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学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早期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博雅教育；清华大学； 外文系；外语教育；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4-0041-06
一、引 言
清华大学外文系始于1926年，初名“西洋文学系”，1928年易名为“外国语文学系”。抗战爆发后，1938年清华大学与北大、南开三校迁至昆明，建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迁回清华园复校，1952年院系调整，外文系建制撤销。外文系除培养出钱钟书、季羡林、曹禺等学贯中西的大师之外，尚有一大批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家、戏剧家、诗人、作家、翻译家等杰出人才，以毕业年份为序（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1927年朱湘；1928年陈嘉和陈诠；1928年杨业治和吴达元；1930年李健吾；1931年张骏祥；1936年吴景荣和刘世沐；1938年方钜成；1939年许国璋、王佐良、杨周翰和李赋宁；1940年穆旦（即查良铮）、赵瑞蕻、周珏良、黎锦扬和杨苡（即杨静如）；1942年许渊冲；1943年巫宁坤、何兆武、林同端和郑敏；1945年金、刘承沛和杜运燮；1946年袁可嘉和卞之琳；1947年黄爱（即黄雨石）；1949年杨德豫；1950年英若诚、吴云森（即江枫）和文洁若 ；1951年资中筠和冯钟璞（即宗璞）等 [1]。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外国文学部1935年共毕业四位研究生：赵萝蕤、田德望、曹葆华及杨绛，后来均成为学术大家[2]。
本文论及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指1926年至1952年间（含西南联大时期）以培养“博雅之士”，汇通中西之学为目标的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以下简称“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是一个内涵丰富、多维度的教育理念，本文重点讨论清华外文系博雅外语教育理念与相应的课程体系，兼论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对时下外语教育及整体大学教育的史鉴价值。
二、外语教育的博雅理念
作为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828年耶鲁大学的《耶鲁报告》指出：博雅教育是一种全面的教育，一种开启全部心智的教育，或一种全面开启心智的教育。[3]它要求开设广博的课程，反对高等教育过早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要求以经典的和基础的科目训练学生的心智。“博雅教育是文化的教育或是以文化为依归的教育。博雅教育的最终产品是文化人。”[4]
（一）培养博雅之士
1926年，吴宓参照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撰写《外国语文学系概况》，开宗明义提出了清华外文系如下五个培养目标[5]201：
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 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
吴宓提出的清华外文系培养目标，浓缩了清华外文系的教育思想，为清华外文系的人才培养确立了基调。其第一个目标即为培养博雅之士，而博雅之士既不是一种职业，更不是一种职业技能。“博”是指融汇中西语言文化的广博，是提升人格境界、成就学问事业的基础，是知识的广度，而“雅”是在“博”的基础上形成的高雅志趣和学术涵养，是知识的高度。吴宓先生的“博雅”之说，简言之，是“希望学生能够吸收东西方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化，成为全面发展的人”[6]19-20。吴宓提倡博雅之士的教育模式， 深受其母校哈佛大学以及导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影响， 其目的是造就具有深厚中西语言修养、宽广文化底蕴、具有批判性思维、“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中西文化、语言通才，其实质在于人格的塑造、文化的熏陶和精神的修养。
（二）西方理念与中国传统的结合
博雅教育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实质是培养“通人”或“全人”；在中国，类似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和汉朝以后偏重人格和人文素质的儒家教育。“六艺”虽有实用功能，但其实质是将受教育者培养成“君子”，即有德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高尚道德修养、全面发展的“人”。清华外文系培养的博雅之士，兼具中国文化传统中“君子”的理想人格的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作为人文学科的外国语文教育，其根本目的不是训练某一个职业领域的从业人员，而是通过中西语言文化的熏陶与教育，涵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体系，帮助学生形成全面的、均衡的知识结构，开阔其视野，提高其在融会贯通中西文化基础之上的创造力、适应力。吴宓认为，教育之理想，尤其是大学本科教育的理想，应是培养了解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之通才[7]24。
吴自选 黄忠廉：论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博雅教育
三、清华外文系博雅课程体系
清华外文系的课程体系体现文理兼修、通专兼顾、贯通文史哲的特点，是实现博雅教育理念的路径，也是吴宓提出的培养目标的具体实践。以清华外文系1936-1937学年度的课程设置为例[8]：
第一学年44或46学分：英文8，国文6，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择一）8，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择一）6或8，物理、化学、地质、生物（择一）8，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二学年36学分：英文6，西洋哲学史 6，西洋文学概要8，英国浪漫诗人（专集研究）4，西洋小说（专集研究二）4，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三学年32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古代希腊罗马；中世；文艺复兴时代（每门4学分）12，英文文字学入门4，戏剧（专集研究三）4，文学批评（专集研究四）4；第四学年24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18世纪；19世纪（每门4学分）8；现代西洋文学：诗；戏剧；小说（任择二种）4，莎士比亚（专集研究五）4；
选修课：拉丁文8；第一二年日文8；第一二年俄文8；英语捷径4；研究课程若干6。
具体分析，清华外文系的课程设置有以下特点：
（一）重视基础，文理兼修
在清华外文系四个学年共136或138个学分中，语言类课程共44学分。清华外文系强调“本系教授语言文字之方法，注重熟练及勤习。读书谈话作文并重，使所学确能实用，足应世需”[5]199。学生通过“读书谈话作文”，训练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但在清华外文系课程设置中找不到“精读”、“泛读”、“口语”和“听力”这样的把作为整体的英语语言文学肢解得支离破碎的课程，而是主要通过文史哲等课程来提高语言基本功。“西洋哲学史由贺麟先生讲授。他指定学生阅读西方哲学名著英译本（例如柏拉图《对话录》等书）， 并让学生用英文写读书报告。”[9]3
早期清华大学贯彻梅贻琦校长提出的“通识为主，而专识为末”[10]的教育理念，要求学生在自然、人文、社会三个方面有综合的、广泛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11]。由于全校一年级学生不分专业，清华外文系与其他各系学生所选课程为“共同必修课程”，涵盖文、史、哲、理等多个领域，重点在“博”。李赋宁先生言：“我在清华园渡过的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英文的听、说、读、写有了很大进步，法文的根基打得很牢靠，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也都有了一些入门知识。”[6]29
（二）以“文”为主，注重西方文化的整体性
如果不将大一的44学分计算在内，清华外文系的文学类课程占到其余三年总学分的61%。文学课程分文学史和文学体。文学史按时代进行分期研究， 即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18世纪和19世纪，分配于三年中。“文学体则强调分体详细研究，于三年的学习中全面涵盖了各种文体， 即小说、诗、戏剧、文学专题研究和文学批评等。”[12]174-175 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开设的56门选修课程中，文学类课程更为丰富，涵盖国别文学史、断代文学史、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作家与作品研究及文学理论，共28门，占选修课总数的50%，其余为语言理论及“外语及其他”类课程。仅在“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类选修课中，即开设12门课程 [13]131。文学是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对学生品德、性情和境界的熏陶与提升起一定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吴宓就十分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主张学生通过阅读、理解和比较研究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素养和道德情操。他归纳出文学在启迪学生心智，涵养学生心性，增进学生人格塑造，了解西方文明流变乃至增强学生爱国心等十大功能[7]59-64。
吴宓视西方文学、文化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要求学生对其具有广博和全面的知识。清华外文系将英语语言文学置于西方语文的大背景下，有德、法、俄、拉丁等多种课程供学生修读，并配合以严格的教学制度，培养出一大批德、法、俄语言文学专家。西南联大时期，“在外文系的56门选修课程中，法语语言文学类选修课程即达11门。”[13]137这些课程覆盖面很广，“使学生的注意力不仅局限在某一种外语或某一国别文学上，而是把西方文学、哲学和文化看成一个整体，大大扩展了学生视野”[9]3。
（三）选课制与旁听制，贯通文史哲
吴宓从创造中国新文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高度，强调清华外文系学生中国文学功力的重要性[5]201：
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目的在于：（1）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为源泉为圭臬；或（2）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3）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
高度重视中国文学的清华外文系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翻译家、戏剧家，同时也是中国诗歌史上著名的“中国新诗派”的诞生地，著名诗人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就是在清华外文系的培育下走向成熟的 [14]。
早期清华大学除了实行美国式的学分制，更以独具特色的选课制度，实现其造就通才的目标。“学生于每学年开学时，参照各系规定的课程表自行选定课程，中途亦可增选或退选，但大一应修课程不得中途退选”[12]119。清华外文系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选修、旁听其他学系的课程，特别是同属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和哲学系的课程，学生可以一日横跨文史哲三大学科门类：“听了罗常培的语言学，入邻室钱穆的中国史课，晚间有金岳霖讲‘哲学中的时与空’，须早去占座”[15]。在清华外文系读书四年的季羡林先生曾言，真正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只有两门课，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和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这两门课影响他的一生，而这两门课恰好都不是清华外文系的专业课[16]。清华外文系的选课制度给予学生很大自主性，允许、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为学生以中西语言文化为根基，在人文学科领域的融会贯通以及个性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四、清华外文系作为外语教育的历史坐标
清华外文系作为博雅教育在中国的成功范例，至少在以下两个层面给外语教育界以启示：
（一）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出发，造就外国语言文化通才
“外语专业教育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采用专才型培养模式，导致学生知识面偏窄，文化底蕴不深。”[17]20世纪80年代起，外语界开始进行外语与经贸、新闻、外交、法律乃至科技相结合的所谓“外语+X（培养方向或辅修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改革，然而外语教育职业化、训练化、空洞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遏止，其人文学科属性日渐淡化[18]244-245，外语院系沦为“语言培训中心”或“体制内的新东方”，时至今日其定性、定位问题仍未得解决。外语教育不能也不应简单地等同于职业教育、技能训练甚至是应试培训；如是，高等外语教育已然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外语教育过于重视职业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人文素质的培养，其价值取向将趋向功利主义；以单纯的就业需求为导向，导致外语专业学生在思想的深度、知识的结构、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与其他文科专业产生较大差距[19]。
外语学科的基本要素是语言、文学和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兼具人文性[20]，因此，人文性是外语教育的一个根本属性，培养全面发展的“文化人”是外语教育的应然目标。外语教育只有明确了自身的人文学科属性，才能找到专业的学科定位，才能确立适当的培养目标，而“我国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课题莫过于培养目标。”[18]243 从清华外文系的成功经验看，外语教育应注重与文学、历史、哲学等相关学科融会贯通的外国语言文化通才。许国璋先生在谈及外语院系培养目标时强调外语人才必须是文化人[21]。
（二）从博雅教育理念出发，改革课程体系
始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模式的外语教育课程体系偏重语言技能训练， 按照培养译员的“语言学校”模式开展教学[22]，强调语言技能、忽视文化熏陶，重视机械训练、淡化文学教化，缺乏认识能力和思辨能力的系统培养。时至今日，外语专业基础阶段课程仍以语言技能训练为轴心，以大量机械操练为途径。以英语专业为例，依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专业基本上都以专业技能课“基础英语”、“高级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翻译”为主干课程。主干课程不但所占学时数多， 而且持续时间长， 一般达到总学时67%左右[23]；这些专业技能课程“分裂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知识，使语言教学沦为空洞语言与空洞交际，使学习者既无法习得语言能力与语言交际能力，又无法学习到知识”[24]。以训练学生语言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实际上并不能提高学生的说、写、译等语言产出能力。而在英语专业高年级所开设的“专业知识课”如语言学、词汇学、语法学等课程，更是冷知识传授多于文本研读，只能给学生们带来信息与知识压迫[25]。这样的课程体系无助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增长，更不能提升、陶冶其人格，因此不仅受教育者不能用外语获取信息与知识、传递思想与情感，最终造成学生“缺乏分析综合的能力，很少有自己的想法，很难有创新意识，出不了创造性的成果”[26]。
清华外文系课程内容宽泛， 涵盖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学科。大一英文也指导英文阅读和练习英文写作。但英文阅读和写作的任务还由其它课程来分担。而在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课程表中“单纯的英文课（相当于时下的精读、泛读、听力、写作等）只占学年总学分的15.8%-24.2%。语言水平的提高， 主要是通过学习其他课程来实现。”[27] 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及其规律出发，须在课程设置上确立“语言”和“文化”平衡，以中西文史哲经典著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助受教育者建立完整的知识架构，厚植其人文底蕴，提升其思想境界，在扎实的中西语言基础之上，培养其会通、思辨、适应和创新的能力。
五、清华外文系作为中国大学的历史镜鉴
清华外文系是早期清华大学全面实施博雅教育的在一个系科具体的、成功的实现。实际上博雅教育对当今教育的启示，不仅在外语教育，也在高等教育整体。博雅教育不应只是清华外文系追求，而应是高等教育系统整体之追求。吴宓认为，培养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通才，不仅适用于文史哲学科，自然和社会学科亦如此[7]68。
（一）博雅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本然追求
梅贻琦先生认为博雅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勿囿于一途， 而得旁涉他门， 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贯通的，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联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28]，以梅贻琦、蔡元培、竺可桢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大学主事者主张的是博雅教育理念中人格教化和知识教育的结合，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平衡。20世纪50年代以降，尤其是院系调整以后，专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主导思想。至今，过于狭窄的专业教育思想并没有烟消云散， 仍然制约着中国大学的发展。简言之，大学教育高度专业化、过分实用化乃至功利化取向弊端有二：首先，以职业为导向的高度功利化的大学教育造精神缺失，导致受教者人格缺陷。受教育者蜕变成缺乏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器物”。如果受教育者普遍存在的自私狭隘、庸俗功利、寡廉鲜耻等诸多人格缺失，无疑是高等教育的失败，与大学的使命背道而驰。其次，造成学生日益被束缚于狭窄的学科划分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大学长期局限于培养所谓“专业技术人才”，学生没有足够的知识宽度、学习能力和健全心智去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造成受教育者创新动力不足。
狭隘专业教育颠倒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难以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相反，它是器物化、工具化的教育。而梅贻琦先生主校时期的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其重点在人格、修养、灵魂的教化和熏陶，其本质是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是一切大学的灵魂之所依”[29]。“博雅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更恰当地是则是大学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30]，也关乎大学教育的使命问题。从某种角度而言，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回归了大学教育的本质，作为历史镜鉴可以考察时下价值追求错乱、办学方向迷失的大学。
（二）博雅教育是应对大学挑战的必由路径之一
博雅教育是应对人文精神缺失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大学两大挑战的必由路径。其一，博雅教育是以与人类历史上积累沉淀下来的文明与文化遗产进行“对话”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大知识观教育，目的是打破传统学科领域的壁垒，通过对经典的深入研读，让学生领略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魅力，籍此实现“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清华外文系的博雅之说，如果说“博”是一种学术追求，那么“雅”即是一种人文品质和人格境界，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注重人格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的需要，重视人文教育”[31]。总之，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模式既是观照整个大学教育人文精神缺失的历史镜鉴，更是弘扬大学人文精神的路径。其二，创新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开阔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使命感等素质，而博雅教育主张的文理兼通和跨学科综合性的课程有助于学生拓展视野，强化对知识整体性把握，使学生在融会贯通中汲取智慧，培养“学生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32]，而这些正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清华外文系毕业生许渊冲称他：把生命科学的优质基因克隆问题，应用到中西文学互译的理论上来，提出了优化的创译论，使中国文学翻译理论走上了世界译坛的前列”[33]。
六、结 语
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教育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办学风格。它将西方人文主义的博雅教育与中国教育传统相结合，以培养博雅之士为目标，致力于文史哲的贯通，着力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培养了大量人文学科杰出人才，确立了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也为21世纪中国外语教育提供了启迪和借鉴。
进入21世纪，中国大学面临的是与清华外文系迥异的社会、教育和制度环境。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是多种因素交汇的产物，然而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既是精神遗产更是镜鉴，值得从外语教育界同仁从多层次、多视角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包括外语教育乃至整个大学教育的本质、价值、过程与目标，等等。
参考文献
[1]方惠坚，张思敬.清华大学志（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532-642.
[2]百年清华 百年外文（1926-2011）编委会.百年清华 百年外文：1926-2011：清华大学百年华诞暨外国语言文学建系85周年纪念文集[G].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349.
[3]Committee of the Corporation， and the Academical Faculty. Reports on the Course of Instruction in Yale College[R].New Haven： Hezekiah Howe，1928：7-9.
[4]Strauss， L.What Is Liberal Education？[J].Academic Questions，2003（Winter）：31.
[5]吴宓.外国语文系学系概况[G]//徐葆耕.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6]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吴宓.文学与人生[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8]吴宓.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G]//徐葆耕.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99.
[9]李赋宁.三十年代中叶清华大学的基础课教学[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4）.
[10]梅贻琦.大学一解[J].清华学报，1941（1）：7-8.
[11]梅贻琦.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G]//梅贻琦.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刘述礼，黄延复，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65.
[12]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册）[G].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13]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4]王燕.西南联大外文系的文化精神――外文系与联大诗人群[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4（3）：81-85.
[15]许国璋.回忆学生时代[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2）：77.
[16]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一卷[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1-2.
[17]杨忠.培养技能发展智能――外语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J].外语学刊，2007（6）：134.
[18]胡文仲，孙有中.突出学科特点，加强人文教育――试论当前英语专业教学改革[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5）.
[19]刘毅.关于高校外语专业课程设置的思考[J].外语界，2000（3）：12-17.
[20]王守仁.加强本科英语专业“学科”建设――兼评《北大英语精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2）：42-43.
[21]许国璋.论外语教学的方针和任务[J].外语教学与研究，1978（2）：6-15.
[22]王守仁.关于全面加强中国英语教育的思考[J].外语教学，2002（2）： 89-92.
[23]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S].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5.
[24]冯燕.空心课程论――中国高等教育外语教育批判[J].现代大学教育，2006（6）：36.
[25]张少雄.压迫与封锁不可能达成创新品质[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5）：35-37.
[26]黄源深.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谈“思辨缺席”[J].外语界，2010（1）：12.
[27]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65.
[28]梅贻琦. 学习范围务广、不宜狭[N].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 412 号）， 1932-06-01（01）.
[29]张楚廷.人文科学与大学教育[J].现代大学教育，2011（2）：35.
[30]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44.
[31]王顺晓.吴宓在清华大学的教育实践研究（1925-1037）[D].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33.
第2篇：早期文学论文范文
中国古典文论中有“诗必以诗人评之”的说法，我不写诗，自然算不上一个诗人，那么据此而言，我是没有资格对其诗歌发表评论的。不过，作为一个文学后辈，在读完其早期的十四行山水抒情诗之后，内心油然而生一种深深的共鸣之感，有“会心”之意。其语言质朴晓畅，通俗易懂，似用日常说话的语气，娓娓道来，而其内容却含蓄丰富，平易轻松的言语间表达出一种内在的坚韧、诗意的情怀以及深邃的思想光芒。其十四行组诗所达到的高度，一般诗人是无法与之比肩的。以下一些维度是其着意良深的，比如故乡、风水、命运、生死、时空等等，这些维度，共同呈现出“寻找精神家园”的思想主题。
邹惟山早期十四行诗形式规范，言辞平易，节奏分明，格律讲究，体现了他在美学上的鲜明追求；所提问题一向深刻敏锐，耐人寻味，发人深省，表达的是其哲学思考与诗意情怀。
一.山水与情怀
对于山水的描摹，自然是其诗歌创作的主体，邹惟山一生倾心自然，寄情山水，每临远游，诗思泉涌，必有佳篇。或于群山环抱的乡野，或于清风徐来的江岸，或于杨柳依依的楼阁，皆能以清明无邪的眼眺望大自然，并为那不逝的一切自抒谢忱。《宁波的山川》：
青青树林并排在宁静的海边，一颗红红的太阳
正冉冉上升于一圈又一圈，那蓝蓝的波浪之间
一群一群的海鸟，正在努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从来不曾见过的天高云淡
天也高云也淡，海岛与海岛之间，有一艘游船
在清晨宁静的海岸眺望，对大海所感到的图画意味，皆以悦目的调子写成诗行。诗人选取“红日”、“海鸟”、“波浪”、“海岛”、“游船”等画面感极强的意象，采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铺排出了一幅动静相宜的立体山水画。大自然所有的美，所有的静，所有的动，碧海，蓝天，一座小岛，一艘游船，一只海鸟，宁静与和谐，庄严与闲适，诗人无不以一种诗意的情怀去欣赏、去感受、去描写。诗歌情景交融，情感与大海的景象，交互感应。读完这首诗，我们不仅能感受到诗人那颗青春的心，自己仿佛也已置身于画中了，从而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大自然浸润人心的意义。
其十四行山水抒情诗中宁静安详虽多，广博浩瀚也不缺，《婺源的古樟》：
黄山上漫天飞雪我们没有亲眼看见
那朵朵莲花正绾结着古与今的姻缘
绩溪的胡家祠堂飞峙江边气势如虹
如锦的波涛永远回响在人们的耳边
黄山的余脉逶迤至我的眼前，似乎
要绵绵诉说那两个家族的历史变迁
诗人让想象驰骋于一切事物之上，将各样本来并不相关的事物，以想象作为联结的绳索，运用夸张、通感等艺术手法，让它们融为一体，并使之成为发光的锦绮。诗句中“飞雪”、“莲花”、“祠堂”、“波涛”几乎类属于全然相异的词汇系统，诗人却巧妙地把这些具象暴力地嵌合在一起，这种非常规的组合，使诗歌产生了一种“陌生化效果”。在阅读的过程中，不免感到好奇、疑惑甚至是惊异，它迫使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反复咀嚼，品味其中的内蕴：诗人在诗中不拘常格，采用情境跳跃的方式，将时空进行分割重组，其目的是为了重现两个家族的兴衰史。这种“陌生化”的运用，能够消除读者惯有的感觉钝化，从而激起读者的新鲜感知。而且，诗作的语言亦“气势如虹”，显示出诗人博大的胸怀，正基于此，其十四行山水抒情诗所塑造的意境，也颇多广阔。这表明诗人在创作十四行诗的时候，对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有着相当自觉的追求。
在其十四行山水抒情诗里，河流、天空、土地仿佛都在说话，表达着它们的某些喜悦和哀愁，让我们生活空间的诸多元素变得富有生机，甜美可亲！当海德格尔说，作诗使生活变得诗意时，他必然是体会到了现有生活和营造一种更有诗意的生活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当下很多的写诗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无心于推进这一工作。而他的十四行山水抒情诗里，却鲜明地呈示出诗人自身对于诗意情怀的深刻领悟，这无疑是极为珍贵的。
二.风水与命运
风水是诗人观照现实人生的一个特殊角度。就我自身阅读诗歌的经验来讲，他应该是中国当代第一个将风水意象大量引入诗歌作品的人。在其观念中，一个人的前程命运、人生际遇与风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中国古人所看重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多么迷人而又高妙的境界。在诗中以天地宇宙为观察对象，以人生命运为依归，充分显示了诗人的生态视野和神性思维。
邹惟山痴迷风水，每到一处，必观其山之体貌走势，水之形状流向，若逢名人故居，其阴宅（祖坟）、阳宅（住房）之地形与依托，也是先生观摩和研究的重点。在《内江的风水》组诗中，诗人写了画家张大千、作家刘心武、政治家杨汝岱、诗人元帅陈毅、新闻家范长江、将军熊克武、学者罗念生和教育家吴玉章等八位名人，这些人无疑都是各自领域内的大师或翘楚，而他们皆生于内江，诗人的意图很明显，他们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风水肯定是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这无疑是对“地灵人杰”的极好诠释。“有人说上屋场的旧居正好是龙的大口，不然，它的前面，为什么正好有两口大水塘，浑圆而浏清，那茂林修竹，正是龙的胡须与吐出的阵阵烟气。”这是在游历韶山毛泽东的故居上屋场时所写，先生的观念与观察之独到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开国领袖，与其故乡的风水是密不可分的。诸如此类探讨名人与风水联系的诗篇随处可见，由此可见先生对于风水，实在是深信不疑的。当然，倘若一个人破坏了风水，那他的一生必然命途多舛，风雨飘摇。“在自然山水格局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 们自己的命运也没能主动掌握”一句，即是风水失落、人生飘荡的真实写照，由于当地人挑断了后山的龙脉，破坏了自然风水，使得一生颠沛流离。诗人也是想藉此说明，好风水不是谁都可以得到的，要想拥有好风水，就必须重视道德修养，以善为本。
在这个推崇科学与理性的时代，“风水”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一种迷信，邹惟山却不以为意，依然在自己的十四行诗歌中用大量的篇幅对“风水”进行描述和思考，可见其生命意识中的灵性世界是极为广阔的。同时，我想他近些年所倡导的“文学地理学批评”，与其风水观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追忆与返乡
故乡是诗人的生命之根，在经过诗人的精心浇灌之后，它最终会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诗人正是蘸着俩母山的秀水和嫩霞，写出了一系列缤纷婉转的十四行山水诗。追忆与返乡，乃是先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倾向。
邹惟山是四川威远人，常年生活在武汉，有关童年和故乡的记忆，自然会常常萦绕于脑海，从而勾起返乡的情绪。巴乌斯托夫斯基说过：“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诚然如是，任何永生难忘的东西都要在经过一段时间或一段距离之后才能显现，当回眸往事时，乱石成为风景，落英亦是缤纷。在童年生涯随着记忆的潮水流向遥远，童年时代的那一颗童心和外界融为一体的感觉，会重新在某一刻复苏。诗人许多优美深情的十四行诗歌，正是童年记忆与当下生活两相遇合的产物：“这一片草坡上一棵桂树饱经风霜，回望故土又回想起了那童年时光”、“少年时代在莽莽石林间追寻自我，磊磊石头总在梦中激起无限想象”，诗人并没有运用深奥的象征或者奇特的意象去营造抽象的意境，口语化的语言更易于表达诗人内心的感情，一种最为真诚的流露，丝毫不加修饰，却可以一泄无遗地唱出自己心灵的温暖与忧伤，对童年的感受也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也许岁月的尘土可以封闭少年的心事
可少年的记忆 却像那桐树沟里的深秋
当我穿越秋天 穿越长江上那滔滔白浪
山野上红红的松叶 正在微风中轻轻颤抖
这几行诗回忆儿时的故园，格调感伤，语言柔美，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和时空感。诗人在这里追忆往事，并不仅仅是为了唤起昔日的欢乐与繁华，引起伤感，而是意图呈现出一种时空的距离。在我看来，真正的诗歌正是通过这种时空的转换与对接，辅之以极为平静的方式进行叙述，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从而深化读者的诗意感受。
18世纪短命天才的德国浪漫诗人诺瓦利斯如此阐释哲学：“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旨在说明诗人的一生是寻根的一生，真正懂根的人也只有诗人。诗人在诗中遥望故土，压抑不住内心汩汩涌动的乡愁，笔下的诗句，并不完全遵循时间和空间的规律，所关注和展示的仅仅是故乡的一些痕迹和味道，但从这些容易忽略而不可捉摸的细节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故乡的感受与追忆，对往事的复现与感慨，故乡正是诗人的精神家园与情感归宿。
四.死生与超越
邹惟山在早期十四行山水抒情诗中，不乏对生死与存在的思考。虽然死亡是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困境，但诗人看待生死不像一般人那样带着深深的忧郁和沉重的担心，而是怀着“向死而生”的心胸与气度。
座座坟茔一字排开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原来是他的居处不想让后人真正知道
灵魂也许还流浪在那一丛丛的野草里
与神相伴的高处足以让他宁静而清高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诗人深信灵魂不朽，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的延续，那样自然，显示出诗人豁达的心胸有如大海般辽阔。又如“也许那正是仁慈的上帝垂下了眼泪，那片片花瓣正开又闪烁于我们瞳仁，为人民利益而死虽死犹荣魂兮归来，山崩地裂之后而精魂永在松柏长青”，在面对天灾人祸、目睹无数生命在瞬间无端消逝之时，诗人有过怨怒，有过悲悯，也曾责问苍穹。然而，诗人最终还是领悟到人生无常，生死并非人力可以触及。这里并没有什么可视的形象，但在铿锵的节奏中却有一种伟大的力量，正是在这种节奏的跳跃中，诗人完成了对生死和存在的沉思。“让我们尽量打磨生存者生命的亮度，让我们把即将来临的黎明再次点燃”，在一种面对死亡的平静中，也可以看到诗人对生的激情与希望，生命也只有在狂热的激情中，才能得以重生，诗人正是以此来启发我们去思考人生的价值，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当我头发花白的时候回到那一片热土，让我在天鹅背上安眠并伴有漫山鲜花”，不仅包含了诗人的返乡情怀，而且整个意境显得如此安详自在，仿佛死亡也霎时变得诗意了起来。
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没有信仰的时代就是世界之夜，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中说：“世界之夜已经漫长到进入夜半，夜到夜半就是时代的贫乏，痛苦、死亡、爱的本质都已晦暗不明。”而邹惟山却能在如此贫乏的时代，以诗人的眼光深切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领会到痛苦、死亡和爱的本质，真正做到“向死而生”，从而实现了对生死的超越，并找到了灵魂的皈依。对当代人而言，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道德日趋混乱的时代，所有有关物质的东西被空前放大，过度的享乐窒息了想象力，摧毁了人心。我们的社会里有太多肮脏的思想，使我们长久停滞在一种恶劣而又空虚的状态之中，诗意萎缩得越来越贫瘠。这样的生活无疑是极不健康的，它让我们远离了大地，远离了海洋，更远离了诗意，这也正是荷尔德林的预言。但在这样的环境下，惟山依旧执着地坚守着自己精神的伊甸园，求真、求美、求诗意生存。一个富有才华的诗人，往往用很少的语言或者事物，就能将这个世界转换成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纯净透明。他内心深处自然生长出来的对于高贵意识的感动，对于灵性世界的敬畏，也是对我们灵魂中自我感觉的一种复苏与深化。
第3篇：早期文学论文范文
一、儿童强壮的体格是智力发展和人格形成的物质载体。
身体素质是人的各项素质的物质基础，也是一个国家文明和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儿童的体质不仅直接影 响到游戏活动和智力开发的效果，而且还会影响日后学业与事业的成功，甚至有可以通过遗传基因影响到下一 代人的健康成长。试想，一个长期处于体弱多病、无精打采状态下的孩子，怎能坚持正常的生活，怎能享受各 种游戏的乐趣，又怎样能胜任繁重的学习任务？当然，更谈不上开发智力、培养人格了。如果一味地只强调智 力开发和识字阅读，很可能导致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生态平衡”错位。
二、儿童的抗病能力较弱，容易感染各种疾病或受到伤害。
儿童的身体非常娇嫩，易受各种不良因素的伤害。我国流行病学的调查说明，我国人口死亡率中，儿童死 亡率居前列。这是因为，一方面儿童年龄小，免疫系统的功能不完善，抗病能力差，易受各种病原体的侵袭； 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好奇心强，什么东西都要亲自探索一番、体验一下，都要去摸一摸、看一看、听一听、嗅 一嗅、尝一尝；但是，由于他们的认识水平很有限，不可能认识到事物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和估计到自己行为可 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很容易造成意外伤害。
三、儿童期是身体和大脑生长发育最快的时期，一旦有所失误，会贻害终生，将悔之晚矣。
孩子从出生到满1岁，是生长发育的第一个高峰期，各种器官和组织迅速发育。以大脑为例，出生时，大脑 皮质的沟、回还不明显，神经细胞体积很小，神经纤维的长度和分支较短、较少。脑的平均重量约为370克，相 当于体重的1/8—1/9，到6个月时，即达700克左右，1岁时达900克左右，成人的脑重约为1500克，相当于体重 的1/38～1/40。3岁时，大脑神经细胞体积增大，纤维变长，分支增多，机能基本成熟。在身体和大脑发育最快 的时期，最需要充足的营养，氧和活动量。如果儿童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导致身体或大脑发育障碍，甚 至畸形，贻误终生。
四、严酷的现实告诫我们，把体育放在儿童早期教育的首位，非常必要。
(1)1994年编制的《中国儿童状况分析报告》中指出：“我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60.03‰，大城市为20. 86‰，农村为71.08‰，在极为落后的农村（四类县）高达99.69‰。”这是一组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
(2)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有关报告指出，中国儿童在生长发育曲线在6个月以内基本上接近国际参考标准， 而后则明显地向下偏移，农村尤为突出。这就说明，我国儿童在6个月以后的体质发育水平明显下降。
(3)少数地区的调查结果表明，儿童营养不良的比率在40%左右，其中城市比农村严重、女孩比男孩严重。 儿童缺铁性贫血比率在50%左右。某大城市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0%以上的孩子缺锌。缺铁、缺锌都直接影响儿 童的生长和智力发育。
(4)许多地方的调查说明，肥胖儿的比率逐年上升。肥胖儿童中的50—70%有“高胰岛素血症”，胰岛功能 下降，成年后极易发生糖尿病、心脑血管病。预防肥胖必须从儿童时期开始。
(5)由于营养不均衡和用眼卫生做得不好，我国城市小学生近视率达20%，最高达32%。
(6)许多调查表明，当前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严重。据两大城市对学龄前独生子女的调查，心理变态率超过 50%。患孤独症的儿童，约有50万人，并以每年千分之几的速度增加。打骂体罚儿童，不仅给他们带来皮肉之苦 ，还会带来精神创伤，严重地影响了儿童的身心健康；因为对于心灵的伤害，远比皮肉的痛苦，更加刻骨铭心 ，还有什么舔犊之情可言？
把体育放在首位，并非成天都要孩子去搞体育和游戏活动。它的本质涵义是要把孩子的健康放在首位。它 不仅要求孩子能成活，保证孩子有强壮的体魄，而且还要保证孩子有一个健康、聪慧的大脑和健康的心理、较 强的社会适应能力。
WHO（世界卫生组织）在新近制定的世界保健大中，对健康下了这样的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和 虚弱，而且应包括体格、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全面发展。”
世界卫生组织又指出：“如果家长和儿童能重视自我保健，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合理的饮食结构，全世 界可望减少1/3儿童疾病的发生。”为此，家长应给孩子合理安排好一日三餐，保证孩子有良好、充足的睡眠， 孩子年龄越小，越需要更多的睡眠时间。良好的睡眠有三大功能：有利于生长发育，22点至凌晨1点是生长激素 分泌的最高峰，但必须在熟睡后1小时才能进入高峰期；加强新陈代谢过程，有利于消除疲劳；有利于开发智力 潜能，提高学习效果。据统计，7岁的小学生，每天少于8小时睡眠者，有60%的人跟不上班，39%的人勉强达到 班上平均分数线，没有一个人名列前茅。
美国一位早期教育学家说：“不要让孩子的心灵装进恐惧、忧虑、悲伤、憎恨、愤努和不满，这些情绪和 情感有害于孩子的神经，引起身心虚弱。同时，孩子会由于这些情感而患病，影响身体健康。要让孩子寄喜悦 于明天，高高兴兴地进入梦乡，抱着喜悦的希望早起。”
第4篇：早期文学论文范文
一、征文指导思想与征文主题：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关于党的历史和党史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以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为准绳，以科学求真的态度，开展对《新青年》与中共早期组织创建史的研究。
二、征文对象：全国各级党史部门，党校、高等院校、社科、文博系统等单位有关人员。
三、论文题目：征文通知中的选题（见附件），仅供参考，作者可结合主题自行拟定论文题目。
四、论文要求：1. 每篇论文的字数宜控制在8000字左右（含注释，有重大创见的文章字数不限），正文前须附300字左右的摘要和6个以内的关键词。2. 引文和史料要注明出处（统一要求为页下注）。出处为著作的，要依次注明作者、著作名称、卷次、出版社和出版年份、版次（建议用最新版本）、页码;出处为期刊的，要依次注明作者、文章名称、期刊名称、出版年和期号、页码;出处为报纸的，要依次注明作者、文章名称、报纸名称、版面和出版年月日。3. 字体要求：论文标题用小二号宋体加粗，副标题用小三号仿宋体，作者单位及姓名用4号楷体，二级标题用小四号黑体，正文用5号宋体。摘要和关键词用5号楷体，注释用小五号宋体。4. 来稿请用word文档格式。请写明作者姓名、性别、职务、职称、电话、电子邮箱、详细通讯地址与邮编，以便联络。5. 报送的论文，必须是未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的论文。不得一稿多投。来稿内容、作者提供的图、表及引文等，如涉及知识产权问题与法律责任，由作者解决或承担。
五、论文投稿方式及截稿日期：论文截稿日期为2015年6月10日。投稿电子邮箱：;联系人：周晓辉;手机： 13719079096电话（传真）：020-28865081。
附件：征文参考选题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代章）
广东中共党史学会
广东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第5篇：早期文学论文范文
摘 要 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资料法、访谈法、数理统计法对河北科技师范学院2013-2014年三校区早操开展情况进行分析，发现秦皇岛校区早操开展情况表现出早操场地设施不够完善，组织管理力量相对薄弱。开发区校区早操活动形式过于单一，集中表现为固定化、机械化、它不能够很好的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昌黎校区虽然早操形式相对也较单一，但是从场地还是组织管理上都优先于其他两个校区。学生的内在因素、场地条件、组织内容、师资等因素都是影响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早操正常开展的主要原因。针对存在的现状及问题提出建议，为三校区早操工作改革和完善提供一定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三校区 早操情况 分析
为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中发〔2007〕7号）的精神，并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见的通知》（〔2012〕53号）要求，要求各高校严格地履行早操制度，认真地组织早操工作，让学生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早操中来，让大学生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研究早操在高校中的开展情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对河北科技师范学院2013-2014年早操开展情况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根据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和内容，通过计算机查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人工检索查阅了多篇关于高校早操开展现状的相关论文和研究成果，为论文的撰写打下理论基础。
2.访谈法
对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三校区早操组织者和管理者、及学生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对早操本身和管理制度及督导工作的看法及认识等情况，为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3.数理统计法
运用EXCEL软件对研究对象，所得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与之相关的结论。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对河北科技师范学院2013-2014年早操开展情况的分析
秦皇岛校区早操开展情况的分析：
1.早操内容
在秦皇岛校区，早操出操场地分别为南、北院田径场。早操的时间为工作日早上的6：30-7：00，并根据天气变化随机进行调整。从表1看出，周一统一举行升挂国旗仪式。周二至周五体育系和物理系进行晨跑，工商学院和财经学院练习健身操，数信学院进行太极扇练习，城建学院进行自由晨练不同的内容进行。
2.学生构成与出操率
早操开展对象为一年级在籍全日制本、专科全体学生。工商学院、财经学院、物理系女生比例大，女孩听话，性格较为安静所以便于管理，这三个学院出操率相对较高。而城建学院、数信学院、体育系男生比例大，活泼好动，不好管理，出勤率相对低于其他院系。秦皇岛校区2013-2014学期的学生早操总平均出勤率高达92.52%，但相对较低的有70.6%。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一方面，上学期学生们带着新鲜感和责任心去参加早操，下学期学生们普遍存在懒惰现象并失去了积极性，于是造成了出勤率波动较大的现象。数据来源：学生处（开发区校区教育管理科）
（二）开发区校区早操开展情况的分析
1.早操内容
各学院同学早6：20―7：00田径场进行跑操，各学院以班级为单位，按指定路线跑两圈（表1）。
表1 开发区校区早操组织内容
院系
内容 教育学院 文法学院 外国语学院 艺术学院
四季周一升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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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周二至周五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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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构成与出操率
早操开展对象为一年级在籍全日制本、专科全体学生。开发区整体女生的比例较大，且偏文科所以学生好管理，从表4发现，开发区校区学生2013-2014学期学生早操总平均出勤率高达99.98%。据访谈得知，各院系出现部分学生迟到现象，由于考勤人员和班级负责人及时的督促，所以早操的出勤率相对较高。数据来源：学生处（开发区校区教育管理科）
（三）昌黎校区早操开展情况的分析
早操内容：每周一至每周五早上6：20―7：00在体育场进行。周一：统一举行升挂国旗仪式。春、夏、秋季每周二至周五：统一举行安排表演操，包括广播操或武术操。冬季每周二至周五统一安排跑操活动。
学生构成与出操率：早操开展对象为一年级在籍全日制本、专科全体学生。昌黎校区整体偏理科，男生较多，但是学校对于早操管理较严格，力度较大。从表6可以看出，昌黎校区2013-2014学期的总平均出勤率高达99.47%，所以学年平均出勤率相对较高。
三、结论
（一）总体上，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三个校区的早操的时间安排较合理。
（二）秦皇岛校区早操的组织内容安排合理，但存在场地设施不够完善，组织管理力量相对薄弱等因素，从而影响了早操的开展。
（三）开发区校区早操形式稍显单一、固定化，从而影响早操的开展。
参考文献：
第6篇：早期文学论文范文
关 键 词：体育史；英文“physical education”；法文“education physique”；杜博斯；卢梭
中图分类号：G81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3）01-0020-04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英语physical education来源于法语education physique，是education physique的译词。但对于英语何时和在什么文献出现physical education以及法语何时和在什么文献出现education physique，长期以来国内的研究看法并不一致。
关于physical education最早何时在英语中出现以及出现在什么文献之中，我国学者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1863年由英国的麦克拉仁（Archibald MacLaren，1819？-1884年）首先采用，但未说明具体出处[1]。一种认为最早出现在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年）的著作中，但未说明具体时间和出处[2]。
关于法语何时和在什么文献出现education physique，我国的已有研究都认为最早出现在1760年代，但对于具体时间和出处却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最早出现在1760年法国的报刊上，但未指出具体时间和出处[3]；有的认为出现在法国1760年有关儿童教育的著作中，但同样未指出具体时间和出处[4]；有的明确指出出现在1762年日内瓦人巴勒克泽尔（Jacques Ballexserd，1726-1774年）用法语发表的《论儿童的身体教育》[5]；还有的认为最早出现在卢梭1762年出版的名著《爱弥儿》[6]，但均未给出任何论据，也并未做出任何论证，从而表明这两部著作确实使用而且是在历史上首次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
本研究通过以physical education和education physique为关键词检索了“早期英文图书在线数据库”（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①“十八世纪作品在线数据库”（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 Online）、②“《泰晤士报》数字档案（1785-1985）”（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1785-1985）、③“十八世纪期刊在线数据库”（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s Portal）、④Google Books、⑤ARTFL Project、⑥Gallica数字图书馆⑦等英文和法文历史文献在线数据库，查找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和education physique的历史文献，发现了新的史料对这两个问题提出新的看法，并谈一谈对国内已有研究涉及的若干问题的认识。
1 Physical Education和Education physique的最早出现时间
1.1 Physical education的最早出现时间
在上述数据库和数字图书馆收录的英文文献中，最早使用physical education这一术语的是法国学者杜博斯（Jean-Baptiste Dubos，1670-1742年）的法文著作《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esie et sur la peinture》第5版英译本的第2卷，译名为《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and painting》，译者为托马斯·纽金特（Thomas Nugent，生卒年和生平不详），于1748年在伦敦出版[7]。
《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esie et sur la peinture》是一部比较艺术学著作，书名直译为《诗歌和绘画的批判性反思》，也被译为《诗画论》，第1版于1719年在巴黎出版，后多次修订、扩充、再版。
据文献检索，physical education在托马斯·纽金特的这一译本（以下称之为“杜博斯《诗画论》第5版英译本”）的第2卷共出现6次，分别在176、178、215、216、226、227页。其中第176页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的原文为：
Cannot some years prove more favorable than others to the physical education of children，as there are some more favorable than others to the vegetation of trees and plants？（就像有些年份对于一些树木和植物的植被的生长更为有利一样，有些年份对儿童的physical education不是更为有利吗？）
虽然未能从上述数据库发现比杜博斯《诗画论》第5版英译本更早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的文献，但不能断定杜博斯《诗画论》第5版英译本就是最早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的文献，也不能断定1748年就是physical education最早出现时间。这是因为，任何数据库在理论上都不可能把历史上存在过的文献全部收录在内，所以只能说physical education在英文文献中的出现时间应不晚于杜博斯《诗画论》第5版英译本问世之年，也就是1748年。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够发现比杜博斯《诗画论》第5版英译本更早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的文献。
1.2 Education physique的最早出现时间
在检索结果中，最早使用education physique的法语文献是杜博斯的《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esie et sur la peinture》1733年法文原版第2卷[8]（以下称之为“杜博斯《诗画论》1733年原版”），分别出现在这部著作的第238、240、292、293、307、309页。这6例原文依次对应于杜博斯《诗画论》第5版英译本的6例physical education书证。例如，第238页的原文与前文给出的第5版英译本第176页的原文相对应，语意完全一致：
Certaines années ne peuvent-elles pas être plus favorables à l'éducation physique des enfans que d'autres années，ainsi qu'il est des années plus favorables que d'autres années à la végetation des arbres et des plantes？
通过检索未能从上述数据库和数字图书馆，检索到比杜博斯《诗画论》1733年原版第2卷更早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的法文文献，但和不能确定1748年就是physical education的最早出现年代一样，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杜博斯《诗画论》1733年原版就是最早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的文献，也不能确定education physique最早出现在1733年，只能说education physique在法文文献中出现时间应不晚于1733年。
2 对国内已有研究涉及的4个问题的认识
2.1 卢梭的《爱弥儿》是否最早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
根据对《爱弥儿》的法文原著电子版的检索，《爱弥儿》的法文原著全书并未使用education physique，因此不可能是历史上第一部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的法文文献。
笔者不清楚为什么国内一些研究者认为《爱弥儿》首先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或许是因为卢梭在体育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受到中译本的影响。的确，卢梭通过《爱弥儿》阐述的体育思想影响广泛而且深远，同时我国通行的《爱弥儿》中译本（译者为李平沤，以下称为“李平沤译本”）[9]的译文有3处出现了“体育”，但其对应的法文原文都不是education physique。
李平沤译本的第1处“体育”出现在第150页，译文是“所有那些研究过古人生活方式的人都认为，正因为他们有了体育锻炼，所以才有那样的体力和智力，使他们和现代的人有明显的区别”，对应的法语原文是“Tous ceux qui ont réfléchi sur la manière de vivre des anciens attribuent aux exercices de la gymnastique cette vigueur de corps et d’?me qui les distingue le plus sensiblement des modernes”，⑧李平沤译文使用的“体育锻炼”对应的原文是“exercices de la gymnastique”，并不是education physique。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检索找到的《爱弥尔》的3种英译本——即Barbara Foxley译本、阿兰·布鲁姆译本以及Grace G. Roosevelt译本。⑨都是用“gymnastic exercises”而不是“physical education”翻译为“exercices de la gymnastique”。例如，布鲁姆的译文是“All those who have reflected on the way of life of the ancients attribute to gymnastic exercises that vigor of body and soul which distinguishes them most palpably from the moderns”[10]。
李平沤译本的第2处“体育”出现在第151页，译文是“为了使他有坚强的心，就需要使他有结实的肌肉；使他养成劳动的习惯，才能使他养成忍受痛苦的习惯；为了使他将来受得住关节脱落、腹痛和疾病的折磨，就必须使他历尽体育锻炼的种种艰苦”，对应的法语原文是卢梭从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著名思想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年）的著作中引用的，即“En parlant de l’éducation d’un enfant，pour lui raidir l’?me，il faut，dit-il，lui durcir les muscles；en l’accoutumant au travail，on l’accoutume à la douleur；il le faut rompre à l’?preté des exercices，pour le dresser à l’?preté de la dislocation，de la colique et de tous les maux”，译文使用的“体育锻炼”对应的原文是“exercices”。上述3种英译本在该处都未用physical education对译“exercices”，而是使用了“gymnastic exercises”或“exercises”。
李平沤译本的第3处“体育”出现在第658页，译文是“活跃的生活、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对他来说是这样不可缺少的东西，以至于如果不许可他做这些活动的话，他是一定会感到很难过的”，对应的法语原文是“La vie active，le travail des bras，l’exercice，le mouvement，lui sont tellement devenus nécessaires，qu’il n’y pourrait renoncer sans souffrir”，译文使用的“体育”对应的原文是“exercice”。
上述3种英译本都未用physical education对译“exercice”，而是使用了“exercise”。
2.2 巴勒克泽尔的《论儿童的身体教育》是否最早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
巴勒克泽尔[11]是18世纪著名医生，对儿科的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他的《论儿童的身体教育》是一部关于儿童和青少年体质健康的著作，1762年在巴黎出版，原书名是《Dissertation sur l'éducation physique des enfans，depuis leur naissance jusqu'à l'?ge de puberté》，直译为《论孩童自出生到青春期的身体教育》。
与卢梭的《爱弥尔》不同，《论儿童的身体教育》法文原著的确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根据检索结果，除了题目之外，《论儿童的身体教育》法文原著还有4处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分别在第3、132和169页以及附在全书正文之前的作者给其老师Antoine Petit写的献词的第一句话中（该献词分为6页印刷，但都没有页码）。但由于杜博斯《诗画论》1733年原版的第2卷已经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而《论儿童的身体教育》的出版时间是1762年，因此并不是历史上首部使用了education physique的文献。
2.3 麦克拉仁的著作是否最早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
麦克拉仁是19世纪英国著名体育家，在体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学校体育、军事体育和体育理论方面都做出了历史贡献，physical education是其著作的常用词和关键词，但杜博斯《诗画论》第5版英译本第2卷已经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而且，在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早期，physical education已经是流行的常用词了，麦克拉仁是19世纪的人物，他的著作是不可能首先采用physical education的。
2.4 斯宾塞的著作是否最早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
前文已经介绍，我国有研究者提出斯宾塞的著作首先使用了physical education，但未说明具体时间和出处。根据有关研究的上下文推断，研究者应该是认为斯宾塞的教育学名著《论教育》（On Education）收入的文章《体育》（Physical Education）首先采用了physical education。
斯宾塞的《论教育》是一部文集（最早于1860年在美国出版，1861年在英国出版），共收有斯宾塞1850年代为英国的3家杂志写的4篇与教育问题有关的评论性文章（即《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智育》、《德育》、《体育》）。《体育》最初发表在《不列颠季刊》（The British Quarterly Review）1859年4月号，是斯宾塞对《论幼儿的生理和道德管理》（A Treatise on the Physiological and Moral Management of Infancy，作者是Andrew Combe，1847年出版于爱丁堡）等6部著作的评论，原题名是Physical Training （并不是Physical Education）。
但是，和麦克拉仁一样，斯宾塞也是19世纪的人物，《论教育》出版的年代比杜博斯《诗画论》第5版英译本第2卷的出版时间晚了一个多世纪，斯宾塞的著作同样是不可能首先采用physical education的。
根据以上检索结果和分析，可就英文physical education和法文education physique的最早出现时间做出如下结论：
第一，physical education在英文文献中的出现时间应不晚于杜博斯《诗画论》第5版英译本问世之年，也就是不晚于1748年。
第二，education physique在法文文献中的出现时间应不晚于杜博斯《诗画论》1733版原版问世之年，也就是不晚于1733年。
第三，卢梭的《爱弥尔》和巴勒克泽尔的《论儿童的身体教育》都不是最早使用education physique的著作。
第四，麦克拉仁和斯宾塞的著作都不是最早使用physical education的著作。
王怡霖、Jacqueline Foelster、肖光志为本文使用的法文资料的搜集和翻译提供了大力帮助，特致谢忱！
（《体育学刊》第2届网络发展论坛专题报告论文）
注释：
① ，访问时间为2012年4月19日。
⑨ Barbara Foxley（1860-1958）是英国学者，以将《爱弥尔》译为英文而著称于世——该英译本长期享誉英语世界。本文引用的Barbara Foxley的《爱弥尔》英译本是古登堡计划（Project Gutenberg）官网（，
访问时间是2012年4月20日。
参考文献：
[1] 徐元民. 体育学导论[M]. 台北：品度股份有限公司，2003：82.
[2] 韩丹. 谈体育概念的源流及其对我们的体育认识和改革的启示[J]. 体育与科学，2010，31（4）：1-8.
[3] 吴正先，李跃生. 应取消“体育教育”一词[J]. 教育科学研究，1992（4）：8-9.
[4] 周西宽. “体育”概念古今谈[J]. 四川体育科学学报，1982（3）：9-17.
[5] 韩丹. “体育”就是“身体教育”——谈“身体教育”术语和概念[J]. 体育与科学，2005，26（5）：8-12.
[6] 杨文轩，陈琦. 体育原理导论[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6：36.
[7] Dubos，abbé （Jean-Baptist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and painting[M].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Thomas Nugent. From the fifth edition revised，corrected，and enlarged by the author. Volume 2. London：1748.
[8] Dubos，abbé （Jean-Baptiste）. 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ésie et sur la peinture[M]. Seconde Partie. Paris，P-J Mariette，1733.
[9] 卢梭. 爱弥儿，论教育[M]. 李平沤，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第7篇：早期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电影理论早期电影白话现代主义集体感官机制新文化史
在早期中国电影这个较新的研究领域里，至今最引入注目的海外理论探索，来自张真的《“银幕艳史”：电影文化，城市现代性与中国的白话经验》（美国芝加哥大学1998年博士论文）和张真的导师米连姆•汉森2000年在美国《电影季刊》上发表的文章《堕落女性，冉升的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1)张真的博士论文于1999年获得美国电影研究学会最佳博士论文奖，实为在美国研究非西方电影的博士论文中的上乘之作。经过几年的修改，张真将于2005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书，新题为《银幕艳史：上海电影与白话现代主义，1896－1937》，重点与汉森的文章更为接近。(2)虽然从师汉森与汤姆•甘宁，张真在自己的研究中发展了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和甘宁的早期电影理论，并参考近年国内外陆续发表的研究早期中国电影的书籍。(3)当然，“早期电影”在中国的电影史中的概念与西方电影史的分期不同，可从1905年中国电影的诞生算到中国有声片发展多年后的1937年，因此，1937年成为汉森和张真研究中的下限年。(4)汉森文章的中文翻译现已刊登在《当代电影》2004年第1期。这样，在“中国电影百年”这一大的学术语境中讨论白话现代主义和早期中国电影之间的关系，现在时机已到。
汉森将自己的理论区分于注重封闭式叙事的“经典好莱坞电影”的两大电影理论主流：其一，心理分析－符号学理论（以及与此产生的意识形态的机构理论）；其二，近十多年来发展的形式主义－认知学理论。这样，我们可以把汉森的理论归为西方电影理论发展的第三条途径，而这一发展的背景是西方文科领域近来“文化转向”后对文化史的偏好。用张真的话说，汉森的理论“将有关现代性的哲学争论的焦点从心智移到身体，从预言移到现实，从上层建筑移到下层建筑，从崇高移到低俗，从个人移到集体”。张真跟随这一学术方向的转变，在自己的研究中力求“通过上海国际性的电影文化的镜头，建构一个中国现代性的文化史”，“一个以电影为中介的情感方式的文化史”，或更简单地说，“一个电影的感官史”。以下我用“集体感官机制”、“白话现代主义”和“新文化史”为题，评述汉森和张真对早期中国电影的理论探索，并提出我自己的例证和见解。
作为集体感官机制的早期中国电影
汉森的理论中几个关键词包括“感官”（或“感官机制”）、“直接性”、“情感性”（affect）、“空间”（horizon）和“公共领域”等。按汉森看来，经典好莱坞电影在世界上的垄断地位与电影的经典性质（即永久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不太大，而与电影能为海内外的大批观众提供一种经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感官—反射空间的关系更大。她把“感官－反射空间”定义为一种话语形式，通过这种形式，个人经验可能在公共领域里他人的表达和承认中找到共鸣。而且，这种公共领域不只包括印刷媒体，也在视觉和听觉媒体中流传，产生感官的直接性和情感性。换言之，除了好莱坞的圆熟的故事和叙事方式及其强大的经济、文化资本外，汉森认为感官经验（即视、听、闻、味、触、动等感觉）也为好莱坞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使其电影成为世界上最流行、最有力的大众娱乐形式。
要构建一个电影的感官史，并因此要注意到电影诞生前后的视觉性和观影模式（spectatorship），这也说明为什么这十多年来早期电影的研究已跨越电影本身而涉及其他类型的视觉，如全景景观（panorama）、腊像展览、商店橱窗等等，以及这些新的视觉模式产生时的机构和环境。(5)在早期类似于电影的种种经验中，这些与动感联系密切的感官机制在学术研究中倍受关注：都市街道漫游，百货商店购物，旅游（尤其是火车旅行），以及在早期中国电影中屡见不鲜的舞厅歌舞和汽车驾驶。媒体间的及文本间的互指性因此成为早期电影研究的一大特点，而与先前的两大电影理论相反，如今电影宣传、发行和放映（即环境）受到的重视远比电影故事和叙事（即文本）为多。电影文化（如公司宣传、明星、影迷杂志等），印刷文化（如畅销故事、歌曲、漫画、广告等），都市文化（如电影院、建筑风格、内部装修、时装、卫生等）种种方面已成为早期电影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游乐园和杂耍戏院提供早期电影的放映场所，插图报纸和刊物将电影带入一个渐渐兴起的公共领域，其中各自异同的、有时相互竞争的话语通过视觉和听觉模式广泛流传。其实，我们不妨用“听觉漫游”一词来描述中国30年代初默片中的主题歌的流传方式：灌制成腊盘在影院中用留声机对着银幕播放，印成单张歌谱在书店和音乐店销售，由电台播放传入千家万户，或由人们在教室和公共集会上放声高唱。(6)
在理论叙述上，感官机制因此被认为在经典电影形成之前占据一席主要地位，进而对早期电影的美学产生积极影响。甘宁分析有关卢米埃尔兄弟最早在巴黎放映纪录短片的“神话”，据说当时那些难以置信的观众的身体反应包括高声惊叫、仰身躲避和逃离座位等。甘宁由此推断早期电影的两大美学特征：“吸引人”（attraction）和“惊动人”（astonishment）。早期电影是“吸引人的电影”（以区别需要思维投入的经典电影），直接抓住观众，用耳目一新的技巧（如魔术表演、夸张动作和幽默小品）吸引他们，以一系列视觉冲击和身体震撼（动作的短暂性，而非经典电影中的场景的连贯性）攻击他们，产生强烈的惊动感（不可思议）和一种视觉与身体焦虑交错的矛盾经验。(7)通过“展示的”（即表现的，而非再现的）模式，早期电影提供了一种强烈的感官经验，并满足了当时盛行的视觉好奇心和对新的知识的视觉渴望（表现在前述全景景观和腊像馆展览等）。甘宁认为，观看卢米埃尔兄弟电影的早期观众经历的吸引和惊动是一种直接“与现代性的遭遇”。我们可以猜测，这“现代性”当年同时体现在推动火车头前进的机械技术和反映惊人影像的电影技术。
有关巴黎早期电影放映时观众的身体反应的神话凸显了直接性和情感性的问题。张真这样推测早期中国电影对观众的情感效果及其“医疗功能”：影院内的眼泪和笑声创造了一种“集体的感官机制”，它“帮助观众消解、缓冲和克服现代生活中的惊讶和疲惫，进而释放在社会转型中产生的高度压力”。她指出“”一词充分体现了电影的情感性，同时表达了“快速之感”和“快乐之感”。由此类推，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重新修正徐卓呆早年的“影戏即戏”之说：此“戏”乃“游戏”（“游”则“流动”，“戏”则“玩耍”），戏当然是早期电影欣赏不可缺少的心理条件之一？含讽刺意味的是，与“”类似的词（如“快乐”和“开心”）在当年表达的是沉醉于都市消闲和享受的人生态度，为自诩文化上“保守的”鸳鸯蝴蝶派文人典型所有，这里在“集体的感官机制”的理论框架中却产生了出乎意料的“现代”意义，即帮助观众适应现代都市生活。有趣的是，1925年徐卓呆与汪优游合办开心电影公司，目的即是生产让观众“开心”欢笑的“滑稽剧”。(8)但我们不妨追问，难道这原本主要起于商业的目的就因早期电影的“感官机制”自然而然地就具备“现代”意义？
“”所隐含的“快速满足感”无疑诠释了早期电影理论概念中的直接性和情感性，二者又在作为中国特有类型的武侠电影中充分体现出来。武侠电影之吸引人和惊动人的程度在20年代后期达到“自杀性加速”的创作高峰，影响波及东南亚市场。(9)张真正确地指出中国观众对武侠电影完成传统故事中“腾云驾雾”和“飞行千里”等视觉奇观的惊叹，这些奇观本来只出现在静止的文字描述或故事插图中，如今却在银幕上通过现代科技栩栩如生地展现“空中飞体”和“飞剑行刀”。(10)但是，武侠电影技术上的现代性并不能消解其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而历史上正是这保守性使武侠电影普遍受到舆论的谴责，最终导致南京政府1931年颁布禁演令。
考虑到视觉、动感及其他感官相关联的技巧内容，武侠电影的放映的确提供了一种可称为“公共的”或“集体的”感官机制，通过这种机制观众想象性地认同银幕上的英雄男女，并因此获得。然而，如武侠电影所示，早期电影的公共放映所产生的“集体感官机制”本身并不一定产生一种“集体的主体性”。不错，作为一种正在形成的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电影院提供了产生观众某种“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关系，但这些具体是哪种关系则需要我们因时因地调查。像张真那样将早期电影视为一种传播“情感知识的渠道”是一回事，但我们研究具体传播了什么知识、谁在传播、传播给谁、为什么目的、产生什么效果等却是另一回事。简单地说，我们不应该让早期电影的“科学魔术”及其“动人的”景观遮蔽我们的批评视野，而忽略调查集体感官机制背后的东西。
这里举两个中国早期放映的例子来说明我对感官机制的直接性和情感性的质疑。第一个例子是一次放映中国默片《哪吒出世》（1927）时，一对虔诚的观众竟在影院内面对银幕上的神灵烧香礼拜：早期电影感官的直接性和情感性效果在此一览无余。(11)即便可以按张真所说，用此例子证明早期电影“帮助观众消解、缓冲和克服现代生活中的惊讶和疲惫”，我们也无法忽视这一纯粹的迷信之举，而将其视为恰当的“现代性”经验。第二个例子众所周知，好来坞影片《不怕死》（1929）在上海放映时，洪深对其辱华内容忍无可忍，跳上影院前台，呼吁观众抵制此片。洪深曾留美在哈佛大学深造，当时任教复旦大学，并兼职明星公司的电影剧作家兼导演，是上海一位著名的文化人，这次居然在公开场合被拘留，幸亏舆论一致谴责，洪深迅速得以释放。(12)此例子证明，好莱坞影片的感官直接性和情感性效果可能如此之佳，反过来损害了自身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并促使中国观众起来抗议它的意识形态内涵。
我提醒大家不要盲目接受集体感官机制说的主要原因是，早期电影研究不能只停留于描述感官表面，而忽略调查电影话语的意识形态内涵。汉森其实已经意识到这点，在理论上联系电影的公众性和感官－反射的空间时指出：“此处的公众为最普遍意义上的，指一种话语格局或过程，社会经验由此在主体间的、可能是集体、甚至是对抗性的形式内得以表达、理解、商讨或抗争。”(13)由此推断，早期电影所产生的集体感官机制从来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单一整体，而是充满了复杂性和矛盾性，这些复杂性和矛盾性来源于在电影这感官－反射的空间中流动的多种意识形态和话语，因此也影响了在公共场合中的一系列退化、屈服、商讨或抗争等迥然不同的策略。
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默片
尽管汉森对公共的概念似乎灵活，白话现代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仍不和谐。汉森是这样解释她为什么在定义现代主义时选择白话（vernacular）而不用通俗（popular）：“白话一词虽然含糊，但其日常、日用与语言、熟语、方言的方面的联系使我选择这词，而不用通俗，因为后者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过分受限制，在历史上同样不确切。”白话的灵活性（因此产生上文所提的意识形态的含糊性）使“白话现代主义”概念中的“白话”本身缺乏准确性，因为白话用以界定现代主义主要是因为它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或更确切地说，我认为是与现代生活中物质、质体和感官层面的联系）。
在早期中国电影这个语境中，张真是这样处理白话的不确切性的：她一方面追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中被后世忽略的质体层面（如胡适早期白话诗中身体磨难的意象），另一方面挖掘晚清上海文化中自创的洋泾浜英语，正是这种“白话”的不稳定性和混杂性（hybridity）使得它能够跨越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地理所造成的鸿沟。张真认为，早期中国电影的话语功能酷似洋泾浜白话，混合本来不相干的因素，构成一个感官－反射的空间，以吸引和震撼观众。白话因此可以理解为“一个相互的连续体，一种现世的技术，一个翻译的机器，一种文化的感官机制”。从这个理解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出类似意识形态说的电影机构理论的影子，因为二者都强调电影的功能性，虽然白话现代主义本意上是不受意识形态过分限制或事先限制的。由此，我们又一次发现白话现代主义与意识形态的不和谐的关系。
如果不谈意识形态这个话题，汉森对电影视觉和接受的新空间的阐述推动了早期中国电影的研究。她建议我们分析这些诸多的层面：“电影的主题，电影的场面调度和视觉风格，电影叙事的形式策略，包括演员表演、人物塑造和观众认同等方式，以及电影对某一特定的接受空间的指认和在此空间中的作用。”看了30多部中国默片后，汉森发现这些影片风格上的混杂性，“一种为正在形成的、异质的、不稳定的公共领域提供多样开放点的混杂性”。白话现代主义因此以开放性和非排他性为特点，以区别经典电影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但是，汉森既指出风格上混杂性的多样（意识形态）后果，同时又不愿意具体命名这些意识形态的混杂性，所以在她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中留下矛盾的孔隙。
举个例子，汉森指出妇女的身体是上演现代性矛盾的场所。她着重分析上海默片中反复出现的“化妆的妇女”，她们在银幕上的表演使化妆成为现代性的形象转化的一个有效方式。从感官－反射空间的角度看，汉森推测妇女的银幕形象获得自己的生命，她们不但代表剧作家或导演为她们设置的银幕角色，(14)而且时时代表银幕外的女演员自己。这样看来，在《神女》（1934）中，阮玲玉有时不以牺牲自我的母亲的形象出现，也不以饱受蹂躏的的形象出现，而以现实生活中众人注目的女影星形象出现。同样，在《天明》（1933）的结尾，黎莉莉的表演超越了一个同情革命的形象，而面对观众展示属于自己的迷人的微笑。
汉森多层面分析的方法的优点之一，是凸现女性银幕形象在文化流通中文本间的互指性。以阮玲玉为例，她的明星效应的感官直接性表现在她当年获得中国首届影帝影后选举的亚军，这个选举由一个电影杂志在1932—1933年间举办，胡蝶以13582票取胜，封为影后，阮玲玉得13490票，以不到百票之差屈居第二。(15)在1935年25岁时自杀身亡后，阮玲玉的名声远大于胡蝶，80年代以来还经常看见她的形象出现在书刊及影视作品中，尤以香港电影《阮玲玉》（1992）出名。以黎莉莉为例，文本间的互指性使她银幕上微笑的形象一方面与当年中国的报刊（尤其是《良友》这样的上海画报）中经常出现的微笑妇女的摄影图片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与《屈辱》（1931）中的玛琳•迪伊理奇的角色相关联，因为汉森猜测这部影片很可能影响了《天明》。
其实，如果稍微修改张真的词语，我们不妨将银幕的妇女形象视为一个“跨文化的感官机制”，通过它中国的女演员的表演和形体经常与西方女演员相提并论。举个例子，当年的影评称赞第一次在《海誓》（1921）中从影的殷明珠在表演上可与玛丽•璧克馥相媲美。(16)殷明珠原来是上海知名的时尚交际花，以“FF（即“外国时装”之英文的缩写）小姐”著称，出演《海誓》后迅速上升为中国第一位女明星，一名公众羡慕的偶像，一个现代生活的艳丽体现。
与银幕的妇女形象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女演员在银幕内外自我授权所获得的主动性（agency）的程度。张真对《银幕艳史》（1931）的解读揭示了当年女演员的可见度的增加及她们在影片里的自我授权的行为。(17)但是，不管这类行为的“危险性”（汉森之词）多大，在现实生活中殷明珠的确说服了她母亲，让她辞去被母亲强迫所接受的诊所工作，息影不久后重新回到银幕的生活。与多数中国的女演员相反，殷明珠和但杜宇结婚后没有退出影坛，而在银幕内外支持丈夫的上海影戏公司。顺便一提，但杜宇成为电影导演与制片人之前是上海著名的画家，他的电影（如爱情片、古装片）和绘画（如美女画集）作品也涉及集体感官机制的不少方面。(18)
回到白话现代主义理论，即便同意“白话”这个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词可以“恰当地”描述早期中国电影的某些特征，我们仍然面对着要解释到底早期中国电影产生了什么样的“现代主义”、体现了什么样的“现代性”这些问题。汉森是这样评估中国默片的：“这些影片之所以成为现代的、或更精确地说是现代主义的，是因为它们戏剧性地展现了可能用传统方式表达、但却无法靠恢复传统社会秩序而解决的种种冲突和矛盾，不管它们最终是否赞同革命。”这里汉森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话语性的东西（戏剧性展现），一种超越传统（社会秩序）的表达或再现的方式，一种说不定还超越当年报刊影评中盛行的“左翼”（革命）意识形态阅读的东西。
如果将观众纳入思考范围，现代性可进一步理解为从话语上向大众开放的一种“认同视野”，但我认为，这类认同更多地发生在思维层面上（与主动性和主体性有关的自觉的决定），而不是感官和身体层面上（如情不自禁的惊叫、烧香等）。不错，早期中国电影构造了集体感官机制并传播了现代时尚的影像，因此成为当年现代性的极佳标志，但这样的描述本身并不能说明多少这些电影在历史上的接受过程。我们既不能说所有的电影都同样的现代，也不能说所有的观影经验也与现代性有着同等的联系。从这个角度看，张真用“相互竞争的现代”一词概述早期电影的一些类型（如武侠和恐怖）则值得商讨。譬如，她用“通俗剧的报应”这一架构去解读《一串珍珠》（1926）等影片，就没能在概念上说清楚相互竞争的“现代”与因果报应的“传统”之间的联系。当然，汉森意识到电影接受过程中的异质性，强调我们要“将早期电影视为不均匀的、相互覆盖和相互竞争的多种公众性的场所”。(19)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更多地研究历史的具体性，更好地区分种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效果（它们并非自然而然地都属于“现代”），这样才能让白话现代主义在早期中国电影这个语境中比现有的理论阐述更有说服力。
这里再举一例汉森不十分令人信服的阐述，她指出：“20和30年代的上海电影是白话现代主义的一个独特的分支，这一分支的发展既与美国及其他外国的模式有着复杂的关系，又吸取并改造中国的戏剧、文学、制版和印刷文化中现代主义的和通俗的传统。”可是，除了当时上海社会、经济半殖民性的“独特”外，早期中国电影的所谓“独特性”（这点在张真的研究中比汉森表述得更为清楚）似乎与国际电影白话现代主义的关系远不如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戏曲、武侠、甚至迷信）为多。而且，既然白话现代主义是关联文学、戏剧和印刷文化的话语形式，为什么汉森只将它限制为早期电影的“独特”现象？按汉森这里的阐述，白话现代主义其实可以是20和30年代上海的主导文化现象，而不仅是或不单独是同一时期上海电影的“独特”现象。
作为新的研究方法的文化史
有关白话现代主义是20和30年代上海的一个主导文化现象的设想将我们带到近年文化史成为西方学者偏好的研究方法这一话题。张真自称她在建构“物质的文化史”时力求“将重点从思想话语转向社会经验，从再现转向体现”，这样，她的研究就符合西方学术界近来的一个明显的研究重点的转向，即从思想史和美学史（二者如今皆因为强调主流运动和代表作家而显得过分“精英”）转向文化史（尤其是某种文化实践的物质性历史）。
在中国研究领域，李欧梵的《上海摩登》（1999）一书代表了这种概念和方法上的转向。他一反先前盛行的“常规思想史的精英方法，及其只讨论个别思想家的本质思想的倾向”，提倡文化史的新方法：“我们不应当忽视‘表面’，即那些不一定必须进入深奥思想的、但却能引起集体想象的形象和风格。在我看来，‘现代性’既是思想又是形象，既是本质又是表面。”(20)他的研究方法注重物质的、虽然还不完全是物质主义的表面（即种种形象和风格，如电影院吸引人的建筑外表或其内部高卫生标准的洗手间的色调），而削弱思想层面（如、左翼或自由派的意识形态），与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汉森因此赞赏李欧梵将上海电影放在许多媒体和话语中研究的方法，这进一步说明二者对媒体间和文本间的互指性有着同样的偏爱。
我认为，李欧梵和汉森（以及张真）的研究可以放在近十几年西方学界的方法论转向这一大的语境中来理解。这些转向包括从总体的历史到部分的或片断的历史，从纪念碑式的历史到图表式的历史，从历史主义的历史到结构的历史，从档案的历史到推测的历史。正如“单方面的因果性”如今受到挑战，“整体的概念似乎也被遗弃，代之而起的是复数化、局部化、以及中心的缺席”。(21)对复数化和局部化的偏好可以解释李欧梵和张真的研究中对异质性和混杂性的重视，他们对先前视为“边缘性的”文化实践（如颓废文学和武侠电影）的刻意研究在方法上（倘若不是在概念上）形成了以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心（如民族主义等）的缺席。
要进一步探讨电影研究中文化史方法的兴起，我们应该参考美国历史学科近来的两次特别值得注意的转向：其一，按琳•韩特1989年的观察，历史学科近几十年的“文化转向”已使研究重点由社会史转向文化史；其二，文化史的兴起又发生在先前的另一个重要转向，即罗伯特•丹滕所说的由思想史向社会史的转向。(22)从这一大的学科语境来看，早期电影的文化史研究完全符合罗伯特•丹滕所说的从“高”到“低”的转向，即从思想史到社会史再到文化史。早在1980年，丹滕已经预言，“文化史将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相会的领域”。(23)其实，类似的从“高”（精英）到“低”（通俗）的转向也发生在文科领域（如文艺复兴时期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方法），而这些发展的动力造成文化研究近来已成为民族文学、跨民族文学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主导力量。
回到电影研究，我们可以参照安德鲁对电影文化史方法的阐述：“简言之，电影的文化史不从直接欣赏作品开始，也不从直接收集有关电影的‘相关事实’开始，而是重建作为表现的各种状况，这些状况促使某些电影被生产、被理解、或被误解。这是一种双重的阐释，既为作品的文化结果而阅读电影，又为电影所传达的价值和情绪而阅读文化。”(24)同样，安东•凯斯也强调：“作为大批话语和学科的综合场所，作为相互交叉的声音的中心点，电影在当代文化史上占有一个中心地位。”(25)
电影对文化史以及文化史对电影的相互重要性在本文论及的研究中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正因为早期中国电影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我们更应该认真研析其中的历史发现和理论设想。在结束本文对白话现代主义的评估前，我想再次强调历史的具体性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如果说心理分析理论（因其将电影视为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机构而产生过分的限制性）和新形式主义理论（因其关于智力结构和视觉能力的生理硬件线路的猜测）在本质上都倾向简单化和单一化，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又因其过分的灵活性和多元性而显得模棱两可。异质性、不相容性和矛盾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汉森的一系列研究对象中：“大众生产、大众调解、大众消费的现代性的种种文化表现，同时表达和回应现代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过程的一大批话语（时装、设计、建筑和城市环境，日常生活的变化机理，经验、互动和公共的新的形式）。”虽然理论阐述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具体性的缺乏，但汉森理论的模棱两可之处十分明显。她指出，“默片提供一个经历现代性的反射的空间”，但这是谁的经历？什么样的现代性？她的结论更值得商榷：“上海电影当时应该使观众看完电影后能想象他们自己的生存、表演和社会化的策略，使他们理解在极其不平等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生活的意义。”正因为缺乏历史的具体性，汉森的结论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孤岛时期、沦陷时期、或者战后的上海电影，甚至可以描述当前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倘若如此，上海默片则难以成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一个“独特”分支，而白话现代主义的理论又不仅仅适于早期电影。总之，我认为白话现代主义理论（及其相关的集体感官机制说）需要进一步与中国电影和文化的具体性（包括长期的意识形态批评）对话，才能对早期中国电影研究生产更积极的意义。
注释：
(1)ZhenZhang,"AnAmorousHistoryoftheSilverScreen":FilmCulture,UrbanModernity,andtheVernacularExperienceinChina,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Chicago,1998);MiriamBratuHansen,FallenWomen,RisingStars,NewHorizons:ShanghaiSilentFilmasVernacularModernism,FilmQuarterly54.1(2000):P10-22.除另文标注外，本文所引汉森的论点皆来源此文；篇幅关系，页数不一一另注标明。
(2)ZhenZhang,AnAmorousHistoryoftheSilverScreen:ShanghaiCinemaandVernacularModernism,1896-1937(Chicago,IL: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5).除了另外标明外，本文所引张真的论点来自此书的审稿版，直接引文取自阐述理论的第一、二章。
(3)参见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YingjinZhang（张英进）,ed.,CinemaandUrbanCultureinShanghai,1922-1943(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9);LaikwanPang（彭丽君）,BuildingaNewChinainCinema:TheChineseLeft-WingCinemaMovement,1932-1937(Lanham,MD:RowmanandLittlefield,2002).
(4)关于中西早期电影的时期异同论述，见ZhenZhang,Teahouse,Shadowplay,Bricolage:Laborer''''sLoveandtheQuestionofEarlyChineseCinema,inY.Zhang,CinemaandUrbanCultureinShanghai,P27-50.
(5)LindaWilliams,ed.,ViewingPositions:WaysofSeeingFilm(NewBrunswick,NJ:RutgersUniversityPress,1997).
(6)SueTuohy,MetropolitanSounds:MusicinChineseFilmsofthe1930s,inY.Zhang,CinemaandUrbanCultureinShanghai.
(7)TomGunning,AnAestheticofAstonishment:EarlyFilmandthe(In)CredulousSpectator,inWilliams,ViewingPositions,P114-133;TomGunning,TheCinemaofattractions:EarlyFilm,ItsSpectatorandtheAvant-Garde,WideAngle8.3-4(1986):P63-70.
(8)《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672页。
(9)参见YingjinZhang,ChineseNationalCinema(London:Routledge,2004),第二章。
(10)ZhenZhang,BodiesintheAir:TheMagicofScienceandtheFateoftheEarly"MartialArts"FilminChina,PostScript20.2-3(2001):P43-60.
(11)同(8)，第771页。
(12)有关事件的分析，见ZhiweiXiao（萧志伟）,Anti-ImperialismandFilmCensorshipDuringtheNanjingDecade,1927-1937,inSheldonLu（鲁晓鹏）,ed.,TransnationalChineseCinemas:Identity,Nationhood,Gender(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97),P38-41.
(13)MariamHansen,EarlyCinema,LateCinema:TransformationsofthePublicSphere,inWilliams,ViewingPositions,P140.
(14)有关30年代女性形象的分类，见张英进《三部无声片中上海现代女性的构
形》，《二十一世纪》第42期（1997年8月），第116－127页。
(15)同(8)，第1338页。
(16)同(8)，第1079页。
(17)ZhenZhang,AnAmorousHistoryoftheSilverScreen:TheActressasVernacularEmbodimentinEarlyChineseFilmCulture，CameraObscura48.16(2001):P229-263.
(18)见郑逸梅《影坛旧闻——但杜宇和殷明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19)Hansen,EarlyCinema,LateCinema，P147.
(20)LeoOu-fanLee,ShanghaiModern:TheFloweringofaNewUrbanCultureinChina,1930-1945(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P63.
(21)JenaroTalensandSantosZunzunegui,TowardaTrueHistoryofCinema:FilmHistoryasNarration,Boundary224.1(1997):P28-29.
(22)LynnHunt,TheNewCultural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9)；RobertDarnton,IntellectualandCulturalHistory,inMichaelKammen,ed.,ThePastBeforeUs:ContemporaryHistoricalWritingintheUnitedStates(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0),P327-354.
(23)Darnton,IntellectualandCulturalHistory,P344,348.
第8篇：早期文学论文范文
——对婴幼儿潜能和音乐教育年龄下移的再认识
刘沛
内容提要：本文矫正了有关儿童早期发展的“无知论”观念，提出婴幼儿的认知过程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学习世界的观点。这种学习的形式，存在于婴幼儿内在固有的美妙的非文本结构之中，并通过系统的动作学习和游戏实现学习的目的和过程。理解早期学习的性质、体系、形式和过程，是音乐教育年龄下移，树立早期音乐经验信仰和赋予儿童早期音乐经验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早期教育；学习理论；游戏理论；早期音乐经验
内容类别：音乐教育
雄心勃勃的学习世界——对婴幼儿
“无知论”的矫正
随着一个新生儿的诞生，成人社会便把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实现这种寄托的道路，是教育。
然而，早期教育的重要依据，有赖于对儿童早期状态和潜能的认识。儿童早期成长过程，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学习世界，还是一个混沌无序的无知世界，是教育界对早期儿童受教育起点的根本观点。它强烈地左右着早期教育过程的一切因素，当然，也左右着早期音乐教育的信念和策略。
遗憾的是，近年来教育史上的一些巨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似乎多数持“悲观”的态度。
夸美纽斯的《母育学校》对婴儿的观察是：“新生儿的自然知识是吃、喝、睡。”
洛克在《教育漫话》中的“白板说”是这样描述的：“心如白纸，没有标记，没有观念。”
卢梭的《爱弥尔》则称：“一无所有，生来愚昧。”
第9篇：早期文学论文范文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作为衡量硕士研究生培养水平重要指标的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却不尽如人意。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目标不明、内容空泛、层次不清、推理不严，以及答辩准备不充分的现象十分普遍。目前，如何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问题已引起了各高校学者与专家们的广泛关注。陶勇等[1]对农科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认为从实验内容到具体写作，都存在或大或小的问题，而研究生与指导教师长期不懈的努力是逐步提高学位论文水平和研究生素质的关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黄津孚则认为[2]要提高硕士论文的质量，必须从学风、导师和制度抓起。笔者拟就如何提高农业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问题，谈几点认识。
坚持“化整为零”的原则
坚持“化整为零”的原则，即打破毕业前半年才开始着手撰写毕业论文的传统观念，在入学初即告诉学生硕士学位论文写作的一般程序和规范，帮助学生合理规划三年的学习时间，将毕业论文化整为零的完成。督促学生从入学的第一天就要天天、月月、年年想到毕业论文的撰写，时时处处为毕业论文的撰写做准备。这样既可以增加学生的紧迫感，培养学生统筹安排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学生主动将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与科研实际相结合。首先，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前期基础课学习的过程中完成大量文献的查阅工作，在入学半年后提交所选研究方向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实验方法的综述，为写好硕士毕业论文的前言、材料与方法以及参考文献部分奠定坚实的基础。解决学生因毕业论文撰写时间仓促，导致质量偏低的现象。
坚持 “三早”的原则
坚持贯彻“三早”原则，也就是早选题，早定题，早开题的原则。在学生入学初，准备好一系列与导师研究相关的题目，比如：大豆油分研究；大豆蛋白质品质研究；大豆加工适应性品质研究；大豆种质开发研究；大豆基因组研究等等，供学生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课题，激发学生的主题意识和主动发展的愿望。督促学生尽快选定研究方向，尽早开始文献查阅。定期给予学生指导，培养学生掌握科技文献检索、资料查询与阅读的方法和能力，同时指导学生对查阅过的文献的题目，来源等等按照参考文献的正规格式进行相应的详细记录，以备最后集中撰写论文时，有的放矢，从而避免学生随意堆砌参考文献，甚至从网上下载，直接粘贴的现象。要求学生在入学半年后必须提交合格的开题报告，彻底改变学生不读书，不了解学科动态的状况。
坚持“步步为营、不欠账”的原则
农业生物技术专业具有季节性强，生育周期长的特点，因此，要想保证论文的各个环节都有充分的时间得以保质保量的完成，在尽早开始进入试验状态的前提下，还要督促学生坚持做到“步步为营，不欠账”，也就是要根据开题报告中工作进度计划的安排，认真做好每一个阶段的工作，比如，播种期做好播种计划，适时播种，生育期做好各项生理指标的检测，在秋冬季进行分子遗传学室内分析等，对每一个阶段的工作，数据要及时进行整理，总结，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坚决杜绝将所有的原始数据堆积到最后分析。防止一旦发现问题，又没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补救，只好编造数据的现象。保证研究生如期完成学位论文的撰写，充分准备，做好毕业论文的答辩。
三个“坚持”原则的贯彻可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对于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通过督促学生查阅大量的文献，可以解决学生不读书，不了解学科动态的问题，同时帮助学生拓宽相关知识面；其次，通过对试验设计、试验实施的过程严把质量关，可以培养学生科学的态度及科学研究的能力，加强对研究生研究方法的教育，提高研究生的学术水平。第三，通过把好数据分析，论文撰写及论文答辩的质量关，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信息处理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三个“坚持”原则的贯彻使得提高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工作落到实处，水到渠成的使学生具备了农业现代化生产所急需的创造型人才必须具备的各项基本技能。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