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化学的关系精选(九篇)

第1篇：环境与化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城市环境 地球化学 关系

现代化的发展，生产力在不断的进步，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进程也是与时俱进，一天比一天发展迅猛，人类对这方面的能力也在不断加强，人类过度的利用与改造自然界，对于生态环境方面来说是一种生态结构的失衡，更是一种生态结构的紊乱，让能量转化以及物质循环的相关功能被一定程度上的破坏以及改变，虽然扩大了人类生活的空间，也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可是，这样却在环境身上重创伤痕，城市化就是收到人类这种种活动的普遍影响，自然和人类之间的相关活动，引起了城市地球化学问题，针对现状之中的问题，我们应该进行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

一、城市化环境地球化学的相关链接

（一）关于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这一层面，首先要了解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它和什么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对于城市化环境化学来说，其实就是指环境地球化学之中比较重要次级的学科，关于这方面可以借鉴于环境地球化学方面的相关定义，可以把城市环境的地球化学学进行初步的定义，也就是一个宏观的定义，城市环境之中的化学作用、化学组成、化学演化和人与人之间彼此关系的转换的学科，在学科方面的相关特点来看，城市环境的地球化学其实是应用了地球化学的原理以及方法研究城市在生态方面的问题。

（二）对于城市环境化学来说，它所研究的对象主要都是传统的工业城市或者是典型的矿业城市，亦或者是国际化这种大都市，而且它重点研究的城市是不同功能区和道路两侧的相关污染等差异性特点，城市环境地球化学在研究介质这一层面上，一般有城市的土壤、城市的水、城市的空气、城市的生物以及城市的尘埃等等，城市环境地球化学在侧重点方面更加偏向于污染物方面的来源问题，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以及这些污染物在转移、来源、再分布等地球化学方面的条件，或者是地球化学上的条件以及机理和示踪等。

二、关于城市环境地球化学之中热点研究的话题

（一）城市环境的系统，具有高度上的复杂性，对于当前在环境这个研究领域，一切都没有完全控制的前提下，进行相关的城市生态环境这个作用之中的一系列过程，环境地球的环境系统之中，化学物质在分布、各个化学要素、行为等相关问题，以及信息方面的互相转化，对于不同尺度环境上的问题，环境地球的化学这一重要性以及高质量这种环境地球化学图方面的急需性等，都引起了人们强烈的注视，关于微量元素以及动植物病发概率上的关系，这种种的一切都是它相关的基础，在土地资源方面的一系列管理同样需要哪些潜在的有害化学物质，比如说放射性的和元素在分布上的信息，或者是自然环境在化学之中的一系列组织信息等；关于城市在污染方面与城市化学环境的研究之中，人为的这种污染一般是工业或者农业生产活动，以及人类在生理活动方面的释放，化学之中的相关元素，有来自人类的。

（二）对于城市化地球和环境在污染方面的研究，也应该着重认清现状中的问题，那些有害的污染物，在污染源方面，具有一系列化学元素，都是有害的，这些是必须要深层次处理的，关注这些对象，结合元素的周期表，进行适当合理的借鉴，进而找出这之中的不足和弊端，元素周期表之中的生物必须以及它有毒的一系列化学元素。

（三）在城市之中还存有一种城市炸弹，那就是工业发展的同时，因为人口急剧增加，增加的同时，人类的活动也就像自然界之中排放了许多的化学物质，加之不断进行自然界以及环境方面的破坏，自然环境在化学方面的一系列平衡全部被打乱，这对于环境机制方面更是加剧了它的恶化，比如说土壤方面的沉积，以及垃圾物再分解方面的速率等，知识很多天然存在的一系列化学物质都被释放到了这个环境生态之中，而储存于环境之中的那些介质，因为环境条件正在逐渐的改变着，最后又引发了一系列的灾害效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化学定时炸弹之说，城市，是人们居住以及发展的地区，潜在于环境之中的灾害不同程度上的都威胁着人类的健康。

第2篇：环境与化学的关系范文

两论在对学派称谓的辨析中，也辨析了各自的学术缘起，在学理资源的“认祖归宗”中进一步厘清了两者的不同。媒介环境论论者批评媒介生态论者并不是一种对于北美学派的继承与推介，在引入MediaEcology（媒介环境学）概念之时，就没有真正地对其进行全面地介绍与阐释，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媒介生态进行了中国式的阐释和发挥。其对于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阐述及其在中国的确立，没有起到真正廓清认识并加以推广的作用，并且在此后的研究与发展中，也并未与北美媒介环境学派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与融通。而媒介环境论本身则是从译介出发，在对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理论的梳理中确立的学派。媒介环境学派的贡献在于，集中而大量地引入并译介了相关著作，从学派的历史、理论、应用三个领域，全面地介绍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从而让学界重新认识了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相关理论。媒介环境学派是正宗的北美学派的中国代言。他们汲取北美学派有益的学术思想，开拓思维，为中国学界提供新的研究范式与角度。媒介生态论论者早就对自己的学术缘起有清醒的认识，崔保国在2003年就提出“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的展开，来自于我国传播学者的自觉，不同于传播学研究那样是从海外引进。尽管美国学者开展媒介生态研究和日本学者开展媒介环境研究要比我们早很多年，但似乎国内的媒介生态研究最初的展开与他们并没有什么渊源。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从一开始学者的关心就侧重在媒介的发展生存环境研究方面。”在后来与媒介环境学派的厘清中，媒介生态论论者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媒介生态学是在传播学、生物学和生态学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学科，并不是对北美MediaEcology的简单继承和推介，其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这是中国媒介生态论论者独树一帜所在。3.对于研究向度的辨析。在对“环境”与“生态”二词的常规理解与表述中，两者常常会互为解释和相互融入，这也是最初造成两论难以厘清的原因所在。两论以“环境”与“生态”名号加以区别后，便各自在自己的名号下强调着研究向度上的侧重和差异。媒介生态学从一开始就直接汲取生态学原理，将其与传播学的相关理论结合。从邵培仁早期的相关论文和著作的阐述上来看，媒介生存是中国媒介生态学主要研究向度，媒介生存即媒介所处的生存状态，包括媒介与人的生存关系状态、媒介与自然环境的生存关系状态、媒介与社会环境的生存关系状态。让中国的媒介能够熟悉和了解自己所处的媒介生态，进而保存自身并求得发展，是中国媒介生态学派展开理论拓展与研讨的动力和起点。在与媒介环境论的争辩中，他们对自己的研究向度越加明晰，更加关注媒介在所处生态中如何自处与如何他处的相关策略研究、媒介与社会间的子母系统互动研究，他们提出“这些互动不仅仅有媒介系统的内部要素互动，还有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这些纷繁复杂的整体互动关系会导致信息、能量、资源的交换、交流与共享，还有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2006年以后的研究中，中国的媒介生态学派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向外拓展，除了大量采用了实证研究与调查实验等方式与方法，邵培仁又在媒介地理与媒介时间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拓展大大扩展了中国媒介生态学派关注的领域与范畴。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对于“生态”或者“环境”的阐释则与媒介生态学不同。在与媒介生态学的争辩中，媒介环境学派强调指出，媒介本身即构成环境，媒介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指媒介技术的变化与提升，使得由媒介构成的环境不断地发生变化）必将对环境中的人产生影响。因此，媒介变化、媒介所构成的环境及其变化对人产生的种种影响及人在媒介环境中的自处与他处，是媒介环境学越来越明晰的研究向度。他们对此深入地分析与探讨，力图明白有力地指出媒介作为环境对于环境中的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其现实意义在于让研究重新回归到人的逻辑起点，从人的角度去审视所处环境因媒介的衍生与演进带来的变化，人当如何正视汹涌而来的媒介技术大潮的裹挟与冲击。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及对当下人类生活的贴近性的阐释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差异

中国媒介生态论与北美媒介环境论的碰撞，使我们得到了两种研究范式和方法，这对于拓展学术研究的思路，拓宽研究视野是大有益处的。但有必要从学理上对其差异进一步分析。从词义上分析，“生态”指主体（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任何研究对象）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状态，“生态”概念中包括主体，由主体与其生存的环境共同构成，是两者关系状态的表述。所以，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Haeckel）首次提出这一词汇时，将其描述为：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在媒介生态学这里，主体指媒介，它是研究媒介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状态，它包括如前所述的媒介与人、媒介与自然环境、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状态，是研究两者间的互为与互动，是关系研究；“环境”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外界事物“，环境”概念中不包括主体。在媒介环境学这里，主体指人，媒介是构成主体人所生存的外在环境的重要因素。媒介环境学将媒介作为一个环境构成的要素来研究，研究其在技术的迅猛发展作用下所带来的环境变化及其对人产生的影响，所以它立足于人，重在研究媒介。但无论哪一学派都必然研究媒介与环境，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自然的三个向度上来观照两论之间的差异。

（一）关于媒介与人

媒介环境学重在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属于影响研究。他们以媒介技术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从而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结构性的变化入手，试图辨明这其中隐含的结构，并试着探明这种由媒介变化而导致的环境改变，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情绪的影响。波兹曼曾有过如下表述“：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及讯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它试图说明我们对媒介的预设，试图发现各种媒介迫使我们扮演的角色，并解释媒介如何给我们所见所为的东西提供结构”〔7〕。媒介生态学重在研究两者的关系，是在两者共在互存的认识下的两者间性研究。媒介生态学更为关注媒介与社会系统间的互动，它对于人的关注，体现在对于人与媒介间互动的关注。因为在媒介生态学论者看来，人与媒介间的互动会导致信息、能量、资源等的相互传递、沟通与共享，其中也必然体现出影响与建构的交互性。“媒介生态学是人类在处理‘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生态智慧的结晶。它既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现象和媒介生态规律的漫长认识过程，也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经验和媒介生态知识的逐步积累和系统建构。”〔8〕媒介生态学中的人仅仅作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系统中的一环，对于其观察主要体现在对于人与其他范畴发生相互关系时的认识与体悟。媒介生态学所观照的是作为生态的整体中的人与媒介、自然及社会的关系，而不是以人类为关注焦点展开的研究。

（二）关于媒介与社会环境或社会生态

媒介环境学鲜明地提出“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的观点。从自然媒介到社会媒介的变迁过程，不难得出如下认识：媒介已日益深入地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中，媒介与自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难分彼此。媒介环境论者发现我们与世界交流的媒介传播手段，即我们使用的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恰恰是参与现实构建的基本因素，并在建构现实的过程中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口语文化的社会、书面文化的社会、印刷文化的社会和电子文化的社会，其经济、政治、文化的特征也因为在不同的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的参与下各有不同，这种媒介环境对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正是结构性的。在观照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时，媒介生态论认为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已然构成一种彼此平等且共生的关系。媒介犹如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和生态系统，从属于社会生态系统，是其子系统之一，在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相互作用时，甚至还会与其他子系统产生竞争的关系，而媒介要生存于社会大系统中，就要促使自己内外兼修，要适应社会的大生态，还要维系自己内部的小生态，同时还要适应媒介行业内部的中观生态，试图在各种关系的适应与掌控中达到生存、平衡与和谐。

（三）关于媒介与自然环境或自然生态

媒介环境学很少讨论媒介与自然环境的话题，两者关系基本不在其关注的题域。但是在媒介环境论者对媒介环境学起源的梳理时，曾经提及对芒福德（LewisMumford）启发颇深的帕特里克•格迪斯（GeddesPatrick），格迪斯是英国生物学家、社会学家，也是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理论先驱之一。他对于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以及人类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给了芒福德深刻的影响。他提出的“人类生态”概念，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探索的方向。格迪斯的著作，证明了生物学原理能够给人类文化研究提供信息。作为媒介环境学公认的早期思想奠基人，芒福德的论著得以从城市这样的人造环境入手阐述其对于人和人类文明的影响，从而为媒介环境学的兴起奠定基础。但在此后的研究中，媒介环境学已经完全进入社会文化研究的领域。在林文刚《媒介环境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一文的结尾处提到“：从媒介环境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传播研究领域并不是在研究什么自然现象（如天体或相对论）的规律。媒介环境学者探寻的是人类社会文化,它们牵涉到很多难以捉摸和不可预知的变量（variables），例如各种各样的人类情绪、感觉以及动机,而这些变量由于时空或背景的迁异而千变万化。因此,媒介环境学是一个社会文化研究领域。”媒介生态学则特别强调媒介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媒介生态论者看来，人与媒介不仅存在于社会系统之中，也存在于自然系统之中，必然会与其产生相互关联与影响。媒介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媒介所根植的自然地点，所在区域的自然状况是媒介生存与发展不可回避的必要条件。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是基于媒介生存与发展所在地点的自然状况，并探讨自然环境与媒介发展间的关联而进行。事实上，自然环境状况与媒介生存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的形成有着毋庸置疑的关联性和必然联系。这种地理、气候、历史、文化间潜在的关系是不能在研究中回避的。媒介生态学对这个领域的关注和研究的拓展，是媒介生态学能够生发出最为直接和切近现实的指导作用的所在。

三、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同一与涵容

作为同为媒介研究的两个学派，在相互碰撞中实际上又相互启示，从学科研究的同门、学科研究对象的相同与相近来说，两个学派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一与融合。

（一）媒介生态论与媒介环境论的同一

两论虽然在差异中各自成长，但其在研究方面的同一性也愈加明显。其一，两论汲取的理论资源具有某种程度的同一性。谁也不能否认，20世纪初期技术的迅速进步给环境带来的后果，对于生态意识的崛起以及在学界也随之刮起一阵生态学范式及思维方式的旋风所产生的强大推动力。人们开始关注和思考生活中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媒介环境论者沃尔特•翁（WalterOng）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对宇宙的整体联系和演化史有了深刻而精细的知识，我们的确生活在名副其实的生态的时代。我们时代的特征是事物的相互联系，至少就人类的感知能力而言是这样的。”〔10〕无论是媒介生态论者还是媒介环境论者，他们受生态学的影响，都汲取了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养分。媒介生态论者驻足于媒介彼此之间以及媒介子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介环境论者则从肯定人在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出发，更为关注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其二，两论研究目的的同一性。无论是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其研究目的都是为了谋求人与其所生存环境的平衡良性的互动与发展。生态论论者是在承认人与媒介共生的前提下，具体而微地关注媒介一方的发生与发展，并对此种状况进行相应地描述及对策研究。其研究根本旨在寻求媒介与媒介所在环境的平衡，根本上说是媒介与人生存环境的平衡。媒介环境学则更多地从批判的眼光指出现代社会的媒介本质，越来越多的媒介构成了人生存的环境。媒介构成了人生活的生态。媒介如何构成了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媒介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或者改变了人，人又当如何应对，如何寻找到媒介现实下的人与媒介环境间的平衡。探寻人与媒介间的关系，在批判中寻找人与媒介间的平衡与和谐的良性互动，这正是同一称谓下的两论研究的共通之处。

（二）媒介生态论与媒介环境论的涵容

作为同为媒介研究的两个学派，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两者必然存在着交叉和涵容。首先，都以媒介为研究对象。无论是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都是在媒介发展迅猛的当下，对于媒介的一种关注与研究。两派都强烈地意识到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彼此之间的这样一种共生的关系。媒介已然是世界构成中的一部分，是人类交往不可规避的手段，并且彼此间交融互生。媒介生态学对媒介及其生态关系的研究，往往具体而实际，致力于为业界提供策略方面的指引与指导。而媒介环境学对于媒介的研究，则以人为关切对象，致力于媒介技术的宏观视野，力图指明媒介技术对于社会文化的重要影响。但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无论是具体而微的媒介，还是线条粗犷的技术分野，媒介始终在两论共同关注的视野之中。不论是出于传播研究的考量，还是文化研究的思索，两论都承认媒介业已成为构建当下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对象的同一关注，必然带来研究内容的涵容。其次，都以生态环境为研究题域。媒介生态学所关注的环境，是以媒介为中心，媒介所在生态圈层的其他因素的综合。在媒介生态学的有关研究中，媒介生存脱离不了媒介所在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外部环境的作用，研究这些外部环境与因素，才能够为媒介的生存与发展提出因地制宜的策略。媒介环境学所指向的环境，则直指媒介技术本身。口语、文字、印刷、电子媒介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容器”（芒福德语）。这种环境论，既提供给媒介研究与文化研究以新的视野，但也并未脱离具体的媒介而成为虚无的想象。媒介环境论者往往植根于某一媒介形式，但也必须结合这种媒介形式所存在的时代、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其他具体因素。换句话说，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中也必然考虑到媒介与其他文化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也即媒介构成的生态与媒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共生关系的肯定和强调，正是两论的共同认识，也必然会因此在研究中出现相互涵容。第三，都研究媒介与环境的关系。两论从不同的向度出发，但关注的却都是媒介与环境间的关系。媒介环境学关注的是媒介形式构成环境，进而构建社会，形成文化，产生影响。如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该书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印刷技术媒介产生的时间与背景，及由此产生的印刷文化，并进一步阐释印刷技术对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及近代科学的影响，从而导引出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存在必然关联的宏大主题。而媒介生态学也关注媒介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从而实现为媒介生存提供最佳策略的研究目的。如许多媒介生态学视角下的对具体媒介及媒介现象的观察，像《媒介生态学视阈下作为空间的华莱坞电影》《从媒介生态看城市台民生新闻的困境》等媒介生态学领域的研究往往针对具体的媒介或者媒介形式，分析媒介与所在环境间的关系，有的放矢地找到媒介生存与发展的规律，并提出相应的策略或办法。显然，两论都承认媒介对社会的参与作用，并从媒介的角度重新审视社会与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因素所起到的作用皆持肯定并审慎的态度。这种共识指引下的研究，虽因目的不同，但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必然出现彼此涵容。

四、结语

第3篇：环境与化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学习环境;文化哲学;取向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09)07―0011―05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1]。“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故染不可不慎也”[2]。这是古代哲人对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朴素认识。进入21世纪,人类已经进入创建学习科学的新纪元,一场彻底改变人类学习的理念与方式的革命已经兴起。随着学习科学研究的勃兴,“学习为本”已成为教育与课程的基本价值取向,其核心在于建构学习环境。当前,学习环境研究已成为当代教育与课程研究的热点话题。对“什么是学习环境”、“学习环境是怎样的”这些关键问题的追寻,是学习环境研究关注的重点。

文化哲学,作为一种独特逻辑和思维方式的方法论,将文化的本质规定为人的自我生命存在及其优化活动,亦即将文化与人的发展关系视为同一整合的。这一新的方法论,为我们探究“学习环境的本质”开辟了一条通达体悟的道路。文化哲学强调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连续性,对学习环境本质问题的探寻也应当以此为深层的致思方式。借助于文化哲学的理路,本文深入考察与探析学习环境研究的不同取向,以此深化对学习环境的实质与特性的认识,并就开辟新的研究取向发表一管之见。

纵观历史的演变,学习环境研究形成了四种不同研究取向,即聚焦于“个体外部或内部”的心理学取向、聚焦于“实践共同体”的人类学取向、聚焦于“个体发展与环境关系”的生态学取向和聚焦于“技术与工具”的科技哲学取向。

一 聚焦于“个体外部或内部”的心理学取向

学习环境研究的心理学取向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心理学关于学习的研究。自19世纪末冯特(Wundt,W.)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开始,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心理学领域中学习心理学研究飞速发展,积累起学习环境研究的心理学根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主义心理学和建构主义心理学。由于这三种心理学流派所持的观点各异,所以,其对学习环境本质的认识也存在差异。其中,可以大致细分为如下三种取向:

1 聚焦于“外部刺激”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取向

行为主义心理学重视外部环境的刺激和强化作用。有学者认为[3],行为也受环境的控制。某些行为比其他行为更适宜于某种环境,同时,人们能够学会做出适宜于环境的行为。如果个体的行为与环境相适宜,那么此行为很可能得到奖励;如果个体的行为与环境不相适宜,那么此行为很可能受到惩罚。因此,人们不仅能够迅速地学会做出某一确定的行为,而且能够迅速地学会在什么时候与什么场合做出这一行为。在行为主义看来,学习环境就是引发学习者的行为的一种外部刺激。20世纪60年代早期,由美国密西根大学建筑研究实验室主持、福特基金会等机构赞助了一项“学校环境研究”(School Environment Research,简称SER)项目,目的在于: (1)探讨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2)具体研究学校环境(尤其是学校环境中的“客观”成分,即学校的建筑空间、温度、光线、声音等物理因素)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

2 聚焦于“内部心理”的认知主义心理学取向

认知主义心理学的出现,尤其是勒温(Lewin,K.)关于心理动力场的研究,将学习环境研究从“外部”观照走向了“内部”透视。他提出“心理场”的概念,认为一个人的行为(B)取决于个人(P)和他的环境(E)的相互作用,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行为公式:B=f(P•E)。[4]在勒温看来,“场”就是环境,它不仅是指客观的物理环境,而是指“心理环境”,并将其定义为实际影响一个人发生某一行为的心理事实。这一取向在学习者对学习环境的知觉与学习关系方面已取得大量的研究成果。例如:瑞安和帕特里克(Ryan,M. & Patriek,H.)考察了8年级学生对数学课堂学习环境的知觉与学生从7年级到8年级动机与课堂卷入(engagement)变化的关系。结果发现,课堂学习环境的4个不同维度对解释学生动机和课堂卷人各种指标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学生对教师支持、教师促进互动和相互尊重的知觉与学生的动机和卷入的变化呈正相关;学生对促进表现为目标的教师的知觉与学生的动机和卷入的变化呈负相关。[5]

3 聚焦于“外部互动”的建构主义心理学取向

建构主义心理学的兴起,再次将学习环境研究从“内部”透视走向“外部”观照。这一“外部”观照似乎是对行为主义心理学关于环境认识阶段的回归,而实质是一种超越和提升。建构主义是一种斑驳陆离的思潮,内容驳杂,流派纷呈,至少可以分为激进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折中”建构主义,它们都各执一词地强调“建构”与“互动”是建构主义的核心要素。在建构主义看来,学习实质上是知识及其意义或价值的建构过程。“建构是以某种形式进行互动”[6],而互动不是简单的活动,“作为主动建构过程的学习,涉及两种类型的互动”“第一种互动类型可以被解释为个体―环境的互动……第二种互动类型涉及个体与自身的互动”。[7]实际上,“个体―环境”互动,关注的是教育、教学及学习过程中的那些社会性的发展及其事件,包括“物―物”“人―物”以及“人―人”之间的互动。在这个意义上,学习环境是支持学习者实现知识建构的一种外部事件,不仅包括外部的“物”,更重要的是包括外部的“人”(即人际互动氛围)。

二 聚焦于“实践共同体”的人类学取向

“人类的知识和互动不能与这个世界分割开来……情境和人们从事的活动是真正重要的。我们不能只看到情境,或者环境,也不能只看到个人:这样就破坏了恰恰是重要的现象。毕竟,真正重要的是人和环境的相互协调……”[8]鉴于此,研究者不满足仅仅从心理学的视角对学习环境进行探究,开始对学习环境进行人类学的观照。互动传递模式(transaction models),亦称交互文化传递模式,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它非常强调群体成员在交互作用中对文化内涵的获得,认为只有在实际交往和实践文化规则中才可能真正理解和获得这些文化规则,而且这种获得是整体性的。可见,这种模式强调文化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中实现传递的,但是,这种文化传递又受到社会文化认同的制约。这一制约性体现在身份(identity)上,身份是凝聚着社会等级、人种、财富、宗教、职业以及多重社会关系的文化名片,对交往者和交往过程发生着重大影响。在这样的视角下,人类学家不把“个体作为学习者”(the individual as learner),学习再也不是学习者个人的“私事”,而是把个体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的背景中,以“学习作为社会参与”(learning as social participation)来审视学习。

人类学家莱夫(Lave,J.)和温格(Wenger,E.)以“合法的边缘性参与”(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这一概念,提出了“学习社会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并构建了“学习作为社会参与”的过程模型(如图1所示),来阐明学习是一种个体成员在取得合法参与机会的情况下,得以从边缘逐渐进入实践共同体(Community of Practice,简称CoP),走向中心,并建构与这些共同体有关的身份(identity)的过程。

图1 “学习作为社会参与”的过程模型[9]

在这个模型中,意义(Meaning)、实践(Practice)、共同体(Community)与身份(Identity)是“学习作为社会参与”过程的四个基本核心要素。意义,指体验世界的丰富意义,在这一维度上,可以说学习即体验(learning as experience);实践,指通过活动,投入有意义的世界之中,共享历史的与社会的资源,以及行动中人们相互约定以维持的结构与观点,在这一维度上,可以说学习即行动(learning as doing);共同体,指一种社会结构,它有着三个特性[10]:第一“相互的参与”(mutual engagement),即“共同体”并非一种抽象意义的存在,而是人们参与特定活动的存在形式,参与共同体的成员可以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第二“共同的事业”(joint enterprise),即“共同体”不是去追求给定的目标以及任务,而是由个体成员在参与过程中通过协商形成共享的目标和理解,建立相互的责任;第三“共享的事实”(shared repertoire),即在“共同体”中,个体成员都共享着一些事实,如规范、语言、工具、符号、做事的方式、创造或采纳的概念等。在这一维度上,可以说学习即获得归属(learning as belonging);身份,指学习改变人们的身份,在这一维度上,可以说学习即身份变化(learning as becoming)。这四个要素是相互联系,又是相互界定的。每一个要素都可以看作是学习的属性,但同时它们又是一个整体,相互之作用,使得学习过程由“边缘化”向“中心化”靠近。

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共同体”就是一种“学习环境”,是促使个体从比较边缘的参与发展到核心的实质性参与的“环境”,也是个体确立与共同体的相互关系,以及形成自己在共同体中“合法”地位的“环境”。可见,人类学所理解的“环境”并不是一种客观可见的物理环境,更大范围内,它是一种“人际”环境,且具有动态性。

三 聚焦于“个体发展与环境关系”的生态学取向

学习环境研究的生态学取向将学习环境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依据生态学思想,巴卡首次(Bark,G)提出了“行为环境理论”(Theory of Behavior Setting)。该理论认为,一种行为脱离其形成的环境就无法理解,因而要把行为与该行为产生的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一个行为环境是一个生态环境,它由物理环境(包括空间范围、器械设备等)和行为程序(包括行为的标准模式、行为方式和行为过程等)组成。

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关于个体发展与环境关系又出现了几个新学派,包括习性学、发展心理生物学和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U.)的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型。习性学强调环境在行为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对自然情境中个体行为的观察,认为对行为的研究要以“自然行为”,即发生在个体日常环境中的行为为基础。发展心理生物学是从习性学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学科分支。它认为个体的行为是由个体的经验过程和生物过程的相互作用决定的,强调必须把有机体及其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在习性学和发展心理生物学的基础上,布朗芬布伦纳提出了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型,强调“环境中的发展”的重要意义。“生态”在这里是指有机体或个人正在经历着的,或者与个体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环境,“发展”则是指逐步成熟的个人与其所处的直接环境(包括家庭、学校、同伴等)的互动的发展过程。他把儿童发展的生态环境分为四大系统(如图2所示),从内到外分别是:微系统(microsystem)、中间系统(mesosystem)、外层系统(exosystem)和宏系统(macrosystem)[11]。微系统是儿童个人在环境中直接体验着的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中间系统是指儿童直接参与的微系统之间的联系与相互影响,例如家庭与学校之间的联系;外层系统是指那些儿童并未直接参与但对个人有着影响的环境,例如父母的工作环境等,外层系统对儿童的影响是间接的;宏系统是指儿童所处的社会或亚文化中的社会机构的组织或意识形态,包括支配性价值观、信念、习俗以及一个文化或亚文化的社会与经济系统。该模型表明,宏系统的变化会影响到外层系统,并进而影响儿童的微系统和中间系统。

图2 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型

可见,在生态学视角下,学习环境是一个影响个体发展的“大环境”,不仅包括与个体直接相互作用的“微观环境”(如学校、家庭),而且包括更为广阔的“宏观环境”(如政府决策、文化背景等)。它们对个体的发展都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因此,生态学取向的学习环境研究就存在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的研究。其中,前者主要是集中在学校环境的研究,例如,20世纪70年代沃尔伯格(Walberg,J.)在哈佛大学开展一个名为“哈佛物理学项目”(Harvard Project Physics)中,编制与开发了一份课堂学习环境调查问卷(Learning Environment Inventory,简称LEI),认为学习环境包括一个结构维度和一个情感维度。结构维度指学生在班级内的角色组织、角色期待以及共同的行为规范和约束机制,而情感维度指个体人格需要的独特满足方式 [12]。后者则主要集中在社会环境的研究,例如,穆斯(Moos,R.)在斯坦福大学创立社会生态学实验室(Social Ecology Laboratory),开展“人类环境研究”。他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教育环境,而是涉及到九类社会组织或结构,如大学人群、医院病房、社区的治疗机构,青少年和成人的管教改造机构(如监狱),军队中的人群、家庭、社交和治疗团体,以及工厂车间等。

四 聚焦于“技术与工具”的科技哲学取向

学习环境研究的科技哲学取向的理论基础主要受科技理性思想的影响。泰勒士(Thales)从探索宇宙元素出发,提出了“水是万物之本原”,开创了以理性方式探寻万物之原的思路。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通过原子论确立了宇宙中的机械结构,主张万物是根据逻各斯(logos)而生成的。除了对物理世界的理性探求,古希腊的智者思想家也通过诘问人生伦理,开始了对人及人类社会的理性探索。苏格拉底(Sokrate)提出“认识你自己”,深入究问人的本质、生活的目的和道德的根据,相信理性是解决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善与恶的唯一指南。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强调要通过理性思维去把握现实世界,用理智适度控制情感和欲望去谋求幸福和美德,用理性去指引人类的政治事务。

20世纪40年代初法兰克福学派代表霍克海姆(Horkheimer,M.)和阿多尔诺(Adorno,T.W.)以“天人之分”的对象性思维方式为前提,借助于逻辑的、数学的和实验的手段,把自然当作对象性的存在分析、认知和改造。他们坚信:依靠物质性、器具性、技艺性的工具可以实现对自然世界的成功改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理性主义逐步走上科技理性的道路并彰显出巨大神奇的威力。理性主义嬗变成为科技理性,且在西方文化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它是由科技活动体现出来并实际地支配着科技活动的最基本的思维形式。基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无限潜力,人们相信:凭借科学技术手段,人们不仅能够无限地控制自然,而且人对自然的理性把握和科技征服的必然结果是实现人的解放、幸福、自由和完满。在科技理性支配下,许多人认为科学技术是纯粹客观的,科技的运用就是保证其规则和标准的客观性,它不受主体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也不反映主体的精神需要和价值追求。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不断显露,人们对科技理性力量的信心逐渐走向对科技理性力量的顶礼膜拜和绝对敬仰,甚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于是乎,崇尚科技万能的理念日益成为现代信息时代社会的思想倾向,技术霸权的格局逐渐形成。

在这一科技理性滥觞的思潮中,学习环境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技术取向。尤其进入信息时代,学习环境的“技术性”愈发凸显。各种新兴的技术,为学习环境的开发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出现了分布式虚拟环境(Distributed Virtual Environment,简称DVE)、基于Agent的学习环境、基于教学管理平台的学习环境(如Blackboard平台、Moodle平台、Wiki平台)、基于交流技术的协作学习环境(如CSILE、CoVis、KIE)等不同类型技术支持的学习环境,同时也出现了Blog(博客)、Webquest(网络探究)、BBS、Mindmanager(思维导图)等技术工具。“学习环境是技术与工具”这样一种工具论的研究范式悄然而生。有人认为,技术的发展是衡量学习环境有效性的价值尺度。这一技术取向典型地体现了学习环境作为技术工具代码的角色地位;技术被置于学习环境的决定性、关键性位置。

五 四种学习环境研究取向的意义和局限

在教育与课程的特殊情境中,人追求和表现出的特质,是人所特有的学习生命存在及其优化活动。所以,教育与课程作为特殊的文化,“其实质就是人的学习生命存在及其优化活动”[13]。由此,在文化哲学的意义上,学习环境实质上是影响人的学习生命存在及其优化活动的各种文化因素,具有“文化性”。学习环境的价值在于实现人的学习生命优化,体现“学习化”。学习环境与人的发展不是割裂的,而是整合同一的。以此为观照,上述四种学习环境研究取向都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聚焦于“个体外部或内部”的心理学取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个体行为与环境的关系,包括外部的物理环境,也包括内部的心理环境。但是,这一取向局限于实验的科学研究范畴,企图以严格的条件控制建立起个体行为变化与环境的联系。米勒(Miller,J.)曾指出“在心理学领域,心理学应该是更为重视文化的解释力量……但发展心理学中占支配地位的倾向却在解释发展变化时给了文化因素以极少的关注”[14]。学生个体的发展是一个对社会文化的适应过程,任何发展都处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之中,不可能离开文化而发现一个普遍性的发展规律。所以,在自然的学校学习实践中,学习环境的开发遭遇方法论的限定和挑战。

聚焦于“实践共同体”的人类学取向,改变了人们对知识(文化)获取方式的看法,着力于关注学习环境的社会性,即学习是个体参与、融合到共同体的过程,这一过程建立在知识分布于人们所存在的历史和文化之中这一假设的基础之上。但是,这一取向没有解释知识(文化)是如何选择,乃至这些知识(文化)是如何转化为学生的学习经验。而且,“实践共同体”的提出是源于对日常工作情景中从业者(如裁缝、产婆、航海家等)学习的研究,深深渗透着日常工作实践的文化特性。然而,文化是有差异性的,学校学习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必须注意到学校文化的适应性。如何开发出适合学校特有文化的“学习共同体”,是我们必须重视并加以解决的难题。

聚焦于“个体发展与环境关系”的生态学取向,将学习环境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从学校、家庭延伸到社会,从与同伴的关系、与父母的关系延展到与社会价值观、社会信仰信念的关系。但是,这一取向却把环境对教育情境中人的学习的作用给遮蔽了,从而将学习环境与人的学者分离开了。

聚焦于“技术与工具”的科技哲学取向,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信息时代学习环境开发的技术问题,帮助我们更好地关注技术对学习环境开发的支持作用。但是,这一取向具有明显的中介性、附属性特点。学习环境被赋予了技术依附与技术主导的逻辑与使命,学习者被要求无条件地束缚于这种技术主宰之中,造成在学习环境中人的“异化”,乃至“人的缺席”和“人的不在场”。学习环境的内在文化价值――促进学生的心灵成长与学习生命提升的价值也遭到无情地漠视。

综上所述,上述四种取向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学习环境的基本内涵。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文化”意识,缺乏人与文化同一的思维,这些取向没有深入到教育情境中人的学习与环境的同一性层面,没能揭示和把握住环境与人的学习之间的内在关系。由此,我们应该确立“整合”的理念,在深化和完善现有四种取向的基础上,厘清它们对学习环境研究的意义,开辟学习环境研究的新取向――文化哲学取向,建构文化学习环境,以满足教育和课程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需要,从而创建学习环境研究的新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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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江光荣著. 班级社会生态环境研究[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7.

第4篇：环境与化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生态史；传统生态知；人与自然；和谐

中图分类号：C9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6―0096―06

1992年联合国通过的《21世纪议程》，有关于实现“环境友好”(environmentally friendly)的论述。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我国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所谓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如何建设这样的社会，需要重新审视历史和当今社会变迁中出现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借助历史经验和现代科学，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本文通过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之间复合性的关系考察，探讨生态环境保全的传统(乡土)知识(TEK：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的价值，以其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服务。传统生态保护的乡土知识(TEK)能保持民族群体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它构建出原住民族社区民众共同遵守的千古规则。这些规则是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核心组成部分，山地生物多样性的存在，与这一核心组成部分的作用分不开。

一、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复合性关系

人类优秀的传统文化，很多流存在山地地区。据麦塞利(Messerli，1983)的研究，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居住在山岳。由于封闭，山岳地区的原住民族不太有跟外界接触的机会，他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得以延续，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得以保持。

一般而言，山区是生物多样性汇聚的地域。以生物多样性为背景，人类集团同它相互作用，形成环境与人之间、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复合性关系。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生物多性性、文化多性性、地理环境多样性、气候多样性的热点地区。这里有适应上述多样性的民族社区的复合型生业。这些生业样式可分为高山草地农牧业型、亚热带山地火田型、台阶耕作梯田型3类。这些复合生业，皆是从很早以前人们不断适应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结晶下来的。研究由此产生的山地的复合性文化，为很多学者所倾心，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在日本，1968年日本民族学会的《民族学研究》以山作为主题出版特刊集，川喜田、高山等，围绕山和平原的民族分化、山与稻作、山与交通、山的信仰、山地生产技术、狩猎、禁猎等作了有价值的研究。特别重要的是，许多学者针对现代化浪潮中出现的山区环境蜕化、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出现危机的情况进行了研究。他们大声疾呼，将环境保护作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迫切任务。应该指出，早在1975年的《科学》杂志中，艾可霍尔姆(Eckholm，1975)就惊呼：“山地环境已经恶化，必须进行山地环境保全。”普里马康(Primck)和小堀从保护生物学的视点指出，山地地域是稀有生物存留的地方，保全与治理山地生态环境对生物多样性的保全显得特别的重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全球环境基金会(GEF)为首，众多的国际机构围绕着山地地区的生态环境与居民之间的和谐相处问题，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之间的互动问题，制定国际条约，提出政策建议，签订国际协定。由于人们对山地生态保全的关心日益高涨，1998年联合国大会把焦点集中于山地问题，确定2002年为国际山岳年。这一年，山本(2002)等学者，在日本《科学》特集“山的现在”(12号)中，从山的环境，山的生活与文化，山的生物多样性危机和保护这3个视点，论述了全球各地出现的山地环境问题。

为何要进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呢?从生态学的视点来看，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的稳定，对生态系统的平衡协调有巨大功能(如树木能吸收二氧化碳，森林有防止地球温暖化的作用等)；对人类来说，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根基，那些现在尚未被知道的、有用的生物染色体组，在将来对于变化之中的环境，也会成为有用品。换句话说，支撑人类的生存基础是生物多样性。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会减少，生态系统的永存会受到威胁。在国家资源的安全、医学遗传基因的保存、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等国家战略中，生物多样性的保全及保存居于关键的地位。日本学者秋道认为，以人为中心，构建有关自然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全的理念，是人为中心主义(anthropoeentrism)的需要。

在保全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也同样重要。因为二者之间有共生共荣、相辅相成、相互共利的复合性关系。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全是实现环境保护能否成功的关键，民族文化中延续数千年的传统生态保护观与习俗，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各民族的生产生活规范体系中，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戒律和行为的准则。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消失，必然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物多样性的消失，使人类最终陷于灭顶之灾。

关于环境保全与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关系，各学科的专家已经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进行过讨论，他们的许多成果虽然已被转化利用，不过，环境与传统文化的破坏并未因此而停息。爱森柏格(Eisenberger，1999)指出，破坏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是悲剧及不道德的行动，探求生态及文化系统两者的平衡发展，仍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斯特文思(Stevens)和得拉凯(DeLacy，1997)认为，在生物多样性保全中，文化多样性的保全特别有其重要性，文化多样性的保全将是人类共同的永恒主题。日本学者古川(2001)通过环境保全和破坏的地域学的课题研究，认为“尊重地球多样的地域与他们共同体的传统，能创造出新的共生智慧；多种多样的地域是由于自然与人和制度之间的切磋琢磨而成的生命体，一个一个的地域生命体构成了充满无限生机的地球和人类社会的载体。”

现代的生态环境保全科学正被广泛应用，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与之相配合乃至融合，对生态环境的保全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继承保护，与自然环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正成为不同地域可持续发展的地基，成为人们构筑“人和环境的平衡”的法宝。历史和现实证明，只有保持了多元的生态自然系的平衡，人类社会的多元文化生态系才能保持。反之亦然。关于这一点，普里马库和小堀(1997)的观点值得重视，他们认为，由于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关联性，在自然环境的框体中保全传统文化，可以达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双重目的。日本学者鬼头(1996) 认为，正是保持了生物多样性的这件事，才得以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延续。各种各样地域的生物多样性，存在于在那里人们靠此建立生业而得以生存的文化中，保持了那里的文化多样性，作为结果，也就是守护了那里的生物多样性。秋道(2002)指出，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生物种和生态系，由于社会和历史等条件的不同而呈现出复杂的状态，正是由此创造出了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

也就是说，人类集团，通过生态环境，反复认识自然，即依存于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环境，才能创造出多种多样的环境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2001年，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直属的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略称：地球研，2002)的报告中，有这样的结论：“地球环境问题最根本的，在语言中含意最广泛的，是人的文化问题。”什么是文化呢?因人而异回答是多种多样的，如泰勒(1871)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说：“文化是一个复合总体。”既文化是对人类社会产生出来的事物作出的广泛定义。文化把环境作为背景具有象征性、继续性、适应性等的特征。麦卡兹(Meggers，1977)认为，文化是对于自然环境的一个适应体系，人与其他的动物一样为了生存下来，必须维持跟周围环境相适应的关系，人以文化作为媒介，完成这个适应过程。被称为解释人类学家的格尔兹(Geertz，1987)认为，“文化是被象征地表现出来的、有意义的图形，有着被历史传承的特点。人们把有关生活的知识传承下来，使之持续发展而为人们所利用，被表现的是象征性的形式，被传承的是概念的体系。”鬼头(1996)认为，“所谓文化，因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联，所以是关系性的系统，各种各样链接的网络的总体就是其本身。”

对于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联，川喜田(1989)将其解释为主体性和环境性之间的互相作用。1999－2000年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为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进行了云南西北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评价保护与开发研究，项目主管何耀华教授(2000)指出，“文化就是人们的物质生产、物质生活、精神生产、精神生活、环境适应与环境保护的综合体系。他主张大力发掘有关各民族适应生态环境的物质生产技能、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民俗和道德规范。”上述对文化的各种不同的界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文化与人的生产生活及与环境的适应相联系。因此，笔者认为，文化是同自然环境和人的经济社会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系统。自然环境是文化系统的载体。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构成它们的复合性并与之形成多层重合交织的关系。日本地球研认为“地球的环境问题，最根本的是人的文化问题”的论断，一语道破了环境、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复合性关系。值得我们借鉴。

二、传统(乡土)生态学知识(TEK)的价值

破坏生物多样性的元凶，是水土的流失(soil and water losses)、土地的沙漠化、洪水和干旱等4个主要因子。传统的生态学知识，就集中在消除这4个破坏因子及寻求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方面。

所谓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可从遗传基因的多样性、种的多样性、生态系的多样性这3个多样性方面来概括。日本千叶县知事堂本(1996)对生物多样性作了如下的定义：“所谓生物多样性，是覆盖于地球表面生态系的动的机能。要把时间的流逝，人的生活和文化，特别要把开发等社会的主要因素放入视野。”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斯德哥尔摩会议)以后，环境保全应有的样式被全世界所关注。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开发会议(UNCED=Rio de Janeiro)后，157个国家签署的《有关生物的多样性的条约》正式生效。

这个条约，显示出生物多样性存在地区生态保全的重要性；原住居民对保护所起的作用特别被强调，原居民族的居住地是生物多样性分布较高的地域，原居民族参加生物多样性保全不可缺少。关于原居民族，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称谓，少数民族、先住民、原住民、土著、种族、部族等都可以指原居民族。我国所使用的是少数民族(ethnic minority group)这一名称。

由于市场经济浪潮的推进，原居民族的居住地急速地向现代化迈进，乡土传统知识的存在出现了危机。乡土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保全一样，必须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进行保护，因为乡土知识的丧失必然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当前，许多国家在旅游开发、国立公园或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中，有不重视保护乡土知识的倾向。施可特(Scott，1998)指出，这种倾向“来自上层的现代主义者的思想体系(high modernist ideology)”；为了很好地推进资源管理，他认为应该认识地方的知识、非正式的方法、乡土习惯及民间实际知识的重要性。众多的原居民族，在向现代化迈进的途程中，乡土知识面临着怎么样传承发展、再发现、再应用的问题。乡土知识多半是世界诸民族对待自然环境固有的环境保护的知识体系。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WWF)及联合国环境开发计划署(UNEP)制定的“世界自然保护战略(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中，十分强调乡土知识的重要性。联合国的专家们使用乡土知识IK(indigenous knowledge)、地方知识LK(localknowledge)、传统知识TK(traditional knowledge)来表述，以此来提示原居民族知识的重要性。文化人类学者列维・施特劳斯(L6vi－Strauss，1976)，通过对未开化民族社会的分析，揭示他们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及其依存的精致乡土知识IK(indigenous knowledge)的体系，这个体系与近代科学的体系都是独立的体系。日本学者大村(2002)指出，乡土知识与欧美的近代科学不同，不过，作为知识的成果有同近代科学对等的价值。

2002年8月，第3次东南亚大陆国际山地会议，对怎么活用原住民族的乡土传统知识，保全生物多样性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乡土的环境保全知识与它的构造的解读，是现代人类学必须优先解决的问题。对此，秋道(1999b)认为，乡土性传统知识对资源的管理特别有效。在生物多样性保全或生态环境保全的研究中，传统(乡土)性的生态学知识(TEK)的重要意义，受到学者们极大的关注。贝尔克斯(Berkes，1993)认为，传统性的生态学的知识TEK有“历史性的继续性”；又指出(1999)是人与环境互相作用的知识，是实践及信仰的总体。马库勒尼(Mcneely，1995)指出，TEK在今天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中，还起着作用。

来多((Reid)和米拉(Miller，1994)认为，人类社会编织出了很多的资源管理系统，依照各自的地域环境条件很好地与之适应，是建设人与环境友好的非常有效的方法，这样的方法正被广泛利用。拉巴汗(Nabhan，1997)和萨尔莫(Salmon，1999)认为，关于民族文化的生态学知识，已经经过了数百年，与生态学互相保持平衡，昌盛至今。大村(2002)提出，所谓TEK，是被原住民族把握住的全体环境，通过跟环境的互相作用，诸原住民族各自提炼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解释，是知识、信念和实践的综合体的总称。国家环境保护局主持的《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1998)指出，中国各民族有着独自的文化传统与生活、生产方式，对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起着积极的作用。

笔者认为传统(乡土)性的生态学知识(TEK)，对保持民族群体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它是经过历史磨练而形成的千古规则，是文化多样性的核心之一，依存于生物多样性，人类利用TEK，与变化中的生态融为一个整体，形成了自己的生存样式和生活方式。

第5篇：环境与化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城镇化；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关系；区域差异；山东省

Abstract：Taking Shan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its urbanization and resource 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 coupling relationship and regional difference is studied by using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harmonious degree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Shandong province’s urbanization spatial pattern is east region>middle region>west region. ②Shandong province’s resource 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 spatial pattern is north region>south region. ③The coupling degree of Shandong province and 17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s in antagonistic phase. ④Shandong province’s coupling harmonious degree is in moderate coordination coupling phase， 17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re in high， moderate and low coordination coupling phase，and the spatial pattern is north region>south region and east region>west region. ⑤17 prefecture-level cities’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harmonious degree are not corresponding，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types： high coupling degree and high coupling harmonious degree， high coupling degree and moderate coupling harmonious degree， high coupling degree and low coupling harmonious degree， moderate coupling degree and moderate coupling harmonious degree， low coupling degree and moderate coupling harmonious degree， moderate coupling degree and low coupling harmonious degree.

Key words：urbanization ； resource 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 ； coupling relationship ； regional difference ； Shandong province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8-41（6）

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活动作用于城镇这一特殊区域的集中体现。一般认为，城镇化内涵包括四方面：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农村自然经济转变为城市社会化大生产，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镇生活方式，农村地域转变为城镇地域[1]；资源环境承载力指区域内资源环境条件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功能适宜程度及规模保障程度[2]。城镇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是其生存、发育和成长的基础条件，城镇化发展也离不开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支撑。但是国内外不少地区的城镇化以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为代价，产生城镇环境污染严重、生态退化明显、人地矛盾尖锐等一系列问题，反过来导致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

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关系是复杂人地关系的特殊表现形式[3]，研究其耦合关系不仅是以实现人地协调发展为己任的地理学面向人文要素和自然要素综合集成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产业优化升级、缓解资源环境压力、优化国土资源利用、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我国城镇化进入转型期以来，学者们积极倡导城镇化水平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协调[4-6]，尤其在中国地理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上，傅伯杰院士作的主题报告《走向世界的中国地理学》中把“新型城镇化过程及资源环境承载力预警”作为中国地理科学未来发展的9大战略方向之一；并且《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特别要求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可见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研究的价值。但是，目前研究多集中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黄金川[7]认为区域生态环境随城市化的发展存在先指数衰退、后指数改善的耦合规律，相关学者对全国、省域、市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展开了实证研究[8-10]；在城镇化与资源环境关系方面，研究主要集中于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11，12]、资源环境对城镇化的约束作用[6，13，14]、城镇化对资源环境产生的影响[15-18]等方面，少有学者对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关系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以山东省为例，尝试研究其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耦合关系及其在17个地级市间的差异，以期丰富我国城镇化与资源环境关系领域的研究内容。

2.3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分析

山东省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度为0.5，17个地级市耦合度位于0.45和0.5之间（见表2），均处于颉颃阶段，其中东营和潍坊是耦合度最高的两个地级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研究结果[6，7]认为，当城镇化水平位于30%和50%之间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处于颉颃阶段，城市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和资源，开发强度有所加大，生态环境不能完全承受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压力，其质量将有所下降；当城镇化水平位于50%和70%之间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进入磨合阶段，生态环境修复受到重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呈现良性耦合。但2013年山东省城镇化率为53.75%，17个地级市中只有菏泽、聊城、德州、济宁城镇化率不足但非常接近50%，济南、青岛、淄博、东营、威海的城镇化率已接近70%，说明城镇化、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关系与城镇化、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有所不同，其颉颃阶段有可能贯穿于城镇化的整个中期阶段（城镇化率位于30%～70%）；另一方面反映出山东省城镇化过程中对资源环境的开发力度过大，所以今后应大力推进城镇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镇化全过程，推进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关系进入磨合阶段。

山东省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为0.413，处于中度协调耦合阶段，17个地级市耦合协调度（见表2）共分为三种类型（见图3），除枣庄和滨州外，整体上呈现出北部优于南部、东部优于西部的空间格局。其中，东营、青岛处于高度协调耦合阶段，济南、烟台、淄博、威海、潍坊、枣庄、德州等7个地级市处于中度协调耦合阶段，莱芜、聊城、济宁、临沂、泰安、菏泽、日照、滨州等8个地级市处于低度协调耦合阶段。处于高度和中度协调耦合阶段地级市的经济状况明显好于低度协调耦合阶段地级市的经济状况，可见，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对应关系。山东省绝大部分地级市处于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中度和低度协调耦合阶段，尚没有出现极度协调耦合的地级市。所以，山东省今后城镇化发展需要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促进城镇化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推进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向高度协调耦合阶段发展。

根据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度大小对各地级市耦合强度进行划分，当0.49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以山东省为例，通过建立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度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其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耦合关系以及区域差异，得出如下结论：①山东省城镇化序参量整体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当前全省经济格局基本吻合；②山东省资源环境承载力序参量呈现出北部>南部的空间分布特征；③山东省和17个地级市的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度均处于颉颃阶段；④山东省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协调耦合阶段，17个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分别处于高度协调耦合、中度协调耦合、低度协调耦合三个阶段，整体上呈现出北部优于南部、东部优于西部的空间格局；⑤山东省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强度和协调程度在17个地级市的空间分布上并不对应，分为高强度耦合与高水平协调、高强度耦合与中水平协调、高强度耦合与低水平协调、中强度耦合与中水平协调、低强度耦合与中水平协调、中强度耦合与低水平协调等6种类型。

3.2 建议

山东省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度处于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协调耦合阶段；17个地级市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度处于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度大部分处于中度和低度协调耦合阶段。整体而言，山东省及其17个地级市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水平不高，对此提出以下建议：在城镇化方面，准确把握城镇化过程的规律与机理，尤其在经济新常态下注意研究城镇化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妥善规避城镇化面临的风险，积极应对城镇化面临的挑战；以新型城镇化战略为契机，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注重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模式，引导城镇化发展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型。在资源环境方面，注意保护资源环境本底，维护生态平衡，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破坏；以山脉、水系、海岸带为骨干，以重要生态功能区为节点，构建支撑山东省城镇化健康发展的生态安全格局；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加快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根据环境承载力和环境质量优化产业布局；节约利用资源和能源，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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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环境与化学的关系范文

    第一部分阐明了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文章认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共同发展的产物，是人类认识自身和自然的经验的总结；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重大课题，既是以往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对今后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挑战和机遇；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是当代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主要特点，当代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的实质是三者关系的失调和失衡。文章指出：回顾历史，人口、环境、资源三者关系的失控和失衡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最严重的失误；面对现实，“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和人口、环境、资源综合症”是当代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展望未来，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研究和控制是2 1世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课题。

    第二部分论述了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文章认为，目前已经初步形成有关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一体化理论的主要特点是：一体化研究和调控的主要对象是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主要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一体化理论是一门正在发展的交叉、边缘学科；一体化理论是当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科学研究中的综合，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科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综合研究，即从人口、环境、资源问题，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指导，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综合研究、分析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和现象，促进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健康发展。文章论述了加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第一，人口、环境、资源这三者关系的协调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也是21世纪最重大的社会问题；第二，加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研究，是正确处理“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关系，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关系”的需要。文章认为，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方面看，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调控的理论，已成为推动当代人口、环境、资源工作向着更加科学、综合、完整的体系发展的理论指南和动力。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的内容。

    第三部分提出了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控制的途径和措施。文章认为：首先应该通过宪法和国家发展计划，确定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控制的目标、原则和基本政策，即：将“实现人口、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大目标；将“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国策；将正确处理人口、环境、资源关系，促使人口、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即实行一整套体现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原则。文章建议制定一整套有利于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和控制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包括：第一，提倡进一步解放思想，建立健全有利于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的科研体制，在人口、环境、资源研究方面实行创新；第二，以可持续发展为总体战略，大力推行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管理方式，这是将人口、环境与资源工作结合起来，将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改善结合起来的基本的、有效的途径和手段；第三，制定和实施对人口、环境、资源实施一体化控制的各种计划，认为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战略性、综合性和跨学科、跨部门性，只有通过各种计划才能实现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制定并实施有利于一体化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国土规划、人口规划、环境规划、各种资源能源规划等专门规划，是这项系统工程的龙头和中心环节；第四，综合采取其他各种手段和措施，加强对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宣传教育，加大投入，加强对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工作的管理和法制。

    本文所谓“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主要在如下几种意义上使用：第一，是指人口、环境、资源这三者组成的综合体；第二，是指人口、环境、资源这三者形成的综合关系；第三，是指由人口、环境、资源这三方面工作所形成的系统工程；第四，是指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调控（或一体化控制），即对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全盘考虑和统筹安排；第四，是指人口学、环境学、资源学的综合，即指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研究。“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既可以表示一种思想、一个观念、一门学问，又可以表示一个目标、一种实践、一项工程。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将上述几种意义的一体化概括为或简称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

    “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中的一体化，又称综合化，英文是integration（名词）。英文中的integral（形容词）、integration（名词）、integrate（动词）、integrative（形容词）等词，在不同的中文翻译中有“结合、综合、整体、整合、一体化”等不同译法。例如，“环境与发展的结合、综合、整合或一体化”、“人与环境的结合关系、综合关系或一体化关系”，到底哪种译法准确、流行，一时很难确定。

    江泽民主席在1997年3月8日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必须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结合起来全盘考虑，统筹安排，努力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资源，切实保护好环境，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1]他在1999年3月13日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处理好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的重要性，把这件事关中华民族生存的大事作为紧迫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下去”，“人口、资源环境这三方面的工作，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领导，协调好有关部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搞好这项系统工程 .”[2]笔者认为，要做到“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结合起来全盘考虑，统筹安排”、“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必须从思想上认清人口、环境、资源的内在关系，从理论上加强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研究，从实践上完善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调控；唯有如此，才能协调好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搞好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系统工程，正确处理“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

    一、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回顾历史，人口、环境、资源三者关系的失控和失衡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最严重的失误；面对现实，“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和人口、环境、资源综合症”是当代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展望未来，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研究和控制是2 1世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课题。对于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共同发展的产物，是人类认识自身和自然的经验的总结

    在人类社会初期，人类自身生产较慢，人类对自然的冲击较少，人与自然比较和谐。到公元元年时，世界人口约3亿，直到18世纪中叶才增至8亿，人口翻一番用了1500年，如果保持这样的速度，要到公元3250年才能达到16亿。 产业革命以来人类在改造自然、提高自己和发展经济方面建树了辉煌业绩，人口从1750年的8亿到1900年增加到17亿，即只用150年就翻了一番。从1950年的25亿到 1987年的50亿，只用37年世界人口又翻了一番。估计到2000年世界人口将达63亿。也就是说，在第一个1000年，世界人口稳定在3亿左右；而在第2 个1000年，人口增加了60亿。一些国家由于对人口、环境、资源与发展的关系处理不当，采用“高生育、高生产、高消费”的发展模式，以超出环境资源承受力的方式进行人类自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不适当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结果造成了严重的人口膨胀、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走了“先盲目生育后计划生育，先污染破坏后保护治理”的弯路。面对这三大问题，各国分别制定了人口政策、环境政策和资源政策及有关法律，建立了管理人口控制、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的机构和队伍，形成人口控制工作、环境保护工作和资源管理工作这在大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但是，初期的这三项工作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人口工作与环境资源工作相脱节，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二是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相脱节，即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改善相脱节。从总体上看，各国的人口、环境、资源工作大都经历了“从分别考虑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到综合考虑人口、环境、资源问题”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不少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将人口、环境、资源工作分属几乎是互不相关的政府部门管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改善环境资源一直属于不同的行业或专业，他们大都尝过“人口、环境、资源工作三股道，开发、利用环境资源与保护、改善环境资源各自为政”的苦果。这两个致命的弱点使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深层次的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据经济学家罗伯特？ 里佩托（Robert Repetto）计算，如果世界人口按目前每年16.7%的增长率继续递增，到2667年地球的陆地将挤满人，即使将南极用来安置人，它也只能为7年内增长的人口勉强给个站脚的地方；据罗马俱乐部1971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和一些环境资源学家的估计数字，如果世界按目前每年排放的废物和消耗的资源量的增长率继续下去，到2667年地球的陆地将堆满垃圾和废物、耗尽许多重要资源，人与废物、人与资源的矛盾将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面对严重的综合症，人们转而思考“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以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为转机，人们开始认识人口、环境、资源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重要意义。这一次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申明：“人是环境的产物，也是环境的塑造者”，“人口的自然增长不断地给环境保护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如果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措施，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为了在自然界里获得自由，人类必须运用知识在同自然合作的情况下建设一个较好的环境。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利益，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包括空气、水、土地、植物和动物，特别是自然生态系统中有代表性的标本，必须通过周密计划或适当管理加以保护”。《内罗毕宣言》（1982年5月纪念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十周年特别会议第13次会议通过）指出：“环境、发展、人口和资源之间的紧密而复杂的相互关系，以及人口的不断增加特别在城市地区内对环境所造成的压力已为人们所广泛认识。只有采取一种综合的并在区域内做到统一的办法，强调这种相互关系，才能实现于环境无害和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1987年4月，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布伦特兰报告》即《我们共同的未来》[3]，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理论。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签署、通过了一揽子体现“人口、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原则”观点的文件。其中被称为“地球宪章”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指出：“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以与自然相的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其中《21世纪议程》是一个全面考虑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等活动的国际政策文件，它充分论述了人口、环境、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4].例如该《议程》第5 章强调，“查明人口过程、自然资源及生命支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加强将人口、环境与发展综合起来的研究方案”，“将环境关注与人口问题结合起来”，“综合的可持续发展方案应该将关于人口趋势和因素的行动与满足有关人口需要的资源管理活动及发展目标密切结合起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目前不少国家已经制定涉及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综合性规划、行动方案甚至法律，人们开始从学科专业、计划管理和政策立法等方面将人口、环境、资源工作联系起来，将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改善结合起来。

    在处理人与环境资源的关系的实践中人们逐步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改善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为了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环境资源，建立人与环境的良好秩序，各有关人口、环境、资源的部门、行业、专业、学科和活动必须相互配合，必须打破原有的部门、行业、专业、学科界限，在人口、环境、资源领域实行跨部门、跨行业、跨学科的综合性行动。这种认识反映到政府政策、规划、管理和立法上，就是开始出现综合考虑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综合性较强的政策、规划、管理部门和法律。

    （二）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重大课题，既是以往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对今后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环境大国和资源大国，也是一个存在人口膨胀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紧缺问题的国家。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的人口膨胀、环境污染和资源紧缺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而是名副其实的“人口、环境、资源综合症”，并且这种深层次的“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振兴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中国在处理人口、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也曾走过一段弯路。在一个时期曾片面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宣扬违反自然规律的唯意志论、采取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个别地区甚至实行过“先污染、后治理”、滥砍滥垦滥捕、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发展经济的政策，结果使得一些地方造成“人越生越多越穷越垦（指盲目开发自然资源），地越垦越坏（指环境资源破坏）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有关部门和专家虽然也有过将人口、环境、资源工作联系起来，将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治理结合起来的想法，但国家并没有将其作为指导原则，也没有从国家计划、政策、立法和行政管理体制上将它们结合起来。面对接踵而至、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人们开始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分别制定了有关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政策和法律，但结果是防不胜防、治不断根、有小改而无大变。进一步实践和研究发现，原来这些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人口、环境和资源问题绞结在一团的综合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计划生育和国土环境资源工作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控制的重要性，党中央和国务院开始综合考虑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治理等问题。1981年10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建委关于开展国土整治工作的报告》（1981年8月），这是我国第一个全面、系统考虑环境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治理的相互关系，并将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的部级政策文件。该报告尖锐指出，建国以来，由于在国土整治方面“缺乏统筹规划和统一管理，国土资源和生态平衡遭受破坏的情况相当严重”，“资源的考察和开发、利用，多是由各部门分散进行，缺乏统一协调，既有重复劳动和空白，又对综合利用考虑不够”。该报告认为，“国土整治应当包括考察、开发、利用、治理、保护这些相互关联的五个方面的工作”。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召开后，国务院于1994年3月通过了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中国21世纪议程》。该《议程》不仅强调“突出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联系与协调。通过法规约束、政策引导和调控，推进经济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5] ，而且初步阐述了有关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政策。例如，该《议程》的第1 章指出：人口剧增、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继而威胁着全人类的未来生存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人类必须努力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第1页）。第2章指出：中国将长期面临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和尖锐矛盾（第7页）；加强政府对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宏观调控作用，实行综合性决策、管理和监督（第6页）；制定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总体发展战略、目标和采取重大行动，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和环境的协调发展（第7页）。第7章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问题作了较多的论述，强调在规划和决策等各个方面充分考虑人口因素，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第14章“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指出：“目前，中国在一些重要的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方面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资源管理体制上分散，缺乏协调一致的管理机制和机构”：“为了确保有限自然资源能够满足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的要求，中国必须执行‘保护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增殖并问题重’的方和‘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偿’的政策，依靠科技进步挖掘资源潜力，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有效配置资源，坚持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节约型经济发展的道路。”[6] 在《森林法》（1984年）、《矿产资源法》（1986年）、《土地管理法》（1986年）、《水法》（1988年）、《水土保持法》（1991年）等资源法律和《环境保护法》（1989年）、《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制定，1996年修改）等环境保护法律中，分别规定了将开发、发展、合理利用、增殖、保护、防治、改善、建设、管理等环境资源活动结合起来的目标或原则。

    （三）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是当代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主要特点，当代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的实质是三者关系的失调和失衡

    目前，许多国家对人口膨胀、环境污染和资源紧缺问题的种种努力之所以收效不大，并且有进一步发展蔓延的趋势；人口危机、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这三个问题之所以多年来得不到有效控制和根本解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人口、环境、资源这三个貌自分离的问题，实质上已经发展成为人口、环境、资源“综合症问题”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成分。孤立地对待这三问题，看不到这三个问题的内在联系，看不到综合症，是无法解决当代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对这种综合症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综合症”的成因和实质则是人口、环境、资源这三者关系的失调和失衡。例如，一些国家希望通过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和途径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但人本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最大特征是尽量满足人类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这就是尽量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生活，结果这种人口政策越实施，环境和资源危机就越严重。一些国家想控制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但日益增长的人口及提高生活标准的需要又要求增加生产、发展经济，而增加生产、发展经济的需要又要求加大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度和频率，结果又削弱了环境保护的努力。一些国家想充分发挥本国自然资源的优势，通过充分开发利用资源强国富民，满足人口数量和质量增加的需求，但对自然资源的高强度高频率开发，却加剧了本来就很严重的环境法律和生态破坏问题。

    二、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

    经过许多人的长期研究，目前已经初步形成有关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这就是对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进行调控的理论，即有关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相应的人与人的关系的理论。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方面看，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调控的理论，已成为推动当代人口、环境、资源工作向着更加科学、综合、完整的体系发展的理论指南和动力。

    （一）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的内容

第7篇：环境与化学的关系范文

一、 环境教育的含义及目标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0年“学校课程中的环境教育国际会议”上提出:“环境教育是一个认识价值和澄清观念的过程,这些价值和观念是为了培养、认识和评价人与生态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所必需的技能与态度。环境教育还促使人们对环境质量相关问题做出决策,并形成于环境质量相关的人类行为准则。” 1988年欧共体通过的环境教育决议指出,环境教育的指导原则即“环境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意识,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并使公众积极有效地参加环保活动及合理谨慎地利用环境资源奠定基础。”环境教育之目的,即重视和关心环境问题,培养个人或集体为解决现实问题和防止发生新的环境问题所需要的知识、技能、态度、意志和实践能力等。

基础环境教育的目标,具体包括:关心。深化对个人和社会总体环境问题的关心,并对其具有一定的感受。知识。对个人和社会总体环境及其存在的问题要有基本的理解。态度。明确个人对社会的价值,具有保护和改变环境的坚强意志。技能。掌握解决环境问题所必需的基本技能。评价。能测定个人和社会的环境状况,并能从生态、政治、经济、社会、美学和教育等方面进行评价。参与。能为解决任何社会环境问题而采取适当行动,以此增强对环境问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地理教学渗透环境教育的优势

1.地理教学是环境教育的主阵地

地理学科是开展环境教育的主阵地。首先,地理学科与环境学科有较多的相似性和交叉性。两大学科都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三大科学领域交接带上的边缘学科;两大学科的研究对象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地理环境;两大学科以人地关系为主线,以协调人地关系、寻求人类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两大学科都涉及全球环境问题及其防治。诸多相似性和交叉性使地理课程有着丰富的环境教育素材,是中学渗透环境教育的主渠道之一。其次,环境教育是中学地理新课程标准的重要内容。《地理课程标准》指出:地理学是研究人地关系及地域系统的科学,是解释地区特征、人与环境在地球上出现、变化和分布规律以及协调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科学。第三,地理教学是环境教育的主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环境教育大纲,涉及地理、生物等多个学科的知识,但大部分内容均与地理有关。

2.环境教育为地理教学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

国家《初中地理课程标准》重点突出“反映全球变化形式,突出人口、资源、环境以及区域差异、国土整治、全球变化、可持续发展”。《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在描述高中地理课程总体目标时强调“树立科学的人口观、资源观、环境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念”,这些内容与环境教育思想相统一,将中学生环境素养形成与可持续发展的人文观相结合,无疑是对个人、家乡、国家乃至全球发展有益的工作,也为学习对生活和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注入新鲜内容。环境体验、环境调查和实验等实践活动为地理开放式教学以及乡土地理学习提供了富有活力的方法与内容,研究性学习、探究式学习等方式更适合在地理教学中从身边环境入手,开展广泛环境教育活动,有利于激发学习兴趣,促进关注社区环境、国家环境和世界环境培养学生发现和创新的能力。

三、中学地理教学渗透环境教育的途径

1.理论联系实际,融入环境教育

地理科学与环境科学有较多相似性和交叉性,地理教学内容多涉及地理环境的内容,因此,在地理教学中,可理论联系实际,自然融入环境教育。例如,“中国的水资源”教学,可渗透环境教育思想,培养惜水、节水美德,增强保护水资源的责任感、紧迫感;在 “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教学中,通过课堂教学,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和人类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等。地理课堂渗透环境教育的优势之一:便于学生在学习中获得相应的环境知识、技能和情感,无需专门的环境教育师资和教学时间。

2.优化教学过程,强化环境教育

教师应优化教学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指导学生学习活动,强化学生环境意识,帮助其树立正确、科学的环境观。例如,高中地理第八章讲到全球环境问题之一 ———温室效应。首先可提供阅读材料“温室效应浅析”,让学生思考:为什么会产生温室效应?其次,请学生观看有关“温 室效应影响”的教学录像片,并讨论总结温室效应的主要影响;最后,观看“关于温室效应发展”教学视频,结合已有背景知识思考并讨论:人为因素对温室效应的影响有多大,各种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与目前的生产生活方式之间有何联系。通过以上教学活动,使学生深刻意识到温室效应对人类生存发展的不良影响,减轻和消除温室效应是每个人的责任,并以实际行动为减轻温室效应贡献力量,即将观念和意识转化成实际行动,真正达到环境教育之目的。还可让学生指出身边的环境问题,让学生收集各种信息或材料展开调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模式。

第8篇：环境与化学的关系范文

 

环境科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掌握环境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学科发展的现状和动态，培育具有创造性思维、理论联系实际、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能力的人才。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在监测系统中将3S(3S具体指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RS) 等信息技术与传统监测技术方法联合运用，扩展了获取环境质量信息和污染源排放信息的手段。日本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包括水质、大气、噪音、振动、地表沉降等项目的自动观测网络， 在各种观测数据的基础之上建立了基于GIS 的环境信息系统，从而可以完成各种监测统计表格、监测统计图形及污染源分布图的输出， 同时还具有环境预测和管理决策的各种功能。

 

美国应用遥感与GIS 技术对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地形、岩性、土壤类型、气候条件、植被类型、城市布局、两岸工厂和排污口分布等多种因素进行分析，根据环境模型可以计算出流域的水质变化， 进而判断出密西西比河的水质受流域自然环境背景和人工排污量影响的程度。

 

信息技术在环境科学的相关领域如环境监测、科学研究、决策制订、环境规划与预测等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环境科学以及环境决策与管理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 信息技术在环境科学领域的具体应用

 

1.环境信息挖掘

 

环境科学所涉及的大量环境信息具有时间性和动态性特点，另外还具有空间分布的特点。信息系统的最大特点在于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信息都能落实在地理位置中，并可根据用户需要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与反映地理位置的图形信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人口的增加， 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迫切要求大范围、经常性和连续地监测环境参数。如何科学合理并有效地利用这些数据就显得尤为重要。多种途径得到的数据自身有一定的相关性，而且分布上有独特的空间差异，由观测到的环境变量衍生出新的环境数据是环境信息挖掘的重要方面。信息系统可以对环境实况数据采集与分析，结合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对获取的环境信息进行深入的信息挖掘，对数据进行环境参数的定量、定性分析及环境动态变化的预测分析。

 

2.环境信息监测

 

环境科学是研究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的一门学科，而自然环境是由大气、水体、土壤等组成的复杂系统，信息技术中以遥感为代表的检测技术具有大范围、多时相、高分辨率、多光谱的特点，因此遥感信息技术在全球气候变化、局地水体监测、大气臭氧耗损监测以及多尺度范围的环境变化等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范围的环境演变的周期较长，规律不容易被发现，但是由于其特殊性，一旦失衡，就难以复原。

 

因此，综合应用信息技术监测环境的变化规律、模拟环境演化，做到防患于未然就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通过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多时相、多数据源的遥感数据分析，可以对全球的环境演变进行动态的监测。通过对多源、多时相遥感图像的分析，能对过去一段时间的环境变化过程进行反演与模拟，并可以根据模拟的结果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环境演变进行仿真的模拟和演示。

 

3.环境信息建模

 

环境模型是进行环境评价和环境预测的有力手段，是环境学研究中较为成熟的一个领域。由于许多环境问题和环境过程都具有非线性、空间分布特性、随机性以及随机变化特性，因此环境模型大都比较复杂，而信息系统如地理信息系统是专门针对地理数据及相关数据进行采集、存储管理、分析处理与实时显现的操作系统。

 

在地理信息系统中，基本概念是时空分布的拓扑关系，而研究的主题内容被抽象成点、线、面的空间实体及其相关属性。而在环境模型中，基本概念是物质、能量及其运动转化，而这些基本研究对象诸如水的扩展、土壤有机质层次结构、大气运动、污染源在区域的分布等明显具有空间分布特性的环境要素。地理信息系统的属性结构和环境模型在概念和研究对象上具有很好的耦合性，这使得二者的结合是自然、合理又具有潜力的。

 

传统的环境模型空间数据的操作尤其是在结果显示方面仍捉襟见肘。而空间分析和空间数据管理正是信息技术的优势，GIS 可以为环境模型提供一整套基于地理信息系统逻辑原理的空间科学范式，用以反映具有空间分布特性的环境模型研究对象的在地理空间上的移动、扩散，以及在时间范围内的动态变化及相互作用。环境模型对各种环境问题和环境过程描述准确、算法精练，能够体现环境问题的空间特性，比如现在常用的水质模型、大气扩散模型、污染物在地下水中运移模型等都可以在二维和三维中得到很好的应用。

 

二 强化信息技术在环境科学专业应用的意义

 

信息技术是对各类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和应用。在环境领域也存在并需要各种各样的信息系统，环境信息就是通过加工的、能够用于环境保护工作的数据和符号，它反映了环境系统各个环节的时间、空间和状态特征，因而掌握这些基础知识十分必要。人类进入21世纪后，环境与人的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我国亦是如此，特别是在发展中的典型区域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信息技术手段是近年来在各学科都得到长足发展的新生力量。

 

随着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发展，人类对于环境科学的认识不断提高，传统意义的技术手段已不能满足人类对于环境的科学探索，因此需要强化信息技术在环境科学中的应用，所以在环境科学专业培养方案的制订中，应突出强调信息技术在环境科学中的重要作用。

 

对于信息技术在环境科学应用中的研究，可以对学校环境科学专业以后的教学相关内容做尝试性的分析。重点分析信息技术在环境科学中的具体应用;学校的环境科学专业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程如何开设;为适应就业市场对人才的特殊需求，如何强化学校环境科学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技术特长，为学校环境科学专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依据。

 

三 强化信息技术在环境科学专业中的应用途径

 

通过环境信息技术应用理论课程的设置以及实验平台的建设，让学生掌握信息技术在环境科学中的具体应用。利用所学的地理信息系统、环境遥感、数据库、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环境保护系统的开发，拓展应用技能。通过学习掌握环境科学的基础知识，了解环境污染控制和管理的各种手段和方法，了解环境信息系统的结构和开发过程，熟练掌握环境信息系统的概念、作用及应用。通过对地理信息系统的特征、内容和基本结构及一些常用软件的运用和分析，掌握地理信息系统组成、数据结构和环境信息的空间分析，并学会如何用地理信息系统这门空间数据科学来解决环境科学中的一些管理、规划等问题。

 

通过信息技术的学习，能够对遥感技术和全球定位系统概念、应用及图像处理技术有所掌握，对环境信息系统数据的来源和收集方式有一定了解，并能掌握环境信息技术在环境监测和环境评价中的实际应用。所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环境科学专业信息技术课程开设的可行性论证 信息技术已经在环境科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不同学校的课程设置与本学校的学科背景以及师资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及如何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开设课程的性质。根据重庆工商大学的软硬件情况，构建环境科学专业信息技术应用教学的相关课程。

 

2.分析实验平台建设的现状及不足

 

信息技术平台由于自身的特征使得对庞杂的空间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处理和信息的综合评价、预测成为可能，从而为环境科学研究与规划管理走向自动化、定量化和科学化开辟了广阔前景。我们学校已经在信息化教学方面特别是经济学相关专业建立了相对完备的技术平台和计算机信息中心，与经济信息教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有着明显的区别，该研究将在对现有的实验平台分析的基础之上，分析学校加强环境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优势与不足。

 

3.师资共享的联合机制探索

 

每个学校在专业设置和院系组合方面都有自己的优势，不同的专业之间有着较强的联系和互补。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的师资，促进环境科学专业的建设则成为环境科学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 结语

 

近年来，环境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人类活动而引起的环境问题较为突出，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环境科学是一个复杂的学科体系，涉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各个方面。随着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发展，社会对环境科学专业人才在环境信息处理能力方面有较高要求。

 

当前状况下，如何系统地构建学科体系、利用现有的软硬件设施强化信息教学、让学生掌握信息处理能力、优化学科脉络，是环境科学专业需突破的重要方面。以学校现有的师资状况、基础实验环境为基础，采用理论分析、实验模拟、高校走访、问卷调查等形式进行环境信息技术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程设置的可行性论证，为环境科学专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服务。

 

从粗放型的发展到集约节约型的可持续发展思路的转变，使得环境科学的相关学科得到了长足发展。各级部门和组织对环境问题尤为重视，围绕着环境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和实验观测，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数据。环境信息技术是目前计算机技术应用方面继人工智能、信息系统、预测系统后，管理信息系统中最活跃的研究领域。因此，信息技术对环境数据信息的设计、开发和应用等工作也就显得格外迫切。

第9篇：环境与化学的关系范文

1 环境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    

哲学以文化为其生长土壤，不谈及文化就无法深入的畅谈哲学。人文文化由本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不同因素构成，所以人文文化具有特定的民族性，并不是本民族的文化在其他民族同样可以得到认可。哲学可以说是文化的精髓，而文化是哲学存在的根基，因此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民族的或者说是超越民族的一般的、普遍的哲学。文化所具有的特殊的民族性必然决定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哲学同样具有民族性。西方哲学根植于西方文化，是西方民族自己特有的哲学，不能称为其他民族所普遍适用的哲学。文化展现着民族的魅力与气质，若民族丢失了其特有的文化，就像是人丢失了魂魄。任何外来文化与哲学的中国化都是基于中华民族的思想与观念，取外来文化和哲学的精华为己而用，这并不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取代和遗忘。    

我们现在所说的环境哲学大多指的是根植于西方文化的西方环境哲学，由于这样的环境哲学从属于西方文化，并不是普遍适用于其他各民族的具有一般性的环境哲学。因此要解决我国的生态问题，仅靠翻译和引进未加以本土化研究的西方环境哲学是力所不及的。西方的环境哲学进入中国，要经过我国传统文化的自主选择和在各方面、多角度的批判，从而找寻西方环境哲学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契合点，这样才能使西方的环境哲学彻底并真实的融入中华民族的土壤。否则，对西方环境哲学的照搬照抄，一方面难以为本民族所认可接受，另一方面也无法解决我国所实际面临的生态问题。因此环境哲学中国化显得尤为必要。

2 环境哲学中国化的迫切性    

工业革命发韧于西方，而接踵而来的对环境的巨大破坏也首先显现在西方，因而西方学者把环境以及生态问题当作社会的主要问题，首创提出“环境哲学”的概念并努力构建了环境哲学的体系框架。西方学者不懈努力的研究成果无论对于当代人还是后代人的生存都具有不可泯灭的意义。然而这样的环境哲学以西方文化为依托，无法跳出西方的思维的方式，具有先天的、无法解决的理论困境。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把人视为宇宙的主体和最高存在，把自然视为属人的自然，这无疑是对自然的否定。而非人类中心论的提出虽然可与人类中心论相对抗，但二者不是用自然取代了人，便是用人取代自然。非人类中心论将自然的地位提升到一个至高的位置，不承认人的实践性甚至是主体性。这两种“中心论”的提出，本来就是天人统一关系的最大否定。因此，对于人同宇宙自然的关系问题，西方的逻辑与哲学思维束手无策。    

传统伦理学将权利与义务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简单的用权利与义务来解说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更难以说服众人。人类社会伦理关系中的双方共处于同样的主体地位。若用这样的伦理关系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便得出人作为主体对自然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自然作为客体只有权利没有义务的错误结论。因此，主客极端对立的思维方式和形而上学的哲学框架对于天人关系无法给出恰当准确的回答，更无法解决当前面临的实际环境问题，这是西方环境哲学的先天不足，也是西方环境哲学的理论困境。面对这样的理论困境和我国环境所遭受的巨大破坏，急需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因此环境哲学中国化变得十分迫切。

3 环境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