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国际传播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际关系；大众传播；吻合；必然性
国际关系到今天为止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即使从欧洲30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会议算起，也已经有35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几个世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际关系如同整个人类社会一样，一直处于一种急剧变化的状态中。当然，变化的趋势不会背离由低级到高级、由落后到进步、由蒙昧到文明、由野蛮到理性的发展轨迹。如果我们把国际关系史划分成几块，以阶段性的方法描述这一历史进程的变化，这种渐进的历史趋势会表现得更加透彻和明显。
否则，就会被人指责为对历史无知和割断历史。划分的根据有多种标准。既然我们要揭示的是国际关系的前进历程，我们只能寻找那些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或事物，并且这些发生的事件和出现的事物能够有足够大的能量推动国际关系沉重的历史车轮向前行进。①
1.战国年代
这个时期大约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结束。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欧洲大陆上哈布斯堡神圣罗马帝国的王权统治受到了来自新教教徒以及新兴的民族国家的挑战。新旧两种势力的矛盾、斗争愈演愈烈，最后终于在1618年酿成一场席卷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经过30年的厮杀，交战双方认识到谁也不能彻底征服对方，同意以和平协商的方式结束战争。于是召开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和会之后，新教得到了罗马帝国的承认，法国、瑞典等大国的国界得到确定，德意志诸候国获得独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应的国际关系体系逐步形成。
罗马帝国的肢解和衰落意味着权威的消失，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口号煽动之下，欧洲大陆开始了新一轮的拼杀和争夺。战争的方式也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攻城掠地，杀人抢物。但是由于有了近代较为先进的传播工具和运输工具，国家的凝聚力得到了保证。由于传播工具被当作信息传递的工具，因此直接的结果是战争的节奏加快了，外交以及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其他活动的节奏也都加快了。
这一时期跨度较长。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之际，国际关系基本上一直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欧洲各主要国家为了开疆扩土、争夺海外殖民地，展开一次又一次争斗。各种力量纵横交错，变化莫测。任何力量组合会在瞬间发生变化。国际关系初期的无序和混乱在整个这一历史时期展现得一览无余。
2.集团战争年代
这一时期大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
欧洲列强在经过无数次不断变化的力量组合之后，在19世纪末叶开始逐渐形成了两大军事同盟。战争一开始就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不要爆发，要么注定是大规模的。由于整个世界都纳入了西欧列强的殖民体系，因此世界从此开始被划分为两部分，战争真正地具备了世界性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间距离非常短暂，一般的理论认为这是帝国主义时期战争频繁的主要特征，一些后起的殖民帝国为了从老牌的殖民帝国手中分得一杯羹，摩擦加剧，导致了更大规模的战争。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国家集团战争尚没有演绎完毕的原因。战争的结束仰赖于战争自身，只有当战争的危害性达到相当大的程度之后，战争各方才会被他们自己的行为所震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害没有大到使交战双方感到惧怕；相反，失败一方的复仇心理却不断加深，终于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奠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另外，两次大战期间极权主义在国际政治领域盛行一时，在舆论和决策权力垄断在极个别的独裁者手中时，避免战争的保险系数大大降低了。最明显的特征是大众传播工具被推行战争政策的别有用心者垄断了。当然，大众传播制度的深化与大众传播工具的改进也使得世界大战和国家集团政治如虎添翼。一方面，传播工具被直接运用于战争，使得战场扩大，制敌手段和技法多了一种选择。另一方面，大众传播所鼓动起来的狂热使得交战双方更加势不两立，战争方向不可逆转，直打得昏天黑地，一方彻底缴械为止。战争的广度、深度都明显地加强了。
3.理想主义年代
这一时期从二战结束起延续至今。
二战结束后两极力量的对立已远远超出了战争年代国家集团对峙的意义。最重要的特征是国际关系从此被意识形态的分歧左右了。这一特征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依然清晰可见。
在新的历史时期，大规模的热战已越来越不可能。其原因之一，如前面指出的，对立各方被战争的危害和恐惧所慑服。更迫切的原因则是原子武器诞生，并且这种武器的垄断被打破了。人类制造灾难的手脚基本上被自己的战争行为和毁灭性武器锁起来了，而人类寻求对抗的思想并没有被禁锢。当人口、土地、资源的争夺变得不切实际时，人类找到了新的对抗的突破口。这就是思想，或者说是意识形态。于是，还没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尽，世界就又进入了冷战的时空。
冷战最主要的特征便是对立双方运用一切传播工具为自己所坚持的理论和信仰向敌对一方发起挑战和进攻。在这个新的年代里，理想的争夺比什么都重要，它已经成为国际关系最基础的内容。而这种理想的争夺首先是建立在人类能够自如地运用报刊、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各种不断增加和成熟的大众传播工具的基础上。由于有了这些工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和平年代里运用和平的手段取得了战争年代用战争手段实现不了的目标——使敌对的苏联、东欧国家改变制度、转移立场，甚至成为自己的附庸。由于有了这些工具，追求理想和传播思想的斗争也将在国际关系中继续下去。
现在回过头来再简单地考察一下大众传播的历史发展过程。
大众传播是人类社会进化到相当文明的程度之后的一种产物，是近代工业化时代的伴随物。这一点从有关大众传播的定义中就可以看出。按照梅尔文·德弗勒等人的表述，“大众传播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职业传播者利用机械媒介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发出讯息，目的是使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受众分享传播者要表达的含义，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②很显然，所谓“职业传播者”、“机械媒介”等等并不是人类传播活动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经过了非常漫长的过程之后，在传播活动日益广泛深入，传播工具日益专业化、非手工业化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现象。因此，简单回顾大众传播的历史只需从具备大众传播特征并酝酿大众传播产生的时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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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过程划分一样，近现代大众传播的历史过程也可以划分为这样3个阶段：③
1.近代报业的开创时代
一般认为，14—16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手抄新闻”是近代报纸的萌芽。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在从中国传过去的活字印刷的基础上发明了铅字活版印刷，这为以大量生产为标志的近代报纸提供了意义重大的条件。17世纪初在尼德兰地区出现了欧洲最早的定期印刷报纸《新闻报》。此后不久，英国、法国、德国、北美等地定期或不定期的新闻报纸相继问世。1814年英国《泰晤士报》采用蒸汽机动力印刷，使报纸的印刷生产力大幅提高。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酝酿之后，报纸的影响范围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就是近代报业发展史上著名的“廉价报纸”的出现。1833年美国纽约的《太阳报》首次以每份1美分的售价出售，1855年英国最早的廉价报纸《每日电讯报》售价为每份1便士，1836年法国最早的廉价报纸《日报》和《世纪报》全年订阅费仅40法朗。廉价报纸的出现，使得生活在底层的普通大众也能接触到报纸，报纸的受众及影响范围一下子扩大了数倍，这为报纸向大众传媒的进化再一次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与此同时，为报纸提供大量新闻信息的通讯社也在19世纪中叶出现。最早的是1835年创立的法国的哈瓦斯社。在此之后，美国的美联社，德国的沃尔夫社和英国的路透社相继诞生。通讯社的出现大大促进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加快了信息流通的节奏，使信息生产过程中的分工更加明确，信息生产逐渐形成一项系统工程。而随着这个系统组织的严密程度的提高，大众传媒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加深。
2.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欧美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与此同时，报业的垄断现象也出现了。最先出现垄断报团的国家是英国、美国、德国。由于这几个国家分别代表了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报业垄断基本上成为一种趋势。
按照传播学理论，大众传播一般包含有3层意思：a.规模庞大的传播机构和传播工具；b.大批复制的传播内容；c.人数众多的传播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报纸在拥有了这些条件之后就已经进入了大众传播的行列。以现代的眼光来衡量，大众传播事业必须是一种商业活动，新闻媒介必须通过经营来检验自己是否有继续存在、发展、壮大的可能，并通过大众消费的方式真正地实现自己的大众化。因此，在19世纪末叶以前，报纸是不应被称作大众传播媒介的。只有在垄断报业出现，商业性报纸经营体制形成和确立之后，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时代才开始。
当然，大众传播本身所包含的几项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规模庞大的传播工具”一项，它不仅仅指报纸的数量种类的增加，更是指传播方式的种类有了增加和发展。20世纪初诞生的广播、电视无疑是大众传播最具代表性的事物。只是从那一刻起，大众传播才完全具有了它自身真正的含义。
3.信息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技术创新蓬勃发展，包括电子计算机、光纤通讯技术、航天技术、仿真技术、集成电路技术等在内的各种新型技术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荡的新技术革命。在这些新技术的推动下，广播、电视技术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一方面，新型技术的出现，使广播、电视的节目制作、播放、控制等技术日益完善；另一方面，广播电视的个人拥有量急速增加。广播、电视的发展异常迅速，其影响力逐渐地超过了传统媒介报刊。
进入八、九十年代以后，一种新型的传播工具——因特网诞生了。因特网是一种交互式的传播工具，意味着大众真正地进入了传播的领域，因而“大众传播”更加贴近它的字面意思了。因特网的诞生是大众传播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以因特网为标志的传播新时代到来后，随着人们对传播工具的依赖程度的提高，整个大众传播的作用、影响和地位更加牢固、增强了。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国际关系和大众传播二者在历史进程上有着十分一致和吻合的地方。近代国际关系始自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后，而近代报业也是到了17世纪初开始以后才蓬勃兴起于尼德兰地区和英国等新兴的民族国家。多么惊人的吻合！难道这种惊人的吻合只是历史的巧合吗？如果这是巧合的话，那么由垄断资本和寡头政治开启的两次世界大战与大众传播工具被独裁者绝对垄断的现象同时出现也是历史的巧合？信息时代的到来与冷战开始基本同步也是历史的巧合？
历史中的偶然现象和偶然因素是有的，而且很多，但是某些因素之间的联系有它的必然性，正是这些因素之间必然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才推动了各自的发展，推动了整个历史的发展。从大量的历史事实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
事实上，从历史阶段的划分来看，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之间的联系无不表现为必然和自然的状态。15到16世纪地中海沿岸和尼德兰地区海上贸易达到相当发达和繁荣的程度，为了及时了解海外商情和其他有关情况，一些提供此类信息的手抄传单和新闻书简应运而生。如果说这些东西可以看作是近代报纸的滥觞的话，这说明报纸在胚胎时期就具备了国际性质。17世纪初期开始，也就是30年战争以后，定期的新闻出版物出现了。由于欧洲许多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历史上的渊源关系，逐渐成形的报纸报道国外或域外情况成为一种十分普通的行为。英国的一份周刊《意大利、日耳曼、匈牙利、波希米亚、莱茵伯爵领地、法国和低地国家的一周新闻》干脆在名称上直接地表明报纸与国际事务的直接关系。
在以后的岁月里，报纸以及后来诞生的广播、电视、因特网无不与国际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从国际关系各种大小事件中探寻到，比如美西战争中的《纽约日报》、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广播宣传、冷战时期的“美国之音”，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随着大众传播作用的加强，大众传播不再只是简单地以报道新闻、传递信息为己任。它不甘寂寞，开始积极、主动地介入各种国际事务，并有意无意地影响国际事务及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从具体事例讲，它可以加快甚至改变某一进程的速度和方向。例如60年代末，美国一名资深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在访问越南战场归来后，态度180度大转弯，预言美国的越南战争不会取胜，于是整个美国国内舆论沸腾，群情激愤，壮大了美国国内的反战呼声，从而开始影响美国政府的越南政策，并加速了越南战争的结束。从大处讲，大众传播对国际关系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国际关系在许多方面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在大众传播和信息化时代，战争的目的已基本不再是掳人抢物、攻城掠地，而是为了某种理想，诸如民族独立、、文化同一等。战争的手段也不再以冷兵器为主角，更多的时候是进行思想的较量。文化成为国际关系中极为重要的因素。此外，在大众传播的穷追猛打之下，国际关系领域里决策过程中的黑箱操作越来越少；新闻传播时效的提高同时加快了外交等其他国际关系领域中活动的节奏；因特网的诞生使得普通个人直接进入国际关系成为可能。
由于大众传播频繁地介入国际关系的领域，使得国际关系的大众传播因素越来越浓。许多国际事务活动要借助大众传播展开；外交决策要考虑大众传播所引导的舆论倾向；许多外交、军事等活动在事前事后都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以表明政府的开明和开放；国家大计方针要通过传播工具向外宣传、介绍；舆论安全成为国家安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形势下，研究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必然要或多或少地涉及大众传播在其中的作用、地位等问题。人们越来越迫切地认识到，大众传播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国际传播已经成为国际关系领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大众传播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达到了相当密切的程度，当大众传播加入国际关系的行列之后，国际关系这种曾经如此玄妙的事物也就离普通民众越来越近了。普通民众离国际关系近了，他们也开始关心国际关系的相关问题，并且透过大众传播实现他们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这又促进了大众传播事业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开拓。
总之，随着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两个领域各自的深化和发展，二者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几乎达到了一种水融的状态。谈国际关系不能不谈大众传播，谈大众传播不能不谈国际关系。故此，这个新的交叉领域就自然而然成为我们探讨研究的课题。
注释：
①国际关系史的阶段划分从本质上讲是认为的结果，本文以大众传播的发展脉络为线索划分国际关系的历史阶段，目的是能够更准确地探索二者的关系
第2篇：国际传播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快速融入世界体系,如何顺利进入文化、地域、民族、宗教等差异巨大的国际市场,日渐成为我国企业面临的全新课题。本文试图从国际广告的文化调适人手,探索如何提高中国产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传播效果,并将其迅速打八国际市场,从而做大做强我国企业。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融八世界体系我国企业不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上,都日益面临着国际跨国企业的竞争。走出国门赢得国际竞争成为我国越来越多企业的必然选择。国内企业的商品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必须要利用国际广告作为开路先锋,才能迅速提高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然而在国际背景下,由于地域、民族、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具有很大差别,这将直接影响到国际广告的传播效果。因此,一个成功的国际广告必须考虑到自身广告所蕴涵的文化因素、广告的制作传播方式等与广告对象、广告地区的独特文化的调适,以避免由于文化隔阂、冲突而降低广告活动的质量和宣传效果。
这种文化调适主要包括两个大的方面
一.就广告自身的内容而言,国际广告传播要充分注意不同地区的文化对国际广告的语义、语音形象等具有不同地要求和禁忌
首先是语义上国际广告的文字撰写者不仅应注意不同语言之间的表面区别更应注意文字是否符合当地习惯。如弥尔盖特·帕尔莫利夫公司选用CUE作为牙膏的牌号,而cuE一词在法语国家的习语中却是”屁股”的意思,这就显得有粗俗、猥亵之嫌。其次是语音上国际广告词的语音要符合广告对象广告地区的发音习惯。如跨国公司在巴西南部推销一种叫“山露”的饮料时却发现该饮料的英语发音”MountainDew”在当地竞无人能够念出以至这种饮料最终无人问津。再次是广告形象图案设计上要避免与当地的习俗信仰冲突。日本索尼音响曾在泰国做过一创意广告,广告中佛祖释迦牟尼随着索尼音播放的音乐节全身扭动起来.后来居然睁开了慧眼。这一广告一播出就遭到泰国佛教徒的强烈抗议,最后只好停播,并赔礼道歉。当然广告的内容不止于此。广告作为一种符号还具有更深层的意义。
根据符号学的理论观点广告同样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能指和所指。能指表现为声音和形象.是广告符号的物质形式:所指是指由这种声音和形象在人心理所引发的概念例如阿尔卑斯奶糖使人联想到情人拥抱的甜蜜舒肤佳使人联想到健康卫生,法国香槟酒使人联想到浪温古典。在广告的所指层面.国际广告所指意义的确定也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文化的影响。一则成功的广告不仅在于它对商品的实际功能的介绍上,更在于它能够从商品本身延伸出某种与当地流行的信仰、追求、价值观相吻合时,往往就可以对广告宣传起到很好的推动效果。如法国鸡尾酒人头马的广告口号”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满足了国人追求吉利的思想:1998年百事可光的广告中.郭富城身着蓝色礼服.唱着”唱这歌”、“一变倾城以其活力无边外形和矫健的舞姿演绎百事“百事一代、“新生代的选择”的主题契合于国人追求青春活力的时尚观念。这两则广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二、就广告作为商品信息的重要传播途径而言,国际广告传播要充分注意国际广告的制作和传播的策略性
第3篇：国际传播论文范文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 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 Otis W,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 Organizations, Calif1980
2）Stevenson, Robert, Foreign News and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lowa State Univ Pr1984
3）（Mowlana, Hamid,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1986）
4）Fenby, Tonathan, The Intermational News Services: a Twentieth Century, NY1986
5）Bamouw, Erik,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 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 Lesie John, Current L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0
2）Merrill, John Calhoun, Global Joumalism: Journ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1
3）Garnham Nicholas,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4）Herbert I Schiller,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J1993
5）Ali Mohammadi,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1997
② 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 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 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第4篇：国际传播论文范文
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
《对外传播》作为目前我国公开出版的唯一一本专门研究对外传播工作的刊物，早在1994年创刊之初，就定位于研究外宣业务，积极回应我国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和国家形象构建的时代需求。与会专家学者对杂志在服务外宣实践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给予肯定，希望杂志“树立问题意识”，“跟着问题走”，响应“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的号召，倡导研究者要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直面问题、研究问题。他们认为，在现阶段，杂志应当引领业界和学界对一些实际问题进行理论思考。
第一，阐述源于新实践的重大课题。
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已深入到价值观层面，如何向世界说明我们的价值观，说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当前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十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引起外界高度关注。如何实现有效的对外传播，将是现阶段对外传播理论工作者的研究重点。以“中国梦”的对外传播为例，自提出以来，国际社会给予充分肯定，但同时也有不少误解、误读。因此，亟需就“中国梦”的价值内涵、对外传播的技巧和方式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第二，加强话语权和跨文化传播研究。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的国际影响与日俱增，确立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话语体系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要想对外解释清楚中国的问题，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一方面我们要从历史文化背景出发，厘清中西方之间的历史文化差异，研究跨文化传播的方式方法，努力将中国自己的优势话语及时转化为国际话语，借鉴西方知识界通用的表述方式和语意语境， 针对新时代条件下的中国实践， 提出符合国际话语环境的中国话语；另一方面还需要整合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寻求学术理论支撑，引领中国知识界对国际话语权议题的关注， 参与调整、解释、建构和传播中国的国际话语。
第三，厘清对外传播工作中的基本问题。
目前，无论是在对外传播的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仍有一些基本问题有待厘清，它直接关系到对外传播的效果。这些基本问题涉及对外传播的规律、全球化和新媒体发展对新闻信息的全球流通产生的影响、新形势下国内传播与对外传播的相互关系、影响对外传播能力建设的主要因素、维护和提升国家形象的核心要素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有助于将对外传播引入科学发展轨道；有助于更好地统筹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从而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对外传播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有助于更加客观清醒地认识对外传播的作用和局限，避免盲目性和一厢情愿的目标追求。
第四，关注世界格局和传媒生态变化。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传媒生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外传播面对的舆论环境日趋复杂。在多元多样多变的环境中，我们一方面要研究外部形势的变化，加深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比如介绍世界政治经济的最新变化和国际学术最前沿的学术成果，拓宽研究视野；另一方面还要关注变化中的环境给对外传播实践带来的新问题，比如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传播业成为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使对外传播过程变得更为复杂等等。总之，应着重研究对外传播的复杂性及其对于对外传播提出的新要求，力求给予更贴近现实的理论指导。
寻求理论同实践的有效结合
与会者普遍认为，《对外传播》作为目前我国公开出版的唯一的一本研究对外传播工作的刊物，作为对外传播最新理论研究成果的平台，在培养外宣理论研究人才，推动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和引领学科建设方面做出了贡献。
近十年来，《对外传播》向理论和学术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开拓，集聚了众多新闻传播院校和研究机构学者的研究成果。正是依托于这支优秀的作者队伍，《对外传播》的影响力有所增强。据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的统计，《对外传播》在2012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的“新闻传播学学科期刊”全文转载排名中位列转载量第14名。今后，杂志影响力的提升依然有赖于外宣理论研究的深化。但需要注意的是，当下外宣理论研究中存在着理论脱离实践、盲目照搬西方传播理论、食洋不化等弊端，这些问题在杂志的部分来稿中亦有所体现。与会专家建议杂志继续推出更多贴近实践的新成果。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着重解决难点和热点问题。
目前外宣理论研究仍存在着实践与理论脱节的现象。一是表现为资源、信息的共享不够，成果转换较慢；二是体现在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为此，当前的研究应更注重实用性，着眼于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传播工作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结合国际形势和媒体生态发展的新趋势，增强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和创新性，使理论研究更加贴近对外传播的现实。《对外传播》应努力倡导在实践当中发现问题，并用一定的理论框架做解释，力戒浮躁、空泛的学术风气。
第二，把理论研究建立在中国土壤上。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西方传播理论多有借鉴。在本次会议上，几位专家相继提出要多刊登国际学术前沿理论成果，但他们同时也强调这并不等于盲目照搬，而且要坚决杜绝浮光掠影、纸上谈兵的理论引介。在借鉴国外传播理论时，需要加以鉴别和改造，使之与我国的对外传播实际相结合。否则，必然导致研究成果与中国现实脱节、解释中国现状乏力的现象。很多舶来的理论有待本土化，而中国对外传播理论本土化的问题也是杂志下一步需要更多关注的。
第三，研究对外传播工作典型案例。
第5篇：国际传播论文范文
在讲究软实力较量的国际传播竞争中，研究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自喻。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研究深度等诸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如：（1）运用思辨式研究方法的多，基于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分析的实证性的论述少；（2）一般性介绍多，有分量的著作少；（3）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者跨学科研究不够，限制了研究的深入；（4）研究中美之间跨文化传播的多，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的少；（5）国际间跨文化传播问题研究的多，国内跨文化传播问题研究的少。
[2]且至今国内尚无关于跨文化传播学的专门学术刊物，本土学者的论述专著也为数甚少。《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一书的面世可谓是改善此局面的强有力举措。
本书编译者J.Z.爱门森教授是美籍华人，为复旦大学、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博士，在周游世界、长期考察研究中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引进国外教学模式，集中精力在浙江大学等国内名校开设用双语教学的《跨文化传播》、《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与交流》等课程。同时，编译者还是国际发行的英文学术季刊《中国传媒研究》的创办人兼主编（该刊系国际上第一家全英文版的专注于中国传媒研究的刊物，汇集了国内外众多该领域的学术精英）。在教学和创编工作中，爱门森教授深感国内跨文化传播学科资料的匮乏与研究的薄弱现状，是以精心节选编译本书。书中选取了美国跨文化传播领域权威学者、东亚教育者和实践者、华人学者及非裔美国传播学教授的著述与采访实录，新见迭出，视野宏阔。书中所选文章各成体系而又具内在的逻辑连贯性，在东西方学术对话中建构起跨文化传播学科的批评理念，丰富了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内涵，打破了欧美跨文化传播独霸学坛的局面，展现了自由、开放、多元的学术气象。这对于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科的理论建构及研究方法的探索具有莫大的借鉴作用，且在与国际接轨和如何保持本土化风格上尤为显贵。
一、研究视角纠偏
在这个全球“范式”发生更替的时期，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的大多数研究领域一样，当代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有效性与等同性越来越多地在学术上受到敏感的非西方，尤其是东亚学者、教育者和实践者的质疑与批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欧美等国在经济上的霸主地位，笼罩在后殖民语境阴影下的东方文化一直被动地接受着西方世界单向度的文化输出，北美中心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也一直被视为是泛文化的、具普适性的特征而被单向地、不经批判地加以推广。但时至今日，美国的本土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反思：“作为一门研究领域，在美国和其他文化中建构和检验理论是跨文化传播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自始至终，我都坚信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包括从不同的文化视角，来建立各种跨文化传播的理论。”[3]在《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一）、（二）两篇中，古迪孔斯特阐述了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历史演变，考察了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梳理回顾了跨文化传播的各种理论，如传播中的文化变异性理论、侧重跨群体/跨文化有效传播的理论以及侧重身份协商或身份管理的理论等，提出未来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并着重强调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方法应植根于具体的文化中”[4]，“理论一旦建立，就应该将之置于其本土文化中检验，采用与本土文化相应的方法”。[5]
其实，国内也已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研究局限，姜飞在其所著的《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一文中就曾提出“跨文化传播学发展的合适方向就是首先要对由殖民主义时期以来的奠基于西方人类学基础上的思维方式进行批判，在全面检索跨文化传播学到目前为止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机制的前提下把跨文化传播引导到良性的、客观的发展轨道上来，使人类文化的发展重新回归到自我积淀机制和跨文化传播双重作用、协调互动的轨道上来”[6]，但缺乏进一步提炼模式和创造新说的能力。
与此相对，在《用东亚社会文化的视角与实践完善当代跨文化传播研究》、《人类传播研究的亚洲方法：回顾与展望》和《建立亚洲背景的文化与传播理论：一个假设性基础》三文中，东亚学者批判性地回顾了欧美中心传播学研究的不足（如过于强调以实践经验为依据的研究、缺乏历时的或者说历史的视角和方法），并对亚洲传播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整理和重新描述，较之以欧美为中心的传播学术研究，阐明了亚洲中心传播学术研究的涵义，形成亚洲中心传播理论范式的三套哲学假设，用东亚社会文化的视角与实践来完善当代以欧美为中心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中国有着五千年璀璨光辉的历史文化，华夏文明是炎黄子孙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智慧源泉。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强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寻求富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概念、视角和预设是至关重要的。编译者的专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工而自然”的人文境界和人文理想》突破欧美中心共时研究的局限，以历时的角度、历史的方法挖掘跨文化传播的价值与重要性，从广袤的中华传统文化中追本溯源，廓定“工而自然”的概念范畴和历史生成，并结合实际强调“工而自然”的人文理想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现代意义。这一本土化的新颖创见在当下迷茫无序的业界研究中实为振聋发聩之音，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和奠基作用。
二、中观剖析与微观实例的结合
《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在宏观理论建树的文章之外，也有中观剖析与微观实践，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有助于拓宽学术视野和研究视阈。举凡高语境中的菲律宾文化到欧美等低语境中的媒介产业以及国际社会关注的艾滋、烟草等领域，均有涉猎，勾画出一幅世界范围内跨文化交流的宏阔版图，印证了跨文化传播的崎岖沟壑与艰难险阻。
《全球对话中的菲律宾的Kapwa：一种不同的与“他者”共处的政见》是中观剖析的范例，在研究方法上提供了跨文化交流中的一种非简化的知识建构。该文在演示有关Kapwa（意即一种自我和他着“互惠”的存在）的历史演变之时，强调它在菲律宾文化政治和传播互动中的意义，呼吁国际学界批判地审视这种知识建构的道德规范和政治见解。尽管菲律宾文化在世界上并不引人注目，在全球文化选择与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尚且存在着严重的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解码误读的问题。但从文化阐释学的角度来讲，跨文化交流就是采用己方文化视角去审视异域文化，并且在理解他国文化的基础上反观自身的文化。换言之，“与异域文化的接触过程是以面向世界的胸怀陶冶
自我的过程，是认识己方文化和异域文化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了解异域文化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7]的过程。众所周知，“每个人的自身认同都具有文化性，不同的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视野，文化的不同性应该得到尊重。”[8]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另一种本土化的研究方法，或许该文能提醒我们注意他者传播的权益。
《网络广告之现状》、《美国电视网争取受众和广告主的策略》、《抗争艾滋以备抗争烟草杀手：媒体讯息、宣导及更多》这三篇可说是微观实例的体现。其研究方法是典型北美式的，注重量化分析和实证研究。《网络广告之现状》、《美国电视网争取受众和广告主的策略》等文中的大量数据均来自美国广电行业第一线，作者也是资深的业界人士，观点鲜明针对性强，其中的建议具备较强的现实可行性；《抗争艾滋以备抗争烟草杀手：媒体讯息、宣导及更多》属于健康传播的范畴，该文抓住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结合中国的具体状况写就，强调媒体宣导在预防艾滋病传染上的影响力，并极力主张亚洲的相关媒体宣导运动需要超越美国式的个体型研究范式。
反观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据学者调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集中于十大议题：翻译中的跨文化、商业中的跨文化、跨文化交际、文学作品中的跨文化、旅游与体育中的跨文化、教育中的跨文化、跨文化心理、不同文化间的比较、跨文化传播、艺术中的跨文化传播。[9]近年来，又增添了一些新议题，如城乡跨文化传播问题、信息研究、东西方媒体跨文化传播障碍分析、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等。相对来说，国内的研究现状大多集中在以文化、教育、交际为主的范畴内，大致以揭示表层现象、提出对策性建议为主要论述模式，理论建树方面乏善可陈，鲜有新见。事实上，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前沿进展一直敏锐地捕捉着时代变迁的敏感问题，观照现实正是其学术生命得以延续并不断向纵深发展的推进力。在这方面，《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用的启示。
三、强调本土化的跨文化传播教学
跨文化传播现今已然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而在中国则刚处于始温阶段。体察各国研究现状，可以发现基本都以欧美的理论模型与范式研究为主。这一方面是因为鲜有东方理论和东方模式可供教育者使用，另外也是因为大部分东方学者接受的是西方式传播学教育，研读的是西方学术体系中衍生的论著，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在教学、科研中引进、应用和模仿西方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方式和方法。为了更好地推进跨文化传播本土化，在人才培养模式和传播知识体系上进行积极探索，应当说是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方式之一。
该文选有针对性地采访了美国两位教育专家――密西根州立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院长和霍华德大学约翰逊传播学院院长，两所院校在跨文化传播专业的教育形式上各有侧重：密西根州立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以学术研究为长，尤其在健康传播、信息技术和大众传播等前沿领域内领先；约翰逊传播学院致力于教育和培训合格的非裔美国人及其他有色人种从事传播事业，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特色化教学方式。学院舍弃美国主流教材，根据自己的教育目的和教学计划自编教材，着力培养非裔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这一教改举措成效显著，教材汇编所成《分裂的形象：大众传媒中的非洲裔美国人》一书于1995年被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评为20世纪35本最有影响力的大众传播书之一。同时，访谈还涉及办学理念、学生就业、课程设置、师资配比等多方面问题，聚焦于特色化、本土化的教学思路及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反观国内，当下新闻学、传播学的学科建设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学科点越建越多、从业教师队伍日渐膨胀、学生人数急速扩张。然而掩藏在这虚假繁荣表象下的真实情景却是专业教育同质化现象严重、教材西化、本土特色模糊甚至缺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警醒。
四、体例编排特色
《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虽由各自独立的15篇文章组成，相互之间看似毫无关联，实则钩联繁复，具有内在的逻辑连贯性。整部文选的编排思路恰如开篇《世界文化和文化纷呈中的传播策略――一个致力于跨文化融洽交流的计划》所倡导的世界文化课程内容的具体设置一样，在局部精巧细致而整体兼容并蓄的基础上，构建起一套立体、交叉、开放的理论话语，并由此形成一个互文参照、前后应和、学养丰厚的思想场域。
编译者在精选优秀论文，架构体例的同时，始终以本土化理念统领全局。无论是理论话语抑或访谈实录，皆或隐或显本土化这一意旨，编译者意欲为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科贡献一己之力的拳拳之心可见一斑。跨文化传播涵盖领域深广，涉及众多学科，且极易滑入话语霸权、媒介帝国主义、后殖民等先在理论的误区，导致偏狭种族主义的论战。编译者在筛选过程中跨越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的鸿沟，以公正、客观、包容的姿态使“西学”东渐，以“对话”的形式应对西方显学的强势，以便最大程度地还原跨文化传播学科的内在文化视景。研读本文选，从背景介绍、书目注解直至某个细小概念的译法，编译者都力求还原真实并遍访名家。在国内众多的传播学译著中，该文选或许没有介绍系统的理论言说和名家流派，但它却涵盖了大量原创性的学术见解，理论思辩色彩浓厚，而且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与办学理念上也颇多新颖创见。
荷兰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皮尔森预言，21世纪“将是一个有许多个经济中心、科学中心，以及更为重要的文化中心的多元性世界”[10]，进入这个文化中心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能否在传统文化中窥见一些与全球化趋势共融的的质素，并通过现代化手段使之发扬光大。同时，坚持“和而不同”的传播策略，凸显本土化特色，因为本土化就是最好的国际化！要达至跨文化融洽交流的理想状态，应如编译者在扉页上的题语：地球就象一叶扁舟，在广袤无垠的太空中运行。坐在这小船上的人们只有学会相互接纳、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平共存、同舟共济，这小小的宇宙船才能逍遥遨游于无限之中！
注释：
[ 1 ][美] 拉里•萨姆瓦等主编，麻争旗等译：《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 2 ]关世杰：《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2期。
[ 3 ]J.Z.爱门森编译：《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 4 ]J.Z.爱门森编译：《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 5 ]J.Z.爱门森编译：《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 6 ]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1期。
[ 7 ]梁镛、刘德章：《跨文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 8 ]梁镛、刘德章：《跨文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第6篇：国际传播论文范文
从国际视野研究网络传播理论深刻而有预见性
该书最大的特色，莫过于其具有国际视野的研究模式。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网络传播学术领域内，不管理论还是实践都很需要国际化的借鉴和交流。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在当前也倍显意义重大。张咏华教授对国外传播学领域富有启示性的理论及研究案例进行介绍和分析，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国际上传播学领域学术成果的展示，也提出了很多有创见的想法。
文章的第一个主题“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就体现了作者对国外传播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传播学问题的深刻思考。尤其是她对媒介分析领域系统、深入的研究更是给读者提供了研究媒介分析的理论、系统的思考途径。《媒介分析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贝尼格的“控制革命”论评析》《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一种独辟蹊径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媒介系统依赖论评述》等文章，系统地介绍了国外对于媒介分析领域的理论成果。为其后来以媒介为主体进行的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具有国际视野的媒介研究在新媒体纷纷崛起挑战传统媒体及传统传播学理论的今天，有巨大的启迪意义。只有站在国际视野的研究高度，才能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在传播学方面的学术探讨。单纯的放眼国内研究问题，尤其在网络传播时代，是闭门造车的行为。
网络在拓展海外华文媒体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潜力巨大。而面对英文的西方文化信息在网上的强势地位，加强传播中国文化，加强中文信息的网络化建设显得非常迫切。《试论跨文化传播的合理化维度》一文在描述了当今时代跨文化传播的特征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轨迹之后，围绕跨文化传播的合理化维度进行了讨论。指出学术界不仅应该在描述性的层面上对跨国文化传播中的不平衡现象的历史和现状作更多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而且学术界还应在前瞻性的层面上创造不同文化之间和平相处、平等互动的世界文化作出贡献。
研究方法多样，深入实践调查以小见大
该书的另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不光有很多理论、思辨性的文章，更有很多采用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框架分析法等对有关观点、现象进行理性、客观分析调查的实证性文章。有理有据的论述让人信服。
“国际化背景下中国传媒业提高竞争力的策略”主题文章就调查了境外媒体进入上海的情况，并选取案例对上海报业媒体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策略进行了探讨。真正做到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并且指导了实践。而“传媒内容与国际传播研究内容考察”主题文章则从各个案例出发，采用多种实证性方法，对国际传播中的中外媒体、新闻传播学刊中的国际传播篇章等进行深入剖析。在实践层面上揭示了国内外传播的一些报道框架问题，对于加强和改进我国的对外传播，改善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在理论层面上，通过整理分析国际传播研究界关注的议题，梳理国际传播方面学术论文，总结了以往的概况和成就，为后来学者进一步完善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用张咏华文中的话说：“从研究方法上来比较，国外学者更多地使用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想结合的方法，对定量分析的重视度较高。”“国外学者重视以数据说话的做法，对我国学术界具有参考价值。”这也是学术界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基础。
网络时代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交流问题在当今的国际社会极为重要。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都需要全方位、多渠道地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我国同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方面迥然不同。这就需要我国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和各种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及其应用的飞速发展，当前可利用的国际传播渠道途径手段比以往更丰富、更先进；并且呈现出传统和新兴传媒渠道并存，政府渠道和民间渠道并存的局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我国对外传播与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多样化的渠道，它们各有其自身的特点，如何有效地、整合协调各类渠道，全方位地展开对外传播，改进国外对中国的认知，不只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传播学研究课题，也是重要的外交课题。为完成网络时代国际传播的大任，我认为可以在政府的引导下从媒体渠道和公共外交传播两方面进行努力。传媒渠道：构建完备的对外传播体系
传媒方面，由于因特网的崛起，社会传媒环境产生了急剧变化。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国的传媒机构应该紧跟世界的大趋势，上网拓展其内容服务。用张咏华教授在一文中的话说：“中华大地的网站，责无旁贷地负有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中华大地的媒体，近年来大量上网拓展发展新天地。网络使这些上网的媒体的内容，有可能传向世界各地的用户，因而，即使它们中许多在上网前仅是地方性媒体，上网后也就具有了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作出贡献的巨大潜力。”在传媒上网方面，我国媒体尝试得很早，许多媒体也都想到了，一旦上网就成为面对全球的媒体，纷纷开办了英文等外文版本。如人民网，依托中央级传统媒体《人民日报》，以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声音为己任，目前已推出6个外文版本；《经济日报》下属的中国经济网、上海的东方网和广东省的南方网等很多著名新闻网站都办有英文版。从媒体数量来说，中国目前已形成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共同发展的、颇具规模的对外传媒体系。我国的一些对外媒体，尤其是人民网、新华网，已在国外具有相当的知名度或产生较大影响。
我国这些对外媒体拥有政府的官方渠道，对政策和重大事件信息的掌握具有权威性，无论在国际政治中的重大时刻，还是在介绍本国概况、发展动态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但由于我国同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在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迥然不同。官方信息源不符合国外受众接受习惯。对于崇尚自由民主的西方受众来说，凡是对贴上“官方”标签的媒体，总是要持怀疑态度。而且一部分网络媒体的新闻报道确实政治色彩较浓。我的建议是媒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可以尝试以接近西方风格的模式进行传播。比如突出信息性、资料性。以权威的信息、数据资料向世界展示中国作为开放、合作、负责的大国的形象。在具体报道中尽量中立、平衡、多角度的进行报道，避免众口一词和过度的宣传和“官方”色彩。
公共渠道：增强公共外交意识
网络传播的发展使公民的声音有了更多的传播渠道。信息化背景下，公民和公民团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政治。各国政府正纷纷把通过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活动同国外公众沟通，视作其外交战略及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通过一系列形式对国外民众展开外交活动，即“公共外交”活动。
第7篇：国际传播论文范文
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的形势需要
认清当前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所面临的形势、认清当前国际传播发展的趋势、认清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是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的形势需要。
1.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是扭转国际传播格局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我国大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统筹规划、重点扶持，国际传播体系初步形成，国际传播能力显著提高，在传播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形象、扩大中国影响力方面发挥出独特的重要作用。然而，我国国际传播能力总体还不强，有效影响国际舆论的能力还不够，难以掌握国际话语权，还不能提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国际社会舆论支持和信任认同，相比西方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国际传播格局“西强我弱”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因此，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亟待进一步加强，国际传播建设大格局亟待形成。
2.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是顺应国际传播发展的应有之义
首先，综合化是当代国际传播呈现出的重要特征，其主要表现为经营规模、综合传播、媒体整合、优势互补。其次，多媒介融合是国际传媒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基本规律。例如，美国新闻集团就是从澳大利亚起家，经过三十多年业务扩张，从最初的报刊业务发展到今天涵盖几乎所有传媒及相关文化产业的跨媒介的国际传媒巨头。多媒介融合，整合不同媒介传播优势，是建设国际一流媒体的必经之路。最后，国际传播与相关文化产业相互支撑，与国际经贸往来、政治外交、交流合作等活动紧密结合，越来越成为国际传播的发展趋势。例如，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曾明确提出综合运用文化、经济、公共外交等多种形式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渗透和推广，特别强调以企业为中心向全世界推广美国的价值观。这些当前国际传播的特征、规律和趋势，需要在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中加以准确把握、尽力实现。
3.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体现
我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文化产业快速增长，加上我国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为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提供了坚实基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加强，对外交流日益广泛，对外合作更加密切，对外经贸不断拓展，对外援助持之以恒，“企业走出去”和“文化走出去”战略持续推进，为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提供了广阔空间；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变数，而我国综合国力和地位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对我国借重和合作意愿不断增强，国际社会了解我国的意愿更加强烈，对我国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为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提供了有利时机；我国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广泛普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迅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大数据时代到来，为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提供了后发优势。这些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的良好基础和条件，都得益于并依赖于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4.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是应对各种制约因素的必然要求
从外部来看，我国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必然长期面临国际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围剿”，国际敌对势力利用发达的传播体系，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价值观念输出、舆论歪曲丑化，千方百计地干扰和遏制中国的发展强大；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西方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旺盛生命力和竞争力的担忧增多，对我国的崛起存在心理不适应和战略焦虑感。从自身来看，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还存在国际传播内容建设水平不高，内容产品、知名品牌不多，各媒体独立发展、缺少配合、力量分散，一些项目建设内容同质、功能重复，缺乏对国外目标受众长期有效的跟踪研究和专业分析，国际传播资源整合能力不足，很少迅速整合经济、政治、文化资源协同发力等问题。这些制约因素都需要在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过程中不断加以克服和解决。
构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的具体要求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格局需要全方位、多角度加以构建，形成传播内容广泛、媒介多样融合、受众理解接受、能力深厚突出的格局，从而使国际传播能力上个大台阶。
1.内容建设是核心
“内容为王”，只有内容丰富精彩，具有吸引力、感染力，传播能力才能体现影响力和竞争力。
首先，国际传播的内容要以新闻报道为主。新闻事件时刻都在发生，用源源不断高质量的新闻报道，来赢得国际受众的喜爱，是国际传播的主要内容。而做好国际传播中的新闻报道，及时和独到非常重要。及时，就是快，对于国际重大突发事件，做到持续领先于外媒，国际受众就会注意并逐渐习惯阅读我们的媒体报道，对于涉华重大问题，做到主动设置议题，掌握舆论制高点，就能避免被外媒抢先、造成被动；独到，一是报道独家，在“走转改”中反映普通中国人原生态、接地气的报道，就是国际传播中很好的独家素材，二是观点独到，不要跟着国际舆论人云亦云，当人家的传声筒。
其次，国际传播的内容要以价值文化为本。新闻报道并不是国际传播的全部内容，国际传播的内容还包括意识形态、理论成果、文艺作品、故事传说等能够用语言文字表达的文化价值形态，也包括名胜古迹、文物、服饰、美食、习俗等能够被感受的文化价值形态，其背后都是中国的价值和文化。
最后，国际传播的内容应坚持中国立场、国际表达。中国立场就是一切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坚持中国立场必须具有文化自信。将“龙”翻译成“Dragon”、“相声”翻译成“Cross-talk”不仅是一种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而且还造成了英语社会的误解。坚持中国立场决不能自说自话。国际传播讲的是把话说出去，更是要让人能够理解，所以把内容转换为受众能够接受的思维、语言和习惯来表达尤为必要。例如，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报道，标题、内容需要准确运用西方社会能够接受的话语表达，表达不好，极可能让西方社会感觉中国在全球到处扩张，从而对中国崛起感到恐惧。
2.媒介建设是关键
传播是一种价值不断寻找媒介和载体的过程。当今世界，西方的话语霸权，并非价值的霸权，并非西方的价值比中国的价值先进，而是一种媒介和载体的霸权，它们通过发达的传播体系，将其价值传播到世界各地。国际传播的关键在于综合运用各种媒介和载体，将中国的价值和文化在国际播种、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首先，国际传播的媒介要强调广泛多样。凡是一切可以搭载文化和价值的载体都是国际传播的媒介。广播、影视、报刊、图书、互联网、手机等大众媒介自不必说，对外交往的官方组织和人员，对外交流、合作的社会团体和人士，走出去的企业、留学生、科教人员、旅游者、海外产业工人、华人华侨、从事涉外工作的劳动者及中国出口的产品及服务等等，从不同层次、以不同样式承载着文化和价值，都是国际传播的媒介。
其次，国际传播的媒介建设应以媒体建设为主。媒体是有效率运用媒介和载体的组织。壮大媒体是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关键一环。建设国际一流媒体，只有实行资源整合，才能迅速形成规模优势、传播优势。整合各个媒体采编网络、信息内容、营销体系、传播技术和人才队伍等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形成规模优势；整合广播、电视、报刊、图书和音像出版物、互联网、手机等业态，实现融合发展，形成传播的组合拳。组建部级广播电视网络公司和“三网融合”就是好的开始。
再次，国际传播要重视人的作用。人创造文化，更承载文化。国际传播中，人的媒介作用不可忽视，更值得重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全部性格。一个外国人，接触的中国人是什么样子，他头脑里的中国就是什么样子。这需要大力培养和提高领导干部的国际交往能力，大力扶持民间的传播力量，积极支持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发挥自己的优势和作用，努力提高中国公民特别是海外务工人员、出国旅游者的国家形象意识，广泛开展公共外交，让普通中国人讲“自己的故事”、“身边的故事”和“中国的故事”。
最后，国际传播应拓宽传播渠道。国际传播要与外交、对外经贸、对外援助、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密切结合，加强与国际组织、国外新闻媒体和学术机构的交流合作，善于借助外力、借船出海、买船出海，发挥友好地区、友好城市的作用，努力搭建办好各种国际性文化产品交易平台，精心组织对外文化品牌活动，积极拓展国际传播渠道。
3.受众接受是目标
受众不理解、不接受，一切都是枉然。在国际传播中，需要认真研究受众所在的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因素，研究受众国与我国的外交、经济、地缘关系，研究受众接受心理和接受习惯。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有效的传播。
首先，国际传播应该实行分众化。分众化首要的就是按照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例如，对于周边国家，要充分考虑与其历史、文化、地缘之间的联系，对双方可能遇到的热点、敏感问题进行预判并做好预案，当热点、敏感问题发生时，能够及时有针对性地发声；对于重要大国，特别是西方国家，需要重点突破意识形态屏障、西方文化屏障、西方人心理屏障，理直气壮地阐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坚持求同存异，寻找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相通相同之处来做文章，积极展示中国友好、爱好和平、愿意沟通合作的形象；对于非洲，要准确辨析中非友好关系的基础和“中国资源掠夺论”论调的影响，突出中非传统友谊，努力传播中国做了些什么、中国能做些什么、中国对非政策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等，注意提高对非企业和人员的教育，展示中国的良好形象。
其次，国际传播应该实行本土化。本土化是提高国际传播效果的有效举措，也是国际一流媒体的通行做法。通过实行本土化，能准确了解当地受众需求，充分适应当地历史、文化环境，提供符合当地受众口味的新闻信息等文化产品和服务，从而增强对当地受众的吸引力，赢得当地受众的喜爱。
最后，国际传播还要充分考虑“请进来”的因素。国际传播应以受众为标准，将在国内的外国人纳入视野。鉴于每年都有大量的境外旅游人员、外籍雇工、各种交流人员来华，要充分利用他们工作、生活、旅行、居住的机会，给他们提供了解中国文化的便利，使他们增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好感，也使其能够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口口相传给自己的同胞。
4.能力建设是基础
能力建设可以理解为蓄能发力，蓄能就是注重规划、打好基础，需要日积月累、稳步推进，发力则是突出重点、收到成效，需要迅速整合，有力出击。
一方面，国际传播要做好蓄能工作。
首先，要做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规划，注重从内容建设、媒介建设、受众接受等方面统筹考虑，全面布局。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总体规划，需要按照已经制定的总体规划抓好落实。
其次，要加强人才、技术和相关产业支撑。大力培养和造就一批高水平的、优秀的国际人才传播队伍。对于本土化人才，要增强其归属感和认同感，对于本国人员，要注重培养成立场坚定、业务精通、文化深厚、熟悉国际规则的外向型复合人才，要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为人才成长提供良好空间。大力推广新技术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应用。传媒要想具有竞争力，必须跟上技术进步的脚步。代表新技术的新媒体就具有天然落地、覆盖广泛、迅速扩散的特点。而大数据在新闻传媒的应用这一崭新命题也需要高度关注。大力发展与传媒业相关的文化产业。根据“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的研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与相关产业和上游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密切相关。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与国际传播能力息息相关，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必然带动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
最后，要做好国内传播工作。经验表明，一个无法获得国内人民信赖的传播者，难以在国际舆论竞争中大有作为。只有对内传播做好了，才可能将国内传播的竞争优势转化为国际传播的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国际传播要做好发力工作。
第8篇：国际传播论文范文
关键词：微博外交；评估框架；行为论；过程论；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G206.4；D8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08
公共外交正从以政府、政党等政治行为体在外交系统中互动的政治过程变成融合跨国媒体、跨国企业、国际非政府组织（下简称国际NGO）、全球公民等国际行为体互相交接、建立互动关系的社会过程。具有全球传播效力的社会化媒体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09年，中国四大门户网站之一新浪开发了中国版的推特――微博。微博迅速走红，成为最时尚、最有影响力的新兴媒体，并为各类在华过激行为体关注和运用，成为国际行为体与中国公众互动的重要工具。从网络（或电子）外交到推特外交，再到大中华区域内的微博外交，这样一种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实践绝不是一个新现象。然而我们更不能忽视，不同国际行为体之间、同一类国际行为体内部，其微博外交的特定形式可能由于各种复杂因素而有所区别。要认清微博外交的形态和社会机制需要一种研究进路和评估框架，否则就难以辨别并确定不同国际行为体在不同时空条件中微博外交的最重要特征及其连续性和区别性。
一、微博外交“行为论”
微博外交从本质上看是一种传播活动。从最简单的含义理解，传播是一种人类关系，涉及两个或更多人――这些人在一起分享、对话、交流、或仅仅是在节日或哀悼会上交谈。因此，微博外交作为一个行为，是社会和文化的“统一性”（togetherness）。而以凯瑞的传播仪式观看来，微博外交带有“终极性”的特征，是一个行为，更是文化本身[1]。由此可见，文化对于研究微博外交至关重要，因为任何微博外交的行为都是其参与者所属文化的产物。
根据安德森的论点，文化与特征、情景和地位身份（identity）一起，构成了微博外交“行为论”的四个基本来源之一（如图1所示）[2]。在这种研究进路中，文化是社会环境对微博外交实践中人际交流行为的持续影响力。文化由一整套关于信念、价值观以及需要等概念构成，并会影响大多数的行为。文化通过格尔茨所称的控制机制――计划、处理、规则、指令对个人行为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从行为的角度来看，微博外交实践中的文化可以通过国家内部、社团之间的差异的鲜明对比而体现出来[3]。
二、微博外交“过程论”
然而，我们还可以把微博外交看作是一个共享信息的过程，在其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者达成相互的理解。相互的理解可以通过额外信息（反馈）的连续不断的共享来实现。在通常情况下，微博外交过程必须经过信息交流的几个周期，才能改变妨碍达成谅解的最初的分歧[4]121。在此之前，从拉斯维尔、香农、韦弗的传播过程直线模式[5]10，到奥斯古德、施拉姆、德弗勒的传播过程互动模式[5]13-14，都对传播过程本身和内部的动态性、序列性、结构性进行了深入分析，但这不能揭示像微博外交这样一种宏观社会传播的总过程[6]64。科学地认识微博外交离不开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宏观过程研究，即“社会传播的总过程”研究（如日高六郎《大众传播概论》、中野收的《传播总过程分析的理论框架》等）及其理论视野、基本观点则可以作为传播“过程论”的一种研究进路，即微博外交“总过程”研究。
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把微博外交的过程分为三种类型，其中与精神生产相联系的信息交往，与社会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生产关系、意识形态保持互动关系。而微博外交传播过程的双方可以是个人、组织、国家，双方都有着一定的社会条件或环境背景。这种总过程分析框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微博外交实践是信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微博外交与资本制度紧密结合，尤其是大众媒介在从事营利活动的同时与权力融合。这种总过程分析框架突破了行为主义的框架，把微博外交的研究与整个社会结构结合起来。
三、微博外交“系统论”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考察传播行为、过程是理解微博外交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仅仅从过程本身或过程内部考虑问题，还不能解释微博外交的全貌，尤其是不能清晰确定其内部结构、关系的互动过程。德国学者马莱兹克曾在“系统论”的影响下提出了一套由关系性实力-结构性实力嵌套的传播范式（如图3所示）。
结构性实力是在较长时期和较大空间内，国际社会关系中信息传播的动力，比关系性实力更具有决定意义。其中，结构性实力就是其所创造的特定的国际社会和政治经济情景中――具有讨价还价实力（bargainning power）（也就是关系性实力）的国际行为体（国家、政府、组织、个人等）的选择范围已经被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结构预先决定――的国际行为体对讨价还价实力的运用能力[7]。举个例子，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是一次历史性的大规模的、结构性的变革。在这个时期，像欧美大国这些行为体控制结构的实力意味着他们拥有更多的优势和机会利用软实力缓和变革中的威胁。而这一过程中，中国有人觉得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中国在国际上的行为及行为结果应反映这一现实。如果将微博外交置于这个系统中，关系性实力①就体现在传播者（大使馆、国际媒体、跨国企业、国际NGO或个人）通过微博传播手段促使受者（个人、群体、组织或国家）采取某种行动（产生相互印象、发出反馈）的实力；而结构性实力则体现在微博外交的国际行为体活动必须在其群体组织、社会环境等制约和压力中进行的世界政治、经济以及信息传播结构的实力。由此，根据杜威对“传播”一词的实用功能主义的理解，微博外交独具特色地带有工具性和终极性的系统特征。当传播把我们从各种事件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并使我们生活在有意义的世界里的时候，它是终极性的。当它分享人类共同体所珍视的目标、分享在共同交流中加强、加深、加固的意义时，又具有工具性[1]6。处于系统论核心的是非累加性，即整体性，亦即系统的各个部分的相互依赖性和相互关系决定着整体。整体大于其各个部分的综合。系统是具有不可简化的特性的整体。系统论点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若干系统性力量在因果关系上的相互依赖。所有这些力量都共同作用，并且或多或少地同时相互作用。对系统论较好的描述是组织结构，而一个实体则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基本部分或彼此沟通的人员组成，其结果不是超过就是不同于各个部分的综合。伽摩利珀认为在系统论中有四个核心观点：
系统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子系统和超级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
相互协调的系统内部汇聚了各具功能的子系统，使这项共同努力在更大的整体或者超级系统内部的其它子系统的功能相互整合。在开放的系统中，稳定性通过利用负反馈的自我矫正过程或者使理想的稳定状态得以保持的一个偏差矫正过程来实现。开放型系统内部的增长和变化构成这些系统的开放型，从而使输出和输入成为可能，并且能够针对环境的变化，保持一种不断调整的状态。系统与环境之间发生的交流一般跨越系统的边界，由输入和输出两者构成[4]122。开放系统本质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微博外交的研究进路，可以用来解剖和认识动态的微博外交系统及其发生的过程。把一个动态、随机过程整合到系统和信息论中，可以防止造成机械的因果关系决定论问题。一个动态的评估框架最好标志着这些相互作用（规制、规约因素和信心），因为行为是对选择所采取的制约措施，而不是因果力量的结果。然而，即便是系统论生发出来的模式也存在缺陷。马莱兹克的传播模式所罗列了各种各样的关系、结构因子，却没有对这些因子的作用强度、广度和影响的大小差异进行分析。我们知道，微博外交强调的是吸引力和影响力。不对这些情况加以考察，我们在评估微博外交时就很难厘清其基本形态。这说明，用微博外交的“系统论”展开研究仍需进一步完善。
四、走向社会网络的微博外交
上述的前三种传播模式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随着窄众化的发展和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原先关于行为、过程、系统的这种分类可以看作是马克斯・韦伯的所谓“理想类型”，即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分类，现实中未必有纯粹的范例。但这样的传统研究进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微博外交所可能出现的每一种传播类型的特征。只是这种分类最初是有现实情境作为参考的。
要想动态、全面地评估微博外交，就必须解释社会体系内部形态的一条研究进路，以识别系统要素和决定系统变化成为可能。笔者认为，微博外交更是一种以社会网络方式存在的传播现象。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丰富的一系列程序和词汇，以阐述微博外交的社会体系，并预测其未来结构[4]122。笔者在这里所说“社会网络”的形式是传播网络。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传播者穿越时间和空间的信息流所造成的关系格局。传播网络可以分析辨别出传播结构或信息流[4]123。在微博平台中，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纽带为传播网络提供了渠道，以便进行物质或者非物质资源的流动，或者便于国际行为体之间建立联系。这些节点之间存在的纽带可能会随着几项要素而有所不同，包括方向、相互依存性和实力。国际行为体之间的联系可以作为方向性的或者非方向性的来衡量。方向性的联系表明从一个行为主体向另外一个的移动，譬如一个国家行为体在微博中向特定粉丝发送的私信次数。此外，这些联系也可能是对称性的或者非对称性的。如果联系是方向性的，但却没有相同的关系，即关系不是双向的，则这种联系就是非对称性的，缺乏相互依存性。非方向性的联系简单地表明两个行为主体在同一种关系中的联系，譬如两个国家具有贸易上的联系[4]123。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微博外交中存在的社会网络及其影响，可以采用传播的一个结构模式[8]。这种研究进路标志着微博外交的网络，表示为一个传播网络的社会测量图示（如图4所示）。这个传播网络由两个沟通的集团组成。每个集团都具有自己的文化。个人或者其他信息来源（媒体、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等国际组织）用圆圈表示，传播流用直线表示。箭头表明信息流的方向。该系统由两个集团A、B组成，其边缘有缝隙。一般而言，集团内部的传播与集团之间相比密度较大，后一种传播是稀疏的[9]。文化边缘的是个人a和个人b之间的联系。用网络分析的术语来说，a和b被称为集团成员（比如同一国际行为体的微博群成员）。他们共用一条沟通连线，把个人与另外一个集团的一名成员联系在一起。个人c并非这两个集团的成员。这一个人维系了两个集团之间的某种联系。跨文化传播涉及个人a、b和c参与其中的集团A、B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包括以传统媒体、新媒体在内的传播网络，因为它们促进了对集团A、B之间的了解。把这些集团联结起来的还有并不属于两个集团当中的任何一个，但却属于超越任何单一文化的全球社会的国际组织[10]。经济全球化、媒体社会化拓展了社会沟通的边界，从而使不同的社会背景或国家在全球范围实现连通。因此，对图中所显示的两个集团之间的传播可以加以概括，以便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包括在内。结构模型，亦称网络模型的各种形式已经被用于研究跨文化传播、集团之间传播和国际传播 [4]126。
在最近对全球化过程中民族作用的总结中，克罗夫茨・威利（Crofts Wiley）认为，这一背景主义的处理方法假设，国家是一个虚弱的也许还是靠不住的组织，由必须在流动性的地理环境中不断地加以重新界定和加强的经济、人口和文化的流动所组成，它是流动、物质、组织机构和象征组成的复杂集合。这一系列复杂的流动可以通过……所描绘的传播网络的结构来分析考察[11]。这就告诉我们，微博外交参与的国际行为体不仅包括国家、政府、政党等公共部门的代表，还包括国际NGO、跨国公司、大众媒介、群体或个人等私营部门、公民社会领域的代表。在过去的20多年中，这些国际行为体开始趋于多元，企业、个人、NGO等逐渐成为公共外交的新力量。由于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与公民社会三大社会单元中的社会机制多种多样，便也更加符合微博外交实践中的真实状况。
五、基于人际传播的微博外交评估框架
微博外交作为一种具有社会网络特征的传播现象，属于传统的人际传播或是大众传播么？首先，让我们判断一下：微博外交是一个大众传播活动么？社会学家德意志曼（Deutschmann）曾将人类的传播形式分为人际传播、大众传播两类，详见表1。
由表1我们可得到两点结论：第一，大众传播是传播的一类，但传播并不仅限于大众传播（比如，也可能是人际传播）；第二，大众媒介传播一定是大众传播，但大众传播并不仅限于大众媒介传播（比如，也可能是演讲的面对面传播）。大众媒介通常可分为印刷和电子媒介。前者包括报纸、杂志和书籍等，后者含电视、收音机、录放机等 。综合莱特（Wright）、麦奎尔及温德尔（McQual and Windahl）的看法，大众传播具有以下四个特性：传播者通常是指组织化的人员，传播者的讯息必须透过组织方能传递，因而成为所谓组织化的人员；传播的讯息公开、快速、短暂；读者、听众人数众多，背景歧异；传播者与阅听人（在微博平台中即指粉丝）之间，关系疏远。对于微博平台来说，每一个账户的运营者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小团队负责，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组织化的信息生产。此外，相较于传统的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微博运营者与其粉丝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密，可以在线上形成直接的互动，包括转发、评论、投票，等等。因此，微博外交这样的传播活动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大众传播，又并非大众传播。那么，微博外交是一种人际传播的形式么？
其实，人际传播自古至今一直就存在着。最早有关人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修辞和说服研究。在那些学者看来，人际传播是作为公共领域的一种讲演活动[12]。后来一些源自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的学者侧重于用认识论来研究人类之间的传播行为，关注人际说服、非语言信息传递、人际吸引力，等等。然而，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人际传播涉及两个或数量不多的人，涉及到创造意义；而且它是通过言语或非言语信息行为得以实现的。广义上讲，人际传播就是：两人或多人之间的言语和非言语信息的产生和加工过程[13]。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微博外交作为一种传播现象，就是两人或多人之间进行着言语和非言语信息的产生和加工。然而，传统的人际传播理论将人际传播视为一个过程，这与作为一种社会网络的人际传播有着一点区别。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微博外交是一种基于人际传播的社会网络传播，在本质上可以视其为一个行为、过程或系统。在这个社会网络中，存在着三个评估微博外交的维度：个体、互动、话语及关系。
（一）个体维度
评估微博外交的第一个侧重点就是以个体为中心的传播活动。这个维度主要理解某一个国际行为体如何计划、生产和加工微博外交的信息。这一个维度立足于一个基本假设，即个体的信息活动在本质上是一个传播过程的核心。这一维度着眼于行为，主要考察在微博外交的实践中，个人或组织在其社会网络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在于对个体权力实施、信息传播进行量化分析。
（二）互动维度
评估微博外交的第二个维度就是我们常说的互动及其产生的话语。这个维度的中心在于将微博外交礼节视为一种信息或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与行为有关的联合行动。这个维度与个体维度不同，视野发生了的转换：即从以微博平台中的个体及其相关属性转向有关信息内容、形式和功能一级互动双方的交往。这一维度着眼于过程，会帮助我们理解在微博外交的实践中，微博网民的理解、意义、规范、角色是如何在互动的基础上被创造出来的。它可以帮助我们考查微博外交实践中，权力实施、信息流动如何产生、发展，在于从信息流动过程中对其进行量化分析。
（三）话语及关系维度
微博外交的最终目的是让国际行为体与受众之间产生积极、良性的关系。在这个维度层面，我们侧重于关注微博外交在传播的发展、维持、终止社会和人际关系――包括朋友关系、竞争关系、浪漫关系、敌对关系等等――方面的作用。评估微博外交的话语及关系维度着眼于系统，认为微博外交的关键在于通过话语建构，在社会网络中最终建立“关系网”。该指数主要考察在这个系统中，公共外交所带来的吸引力、影响力等权力的实施是通过什么样的网络搭建的，信息流动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综上，我们在评估微博外交的实践活动时，应该在不同时间、空间（全球、区域、国家等层面）中，选择来自不同社会单元（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公民社会）的国际行为体，研究其微博传播过程中的个体、互动、话语及关系状况（如图5所示）。这样才能全方位地帮助我们确定微博外交的评估框架。
六、微博外交之反思：并非单一的人际传播
第9篇：国际传播论文范文
关键词：软实力；传播力；全球化
1改革文化传播的体制，建立长效的对外传播机制
对外传播的机制和体制是制约我国对外传播发展的瓶颈。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变化，提高我国传媒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以提升我国软实力，我们必须研究建立新的对外传播体制和机制，推进我国对外传播向纵深发展。在创新体制方面，当前我们要建立规范、畅通、协调的对外传播体制。政府主管部门应当改变以往的管理模式，分离媒体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让他们在自主的环境中，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媒体具有更充分的新闻报道权。另外还要突破“计划经济意识”对外传播模式，建立起市场化的模式。要大力推动传媒产业化集团化发展，壮大传媒产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舆论的竞争中保持主动，增强控制力和影响力。
这种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现实的需要。一方面，我国对外传播的环境已发展较大变化。过去，我国对外传播媒体都产生在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当年的军事战争环境已经变成了如今无形的舆论战争。鉴于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国对外传播的管理体制也有必要作适度的转变。另一方面，我国人世后虽然传媒领域尚未开放，但是肯定也会受到较大影响，信息渠道也会更加多样化，这些都给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当然，政府职能的转变并不等于不管，而是转变管理模式，使管理更为有效、更能适应新形势。
2加强国际传播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舆论舞台上的地位
加强国际传播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舆论舞台上的地位。国际传播实力对国际关系和国家间竞争起着重要作用。当今国际传播力量的基本格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据了绝对优势。我们知道，美国在国际传播实力的各个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我国除了对外广播外，其他方面实力都比较弱。正因为我们的国际传播实力比较弱，无法与西方传媒相抗衡，所以在面对西方传媒的舆论打击时，我们在国际舆论上常常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因此，中国必须增强国际传播实力，提高在国际舆论舞台上的地位，要与西方跨国传媒展开长期博弈。加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实力，当前要重点抓好一下工作：
积极营造国际舆论环境，积极利用重大涉外活动搞好文化宣传
在经济全球化和各种思想文化思潮相互激荡的情形下，在涉外活动中，我们应该通过搞好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争取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亲和力和影响力，在国际社会树立一个良好的中国文化形象。
第一，要充分发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塑造中国良好的文化形象。
对外宣传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不仅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更有益于丰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维度和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广泛和深入宣传，可以构建起中国自身强有力的文化认同，在国际社会塑造一个美誉的国家形象，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同时，我们不仅要积极推动文明对话，宣传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念，还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理论创新和实际宣传相结合，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充分发掘和依凭自身的文化优势的“软实力”来弥补硬实力的不足，循序渐进，不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亲和力和影响力。
第二，要谙熟国家对外宣传的策略与技巧，提升对外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面对现代传媒带来的媒介化社会的新环境，要更加有效地对外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对外宣传工作要“坚持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要“深入研究不同国家受众的思维习惯和对中国信息的需求，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有的放矢，增强对外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亲和力、说服力”。因为只有更加贴近外国受众的兴趣和需求结构，才能有助于从根本上增进不同文化实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知。
因此，不仅是转变观念的问题，而且还是塑造中国充满活力、民主开放和富有人文关怀的国家形象的策略问题。具体要把握以下几点：
对于价值观冲突，要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努力做到既坚持自己的标准，同时也尊重对方的价值标准。为了有效、恰当地进行交流，就需要对对方的文化背景尽可能多地加以了解，避免用我们自己的文化标准去衡量和评判对方的行为方式，而是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对外来文化要合理吸收乃至扬弃，在跨文化交流中要相互理解、相互适应、求同存异。对于文化竞争，面对文化弱势地位，要面向主流社会主动出击，营造舆论环境，积极利用重大涉外活动搞好文化宣传。文化竞争并非零和游戏，弱势文化也有相当的渗透力。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对外宣扬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并以此为标准来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更好地与国际社会求同存异，增加共识。我们要主动利用各种涉外活动介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更要说明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和背景，从而使国际社会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价值理念，使我国能更广泛和更有力地朝积极的方向影响国际对华舆论。同时，我们也应当抱着虚怀若谷的态度，认识、理解和学习其他文化的精华，积极开展各种文化间的交流对话等，增信释疑，为搞好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筑就更坚实广泛的基础。
讲究策略，改进对外宣传的方法，要针对西方主要媒体不断地“妖魔化中国”拿出对策，以有效化解其负面影响要提高宣传技巧，以容易被西方人接受的宣传风格和“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把中国和平崛起的方针政策和发展现状传达到普通大众的心中，以消除他们对中国崛起的恐慌心理，逐步压缩“中国”的市场。
另外，在提倡爱国主义的同时，要提倡国际主义，使人民认识到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意义，支持对外战略和政策。相信中华文化的丰富资源经过现代化的提升，定能走向普遍化，从而为维护地区共同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做出贡献3调整文化产业政策，发展我国的大众文化产业
从对“文明冲突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固有的文化是抗拒“文化全球化”的最顽固的屏障，所谓的“全球性文化”，很大程度上只是集中各不同文明存在交集的较浅层面上，例如政治意识形态层，以及大众文化或者消费文化层。这给我们振兴中国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思路，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调整中国的大众媒介文化产业政策，以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大众媒介文化产品作为先锋。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交集，从而突破国际传播“文明的藩篱”呢?
所谓大众文化。主要指能够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和精神享受的文化产品，如电影和电视节目、书刊杂志、流行音乐以及快餐食品等等，经济性和娱乐性是其两个最基本特征。大众文化的勃兴，是时展的产物，是社会变革的必然。它不仅为促进文化生产与消费开拓了广阔的空间，而且也明显地丰富了文化景观，扩大了文化辐射，活跃了文化生活，实现了文化共享，大众文化本身的娱乐性与消费性具有的普世效应，使之更容易被国际传播受众接受，不容易引起文化反感与意识形态的对立，因此，大力扶持大众文化产品的输出，是扩大中国国际传播影响，在国际树立中国良好形象的极好切入点。
3提升华文媒体在世界传媒中的地位
要想建立中国媒体在世界传媒中的主导地位，除了积极与世界接轨、采取多语传播这样开放的心态外，加强汉语本身在世界的地位，打破英语媒体垄断性的强势地位，使汉语媒体成为世界主要媒体的组成部分，应该是我们不断努力的方向。语言是信息传播的基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大小的重要指标。美国之所以能够将各种文化产品连同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行销全世界，除了国力的支撑外，主要依靠的就是语言优势“为了维护自己的语言文化利益，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目前许多国家都在有计划地实施各自的语言战略，并努力扩大语言的国际影响”正如程曼丽教授谈到的一样。目前许多国家都在进行本国语言的振兴运动，以希打破英语的垄断地位。例如：法国现在正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也在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超级秘书网
相比之下，中华文化是世界唯一没有断层过的文明，而作为其传承载体的汉语虽然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却并不能算强势语言。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不多，汉语在国际社会重要交际领域中的使用也十分有限。在这方面，汉语自然不如英语、法语，甚至不如日语。究其原因有多种，其中汉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低。缺乏一致性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中国香港、澳门地区的汉语或中文标准，包括所谓的法律语言本地化等，都是以粤语为主而在国外华人社区，则绝大多数都是以汉语的某种方言为主要交际工具并作为通用的标准。近些年来，这种差异虽然开始缩小，但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这不但不利于华人社会的融合，也直接影响当地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对汉语和中华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因此，在“汉语热”不断升温的今天，在促进汉语言的标准化、规范化使用，提高汉语的国际声望，实现中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方面，中国政府有必要进行长远规划，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目标。不断提升汉语以及华文媒体在世界的影响与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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