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史书精选(九篇)

第1篇：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

【论文摘要】 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国外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笔者认为,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何时?是如何产生的?本文欲对此作一简要分析和回答。

 

一、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是指人类早期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它是人类早期原始计量、记录思想的体现,是会计的萌芽阶段。关于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何时的问题,国内外会计学者均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一)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郭道扬教授认为,会计的萌芽阶段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会计特征,直到原始公社制末期或到达文明时代的初期才表现出来。1982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湖北财经学院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上册)》一书,标志着中国会计史系统研究的开端。随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郭道扬的《会计发展史纲》,1988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下册)》。郭道扬著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部级重点教材《会计史教程(第一卷)》也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郭道扬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会计史研究》一、二、三卷也已经出版。这些论著都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观点。但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高治宇的《中国会计发展简史》,他认为,会计的产生和发展可追溯到原始公社末期。而1987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了文硕著的《西方会计史(上)》。书中的观点与郭道扬教授的看法一致,认为人类原始计量和记录时代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

(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国外学者则普遍倾向于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1605年,荷兰数学家、会计学家西蒙·斯蒂文所著的《传统数学》一书出版,其中第七章“古代簿记探测”,是最早的会计史研究专论,但当时会计史尚未发展成为一门科学。1933年,美国会计学家a·c·利特尔顿著的《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一书问世,奠定了会计史学科的基础。1912年,英国律师沃尔芙编著的《会计师与会计简史》在英国伦敦出版,人们习惯称该书为《沃尔芙会计史》。1977年,迈克尔·查特菲尔德著的《会计思想史》一书在美国问世。1985年,前苏联著名会计学家索科洛夫著的《会计发展史》一书由莫斯科财政统计出版社出版。西蒙·斯蒂文和a·c·利特尔顿均未在其论著中对会计萌芽的起源问题作专门论述。沃尔芙认为,尽管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文书是在公元前3 500年以前,但可以推断,记账在公元前4 000年左右就开始了。迈克尔·查特菲尔德则引用richard brown的观点,认为约7 000多年以前的巴比伦地区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记录。前苏联会计学家索科洛夫认为,人类对经济事项进行有目的的记录活动开始于6 000年以前。这些论断都说明人类早期会计行为出现在新石器时期。

通过比较上述国内外会计学者的不同观点可知: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国外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

二、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 

 

解决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问题,而会计行为又是如何产生的呢?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初的会计思想与会计行为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是衡量人类会计思想、会计行为发生的先决条件,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与陆续增加则是衡量人类会计思想、会计行为发生的具体条件。正是由于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人类才有可能在思维活动方面将生产、分配、储备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从而萌生了一种计量、记录思想,进而便产生了人类最古老的、最原始的计量、记录行为。

高治宇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会计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当人们有了剩余生产物,需要对生产活动进行计量、计算和反映时,会计的原始萌芽就产生了。除了生产发展这个先决条件外,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这两个条件相结合,才可以说明会计的起源。总之,研究我国会计的产生,必须明确认识两方面,一方面,它的产生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数量概念的形成,计量、计算和反映方法的采用,为会计核算方法提供了重要条件。 

索科洛夫认为,核算(即会计,下同,笔者注)的起源或萌芽状态对我们来说,将永远是个谜。我们只能确信:核算不是一下子产生的。最初人们还不需要核算,因为凭人的头脑就足以容下所有的经济情况,这倒不是说某人有其特殊的记忆力,而是由于经济的规模太小,有关的信息不多。只有在具备了某些条件后才有可能出现书面核算与账簿登记。首先,经济活动的发展应该达到相当广泛的程度;其次,必须要有文字和学会初等算术。文字的出现与算术的发展为核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经营活动则有助于它的全面推广。 

本文把郭道扬教授的观点归纳为“一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虽然郭道扬教授分析时提到了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为先决条件,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和陆续增加为具体条件,但本文以为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和陆续增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如新技术(石器打制和磨制技术、石器钻孔技术、摩擦取火技术)、新工具(石球、标枪、骨器与角器工具)的相继发明和应用,因此,这两个条件实则表现为一个条件。本文把高治宇的观点归纳为“二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和数学的出现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本文把索科洛夫的观点归纳为“三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三、人类早期会计行为与数学的关系 

 

(一)郭道扬教授在分析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时,只提到了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这个条件,而没有提到数学条件和文字条件 

其实,郭道扬教授是提到了这两个条件的。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初的计量、记录行为,其本身就表现为一种原始的“数学”行为,原始的会计行为与原始的数学行为是同时发生的。本文虽不同意郭道扬教授的这一观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观点的理解,即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人类最初的计量行为(表现为数学,此时的数学为萌芽状态)、人类最初的记录行为(表现为文字,此时的文字为萌芽状态)到了人类社会有了生产剩余物品时才出现。 

高治宇在分析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时,提到了两个条件:一个是“有了剩余生产物”,另一个是“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仔细分析第二个条件“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条件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有了计量、计算的方法”(表现为数学),第二层意思是“有了反映的方法(表现为文字)。 

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二)由于国内外对“会计”、“数学”、“文字”等概念理解上的差异,国内学者基本上以“早期的萌芽状态”来理解这些概念,而国外学者却按“后期的特征状态”来理解这些概念。

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一早一晚结论的出现,即:国内学者主张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距今约十万至二、三万年前),而国外学者则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八千至五千年前)。

(三)会计与数学的关系源远流长,会计的发展离不开数学的支持和帮助 

早期会计的出现依赖于数学的产生和运用,后期会计的发展更是依赖于数学的支撑,如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乔利出版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也译《数学大全》),1605年荷兰数学家西蒙·斯蒂文出版的《数学惯例法》(又译《传统数学》),均把会计作为数学问题的一部分进行论述,详细介绍了意大利的复式簿记。复式簿记是会计的基本记账方法,在会计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外,像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账户余额的计算公式: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固定资产折旧额的计算,产品成本的计算等,都是数学原理在会计学中的具体运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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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

在全球化的当下,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渐渐地热了起来。因为只有在1500―2000年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叙述中,全球化的一些本质才会显现出来。从晚明以后,对中国的研究都已经不能仅仅固守中国本土的传统,晚明所传入的西学已经成为揭开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思想变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但学界在对“西学东渐”研究充满热情的时候,对由来华传教士所开启的“中学西传”历史的研究要相对薄弱一些,当然近年来关于“中学西传”的研究著作和论文也有了一些,不过相比之下是无法和数量庞大的对“西学东渐”的历史研究成果相比较。

特别是近年来个别西方汉学家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开始了一种所谓的“汉学转向”,即从原来的以西方文献为主,转向以中文文献为主,转向对中国本土研究。这一说法的问题在于,首先,这是西方汉学家们所提出的,这是针对着他们自己的学术传统而言的,相对于在西方学术界以往对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以传教士为主的特点,提出应注意中国本土文献,应注意中国文人对基督教的接受和反映,这的确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转向。但这样的说法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意义不大,因为,从陈垣先生到方豪先生,中国学者们绝大多数都是从中文文献出发的。所以,在研究中一定要区分西方汉学界和中国本土研究这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他们有着不同的学术传统。这些年来我们翻译了不少西方汉学著作,这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很重要的,但由于缺乏对国外汉学史的系统研究,很多人分不清这两个领域问题意识、学术传统的不同,盲目地跟着国外汉学家跑,缺少一种学术自觉。

其实,从中国学术自身的发展来看,在对“西学东渐”的研究中,加强对基督教的传入在中国的接受和反映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至今我们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仍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只要同中国佛教史和道教史的研究比较一下就可以感到这一点。对明清以来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基本中文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对重要人物和地区的教会史的专题研究都是我们要长期努力做的事。但同时,对“西学东渐”的研究绝不能归结为“中国基督教史”,因为,晚明以后西学的传入对中国社会和思想的影响是广泛的,不仅应开拓出社会史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就是中国基督教史本身也应纳入整个明清史的总体框架中,为此,才能真正对明清以来的“西学东渐”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说明和研究。如果说转向中文文献的话,那些自恃很高,感觉很好的个别汉学家们应该好好去读读黄一农、汤开建先生的文章和著作,在这方面他们需要向中国学者学习的路还很长。

对中国学者来说,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呢?是对“中学西传”的研究,因为,这里既有寻找文献的困难,对研究者有较高的语言能力要求以外,“中学西传”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进入欧洲思想史研究,进入欧洲早期汉学的研究,在学科上这已经完全属于另一个学科。在这个研究方向上,中国学者中虽然有金国平先生这样的大家,但毕竟是凤毛麟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德卫教授的这本书是值得我们向学术界推荐的。

二

中国学术界对“中学西传”的研究虽然在总体上无法和“西学东渐”的研究相比,但也着实取得了一些成绩,无论从翻译的角度还是从研究的角度都比十余年前有了长足的发展。 已经翻译的著作有:何高济等先生翻译的《利玛窦中国扎记》、王尔敏《中国文献西译书目》,何高济翻译的《鞑靼征服中国史》、《中华大帝国史》、《大中国志》、《中国新史》、赵殿红翻译的《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秀笔记研究》、耿N翻译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文献辑录》、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的影响》、《中国文化西传法兰西》、郑德弟等人所翻译的《耶稣会士中国书信集》、郭强翻译的《中国近事报道》、吴莉韦翻译的《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余三乐翻译的《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澳门文化杂志社翻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钱林森等翻译的艾田浦名著《欧洲之中国》、丛林翻译的《中国来信》、杨保筠等人翻译的《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潘琳翻译的《山东的灵与肉》、李岩翻译的《白晋生平和著作》等;《已经出版的研究著作有计翔翔的《鞑靼战记》《十七世纪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大中国志》和安文思的《中国新史》为中心》、张国刚的《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吴莉韦《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中国上古史论争》,吴莉韦张国刚《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严建强《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史》等等,由于篇幅有限这里无法将这类著作一一列出。和在中国学术界的“中学西传”研究中,孟德卫教授的研究有那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呢?我感到至少以下几点:

其一,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欧洲早期汉学的学术脉络。中国学界对欧洲早期汉学史的研究如果从莫东寅先生的《汉学发达史》算起也有60多年的历史,其间吴孟雪的《明代欧洲汉学史》是较早从总体上把握的著作,但略显简单。计翔翔的《十七世纪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的《中国新史》为中心》是国内较早对欧洲汉学展开研究的专著,这本书在对曾德昭的《大中国史》和安文思的《中国新史》个案研究上尚很难有人超越,他在局部的深度上就是孟德卫教授也有所不及。但这毕竟是一个个案研究,不能给我们一个欧洲早期汉学的全局把握。张国刚带着他的团队所写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虽然涉及的面要比孟德卫教授的书要广,因为,书中有关于俄罗斯汉学的几章,这是孟德卫的书所没有的。但总的看,全书略显零散,在来华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之间的把握上尚未像孟德卫这样有一条逻辑的思路相连,全书各章之间的关系过于松散。吴莉玮的《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中国上古史论争》无疑是一本值得注意的书,在问题史的研究上有重要的突破,但它并不是一本欧洲早期汉学史的著作,而只是将欧洲早期汉学史中的一个问题加以展开,放在欧洲近代思想史的框架中加以研究。她和张国刚的《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更为系统,但它侧重的是中国文化传入欧洲后的思想影响史,而不是欧洲早期汉学的学术史。张西平的《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欧洲汉学的兴起》的写作思路和孟德卫教授有所接近,但在对欧洲早期汉学的理解上两者略有差异,在欧洲早期汉学的历史线索把握上孟德卫的书显得更为系统,而张西平所涉及的欧洲早期汉学的历史跨度要比孟教授长一些。

无论如何,相对于中国学术界较为薄弱的欧洲早期汉学史研究来说,孟德卫教授的书第一次给了我们一个较为完整的欧洲早期汉学的图景。

其二,对欧洲早期汉学发生的宏观研究和具体研究做到了较好的结合。学术的进步是在个案研究与宏观把握两个维度的交错中发展的,没有很好的个案研究,通史性的研究就很难有好的宏观把握;反之,如果没有宏观性的通论性著作,个案的研究无法贯连起来,历史的整体面貌就无法掌握。在很长时间里学术研究较多是从宏观展开的,通论性著作层出不穷。近年来,历史研究回到历史的现场,学术史研究的深入展开,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个案研究著作,大大推进了学术的发展。但同时,研究的细碎化开始出现,真正有宏观视野的著作反而很少见到。在全球化研究兴起的今天,对于产生于初期全球化历史过程中的欧洲汉学研究,如何把握好个案研究和宏观研究两个维度,使个案研究置身于全球化的总体研究之中,将总体的研究通过个案的展开而深化是对每一个研究者的考验。孟德卫教授最值得中国学者注意的就是在这两个维度的把握上。全书不仅仅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全球化初期欧洲早期汉学的发展线索,也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上有深入的探讨。

例如,在对德国早期汉学家对《中文之钥》寻找的研究上,在对柏应理所代表的来华耶稣会士所翻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研究上写得都很精彩,很多文献的使用是中国学者所不及的。

在对世界各国汉学史的研究上我们实际面临一个学术进展上的矛盾,没有一本较好的国别汉学史著作,很难推动对国别汉学史的研究,但在没有很好的个案研究时,断代史和专书、专人的研究很难有令人满意的国别汉学史著作。目前除严绍T先生的日本中国学史研究和阎国栋先生的俄罗斯汉学史研究这样的通史性著作受到学术界好评外,其他类似的研究总体上不尽如人意。问题就出在如何处理这个矛盾。孟德卫先生的著作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中国学者关注的。

其三,更为深入地介绍了欧洲早期汉学发生的文化和思想背景。对西方汉学研究的难度在于,研究者必须同时熟悉中国和西方两个方面的思想文化背景,中国学者仅仅依靠自己熟悉的中国知识背景是远远不够的,西方汉学的发生、发展有着自己的文化思想背景和逻辑。从学术上讲,这门洋人所做的关于中国的学问,并不能完全归于中国学术史,它本质上是欧洲学术史的一部分,是西方东方学的一部分。因此,这对中国学者就提出了一个挑战,从事西方汉学研究的学者在知识和学术修养上必须打通中西。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我读了孟德卫教授的著作后,感到我们仍需努力。在对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理解上,我们对西方学者应持一种更为谦逊的态度。

在谈到这一点时孟德卫教授说:“总之,欧洲和中国在思想上首次伟大相遇的背景表明,这是一个欧洲人充满着求知欲,在精神上、学术上走向世界的时代。然而,当欧洲人开始接触异域国家,如中国时,却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对异域文化进行阐释和消化,这些方式制造了复杂的综合和有时显得幼稚而又自相矛盾的调和。以上就是本书的主旨。”这样,在对基歇尔《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 1667)的研究中,他很好地揭示了他的欧洲文化背景,他认为,基歇尔身上赫尔墨斯思想式的那种对综合的热情也体现在他不朽的作品《中国图说》对中国的看法上。基歇尔从源头上将一切文化都还原成一种和谐的统一体,同时埃及文化又是最早的,因而中国文化被视为是从埃及衍生出来的。《中国图说》收入了关于中国的各种信息,该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基歇尔选取的材料都是一流的。基歇尔身处耶稣会罗马学院,又是有名的耶稣会士,这使他能够接触到从中国归来的传教士。他的书中包含了大量直接从这些传教士手中获得的有关中国的信息。但由于他学术上的赫尔墨斯思想观点以及对埃及文化的推崇,使他在这本书中加入了与在华耶稣会士的观点有所不同的自己的阐释。传教士们景仰中国,认为中国是理性的典范,而基歇尔则将中国贬低为一个堕落的埃及殖民地。传教士们赞颂中国的语言文化,基歇尔则将汉字贬低为对埃及象形文字的拙劣模仿。这里所讲的赫尔墨斯思想对欧洲的影响在中国学者的研究著作中鲜有深入论述。

又如在对欧洲早期汉语的热情关注的分析中,书中详细分析了欧洲在16―17世纪对普遍语言学想往和追求的原因,从而将欧洲早期对汉语的学习放在了一个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背景下,使我们加深了对欧洲早期汉语学习的理解。

书中提到,当时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培根在《学术的进步》(Advancement of learning, London, 1605)一书中写道:

中国和远东各国用真正的字符来书写语言,这种字符既不表示字母也不表示整个词,而是表示事物或观念;这样一来,那些语言不通的国家和省份就可以互通文字,因为字符要比语言更普遍地被人接受。

培根所以倡议发明一种新的普遍语言,是出于对现存欧洲诸语言的不满。他在倡议中把汉语作为一个模型。虽然他只是简要地提到了汉语,却对17世纪中期普遍语言方案的实施者,如达尔加诺和威尔金斯,产生了很大影响。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对中国语言的关注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本书中关于对欧洲文化史的介绍和研究是值得中国学术界注意的。

三

在对1500―1800年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学者的优势在于中文,虽然,现在欧洲的汉学家正在独立地编辑藏在欧洲的一些中文文献,但在对文献的理解上,在对中国本土文献的发掘上中国学者大有用武之地。沿着这样的方向展开研究是我们长期所应坚持的。

第3篇：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

春秋时浙江分属吴、越两国，战国时属楚。秦时分属会稽郡、鄣郡、闽中郡。汉时属扬州刺史部。三国时入东吴版图，仍属扬州。南朝时分属扬州、东扬州。唐时先属江南道，继属江南东道；唐肃宗乾元元年（758）设置浙江东道节度使和浙江西道节度使，“浙江”作为行政区域名称自此始。五代十国为吴越国地，属江南道。北宋时属两浙路。南宋建都临安（即今杭州），分置两浙西路和两浙东路。元时属江浙行中书省；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虽未称帝，但已控制大江南北广大地区，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简称浙江行省。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改称浙江承宣布政使司，简称浙江布政司；洪武十四年（1381）湖州、嘉兴两府划归浙江布政司，从此浙江辖杭、嘉、湖、宁、绍、台、金、衢、严、温、处等11府，1州（安吉州），75县，所辖区域基本定型。清康熙初年改浙江布政司为浙江省，沿袭至今。

浙江文化灿烂，素称“文物之邦”。全省有杭州、宁波、绍兴、衢州、临海等5座部级历史文化名城，温州、余姚、湖州、舟山、金华、东阳、嘉兴、兰溪、天台、松阳、瑞安、龙泉等12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2处，省级历史文化街区、村镇7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82处；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9个项目44个子项。历史上，浙江手工业十分发达，如春秋战国时越国的铸剑术，东汉时的制瓷技术和铜镜制作工艺，唐代以后的丝绸、寺院建筑、佛像雕塑、造纸、印刷、造塔、造船等技艺，均居当时中国领先地位。始镌于南齐的新昌大佛寺弥勒像，被称为“江南第一大佛”；建于北宋的杭州六和塔和内塔建于唐代、外塔建于北宋的湖州飞英塔等，被誉为全国造塔工艺的典范。浙江藏书之盛自古闻名，宁波天一阁、杭州文澜阁、湖州嘉业堂、瑞安玉海楼等著名藏书楼素负盛名，已逾百年历史的浙江图书馆是中国最早建立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之一。浙江书画艺术流派纷呈，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绍兴兰亭是中国的“书法圣地”，成立于1904年的西泠印社是中国最早以研究印学为主的学术团体和专业金石书画出版机构，建立于1928年的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为国立艺术院）是中国最早的美术高等教育学校。浙江民间艺术绚丽多姿。东阳木雕、青田石雕、温州黄杨木雕和瓯塑（简称“三雕一塑”）蜚声中外，龙舞、狮舞、竹马、高跷、灯会遍及城乡，山歌、田歌、渔歌、民间器乐种类繁多，剪纸、刺绣、染织、编织和灯彩异彩纷呈。浙江戏剧艺术底蕴丰厚，是中国古老南戏的诞生地。越剧是浙江第一大剧种，（转下页）（接上页）也是中国第二大剧种，此外还有绍、婺、瓯、甬、姚、湖等多个剧种。

浙江历史上宗教文化也很兴盛。佛教传入浙江有1800余年历史，五代吴越国和两宋时曾是全国佛教中心，被称为“东南佛国”，现有全国汉族地区重点寺院13座。2006年4月，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浙江的杭州、舟山举行。道教传入浙江也有1800余年历史，“十大洞天福地”中有其三（委羽山、赤城山、括苍山）。伊斯兰教传入浙江有近1400年历史，杭州凤凰寺为东南沿海伊斯兰教四大古寺之一，现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人口2万多人。天主教传入浙江有近400年历史，为全国最早的省份之一。基督教传入浙江有150多年历史。

第4篇：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

[关键词]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类；起居注；六朝；发展；原因

起居注这种史书形式在我国起源很早，正式名称始于汉代。从《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类来看，起居注单作为一种独立的史书形式单列一类，位于正史、古史、杂史、霸史之后，记录了从汉至隋之间的起居注共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除了《穆天子传》及《开皇起居》外均为汉魏六朝作品，这一时期起居注数量之多，对史学的影响深远。

一、起居注溯源

《隋书・经籍志》云：“起居注者，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起居注这种史书形式在我国起源很早，《春秋传》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周官》：内史掌王之命，遂书其副而藏之，是其职也。[1]周代就设有左史、右史，为天子记言记行。《礼记・玉藻篇》[2]与《汉书・艺文志》[3]对此均有记载。

起居注的正式名称始于汉代。最早见于著录的是《汉书・艺文志》春秋类中的《汉著纪》一百九十卷，据朱希祖先生考证，“著纪”即“著记”亦“注记”。[4]唐颜师古注曰：“若今之起居注”，或即西汉一朝起居注之汇编。[5]汉著记中记载了很多有关天变灾害的事，虽与后世之起居注有差距，但也是起居注发展初期的一种形式。

二、起居注与《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类体系中把起居注单列一类，位于正史、古史、杂史、霸史之后，记录了从汉至隋之间的起居注共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最早见于著录的应首推《穆天子传》，《穆天子传》“编年纪月”叙述周王行踪，是现存目录中最早的起居注，也是《隋书・经籍志》史部起居注类所录唯一“今存”的作品。《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作品除了《穆天子传》及《开皇起居》外均为汉魏六朝作品，其数量之多、对史学的影响不可低估。汉代的起居注见于《隋书・经籍志》的有《汉献帝起居注》。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的发展演变来看，起居注的发展，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高峰。

三、由《隋书・经籍志》看起居注在六朝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剧烈动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史学在此期却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起居注也日益兴盛。东晋南朝统治者对史学非常重视。在制度层面，惠帝元康二年，置著作郎一人，佐著作郎八人，隶属于秘书省。“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6]这表明起居注趋于规范化、制度化。南朝制度多因袭晋代，掌修史之职的史官是著作郎。东晋南朝史官的主要职责除了撰修国史，还掌记录言行。由于历朝统治者的重视，起居注这一史书体裁并未因政局的动荡而中断。晋、宋、南齐、陈几个朝代，都有独立成书的起居注，可见起居注在当时之发达程度。

西晋武帝时有《晋泰史起居注》、《晋咸宁起居注》等；惠帝时有《惠帝起居注》、《晋永平起居注》等；怀帝、愍帝时有《永嘉、建兴起居注》。东晋时期有《晋建武、大兴、永昌起居注》、《晋元康起居注》等。十六国时期南燕有王景晖、张诠掌记注起居。《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南燕起居注》。南燕亡，入北燕，又撰《南燕录》，记慕容德事。南朝起居注有《宋永初起居注》、《宋景平起居注》等。起居注记载皇帝言行，是编修国史的重要史料来源。史书中有关史官掌修起居注的记载很多。如沈约在齐永明二年“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7]。梁裴子野任著作郎时，“掌修国史及起居注”[8]。萧齐有《齐永明起居注》。萧齐有专掌国史的史官和集注起居的著作官，刘知几说：“案《晋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9]萧梁代齐，沿置史官。梁有《梁大同起居注》。萧梁“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国史，集注起居。”[10]据《梁书》载：王僧儒，天监初拜中书郎，领著作，复直文德省，撰《中表薄》及《起居注》。[11]另外，徐勉掌书记，“尝以起居注繁杂，乃加删撰为《流别起居注》六百卷”[12]，将过去的起居注分别部类，以类相从，重新编排，体例似类书。陈承梁，史官制度沿袭不变。陈有《陈永定起居注》、《陈天嘉起居注》等[13]。据《陈书》载：“世祖敕师知撰《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六年冬，为十卷。”[14]

这一时期起居注大量出现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古代记注与汉著纪为其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次，起居注作为汉魏六朝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达程度也必然受到此期史学发展状况的影响。统治者的需要与提倡，是它发达的动力与保障。此期政治混乱，每位上台的统治者都希望借助史学的力量来论证自身及政权的合法性。再次，制度的完善为起居注的发展提供了保障。此期的统治者都在自己身边设官记录自己的言行，修成起居注以传世。如西晋一经建立，统治者即为自身取曹氏而代之的做法寻找理论根据，为此他们置著作郎、佐著作郎等，掌集起居注，记录言行勋伐。南朝四国基本承袭晋制，只是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起居注由专掌史任的著作郎或著作佐郎掌集，已是起居注所受重视的反映。

总之，起居注这一体例在史部分类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出《隋书・经籍志》记载的从汉至隋之间史学发展的新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六朝统治者对史的作用认识程度的加深，即以史学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以确立本朝的正统地位。与此同时，东晋以来史官制度的不断健全，魏晋以后，设官专修，并且多以著作郎兼修《起居注》，这也为起居注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使得起居注这一史书体裁得到了良好的传承，促进了起居注的繁荣，对后世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3.966.

[2]阮元.《十三经注疏》（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1473-1474.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1715.

[4]朱希祖.《汉唐宋起居注考》[J].国学季刊，1930.

[5]刘隆有.《汉隋之际的起居注》[J].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7.100.

第5篇：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

关键词：夏代音乐；《尚书》；《鬻子校理》；二里头遗址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6）04-0016-04

“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启动，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为研究中国5000年文明史创造条件。该研究于2000年完成，为夏商周的历史划出了一个框架。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夏朝于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存在了470年，经历了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癸（桀）等17“王”。这证明：夏代的历史是真实的；那么，夏代音乐也是可以研究的。

一、夏代历史不容怀疑

从文献记载看，虽然流传至今的有关夏朝的史料十分匮乏，但仍然能够证明夏朝的确是存在的。尤其是从1959年开始的“夏墟”调查拉开了夏商断代工程和夏文化探索的序幕，使学术界基本认定：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

夏朝是不是存在？长期受到怀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有关夏朝的各种文献资料，基本上都是在夏朝数百年之后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的，尤其是记载夏朝历史最系统的《史记・夏本纪》，晚出夏朝之后的时间甚至达到了一千四五百年。

不可否认，研究夏朝历史的文献资料基本上都是西周以后的东西。但是，这些记载商、周以前古史的资料，尽管晚出，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上世纪发现的甲骨文，证明了晚出文献所记述的商、周以前古史的许多内容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对晚出文献不能轻易否定。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考古发现了不少简帛佚籍，如马王堆帛书中的《春秋事语》、慈利县石板村战国楚简中《国语・吴语》。这些新发掘的两千年前的古籍记载的有关内容证明，曾被今文学家斥为“伪作”的许多古籍真实性不容怀疑。

古籍所载商、周以前的历史是否可靠？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司马迁距殷商时代也有一千来年，他所著的《史记・殷本纪》内容也曾经被一些历史学家所怀疑，而甲骨文发现后，司马迁所记殷先公先王世系及其历史发展脉络大都得到了印证。商朝的历史从此不再有人怀疑。

据甲骨金文记载，商周时期有地位相当尊荣的名为“作册”的史官，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记事、记言，为统治者提供资政的借鉴。《诗经・大雅・荡》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反映的就是殷商时代注重以史为鉴的社会背景。《尚书・多士》记周公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表明了非甲骨占卜文字的商代典册有史书性质，虽然“殷革夏命”，但作为史册的文献记载却得以保留。既然商周时期史官制度已相当完备，那么，史官制度的渊源必然追溯到夏朝或更早的时代。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看，尚未发现夏代的文字资料是事实，但是，在传世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夏代文献的记载。已故中国古代史学者李启谦先生对此曾详加研究，发现先秦典籍引用的夏代文献有《夏书》《夏礼》《夏时》《夏令》《禹之总德》《仲虺之告》等，仅以《夏书》为例，《左传》引用15次、《国语》3次、《吕氏春秋》1次，19条材料所记夏代事迹者共32则。由此可以肯定，在先秦典籍中是存在很多夏代文献的。

既然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夏代历史有其历史真实性的一面，夏朝的存在当然就不应再受到怀疑。尤其是，西周文献如《尚书・周书》中，夏朝被一再被提及；在《诗经》《左传》《礼记》等先秦诸子和通常所说的“正史”等著作中，也都记载了关于夏朝的情况。较早的燹公盈（西周中期）和叔夷钟（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还提到了大禹治水的有关内容。这说明夏朝的历史是无法抹杀的。

不仅是传世文献中有夏朝历史的记载，地下发掘文物如从殷墟卜辞的发现研究来看，也证实了商朝、夏朝的信史地位。商朝的历史从成汤算起，见于卜辞的由成汤上溯到上甲微、王恒、王亥等殷商先公先王，自然是处在夏代这一历史时期内。如果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先商史的存在，当然也就没有理由去否定包括商朝取代夏朝之前的先商史在内的夏朝历史的存在。

二、《尚书》所载夏代音乐

传承到今天的远古文献，最早者应该是《尚书》，“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四代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的《虞夏书》应该就是中国最早的远古文献。流传到今天的《尚书》有“虞书四”“夏书五”“商书十七”“周书三十二”，共58篇。按汉代人的记载，“有虞书四、夏书五”合称“虞夏书”，原有20篇，在秦始皇焚书之后，《尚书》残缺。原有的20篇“虞夏书”因为没有篇目，是什么热菀丫不得而知，现有的9篇虞夏书，即：《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这些应该是现在还可以看到的中国最早的远古文献。

在《尚书》中可见与大禹和夏代音乐有关的资料，例如：

1.《尚书・尧典》：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夔与夏朝建立者大禹同时代，是中国最早的音乐管理者。他的时代已经知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2.《尚书・大禹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

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大禹建议，大布文德，在朝堂两阶之间举行大规模的舞蹈，人们举着战争中用的盾牌和雉尾，载歌载舞，表示偃武修文。七十天之后，有苗终于自动前来归附了。

3.《尚书・皋陶谟》：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堑校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

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译为现代文：

夔说：“敲起玉磬、搏拊，弹起琴瑟，唱起歌来吧。”先祖、先父的灵魂降临了，我们舜帝的宾客已经到位了，各个诸侯国的国君也登上了庙堂，互相揖让。庙堂下，吹起竹制乐器，打着小鼓，合乐敲着祝，止乐敲着敌，笙和大钟交替演奏，扮演飞禽走兽的舞队踏着节奏跳舞，韶乐演奏了九次以后，扮演凤凰的舞队出来表演了。

夔说：“啊！我敲击着石磬，让那些群兽都感动得跳起舞来吧！”百官和睦团结，舜帝因此作歌，说：“勤劳天命时时小心谨慎。”又唱道：“大臣欢悦啊，君王奋发啊，百官振作啊！”

《尚书》中关于夏代音乐的记载虽然很少，却十分珍贵，它们是研究夏代音乐必不可少的文献资料。

三、出土文物证实夏代音乐

在20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商王朝并不虚无，而是客观存在。这对研究夏代历史者是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能从考古学上寻找到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将夏代历史真正弄清楚。

黄河中游晋南、豫西的文化传承是中国本土文明中没有中断过的，这里是夏王朝的中心区域，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均证实豫西、晋南一带是历史上的夏族的主要活动区域，那里自古即有“夏墟”之称，至今仍有夏县。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在1959年夏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开始了考古调查。豫西的偃师二里头首先被纳入学者们的视线，并在这里开始了中国考古史上首次有很明确目的――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的田野考古工作。此后几十年，中国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考古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在二里头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下，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即夏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替的壮阔史剧。

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仅遍及河南全省，而且在河北省南部、山西省西南部和陕西省东部各地都有发现，已达100多处。这些遗址中既包含早期的城址、宫殿建筑、村落、墓葬群，也有一些铜器冶铸、制石制陶、制骨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早期青铜器、玉器、象牙雕刻器和漆器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是研究夏代经济和文化的珍贵资料。

在以河南偃师二里头考古遗址和山西夏县东下冯考古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发掘的出土文物中，就有与夏代音乐有关的乐器。古籍记载的夏代乐器以骨、木、石、革、陶制作，种类包括摇响器、响球、笛、哨、鼓、磬、钟、铃、埙、号角等。据《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在二里头文化出土的乐器就犹如古籍对夏代历史的记载一样，也非常很匮乏。1960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层出土一件灰陶埙，空心，橄榄形，顶部有一小吹口，腰中部一侧有直径0.4厘米的音孔，据测试可发出音分为40和47的#a、c二音。又发现长55.5厘米、高28.5厘米、厚4.8厘米的石磬，虽然仅打琢成型而未经磨制，仍带有较多的原始性，但这是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石磬之一，其造型已接近商周时期的青铜礼磬。虽然二里头文化出土的乐器很匮乏，然而可喜的是毕竟有埙，有磬，这就证明夏代确实有乐器，也就有音乐。

四、研究夏代音乐的必要性

夏代音乐研究虽可零星见于一些文章，但总地说来，仍是音乐史研究中非常薄弱的环节。

其实，关于夏代音乐的文献，不仅是《尚书》有，在《荀子》《吕氏春秋》等许多古代典籍中都有一些关于夏代音乐的零星资料，例如《吕氏春秋・仲夏纪第五・侈乐》载：

“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巨为美，以众为观；淑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渗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为夏a九成，以昭其功。”

《吕氏春秋・季夏纪第六・音初》载：

“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黄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

又如，《鬻子・禹政》就有如下内容：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听。门悬钟鼓铎磬，而置鼗，以待四海之士。为铭于箕，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讼者挥鼗。此之谓五声。是以禹尝据一馈而七起，日中而不暇饱食，曰：吾犹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当朝廷间也，可以罗爵。”

《鬻子》上的记载说明，大禹在那个时代就知道九重幽深，下言难进的社会情况，所以就以他的特有方式，使用钟、鼓、铎、磬、鼗这五种乐器，广纳群言，了解民情及政弊。这充分说明，在那个时代，音乐与生活是紧密结合的，用乐器处理政事，不仅是音乐管理，也是政事管理。大禹这样做，不仅成为历史佳话，同时也为历代君主做出了表率。

第6篇：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

关键词：《史记》东渐 中日文化 两种视角

引言

众所周知，日本是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国家。古代日本对《史记》的接受也不例外，既有沿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又有基于日本民族文化的解读与体现。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指出，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的意义在于从不同的角度对待研究对象，以此发现它的新价值[1]。《史记》与日本的关系研究，成果丰厚。本文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即域内、域外两种视角，考察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典籍，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传播与融合。

一、《史记》与中日文化交流

亚洲汉字文化圈的文化传播与融合现象，古已有之。东汉班固（公元32-92）的《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武帝当时的盛况：“乐浪①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2]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在他的《日中交流两千年》一书中证明了这种现象的存在。他认为，正是“出于一种要求从先进国家吸收文化”和“经济交流的迫切愿望”，所以“横越万顷波涛，奔向西方”，变隔海相望为跨海相会，揭开了长达两千多年交流史的序幕[3]。大庭修与井上泰山等长期关注日中文化交流的日本学者承认：“日本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说它有史以来几乎一直没有间断过也不过分。”他们的研究发现，汉籍东渡扶桑的速度几乎与出版同步，“中国一出版能够大体称为书籍的图书，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隔不了多长时间就传到了日本。”[4]日本现存最早的汉籍入境的记录，出现在日本第一部国史《古事记》（公元712年）里。据它记载，早在公元五世纪，朝鲜百济王朝博学多才的五经博士王仁携带着中国的《千字文》与汉魏以来盛行的《论语集注》中的郑玄注解与何晏集解两部专集在内的十卷《论语》，登陆日本[5]。西汉司马迁（前145或135-前87？）的《史记》，这部对中日两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巨著，何时以何种方式东渐，《古事记》没有提及，同时期的其他文献也没有正式记录。

二、圣德太子与《史记》东渐

虽然《古事记》及其前后的文献里没有关于《史记》传至日本的方式与确切时间的记载，《史记》对日本的影响却是有迹可循的。循着这条轨迹，中日两国的学者，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日本学者野口定南，中国学者覃启勋与张玉春等，对这项研究尤其关注。野口定南教授是日本著名的《史记》研究专家，他依据日本古代文献受《史记》影响的状况，推测出《史记》是由古代日本派遣的隋唐使者带回日本的论断[6]。这一论断被学界普遍认可，被认为是野口定南教授在《史记》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关于古代日本的隋唐使者，唐代魏征所撰《隋书·东夷传》有如下记载：“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7]只是，从日本飞鸟时代圣德太子②派出的第1批遣隋使到后来平安时代的最后一批遣唐使，前后12批次时间跨度238年。在238年间的12批次遣隋唐使中，究竟是哪一年哪一批次的使者将《史记》带回了日本？可惜就在研究深入的过程中，野口定南教授却猝然而逝。他的离开，留下了太多遗憾。这不仅是日本《史记》学界的损失，也是中国《史记》学界的损失与遗憾。

长江后浪推前浪，接力这项研究的中国学者中，覃启勋教授的贡献是突出的。他先后两度赴日，经过多方位的查证与思考，以清醒的视角定位了《史记》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公元600至604年间[8]。也就是说，早在日本的飞鸟时代，《史记》就已经东渡扶桑。覃启勋教授的研究，弥补了野口定南教授留下的遗憾。

对此定位，中日两国的文献都提供了支持。张玉春教授也是关注此项研究的学者之一，在日本调查《史记》的版本期间，张玉春教授发现，“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第十条‘是非之理，讵能可定。相共贤愚，如寰无端。’应出于《史记·田单传》‘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因此，可以认为当时《史记》已经流传于日本”[9]。“宪法十七条”颁布于公元604年，据此可知彼时圣德太子对《史记》已经相当熟稔了。除了张玉春教授从版本学的角度对此说提供支持之外，日本汉诗集《怀风藻》（公元667-751年）对《史记》的大量引用，更是《史记》飞鸟时代已经东渐的明证，此将另文专述。

三、《史记》东渐与汉文化的接受

首先，确认一下关于《史记》传至古代日本的正式记载。藤原佐世撰写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汉籍目录，也是目前所知的关于《史记》在日本的最早的记载。《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于日本宽平年间（公元889-898年），详细记载了截止公元9世纪已经传至日本的汉籍，《史记》位列其中。这是笔者2011年访学早稻田大学期间所见日本皇宫宮內厅书陵部所藏的室生寺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正史家》中，有关《史记》的记载，有6种共139卷[10]。其著录情况如下：

正史家

史记八十卷 汉中书令司马迁 宋南中郎外兵参军裴骃集解

史记音 三卷 梁轻车录事参军 邹诞生撰

史记音义 二十卷 大中大夫 刘伯庄撰

史记索引 三十卷 唐朝散大史 司馬貞撰

史记新论五卷 強蒙撰

太史公史记问 一卷

以上记录表明，到了公元9世纪，日本所存《史记》及其相关的汉籍已经不少。与国内普遍使用的《史记》三家注相比，以上书籍中，少了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三家注中的两家，当时都已经传到了日本，它们是裴骃的《史记集解》与司马贞的《史记索引》。代替张守节《史记正义》的，是刘伯卢的《史记音义》，这一点与国内不同。是什么原因使得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缺席，将是我们以后探寻的课题之一。

《史记》一经东渡，便受到日本朝野的广泛关注。据日本《正斋书籍考》与《三代实录》、《日本纪略》以及《扶桑略记》等史书记载，日本皇室对《史记》极度重视，列之为历代天皇必读书目，并请专攻《史记》的学者入宫讲授。《皇室与御修学》，由日本皇室宫内厅编撰，它记载了历代皇族所学典籍。“据《皇室与御修学》目录，我们可以了解日本皇宫的皇族，实际上学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汉籍”[11]。日本著名汉学家早稻田大学的河野贵美子先生曾带领我们一行参观一年一度的日本皇室宫内厅藏书展。在书展上，我们不仅见到了《史记·高祖本纪》一卷的珍本，也发现在历代皇族所读的经典中，有《文选》《孝经》《千字文》《周易》《汉书》《论语》《尚书》等一系列来自中国的典籍，并且占了较大的比重。在所有书目中，《史记》赫然居首[12]。以上的记录证明，到了公元9世纪，日本的汉籍，已经相当丰富了。

司马迁对日本的影响，渗透在多个方面。那么，古代日本人是如何学习《史记》的呢？这里首先梳理一下古代日本史学与文学的相关资料，主要以《六国史》与《源氏物语》为例，借以考察日本史学与文学对《史记》的传承与发展。

四、《史记》东渐与日本史学传统

《史记》传入之前，日本没有国史，遑论史学。古代日本的官修史书“六国史”，皆产生于《史记》东渐之后。这并不是巧合，诚如覃启勋教授所研究证实的，实则是它们对《史记》的被启发与仿效[13]。池田英雄等日本学者坦言，日本六国史模仿的正是中国的《史记》[14]。这种模仿涉及体例与内容等方面。体例的模仿比较直接，内容部分则融合了日本民族的特色。首先来看体例上的模仿。池田英雄先生通过精确的比较研究后指出，古代日本六国史③的体例，模仿《史记》的本纪；江户时期编纂的《大日本史》，由本纪七十三卷，列传一百七十卷，志一百二十六卷，表二十八卷等组成，袭用《史记》的体例；江户末期的《日本外史》，全书二十二卷，效仿《史记》“世家”。[15]体例上的模仿之外，再就是内容上的模仿。我们来看成书于公元712年的日本第一部国史《古事记》与成书于公元720年的第二部国史《日本书纪》。虽说它们没有提及《史记》，虽说体例是编年体，但是其内容编排明显受到了《史记》的影响。例如，“两书均以神话传说开篇；记史以国君为中心；各卷以时间先后为序。”[16]《史记》记载了中国从开天辟地到汉武帝的传说与史事；日本第一部官修史书《古事记》，也记载了日本从开天辟地到推古天皇的传说与史事。不过，《史记》关于伏羲与女娲的神话，在《古事记》演变成了兄妹相恋的传说，为了血统纯净而近亲结婚甚至兄妹婚娶，正是古代日本皇室的真实写照。类似例子比比皆是。由此证明，《史记》不仅从体例到内容，都成为日本模仿的对象，而且对日本史学的产生，具有催化与生发作用。

五、《史记》东渐与日本文学传统

《史记》是中国史学与文学的双峰，《古事记》亦是日本史学与文学的杰作。相比于《史记》对日本史学的影响，《史记》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不仅深入广泛，而且更加突出地体现了日本文化的独特风格。

《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与世界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谈起《史记》都是如数家珍。在奈良朝与平安朝时期，宫廷与知识阶层人人以谈论《史记》为荣。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教养与学问，首先得看他是否熟读《史记》。《源氏物语》（约公元1001-1008年）出现于日本平安朝中期，受《史记》与白居易诗集的影响明显。《史记》里的人物与故事情节更是以较高的频率直接或间接出现在《源氏物语》里，例如命运悲惨的戚姬。作者紫式部（公元约978-1015年）出身书香门第，祖父与父亲都长于汉学。平安初期，她还在幼时，便与兄长一起跟随父亲学习中国典籍，对白居易文集与《史记》尤其熟悉。《紫式部日记》记载了她对汉籍例如《孝经》与《史记》文帝卷的研读，也记载了幼时与兄长同受教于父亲时的趣事。她对《史记》的领悟力远远高于兄长，以致于父亲感叹：“可惜不是男儿，真是不幸啊！”[17]镰仓时期的军记物语里，随处可见《史记》的影子；比《源氏物语》晚出二百多年的《平家物语》，引用中国史话也相当多，出典最多的也是《史记》。

日本汉诗是日本人用汉文写成的诗文，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古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与见证。《怀风藻》（公元667-751年）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汉诗集，也是域外现存最早的汉诗集。起源于公元7世纪的天智天皇（公元624-671年）时代，成书于孝谦女帝天平胜宝三年（公元751年）。收录日本白凤期（近江时期）到奈良时代64名诗人的120首作品，现存116首中，既有以司马迁的经历或《史记》内容为题材的作品，也有对《史记》语汇的直接引用与继承。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怀风藻》不仅介绍每个作者序言部分的行文模仿《史记》，而且对《史记》语汇的直接引用多达33处，并且主要集中在本纪、列传与世家等人物集中的部分。

结语

综上所述，《史记》在日本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对《史记》的传承，是出于吸收先进智慧与文明的自觉行动。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都非常注重本国文化的发展以及对外传播。因此，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探索从不同的视角反观和思考，对于发现人类文化遗产的更多价值，显得尤其重要。

（本文是在2011年“近代东亚语言接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史记》在日本的接受与展开”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课题来源：武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1年基金项目“《史记》在日本的传播研究”（2011017）；日本早稻田大学2011年访问学者课题“《史记》与中日文化交流”。）

注：①古代日本和朝鲜是同一个国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才分为两个国家。“乐浪”是汉武帝统治朝鲜时期，于公元前108年在朝鲜设置的四郡之一。

②圣德太子（公元574-621），本名上宫厩户丰聪耳皇子。日本飞鸟时代的政治家，推古王朝的改革推行者，促成了推古王朝开始向中国派出第一批遣隋使者。

③六国史包括：《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实录》与《三代实录》。

注释：

[1][日]大久保洋子：《郁达夫小说研究在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1期。

[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3][日]藤家礼之助著，张俊彦，卞立强译：《日中交流两千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4][日]井上泰山：《日本人与——以江户时代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5][日]安万侣著，青木和夫校注：《古事记》，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版。

[6][日]野口定男：《读史记》，东京：研文出版社，1980年版。

[7]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8][13][16]覃启勋：《与日本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9]张玉春：《日本藏唐写本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1期。

[10][日]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东京：名著刊行会，1996年版。

[11][日]河野贵美子：《在古代日本的继承与展开》，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1期。

[12][日]日本皇宫宫内厅书陵部编撰：《皇室与御修学》，东京：宫内厅书陵部出版，2011年版。

[14][15][日]池田英雄：《史记学50年——日中研究动向》，东京：明德出版社，1995年版。

第7篇：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

当一个学者(尤其是道德文章受人敬重的学者)到七十或八十或九十岁的时候,同行、同事或门人往往通过编纂出版专题文集这一特定的学术著作形式,向这位前辈学者致敬。这在国外学界已成惯例。在中国学界,也逐渐养成了这种尊重学术老人的优良传统,并已出版过相关文集。举笔者从事的美国史专业为例,如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同仁为祝贺杨生茂教授80岁生日而编纂的《美国历史问题新探――杨生茂教授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黄安年教授等为祝贺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90岁生日而发起编纂的《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祝贺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今年适逢南开大学教授张友伦先生、北京大学教授齐文颖先生双双进入“80后”,于是张先生的得意门生李剑鸣教授组编了《美国历史的多重面相》(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齐先生的得意门生满运龙博士组编了《美国史探研(续编)――祝贺齐文颖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一书。

与国内其他国别史研究界比较,中国美国史学界有一个与众不同、引人瞩目的特点,即学术老人特别多,最年长的是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先生(今年97岁),其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绍湘先生(95岁)、南开大学教授杨生茂先生(93岁)、复旦大学教授汪熙先生(90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曹德谦先生(87岁)、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先生(87岁)、北京大学教授齐文颖先生(80岁)、南开大学教授张友伦先生(80岁)。这些“90后”、“80后”的前辈学者,不仅长寿健康,而且德高望重;大都退而不休,著书立说。如刘绪贻先生、汪熙先生、曹德谦先生,至今笔耕不辍,常有新著出版。这些健康学术老人是当世中国的宝贝。向这些学术老人表达敬意,为其编纂生日文集而作为“学术蛋糕”,既是其门人的义务,也是学界同人的责任,因为这体现了学术的薪火传承、对前辈学人的感恩、对学术的敬畏与温情。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对于运龙博士等发起编纂《美国史探研(续编)――祝贺齐文颖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深为认同;而且,作为齐门弟子之一员,我也能为有机会协助运龙、陈勇两位师兄编纂本书略尽绵薄之力而深感欣慰。于公而言自不待说,于私而言,这也算是回报师恩的点滴努力。

运龙是齐老师在北大历史学系带的第一个美国史研究生,1984年毕业留校后又赴哈佛深造,随后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美国早期史,获博士学位,并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得法律博士学位,现在是一位杰出的法律实务和法学研究的双栖高端人才,也是齐门弟子的骄傲。作为开门弟子,运龙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满怀深情地为本书做序,此即《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祝贺恩师齐文颖教授八十华诞》一文。运龙总结道:“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在同龄人中,齐文颖教授可谓劳苦功高,功彰绩伟。”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研究生,齐文颖教授既继承了老一辈学者的博雅之学的优秀传统,又发挥了承先启后的接力棒作用。”在北大,齐老师一共培养了13位研究生,其中有九人留学美国,有八人从美国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其中有五人现执教于美国的大学)。这些齐门弟子活跃于中美学术界、教育界,在美国早期史、美国史、中美关系史等领域,大有作为。“从学术传承的意义上,没有齐老师及其谆谆教导与悉心培养,就没有我以及我的师弟、师妹的学术生命。”第二,齐老师在积极推动中外史学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为中美史学界的深度交流与友好合作架起了桥梁:一是邀请著名美国史学家来北大讲学,二是推荐学生赴美深造,三是主持翻译美国学者的著作。第三,在学术领域方面,齐老师率先开拓美国早期史、早期中美关系史和妇女史等前沿课题的研究。特别是敢于开风气之先,“致力于美国早期史的学科建设,把殖民时期、美国革命时期和制宪时代打通,从而使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开启了中国学者系统研究17～18世纪英属北美历史的先河”。我本人完全赞同运龙的这些平实之论。知师莫过于弟子,这也可以说是知人之论。

除了卷首特别收入齐文颖教授的《求学•问学•治学――我的学术之路》、王立新教授等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的前前后后――齐文颖教授访谈录》、齐老师的好朋友布鲁斯• M. 斯特夫教授的《感谢您,齐文颖教授》外,本书正文分“美国早期史”、“美国史”、“美国社会史”、“美国历史进程”和“中美关系史与中国史”五大部分。文章作者除斯特夫教授、黄安年教授、李世洞教授以及任东来、李剑鸣、王希、黄卫峰教授等友人外,其余作者均是齐老师的学生或者齐老师的学生的学生。若按学术辈份,济济一堂的本书作者,可谓三代共著一书;若按年龄论,大致可说是“四世同堂”。我的正在读高二的儿子杨肯,就特别佩服齐奶奶的大家风范。

上述五大部分,主题相对集中,论题相对专门,论说相对新锐,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最新进展。这些主题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是由齐老师率先开拓并指导研究生从事研究的课题。值得说明的是,收入“美国早期史”、“美国史”和“美国社会史”的部分文章是我在北师大历史系和政法大学法学院指导的美国史、美国史方向的研究生的硕士学位论文,如《出版、党争与自由――1735年纽约曾格案初探》(苏麓垒)、《1776年研究》(王银宏)、《 初探》(胡秋红)、《批准史论》(乐平)、《联邦最高法院与美国政治――以联邦最高法院有关禁酒修正案的违宪审查为例》(曹)、《19世纪美国妇女禁酒运动及其影响――妇女基督教禁酒联合会个案研究》(周辉荣)、《论马尔科姆•X的思想及其转变》(于展)等。这些论文所涉及的主题,以前在国内学术界都是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的领域,同时又都是美国历史进程中有过一定影响或重要影响的问题。这些比我更年轻的学子,“初生牛犊不怕虎”,从系统研读基本文献和已有论著成果入手,融会贯通,心领神会,并在充分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推陈出新,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这是学术生命力的强劲体现,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生活哲理在学术上的反映。更重要的是,这些课题也是齐老师多年来一直关心的问题。老师开拓的学术新边疆,正在由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进一步开疆拓土,发扬光大。这从另一个层面说明,学术有如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一脉相承。

第8篇：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

【新加坡】赖蕴慧 著 刘梁剑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2月版

要了解中国哲学的历史阶程，我们一般都会想到胡适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尤其是前书，堪为中国哲学史的奠基之作，几乎圈定了此后哲学史书写的观念、分期、叙述模式乃至基本看法。不过，胡适的书其实也并不适合做入门书，它的理想读者应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定程度之理解的读者。后书虽然最早以英文写成，但由于学生有意反对老师，有时难免“为反对而反对”，而另一方面，此书回译成中文也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早期的中译本很难称得上是一本入门的理想读物。从此以后，掰着指头往下数，最多的就是各种“哲学史”教材了，不说其他，单说其中概括某一学说的特征、意义、原理时总要凑上个一二三四点，就有点低估读者智商的意味。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道家道教满天飞，究竟何谓“道”？这里我不拟讨论“观念史”研究的成就与局限（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中国文论读本》的导言部分），只想指出一点，国内通行的教材往往会将各个时期各哲学家、哲学思潮分章节论述，关于“道”的论述因此就被割裂开去，事实上，各时期的相关论述隐现不一，且发端于不同的学术潮流，论述重心也颇为不同，如果忽视了这个前提，而且没有一个围绕着这个主题进行的比较连贯的、集中的叙述的话，可以想见读者的认识会多么混乱。那么，怎么办？拜图书市场愈来愈强劲的海外中国研究著作之所赐，我们慢慢地就把注意力转到海外学者身上去了。

最新出版的《剑桥中国哲学导论》正是这样一本足以让我们大致了解中国哲学的历史阶程、进而游览西方世界的中国哲学视景的入门书。全书第一章纵论中国哲学的起源，并在与西方哲学比较的过程中阐明中国哲学的特质，包括“修身”、“理解自我：关系与情境”、“和谐”、“变易”、“《易经》哲学”及中国哲学特殊的论说方式六大方面。其后数章分别讨论孔子与儒家的“仁”、“礼”观念，孟子和荀子的创造，墨家哲学与道家哲学，名家与后期墨家，庄子哲学，法家哲学，《易经》的精神与影响，中国佛教的思想要义（在印度哲学中的起源、与中国本土思想之间的交涉、不同派别之间的差别）等中国哲学史上的一系列关键议题。而对汉朝以后的哲学家与哲学思潮的讨论，本书付之阙如，至于其原因，除了受制于篇幅，作者亦承认“考察早期中国哲学的主要概念、主题和文本”最为重要，而其所挑选出如上有代表性的题目意义深远，在今天仍能激发连绵不绝的回响。

有人可能会担心，当孔子遭遇英文，这种“跨语际实践”的有效性该如何评估，而孔老夫子的伟大观念会不会歪曲、走样，《剑桥中国哲学导论》坦率地面对这样的疑问，并简要回顾了这一充满争议的论题的始终：早在1983年，华裔学者陈汉生教授（Hansen， Chad）在其名著《古代中国的言与道》中就已指出，西方哲学中的“意义”（meaning）、“概念”（concept）、“观念”（notion）或“理念”（idea）等词语无法在中国哲学中找到相应的位置。虽然他的看法没有被学界普遍接受，但却启发了一些同人立足于中国固有的思想史背景而讨论中国早期语言哲学、伦理学乃至元哲学问题的思路。不过，作者的看法无疑更为公允，结尾部分她大胆检讨“中国哲学”的定义，之后又提出界定并且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的两大预设，即一是不能过分扩张“哲学”定义，将任何带有反思性的东西都界定为“哲学”，二是不能因为急于将中国思想论争纳入现有的西方哲学概念框架而对它们做出错误的诠释。这两大预设，研究者若能时常加以注意，或能洞见中国哲学的博大精深。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

徐 贲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5月版

中国人喜欢谈论政治，但只是旁观者的看热闹和看稀奇。他们猜测、嘲讽、诅咒，始终不过是局外的看客。政治就是统治权术和阴谋诡计吗？普通人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吗？怎样才能成为“精明的公民”？本书为这些问题提供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

《与我们的未来》

【美】阿博特·格里森 玛莎·努斯鲍姆 杰克·戈德史密斯 编 董晓洁 侯玮萍 译

法律出版社2013年2月版

1999年，为纪念乔治·奥威尔的名作《一九八四》出版50周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一场研讨会，来自法律及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10余位大师级学者共聚一堂，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写于半个世纪前的《一九八四》有没有过时？它对当今世界有何意义？

《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

【日】杉山正明 著 周俊宇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9篇：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

〔关键词〕学堂乐歌 历史分期

一、学堂乐歌发展的早期阶段

学堂乐歌发展的早期阶段在教会学堂时期。1840年后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除宣传教义、传教布道外，在中国开设了大量教会学校，或者说，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做出的最大贡献是在中国近代教育领域。这些不同于中国“府学”、“县学”、“私塾”等传统教育的新式教会学堂，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接受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早期在中国创办教会学校而且开设音乐课的学堂有：“马礼逊学堂”（1842・香港）；“崇信义塾”（1845・宁波）；“上海清心书院女校”（1861）；“登州文会馆”（1872・山东文登）；上海圣约翰书院（1890年有儿童唱诗班）；“汇文书院”（1890・北京）；“中西女塾”（1892・上海）；“天津中西女学”（1909・天津）等等（孙继南：《中国近现代（1840～2000）音乐教育史纪年》[增订本]，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3～38页）。其中，“登州文会馆”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夫妇在登州（今山东蓬莱）创办的教会学堂。《登州文会馆志》是一部为纪念山东登州“文会馆”成立40周年（1864～1904）编纂出版的校志，该书于中华民国二年（1913）由潍县广文学校印刷所刊印。其中的“文会馆唱歌选抄十篇”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学堂乐歌”，包括如下内容（孙继南：《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山东登州“文会馆唱歌选抄”的发现经过》，载《音乐研究》2006年6月第2期，第75页）：

上述10首歌曲全部为五线谱记写的合唱歌曲作品，且多为二部、四部合唱。歌曲形式、织体多样。按题材内容的不同大致可分为爱国歌曲、抒情歌曲、宗教赞颂歌曲、颂歌四类。其中，除《爱国歌》由《文会馆志》总编辑之一刘玉峰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为“适合共和政体”而编写的歌曲之外，其余9首均为“文会馆”于1904年并入“广文学堂”之前编创的“乐歌”。其中《乐赴天城》为现知最早有国人编写的圣咏歌曲，《恢复志》为近代最早的一首爱国合唱歌曲，而1888年毕业于登州文会馆的周书训（字铭九，山东青州府安邱县逢王庄人，1888年于登州文会馆毕业后留任教习）编写的《赏花》，无疑是目前所知中国第一首“乐歌”作品。

《赏花》描绘冬去春来，百花盛开，赏花人在芍药、牡丹丛中徘徊，借景抒情，倾诉衷怀。四句歌词为长短句形式，富有古典诗词韵味。语言清新流畅，继承了传统文人歌咏自然、饮酒抒怀之特色。曲调应来源于圣咏歌曲。全曲共16小节（8+2+6），为四声部合唱织体。和声以正三和弦为主。结构完整，前后呼应，其中插句与再现乐句的“填充节奏”，安排恰到好处。此曲的单旋律歌谱后收入杜庭修于1932年编印出版《仁声歌集》和邓余鸿于1942年编印出版《101中文名歌集》之中，说明直至三、四十年代这首歌曲依然有着广泛影响。同时，《赏花》产生年代与学堂乐歌代表人物李叔同、曾志牒⑼时期大致相当。因此，以目前所见资料而言，《赏花》应为19世纪下半叶我国早期学堂“乐歌”中最早一首歌曲作品。

《文会馆志》“唱歌选抄”前有一段话相当于“编者按”的话：“昔者，文会馆同学一堂，每以讴歌时尚，或行赛论会、庆贺毕业生，尤须预事演习，兴高采烈。累年所积，计数百篇。兹择词谐调和、长幼乐者，排印于左。苟吾辈同学邂逅相遇，按谱歌之，不特当年情况宛在目前？即此文会馆志亦活动生趣矣。 营陵王元德I。”刘再生先生将这段话解读为三点：第一，这些歌曲是“文会馆”历年来积累的作品；第二，用于集会、讲演会、毕业典礼等场合集体歌唱；第三，“累年所积，计数百篇”（ 刘再生：《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事实证明，近代最早编创“乐歌”的群体是在中国土生土长同时又接受西方文明教育的青年学子。任何时代音乐文化发展，总是由率先体现出相异于“古歌旧曲”而具有新时代内容形式及重要特征的音乐作品。在这一层面上说，“文会馆歌曲”标志着中国“学堂乐歌”的滥觞，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堂则是中国早期学堂乐歌之策源地（刘再生：《我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登州《文会馆志》和“文会馆唱歌选抄”之史料初探》，载《音乐研究》2006年第3期，第39～49页）。

二、学堂乐歌发展的中期阶段

“学堂乐歌”发展的中期阶段即1898年康有为奏呈光绪帝《请开学校折》并在全国范围内的新式学堂开设“歌乐”课的法令后，为建立全国范围内的近代学校制度，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章程。其中，1903年颁布的《重订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课程规定》中就将“音乐”列为必设课程之一，教课对象以女子师范学堂的学生为主；1907年又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章程》，章程规定，在女子初、高两级小学堂开设“音乐”课；1909年后，在《修正初等小学课程》中更是明文规定，凡初等小学堂中必开设“乐歌”课。以及在高等小学堂中需增设“乐歌”课。同时，中国留学生赴日本学习人数逐年增加，1902年为400到500名；1903年为1000名；到1906年增至约8000名。“官费”和“私费”两种形式的比例大致为3：7。这种中国学生赴日留学的浪潮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日本在明治年间（1868～1912）发起的一场维新运动，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也是日本近代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用了不到5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了200年时间才完成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史称“明治维新”。而中国留学生在“远法德国，近采日本”思潮影响下，纷纷去日本效法经验，寻找“变法图强”途径。因此，这一时期的学堂乐歌多为根据日本曲调填词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学堂乐歌创作人物有沈心工、李叔同、曾志氲热耍他们编创的“乐歌”作品在全国广为流传，推动了“学堂乐歌”高潮时期的来临。

这一时期的作品，如《男儿第一志气高》（沈心工作歌），曲调来自《日本游戏歌唱》一书中《手戏》一歌；《中国男儿》（石更作词、辛汉配歌），源出日本学校歌曲《学生宿舍的旧吊桶》；《何日醒》（夏颂莱填词），是日本歌曲《樱井诀别》的填词歌曲；《扬子江》（王引才作词），曲调源出自《铁道唱歌》歌调；《十八省地理历史》（沈心工作词），根据《日本海军》歌曲填词；《勉女权》（秋瑾填词），歌调近似于日本幼儿歌曲《风车》；《当兵》（华航琛作词）、《革命军》（沈心工作词）等均采自日本歌曲《勇敢的水兵》（钱仁康：《学堂乐歌考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64～108页）。这些歌曲是在中国社会上最早流行并且广泛流传的一批“乐歌”。

在这些乐歌中，《中国男儿》最具代表性。这首歌曲的歌词以“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的宏伟气势和明朗开阔的大调色彩、坚定有力的节奏与气质雄壮的进行曲风格唱出了中国男儿要成为国家中流砥柱的精神风貌，是学堂乐歌中传唱最为广泛的歌曲之一。不可否认，这一时期在学堂乐歌发展的三个阶段中是最为重要，也是乐歌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时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学堂乐歌发展的晚期阶段

学堂乐歌在辛亥革命前后进入到发展晚期阶段，表现是曲调开始趋向于采用欧美歌曲。沈心工在《重编学校唱歌集》（1912年10月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编辑大意”中所说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余初学作歌时多选日本曲，近年则厌之而多选西洋曲。”标志着学堂乐歌音乐风格演变的一种迹象。

学堂乐歌所采用的欧美曲调填词作品，形式更加多样、旋律更加丰富，地区更加广泛，有德国歌调、法国歌调、英国歌调、美国歌调、意大利和西班牙歌调、东欧和北欧歌调等等，如《体操》（女子用，沈心工作词）根据德国民歌《离别爱人》填词；《春郊赛跑》是李叔同根据德国歌曲《木马》填词；《英文字母歌》最早是法国民歌《妈妈请你听我说》的旋律；沈心工根据英国民间舞曲《村舞》填词的《铁匠》；李叔同根据美国奥德威的歌曲《梦见家和母亲》填词的《送别》等等（钱仁康：《学堂乐歌考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111～270页），不拘一格，繁花似锦。

在这些歌曲中，《送别》堪称学堂乐歌的经典作品。此曲不涉教化，意蕴悠长，音乐与文学的结合堪称完美。歌词以长短句结构写成，语言精练，感情真挚，意境深邃。歌曲为单三部曲式结构，每个乐段由两个乐句构成。第一、三乐段完全相同，音乐起伏平缓，描绘了长亭、古道、夕阳、笛声等晚景，衬托出寂静冷落的气氛。第二乐段第一乐句与前形成鲜明对比，情绪变成激动，似为深沉的感叹。第二乐句略有变化地再现了第一乐段的第二乐句，恰当地表现了告别友人的离愁情绪。这些相近甚至重复的乐句在歌曲中并未给人以繁琐、絮叨的印象，反而加强了作品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赋予它一种特别的美感。“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淡淡的笛音吹出了离愁，幽美的歌词写出了别绪，听来让人百感交集，并透出诗人的感悟：看破红尘。

除此之外，还有采用中国歌调填词的学堂乐歌，主要用人们熟悉的民间曲牌如《茉莉花》、《梳妆台》、《凤阳花鼓》、《老六板》等填词，其中以梁启超根据《梳妆台》填词的《从军乐》，华航琛根据同一曲调填词的《女革命军》；根据《老六板》填词的《祖国歌》、《习会歌》（作者不详）等流传较广。中国曲调在学堂乐歌中所占比重较小，鲜明反映了学堂乐歌时期人们音乐审美观念的价值取向。

三、学堂乐歌的重要历史意义

学堂乐歌在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使社会面貌及人们的思想精神得到深刻的改变，另外也标志着中国近代音乐的开端，对学堂乐歌的发展进行历史分期，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划分，更重要的是对新音乐在我国的建立进行一种历史“断代”，而进行“断代”的依据便是“史料”。史料是构建历史科学的重要环节，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史实”更是史料之精华，能够使史学研究建立在科学、客观、翔实、牢固的基础之上，有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学术价值。冯文慈先生有一个精辟论点：“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民的主动选择”（ 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301页）。本文对学堂乐歌所作的早、中、晚三个阶段的分析，呈现出我国人民从早期西方音乐文化的强势入侵下被动接受到中、晚期主动接受西方音乐的心路历程，这代表着我国人民从“被动”到“主动”在观念、审美、心态上的一种革命，这种革命使得西方高度声乐化与高度器乐化的音乐形态扎根于我国，成为我国一百年来有别于传统音乐的新的音乐形式。学堂乐歌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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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07（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