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家庭暴力论文范文

当今妇女的现状，家庭暴力是个不能避免的话题。据了解世卫生组织近期首次就家产暴力现象展开全球调查，调查范围涵盖10国超过2.4万名女性。调查结果显示，骨折、瘀伤、烫伤、头骨破裂、下巴脱位以及和恐惧等现象在女性当中有时有发生，而且施暴者主要是她们的丈夫或亲密伴侣。此外，遭受身体虐待或待的女性更易遭受长期健康问题困扰，包括抑郁和自杀倾向。

尽管有法律保护妇女不受虐待，但是家庭暴力案件很少能得到，除非打成重伤或出现致死人命的情况。许多受虐妇女因此丧失了的勇气，不得不继续维持暴力的婚姻关系。有些人甚至去走极端，主张只有用暴力和谋杀的手段才能结束这种关系。

在美国的家庭暴力中，95%的受害者是妇女；在美国妇女的一生中，每四人有一人会遭受其家庭伴侣的暴力侵犯；每年都有约600万妻子受到丈夫的虐待；每年约有2000至4000名妇女被殴打致死；美国警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应付因家庭暴力打来的电话上；被谋杀的妇女中60%是死于熟人之手；最常见的情况是分居和离婚的妇女被男方设陷阱加以谋杀；因伤住院的妇女中有20—30%是被伤害的；产妇中有17%报告说在怀孕期间受过暴力侵犯。

在法国，有200万妇女经常遭受男人的虐待；有德国有400万妇女遭受丈夫的虐待。

在犹太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暴力很普遍，其实犹太教义并不赞成家庭暴力，也是主张对施暴者加以惩罚的，同时应当对受害者给以补偿。以色列的一项调查表明，受虐妇女的生活环境同监狱极其相似：与世隔绝，受害人被割断了与外界的信息联系，丧失了来自外界的物质与精神支持。

西班牙卫生部长、世卫组织年度健康大会主席埃莱娜•萨尔加多说：“每18秒钟，就有一名女性遭受暴力或虐待。我们必须制止这种可耻行为。”

传媒揭露的一个印度妇女个案引起公众的关注：她被姻亲杀害，原因是婚后八年其父仍不能交齐嫁妆钱。这一案件使人们对在印度针对妇女的暴力状况有了认识。移民妇女中的家庭暴力状况也非常严重。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南亚妇女到达美国，由于丈夫的虐待，她们对新生活的梦想很快就被噩梦毁掉了。

一、在我国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和现状

（一）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

在家庭暴力中，遭受侵害的90%为女性，在调查中，发现其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丈夫有外遇，用暴力逼迫妻子离婚；

2、因生育女孩，心怀不满而实施家庭暴力；

3、夫妻下岗，经济压力大，殴妻发泄苦闷；

4、丈夫、酗酒引起家庭暴力；

5、丈夫自私、多疑。

（二）家庭暴力现状

1、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从接待的2003—2005年分类统计表明，反映家庭暴力问题的案件逐年上升。另外，由于家庭暴力具有一定程度的隐蔽性，遭受暴力的女性因种种原因，不愿为外人所知，因此，在实际上，家庭暴力发生率远远要高于这个比例。

2、家庭暴力情节日趋严重根据对暴力典型案（事）例进行的调查看，受害者均为妇女，施暴形式多样，手段残忍，轻者语言伤害，拳打脚踢，重者则用棍棒、匕首、铁器、剪刀等残害妇女，使受害者在肉体和精神上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创伤，人身权利遭到严重侵害。

3、施暴者的年龄、文化、职业构成（重点剖析20个家庭暴力典型案（事）件）从年龄构成看，施暴者大多数文化素质较低，但也有大学本科毕业的干部、科技人员和教师。从职业构成看施暴者中农民居多，其次是工人和个体经营者，但是也有国家领导干部等。

二、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由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传统思想尤其是封建的婚姻道德观流弊甚远。

1、夫权思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夫为妻纲”的古训在一些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虽然新中国的法律规定了男女平等的原则，但“夫权”观念却不是短期内就能改变的。

2、大男子主义。“男主外，女主内”的千古遗训一直控制着某些人的思想，在这种观念下，女性的全面发展受到抑制，自然要依附男性；男性自身也认为自己是家庭的主宰，要担起养家的重担，这种思想注定了男性在家庭中说一不二的局面。

3、重男轻女的思想。在遭到丈夫的虐待案例中，由于妻子没有生育男婴或女方丧失生育能力的占相当比例。

（二）社会原因受“清官难断家务事”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往往对家庭暴力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简单地把它归为家庭纠纷，客观上助长了家庭暴力的肆虐。

1、有关部门对家庭暴力问题重视不够。在接访，我们发现有80%的妇女在遭遇家庭暴力时，直接报110或直接到当地派出所报案，还有的妇女到司法部门寻求帮助，可是却被认为是一般家务事，不予过问和调解。即使处理也只是批评教育了事，使施暴者更加肆无忌惮的实施暴力行为，而使众多受害人投诉无门。

2、社会舆论在法制宣传和教育方面开展得不够广泛和深入。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打老婆应该，谁也管不着，打也没有管，因此，把老婆作为发泄工具。而妇女这个弱执群体，在遭受家庭暴力后又有许多后顾之忧，怕被人笑话、瞧不起等。使她们只能忍气吞声，不能理直气壮地寻求法律帮助。

3、我国现行法律不够完善，尚无配套措施预防、制止家庭暴力。

（1）在立法上，由于保护家庭成员人身权利，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分散于各个法律之中，有的规定比较原则，可操作性差。

（2）根据我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对家庭成员之间的轻微与轻伤伤害案件及虐待案均有“告诉”才处理的规定，因很多人都不去投诉，这就出现了施暴者即使在警察眼皮下也敢为所欲为，而司法人员却不去制裁状况。

（3）家庭暴力蝗隐蔽性增加了办案难度，没有确凿证据，致使执法部门难以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家庭暴力一般发生在家庭当中，当事人只有夫妻二人，没有第三者在场，加上有的妇女不及时到司法部门鉴定伤情，这就给取证造成了困难，而没有确凿的证据，执法部门无力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执法和法律援助的力度不强，缺乏执法监督机制。目前，有关部门的执法监督力度不够，执法不严，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打击不力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

（三）经济原因从调查的情况看，有部分女性在经济上没有独立性，致使其过分依赖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丈夫，经济地位不平等，内在地决定了家庭暴力的实施。

（四）处理婚姻关系不够慎重，婚姻基础不牢固发生暴力的家庭往往婚姻基础不稳固，原本婚姻质量较差，夫妻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松散或仇视状态，这为家庭暴力埋下隐患，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这种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呈上升趋势。

（五）妇女自身原因家庭暴力是男性对女性人权的侵犯，由于妇女自身素质、文化水平、个性心理等原因，许多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之后，顾虑重重，屈尊忍让，遮掩，妥协，一味迁就，自身的软弱和无知、无疑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使得施暴者心理上更占优势，胆大妄为。很多人忍受暴力多年而不离婚，为什么这些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会选择留在一个暴力家庭呢？主要有四点原因：一是希望对方痛改前非，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但事实上，没有外界的帮助，施暴者自己彻底改正的概率很低；二是为孩子，她们认为单亲家庭不利于孩子成长，三是有“和为贵”的想法，特别是那些丈夫施暴后又会一再认错的家庭，施暴者和受害人都可能在认错——打人——再认错——再打人的循环中不能自拔；四是她们不断检讨自己，认为可能自己某方面做得不好才招致暴力。

三、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舆论宣传和法律支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舆论宣传作用不可低估通过普法宣传及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知识，是提高全民道德水平、增强全社会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主要途径。要把新《婚姻法》、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母婴保健法》等法律法规作为普法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大宣传力度，不断增强全社会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观念。对实施家庭暴力、遗弃和虐待家庭成员的人要敢于曝光，揭露其丑陋的灵魂，在社会上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势。同时执法部门对违背法律的行为，要依法严惩不怠，遏制家庭暴力的发生。另外加强道德，提高全民素质，树立良好风尚。通过多种教育活动形式加强国民的道德教育，促高社会防止、减少甚至消除对妇女的家庭暴力。通过教育，借助舆论的力量，倡导良好的婚姻道德风尚等以制止暴力，使不道德者受到应有的舆论谴责，同时也通过教育使每个人懂得彼此尊重对方的人格和尊严的重要，更尊重别人的人，才获得别人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尊重。另外，通过多种渠道对弱势群体——妇女进行“自信、自立、自强”的教育，使她们提高自身素质，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从根本上摆脱家庭暴力的威胁。

（二）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框架来制止和处罚家庭暴力行为。

我国现有关于维护妇女、老人、儿童权益的《宪法》、《民法通则》、《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中，要消除家庭暴力就是要逐步完善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了有效的法律救济手段。例如：设立分居制度，它作为同居制度的一种补充，不仅可以缓解夫妻双方的矛盾，还可以对防止婚内暴力以及由此引发的刑事案件有积极作用；在民法上，因从侵权的角度看待家庭暴力赔偿请求权，受害方有权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包括精神赔偿）。

建立多层次多机构的社会支持体系。

1、充分发挥基层居委会等组织的调解作用。

2、强调执法机关的职责。

3、建立类似于国外妇女庇护所性质的社会救助机构。以帮助受害人及时摆脱家庭暴力。

（三）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健全社会法律保障体系，依法加强对妇女人身权及相关权利的保护。首先，要加强立法。要进一步完善立法体系，增加有关内容和惩治力度，使惩治对妇女暴力的法律法规更加完整、更加有力、更加具有针对性，使受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证，使侵犯妇女权益的案件得到公正处理。用法律武器制止家庭暴力，是维护妇女权益的根本途径。现在，全国已经有20多个省、市专门针对家庭暴力法。另外还可以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针对中国现行法律对家庭规定的明显缺陷，如有关法律条文分散、家庭暴力的概念和范围不明晰、公安机关介入家庭暴力的程序不明确、法律重事后处置而轻事前预防、对家庭暴力受害者保护不力，迫切需要制定防治家庭暴力方法。未来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应当是对家庭暴力的界定宜宽不宜严，建立民事保护令制度。借鉴在英美国家和地区已成功的民事保护令制度，直接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给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提供快速救助；及时遏制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和有现实危险的行为发生家庭暴力，保护受害人。

第2篇：家庭暴力论文范文

中国家庭暴力的研究存在不足，不仅表现为政府决策部门和普通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忽视，还表现在学术研究上，缺少有关家庭暴力实证调查的数据，有关家庭暴力的论文和著述也不多见。而在实践中，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隐藏在家庭中的暴力犯罪逐渐显露出来，有关家庭暴力事件的报道日益频繁。这种状况不仅要求决策部门能够重视这一问题，更要求学术界能研究并提供家庭暴力的标准，通过实证的调查，分析家庭暴力的原因，提出相应的预防对策，为立法机构制定和完善有关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律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基于此，笔者就此问题展开论述，以期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够关注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

关键词：家庭暴力危害成因对策

Abstract：Theactofviolenceamongkinsfolkstakesplaceinfamily’sviolence.Theseriousfamilyviolencehasendangeredthevictim’sphysicalandmentalhealth,hasinfringedthevictim’slegitimaterightsandinterestsdaybyday,havedestroyedthesocialstabilityanddevelopment,hasalreadycausedtheextensiveconcernofthewholesociety.Inordertoofferinanall-roundway,moreconcrete,moreproperassistanceofvictimofviolencetothefamily,inordertomakebettersocialeffect,mustsetupthelaw,society,societyofpsychologyeveryaspectandsupportthesystem.TheresearchoftheviolenceofChinesefamilyexistsinsufficiently,isnotmerelyshownasgovernment’sdecisiondepartmentandordinarymasses’neglectofthisquestion,stilldisplayitontheacademicresearch,lackthedatainvestigatedaboutfamily’sviolencerealexample,thesisaboutfamily’sviolenceandwritingrarly.Inpractice,withthechangeoftheconceptsofpeopleandchangesofthesociety,theviolencecrimehiddeninthefamilyrevealsoutapparentlygradually,thereportaboutincidentofviolenceoffamilyisfrequentdaybyday.Thiskindofstatenotmerelyrequiresthedecisiondepartmenttopayattentiontothisquestion,requiretheacademiatostudyandofferastandardofviolencetothefamilyevenmore,throughtheinvestigationoftherealexample,analysethereasonoffamily’sviolence,putforwardthecorrespondingpreventioncountermeasure,offerthebasisintheoryforthefactthatthelegislativebodymakesandimprovesthelawaboutfamily’sviolencecrime.Becauseofthis,Ilaunchdescribingonthisquestion,aminthehopeofcastingabricktoattractjade,hopemorescholarscanpaycloseattentiontothefamilyviolencequestionofChina.

尽管家庭暴力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是即使在西方，人们开始重视并系统研究这一问题，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这是因为家庭暴力不单纯是暴力犯罪，它总是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家庭的伦理价值、社会的传统文化交织在一起的，被有意无意地掩盖起来，甚至被认为是正常的事情。美国的犯罪学家在进行家庭暴力犯罪研究时，都试图回答，“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在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家庭是最严重的暴力场所的情况下，所有的公共机构和私人团体都会忽视它的存在呢？”①

目前，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的家庭暴力现象不断显现出来。根据1994年国务院的《中国妇女状况》白皮书，我国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其中25%是由于家庭暴力引起的。②家庭暴力不仅对受害人造成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看，它还表现为对家庭中弱势群体人权的严重侵犯。人权不仅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还包括所有社会公民取得平等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仅体现在政治生活领域，还体现在家庭生活领域，而且只有在家庭生活领域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相互尊重，才能为整个社会的人权保障提供必要的前提。对家庭暴力的研究，不仅体现了对于受害者的关怀，更体现了对于他们人权的尊重。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家庭暴力犯罪的概念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和规范的基础。只有明确家庭暴力的范围、形式以及和其他暴力行为的区别，才能为实证的调查，原因和预防理论的研究提供基础。笔者认为对家庭暴力概念的研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家庭暴力的家庭性和违法性

家庭性是指暴力行为发生在具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家庭性是家庭暴力犯罪和其他暴力犯罪的基本区别。正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具有隐蔽的特点，也使得人们对于家庭暴力的态度同对于其他暴力行为的态度具有很大的不同。违法性是指不符合正当防卫的要件，而对其他家庭成员实施暴力行为的性质。正当防卫是阻却家庭暴力违法性的唯一事由。有人认为，如果是出于合理的目的和动机，对家庭成员实施的暴力不属于家庭暴力犯罪，比如丈夫因为妻子的婚外恋而对妻子的毒打，父母出于教育的目的而对子女的肉体惩罚。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反对家庭暴力，是因为暴力行为本身侵害了家庭成员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对于家庭暴力犯罪预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不能够决定家庭暴力的性质。家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来进行解决和救济，但是决不能诉诸暴力的手段，否则就具有违法性。

2家庭暴力的严重性

研究家庭暴力犯罪，必须强调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家庭暴力应研究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行为。家庭暴力不应包括家庭中的各种暴力冲突，诸如夫妻之间偶尔的诉诸轻微暴力的争吵，父母对子女没有严重后果的体罚以及家庭成员之间未造成伤害的偶尔殴打行为等。

另一方面，对家庭暴力严重程度的要求应比《刑法》规定的家庭暴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要轻微。家庭暴力不仅包括刑法的犯罪行为，还包括具有社会危害性，用刑法方法以外的方法进行处罚或者应当通过修改以后的《刑法》进行处罚的行为。③家庭暴力的外延应该比刑法规定的犯罪外延更为宽泛，这是因为家庭暴力不同于其他暴力行为，家庭暴力的施暴人和受害人具有长期共同生活的关系，它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表现为一次严重的暴力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的不严重的暴力侵犯，不是表现为肉体的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的精神压抑。对于一次轻微的家庭成员间的暴力行为，如果不认定为家庭暴力，并由司法机关或其他机关介入处理，这实质上是放任了施暴人的暴力行为，忽视了受害人利益的维护。因此，对于家庭暴力的认定，一方面要强调其行为的严重性，防止家庭暴力行为过于宽泛而失去了理论研究和实践处理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强调行为的一般严重性，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护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的切身利益。

3家庭暴力的文化传统性

对于家庭暴力行为的研究，不应该忽视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差异，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中国在19世纪被打破闭关锁国的状态之后，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中国在强调对个体人权重视的同时，更加注重集体人权的维护和秩序的稳定，在引入外来文化的同时，又注重传统文化的回归。西方将家庭成员之间的大多数暴力行为都纳入家庭暴力犯罪，并在立法中使用司法资源加以规制。笔者认为，除非是非法婚姻关系，或者双方已经进入离婚诉讼程序，不能将婚内纳入家庭暴力的范围，否则不仅与人们的普遍观念有着巨大的差异，也不符合中国目前人权保障的现实。在中国，婚姻意味着夫妻之间的特定的人身关系，同居是夫妻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双方登记结婚，就是对同居的在法律上的承诺。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家庭暴力不应包括夫妻双方性的侵犯。总之，在借鉴西方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成果时，我们要注意与我国国情的差异，从而确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家庭暴力概念。

4家庭暴力研究的重点

家庭暴力包括存在于所有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但是在进行具体的家庭暴力研究时，我们既要关注所有家庭暴力的发生机制，价值冲突和应对模式，又必须有重点地研究在实践中经常发生的，被害人处于明显弱势地位的家庭暴力。在中国，针对子女对于父母的暴力和父母对于子女的暴力，无论是立法的规定、司法机关的保护，还是人们的态度，都存在很大的差别。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更应该受到我们重视的是家庭中父母对于子女的暴力和丈夫对于妻子的暴力。这两种暴力的受害人遭受严重侵害，但在立法中保护不足，司法机关不愿意介入。对这两种暴力行为的重点研究，有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真正解决家庭中存在的暴力问题，从而在家庭的成员之间建立相互尊重彼此人格权利的观念，使得人权观念从政治生活的领域贯穿到家庭生活的领域。

综合以上因素，笔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属于正当防卫的伤害行为，未造成伤害的长期暴力行为以及其他的长期虐待行为。家庭暴力原则上不包括夫妻之间的犯。家庭暴力研究的重点是夫妻之间的暴力和父母对子女的暴力。

二、家庭暴力的原因

1西方家庭暴力原因研究

西方对于家庭暴力的系统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在实证的调查基础之上，西方学者分析了家庭暴力产生的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体系。笔者拟对西方家庭暴力原因的研究进行初步的介绍，以期对我国的研究有所裨益。④

（1）性别与家庭暴力。研究者通过调查发现，在家庭对孩子的暴力中，母亲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人们对这一现象的简单解释是，母亲和孩子相处的时间要比父亲多。实际上，真正的原因要复杂的多。母亲的角色决定了她对孩子的成长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孩子的成长是母亲在家庭里的主要角色。孩子往往会和母亲的思维、日常生活发生冲突，相反，孩子很难与父亲的工作与活动发生冲突。正是母亲在抚养孩子过程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在遭受压力或挫折之后，更容易外化为对家庭成员的暴力行为。

（2）暴力循环周期因素。

在西方的家庭暴力研究中，一个公认的结论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曾经遭受过暴力的人，比没有遭受过暴力的或很少遭受暴力的人，在将来更容易对配偶或子女实施家庭暴力。学者根据调查的数据，提出了“暴力推动暴力”的结论。

（3）社会经济地位因素。

调查的数据表明，家庭暴力在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更为普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家庭暴力仅局限于经济地位低的家庭。实际上，所有的经济水平的家庭都存在家庭暴力的问题。

（4）社会压力因素。

调查显示，家庭暴力的比率同社会压力的比率成正比。社会压力因素主要包括失业或半失业、经济窘迫、不期望的怀孕、单亲家庭。

（5）社会交往障碍因素。

对家庭暴力的调查发现，一些非常残忍的家庭暴力行为，往往发生在缺少良好的人际关系、生活封闭、孤独的家庭。

2中国家庭暴力原因研究

中国对于家庭暴力原因系统的研究，和西方相比还有一些差距。这主要表现在实证的调查资料不足，缺乏家庭暴力成因的理论。家庭暴力属于暴力行为的一种，实施暴力的原因因素和其他暴力行为的原因因素有很多共同之处。同时，家庭暴力又是发生在特定成员之间的行为。暴力人和受害人之间组成稳定的家庭，决定了家庭暴力的发生还受到家庭传统文化、社会家庭观念以及社会变迁的影响。家庭暴力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社会因素的作用，又有主体因素的影响，从而构成复杂的原因系统。

（1）我国家庭暴力产生的主要因素

A、传统文化因素。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作为封建文化的指导思想，三纲理论不仅成为封建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经过统治者的宣传，还成为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观念。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确立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的权益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成就包括立法上规定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工作岗位上提拔和任用妇女干部。但是，这些成就主要集中在政治生活领域。在人们的头脑意识中，父权和夫权的思想还有很大的市场。

B、社会变迁所产生的社会压力因素。根据暴力发生的“压抑—诱发”模式，种种因素造成了个体需要的压抑，从而产生严重的心理冲突，当遇到一定的外界刺激以后，很容易外化为攻击性的行为。⑤中国在近二十年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社会变革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竞争压力。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体制的变革，思想观念的冲击，造成了社会秩序的震动，也带来家庭生活观念的转变。社会压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城市人员下岗和农村中劳动力的剩余。由于原有的国有企业的普遍亏损，农村人口的大量增加，部分城市和农村人员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生活的压力积聚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一定因素的刺激下，就容易外化为家庭暴力的行为。

C、其他因素的影响。家庭暴力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还包括夫妻的经济水平差异、教育水平、法治环境以及主体的个体因素等。

随着社会的变化，很多夫妻的经济收入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丈夫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再加上传统文化的夫权观念，很容易强化男性在家庭的控制角色。而女性一旦与这种控制角色发生冲突，就容易发生家庭的暴力。另外，在调查中，很多男性因为经济收入的变化出现外遇，从而使用暴力的手段逼迫妻子离婚。湖南对254起家庭暴力分析，有75起属于此种情况，占29%.⑥

中国的法律法规的缺陷也是家庭暴力打击不力的一个因素。我国的宪法、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虽然对家庭暴力都有禁止性的规定，但都缺乏认定和制裁的标准，原则性规定有余，操作性不强。比如湖南对254起家庭暴力的调查中，只有55人受到处罚。⑦

（2）我国家庭暴力的原因理论

家庭暴力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任何家庭暴力犯罪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主体内外因素综合动力作用的结果，从而形成综合动因的理论。综合动因论要求从整体出发去考察各因素在影响犯罪中的作用，要注意各个原因的层次性，分清内因和外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要注意原因系统的结构性。这对于正确认识家庭暴力犯罪的原因系统具有指导意义。

三、家庭暴力控制模式

研究犯罪的原因对于科学的犯罪预防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我国在家庭犯罪原因的研究上还比较薄弱，以此作为指家庭暴力犯罪预防主要措施的科学依据，稍嫌不足。同时，建立在社会原因基础上的社会预防的最大困难在于，很难协调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尽管古往今来，人们的很多精力都放在这一方面，但是收效甚微。控制犯罪主体的个体预防的核心在于控制人的精神世界。而人类发展到今天，控制人的精神能力远不足与控制环境的能力相比。因此，从社会功利的角度而言，家庭暴力控制的核心在于通过司法控制，加强对犯罪人的惩罚，从而加强对家庭暴力环境的控制。在预防家庭暴力犯罪的策略上，首先是要解决不敢实施家庭暴力的问题，其次才是通过教育和社会的变革，使得人们根本上放弃家庭暴力的观念。笔者认为，我国的家庭暴力的预防模式是以司法控制为核心，建立社会的预防网络。

目前，中国的警察机构对于家庭暴力的认识和处理的态度急需转变。这首先要从立法上明确警察机构在家庭暴力处理中的职能和责任。无论是将来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法，还是警察机构的内部规章，都应该将警察机构规定为处理家庭暴力的主要机构。其次，应转变警察机构的观念，消除家庭暴力是家务纠纷的错误思想，根据被害人的请求，警察应积极介入家庭暴力的处理。

建立社会共同反对家庭暴力的网络：

司法机关在控制家庭暴力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是仅仅依靠司法机关的作用，只能从家庭犯罪的环境上对于家庭暴力犯罪进行控制。对于家庭暴力的社会原因和个体原因的控制是控制家庭暴力的长远和根本的措施。这就需要社会的政策和各个职能机构相互协调，建立以司法机构控制为核心的全社会共同控制的社会控制网络。具体内容为：

1公共政策的制定尽量考虑制止家庭暴力的因素。

国家政策的制定是一个科学的决策过程，目标是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这种投入与产出既有经济的因素也应该有社会的因素。但是目前，国家的决策者总是以经济的成本和经济的产出作为标准来制定政策。这对于解决现实的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经济的发展不能以忽视社会问题作为代价。家庭暴力在中国是一个普遍、长期和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国家在政策的制定上未能将其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加以考虑。这首先表现在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投入上。家庭暴力问题的研究同其他犯罪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需要大量的实证数据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而目前我国所有的数据基本是各省市的社会团体所作的调查。这些调查无论在调查方法还是在数据有效性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其次，对于一些涉及到家庭成员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没有充分考虑到家庭暴力的因素。社会压力因素是影响家庭暴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国家的公共政策对于失业、下岗人员还没有建立完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政策的制定上也没有考虑到家庭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比如对于低收入家庭，国家在子女就学，老人医疗上并没有制定特殊的政策。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很多家庭矛盾会演化成家庭暴力行为。第三，在法律政策的制定上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的危害性。虽然我国的新刑法制定了针对家庭暴力的条文，但是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司法资源主要集中在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处理，例如当前我国集中整顿拐卖妇女儿童问题的政策。但是家庭暴力一直没有成为防御犯罪政策的重点，我国还没有专门的针对家庭暴力的防范政策。

总之，公共政策的制定对于家庭暴力的犯罪具有根本性的影响。政策的制定一方面要注重中国的国情，不能过于超前，同时也要认识到家庭暴力的普遍性和它对人权的严重侵害，从而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反家庭暴力政策。

2建立被害人寻求庇护和物质帮助的机构或场所。

在很多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里，被害人和施暴人的经济地位不平等，特别是父母对于子女的家庭暴力，被害人对于施暴人具有经济依附关系。当被害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向司法机构求助时，还必须得到施暴人的经济帮助。这本身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矛盾和不可行的。这在受害人的自诉案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没有必要的物质帮助机构和场所，很多受害人选择了长期的忍气吞声。因此，为切实保障家庭中弱者的人身权益，国家应建立物质帮助的机构，为受害人寻求法律的帮助和支持，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3为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询和进行法律宣传的机构。

教育水平低下是家庭暴力产生的重要因素。这一方面是因为教育水平低下，导致解决家庭矛盾的手段简单化，很容易诉诸家庭暴力，另一方面，教育的问题也影响了受害人对于自己合法权益的认识。很多受害人并不知道刑法关于家庭暴力的惩罚条款，不知道家庭暴力也是一种犯罪行为。因此国家应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合新闻媒体，进行反对家庭暴力的宣传。这种宣传不能流于形式上的发放法律读本，进行一两次普法教育。家庭暴力是对大多数家庭潜在或者现实的威胁，因此对于反家庭暴力的宣传，应包括尊重公民权利的意识、对家庭暴力处罚的案例、国家的相关政策、重点家庭暴力的报道、家庭教育的方法等，从而使全社会都能关心家庭暴力、关心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4社会调解机构作用的发挥。

重视社会调解是中国预防犯罪的优势。中国历来具有调和家庭纠纷的习惯。对于家庭矛盾的调解，具有防范犯罪、化解矛盾、节约司法资源的功能。但同时，我们也要严格划清社会调解和司法惩罚的界限。社会调解的适用对象主要是不构成家庭暴力犯罪的家庭纠纷，从而使家庭暴力能化解在初级的阶段，而对于严重的家庭暴力犯罪，必须强调司法介入，通过司法机关的惩罚，使施暴人认识到行为的严重性。

5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

目前中国的法律援助机构已经初步形成。但是，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是刑事审判中因经济困难而不能聘请律师的被告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法律援助对象。但是，作为很多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特别是未成年的被害人，在经济上负担不起法律帮助的费用。这需要政府和全社会都能重视这一问题，建立为受害人提供法律援肋的机构。目前我国已有一些民间组织建立的专门为妇女提供法律帮助的机构，比如妇女权利法律语音热线，北大法律服务与研究中心等。但是这些机构的援助对象不能涵盖所有生活困难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同时援助机构还受资金来源、专业人员不足的限制。因此我国应尽快在政府的支持与指导下，建立各种针对不同受害人的专门法律援助机构，从而更好地维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利益。

结语

家庭暴力问题在今后一段期间内仍将会存在，处理家庭暴力问题和救助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仍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尽管新婚姻法较之以前更进一步完善，但消除家庭暴力仍是任重而道远。不过只要充分的发动社会力量来抵制和惩治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将不再是“家务事”，“清官也能断家务事”了而新的婚姻法总结旧婚姻法的实施经验，针对婚姻家庭中存在的问题，纳百家之言，集万民之智，作出了修改和补充，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志。正所谓“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注释：

①SeeRichardJ.Gelles,DomesticCriminalViolence,inMarvinE.WolfgangandNeilAlanWeiner,ed.,CriminalViolence(LondonSagePublications,1982)PP.202.

②湖南省妇女权益部：“促进地方法规出台，惩治家庭暴力”，载《95年世界妇女大会5周年研讨会论文集》。

③魏平雄主编：《犯罪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④张晋藩著：《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的转型》，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⑤魏平雄主编：《犯罪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8页。

⑥湖南省妇女权益部：“促进地方法规出台，惩治家庭暴力”，载《95年世界妇女大会5周年研讨会论文集》。

⑦湖南省妇女权益部：“促进地方法规出台，惩治家庭暴力”，载《95年世界妇女大会5周年研讨会论文集》。

参考文献：

1郝艳梅，重新审视家庭暴力,《前沿》，2001.9.62-632马原，坚决制止和消除对妇女的暴力，人民法院出版社,北京，1997.93-94

3张珊珊等,关注家庭暴力案件，扬子晚报,南京,2001-11-25

4参见中国人大新闻网2001年4月29日刊载，《为了家庭和睦社会安宁》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5参见人民网，法界动态专栏2002年11月24日刊载，《我国重视家庭暴力防治，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第3篇：家庭暴力论文范文

【关键词】家庭暴力、干预/立法

家庭暴力，作为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违法犯罪行为，其存在不仅严重侵害了受害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导致了婚姻家庭的不幸，而且还极易引发恶性犯罪案件，危及社会的稳定。因此，采取包括专门立法在内的各种措施以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既是保障家庭弱势群体人权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势在必行

为了消除家庭暴力，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作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些成绩并不能使我们乐观，因为当前我国在防治家庭暴力方面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困难，其中，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规范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不完善也尤为突出。有关调查表明，很多人将处理家庭暴力不力的原因归咎于无法可依，而且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必要制定一部较为完善的专门规范家庭暴力的单项法律。[1](P29)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我国，对家庭暴力问题虽然已经有了一些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在制止家庭暴力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容否认的是，现有的法律规定还有很多的不足，其主要表现为：(一)现行的刑事法律中对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诸如虐待、遗弃等多以“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为条件，而且在程序上多将其列为自诉案件，这势必会把相当一部分家庭暴力行为不当地排斥在刑事干预之外；(二)由于刑法中没有明确承认“婚内”，由此，影响了对婚内性暴力的处理；(三)在民事法律方面，修改后的婚姻法虽然第一次将“禁止家庭暴力”写进全国性的法律之中，但对家庭暴力未做明确界定。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对此作出了司法解释，但该解释显然将家庭暴力的范围限定过窄，是否完全符合婚姻法的立法本意值得探讨；(四)在程序法方面，对于家庭暴力案件缺乏特有的处理程序和证据规则，这必然导致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人举证负担过重，家庭暴力案件的事实难以认定，在客观上使一些施暴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五)在组织法方面，没有为设立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包括行政机构、司法机构作出明确的规定；等等。[2](P24)由于存在着上述立法上的不足，而遵从法律又是执法者、司法者的天职，这就必然导致在制裁家庭暴力方面存在执法上的不足。我们认为，针对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和反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就必要性而言，在我国，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家庭发生家庭暴力，尽管相对比例与国外相比并不高，但因我国人口数量和家庭数量众多，所以其绝对数量并不容忽视，反家庭暴力法律有着自己特定的适用空间和对象；再者，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不仅可以使制止和预防家庭暴力的规范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对我国的现行法制是一种完善，而且也是履行有关国际义务，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就可行性而言，我国的宪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刑法等法律已对此做了原则性的规定，这就为制定专门的有反家庭暴力法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而日益深入的理论研究和许多成功的国外立法经验亦可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借鉴。此外，一些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或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也为制定全国性的反家庭暴力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的几点思考

为了使反家庭暴力法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制裁施暴者，保障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认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明确反家庭暴力法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由于家庭暴力是个社会问题，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适用的法律规范也十分广泛，因此，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既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同时更需要形成一个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据，以反家庭暴力法为主体，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婚姻法、刑法、(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和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我们国家参加的有关国际人权约法在内的法律体系。既然家庭暴力法是这一法律体系的主体，就应当具备相应的“纲领性”和“综合性”；纲领性就是这部法律应明确防治家庭暴力的指导思想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其他法律规定相关内容提供法律依据；综合性就是要在内容上既有实体法的内容，又有程序法、组织法的内容；既有民事责任的规定，又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既有关于政府组织的规定，又有非政府组织的规定；既有引述、重申性规定，又有协调性、独创性、保障性的规定；既有倡导性、宣言性的规定，又有义务性、强制性的规定。

(二)明确反家庭暴力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反家庭暴力法应当：1、坚持依法治家、以德治家的方针，以建设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为宗旨，充分体现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精神；2、以宪法为根据，整合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需要，将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系统化、具体化，使之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特别要注意与其他法律的衔接；3、确立预防和制裁相结合的原则，制裁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对施暴者应坚持教育、矫治、制裁相结合；对受害者应坚持保护、补偿、帮助相结合。

(三)明确家庭暴力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家庭暴力，目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人们的认识还是法律的规定都不尽相同。在加拿大，家庭暴力被界定为：“由施暴者使用暴力、胁迫、懈怠或疏忽等方式对另外的人的行为，该行为对于被侵犯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完整性或她的权利、自由以及情感都有损害。”[3](P106)就其具体表现而言，昆士大学的凯瑟林教授列举了以下几种：1、身体上的攻击或强制，如残害、殴打、推搡、禁闭等；2、限制人身自由，如不让参加社会活动、不给提供交通工具等；3、情感上、心理上的伤害，如羞辱、任意贬低人格等；4、威胁、恐吓；5、以破坏家具、殴打宠物等方式伤害对方；6、婚内；7、经济上的暴力，即以剥夺财产、剥夺工作机会使其生活受到威胁等等。在新西兰，1995年12月获得通过并于1996年7月施行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4](P83)在英国(1996年家庭法法案)虽然为配偶、前配偶、同居者和前同居者之间的家庭暴力提供了法律救济，但对家庭暴力的内涵却未作解释。对此，英国学者马力安•海思特认为，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感情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在有关的国际文件中，家庭暴力是被这样定义的：联合国1992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定义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指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上或上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无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95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对于国外立法、学者的解释和国际社会的上述界定，我国很多的学者特别是社会学和妇女学方面的专家学者都持相同的观点，认为这一主张有利于全面地保护妇女的合法权利，体现了对妇女人权的尊重。但也有人认为这一主张内容过于宽泛，对家庭暴力的理解有泛化的倾向，缺乏应有的针对性，因而认为，家庭暴力应限定在肉体伤害，以便认定。目前，对于家庭暴力的内涵还没有全国性的法律做出权威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这一解释显然与国外的规定和认识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在未来的反家庭暴力法中，应当以概括的方式明确什么是家庭暴力，同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列举的方式明确法律干预家庭暴力的范围；而且在确定家庭暴力范围时应注意从以下几方面界定，1、家庭暴力可发生在婚姻家庭、未婚同居家庭、同性恋家庭中；2、家庭暴力可发生在夫妻间、曾有配偶关系的人间、伴侣间、父母子女间、兄弟姐妹间、祖孙间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间；3、家庭暴力的手段既有作为的，也有不作为的；既有直接指向受害人的，也有间接指向受害人的；既有身体的，也有语言的；4、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有身体方面的、性方面的、精神和情感方面的、经济方面的；5、从程度上讲，对受害人造成任何损害和伤害的行为都应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

(四)明确政府干预家庭暴力的责任

各级政府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机关，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极其重要的职责，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各部门有责任结合自身的具体职能，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以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1、采取组织措施，明确义务(责任)主体。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在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中，采取组织措施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徒法不能自行，为了将有关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设立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机构是必要的。同时明确相应的监督机构，加强对家庭暴力案件处理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等。2、司法行政部门应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密切配合，做好家庭矛盾的调解工作，有效控制家庭暴力；解决受害家庭成员的法律援助问题；对要将施暴者告上法庭的受害人，当他(她)们遇有经济上困难的时候，应有一些政府指定的法律机构，为其诉讼，并减免费用，使受害者得到切实的帮助。与此同时，司法行政部门还应与文化部门密切配合，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积极宣传家庭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和社会危害性，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男女平等在家庭生活中实现。3、教育行政部门应明确要求在有关的课程中增加社会性别意识方面的内容，培养青少年树立健康、平等的性别观念。4、计划、财政、民政等有关部门应将防止家庭暴力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特别是要拨付必要资金予以支持；并把救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加强受害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特别是女性家庭成员(尤其是农村女性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5、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应要求各医疗单位建立救助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运行机制，积极与司法机关配合，及时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出具自己掌握的符合处理案件要求的证据材料，并提供系统的医疗卫生服务和相关指导。6、统计部门应将家庭暴力的有关情况纳入统计范围，建立家庭暴力统计数据系统，为了解、分析家庭暴力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研究对策提供数据支持。7、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和帮助居(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组织、社会团体做好维护妇女家庭权益方面的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专门的家庭保护中心，实施多方面、多层次的家庭保护计划，防止和处理各类家庭暴力案件。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有关组织对家庭暴力问题的专门研究，要对在反对家庭暴力的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进行表彰。

当然，在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是要加大公安机关的干预力度。公安机关作为治安保卫机关，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家庭暴力作为一种侵犯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老人基本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它不仅侵害了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与幸福，而且危害着社会的稳定，破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因此，作为负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等重要社会管理职能的公安机关，应当全面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在预防、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维护妇女、儿童、老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为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具体规定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职责和措施，特别是要明确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具体方法、步骤、程序措施，为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刑事案件侦查权提供法律依据；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必须有效地保护被害人，最大限度地减少重伤、死亡、自杀等现象的发生。对于已然发生的家庭暴力案件，在处理时，应做到及时制止、及时救治、消除隐患，减少损害。既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稳定施暴者的情绪，避免矛盾升级，造成更大的损害，又要做好受害人的安抚工作，给予被害人以关怀、同情、鼓励，使之有勇气同家庭暴力作斗争，最终摆脱家庭暴力。

由于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中，而与每个家庭联系最密切是派出所，派出所作为最基层的公安派出机构，遍布在各个社区。社区民警对辖区内的居民情况比较了解，深入基层也比较方便；当家庭暴力发生后，受害者亦便于报案。因此，反家庭暴力法亦应明确要求社区民警作好以下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第一，利用下片走访之机，加强同管界居民的联系，广泛宣传法律知识，使居民能够认识到家庭暴力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树立在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时应积极报警或寻求其他途径救助的新观念；第二，经常与社区的居委会取得联系，摸清管界内各家各户的情况，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把家庭暴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第三，对于家庭暴力比较突出的家庭，进行重点户的走访，找到引发家庭暴力的原因，对施暴者讲清法律后果，使之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对家庭、对社会的危害，及时化解矛盾；第四，配合其他社会支持系统，为受害人提供多方帮助。

(五)明确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和措施

由于司法干预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国家司法权实施的，其干预措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强制性，是各种干预家庭暴力的措施体系中最有效和最后的手段，因此强化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这一方面有立法不够完善的原因，但司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当在完善司法干预措施、改革司法体制方面有所创新。1、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规定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案件可以签发禁止令或保护令；2、对于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允许受害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以此方便家庭暴力受害人、参加诉讼；3、增设保安处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可能实施家庭暴力的人或虽实施了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适用保安处分；4、设立专门机构以增强司法干预的力度。在这方面我国已有成功的经验，如山西省大同市率先设立了专门审理侵害妇女儿童权利的维权法庭；在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也成立了“保护妇女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办案组”，由一名主诉检察官(女)和两名业务能力强、工作耐心细致的检察官组成，专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家庭暴力案件、女被害人案件和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案件的审查工作。该组坚持“专案专办、优先审查”的处理原则，将切实担负起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职责。实践证明，如果在司法系统设立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如家事法院或专门审理家庭案件的审判庭等)就可以大大提高现有反家庭暴力措施的有效性。

(六)明确社区组织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责任

社区作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在维护本社区居(村)民的合法权益、帮助有需要的人们解决婚姻家庭问题、对婚姻家庭权益受侵犯的人们进行救助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作用，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北京市的社区建设，使之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赋予社区组织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能；要求社区设立相应的庇护机构，给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临时的避难场所；设立咨询服务机构对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心理、医学、法律等方面的咨询辅导，同时开展对施暴人的心理辅导和社会性别意识培训；设立相应的投诉、导诉机构。

反家庭暴力法之所以将社会救助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给社会成员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角色转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单位不可能像从前一样对个人的事务包管一切，因此，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救助系统，加强社区建设，强化社区功能，充分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已势在必行。

(七)明确家庭暴力案件中在证据方面的特殊要求

目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除了法律规定不完善外，证据不足也是很大的障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当事人证据意识不强，没有充分注意收集证据，但更重要的是现行的证据规则在证据的采信、认定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家庭暴力案件的特点，因此，在不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有关家庭暴力的民事诉讼中涉及的证据的采信、证明标准、反证责任、司法鉴定的程序等方面作出一些新的规定，适当减轻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这些规定既符合家庭暴力案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又充分体现了反家庭暴力法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特点，也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八)明确规定救济措施，强化法律责任

由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所以反家庭暴力法的重点内容之一应是完善相应的救济措施；特别是有关救济途径(程序)方面的规定；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施暴者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以附属刑法的形式增加制裁严重侵害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犯罪的新规定)、负有法定职责却不履行其职责的执法、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和社会救助机构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应负的法律责任；明确家庭暴力案件鉴定机构的职责及其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明确对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以暴抗暴案件的从轻、减轻处理原则；从而使反家庭暴力法具备较强的“可诉性”，真正成为执法、司法的依据。

家庭暴力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虽然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但离开了完善的法律却又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希望国家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创造的条件，充分利用立法资源，坚决同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作斗争，把家庭暴力降低减少到最低、最小的限度。

【参考文献】

[1]荣维毅，宋美娅.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夏吟兰，李明舜.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法律干预之实证研究[A].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Z]，北京：中国法学会，2002.

第4篇：家庭暴力论文范文

摘要: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中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暴力的行为。其形式包括殴打、罚跪、捆绑、拘禁等体罚形式，也包括威胁、恐吓、辱骂等精神虐待。 家庭是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细胞组织，家庭的和睦与稳定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宁，然而家庭暴力在我国却较为普遍存在着。近年来，有关家庭暴力的投诉数量明显增多。据全国妇联统计，2009年共接到群众来信、来访、来电总数31万多件，有关婚姻家庭权益的占到总数的52.4％。其中有关家庭暴力的投诉又占到婚姻家庭类总数的22.5％。全国妇联权益部门的统计，我国30%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暴力行为，施暴者多为男性。目前我国涉家庭暴力离婚案件中，因丈夫的暴行而涉讼，导致夫妻离异的占绝大多数，由此表明妇女（妻子）是家庭暴力的最大受害群体。日益严重的家庭暴力危害了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侵犯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稳定和发展，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给予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更全面、更具体、更适当的协助，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必须建立完善的反家庭暴力法。笔者在此就其现状、成因及对策等，谈点肤浅的认识，以达抛砖引玉之效果。 希望国家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创造的条件，充分利用立法资源，坚决同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作斗争，把家庭暴力降低减少到最低、最小的限度。论文关键词： 家庭暴力 危害 原因 对策 妇女权益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中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暴力的行为。其形式包括殴打、罚跪、捆绑、拘禁等体罚形式，也包括威胁、恐吓、辱骂等精神虐待。目前，对于家庭暴力的内涵还没有全国性的法律做出权威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一、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 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中，当家庭关系还没有破裂时往往具有私密性。“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观念又为这种私密性加上了一道防线。因此要对家庭暴力精确统计几乎是不可能的。下面以几个区域性的调查和妇联系统信访收集的资料进行说明。这些区域性调查中首先留下了“家丑不可外扬”的影子，在暴露家庭不和睦方面都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报喜多报忧少。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家庭暴力肯定比统计在纸上的多。有关调查统计：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举办了遵循概率抽样原则，采取整体抽样方法的大型婚姻质量调查。样本范围界定在北京市内8 个区，发放2400份问卷，回收合格问卷2118份，有效率达88.25％。 资料显示：夫打过妻的占21.3％；妻打过夫的占15.2％；吵架现象占81.8％。值得说明的是男女动武的质量有着量级不同的很大差异。妻给夫一耳光（或一拳）和夫给妻一耳光（或一拳）有质的区别。对这项调查的双变量分析表明，男人自己承认被妻子打过的概率大于女人承认自己被夫打过的概率。这说明女性中有些人隐瞒了被丈夫打的事实。近几年来，上海市家庭暴力也呈上升趋势。1991年上海市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因婚姻家庭矛盾激化，当事人扬言或有一定行为的伤害、凶杀和自杀的达800多件。 市妇女权益保护委员会统计，1990年全市接待、受理家庭暴力事件3899 件， 其中发生在夫妻之间的2398件，占61.5％。从对向市妇联求救的348个受害妇女遭遇来看，她们中轻者被打得鼻青眼肿，身上多处肌肉挫伤；重者肾脏出血，耳膜穿孔，鼻梁骨折，肋骨断裂；还有个别的则是头皮拉掉，眼睛抠瞎或留下终身残疾。有一个被打妇女自己曾作过一个粗略统计，一年中被丈夫打过98次，其中有一星期内被丈夫用皮鞭抽打过3次的纪录。中国妇女报“家庭暴力问题公众调查”显示有11.2％的女性曾经挨过丈夫的打，这与14.6％的男性承认打过妻子大体一致。不过有44.9％男性认为妻子挨打总有其自身原因。从中可以看出家庭暴力行为是受隐型观念支配的。全国妇联信访处1995年共收到要求保护妇女权益的信件128900件，接待此类来访1600人次。在这些数字中，涉及家庭暴力方面的占三成左右。比起1994年增加了30多倍，尤其以山东、湖南、吉林、四川等地为甚。湖南各级妇联近年接待的信访中，状告丈夫虐待的占30％，有的地区高达50％。长沙市1993年1月至1995年10月， 有登记的家庭暴力事件 有1936件次，95％以上是丈夫殴打、虐待妻子。娄底地区两年来有20多名妇女惨死于家庭暴力，30多名被打成重伤，有的还落下终身残疾。双峰县去年调查的1421户家庭中，有82户发生了家庭暴力，其中8 名妇女被杀或被迫自杀，7名重伤，13名轻伤。湖南每年约有2万个家庭解体，其中有1／4是因家庭暴力所致。中国妇女报何力记者在吉林省部分地区妇联采访时了解到，自1993年以来，在各级妇联接待的来信来访中，婚姻家庭类占70％～80％，而其中属于家庭暴力的案件达40％左右，农村个别地方达70％之多。这些采访记录，每一个家庭暴力案件都渗透着女性的血泪和呻吟，每一位来到妇联诉苦的女性都脸上尚泪心里流血。吉林黎树县北老壕乡的一名农妇，如今已当上了奶奶，却仍摆脱不了丈夫的打骂，结婚30年，挨打30载。马鞍山市妇联统计，1995年接待来访91件，家庭暴力41件，占总件数的45.1％。其中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家庭暴力24件，占总数的58.5％；离婚诉讼期间的家庭暴力2件，占总数的4.8％；离婚后妇女受前夫暴力的8件，占总数的19.5％；家庭成员间的暴力行为7件，占总数的17.1％。可见家庭暴力主要发生在夫妻之间，受害者主要是妇女。 上述点滴统计资料反映了丈夫对妻子家庭暴力的片段概貌。下面一些典型案件也许能增加人们感性认识或视觉效果，它会使你不能不相信中国社会夫对妻家庭暴力的严重性。就在中国第一个国际家庭日（1994.5.5）到来前夕，重庆市李亿琴被丈夫张文勇割掉左耳和鼻子的事件震惊山城，轰动全国；北京顺义县贾艳荣被丈夫黄云明砍断双腿跟踺、挖掉双眼，给即将召开的’95世妇会一个不大不小的示威（1995.5.12）；世妇会余波未逝，长沙市37 岁的姚亿召被丈夫谭自忠从六楼阳台抛出当即摔死的“高楼抛妻”事件（1996.1.4）震惊中外，舆论哗然；重庆市姚蓉被丈夫杜世平长期虐待的事件披露（1996.1.24）给世妇会唱了一个反调。我们还不能忘记：北京女经理连华被丈夫毁容（1994.3.18）；沈阳恶人张伟将妻子严重烧伤致残（1994.3.18）；广东一税管员、 先进工作者朱乔被丈夫廖某火烧致死（1994.4.13）； 北京姑娘仇芳被恋爱不成的刘洪启毁容（1994.5.2）；江西宜丰县违反计划生育的卢润民虐妻熊秋兰致死（1994.5.2）；湖北仙桃农民郑水才只因片言只语不对劲狠心烧妻杨仙娥致死（1995.1.5）；河南泌阳县侯发随囚禁妻子吕贵云，限制其人身自由长达半年之久（1995.3.30）;河南泌阳县农民曹炳建婚内强奸不成对妻下毒手致使周桂菊次日身亡（1995.5.12）近年来，我国家庭暴力问题更为突出，因为家庭暴力导致离婚和人身伤害的案件不断增多。据全国妇联统计，2009年共接到群众来信、来访、来电总数31万多件，有关婚姻家庭权益的占到总数的52.4％。其中有关家庭暴力的投诉又占到婚姻家庭类总数的22.5％。绝大部分是丈夫对妻子施暴。并且家庭暴力的手段也越来越残忍，烟头烫，柴油烧，泼硫酸等等，以及由此引发的情杀、重伤害等恶性案件逐渐增多。妇女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仅仅因为生理上的弱者吗？不！妇女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有其深层原因。二、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1. 经济收入的不平衡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经济原因。经济收入的不平衡导致了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传统的择偶观是男强女弱。女方希望找一个各方面都比自己强的男性，而自己甘愿默默奉献于家庭，一些男性由于有了妻子及其家庭成员的支持，因某些机遇而迅速致富，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所谓的“优越感”得到了体现，于是要求家庭成员绝对服从其意志，否则就恶语伤人，大打出手。此外还有政策的原因，妻子下岗，收入减少，重新就业困难，不得不暂时依赖丈夫，从而受到丈夫的冷落和歧视。一旦发生家庭矛盾，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通常会成为发泄的对象，并且大都表现出逆来顺受。而这种软弱的反应使得施暴者无需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2. 立法不完备和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是家庭暴力滋生的法律原因。我国目前尚无明文惩处家庭暴力法律规定，虽然《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都规定了禁止用暴力虐待、残害妇女，但由于有些家庭暴力事件与虐待罪事实之间有本质的差别，存在着规定不明确、立法分散、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差的缺陷，裁决起来缺少法律依据。 3. 司法的漠然态度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社会根源。中国有两句古话：一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二是“家丑 不可外扬”。长期以来，我国司法机关对于一般家庭暴力持比较模糊、暧昧的态度；同时受害者认为家庭暴力属于‘家丑’，不足为外人道。致使家庭暴力程度不断升级，因为家庭暴力并非一般的治安问题，还涉及到感情因素。司法人员认为“清官难官家务事”，他们怕自己正儿八斤的去处理了，可当事人之间马上又和好了，反过来还怪自己多管闲事，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4. 男权文化和夫权思想是家庭暴力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我国长期以来的文化基础是男性中心本位文化，男女在家庭及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极不平等，我国古代封建礼教所宣扬的"三从"思想更是其极端表现。 “男尊女卑”，夫权统治贯穿数千年中国历史：“三从四德”，将女性置于男性统治之下。对子女则实行惩戒之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推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封建礼教。掌握家庭经济权力的家长，对家属当然地享有至高支配权，从而使干涉与侵害妇女、子女的人身权利的行为合理合法化。直至今天，崇尚男性对女性暴力、父母对子女惩戒的历史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家庭。 5. 社会整体环境的影响。一方面，社会对酗酒、吸毒、重婚、"婚外情"等很容易引发家庭暴力的丑恶现象尚没有形成有效的解决手段。另一方面，家庭暴力长期来被视为家庭私事，在通常情况下，很少会有相关部门主动管理。尽管家庭暴力性质比社会上一般暴力恶劣，但它成了相关部门不予介入，惩治过轻的真空地带。实际上是对施暴者姑息纵容，失去了法律应有的震慑和预防作用。 6. 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作和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心理负担越来越沉重，长期积聚需要得到彻底的发泄，一旦这种情绪被错误地带到家中，就很容易成为家庭暴力的导火索。根据暴力发生的“压抑-诱发”模式，种种因素造成了个体需要的压抑，从而产生严重的心理冲突，当遇到一定的外界刺激以后，很容易外化为攻击性的行为。中国在近二十年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社会变革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竞争压力。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体制的变革，思想观念的冲击，造成了社会秩序的震动，也带来家庭生活观念的转变。社会压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城市人员下岗和农村中劳动力的剩余。由于原有的国有企业的普遍亏损，农村人口的大量增加，部分城市和农村人员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生活的压力积聚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一定因素的刺激下，就容易外化为家庭暴力的行为。三、家庭暴力的危害结果： 家庭暴力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家庭暴力伴随着对妇女的精神摧残。由于家庭暴力受害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因此她们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只不过因为身体上的损伤是外在的、较为明显而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精神上的损伤是内在的、较为隐蔽而容易被忽视。精神的创伤往往比身体上的创伤更难以愈合，遭受暴力的妇女长期生活在恐怖、紧张的气氛中，心里充满了恐惧与悲哀，有的悲痛欲绝，导致心情抑郁或精神分裂。在找不到正当的解脱途径的情况下，她们只好采取回娘家、出走，甚至自杀等消极反抗方式。当虐待超过了她们肉体、精神的承受能力时，有些被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有资料表明：我国五成以上的女性犯人是因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走上犯罪道路的。 家庭暴力不但直接损害妇女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导致婚姻破裂、家庭解体，以及伤害儿童的身心健康。更为危险的是，因家庭暴力而引起的自杀、杀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创造者。而那些受家庭暴力侵害的人，在其生命、生存及人身权利、人格、名誉等这些做人最基本的权利都被暴力所侵害、所剥夺的情况下，在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生产、发展中去呢？家庭暴力不仅严重侵害了这部分人的人身权利，而且影响了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直接间接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也严重地危害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 有统计表明，60％以上的人在对配偶实施暴力的同时，也经常对子女实施暴力。 而专家指出，即使没有受到殴打，见到家庭暴力和受到身体虐待的孩子所受的伤害同样严重。很难想象，在一个充满暴力、充斥吵骂、怨恨和悲愤的家庭中， 其家庭成员会是幸福、快乐的。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子女，深受家庭暴力的影响，其生理、心灵上必然会受到较大的伤害，也会给下一代人的心理投下灰暗、悲伤的阴影，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子女，大多数患有恐惧、焦虑、孤独、自卑、不相信任何人，他们性情忧郁，变得懦弱或残暴，学习成绩下降，有自杀倾向等心理障碍。在他们长大之后，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家庭暴力的实施者，其中有的人甚至会成为敌视社会、报复社会的人，结果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制造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一点，已为社会上发生的许多案例所证实。家庭暴力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的范围。不论对个人、家庭还是社会都有极大的危害，预防和制止家庭中的暴力行为势在必行。 可见，家庭暴力已经成为破坏现代婚姻家庭幸福，和谐社会的重要威胁。禁止家庭暴力，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成为了当前各国都关注的社会问题。四、制定完善的反家庭暴力法： 为了使反家庭暴力法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制裁施暴者，保障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认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明确反家庭暴力法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由于家庭暴力是个社会问题，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适用的法律规范也十分广泛，因此，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既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同时更需要形成一个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据，以反家庭暴力法为主体，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婚姻法、刑法、（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和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我们国家参加的有关国际人权约法在内的法律体系。既然家庭暴力法是这一法律体系的主体，就应当具备相应的“纲领性”和“综合性”；纲领性就是这部法律应明确防治家庭暴力的指导思想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其他法律规定相关内容提供法律依据；综合性就是要在内容上既有实体法的内容，又有程序法、组织法的内容；既有民事责任的规定，又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既有关于政府组织的规定，又有非政府组织的规定；既有引述、重申性规定，又有协调性、独创性、保障性的规定；既有倡导性、宣言性的规定，又有义务性、强制性的规定。2.明确反家庭暴力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反家庭暴力法应当：1、坚持依法治家、以德治家的方针，以建设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为宗旨，充分体现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精神；2、以宪法为根据，整合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需要，将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系统化、具体化，使之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特别要注意与其他法律的衔接；3、确立预防和制裁相结合的原则，制裁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对施暴者应坚持教育、矫治、制裁相结合；对受害者应坚持保护、补偿、帮助相结合。 3.明确政府干预家庭暴力的责任 各级政府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机关，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极其重要的职责，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各部门有责任结合自身的具体职能，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以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1、采取组织措施，明确义务（责任）主体。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在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中，采取组织措施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徒法不能自行，为了将有关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设立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机构是必要的。同时明确相应的监督机构，加强对家庭暴力案件处理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等。2、司法行政部门应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密切配合，做好家庭矛盾的调解工作，有效控制家庭暴力；解决受害家庭成员的法律援助问题；对要将施暴者告上法庭的受害人，当他（她）们遇有经济上困难的时候，应有一些政府指定的法律机构，为其诉讼，并减免费用，使受害者得到切实的帮助。与此同时，司法行政部门还应与文化部门密切配合，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积极宣传家庭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和社会危害性，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男女平等在家庭生活中实现。3、教育行政部门应明确要求在有关的课程中增加社会性别意识方面的内容，培养青少年树立健康、平 等的性别观念。4、计划、财政、民政等有关部门应将防止家庭暴力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特别是要拨付必要资金予以支持；并把救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加强受害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特别是女性家庭成员（尤其是农村女性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5、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应要求各医疗单位建立救助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运行机制，积极与司法机关配合，及时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出具自己掌握的符合处理案件要求的证据材料，并提供系统的医疗卫生服务和相关指导。6、统计部门应将家庭暴力的有关情况纳入统计范围，建立家庭暴力统计数据系统，为了解、分析家庭暴力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研究对策提供数据支持。7、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和帮助居（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组织、社会团体做好维护妇女家庭权益方面的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专门的家庭保护中心，实施多方面、多层次的家庭保护计划，防止和处理各类家庭暴力案件。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有关组织对家庭暴力问题的专门研究，要对在反对家庭暴力的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进行表彰。 当然，在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是要加大公安机关的干预力度。公安机关作为治安保卫机关，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家庭暴力作为一种侵犯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老人基本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它不仅侵害了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与幸福，而且危害着社会的稳定，破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因此，作为负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等重要社会管理职能的公安机关，应当全面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在预防、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维护妇女、儿童、老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为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具体规定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职责和措施，特别是要明确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具体方法、步骤、程序措施，为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刑事案件侦查权提供法律依据；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必须有效地保护被害人，最大限度地减少重伤、死亡、自杀等现象的发生。对于已然发生的家庭暴力案件，在处理时，应做到及时制止、及时救治、消除隐患，减少损害。既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稳定施暴者的情绪，避免矛盾升级，造成更大的损害，又要做好受害人的安抚工作，给予被害人以关怀、同情、鼓励，使之有勇气同家庭暴力作斗争，最终摆脱家庭暴力。 由于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中，而与每个家庭联系最密切是派出所，派出所作为最基层的公安派出机构，遍布在各个社区。社区民警对辖区内的居民情况比较了解，深入基层也比较方便；当家庭暴力发生后，受害者亦便于报案。因此，反家庭暴力法亦应明确要求社区民警作好以下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第一，利用下片走访之机，加强同管界居民的联系，广泛宣传法律知识，使居民能够认识到家庭暴力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树立在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时应积极报警或寻求其他途径救助的新观念；第二，经常与社区的居委会取得联系，摸清管界内各家各户的情况，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把家庭暴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第三，对于家庭暴力比较突出的家庭，进行重点户的走访，找到引发家庭暴力的原因，对施暴者讲清法律后果，使之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对家庭、对社会的危害，及时化解矛盾；第四，配合其他社会支持系统，为受害人提供多方帮助。4.明确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和措施 由于司法干预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国家司法权实施的，其干预措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强制性，是各种干预家庭暴力的措施体系中最有效和最后的手段，因此强化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这一方面有立法不够完善的原因，但司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当在完善司法干预措施、改革司法体制方面有所创新。1、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规定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案件可以签发禁止令或保护令；2、对于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允许受害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以此方便家庭暴力受害人起诉、参加诉讼；3、增设保安处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可能实施家庭暴力的人或虽实施了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适用保安处分；4、设立专门机构以增强司法干预的力度。在这方面我国已有成功的经验，如山西省大同市率先设立了专门审理侵害妇女儿童权利的维权法庭；在北京市丰台区检 察院也成立了“保护妇女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办案组”，由一名主诉检察官（女）和两名业务能力强、工作耐心细致的检察官组成，专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家庭暴力案件、女被害人案件和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该组坚持“专案专办、优先审查”的处理原则，将切实担负起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职责。实践证明，如果在司法系统设立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如家事法院或专门审理家庭案件的审判庭等）就可以大大提高现有反家庭暴力措施的有效性。5.明确社区组织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责任 社区作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在维护本社区居（村）民的合法权益、帮助有需要的人们解决婚姻家庭问题、对婚姻家庭权益受侵犯的人们进行救助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作用，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北京市的社区建设，使之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赋予社区组织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能；要求社区设立相应的庇护机构，给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临时的避难场所；设立咨询服务机构对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心理、医学、法律等方面的咨询辅导，同时开展对施暴人的心理辅导和社会性别意识培训；设立相应的投诉、导诉机构。 反家庭暴力法之所以将社会救助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给社会成员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角色转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单位不可能像从前一样对个人的事务包管一切，因此，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救助系统，加强社区建设，强化社区功能，充分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已势在必行。6.明确家庭暴力案件中在证据方面的特殊要求 目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除了法律规定不完善外，证据不足也是很大的障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当事人证据意识不强，没有充分注意收集证据，但更重要的是现行的证据规则在证据的采信、认定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家庭暴力案件的特点，因此，在不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有关家庭暴力的民事诉讼中涉及的证据的采信、证明标准、反证责任、司法鉴定的程序等方面作出一些新的规定，适当减轻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这些规定既符合家庭暴力案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又充分体现了反家庭暴力法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特点，也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7.明确规定救济措施，强化法律责任 由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所以反家庭暴力法的重点内容之一应是完善相应的救济措施；特别是有关救济途径（程序）方面的规定；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施暴者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以附属刑法的形式增加制裁严重侵害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犯罪的新规定）、负有法定职责却不履行其职责的执法、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和社会救助机构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应负的法律责任；明确家庭暴力案件鉴定机构的职责及其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明确对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以暴抗暴案件的从轻、减轻处理原则；从而使反家庭暴力法具备较强的“可诉性”，真正成为执法、司法的依据。 家庭暴力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虽然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但离开了完善的法律却又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希望国家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创造的条件，充分利用立法资源，坚决同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作斗争，把家庭暴力降低减少到最低、最小的限度。所有的妇女应该勇敢的对家庭暴力说“不”。我们的社会应该是和谐美满的人间。 >

第5篇：家庭暴力论文范文

家庭暴力是一个有着很长历史的社会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它的表现就是恃强凌弱，与平等、尊重、以及关爱、包容背道而驰。根据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我国3.2亿个家庭中，约30%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每年约40万个解体的家庭中，25%是源于家庭暴力。可见，家庭暴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相关的研究硕果累累，多集中在法律、社会等方面。本文拟从历史的角度对家庭暴力产生的根源、封建时代的相关法律对男权的维护，以及进行反家庭暴力立法的进步意义，进行一定的梳理和探索。

人类进入父权制社会以来，女性就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不被作为平等的人来看待，家庭矛盾中充斥着男性对于女性的暴力行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是“夫为妻纲”的具体体现，而这种行为在封建法律中往往受到宽大的对待。这样的法律，也是对男尊女卑价值观念的强化。时至今日，家庭暴力行为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最近的调查显示，大部分的家庭暴力仍是丈夫对妻子的暴力，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用现念进行立法，用以约束和惩治家庭暴力十分必要，这不仅仅是对受害者的保护，也是实现男女平等，建设现代、文明的和谐社会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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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会，君臣、父子、夫妻是相并列的，“夫为妻纲”是不平等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体现在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当中。在没有平等和尊重的男女关系下，家庭的矛盾和冲突常常以暴力的形式加以处理，其结果往往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造成家庭成员之间的巨大伤害。而将伤害诉诸法律，得到的却又是对男尊女卑的强化。纵观历史上有关家庭伦理的法律，虽然没有一部专门的家庭暴力法，但与之相关的几个重要方面，如夫妻相殴、由于暴力引起的离婚、暴力或过失致夫\妻死亡等等，在不同朝代的法律中，都有详尽的规定及范例，处处体现着夫权的强大和妻子地位的卑微。

夫妻之间的暴力古已有之，并且大多数情况下是丈夫对妻子的暴力，相关的法律按照男尊女卑的传统来进行加重和减轻的处理。在古代，丈夫殴打妻子的现象相当普遍，在“夫为妻纲”的伦理环境中，一般人认为殴打妻子和责罚晚辈一样，不过是治家的手段，合情合理。无论是伦理观念还是社会舆论对此都采取宽容的态度。唐、宋时期的法律明确规定殴伤妻子，照殴伤普通人减刑二等；明、清法律则更宽容，规定折伤以下勿论，折伤以上比普通伤人案件减刑二等，而且前提是妻子进行投诉。也就是说，丈夫打妻子，只要没有折伤，殴打罪名便不成立；如果妻子不告官的话，即使殴伤也不受法律制裁。我们看到，如果殴打妻子的事实存在，诉诸法律，法律对于丈夫实行的是减刑原则。反之，妻子殴打丈夫则是犯上作乱，相当于子孙殴打长辈，不仅受到舆论的谴责，更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与丈夫殴打妻子不同的是，妻子只要殴夫便可立罪，而且较寻常案例加重处罚。宋朝的法律规定打伤人者，判刑四年，而妻子打伤丈夫，则要判刑五年。明、清时期的法律规定，只要丈夫告妻子殴打，无论有伤无伤，妻子都要被打一百棍，折伤以上，则较普通的斗殴致伤罪加三等；导致丈夫得重病的，则要对妻子施以绞刑。显而易见，对妻子殴打丈夫实行的是加重处罚的原则。封建时代的法律维护的就是男女之间的不平等。

关于由暴力引起的离婚，封建法律也有偏袒丈夫一方的规定。明、清法律都规定，妻子打伤丈夫，不论有伤没伤，伤轻到什么程度，只要有殴打的行为，就可以作为丈夫决定离婚的条件；折伤以上便已经义绝了。而丈夫殴打妻子，则折伤以上才可以离婚，并且不是妻子单方面提出离婚就可以办理，而是要征求双方的同意——也就是打人的丈夫和被打的妻子都同意，才可以离婚。关于这一点，《清律例》“妻妾殴夫”条律的注是这样解释的：“盖夫为妻纲，妻当从夫。妻殴夫则妻应坐罪，离合听夫可也。夫殴妻至折伤，夫虽犯义绝而妻无自绝于夫之理，故必先审问夫妇俱愿乃听离异，如夫愿而妻不愿，妻愿而夫不愿，皆不许离异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其维护男女不平等地位的立法目的。

丈夫殴打妻子致死，由于人命关天，是要偿命的，唐、宋、明、清的法律都有相关的规定；妻子打死丈夫，也要被处死，但在量刑上，还是有所区别。例如明、清法律都规定，夫殴妻致死者绞，比妻殴夫死的处斩要轻一等。而故意杀夫罪，明、清两朝都要处以凌迟的极刑。另外，妻子即使是过失杀夫，也是死罪，只在个别情况下，才能略为从宽处理。然而丈夫过失杀妻，法律是不过问的。清代《刑案汇览》中有许多相关案例，可以很清晰地说明这个问题。

例一，石潮科骂妻石李氏不应责打小孩，用烟袋殴伤李氏手指。李氏分辩，石潮科又取木扁担向殴，李氏用手接夺，随即走避。石潮科赶夺扁担，李氏恐被夺殴，将扁担向上扬起，石潮科两手捏住扁担中节，互相拔夺，李氏力乏松手，石潮科扳力过猛，扁担碰伤囟门，倒地殒命。

例二，蒋李氏因不识字，误将田契当作废纸垫晒药末。其夫蒋常青看见，加以打斥。李氏分辩，蒋常青气忿，揪住李氏发辫，拾取柴块在李氏脑后发际乱打。李氏负伤情急，用头嚇撞，蒋常青受伤倒地，越十三日身死。

例三，杨严氏在屋煮饭，幼子失跌啼哭，杨起斥妻不行照管。严氏分辨，杨起拾柴殴伤其胳膊等处。严氏进房哭泣，杨起赶进房内，将严氏推按床上，揢住咽喉。严氏被揢气闭情急，又因护胎，用脚吓蹬，踢伤杨起脐肚，杨起跌地搕伤腮颊，逾时毙命。严氏问拟斩决，奉旨该氏并无违犯不顺，情尚可悯，从宽改监候”。

象这样因被丈夫无理殴打，本能地进行抵拒，而误伤丈夫性命的案件还有很多。此类案件，在许多情况下，明知事出无心、情有可原，是过失或误伤，只因为死去的是丈夫，名分攸关，判案者仍然要“依法办事”。法律要求妻子的就是无论是否有理由，无论情况怎样危急，都不能行使自卫的权利，哪怕因过失伤及丈夫性命，也要被判死罪。在妻子对丈夫这一问题上，与子孙殴杀父母、祖父母的惩罚采用的是同样的原则，封建法律对于夫权和父权的维护是一致的。

更有甚者，丈夫逼妻卖奸，妻子不从，屡遭丈夫殴打、辱骂，因反抗，导致丈夫死亡。虽然明知是丈夫的行为，妻子并非故意行凶，还是因为死的是丈夫，“名分攸关”，仍然按照妻子打死丈夫的法律将妻子判处“斩立决”。更为荒唐的是，有一个丈夫，因为追打妻子自行失足跌毙，法律对此并无明文规定，于是比照父母追打子孙自行失足跌毙的案件办理，判妻子“绞监候”。

“河东狮吼”的悍妇古已有之，若因口角、相殴，使丈夫自尽，则妻子要被施以绞刑。乾隆年间，江苏省山阳县民倪玉，因为续弦妻子倪顾氏对其前妻留下的四个孩子不好，与倪顾氏屡有争执，终因气忿不过，自缢身亡。依照“妻妾逼夫致死”的法律，其妻被判绞立决。对此，乾隆皇帝还特别发了上谕：“妇之于夫，犹臣之于君，子之如父，同列三纲，所关綦重。律载人子违犯教令致父母自尽者，皆处以立绞，岂妇人之于夫竟可从轻？今乃逼迫其夫致令自尽，此等泼悍之妇，尚可令其偷生人世乎？”反之，丈夫对妻子就没有威逼致死的罪名，明、清律都明文规定，殴打、辱骂妻妾导致自尽死亡的，法律不予过问；若把妻子殴打成重伤，妻子自尽死亡的，不过是“其夫杖八十”。

在明、清的法律中，女性地位之低还表现在妻子犯罪，丈夫有权在家中进行监管和处罚。根据清朝的法律，丈夫甚至能自己处罚不孝之妻。如同父母殴杀有罪的子孙，可以不负法律责任一样，丈夫对妻子也有同样的权利。若妻妾不孝，丈夫不告官，擅自将其杀死，处罪是很轻的；若事前其父母曾经告儿媳不孝，丈夫擅自杀死妻子，则处罚更轻，不过“杖一百”而已，可见丈夫对妻子居高临下的监管和处罚权是由法律来维护的。

法律除了对丈夫犯罪从轻发落之外，丈夫殴杀妻子被判罪后还有免刑的机会。在“留养承祀”的名义下，如果杀妻者是家中惟一可以奉养长亲、接续宗祀的人，也就是说父母年老，无人奉养，或父母已故并且没有兄弟，可以改判枷号示众两个月，打四十大板，然后释放！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封建时代关于夫妻之间家庭暴力的立法就是为了维护男女之间的

不平等而存在的。无论是夫妻相殴，还是离婚，抑或是致伤人命，法律都更保护丈夫的权利，在所有的方面，因为施暴的对象是妻子，受到的惩罚都可以较寻常案例减轻甚至免于惩罚。而妻子对丈夫的暴力，甚至不构成暴力，都要受到严惩。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一种社会规范，封建时代关于家庭暴力的立法，充分体现了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思想，也是维护男女不平等关系重要工具，为千百年来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提供了法律依据，其影响极其深远。二

封建时代受到法律维护的家庭暴力在现代社会仍然很有市场。2014年“三八”妇女节前夕，李阳宣称自己是“家庭暴力代言人”的视频在网上曝光，拿打老婆的事作为直销活动演讲的噱头，竟引来台下阵阵笑声。视频一出，在互联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有正义感的网友纷纷进行谴责。但是李阳的做法值得深思，为什么可以在公共场合发表这样的言论，对这样一个明显的、触犯法律的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表现出“男尊女卑”观念在一些人头脑中的顽固存在，以及几千年男权文化的深刻影响。

在男权文化的环境中，“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女性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被视为从属于男性的附属物，受到夫权的压迫，因此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从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 “小树要砍、媳妇要管”、“媳妇三天不打就上房揭瓦”，等等。封建时期家庭暴力的相关法律又对这种观念起到了推波助澜和强化的作用。现在，这些俗语何时产生已无从考据，但却在民间广为传播，并流毒至今。

家庭暴力是男权文化的产物。男女不平等关系下所缔结的婚姻关系不是平等与合作，而是权力关系，拥有政治、社会资源更多的一方可以压迫、支配相对弱势的一方，并且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来维护这种权利。男权社会中，当夫妻之间发生冲突时，为了维护既有的权力，暴力便成为男性迫使女性服从自己的工具。

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畜牧业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男子成了这些生产部门中的主要劳动者，女性则渐渐在生产中居于辅助地位，而在繁重琐碎但不直接创造财富的家务劳动中承担主要责任。男子占据了原来女性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位置，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在男权社会，男性占有绝对的统治与支配地位，政治选举权、被选举权和政治权力继承权都属于男性。男性是男权社会的主体，支配社会的一切道德、风俗、习惯、法律、政治、经济都以男性为中心，并以维护男性利益为目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夫为妇纲”等夫权思想逐渐强化，传统观念和法律制度支持男性在家庭中将女子视为私有财产，并对其拥有控制权和支配权；而社会生产、政治制度又将女性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使女性失去经济独立的机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男女在家庭及社会中的地位都是不平等的。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政治权力，都属于男性，因此无论是在家庭里还是社会上居主导地位的也是男性，而女性则陷入无权和从属的境地。所以“男尊女卑”是男权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家庭中男性对女性暴力的根源。

社会对家庭暴力的宽容，同样是男权文化的体现。公众对待家庭暴力的态度，属于道德和社会舆论的范畴，是社会对家庭暴力如何进行价值评判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事情，外人无法做出判断，也无法直接干涉别人的私生活，这种观念所形成的舆论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因此，家庭暴力长期以来被视为家庭私事，不告不问，单位不管，执法机关为难，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人们还认为“夫妻没有隔夜仇”、“两口子打架，床头打完床尾和”，事实上许多“夫妻打架”是不可能这样轻松解决的，而这些看法却直接影响了对家庭暴力问题的处理，即使被打得鼻青脸肿，如不构成犯罪，对施暴者也无法处罚，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即使构成了人身伤害，对施暴者的惩罚也常常不到位。惩治过轻使法律起不到对施暴者的震慑作用，在现实中，执法部门对家庭暴力处理偏轻、打击不力、甚至以情代法、以情抵罪的现象在许多情况下普遍存在。这既有法律不健全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人们思想上对家庭暴力的认可和宽容。人们一般认为家庭暴力是别人家庭的内部事务，通常采取不过问、不干涉的态度。发生家庭暴力报警的，只要没构成严重伤害，警察也尽量采取调解的方式来解决。有些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提起离婚诉讼，却由于提供不出相关证据等原因，无法离婚，不能摆脱痛苦的婚姻。家庭暴力不能通过公权力加以控制，会使得施暴者更加有恃无恐。媒体称李阳在实施家暴行为前曾想到这在美国就犯法了，却仍然敢于动手，说明法律还缺乏足够的威慑力。

男权文化的思想还体现在一些受害女性的观念中。自古以来，丈夫在家中保持着强权的姿态，有些人任意欺负、辱骂、殴打妻子，以此显示其在家庭中的地位，确立自己“男子汉大丈夫”的尊严。家庭暴力大多数发生在家庭内部，具有隐蔽性。有些女性碍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遭受家庭暴力时，因为怕招人耻笑，被人瞧不起，不敢也不愿意对外张扬。因此有时警察接到邻居报警前来干预家庭暴力时，却遭遇夫妻二人“一致对外”的尴尬。有的受害者在受到暴力伤害后，不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而是顾及施暴者的形象和面子，采取忍耐、宽容的态度，寄希望于对方的良心发现；有的进行了举报，又不忍心施暴者受得制裁，最终放弃追究其法律责任。我国还有“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样的说法，有的女性自己遭受过丈夫的家庭暴力，当她们成为婆婆，与媳妇有了矛盾，或儿子和媳妇产生摩擦时，会纵容儿子去殴打妻子，以显示自己地位的提升，平衡曾经屈辱的心理。所有这些都会使对妻子的家庭暴力行为更加肆无忌惮。

沿着历史与传统形成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再加上大多数家庭男强女弱的社会现实，使得家庭暴力这样一个社会现象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自行消失。因此，为反对家庭暴力而实行立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

法律，是由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程序制定，具有一定文字形式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

在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相应的法律为统治者服务。从封建时期与家庭暴力有关的法律来看，维护夫权是其最鲜明的特征，把男女不平等的原则贯彻到每一个家庭、每一对夫妻。我国进入阶级社会起，宗法制度便起了支配作用，宗法的精神和原则——尊尊、亲亲、男女有别是封建家庭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因此，维护不平等关系的法律，也体现在婚姻的各个方面。中国古代传统法制以维护家族、宗族、国家等团体利益与集体和谐为宗旨，强调社会成员的服从义务，表现在家庭中，就是“夫为妻纲”。这种夫权统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在夫妻关系上的反映，是与封建社会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紧密相联的。女性在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卑贱、屈从、依附、遭奴役的地位，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强制性地将女性置于不能有任何反抗的困境之中，是维护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的有效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从国家立法的角度确定了男女平等的原则。宪法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

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我国公民不论男女都享有的基本权利。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肯定男女平等，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在宪法的原则之下，我国的《民法》、《婚姻法》以及《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等都为保障女性权益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扫除了一切压迫、歧视和束缚女性的旧法律。当人类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的首要任务，现代化建设也离不开男女两性的共同参与，因此需要法律来进一步推动和维护男女两性平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基本特征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同时需要借助于法律制度进行推动并给予保障。社会成员的和睦相处，社会关系的和谐顺畅，都有赖于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合理。因此，法治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和保障。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幸福安康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频繁发生的家庭暴力，是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一个刺耳的不和谐音。在一个“夫权”思想为主导、充斥着暴力的家庭中，和谐不会自发地生成，也不会自然地实现。和谐家庭的构建，同样需要借助于法律制度的推动与保障。保护妇女权益的现有法律代表了国家的原则立场，维护男女平等，是保护女性合法权利不可或缺的。然而，具体到家庭暴力方面，实际的情况复杂多样，还需要专门的、可操作性强的法律规定，这样才能切实有效地保证受害者的身心安全。

对家庭暴力进行专门立法，可以使人们在面对家庭暴力的许多复杂、特殊的情况时有法可依；而公正、高效的司法是惩治家庭暴力、构建和谐家庭的有力保障；明确的法律规定，可以促使家庭成员遵纪守法，不以家庭暴力来触犯法律；法律监督可以通过对立法、司法、和守法三个方面的作用来间接保证和促进和谐家庭的建设。作为法治社会最主要的规则，法律是所有社会规范中最具有明确性、确定性和国家强制性的规范，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将会对在社会基本细胞——家庭当中实现男女平等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面对家庭暴力的社会现实，需要教化，更需要法律。几千年形成的思想观念不可能一下子彻底改变，而法律可以及时地制止暴力行为的发生和发展，进而促进人们观念的改变。也就是说，反家庭暴力法的功能就是要保护受害者、惩戒施暴者，通过伸张正义的法律，实现男女双方的真正平等。因此，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对社会和历史的影响也将是深刻而久远的。

参考文献：

1、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

2、谭琳主编：《1995年——2005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

3、吴宁，岳昌智：《女性权利的法律保护》，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

4、谭荣光：《浅谈家庭暴力的现状与对策》，法律图书馆网，论文资料库，2008年10月22日。

5、《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6、《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促进社会和谐》相关文章，《妇女研究论丛》2012年第3期。

7、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

第6篇：家庭暴力论文范文

关键词：社会性别；大众传媒；反家庭暴力

中图分类号：D9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080-02

家庭暴力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简略的说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以发生在夫妻之间的家庭暴力行为居多。家庭暴力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中国传统上是“男尊女卑”社会，父权制思想以及男女不平等思想严重，导致女性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受家庭暴力的伤害也最为严重。有调查显示，中国的家庭中，存在家庭暴力的比率约为30%；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中，绝大部分为女性[1]。1999年3月8日，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提出了响亮的口号：“给妇女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关注妇女权益、反对家庭暴力、保护妇女免受家庭暴力的伤害成为全世界共同关心的话题。20世纪20年代，国外女性主义者提出了社会性别理论，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认同，社会性别成为分析两性社会问题、关注妇女权利的重要理论。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大众传媒在社会信息传播、舆论制造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且经过大众媒体的报导和呈现，家庭暴力行为越来越多的被公之于众，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将站在性别的角度，就媒体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中如何更好的发挥其角色和作用进行探讨。

一、理论概述

（一）社会性别的概念

社会性别区别于一般所说的生理性别特征，主要指以文化为基础，以语言、交流、符号和教育等文化因素为特征判断的性别，即，是由文化因素构成的判断一个人性别的社会标准。社会性别不仅仅通过文化象征来识别男女，更是一整套社会制度，这个制度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的作用，确定两性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并将女性置于社会的从属地位。从两性关系的角度来看，社会性别理论反应了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本质和根源，因此也成为强有力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分析工具。作为一种文化和历史的产物，社会性别理论将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变化，对于社会性别理论在实际中的运用也成为一种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二）家庭暴力的概念

家庭暴力又被简称为“家暴”，是指以捆绑、殴打、残害、禁闭以及其它伤害方式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对家庭成员从精神和身体进行摧残和伤害的行为。家庭暴力伤害作用直接，使受害者身体上遭受到痛苦，精神上受到折磨，人格尊严遭到践踏。家庭暴力发生于有血缘、婚姻、收养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如成年子女对父母、父母对子女、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等。在家庭暴力中，妇女和儿童是主要受害者，部分老、弱、病、残也常常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二、社会性别视角下家庭暴力的根源分析

从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在文化的基础上，社会性别差异是性别等级不平等形成的基础，而性别不平等使家庭暴力成为可能。作为女性主义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社会性别重点强调的性别不平等主要体现在权力、责任和资源分配等方面，并且造成两性不平等的社会关系[2]。从社会性别视角看，针对女性家庭暴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父权社会的体现

以父权为基础的男主外女主内和男强女弱的格局是中国传统的性别关系的体现，在中国，这种性别关系格局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但是延续千年的文化传统对人们造成的影响根深蒂固，难以改变。即使是现在，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性别关系格局仍然充斥在夫妻关系中。从本质上来说，“打老婆”是不平等的两性关系的反映，男性对女性的身体进行随意的伤害才能达到彰显父权统治的目的。施暴者普遍认为男人应该是家庭的主宰，所以当他的自尊和性别优越性被怀疑和破坏时，他自然地通过对妻子的身体实施暴力予以反击。在实践中我们发现，丈夫在文化层面、收入上明显低于妻子时更容易产生家庭暴力，原因在于，当其失去控制资源优势时，男人会采取体力优势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二）两性地位的不平等

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往往导致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往往是导致妇女成为家庭暴力受害者的重要原因。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女性相比，男性处在相对有利的位置，经济上的优势造就了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当前的社会价值观念中，社会普遍认为男性比女性优越[3]。事实上，女性在当前的社会要想获取与男性平等地社会资源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也是女性自身发展的障碍。这最终催生出一种集体意识，认为女性天生处于弱势，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男性取得优是合情合理的。

（三）传统观念的影响

在2000年的传统封建文化中，“夫权统治”、“男尊女卑”思想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这种思想不断固化和宣扬两性地位和角色的不平等。加之，社会中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偏见，认为家庭暴力是“家庭私事”，出于“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心理，社会公众往往选择“视而不见”。整个社会也就形成了居委会不问、邻居不劝、执法机关不理、单位不管的“四不管”局面。当女性在遭受家庭暴力的时候，社会对家庭暴力的默许，以及对受害者保护机制的缺乏，为家庭暴力提供了滋生土壤。

三、大众传媒在反家庭暴力中的角色与作用

（一）社会监督者

一方面，大众媒体作为信息的传播媒介，通过对社会上发生的家庭暴力事件的关注和报道，引起社会对家庭暴力事件的重视与关注，促进家庭现状的改善；另一方面，通过对家庭暴力事件的持续报道，能够使家庭暴力事件在社会公正的目光下得到合理妥善的解决，不仅对家庭暴力受害者有保护作用，也对施暴者起到震慑、教育作用。

（二）舆论引导者

一方面，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不仅可以把家庭暴力事件暴露出来，还可以宣传和解读我国相应的法律政策，以及专家学者对家庭暴力事件的研究结果，帮助公众对家庭暴力问题形成客观、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大众媒体还可以通过影视作品、新闻评论表达自己的观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引导社会舆论，并参与到反家庭暴力的行列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02年播出的连续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使社会大众直观地感受到家庭暴力的残忍和危害。

四、完善大众媒体在反家庭暴力中的作用的建议

（一）加强媒体的性别敏感自律

为了在日益竞争激烈的媒介市场获得一席之地，一些新闻工作者在对反家庭暴力议题进行报道的过程中，从满足受众猎奇心理与窥探欲角度取材和报道，甚至对家庭暴力事件的报道还伴随一些血腥细节，忽略了受暴妇女的感受和利益，并有意无意复制着男权文化对受暴妇女的偏见与歧视，这不仅有失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更对受暴妇女造成二次伤害。如果媒体在家庭暴力中一味恪守中立，就有可能强化两性间的不平等关系，增加受害人的痛苦，对女性造成进一步的压制。因此，新闻工作者在对反家庭暴力议题进行报道时，要从性别的敏感性出发，在新闻内容的取材、叙述方面加强性别敏感自律[4]。对于家庭暴力事件，要制定哪些该写该说、哪些不该写不该说的自律规则，注意保护受害者及其亲属的隐私，传播正能量，倡导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念，发挥新闻媒体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健全媒体的报道机制

目前大众媒体对家庭暴力事件报道的持续性不强，大多数仅仅停留在事件发生的初期，随着事件热度的褪去，媒体便不再关注后续情况。只有在妇女节前后、反家庭暴力日前后才会对反家庭暴力问题进行密切关注[5]。因此，媒体应该高度重视家暴，健全媒体的报道机制，通过开展整体的宣传策划，加大对家庭暴力的报道力度；开辟专栏，围绕家庭暴力进行讨论，讨论时可以邀请家庭暴力当事人、有关问题专家、执法人员及受众参加，从法律、道德及多学科角度来说明问题的本质，探明原因，提出对策，以教育大众，震慑施暴者；增加对家暴的持续性关注，了解受害者后续的情况。总之要把反家庭暴力议题作为媒体报道的重要内容，而不是将其视为个别事件进行报道。

（三）树立平等的性别观念

对媒体决策者和从业人员来说，应该自觉接受并倡导性别平等观念，肩负起社会责任。传媒制作者只有具备了社会性别意识，才能发现媒体、生活中较为隐蔽的性别歧视问题和现象，报道时才能注意到不同性别群体的不平等处境、利益和权力关系，才能够从性别的视角分析问题，改善和提高传媒报道质量，进而向大众传播性别平等观念，唤醒和凝聚反家庭暴力的社会力量。

因此，传媒工作者要树立平等的性别意识，在具体的采访、写作过程中避免使用带有歧视色彩的语言[6]。除此之外，传媒组织可以定期开展有关性别平等的专题培训和讲座，并将性别意识纳入组织管理制度中，比如，实行男女同劳同酬，无差别待遇，让新闻工作者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男女之间的平等。唯有如此，新闻工作者才能够树立起平等的性别观念，避免报道中男权意识的出现，将正确的性别意识传递给受众，影响并帮助社会公众树立性别平等与反家庭暴力意识，从而推动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胡艳.网媒反家暴议题报道呈现研究[D].山东大学，2013.

〔2〕宗会霞.社会性别与女性人权保障――以西方女权主义为视角[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5）：100-103，124.

〔3〕.反家庭暴力立法的社会性别分析[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1，（01）：27-30.

〔4〕谭亚明.媒体报道要走出性别认知困境――以媒体报道的李阳家暴事件为例[J].今传媒，2012，（04）.

第7篇：家庭暴力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公共领域概念对于促进妇女解放有着积极意义,舆论则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舆论,除了从“竞争性”角度理解,还需要从“公共讨论”角度把握。本文以“舆论作为公共讨论”角度,从中国转型时期家庭暴力议题的实践出发,吸收社会性别理论,结合中国转型时期“家庭暴力”议题的实践,本文考察了公共讨论的三个关键问题:女性声音、对话、批判性。本文的观点是:舆论作为公共讨论,其内涵包含“多元声音”、“对话”、“批判性”。 

    公共领域概念对于促进妇女解放有着积极意义,“舆论”则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关于舆论,其“竞争性”的一面备受关注,所谓“为了获得议程上的一席之地,各种议题展开激烈竞争,这种激烈竞争是这个过程最重要的方面。”关于“竞争性”,主要讨论的是议程设置、议程中显要性转移的问题,如:议题如何在竞争中进入媒介议程、政策议程;议程中不同的议题如何竞争,如何扩散;某一议题中的意见双方如何竞争听众等。这种“竞争性”角度是有价值的;但是,必须看到,舆论还有作为“公共讨论”的重要一面。 

从18世纪启蒙思想的历史渊源出发来理解公共舆论,公共舆论是更大的社会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一种稳态的社会借助讨论和争论适应变动环境的机制。这种概念框架特别重视公共议题这个概念,特别关注作为一种不断壮大的社会统一体的公众,如何针对某个议题进行自发的辩论、讨论以及集体的反对,从而对自身进行理论建构的方式。公共舆论源自讨论。公共讨论,简言之,是公众围绕某一公共议题交流意见、讨论解决方案的过程。 

本文以“舆论作为公共讨论”的角度,结合中国转型时期“家庭暴力”议题的案例,融合社会性别理论、舆论学理论,讨论公共讨论内涵的问题,以期推动有关社会性别议题的公共讨论的认识与实践。 

 

一、中国转型时期的“家庭暴力”议题 

 

社会性别指的是,两性的生物性别经由社会制度化力量的作用表现出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和社会角色以及性别分层和性别不平等。这与“性别”的生物学意义相区别。 

中国转型时期,在社会变迁、性别关系剧烈变化以及妇女发展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舆论空间中社会性别议题大量涌现,如上个世纪90年代末围绕婚姻法修改的全民大讨论、80年代以来数次的“妇女阶段就业”讨论、“家庭暴力”议题等。在一些涉及社会性别的社会事件也引发广泛舆论,如1997年“唐胜利事件”、2009年“邓玉娇案件”。社会性别议题应当成为舆论研究的对象之一。社会性别议题中,突出地要求舆论发挥“公共讨论”功能。 

“家庭暴力”议题时间跨度较长,空间影响较广,而且跨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在性别平等方面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社会性别议题。 

(一)作为公共问题的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社会中广泛存在,严重损害女性权益,危及个人、家庭,也是社会公害。但家庭暴力又是一个长期得不到公共讨论的议题。 

发生在私人领域中的家庭暴力,涉及两性的权力关系、妇女人权等公共问题。但是,我们的文化中,人们对丈夫打老婆的事视为自然,尽管家庭暴力就发生在人们身边,但人们习焉不察。在国际范围内,对家庭暴力都经历了从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比如在瑞典,有人称家庭暴力是一个“被发现的事实”,它本来就在那里存在着,但需要人们去发现。 

家庭暴力,特别是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国际范围内重要的公共问题。1993年,联合国在《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指出:任何对妇女身体的、性的和心理的伤害,包括威胁、强制和剥夺自由的行为,无论发生在公共场所还是私人生活中,均属基于性别的暴力。据1997年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国家的进步》报告,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是世界范围内最普遍的违反人权的现象。 

要克服家庭暴力问题,离不开公共讨论。因为“家庭暴力”是一个普遍存在、危害严重而又具有隐蔽性的问题。“家庭暴力”中受害人自身很难反抗,需要公共力量。“家庭暴力”表现为个体,但根源是社会性的,是性别不平等在私人领域的集中爆发。而且,家庭暴力问题中尤为需要意见交流,需要社会文化观念的转变,需要改变、重塑每个公民个体的议程。这些都需要作为公共讨论的舆论发挥重要的功能。如果公共讨论的环节薄弱,很难真正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真正实现“消除家庭暴力”。 

(二)中国转型时期“家庭暴力”议题 

中国转型时期,家庭暴力现象更加凸显。从80年代起,妇联部门不断接到受暴妇女的来信来访。此后,妇联、妇女研究组织及其他民间妇女组织或个人成为“家庭暴力”议题中的积极公众,积极推动“家庭暴力”议题的公共讨论。 

在媒介议程方面,《中国妇女报》创办伊始,自1985年就开始使用“家庭暴政”或“家庭暴力”词汇来报道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这些报道几乎全部是关于国外或台湾地区的。对内地的家庭暴力,报到了家庭暴力事件,但没有使用“家庭暴力”词汇,而是用“迫害”、“虐待”等。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后,《中国妇女报》大量采用“家庭暴力”一词报道国内事件。 

有学者从民间妇女组织与大众媒介合作、传播“家庭暴力”策略的角度,将1990年以来家庭暴力成为公共问题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寻求合作阶段:家庭暴力问题公开化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初至1996年);与大众媒介互动阶段:家庭暴力问题公共化的过程(1996~2001年)和建立替代性媒体阶段:通过传播赋权妇女(2001年至今)。 

在政策议程中,“家庭暴力”议题的轨迹也非常波折。长期以来家庭暴力被当成家务事,公共机关采取了不干预的态度。在有关的妇女组织等坚持不懈地争取和推动下,1996年1月10日湖南省长沙市出台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2000年湖南省率先出台《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到2009年我国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地方性法规或政策。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得以正式成为一个法律概念。2008年全国妇联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和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对各地各部门开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作出了统一的规范性指导。今后一段时期,全国妇联重点目标是要在国家层面推动反家暴的专门立法。 

但是,我国对受暴妇女的社会支持还非常薄弱。研究性别问题的法学专家指出,目前,反家庭暴力法律资源严重不足问题。另外,婚姻家庭领域司法干预的消极态度,严重影响了既有法律作用的发挥。 

我国家庭暴力现象仍很严重。全国妇联2004年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2.7亿个家庭中大约有30%存在家庭暴力,有16%的女性承认遭受过配偶的暴力。据2009年全国妇联公布的信息,现在妇联系统每年接到的家庭暴力投诉约5万件,占妇联信访总量的十分之一,比2000年翻了一番多,并且居高不下。为此,必须要进一步推动“家庭暴力”公共讨论的深入发展。 

 

二、“家庭暴力”议题中的三个关键问题 

 

基于中国转型时期“家庭暴力”议题的实践,从公共讨论的角度看,有如下几个关键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舆论作为公共讨论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地位。 

(一)“女性声音”的问题 

性别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男性、女性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经验,二者的声音必然是不同的。正如传播学中的立场理论指出的:物质生活(或阶级地位)建构或限制了对社会关系的理解。当物质生活被分化为两个群体相互对立时,任何一方的理解都会与对方完全相反。如果存在统治的和被统治的群体,那么居于统治地位的群体的理解将是偏狭和有害的。女性所生活的典型的文化条件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经验和理解,它们通常与男性的不同。理解女性所具有的截然不同的经验特征是有价值的。以女性主义哲学家桑德拉·哈丁(sandraharding)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的立场论者进一步认为:建立在女性经验和立场基础上的知识更加完善、更少歪曲。因为这种知识来自女性主义对妇女受压迫状况的深刻了解,来自“局外人”的眼光,来自对压迫的反抗。。 

而男权制导致妇女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女性声音还很少进入公共讨论中。传播学中的失语群体理论也指出,男性的感知居于统治地位,而女性因为不同的经验而产生的感知处于被统治地位。 

“家庭暴力”议题中突出地存在这个问题。“维护女性权益”、“反对家庭暴力”这些代表女性的声音不能进入公共讨论,社会长期对家暴采取沉默态度。而社会中通行的对于“家庭暴力”的观念反映的都是男性声音。如丈夫打妻子,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家庭内部的事,用不着大惊小怪,甚至觉得打打骂骂本就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对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人们有很多解释:是因为女方爱唠叨,女方有过错;男方缺乏自控,脾气不好。家暴被认为是外人不宜干预的,因为“家暴的是是非非说不清,清官难断家务事,管也白管,得罪人又不讨好”。[16]这些说法,其实都是维护男权利益的,都没有女性声音的表达、利益的诉求。 

“家庭暴力”长期存在,危害甚大,却得不到解决,很重要的原因是代表受暴女性的声音不能表达出来。因此,“家庭暴力”议题中,需要女性一方发声,打破男性话语一元主导的格局。有关家庭暴力的调查、针对受暴妇女的口述访谈,对于“家庭暴力”公共讨论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作为公共讨论的舆论,其意见交流过程必须引入多元声音。 

(二)“对话”的问题 

公共议题指那些在参与者中有争议的事务,公共讨论中的公众的标志是通过争论与反驳来集体解决某些问题。但是,尽管存在争论和反驳,对话是公共讨论的一个基本原则。面对冲突,更需要公共讨论,需要对话、协商。 

对话、协商具有重要价值。民主社会对冲突持宽容的态度并表现为制度化的克制——不是简单、强制性的压抑和禁止,而是在平等基础上的表达、争论、让步、妥协,达成和解和合作。 

对话原则在“社会性别”议题公共讨论中尤为重要。尽管家庭暴力是性别冲突,“家庭暴力”议题的公共讨论却要求性别之间对话、协商,达成共识。 

就个体层面而言,对话也是实现“消除家庭暴力”的重要手段、有效手段。存在分歧、矛盾时,通过协商来处理解决。两个主体的利益得到均衡的对待。 

在公共讨论层面,对话也是重要手段。意见双方通过对话,形成交往理性。对话,是为了达成共识。共识的达成,不能靠一方意见的凌驾,由此达致的所谓“共识”是脆弱的、虚假的。共识的达成,只能源于充分的对话,在对话中建构自身对于事物的认识、理解,这种认识、理解逐渐趋向理性。 

“社会性别”议题公共讨论中不是女性的自说自话。对话,才能发现双方意见分歧的症结所在,也才能找到解决分歧的方案。所以“家庭暴力”议题中,男性参与不可或缺。“家庭暴力”议题公共讨论,需要男性的参与。 

在实践中,共识是可以达成的。湖南省妇联长年大力争取,促成了国内第一个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的颁发,是“家庭暴力”公共讨论的重大成果。之所以取得这一成就,跟她们的“对话”策略非常有关。“他们(指立法机关)的环境不可能像我们这样接触到大量的受虐妇女,窥见大量的人间不平事,要拿出有足够说服力的东西,把足够的信息传达给他们,你认识到的东西一定也要别人认识到,这就是推动立法的诀窍。” 

“家庭暴力”议题只有以多元、对话的方式进行公共讨论,才能迈向“消除家庭暴力”。 

(三)“批判性”的问题 

公共讨论必须具有批判性。公共讨论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维护公平正义,因此必须具有批判性。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中,公共领域即是一种以“理性和批判性”为特征的论证过程。 

家庭暴力的发生,根子上都和传统的性别偏见和性别歧视联系在一起,实质是性别不平等的极端表现。家庭暴力是隐秘的、长期被忽视的私人领域问题,本质上,是性别不平等问题。正如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卡罗尔佩特曼指出的,在男权制下,公民个体和公共领域只有相对于私人领域这一公民生活的自然基础时才被视为普遍的。同样,由公民法不偏不倚地保障和分配给所有“个体”的公民自由和平等的意义也只有在与私人领域(妇女的)自然隶属地位的对立中才能被理解。 

因此,“家庭暴力”议题中必须要有批判性,对于“家庭暴力”的公共讨论,需要指向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矛盾,需要各方积极反思和变革。批判性精神下,要求反思和变革,进一步反对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 

批判性的公共讨论,使得女性民意能够顺畅地表达出来,进入政治过程,使得有关社会性别的公共理性能够达成。批判性的公共讨论,对于社会是积极有益的,因为通过批判性的公共讨论,社会才能解决矛盾,更好地适应变动的环境。 

总之,结合中国转型时期社会性别议题的舆论实践来看,公共讨论中“女性声音”、“对话”、“批判性”是三个关键问题,应该是作为公共讨论的舆论的重要内涵。 

 

结 语 

 

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家指出公共领域概念对于促进妇女解放有着积极意义,并试图突破哈贝马斯的男性单一化公共领域概念,建立一个包容女性、承认女性的公共领域模型。这种理论努力具有重要意义。就舆论而言,“包容女性、承认女性”,就是要求公共讨论中包容女性声音,强调对话、协商,并且增强社会性别意识。关于“家庭暴力”议题的公共讨论在女性声音、对话以及批判性等维度上的发展,对于消除家庭暴力有重要作用,对于社会性别平等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于建设具有“多元声音、对话、批判性”品质的公共领域也有着积极意义。 

本文的结论是:基于中国转型时期“家庭暴力”议题的实践来认识,作为公共讨论的舆论,应当具有“多元声音”、“对话”、“批判性”这些重要内涵。 

当前,实践中的舆论、公共讨论等事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公共讨论”、“公共话语”、“公共论坛”、“公共空间”等词汇被大量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充分讨论“舆论”、“公共讨论”等的内涵,以更好地推动有关实践。 

而关于舆论,其竞争性的属性被关注得较多。但是,除了“竞争性”,舆论还具有“公共讨论”的重要属性。既从竞争性的角度理解舆论,又从公共讨论的角度理解舆论,才能使舆论领域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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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卡罗尔·佩特曼.性契约[m].朝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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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周安平.性别与法律——性别平等的法律进路[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2]秦美珠.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8. 

[13]魏国英.女性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4]江宜桦.自由民主的理路[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第8篇：家庭暴力论文范文

关键词：家庭暴力 伦理道德 舆论监督

家庭暴力不仅破坏家庭的稳定和安宁，还直接或间接地对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构成伤害和威胁，严重的家庭暴力还会对创建平安社区、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有必要描述家庭暴力现状和分析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一、源于调查访谈基础上的家庭暴力现状

本次调查总共随机发放了100份问卷，实收99份，有效问卷99份。其中性别分布：男生69.6%人，女生30.4%人；年龄分布：12岁45.5%，13岁48.5%，14岁6%；生源地分布：城镇63.6%，农村36.3%。学历分布：小学 4.5%，初中 31.3%，高中 40.9%，大学以上 22.7%。本次调查关于家庭暴力现状得出以下结论：

1、家庭暴力的现象较为普遍。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未处于家庭暴力环境中的人数为43人，占总人数的43.4%；处于家庭暴力环境中的人数为56人，占总人数的56.6%，其中“有，而且次数很多”的人数为10，占总人数的10%。

2、家庭暴力的主要形式是躯干虐待、言语羞辱。

调查得知，“徒手或用工具打”、“言语羞辱”这两种形式仍然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形式，但是一些非传统意义上的暴力形式所占比例也不容忽视，有14.3%的人曾经被父母“不予理睬”，有13.2%的人曾经被“限制与同伴交往”。这些冷暴力形式虽避免了子女的皮肉之苦，但对子女的人格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3、很多人对家庭暴力认识存在偏差。由于中国特殊的教育传统，家长对子女拳脚相加、恶语相向被认为是属于“教育”的一部分，许多人都不把它们纳入家庭暴力的范畴，认为只有像媒体披露的一些极端案例才能算是家庭暴力。

二、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通过调查分析，笔者认为，产生家庭暴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来加以分析：

（一）宏观原因

1、传统伦理道德中 “男权”和“父权”文化的浸染。几千年小农经济的价值观念，传统的家长制还残存在部分人的头脑中。很多丈夫对妻、子的占有、支配意识很强，把妻儿视为私有财产。在家本位的价值取向下，成年男性是家庭的主宰。这就决定了男女之间、长幼之间在家庭地位方面的不平等性和非均衡性。

2、社会舆论监督不力和媒体导向错误。家庭暴力历来被视为家庭私事，村（居）委会不问，司法机关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些实际上都是对暴力的默许，是对施暴者的宽容。媒体错误导向也是引发家庭暴力的因素之一。

3、反家庭暴力法规尚不完善。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关于家庭暴力的专门立法。宪法、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虽然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但这些法律法规不是针对特定主体的规范且缺乏细致的规定，可操作性差。

（二）微观原因

1、父母婚姻关系的裂变。在调查中发现，暴力家庭中父母婚姻裂变的比率为10.7%，而经常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中这一比率高达20%，而非暴力家庭中父母婚姻裂变的比率仅为7%。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婚姻关系的裂变会对子女的健康成长产生阴影。

2、家庭经济压力。在调查中发现，非暴力家庭的经济状况要明显好于暴力家庭。非暴力家庭中家庭月收入在4000元以下的人数为55.6%，而暴力家庭中家庭月收入在4000元以下的人数为69.6%，这一数值比非暴力家庭高出14个百分点，这说明暴力家庭承受着更大的经济压力。

3、夫妻之间经济收入的差距。在调查中，53.5%的非暴力家庭中的子女选择“家人之间收入基本持平”，经常遭受家庭暴力的子女选择这一选项的人数仅为20%。与之相对地，50%的暴力家庭子女选择了“父亲”这一选项，这一数值比非暴力家庭子女高出12.8个百分点。以上两组数据说明，家庭成员收入方面的差距也是导致家庭暴力的因素之一。

4、家庭成员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在“你的家庭成员之间经常开展友好沟通吗？”的调查中，暴力家庭的子女选择“经常开展友好沟通”的人数为19.6%，仅为非暴力家庭的1/3左右，而选择“几乎没有或沟通方式极不友好”的比率为21.4%，非暴力家庭子女这一选项比率为0%。通过对比以上两组数据，我们可以感受到暴力家庭和非暴力家庭在沟通方式上的巨大差异。

5、施暴者文化水平不高。在调查中发现，在经常处于暴力环境的家庭中，父亲文化水平在初中及初中以下的比率为67.7%，母亲为88.9%；在偶尔处于暴力环境的家庭中，父亲文化水平在初中及初中以下的比率为34.8%，母亲为32.6%；在未处于家庭暴力环境的家庭中，父亲文化水平在初中及初中以下的比率为25.9，母亲为30.2%。对比以上两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父母的文化水平与施暴频率是成反比的。

除了以上所总结的几点主要因素以外，家庭暴力还与子女的性别、年龄、生源地等方面有一定联系。此外，父母感情不深、自身性格缺陷、就业困难等微观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家庭暴力的起因。

参考文献：

[1] Kate standley:.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p.71

[2] 转引自马原:《坚决制止和消除对妇女的暴力》.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93-94页。

第9篇：家庭暴力论文范文

关键词：家庭暴力社会关怀培育

近几年来，家庭暴力问题日渐突出，成为学术界、理论界不断探讨的话题。家庭暴力严重侵害了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加剧了婚姻的动荡，造成了家庭的危机，危害了社会的安定。如何有效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多数学者均倾向于通过建立社会救助机制、加强社会立法和对施暴者进行严厉惩处等方法加以解决，笔者认为上述方法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但仍是头痛医头的“堵”的方法，不是最终手段，要从根本上消除家庭暴力，关键是要把家庭放到社会的大背景中去，了解产生家庭暴力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原因并运用社会力量加以解决。

一、家庭暴力的特点及其危害性

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由婚姻、血缘、收养、或法律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之间以压制对方或以发泄敌对情绪为目的的直接或间接的暴力行为。狭义的家庭暴力仅指夫妻间的暴力，它是夫妻矛盾冲突激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主要是指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的行为。从内容上看，家庭暴力不仅包括家庭成员之间身体接触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经常性的侵害他人人格尊严的行为即精神暴力。从近年来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以及各项研究来看，它具有以下特点：

1、普遍性和严重性。早在1999年，广东省妇联在广州等11个市进行了一次入户抽样调查后，就得出结论说，有近三成（部分媒体报道为29.2%）家庭存在家庭暴力现象，其中丈夫对妻子施暴的占了79.4%。2000年，江西省妇联也在全省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得出的数据说，自1995年以来经历过家庭暴力的家庭占34.58%。另外，据全国妇联最近调查显示，我国30%的家庭存在暴力，家庭暴力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而且，随着暴力手段的不断升级，导致家庭破裂，家庭成员伤残、自杀或他杀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同时，由于得不到有效的遏制，近年来家庭暴力有不断蔓延的趋势。

2、主体的特殊性。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其中妇女是最主要的受害主体，在目前的家庭暴力事件中，丈夫对妻子的暴力占绝大多数，由于一些男性的夫权思想、经济地位、生育观念等原因，致使他们在家庭生活中无端对妻子施以拳脚和蹂躏，在他们的暴力之下，许多妇女被剥夺了平等地位和人格尊严，承受着屈辱，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有的甚至命归黄泉。另一方面，从总体上看，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是家庭暴力的施暴主体，占家庭暴力73%，由于这部分人文化水平低，行为粗野，当家庭发生矛盾时，总是以武力解决。

3、隐蔽性和长期性。家庭暴力往往发生在特定的地点——家里，除了当事人外，常常不为人所知，而当事人又大多碍于情面，不愿“家丑外扬”，致使家庭暴力能公之于众的很少，仅占实际数量的10%。受害人常因缺乏多次累积的伤情原始记录和法医鉴定依据，致使调解和诉讼困难，受害人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同时，施暴者对家庭成员往往连续加害，受害者多长期遭受侵害，有的则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4、多样性和复杂性。目前的家庭暴力形式多样，既有对家庭成员肉体的暴力，包括殴打、脚踢、烧烫等伤害身体的攻击行为；又有精神暴力，包括用语言威胁恐吓、恶意诽谤、辱骂、使用伤害他人自尊和人格的语言或足以引起他人强烈不满的言语等等；还包括待，主要指刻意攻击他人的性器官，以胁迫或暴力方式强迫发生性接触、等行为。同时，家庭暴力在产生原因和危害等方面表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其产生既有观念因素，又有经济、家庭结构等多方面的原因。

5、循环性和延伸性。家庭暴力的发生一般呈循环性，其过程大致为：紧张状态阶段，即双方出现言语攻击和敌对状态；暴力阶段，即紧张压抑爆发为对受害者的攻击；亲密阶段，即施暴者表示悔恨，使受害人满怀希望，但绝大多数情况是这一循环再次简单重复。另外，家庭暴力呈延伸性，一方往往将对方的亲属作为泄愤对象，有的将插足家庭的第三者作为报复目标，把家庭纠纷的矛头指向他人。

6、解决手段的非理性。从掌握的情况看，发生家庭暴力后，绝大多数家庭成员选择非理性手段解决，他们要么忍气吞声、“家丑不外扬”，要么试图以暴力相报复。而有关部门则往往以“家庭暴力是家务事”为由，对家庭暴力不理不睬致使一些家庭暴力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有的甚至发展为恶性刑事案件。

从以上家庭暴力的特点可以推断出其危害性是相当大的，首先，它容易引起家庭成员尤其是受暴者心灵的扭曲、人格的变态。心理学研究表明，长期受家庭暴力影响的家庭成员大多都性格内向、孤僻、软弱、心理压抑、缺少合作精神等，这对他们的健康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其次，会导致家庭成员的逃避、恐惧感，使家庭对社会的调节作用和家庭的社会化功能遭到了削弱。因为家庭是个体最早接受教育的场所，它是社会化的最先执行者。家庭中的道德观念、语言习惯、兴趣爱好等都直接影响着每一位成员。已经有研究表明，在长期家庭暴力氛围中成长的孩子的暴力倾向普遍大于其他的孩子，而且，他们的情绪不稳、冷淡、缺乏同情心还有的倾向。最后，对社会暴力起着加剧、恶化的影响。家庭暴力是社会暴力的一种，与其他社会暴力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会连带出“以暴治暴”以及其他社会暴力的产生。例如，在一些调查中显示出女性所犯的杀人重伤案件中，她们的丈夫是主要对象，这就说明犯有杀人或重伤罪的女性，其犯罪原因与所受的家庭暴力有很大的直接关系。

二、家庭暴力的成因

西方社会对家庭暴力的研究早于我国，因此在许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家庭暴力的成因方面，有以个人为取向的理论，如个人病理模式论，认为施暴者有精神疾病或性格缺陷，如缺少自尊、不成熟、精神分裂症等，这导致他背离非暴力的行为规范①；以家庭为取向的理论，如暴力循环理论（亦称为“代际间的暴力传递”），认为生长在暴力家庭中的人，通过习得的行为，可将暴力直接传递给下一代，由此形成一个暴力不断再生的循环②。此外，一些社会学者在采纳以家庭为取向的理论时，还指出暴力循环理论的一个变量，即一方面暴力行为是儿童时期在发生暴力的家庭里习得的，另一方面，社会上还存在一种“亚文化模式”，在这种环境下，诉诸暴力是作为更广泛的生活方式而习得的，如从邻里之间、从犯罪亚文化或团伙中或从诸如警察和军队这样的特定职业中习得的③；文化与社会结构论，如文化认可暴力论，即在许多层面，暴力是为文化所认可和鼓励的，甚至是一种深感荣耀的文化表述形式。这种文化就是大男子主义文化。持此理论者阐述说，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是社会以及家庭的传统父权模式的表现。“对妇女的暴力——是文化的各个方面所认可和允准的”④。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对家庭暴力的成因大致有个人——家庭——社会文化三个层面的解释范畴。同样，在我国，导致家庭暴力的原因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有微观方面的个人、家庭因素，也有宏观方面的社会因素，而且两者不是孤立地起作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这就使得家庭暴力更加复杂化。

1.微观分析

尽管每一起具体的家庭暴力都有其各不相同的具体原因，但细细分析，还是可以归纳出一些共同特点，找出一些共同的原因。

微观方面：家庭暴力的发生可以是有直接缘由的（应该说，多数家庭暴力都是有直接缘由的），也可以是无直接缘由的（如有的施暴者由于自身存在性格缺陷或患有某种精神病，完全或部分地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无直接缘由的情况多与精神、心理疾病有关，因此不予赘述。

在有直接缘由的家庭暴力中，这个缘由从发生的主体上说，可以是施暴者的原因，也可以是受害者的原因，还可以是双方的原因。从受害者方面的缘由说，受害者可能有过错（比如对配偶不忠诚，对上辈不孝敬，或者在家中没有履行自己的角色、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尊重乃至羞辱对方，甚至先动手打了对方，等等），也可能是无过错但有缺点，比如心眼孝脾气不好、爱唠叨等，从而刺激了对方，触发暴力发生；也可能根本就是无过错，莫名其妙、无来由地便遭受对方的暴力侵害；从“双方共有”方面的缘由说，是指冲突双方都有责任。也就是说，双方都有过错、缺点，又不能相互原谅、包容和妥协，于是，摩擦变矛盾，矛盾不断激化，以致冲突升级，酿成暴力；再从施暴者方面的缘由说，其施暴可以是有原因或有借口的，也可以是毫无缘由的，比如纯粹就是恃强凌弱，或是上面说的施暴者有精神或心理疾玻

在有缘由的家庭暴力中，按缘由指向的对象可划分为三类：一是为谋求物质利益或以谋求物质利益为主（比如争房子、争财产等）；二是为追求精神利益或以追求精神利益为主（比如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等）；三是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利益兼而顾之（比如既要财产也要离婚）。具体性的缘由主要是在家庭事物、孩子教养及情感交流等方面的矛盾⑤。

2.宏观分析

（1）男女在社会和家庭中地位的不平等。

法国女权主义运动家、著名的文学家西蒙娜·波伏娃曾说过：“女人是造成的，而不是生成的”。“妇女们总是依附于男人，虽然不是他的奴隶。两种性别从未平等地分享这个世界。甚至今天，妇女的处境已经发生了改变，她们仍被严重地束缚着。在法律上女人的地位和男人相差很远，常常对她们非常不利，即使她的权利在法律上得到了抽象的承认之后，长期持续的习俗也阻碍这些权利得到更多的实现”⑥。在这个意义上，她提出第二性的说法，认为男人是世界的主人，而女人则是从属于男人的，她们在社会地位上是排在男性的后边的。攻击性、支配和力量被看成是男性的特征，男性有权支配女性；在中男性总是扮演着侵犯者的角色，而温良、贤淑、妩媚则成为女性的象征。传统女性角色就是贤妻良母，其行为特征就是顺从，女孩从小就得养成顺从的习惯。现在，虽然强调男女地位的平等和女性自身的独立，但是在深层文化上人们仍然鼓励女性对传统角色的追求。因此，女性无论是在社会中还是在家庭中，都处于从属地位，相对男性而言，她们属于社会和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因而容易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而男性则容易扮演施暴者的角色。这是传统的夫权思想及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之一。

（2）公力救济的软弱性，使家庭暴力案件中的受害者无法诉诸于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助长了施暴者的行为。

公安机关和其他司法机关对于一般的家庭暴力案件，大都是以“家务事”为由进行调解而不是处理。有的受害妇女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提起离婚诉讼。但按照目前的法律程序，第一次提起离婚的案件，若对方不同意离婚，法官要先行调解，调解不成则判决不准离婚，并且在半年之内无新的理由不准再行。这一方面使受害人对其失去信心，另一方面使施暴者因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有恃无恐，客观上助长了其暴力行为。

（3）社会冷漠、宽容与否的态度是滋生家庭暴力的适宜土壤。家庭暴力长期以来被简单地看成是“家务事”，“两口子床头打架床尾和”、“孩子不打不成才”、“棍棒之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方圆”等观念和心态，也影响着社会对于家庭暴力危害性的认识，导致了施暴者的为所欲为与胆大妄为。不少单位、居委会、邻里以及亲友们对家庭暴力也往往睁一眼闭一眼，很少认真过问。同时，虽然我国颁布了《婚姻法》以及有关的保护妇女、儿童、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但有了法律的规定并不等于实际的贯彻执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保障机制，法律仍会存有漏洞。

三、培育社会关怀意识，解决家庭暴力

正因为家庭暴力的产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我们解决家庭暴力也应该多管齐下，有体系、有步骤地加以解决。目前，多数学者提出的解决措施主要有3个方面：通过法律手段加强对妇女人身权及相关权利的保护并严厉惩罚施暴者；建立家庭暴力的应急机制和救助机制；加强宣传，提高家庭成员的维权意识。笔者认为以上三个方面都是可行的，而且如果三个方面密切配合、相互作用，会十分有助于家庭暴力的解决。不过，最根本的，是要在全社会培育出社会关怀的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整套社会关怀的体系。正如西方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格林认为：“未来理想的社会是人人平等、相互尊重的社会，每个人都有思想和行动的自由，但又受到道德义务的指导和约束。”家庭暴力的解决需要制度、法律的保证，但更有赖于社会的平等、自由、尊重、包容等各种精神的支持，这便是一种关怀。是社会包容的心态与思维方式，换句话说，就是对不同于自身的他人的存在，他人的生活方式，他人的选择给予承认和尊重。它是自由社会的精神土壤。有了这样一种意识，每个社会公民、家庭成员的处世方式和思维习惯都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从利己到利他、从强权到理性、从暴力到尊重，社会因之能够良性运行，家庭也能够和谐美满。

首先，关怀表现为对生命存在的仁厚慈爱态度，它是生存自由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社会是由不同生命组成的，它既有老少、男女之分，也有健康、病弱之别；既有有权有势者，也有无财无权者。在有无数差别的社会里，每一个人的生命权与尊严都是一样的，理应受到保护与尊重，因此不应侍强凌弱。以平等的包容的心态去对待每一个人，是社会良好的品质。

其次，关怀的社会表现为对他人价值选择的尊重，不以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从而使每个人拥有选择的自由。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其选择为何种角色的权力，不可强求一致。只许高尚不许平凡，只许完满不许缺憾是非现实的思维方式与心态，只能扼杀生命的真实与自由。

再次，关怀的社会还表现在对不同思想观点的容忍与尊重。这便是思想自由。社会不因他人思想与其自身相佐而剥夺他人思想的权力，也不应以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他人。人们彼此尊重、相互理解。

最后，关怀的社会还表现在对犯错误者采取的宽容态度。一个宽容的社会，应允许别人犯错误，允许别人改正错误。每个人不应生活在害怕犯错误的恐惧中和无法改正错误的绝望中。人犯错误的权力，也与其他权力一样，不可剥夺，因此不应把犯错误视为大逆不道，更不应阻塞犯错误者改正错误的道路。

要培育社会的关怀意识，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1.构建统一的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社会的一定文化价值背景对其成员和行为的认同是十分重

要的。一个强调个人的使用价值和市场价值的社会显然会比一个注重身份或出身价值的社会宽容度更大。因此应承认人的尊严和价值，人的人格、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生来就是平等且具有价值的。另外，将传统道德中尊老爱幼、相敬如宾等美德与现代意识诸如民主、平等有机结合起来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广泛宣传。

2.建立补偿性的社会规范，代替约束性的社会规范。因为约束性社会规范的性质偏重于对个人行为偏差的惩罚上，把任何威胁或违反集体良心的行为都视为违法、犯罪，这不利于人们的心理发展和关怀意识的培养。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个人意识代替了集体意识，社会规范的性质就应转变为偏重于对偏差行为所引起的后果的赔偿上，帮助人们认识并改正错误，增强社会理解。

3.加强人们尤其是对下一代人的情感教育。历红曾将情感教育归纳为：爱憎情感的教育；幸福感、愉教育；理智感、道德感、美感教育；义务感、责任感、成就感教育；自尊心、自信心教育五个方面⑦。通过这些情感教育，能使人们富有爱心、责任心，心理更加健康，能积极、有效地面对各种问题，从而增强社会关怀感。

注释：

①R·Dobash.Withfriendslikethese,whoneedsenemies?[Z].PaperpresentedattheWorldCongressofSociology.Stockholm(Aug.1978)

②J·Renvoize.WebofViolence-AStudyofViolenceintheFamily[M].RoutLedgeandKeganPaul,London,1978

③GillHagueandEllenMailos.DomesticViolence[M].SagePublications,1996

④S·Schect.TheWomenandMaleViolence.TheVisionsandStruggleoftheBatteredWomen’sMovement[Z].Pluto,1982

⑤胡佩诚.200对夫妇家庭暴力调查[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6.4

⑥曹秀谦.关于家庭暴力的法治思考[J].政法学刊.2000.4.

⑦历红.情感教育探悉[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参考文献：

[1].黄列.家庭暴力的理论研讨[J].妇女研究论丛.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