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公司章程精选(九篇)

第1篇：股份公司章程范文

一、在本章程中“法规”指《公司法》；“印鉴”指公司的通常印鉴；“书记员”指任何被指派履行公司书记员职务的人；如无相反旨意，书面材料应解释为包括印刷、平版印刷、拍照和其它可见的文字表现或复制形式材料；本章程所含的单词和词组应按《法律解释法》以及本章程对公司产生约束力之日有效的《公司法》的规定予以解释。

二、根据《公司法》规定，董事会可发行公司股票，所发行的股票可附有董事会按公司通常决议所决定的有关红利、投票资本利润率、或其它事项的优先、延期、或其它特殊权利或限制，但不得影响已经授予任何现存股票股东的任何特权。

三、根据《公司法》，经一般决议通过，任何优先股均可发行为可赎股份，或按公司意愿，发行成必须赎回的股份。

四、当股份资本分为不同种类的股票时，每种股票所附带的权利（除非该种股票的发行条件另有规定），经该种发行股票75％的股民书面认可，或经该种股票股民召开股东特别大会通过决议专门许可，则可以变更。本章程有关股东大会的规定在细节上作必要修改后可适用于此种股东特别大会，但会议法定人数至少必须为两人，持有或代表该发行股票三分之一的股份，且任何参加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均可要求进行投票。

五、股民所拥有的优先股的权利或其它权利，除非股票发行条款另有明文规定，均应视为可因设立或发行同等股票而作变更。

六、公司有权按《公司法》规定支付佣金，但应将支付或同意支付的佣金比率或数额按《公司法》规定的方式予以披露，且佣金比率不得超过有关股份发行价格的10％，或佣金数额不得超过等同于该发行价格10％的数额（依情况而定）。此种佣金可用现金支付，或用缴清股票或缴清部分股票的股票支付，或部分用现金部分用股票支付。在每次发行股票时，公司也可依法如此支付经纪费。

七、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公司不承认任何人按信托持有任何股份，公司无义务或责任承认（即使出有有关通知）任何股票或股票单位所附的衡平法上的权益、或有权益、未来权益或部分权益（除非本章程或法律另有规定）或与任何股票有关的任何其它权益，注册股东享有的总体绝对权利除外。

八、根据《公司法》规定，凡注册登记的股民均有权免费得到盖有公司印记的股权证，就数人持一股或数股情况而言，公司无义务向所有联合股东发放卡证，每股只需向其中一个股东发放一张卡证即可。

九、对所有已经催交的或在规定时间应交的股款（不管目前是否应交）的股份（未缴清股款的股份），公司都享有优先留置权，对所有以个人名义登记的，目前应由他或用他的财产向公司支付股款的所有股份（缴清股款的股份除外），公司也享有优先留置权；但董事会可随时宣布任何股份全部或部分不受本章程规定约束。公司对股份享有的留置权，如果有，应当扩大适用到与股份有关的所有红利上。

十、公司可按董事会认为适当的方式出售公司享有留置权的股份，但只有当与留置权有关的一笔款项到期应付后，或在将要求支付与留置权有关的应付部分款项的书面通知送交注册股东，或因股东死亡或破产而送交有权接收股份的人14天后方可进行出售。

十一、为执行此种销售，董事会可授权某人将所售股份转让给买方。买方应登记作为所转让股份的股东，他无义务注意购买资金的使用，他对股份的所有权也不得因销售程序的不正规或无效而受影响。

十二、销售所得应由公司接收，用于支付所属留置部分现已到期应付的款项，如有剩余，应当（扣除在出售前同样属于留置款项，但目前尚还未到期的款额）交付给在销售之日股份的持有人。

十三、董事会可随时向股东催缴股款（不论是就票面价值或是溢价），而不必按股票分配条款规定的期限，只要催缴的款额未超过股票票面价值的25％，或缴日期超过上次催缴所定支付日期一个月，所有股东必须（但至少得在14天前收到通知，说明缴款的时间或地点）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向公司缴纳所催缴的款额。董事会可以撤销或延长缴款通知。

十四、催缴股款通知应被视为在董事会通过催缴通知决议时已经发出，且可规定分期支付。

十五、一股份的联合股东可共同或分别支付所催缴的股款。

十六、如果在规定之日没有缴清所催缴的某笔股款，应交股款的人应缴纳从规定缴款之日起到事实上缴清款项之时为止的利息，年利率不得超过本金的8％，数目由董事会决定，但董事会也有权全部或部分免去此种利息。

十七、凡按股票发行条款规定在分配时或在某一规定日期应缴纳的股款，不论是票面价值或溢价，根据本章程规定，均应视为是发有正式催缴通知，且应在股票发行条款规定的日期予以缴款，倘若不缴，应视正式催缴股款后款项到期支付，于是将执行本章程所有有关利息和各种费用的支付、没收、或其它事项的有关规定。

十八、一旦股票发行，董事会便可按所催缴股款的数额和支付时间区分股东。

十九、只要认为恰当，董事会可接收股东自愿提交缴纳的未经催缴的全部或部分股款，且就提前缴纳的全部或部分股款支付利息（直到如不提前交付，该股票到期应付为止），年利率不得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另有决议除外）8％，具体可由董事会和股东在提前缴款时协商。

第二章　股份转让

二十、根据本章程规定，任何股东均可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份，转让应经通常或一般形式或董事会同意的其它形式的书面文件进行。文件可由转让人或其人作成，转让人对股份的持有权一直维持到转让登记注册且受让人的姓名被记入股东登记簿为止。

二十一、转让文书必须交公司登记处登记，同时缴纳登记费，登记费不得超过1美元，董事会可随时规定，转让时还得带上有关的股权证和董事会随时可能合理规定表明转让人有权转让股权的其它证据，根据这些证据，公司将按董事会根据本章程赋予的权力登记受让人作为股东，并将转让文件保留。

二十二、董事会可拒绝登记将股份、未完全缴清股款的股份转让给其不赞成的人，并可拒绝就公司具有留置权的股份转让进行登记。

二十三、董事会可随时决定从某时起暂时中止一段时间登记转让，但每年中止转让的日期总和不得超过30天。

第三章　股份过户

二十四、当一股东死亡，如果死亡股东是个联合持股人，公司应承认其它联合股东有权享有股份权益，如果死亡股东为单独持股人，则其法定个人代表有权享有股份权益；但不得适用本章程之规定去免除一死亡联合股东的与他和其它人所持股份相关的财产的任何义务。

二十五、凡因股东死亡或破产而取得股份所有权的人，一旦出示董事会随时正当要求出示的证据，可按以下规定，或自己登记作为股东，或提名让某人登记作为受让人，但这两种情况，董事会均有权按该股东死亡或破产前转让其股份时的情况一样，拒绝或中止登记。

二十六、如取得所有权的人要自己登记作为股东，他必须向公司送达亲自签署的书面通知，说明他的选择。如果他选择让他人登记，他必须给他人制作一份股份转让书以证明他的选择。本章程上述所有有关转让权利和转让登记的限制、限定和规定均应适用于此种通知书或转让书，就原股东未死亡或未破产而由该股东自己签署通知书或转让书一样。

第四章　股份的没收

二十七、如果股东在规定缴款的日期没有交付催缴的股款或分期交付的股款，此后，董事会可在未缴清催缴股款期内的任何时间向股东送达通知，要求他缴付未交足的催款或分期股款，以及可能已经产生的利息。

二十八、通知上应另定一个日期（从送达通知之日算起，至少得14天之后），规定应在该日或之前缴纳股款，并规定如果在规定之日或之前不予缴纳，所催缴股款的股份应被没收。

二十九、如果不遵守上述通知书上的规定，在此之后，在通知的股款未缴清之前，可随时根据董事会所作出的有关决议没收所通知的任何股份。此种没收应包括有关被没收股的全部已经宣布，但在没收前尚未真正支付的红利。

三十、被没收的股份可以出售或按董事会认为恰当的条件和方式予以处置，如董事会认为恰当，可在出售或处置之前随时取消没收。

三十一、凡股份被没收的人将不再是被没收股份的股东，但他仍然应负责支付至没收之日应由他向公司支付的有关股份的所有款额（连同年利率为8％的就该笔未偿付款额利息，从没收之日算起，如果董事会认为应当支付此种利息），但如果他交足所有有关股份的此种款项，其责任应从缴清之时予以终止。

三十二、制作一份书面声明，说明声明人是公司的一名董事或书记，并声明公司的某一股份已经在声明书中所述的日期被合法没收，该书面声明将是证明所声明事实属实，任何人也不能对股份提出所有权要求的确凿证据。

三十三、出售或处置股份如有所得，公司可以接受，且可向股份购买人或接受处置股份的人签发转让书，凭此他可登记作为股东，如果有购买资金，他无义务负责资金的使用，他对股份的所有权不得因没收、出售、或处置股份的程序不当或不合法而受影响。

三十四、本章程有关没收的规定应适用于任何按股票发行条件在规定时间应付而没有支付的情况，不管款项是按股票票面价值或是按溢价计算，正如正式催缴股款并通知而应以支付一样。股票与证券的转换

三十五、公司可经股东大会普通决议通过，将缴足股本的股票转变成证券以及将任何证券转变成任何种类的缴足股本的股票。

三十六、根据转变成证券前股票的转让规则以及方式，或按情况按近似规则或方式，证券持有人可将全部或部分证券予以转让；但董事会可随时决定转让证券的最低数额，并限制或禁止把此数额分零转让，但最低数额不得超过转换成证券的股票的面额。

三十七、证券持有人应按所持证券的数额，享有如同持有转换证券的股票的股东享有的有关红利分配、在公司会议上投票、以及就其它事项的权利和特权，但部分证券持有权不赋有此种特权或权益（除参与公司红利和利益的分配以及参与公司解散时的资产分析外），因为即使是部分股票持有权也不赋有此种特权或权益。

三十八、凡适用于缴足股本股票的公司规则也应适用于证券，规则中的“股票”和“股东”两词应包括“证券”和“证券持有人”。

第五章　资本的变更

三十九、经普通决议公司可随时：

1．将股本增加到等同于决议所规定的股额和股数的数额；

2．将全部或部分股金合并或划分成数额大于现有股份的股份；

3．将全部或部分股份划分成数额小于通知所规定的股份；不管任何划分，被划小的股份已经缴纳（如果有）和未缴纳股款的比例应与股份未划分前的比例相同；

4．取消在决议通过之日尚未被人认领或同意认领的股份，或已经被没收的的股份，并通过取消股份而减少公司的股本数额。

四十、根据股东大会可能会作出的任何相反的决定，所有新股在发行之前，均得向在招股之日，有权得到公司股东大会通知的人进行招股，招股按他们现有股份的比例进行。招股应发放通知，具体说明出售股份的数额及招股的期限，倘若不接受邀请，则视为拒绝，期限一过，或从被招股人处收到通知，说他拒绝接受所要约的股份，董事会可按其认为最有利于公司的方式处置这些股份。董事会同样可以处置董事会认为按本章程不便作招股邀请的（按新股与有权得到出售新股邀请的人所持股的比例计算）任何新股。

四十一、经特别决议，公司可用任何方式和因为或根据法律所核准、同意和规定的任何附带条件而裁减股本，偿还资本准备基金或股份溢价帐户。

第六章　股东大会

四十二、根据《公司法》规定每年应召开一次公司股东年会。年会以外的所有股东大会均应称为临时股东大会。

四十三、只要认为恰当，任何董事均可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会应经董事提请召开，或如无董事提请，可由《公司法》所规定的提请人提请召开。

四十四、根据《公司法》有关特别决议以及简短通知的决议，至少应在14天前（通知送出或认为送出之日除外，但包括通知送达之日）向有权从公司得到此种通知的人士发放通知，说明开会地点、日期和时间，如果是有关特别议题，还应说明议题的大概性质。

四十五、临时股东大会讨论的议题必须都是特别议题，股东年会讨论的议题，除公布股息、审核帐目、资产负债表和董事会报告及审计报告、选举董事以填补退休空缺、任命审计员和确定其酬金等之外，也都如此。

第七章　股东大会程序

四十六、在大会讨论议题时，如出席大会的股东未达到法定人数，股东大会不能处理任何议题。除非本章程另有规定，否则两名股东亲自到场即构成法定人数。按本章程的意见，“股东”包括出席人或法人股东代表。

四十七、如在开会时间过后半小时内出席会议的人仍达不到法定人数，且本次会议是经股东提请召开的，则此次会议应当解散；在其它情况，会议应延期到下周同一天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召开，或延期至董事会决定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召开。

四十八、董事会如有董事长，应由他作为主席主持每次的公司股东大会，如果没有董事长，或如果开会时间过后15分钟内他没有出席会议或他不愿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股东应推选他们当中的一员作为会议主席。

四十九、经达到法定人数大会的批准主席可以，如经大会指示主席应该，随时随地中止会议，但除了上次会议遗留未决的议题外，延期大会不得处理任何议题。如果大会延期长达30天或以上，如同初次开会一样必须送发延期会议通知。除上述规定外，不必因延期会议或因在延期会议上处理的事务而送发通知。

五十、凡交股东大会表决的决议均应通过举手表决予以决定，除非（在宣布举手表决结果之前或刚宣布结果后）：

1．由主席要求投票表决；

2．由最少3名亲自或出席大会的股东要求投票表决；

3．由占出席会议具有投票权的股东的总投票权10％或以上亲自或出席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们要求投票表决；或

4．由出席大会且持有公司附有投票权股票，所交付股款总数不少于所有附有投票权股票股款10％的股东或股东们要求投票表决。除非由此要求投票表决，否则将由大会主席宣布一决议经举手表决一致或多数通过，或被否决，并将结果记录在公司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册中，作为确证，而赞成或反对决议的人数或比例则不用说明。投票表决要求可以撤回。

五十一、如果正式要求投票，大会主席应决定立即或在休息或休会或其它情况之后以某种方式进行，投票结果应作为要求投票表决那次大会的决议，要求选举大会主席或要求休会的投票则应立即进行。

五十二、不论是举手表决或是投票表决，如果表决票数相等，进行举手表决或要求进行投票表决的大会的主席有权再投一票或投决定性的一票。

五十三、根据目前某类或某些种类股票所附的权利或限制规定，在股东会议或某些股东的会议上，凡有投票表决权的股东均可亲自或由人或由律师参加表决，在举手表决时，凡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人有一表决权，在投票表决时，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人或其律师或其它正式授权代表可就他所持的每一份股投一张票。

五十四、如果是联合股东，排列第一的联合股东所投的票，不论是亲自或由人，应被接受而排除其它联合股东的投票；投票顺序应按股东名册的登记顺序而定。

五十五、精神不健康或其人身或财产应根据有关精神失常的法律予以处理的股东，在举手或投票表决时，可由其监护人或对其财产具有合法管理权的其它人投票，此种监护人或其它人可由人或律师投票。

五十六、在未缴清所催缴的股款或其它目前应付公司的与股份有关的款项之前，任何股东在任何股东大会上均无投票权。

五十七、除在进行投票的大会或延期会议上提出之外，不得对任何投票人的资格提出任何质疑，凡未在此种会议上被否决的投票均为完全有效。任何及时提出的质疑均应提交大会主席，由主席作出最终和确切决定。

五十八、委托文书应作成书面，用普通或通常格式，由委托人或其书面正式授权的律师签字，如果委托人为法人，可盖公章或由一高级职员或正式授权的律师签字。人可以但不必一定是公司的股东。委托文书应被视为授权要求或附议要求投票表决之正式文件。

五十九、如要表明股东投票赞成或反对一个决议，委托文书应按以下或依情况而按近似以下的格式作成：_________。

六十、委托文书和授权委托书或其它授权文书，如果有，一经签字或业经公证的授权文书副本应当在投票人参加的大会或延期会议召开48小时之前，或，如果是投票表决，在规定的投票时间24小时之前呈送到公司的注册登记处，或呈送到会议通知书中专门规定的新加坡的其它某个地方，如不送达，委托文书应视为无效。

六十一、尽管投票前委托人死亡或精神错乱或文书或制作文书的授权被撤销，或文书有关的股份被转让，如果在文书所使用的大会或延期大会召开前，公司注册登记处尚未接到有关上述此种死亡、精神错乱、撤销、或转让的书面通知，按照委托或授权委托文书条款规定而进行的投票应视为有效。

第八章　董事

六十二、公司首届股东年会上所有的董事均应辞职，在以后所有下一年的年会上三分之一的现任董事，或，如果董事数目不是3或3的倍数，则近似三分之一，应当辞职。

六十三、辞职的董事可连选连任。

六十四、每年辞职的董事应为从上一次当选以来任职最久的董事，但如同时当选，谁应辞职应（除非他们自己相互达成协议）通过抽签决定。

六十五、在董事辞职的会议上，公司可挑选一人填被空缺，如果没有人选，辞职董事如果自荐参加连选，且根据《公司法》其有资格作为董事任职，该董事应被视为已经当选，除非在该会议上明确决定不填补空缺，或除非将连选该董事的决议交大会讨论而未被通过。

六十六、经股东大会普通决议通过公司可随时增加或裁减董事人数，并还可决定增加或减少的人数如何轮流去职。

六十七、董事会有权在任何时候，且随时，任命董事，以填补正常空缺或作为新添董事，但董事总数任何时候均不得超过本章程所规定的数目。如此任命的董事只能任职到下一届股东年会，届时可以连选，但不得被当做在该大会上应轮着辞职的董事予以考虑。

六十八、经普通决议通过，公司可在董事任职期满前免去任何董事的职务，且可经普通决议通过任命他人接替其职务；如此被任命的人应在他所替代的董事应辞职的相同时间辞职，如同他是和被他替代的董事是在同一天当选董事一样。

六十九、董事的报酬应随时由公司股东大会决定。该报酬应被视为每天在自然增长。董事还可因往返参加董事会会议或董事委员会会议或公司股东大会或参与公司有关的事务所发生的旅费、住宿费、以及其它正常费用而得到补偿。

七十、董事的持股资格可以经公司股东大会予以决定。

七十一、如果董事出现以下情况，应当免去董事职务：

1．根据《公司法》规定终止作为董事；

2．出现破产或与他的债权人签订了任何协议或和解协议；

3．根据《公司法》所作出的命令被禁止作为董事；

4．根据第148、149和155条的规定无资格作为董事；

5．精神失常或其人身或财产应按有关精神错乱的法律予以处理；

6．根据第145条规定，身公司递交了辞职通知；

7．未经董事会同意6个月以上未参加该期间举行的董事会会议；

8．未经公司董事大会的批准，担任了公司其它有收益的职务，常务董事或经理除外；

9．直接或间接与公司签订的或旨在签订的合同发生权益牵连，并未按《公司法》所规定的方式公布他的权益的性质。

七十二、公司事务应由董事会管理，董事会应当支付公司创立和注册登记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并可行使按《公司法》和本章程规定不由股东大会行使的公司权力，但不得与《公司法》的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按上述章程和规定制定的条例相悖；公司股东大会所制定了任何条例均不得使董事会先前所制定规定失效。

七十三、董事会可行使公司一切权力，如借贷，用公司企业、财产、和未催缴的股本、或其任何部分作抵押或抵帐，以及发行债券或其它证券，不论是不附留置权的或是作为公司或任何第三方当事人债务、义务或责任的债券。

七十四、董事会可行使公司一切在新加坡之外使用正式印鉴和与分公司注册登记有关的权力。

七十五、董事会可随时通过授权任命公司、商号、个人或团体，不论是由董事会间接或直接提名，在董事会认为恰当的期限内和根据董事会认为恰当的条件担任公司的人，为达到董事会认为恰当的目的和具有董事会认为恰当的权力、职权和自由酌处权（不仅超过本章程规定的赋予董事会并由其行使的范畴），任何此种权均可能含有董事会认为恰当的为保护和方便人而作出的规定，且可授权此种人转授他的全部或部分权力、职权以及自由酌处权。

七十六、所有支票、本票、汇票、兑换券、以及其它流通票据，所有公司款项收据都应由两名董事签字、签发、接收、背书、或按情况处理，或以董事会随时决定的其它方式处理。

七十七、董事会应叫人记录：

1．所有管理公司事务官员的任命；

2．出席公司所有会议和董事会会议的董事的姓名。

七十八、董事会可因迅速处理事务与会、休会和按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安排会议。董事可随时提出召开董事会；经董事提请，书记应召开董事会。

七十九、根据本章程规定，凡是董事会的议题都应通过多数票表决，多数董事的决定应一律视为董事会的决定。在双方票数相等的情况，会议主席应再投决定性的一票。

八十、董事会不得就他与他利益相关的公司缔结的或在缔结的合同，或与此合同有关的任何事项进行投票，如果他投了票，他的票应不予计算。

八十一、经董事会批准，任何董事均可指定某人，不论是否是公司的股东，在他认为合适的期间充当替代他职位的董事。凡替代作为董事的人有权收到董事会会议通知，参加会议和在会上投票，并行使指定人职位的一切权力。替代董事不必需要股民资格，如果指定人辞去董事职务或解除受指定人的职务，替代董事应依据事实辞去职务。按本规则所作的任何指定或解除指定应由作出指定的董事书面签字通知方才生效。

八十二、董事会会议处理事项所需的法定人数可由董事会规定，如不另行规定，其应为二人。

八十三、即便董事会出现空缺，留任董事仍可履行职责，但如果或只要董事人数减少到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必要的法定人数以下，留任董事除履行增加董事到法定数目或召开公司股东大会的职责外，不得履行其它职责。

八十四、董事们可选举一名董事作为会议主席并决定他任职的期限；如果没有选举此种主席，或董事会规定的开会时间过后10分钟主席仍未到会，到会的董事可挑选他们其中一名成员充当会议主席。

八十五、董事会可将其任何权力授与其认为恰当的由董事所组成的委员会；由此组成的委员会在行使所授予的权力时应遵守董事会为它所制定的规则。

八十六、委员会应选举一名会议主席，如果没有选举主席，或在会议规定的召开时间过后10分钟主席仍未到会，到会的委员可以挑选他们其中一名成员充当会议主席。

八十七、委员会可自行决定开会和休会。会议的任何议题均由出席会议的委员经多数票同意通过，如果遇到双方票数相等，主席应再投决定性的一票。

八十八、董事会或董事委员会的会议或任何董事职权的人的任何行为均应视为有效，如同所有都经正式任命且具有董呈资格一样，尽管事后发现任命董事或上述董事有关不妥，或董事会或任何董事不称职。

八十九、书面决议，经当时有权得到董事会会议通知的全体董事的签名，应视为合法和有效，如同该决议已经在正式召开的董事会会议上被通过一样。此种决议可由同样的数份文件所组成，每份由一名或多名董事签字。

第九章　执行董事

九十、董事会可时任命一名或多名董事担任执行董事职务，期限和条件由董事会决定，且可根据按具体情况签订的任何协议条款，撤销任何此种任命。如此被任命的董事在担任职务时，将不遵循轮流辞职制或不被列为轮流辞职的董事的考虑范畴，但如果他因故不再作为董事，他的任命应自动终止。

九十一、根据按具体情况所缔结的任何协议的条款规定，执行董事的报酬可由董事会予以决定，不论其形式是薪金、佣金、或参与分红、或一部分以这种形式而另一部分以另一种形式。

九十二、董事会可委托或授予执行董事任何可由董事会执行的权力，条件或限制由董事会决定，董事会可与其共同行使权力或授权或放弃董事会自身的权力，但董事会可随时废除、撤销、变更、或改变全部或部分此种授权。

九十三、董事会可随时任命任何人担任副董事，并可随时撤销此种任命。董事会可安排、决定和变更任何如此被任命的人的权力、职责和报酬，此种被任命的人不必持有任何股份以取得任命资格，也无权参加董事会会议或在会上投票，除非收到邀请并经董事会同意。

第十章　书记

九十四、根据《公司法》规定，书记应由董事会任命，其期限、报酬应按董事们认为恰当的条件决定；如此被任命的任何书记可由董事会予以撤换。

第十一章　印章

九十五、董事会必须妥善保管印章，只有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代表董事会的董事委员会才有权使用印章，凡加盖印章的文件必须由一名董事签署，并由书记或另一名董事或由董事会指定的有关的其它人副署。

第十二章　帐目

九十六、董事会应叫人保存普通会计帐册和其它记录，并按《公司法》的规定散发资产负债表和其它文件的副本，且决定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什么时间和地方，按什么条件或规则将公司帐册和其它记录或其任何部分向非董事成员公开，任何股东（非董事）均无权检查公司帐目或帐簿或文件，除非由法规或董事会或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第十三章　股息和储备金

九十七、公司可在股东大会上宣布股息，任何股息都不得超过董事会所建议的数额。

九十八、董事会可随时向股东发放董事会认为按公司赢利应当发放的临时股息。

九十九、支付的股息必须来源于赢利，计息不得有损公司利益。

一百、在建议分红之前，董事会可从公司赢利中留存一笔其认为恰当的款项作为储备金，董事会可自由酌处将此笔款项用于公司赢利可以正当使用的任何目的，且在如此使用之前，同样可经自由酌处将其用于公司的事务或用于董事会随时认为恰当的投资（不是购买公司股份）。董事会也可结转任何其认为不应分配的股息而不必将它置入储备金。

一百零一、根据对股息享有特权的股份所附的人权（如果有），所有股息都应按已变股款或作为股款存放的数额予以宣布和支付，但按本章程的规定，未催缴股款前已交股款或作为股款存放的数额不得当作股份支付股息一样对待。所有股息都应按支付的股利数额的比例和支付股利的时间比例予以支付，如股份发行条款规定该股份股息应从某一具体日期算起，该股份股息分配应按规定办理。

一百零二、董事会可随时从分配给某股东的股息中扣除他可能因所催缴的股款或因与股份有关的其它原因而现在应向公司支付的所有款项。

一百零三、凡宣布股息或红利分配的股东大会都可作出决议，全部或部分用特定的资产和具体用缴足股本的股票任何、其它公司的债券或债券股、或其它任何一种或多种方式进行股息或红利的分配，董事会应实施此种决议，一旦分配遇到困难，董事会可用其认为恰当的方式予以解决，并确认用于分配的全部特定资产或其任何部分的价值，且可按所确认的价值确定分配给股东的现金，由此调整所有当事各方的权利，董事会还可将此种特定资产委托给其认为恰当的人托管。

一百零四、任何股息、利息、或其它与股份有关的应用现金支付的款额均可通过邮局用支票或付款单支付，写明股东的挂号邮件地址或，如遇联合股东情况，用股东名册上排名第一的联合股东的挂号地址，或用股东或联合股东书面指定的某人和某个地址。所有支票和付款单位的应付抬头人都必须是收单人。联合股东尽管是两人或多人共同持股，但其中一人便可接受任何股息、红利、或其它有关股份所支付的款项。

一百零五、经董事会建议，公司股东大会可以作出决议，将公司提留作为储备金及用于调整亏赢帐户或其它本可用作分配的资金款项的任何部分作为资本，同样可决定将此种款项留存用于分配给原本有权按同样比例分到红利的股东，条件是不支付现金，或者用其抵冲股东所持股份中未交付的股款，不然则用其支付公司即将按上述比例分配和发行给这些股东的缴足股款的股票或债券的股款。或部分用于这方面，部分用于另一方面，董事会应当负责作出此种决议。按本章程规定，股份溢价帐户和偿还资本准备金只能在将未发行的股票作为缴足股款的分红股发给公司股东时动用来支付股款。

一百零六、不论何时通过此种决议，董事会都应负责作好作为资本的未分配利润的调拨和使用工作，作好所有缴足股本的股票或债券（如果有）的分配和发行，做好实施决议的一切工作，如果股票或债券可零星分配，董事会可全权作出发行零星股权证或用现金支付或其它他们认为恰当的决定，同时可授权任何人代表有权得到分配的全体股东与公司签订协议，一旦资本转换，由公司向股东分别分配缴足股本的股票或债券，或视情况要求，按转换成资本的红利的比例，由公司代表他们缴纳他们现持股份中为缴足的全部或部分股票由此授权达成的协议应为有效，对所有此种股东均有拘束力。

第十四章　通知

一百零七、通知可由公司派人递送或按登记地址邮寄股东，如果股东在新加坡没有登记地址，而他已给公司一个递送通知的地址，则递送到该地址。如果邮寄通知，只要写好地址，预交邮费，并将会议通知寄出，则应视为在邮寄的第二天通知送达，在其它任何情况，信件按通常邮寄途径寄出时则视为已经送达。

一百零八、向联合股东递送通知时，公司可将通知送交给在股东名册上就有关股份而排名第一的联合股东。

一百零九、向因股东死亡或破产而有权持有其股份的人递送通知时，公司可按姓名邮寄预先准备好的信件，或以死者人或破产资产管理人的抬头，或以诸如此类的抬头，将通知送交由声称有权得到通知的人所提供的在新加坡的地址，或，如果还没有提供此种地址，可按如果没有发生死亡或破产而应使用的任何送达通知的方式予以送达。

一百一十、股东大会的通知应按上述规定的方式送达：每一位股东；每一位因股东死亡或破产而有权得到股份的人，如果该股东没有死亡或破产，他原本应当得到通知；以及公司现任审计员。其它人一律不应收到股东大会的通知。

第十五章　停业

一百一十一、如果公司停业，经公司专门决议通过，财产清算人可将公司全部或部分资产按实物分给股东，不论资产是否构成同一类实物，只要清算人认为适当，他可就上述所分配的任何资产进行估价，并可决定如何在股东或不同种类的股东之中进行分配。经同样许可，财产清算人可以将全部或任何部分资产交受托人，只要清算人认为此种委托恰当且对分配有益，但不得强迫任何股东接受任何附有义务的股份或其它证券。

第2篇：股份公司章程范文

关键词：类别股东表决制度；流通股、非流通股

目前，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的股权分置现象，即股票市场约占总股本三分之二左右的国有股、法人股等股份不能在股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给证券市场的平稳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i]。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在呼吁监管当局尽快建立起的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分类表决制度，即类别股东表决制度，规定上市公司在实施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分拆上市等关系社会公众股股东切身利益等重大事项时应实行流通股东的分类表决，以保护流通股股东的权益不受侵犯，增强证券市场的信心[ii]。由于我国《公司法》未规定类别股东制度，也未规定除普通股之外的其他特别股，且在第130条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的“同股同权”原则[iii]。在此情况下，建立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分类表决制度是否存在法律障碍？其法理的依据何在？本文在此拟作探讨。

 

类别股东表决制度的海外实践

一、类别股东表决制度的涵义

类别股，是指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因认购股份时间、价格、认购者身份或交易场所的不同，而在流通性、价格、权利及义务等方面有所不同的股份。如优先股、普通股、劣后股和混合股，无表决权股份和特殊表决权股份（如双倍表决权）等就是不同的类别股。持有类别股份的股东为类别股东。

从公司法律制度来看，类别股源于对普通股和特别股的分类。依据我国《公司法》第3条对股份有限公司的定义[iv]，股份是出资人投入公司全部资本的均等单位，其意义在于表彰股东的权利义务。普通股股份是划分公司出资人权益的基本单位，一般来说，普通股股东在享有表决权、盈余分配请求权和剩余财产索取权等方面一律平等，并无区别。特别股则是相较于普通股而言股东对公司享有特别权利的股份。具体来说，特别股指其表彰的股东所享有的在盈余分派请求、剩余财产分配或表决权行使等权利与普通股存在不同的股份。依此分类，优先股、普通股、劣后股和混合股是典型意义上的特别股。

依各国或地区的公司立法例，一般均允许公司发行特别股，但要求发行特别股的公司，须在公司章程中列明特别股股东权利义务优先或受限的情况；凡未在章程中列明特别股股份种类及其权利义务的，均为普通股。如美国《示范公司法》第6.2节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公司章程有授权的情况下可设置“类别股”，也可设置“系列股”[v]，《日本商法典》第222 条允许公司就盈余分配、股息分配、剩余分配、以盈余销除股份等，发行内容不同的数种股份，于是在日本就有优先股、劣后股及偿还股份等类别股的存在。《韩国公司法》第156 条第1项规定，公司资本的一部分，得为特别股，其种类由章程定之。

当公司发行有不同权利的数种股份时，由于类别股份的权利内容设置存在着差别，这就决定了公司在按照章程规定或在章程无规定而依照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时，存在给某一类别股东权益造成损害的可能。因此，为保护各类别股东的合法权益，各国或地区公司法上多规定了当公司某项决议可能给某类股东带来损害时，除经股东大会议决外，还必须事先经该类别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这就是所谓的类别股东表决制度。如《美国示范公司法》第10.4节规定，公司章程的修订行为如影响某种类股东或某系列股票持有人的利益，则应由该类股票持有人组成投票团体来进行投票[vi]；依据香港《公司条例》第64条“股份持有人权益之改变”的规定，“公司之股本，如系区分为若干种不同之股份，而该公司之组织大纲或组织章程原规定授权改变某种股份之权益使异于他种股份之权益，但须照所定人数比率由此种股份持有人依比例率表示赞同或经由各该股份持有人另行集会，通过议案，议决实施”；《日本商法典》第345条第1款也有关于类别股东表决的规定，“于公司发行数种股份情形，章程的变更将会有损于某种类股东时，变更章程除应有股东全会决议外，还应该有该种类股东全会的决议”。

二、类别股份的区分标准

在什么情况下某一部分股份得以成为类别股呢？构成类别股的具体标准又是什么呢？根据前面提到的几个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公司立法例，区别某部分股份是否为类别股主要看该股份所代表的股东权利内容是否存在优惠或限制等不同，即该部分股份是否存在与其他股份不同的权利义务内容。在英国法上，同一类股份的持有者如权利不同则分别召开会议，此为判例所确定；[vii] 但当同一类别的持有人享有相同的权利却有不同的利害关系时是否构成类别股份，对此情况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类认为“不同的权利导致不同的类别”，如澳大利亚，其法院坚持认为重点应放在权利上，只有享有不同权利的持有方才有权分别召开会议；另一类认为“不同的利害关系导致不同的类别”，如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如在“海莱尼克信托公司”（Re Hellenic & General Trust Ltd）案中，公司53%的股份由M公司持有，M是H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提议取消现存的普通股，对H公司发行新股，即由H公司收购本公司。法院判定，该项收购由包括M公司在内的普通股股东批准无效，M属于H阵营，应召开其他普通股股东组成的类别会议。[viii]

第3篇：股份公司章程范文

【关键词】上市公司反收购 章程 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d4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6-00-02

我国1993年发生的“宝廷事件”拉开了

参考文献

[1] 爱使股份是我国股市上少有的“三无概念股”。正是爱使股份考虑到本身股权的特殊性,在公司的章程中曾制订了反收购条款。1998年上半年,爱使股份的股权分散,大港油田及其关联企业选中爱使股份购入其股票,并合计持股5.0001%,而一举成为爱使股份的第一大股东,爱使股份的董事会以其章程67条、93 条之规定为由拒绝大港油田等入主。爱使股份章程67条规定:进入爱使股份董事会必须具备二个条件,一是,合并持股比例不低于10%;二是,持股时间不少于半年。其章程93 条规定:董事会由13人组成,董事会任期届满前,股东大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针对上述反收购条款的有效与无效,收购方和反收购方各持己见,最后双方才相互妥协,大港油田入主爱使,爱使原有董事保留。一场收购大战以敌意性收购开始,以友善性收购结束。

[2] 在该起事件中,北京裕兴公司的收购行为与方正科技的反收购行为引起颇多争议,特别是方正科技股权之争所涉及的反收购条款,方正科技现有章程规定,董事会有权对董事的资格进行审查。收购方北京裕兴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举牌方正科技,要求增补董事,方正科技董事会依据章程规定,以北京裕兴公司等推荐的董事资格不符为由,拒绝将裕兴公司提出的增补董事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讨论,使收购方无法入主方正科技,反收购成功。

[3] 我国《公司法》第11条规定: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

[4] 此处限制股东表决条款是指直接限制股东提名权、表决权的条款,累积投票虽然也限制大股东的投票权,但这是法律许可的,因此不予考虑。

[5] 2006年8月新大洲《关于修改〈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包括以下内容:第一,连续18个月以上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以上的股东,才有资格提名董事;对独董提名的相关连续持股限制条件则降低为1%。第二,股东提名董事和独董,应“提交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此外,“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提出一名非独立董事建议名单”。根据公司章程的新增条款,收购方即使长期高比例持有目标公司的股份,也难以获取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6] 王建文、范健:《论我国反收购条款的规制限度》,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7期。

第4篇：股份公司章程范文

关键词：股东大会决议 瑕疵 法律救济

股东大会是股份有限公司的权力机关，是全体股东组成，就董事、监事的选任，章程变更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等法律规定的主要事项，作出公司内部最高的意思决定。股东在股东大会上以资本多数决的原则对议决事项通过赞成或否定的方式来决定其意思。由于股东大会的性质所决定，股东大会的决议对于保证公司的利益向着股东利益的正方向发展，保证公司营利目标的实现，以及保证交易安全都具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然而，股东大会的决议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瑕疵。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存在，将严重影响公司、股东的利益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法律上对股东大会的瑕疵进行救济具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一、 股东大会决议瑕疵

股东大会决议制度是按照资本多数决原则，为了公司维持的目的，将多数股东的意思吸收为公司团体的意思。资本多数决原则乃是资合公司区别于人合公司的一大特点。股份公司是典型的资合公司，其资本规模和运作效率的要求使股份公司不可能如人合公司一样，在作出公司事项决议时，取得每一股东的一致同意。为了使公司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必须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精神进行公司经营与运作，资本多数决原则乃是此精神在公司决议时的具体体现。股东大会决议因其显著的重要地位和决议的特点，在程序和内容上必须符合法律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否则该决议就可被撤销、变更或确认无效。

1、 目的外事项的决议。目的外事项的决议是指股东大会就召集股东大会目的以外的事项进行决议。召集股东大会的目的必须记载于召集通知上，如《日本商法》第232条第2款规定：“前款通知中应记载会议目的事项。”一般认为，未记载于通知上的事项不得进行决议。目的外事项决议，在形式上，每一投票股东仍按其持有股份数而享有的投票权进行投票决议，符合股份平等的原则。但此种投票乃违反股份平等原则蕴含的真正内涵，因知晓目的外事项股东与不知晓目的外事项股东是在不平等的前提下进行决议的。因而，目的外事项的决议当然构成股东大会决议的瑕疵。日本商法并未明确禁止目的外事项的决议，而是通过学说和判例来否定目的外事项决议。与日本商法不同，我国公司法就目的外事项作了明确规定。我国《公司法》第105条规定：“临时股东大会不得对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作出决议。”虽然我国公司法明确排除了临时股东大会就目的外事项进行决议的可能，但没有明确股东年会是否可以进行目的外事项决议，此乃我国公司立法上的一个疏漏。虽此问题可“举轻以明重”，通过司法解释或立法解释来弥补立法上的不足，但笔者认为应在修改《公司法》时，对此作一明确规定。

2、表决权受限制股东的表决权行使。股东平等是现代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依据此原则，每一股东按其拥有股份的多少而对公司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股份平等是股东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我国《公司法》第130条第1款规定：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第106条规定：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依此规定，在召开股东大会，对公司事项进行决议时，持有多数股份的股东，便较持有少数股份的股东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在特定情况下，多数股东利用这种优势地位，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为自己谋取私利，而损害公司和少数股东的利益。在此情形下，股份平等背离了股东平等的要求，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股东间实质上的不平等。资本多数决原则，对于保护大股东的热情，平衡股东间的利益，提高公司的决策能力，维持公司的高效运营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资本多数决赋予股东平等原则更多的可操作性，但一旦那些占资本多数的股东利用资本多数决原则，使其意志成为公司的意志，将其利益凌驾于公司及少数股东利益之上，就有必要揭开资本多数决的面纱。为了避免多数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操纵股东大会决议，以达其长期控制公司的目的，国外有关立法限制公司持有的自己股份、相互股份股东和特别利害关系股东的表决权行使。如《韩国商法》第369条规定：“公司持有的自己股份无表决权。”第368条规定：“对于股东大会的决议有特别利害关系者不得行使表决权。”《法国商事公司法》第358条规定：“如果一公司拥有另一公司10%以上股份或10%以上资产时，不得享有表决权。”德国股份公司法和日本公司法亦有类似规定。参与股份公司的股东以经济利益为共同目的，表决权的行使须受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的限制。公司股东就公司事项决议时，如违反表决权限制的规定，则构成股东大会决议方法上的瑕疵。

3、 违反决议要件。股份有限公司是实行资本多数决原则，以公司多数股东的意思作为单一的团体意思。因而股东大会决议的表决方法和表决权的计算对资本多数决的公正运用具有着重要意义。美、法、日等国都要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形成必须符合法律上关于议事定足数和议决定足数的规定。如《美国标准公司法》第32条规定：“除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外，有表决权的股份之多数拥有者亲自或由人出席会议，应构成股东会议的法定人数，但在任何情况下，法定人数也不应少于在会议上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一构成。”《日本商法》第239条规定：“除本法及章程另有规定者外，股东全会的决议，应有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的股东出席，并经出席股东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方能形成。”我国公司法只对议决定足数作了规定，并没有规定股东大会的议事定足数。⑴ 即使只有极少数的股东甚至是一名股东与会，也可以作出约束全体股东的决议。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公司立法的欠缺，也为某些公司不重视股东会，由少数股东操纵股东会留下缺口。⑵

4、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章程是公司发起人依法订立的规定公司组织及活动原则的文件，是公司活动的行为准则，也是确定股东权利义务的依据。我国《公司法》第79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应载明公司经营范围，公司利润分配方法及公司的通知和公告方法等事项。”这些事项一旦被记载到章程中，即对在章程上签章或署名的股东发生约束力。股东大会如未经修改章程而作出违反章程规定的决议，即为无效或可撤销的决议。我国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章程的生效时间，对章程是一经制定签章或署名即发生法律效力（制定说），还是必须向有关管理部门进行登记方才有效（登记说）此一问题并未厘清，导致章程在制定后至登记前此一期间内的法律效力处于未决状态。假设，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如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在公司章程重新登记之前，公司再次召集股东大会，作出违反新章程而符合原章程的决议时，该决议的效力，若采制定说，则为无效，若采登记说，则为有效。上述情形在现实中虽较少发生，但由于立法的疏漏，致使修改后的章程的效力处于不稳定状态，无益于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此外，由无召集权人召集股东大会，通过召开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存在瑕疵，未向部分股东进行召集通知或不遵守通知期间或通知方式不正确或通知事项不齐全，股东大会决议违反法律、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超越股东大会权限事项进行决议。将股东大会权限事项委托他人，违反股份平等原则进行决议等都是构成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原因。

二、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法律救济

我国《公司法》第111条对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法律救济作了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害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此规定为股东提供了法律上的救济，但这仅仅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并且该措施的适用受到限制，即只有在“股东大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时，股东才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单一的，并受诸多限制的法律救济无法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同国外有关先进立法相比，则更显单调和缺乏可操作性。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法律救济是为了使股东等有诉益者的利益免受有瑕疵的股东大会决议的损害，或在利益遭受损害后能得到弥补，以恢复和伸张法律正义而设置的一种措施和途径。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法律救济是多种的，利害关系人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用。

（一）事前救济

事前救济主要是限制相互股和自己股份的股东与特别利害关系股东的表决权。

1、 相互股表决权的限制。

相互股所有，狭义上是指两个独立的公司相互向对方公司出资的状态，广义上是指三个以上的公司之间的循环出资。所有相互股的公司经营者们互相在对方公司的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如果所持相互股能充分控制对方公司的规模，那么双方经营者的地位互相取决于对方的意思。于是，双方经营者在连任问题上相互协力，完全有可能产生永久性的经营者的控制。于是，经营者可以将真正的出资者排除，无出资者也可以间接控制自己公司的股东大会。于是，该经营者成为既不属于他人，也不向他人负责的永续性存在。⑶ 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24条第2款规定：“一个公司拥有另一个企业100%以上的股份，则后者不能购买前者的股份。”该规定的出发点乃是为了避免相互持股引起的系列问题。但，该规定并未完全禁止相互持股，并未对相互股表决权作出任何限制。如A公司拥有B企业不到100%的股份，则B企业仍能取得A公司的股份，仍然会导致资本虚增⑷，公司控制的歪曲，公司社团性的破坏⑸等问题。

2、 自己股份表决权的限制。

公司取得自己股份，又称为公司股份的赎回和重购，即公司重新获得发行在外或流通在外的本公司股份的所有权。公司取得自己股份在日本称为自己股份，在英美法上称为库藏股。在法律政策上，公司取得自己股份不但有违公司资本充实原则，股东平等原则，股份交易公正原则，而且可能导致具有反社会性的经营者永保职位的弊端，有违出资与表决均衡原则。⑹ 尽管股东在公司成立后不能撤回投资是公司制度的一项基本制度，但为调节资本构造，安定股市行情，防卫敌对性企业收购等目的，各国无不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在一定条件下容许公司回购自己股份。⑺ 我国1992年颁布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33条规定：公司非因减少资本等特殊情况，不得收购本公司股票，也不得库藏本公司股票；特殊情况需要收购，库藏本公司已发行股票的，须报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1993年《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41条规定：未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股份公司不得回购其发行在外的股票。《公司法》第149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时除外。由此可见，我国基本采取了“原则禁止，例外许可”的模式。

在公司间相互持股，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的情形下，公司经营者凭借其代表公司的优势地位，当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且无须经过任何委托手续，从而稳固其经营地位，达其支配公司的目的。戴上所有者假面具的经营者控制这种“空虚股份”，同真实股东所拥有的“真实股份”一样表达自己主张行使股东权时，就冲淡了真正股东表决权即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⑻ 经营者的地位因此往往不取决于其经营业绩，而取决于其对公司“空虚股份”的控制，从而损害真实股东的利益。公司经营者一旦控制了多数股份，不论其是否给公司，股东造成损害，公司真实股东都难以通过选任进行公司经营者的更换。显见，公司真实股东与公司经营者此时的权利与义务是不均衡的。为防止将取得自己股份，相互持股沦为公司经营者维护公司支配权的工具，我国公司法应对自己股份，相互股的表决权作出相应限制。

3、 特别利害关系股东表决权的限制。

特别利害关系是指在与股东地位事无关时，特定股东由于该决议的结果而具有个人的利益的场合。当某一股东与股东大会的决议事项有特别利害关系时,该股东与人均不得就其持有的股份行使表决权。⑼ 我国《公司法》第106条规定：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参加公司的股东以经济利益为共同目的，为实现共同利益，公司股东按照资本多数决的原则对公司事项决议。资本多数决原则是股东平等原则在公司法上的具体体现，实行资本多数决原则不能违背股东平等原则，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在就特别利害关系事项决议时，为确保决议的公正性，应限制特别股东停止行使特别利害关系事项的表决权，以真正体现股东平等原则。我国公司法对特别利害关系股东尚缺乏规定。1997年证监会在《章程指引》中首次规定了特别利害关系股东的表决权排除制度。《章程指引》第72条规定：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参加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如有特殊情况关联股东无法回避时，公司在征得有权部门的同意后，可以按照正常程序进行表决，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作出详细说明。不过上述规定仅限制关联股东对自己所持股份的表决权的行使，没有明确关联股东的人是否可以其行使表决权，也没有明确关联股东是否可以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这无疑是立法上的缺漏。并且，上述规定是由证监会制定的章程，意见，法律效力层次较低。为保证该决定的顺利实施和提高其权威性，必须及早通过人大立法将该决定纳入《公司法》。

（二）事后救济

1、 决议的撤销、变更、无效和不存在之诉。

股东大会的决议是公司内部的最高意思决定，是公司运作上最基本的、关键的程序。决议不得含有程序、内容上的瑕疵。含有瑕疵的决议，必然损害股东的利益，无法真正体现股权平等原则，对公司的运营带来损害，致使公司有被少数人操纵之虞。因决议瑕疵原因的不同，划分法定的瑕疵类型，原则上按照起诉方式处理，意在通过起诉审判保护少数股东。大陆法国家公司法大都规定，如果股东大会决议在内容或程序上违反法律或章程的规定，任何股东均有权请求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予以撤销。股东提起诉讼时，可以单独行使诉讼，亦可集体行使诉讼。

股东大会在程序，形式等方面与法律，章程的规定不符，股东有权在一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宣判撤销或变更该决议。股东的撤销，变更之诉并不限制股东持股比例，持股延续时间，而且与瑕疵无关的股东，无表决权的股东都可以提起诉讼。韩国商法甚至不要求股东为作出决议时的股东，只要是提诉时的股东即可。股东请求法院撤销或变更决议必须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超过法定期限而股东未提出异议的,该决议即为有效。对于提诉的法定期限,各国规定不尽相同,如法国规定决议作出之日起两个月,我国台湾为一个月,意大利,日本为三个月。股东大会决议撤销,变更之判决,不仅对公司,股东发生效力,而且对第三人也发生效力,并具追溯力,其无效追溯至决议作出之时。

股东大会决议的无效，是指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章程的规定而导致该决议在法律上归于无效。决议无效的诉讼的提诉主体不限于股东，与该决议有关的利益关系人都可向法院提起确认决议无效之诉。如公司债权人在有诉益时可提起诉讼。但公司债权人只能在股东大会决议的具体事项侵犯其合法利益时方可向法院提起决议无效之诉，对公司对内事项的决议，如选任和撤换公司董事，监事的决议，则不得提起诉讼。股东大会决议无效与撤销，变更判决同具追溯力，属自始无效。然二者仍有区别：（1）决议无效之提诉主体除公司股东外，与决议有关的利害关系人也可成为提诉主体。（2）由于存在内容上瑕疵的股东大会决议性质`所定，其瑕疵不可能在短期内治愈，因而各国法律都未规定提起确认决议无效之诉的诉讼期间，以充分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3）可撤销的股东大会决议在被法院宣告撤销之前被视为有效，在此期间，它对公司以外善意第三人所产生的效果应予维护，且不因日后被法院撤销而受影响。

因对股东大会决议有特别利害关系而不能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可以以股东大会决议不当为由请求取消或变更决议的诉讼。限制与决议事项有特别利害关系的股东不得就该决议事项进行表决，是为了防止出现滥用资本多数决形成不公正的决议。但特别事项如涉及多数股东利益时，则有必要排除上述特别决议的限制，以保证公司运营按照公司多数股东的意思进行。之所以另外赋予特别利害关系股东以变更之诉，是为了防止出现撤销判决作出之后再通过同样的有瑕疵的决议，以充分保护特别利害关系股东的合法权益。特别利害关系股东提起不当决议撤销或变更的诉讼须符合下列条件：（1）对决议有特别利害关系的股东未行使表决权。特别利害关系股东提起诉讼必须是由于特别决议上述限制而无法行使表决权。（2）决议显著失当。即有特别决议显著侵犯公司或特别利害关系股东的情形，特别利害关系股东亦可提起诉讼。（3）如有特别利害关系股东行使表决权，就能阻止决议通过。

2、 股东的衍生诉讼制度

股东的衍生诉讼是指公司的董事，经理及多数股东等违反对公司的忠实义务或从事其他违法活动，导致对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的损害时，股东以自己的名义为公司的利益对侵害人提起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⑽ 股东的衍生诉讼制度是少数股东诉权的行使，是由一个或多个股东提起的要求补救或防止侵犯公司权益的行为的诉讼。在衍生诉讼中，原告股东不是以属于他们个人的诉因而起诉的。他们根据属于公司的诉因而以代表人资格进行诉讼，案件的真正当事人是公司。⑾ 衍生诉讼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相分离，即符合条件的股东虽然可以提起诉讼，但胜诉的利益却归于公司。如前所述，我国《公司法》第111条虽对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法律救济作了规定，然而根据此条所提起的诉讼不同于衍生诉讼，在现实生活中，该条规定明显存在其不完善和缺乏可操作性的一面。《章程指引》第10条规定：“--------股东可以依据公司章程起诉股东；股东可以依据公司章程起诉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赋予了股东衍生诉讼的权利。但并没有明确股东行使诉权时的条件和相应的程序，责任等。我国在完善《公司法》此条规定时，必须明确以下问题：（1）提诉股东的资格。为防止个别股东滥用该项权利，阻碍公司正常运作和经营，必须对提诉股东的资格加以限制，规定提诉股东的持股比例和持股延续时间，并参照美国公司法的规定，对提诉股东采“当时拥有股份”原则⑿，有利于防止后继的股份购买者开展投机诉讼或损害购买者的诉讼，避免一些人专为获得诉权而购买公司的股份，导致后继股东对追诉行为不甚了了。既不便于充分行使这一权利，又容易引起诉权的炒作。⒀ （2）责任范围和责任主体。我国公司法只笼统规定股东有权要求停止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并未明确该行为对公司，股东造成损害时的赔偿责任，且该规定仅限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不在其列，同时也未规定该责任的主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责任主体的缺置，法律规定再多的责任又有何用？（3）费用担保和败诉责任。为防止少数股东滥用衍生诉讼的权利恶意起诉，可规定法院可以经当事人请求或依职权命令提诉股东提供有关诉讼费用的担保，并规定败诉股东的责任和恶意提起诉讼的股东的损害赔偿责任。

3、反对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制度

股份收买请求权是指当公司发生实质性变更时，持不同意见的股东所享有的要求公司依公平合理的价格买取其股份，从而退出公司的权利。股东公平是确立股份收买请求的最主要依据。在公司合并，营业转让，股份收买等场合，控制股东或董事极有可能为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少数股东的利益，而股份收买请求权是保护少数股东免受不公平对待的一种切实有效的手段。⒁ 美国，日本，韩国等都规定了股份收买请求权，如《日本商法》第346条规定：以书面通知公司表示反对设置该款规定，并在全会上阐述反对意见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以其决议时应有的公正价格，收购自己的股份。股份收买请求权，是以保护少数股东的利益为目的。但从传统的公司本质观来看，股东大会受多数决原则的支配，因此，即使有反对决议的股东，也不得因此而解体社员构成。如果承认了它，就等于将股份公司之实体合伙化，这与传统的股份公司的本质是相违背的，因此存在许多问题：将违反资本充实的原则，同时，股份收买请求权会诱发公司的财政负担。关于股份公司的本质基于合伙观或者契约思想来思考的英美普通法的思路才可以说明。⒂ 在股份公司中，多数股东常凭借资本多数决的原则，左右公司按照其追求的方向发展。但少数股东可以拒绝接受其参加公司时未在章程中明确的重大事项的变化，可以拒绝自设立公司时起已预期的公司功能的结构性变化。为了维护公司的存续和发展，同时也为顾及少数股东的利益，各国法律赋予少数反对股东以股份收买请求权。在股东大会决议存在瑕疵时，少数股东为了避免其所不希望的后果，可选择股份收买请求权作为法律上的最后救济。少数股东行使股份收买请求权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存在股东大会上决议了的对股东的利害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如公司合并，公司全部营业转让或部分重要营业转让，受让其他公司全部营业，限制股份转让而变更章程等。（2）请求权主体仅限于表示反对决议的少数股东，包括无表决权的股东。反对股东或在股东大会上表示反对决议事项，可于事先发出反对通知，并在一定期限内请求公司收买。（3）公司为股东协商确定价格，如协议不成，股东可请求法院裁定价格。关于购买的价格，可按二种方法具体计算，一是在股票上市的情形下，参照股市价格予以确定；二是在股票不上市的情形下，按公司的净资产额计算。

由于公司收购自己股份的份额，会减少公司资产，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同时也使得被收买股份上设置的质押归于无效，从而损害反对股东的债权人的利益。因此，我国在移植反对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制度时，必须设置相应的债权人保护程序，以免在保护少数股东利益的同时，损害债权人的利益，造成新的不公。

2000年10月初稿

2001年8月二稿

注：

⑴ 参见我国公司法第106条规定

⑵ 唐广良等《民商法原理》之四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94页

⑶⒂ 李哲松《韩国公司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288，289页，第404，

405页

⑷ 假设A公司增资100万元，B公司增资100万元，并相互认购增资部分，则A，B公

司共增200万元，实际上增资的200万元仅仅是A，B公司之间的出资往来，净资产并未增加。

⑸ 如B，C公司如持有A公司50%股份，A，C公司持有B公司50%股份，A，B公司持有C公司50%股份，那么，A，B，C公司已丧失法律上的成员基础的公司，即使解散，连剩余财产分配也不能进行的公司。

⑹⑻ 李重炜《公司相互持股法律问题研究》 载《商事法论集》第2卷 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第660，650页

⑺ 柯菊《禁止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缓和论之研究》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4卷 第2期

转引自马俊驹，林晓镍《我国股份回购的现实意义与立法完善》《人大报刊复印

资料》D413 2001年第3期第9页

⑼ 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保护》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 第164页

⑽ 石劲磊《论股权的法律保护》载《法律科学》1997年第1期第53页

⑾ （美）罗伯特.W.汉密尔顿《THE LAW OF CORPORATION》第337页

⑿ 原告必须在所诉行为发生时持有公司股份,具有股东身份,是美国商事法的一项独 创,源于1882年的HAWES V.OAKLAND一案。在美国的公司法理论中，此即所谓“当时拥有股份”要求。按照这一要求，对于其成为股东以前所发生的有责行为，该股东无权提起诉讼。

第5篇：股份公司章程范文

【关键词】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行使条件

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是指当公司股东（大）会基于资本多数决原则影响公司结构和股东利益的实质性变更事项作出决议时，持反对意见的股东有表示异议，并要求公司对其所持有的股份进行回购，从而退出公司的权利。研究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行使条件就是研究行使该权利的主体、情形以及程序问题。

一、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行使的主体

由我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可知，我国的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行使主体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但相关公司立法并没有对股份回购请求权适用的股东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而从仅有的规定可以推定出我国目前适用的股东范围只限于股份的持有人即登记股东。根据国外立法，现已确定的可以行使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股东有登记股东和受益股东。受益股东，是指自己不持有股票，股票由投资信托机构或者作为登记股东的代管人持有，而自己享受收益的股东。受益股东虽然并非股票的持有人，但却是股票受益的所有人，其关注股份的收益回报是必然的，而能够行使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情形往往是会影响到公司经营管理进而影响股票收益的情形。因此，我国立法应借鉴国外的立法，将受益股东及代表受益股东的登记股东纳入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行使主体中。至于无表决权股东，出于其合法的股东资格及对中小股东保护的要求，将其列为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行使主体无疑是必要的。同时，由于我国承认出资瑕疵股东的股东资格，因此，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行使主体也应将其涵盖在内。

二、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行使的情形

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是在特定情形下允许股东从公司退出的权利，这里所说的特定情形是指股东（大）会对影响公司结构和股东利益的实质性变更的重大事项作出决议。我国现行立法对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行使情形是分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而分别规定的，但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其行使情形的范围都过于狭窄，这一点在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上尤为突出。我国规定的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行使情形主要包括公司的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通过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以及我国立法独创的利润分配等，但这些情形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代社会和经济的要求，为此，笔者认为应将以下情形纳入我国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行使情形之中：

1.公司合并与分立。公司的合并与分立是公司基本组织机构的重大变更，因而绝大多数的国家立法都将其列为特别表决事项。在公司合并与分立的过程中，占控制地位的大股东由于其自身所持股份数额的优势，因而在股东（大）会的表决上也占有优势，往往掌握着决议通过与否的决定权。因此，为了平衡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应将公司合并与分立列为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情形之一。

2.重大资产变动。一个公司所拥有的资产是其进行运作和经营的基础，公司的独立责任恰是以其拥有的全部资产对其债务负责。因此，当公司的重大资产发生变动时，必然会使公司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对于公司的重大资产，此处应作广义理解，即既包括事实上在公司运营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资产，亦包括由公司章程约定的与重大资产具同等地位须经股东（大）会表决方能处置的资产。公司的重大资产变动，包括公司资产的出售出租和以其他方式处分公司财产以及公司资本的变动。公司资产出售中最为熟悉的形式就是转让主要财产，在该种情况下，享有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不仅是转让方的股东，也应该包括受让方的股东。公司资本的变动包括公司的增资、减资以及发行新股等多种形式，在上述情形下，公司的资本会发生变化，这可能与股东的预期投资不相符合，从而影响股东对公司盈利能力的期待，进而使得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

3.公司章程变更。“公司章程是由公司全体发起人（或全体股东）依法共同制定的、规范公司组织与行为、调整公司与股东之间、公司与管理者之间、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公司内部活动准则，是公司必不可少的纲领性文件”。公司章程被誉为“公司的宪法”，具有平衡公司和股东利益的重要作用。公司章程变更，“谓变更为公司组织及活动之根本规则之实质意义之章程，而非变更记载该根本规则之书面形式意义之章程”。在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适用的公司章程变更这一情形下，应是对公司结构和股东利益影响重大的章程变更。

4.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着公司自治的原则，当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可以适用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时候，除非其规定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相违背，否则就应该承认其的合法有效性，允许该约定的适用。

三、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行使程序

权利的行使需要有程序的保障，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也是一样，但目前我国《公司法》对于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行使程序只是略有提及，不甚明确，在实践中未免难于把握。对此，笔者建议按照以下步骤建立一套完善的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行使程序，以实现该制度的有序运行。

1.公司告知股东享有提出异议的权利。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公司必须先行通知股东，同时，在该通知中，对符合提起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待决议事项，公司应明示股东享有该项权利，并且应告知其享有权利的具体内容和行使方式。

2.异议股东提前作出书面反对通知。股东在接到公司的通知后，如果对符合提起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待决议事项有异议的，应该在股东（大）会对此事项进行表决之前以书面形式作出反对的表示。

3.异议股东出席股东（大）会再次提出异议。对于该程序，需要说明的是，有一个例外，即“公司分割或与他公司合并时，股东在股东会集会前或集会中，以书面表示异议或以口头表示异议经记录者，得放弃表决权，而请求公司按当时公平价格收买其股份，公司应其请求而收买之情形”。因此，对于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行使，异议股东出席股东（大）会再次表示异议是原则，放弃表决权是例外，但无论是否再次表示异议，股东都应出席股东（大）会，这是对其行使权利的严肃性的体现。

4.异议股东书面请求公司收购其股份。在股东（大）会对待决议事项表决通过后，公司应向异议股东发出可以行使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通知，异议股东在收到通知后的一定时期内，应以书面形式请求公司购买其股份。在提出书面通知后，异议股东还应将其所持股份的股票证书向公司交存。

5.公司确定股份回购价格并支付价款。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是为保障中小股东权利而创制的，因此，在回购其股份时，公司应根据当时市场的情形，来确定公平合理的回购价格。

【参考文献】

第6篇：股份公司章程范文

关键词: 合作社/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律适用

一、问题的提出

某企业是由集体企业改制设立而成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其章程明确规定：“企业是以职工出资100%，构成企业法人财产；股东10人，分别为陆某、杨某、吴某、苏某以及其他几位股东：其中陆某出资60万元、占20%，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杨某出资20万元、占6. 67%，吴某出资40万元、占13. 33%，苏某等其他人均出资20万元、各占6. 67%。企业设立后，股东所持股份不得退股，但职工股东调出、辞职、除名、退休、死亡时，可以在职工应持股份的最高和最低限额比例内，由企业内部转让；股东在转让其股份时，企业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受让权，但股份转让比例数额受《上海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9条、第21条、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的限制。”后杨某、吴某和苏某等人因退休、离职等原因离开企业，不再具有股东身份，其所持有的股份应当转让给其他股东，因此陆某先后与该三人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受让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但上述股份转让行为均未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2010年，该企业召开股东会，经决议解除了陆某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其与企业的劳动关系于2010年12月底终止。现陆某请求确认其与杨某、吴某和苏某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其他股东则表示对陆某与杨某、吴某和苏某三位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都不知晓，而且认为其股权转让行为违反了章程中关于最高持股限额的规定，应当是无效的。[1]

由于我国并未专门制定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本案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有争议的问题：第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性质及应当适用的法律；第二，该企业章程中关于股东持股限额的规定是否合法和有效；第三，受让股东与转让股东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因违反企业章程而无效。

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性质及适用法律依据问题分析

违反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首先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属性、适用的法律依据这两个基本的法律事实，而这也是前述案例中争议的主要问题。

（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属性

股份合作制企业既不是股份制企业，也不是合伙企业，与一般的合作制企业也不同，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完善的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因此，对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属性，我国学术界历来存在着一些分歧，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股份合作制是一种独立的企业形态或经济组织形式，它是吸取了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各自优点、优势，克服其各自弱点、弊端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新型的企业产权制度。[2]因此，现实中的各种股份合作制，无论是用经典的股份制理论，还是用经典的合作制理论，都无法给出一个圆满的解释，它们确实包含有股份制的一些内涵，同时也包含有合作制的一些内涵，是一种具有独立组织目标、组织功能和形态特点的经济组织形式。

有学者则认为，股份合作企业不能成为一种规范的企业制度，是走向规范的股份制或规范的合作制之前的一种过渡形式。他们认为，股份合作企业不是一种同一类型的企业，因为从其产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内部分配结构等方面分析，它包含有多种不同类型的企业，有合伙企业、合作制企业、有限责任公司，[3]但是每一种类型又都不规范，股份合作企业中有一部分将来会逐步走向规范的合作经济组织，而另一部分，也完全有可能走向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4]

笔者认为，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人特征、机构组成和财产组织形式分析，它是一种兼具合作制与股份制两种特征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企业大多数是以股份制经济为主，吸收某些合作制因素，少数以合作制为主，吸收某些股份制因素，而两者均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集体经济所有制的因素，这种结构表现了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合作社向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过渡的特征。[5]因此，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人合与资合的特征，是一种新类型的企业，它既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特征，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封闭性。

首先，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产生看，这个类型的企业具有合作社的某些特征。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从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而来的，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正式出现是基于中央1985年的“ 1号文件”即1985年1月1日根

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基本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该政策第八项提出：“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各种合作经济组织都应当拟订简明的章程，合作经济组织是群众自愿组成的，规章制度也要由群众民主制订；认为怎么办好就怎么订，愿意实行多久就实行多久，只要不违背国家的政策，法令，任何人都不得干涉。”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民间基本上都被简称为合作社，合作社是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通过共同经营的方法谋取社员经济利益和生活改善的社团法人。合作社是与公司并列但不相同的组织形式，合作社是社团法人，具有互助合作性；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相比，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较灵活，是人合性与资合性的结合。[6]

此后，我国很多中小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借鉴了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经验，进行了股份合作制的改革。1993年，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正式提出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概念：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现有城镇集体企业，也要理顺产权关系，区别不同情况可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或合伙企业，有条件的也可以组建为有限责任公司；少数规模大、效益好的，也可以组建为股份有限公司或企业集团，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

然而，股份合作制企业虽然具备合作社的某些特征，但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合作社。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其目的是要改革国有的和集体的企业，以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作为一种新类型的企业组织，股份合作制企业在组织形式上，是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的统一。这类企业的特征是以劳动合作为基础，职工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资本合作采取了股份的形式，是职工共同为劳动合作提供的条件，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企业出资人，在利润分配上是按劳分红和按股分红的统一。正如1997年由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公布的《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3条所述：“股份合作制企业既不是股份制企业也不是合伙企业，与一般的合作制企业也不同，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得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

我国合作社主要表现为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7]但是从现行的立法来看，仅有2007年7月1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农民合作社法》）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概念与类型，规定了其所有制性质，而股份合作制企业、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都没有相应的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其依据多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各类指导性意见，如《指导意见》。

其次，股份合作制企业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属性。《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独立法人，以企业全部资产承担民事责任，主要由本企业职工个人出资，出资人以出资额为限对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因此，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各类企业的一个组织形式。1997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糟行办嘟第3条也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指以企业职工出资为主或者全部由企业职工出资构成企业法人财产，合作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企业法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法人，这也是其区别于原先合作社的关键之处，因为原先我国各类合作社中的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不都是法人。

（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适用——参照适用公司法的基本原理

股份合作制成为城市许多中小企业改制的重要形式，目前己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但是关于这种类型的企业，立法者却一直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在国家立法层面，除了《指导意见》外，并无其他可以适用的法律、法规。

《指导意见》在第20条规定：“城市及县属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按照本意见的精神，实行股份合作制。各地应在不违背股份合作制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参照国家现行有关规定，结合企业的实际，制定有关配套政策，采取措施积极解决企业改制中遇到的问题，促进股份合作制企业健康发展。”因此，为规范和保护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改制和发展，各地都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的法规，如1997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暂行办法》，1999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北京市城镇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办法》等。

但是，就法律位级而言，《指导意见》仅是一个部门规章，而且规定得比较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和适用性。而地方性的法规不仅没有普遍的适用效力

，而且也欠缺实务操作性。法院在解决很多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问题和纠纷时难以寻找到合适的法律依据。由此，司法裁判中出现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规缺位的问题，而大量存在着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纠纷必须得到解决，这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存续和纠纷的化解，更与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2003年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针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明确提出“构建新的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原则，根据不同地区情况，分别进行不同产权形式的试点。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比照股份制的原则和做法，实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改造有困难而又适合搞合作制的，也可以进一步完善合作制。”由此可见，我国还是比较重视股份合作制这一类型的企业形式的。

农村信用社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承担着重要的融资功能，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只是宏观性的改革意见，在实务中没有可操作性，因此我国缺乏一部统一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法，这无疑阻碍了农信社等企业的发展。我国《立法法》第8条第8款明确规定了法律保留事项包括“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因此，农村信用合作社制度作为我国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应当专门进行立法的，由此更加突出了我国亟待制定类似《农民合作社法》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法》的必要性。

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即使在一些市场化和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也存在着类似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合作社的法律。如德国立法者历来比较重视合作社这一类型企业的作用，早在1871年，德国立法者就制定了合作社法——《产业及经济合作社法》（genossenschaftsrecht）。德国后来正是依据这个法律，于1895年设立了德国中央合作银行，并成立了德国合作社协会。德国的合作社法较好地支持了其工商业和农业的发展。[8]

我国一些地方都在立法权限范围内对股份合作制企业作出了某些规定，但是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操作性不强，而且效力层级也比较低，难以有效地解决涉及该类企业的各种纠纷问题。由于存在法律缺位的问题，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要么将股份合作制企业视为与有限责任公司类似的企业以直接适用《公司法》，要么依据《指导意见》、本地的法规和企业章程进行裁决，难以形成逻辑严密、说理充分、适用法律依据准确的裁决。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特征与性质进行辨析，特别是与类似的企业—合作社进行比较，以明确股份合作制企业所应当适用的法律依据。

综合上文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属性以及与合作社的比较，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人合与资合的特征，是一种新类型的企业，它既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特征，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独立的法人，但并不是《公司法》概念上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制企业可以通过改制成为这两类公司，从而可以直接适用《公司法》等法律，但其在改制之前不能直接适用《公司法》，只能适用直接规范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和地方性法规如《暂行办法》。

因此，笔者认为，审理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纠纷时，首先需要准确把握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属性，然后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自由裁量权，以寻找应当适用的法律与国家政策依据，从而达到平衡各方利益、化解纠纷的目的。就本案而言，因其涉及的是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转让协议违反企业章程是否有效的问题，还可适用《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等一般法律，即应在相应法律缺位的情形下处理好实然法和应然法的准则问题。

从法的解释论角度分析，虽然股份合作制企业有别于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形式，但是股份合作制企业毕竟具有股份制的内涵，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特征，其市场化运作方式也与公司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司法裁判本身是法官对实然法的理解、判断与适用的过程，某些案件的裁判在适用法律时产生认知差异在所难免，而这也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外在表现之一，但前提是法官能够准确认识和判断个案的法律事实与实然法则的同一对应关系。因此就前述案例而言，对于《指导意见》和《暂行办法》中未作规定的问题，虽然不能直接适用《公司》，但是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基本原理。

三、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的合法性与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分析

前述案例中作为股份转让人的杨某、吴某和苏某因调离或者退休先后离开了企业，其与陆某（股份受让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并不违反法规和企业章程，应当是有效的，但其效力应受企业章程的制约，也就是说，该股份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应当看其是否符合企业章程的规定，但前提是该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及具体条款应当是合法的、有效的。

（一）股份合作制企

业章程及其条款有效性的衡量标准

对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指导意见》第7条明确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必须制定章程，章程经出资人同意、职工股东大会批准，对出资人、职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等具有约束力。”《暂行办法》第5条也规定：“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必须依照本办法制定企业章程，企业章程对企业、股东和非股东在职职工具有约束力。”

同时，依据公司法基本原理，股份合作制公司章程就是关于企业的组织、内部关系和开展企业业务活动的基本规则和依据，是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的对全体股东有约束力的自治规则。由于立法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学者对公司章程的性质的理解也有所不同，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学说：契约说和自治说。

契约说是英美法系对公司章程的传统定性，该说认为公司章程本质上具有契约的属性。[9]公司章程作为最重要的合同，是股东之间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就设立和管理公司的权利义务达成一致的文件，是股东自由意志的体现。[10]契约说符合19世纪自由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私法自治原则的具体体现。在企业自由运作的原则下，权利的取得和义务的承担都普遍取决于个人的自由意志，即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契约的内容、方式、成立及契约相对方。该说充分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符合当时社会背景下公司发展的需要。[11]

自治规则说是大陆法系对公司章程的理解，如德国学者认为章程是发起人或股东为了实现共同的目的而根据立法者赋予的“公司自治立法权”而制订的，规定企业组织和其活动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不但是股东或发起人合意的结果，而且能够对企业内部各种主体进行约束与规范，是一种具有类似于法律的稳定性与强制性的自治规则。[12]我国学者也普遍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所必须具备的、由发起人制订的，并对公司、股东、公司经营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的调整公司内部组织关系和经营关系的自治规则。[13]

综上，无论是依据契约说还是依据自治规则说，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都是发起人或股东设立企业的合意；公司章程的合意属性应为国家任意法指导下的公司内部自治私法。[14]企业章程只要不存在违反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对内部的所有企业成员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在这个意义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也应当是具有企业自治性的规则，对企业股东和管理人员等成员的行为具有普遍的适用效力。

因此，笔者认为，判断或者衡量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转让协议的有效性判断标准首先应当看该协议是否违反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其次应当看该协议是否违反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的规定。

（二）与法律、法规有冲突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

我国《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这里强调的是合同对当事人的拘束力。而合同生效却有不同的条件，《合同法》对此虽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其第52条具体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强制性规定可以分为管理性规范（也有学者称其为取缔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效力性规范是指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是相对于任意性规定而言的，是要求行为人必须从事一定行为或禁止人们从事一定行为的规定，它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法律条文中多以“必须”、“应当”、“不得”、“禁止”等字样予以表述。强制性规定往往涉及的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等，且多出现在公法中。但民商法中也存在着强制性规定，如民法中“不得双方、不得擅自处分他人之物”的规定。

依据现代法治理念，当事人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的原则已深入人心，司法裁判从宽认定合同效力的态势也十分明显。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对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作了限缩解释，即将“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排除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这种注重保护私权的积极态度，是民商事审判观念的重要进步，也符合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

德国法院一般认为单纯违反秩序性规范不会导致行为无效的后果。如德国为了保护劳动者的休息权，专门制定有《商店关门法》（schluss gesetz），该法禁止商店在特定的日期和时间进行营业活动（如法定假日、晚上6点30分后等）。如果有商家违反了该禁止性的规范而与顾客达成交易协议，显然此行为违反了法律上的禁止性规范，而且也违背了立法的目的。但德国司法实务认为，如果坚持认为违反法律禁令的买卖行为无效，那么会产生顾客和营业员相互返还的后果，这样会更加延长营业员的工作时间

，与《商店关门法》禁令的宗旨正好背道而驰。因此，德国法院对此类违反禁令的法律行为并不是否认其效力，而是通过追究违法者公法上的责任来实现禁止性规范的立法目的。[15]

另外，德国司法实务认为，即使民事法律行为违反了禁止性规范，导致立法目的无法实现，也并不是一概认为该法律行为全部无效，而是区分具体情况使之部分无效。[16]如德国《经济刑法》（wirtschaftsstrafgesetz）对于价格管制方面有许多禁止性的规范。该法第5条规定房屋租金不得超过同地区同类房屋正常租金的20%，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规范房屋租赁市场，限制过高的租金，以保护承租人的利益，是一个维护经济秩序的规范。假如有双方当事人签订了租金超过该管制范围的租赁合同，那么该合同就违反了《经济刑法》第5条而可能无效。对此，德国司法实务认为，与其使之全部无效，浪费交易成本，不如许可其在法律许可的限度内有效，因为如果认定该租赁合同无效，则对承租人是明显不利的，他将不得不马上退还房屋，导致更多的问题。德国法院在处理类案件时，通常是认定合同超过法定租金范围的部分无效。[17]

笔者认为，股份转让协议通常只有违反了效力性规范，才会影响到该协议的效力。若当事人的行为只是违反了强制性规定中的管理性规范，该行为在私法上的效力不应受到影响，即并不必然导致协议的无效，因为违反管理性规定有时被允许并可以补正，当然，这并不排除违法当事人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三）与企业章程有冲突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

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在公司自治理念的指导下，赋予公司最大程度的自治权，体现这种自治权的载体就是法律允许公司章程可以在法定事项以外，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公司治理结构的需要设定公司的相关经营和治理要素。

公司章程实质是一种低于法律秩序的次级秩序。[18]公司章程之所以具有自治规则的特征，主要取决于章程由企业依法自行制定、自己执行并约束内部人员，而无须国家强制力的保证。[19]股份合作制企业具有人合性和封闭性的特征，其章程当然是企业的自治性规则，法律应当尊重企业的自治权，只要其章程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就应当具有优先的适用效力。即使从法律价值的角度去判断，遵守这样的章程也是符合法律精神的。

前述案例中，该股份合作制企业在章程中对于股份受让的最高限额作了明确的规定，其约定的事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与《指导意见》和《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企业股东对此均应悟守。作为股份受让人的陆某在该企业成立时认缴的股份份额己达章程规定的最高持股限额，如其再受让杨某、吴某、苏某转让的股份，则将会超过章程对于股东最高持股比例的限制。虽然陆某是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其持股比例可以超过该最高限额，但是在程序上必须经过股东大会的同意。

而前述案例的当事人均是职工股东，对章程的内容应当知晓，却在明知章程对股份转让存在限制的情况下，仍然达成股份转让协议，显然违反了章程的规定，也损害了其他股东受让股份的权利，因为该协议虽然不具有《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几种无效情形，但是却违反了其章程关于股东最高持股比例限额的规定。

然而，违反企业章程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当然无效，还应当经过正当性的证成，即在以违反企业章程为由而对合同的效力进行认定时，应当遵循必要、适当和比例性的原则，并提供相应的论证，以证明其判断结果的可接受性和可批判性。如果该章程条款的某些规定只是为了企业管理的需要，而不是基于当事人之间利益调整的目的，就难以将其作为认定协议无效的依据，应当赋予当事人补正的机会，即可以认定该协议部分无效、可撤销或者许可当事人予以事后的弥补，使之符合章程的规定。

国家权力对私法领域的干预应当有一个限度和程序的问题，而我国传统司法实务在对法律行为效力的认定上尚欠缺这些意识，普遍在没有充分法律论证的前提下就将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契约一律认为无效，采纳的是一种“违反=无效”的简单判断模式。[20]因此笔者认为，如果不加以严谨的论证，认为股份转让协议一旦违反企业章程的规定就是无效的，则很可能损害市场交易的安全、增加交易的成本，还可能引发当事人以此为借口逃避合同义务的市场道德危机等问题。

注释:

[1]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09）宝民二（商）初字第1085号，（2010）沪中二民四（商）终字第918号。

[2]严闻广：《股份合作制也是一种现代企业制度》，《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5期；黄少安：《从家庭承包制的土地经营权到股份合作制的“准土地股份”》，《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孔径源：《农村股份合作经济及其制度

剖析》，《经济研究》1995年第3期。

[3]董辅?：《“股份合作企业”不能成为一种规范的企业制度》，《管理世界》1994年第2期。

[4]马洪：《关于农村的股份合作制问题》，《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9日；董辅?：《“股份合作企业”不能成为一种规范的企业制度》，《管理世界》1994年第2期。

[5]朱守银：《杜润生谈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经济学消息报》1994年4月8日。

[6]应瑞瑶、何军：《中国农业合作社立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7期。

[7]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175页。

[8]ulmer/schaefer，gesellschaft buergerlichen rechts and partnerschaftsgesellschaft，5. aufl.，s.70ff.：windbichler，gesellschaftsrecht，22. aufl.，s. 55ff.

[9]胡国威：《美国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153页。

[10]bruce welling，corporate law in canada-the governing principles，butterworths toronto 1984，p.35.；张民安：《公司契约理论》，《现代法学》2003年第2期。

[11]温世扬、廖焕国：《公司章程与意思自治》，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12]wiedermann/frey，gesellschaftsrecht，7. aufl.，s. 156ff.；windbichler，gesellschaftsrecht，22. aufl.，s. 55ff. ，247ff.；柯芳枝：《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13]石少侠：《公司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王存：《公司章程的修改》，《法学杂志》1995年第6期；赵旭东主编：《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范健、蒋大兴：《公司法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217页。

[14]陈伟忠、吴磊磊：《我国公司章程的合意属性：契约、还是自治法——基于2006-2009年a股的公司董事会权限条款的经验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5]rgz，60，273； karl larenz，allgemeiner teil des buergerlichen rechts，2004，s. 727；staudinger/sack，kommentar zum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13. aufl.，§134 rn. 104，229.

[16]staudinger/sack，kommentar zum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13. aufl.，§134 rn. 27.：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8. aufl. 2002，rn. 729.

[17]bghz，89，316，319，bgh，njw 1989，2471，muenchener kommentar zum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4.aufl.，2003，§134 rn 107；staudinger/sack，kommentar zum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13. aufl.，§134 rn 97.

[18]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

[19]王保树：《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

第7篇：股份公司章程范文

关键词: 合作社/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律适用 

一、问题的提出

某企业是由集体企业改制设立而成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其章程明确规定：“企业是以职工出资100%，构成企业法人财产；股东10人，分别为陆某、杨某、吴某、苏某以及其他几位股东：其中陆某出资60万元、占20%，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杨某出资20万元、占6. 67%，吴某出资40万元、占13. 33%，苏某等其他人均出资20万元、各占6. 67%。企业设立后，股东所持股份不得退股，但职工股东调出、辞职、除名、退休、死亡时，可以在职工应持股份的最高和最低限额比例内，由企业内部转让；股东在转让其股份时，企业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受让权，但股份转让比例数额受《上海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9条、第21条、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的限制。”后杨某、吴某和苏某等人因退休、离职等原因离开企业，不再具有股东身份，其所持有的股份应当转让给其他股东，因此陆某先后与该三人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受让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但上述股份转让行为均未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2010年，该企业召开股东会，经决议解除了陆某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其与企业的劳动关系于2010年12月底终止。现陆某请求确认其与杨某、吴某和苏某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其他股东则表示对陆某与杨某、吴某和苏某三位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都不知晓，而且认为其股权转让行为违反了章程中关于最高持股限额的规定，应当是无效的。[1]

由于我国并未专门制定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本案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有争议的问题：第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性质及应当适用的法律；第二，该企业章程中关于股东持股限额的规定是否合法和有效；第三，受让股东与转让股东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因违反企业章程而无效。

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性质及适用法律依据问题分析

违反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首先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属性、适用的法律依据这两个基本的法律事实，而这也是前述案例中争议的主要问题。

（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属性

股份合作制企业既不是股份制企业，也不是合伙企业，与一般的合作制企业也不同，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完善的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因此，对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属性，我国学术界历来存在着一些分歧，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股份合作制是一种独立的企业形态或经济组织形式，它是吸取了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各自优点、优势，克服其各自弱点、弊端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新型的企业产权制度。[2]因此，现实中的各种股份合作制，无论是用经典的股份制理论，还是用经典的合作制理论，都无法给出一个圆满的解释，它们确实包含有股份制的一些内涵，同时也包含有合作制的一些内涵，是一种具有独立组织目标、组织功能和形态特点的经济组织形式。

有学者则认为，股份合作企业不能成为一种规范的企业制度，是走向规范的股份制或规范的合作制之前的一种过渡形式。他们认为，股份合作企业不是一种同一类型的企业，因为从其产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内部分配结构等方面分析，它包含有多种不同类型的企业，有合伙企业、合作制企业、有限责任公司，[3]但是每一种类型又都不规范，股份合作企业中有一部分将来会逐步走向规范的合作经济组织，而另一部分，也完全有可能走向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4]

笔者认为，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人特征、机构组成和财产组织形式分析，它是一种兼具合作制与股份制两种特征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企业大多数是以股份制经济为主，吸收某些合作制因素，少数以合作制为主，吸收某些股份制因素，而两者均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集体经济所有制的因素，这种结构表现了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合作社向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过渡的特征。[5]因此，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人合与资合的特征，是一种新类型的企业，它既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特征，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封闭性。

首先，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产生看，这个类型的企业具有合作社的某些特征。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从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而来的，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正式出现是基于中央1985年的“ 1号文件”即1985年

1月1日根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基本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该政策第八项提出：“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各种合作经济组织都应当拟订简明的章程，合作经济组织是群众自愿组成的，规章制度也要由群众民主制订；认为怎么办好就怎么订，愿意实行多久就实行多久，只要不违背国家的政策，法令，任何人都不得干涉。”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民间基本上都被简称为合作社，合作社是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通过共同经营的方法谋取社员经济利益和生活改善的社团法人。合作社是与公司并列但不相同的组织形式，合作社是社团法人，具有互助合作性；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相比，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较灵活，是人合性与资合性的结合。[6]

此后，我国很多中小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借鉴了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经验，进行了股份合作制的改革。1993年，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正式提出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概念：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现有城镇集体企业，也要理顺产权关系，区别不同情况可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或合伙企业，有条件的也可以组建为有限责任公司；少数规模大、效益好的，也可以组建为股份有限公司或企业集团，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

然而，股份合作制企业虽然具备合作社的某些特征，但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合作社。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其目的是要改革国有的和集体的企业，以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作为一种新类型的企业组织，股份合作制企业在组织形式上，是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的统一。这类企业的特征是以劳动合作为基础，职工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资本合作采取了股份的形式，是职工共同为劳动合作提供的条件，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企业出资人，在利润分配上是按劳分红和按股分红的统一。正如1997年由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公布的《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3条所述：“股份合作制企业既不是股份制企业也不是合伙企业，与一般的合作制企业也不同，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得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

我国合作社主要表现为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7]但是从现行的立法来看，仅有2007年7月1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农民合作社法》）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概念与类型，规定了其所有制性质，而股份合作制企业、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都没有相应的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其依据多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各类指导性意见，如《指导意见》。

其次，股份合作制企业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属性。《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独立法人，以企业全部资产承担民事责任，主要由本企业职工个人出资，出资人以出资额为限对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因此，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各类企业的一个组织形式。1997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糟行办嘟第3条也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指以企业职工出资为主或者全部由企业职工出资构成企业法人财产，合作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企业法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法人，这也是其区别于原先合作社的关键之处，因为原先我国各类合作社中的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不都是法人。

（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适用——参照适用公司法的基本原理

股份合作制成为城市许多中小企业改制的重要形式，目前己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但是关于这种类型的企业，立法者却一直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在国家立法层面，除了《指导意见》外，并无其他可以适用的法律、法规。

《指导意见》在第20条规定：“城市及县属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按照本意见的精神，实行股份合作制。各地应在不违背股份合作制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参照国家现行有关规定，结合企业的实际，制定有关配套政策，采取措施积极解决企业改制中遇到的问题，促进股份合作制企业健康发展。”因此，为规范和保护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改制和发展，各地都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的法规，如1997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暂行办法》，1999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北京市城镇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办法》等。

但是，就法律位级而言，《指导意见》仅是一个部门规章，而且规定得比较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和适用性。而地方性的

法规不仅没有普遍的适用效力，而且也欠缺实务操作性。法院在解决很多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问题和纠纷时难以寻找到合适的法律依据。由此，司法裁判中出现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规缺位的问题，而大量存在着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纠纷必须得到解决，这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存续和纠纷的化解，更与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2003年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针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明确提出“构建新的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原则，根据不同地区情况，分别进行不同产权形式的试点。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比照股份制的原则和做法，实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改造有困难而又适合搞合作制的，也可以进一步完善合作制。”由此可见，我国还是比较重视股份合作制这一类型的企业形式的。

农村信用社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承担着重要的融资功能，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只是宏观性的改革意见，在实务中没有可操作性，因此我国缺乏一部统一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法，这无疑阻碍了农信社等企业的发展。我国《立法法》第8条第8款明确规定了法律保留事项包括“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因此，农村信用合作社制度作为我国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应当专门进行立法的，由此更加突出了我国亟待制定类似《农民合作社法》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法》的必要性。

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即使在一些市场化和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也存在着类似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合作社的法律。如德国立法者历来比较重视合作社这一类型企业的作用，早在1871年，德国立法者就制定了合作社法——《产业及经济合作社法》（genossenschaftsrecht）。德国后来正是依据这个法律，于1895年设立了德国中央合作银行，并成立了德国合作社协会。德国的合作社法较好地支持了其工商业和农业的发展。[8]

我国一些地方都在立法权限范围内对股份合作制企业作出了某些规定，但是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操作性不强，而且效力层级也比较低，难以有效地解决涉及该类企业的各种纠纷问题。由于存在法律缺位的问题，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要么将股份合作制企业视为与有限责任公司类似的企业以直接适用《公司法》，要么依据《指导意见》、本地的法规和企业章程进行裁决，难以形成逻辑严密、说理充分、适用法律依据准确的裁决。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特征与性质进行辨析，特别是与类似的企业—合作社进行比较，以明确股份合作制企业所应当适用的法律依据。

综合上文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属性以及与合作社的比较，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人合与资合的特征，是一种新类型的企业，它既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特征，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独立的法人，但并不是《公司法》概念上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制企业可以通过改制成为这两类公司，从而可以直接适用《公司法》等法律，但其在改制之前不能直接适用《公司法》，只能适用直接规范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和地方性法规如《暂行办法》。

因此，笔者认为，审理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纠纷时，首先需要准确把握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属性，然后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自由裁量权，以寻找应当适用的法律与国家政策依据，从而达到平衡各方利益、化解纠纷的目的。就本案而言，因其涉及的是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转让协议违反企业章程是否有效的问题，还可适用《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等一般法律，即应在相应法律缺位的情形下处理好实然法和应然法的准则问题。

从法的解释论角度分析，虽然股份合作制企业有别于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形式，但是股份合作制企业毕竟具有股份制的内涵，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特征，其市场化运作方式也与公司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司法裁判本身是法官对实然法的理解、判断与适用的过程，某些案件的裁判在适用法律时产生认知差异在所难免，而这也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外在表现之一，但前提是法官能够准确认识和判断个案的法律事实与实然法则的同一对应关系。因此就前述案例而言，对于《指导意见》和《暂行办法》中未作规定的问题，虽然不能直接适用《公司》，但是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基本原理。

三、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的合法性与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分析

前述案例中作为股份转让人的杨某、吴某和苏某因调离或者退休先后离开了企业，其与陆某（股份受让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并不违反法规和企业章程，应当是有效的，但其效力应受企业章程的制约，也就是说，该股份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应当看其是否符合企业章程的规定，但前提是该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及具体条款应当是合法的、

有效的。

（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及其条款有效性的衡量标准

对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指导意见》第7条明确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必须制定章程，章程经出资人同意、职工股东大会批准，对出资人、职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等具有约束力。”《暂行办法》第5条也规定：“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必须依照本办法制定企业章程，企业章程对企业、股东和非股东在职职工具有约束力。”

同时，依据公司法基本原理，股份合作制公司章程就是关于企业的组织、内部关系和开展企业业务活动的基本规则和依据，是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的对全体股东有约束力的自治规则。由于立法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学者对公司章程的性质的理解也有所不同，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学说：契约说和自治说。

契约说是英美法系对公司章程的传统定性，该说认为公司章程本质上具有契约的属性。[9]公司章程作为最重要的合同，是股东之间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就设立和管理公司的权利义务达成一致的文件，是股东自由意志的体现。[10]契约说符合19世纪自由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私法自治原则的具体体现。在企业自由运作的原则下，权利的取得和义务的承担都普遍取决于个人的自由意志，即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契约的内容、方式、成立及契约相对方。该说充分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符合当时社会背景下公司发展的需要。[11]

自治规则说是大陆法系对公司章程的理解，如德国学者认为章程是发起人或股东为了实现共同的目的而根据立法者赋予的“公司自治立法权”而制订的，规定企业组织和其活动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不但是股东或发起人合意的结果，而且能够对企业内部各种主体进行约束与规范，是一种具有类似于法律的稳定性与强制性的自治规则。[12]我国学者也普遍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所必须具备的、由发起人制订的，并对公司、股东、公司经营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的调整公司内部组织关系和经营关系的自治规则。[13]

综上，无论是依据契约说还是依据自治规则说，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都是发起人或股东设立企业的合意；公司章程的合意属性应为国家任意法指导下的公司内部自治私法。[14]企业章程只要不存在违反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对内部的所有企业成员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在这个意义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也应当是具有企业自治性的规则，对企业股东和管理人员等成员的行为具有普遍的适用效力。

因此，笔者认为，判断或者衡量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转让协议的有效性判断标准首先应当看该协议是否违反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其次应当看该协议是否违反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的规定。

（二）与法律、法规有冲突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

我国《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这里强调的是合同对当事人的拘束力。而合同生效却有不同的条件，《合同法》对此虽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其第52条具体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强制性规定可以分为管理性规范（也有学者称其为取缔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效力性规范是指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是相对于任意性规定而言的，是要求行为人必须从事一定行为或禁止人们从事一定行为的规定，它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法律条文中多以“必须”、“应当”、“不得”、“禁止”等字样予以表述。强制性规定往往涉及的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等，且多出现在公法中。但民商法中也存在着强制性规定，如民法中“不得双方、不得擅自处分他人之物”的规定。

依据现代法治理念，当事人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的原则已深入人心，司法裁判从宽认定合同效力的态势也十分明显。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对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作了限缩解释，即将“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排除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这种注重保护私权的积极态度，是民商事审判观念的重要进步，也符合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

德国法院一般认为单纯违反秩序性规范不会导致行为无效的后果。如德国为了保护劳动者的休息权，专门制定有《商店关门法》（schluss gesetz），该法禁止商店在特定的日期和时间进行营业活动（如法定假日、晚上6点30分后等）。如果有商家违反了该禁止性的规范而与顾客达成交易协议，显然此行为违反了法律上的禁止性规范，而且也违背了立法的目的。但德国司法实务认为，如果坚持认为违反法律禁令的买卖行为

无效，那么会产生顾客和营业员相互返还的后果，这样会更加延长营业员的工作时间，与《商店关门法》禁令的宗旨正好背道而驰。因此，德国法院对此类违反禁令的法律行为并不是否认其效力，而是通过追究违法者公法上的责任来实现禁止性规范的立法目的。[15]

另外，德国司法实务认为，即使民事法律行为违反了禁止性规范，导致立法目的无法实现，也并不是一概认为该法律行为全部无效，而是区分具体情况使之部分无效。[16]如德国《经济刑法》（wirtschaftsstrafgesetz）对于价格管制方面有许多禁止性的规范。该法第5条规定房屋租金不得超过同地区同类房屋正常租金的20%，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规范房屋租赁市场，限制过高的租金，以保护承租人的利益，是一个维护经济秩序的规范。假如有双方当事人签订了租金超过该管制范围的租赁合同，那么该合同就违反了《经济刑法》第5条而可能无效。对此，德国司法实务认为，与其使之全部无效，浪费交易成本，不如许可其在法律许可的限度内有效，因为如果认定该租赁合同无效，则对承租人是明显不利的，他将不得不马上退还房屋，导致更多的问题。德国法院在处理类案件时，通常是认定合同超过法定租金范围的部分无效。[17]

笔者认为，股份转让协议通常只有违反了效力性规范，才会影响到该协议的效力。若当事人的行为只是违反了强制性规定中的管理性规范，该行为在私法上的效力不应受到影响，即并不必然导致协议的无效，因为违反管理性规定有时被允许并可以补正，当然，这并不排除违法当事人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三）与企业章程有冲突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

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在公司自治理念的指导下，赋予公司最大程度的自治权，体现这种自治权的载体就是法律允许公司章程可以在法定事项以外，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公司治理结构的需要设定公司的相关经营和治理要素。

公司章程实质是一种低于法律秩序的次级秩序。[18]公司章程之所以具有自治规则的特征，主要取决于章程由企业依法自行制定、自己执行并约束内部人员，而无须国家强制力的保证。[19]股份合作制企业具有人合性和封闭性的特征，其章程当然是企业的自治性规则，法律应当尊重企业的自治权，只要其章程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就应当具有优先的适用效力。即使从法律价值的角度去判断，遵守这样的章程也是符合法律精神的。

前述案例中，该股份合作制企业在章程中对于股份受让的最高限额作了明确的规定，其约定的事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与《指导意见》和《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企业股东对此均应悟守。作为股份受让人的陆某在该企业成立时认缴的股份份额己达章程规定的最高持股限额，如其再受让杨某、吴某、苏某转让的股份，则将会超过章程对于股东最高持股比例的限制。虽然陆某是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其持股比例可以超过该最高限额，但是在程序上必须经过股东大会的同意。

而前述案例的当事人均是职工股东，对章程的内容应当知晓，却在明知章程对股份转让存在限制的情况下，仍然达成股份转让协议，显然违反了章程的规定，也损害了其他股东受让股份的权利，因为该协议虽然不具有《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几种无效情形，但是却违反了其章程关于股东最高持股比例限额的规定。

然而，违反企业章程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当然无效，还应当经过正当性的证成，即在以违反企业章程为由而对合同的效力进行认定时，应当遵循必要、适当和比例性的原则，并提供相应的论证，以证明其判断结果的可接受性和可批判性。如果该章程条款的某些规定只是为了企业管理的需要，而不是基于当事人之间利益调整的目的，就难以将其作为认定协议无效的依据，应当赋予当事人补正的机会，即可以认定该协议部分无效、可撤销或者许可当事人予以事后的弥补，使之符合章程的规定。

国家权力对私法领域的干预应当有一个限度和程序的问题，而我国传统司法实务在对法律行为效力的认定上尚欠缺这些意识，普遍在没有充分法律论证的前提下就将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契约一律认为无效，采纳的是一种“违反=无效”的简单判断模式。[20]因此笔者认为，如果不加以严谨的论证，认为股份转让协议一旦违反企业章程的规定就是无效的，则很可能损害市场交易的安全、增加交易的成本，还可能引发当事人以此为借口逃避合同义务的市场道德危机等问题。

 

注释:

[1]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09）宝民二（商）初字第1085号，（2010）沪中二民四（商）终字第918号。

[2]严闻广：《股份合作制也是一种现代企业制度》，《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5期；黄少安：《从家庭承包制

的土地经营权到股份合作制的“准土地股份”》，《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孔径源：《农村股份合作经济及其制度剖析》，《经济研究》1995年第3期。

[3]董辅礽：《“股份合作企业”不能成为一种规范的企业制度》，《管理世界》1994年第2期。

[4]马洪：《关于农村的股份合作制问题》，《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9日；董辅礽：《“股份合作企业”不能成为一种规范的企业制度》，《管理世界》1994年第2期。

[5]朱守银：《杜润生谈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经济学消息报》1994年4月8日。

[6]应瑞瑶、何军：《中国农业合作社立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7期。

[7]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175页。

[8]ulmer/schaefer，gesellschaft buergerlichen rechts and partnerschaftsgesellschaft，5. aufl.，s.70ff.：windbichler，gesellschaftsrecht，22. aufl.，s. 55ff.

[9]胡国威：《美国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153页。

[10]bruce welling，corporate law in canada-the governing principles，butterworths toronto 1984，p.35.；张民安：《公司契约理论》，《现代法学》2003年第2期。

[11]温世扬、廖焕国：《公司章程与意思自治》，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12]wiedermann/frey，gesellschaftsrecht，7. aufl.，s. 156ff.；windbichler，gesellschaftsrecht，22. aufl.，s. 55ff. ，247ff.；柯芳枝：《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13]石少侠：《公司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王存：《公司章程的修改》，《法学杂志》1995年第6期；赵旭东主编：《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范健、蒋大兴：《公司法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217页。

[14]陈伟忠、吴磊磊：《我国公司章程的合意属性：契约、宪章还是自治法——基于2006-2009年a股的公司董事会权限条款的经验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5]rgz，60，273； karl larenz，allgemeiner teil des buergerlichen rechts，2004，s. 727；staudinger/sack，kommentar zum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13. aufl.，§134 rn. 104，229.

[16]staudinger/sack，kommentar zum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13. aufl.，§134 rn. 27.：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8. aufl. 2002，rn. 729.

[17]bghz，89，316，319，bgh，njw 1989，2471，muenchener kommentar zum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4.aufl.，2003，§134 rn 107；staudinger/sack，kommentar zum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13. aufl.，§134 rn 97.

[18]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

第8篇：股份公司章程范文

一、创立大会的性质和作用

召开创立大会是募集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时特有的设立行为，是在公司公开募足股份后由发起人主持召开的。（注：日本《商法》称此为“创立全会”，法国《商事公司法》为“创立大会”。但在法国和日本，不论成立后的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由股东组成的会议都被称为股东大会，这和我国将前者称为股东会而将后者称为股东大会不同。这说明，设立过程中这一决议机构与成立后决议机构的名称往往不同。名称的不同反映了两者在性质、权限、决议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创立大会对公司设立过程中有关实物出资的估价、设立费用以及公司是否成立等重大问题进行表决。所以，其性质应为设立中公司的意思决定机关，在功能以及性质等方面与股东大会相关联，并有一定的继承性，可以视为股东大会的前身。创立大会和股东大会在性质上既相似又有区别。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均采取会议制度，都是意思决定机关。两者的区别则表现为：创立大会是在募集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过程中召开，为设立中公司的意思决定机关，股东大会则是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召开，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创立大会的决议涉及公司设立行为、公司能否成立等有关事项，而股东大会的决议事项则是公司经营管理中的所有重大问题；创立大会的组成人员是参与公司设立并认购股份的人，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

创立大会制度作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设立过程中一种特有的制度，对于公司的合法有效成立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保障认股人的合法权益。创立大会作为募集设立中特有的一种制度，其作用之一是保证实现认股人的合法权益。因为认股人参与公司设立，其投资行为是依赖于发起人制作的招股说明书对欲成立公司前景、从事行业等方面的分析而作出的，而且发起人出资的真实与否、设立费用的高低以及设立过程的合法与否直接关系到认股人所认股份在公司股份总额中的比例，关系到公司最终能否成立等诸多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和认股人有着直接利害关系。为保证认股人对设立过程的知情权、决议权，各国公司法在募集设立程序中无不对创立大会加以规范，创立大会的职权就是其作用的具体体现。第二，保障公司设立程序的合法和有效。创立大会通过决议，对于发起人的设立行为、发起人的出资估价、发起人起草的公司设立章程等等事项进行决议，决定公司是否有必要成立，是否能取得法律上的承认，并且为依法成立后的公司准备其进行正常经营活动所需的机关，创立大会实际上成为募集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时不可逾越的一个程序。

二、创立大会的组成

关于创立大会的组成，我国《公司法》第91条第1 款明确规定：“创立大会由认股人组成”。认股人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依据设立中公司制作的招股说明书公开认购其发行股份的人，它和发起人是两个不能混淆的利益群体。我国《公司法》在关于发起人应认购的股份数额、发起人应为的设立行为、发起人对公司设立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关于不得抽回股本等规定中，都体现了发起人和认股人的不同。可见，依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发起人被排除在创立大会的组成人员之外。与会议的组成人员相适应，创立大会的决议事项也应当限于与认股人利益相关的内容，否则即是很不妥当的。

作为一个意思决定机关，创立大会的组成是应当受到格外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且，创立大会的组成人员与其决议的事项有直接关系。因此，各国和地区公司法对创立大会制度都有比较具体的规定。例如，意大利的《民法典》规定，创立大会由认股人组成。但是创立大会的决议事项与“公司设立的文件、设立公司的条件、为发起人保留的参加分红的权利”等有关，对这些事项的决议只是对发起人行为的一种审查，并不包括公司能否成立等应由发起人参与决议的内容；（注：《意大利民法典》，费安玲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574～ 579页。）法国的《商事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创立大会的组成人员，然而，创立大会的许多决议都必须经一定人数的认股人同意，其中没有对发起人持有股份数计算的规定，从中似可认为创立大会也是由认股人组成。而且，该法规定的创立大会决议，实际上都是发起人应当回避的事项。如该法规定：“在有实物出资或规定给予股东或非股东人员以特别利益的情况下，应全体发起人或他们中的一人的请求，法院裁决任命一名或若干名投资评估员，由投资评估员对实物出资的价值和特别利益进行评估，并对此负责”。同时，依该法第220条规定， 投资评估员不得是公司或者分公司的发起人、实物投资者、特别利益受益人，并且不得和上述人员有亲属或姻亲关系。（注：卞耀武主编：《当代外国公司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339页；第457页；第608页；第608、609页。）另外， 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虽然规定了创立大会的决议事项，但是并没有规定会议的组成人员，同时由于决议事项的内容与认股人和发起人的利益均相关，所以，有些台湾学者在论述中指出，创立大会应由认股人和发起人组成。（注：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44、172、174～179、181、183条；（台）柯芳枝：《公司法论》，三民书局印行， 第198页。）

从公司设立的原理和程序的角度分析，发起人也要认购设立中公司发行的股份，并且依我国《公司法》规定，发起人合伙认购的股份总额至少应占到公司总股本的35％以上。创立大会在组成上不能将持有如此多股份的群体排除在外，否则，这一群体的利益将有可能受到由认股人以创立大会的名义所作决议的损害，一旦如此，发起人在募集设立公司过程中将承担不合理的高风险，必将影响投资者作为发起人的积极性。因此，为了避免上述不合理情形的发生，应将发起人纳入创立大会的组成成员。当然，发起人在创立大会中享有的表决权可因具体事项的不同而异（本文将在以后作较为详细的论述）。另一方面，认股人是否出席创立大会还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例如，认股投资的动机、持有股份的数量、出席创立大会的成本等等，并非所有的认股人均有参加、出席创立大会的愿望。因此，在我国的实践中，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有些公司虽然召开过创立大会，但是并未真正满足《公司法》第92条“创立大会应有代表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认股人出席，方可举行”的强制性规定。换言之，《公司法》的上述规定行之无效，创立大会法律制度形同虚设，没有成为保护认股人利益以及保障公司合法成立的有效机制，立法初衷未能实现。上述现象的产生说明了我国《公司法》中创立大会法律制度的实际效能不佳，根源即在于《公司法》对于创立大会组成的规定不尽合理。因此，笔者建议将《公司法》中的相关规定修改为“创立大会由认股人和发起人组成”，以此为前提，构架科学合理的、富有操作性的创立大会法律制度。

三、创立大会决议的法律规定及分析

依据《公司法》第92条的规定，创立大会对于以下事项具有决议权：（1）审议发起人关于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2）通过公司章程；（3）选举董事会成员；（4）选举监事会成员； （5）对公司的设立费用进行审核；（6）对发起人用于抵作股款的财产作价进行审核；（7）发生不可抗力或者经营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直接影响公司设立的，可以作出不设立公司的决议。其中，第（1）、（5）、（6 ）项是和发起人直接相关的事项，即是对发起人的行为进行审核或检查的决议；（2）、（3）、（4）项主要是为了保证成立后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第（7）项是作出公司不设立情况的决议。另外，通过公司章程和作出公司不成立的决议，其重要性远大于其他决议事项，为特别决议。不同的事项对创立大会决议表决权的要求应有差别。

《公司法》第92条同时规定，“创立大会必须有代表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认股人出席，方可举行”，创立大会作出的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认股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就是说，创立大会决议有效的前提条件有两个：一是出席会议的认股人所持股份应占股份总数1／2以上；二是决议应有出席会议的认股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这些条件是创立大会成为意思决定机关的内在要求及体现，应当说这种规定在形式上是严格的，也和其他国家公司法的规定相似。例如，日本《商法》第180条规定，“创立全会的决议， 由所出席的股份认购人的表决权的2／3以上、且已认购相当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的多数作出。”（注：卞耀武主编：《当代外国公司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339页；第457页；第608页；第608、609页。）但是，为使公司制能真正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对《公司法》第92条有必要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

创立大会作为设立中公司的意思决定机关，《公司法》的上述规定是很不完善的。

（一）关于创立大会决议有效前提条件，第92条的规定实际上包括两层意思：（1）创立大会召开的前提条件；（2）创立大会的表决权以出席人持有的股份数计算，而不是依出席人的人数计算。关于创立大会召开的条件，即“代表股份总数1／2以上的认股人出席”，这种要求实际上难以实现，因为认股人所持的股份总数很难达到1／2.《公司法》规定发起人合伙所持股份数应不低于股份总数的35％。实践中在以募集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时，由于受国家年度发行额度的控制，发起人合伙所持股份一般多在股份总额的一半以上，在这种情况下，认股人所认股份额不可能超过股份总数的一半。（注：例如，1998年1至3月份在《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募集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概要中，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合伙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为66.67％，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合伙持股占78.75％，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合伙占71.43％， 齐鲁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合伙占82.05％，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合伙占74.20％，中体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合伙占75％，深圳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合伙占66.37％，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合伙占59.35％，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合伙占75％，扬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合伙占84.98％，武汉三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合伙占 75％。）所以，在现今已成立并上市的曾以这种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时，几乎没有一家是严格依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的。这无论是对于法律的严肃性来说，还是对于发起人与认股人应有的合理、公平、公正来说，都是不应有的现象。同时，表决权只依所持股份计算，也应当进行合理化论证。

（二）关于创立大会的所有决议事项采用一个标准的问题。因为对发起人设立行为进行审查的决议事项，有利害关系发起人的持股不应计算在内，而对于关系到整个设立行为的结果以及成立后公司经营情况的决议，发起人所持股份应计算在内。发起人是创立大会的当然构成人员。如同公司法第91条规定“创立大会由认股人组成”不恰当一样，第92条只计算认股人持有股份数占股份总数比例的规定也不恰当。

（三）关于创立大会只是决议“通过公司章程”而不能对章程进行修改的问题。提交创立大会的“公司章程”实际上是章程草案。虽然该章程经过了国务院授权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审批以及证监会的复审，但是公司还远未成立，因此，此时的章程不具有法律效力。依据《公司法》关于公司章程内容的规定，发起人在起草章程时，可能对于设立费用、发起人特别利益以及发起人非现金出资折合的股份数等事项都有所说明，创立大会在对发起人设立行为进行审核后，有可能使这些事项在具体数字上发生变化。如果创立大会只是“通过公司章程”，则创立大会对于第（1）、（5）、（6）事项的决议就只徒具形式，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另外，对于此事项的决议，依第92条的规定， 仍然要求两个1／2以上的股份总数即1／4以上股份总数的同意， 这与章程对于公司的重要性不相适应，也和股东大会对公司章程决议数的规定不相符。

（四）关于监事会的选举问题。依照《公司法》第124条规定， 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职工代表组成”。创立大会上选举的监事会在公司成立后即是首届监事会，但创立大会对于监事会成员的身份要求却没有规定，很可能使首届监事会的组成人员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五）关于公司不成立法定情形的问题。创立大会上规定公司不成立的法定情形有两种，即发生不可抗力和经营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并且只有在这两种情形直接影响公司设立时，才可作出公司不成立的决议。这种规定有过狭之嫌。就中国目前实际情况而言，发起人和认股人只有在公司如期成立后，利益才能共同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公司不成立的决议只是对于已经付出的投资或者费用采取的一种事后补救措施，一般不会做出。但是如果发起人在设立过程中有重大违法违规或者规避法律法规情形，或者创立大会对于一些事项的决议未达到法律规定的要求，公司如果仍然得以成立，则有可能损害认股人的合法权益和国家经济的正常秩序。另外，当创立大会决议公司不成立时，由于此事项对于发起人以及认股人的利益有重大影响，认股人将不可能成为公司的股东，发起人应当退还认股人所缴股款以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并且，还应当对设立中公司与其他交易方在此期间签订合同中的债务负责。因此，创立大会做出公司不成立的决议应不同于一般决议，它类似于公司成立后决议解散的情形，我国《公司法》第92条规定没有体现这个决议的重要性。

《公司法》对于创立大会的规定，表面上看是过于简要，深层次的原因是：立法者在观念上对于创立大会的性质、作用认识不清，重视不够；在技术上对于创立大会的规定和该法对于股东大会就相同事项决议规定的标准不一致。这反映了我国对于公司制度认识的局限性，而这与公司制实践的时间较短以及深入研究的不够有直接关系。

四、对我国创立大会法律制度完善的建议

第一，完善创立大会的组成制度，将发起人规定为创立大会的成员。与此相适应，将《公司法》第92条的有关规定修改为：“创立大会应有代表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认股人和发起人出席”，创立大会作出的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认股人和发起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这实际上是业已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在募集设立时的做法，同时对于认股人和发起人两者来说也是公平、公正和合理的。毋需讳言，这种公平、公正和合理是相对的。因为在目前，设立中公司认股人持有的股份数受到国家对发行额度控制的影响，从总量上来说，认股人持有的股份数很少；如前所述，认股人是否能够出席创立大会还受到地点远近、认股数量、知识水平等等许多因素的影响；另外，由于发行价格的原因，加剧了认股人投资购买股份的投机心理而置创立大会的召开于不顾。所以，即使创立大会的决议由“代表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认股人和发起人出席”时作出，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出席创立大会的认股人所占的比例仍然是很有限的。认股人在创立大会上持有股份的少量以及劣势，一方面不利于认股人权益的保护，另一方面对于发起人设立行为的监督也会流于形式，从而会影响到创立大会制度价值的实现。因此，即使《公司法》第92条已如上述分析作了修改，仍然有待完善。

能否设想对于发起人的表决权进行必要的限制，要求创立大会的召开以及通过决议必须有代表一定股份的认股人出席并通过？对于前者，因为目前发起人持有的股份大多是国家股，国有企业改制成为符合公司法要求并能够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目标模式之一，并且对国家股进行限制实际上也是有失公正的，为此，不应采纳。对于后者，笔者以为是可行的，即要求创立大会必须有代表一定股份数量的认股人出席，作出的决议也须有代表一定数量股份的认股人同意。为实现此目的，可以为认股人出席会议提供便利，如允许认股人委托其他认股人作为人，允许认股人通过电传等方式对创立大会事项进行表决。

第二，根据表决权主体和表决事项内容的不同，完善创立大会的表决权制度。上述对于创立大会决议的分析，是基于认股人和发起人都必须有表决权的情况，即我国《公司法》第92条的第（2）、（3）、 （4）、（7）项决议事项。 但有些决议，有利害关系的发起人应当回避，决议时利害关系人持有的股份不应计算在内。具体而言，审议发起人关于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以及对公司设立费用进行审核时，所有发起人持有的股份数不应计算在内；对于发起人用于抵作股款的财产之作价进行审核时，以财产出资发起人拥有的所有股份不应计算在内。这里强调的是其持有的所有股份，因为，以财产作价出资的发起人，也可能同时持有现金出资的股份，对于这部分股份如果允许有表决权，对于该发起人财产出资表决权的限制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法律的功能在于规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被审查人审查自己的行为，混淆了审查人和被审查人的地位差异，必然导致审查的形式化。为此有必要引入回避制度，以实现法律本身应有的公平和合理，使审查制度所蕴含的监督功能得以发挥，并且协调发起人与认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第三，建立对发起人设立行为进行检查的制度。我国《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何者对发起人的设立行为进行检查。发起人为了公司设立进行一系列的设立行为，并对公司设立的合法、有效负责，作为一种补偿，可以享有一定的特别利益。德国、日本以及法国等国家公司法对于发起人合理的特别利益都是予以承认的。我国《公司法》规定的欠缺，对于发起人利益的考虑有失周全。一方面，发起人应当得到的合理的特别利益没有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发起人获得的不当的特别利益又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予以制约，有可能使其成为一种黑箱操作。笔者以为，发起人可以享有合理的特别利益并且应当得到《公司法》的承认和保护。这应当作为公司设立章程中的内容之一，以待创立大会审查后决定。另外，发起人可以非现金财产出资、为设立公司花去必要的费用，同时发起人要做关于公司设立的报告。对于这些与发起人利益有冲突关系的内容，应由非发起人进行专门审查，这需一个机构，它和前述讨论的由全体认股人进行决议是两个概念。审查是决议的前提，决议是审查的目的。我国《公司法》没有审查制度以及创立大会决议制度，实际上也是我国公司章程对于发起人的特别利益、设立费用等相对必要记载事项规定不明确的反映。

日本《商法》第181条规定， 在公司设立章程中有相对必要事项时，（注：此处的相对必要事项，指日本《商法》第168条的第1项内容，即发起人应接受的特别利益及接受人姓名；实物出资者的姓名；出资标的财产；其价格及给与其股份的额面股、无额面股的区别、种类、数量；公司成立后约定接受转让的财产、其价格和转让人的姓名；应归公司负担的设立费用，但章程认证的手续费及因办理股份而应付给银行或信托公司的报酬，不在此限。）发起人须进行有关的调查，并向法院请求检查人的选。检查人的报告书以及律师对于不动产所做的证明书须向创立大会提出。另外，创立大会上选任的非发起人董事及监察人还应就设立程序进行调查。调查事项包括：实物出资以及取得财产与设立章程规定的价格相当与否；公司设立之际发行的股份总数认购与否；实物出资与股份缴纳实际给付与否。将调查结果向创立大会报告。同时，非发起人董事及监察人还应对检查人和律师证明书中所列文件进行调查，并将其意见向创立大会报告。（注：卞耀武主编：《当代外国公司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339页；第457页；第608页；第608、609页。）简言之，日本商法规定在募集设立的创立大会上，对于发起人的设立行为，有两重调查程序，即由检查人和非发起人的董事和监察人分别为之。法国《商事公司法》中规定了投资评估员制度。由投资评估员“对实物出资的价值和特别利益进行评估，并对此负责”。意大利公司法规定全体认股人审议并通过为发起人保留的参加分红的权利。（注：《意大利民法典》，费安玲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578页。）可见，对发起人设立行为的专门审查是各国公司法的普遍规定。

那么，我国究竟应由何种机关或者个人对发起人的设立行为进行审查？日本商法的双重调查制度对于公司的合法设立有好处，但增大了设立成本，而且，依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由法院派检查人为此行为也很不现实；法国商事公司法中的投资评估员亦需由法院裁决，同样在我国不具有借鉴价值。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在创立大会上要决议产生董事会和监事会，由它们为检查行为具有可行性。但如前所述，在创立大会上选举的监事会成员， 没有公司职工代表参加， 与《公司法》第124条的规定不符。 公司的监事会成员应当由职工代表和股东代表组成，它的组成成员具备了对发起人进行检查监督应有的条件。又由于在我国董事可以持有股份，也可以不持有股份，而且董事会是对公司设立进行设立登记的机关，非发起人的董事对发起人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有利于公司设立登记工作，因此，笔者主张应该由创立大会上选举的非发起人董事、非发起人监事以及可能成为公司职工的人共同对发起人的设立行为进行审查，向创立大会报告审查结果。具体而言，即应当由认股人董事、认股人监事以及创立大会成员以外的人为此行为，将结果向创立大会报告，再由创立大会中的全体认股人进行决议。

第四，扩大创立大会的权限，将修改公司设立章程列入创立大会的决议事项。创立大会如果只有通过公司设立章程的决议，则对于发起人非现金财产出资作价的审查以及对此决议制度的改进就根本没有意义。创立大会制度既然是为了认股人的利益，为了审查设立过程是否合法，则修改公司设立章程不仅必要，且是必须。例如， 日本《商法》第185条规定，创立全会认为公司设立章程中的相对必要事项不当时，可予以变更；对此变更不服的发起人，可撤回认购的股份，此时，不妨碍变更章程，并继续设立程序；通告后两周内，无撤回认购的股份者时，章程被视为依通告变更。日本商法规定不仅可以变更设立章程，而且还对该发起人的权利有所救济。当然应当看到，日本对于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数并没有要求，而且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只需发行并认足相对我国较少的股款并转移出资即可。但是，日本商法的这种规定无疑具合理性，且值得借鉴。

因此，对于修改公司设立章程，应当补充为我国创立大会的一项决议事项，同时对对此不服的发起人应当规定适当的救济措施。例如，允许其退出公司设立，退还其认缴的股款并对其劳动给予适当补偿。同时，创立大会修改、通过公司设立章程时的表决事项属特别决议，参照《公司法》对于特殊决议事项的要求，应规定须经出席会议认股人和发起人所持表决权的2／3同意。

第9篇：股份公司章程范文

一、股东大会的职权

现行《公司法》第103条对股东大会的职权作了如下规定：“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二）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三）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四）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五）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七）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八）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九）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十）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十一）修改公司章程。”《修改草案》第117条也对股东大会的职权作了规定，除与上述《公司法》103条所列11项相同外，增加了1项：“对公司聘用、解聘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物所作出决议。”

关于公司法对股东大会职权的规定，笔者认为：

其一，从公司法理讲，股东大会作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权力机关，公司的一切重大事项都应经股东大会讨论并作出决议。

而上述无论是现行《公司法》还是《修改草案》对股东大会职权进行的具体、列举式规定，都不可能穷尽应由股东大会决定的一切重大事项。另外，从西方现代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看，随着股份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股权日益分散，股份公司为适应瞬息万变的经济情况，出现了股东大会职权弱化和董事会权限扩张的趋势。这表明，股东大会的职权会日益减少。

其二，西方大多数国家都不在公司法中规定股东大会的具体职权。例如：日本在《商法典》第230条之10（全会的权限）规定：“股东全会以本法及章程所定事项为限，可做出决议。”又如：韩国在《商法典》第361条（大会权限）规定：“股东大会只能对本法与章程中规定的事项进行决议。”这样概括性规定股东大会的职权既经济又灵活。

其三，公司章程是规范公司内部组织和行为基本规则的文件。股东大会的一些职权完全可以通过公司章程加以规范。

鉴于此，笔者主张尊重公司自治，给公司充分的自，建议《修改草案》对股东大会职权作灵活性的规定，以下两种方案可供选择参考：第一种借鉴上述日本、韩国等国家公司法对股东大会职权作概括性规定的做法，《修改草案》可规定：“股东大会以本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事项进行决议。”第二种借鉴《德国股份公司法》对股东大会职权作不完全列举式规定的做法。该法第119条规定：“股东大会的权利（1）股东大会对在法律和章程中所规定的特定事件作出决议，特别是关于：1、任命监事会成员，只要他们不是需要委派给监事会的，或者是根据《共同决策法》、《共同决策法补充法》或1952年《企业组织法》作为职工监事成员而被选出的话；2、结算盈余的使用；3、减免监事会成员和董事会成员的责任；4、任命结算审计员；5、修改章程；6、筹集资本和削减资本的措施；7、任命审查公司设立和业务经营过程的审计员；8、解散公司。（2）关于业务经营中的问题，只有董事会提出要求时，股东大会才能作出决定。”《修改草案》可规定：“股东大会对在法律和公司章程中所规定的事项作出决议，特别是关于：1、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2、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3、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4、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5、修改公司章程。”

二、股东表决权的行使

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的行使问题，现行《公司法》第106条至108条作了规定；《修改草案》第121条至127条也作了规定。笔者从以下几点谈谈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1、表决权行使的前提条件。无论是现行《公司法》还是《修改草案》都没有对此问题作出规定。笔者认为，按照资本多数决的原则，只有在出席股东大会最低股东人数由法律确定的情况下，股东行使的表决权才能保证股东大会形成决议的效力。例如：《日本商法典》第239条1款规定：“除本法及章程另有规定者外，股东全会的决议，应有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的股东出席，并经出席股东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方能形成。”所以，建议《修改草案》增加规定：“除本法或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外，股东大会须由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的股东出席，并经出席股东过半数的表决权同意，才能形成决议。”

2、表决权行使的原则。现行《公司法》第106条1款及《修改草案》第121条1款对此作了相同的规定。即：“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笔者认为，上述规定不够完善，应修改为：“股东出席股东大会，除本法和公司章程另有规定者外，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

3、表决权行使的例外。股东表决权的行使除贯彻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的原则外，还有以下几种例外的情况，也应在《修改草案》中进行规定。

（1）累计投票制。这是为在选举公司董事、监事时，更好地体现小股东的意志而设计的制度。《修改草案》第123条对此作了规定。即：“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时，可以实行累计投票制。本法所称累计投票制是指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有表决权的每一股份拥有与所选出的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2）限制表决权。对股东表决权的限制，通常是由公司章程作出规定。建议《修改草案》增加限制表决权的相关规定。例如规定：“公司可发行限制表决权股份。持有该种股份的股东，就公司章程规定限制表决权股东不得表决的事项进行决议时，不得行使表决权。”另外，还可以通过公司章程对大股东的表决权作出限制性规定。例如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大股东持有1000股以上的股份无表决权。”以此来限制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

（3）无表决权。关于无表决权的规定《修改草案》只规定了两种情况：A、该草案第121条1款规定：“公司依法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B、该草案第124条规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时，与表决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股东不得行使表决权，也不得其他股东行事表决权，但对董事、监事的选举除外。”

笔者建议再增加以下规定：A、为满足投资人利益多元化的需求，建议《修改草案》增加规定：“公司发行利润分配有优先权的股份，可由公司章程规定持有该种股份的股东无表决权。”B、由于公司之间相互持股会出现资本虚假或歪曲支配公司等弊端。为克服公司相互持股的弊端，在股东行使表决权方面防止支配关系的歪曲，建议借鉴《韩国商法典》第369条3款的做法，在《修改草案》中规定：“公司、母公司及子公司或者子公司持有其他公司的发行股份总数10%以上时，该其他公司持有的

公司或者母公司的股份，无表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