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海鸥教案精选(九篇)

第1篇：老人与海鸥教案范文

红鸥，是上海市市东中学高二女生侯美度，在初期，为迎合革命造反大势而改取的名字：

“我给自己起名叫红鸥――红色代表理想，代表光明，代表革命，海鸥是自由的象征。我生长在黄浦江畔，小时候就喜欢看黄浦江上自由飞翔的海鸥。

“飞吧！红鸥，自由自在地飞，不怕惊涛骇浪，不畏雷鸣电闪，飞向理想，飞向光明，飞向革命！”（《红鸥自传》第22页，下文仅标页码）

红鸥――这只自喻为红色的闪电般飞翔在惊涛骇浪之中的“革命造反”之鸟，确实是为运动而“生”的人。恰如红鸥自述：

“我以前总是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生20年，早生20年就可以参加革命了。现在好了！一来，我参加了革命，我就什么遗憾也没有了，这场革命真伟大！与当年打日本鬼子打一样惊心动魄，一样你死我活。

“刘胡兰、、、……的故事，从小我们就烂熟于心，谁不仰慕英雄？谁不做英雄梦？”（第19页）

红鸥满腔热血与豪情，满脑“英雄梦”。中国的“革命”与“继续革命”，借托着长久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很快就点燃了稚嫩而肤浅的灵魂，致使红鸥在学校里模仿北京红卫兵（市东中学是北京红卫兵在上海活动的一个“点”。市西中学也是），起草了《红色恐怖》宣言书（并印成传单散发），成立了“红色恐怖战斗队”；继而，“杀向社会”，在一片“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歌唱中，火烧了杨浦区图书馆的藏书；继而，只身北上，又在中央小组接见外地红卫兵的会议上（在场），“腾地跳出来，几乎是小跑地跑到主席台，递给大会主持人一张纸条”，要求“代表上海红卫兵”发言……正是“红鸥”这种划响天空的飞翔和鸣叫，使之很快融入了高校红卫兵的队列，并以一所中学“红色恐怖战斗队”的名义，与复旦大学“东方红公社”，上海纺织工学院“东方红公社”等，在市中心的人民公园筹建了市一级的红卫兵组织“上海市红卫兵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红鸥在市东中学并没有群众基础，她连通过班级选举去北京见的正式名额都轮不上。但红鸥却能在那个波涛滚滚的乱局中，乘着社会政治运动的大势，呼地蹿上了“革命造反”的云端。这大概可以是红卫兵运动史进入“深部和细部”研究中的一个课题（即“人物与组织与运动”的构成）。

上海“炮司”在上海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短暂而显赫的，其重要的特点和功能是率先发动了“工学运动”。所以，红鸥就在一个特殊的时段内，跟随复旦大学的周谷声、胡守钧，交通大学的许云飞，上海纺织工学院的林翌，上海师范学院的江必雄等一批大学生红卫兵，跻身于上海运动的重大事变中――殊不知，红鸥参加了上海“工总司”的筹备会议，并以红卫兵的身份赴国棉十七厂、三十一厂外调了、黄金海的政治情况（昨日的必需是今日的荒诞）；红鸥两度随送面包的车辆，到达安亭事件的现场，并追击到苏州、南京，动员“工总司”“二兵团”“一兵团”返沪；红鸥出席了陈丕显在市委东湖路招待所主持的各造反组织会议，见证了《急告全市人民书》的讨论过程；红鸥参与了“1・28炮打”事件，并代表“炮司”宣布退出上海筹备会（“炮司”曾是称赞的《急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的讨论者之一；上海的发起单位之一），直至在“反逆流”中被剥夺了“红卫兵资格”……。确实，在一片激荡中，红鸥就如同一只火鸟，腾空呼号，叱咤风云。红鸥不仅成就了她自喻名称的寓意，甚至成为大众传播的话题，成为“革命造反”的“偶像级”的精神象征。就是在那个时候，笔者作为一个运动的旁观者和思考者（因没有资格成为参与者），曾在复旦一会场上，经同学（一复旦教工子弟）的指点仰视过“红鸥”和“海鹰”，她俩一头短发，斜背挎包，像精灵一样在台上蹦来跳去。那幅图景至今可复演在眼前。但眼前的红鸥――虽然本书的署名仍然叫“红鸥”――却再也没有“火鸟”和“精灵”般的风采了。为了本书的修改，笔者拜托研究工作者李逊帮助红鸥订正一些史实，为一些非亲历的段落做出注释。李逊回复同意，却说：红鸥很固执，很难沟通。我也有同感，甚至感到这大概就是红鸥当年“革命造反”的个性基因和精神的延续。

二

如果说以上是红鸥所经历的“革命造反”的高潮，那么，当红鸥从高潮中跌落下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1967年4月至9月，红鸥为“用鲜血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红卫兵”，以赴死的决定赶往武斗激烈（红鸥自述是“两条路线斗争最激烈”）的重庆、乐山和开封。红鸥在给周谷声的告别信中写道：

“我们的红司令教导我们说：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使命在身，我能躺下不干吗？使命在身，我能自暴自弃吗？

“……亲爱的战友，你看哪，全人类解放的日子近了，近了，愿那一天，马列主义、思想红旗插遍全球。那一面最红最红的旗帜是我的鲜血染成。

“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第150页）

1967年下半年，红鸥从外地返沪后，立即投入“上海市中学运动串联会”（简称“中串会”。总部设在光明中学，共2万多成员）的活动。“中串会”乃被称为原“红上司”“红反会”等部分市一级的“老造反”红卫兵，因不满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建时，遭遇来自、徐景贤的冷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一月革命”的高潮中，曾纵横驰骋，冲锋陷阵的一群――却在新一轮“代表权”的确立中（实为“权力再分配”），被来自基层的“老造反”，却在“大联合”和“军训”等政治需要中脱颖而出的市六女中、控江中学的代表所替代（此类“替代”的例证，还包括“一派分化”“另派重起”等，在1967年中国各省区的造反派队伍中比比皆是。旗号上有“主义”和“原则”，形态上有“过程”和“状况”，核心还是“权力”和“权利”）。于是，红鸥与他人合写了《给春桥同志的一封信》，刊登在影印版的《红卫战报》上；参与了“中串会”组织的千人大游行，从长宁区俱乐部出发，经静安寺沿南京路至外滩，一路高举红卫兵大旗，呼喊着“主席健在，我们必胜”“批判新的资反路线”“中学红代会是大凑合”等口号……直至1968年上半年因形势紧迫，避退外地后，又“落网”进入了徐景贤主持的“‘中串会’问题学习班”。

1968年下半年，中国运动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和社会形势，决定了已在校“革命造反”了3年的红卫兵必须退出“现场”。那么，哪里是“出口”呢？按照关于“革命青年”的认定标准，就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当时，上海1966届和1967届高初中生的分配，大约有45%的名额在工矿企业，即便去务农，也多在外地（如黑龙江）和市郊的农场（“拿工资”），真正去农村以生产劳动“挣工分”的“插队落户”者却是少数（约10%。1968届后则为多数）。然而，以红鸥为骨干的一路“老造反”，则独树一帜地向市革委会提出到河南兰考去“插队落户”（为此，红鸥曾两度到兰考考察，并取得兰考县革委会的接受证明，直接“交给上海康平路办公室的秘书何秀文”）。

红鸥说：

“今天号召我们上山下乡，我这个最忠贞的红卫兵能不去吗？如果不去，我要后悔一辈子的。”

到达兰考时，红鸥一行下了火车，就抬着花圈，捧着小松树，在焦裕禄墓前庄严宣誓：

“焦裕禄同志，我们上海的红卫兵踏着您的脚印跟上来了。我们一定要继承您未竟的事业，在兰考广阔天地里锤炼一颗忠于的红心……，把双杨树的道路走到底！”（据同去兰考的原“中串会”成员说，上海没有去河南兰考插队的名额。他们所以申请去兰考，追随焦裕禄固然是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动机是：他们曾查看了中国地图，认为大批京沪两地的知青到黑龙江去“垦屯戍边”，将来“中苏之战”时，东北并非是苏军的突破区域，反而是经蒙古至内蒙古至中原一马平川，苏军的机械化部队可长驱直入。所以，他们准备在兰考筑起抵抗的防线）

呜呼！不必怀疑红鸥（和红鸥们）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和忠诚；不必怀疑红鸥（和红鸥们）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信服和追求……，如果说红鸥在“革命造反”高潮时的鸣叫曾划响天空，那么纵观红鸥在跌落时的苦斗，则充分证明了这位自喻为“天生的理想主义者”，确实就是天生的为而“生”的人，天生的为“革命造反”而“生”的人。红鸥用自己的热烈和执着，同时也用自己的轻狂和简单，写就了自己奇崛的青春史。

接着，发生的故事就是1970年初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中国运动就是这么“大运动”中套着“小运动”；“整体运动”中套着“局部运动”），红鸥因牵涉到胡守钧、周谷声、邱励欧等“炮打”的案件被专案组特派的四人小组，从兰考押回上海，关进了复旦大学10号楼。历经近两年的隔离审查和逼供信，于1971年12月底，带着从“敌性内处”减轻为“犯严重错误”的政治结论，由复旦“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工宣队员”送回了兰考……

三

诚然，红鸥以其个性、信念、意志，以及家庭和教育的背景，世运和机遇的汇通，形塑成了中学红卫兵“革命造反”的“典型人物”。这样的“典型人物”，在当时可以是先锋，甚或可以是偶像，自然与许多历史事件的现场和过程发生着关联，抑或就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那么，从“人物”研究的角度来说，红鸥之类的“典型”如何定位呢？

引用惯常的说法，是一场“全民运动”（甚至造成“夫妻离婚”“父子反目”），这固然是总体性的形态和结论。但若做出严格的辨析和区隔，或者说给予实质性的认定，运动在群众中的发动、参与、争辩、对抗、斗争……，尤其至1967年下半年以后，只是少量的“积极分子”，或“骨干分子”，或“极端分子”在运动，多数人则是观望着的，逍遥着的（以至形成了一个与运动的“政治场”相区隔的“社会场”）。

再引用惯常的说法，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其主导的方向和力量，无疑来自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即来自于、、以及中央小组、等人的决策，如策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炮打司令部”，以及中后期的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但所有这一切，并不排斥在如此壮阔的群众运动中，在一些大关节上，有“自下而上”的举措和行动，参与并创造了历史的进程和走向。譬如在北京，有清华附中张承志等组建了红卫兵，并写信给，得到了高度的赞赏；有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率先挑战王光美领导的工作组，引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辽宁，有大连海运学院红卫兵倡导“徒步大串联”，并向全国推广；在武汉，有“七二事件”，引起部署的连环变化，以及后来张铁生的“一张白卷”，黄帅的“一封信”，风庆轮的“远洋航行”，刘冰的“告状”，“四五”天安门广场悼念，等等，均或从底层，或从民间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震动。在上海，最重要的此类例证就是上海“工总司”的建立（含经“安亭事件”，以宪法为由，“先斩后奏”地签署了承认“工总司”的“五条”），标志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登上了的舞台，以及以“反击经济主义”和“夺权”为标志的“一月革命”。本书的主角红鸥确实参与了这两项发生于上海，影响了全国的行动（至于发生于上海的两次“1・28炮打”事件，为什么不能列入此例证内，那是因为其影响仅限于上海，而没能直接影响全国运动的大局和走势。当然，做间接的推论，不能否认上海的两次“炮打”针对的是）。

基于以上对两点惯常说法的判断，再进入“人物”研究的讨论，便可见在“参与”的层面上是毋庸置疑的，否则根本支撑不起“典型”的权重，正是从这个角度说，因为“参与”才有经历，才有故事，才有构成研究的可能和价值。但“参与”的层面和能动是有差异的，即“参与”的广度、深度和结果，又决定了对此类“人物”的评定，应做出“参与―创造”历史、“参与―进入”历史和“参与―见证”历史的区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参与―见证”历史的肯定是多数，“参与―进入”历史的肯定是少数，而“参与―创造”历史的则肯定是个别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如笔者这般没有资格“参与”的，或有“参与”资格却没有信念、志趣和激情的，则是“经历”了或“观望”了这段历史）。那么，依凭此理论的阐述，红鸥理想高扬和激情燃烧的“革命造反”，应该列入哪一档“参与―？”的位序呢？大概不能列入“参与―创造”历史的位序，因为红鸥没有像包炮那样直接主导了上海“工总司”的建立；没有像包炮、潘国平、那样直接与进行了承认上海“工总司”的谈判；没有像《文汇报》“星火燎原”战斗队那样在上海、在全国开创了“夺权”的先例，等等。所以，对红鸥此类“人物”的研究，一般应该进入“参与―进入”历史的位序。对红鸥来说，这不是遗憾。正如之所以要在理论上做出“参与―创造”历史、“参与―进入”历史和“参与―见证”历史的区分（没有“参与”的则更多），恰是为了求得对“人物”研究的客观定位和判断。

然而，红鸥作为名声显赫的“人物”，在人生的履历上，是否留有遗憾呢？就一代人的“生命史”而言，红鸥作为“老三届”人，其命运俨然被共和国的历史划分为3个阶段，即17年的求学期、10年的运动期（含“上山下乡”）和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期。如果说红鸥（出身于上海一般的“革命干部”家庭，即并非所谓“高干”家庭，更并非类似北京的“高干”家庭）的第一阶段是幸福的，第二阶段是燃烧的，那么，红鸥第三阶段的遭际呢？就在笔者所属的研究小组试图联络红鸥的时候，发觉红鸥早已在公众的视野中“失踪”了――红鸥属于思想史学者朱学勤所寻找的“失踪者”之一（运动时期，朱学勤只是一小学生，或称“红小兵”。但朱兄以“牛犊”之情追随着一批重点中学的“红卫兵”，包括一直追随至红鸥在内的“中串会”成员的落户地河南兰考）――然而，当辗转多时在人群找到红鸥的时候，红鸥除了捧出这本《红鸥自传》，并希望笔者竭力相助问世，成就“人生的最大心愿”外，就是喋喋地诉说当外婆带外孙“必须三时赶回家”的时间上和心理上的紧张。

于是，想到红鸥曾酣畅地宣称要“报考复旦生物系”；想到与红鸥共同奋战的复旦红卫兵周谷声、邱励欧等，均后去了美国深造；想到与红鸥共同奋战的交大红卫兵许云飞等，成为某一省级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想到与红鸥共同起草《给春桥同志的一封信》的魏威，成为《萌芽》杂志的编辑；想到与红鸥共同去兰考选址考察的王鸿生，成为文艺评论家……为什么红鸥的这些昔日“战友”，都能在“改革开放”中重新飞翔，而自称天生崇尚飞翔的红鸥，却在“改革开放”中消失了飞翔的踪影？或许红鸥的思维已凝固了，手持着的证明，仍停留在原有的思维惯性中；或许红鸥的激情已荡然了，日日为现实生活的困顿所束缚；或许红鸥的价值判断已发生了蜕变，人生的追念不是丧失动力就是指向空门；或许红鸥没有充分的知识准备和能力准备，难以应付种种从天而降的机会……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作为红卫兵的“红鸥”是骄傲的，因为曾有为“革命造反”而献身的理想和行动；作为外婆的“红鸥”则会是怎样的？（或悲哀或幸福；或失落或惬意；或烦乱或安然）但有一点应该确定：红鸥终究没有跟上“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没有迎着“改革开放”的大潮飞翔而起，而转换“红卫兵”和“知青”经历所遗留下来的角色定位。

请红鸥谅解，现在仍然需要回到本文的主题（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命题，一个供后学研究的命题）：红鸥天然地为的“革命造反”而“生”，却没有为“改革开放”做好准备；红鸥的信念和情感仍活在那个时代的记忆中，但那个时代早已远去了。

毋庸置疑，红鸥是一位典型的“人物”。当年，笔者在台下仰视着这位红卫兵领袖的风采；当下，笔者受托为上海的一位普通阿婆不忘青春的《自传》作序，其间可察考的脉络和机缘究竟是什么？大概是一个“革命造反”者的精神寄托和一个研究工作者的义务吧。

四

的“两性”（含“两情”）关系研究，一定会成为那个“非常”年代里――社会生活史方向非常重要的课题。它大致包括可供伸展探究的三个向度：即在时期总体的“性禁忌”的社会氛围下，运动中男女“战友”间所萌发的“两性”（含“两情”）关系；运动中发生于种种特异情况下的“易”“性贿赂”“性欺骗”“犯”（“性暴力”）等；中期以来所谓青少年“流飞”活动中的“性诱惑”“性骚扰”（上海称“搓拉三”；北京称“拍婆子”）和“”（“性教唆”“性”）等。当然，作为本书主角的红鸥，作为一个典型的红卫兵人物，其情感的故事肯定属于第一个向度。

自1966年运动爆发时的投入，至1971年作为“胡守钧小集团案”主要成员审查完毕，在红鸥5年来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革命造反”的经历中，共与异性发生了三段感情（俗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第一段，是红鸥暗恋复旦大学的周谷声。在周分配前夕，“我几乎天天到他学校去，常常在他宿舍抽屉里偷偷放几个我省下来舍不得吃的咸鸭蛋、鸡蛋。天长日久，暗生情愫，我们之间一种超过友谊的恋情正在不知不觉地增长。”（第208页）第二段，是同学“瓦西里”（后分在港务局当装卸工）痴恋红鸥。红鸥说：“他常常来看我，却常常不说一句话，丢魂失魄地站在那里。”（第209页）即便红鸥受审，仍不离不弃，但红鸥表示“擦不掉初恋刻在我心上的痕迹”，只是敬他，而不爱他。第三段，是红鸥与复旦附中陈大东（昵称“阿哥”，分配在上海工矿）的热恋。陈大东的情书：“我变成了一只雪白的天鹅，在宇宙间遇见了你――红色的海鸥，我们双双飞呵，永远飞翔，妹呵，那一天不会太远！”红鸥则“心里泛起无限柔情，飞快地在他的签名上吻了一下”（第223页）。但当红鸥被关押审查后，两年来“血尽泪干也写不完我对阿哥的爱”，终于断弦了。

红鸥这个高二年级的女生，在“革命造反”年代里产生的“情爱”，就如同“革命造反”一样的热烈（及女性特有的缠绵）。是红鸥浪漫洒脱，率性而为，随性而至？是红鸥卓尔不群，决意抗拒社会“性禁忌”的压迫？想必红鸥也难以准确回答这般的追问。确实，“革命”（造反）与“爱情”的主题永远是并举的――因为“革命”（造反）而处于激荡之中；因为立场一致而爱憎分明，价值趋同；因为比肩奋战而共举杯，共患难……同为年轻人怎能不迸发出情爱的光芒呢（甚或“革命”就是为“爱情”而奔赴的；“爱情”就是为“革命”而点燃的）！毋宁说红鸥暗恋着周谷声，又热恋着陈大东，就是大名鼎鼎的蒯大富与清华附中一女红卫兵的情爱，不也成为京城热门的话题嘛！

然而，不幸的是这场“造反”运动，恰是“祛爱”的（“阶级友爱”另论），任何理念中的、艺术中的，还有意识中的、现实中的所谓“爱情”，均属于“资产阶级的伦理”范畴，而遭遇隔绝与批判，以至通过社会舆论和群众，形成了一个以“灭人欲”为圭臬的高高在上的“道德裁判所”，监视着、驱散着、鞭挞着一切男欢女爱（北京红卫兵至上海串联时，捉拿黄浦江边携手恋爱的男女；里弄居民向城市民兵、派出所举报“搞腐化”的者；孩童们则向树荫下双双出行的年轻男女吼歌谣、扔石块……但至后期，上海团市委“为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组织全体机关人员，分头在外滩、南京路、人民广场设点观察。据报告：傍晚，在北京东路外滩至南京东路外滩200多米的江堤上，就有600多对青年男女在谈恋爱，其中将近200对“动作不正常”）。

第2篇：老人与海鸥教案范文

[关键词]语文教学 评价语言 语用

[中图分类号] G6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68（2016）28-058

新课标强调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教师是课堂的主导。这主导主要体现在教师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具体评价上。不过与其他学科不同，语文教师的评价语言除了要关注评价内容、态度外，更重要的是还要体现语用特点。

一、穿插名言警句，引发学生积累

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离不开语文知识的积累。教师在评价过程中，如果能够适当穿插一些名言警句、古诗成语等，不仅可以重塑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而且还能给学生的语言积累带来无形的影响。比如《高尔基和他的儿子》这一课，笔者就曾这样评价――

（学生自由朗读高尔基给儿子的信，并在小组里自由交流自己的感受与体会）

师：当我看到这封高尔基写给自己儿子的信时，想到的一句名言就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学生阅读高尔基在庭院里赏花的内容，并且通过小组交流自己的感受）

师：当我读到这一部分内容时，首先想到的成语是“触景生情、睹物思人”。在高尔基眼里，那些儿子种下的花，就是他的“儿子”呀！

案例中，教师运用名句、成语等对学生表达的内容进行恰当评价，不仅让学生对文本内容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而且还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提升了他们的语言运用能力。另外，教师语言运用的规范化也能给学生一种榜样的引导。

二、营造语言意境，引导学生品析

汉语言博大精深，字面上的细微差别，意义上却迥然不同。在具体评价中，教师的语言也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引导学生深入语言的感性世界，并通过对词语乃至句子的比较、推敲、斟酌，让干瘪的语言成为鲜活的画面，从而给学生最直接的感悟与体验，最终提升他们的语文综合素养。比如《荷花》这一课可以这样评价――

生：这个“冒”我感觉用得很好。

师：你有这个感觉，说明你对语言有敏感性。那么具体说说，好在哪？

生：不知道。

师：那你觉得这个“冒”可以用哪些词语来代替呢？

生：长、伸、钻、顶、穿……

师：你说的这些字都很好，但是想一想作者为什么不用，而要用“冒”字。再次认真读课文，仔细品析一下。

（学生阅读课文，沉思）

师：你看，荷花争着、抢着出来，这一朵要出来，那一朵要出来，我们能够从中体会到荷花的什么心情吗？

生：急切。

师：是呀，作者这里用“冒”而不用其他字，就是要让我们从中品析出荷花那种激动，那种心花怒放的心情。

从阅读表现来看，学生已经体会到“冒”字的与众不同，但具体好在哪里，他们却无法说出。这主要与他们的生活经验缺乏有关。对此，教师的评价语言需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尽可能地给学生营造语言情境，引导他们通过对比、想象来体会“冒”字的妙处，实现言意兼得。

三、构建多元对话，引申文本意蕴

阅读不仅仅要读懂字面意思，更需要理解文字背后的意蕴。但是对于小学生来说，由于思想尚未成熟，加之他们生活体验缺乏，这就导致他们对文本所蕴含的深意无法领会。对此，教师的评价语言需要发挥引申作用，从而有效引导学生深入品析文本意蕴，准确理解文本主题。比如《老人与海鸥》这一课的外貌描写，学生在阅读中抓住“褪色”体会到了老人生活的简朴。但是，这样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表面，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深入品析，与文本、作者对话，从中感受到老人对海鸥的爱。

师：是的，你们能从“褪色”中感受到老人的简朴，确实不错。但是我认为，这简朴中还有很多的不简朴，你们体会到了吗？

（学生进行讨论，然后交流汇报）

生1：我从“褪色”一词中感受到老人来这里喂海鸥已经很长时间了，这说明老人对海鸥的爱是长久的。

生2：我从“大塑料袋”中感受到老人对海鸥的大方。

生3：下文中有这样的一句：“这位老人每天步行二十余里。”从这我感受到老人对海鸥的爱是坚定的。

……

评价也是教师主导课堂的一种方式，通过评价语言，可以有效推促学生与文本、作者乃至编者进行心灵交流，从而把对文本的理解提升到更高层次，最终提高学生的语文综述素养。

第3篇：老人与海鸥教案范文

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

粟新平

1　新近出炉的中国两岸四地200多个城市综合竞争力排行榜，天津步入前十。

对此，也许可以这样说：天津，这个曾经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璀璨夺目的老牌明星，虽历经沧桑，但仍然是在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

此前的3月下旬，北京两会临近结束时，国务院批复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引起海内外关注。众多财经报纸都在第一时间予以披露，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亦在突出位置转载，这是天津继两年前滨海新区被批准为中国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之后，引发的又轮超强冲击波。天津，滨海新区，一下子成了热门搜索词汇。百度一下“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可找到相关网页约223，000篇。

敏感的资本市场也很快就有反应：综改方案获批的消息刚一传出，与滨海新区相关的上市公司就受到市场热捧，泰达股份、津滨发展、滨海能源、创业环保等股票价格纷纷上扬。证券业分析者认为，综改方案的获批，将使市场对滨海概念更有信心。

还有，近几年许多以前不敢想象的大项目纷纷落户津门，蓝星化工新材料基地、新一代运载火箭、中兴通讯北方研发转化基地等一批新的重大项目加快开工建设，空客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厂房主体完工，百万吨乙烯炼化一体化项目顺利推进，唯斯塔斯风力发电、中集集装箱等60多个重点项目建成投产……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最新的前沿阵地，天津以及滨海新区显现出明星效应。

2　深圳和上海浦东，它们无疑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版图上最耀眼的明星，其风范迄今无人可以漠视。不难看出，政策面的扶持是它们得以脱颖而出的强大外因，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或许只会赢得一时风光。两地之最终出落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两大区域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圈的龙头，星运如此兴旺，表明它们没有耽于仅做政策的宠儿。

明星者，除了得天时之利，还必得有超于常人的代表作，这些代表作往往是某一特定时空下凡人难以超越的经典。

譬如深圳。一提到深圳，我们会条件反射般地想起“深圳速度”。1984年，高160米，共53层的国贸大厦仅37个月竣工，从此成为“深圳速度”的象征。数万名集体转业的工程兵，创造了这个3天层楼的奇迹。深圳在建设特区的26年期间，用18年的时间使GDP达到了1000亿元人民币，接着用了5年时间使GDP达到了2000亿元，随后仅仅用了2年时间就使GDP达到了5000亿元，根据香港顾问公司En-right,Scott & Associates的统计，1980年到2004年，深圳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8％。“深圳速度”已经成为深圳这个明星城最重要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深圳速度”，一年建29条道路的奇迹，在极短的时间内打造出的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人造文化旅游景观、第只上市股票……

再如浦东。在世人的眼中，浦东乃至整个上海市早已是一个金融、贸易、高科技产业的中心。短短15年的时间里，上海以浦东开发为契机，缔造了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等在国际上名头山响的皇皇地标，留住了一长溜国内外经济领域的明星企业――一大批知名以及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汇聚在陆家嘴、金桥、外高桥、张江等地。在资本市场上，浦东建设、张江高科、浦发银行等都曾是炙手可热的优质蓝筹，上海板块整体以股性活、升值潜力大、大跌时勇于护盘而一直受到投资者的追捧。人们习惯于在上海的前面加个“大”字，这个“大”应该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空间概念，它包括一系列明星企业、明星产品的烘托和提升。

可见，深圳、浦东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明星效应，这种效应是市场经济环境中快速发展所需要的，但它不是只靠政策扶植就能出现、延续、延伸并产生经济效应的，它需要有自己的经典力作，即在政策环境下充分发展相应的个体来支撑与展开，并逐步形成整体的明星效应。

3　整体与个体，存在辩证关系，其中一方面，充分发展个体，是整体提升与发展的条件。

引资，无疑非常重要，一个地区涌现出一些合资、外资的明星企业，很必要，也会让人眼前一亮，就像摩托罗拉之于天津，华为之于深圳。但在如今的发展阶段，现在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一个地区也更需要的，是地方的甚至是自主的明星品牌――企业以及产品。譬如青岛之声名远播，就跟它的“五朵金花”海尔、海信、青啤、双星、澳柯玛密切相关。

现在，单纯依靠外源型经济的模式已远远不适应发展的需要，自主创新被提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自身的要求――市场需要名牌企业、需要自主品牌、需要这样的明星效应来优化改革路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从而在市场竞争中提升比较优势，这或许正是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广东省委书记为什么那么关注马云、那么遗憾沪穗没有诞生阿里巴巴那样的IT自主品牌的原因吧。

4　当下无论官方话语还是民间谈资，都在热议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用广东省委书记的话来说，之所以要解放思想，就是因为人们的认识没有跟上事物的发展，主观落伍于客观。体现到一个城市的明星效应、名牌战略上，有些领导干部张口闭口就是如何引进外资外国品牌，好像非如此不可，这个思想就必须要解放。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没有像汽车业那样靠普遍合资来谋求发展，而走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道路，不也照样做大做强了!

滨海新区被批准为中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OTC柜台交易将设在天津，一些重大改革措施在天津先行先试，天津的明星光芒已然开始绽放。“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在如此令人眼热的政策环境下，天津能否像当年的深圳、上海那样真正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在新形势下焕发出更加耀眼的星光?人们在期待着，也在观察着，观察天津如何解放思想更新思维趟出新路，期待天津早日孕育出自己更多的明星代表作。

海鸥表，老品牌重生

路光祖　张今声

一生都是和表打交道

几次与王德明交谈，但都是行色匆匆，原因是他十分忙。“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这一生都是和表打交道。”王德明与笔者交谈时，坚定自信而不乏激情。他的言语和神态，很难想到他已经是花甲之人。

1995年1月，当王德明调任海鸥手表集团公司总经理时，曾经生产出中国人自行研制的第一块手表的海鸥手表集团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而今，海鸥手表不但在市场上彻底扭转了颓势，其机械表机芯产量已经占世界产量的约25％、国内产量的约50％，而且拥有世界三大经典机械表制表技

术，重新树立了中国第一块手表诞生地的荣光。

现在世界上的机械表每4块中就有一块的机芯是由海鸥生产的。这在13年前不可想象。

早在1955年，华威钟表厂(天津手表厂的前身)的四个高级技师，用最简单的工具仿制出了瑞士“sindacol”5钻粗机手表，改写了中国只能修手表而不能制造手表的历史。之后，第一只中国人自行设计制造的手表、第一只符合国际标准的女表和第一只出口手表等中国手表业发展的里程碑，均诞生在这里……海鸥表成了民族品牌、民族感情的寄托，成为中国手表第一品牌，也是天津名品的骄傲。

但是，进入90年代，海鸥手表急转直下……

1967年，中专毕业的王德明进入天津钟表厂做工人。此后，他从一个工人逐步升到总经理。在大一统的国有体制之下，王德明的生活也不过按部就班。然而，体制的沉闷并不能泯灭人的灵性和创造力，王德明自豪地说，即使做工人他也是最优秀的。1995年，当王德明进入海鸥手表集团，他的命运和中国第一块手表诞生地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历经13年崎岖坎坷，王德明充满激情地说：“在海鸥的13年中做了三件大事：改制、确定以机械自动表为企业发展方向、攻克三大经典制表技术。这三件大事最终让海鸥摆脱困境，并且重新让老品牌焕发光彩。”

111人曾喊他“黄厂长”

回想起刚刚进入海鸥手表集团的那段时光，王德明用“惊心动魄”来形容。

1995年，海鸥的生产能力是年产500万只，其中1 D0多万只是手上弦机械表，350多万只电子表。手上弦机械表卖不出去，8元钱一只都没有人要；而一块成本11港元的电子表常常4港元就处理掉了。国内38家电子表生产企业大都停产，海鸥手表集团那时也被划入整顿的行列。王德明就是在这个最糟糕的时候进入海鸥手表集团的。

“那时候的压力非常大，我总是在想，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第一块手表就是在这里诞生的，这个牌子是相当珍贵的，不能在我手里没有了。”王德明坦诚地说，“那时，我心里也没有底，因为眼看着曾经和海鸥手表集团齐名的上海手表厂破产了。而且压力不仅仅是来自整个行业的不景气，也来自于企业内部。”

海鸥手表集团曾经承载着、凝聚着几代人的希望和热情，也获得了无数的荣誉。但是这个钟表行业最老牌的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越是深入之时，却明显地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步伐了。机制僵化，战略模糊，管理老化，海鸥在90年代已经完全失去创立之初的朝气和活力。从1996年开始，王德明在海鸥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在管理方式上摆脱国有企业旧有的思维，向市场化贴近。

在王德明的主导下，这些在体制和机制领域的改革直接促成了海鸥手表集团的改制。2002年，海鸥手表集团又把三个分厂、研发中心和销售公司等剥离，实现彻底的改制，组建了多元投资主体的天津渤海中鸥表业公司。改制后的中鸥表业公司国有资本占27％、海鸥手表集团员工持股63％。

为求得发展，海鸥手表集团在1997年一次性下岗2000多人。由于企业本身不景气，加上改革的力度大，很多人看不到王德明改革的前途在哪里，说风凉话的、起哄的人到处都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很多员工不叫他“王厂长”，而叫他“黄厂长”。这是一种有鄙视意味的称呼，所谓“黄厂长”，就是认为公司快要在他手里“黄”了。

当时，海鸥手表集团的主管部门和天津市的很多领导也认为海鸥没有希望了。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之下，在一片纷纷扰扰之中，王德明却看到了希望。希望源于他对手表行业的了解，他认为自动机械表是未来的潮流，海鸥只要抓住这个潮流就有机会。

可是在海鸥连续几年平均年亏损2000万元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人理会他的“希望”。当时海鸥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资金，企业几乎无法正常开工生产。为保证职工每月能拿到一点象征性的工资，公司的采暖也仅仅以暖气管不被冻裂为标准。

王德明没有放弃，他的坚持终于说服了领导。海鸥手表集团以联合开发房地产的方式，获得到一笔资金。正是这笔钱，为海鸥注入了新鲜的发展血液，成为海鸥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的保障。

在破产的边缘，坚持创新能力

改制是一种制度创新，是从机制上对海鸥手表的发展松了绑，企业有了奔跑的动力：但向哪个方向奔跑，又是一个问题。如果动力有了，但方向错了，就会南辕北辙。改制是王德明在海鸥做的第一件大事，第二件大事就是调整产品结构，这个方向性的问题比改制更有挑战，也更具有战略意义。

“90年代末的全面滑坡，从一定层面上说是我们忽视自身特点，盲目模仿跟近洋产品的恶果。当时我们分析企业走出困境必须扬长避短，电子表尽管需求强劲，但不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在多变的市场中，王德明敏锐地捕捉到“机械自动表将是下一个行业发展的趋势”。王德明的判断，源于他多年的行业经验以及对手表文化内涵的理解。一是机械表是有精度的首饰，是有感情的饰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手表作为单一记时工具的概念越来越弱化，尽管电子表由于增加了装饰、时尚功能而受到部分年轻消费者的喜爱，但机械表制造复杂、工艺考究，能够艺术地展现文化的魅力，是身份、品位的象征，而作为礼品它也逐渐在人们的生活中显现其需求。二是王德明从瑞士手表业的发展中吸取了经验。90年代瑞士手表业也因为受日本电子表冲击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他们发扬自身的长处，瞄准做品牌和机械手表，调整自己的产业和产品结构，逐渐度过了难关。瑞士手表是“金字塔”的顶端，产量小，价值高，根本无法满足世界机械手表市场的消费需求。适应于现代机械手表消费理念的自动机械表和多功能机械表等中档产品，正在成为手表中的时尚产品。而无论是日本还是瑞士，尚无意也无力去垄断这一块市场，国内几乎还没有手表企业进入这一领域。王德明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市场进入时机。

然而，王德明的观点却引来了很多非议。当时大部分手表行业的专家都认为电子表才是主流，机械表已经没有希望了。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即使做机械表，也只能模仿瑞士表。而王德明认为，没有创新能力，就根本没有优势可言。

海鸥手表的产品结构调整，就是在这样充满怀疑和争论的氛围中开始的。集团转产之时，正是企业待破产之日。王德明坚信自己的判断是对的，他果断地砍出了产品结构调整的第一“刀”：采取嫁接的方式将年生产能力达350万只的电子表生产线全部转给合资伙伴天津ISA集团，另一方面集中精力研制开发新一代自动机械表。同时还发挥企业精密机械加工的优势，为十几家家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加工配套产品，不仅技术含量提高，而且增加了企业的收入。

产品结构调整往往令企业伤筋动骨，绝非唾手可得。对海鸥手表集团来说，自然也不

例外。除了精神上的压力，主要的还是技术的挑战。海鸥手表集团有着悠久的生产手上弦机械表的历史，虽然自动表也属于机械表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的技术水平差别却很大。无论是模具精度，还是综合工艺技术，其难度都要高出手动机械表好几个档次。例如，手上弦机械表需要在直径30mm、厚3.95mm的空间内摆放100个左右的部件，而一款自动机械手表则需在直径25.4mm、厚3.75mm的空间内摆放近200个零件。谁的精度更高?一目了然。自动表如此高深的技术门槛，即使复制的成本也会让意欲参与者望而却步。但海鸥手表集团迎难而上，接受了挑战。

经过1997、1998年的调整，海鸥把第一款自动机械表ST16双历手表推向市场，并且一炮走红。自动机械表的市场证明王德明的判断是正确的，整个集团的士气也为之一振。由于坚持结构调整、产品创新，到1999年，企业一举扭亏。从2004年开始，海鸥自动机械表的出口已经达到75万只，占国内同类产品的42％。

目前，海鸥的机械表机芯生产能力达到600万只的规模，约占全国的50％，在国际上占机械表机芯产量的约四分之一。在全世界手表业中，天津已成为继瑞士、日本之后的第三大手表机芯生产基地。

做品牌，瞄准瑞士高档表

2006年8月20日，在海鸥手表集团的高档机芯工作室里，10多名科研员眼睛紧紧盯着一只手表。“响了，响了。”所有在场人员的欣喜万分。那清亮的响声，同时宣布中国第一只两问打簧表在海鸥手表集团诞生了。2007年海鸥手表集团公司推出限量铂金版两问表10只，售价每只12万元人民币。这样的高价格，在国内绝无仅有。在2006年瑞士巴塞尔钟表珠宝博览会上，海鸥自主研发制造的陀飞轮手表被瑞士同行评价为：与世界手表制造顶尖水平差距缩短10年以上。

问表、陀飞轮表、万年历表这三项技术，目前世界上只有瑞士钟表业和国内外为数不多的专家级大师所掌握，而海鸥手表集团全部掌握了。

在2007年天津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市长戴相龙再次提出要把海鸥手表打造成天津的名片，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这么提及了。

做品牌，已经成为海鸥手表集团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于品牌，王德明有一种朴素的理解：“如果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产品品质上不去，就没有品牌可言。为什么瑞士手表一直是高档表的象征?就是因为瑞士表业有200多年的工艺积累，垄断了许多复杂的技术，演绎了钟表文化的内涵。”

王德明对技术有着职业的敏感和热爱。在企业最困难、资金最缺乏的1996年，他主动把自己和所有管理层工资降到和普通工人一样，每月255元，公司里唯一没有降低工资的是处于一线的工程师和熟练技师。目前海鸥的高级设计人员有30多名，“他们都是有技术诀窍的、对企业有深厚的感情积淀的、不会轻易跳槽的。由于高档机械表的工艺特征不允许自动化，手工比例很高，熟练的技术工人和高级研发人才成为海鸥手表集团不可复制的优势条件。”王德明不无自豪地说。

在投入上，王德明毫不吝啬。从企业刚刚扭亏不久的2001年开始，就每年投入1000多万元瞄准国际尖端产品自主研发。与海鸥手表集团不断引进瑞士先进生产线相比，海鸥手表集团的行政办公室一直是60年代建的那排外表简朴的小平房，而王德明在这一坐就是13年。

技术上的投入，终于有了回报。2006年，海鸥手表集团陀飞轮机芯的产量为4000只，这几乎相当于瑞士整个钟表行业陀飞轮手表机芯的总和。这些机芯除了内销之外，大部分出口到欧美、日本。王德明很自豪地告诉记者，由于产量大，海鸥陀飞轮机芯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具有一定的定价权。与同类国外产品相比，海鸥陀飞轮手表的成本要低很多，王德明开玩笑说，迟早有一天海鸥会把陀飞轮手表从贵族的神坛上拉下来，让更多的人都买得起。目前，海鸥手表集团正积极建设高档复杂机械手表生产基地，未来2至3年内，预计可以达到年产高档复杂机械手表1D0万只的生产能力。

在解决了企业的生存问题后，王德明最关心的还是品牌：“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精力去研究品牌，在计划经济时，产品是尽产尽销，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研究品牌。而在90年代初，在别的企业做品牌时，我们还在研究‘砸三铁’……现在悟到了企业要解决发展必需靠品牌。但也悟到了把品牌看成是有广告就万事俱备了那是肤浅的，品牌建设还是要靠企业的实力。根据目前市场的主流，我们把海鸥定位在中档，向高档市场进军肯定是今后努力的方向。虽然我们在高档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是从技术上的内涵讲我们离高档表还是有一段距离。瑞士表7000美金以上的是高档表，我们无论是企业自身还是消费水平，都还有差距。”

王德明始终将目光牢牢地盯紧国际表业的发展趋势。

在国际手表业占上位置

尽管海鸥手表集团的发展离王德明的期盼还有距离，但海鸥这个曾经凝结着中国人民族情感的手表，终于再次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从2002年起海鸥手表集团开始恢复返岗，1996年海鸥最困难时期下岗的员工，只要愿意回来，都可以重新回到海鸥手表集团。我是盼望着大家回来……”王德明对职工的渴念，其言也切，其情也真。当初称王德明为“黄厂长”的员工早已不再这么称呼他，因为他们目睹了这个坚毅、有魄力的领导如何让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

“随着海鸥表的快速发展，还将拉动行业1到2万人就业，到2010年实现销售收入50亿元、向国家上缴7亿元税金的目标。在此基础上，海鸥牌手表还将作为天津市的名牌产品占领国内市场，打入国际市场，成为世界手表知名品牌。同时，发展名牌经济，由规模速度型向品牌效益型转变。”王德明如此表示。“海鸥品牌有着国际化的基础，海鸥冲击国际市场做大做强品牌，无论对天津还是中国制表业，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我们有理由相信，海鸥以国内手表行业最具技术实力和代表性的品牌，跻身国际市场，不仅支撑起天津又一高增长、高利润、环保型产业，而且同时成为展示天津制造业的深厚底蕴、天津制造业文化的一个窗口，成为一道独有的城市风景线。

“人生能有几个13年?”王德明感慨道。13年里，他终于看到自己的努力有了回报。“我觉得我还能干10年，”王德明说，“到那个时候，国际手表业应有海鸥表的位置。”

注重自主品牌　不断打造明星

段　明

据说，1996年时，无锡一位领导曾经感叹：一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黯淡了也有着同样美景的江南名城无锡，一首“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抢走了人们对太湖边这座有着同样文化情趣的城市的宠爱，这位领导甚至笑称：要用1亿元买一句可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媲美的话语来包装无锡。

苏州和杭州，历来是中国城市中的明星。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以城市为代表的多维空间载体，正以多种复杂的方式进行着全球资源、市场、生存和发展空间与发展机会的争夺与较量。市场经济条件下，名牌溢价能力强，产品附加值高。名人的竞争某种意义上是其代表作品的竞争，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品牌的竞争，城市的竞争也一样，知名城市对要素的吸引力大、集聚力强，易形成“洼地”效应来融通国内外优势资源――城市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必然将其带入一个开放的市场交易平台之中，因此如果一座城市想不流于平庸，就必须下工夫把自己锤炼成名牌，成为明星。

渤海大学管理学教授吉福林认为。在中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做强做大企业，以企业品牌塑造城市品牌，“是打造城市品牌的根本途径，也是明智之举”。城市和企业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企业是城市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城市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企业品牌是城市的视觉窗口，品牌的档次是展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名片，也是衡量这个城市经济实力的标志。城市形象的改善会有力提升企业的品位：企业品牌可塑造城市风格，城市建设将铸造更优良的企业品牌。一个地区，经济实力如何，经济发展有没有后劲，主要体现在该地区企业的竞争力上。

目前，在品牌对GDP的形成中，据有关统计，美国GDP中60％的部分来自于品牌产业创造的价值，而我们GDP中只有不到20％。

不久前，国务院批复了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方案，滨海新区由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新的前沿阵地，一时间，政策面的利好为天津罩上了迷人的明星光环。这光环看上去很美，但不能陶醉和满足，天津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卓越的建树以放大放亮其光辉。

培育和造就一大批在国内外市场具有竞争力的名牌企业和自主品牌，是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之一。从微观经济看，企业一旦进入创名牌之路，必然自觉强化市场主体地位，重视资源优化配置，把科技、质量、市场、信誉、效益放在整个生产经营的重要位置，努力提高核心竞争力。从宏观经济看，一批名牌市场占有率提高的过程，就是一批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快速成长、扩张的过程，也是一个生产要素流向“高、大、强”骨干企业，并使其经济增长和质量效益不断提高的过程。拥有名牌企业、拥有自主品牌，才可能有持续发展的竞争力；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有机结合，才可能有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加快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也要在培育名牌企业和自主品牌上下工夫。

第4篇：老人与海鸥教案范文

在语文课堂实践中，笔者发现一些教师在课堂探究这一环节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课堂上当老师提出一个问题时，教室里立即嗡嗡声一片，似乎每个学生都在争着发言，十分活跃，但多数学生的发言都令人失望；二是有的年轻教师对教材的理解、教学的重点、难点及要达到的教学目的把握不准，提问不能引导学生去认真思考。曾听八年级一位年轻教师执教《罗布泊，消逝的仙湖》一课，教师在15分钟的探究时间里提问多达近20次，这些问题大多浅显而琐碎，学生照本宣科地回答老师的提问。表面来看，学生纷纷举手要求发言，课堂热热闹闹，师生互动频繁，实际上学生缺少主动探究，思维浅显，只是处于敷衍应付层面。

其实，课堂提问是一种教学手段，更是一门教学艺术。有效的提问不仅能创设一种良好的教学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还能促进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探究，开发学习潜能，达到提高教学效率的目的。要实现有效提问，教师一方面要认真钻研教材，吃透教材，提问要有目的性，另一方面提问要有激励性、创造性。

一、利用求异思维提问

课堂提问是教师在组织、引领和实施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教学行为。有价值的提问是促进学生思维、活跃课堂气氛、激活学生自主学习的有效途径。因此，教师要重视对问题的设计和组织，优化提问技巧与方法，使提问更有效，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初中生的心理特点是批判性、独立性增强，敢于挑战新问题，他们总是将思想集中在自己的情感上，在分析、评价事物时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色彩。因此，教师在教学时就应注意激发其斗志，鼓励其探索。书本中已有明确答案的问题不用再拿来探究，而选择能引发学生认知冲突、有一定探究空间的问题，鼓励学生求异思维，使其思维在思辨冲突中成长。例如，在教学朱自清的《背影》一课时，为了让学生体会到父亲对儿子深沉的爱，先要求学生有感情地朗读“父亲”爬上月台，穿过铁轨去买橘子一段，然后提问：“父亲”穿过铁轨违反了交通规则！你怎么理解父亲的行为？这个问题让学生大感意外。学生通过激烈的讨论后，认为应该联系当时的环境，从作者对“父亲”的外貌、神态、动作描写中体会“父亲”对“儿子”的感情，大多数学生都能抓住“臃肿、蹒跚、攀、爬、缩”等形容词、动词，悟出“父亲”对“儿子”的无限关爱。这样提问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兴趣，更能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

二、适度拓展而具体的提问

适度的拓展提问可以摆脱文本的局限，拓宽学生的思维，扩充课堂的容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教师能找出学生最感兴趣，而又同文章重难点有着密切联系的问题，并用拓展延伸的方式提出，一定能产生“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良好效果。同时，教师必须严格把关，拓展要适度、具体，让学生的思维有含金量，而不能漫无边际，大而化之。

例如，一位教师在讲《老人与海鸥》这一课时，抓住“有声有色的乐谱”这句话设计了这样的提问：“在这有声有色的乐谱里，你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学生讨论片刻后，纷纷回答说：“听到海鸥欢快的鸣叫！”“老人的笑声，老人呼唤海鸥的声音。”“海鸥成群地飞起，排成一片翻飞的白色。”“海鸥随着老人的呼唤起起落落。”“海鸥们围着老人飞，老人笑得好开心。”学生们凭借生活经验，以情体会情，以心感受心，想象得合情合理，又富有个性，这种想象让学生的思维得到激扬，语言表达能力得到锻炼。

三、深度与坡度适宜的提问

对学生而言，课堂问题的设置应有一定的深度，要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和积极的思维活动，要让他们通过“跳一跳”达到“最近发展区”。但是，单层次难度的问题只适合成绩较好的学生，对全体学生则不适宜。所以，提问必须要有梯度，要注意先易后难，采用“循序渐进提问”的方法，步步设坡，从而引导学生的思维也跟着“爬坡”，让不同的学生在面对此问题时，都可以从他们本身的知识结构去思考，从而形成自己的思维方法。

如都德的《最后一课》，教学难点是理解文中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七年级学生来说，“爱国主义”是一个很粗像的概念，理解有一定的难度，初读课文很难把握住。教学时笔者设计了这样几个提问：读文中韩麦尔先生的外貌描写，想一想有什么作用？试举一例神态描写的句子，说说它的作用。文中动作描写最传神的是哪几句话？有何作用？“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 属什么描写？其含义是什么？这样，学生一步步感受到“爱国主义”这一重大主题，水到渠成地完成了教学目标。

具有深度的提问可以引领学生走向文本的深处，让学生不满足于对文本的粗浅解读，培养主动探究意识，增加思维的厚度。

四、教学生学会提问题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重要。”可见提出问题的能力对于学生是多么重要。所以，教师不仅要“解惑”，还要“生惑”，教会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第5篇：老人与海鸥教案范文

四十六年前，因上海人艺派我担任《第二个春天》舞台设计，在大连与耀卿先生结识，又一同伴随黄院长同去旅顺军港体验生活。仅三天时间，下生活、研讨方案、完成初稿、奠定大局，历历如在眼前。记得初读剧本，不甚了了，觉得戏散，“苏味”太重。在由大连去旅顺途中的汽车上，我向黄院长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老人家作了耐心的解答，用“飞”将全剧人物关系、矛盾、人物心态、贯穿动作一一联系，使我茅塞顿开；又用名句“心潮逐浪高”作为全剧基调。这些在汽车上阐述的话后来在《导演的话》一书中作了更详细的阐述。

在旅顺海军基地的三天，是极其紧张的。参观、访问、乘鱼雷快艇出海……与黄院长研讨舞美方案。然后我与耀卿先生各出一套方案，由黄院长审定，最后统一了平面图及设计构想。在确定方案后，黄院长又提出舞美风格的八字方针：严肃、活泼、民族、现代。他老人家说，我从基地到处可以看见的八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中受到启发，借用了“严肃、活泼”四字，再加上“民族、现代”四个字，这是两对矛盾的统一，你们好好体会、好好体现，这就是我们舞美必须体现的风格。 随即我从大连乘船返回上海，我和耀卿先生只能各自分头设计，完成各自的舞美设计方案，这就是上海人艺和辽宁人艺《第二个春天》设计图及体现完全不同的原因。假台口原方案没有，是黄院长返沪后排戏时，我见剧中的女记者时而似“主持人”身份作一些客观介绍，时而又进入戏内，作为一个角色；黄院长还处理冯涛第一次出场是从台下走上舞台，女记者在一旁介绍。我向黄院长建议，是否可以设计一个假台口，形成两大时空，一个是戏外时空，一个是戏剧时空。黄院长通过认真思考，接受了我的意见并提出很多具体的艺术要求：假台口形象要与海军形象产生联系，应参考军舰的色调和质感，还要体现严肃活泼的风格；全剧不用大幕，假台口装两道幕，面幕用透明白纱，下面缀海军水兵大翻领上的四条蓝色横条作装饰，里面衬一灰色幕，有时只用透明纱幕，有时加上底幕；假台口上要缀上几只海鸥，由此又引起效果设计卢珂同志的创作冲动，设计了一台可以在天幕上展示海鸥自由飞翔的灯具，使舞美增色不少。黄院长在假台口的二道幕上又生发出一些很有意趣的艺术处理，使开闭幕增色不少。为此，我还借鉴上海儿艺创造的开闭幕一个方向跑，即开、闭幕都由左向右移动，好似翻过一页又一页书似的。

第四幕干部招待所场景有两场戏，戏中时间两场相隔约半个月。黄院长告诉我：应设法使两场时隔半月通过形象表现出来，你去想办法，比如在电影中，很容易表现时间的推移，可特写时针飞转，或日历翻动。我得到启发，设计了一个日历：消逝的挂历，用灯光特写来表现日子一天天过去，剧场效果很好。后来辽艺到北京演出，黄院长还让我专门送一个可以变化的日历到北京给辽艺用。

第6篇：老人与海鸥教案范文

情境教学中的“情境”，是指教师根据教学内容与学生共创的一种能激起学生学习兴趣的场景，这种场景能把学生带入与教材内容相应的氛围中，师生在此情此景中进行情境交融的教学活动，使学习内容丰富有趣，更能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

一、故事情境，唤醒兴趣

六七岁的孩子，刚走进学校开始学习文化知识，还沉浸在童话故事的世界里，脑袋里想象着小动物们的活动。他们很爱听大人给他们讲一些小动物的故事。每次上新课，根据教材的内容，自编一段故事，配上一段音乐，从讲故事开头，创设一种情境，再设计一组富有启发性的提问，来导入新课。

在欣赏打击乐《老鼠嫁女》时，我编了这样一段故事：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年正月初八的晚上，老鼠女儿出嫁。只见张灯结彩，喜烛高照，鼠姑娘躲在房间里戴戴凤冠，试试褂裙，一天打扮了无数次，打扮一回笑一回，准备着出嫁当新娘子呢。老鼠嫁女送亲的队伍终于出发了，像长蛇一样，可热闹啦！只见老鼠新娘头戴翠花，身穿新衣坐在花轿内，由四个老鼠抬着。前面灯笼开路，罗伞领先，笛箫齐鸣，迎亲送女，前呼后拥。大鼠小鼠走后面，锣鼓喧天，唢呐欢唱，鞭炮不绝，好热闹啊！边讲边引导学生欣赏各种打击乐器发出的音响，并启发学生进行想象：老鼠爸爸到底把女儿嫁给了谁呢？让学生对“老鼠嫁女”的故事进行创编续集。孩子们个个跃跃欲试，积极性很高，由此也对这首打击乐曲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课堂情境，铺垫兴趣

人的思维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转化的。特别是低年级小学生的思维带有明显的具体性、形象性的特点。音乐作为最富有情感的艺术，只有创设一种与情境相和谐的环境气氛，才能使学生很快地进入音乐，把自己的理解和感受用音乐语言表达出来。我认为在音乐教学中应努力做到自然环境和心理环境的高度和谐，巧妙地运用各种暗示，如，恰当的教学环境、优美的语言动作、丰富的身体表情等，以此来熏陶、感染和启迪学生，使学生在学习中产生一种积极的情绪，在和谐的教学环境中促使师生共鸣，实现师生同步，进而再与所学的音乐作品产生情感共鸣，激发学生主动而愉快地学习。

在教学欣赏课《大海的歌》时，课前我先在教室里粘贴一些表现平静的大海、波涛汹涌的大海、暴风雨下的大海以及小海鸥在海面上飞翔的图片。使学生坐在教室里就如同置身于浩瀚的大海中。另外，还创设了一个“小海鸥和我们做朋友，带领大家游览她的家乡”的音乐故事情境，通过演示多媒体课件、播放《大海的歌》的伴奏音乐，带领学生做优美的小海鸥飞翔的律动，请学生用掌声欢迎小海鸥来到课堂中。以此营造出轻松愉快的音乐氛围，激起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三、音乐情境，培养兴趣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听是一切音乐实践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训练和培养学生良好的听音乐的习惯，也是学习音乐表现技能的必要前提。所以，在教学中，我就特别注重利用各种各样的音响效果，把学生的注意力直接引向音乐，引导学生学会倾听。

在低年级音乐教学中，根据儿童活泼好动这一特点，上课时，我会选一些轻快的乐曲如《采茶扑蝶》《步步高》等，让学生听老师弹奏的音乐节拍或录音旋律，自编动作轻快地进教室。下课时，让学生听音乐轻快地走出教室，让学生感受到音乐给人带来的欢乐与轻松的美感。

例如：当欣赏《动物狂欢节―――狮子》这一乐曲时，首先提醒学生：“听，谁来了？”这时，孩子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音乐上，谁都想从音乐中找到答案。然后引导他们注意听音乐中的节拍、节奏、乐器演奏的音区音色。根据XXXX|XXXX|X―的节奏型和大提琴、低音提琴浑厚的音色，学生就知道是既庞大又威武的动物。接着，听到狮子的吼叫声，学生马上就知道是狮子来了。最后根据《动物狂欢节》中的“狂欢”两个字，来想象狮子当时的动态和心情，这一系列教学活动的进行和展开，都紧密围绕着听来进行，使音乐教学收到良好的效果。

四、表演情境，激发兴趣

英国教育家柏西布克强调：“一名教师，你首要的任务就是去创造一种吸引力。”创设学生感兴趣并和教学内容相联系的情境，能活跃气氛，增加课堂情趣，引人入胜，让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教学效果就会事半功倍。每个学生都有自我表现的需求，而音乐恰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通过聆听音乐而表现出来的各种动作、表情是学生音乐表现活动中最简单、最基本的形式。角色表演是让学生通过表演去熟悉音乐、感知音乐，并通过肢体语言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和对音乐的理解。

例如：我在学生学会《摘星星》这首歌以后，进一步引导学生：在这样宁静的夜里，小星星说出了自己美好的心愿，月亮姐姐、小昆虫、小花、小树叶等也有很多美好的心愿，大家来选择你喜欢的角色边唱边表演……（教师预先准备一些道具），我自己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扮演月亮姐姐，不管是担当什么角色，学生们自始至终都兴致盎然，因为动是人的本能，孩子们本身就处于好动的年龄阶段，在角色表演过程中，孩子们可随着音乐尽情释放，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流露真情，在表演中感受美、体验美并表现美。

五、游戏情境，提高兴趣

在音乐课中，游戏必须和音乐兼而有之，这样，作为音乐游戏，才能成为一种再好不过的、生动有趣而又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使学生能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饶有兴趣地学习音乐知识，进入一种轻松、快乐、自由的审美状态，使个性在游戏中得到真诚的流露。

例如：在教授音乐知识“渐强与渐弱”这个知识点时，我设计了一个“小马车”的游戏。由几个学生组合成一辆“小马车”形状，教师用双响筒伴奏。这辆“马车”以稳定的律动，由教室外跑进教室，再从同学们的面前跑出教室远去……让学生感受声音由远及近，由近及远的变化，并用简单的图形把刚才听到的声音变化画下来。游戏创设的情境，让学生清晰地感受到，音乐知识不再是那样枯燥乏味的，而是跟他们的生活紧密相连的，使教学活动成为学生的主观需求，由教学的“被动角色”跃升为“主动角色”，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体。主动地思考、自觉地想象并进行大胆地尝试，取得了个性的全面和谐发展。

第7篇：老人与海鸥教案范文

一级作家，“新归来诗群”代表性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校客座教授。现在江苏省某市文艺机构从事专业创作，兼任《现代青年》杂志特约副总编。曾赴亚、欧、美多国采风考察并参加文化交流活动。

在下午阳光比较强烈的时候，我登上了离雅典最近的爱伊娜岛。在185年前，这里做过希腊的临时首都，岛上存有阿波罗神庙和阿帕伊亚神庙的遗址，还有两座东正教堂……科林斯运河是我从雅典去希腊第三大城市帕特雷的必经之路，这条凿石开山挖成的运河深达7米，在我眼里形同陡峭的深谷河流，把爱琴海与爱奥尼亚海连通起来，一百多年来功莫大焉。

城市身在雅典，眼观波浪，耳闻涛声，必须去爱琴海踏浪游弋一番。海鸥近头而飞，绕船而鸣，提示我身后的岛群有诸神出没。在淡蓝、绿蓝、青蓝、深蓝色阶中变幻光影的爱琴海，清澈、幽深得一如它的历史，侧光中的浪花，像白肚皮的少女搅着虚幻的泡沫，消失在希腊语的海水里。爱琴海所吐露的嶙峋的断崖、巨石，要么是神话的安排，要么是比战争还要厉害的地震所致。

这是液体玻璃的海，包裹着众多神奇的岛屿；这是鸥卵孵化的岛屿，围绕着无数故事的海。黄昏时刻，海鸥成为剪纸，海成为反光的橱窗。海天之间，微小短暂与博大久远相持，浪沫、海鸥与岛屿的比照，也许就是游弋的我与希腊某个神灵的比照。

伊德拉岛、波罗斯岛、爱伊娜岛、米洛岛和克里特岛等爱琴海岛屿上，生长着无数植物，且不说这些岛屿的人文古迹和神话故事，单单是认识几十种果树花草，也是一次植物学的形象补习：橄榄树、柠檬树、橙子树、苹果树、石榴树、松树、柏树……当然也有夹竹桃、桃金娘、郁金香、薰衣草、紫罗兰、百里香、凤仙花、金雀花、日光兰……或许可以这么说，它们的颜色与花果、生态与姿态，对应着岛屿的古迹及故事，还对应着星辰、海鱼和众神的化身。

驶向爱伊娜岛

在下午阳光还比较强烈的时候，我登上了离雅典最近的爱伊娜岛。在185年前，这里做过希腊的临时首都，岛上存有阿波罗神庙和阿帕伊亚神庙的遗址，还有两座东正教堂，居民小楼与开心果树林白绿相映，烟囱口的风轮随海风旋转不停。从阿帕伊亚神庙的台基边眺望十几海里外的雅典城，那里呈现为一长片耀眼的白练状，就像是聚集的白衣众神和白羽天使。好好地观察和思考东正教堂中的宗教唯一的神，还有神话中各占山头与城池的众神，哪一位神更为当代希腊人的生活所依托？从实际生活来看，东正教堂的神，占据了秉烛礼拜的希腊人的信仰和行为，而神话中的众神，则是希腊人理想与情感的通天达地的文化背景。我在这里做个比较，中国人生活中所依托和遵循的，是儒教意志的孔孟之道，而开天地、女娲补天、嫦娥奔月、牛郎织女、八仙过海、孙悟空七十二变乃至白蛇传、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人尽皆知的神话、传说，都只是一种理想与情感的文化背景。

爱琴海游船的一层舱厅中，有乐队在演奏，都是些世人熟悉的名曲，男女演员的舞蹈介于阿拉伯肚皮舞、吉普赛舞和非洲摇摆舞之间，这也是地中海海域的希腊化风情吧。我来到舱外，趴在船舷走道的栏杆上，拿着手机给万里之外南京的女友和北京的女儿发短息，不知何故始终发不出去。我拿出开通了欧洲漫游的备用手机卡，换出手机里的老卡，一失手，老卡便掉下船舷，飘飘地掉进海里，被水花淹没，老卡里储存的几百个汉字姓名和电话号码就这样留在了爱琴海。离开游船登上码头时，乐队的萨克斯手站在船顶平台上，吹奏起《一路平安》。

财政紧缩下的雅典生活

离开雅典的前夕，我再次坐车闲逛城区，注意到街巷墙壁上的涂鸦还真不少，画面内容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健康问题，也许在雅典青年的心目中，这种嘻哈文化就是街舞、街头音乐的玩耍，并不刻意反叛什么。比如针对政府财经政策、公民生存处境的涂鸦，无非是反映生活与心理诉求：我要涨工钱、我要好日子、我要快乐，并非刻意要破坏城市的文物环境。无论如何，它们比国内常见的牛皮癣广告更有文化艺术含义。

经过一个长途车站，我看到它的门面上写满了各色字母，门旁站着一些携带大箱小包的人，门前停着一些客车和货车，那是向北开往阿尔巴尼亚的班车。过去的几十年里，几十上百万的阿尔巴尼亚人来到希腊打工，汇回祖国的款额一度占了其国内总产值的9%，可见阿尔巴尼亚经济的窘迫和对希腊的依赖程度。近几年希腊经济萧条，不少干苦活的阿尔巴尼亚打工者陆续回国，也并没有给希腊人留下满意的就业机会。

按照五一节游行示威组织者的计划，那一天雅典火车停开、轮船停航、公交和地铁停运，医院医生和银行职员也都丢下工作，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女翻译兼向导对我说，在欧盟国家中，希腊人的工资水平最低，月薪高的在1200欧元左右，低的只有六七百欧元。人们生活的重要指标——房价，在雅典真不算高，城边的房价每平方米也就1000欧元左右，市中心的房价每平方米也不过两三千欧元。我遇到一些国内的游客姿态高调，人云亦云地评说希腊是个穷国，一副瞧不起希腊及希腊人生活的神情。其实不是这样。且不说希腊经济已稍显一些复苏迹象，在前几年最穷的时候，希腊人也不会发生我们那种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啃树皮、饿死人的情况，他们照样吃面包橄榄油、喝牛奶咖啡，只是基本生活以上的开销比较紧张。希腊首都雅典的居民，用个把月工资可以买一平方米房子，在国内，别说是在京城，这对所有的省城人来说也只是一枕黄梁梦。

在希腊的几天里，我遇到过小规模的游行示威，感觉这种行为不过是希腊人对民主意识的自然发挥，算不得多大的事，否则希腊政府看到满街的游行示威预告，会慌忙采取什么行动的。

穿越科林斯运河

科林斯运河是我从雅典去希腊第三大城市帕特雷的必经之路，这条凿石开山挖成的运河深达7米，在我眼里形同陡峭的深谷河流，把爱琴海与爱奥尼亚海连通起来，一百多年来功莫大焉。我从帕特雷港乘坐大型客轮离岸，驶往爱奥尼亚海。离开希腊时，我想起了要给我从少年时代开始的希腊梦旅，给这一番实地采风和应证做个概括：希腊是个蓝色国度，具有典型的海洋文明特征，从天到海，从神话到宗教，从建筑到国旗，从生活到装饰，多是蓝色和倾向蓝色的。蓝色的希腊神话和爱琴海文化，以众神人性化、英雄神性化、凡人个性化、文明先进化的实质，流传到了西北方的意大利。

第8篇：老人与海鸥教案范文

翻开书的扉页，我从内心由衷地敬仰，首先，我应该向沱沱，还有书中的二十位致力于环境生态保护与建设的人士，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在这本书里，沱沱带我们深入城市与乡村，深入河流的两岸，深入森林和大漠，凝视鱼的游动、兽的奔跑和鸟的飞翔。在书中，许多可敬的人士伴我一路而行：被人誉为森林女神、曾在高原和北京灵山建造两座小木屋的生态学家徐凤翔;追溯江河，为中国大地找水的探险家和地质学家杨勇;怅望山河，忧国忧民的已故著名记者朱幼棣;大力挽救中华风头燕鸥，使之得以生存繁衍的浙江自然博物馆鸟类专家陈水华;在辽宁盘锦海岸开辟建设黑嘴鸥保护区的鸟类专家、获得绿色中国焦点人物殊荣的刘德天;大力推动绿色文化经济、创造绿色财富的绿色中国杂志社名誉社长黎祖交教授;一直深入行走江河，致力于绿家园建设的汪永晨;全力保护长白山黑熊，置生命于度外的吉林森林作家胡冬林;为实现逝去孩子的未竟遗愿，带领志愿者们在沙漠种树的母亲易解放;创立北京地球村并在山东、湖南、重庆等乡村开展乐和家园文化生态建设的廖晓义;十几年来在青海湖边捡拾垃圾，致力于普氏原羚保护的牧民南加;深入内蒙古草原腹地，从事蒙古马科研和文化传播的专家芒来和于曙光;潜心拍摄云南滇金丝猴的摄影家奚志农;从事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并创建大学生绿色营环保公益机构的唐锡阳;与环境污染企业较量，从事自然保育工作的NGO组织负责人赖芸;致力于推广沙漠灌溉节水新技术的甘肃省民勤县第六中学地理老师柴尔红;集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讲解员和导游、作家为一身的郭耕;自然教育专家、常青藤发展中心负责人林岳;全身心投入生态环保公益事业贡献青春力量但生活窘迫的志愿者贾文瑾等等。所有这些人，做得用心，说得热忱，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行动，都让人发出由衷的赞叹。女作家沱沱走在风雨旅途中，通过她的行走与文字，记录着二十位生态人的刻苦追求和心路历程。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美丽中国的行动在延续，在深入……

在这本书里，我们也与沱沱一样，成了一名侧耳倾听者，与书中的人同喜、同悲、同哀、同乐，与他们一起欢笑，一起痛哭，为黑嘴鸥和中华凤头燕鸥和滇金丝猴等得到保护，乃至祖国的生态得到好转而欣慰，也为中国大地上的水资源和环境污染而焦虑担忧。在这个一切以市场经济效益为目的功利而浮躁的社会里，生态环保人士的行动是自觉的，但还是显得那么微弱无助，尤其与强大的某些经济财团的运作相比，更显得力不从心。但他们并不放弃，坚守着自觉与良知和美好和谐的良善愿望。

恰恰是这本书，让我们看到，我们当中，还有许多人在为此尽心尽力，为中国和人类的生态将来而殚精竭虑，让我们发现，这个社会这个时代，需要举旗者，呐喊者，需要更多的人文关怀。我们需要真正的行动者。

感谢沱沱，让我们看到这些大地之上的行动者最真实的一面，尤其让我们感动的是，她参与行动之中，感同身受，亲身经历和体会，在交谈和行动中，以自己的独特饱满情感文字表达，使这本书的细节更丰富，故事更动人，叙述更有现场感。她以一个女性的胸怀，以细腻的情感和敏锐的观察力，以悉心呵护生命的态度，以高瞻远瞩的目光，关注更为辽远的世界，寄寓了非同一般的人文关怀。这本书不是单一的绿色生态文学，而是全方位的从文化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高度来阐述，因此，她的思维独特，发现了更多的问题，并且与书中的诸位生态人士，去寻求解决困扰人类的共同问题的方案。比如，沙漠灌溉植树，比如河流治理污染，比如经济产业与自然和谐的模式，这本书都有深入的思考。

这本书绝不是主题先行的命题之作，更不是纯理念的说教，而是有许多我们感动的细节，引人入胜。我记忆最深的几个细节，如沱沱在月夜的灵山树林下与徐凤翔教授的忘年对话，徐凤翔教授为了生态研究，感受草木的声音，说到对丈夫和孩子的负疚，黯然泪下;在辽宁盘锦的海边滩涂上，她与刘德天一起走进黑嘴鸥的繁殖地，在讲到黑嘴鸥的家园被淹没的情景，痛哭失声;沱沱与易解放一起，深入乌兰布和沙漠种树，看着易解放将对自己儿子的怀念之情寄寓于一棵棵嫩绿的梭梭树苗中，把它们当成自己的儿子;在麋鹿苑，郭耕则绘声绘色扮演各种动物，忘情地唱起保护动物的歌谣;在青海湖边，牧民南加一家与周围的邻居一起，为保护普氏原羚与青海湖的环境，披星戴月，不计辛劳，专门开车带她观赏了浩瀚的大湖，追逐努尔登山上飞奔的原羚;在巫溪，她与廖晓义一起在雨中读经，与村民同吃同住，一起在晨光中做健身操;在野三坡拒马河边，沱沱与诸多的少年儿童们一起参加了林岳组织的一次自然学校的活动，感到内心的纯净和美好……

第9篇：老人与海鸥教案范文

“别人工作如何，关你什么事”

“对事不对人，是官员在进行异地监督，或者‘隔空喊话’时，几乎都会恪守的一条准则。”西部某市纪委党风室主任告诉记者。

这种批评，有可能最终双赢，“一方诚恳作出整改，一方获赞勇气可嘉”。沈海滨在出任宿迁副市长之前的职务是江苏团省委副书记，他曾就取消审批的益处说过一句话，“打个比方，一个人长期戴着手铐脚镣让他跑一万米，给他喝再多的甲鱼汤都无济于事。这时最需要的是把他的手铐和脚镣拿掉，让他轻装上阵。”

此次针对沈海滨提出的问题，陕西省人社厅很快回应，称“卖面皮需政府发证”是媒体误读，类似考核并非要设置行业准入限制，而是面向下岗职工和农民工作的职业技能培训，免费培训发证。这样的解释，被舆论认为是给了公众一个及格的答案。

再观沈海滨这边，他作为宿迁市副市长去“质疑”陕西面皮，以至于有网友认为谈简政放权，应先从宿迁做起。很快，据某报调查，宿迁确已在清理相关资质方面迈出了步伐――除少数涉及公共安全、国计民生等必须由政府掌握的特殊职业、行业外，其他资格资质认证一律与行政脱离。

“这相当于是给宿迁做了次免费宣传，值了啊。”江苏省一名干部对记者表示。

2008年，中央下派来挂职锻炼的前吉林四平市副市长李鸥在自己的实名博客上，对杭州的市长联络员制度提出过7点质疑。

当时杭州出台了一项规定，每名市长和副市长都要聘一名联络员，以便第一时间了解掌握社情民意。李鸥当时“预言”，“这一制度难以持久，与国家现有的制度相抵触”。

他还质疑：这一制度建立后，联系人的话是否能真正被政府采用，被聘用人会不会因为其特殊身份被人异化成特权人士和腐败分子，该制度的建立是否会导致局成为虚设机构，维持该制度是否会增加行政支出，联络员最终是否将变成一种荣誉性“职称”等种种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李鸥在当时还是被个别干部认为是“咸吃萝卜淡操心”，有人就说了，“杭州的工作做得如何，关你四平什么事？

不过，更多人都在为李鸥点赞，这类声音认为，按常规，中央下派的挂职干部，都有看好的仕途空间，如果个人患得患失，应该谨小慎微，夹着尾巴做人。那样，对日后荣升大有益处。李鸥显然是善于结合自己挂职锻炼实践的，在博客中还有《教育部“抗震救灾优秀学生”名单是怎么产生的？》、《浙江能解决市容管理“一味围追堵截小贩”问题吗？》等文章，对各地重大事件发表观点提出质疑的评论文章，实时接受公众的过程监督，“不愧为一名出色的四平市义务形象大使”。

地方官“呛”部委，有的组织力挺

过去曾有人戏言，批评行政机关需谨慎，铁道部和中国足协例外。因为在不少人眼中，这两个机构都是“低效”的代表。但即便如此，地方官直接去批评中央部委，还是有“风险”。

2008年2月17日，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在政协小组讨论中，就雪灾造成的运输影响，列举了铁道部一系列问题，据新快报报道，郭锡龄说到最后声音里都冒出火药味来：“铁道部的人要撤职”！此言一出，各大媒体、网站竞相转载，网友们纷纷发表评论。

值得注意的是，郭锡龄很快遭到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回应：“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示，个别同志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决不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协。”

郭锡龄曾担任过广州市财政局长，舆论对他的一贯评价是随和、坦诚、风趣。他常常会在接受采访时，加上一句“老实跟你们说，这些说明是不宜公开报道的”。为了让记者们能准确报道，他还是会将这些不宜公开的“内幕”说清楚的。但在王勇平当次回应后，郭锡龄一度拒绝了所有采访，让不少媒体解读为郭副主席“备感压力”。

不过也有人说，郭锡龄作为政协副主席，有责任对政府提出批评和意见。郭在事后一段时间终于表态：“没有人给我压力，铁道部的反应那是铁道部的事，广东省和广州市真的没有给我压力。”

李鸥批评过铁道部垄断火车票，造成买票难。有网友认为李鸥缺乏调查，李鸥则回应：他敢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我的建议是说给铁道部高层听的，相信他们会倾听来自社会各界的声音。所以，我不担心打击报复。”

原浙江体育局长陈培德直接被誉为“足坛反腐斗士”，他就多次把矛头指向了中国足协及其有关官员。他的反腐行动，得到了当时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支持。

陈培德多次敲山震虎，称在目前进行的中国足球这场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中，始终存在着思想斗争中的分歧。“那些现在正以领导者身份引导着这场斗争的权势们，在发表堂而皇之的高论时，他们在晚上也会发抖……阻力来自何方，这是不言自明的。”

直言和担当

当然，一些官员在进行异地监督时，会直接“指名道姓”。2011年底，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就在微博上“开炮”，对准的是云南省红河州宣传部长伍皓。

陆群对上伍皓，两人都是名人，又都是官员。官员批评官员，并且这种批评很契合反对奢侈浪费大建豪华办公楼的民意，因此格外吸引眼球。

陆群连续打出了“组合拳”，先是批评伍皓关于红河州行政中心“才花了4亿”的言论，又指出红河还有个耗资几十亿建的“有中国最豪华中学之称的弥勒庆来中学”。伍皓则使出一招“围魏救赵”，称对方实为湖南省纪委干部，指责其在管辖范围外“指手画脚”。

分析人士认为，伍皓不正面回应来自陆群的质疑，却指责其“指手画脚”超出了其“管辖范围”，因为后者是湖南纪委干部。

在之前，陆群曾与省内一些官员“掐架”，不过称自己接受了领导的善意批评，微博发言再没有以前犀利，网事不再有所指。

湖南省政协秘书长，原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新华曾在《新湘评论》上撰文，批评一些官员喜欢遮遮掩掩，给敢于监督者找岔子、扣帽子、打棍子，甚至进行反调查。他写道：“有人说，批评上级官位难保，批评同级关系难搞，批评下级选票会少，批评自己自寻烦恼。如果让这种风气蔓延，党内没有正常的批评监督，干部选任工作就可能误入歧途。”

“我更多的不是考虑个人的安危，而是考虑关心我的领导的处境。他们和单位会因我承受很大的压力。”陆群曾坦言：“单位对我已够宽容，领导对我已仁至义尽，不愿因个人行为给他们带来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