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空间规划的概念及内涵精选(九篇)

第1篇：国土空间规划的概念及内涵范文

关键词：低碳城市城市规划城市新区规划思考

Abstract: Rapid urbanization has increased the 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urban surroundings, the need to minimize these impacts of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urban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is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the low-carbon ecological considerationsthe preparation of low-carbon urban planning in urban construction, or the introduction of low-carbon concept has become the trend. In this paper, the urban New District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actual briefly first low carbon city, the concept of low-carbon urban planning, review and summarize the theoretical study and practice of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low-carbon c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low-carbon cities New Area significant proposed low-carbon cities New Area planning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urban form, land us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nergy use, transportation, urban construction, and the positioning of the new district plan for low-carbon city, theoretical studies based on low-carbon cities New Area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w carbon planning of new urban areas were discussed,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cities New construction mode.Keywords: low-carbon city urban planning of new urban areas planning thinking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气候变化是目前人类面临最具挑战的环境问题，也是当今影响最为深远的全球性问题。为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低碳经济、低碳城市的研究和实践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的热门话题。城市是碳减排的关键，而城市规划作为建设城市和管理城市的基本依据，是城市实现低碳发展最重要的第一步，必然担负着建设低碳城市的重要角色。城市新区将是未来城市建设中变化最快、最活跃的地区，在城市和区域发展过程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在新区规划中落实低碳城市建设理念，确定低碳规划定位、内涵，并予以实施对新区的发展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低碳城市、低碳城市规划概念

（一）低碳城市概念

“低碳”一词首先出现在英国2003年《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中的“低碳经济”概念中。低碳经济的核心思想是以更少的能源消耗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城市作为碳减排的关键，低碳城市的概念也应运而生，但对于低碳城市目前国际上尚无统一界定的内涵，一般认为：低碳城市是以城市空间为载体发展低碳经济，实施绿色交通和建筑，转变居民消费观念，创新低碳技术，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二）低碳城市规划概念

低碳城市规划是从不同城市形态、城市发展模式、不同建筑群体构成出发，以低碳城市为发展目标，合理布局城市用地和综合安排城市各项工程建设。低碳城市规划是建设低碳城市的关键技术之一。通过建立低碳城市规划理论体系和方法，以多元的标准衡量城市规划与建设，通过低碳城市规划寻求城市发展的低碳化方向，探索可持续的低碳城市发展模式。

低碳城市规划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三类。一是宏观层面的低碳规划，其重点是解决城市及区域经济、社会、空间等方面低碳发展模式；二是中观层面的低碳规划，重点研究“承上启下”低碳城市建设方面的内容；三是微观层面的低碳规划，重点研究解决城市发展中具体的低碳规划问题。

（三）低碳城市与生态城市

低碳城市和生态城市是当前各界关注的热点，二者的建设理念和核心内涵密切相关，但需要理清低碳城市与生态城市之间的关系。首先，低碳城市与生态城市在核心思想上是一致的，都是关注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但同时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生态城市关注自然环境、人居环境等多个方面，而低碳则主要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因此，相对来说生态城市内容更宽泛、更综合，而低碳城市则侧重强调减少碳排放，提高碳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低碳城市是生态城市的一个子集。因此，有专家学者提出低碳生态城市的概念，将低碳作为生态城市的重要概念之一来进行阐述。

（四）低碳城市的研究与实践

第2篇：国土空间规划的概念及内涵范文

[关键词] 紧凑城市 城市群 城市 整体 城市可持续发展

城市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土地用途布局不合理等城市病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国内外积极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道路,其中“紧凑城市”理论备受关注,目前学者们认为高密度、土地功能混合使用、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是紧凑城市核心理论。紧凑城市建设是复杂的综合体,应该从多学科角度探析,本文站在哲学的角度探讨紧凑城市理论。

一、紧凑城市研究现状及评价

1.研究现状

城市在快速建设过程中出现环境污染严重、土地不合理利用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影响了城市可持续发展,为了缓解这个问题,众多城市发展模式相继提出,如:“精明增长”、“填充式发展”、“新城市主义”、“城市增长边界”、“紧凑城市”等。1990年,欧洲社区委员会发表《城市环境绿皮书》,正式提出“紧凑城市”的概念。之后众多学术论文积极探讨紧凑城市理论,其中Breheny(1997)对紧凑城市的定义比较全面,他认为:促进城市的重新发展、中心区的再次兴旺;保护农田,限制农村地区的大量开发,更高的城市密度;功能混用的用地布局;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并在公共交通节点处集中城市开发等。

我国对城市形态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尚无专门的关于“紧凑城市”的著作4,不过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诸多问题引起政府及规划专业人士的重视,紧凑新城镇和建设用地紧凑度成为热点话题,深圳光明新城的建设是紧凑城市理念在我国的具体实践,是符合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形态的大胆尝试。对紧凑城市定义不统一,李琳认为以“紧凑”形容城市时,一方面以较少的土地提供更多城市空间;另一方面城市空间承载的生活内容必须是高质量的;韩笋生、秦波认为紧凑城市即运用城市紧凑的空间发展战略。王涌彬说:“紧凑”的含义包括城市形态的紧凑,以及以步行非机动车系统与公共交通系统为主体的城市交通体系,还包括紧凑之中完善的城市功能和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等,从此可以看出,紧凑城市涵义处于百家争鸣阶段。

2.紧凑城市理论评价

综上所述,紧凑城市理论和实践在国外取得一定成效,目前很多国家把紧凑城市理论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这说明紧凑城市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中国城市建设国情与西方有所差异,因此在借鉴紧凑城市理论时应吸取精华再结合城市自身特色,走中国特色的紧凑城市发展道路。

紧凑城市涵义中的高密度发展,在借鉴时要谨慎,中国一些特大城市人口密度、建筑密度已经很高,一味提高密度可能会导致城市环境恶化,一个城市的运作效率取决于城市整体空间资源紧凑配置,不能仅靠提高密度来缓解压力。在探讨紧凑城市建设时,大多调整城市内部建设,这不符合事物联系的原理,因此,应从整体上考虑紧凑城市建设。另外,紧凑城市涵义概括,需要一条相对具体的途径建设紧凑城市。本文站在哲学角度探讨紧凑城市建设。

二、紧凑城市涵义改进

从哲学观点出发,利用内因与外因,整体与局部、联系、质变与量变原理看待事物发展,紧凑城市涵义有待完善。事物的发展取决于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虽然内因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但外因往往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催化剂,因而外因也不可忽视。于是我们在探讨紧凑城市建设时,应该把城市内部和外部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在充分发挥城市内紧凑建设效益时,积极推动城市外部土地保护、控制,对城市保护应制定具体详细的政策,并严格执行。从整体与部分原理出发,事物整体由部分组成,当部分以合理的结构构成整体时,才会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同时整体具备部分不具有的新功能,另外事物是相互联系,因此,我们在看待和处理事物时应从整体着眼,树立整体观念和全局观念。从质变与量变的关系,在建设紧凑城市时要体现集聚效益,因此,在城市建设时提倡适度集聚。

有学者认为城市经济活力体现在集聚效益、组合效益、邻近效益发挥,笔者认为紧凑城市应从城市整体空间上紧凑配置资源,是以集聚效益、组合效益、邻近效益有效发挥促进城市内、城市间以及城市群间的紧凑发展,最终实现整个国家城市可持续发展。在此对集聚效益、组合效益、邻近效益在本文进行定义,三效益是在“紧凑单元”(借鉴吴一洲对紧凑单元的定义,下面提到此名词是此涵义)基础上进行的。集聚效益的发挥可以容纳更多的城市建设活动,笔者把集聚效益分为土地用途的集聚和土地集约利用。单个城市组合效益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单元内居住、工作、休憩、生活设施等土地功能合理混合紧凑配置,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传承合理布局;单元之间有效组合;城市群的组合效益建立在单个城市组合效益的基础上,数个城市组合效益通过便利的交通、各单个城市自身特色吸引,从整体上形成城市群组合效益。邻近效益可以是单元内相邻或周边土地开发的相互影响以及城市群内,单个城市通过快捷的公交相互联系,通过城市群城市发展规划,充分发挥邻近效益,从而带动整个城市群的发展。

本文从哲学角度看待紧凑城市,在下文中以云南省为例,对紧凑城市运用进行探析。

三、 云南省城市建设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1.云南省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云南省位于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低、质量差,在城市建设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复杂的地形地貌条件限制

云南省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其中大部分都是山地,生态环境脆弱。近年来环境破坏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给人们带来人身财产损害,这与不合理的城市建设活动密切相关。

(2)城市化质量差

目前云南省正在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滇东、滇西、滇南、滇东北等城市群正在紧密锣鼓的进行,将大大推动全省城镇化进程。虽然城市群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但是在城市群整体规划上缺乏紧凑配置空间资源,城市发展缺乏区域整体性,从长远来看城市发展不可持续。在城市建设中土地粗放利用严重,如存量建设用地数量多。(昆明市存量建设用地在云南省内位居第一位。2007年盘龙区有72个城中村,官渡区城中村95个,五华区75个城中村,西山区也存在城中村),新区的土地利用粗放,采取拼资源的发展方式,对后备土地资源稀缺的省情,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挑战。另外,在城市建设中不仅粗放利用土地,而且土地用途布局分散、混乱,没有充分考虑对相邻土地利用的影响,这些不合理的资源空间配置影响一个城市运作效率。

(3)缺乏城市个性特色

云南省是多民族省份,有着浓厚的民族风情,这些宝贵的民族文化应该被传承,然而在城市建设中盲目追求现代化,忽视和破坏传统文化,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如:近年来,原来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赶街活动被商业步行街和农贸市场所替代,城镇的地方特色丧失。

综上所述,云南省相对平缓的土地较少,现在又在积极推进城市化建设,城市规模扩大,不断对周边农地吞并,城市内部交通堵塞、环境恶化、土地利用不集约、布局混乱、历史文脉破坏、空间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将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急需探寻一条城市可持续发展之路。

2.促进紧凑城市发展的改进措施

集聚效益、组合效益、邻近效益的发挥基于紧凑单元,单个城市把城市内分为若干个紧凑单元,城市群紧凑建设把单个城市当作紧凑单元。

(1)集聚效益的发挥

从质变与量变的关系来看,集聚效益的发生只有当事物在空间上集聚一定程度,才会发生集聚效益。不管是单个城市建设还是城市群建设,土地用途的集聚主要指在单元内避免土地利用类型的单一,要实现商业、居住、办公、娱乐等生产、生活设施在空间上的集聚,这种空间上紧凑可以是一个街区、小区,也可以是一幢建筑内多用途利用,但是对重工业应当另外安排。对单个城市群实行产业上的分工与产业链的集聚,方便企业间的合作,在申请、审批用地时也可以统一规划,节约用地,紧凑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土地面积的消耗,同时集聚容易形成规模经济,可以利用共同的基础设施,降低生产成本,集聚性有利于城市活力的发挥和单元内经济的发展;集聚效益的另一个方面是土地集约利用,目前云南省城市建设中存在粗放利用土地的现象,因此挖掘单元内土地利用效率、适度提高建筑密度,使建筑布局较紧凑,可以更充分利用单元内的资源,减少基础设施等资源的使用率低的情况,从而使单元内的资源实现紧凑发展。

(2)组合效益的发挥

事物要想得到更高、更持续的发展,必须按照一定规律有序发展,杂乱无序的密集发展只会导致混乱,组合效益在土地用途集聚效益的基础上要考虑土地用途的合理组合,因此,城市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发挥集聚效益,而且要实现资源合理配置。

紧凑城市强调土地用途的混合使用,合理配置商业、居住、轻工业、娱乐设施布局。土地用途如何有效的合理组合,城市规划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应从城市整体空间上着手,规定单个城市、区域土地利用性质,未来的发展方向等,滇中城市群发挥金融、服务业为主;滇南城市群以工矿业为主;滇西城市群以旅游业为主;滇西南城市群发展热带作物和边贸城市;滇东北城市群以工矿、种植业为主。每个城市群都有自己优势产业,促进数个城市以及单个城市内分工合作,资源在空间上合理配置,有利于土地资源有效利用,充分发挥组合效益。城市间、城市群通过发达的公共交通把各单元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有活力的有机整体。

一个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持自身特色是必不可少的,云南省是多民族地区,有着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城市建设要实现现代化和保护文化遗产,处理两者关系,这也是在城市建设中的难点,因此,我们在城市建设中,遇到民族建筑、古城等,不能简单的圈个范围保护,要考虑现代化的建设怎么和历史遗产相协调,在空间布局上要有渐变的过程,有效的组合更能发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如果处理好两者关系,这个城市将成为现代化与历史文化有机结合的魅力城市。

(3)邻近效益的发挥

紧凑城市邻近效益,每种类型的土地使用对周边的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产生了对其他类型土地的潜在使用需求,因此,区域内新的开发活动应该结合周围已经形成的环境氛围,合理确定开发类型,而对于还未确定选址的开发项目,应该把用地相容性原则考虑在内,处理好地块之间利用产生相互影响的关系,充分发挥邻近效益。

城市建设的高级阶段会形成网状结构,这种网状结构会把各个城市形成有机整体,从而提高城市群的有序发展。在单个城市内或城市群,紧凑单元之间可以寻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合作关系,节省建设成本。通过上文分析,每种类型的土地使用对周边的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以此类推,每个城市的建设时对土地需求也会对相邻城市土地会产生影响,因此,在城市群内,应该编制城市群发展规划的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要考虑土地利用邻近效益作用的影响,把城市规划置于区域规划的大环境中,从区域整体上合理配置城市群、城市的紧凑建设,不仅对城市内建设采取紧凑措施,对城市外要制定详细的保护措施,最终达到城市群整体空间资源紧凑配置。

四、结语

紧凑城市建设没有通用的模式,各城市发展要考虑城市本身的特色。本文站在哲学角度看待紧凑城市建设,这对紧凑城市涵义拓宽了视野,虽然目前紧凑城市建设还处在探索阶段,但是笔者认为单个城市紧凑建设―城市群紧凑建设―全省城市紧凑建设―整个国家城市紧凑建设形成有机网络体系是将来发展趋势,云南省正在大力建设大中型城市,综合考虑从整体上紧凑配置空间资源,这对今后云南省城市紧凑建设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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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国土空间规划的概念及内涵范文

关键词：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影响因素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镇规模急速膨胀，对土地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大，但我国人多地少、土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的国情要求城镇规模不能过度扩张。因此，土地集约利用成为了理论界、政府规划部门的重点关注内容。本文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土地集约利用的相关成果进行了梳理和研究，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和相关理论

土地集约利用概念最早是由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在地租理论中提出的，是指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集中地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使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以求在较小面积的土地上获得高额产量和收入的一种农业经营方式。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土地利用问题日渐突出，学者们开始更多地将研究领域转移至城市土地。国外的工业区位论（Weber，1968）通过对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以及集聚效应的分析，确定工业企业的理论区位；克里斯塔勒城市区位论（中心地理论）（Christaller，1933）认为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支配中心地的形成，影响了城市的空间分布。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土地集约利用内涵有所涉及。之后，受可持续发展思想和以解决城市问题、满足城市功能为目的的城市规划理念的影响，相继出现的“田园城市”理论（霍华德，1987）在城市规模和布局结构等方面的规划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认为田园城市应该是城市四周为农村所围绕，两者和谐发展；“有机疏散思想”理论（沙里宁，1986）认为应当将重工业和轻工业疏散出城市中心，而以必要的居民区和绿地代替，从而降低中心地的人口密度；“精明增长”（Miller，2002）思想反映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各方面的平衡发展，控制城市土地的粗放利用，限制城市的无序蔓延。我国对土地集约利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认识到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和土地利用问题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开始投入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中。早期学者更多的关注于土地的投入产出水平，认为土地集约利用就是增加土地投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以获得更多的产出（马克伟，1991；毕宝德，1991；宋春华1993）。随着城市土地利用实践和研究的深入，陶志红（2000）认为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优化问题应该考虑在内；甄江红（2004），宋戈（2006）和蔡文（2006）认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应当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许树辉（2001）、王家庭（2008）和杨东朗（2007）则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纳入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中。基于前人对土地集约利用内涵研究的基础上，有的学者提出更加综合的内涵界定，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是动态的、相对的概念，是指现期或可预见的社会经济及技术发展条件下，在城市土地所能利用的立体空间范围内，通过改善经营、优化用地结构等措施，在不增加城市土地总量的前提下，加大土地利用程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以相对增加城市用地面积，提高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综合效益的城市土地利用方式”。而有的学者则根据所研究的特定问题，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纳入不同的框架体系下进行研究，如杨伟（2012）基于生态健康的角度研究土地集约利用，张俊峰（2012）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背景下讨论土地集约利用。

尽管国内外众多学者都曾对土地集约利用的概念和内涵进行界定，但其概念尚未达成共识。在对现有成果研究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土地集约利用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土地的合理布局和结构优化是前提；增加土地投入和改善经营管理是重要途径；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和可持续发展是目标；是一个动态过程。

此处需注意的是，城市土地集约度并非越大越好，而是存在一个合理的度。布林克曼（1984）在研究农业土地时就认为存在经营收益的界限，之后，王杨（2007）、宁爱凤（2008）和陈银蓉（2013）在研究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时也认为过度的集约利用会导致“城市病”，不利于城市居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因此，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评价过程中需对集约度的合理空间进行限定，从而更加合理的制定相应政策措施。

二、土地集约利用的现状

1. 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差异

对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数据类型可以分为时间序列数据，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可以较好地把握研究对象在某段时间内的变化规律，而截面数据则可以比较不同研究对象在同一时点的状况，面板数据则可以结合前两者的优点，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同时对多个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相比而言，前两者更易获得，但在实际操作中，单独使用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某一城市或某一区域，而使用面板数据分析的则较多，但由于易获得性和易比较性，使用最多的数据类型依旧是截面数据。

目前，土地集约利用的现状体现为：全国范围内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由东向西递减。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总体偏低，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按前述顺序依次降低。中部地区在1997～2006年期间总体上处于稳步上升状态，但各地上升幅度不同，1997年土地利用集约排名分别是湖北、河南、安徽、湖南、山西和江西，而2006年省份排名则为河南、山西、湖北、安徽、湖南和江西。由于区位优势和产业结构差异，浙江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状况呈梯度分布，东北部高，西南部低。吉林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存在明显的东、中、西差异，2000～2004 年均为东部高于中部高于西部，2005～2006 年类似差异不明显，但 2007～2009 年则中部高于东部高于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的江苏省，在区域建设用地和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度都呈现出苏南、苏中、苏北依次递减的趋势（顾湘，2006；吴郁玲，2006）。北京海淀产业园区的各产业园土地利用集约程度并无明显差异，其集约度排名依次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清华科技园、永丰产业基地、中关村广场（西区）和中关村软件园。

2. 不同类型用地的研究

现有成果中针对不同土地类型的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开发区工业用地。顾湘（2009）对工业用地的不同行业土地利用集约度进行了划分，其行业集约度顺序为电子、纺织、机械、食品、轻工、化工、医药、建材、电力和冶金。江立武（2010）则将开发区用地集约度划分了五个等级，高等集约利用土地主要分布在高新技术产业用地区及部分工业用地布局较为密集区，较高等集约利用土地主要分布在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区域和少量的一般产业用地区，中等集约利用土地主要分布在少量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区和土地利用率不高的区域，较低等集约利用土地主要分布在农村建设用地区和面积较大的绿地区，低等集约利用土地主要分布在已经开发尚未供应的土地区域和其他不建设用地区。刘爱（2011）对不同功能区的建设用地进行了研究，比较了不同类型用地的集约度，工业企业的集约利用水平最高，其次是居住用地，而商业企业的集约利用水平最低。

3. 土地集约利用的驱动因素

现有的土地集约利用现状评价体系中所含有的评价指标都潜在的体现了其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除既定的评价体系外，有的学者采用计量手段等方法进行研究。主要可以归为以下几类要素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

（1）经济增长。吴郁玲（2009）对江苏省开发区土地的研究表明，在土地市场发育的不同阶段，尽管不同要素对土地集约利用作用效果不同，但经济增长对土地集约利用始终都有正向的驱动作用。孔伟（2014）分析了江苏省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得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经济发展水平与土地集约度的增加量符合EKC曲线规律。（2）产业结构。从全国层面看，产业结构的构成效应和竞争效应都对土地集约利用有利，且后者分别表现出显著的U型和倒U型曲线关系。从地区层面看，现阶段的产业结构对东、中、西部具有不同的影响。而东北地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呈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每提高1%，则会导致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平均提高11.5%。（3）市场发育水平。从全国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影响因素看，市场化发育水平是影响我国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关键性和根本性原因，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有利于土地集约利用度的提高（吴郁玲，2007）。（4）土地供需。渠丽萍（2010）对武汉市的土地集约利用研究表明土地需求和土地供给与土地集约利用分别存在正相关关系和负相关关系。

在对不同类型的用地研究中存在一定的特性，如在开发区用地中，土地闲置是土地集约利用的首要限制因素；土地开发率与土地集约利用具有高度正相关（吴郁玲，2007）；开发区土地集约度有63.96%差异是开发区本身差异造成的，有36.04%的差异是由于区域间差异造成的。还有的学者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如采用微观经济分析方法，分析研究动态城市化对不同行为主体的影响，进而分析其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王家庭，2008；张换兆，2008）。

三、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近年来一直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为进一步推动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作者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完善。

在内涵方面，由于时代的发展和新型城市发展思想的注入，土地集约利用内涵不断的拓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目标的泛化和内涵的模糊性。而目前指标体系构建又多是建立在土地集约利用内涵的基础上，缺乏一套公认的指标体系。并且由于各个指标所能解释的信息具有局限性，在未准确理清各指标的关系和所能体现内涵的内容情况下，存在指标体系表现不全面和重复选择的问题。因此，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明晰土地集约利用内涵而非一直扩充内容显得尤为重要。在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差异方面，更多的关注于横向对比分析，纵向研究相对较少，将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相结合的分析是今后全面分析土地集约利用发展的重点。在评价对象上，对开发区用地的研究比较多，而对商业用地、居民用地等其他类型的研究较少，因此，加大对不同类型用地的研究和对比，对城市的产业规划和用地布局具有促进意义。目前，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因素较多，而较少关注于土地集约利用对其他方面的影响，对土地集约度改善所带来的影响研究是未来探讨的重要方面，这将有利于土地集约利用发展的整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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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国土空间规划的概念及内涵范文

关键词：低碳城市 城市规划

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严重危机和挑战，为有效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低碳经济、低碳城市的研究和实践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的热门话题。城市是碳减排的关键，而城市规划作为建设城市和管理城市的基本依据，必然担负着建设低碳城市的重要角色。

1 关于低碳城市理念

1.1 理论的诞生与研究进展

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能源白皮书》，率先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引起全世界对“低碳”理念的广泛关注。其后，随着将低碳研究的视角引向城市，逐渐形成一系列关于低碳城市概念的研究与实践。在低碳城市规划研究方面，ChinSiong H. and Wee Kean F. （2007）运用情景分析法预测未来发展低碳城市的几种可能模式，并指出通过政府在城市土地利用、建筑设计及交通等方面的政策引导，可以使城市CO2排放量在未来几年内减小到预期情景。Glaeser and Kahn（2008）发现城市规模与碳排放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新增人口人均碳排放量要高于存量人口，而土地开发密度与碳排放量存在明显负相关关系。Jenny Crawford 和Will French研究了英国空间规划与低碳目标之间的关系，认为实现低碳目标关键在于规划系统对新技术的适应度和准备度，而规划系统必须实现国家层面的自上而下的领导性优势和地方层面强调权利分散的灵活性优势互相结合。

1.2 低碳城市概念内涵

低碳城市的概念诞生至今，国际上并未形成统一观点，我国众多学者通过研究提出以下观点：夏堡（2008）通过对“低碳经济”概念研究出发，认为，低碳城市就是在城市实行低碳经济，包括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一个良性的可持续的能源生态体系。金石（2008）认为低碳城市发展是指城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保持能源消耗和CO2排放处于较低水平。付允等（2008）提出低碳城市是通过在城市空间发展低碳经济，创新低碳技术，改变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逐渐摆脱以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200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认为：低碳城市是以城市空间为载体发展低碳经济，实施绿色交通和建筑，转变居民消费观念，创新低碳技术，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结合以上观点，所谓“低碳城市”是指城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保持能源消耗和CO2排放处于较低的水平。

2. “低碳城市”理念在我国城市规划研究与实践中的问题与困境

城市作为碳减排的关键，城市规划理应承担起建设低碳城市的重要角色，但是现状对于低碳相关概念研究较多，而对于低碳理念与城市规划理论及实践之间关系的探讨较少，缺乏其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如何进行有效落实的研究，而分析造成此现象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2.1缺乏切合中国国情低碳价值观的辩证思考

当前世界上尤其是发达国家地区已规划建设不少低碳甚至“零碳”的示范新城项目。如阿联酋阿布扎比的马斯达尔城，这一占地6平方公里的新城将世界上最先进的节能、环保、固碳技术的应用几乎贯穿从设计到建造的各个环节，整个新城的“零碳”概念无处不在，但总投资高达220亿元的巨额建设资金令人咂舌。客观来讲，马斯达尔作为低碳城市建设的示范意义毋庸置疑，但发达地区的这种“高消费低碳”的壮举给人的印象更像是高碳排放过后的一种自我救赎。

在当今国际社会 “生态低碳”主题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低碳城市建设应当树立怎样的“低碳”价值观？学者龙惟定就指出“富人烧钱买低碳、穷人没钱被低碳”，都失去了低碳城市的本意。当前中国处于高速城市化发展阶段，建设低碳城市不应等同于停滞不发展，保留落后状态绝不应该是低碳城市所追求的目标。因此，针对中国这样处于工业化中期和高速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国家，必须探索实现针对于中国国情的低碳城市路径。这种探索也是我国发展低碳城市所面临的机遇，一个发展中国家对适于自身低碳发展模式的探讨，在发达国家是找不到先例的，而这种探索也将让中国为国际气候变化事业作出贡献。

对低碳城市价值观的辩证思考同样可以延伸于低碳城市目标实现的过程中，“零碳排放”是低碳城市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需长期努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阶段应采取不同的目标模型与策略组合。同时城市类型的不同，其碳排放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在评价国内低碳城市的实践工作时，不应采取相同标准，应讲求公平、合理原则。

综上所述，我们只有在充分理解了低碳城市的内涵，正确树立辩证的低碳价值观的前提下，才能公平、合理、有序、有效的开展低碳城市的研究与建设工作。

2.2 当前相关理论层面的研究多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状态

在低碳城市建设中，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曾提出“CIRCLE”原则：即紧凑型城市遏制城市膨胀(Compact)、个人行动倡导负责任的消费( Individual)、减少资源消耗潜在的影响(Reduce)、减少能源消耗的碳足迹(Carbon)、保持土地的生态和碳汇功能(Land)、提高能效和发展循环经济(Efficiency)。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在其《200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通过优化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生活方式、加强技术创新4个方面具体落实实现低碳城市理念的发展策略。但以上实现“低碳城市”的具体策略研究集中于区域战略层面，低碳城市的建设离不开城市规划工作，如何在我国的城市规划编制、城市规划模式中融入低碳城市的理念是目前工作的关键。

当前国内的低碳城市研究重点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状态，除了战略层面的研究，其余研究重点直接落于微观的低碳建筑技术、环保技术层面。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德慈在谈到低碳城市的时候就曾提出：“城市规划要融入低碳城市的理念，而且不仅仅是理念，应该融入到城市规划的目标、指标体系和行动计划的方方面面。”

2.3当前国内 “低碳城市”的建设实践多处于“务虚”阶段

在建设“低碳城市”的浪潮下，全国已有保定、上海、贵阳、杭州、德州、无锡、吉林、珠海、南昌、厦门等多个城市提出了建设低碳城市的构想，还有不少城市希望使得城市名片前拥有“低碳”这个时髦“头衔”。

但冷静分析国内多个城市的低碳城市建设，名为“低碳”，却实为“务虚”阶段：首先，不少低碳城市的建设实际为依托出台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的政策，去做一些项目的示范，堆砌展示一些并无多少推广和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其次，目前我国低碳城市建设相关评价机制不健全，相关评价依据比较模糊，科学考核存在难度。在产品生产过程做一些“减排指标”相对容易，如何确定评价指标需要探讨。因此各地打造“低碳城市”的热情值得肯定，但更应避免赶时髦、贴标签等现象的出现。

对此现象，已有学者及专家提出质疑，诸大建就指出“低碳城市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如没有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技术支撑，“低碳城市”的美好愿景就将永远停留于概念阶段。以“生态城市”的建设为例，生态城市的概念已经提出超过20年，全球各地实施生态城市规划方案也非常多，但在实施层面没有突破。综上所述，如果“低碳城市”的实践只是特别的案例，都是由于特别的政策推动的，其规划理念就没有复制性，就不能推广；同样的，如果低碳城市规划的理论研究只停留于概念与战略阶段，其规划理念就没有实践意义。

3.促进我国低碳城市规划概念的建立

3.1低碳城市理念下城市规划的定位

城市规划作为一门实践特征较强的学科，它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控制与指导作用，它是我国引导城市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对气候变化问题有所应对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城市规划是我国构建低碳城市的重要环节及关键技术。众多专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低碳理念下城市规划定位的看法，结合相关观点，本文认为，低碳城市规划，规划思想上强调低碳革新，具体操作上，应是延续传统城市规划体系，继承了原有城市规划思维方式，并以此为基础吸收适于低碳理念要求的规划理论，尝试对常规规划策略、规划模式与规划技术的“低碳”优化。

3.2低碳城市规划宏观层面研究内容

侧重研究城市或地区在低碳城市建设、低碳城市生产、低碳居民生活消费及低碳交通体系等等关系到低碳城市运行各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将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与城市自身的发展建立科学联结，以低碳的理念转变传统发展方式，重新审视自身发展条件，制定生态可持续的低碳发展战略，并为城市或地区建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政策体系和实施机制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3.3低碳城市规划中观层面研究内容

低碳理念下的城市总体规划主要发挥其对城市总体控制的作用，从城市整体的形态构成、土地利用模式、交通体系、经济产业发展及生态固碳方面来达到城市未来发展的过程低碳目的。例如低碳的城市用地布局与空间形态方面，可以充分吸收紧凑城市、精明增长、可持续集约式发展的理念精髓，探索对内聚式城市形态、带型城市及组团城市在节能减排方面的低碳优化策略，并鼓励城市形态与碳排放关系方面的定量实证研究。低碳的土地利用主要探索功能充足及不同开发强度对人们日常活动的影响，通过缩短出行距离，提高生产生活效率的方式达到低碳。

由于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区其开发强度及空间形态有较大差别，总体规划控制的基础上仍需详细规划与城市设计低碳编制技术，因此应针对城市中功能相对集中的地区分别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弄清各类地区在详细规划以及城市设计方面可以实施的减少碳排放的规划设计技术对策和实际效果。

第5篇：国土空间规划的概念及内涵范文

关键词:生态基础设施;概念;展望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EI) is in recent years in the Ecological economics,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cities in the domain of a new concept.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maintenance of ecological system service, maintain complete ecological network, restore natural process and function.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domestic concept in the EI applica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Concepts; looking

中图分类号： S89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生态基础设施的基本概念

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EI)是近年来在生态经济学、生物保护、生态城市等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概念。这一概念集中体现了在现有景观破碎化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到损害的背景下,维护完整、连续的生态格局的重要意义。它强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物质空间中的具体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操作的景观战略。EI的概念在日益拓展,在生态系统管理与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生物保护学、生态工程学等诸多学科都有涉及。基于跨学科领域的研究,生态基础设施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义。生态基础设施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城市及其居民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tures services)的基础,这里所说的生态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游憩、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并进一步可以扩展到以自然为背景的文化遗产网络[。生态基础设施属于基础设施,那么它必然具备一般基础设施的特征。此外,生态基础设施还有以下对人类生存意义重要的特征:(1)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多功能性;(2)全民共享的公共性与同一性;(3)建设和使用的超前性与长期性;(4)服务的连续性和多层次、网络化系统性。从不同学科角度来讲,EI既是生物的自然栖息地系统,还是针对人类的城市栖息地系统,它都强调关键性的生态格局及资源、产品、服务等对整体系统和系统栖居者的正常运行和持久生存的基础性支持作用。而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角度,EI是一类为人类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基础设施,是为维护生态安全和健康的自然结构和基础框架。

二、生态基础设施概念内涵的诠释

由于生态基础设施(EI)的多学科交叉的特性,研究的出发点很多。本文仅从生态经济学、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安全战略、生态化工程基础设施以及它的演化和发展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理解。

（一）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经济学领域对EI的研究主要试图强调生态系统服务在当前经济平衡体系中的价值,以及能够提供这些服务的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本的可量化的价值。EI的概念出现在生态经济学研究中体现了对生存危机与可持续目标的认识的加深。首先应该明确生态系统服务的含义。目前比较统一的认识是: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4]。Constanza等把这些服务归纳为17类,Daily将其归纳为15类。综合起来,主要包括生态系统的产品生产、生物多样性的产生和维持、气候气象的调和稳定、旱涝灾害的减缓、土壤的保持及其肥力的更新、空气和水的净化、废弃物的解毒与分解、物质循环的保持、农作物和自然植被的授粉及其种子的传播、病虫害爆发的控制、人类文化的发育与演化、人类感官心理和精神的益处等方面。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态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而EI的概念在这里不仅指能够提供这些服务的生态系统和结构,还强调了其在当前生态环境背景下的稀缺性[5]。

(二)维护完整的生态网络

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安全战略的视角,生态基础设施的概念较早出现在Mander等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中。他1988年在《作为地域生态基础设施的补偿性区域网络》(Network ofcompensative areas as an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of

territories)一文中用此概念表示栖息地网络(habi-tat network)的设计,强调核心区、廊道等组分对生物保护的作用。而几乎同时,Selmand Van在《生态基础设施:设计栖息地网络的概念框架》(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designing habitat networks)一文中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随后,荷兰农业、自然管理和渔业部于1990年颁布的自然政策规划(Nature Policy Plan)中在全国尺度上较早提出了EI的概念。这些都是从生物和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利用角度提出的。关于EI或生态网络的构成,Jongman认为生态网络包括了核心区、廊道、缓冲区以及必要的自然恢复区,并且提出城市生态网络建设的三个特点:前瞻性、作为自然政策制定的基础、作为国土和区域规划的一部分。Hubert提出生态网络和EI建设即保护自然资源,包括水、空气、土壤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Bohemen以荷兰生态主干基础设施(Dutch Ecological Main Infrastructure)为例,提出EI由自然核心区、自然发展区、廊道和连接、缓

冲带等四部分组成。可以看出,从生物保护研究出发,EI主要指景观中有助于或能够引导生物在不同生境中运动的综合特征,如景观镶嵌体中的廊道等线性景观要素,核心栖息地的空间分布、连续性、内部结构的变化以及与周边生境的差异等,并强调形成连续的整体生态网络的重要性。因而在生物保护研究中,EI与生态网络、生境网络等概念是基本同义的[5]。

(三)恢复自然过程与功能

EI的另一种理解是“生态化的工程基础设施”。在人类的生存环境中,各种基础设施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般狭义的基础设施只包括人工物质基础设施。而有研究把人类的各种基础设施划分为人工物质基础设施(Man-made physical)、自然基础设施(Natural)和社会基础设施(Social)三类。人类的各种基础设施是与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需求紧密联系的。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城市蔓延、全球化、可持续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主题或需求,因此绿色(生态)基础设施应当成为解决目前问题并且保障未来发展的关键。对于当前工程化基础设施日益交织成网,对自然系统和生态过程带来多方面影响的现实,许多研究者试图寻找能够平衡和补偿这些工程基础设施带来的生态破坏和退化的途径。基础设施生态学(Infrastructural Ecology)作为在基础设施工程规划、设计和实施阶段改善和协调多种生态功能的框架,基本内容包括尊重生态格局与过程的连续性,采取生态工程技术来降低工程建设所带来的栖息地破碎等影响。而强调改善和强化周边的生态基础设施,如加强景观连续性等被认为是重要的补偿措施。目前此方面主要集中在用生态化手段来改造或替代道路工程、不透水地面、废物处理系统以及洪涝灾害治理等问题。如建立用于水体净化和污水处理的试验性人工湿地,绿色屋面(GreenRoofs)不同层次的暴雨洪涝治理、邻里步行系统、等生态基础设施研究等等。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荷兰政府1997年强调实施可持续的水管理策略,其重要内容是“还河流以空间”。以默兹河为例,具体包括疏浚河道、挖低与扩大漫滩(结合自然)、退堤,以及拆除现有挡水堰等,其实质是一个大型自然恢复工程,称为生态基础设施,旨在建立全国性的广阔而相连的自然区网络。这些研究试图在硬质的人工化环境中恢复各种自然生态功能和过程,从而发挥对人类有益的各种服务职能,并尽可能减少人工基础设施对自然过程和服务的破坏。

以上的尝试都表明人们开始重视通过生态化改造和维护自然过程来恢复生态服务功能,因为主要针对各种工程化基础设施,如交通运输、给排水、防灾、环保等,所以将之也称为“生态”基础设施或者“绿色”基础设施(“绿色”即强调生态化)。

(四)土地利用、开放空间及绿地系统规划

土地利用和开放空间对策在国外的发展因地理、文化和体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在欧美等发展相对完善和活跃的地区,目前出现了用EI思想来指导土地利用和开放空间规划,甚至影响整个区域发展与保护的探索。自十九世纪以来,为解决城市环境问题,公园绿地一直作为一种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包括绿带(Greenbelt)、绿心(Green Heart)、公园道(Park-way)、公园系统(Park System),以及田园城市(Garden City)等概念都强调了“绿化环境对城市文化极为重要的意义”,尤其是Olmsted的波士顿“蓝宝石项链”(Emerald Necklace)”等实践更体现了可贵的前瞻性规划思想。随着概念的发展,有人采用绿地基础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GI)表示连续的绿地空间网络与生命支持系统,实际上与生态基础设施的概念趋于一致国内也一直将园林绿化作为城市基础设施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子系统,但目前从指导思想与实际操作手段和效果看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三、生态基础设施的实践意义

(一)生态基础设施的规划内容

人类的各种基础设施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如果抛开基于人性扩张欲望的膨胀式发展模式,而从一种良性和稳定的发展角度来看,当前的各种基础设施对人类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有人认为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和自然系统几部分是一种平行关系,它们相互交织、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生相克。可持续金字塔表明了一个可持续的生态系统是如何通过向人类系统和人工环境提供生存的自然资源而成为我们社会的基础。这座金字塔中包括了建设资本(灰色基础设施)、人类与社会资本(可认为是社会基础设施)、自然资本和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可认为是生态基础设施,包括物质要素及各类生态过程和功能)。它们形成自上至下依次增大的支撑结构,这样才能构成一个稳固的人类生存环境的支持体系,也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生存环境。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也强调,在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中,自然子系统是基础,经济子系统是命脉,社会子系统是主导。图1可持续金字塔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人类提供了生存保障,它们的强弱取决于生态系统中的生态资本存量,而生态资本存量的多少反映了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大小。生态系统服务被认为是EI的核心特征,这一认识的目的不仅在于强调能够提供这些服务的生态系统和结构,更强调其在当前生态环境背景下的稀缺性。即自然资本已不再充足丰富,唾手可得,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城市地区,自然组分成为残遗斑块和廊道甚至已经消失殆尽。而与此相反,大量人工基础设施和建筑日益成为大地景观的主体。就全球来讲,森林、淡水等资源无疑已经成为了整个人类可持续生存的战略性要素。

就我国而言言,还面临着如何利用外部资源以及如何维护自身生态资本存量的问题。生态资源现状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生态系统对维持我国社会经济体系的保障能力等问题亟待研究。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将是制约我们生存和发展的新的瓶颈。这种状况迫使我们必须要转变观念。

(二)生态基础设施强调的规划方法

EI概念对规划方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美国学者Honachefsky认为城市的无序蔓延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因为将土地的潜在经济价值置于生态过程之前所致,强调应将EI的价值和服务功能与土地利用决策相结合,因此提出了EI优先的思想(Put the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first):在城市总体规划当中,将生态基础设施置于先行考虑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制定土地利用和开发规划,对环境状况进行长期的科学监测,建立适合当地的“生态指标”(Ecological Indicator),从而对自然资源的健康予以评估和监控,并将各个方面的利益主体和人员纳入土地利用决策当中来,尤其对何种环境应该受到保护予以协商。而在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巧妙的增长保护”(aframework for smart conservation and smartgrowth)思想也强调了这一点。建立在保护土地和自然景观资源的基础上,近年来从单纯强调保护第一的方针开始走向利用生态基础设施来引导城市的开发,从而实现“生态基础设施为导向的巧妙的增长”的途径。这种途径积极意义体现在强调不是将土地保护与发展孤立或对立起来,而是充分考虑土地开发、城市增长以及市政基础设施规划的需求。还有学者认为,“巧妙的增长”的理念提供了构筑21世纪的城市规划法规的基础。新的认识是“土地是一种无法再生的自然资源,土地利用和环境质量有密切关系,因而必须保护土地”。这种新认识在新一轮的规划法规中有所体现。

俞孔坚等曾针对中国的快速城市化问题和中国国土生态安全,通过“反规划”途径建立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强调与城市规模和建设用地功能相比,生态基础设施永远为城市所必须,需要恒常不变,因此需要逆向思维的城市规划方法论,即应在

城市和区域规划中首先规划和完善非建设用地,设计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形成高效地维护城市居民生态服务质量、维护土地生态过程安全的景观格局。

(三)生态基础设施的实践意义

将生态系统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对于规划领域具有巨大的意义。如同其他基础设施一样,如果没有前瞻性的规划,城市将无法运转,人类将无法生存。且随着人类生存空间的膨胀,这种威胁将越来越大。如果只是被动的追随城市的扩张,只是后续的“添绿”,则无法起到积极的生态平衡作用。从规划方法来讲,从单纯被动性的绿带规划和只从休闲游憩出发的公园设计是不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需要综合生物、水文、气候等学科知识,通过空间规划手段建立生态安全格局。而从空间形态来讲,根据区域与城市的内在生态过程需要来判别最为关键的生态格局,构建连续、完整的绿色网络是生态基础设施思想的核心。

因此,尽管EI概念理论方法的研究是一个新的领域,即便在欧洲和北美洲,这一概念仍然和其他思想发生着频繁的交叉,也不断出现与之关联的新思想、新理念。但可以看出,这种思想是经过了西方数百年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后,对于人地

关系的客观发展态势和规划的主观意识走向的深入思考。虽然我国的人情、地情以及文化背景与之不同,但却正在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人地关系危机的现实。该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土地的生态过程和生态安全,基于生态伦理与价值观层面来重新认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平台。

四、中国生态基础设施应用展望

就我国而言,EI理念对于重新审视国土与区域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绿地系统规划提供了借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规划方法

与其它基础设施一样,前瞻性是EI规划的关键所在。

(2)规划内容与EI的格局

就国内规划方法体系来讲,由于比例、指标和分类等的局限,理应承担维护区域与城市生态安全的绿地系统的内容和功能远远未能达到应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水平。因此,跳出这一桎梏来鉴别并保护城市化地区发挥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的EI系统十分重要。正如EI(GI)被认为是“所有具有渗水性地表及能够支持植物生长的土壤的场地”,城市中许多种土地利用都有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对构成EI(GI)有积极的意义。如公园、水系、墓地、教堂和学校、开放空间、农田、社区花园、公共设施走廊、铁路线、采石场、闲置地以及有待于鉴别和修复的废弃地,另外城市中的小块绿地、行道树、私家庭院等也同样十分重要。

第6篇：国土空间规划的概念及内涵范文

【关键词】乡村旅游；乡村性；本质解析

1. 研究背景

从实践的角度而言，乡村性关系到乡村旅游的核心所在，一方面开发者对乡村性的认识不清将导致乡村旅游发展方向的迷失，另一方面旅游开发过程中乡村性的破坏或消失使得乡村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失去根基。从研究角度而言，目前乡村旅游研究仍停留在以旅游为核心乡村为辅助的一级概念上，使得乡村旅游容易局限在与城市对比的狭窄区域内，阻碍了乡村旅游的发展视野。因此有必要建立乡村旅游的二级概念，而乡村旅游的二级概念应该以乡村为核心，研究应置身于乡村本身更广阔的空间，挖掘乡村作为旅游资源的价值和维度。乡村性是对乡村地域特征的总体概括，是乡村的本质所在，是连结“乡村”与“旅游”间的灵魂纽带，因此二级概念应以乡村性为基础和核心研究乡村旅游。乡村性是一个复杂抽象的概念，本文尝试从理论上对乡村性的本质内涵进行解析。

2、乡村性研究回顾

目前国内外对乡村性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基于城乡地域划分的乡村性研究、基于乡村区域的社会文化意义的乡村性研究和从乡村旅游的角度研究乡村性。

2.1 基于城乡地域划分的乡村性研究

主要从城乡对比的角度上研究某一区域乡村性和城市性的强弱程度，其中国外学者克洛克通过构建乡村性指数将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域划分为极度乡村、中等程度乡村、中等程度非乡村、极度非乡村和城市五个类型1。国内学者龙花楼等基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背景构建乡村性指数(RI)以刻划不同发展类型的乡村性强弱，并对东部沿海地区各发展类型的乡村性进行了评价2。

2.2 基于乡村区域的社会文化意义的乡村性研究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复杂的乡村性，将乡村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空间。研究的焦点由权力逐渐转向乡村的其他方面——乡村的分裂和差异。同样的，焦点由研究单个特征转向研究多种特征的交叉性，如阶级、性别、种族以及性等。一些学者探讨了乡村性和男性之间的关系，基于男性危机提出了女性城市男性乡村(the feminizing city and the masculinizing rural)的观点3。

运用社会表征 (Social Representation Approach)界定乡村性是目前国际研究比较常用的方法，随着这方面工作的进展，乡村性的表征已超越了最初的田园概念而进入到动态的，可变的、体验的多样性等更多本质，为了更好的解释乡村性，学者们利用大量可视或不可视的媒介资料进行研究，如借助乡村音乐来解析乡村性以及乡村日常生活的空间特征，通过研究乡村音乐得以表达乡村日常生活的不同方式和内容，揭示音乐和乡村性这一复杂空间概念之间的联系4。

2.3从乡村旅游的角度研究乡村性

目前国内外基于乡村旅游的角度研究乡村性的文章并不多，国内有关乡村旅游的乡村性研究较为零散，主要是夹杂于有关乡村旅游概念的探讨中。但多数学者都认为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本质属性。面向旅游和旅游者的“乡村性”可以从空间与景观内容两个方面，即通过“乡村性”空间和“乡村性”景观意象来认知5。保持乡村性的关键在于乡村文化景观的保护与再造，保证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与建设和培养本地化的乡村旅游人才6。

从以上国内外对乡村性研究的回顾可以看出，乡村性是一个极其复杂和丰富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变迁过程中乡村作为一种聚落形态所呈现出的属性，因此包含着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和空间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认为乡村性是对乡村普遍性质和特性的整体抽象和概括，是乡村地区的共同特征。

3、乡村性本质解析

(EU)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DECD)于 1994年对乡村旅游的界定中，首次提出“乡村性”一词，认为 “Rurality”是乡村旅游整体推销的核心和独特卖点。国内有学者也将其翻译为乡土性、田园性。然而究竟什么是乡村性，乡村之所以吸引人的魅力何在？本文将从乡村旅游的起源、乡村旅游的需求动机两方面对乡村性本质进行解析。

3.1从乡村旅游的起源看乡村性

尽管目前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的乡村旅游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但也有学者提出春秋战国时期先民的春游活动可视为我国乡村旅游活动的雏形。《管子·小问》中记载:“桓公放春三月观于野。”描述了齐桓公到郊野农村娱乐身心、享受明媚春光的情况。当时人们外出踏青已较多地使用牛车、马车、旅馆等交通、住宿设施。因而，这种踏青活动已具有现代乡村旅游的特性，应该是一种乡村旅游活动7。

国外的乡村旅游起源于19世纪中期的欧洲。19世纪工业革命后期，经历了短期的欲望膨胀式开发之后，人类开始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一股回归自然价值的潮流在一些高度工业化国家以极强的力量涌现，其关键就在于保护自然环境。人们有了返璞归真的强烈愿望，同时火车已遍布欧洲和北美洲，偏僻和风景秀丽的农村也成了公众的旅游之地，构成了乡村旅游的早期形态8。

1855 年由一位名叫欧贝尔的法国参议员带领一群贵族去巴黎郊外的乡村度假。他们品尝野味，乘坐独木舟，欣赏游鱼飞鸟，参与各种劳作活动如学习制作肥鹅肝酱馅饼、伐木种树、清理灌木丛、挖池塘淤泥，并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通过这些活动，使他们重新认识了大自然的价值，加强了城乡居民之间的交往和认识，增进了彼此的友谊9。1863年，通济龙旅行社组织了第一次到瑞士乡村的包价旅游， 1865年意大利“农业与旅游全国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乡村旅游的诞生。此后，乡村旅游在欧洲兴起，其旅游者看重的是乡村的自然环境及传统文化活动。

从国内外乡村旅游的起源我们可以看出，乡村旅游是人类在追寻自然环境、探求人类与自然和谐意境的过程中做出的选择，而能够承载这种愿望的客体——乡村必定拥有相应的特质，因此构成乡村性的内涵中必定包含自然性与和谐性。其中自然性一方面是指环境的自然性，乡村中保持着原始秀美的自然景观，而用于生产和生活而营造的人工景观能够很好的与整体自然环境保持协调，宛若天成；另一方面包括生活的自然性，乡村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完全是低碳环保的，原料就地取材，使用经过简单改造的工具和生活设施，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降至最低。和谐性一方面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融洽，一切人类活动都能很好的融入到自然之中，自然也能够完全承载和容纳人类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和睦，游客与农民同吃同住，重温人与人之间的亲切感，感受乡村生活的点点滴滴，享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妙意境。

3.2从游客需求动机看乡村性

尽管乡村旅游的发展有振兴乡村经济的政策引导和鼓励因素在内，但游客强烈的旅游需求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3.2.1基于城乡差异对比的游客动机

旅游客源地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差异，包括空间差异、景观差异、文化差异和体验及感知的差异是现代旅游业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游客动机需求产生的主要来源。乡村在自然环境、田园风光、生活方式、民俗风情和生产活动等反面与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反差，城市和乡村这两种人类聚落形态之间、城市性与乡村性之间的级差或梯度，一方面吸引着乡村居民离开故土，不断的涌向城市，另一方面，吸引着城市居民走进乡村，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品尝另一种味道、体认另一种价值、拓展生活领域、更新生活内容。因此，城市和乡村的差异性引力构成人们到乡村旅游的刺激因素。

另一方面由熙熙攘攘的人群、钢筋水泥的环境、咄咄逼人的生活节奏、激烈竞争的生存压力、淡漠疏离的人际关系等一系列现代城市中 “阴暗面”所引致的陌生感、飘零感，失落、彷徨、疲惫、焦虑等负面情绪，使得久居都市樊笼的人们淤积着逃离的迫切愿望，而乡村清新、质朴、安静、纯粹的净土尚可以提供一个暂时舒解和释放的空间，而那些由于过度城市化和高度现代化而被剥夺和遗失的“美好”能够在乡村得到些许的补偿，由此忍受了城市无限压抑的人们对乡村寄予厚望，乡村旅游成为人们心灵慰藉和精神回归的最佳选择。从这个层面上而言，城市阴暗面将人们推致乡村。

3.2.2基于情结心理角度的游客动机

从情结理论的角度分析乡村旅游游客动机，可以归纳为自然情结和乡土情结。

（1）返璞归真的自然情结

从乡村旅游的起源便可得知，回归自然是乡村旅游的最初动机。“当人类用了很长时间完成了从原始到现代、从乡村到城市这一逃离自然的过程，但可悲的是人们发现自己借以征服自然的理性世界正逐步凸现对人的心理及生产力产生束缚的反作用力。回归自然成为人类从心理上否定了逃离自然的行为后所产生的寻求心灵归宿的特殊情结”10。乡村作为人类原始的精神家园，是返璞归真这一人性本能的最终归宿。

（2）剪不断理还乱的乡土情结

从基层上讲，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其本性上就是乡土文化，而在这种生存环境和社会文化的耳濡目染之下，乡土情结作为一种心理定势、行为准则和精神信仰而深深地扎根和潜伏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身上11。尽管乡土情结在中国人身上表现的最为淋漓尽致，但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身上，依然可以找到乡土情结的影子。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讲述土地对于乡下人的可贵时记录到“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的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对因囿于现代技术文明而找不到“故乡”归途之路的现代人来说，乡村旅游无疑是对“根基持存性”失去的避免12。乡土情结点燃和维持着人们内心深处对乡村的热切期盼和回归。

综合上述对乡村游客动机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乡村性内涵中应该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从与城市对比的角度，乡村性必定包含与城市性对立的因素，如果城市性是以人工化和现代化为主要特征的话，那么乡村性则包含天然性和传统性。当然这种天然性并不是完全的纯粹的，虽然有人工的痕迹，但却宛若天成。传统性也并不苛求一种原始的状态，从相对隐性的意识层面而言，人们遵循并保持着一种对生命本真价值稳定而唯一的判断和选择，显现在日常生活中则是人们秉承和维系着简单而统一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准则。

另一方面由乡村游客的情结动机中则可以归纳出乡村性内涵中包含自然性和自由性。自然性与之前大体相同，在此不再赘述。而自由性则来自源于土地和家。土地的非流动性使得乡村生活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人与环境之间、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亲密的感觉。因此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感的社会。而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中，人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费孝通）。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家更是无拘无束的自由空间。因此乡村所隐含的自由性使得乡村极具吸引和魅力。

4、研究结论

以上从乡村起源和游客动机的角度对乡村性所包含的要素进行了分析，从旅游的角度出发，乡村性内涵中应该包括自然性、和谐性、天然性、传统性、自由性五个方面。综合上述归纳，笔者认为乡村性是人类在发展中，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累积的一种交流效果和印迹，其本质在于人与自然原真、朴素、和谐的关系，在此关系的长期浸润下人与人之间也达到了和谐相容，并由此使得个体本身达到一种完美的自洽状态。乡村是人与自然相和谐这一本质内核体现的空间，也是其作用的结果。一切虽然不是绝对的自然，但却宛若自然，这才是乡村吸引人的根本所在。需要指出的是乡村性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性质，并不仅仅是城市的反面，城市中一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缺失，一方面由于这种关系的不明显，由此使得乡村中这种和谐美好得到突出和强化，城市起到的是衬托的作用。如果只是一味的从与城市对立的角度来谈乡村的话，就会使视野局限于较小的范围，而有可能忽视掉乡村更为丰富的内涵。同样也不能简单地从与城市对比的角度上来讨论和发展乡村旅游，而应该置身于乡村更为广阔的空间里，挖掘乡村作为旅游资源的多维价值和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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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龙花楼, 刘彦随, 邹健.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地理学报, 2009, 64(4): 426-434.

[3] Michael M. Bell .The two-ness of rural life and the ends of rural scholarship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ume 23, Issue 4, October 2007, Pages 402-415.

[4] Richard Yarwoodand Clive Charlton.‘ Country life ’ Rurality, folk music and‘ Show of Hands ’ [J].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 2009, 25, (2): 194-2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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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黄洁. 从“乡土情结”角度谈乡村旅游开发[J]. 思想战线, 2003, (5): 24-30.

第7篇：国土空间规划的概念及内涵范文

关键字：平原区；高速公路；路基填土高度

中图分类号：U412文献标识码： A

一、新疆平原地区划分依据

新疆土地总面积约166万平方公里，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省区。新疆境内地形成三山夹两盆特点，山脉与盆地相间排列，盆地被高山环抱。北为阿尔泰山，南为昆仑山，天山横亘中部,把新疆分为南北两半，南部是塔里木盆地，北部是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位于天山与昆仑山中间，面积约53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盆地中部，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区内山脉融雪形成众多河流，绿洲分布于盆地边缘和河流流域，绿洲总面积约占全区面积的5%，具有典型的绿洲生态特点。平原区面积约占新疆国土总面积的65%，主要包括塔里木盆地、塔克干沙漠以及其与天山、昆仑山和阿尔泰山的戈壁沙漠、草场和绿洲区。

平原区高速公路与山区高速公路存在较大差别：平原区高速公路路基大部分为填方路基，填土方量是影响工程规模、占地数量、后期运营、环境保护和公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控制路基填土高度显得尤为重要。

二、新疆平原地区区域划分

新疆地广人稀，经济发展极不均衡，为体现运用灵活性设计思想，体现全寿命设计理念，建立符合平原区特色的高速公路建设中路基填土高度控制的控制体系，按照平原内的人口分布特点及数量、自然地域地理环境、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和区域地质概况等综合因素考虑，可将平原区概略划分为人口稠密的农田绿洲区、沙漠戈壁与草场区。农田绿洲区可细分为农耕发达区、农耕欠发达区和城镇建设规划区三个亚区。

三、新疆平原区区域特点

(1)农田绿洲区

①农耕发达区

路网、水网稠密，村镇较为密集，被交路的上跨下穿受制于村庄分布、相邻道路网格间距，横、纵向灌溉系统的影响。

农田呈方格状规律分布，排灌设施完备。

灌溉以漫灌为主，通道下挖后积水处理困难。

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对通行净空要求高。

②农耕欠发达区

距土地的开发和改良尚在进行中。

牧场、农田交错分布，排灌系统不完善，灌渠均位于地势最高处。

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对通行净空要求高。

③城镇建设规划区

规划区内路网密集，道路断面较宽，局部道路纵坡较大，改路受纵坡限制和道路两侧厂区村庄分布影响较大。

(2)沙漠戈壁与草场区

以戈壁草场为主，沿线人烟稀少，通行要求较低。

局部位于冲洪积扇中前部，地表冲沟发育，沟壑纵横，汛期和融雪期易造成漫流和水毁。

四、新疆平原区高速公路路基填土高度控制措施

(1)农田绿洲区

①农耕发达区

平面设计：采用桥兼通道、通道兼涵洞、设置辅道、改移渠道、废弃部分田间小路等措施，对农田区的路网、水网进行合理的调整归并，从而降低路基填土高度。通道具体留设间距及净宽在满足规范要求的前提下，应详细调查当地农业活动的交通特征，并应充分听取当地群众及地方政府的建议及意见。

原则上应保证农耕区每公里设置1处机耕通道,1处人行通道，3公里内设置1处大型收割机械通道的合理密度。必要时应增加辅道保证农业耕作的人员和机械通行。

纵面设计：

Ⅰ.结合被交路的自然纵坡情况、方格状农田的路网间距，以及横向排灌系统的要求，合理确定被交路和主线的交叉方式。对于地面横坡较大的路段，在不受横向灌溉系统的影响下，通道采取适当下挖，从而降低填土高度；地面横坡较缓的路段，对控制路线纵面的通道采取适当下挖，凹型竖曲线的最低点设置在主线路基范围以外，同时选择远离村庄、不受横向灌溉系统影响的道路上跨主线。

Ⅱ.被交路下穿主线时，结合被交路自然纵坡，合理确定下挖深度和长度，控制主线的填土高度。

Ⅲ. 控制路线纵面标高的涵洞应尽量采用明涵，以降低路基高度。

不同地面横坡时被交路上跨或下穿对比图

②农耕欠发达区

平面设计：

Ⅰ.对农田区的路网、水网进行合理的调整归并。

Ⅱ.保证大型机耕通道及其他机耕通道的合理密度。

Ⅲ.增加辅道保证农业耕作的人员和机械通行。

纵面设计：

Ⅰ.结合被交路的自然纵坡情况、方格状农田的路网间距，以及横向排灌系统的要求，合理确定被交路和主线的交叉方式。比如地面横坡较大的路段，在不受横向灌溉系统的影响下，通道采取适当下挖，从而降低填土高度。地面横坡较缓的路段，对控制路线纵面的通道采取适当下挖，凹型竖曲线的最低点设置在主线路基范围以外。选择远离村庄、不受横向灌溉系统影响的道路上跨主线。对于地势相对平缓的路段，被交路的自然纵坡较小，通道下挖积水严重且改线长度长，工程量大，被交路尽量以上跨为主。

Ⅱ.控制路线纵面标高的涵洞应尽量采用明涵，以降低路基高度。

③城镇建设规划区

平面设计：

Ⅰ.结合规划路的设置位置，适当将现有道路或者机耕道路归并到规划道路上，桥梁通道和灌渠适当合并。

纵面设计：

Ⅰ.结合规划区道路的横断面布置情况、现有道路和规划道路的分布情况、被交路有下挖条件与否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对比被交路上跨下穿的优缺点，确定合理的跨越方式。

Ⅱ.地面纵坡不大，有条件下挖的路段尽量下挖，从而降低主线设计标高。

Ⅲ.考虑增大跨线桥两侧纵坡，从而降低主线填土高度。

(2)沙漠戈壁与草场区

a.平面设计：

尽量逢沟设置桥涵构造物，满足泄洪要求。

结合流量、间距对个别沟渠进行适当归并。

增加导流等调制物的设置。

b.纵面设计：

被交路尽量结合地形特点采用被交路下挖或上跨主线，以保证主线尽量采用低路堤。

路线通过移动速度较快的低矮新月型沙丘或沙地分布地段，其路堤高度以高出沙丘平均高度0～50cm为宜。

路线通过强度和稳定性差的淤土平地或盐渍化平地地段，不能使用就地土，应填筑风积沙，路堤平均高度以大于80cm为宜。

路线通过胡杨林地及其他植物生长地段，路堤不宜太高，应尽量维护各种植物的生存条件，集中取土，利用附近的风积沙丘。

对于局部地形起伏地段，特别是所经冲洪积扇体的路段，洪水夹带泥砂淤积，而使地面逐年增高。高速公路路基宽、涵洞长，净空过低难于清淤。因此，路基填土高度不宜过低。

不同地面横坡时路基典型横断面图

对于冲洪积扇前斜坡区的地质状况，考虑河道、沟渠沟底纵坡情况，采取“设置导流坝、下挖沟渠、疏浚河道、取料填筑路基”的综合措施，在保证桥涵构造物净空、提高其泄洪能力的同时，有效降低路基填土高度。

第8篇：国土空间规划的概念及内涵范文

关键词：园林设计; 居住区规划; 设计理念; 运用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生态环境日益受到重视，风景园林这门学科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风景园林师从过去的配角“做填空”，到现在进入各个设计领域，甚至主导相关规划设计工作，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在不知不觉中，很多的园林设计理念，在不同的领域，如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居住区规划设计、建筑设计中，得到外延和内涵的延伸拓展，学科的交叉渗透演变日趋明显，理念的互为借鉴、相互变通、灵活运用更是常见。因此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理念在不同领域的拓展运用可以说古已有之，无论是园林设计理念，或者反应园林设计理念的常用园林规划手法，在居住区规划设计方面，都可以相互借鉴，有所启发，形成思想上碰撞的火花，在实践中得到运用。

1 园林“三脉”理论的广泛应用

园林规划设计中有“三脉”的理论，即山水脉、绿脉、文脉：山水脉是地形和大环境的设计，犹如人的骨骼;绿脉是地表生态与植物的覆盖，犹如人的肌肤;而文脉则是园林所需体现的精神和内涵，如同人的灵魂。三者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和谐一体的关系。

1.1 山水脉

堆山理水是中国园林的传统技法之一，有“一拳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之说。而圆明园更是平地造园的典范，在大空间范围内进行了山水地形改造，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现今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中，山水地形改造的手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利用建筑基底的挖土、人工湖的挖方，在北部堆山，不仅仅在场地内达成了土方的平衡，降低了工程造价，同时创造了一个山环水抱、景观优美的空间，阻挡北方城市冬季寒冷的西北风，形成了局部优良小气候，且利于雨水的收集循环使用。

1.2 绿脉

通常意义上，绿脉的设计在园林中指的是植物配置、种植设计。在大型居住区的规划设计中，“脉”的意义则更加重要，尤其体现在绿色生态廊道的设置。居住区的规划设计经历了这样一个历程：过去强调功能忽视绿化，甚至没有绿化，在北方的二三线城市，至今很多新建设的小区绿化仍然相当匮乏;随后开发商开始做一些景观“填空”，居住区内绿意开始蔓延;现今，生态人居变为一个“卖点”，“园林景观大宅”等字眼在都市广告牌上频频闪现，尤其一些高档楼盘，在规划之始，便有意识的保留生态廊道、开辟生态廊道，以利于生态小气候的形成，切实做到生态优先、以人为本。

1.3 文脉

文脉所体现的某种人文精神和内涵，在园林设计中是至关重要的，造园必先立意，成为一条重要法则。园林中的文脉体现，和“意境”紧密相关，而意境的创造方法，张家骥老师用恽寿平(1633～1690)在《南田论画》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意贵乎远，不静不远也;境贵乎深，不曲不深也”。这些经验与方法，在居住区规划设计中如能得到运用，再结合建筑元素、色彩、空间，中国传统文脉的塑造将不再是难题，而变得精彩，毋需再照搬“西班牙风情”、“巴厘岛风情”。居住区规划的文脉塑造，较为精彩的案例便是万科第五园，从中我们能够看到一种久违的人文意境。

2 因地制宜的新解

园林设计中，因地制宜体现在方方面面，如“园地惟山林最胜，有高有凹，有曲有深，有峻而悬，有平而坦，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高方欲就亭台，低凹可开池沼”、“高阜可培，低方宜挖”等等，无不是此之意。这些理念在居住区的园林景观设计中自然可用，但在居住区规划设计之始，因地制宜更是重要的规划指导思想。有些规划的新理念，如“反规划”理念：先保护住不该建设的地块，再规划建设用地，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最好做什么，其实根本思想也就是“因地制宜”。

我们在居住区规划设计中，“因地制宜”一般体现在2个重要方面：首先对用地条件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可建设用地、景观用地、需要保护的用地，做到心中有数， “因地制宜”的进行规划布局;其次对于可建设用地(这也是规划中最重点的部分)，根据其用地价值，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因地制宜”，用地价值高的土地，布置高尚住宅，销售价格也高，或者用地价值高的地块，布置高层，让更多的居住者所使用，销售总价值也高，从而通过“因地制宜”，谋求土地使用价值的最大化。

3 巧于因借的拓展

《园冶·兴造论》中指出：“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晴峦耸秀，绀宇凌空，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园林设计中的借景手法，丰富多样，远借、近借、互相借资，不仅扩展了园林空间，在更深的层次还考虑了包涵时空融合、变动不居的动态概念。

现今的投资开发项目中，很多属于大型综合性开发项目，不仅仅有居住区，还常常包括有五星级酒店、高尔夫球场、商业街、公园等等。在这些综合项目中，“巧于因借”、“互为借资”成为规划设计中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在某项目的综合项目规划中，规划内容就包括有居住区、五星级酒店、高尔夫球场，用地本身大部分是坡地形，周边是青山碧水。规划中“互为借资”成为多方共赢的钥匙：居住区外借青山碧水，内借高尔夫球场景观，分享酒店商业街服务配套;五星级酒店临主要交通干道，借外部交通之便利，借高尔夫球场之客源，借居住区之人气;高尔夫球场借周边优良山水环境，借用地本身形成山地高尔夫特色，共享酒店服务配套。整个规划因“借”而达成资源整合配置的最优。

4 以曲为美

中国造园中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是“曲”，曲则境浅意深，曲则视觉莫穷，《园冶》中论及“曲”处颇多：“郊野择地，依乎平岗曲坞，叠陇乔林”;“约十亩之基，须开池者三，曲折有情，疏源正可”等等。园林种植中如植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正则无景，密则无态。中国人写文章同样如此，“文似看山不喜平”、“文以曲为美”;经卷中也曾云“曲成万物而不遗”。

由此可知，中国人对“曲”似乎情有独钟，说话有时候都不“直来直往”，而需体味“弦外之音”。规划设计层面，古时村镇选址，讲究山环水抱、藏风聚气，显见一“曲”字;有些户型整体呈“S”曲线走向，通风条件好，望气进宅，缓行慢聚。可以说居住区的规划设计中，无论是整体布局、建筑布局、道路线形、甚至户型的设计，都有非常多的“曲”之案例，更不说居住区的园林景观设计了。在生态新城的规划设计中，突破传统的道路规则布局方式，采用曲线张力的布局形式，创造建筑更多理想朝向的机会，有利于建筑抗风，整体景观自然更加优良。

5 结语

中国的造园艺术，可谓博大精深，非常多的造园重要思想在其它领域都可以拿来应用。在西方国家，就连城市规划这门学科也是在1907年从哈佛的景观建筑学中分离出去的，由此可知，西方的景观设计理论也必然在城市规划学科中有所继承和发扬。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实际的工作实践中，造园有“法”，而无“成法”，而园林设计理念运用于其它领域，要灵活变通，求新求变、符合实际情况，切不可“拿来主义”。

参考文献

第9篇：国土空间规划的概念及内涵范文

【关键词】边境民族；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关联属性；空间场域；驱动机制

【作 者】韩璐，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昆明，650500；明庆忠，云南财经大学旅游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昆明，650221

【中图分类号】F59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5 - 0139 - 010

边境原本是一个独立的地理空间概念指向，在不同历史阶段与学科语境下逐渐演变成融政治、地理与区域文化理解等为一体的意义聚合，当边境与民族文化旅游、边境旅游等形态在空间场域和文化层面上产生认同共鸣时，将边境有关要素进行统一整合的边境民族文化旅游便构成了边境内涵的基本表征之一，对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概念与意义的结构性探究能深入对边境旅游与民族文化旅游等相关概念关系的系统认知。

国内外对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研究由来已久，以Timothy[1 ]为代表的学者最早开始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视角分析边境旅游活动，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层面：（1）原住民旅游或土著旅游相关利益主体关系研究，Pascal Scherrer等（2013）对如何平衡澳大利亚金伯利海岸土著旅游中原住民与移民东道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2 ]Sandra Guisela等人（2015）对秘鲁普诺塔基列岛土著旅游的文化经纪人在旅游开发管理中的地位进行了研究；[3 ]（2）土著（原住民）旅游的综合效应研究，David Jamison（1999）以肯尼亚原住民岛为实证，说明原住民旅游的开展对当地社区重识本体起了催化作用。[4 ]Grunewald（2002）通过对巴西Porto Seguro的两个土著村落进行研究，发现当地居民因旅游开发生计模式逐步从农业转向以销售旅游纪念品、传统手工艺品为主。[5 ]Siegrid Deutschlander（2006）以加拿大亚伯塔南部为例，研究土著文化在土著旅游中的重构过程。[6 ]Helen Kelly（2014）对挪威边境萨米土著文化旅游中的文化商品化过程进行了研究 ；[7 ]（3）土著（原住民）旅游经营与管理研究，Claudia Notzke（2004）以加拿大边境阿尔伯塔为例，探讨土著旅游产业运作体系的问题，提出有关旅游产品生产、市场开发的举措。[8 ]Diana Kutzner等人（2010）通过向游客发放问卷，识别其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土著旅游中对旅游产品不同特色的偏爱程度。[9 ]Diana Kutzner等人（2009）依据游客偏好将加拿大边境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土著旅游市场细分为文化猎奇游客（culture seekers）、自然文化观察的游客（Nature-Culture observer）和观光游客（sightseers）。[10 ]Trinidad Espinosa Abascal（2015）对澳大利亚国内游客对本土土著旅游需求较低的缘由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11 ]由国情所定，国外对本土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研究多未指明边境地域特色，且多使用原住民与土著旅游的概念。相较于国外研究，国内对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 [12-14 ]边境民族旅游发展策略研究 [15-23 ]与边境民族村寨旅游研究 [24-30 ]三个方向。

从整体研究态势来看，学界多将边境地区的民族文化旅游剥离于空间场域进行探讨，极少考虑其所面向的边境背景，既未突显其独有的区位优势和产业融合优势，也未呈现出与民族文化旅游滥觞语境的差异性。借此，本文就势中国全面对外开放、发展和稳定边疆、精准扶贫等机遇，通过边境民族文化旅游概念、特征与驱动机制的系统阐释，对民族文化旅游的原始语义进行语境重申，思考其在边境语境中的内生语言、逻辑推演与真实本质，并于理论建构路径中，寻求旅游跨产业融合的着力点，促进边境地区民族文化、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及决策提供理论基础和决策依据。

一、边境民族的主要特征

目前，学术界尚未对边境民族（border ethnic groups）的内涵理解形成一致观点。方铁（2007）认为边境民族大致包括跨境民族（狭义）与亲缘民族两种基本类型。[31 ]基于方铁的定义，本文对相关概念延伸解释，边境以行政区划单位为识别依据，涵指国界线上的县市级单位；边境民族是一个复合型族群概念，泛指边境县市定居的本国边境少数民族与邻国边境民族。边境民族是边境共同体的具象标识、是边境地区的核心族群构成。由于边境民族生活在国家权力、空间的边缘地区，受到所属国与邻国两种社会文化熏陶之外，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边境民族文化的交融创造，进而促成边境民族社会文化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相对独立状态。

边境民族的主要特征体现为：（1）区域族群复合（多元）性与民族文化差异性并存。首先，边境作为一个独立的空间语境存在，生活于其中的各民族以边境空间共处构成实际空间共同体。其次，边境区域内的各民族基于少数民族内部、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国族内部与国族之间等多元文化交融局面，共建起相对独立且有差异的边境民族文化圈，并以文化圈意识认同的共谋达成区域族群认同，其中涉及跨民族关系及族群建构的“共谋”现象；[32 ]此外，由各民族传统信仰、生态环境局部分异及国家主体背景等因素所决定，边境族群内的各民族之间以及跨国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仍是较为明显的，中国边境的傣族与缅甸边境的掸族虽同宗同源，但由于国家边境政策的区别，以建筑形态、语言文字为代表的文化形态仍有所分异。（2）生活空间开放性与封闭性兼有。边境民族面向国家开放前沿，对外交往相对便利，边境贸易与跨国贸易为边境民族经济富强提供机遇，边境民族与国内其他民族以及邻国民族的交往机会相对较多，总体而言，其开放性得缘于国家间的边境开放政策与边境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与此同时，由于边境民族处于国家边界地区，远离行政中心，其社会发展程度相对滞后，交通可达性较低，使其存在一定的封闭性。（3）国家认同与边境民族认同感的强弱交替。国家权力与边境地方权力的交织是边境民族认同感转移的主要驱动力。边境民族共域共居历史演替、文化特质或文化丛的互借与行政区划的权威性强化着边境民族的族群认同，国家大传统文化的强调与国家之间政治层面的交流往往又强化着边境民族的国家认同，两种认同感视场域而此消彼长，如边境民族在常规的经济文化生活交往中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族群认同，而谈到国家背景层面的话题时则转移到了国家认同层面。（4）文化原生性与创新性的互动。受边境的有限封闭性与民族多样性驱使，边境各民族的多元文化交融相对平等，进而民族文化原生性态势较为乐观，文化差异明显强化着民族边界，也推动着民族自觉与自省机制的有效运转，从而各边境民族文化的自主性与独立性都呈现和谐局面，民族文化创新也呈现出更为主动的态势。（5）民族文化互助传承。基于政府支持与民族之间的生产生活接触、文化交融，民族间的文化学习与采借成为常态，民族间共享有效的文化传承方式，如以节庆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传承，德宏边境的傣族“泼水节”、景颇族“目瑙纵歌”、阿昌族“阿露窝罗节”与傈僳族“阔时节”等节庆的发展模式就如出一辙。（6）民族婚姻与跨国婚姻常态化：随着边境民族的融合发展，多数民族对民族婚姻与跨国婚姻愈显乐观态度，民族婚姻融合逐渐成为边境民族现代性的一个典型特征。

边境民族是一个情景化概念，既表现为族群共同体也表现为单一民族主体，是边境地区的主要人群构成，边境民族通过其内部和其与外部的经济文化交流维系着区域民族的生存与繁衍生息，保障着边境地区的和谐稳定。

二、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内涵及特征

（一） 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内涵

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即以边境民族文化体系为旅游资源与吸引物，将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与边境性视为核心标识，以此区别于一般民族文化旅游，满足民族文化旅游市场与边境旅游市场的多样化旅游需求。作为一种空间锁定与族群化的旅游类型，边境民族文化旅游既是对民族文化旅游也是对边境旅游内涵的重新界定与结构重组：（1）边境民族文化旅游是民族文化旅游的场域化，是将边境区位空间与文化空间重叠下的族群共同体与共同体下的单一边境民族文化体系进行开发利用，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属于民族文化旅游的空间结构化，是将民族文化旅游置于“边境”这个特定空间场域与文化场域，在此，边境民族文化旅游不仅具备了文化内涵也延伸出了空间内涵，而且还涉及了跨国界范畴。（2）边境民族文化旅游是对边境旅游的具象化，以往学界与社会对边境旅游的理解多局限于邻国边境一日游、边境口岸观光、边境购物等内容，体验内容呈现单一、层次较浅、边民与游客互动不足等特点。边境民族文化旅游作为边境旅游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拓展着边境旅游的内容，重构边境旅游的体验模式，为边境文化的深度体验提供较好的平台。此外，边境民族因其边境性、神秘性、族群复合性与文化原生性等特质而成为边境的标志性“旅游符号”。（3）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客体是文化旅游资源，由边境民族的边境特性所决定，其文化旅游资源的关键特性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边境民族宗教的跨国融合性、跨境民族节庆表征体系多国共建、专属边境节庆文化（如特有边境节庆“中缅胞波狂欢节”）等文化特质或文化丛都在边境各民族的交往中得到不断重构和阐释。（4）边境民族文化旅游者既可能是边境区域以外的边境旅游者与民族文化旅游者，也可能是边境区域内的民族文化旅游者，其中以地域、文化差异构成旅游目的地的核心属性。

（二）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特征

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在本质上属于文化旅游的范畴，因此除了具有一般民族文化旅游的共性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独特个性：（1）边境场域性。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发生场域是边境，边境空间场域是其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旅游的重要标识，也是其独特性所在；其次，边境民族作为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识别要素之一，其族群边界外缘也是基于边境场域这个空间概念及其边境文化圈进行表述的；最后，边境民族的空间构成与民族成分组成代表着民族的历史选择和国家权力意志双重内涵。（2）民族文化体系立体性。民族文化是特定民族的人们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集体创造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生活事象，是民族物质文化、社会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从这个层面上看，单一民族文化内部即有分层结构；而从边境民族文化的横截面来看，一国边境多个少数民族与邻国边境民族构成的边境民族族群内部即涉及多个民族的文化体系；而从国家视域的角度来看，则涉及两个国家民族本位文化体系。就此而言，边境民族文化体系是一个立体的框架结构。对于游客而言，多维度的边境民族文化体系旅游也为其架构立体式的文化体验。（3）旅游类型复合性。由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边境场域性所决定，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兼具边境旅游与民族文化旅游两种旅游形式。除此之外，边境民族地区在空间上处于边缘地带，生态环境相对较好，由此，传统观光旅游、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等旅游形式也镶嵌其中，共同的地域、同一个文化圈内的不同旅游类型便交叉重叠。（4）旅游体验跨国性。边境是紧邻两国的共性空间，边境民族文化旅游是对两国边境民族文化的双向感知过程。（5） 旅游体验深度性。传统的边境旅游过度强调边境口岸的旅游体验，而将边境线上的民族文化旅游视为一般性的民族文化旅游来进行探讨，未认知与发挥其边境效应，而口岸旅游的传统模式又造就了边境旅游与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结构性“遮蔽”，使得边境民族地区的旅游始终处于点状式发展格局。（6）文化资源的神秘性。由于边境地处国家边缘地带，远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条件相对不足，且边境地区通常进入性较低，多民族平等相处，使得边境民族文化资源原生性保存较好，民族传统传承机制较为健全，对寻新求异的游客来说，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即意味着“神秘性”的探索。

三、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驱动机制

（一）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内部驱动机制

边境民族文化旅游是一种独特的边境场域旅游形态，其以民族文化资源为核心吸引力，充分借力边境区位优势与文化优势，融合边境旅游与民族文化旅游双重旅游形态，实现边境与边境民族文化的内外联动。事实上，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复合型结构要件正是构成指导和调控其发展方向、发展模式的主要驱动要素，包括边境、边境民族、边境民族文化及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等四大要件。各要件之间通过彼此间及与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互动推动边境民族文化旅游运作机制的有效运转。而其中主要涵盖四组依托关系及其互动式结构：边境与边境民族、边境民族文化与边境民族文化旅游、边境与边境民族文化旅游、边境旅游与边境民族文化旅游。

1. 边境与边境民族

边境与边境民族是边境民族文化旅游构成的基础要素，宏观上看，正是基于边境空间结构才有边境民族的概念，边境是边境民族的空间载体，边境民族于边境生产、生活，建构起独特的民族文化体系和区域文化圈，而边境民族的社会文化空间生产与再生产强化了边境的轮廓，使得边境与外部空间、文化界限愈加明显。微观来看，边境与边境民族的互动既是边境民族边境化与社会化的过程，也是边境内部结构调控的重要流程。边境民族在历史沿革中不断作出与边境社会、经济、文化相协同的适应性调整，逐步构建其边境化特征与社会化模式，而边境民族的结构性调整也对边境内涵框架的搭建作出反馈，影响着边境政策制定与发展决策等议程设置。作为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基础关系，边境与边境民族的相互依托关系主要通过六组要素属性关系加以表述（如图1）：

（2）产业化之于品牌化：优化边境民族文化资源配置是将边境民族文化培育成边境主导性产业的重要举措，实践路径以着力打造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金字招牌，以此作为边境文化产业的发力点，推动边境民族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为主线，以此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形成民族文化产业链。

（3）循环性之于聚合性：边境民族文化循环性指的是民族文化体系在与经济社会的互动中，通过对社会文化需求的反应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以获得文化发展的良性循环。边境民族文化旅游能汇聚规模化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与资金流，边境民族通过对这些能量流的充分利用借以推进民族文化的有机整合继而为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增添新的活力。

（4）认知度之于建构性：公众对边境民族文化内涵与价值的认识与理解直接影响其对旅游价值转述的深度与向度，在对边境民族文化进行旅游开发运营的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对其价值的认知与日常表达又直接作用于公众的认知体系，因而对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宣传解说应具全面性，切勿以一方之见而显片面性。

（5）梯度性之于层次性：由边境民族的复合性特征所驱使，边境民族文化在结构层次上具有梯度性特征，即有第一梯度的区域族群文化圈之分，次级梯度的国族文化之分以及一国边境少数民族文化之分。与之相符，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区规划、项目设计及游客体验引导应充分体现文化梯度体验的层次性特征。

（6）系统性之于追异性：边境民族文化经整合以系统性复现是对民族文化旅游者的旅游动机与需求的反馈，具体表现为游客对差异性民族文化的体验经历，通过在异质文化的体验中反视自我，实现自我阈限状态，继而更好地返回原有生活空间，这便是游客对边境民族文化追异性的体现。边境民族文化的系统性复现也为边境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体系的丰度提供支撑。

（7）交叉性之于跨界性：边境民族于公共地域交融中，通过互相学习与采借彼此的优秀文化特质完善“我族”文化，因而民族间的文化系统要素便有局部重叠，如位于滇西边境的傣族、德昂族、阿昌族与缅族因共享佛教宗旨信仰，因而在边境民族文化的全域旅游体验中便不免且必要地涉及民族族群文化系统的跨界性。

4. 边境旅游与边境民族文化旅游

简而言之，边境旅游指游客以边境自然、人文综合体为主要体验对象，以边境景观为核心吸引力，包括对边境农业、山野等自然风光与边境口岸、界碑、边境线、边境民族村寨等人文景观的全方位体验。边境民族文化旅游与边境旅游既有一致性元素也有分离性特征，一致性体现在两者的发生场域都限于边境地区，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在体验层次与空间延展上是边境旅游的具体化和深度化，即可将边境民族文化旅游视为边境旅游的一个断面。而分离性在于边境民族文化旅游是以民族文化为核心体验对象，具有文化体验的主题专项性。两者的互动机制主要通过以下七组要件属性关系进行表述（如图4）：

（1）探秘性之于神秘性：边境旅游实质上是对边境神秘感、异域性的追寻与体验，而边境民族深处边地，富含奇风异俗，文化原生性相对较高，正好弥合了边境旅游的探秘性要求，因而就关联性而言，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神秘性正是对边境旅游探秘性需求的回应。

（2）文化性之于主题化：边境旅游以其自身文化内容为核心塑造对象，即边境文化，包括边境民族文化、边境贸易文化、口岸文化等拓展项目，在实践中，将任一拓展项目进行旅游化提炼都是对边境文化旅游的主题化表述。

（3）外延性之于深度性：随着出境旅游的全面发展，国外旅游体验呈现较高的满意度，而边境旅游市场愈发不足。从旅游地角度看，边境旅游规划不到位、内涵与体验层次都较浅是限制性所在。而在此背景下，边境民族文化旅游作为边境文化旅游的有机组成，其后发优势的挖掘不仅是对边境旅游内容的充实，在一定程度上，两者间也趋于边境旅游外延与内容深入的关系。

（4）概念性之于符号性：边境旅游相关标准的概念性规范是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符号性表征的依据，反之，符号表征又是边境旅游概念的具象化。通过社会性扶持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持续性发展，将边境民族文化旅游打造为边境旅游主导产业链的关键一环，树立品牌化优势、塑造名牌特色，使之成为边境旅游的标志性符号。

（5）引领式之于具体式：边境之性与空间范畴的区域性决定边境旅游在边境区域旅游框架内处于方向引领式地位，边境旅游地对外的旅游宣传营销以边境旅游为一级标识，而边境民族文化旅游为其具体展示形态。

（6）框架性之于结构性：边境旅游正如建筑模型，而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同区域内的乡村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等旅游形态构成建筑模型中的横梁或立柱，支撑起边境旅游的基本框架，框架性是结构性综合展示，而结构性是框架性的建构要件。

5. 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内部驱动机制

基于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四组结构性要件之依托关系及逻辑相关性，构建其发展的内生驱动机制框架图（图5所示），从框架图可见，边境与边境民族的依托关系及边境民族与边境民族文化的逻辑相承，构成了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内部驱动的核心链，是其得以可持续性发展的根基所在。进一步而言，边境在特定空间与文化内涵层面不仅支撑着边境旅游，也通过相互依托关系支持着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而边境旅游与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又在所属上“血脉相连”、相互依托，因此相较于跨国出境游，边境与边境旅游于边境民族文化旅游来说，更类似于一种“阈限驱动”，表面上是简单的空间过渡阈限，其实质则是由边界之两可状态所诱发的心之向往混沌的心理阈限驱动。

在核心链的另一端是边境民族与边境民族文化，边境民族于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民族特有文化体系，文化又向民族内部建构民族认同、强化民族意识，向外标识民族特质，而民族旅游本质上即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的专属体验；从实质关联性而言，边境民族文化与边境民族文化旅游更为直接相关。因此，以边境民族及其文化为体验本质的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相较于其他形式的文化旅游来说，“民族驱动”更能体现其内部驱动的差异性特质。

（二）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外部驱动机制

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各要素属性通过协调互动构成其内生驱动机制，而一个健全系统的有效运转是内部驱动与外部驱动的综合，因而，在内部驱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就外部驱动的要素构成及动力机制进行解读将有助于边境民族文化旅游驱动机制的全面阐释。总体而言，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驱动机制是综合围绕其本位体系展开的，具体外部驱动要素体系如下：

1. 引导链：以国家、地区政府的相关政策指示为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与经营的方向引导，以政府规划为概念性理论体系与操作实践引导，以边境民族所处区域已有旅游形象为吸引游客的先决引导，以民族旅游的现有经营模式与经验为其实践性的经验引导。

2. 推动链：旅游市场对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需求是推动其发展的外部驱动力之一；相关企业为谋求可持续发展、壮大企业实力，多依据自身经济实力采取投融资的运作模式，通过边境外部企业的直接投资或间接投资，从边境民族文化旅游中获得市场竞争优势，而边境地区的企业可通过对外融资获得资金动力；发展边境民族文化旅游既是对国家文化产业链的延伸也是对文化旅游或民族文化旅游产业链的拓展；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是对文化差异性、多样性及独特性的强调，社会各界对民族文化重要性的认知推进其投入文化保护、发展与创新等社会实践，逐步形成全社会性的文化弘扬与传承局面。

3. 实践链：基于“上层建筑”概念性的政策引导，社会投资主体通过具体的总体规划与开发实践推进边境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产品转化；在总体规划与投资开发实践层面，借助外部宣传媒介对边境民族文化旅游产品体系进行推介宣传、提高其市场知名度以获得品牌力量；外部先进技术的引进辅助发展边境民族文化旅游是其外部资源创新与技术转化的实践。

4. 保障链：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本质是对他族文化的体验，本身即涉及多元文化的接触，其中最主要的文化关系即东道主文化与游客文化的互动，文化接触主体彼此的文化尊重是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得以有效运转的基本保障；逐步完善边境民族地区对外联通的基础设施是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外部保障性条件，如对外交通和邮电通讯；经营模式既可借鉴也可创新，是企业阶段性经营的保障，模式效能直接决定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经营效益；投资企业业界口碑既是企业顺利投资运营及企业间项目合作等的诚信保障与效益保障，也是对旗下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知名度业界业外推广的驱动力，如迪士尼公司以其现有的国际业界口碑已具备足够的对外合作主动选择权。

四、结 语

通过探析边境民族与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内涵与特征，依据其边境空间的区域性所属与旅游的文化本质特性，从边境、边境民族、边境民族文化、边境旅游与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等四大要件之依托关系与逻辑相关构建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内部驱动机制，并从系统发展论视角，以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跨区域、跨产业及社会文化辅助等层面构建，由引导、推动、实践与保障四重推进的外部驱动机制，以内部驱动机制与外部驱动机制双重微观结构为主，最终搭建起系统性的边境民族文化旅游驱动机制（图6）。边境民族文化旅游是对边境旅游与民族文化旅游的双重深度拓展，通过认识其发展动力不仅有助于旅游开发实践者树立系统开发与管理理念、清晰辨识驱动程序、有效协调与整合相关要素关系，也将有助于边境旅游体系与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并推动民族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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