为对象的岗位培训

加强企业职工的环境教育培训工作。在实行“先培训后就业”、“先培训后上岗”制度时，要对就业或上岗人员进行环境培训。对企业干部职工进行环保法律法规、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ISO14000系列环境管理体系以及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等方面的教育培训，使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减少污染、增加效益成为员工的自觉行动。

2.3 运用多种信息传播手段，大力弘扬环境文化知识和理念

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高度发展的时代，新闻媒体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日益深入强大，舆论监督与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相提并论。因此，积极组织与调动多种信息传播手段来宣传环境文化理念，为环境保护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和文化氛围。

2.3.1 环保部门与新闻宣传部门密切合作

一直以来，环保部门致力于同新闻媒体的合作，密切联系，及时交流环境信息，着力提高环境宣传的舆论引导能力。以组织记者采访团、召开新闻会等形式，围绕节能、污染物减排、污染源调查、环境风险排查、区域限批、突发环境事件等重大环境问题，通过重磅密集的新闻报道和犀利深刻的环境评论，形成了浓厚的舆论氛围，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

一些地区和部门还积极和媒体联合开展多种活动。如，广东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与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举办“广东环保好新闻”评选活动。第三届广东环保好新闻”评选活动于2015年6月2日圆满落幕，《广东逾九百家单位纳入排污权交易》、《养殖污染仍困扰鹤地水库》、《油价冲上八元 尾气硫减少80%》等58篇作品获奖。

2.3.2 出版环保报刊、图书及音像制品

我国目前有环境类期刊、报纸几十种，这一平台在弘扬生态文明、倡导环境文化、传播环境知识，引领环境保护舆论等方面发挥了深入持久的作用。《中国环境报》作为国家专业报纸，多年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作为出版环境图书的专业出版社，每年推出环保图书几百种。此外，随着音像业的发展，近年来环保音像制品也越来越多，一些环保专题片、环境文化活动都被印制成光碟广为宣传，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

2.3.3 依托网络优势，开展网络环保宣传

国家十分重视网络信息公开工作，国家及各省、市都成立了环保信息中心，建立了自己的环保网站，使社会公众在第一时间通过网站了解党和国家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重点工作、环境质量状况等。

各大主流媒体也建立专门的环保网页，如中国环境新闻网、新浪环保频道、新华环保频道、人民环保频道，等等。

中国环境记协2014年推出“向污染宣战”活动的官方新闻网站――中国环保新闻网，为全国的环保媒体发声提供一个新的网络平台。他们还研发了一种集12369环保热线、、微博、微信、电子邮件等功能于一体、即拍即发的专门用于环保举报和举荐的软件“绿侠”――环保随手拍，从而实现了媒体人、公众和环保执法人员的良性互动，将污染企业置身于众目睽睽之下。

国家环保部定期《环境质量状况白皮书》，近两年，采用微博、微信传递环保信息，这些形式，进一步推动了环境信息公开，满足公众环境知情权。

2.4 以活动为载体，组织社会力量，进行环境文化的传播与实践

开展活动是环保部门多年来弘扬环境文化的一种最重要形式，也是动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最具吸引力和最具操作性的一种形式。在环保工作日益深入和科技文化日益发展的当下，活动样式亦不断推陈出新，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2.4.1 环境警示类活动

2002年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和广电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环境警示教育活动。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拍摄了一部生态环境警示录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制作了一套大型以图片为主的宣传展板，用近一年的时间，在全国各省会城市和大中型城市中巡回展示，受教育者达到几亿人次。嗣后，大量的环境警示类专题片、科教片、宣传展板、招贴画等，在各级各类传媒平台，给人们以入脑入心的震撼、警醒。

同时，中央及各省在电视台公布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预报，对大江大河水质进行周报；一些省还向社会公开企业的环境质量信息，例如广东等省，在网上、报纸上对企业环境行为进行公开，加大对企业的监督和鞭策；企业股票上市时，上市公司必须要提供环境保护方面的信息资料。这些都可以起到警示性，都是开展警示教育活动的好形式。

2.4.2 表彰奖励类活动

表彰先进是以典型的示范作用来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近年来，我国开展了多个层次和类别的评选、表彰活动，设立了多种奖项。

（1）中国生态文明奖。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政府奖，主要表彰和奖励在生态文明建设一线和实际工作中，对生态文明创建实践、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模范集体和个人。2015年6月3日，首届“中国生态文明奖”评选表彰工作在京启动。（2）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由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主办的“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影响广泛。颁奖典礼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全国人大、、广电部等领导向获奖者颁奖，杨澜、朱军等名人做颁奖典礼节目主持人，年度人物事迹以影视片断等形式向公众介绍，整个颁奖活动达到较高层次。（3）母亲河奖。该奖项由全国保护母亲河行动领导小组主办，是我国青少年生态环保领域的重要奖项。“母亲河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已成功举办6届。（4）“中华宝钢环境奖”。该奖项由全国人大环资委、全国政协人资环委、环境保护部等10个部委和单位组成，是我国环境保护领域最高的社会性奖励，每两年评选一届，围绕城镇环境、环境管理、企业环保、生态保护、环保宣教五个方面设立五类奖项。此外，多领域、各层级的环境奖项众多。

2.4.3 环境文学艺术类活动

（1）环境文学、影视、美术、书法、摄影、塑雕类活动。

环境文学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阐释环境文化的内涵。一批有志于保护环境的文学家们，举起了环境文学的大旗，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环境文学作品，如姜戎的小说《狼图腾》，讲述了草原狼对维护草原生态平衡的重要作用，由于人们盲目追求放牧量，消灭草原狼，最终导致草场的严重退化，毁掉了草原。著名环境文化作家徐刚多年来始终致力于环境文学创作，他创作了《伐木者，醒来！》等一批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成为环境文学的领军人物。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下设有环境文学委员会。2005年10月，中国环境文学委员会还组织了毕淑敏等10位当代著名作家赴山西进行生态采风。

多年来，国家和各省、市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环境书法大赛、环境绘画大赛、环境摄影大赛等。如，广东省目前已举办了四届“广东环境文化节”，在2015年的第四届环境文化节期间，以新《环境保护法》和《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内容为重点，开展第二届高校环保辩论赛、全省环保美术大赛、环保法治图片巡回展、环保海报征集、环保随手拍等活动。

（2）环保文艺、戏曲演出、歌曲大赛、体育竞技等方面的活动

近年来，环保文艺演出活动越来越多，在中央电视台就有多场环保文艺节目演出，在一些剧场，也有以环保为体裁的戏剧演出。高雅艺术芭蕾舞领域亦有环保的节目出现，如大型原创芭蕾舞剧《牡丹仙子》的上演。

在全国许许多多省、市、县、区的环保部门，都选择用文艺演出形式宣传环保，街头、广场的环保文艺节目多姿多彩，吸引了众多人的驻足观看，在欢歌笑语中，人们接受了环保知识和理念。

环保主题服饰展、环境主题雕塑展也是宣传环保理念的一种好形式，如，北京曾举办过“绿色中国环保主题服饰展”和《蓝色空间》主题雕塑展，将环保推到了时尚前沿。

在群众体育竞技类活动中冠上环保名称，如大学生环保长跑赛。

（3）环境论坛、报告会、演讲会、知识竞赛类活动

全国多个地区在开展环境宣传工作中，特别是在每年“六・五”活动中，都与有关部门联合开展论坛、报告会、座谈会、演讲赛、知识竞赛等活动，这些活动通过电视等媒体的传播，有效地宣传了环保知识的理念。此类活动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