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变化精选(九篇)

第1篇：新中国的变化范文

领导人礼宾排名这一细微变化透露和传递出的信息耐人寻味。

在层级分明、礼遇谨严的中国政坛，高级官员排名顺序历来相当敏感且大有学问，一直有“名单政治学”之说。一个官员的排名顺序与他本身的政治地位、权力大小和级别待遇息息相关。谁前谁后，不能随意变动。西方常以领导人排序的变化观察中国高层政治的最新动向。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政界日趋正常化和制度化，领导人的礼宾排名形成固定架构。其中，在任和离任的中共领袖的排名最敏感也最讲究。1989年邓小平不再担任军委主席后，长期排名在总书记之后，列第二位，直至逝世。十六大后，卸任，排名亦仿照邓小平前例，位居之后排名第二。其他退休的领导人也赫然列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中，并出席一些重要政治活动。

这与高度民主与法制的欧美诸国有很大不同。应该说，这种情况也是一种“世界罕见，中国特色”的政治安排。

中共十后，主要领导人的礼宾排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三代同堂”现象，一个现任，两个前任：、、。今年3月胡卸任国家主席而“全退”后，排名的问题可能更复杂化。此次江主动要求“同其他老同志排在一起”，即“向后排”，让现任领导人排在前列，体现了政治前辈的政治敏锐性。从这个角度说，不失是一种大局意识和“高风亮节”。

第2篇：新中国的变化范文

六年级一班

每年，当白鸽唤醒十月的第一个黎明时，作为一个中国人，心中都会无比的高兴、骄傲、自豪！

而今年，是一个值得全中国欢庆的六十大庆！我想对祖国妈妈说的太多了，可我最想说的就是我们家乡的变化，我想把这个当作一份礼物送给祖国妈妈！让“她”看看自己的儿女正在一步步走向更高、更强、更好！

祖国妈妈，您知道吗？听爸爸说，我们老家以前住的是土房子，经常无缘无故的掉土，连睡的床、做饭的灶、院子里都是土做的、一下雨，就没办法走路了！而现在呢、？以前的土房子早已变成了漂亮的楼房，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连我也偷乐起来。

我还听说，爸爸他们十一岁左右，因为学校离家远，路又不好，一会儿平路，一会儿山路，很艰苦。他每天遇到平路骑自行车，遇到山路就扛着自行车走。听到这里，我的心像是被千万根鱼刺扎了似的，格外的痛，久久不能平静，可爸爸却幸福地说：“你看看你们现在，条件多好啊！你一定要好好把握住这个机会，好好学习，将来好报效祖国！”听完爸爸的话后，我心中一振，将来一定要报答祖国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才行！祖国妈妈呀！您看，你的华夏民族变得更漂亮了！

我每次回老家，一次比一次快。爷爷总说，看来我老了！听爷爷说，以前我们回老家，总得坐九到十个小时的车，而且只能坐到五十公里外的“白水”，而现在呢，四个小时就做到家门口了！变化可真快啊！

第3篇：新中国的变化范文

[论文摘要]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跨国公司凭借其自身的技术垄断优势，已经成为全球技术转移和扩散的主体，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战略也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凭借其自身的技术垄断优势已经成为新技术最主要的发明者、使用者和传播者。《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美、日、欧跨国公司的技术贸易额占全球技术贸易总额的97%。无庸置疑，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将面临对东道国技术转移的新阶段。如何克服来自跨国公司的技术流入垄断障碍，如何在新时期与跨国公司的国内合作国际化浪潮中实现有效的技术转移，无疑需要重新思考新阶段跨国公司对发展中东道国技术战略的转变。

首先，缔结以技术研发为核心的知识联盟。20世纪70年代末，跨国公司之间以产品为核心缔结战略联盟，目的在于实现规模经济、降低产品成本、改进供货质量和提高供货效率。进入90年代后，由于出现了技术进步速度加快、产品寿命周期缩短以及许多高科技产业交汇发展的新趋势，即使是寡头垄断企业也难以在所有技术领域的所有环节均占有优势，更难以承担独立技术研发所需要的巨额投资和高风险，因此，跨国公司之间纷纷缔结以R&D活动为核心的战略联盟。共同投资、联合开发、共担风险、共享成果成为这种战略联盟的基本原则，从战略上保持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技术领先的地位是联盟各方所追求的首要目标。

这种基于知识联盟的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对于发展中东道国的并购而言，给出我们以下的政策思考：其一，应该对那些有利于保存并加强本国现有技术能力的外部并购者提供政策鼓励。其二，东道国政府需要从政策上提供技能和技术支持系统以加强当地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合作。其三，面对跨国公司的技术控制局面，东道国政府应该扬长避短，进行多目标综合权衡，通过制定合理的竞争政策和技术转移政策来逐步克服这方面的负面影响。

其次，广泛建立海外R&D机构。跨国公司传统的以母国为中心设置研发机构的布局，正在随着竞争形势的变化而做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依然遵循着跨国公司一贯坚持的以全球作为活动舞台，优化配置资源、寻求垄断优势、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原则。美国以其无可比拟的强大的科技实力，成为世界跨国公司建立海外R&D机构最多的国家。近几年来，引人注目的是跨国公司大量的研发机构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低成本科技人才，跨国公司利用不同国家的研发成本差异，获得研发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迫使跨国公司既要加快从新产品开发到投向市场的速度，又要使产品适应当地市场的需求。

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西安等知识密集型城市，都已成为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的积聚地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该类R&D机构投资方式从合资为主向控股、独资为主演化，并以控股、独资为重要手段锁定核心技术的技术转移路径。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瞄准次经济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不完全竞争市场，通过本土化的研发，达到控制本地技术、主导本地市场，进而改变市场结构和产销供应的目的。

再次，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内部化。跨国公司在国际技术转移过程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跨国公司在产权和控制权范围内对海外分支机构的内部化技术转移；二是向其它企业的外部化技术转移。内部化技术转移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技术转移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加以实现。外部化技术转移有许多方式，如技术出售、许可证、资本品销售、技术援助、合作研究与开发等。就跨国公司而言,内部化是实现R&D 投资利润最大化的最佳方式。通过技术转移的内部化,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其技术领先的优势建立或增强其市场垄断地位,利用垄断差价政策实现世界范围内垄断利润的最大化。按跨国公司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及技术转移梯度规律，跨国公司为了保持技术垄断优势，对外转让的技术一般都是处于成熟期或标准化的技术。在向合资企业转让一般性常规技术的同时，也常采取增资扩股的方式提高股权比例，控制技术及合资企业，以达到其获取垄断价值，占领东道国市场的目的。

最后，借助国际产业转移实现核心技术的沉淀与次级技术的外溢。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产业跨国调整，既是一次传统产业的整体转移，更是一次新兴产业的转移，尤为重要的是新兴产业整体价值链在全球的重新布局。这次产业转移除了表现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之间的相互交叉投资、并购、战略整合的强强联合之外，引人注目的是发达国家把不同产业均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包括高技术产业中的某些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如发达国家计算机制造环节向中国的转移，软件开发向印度的外包等。今天高新技术条件下的产业结构调整，最为重要的特点是产业在拉长过程中，不同独立生产环节的跨国转移，输出国家在经营中侧重于产品标准的制定，关键技术、核心业务的掌握，产品最终价值的全球实现，而将其他环节，即部分生产和服务环节，以委托加工等方式转移出去，产生新型的外包加工，形成了新的世界生产体系。需要注意的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后发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提高本国产业发展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拉美国家的沉重教训同样表明，只有在创新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才能真正获得产业转移国际化的利益，达到自身产业升级的目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必须技术引进与创新并重，在提高产业转移的承接能力的同时，增强产业升级的主动性。单纯依靠承接产业转移来实现产业升级既无先例，亦十分幼稚。

[1]E.D.Domar.The Effect of Foreign Investment on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New York , 1997

[2]《W0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7》，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2007

第4篇：新中国的变化范文

论文摘要：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受害者。本文拟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些新手段和新措施进行分析，并试着就我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探讨。 论文关键词：贸易保护主义非关税壁垒政府作用应对措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美日欧贸易摩擦逐渐升级，至使发达国家也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发源地。尤其是近年来，世界经济的持续不景气，加剧了行业间乃至国家和地区间贸易的不平衡，使得新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严重问题。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手段和新措施 新贸易保护主义又被称为“超贸易保护主义”或“新重商主义”，其理论依据、政策手段、目标对象和实施效果都与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有着显著的区别。发达国家采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变化和新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类:加大使用传统贸易壁垒限制措施的力度。在频繁对我国使用反倾销和保障措施外，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开始利用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地位、特保条款，以及纺织品出口措施针对我国实施不公平贸易手段。 第二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WTO成员国为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开始由采用传统的关税壁垒转向采用隐蔽性较强的以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等形式为主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措施。 第三类:频繁使用知识产权保护手段进行贸易保护。知识产权历来是发达国家维护其技术和产业的垄断地位，对发展中国家失压的重要工具。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借助知识产权等法律形式，貌似公正合理，制约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扩大贸易投资活动，由此产生的争端和纠纷也日渐增多。在未来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337调查可能成为一些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 第四类:各种贸易手段轮番使用。反倾销手段打的是“价格”牌，特保措施打的是“数量”牌，技术性贸易壁垒打的是“质量”牌。美国、欧盟和日本一直变换手法，对中国实施严厉的贸易保护措施，他们主要用“提高标准”、“增加检验检疫项目”和“技术法规变化”等方法来形成贸易壁垒。同时，绿色贸易壁垒作为新的限制手段，打的是“环保”牌。 二、对中国所应采取的应对策略的一些思考建议 1.市场经济以利益为根本，扩展对外贸易有相应的策略。一些专家学者撰文立著，从古典政治学先驱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学说论到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从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到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引经据典的论证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国际贸易是自由贸易，但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纺织品设限，却不符合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理论。一些专家学者开始责问美国和欧盟:“200年前欧洲人就开始向全世界推销他们的自由贸易政策，今天，当中国工人生产的价廉物美的纺织品运往他们的市场时，为什么这些自由贸易的鼻祖们摇头说‘NO’呢?”在这里，我们不能忘了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市场竞争的本质是资本竞争。国际贸易的实践和马克思的理论揭示告诉我们，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在本质上是为资本服务的，认“利”不认“理”，市场经济以利益为根本，自由贸易理论是为资本谋取最大利益服务的，有利可图就讲“自由”，无利可图就不给你“自由”。这就要求我们在面对美国和欧盟在对外贸易的不合理设限时，既要据理力争，又要从最坏处考虑，善于在“不自由”、“不合理”的处境中扩展对外贸易，要有相应的策略。 2.在应对中美和中欧纺织品贸易中，各级政府必须负担起引导、调控、保护和管理市场经济的重要职责。其实，世界上任何市场经济都不是完全自由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只是西方经济学的一种假设。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要正确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要被其中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自己都不相信、不去付诸实践的不科学理论观点所误导。我国还是一个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生产力水平低、结构性矛盾突出和发展不足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迫切需要各级政府强化经济调节职能、市场监管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充分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能该管的也不去管。 3.继续完善有关立法，推进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为企业应对国内外经济事务提供有效服务。随着开放的扩大和加深，企业与国际经济事务的联系和来往更加密切，各种法律和社会服务需求也愈来愈多。仅就应对国际贸易纠纷，就不仅仅是要求有法律服务，帮助打官司。实际上需要一系列社会服务，才有条件应对各种名目的贸易纠纷。 4.实现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层次，实现结构升级，错位发展。目前，我国货物贸易出口的层次比较低，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产品所占比重不高。我国出口的55％以上是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实现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85％以上是由外资完成的。服务贸易发展出口严重滞后。服务贸易出口占我国贸易总额的10％，明显低与世界20％左右的平均水平。客观的市场容量也要求必需转变转变增长方式。在实现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掌握和利用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规律，一方面稳定或延续中低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保持出口贸易的数量增长；另一方面又要创造和积累中高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扩大产品出口，达到改善贸易结构，提高贸易质量的目的。 5.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突破“非市场经济地位”创造更多实例。由于中国经济地位上升，周边贸易伙伴对中国市场兴趣越来越大，只要我们运作得当，通过推进区域一体化逐渐消除不利条款的影响是有很大回旋余地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WTO规则是发达国家制定的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要善于利用WTO规则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要善于在国际贸易争端中最大限度的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第5篇：新中国的变化范文

一、3G技术产业化：提高我国信息产业整体技术水平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也不断取得新进展，规模不断扩大，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地位不断提升，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大。首先，产业规模持续扩大，2006年电子信息产业全年实现销售收入4.75万亿元，同比增长23.7％，增加值1.1万亿元，增长了22.1％，产业规模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位居领先。其次，行业竞争力显著提高，目前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共有29332家，其中制造业16958家，软件业12374家；2006年电子信息行业全年实现利税2400亿元，同比增长22％；全行业500万元以上项目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68亿元，同比增长了41％，其中通信设备和电子元器件成为重点投资领域；全行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900亿元，可持续发展基础较好。再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日益突出。2006年全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2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7％；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了10％，对其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15％以上。电子信息产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的比重超过了90％，在全国外贸出口中的比重也不断提高，对其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50％，带动了出口总量的增加和结构的优化。第四，对就业的贡献不断提高，2006年全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就业人数达到了724万人，其中制造业626万人，软件业98万人，共计比上年增加了85万人，占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10％。

电子信息产业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

首先，我国企业主要处于信息产业的末端，获取的利润少，产业升级的基础薄弱。目前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主要以组装加工为主，并且以三资企业为主。2006年三资企业在规模以上制造业销售收入、工业增加值、利润中的比重分别为80％、79％、80％，均比2005年有所提高，本土企业变得更加弱小。三资企业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不断挤压本土企业的生存空间。2006年国内规模以上制造企业的销售利润仅仅为3.56％，三资企业为3.4％。后者主要是利用其全球优势把利润转移出去。信息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研发，而研发本身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和高回报的行为。国内企业从廉价劳动力中获取的利润，有相当一部分通过专利费转移给了国外企业，自己所剩无几，根本无钱投入研发，信息产业结构升级受到了投入不足的限制。

其次，技术积累不足。国内企业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积累，没有掌握相关的核心技术，都受制于处在产业链条高端收入环节的国外大企业；在产业组装加工环节也是亦步亦趋，跟着大企业的标准走。即使是我国拥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也不断受到新兴国家的挑战，新一代组装加工业向其他国家分流明显，信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压力日益突出。

再次，人才储备不足。技术研发不仅需要知识，而且需要经验和感悟。前者可以通过书本获得，后者却需要亲历亲为。技术研发人才，一般不是通过学校简单培养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由于信息技术研发落后，大学生缺少研发实践基地，在国内很难被培养和锻炼成为技术人才。

目前国际信息技术进入一个新的更新换代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应用更加广泛，三网融合趋势日益凸显，信息服务新业务不断涌现，国际上信息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特别是通信设备和元器件行业发展迅速。在现代产业的国际竞争中，总体上，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落后国家由于资金、技术、人才不足，在国际竞争中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落后国家在某项技术上获得的重大创新，将为其超越上述不足、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难得机遇。信息产业的竞争，更是标准的竞争。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标准，作为国际3G标准之一，已经具备了产业化的条件。推进3G技术产业化，将为我国超越制约信息产业发展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上的不足提供了难得的机遇。riD-SCDMA标准，只有首先在国内成功商用，才能推向国际市场。这是技术扩散的一般规律。3G的产业化，将拉长信息产业链，加深和细化分工，特别使我国向产业“微笑曲线”上下游延伸，开发品牌营销、标准制定、技术研发、售后服务等业务，分享信息产业链上更多的价值。3G的产业化，将会使资本市场更加追逐3G概念的企业，与3G相关的行业也会得到风险投资的支持，这样，3G的发展将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3G的产业化，也会使3G相关行业成为人才的洼地，聚集大量的人才。

总之，全面推进3G的产业化，有助于破解我国信息产业升级面临的“瓶颈”，使我国在国际信息通信技术上占有一席之地，进而“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为我国研究和发展4G、5G标准提供基础平台。

二、3G技术产业化：我国人力资本就业和发展的重大领域

我国目前就业形势严峻，大学生就业问题特别突出，每年有30％―40％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相当一部分就业的大学生也是不用所学。大学生的培养花费了国家和家庭、个人的大量资本，是非常稀缺的人力资本，2004年底高校毕业生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仅为7.2％，其中大专为5.0％，大学本科为2.1％，研究生为0.1％。大学生不能就业，对社会是一种昂贵的浪费，对家庭是一种不幸，对个人是一种快速的“精神耗损”。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国企业研发创新不足，提供的研发岗位少，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虽然我国研发队伍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截至2006年5月研发人员达到了120万人。位居世界第二。但要看到，其相对规模还是很小。2003年我国每万人中从事研发活动人员仅为15人，与科技强国、科技大国、中等科技大国差距都还很大，这些国家该指标大都在100人以上。目前我国企业主要占有产品的生产环节，而在研发和销售环节上投入匮乏，提供的岗位也少。这样，尽管我国有众多的大学生可以被培养成研发人员，但是缺少实践岗位，而不能学有所用。3G技术产业化，将会一定

程度上缓解中高知识人才的就业压力。

首先，3G产业化，将进一步激活国内信息技术的创新活动。创新是扩大就业还是减少就业，存在长期的争议。国外的很多实证资料显示，创新总体上有利于扩大就业。比如，有人研究了1983―1988年期间荷兰859个制造企业的创新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其主要结论是：与生产相关的研发活动对就业增长有正的显著性影响，特别是那些从事信息技术研发的企业，研发投入每增长1％，就业就会增长1.9％。从事创新活动的人员主要是大学生，同时创新所带来的更多的高技术生产、管理岗位，也是以大学生为主要需求对象。可见，创新是有利于大学生就业的。推进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的产业化，将会形成一个从芯片到核心软件、从系统设备到终端、从测试仪表到配套产品的环环相扣的完整产业链条，能提供大量的研发岗位，供大学生就业，可以一定程度地缓解大学生目前的就业压力。

此外，3G产业化还将带动相关软件产业的发展，增加对掌握技术知识的大中专和技术工人、编程人员的需求。3G产业的兴起，必然在国内创造一些高收入岗位，从而会吸引大量的出口人才回流，同时还会吸引国外高端人才加入其中，为我所用。在这种相互交流、相互协作中，实现相互融合、相互提高。

可见，3G的成功产业化对解决我国大中专学生就业，充分利用国内的人力资本，吸引留学人员归国效力服务，吸引全球高端人才为我所用，都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3G技术产业化：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的推动力

我国多年的发展实践表明，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就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信息产业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础，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行业。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也表明，要把依靠高投入维持的经济增长，转变到依靠生产率提高维持的经济增长，关键是大力发展信息产业。

信息技术或者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其对各产业部门的渗透，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信息科技已经成为了推动现代经济增长和知识传播应用进程的重要引擎。信息化，是在信息通讯技术革命背景下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是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提升直到占主导地位的过程，也是信息技术向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及社会生活各领域渗透扩散，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近十多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连续制定并实施了信息化战略，以加快这一转型。这些战略把未来世界看作是一个有线与无限网络汇集的世界，通过泛在网络和数字化消费产品可以使信息通讯技术与国民生活实现无缝结合。移动通信网络成熟是其技术基础。3G是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其产业化会大大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水平。

3G产业化，将大大推进信息产业的发展。由于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其产业化会带动与此相关的硬件业、通信设备业、软件业和通信服务业的发展，将延伸信息产业链条，提升信息产业结构。其次，3G产业化会加速信息服务业从其他产业分离出来的步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有资料表明，2006年，世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比重为35.7％，软件、IT服务业和电信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则达到了64.3％。而我国则恰恰相反，硬件投资占70％―80％，软件和服务投资只占20％―30％。随着3G的产业化，将逐步改变我国目前“硬件重软件轻”的结构，使信息服务业在信息产业中逐渐占有绝对的优势。

3G产业化，促进信息技术加快向各行各业的渗透，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水平。最为明显的是，信息技术在贸易、金融、政府、交通等部门得到广泛利用，电子商务、电子金融、电子政务等行业获得极大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金融模式和政府办公模式。目前建立“数字国家”，或者“数字城市”，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化发展目标，很多城市居民过上了“数字生活”。我国信息化水平在快速提升，2006年手机普及率达到了35.3％，比2005年增加了5个百分点；城镇居民计算机拥有量超过了35台/百户，彩电拥有量超过了140台/百户，分别比上年提高了10％和15％。国民经济的信息化，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提高了人的生活质量。

四、3G技术产业化：为增强我国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添砖加瓦

国家的竞争优势，特别是经济上的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产业的竞争优势。产业竞争的最高形式，是标准竞争。我国目前一些行业在国际市场上尽管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由于缺少行业的国际标准和自主知识产权，这些行业并不具有国际竞争力。TD-SCDMA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通用标准的双重属性，推进3G产业化，有望在TD-SCDNA自主核心技术的带动下，使我国信息通信技术引领国际潮流。

3G产业化，将使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我国最为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信息技术产业的规模和竞争力都有待提高。2006年，全球信息与通信产业的产值就已达42457亿美元，约占全球产出的9.2％。2006年韩国信息技术产业创造的产值约占其GDP的3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5.7％。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产业的推动下，都逐渐从迈克.波特的投资驱动型国家，转变到了创新驱动型国家。3G产业化，使我们有机会在信息通信科技领域拥有大量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今后在关键产品的生产上不再“受制于人”，信息产业科技在“十一五”期间可能实现整体性突破和跨越式发展，对GDP和财政收入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据权威部门预测，我国3G产业的市场容量将达到5万多亿元，其中系统设备市场约6000亿元，手机和业务市场容量将达到4.6万亿元，约合20个三峡水电站的投资总和。如按相关产业1:100的带动比率来预估，即便TD-SCDMA在我国只占1/3的3G市场，我国国民经济也将在移动通信带动下，获得巨大经济效益。

3G产业化，将大大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信息通信技术进步是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虽然曾经有人对此有异议，但是现在人们逐渐对此达成了共识。信息产业基本功能是改善信息的收集、传输、处理、存储和利用，有效应用信息通信技术能够降低各行各业的交易成本和制造成本，特别是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从美国的统计数据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信息通信密度高的行业群的GDP平均增长速度，高于信息通信密度低的行业群，1990～2001年前者年均增长了5.68％，后者为3.09％，全行业为4.37％。到目前为止，人们普遍认为，信息通信技术对经济效率的改进，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经历的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期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经济总体上依靠投资拉动，没有转向效益型经济。除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经济无法集约增长外，技术上的限制也是其重要原因。要使经济真正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必须以信息技术为支撑。3G产业化，将提供各行各业的信息化水平，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信息产业，是一个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需要的资源能源相对较少。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将有利于实现“十一五”期间节能降耗的目标。3G产业化，除能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知名企业外，在通信技术行业及其相关行业将会涌现出一大批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大量的高收入就业岗位，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规模，这将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局面，有利于刺激国内消费，一定程度上改变投资与消费失衡的局面。3G产业化，将大大改变国民经济流程，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五、3G技术产业化，需要政府在政策扶持和市场竞争中取得国家利益最大化

第6篇：新中国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工人阶级新变化对策

一、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作为21世纪世界经济领域最显著的变化之一，随着信息技术的急剧发展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然而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性，对中国工人阶级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的正面影响

1、中国工人阶级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好处是有利于摆脱各国经济发展中所受到的生产要素和市场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在工业领域，工人阶级是最主要的人力资源，经济全球化促进下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必将促进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生产要素素质的提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极大地影响到中国工人阶级，它不仅给我国工人阶级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也引进了激烈的竞争。这大大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整体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的提高，他们也逐渐开始了由体力劳动型向知识密集型的转变。

2、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和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大量的农民加入工人阶级队伍，使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其实，中国工人阶级在最初形成时，其成员绝大部分就来自破产的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工人阶级的扩大也主要来自农民。只是60年代后，由于我国的户籍制度，割裂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渊源关系。改革开放后，进城的农民大批涌入产业工人队伍，他们成为产业工人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整个产业工人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为22．6％左右，其中农民工占产业工人的30％左右。”①总之，大量农民工的出现，使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大大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

（二）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外资的引入，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一些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新问题。

1、中国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分化日趋明显，并有加剧的趋势。工人阶级内部由于在经济、政治、职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利益主体，出现了群体分化现象。“根据不同群体获得利益的资源不同，我们可以把工人阶级队伍分为六大群体：知识分子群体、机关干部群体、企业经营管理者群体、普通职工群体、特殊困难群体以及外来劳动者群体。”②每一大群体又可分为不同小群体。不管从何种角度分类，客观上工人阶级内部不同的群体在社会声望、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拥有财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有差别，甚至有很大的差别，并且由于社会转型还在继续进行，利益群体的分化还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另外，失业工人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关注的重要群体。这就使中国工人阶级的内部层次结构逐渐趋于复杂化，思想难以统一，凝聚力不够强，阶级意识淡化，个人利益观念趋强等等。

2、中国农民阶级大规模地加入工人阶级队伍中来，在壮大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农民工问题。农民向工人的转化，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农民工对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农民工所获得的权益又如何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工还没有获得城市户籍，工资收入明显低于城市职工，干的却是城里人不愿干的工作等。此外，农民工的工作缺乏稳定性，一般也不享受单位的住房、医疗等福利，没有社会保障，他们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极大。再加上受传统小农意思的影响，城市农民工在思想意识方面与工人阶级仍然有很大差距。所以，农民工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进城务工，但另一方面由于思想观念的滞后严重影响了自身的发展。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整个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不断增强凝聚力和阶级力量的重大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实现的问题。

二、中国工人阶级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对策选择

（一）肩负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必须认真对待工人阶级内部分层问题，整合工人阶级队伍。

1、针对工人阶级成员的思想观念的多样化，应加强对工人阶级理论问题的研究，以解决他们当前所面临着的思想困惑；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教育，使工人群众能在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基础上，努力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道德观。同时，要为劳动者提供广阔的受教育空间，普遍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增强工人阶级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与法制意识、开拓创新意识以及新型义利观。

2、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竞争机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最大砝码。因此，我们仍然必须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但是效率优先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开差距，因此我们还必须坚持兼顾公平原则，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机遇平等的基础上，鼓励那些凭借自己的诚实劳动或聪明才智为社会多做贡献的人先富起来，进而带动其他人共同致富。另一方面，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为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提高创造更多的条件，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保护，防止两极分化。

3、建立健全合理的利益调节分配机制和保护人民正当权益的法律制度。既要合理的拉开差距，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对于那些违法乱纪，巧取豪夺、欺行霸市、坑蒙拐骗、偷税漏税等严重的违法行为，我们要运用法律武器实行坚决地打击，用法律手段调节利益分配，保护人民的正当权益。我们应该看到，正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所带来的先进取代落后的进程，使中国工人阶级本身也在经历深刻的改造，通过群体分化与利益整合使他们的整体素质和整体优势进一步提高，知识化的工人阶级必然是中国最先进的阶级，是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的基本力量。

（二）正确对待农民工问题，保护农民工群体的利益，积极促进农民工向工人阶级的深入转化。

1、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取消对城市农民工的户籍限制。我国是农业大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分治，这必然导致二元户籍结构，致使城市农民工虽然离土又离乡，在大中城市常年从事非农产业，却仍然保留着农村户籍，限制了他们向工人阶级的深度转化。从劳动者的职业看，城市农民工已成为城市企业的工人，但从人的社会身份看，城市农民工却仍然是农村户籍。因此，要继续深化城市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取消对城市农民工的户籍限制，允许有条件的城市农民工成为正式的城市居民，真正成为当代工人阶级的一员。近年来，我国不少大中城市已着手放开“城市户口”，一大批城市农民工转变了身份，政治、社会和经济意义都非常深远。

2、加强工人阶级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宣传，消除对城市农民工的歧视心理和歧视行为，积极接纳农民工融入工人阶级这个整体之中。社会上比较普遍存在对城市农民工的歧视心理和歧视行为，在心理上存在着认同歧视和情感歧视，并表现出相当矛盾的双重心态：一方面是接纳的心态，因为农民工是很好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是拒绝的心态，因为农民工加剧了城市就业市场的竞争，害怕他们抢夺了工作机会，也担心会影响市容和社会治安。这种双重心态实际上是只承认城市农民工的劳动，不承认城市农民工的权益，由此而又导致了一系列的歧视行为。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思想教育和政治宣传，通过事实教育城市居民，尊重城市农民工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社会身份和合法劳动的权利，培育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亲和感、认同感，批判乃至消除对城市农民工的不公正的歧视行为，在全社会逐步造就对城市农民工的尊重氛围，促进城市农民工向工人阶级的深度转化。

3、城市农民工自身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文化素质，积极融入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农民工由农村进入城市，不仅是居住地的迁移，职业的变更，更是思想文化的飞跃。工人阶级既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又是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代表，城市农民工真正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必须从思想文化层面实现由农民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跨越。这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农民工已经进入了城市，进入了现代社会大生产的流程，虽然已实现了职业的变更，但还不能说是就实现了与城市工人阶级的同质化。城市农民工应以职业的变更为起点，从思想、文化、观念、习俗等方方面面，深度地融入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自觉地向工人阶级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文化素质，逐步养成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所具有的“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革命的坚定性彻底性等品格”，成为工人阶级的合格一员。

注释：

第7篇：新中国的变化范文

矛盾着的双方都发生了改变，导致矛盾本身也发生了改变。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强调对同一个矛盾中存在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也不能平均的看待，要抓住起着主导作用的主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力量的不断变化，使二者相互的转化，?@就形成了事物发展的过程。

1.社会主要矛盾主要方面发生变化

过去的36年里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矛盾中，落后的社会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民日益增长物质文化需求是次要方面。原因在于对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判断是主要依据是哪一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要矛盾中生产力有着决定性、主导性的作用。一方面，只有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使满足人民的需求成为可能，没有生产力的提高，人民的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这一矛盾也就无法化解。另一方面，生产力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人民的需求，生产力的发展刺激着人们产生新的需求。

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也就是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变化决定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要发生变化。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的变化可以用党的报告原文进行佐证。“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

2.社会主要矛盾次要方面发生变化

人民的需求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它的变化也是整个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释。

一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发展中就要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人民群众的需求从过去的较为单一的物质精神需求变得丰富多样、多层次，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

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需求结构、层次的变化，是对社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和新导向。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理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需要的这一变化实际上是对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导向。党的报告中提到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进一步阐释了人民需求的变化。

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

要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时间阶段，回答为什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要在现阶段发生变化这一问题，就要运用到辩证法三大规律之一的质量互变规律。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量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 程度、速度等可以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 区分它们二者的依据在于它的变化是否引起一种事物变成另外一种事物。任何事物都是处于运动中的，不是在相对静止的状态中，就是在显著地变化状态中。数量变化呈现出事物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性质变化呈现出事物处于显著地变动状态。我们可以将这两种运动状态看作量变和质变。

1.社会主要矛盾的量变分析

我国过去沿用了36年的社会主要矛盾论断中，我国的生产和需求中的各要素首先发生了量的变化，例如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2013至2016间平均增长7.2%，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水平。我国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从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15年的31194.8元。我国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快速上升，化解了曾经由于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较低，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

2.社会主要矛盾的质变分析

是否我国的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就体现在当下党的报告中提出了新的判断这一质的变化上呢？当然不是。质的变化可分为爆发式的质变和非爆发式的质变。区分爆发式质变和非爆发式质变的主要依据是寻找有没有明显的关节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不是在当下时间点上或者说是关节点上的简单爆发式的质变。或者可以用我们常说“量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跃”的这句话来理解，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一个“飞跃”（这里将飞跃理解成为爆发式的质变）而这一“飞跃”其实在之前我国发展中早已有迹可循。这爆发式的质变是由无数的非爆发式的质变堆积而来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非爆发式的质变有成为我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基本达到小康水平、脱贫攻坚成效显著等。也有许多非爆发式的质变使得现有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要素产生。比如近年来人民需求结构的扩展、需求层次的提升，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区域发展差距问题、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等。

第8篇：新中国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朝鲜半岛战略；中朝关系；中韩关系

一、新形势下中国朝鲜半岛战略调整的变化

（一）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

在2014年访问韩国，表现出中国对于中韩关系的友好，在现阶段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下中国这一外交表现体现了朝鲜半岛战略上变化，中韩关系走向了友好合作的阶段。2015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出现新的情况，在机遇与挑战并存中，面对来自于美国重返亚太和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环境下，中国需要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中朝合作伙伴关系就是其中重要的战略规划。中国在外交关系的建立上体现了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以合作共赢的新型合作关系下，中国表现除了大国的担当。在中韩关系的建立上，通过增进互信、巩固友谊的基础上，以提升两国的国民福利水平，实现东北亚的稳定和平发展的推动性作用。在中韩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上，力图实现“政经双热”，在经济上加强贸易合作，在政治上对于日本问题和朝鲜核问题进行广泛的合作。总体来说，中韩战略合作关系表现的非常的乐观，应该实现更为长远的合作战略的规划。

（二）中朝冷淡关系持续僵持

在中朝关系上始终是体现的较为的冷淡，这种状态一直在僵持着。自从抗美援朝之后，中朝关系始终是保持着友好的，而且在朝鲜发展的各个方面中国给予了大量的帮助。自从上台以来，中朝关系发生了变化，在贸易上中断了很多的往来，在外交上也没有互访，双方属于僵持阶段。朝鲜在2013年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无疑给中朝关系抹上了一层寒霜，不仅如此，朝鲜在一些事情的做法上让中国感到了心寒，朝鲜没有对于中国志愿军的感激之情，在2000年的奥运会举办权上投予他国，朝鲜多次的核试验都是在未告知的情况下进行的，朝鲜无理扣押中国渔船进行敲诈勒索的行为，包括朝鲜逃兵强杀中国边民事件中，中国采取的都是低调的处理。对于朝鲜多次的无礼和背信弃义的行为，中国拒绝再做出无谓的付出，在国际社会对于朝鲜的制裁，在对待“脱北者”的政策上都表现出了强硬的态度。但是朝鲜半岛的安全和稳定对于中国战略发展有重要的地位，中国政府对于朝鲜的态度始终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二、新形势下中国朝鲜半岛战略调整的动因

（一）中朝唇齿相依战略安全关系

中国朝鲜半岛的战略调整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关系到中国切身的利益，由于朝鲜的多次无礼行为表现，中国表现出极大失望和失去耐性。中朝在战略安全上始终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朝鲜三次核试验对于中国来说造成了安全威胁，作为领边国家，朝鲜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到中国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在新的发展形式下，中国秉承着友好合作的原则，积极的寻求新的发展，但是朝鲜在两国的外交和经济贸易上都表现不友善的态度，而且屡次的挑战中国的外交底线，对于这种态度，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上需要重新进行思考。

（二）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美韩关系走向了紧张的情况，美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了新的变化。而中国始终是秉承着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通过和平共处实现和周边国家的外交往来，为世界和平稳定、经济的多边发展做出积极的探索和努力。中国以大国的气派表现出了外交上的友好，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很多周边国家出现了战略恐惧的心理。美国重返亚太及亚太再平衡战略给中国外交关系的稳定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在朝鲜半岛战略上，中国始终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的，调整朝鲜半岛战略能够体现大国的友好，为建立更好的周边关系创造便利。

（三）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日本政治右翼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在战后日本并没有表现出对于战争的忏悔，反而多次的参拜靖国神社，挑战世界人民的底线，中日关系始终在低谷中。而中韩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下得到了发展，美日韩的同盟关系得以存在裂缝。美国对于日本的行为并未有任何的反对，反而是以日美同盟关系放纵其行为。事件又让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不仅如此，安倍在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修改宪法的行为是公然的对中韩等亚洲国家的挑衅。中日关系的恶化、中韩关系的密切使得美日韩同盟关系的不稳固，在朝鲜半岛战略的调整下，同盟关系很可能就被打破。

（四）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

中俄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普京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友好。从普京执政以来，中俄在战略合作关系上首要的问题就是阻止美国实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对于俄罗斯而言，朝鲜半岛的战略安全问题涉及到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安全，朝鲜对于中俄而言地缘政治安全都很重要。在战略目标上中国和俄罗斯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因而在新的发展时期，建立中俄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能够实现和美国的抗衡，在朝鲜半岛战略调整上寻求积极的发展。

三、新形势下中国朝鲜半岛战略调整的趋势

（一）增强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

中国的朝鲜半岛战略发展应该注重对于自身影响力的提升，在国家利益的实现上以和平稳定为基础，以强硬的态度推动半岛无核化，在这一目标上和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寻求同盟。中朝关系的冷淡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国的战略影响力不足，在对待朝鲜半岛问题上应该扩大自身的战略影响力，注重对于国家利益的开率，制定合理的朝鲜半岛战略目标，保持坚定立场，打破冷淡状态。

（二）推动朝美问题的改善

中国朝鲜半岛战略的调整需要考虑到中朝关系、中俄关系、中韩关系、美日韩关系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大国在国际上盛行，中国始终保持的是大国的气派和风格，在外交上积极寻求友好稳定，因而根本不存在大国。在朝鲜半岛问题的处理上，中国对于美国和周边战略应该实现协调。朝鲜想要超出和摆脱中国的影响，而韩美关系在朝鲜半岛问题的处理上倾向性也是极为的明显。朝鲜半岛战略上中国的影响力没有发挥出来，受到了牵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上，中国必须要实现统一战略规划。

（三）发展中韩之间的关系

中韩战略合作关系表现了韩国对于朝鲜问题上的倾向性，中朝关系的冷淡一方面是因为朝核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在经济支撑的减弱。但是朝鲜问题上，想要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必须要通过朝鲜自身的经济发展。中韩关系的建立，主要体现在贸易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而美国对于安全体系的主导对中国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包容性。这使中国更加迫切地提升自身在安全事务上的影响力，试图弥补所谓的“安全短板”。①中国朝鲜半岛战略调整的实现路径便是促成中韩朝经济贸易圈。从战略影响上提升中国对于韩朝两国的牵制力才能够实现实力的抗衡，是的亚洲经济增长的活力。

结论

中国朝鲜半岛战略的调整需要综合性的考量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对于朝鲜中国始终应该不放弃，积极的改善冷淡僵局。在中韩关系上继续寻求贸易上的合作，建立在政治上的稳固关系，以经济的发展合作推动地区安全的实现，以保障朝鲜半岛战略实现的成效。（作者单位：湘潭大学研究生院）

注解：

① 周方银：“ 周边环境走向与中国的周边战略选择”，《外交评论》2014 年第1 期，第34 页。

参考文献：

[1] Anastasiya Bayok（娜丝佳）.冲突转变与东北亚地区安全――以朝鲜半岛冲突为例[D].华东师范大学，2012-05-01.

[2] 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调整及其影响[D].辛准.延边大学，2012-05-25.

第9篇：新中国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增长潜力；动力机制；支撑条件；

作者：任保平

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新特征的重要判断。但是我们需要正确理解新常态，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不是降低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是在新常态背景下，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在新常态背景下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首先需要把握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事实，并以此作为出发点分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研究在新常态背景下如何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如何寻找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动力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

一、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新视角

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是指支撑一国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等。要素禀赋结构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水平上是给定的，并随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因而一个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不同的产业结构不仅意味着不同的产业资本密集度，不同的企业规模、生产规模、市场范围、交易复杂程度以及不同的风险种类等，这些要素禀赋结构进一步决定着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潜力。可见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的本质是一个技术创新、产业不断创新，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因此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及潜力开发的动力机制。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高速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放缓到中高速增长，实现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的同时，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得经济增长效率上台阶，从而使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增长变成创新驱动型增长。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具备一些新的特征：“第一，经济增长从原来的10%左右，逐步过渡并稳定在新的均衡点上，比如7%左右；第二，经济结构呈现转折性变化，增长将更多依托消费、服务业和内需的带动；第三，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加快，资源环境压力舒缓，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强，劳动生产率提升能有效抵减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1]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下行压力，由于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逼近了生产可能性边界，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受到制约，以投资驱动为特征的传统需求管理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因此，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动力需要进行转换，以开发新的经济增长潜力，从而形成新的总供给曲线，实现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从理论上来讲，决定一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因素是长期因素，而不是短期需求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技术进步、制度的改进等”[2]。中国作为最大的转型国家，进入新常态以后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劳动力供给逐渐稀缺，投资需求增长趋势开始放缓，资源环境约束加强，按照现有增长模式很难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动力。

判断一国经济在未来的增长中是否还蕴含更大潜力的关键在于其是否能够挖掘出宏观经济体系和微观经济运行中的潜力因素。新常态背景下，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使得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从而使得实际经济增长逼近了最大生产可能性边界，接近了潜在增长率，传统增长模式下的增长潜力开发受到制约。因此，必须结合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的基本特征和禀赋结构变化，运用供给管理的基本理论，在新常态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从长期因素着眼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寻找经济增长新的潜力空间，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通过供给的改善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

经过30多年的要素驱动式增长，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制度禀赋条件、资源禀赋条件、人口禀赋条件等都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传统要素禀赋结构下长期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体制转轨红利、人口红利、自然资源红利等都在逐步消退。由于禀赋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轨道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会明显低于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而且会出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依据新常态背景下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开发的视角主要在于：

1.结构转变视角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结构性增长的本质是要把要素投入型增长转变为要素效率型增长。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有促进作用，在生产要素总量一定的情况下，结构性增长将低效率的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产业转移到高效率产业，只要产业结构的变化能够适应需求的变化，能够更有效地对技术加以利用，劳动和资本能够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促进了要素在各部门的合理配置和最优使用，通过结构的变动就会通过效率提升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但是在结构转变中，关键是制造业的结构转变，应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发展中高端制造业，提高产品附加值。根据不同产业的特征，“加强科技研发、精密制造和规模经济作用，推动供应链、品牌建设，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形成世界领先的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3]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基础上，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推动力。

2.要素配置效率视角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要素配置效率的改进可以实现同等数量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提高产出效率，从而可以得到更多的产出。技术进步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组合，通过要素配置效率的改进提高生产率。在不存在技术进步时，经济增长受到规模报酬递减的限制，经济增长的潜力难以得到有效开发。而引入技术进步，将通过生产率的改进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需要从技术创新视角构建创新驱动机制，通过创新驱动机制提高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原创性创新成果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以技术进步推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倒逼各类生产要素向效率较高的生产部门集聚，从而有效改善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为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提供动力支持。

3.制度供给视角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向人们提供一个相互作用的激励结构，形成激励与约束机制，来减少因环境复杂性引起的不确定性，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因此，通过制度创新激励技术创新，也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在新常态下通过制度形成机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未来经济稳定增长的制度基础，提高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减少由于政府干预不当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放松政府对人力资本生产和配置的不当干预，解决人力资源的误配置，促进人力资本深化”。[4]通过制度变革，促进经济增长微观基础的再造，完善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交易等要素市场供给，发挥生产要素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主要作用。在制度变革的基础上，建立更加灵活的经济体制，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避免结构性问题的长期化，使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真实发生作用，形成新常态下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制度机制。

4.规模经济视角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开发。区域市场的一体化将通过分工效应、规模经济、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最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从区域经济空间视角出发，通过构建区域协调机制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产业规划等内容进行整合，加强地区之间合作，提高地区规模效应在经济增长的作用，为未来长期经济增长提供有效的动力支持。从经济的空间布局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地区主要集中在以京津为核心的京津冀都市圈、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都市圈、以广州为核心的珠三角都市圈，三大都市圈区域经济和要素的高度集聚，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但是其他区域发展不足，整体经济规模受限，从规模经济角度出发，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中，要优化经济的区域空间布局，形成“北上广”以外新的高增长区域，“以高增长地区为基础，通过要素集聚，将发展成为我国的重要潜力增长区”[5]。

二、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转换

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传统的增长动力只能开发旧常态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潜力，目前这种潜力已经走到了尽头。传统的经济增长潜力是在要素层面，增长动力是投资驱动，新的增长潜力是在结构、效率、制度和规模层面，传统的增长动力无法开发这些层面的增长潜力。新的增长潜力开发需要构建新的动力形成机制，形成相应新动力因素的支持，将潜力因素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依据新常态下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从再工业化角度形成结构层面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在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过程中，理论界有一个主要观点，就是通过城镇化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形成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新动力，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经济结构转变中工业化是主体，城镇化是工业化引起的结果。按照经济发展理论，以结构转化来促进增长潜力的开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结构多元化、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经济结构方面我们成功地实现了结构多元化，但是未能实现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因此，新常态下结构调整的思路是从结构多元化向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方面转变，同时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作用。为此，在结构层面上，需要从再工业化角度形成结构层面的增长动力，推动工业化的升级。再工业化是实现传统工业部门的复兴和现代化，支持新兴工业部门增长的工业化方式，并通过这一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同时再工业化是针对工业化进程完成中出现的过度去工业化趋势而造成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等问题，逐步形成的一种回归实体经济的纠偏机制。并且再工业化是通过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增长实现工业化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为了解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脱离，开始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对制造业重要性进行了重新认识。再工业化具有改善供给和拉动需求的双重效应，同时再工业化也是资本深化的过程，在再工业化过程中，中间投入品和资本品的投资比重将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动力机制重构中，可以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工业化的思维挖掘经济结构的潜力，加大研发投入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引导企业加强创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改革人才培养体系，开发人力资本红利。

2.自主创新角度形成资源配置效率层面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自主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也是新常态背景下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主要动力。自主创新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在新常态下通过自主创新形成资源配置效率层面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过程中，需要强化科技的自主创新，依据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要求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政府应当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建立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使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进一步确立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在新常态经济增长潜力开发中实现技术创新的转型，从水平技术创新到垂直技术创新的转型，从被动技术创新向主动技术创新的转型，从单一政府投入推动创新向多元化投入推动创新的转型，从模仿型技术创新向自主创新的转型，从分离型技术创新向协同创新的转型。把创新政策融入产业政策、区域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贸易政策、人力资本政策中去，形成新常态下支持创新驱动战略的政策支持体系。

3.完善市场体制形成制度层面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新常态背景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作用逐步上升到决定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经济效率也会逐年提高。在新常态下完善市场体制形成制度层面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速推进体制改革，放松政府管制，抑制垄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一是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凡是市场可以做好的就交给市场去做，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秩序，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培育企业主体，特别是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发挥民营经济在开发经济增长潜力方面的作用。二是要完善市场出清机制，打破国有企业中行政性的垄断，将垄断行业中自然垄断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分离开来。三是建立完善的市场制度。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进政府职能转型，重新回归市场决定作用的资源配置机制，消除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创造良好的制度基础。

4.区域经济整合角度形成规模层面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区域经济整合可以扩大经济增长的空间范围，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区域发展不平衡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提升很快，但是也造成了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将会制约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开发和可持续性。因此，区域经济结构的改善和协调，特别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显著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在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潜力开发中，要以区域经济协调为目标，进行区域经济发展的整合，根据区域发展阶段和特征的差异、区域规划功能的差异和区域竞争优势原则，加强区域经济整合，促进区域结构转型，在区域市场一体化上下功夫。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进行区域经济的整合，造就新的高经济增长区域，扩大高经济增长区域的规模，形成规模经济层面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新动力。

三、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下中国增长潜力开发与动力转换的支撑条件

结合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约束条件，探究未来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路径，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投资、出口等因素向城镇化、技术创新等方面成功转型，从而适应结构转化、规模经济等新增长潜力开发的要求，推动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因此，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增长潜力开发与动力转换的支撑条件上，要把微观和宏观相结合，调整路径转型体系和政策体系。

(一)支撑新常态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和动力机制转换的路径转型体系

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背景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要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从效率角度来说，经济增长源泉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分工形成经济增长效率，这属于斯密式的经济增长，二是通过创新形成经济增长效率，这属于熊彼特式的经济增长，三是通过制度创新形成经济增长效率，这属于奥尔森式的经济增长。因此，在新常态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形成中，要把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形成支撑新常态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和动力机制转换的路径转型体系：

1.通过发展战略转型开发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潜力。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背景下，在发展战略方面要由赶超型战略转向质量效益型战略，从追求大转向追求强，从追求快转向追求好。在这种发展战略背景下，要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上就要由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形成熊彼特式的经济增长。在创新驱动中技术创新是创新驱动的核心，科学技术是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核心动力，要通过技术进步来开发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效率潜力。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信息化、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新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新趋势，在新的发展战略中要充分考虑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努力开发新技术，促进新兴产业的成长。同时要重视人力资源潜力的开发，“促进人力资本的快速增长作为构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的首要战略”[6]，我国潜在的人力资源优势转变为现实的人力资本优势，使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真实发挥作用，推动创新能力的提升。

2.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模式战略转型开发产业结构潜力。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分工的结果，是经济发展中结构转变的两个重要方面，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可以形成斯密式的经济增长。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背景下，要通过工业化战略和城镇化战略的调整来加快分工的深化，挖掘结构转化方面的经济增长潜力。在工业化战略方面，实施再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双轮驱动战略，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作用。通过再工业化，加强对传统工业的改造，重新振兴制造业，把现有制造业的制造水准提升到国际水平“从而实现产品的技术升级、品牌升级和价值升级”[7]。通过新型工业化，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在工业化战略转型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在城镇化战略调整方面，要把结构转化和形成经济增长的极点作为城镇化的主要目标，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结合形成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新动力。

3.通过区域发展战略转型提高规模经济潜力。区域经济的发展是空间结构的优化过程，也可以形成斯密式的经济增长。在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中，我们采取了区域非均衡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某些区域的巨大发展，但是也带来了区域差距的扩大、区域市场的分割等问题。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中，要从区域非均衡战略转向区域市场一体化战略，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分工深化的环节，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经济空间共同作用来提高规模经济的思路。市场一体化作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方式之一，它能为区域生产要素顺畅流通以及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通过区域市场一体化造就新的高增长区域，把山东半岛、闽东南、辽中南、渝蓉地区、武鄂黄九地区、中原地区、关中地区等城镇相对密集地区造就成为我国未来经济高增长地区，提高高增长区域的规模，形成新常态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新增长空间范围。

4.通过制度模式转型提升制度供给效率的潜力。制度不仅具有约束作用，而且具有激励作用，制度创新和制度转型可以形成奥尔森式的经济增长。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我们的制度模式是体制转轨，通过体制转轨来促进经济增长，目前体制转轨的任务基本完成。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背景下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中，要实现制度模式从体制转轨到体制完善的转型，建立起能适应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和创新性的经济体制。通过体制完善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解决过度垄断和市场机制的扭曲，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提升制度供给的效率，通过制度供给效率的提升来形成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

(二)支撑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转换的政策支持体系

政策性扭曲是导致我国要素市场扭曲的主要因素，依靠行政管制手段替代市场机制导致了要素错误配置行为。因此，在新常态经济增长潜力开发与动力形成中，要进行政策体系的调整，建立支撑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转换的政策支持体系。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背景下，在支撑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形成的政策支持体系调整中，要采用组合政策工具充分挖掘经济增长潜力并调整和改善各项约束条件，在政策目标上要从短期转向长期，在政策工具上从单一的需求管理转向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在政策内容上把微观政策与宏观政策相结合，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促进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真实作用的发挥。

1.从微观层面的政策支持体系

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及其动力机制的形成，关键要着眼于建立和形成潜力开发的实施机制，造就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微观主体。因此，新常态支撑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形成的微观政策支持体系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调整：(1)在政策目标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形成政府、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相结合的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构建创新体系激励市场主体参与原始创新。通过有效合作、共担风险，降低研发成本，缩短研发周期，提升自主研发的能力和创新能力。(2)在政策导向上，依据大数据时代的特征，加强对创新行为的保护，使先进制造业通过不断吸收、应用数字技术成果，实现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柔性化、生态化生产。激励私营企业积极创新，应用推广高新科技成果。加强产业供应链及其运作框架的整合，为中小企业发展和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和平台。(3)在政策内容上，加大企业研发投入的补贴和投入，通过减免税收和财政补贴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在制造业行业培育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推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向国际价值链的研发与营销两个高端迈进。

2.中观层面的政策支持体系

中观上的政策支持体系主要是产业政策体系，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潜力开发需要中观上的产业政策支持：(1)产业政策方面，前瞻性的培育战略性新型产业，目前世界范围内建立在互联网、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正在兴起。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立足我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要着眼长远，把握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对重大前沿性领域及早部署，积极培育先导产业。(2)产业结构方面，在低收入发展阶段高速增长形成的现有产业结构，制造业偏重，高消耗、高污染行业偏多，产业链处于中低端。新常态下结构调整要将产业结构向高端提升，突出发展服务业；将产业链向中高端提升，提高附加值。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提高现代服务业比重，使现代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加大对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的支持，促进产学研结合，增加对研发活动的财政支持，用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手段提升制造业的附加值，使制造业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使制造业价值链向高端升级。(3)产业组织政策方面，一方面要实施以反垄断为核心内容的竞争政策，竞争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是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基础，竞争机制通过企业间的竞争而形成的优胜劣汰给企业形成外部压力，是企业进步的原始推动力，使社会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企业，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提升。因此，新常态下的产业组织政策要以反垄断和鼓励竞争为核心，调节企业的竞争行为，促进企业有效竞争，保证竞争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另一方面要调整技术政策，把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技术政策的核心，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以市场换技术的技术战略，在政策导向上重引进、忽视自主创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差。新常态下要改变过去以市场换技术的思路，加大对企业自主技术开发的扶持力度，促进创新型企业的成长，通过自主创新和品牌能力提升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