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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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
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
西汉时期，天文学上有所谓浑、盖之争。关于宇宙的结构，中国古代早就有天圆地方之说。西汉初，有《周髀算经》提出所谓“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的盖天说；另有一种盖天说则认为“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棊局”，“天形南高而北下，……天之居如倚盖”，也就是说，天有所倾斜地盖着地平面；并且认为，“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与此同时，浑天说也已出现，这就是后来张衡在《浑天仪注》中所说的“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 ]然而，在西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盖天说。
天文学上的浑、盖之争引起了当时儒家的注意。两汉之际，桓谭与扬雄就浑、盖问题曾多次交锋。桓谭（约公元前23～公元56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人。他“博学多通，徧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 ]；著作有《新论》。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他曾经在主管刻漏时，发现刻漏的度数随着环境的燥、湿、寒、温的变化而不同，因而在昏、明、昼、夜的各个时候，刻漏的度数是不同的。所以，他在白天还参照了晷影，在晚上还参照了星宿，从而得到了正确的时间。[ ]此外，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他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他博学多才，在语言学、文学和哲学方面较为突出。曾摹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
扬雄重视对自然的研究，他曾经说：“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 ]扬雄认为，儒家学者应当“通天地”，就是要研究自然，并进一步“通人”。显然，在他看来，儒家也包容科学，而不是排斥科技，不是轻视科技。
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他起初相信盖天说，后来因多次受到主张浑天说的桓谭的责难而发生了改变，接受了浑天说，[ ]而且，还提出“难盖天八事”：[ ]
其一云，“日之东行，循黄道。昼夜中规，牵牛距北极南百一十度，东井距北极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径一，二十八宿周天当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
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昼漏五十刻。即天盖转，夜当倍昼。今夜亦五十刻，何也？”
其三曰，“日入而星见，日出而不见。即斗下见日六月，不见日六月。北斗亦当见六月，不见六月。今夜常见，何也？”
其四曰，“以盖图视天河，起斗而东入狼弧间，曲如轮。今视天河直如绳，何也？”
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盖图视天，星见者当少，不见者当多。今见与不见等，何出入无冬夏，而两宿十四星当见，不以日长短故见有多少，何也？”
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托天而旋，可谓至高矣。纵人目可夺，水与影不可夺也。今从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
其七曰，“视物，近则大，远则小。今日与北斗，近我而小，远我而大，何也？”
其八曰，“视盖橑与车辐间，近杠毂即密，益远益疏。今北极为天杠毂，二十八宿为天橑辐，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间当数倍。今交密，何也？”
在汉代天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桓谭对于盖天说的责难以及扬雄的“难盖天八事”，实际上促进了浑天说的发展，对于后来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汉初的历法基本上是沿用秦以来的颛顼历。颛顼历是一种古四分历，以365 1/4日为回归年长度，29 499/950日为朔望月长度，十九年七闰。汉武帝时，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受命议造汉历；最后，在18种改历方案中选定了邓平所造的八十一分律历，称太初历。太初历以365 385/1539日为回归年长度，29 43/81日为朔望月长度。西汉末年，刘歆修订太初历而更名为三统历。
刘歆（？～公元23年），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沛（今江苏沛县）人。他集六艺群书，撰为《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西汉末年，他建议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移书责备太常博士，遭今文经学家的反对。王莽执政时，刘歆任国师，后因谋诛王莽，事泄而自杀。
《三统历》的主要内容是运用“三统”解释历法。[ ]刘歆说：“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周易》乾之初九，音律黄钟律长九寸，为天统；坤之初六，林钟律长六寸，为地统；八卦，太簇律长八寸，为人统。刘歆的《三统历》采用太初历的日法八十一，并说：“太极中央元气，故为黄钟，其实一龠，以其长自乘，故八十一为日法。”
至于一个朔望月的日数，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说：“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有归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因以再扐两之，是为月法之实。”用算式表达：
{[(1＋2＋3＋4)×5－1]×2×3×4＋19＋1}×2＝2，392
2，392÷81＝29 43/81 日
这就一个朔望月的日数。按照十九年七闰，所以，
(19×12＋7)×29 43/81÷19＝562120/1539=365 385/1539日
这就是一回归年的日数。
刘歆又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说：“并终数为十九，《易》穷则变，故为闰法”；“日法乘闰法，是为统岁”，即：
(9＋10)×81＝1，539年＝562，120日
“三统，是为元岁”，即：
1，539×3＝4，617年
由于干支记日法60日为一周期，一统的日数562，120除以60，余数为40，所以，若以甲子日为元，一统后为甲辰，二统后为甲申，三统后才又到甲子，因而三统为一元。刘歆说：“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
在这一基础上，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说：“阴阳比类，交错相成，故九六之变登降于六体。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变而成卦，四营而成易，为七十二，参三统两四时相乘之数也。……以阳九九之，为六百四十八，以阴六六之，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八之，为八千六百四十，……又八之，为六万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为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然后大成。”用算式表达：
{[(3×3)×(2×4)×(9＋6)]×8×8}×2＝138，240
接着，“以乘章岁，为二百六十二万六千五百六十，而与日月会。三会为七百八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而与三统会。三统二千三百六十三万九千四十，而复与太极上元”。用算式表达：
138，240×19×3×3＝23，639，040年
“太极上元”实际上是5，120元的大周期。
《三统历》在运用“三统”解释历法时，还涉及历法理论，有节气、朔望、月食及五星等的常数和运算推步方法，还有基本恒星的距度。与以往的历法相比，《三统历》包含了不少新的内容。它提出了所谓“朔不得中，是为闰月”的设置闰月的方法，即以没有中气（二十四节气中，从冬至起，奇数的为中气，如大寒、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二节气）的月份为闰月。《三统历》还提出以135个朔望月为交食周期，其间有23次月食，并且给出了月食发生的月份的推算方法。此外，《三统历》所测的五星行度和会合周期的精度都较前有明显提高。《三统历》在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
三统历施行一百多年后，“历稍后天”[ ]。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三统历“失天益远”，于是，章帝“召治历编訢、李梵等综校其状”，并下诏改行四分历。在修订东汉四分历的过程中，任左中郎将的贾逵与治历者进行了多次的讨论。因此，东汉四分历实际上是贾逵会同编訢、李梵等人集体讨论修订的。
贾逵（公元30～101年），字景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刘歆弟子贾徽之子，东汉重要的经学家，撰有《左氏传解诂》、《国语解诂》等。建初元年（公元76年），汉章帝诏贾逵指出《左氏传》大义长于《公羊》、《谷梁》二传者。于是，贾逵摘出了明显义长者三十事，受到嘉许。后来，汉章帝又“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 ]。
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了显著的进步。[ ]另外根据《续汉书律历志中》中的“贾逵论历”，贾逵在天文学上的贡献还可归结为三点：其一，明确否定了冬至日在牵牛初度的说法，确定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这为后来岁差（冬至点逐年西移）的发现作了准备。其二，主张用黄道坐标测算日月运行的轨道，认为以赤道坐标测算会出现误差。该建议被采纳，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七月，“诏书造太史黄道铜仪”。其三，认为当时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时，率多不中，在于不知月行迟疾意”，明确提出月行速度有迟疾；并且还认为，月行迟疾“乃由月所行道有远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处三度，九岁九道一复”。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还有儒家学者蔡邕、陆绩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蔡邕（公元132～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经学家。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并自书册于碑，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史称“熹平石经”。蔡邕曾于东汉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受诏与刘洪一起补续《律历志》。他认为，在宣夜、盖天和浑天三家中，“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有违失。惟浑天近得其情”[ ]。他还试图根据史官所用铜仪，推断其中的道理。陆绩（公元187～219年），字公纪，吴郡吴县（今属江苏）人。博学多识，星历算术无不应览。著作有《周易注》、《太玄注》。陆绩也极力推崇浑天说，造浑象，著有《浑天图》，试图推断浑天之意。
注释：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175页。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页。
[ ] 以上参见《晋书天文志上》。
[ ] 《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
[ ] 桓谭在《新论离事》中说：“余前为郎，典刻漏，燥湿寒温辄异度，故有昏明昼夜。昼日参以晷景，夜分参以星宿，则得其正。”
[ ] 扬雄：《法言君子篇》。
[ ] 参见桓谭：《新论离事》。
[ ] 以下引自《隋书天文志上》。
[ ] 见《汉书律历志上、下》。
[ ]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0页。
[ ] 《续汉书律历志中》。
[ ] 《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第2篇：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
（1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22
2南京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分布、学位授予、研究机构和重点学科统计基础上，结合研究文献和统计报告，考察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培养计划及本科专业课程，提出分层、分型、联合的“二分一联”三维人才培养方案，是国家文化创新的重要使命和数字人文时代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古典文献；古籍数字化；研究生；中医医史文献；数字人文
中图分类号：G64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2．033
0 引言
“古籍”是对古书的雅称。古籍作为宝贵文化遗产，蕴藏着无穷的知识、智慧与财富。古典文献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新世纪以来，信息化和网络化浪潮，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的结合成了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
1 数字时代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问题
数字时代其实就是电子信息时代的代名词，因为电子信息的所有机器语言都是用数字代表的，所以人们将称为数字时代。
古典文献学是有关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与整理的学科，因此与古代文化各个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关系。我国古代并无“文献学”之名，却有文献学之实。这个“实”，就是把目录学、版本学和校雠学（校勘学）三者融为一体的学问。“文献学”的概念最早是1920年由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提出，但是以“中国文献学”作为一门学问立名，则创始于郑鹤声、郑鹤春1930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概要》；至于以“古典文献”作为学科，则始于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本科专业。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文献学理论和方法而形成的学科，为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历史文献以及其他涉古学科提供有关典籍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文献处理方法。而所谓“古籍数字化”，就是从利用和保护古籍的目的出发，采用计算机技术，将常见的语言文字或图形符号转化为能被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从而制成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数据库，用以揭示古籍文献信息资源的一项系统工作。
第十一次全国国民调查结果显示，34％的网民更倾向于数字化方式的阅读。走出书斋，使学术研究有益民生，贡献社会，是人文研究的本义。
古籍数字化作为新世纪中国古典文献学科的新增长极，现阶段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国家大规模投资，而是复合型高端人才培养。尽管已有学者关注到古典文献及古籍数字化学科建设，可还未与人才培养微观结合，尚缺乏一手数据的实证分析。
2 中国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
2．1 大学学科、专业、课程概念
学科有两个含义。第一种是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有西方学者将学科分为纯硬科学（如物理学）、纯软科学（如人类学）、应用硬科学（如临床医学）、应用软科学（如教育学）四个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GB－T13735－92则分成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五个门类；第二种指高校教学、科研等的功能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美国教育部CIP－2000分为17大类：交叉学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理学、工学、医疗卫生、工商管理、教育学、农学、法学、建筑学、艺术学、公共管理、传播与新闻学、图书馆学、神学、职业技术；我国现为13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学科”的含义侧重后者，但与第一个含义也有关联。
专业与课程设置的方式及其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高校的学科声誉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2．2 古典文献本科专业课程设置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文学门中国语言文学类包括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对外汉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典文献5个专业和中国语言文化、应用语言学2个目录外专业；2012年9月，教育部再次颁布新专业目录，中国语言文学类包括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汉语国际教育（整合原对外汉语、中国语言文化、中国学三个专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典文献5个基本专业和应用语言学、秘书学2个特色专业。2005年以来，中文本科专业点快速增加（主要是对外汉语和汉语国际教育），2014年度已达1 089个（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自1983年在北京大学、杭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设置了古典文献本科专业之后，直到2005年，增加河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2个点，才有6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十一五”期间，与汉语言文学和对外汉语专业发展数量相比，“古典文献”在2007年增加中央民族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金陵科技学院3个后，近5年再无变化。
3 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的学科专业
国家重点学科是国家根据发展战略与重大需求，择优确定并重点建设的培养创新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到2007年为止，我国共组织了三次评选工作：共评选出6个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所覆盖的二级学科均为国家重点学科）、8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17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其中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国家重点学科6个（见表2）。
博士研究生培养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制高点。20多年来，我国先后分5批批准54家单位具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见表3）。
2006年，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5个。目前有151个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其中2010年增列84个）。以郑州大学的博士点和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点为例，印证目前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培养方案的缺失。
郑州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原与中国古代文学为同一学科，1993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成功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第10批），2007年招生。其培养目标提到的博士研究生须要熟练掌握计算机的应用、并掌握一门外语、能比较熟练地进行网络文献检索、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并用外文撰写论文摘要等，实为博士生共同要求。专业基础课：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古典文献学专著研究、文化学概论；专业课：国典章制度研究、出土文献与文学思想研究、“文选学”研究、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选修课：中国文学经典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版本目录学、中原文学文献研究、考古学、思想史，主要与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史学、考古学相关，对古籍数字化课程还缺失关注。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是：具有较坚实的古代汉语基础、古代文献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古文阅读能力，能够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校勘学等研究手段，进行古籍整理和古籍研究的人才。专业方向为古白话文献研究、域外汉学研究、文学文献研究、宗教文献研究、辞书文献研究等，虽强调专业外语，但无计算机类专业课程，仍较为传统。
4 中国古典文献学人才培养三维方案
中国古典文献学数字化人才的迫切需求，促使中国古典文献学科要多元化发展。
4．1 分层培养的维度
4．1．1 办好现有古典文献本科专业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作为高校首批四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积淀很深、专业度高，应发挥优势。河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两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虽然设置较晚，但依托该校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颇具实力。中央民族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金陵科技学院三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点，特色鲜明。总体而言，本科阶段还是按传统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办学为好。
4．1．2 培养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
2011年，共有72所高校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点招生（只有9个本科点），本硕结构倒置，虽可广取英才，但大量生源专业基础不牢。因此，招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编辑出版、信息管理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鼓励跨学科报考，改革考试科目，并增加技术型导师。
博士研究生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制高点，但博士、硕士的区分度还不够明显。而就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人才而言，还没有一家培养单位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科招此研究方向（中医医史文献除外），学科新增长点不多，创新不足。对照国家“十二五”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当前的情况是政策鼓励、教育需要、产业要求。
4．2 分型培养的维度
研究生有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等不同培养类别，一般以学术型为主。学术型研究生主要培养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学术型人才，兼顾其他行业需要；专业学位研究生主要培养适应社会特定职业或岗位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应根据不同的培养目标设计与之匹配的培养方案。2012年，教育部要求专业学位研究生比例不低于30％。中国古典文献学除跨学科招生、建设双师型队伍、设置古籍数字传播或电子文献学方向之外，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制定古籍整理与数字化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方案，面向行业招收从业编辑人员，以提高古籍数字出版人员的学术素养。
可以借鉴相关专业中医医史文献的培养模式。首都医科大学等24所高校设有硕士点；北京、黑龙江、辽宁、湖北、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博士点招生。南京中医药大学和山东中医药大学国家重点学科更为创新，设信息化方向。
4．3 联合培养的维度
无论是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联合培养研究生试点工作专项招生计划，还是联合培养单位招生计划，尚未见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学科方向博士生，也未见与古籍数字化出版企业的联合培养。也就是说，目前可供利用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国学宝典”、“汉籍全文检索系统”、“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大型电子古籍数据库开发企业，还未进入中国古典文献学高端人才培养范围，“研究生计划主管部门和招生单位要对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招生计划的学科专业结构进行认真分析，切实优化学校间、学科专业间招生结构”。
面向出版企业产学研结合，联合培养研究生，“走出书斋”，锻炼研究生的实践能力，更新知识结构，引领社会需求。大数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能够较方便地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紧密结合起来，有效运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最新成果及研究手段，从而有效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实现真正的交叉、渗透和结合，使跨学科研究不仅成为了解历史客观实际的必要，而且成为真正的可能。因此，培养方案应考虑以下内容：有研究生培养经验的学术带头人与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有坚实的科研基础并取得重要研究与实践成果；能开出古籍数字化方向的核心课程与前沿课程；拥有培养古典文献数字方向研究生所需要的文科时间创新中心和产学研基地。
5 结语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子图书、大型数据库、图书编撰、出版和阅读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中国古典文献学三维人才培养范式的守正出新，必将带动“古籍电子文献学”的兴起，为古典文献学增益全新的研究领域。未来，与数字出版互相补充，共同发展，共同构成现代阅读形态的两大体系。因此，学术转型不可矫枉过正，传统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仍然是古籍数字传播的根基，仍然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学科标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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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庞青山．大学学科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
第3篇：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古代；建筑；文化；特色
前言
我国古代建筑可以说是东方的文化以及哲学的载体，不但本身有着非常高的文化底蕴，同时在其平面以及外观上也能给人们一种生动并且实际的美的感受，在全球的建筑史的中所展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特点。我们国家的建筑学界对于我国的传统建筑文化及时有一些关注，可是对古代建筑文化特色的研究和探讨还是很不常见的。积极的总结我国古代的建筑特点，对我们对传统建筑文化的内涵的理解和把握以及继承还有发扬优秀民族文化，以及对民族传统建筑的弘扬是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
一、展现了我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主题
中国古代淡于宗教、浓于伦理的旧的文化传统，主要是和人与自然的亲和、天人合一的时空意识相互统一的，我国人文化中有着一种支配的地位神一般都是属于一种自然神，所以以伦理代替宗教，也就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一种基础的品格。主要讲的是上下尊卑的一种礼制，在旧的文化中是包含了极大的影响力，以及有着最大的文化范畴。我国古建筑的不同门类也都展现出了相应的伦理文化的主题，可以说在一定程度我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也属于是一部开展于东方大地的伦理学的鸿篇巨制，也是伦理的宗教化和审美化。到封建社会的末期，这样的一种制度在社会每个方面都已经发展到了极限。宋代的营造法式以及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可以说属于建筑著作的代表，规定了严格甚非常严厉的建筑工程的做法，这也是按照伦理的原则作为最高的文化思维尺度进行的。
二、风水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非常巨大
中华人们把大自然当做是母亲和故乡，普遍的理解为人和自然是血肉联系的、并且是相互对应的，人离不开自然，所以也就体现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人和自然相亲和的这种哲学思想。如《周易》关于天和地以及人相互协调的思想以及老庄的道法自然和我自然以及返璞归真的思想。在古代的人们只可以栖息在山洞土穴的时候，按照需求就选择了临水和向阳以及背风的地方进行居住，主要是为了方便保温和防潮以及防兽还有防火，一直到了当代，人们在进行房屋的选择和建房屋也都要看风水，在山区则主要是以山为主，选择枕山和环水还有面屏以及向阳的地方；在平原则是以水为主要的依靠，选择四面水绕和背河的地方，就是说要选择整体的环境较好的地方，也就是风水好的地方去进行建筑。这是符合科学的选择。可以理解为风水学中有不好的东西也有合乎自然规律的东西，比如强调建筑还有其设计一定要注意建筑物和自然环境的紧密配合以及协调的关系，特别是是在风景秀丽的地方进行建筑，选址以及建筑物的体量和高度以及色调等，都一定要和景区的整体气质进行协调统一，不然可能就会产生对景区景观的人为的破坏。对风水术的科学内涵以及它的封建迷信外衣一定要进行区分。风水术在一定的含义上说就是通俗化的中国易学理论。在这样的深厚文化的影响下，我国历史上的兴国建邦和城市选址，和相宅都运用了风水术，佛教寺院的选址以及古代建筑的每个方面也都有风水理论渗透其中。
三、农业的文化对中国古代建筑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文化的材料模式以及组成的语汇。我国古代建筑通常都是都比较平缓，又能够让建筑群体在地面上向周围进行有序的展开，以象征严肃的人间的伦理秩序并且时我国古人又受阴阳和五行说的限制，觉得木头盖的房子就是阳气的体现以及生命的所在。这就让中华文化的发祥地黄河流域的中华先民，不但有着取之不尽的森林木材以及适合用不同的方法建筑房屋的黄土，也更喜欢用木头建造房子，于是土和木就成了中国古代建筑使用的主要材料。而以土和木两种材料的掺和选择，也就决定了我国古代建筑的技术和结构以及空间组合还有艺术的形象。
四、以诗的性情做为主要的思想的自然风景式
园林可以说在我国古建筑中有着主要的地位，也是我国古代建筑文化风格独特的建筑之一。我国古典园林的特点是因地制宜和掘地造山，布置房屋和花还有木，并选择环境，组织借景，组成有着自然情趣的园林。还通过对大自然风景素材的概括以及精炼，建造出的理想意境，是自然景观的展现，不只对自然的单纯仿造。它总是把玲珑小巧的建筑物巧妙地组织在山和水之间，令之每一景都有诗情画意，任何空间空间都有浪漫的情调。这种诗情画意通常都展示着主人以及士大夫阶级的思想情调，以追求悠闲雅逸的意趣为原则，并且也让我国古代园林的布局还有一些具体作法有着山水画式的独特的风格，这正如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所讲，中国园林就是一幅立体的中国山水画，这就是中国园林最基本的特点。这也是它和别的国家的自然风景式园林唯一不同的地方。并且，老旧的建筑形式和装饰以及色彩，还有绘画和文字、雕刻以及诗词的方面也和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有着不能分割的关系，通过它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以及研究我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一些特征。更加准确的了解我国古代建筑的深刻的文化内涵，掌握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是研究以及设计还有保护和抢救、弘扬民族传统建筑的主要组成。
结束语
总体来说，在世界上的建筑文化的发展上，研究中国的古老建筑的平面外形还有其自身的深刻文化内涵，对我们继承以及弘扬民族传统建筑和民族精神，并且更好地吸纳一些外国优秀建筑的建筑特点，丰富还有发展民族传统建筑文化，创新现代建筑艺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罗哲文.论中国建筑文化中国建筑文化大观[C]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王振复.东方独特的大地文化与大地哲学[C]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第4篇：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古代建筑；装饰题材；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1-0027-10
建筑装饰，一直存在于人类的建筑艺术创作活动中，是人类建筑审美语言最直观的物质化表述方式，人们通过雕刻、彩绘、镶嵌、塑造等处理手法赋予建筑外部形貌以独特的美感，以具体而生动的形象题材叙述一个建筑的思想内涵和社会精神。因此，可以说“装饰，不仅赋予建筑以美的外表，更赋予建筑以美的灵魂”。
在世界建筑体系中，中国古代建筑除了在空间、造型、结构、材料等方面显示其独特之外，更以其丰富多样、精巧绚丽的建筑装饰令人惊叹。无论是北京故宫这样庄严雄伟的皇家宫殿，还是远在边陲的云南大理白族民居；无论是繁华都市中商贾云集的会馆，还是偏僻山村里家族祭祖的宗祠，其建筑中的梁、枋、檩、椽、柱、斗棋、门楣、天花、柱础、山墙、屋脊等无不展现出形式各异、绚丽多彩、涵意深刻的装饰。一些国内外建筑学者干脆直言：“中国建筑是装饰性的建筑。”
诚然而言，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风格丰富多变、题材内容多样、处理手法娴熟、色彩绚丽、材料运用广泛以及雕刻工艺精巧等，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的确是独树一帜、赫然超群。它不仅有官式装饰与民间装饰之分别，而且地域性、民族性的个性特征也十分鲜明。与世界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建筑装饰不同，中国建筑装饰尤其在题材方面所表述的文化意义更是极为广泛、寓意深长，它涉及社会伦理、宗教、文学、戏曲、绘画、风水、生活等诸多内容，上至天文、下到地理，纵穿历史、横贯江河，既包含严肃的伦理说教和人生哲理的题材、又充满生活情趣、诙谐而活泼的题材，充分体现中国古代建筑所蕴含的多元化文化和深厚的人文精神。
一、装饰题材的发展与历史演变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装饰，大概以距今约5000多年的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村女神庙建筑遗址中出现的“彩绘”、“线脚”等为已知最早的建筑装饰实例。比其稍晚的是陕西省临潼县姜寨建筑遗址中龙山文化时期的居室，地面刷饰白灰以求光洁和防潮。
夏商时，因诸事皆“惧鬼崇神”，青铜器装饰采用绳纹、云雷纹、环带纹、夔纹、饕餮纹、象纹、龙纹、凤纹、鹿纹、蚕纹等抽象化的纹样为题材，由此可推当时的建筑装饰题材亦大体相同。根据相关考古发掘资料，此时建筑装饰的部位可能是人们认为建筑中最为瞩目或显著的构件，如大门的兽面铺首、屋面瓦当的装饰等。西周晚期，出现半圆形瓦当，纹饰以素面为多，也有重环纹、纹、回纹、兽面纹和饕餮纹，如陕西宝鸡市扶风召陈村的西周晚期大型建筑基址发掘的半圆瓦当纹饰即是重环纹(图1)。
春秋战国，建筑装饰日益兴起，不仅瓦当有装饰纹样，而且瓦钉上也有，同时装饰题材更加丰富，除云纹、山气纹、星光纹、兽面纹和饕餮纹等纹样外，还出现鸟、鹿、犬等动物图像题材以及文字装饰题材的半瓦当，如：河北燕下都出土的瓦当以饕餮纹和山云纹等装饰题材为多，尚有少量的对鸟纹。再如，临淄齐故城出土的瓦当以太极气树纹(图2)及太极气树双兽纹为多(图3)。此外，建筑山面、梁架和蜀柱等部分构件也开始有了装饰，其中蜀柱的装饰采用了植物题材，如《论语・公治长》所载：“臧文仲居蔡，山节藻税。”与此同时，建筑装饰也逐步形成了比较严格的等级规定，《礼记・明堂位》曰：“山节藻税……天子之庙饰也。”可见，前述文献中“臧文仲”已经逾越制度规定了。东周末年，王朝逐渐衰落，诸侯逾制现象常有发生，正如汉代荀悦《汉纪・文帝纪上》所说：“及至周室道衰，礼法隳坏，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税。”
秦代，沿袭战国阴阳思想的影响，瓦当装饰题材大量运用各种阴阳气旋错行的纹样，如咸阳窑店出土的秦瓦当(图4)，其纹饰表述“外部十气纹为十干，左旋；内四阴数右旋 ”。此外，还有表示“八节之气”的瓦当，中乳为阳、八向左旋气纹为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图5)。此外，秦代瓦当装饰还有花蒂纹(如陕西淳化县下常村出土瓦当)、动物交颈纹(如陕西凤翔铁沟村出土瓦当)等。
及至汉代，建筑瓦当的装饰题材发生很大的变化，装饰纹样更加丰富，除初期继承和保留战国至秦代的纹样外出现了新的纹样题材，其中有：神兽、星相、文字、动物、几何图案等(图6、图7)。不仅如此，在宫殿、祀庙和陵寝等重要建筑的铺地砖、空心砖、条砖上还出现了装饰有几何纹、龙纹、文字和建筑图案等题材的模印花纹，反映了汉代建筑砖瓦构件装饰题材的多样性特征(图8、图9)。
汉代的地面建筑虽然存留不多，仅存于世的为分布在四川地区及河南登封一带的石阙、山东地区汉墓的享堂石祠、北京西郊的汉墓墓表以及西安附近的汉代陵墓石像生等，但是从这些遗留建筑和石像生上，依然可见一些地面建筑局部构件装饰题材的运用情况，如四川雅安县高颐墓阙的母阙顶部檐下可分为三个部分，上段饰有以祥瑞神兽、羽人、舞乐等为题材的浮雕石刻，中段则装饰以三朵斗棋以及棋间雕刻舞乐人物，下段四角雕刻力士人物鼎承整个檐部，中间装饰兽面浮雕；此外，母阙的阙身上部则雕刻车骑出行浮雕图案，子阙檐部也饰有斗棋、神兽等(图10)。
汉代地下墓葬建筑中大量画像砖石上的装饰题材更是充分地展现了汉代建筑装饰的社会文化风貌特征，其中既有描绘墓主生前奢华的生活场景，又有表现向往神仙世界的图景，前者如江苏睢宁双沟发现的汉画像石中雕刻墓主的出行、宴饮、舞乐生活等内容(图11)；后者如山东沂南汉墓中的门楣石、立柱上装饰题材描绘了传说中的冥界图案，内部石柱、斗棋雕刻成象征羽化成仙的附翼形象(图12)。从中可见，汉代社会不仅追求现实的享乐生活，而且还在独尊儒家文化的同时，依然崇尚先秦的神仙观、阴阳观以及民间流行的五行思想。
根据目前全国发掘出土的汉墓画像石的考古研究资料表明，不同地区汉代画像砖石的装饰题材内容有所差异，河南南阳汉画像石早期题材为建筑、历史故事、星宿图像等，中期题材为宴饮生活、舞乐百戏和出行图等，晚期题材为门吏、动物等(图13)。商丘一带汉画像石的装饰题材主要为祥瑞、神仙、辟邪、珍禽异兽等。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装饰题材比较丰富，主要为生产劳动、现实生活、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祥瑞神兽等(图14)。江苏徐淮扬地区的汉画像石的装饰题材主要是神话故事、祥瑞神兽、神仙人物、宴饮出行、舞乐百戏以及建筑形象等。四川地区汉画像石的装饰题材则是生产劳动、宴饮生活、车骑出行、舞乐百戏、历史故事、神话故事、神仙人物等(图15)。陕北地区以绥德为代表，装饰题材则以农牧、畜牧、狩猎等为主，也有一些神仙人物和祥瑞神兽等内容。
综上所述，汉代画像砖石装饰题材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以反映现实生活、人物活动和生产劳动等生
动场景为主，同时也有展现神话故事、神仙人物和祥瑞辟邪等寄托精神的画面，由此折射出汉达的社会经济、深邃的文化意识、娴熟的雕刻艺术、先进的模具制作技术以及丰富的生活内容等。
此外，汉代陵墓中随葬的陶楼明器，也非常直接而具象地反映了当时的建筑特征，其中不少实例很清晰地呈现了一些建筑部位的装饰形式，不过这些装饰并非是独立的，大都结合建筑构件外露部分进行形状美化的装饰性处理，如屋顶正脊两端做成飞翅状、大门门楣上的门簪做成方形或菱形以及大门上安置铺首的形象(图16)等。但是，陶楼明器上的窗棂却颇具有装饰性，装饰纹样有斜纹格、锁纹、菱花格等(图17)。
魏晋南北朝时，儒学衰落、玄学兴起以及佛教在民间广泛流传，导致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发生巨大转变，另外加上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促使建筑装饰题材出现焕然一新的变化。
一方面，继承和保留了汉代的部分建筑装饰题材，如北齐时期邺城宫殿遗址发掘的云纹、文字、莲瓣、人面瓦等瓦当装饰题材。另一方面，产生了新的装饰题材，如：铜雀台遗址所发掘出的东魏北齐时的“石螭首”建筑装饰构件、兽面铺首、石门墩以及陶制鸱尾，北魏时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石雕柱础(图18)，北朝洛阳宫殿脊兽方砖(图19)以及南朝陵墓神道两侧排列着神道柱、天禄、麒麟、辟邪等装饰物，却是这一时期特有的题材造型。此外，还有一些石刻反映的建筑形象中屋脊两端所采用的鸱尾、兽面等构件装饰(图20)，则具有厌胜驱邪镇脊的装饰功能。
特别是，由于中原汉文化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和从西域传来的波斯、印度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建筑装饰题材中又出现了莲瓣、缨络、卷草、火焰、飞天、狮子等许多新的外来装饰元素，如河南登封嵩岳寺北魏砖塔，塔身门额做成火焰尖券形，上饰三个莲瓣，券角饰有对称的外券旋纹；塔身转角砌出倚柱，柱头饰火焰宝珠与覆莲，倚柱之间佛龛内外有彩画痕迹；龛下部基座正面两个并列的壶门内各雕一尊狮，立卧各异、造型雄健。
隋唐时期的佛教装饰题材基本承袭了南北朝的内容，但风格更加圆润、饱满和柔美。装饰纹样由单一纹样转向组合纹样，如：卷草凤纹、狮鹿卷草纹、佛像迦陵频加卷草纹。除此而外，还出现了新的纹样形式如：回纹、连珠纹、海石榴凤纹、葡萄纹、团巢纹、宝相花等。而此时的瓦当装饰纹样则与以往不同，也由莲花与连珠两种题材组合而成。
其他建筑装饰题材的变化，如塔门两侧出现持剑武士的雕像、柱础刻覆盆莲花、须弥座束腰转角刻力士人像等，这在河北房山县云居寺小塔、山西平顺县海会院明惠大师塔以及南京栖霞寺塔等建筑中均可见例。另外，在南京栖霞寺塔各层塔檐垂脊端部出现了螭首垂兽的做法；唐代李思训《江帆楼阁图》、五代卫贤《高士图》等一些绘画中的建筑山面则出现了“悬鱼”形象。在唐献陵等墓前神道一侧有“鸵鸟”石刻，这种新的动物题材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
北宋商业经济和技术工具发展很快，城市变得空前的繁荣，市民生活多样化，园林、娱乐性建筑大量兴建，风格趋向细致工整，柔美绚丽。此时的建筑装饰，重要建筑除有正脊吻兽外，垂脊上也有垂兽、走兽，而且正脊吻兽一改隋唐“鸱尾”的形象，转变为具象的“龙吻”或“鱼龙兽”。其事例均可从《清明上河图》城楼屋顶、《中兴应桢图》的王府、《文姬归汉图》等大批宋画中的住宅屋顶得以见证。瓦当装饰纹样题材有兽面、花卉、花纹等。此外，北宋建筑中还有以“盘龙”、武将人物等装饰柱子的，前者如太原晋祠圣母殿前檐柱饰雕盘龙；后者如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石雕柱。另，河北省赵县陀罗尼经幢中出现仿写自然山水的须弥山、城阁和狮象等为题材的装饰内容。北宋彩画采用卷草、宝相花等植物题材，其中梁枋端头装饰题材为“如意头”、“云头”和“剑环”等，这些题材应用于官式建筑或其它重要建筑中，并成为《营造法式》规定的彩绘样式。
辽代建筑总体上继承了唐代风格，天花、梁檩枋等构件以飞天、卷草、凤凰和网目纹等为彩画装饰题材，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但建筑外檐装饰题材却有较大变化，如河北蓟县独乐寺山门正脊采用“吻兽”，垂脊走兽四件、嫔伽一件；山西灵丘县觉山寺塔须弥座的束腰部分饰有佛像、力士，平坐栏板以几何纹、莲花等为装饰题材。
元代推崇喇嘛教，由地区带来了一些新的装饰题材，北京居庸关云台基座上的券石和内壁上的天神、金翅鸟、龙、云等装饰纹样，正反映了这一装饰新特征。另外，宫殿建筑采用红色配金龙的方式涂饰柱子，并用毡毯、毛皮和丝质帷幕装饰塔壁，显示了蒙古统治者的生活风习的沿袭和影响。而道教建筑大多以道教人物为题材，在道观大殿墙壁上绘制巨幅的宣教壁画，如山西芮城永乐宫三清殿、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水神殿、河北曲阳县北岳庙德宁殿等。
明代初期经济尚在恢复期，主要建筑活动为城市建设、海防城堡以及宫殿陵寝等，加上明初令律制度严格，所以建筑装饰发展缓慢。明中叶以后经济繁荣，尤其是江南地区民间建筑活跃，出现了会馆、戏院、旅店等新的公共建筑，建筑装饰活动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各地住宅建筑装饰题材丰富多样，木、砖、石三雕装饰发展起来，同时形成了不同地域的装饰风格。此时，官式建筑装饰趋向程式化，题材固定单一，手法缺少变化；而民间装饰题材内容却极其丰富活泼，有：花鸟鱼虫、山水风物、人物故事、历史典故、戏曲艺文、吉祥文字、伦理教化、祥瑞神兽、琴棋书画、文字四宝、生活场景、风雅器物等，特别是一些建筑物件自身，随着结构功能的退化而逐渐演化为纯装饰性构件，从而成为新的装饰题材。
清代中叶以后，建筑装饰艺术走向堆砌、繁缛、琐碎的风格，但地区性特征更加鲜明，并形成北京、江浙、安徽、广东、福州、山西、云南、新疆、等地区性装饰风格或流派，其中以苏派、徽派、晋派、潮派最为突出。苏派以砖雕见长、徽派以木雕见长、晋派以石雕见长，潮派以灰塑见长；且各派题材特征明显，苏派文儒清雅、徽派商儒兼蓄、晋派尊古重礼、潮派崇礼随俗。此时期建筑装饰题材突显建筑空间内、外有别，相比较而言内檐题材更多样、繁华，外檐则简约、清朗。可以说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的一个集大成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具备了各种装饰题材类型，而且装饰工艺技术、雕刻绘制手法更加多元化，并且与园林、家具、陶瓷器等装饰题材趋于同化。明清后期建筑装饰还受到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欧洲大陆新建筑装饰题材、装饰风格和装饰手法的影响。
二、装饰题材的类型构成及其特征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极其丰富多样，若仅依据其纹样、图案、功能、内容或装饰部位等某一种进行分类难以涵盖全部，因此，只有综合归纳分类，方可完整表述其类型构成、功能作用、部位特征、思想内容及文化意义。为此，根据中国古代建筑装饰历史发展情况，对现有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综合划分为：云气星象类、祥瑞类、几何类、文字类、动植物类、神话传说类、生活场景类、历史典故类、历史人物类、宗教类、戏曲类、山水类、器物类、建筑构件类以及其它特殊类型等。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类型如此之多，在世界建筑体系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1 云气星象类：雷云纹、气纹、日月、北斗星相等。
2 祥瑞神兽类：龙、凤、麒麟、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白泽、辟邪、獬豸、天马、天龙、天鹿、夔龙、饕餮、螭、虺、虬、等。
3 几何类：环形纹、锯齿纹、波形纹、折线、曲线、回纹、龟背纹、菱形纹、曲尺纹、编织纹、(万字)纹等。
4 文字类：瓦当、照壁、柱枋、匾额、牌坊、牌楼等上的文字、对联、题字以及与室内装饰结合的字幅。
5 动物类：狮、虎、象、鹿、马、牛、羊、猴、鸡、龟、兔、狗、鼠、猪、鱼、喜鹊、蝙蝠、鸳鸯、锦鸡、鹰、蝉等。
6 植物类：松、竹、梅、兰、菊、牡丹、荷、莲、桔、柿、桃、杏、桐、柳、柏、槐、榆、梓、、茶、水仙、石榴、山茶、灵芝、琵琶、玉兰、海棠、百合、芙蓉、桂花、葵花、腊梅、芭蕉、茉莉、栀子、红蓼、绀蓼、月草、葡萄、芍药、瞿麦、太平花、宝牙花、宝相花、万年青、金盏花、雁来红等。
7 纹样类：卷草纹、流苏纹、冰裂纹、花形纹、回纹等。
8 器物类：琴、棋、书、画、文房四宝、佛八宝、暗八仙、青铜器、玉器、古陶器、古漆器、象牙器、香炉等。
9 历史故事类：二十四孝、负荆请罪、郭子仪拜寿、岳母刺字、桃园三结义、梁山聚义、竹林七贤、文王访贤、木兰从军、杨门女将等。
10 神话传说类：东王公、西王母、蓬莱仙境等。
11 祈福吉祥类：五福捧寿、鲤鱼跳龙门、三羊开泰、凤凰戏牡丹、挂帅封侯、马上平安、麒麟送子、龙凤庆寿、连年有余、喜禄封侯、双嚣临门、喜上眉梢、平升三级、五子登科、六合同喜、连中三元、鹿灵合欢、榴开百子、金玉满堂、春光长寿、平安如意、八仙祝寿、三星高照等。
12 历史典故类：渔樵耕读、凿壁偷光、孟母三迁、胡人驯狮、鹬蚌相争等。
13 宗教类：莲花、飞天、角兽、力神、塔刹、相轮、水烟、日月元光、佛本生故事、八仙过海、刘海戏金蟾等。
14 戏曲类：三国演义、封神榜、水浒传、西厢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戏文场景。
15 建筑构件类：雀替、隔架科、如意斗棋、天花、藻井、盘龙柱、栏杆、门窗花棂、挂落、脊兽、垂柱、悬鱼、惹草、鼓墩、上马石、拴马桩、照壁、须弥座、铺地、景窗等。
以上装饰题材中，云气星象类当为最早产生的装饰题材纹样之一，考古发现在商周建筑的瓦当和其它器物上出现，后来一直延续到汉代。云气纹作为建筑装饰题材，反映了早期人们对宇宙天地本源的认知，“气分天地而后生万物”，以“云气”象征天体宇宙来装饰建筑屋宇的瓦当，可见古人将屋顶比作宇宙天空，其间云气流动，生生不息。
文字类装饰题材，也是使用最早的装饰题材之一。由于汉字具有象形、会意、谐音、转义等特殊意义，加上中国文字自身具有独特的形式美的艺术特征，经后人不断提炼成为中国特有的装饰艺术题材。因此，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常见的装饰题材。
动物类的装饰题材，也是早期比较常见的装饰内容。这恐怕与原始社会游牧狩猎生活密切相关。当时，人们以猎获凶禽猛兽为荣耀，象征男性的勇武和力量，因此部落男子以狩猎技能高低确立社会地位。迄今为止非洲一些部落中男人能否娶妻自立门户，取决于他们捕获猛兽的数量。此外，凶禽猛兽的神化，也许是当时人们认为猛兽具有某种特殊的神奇力量，或是神的化身，所以许多原始部落将其作为自己部落的守护神供奉。随后，人们又以“善恶”将“神兽”社会化，从而产生祥瑞的神兽与恶煞的神兽，分别赋予其“吉凶”不同的代表意义，如：龙、凤、麒麟、鹤、鹿等为祥瑞神兽，而饕餮等为邪恶凶兽。善恶不同，装饰功能与意义也就不一样。后来，人们创造了更多的动物装饰题材，这些题材更多地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祈望，“龙凤呈祥”、“麒麟送子”、“鹤鹿同春”等祝福美好未来的装饰题材应运而生，并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常用装饰内容。“狮”、“象”等动物题材是随佛教传人而出现的新题材，其最初具有宗教意义，后来逐渐融入世俗社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的吉祥题材。“狮子”，最受人们喜爱的原因：一是发音与“喜”相谐，二是有镇宅驱邪的心理抚慰作用。
植物类装饰题材，比之动物类题材要略晚一些。西周半瓦当中的树状装饰题材，据考古研究推测为接天地之气的神树。上古人认为高大入云的树木是登天通神的捷径，上接天宇下通黄泉，故为“神木”。因此，西周至汉的瓦当等建筑构件上常见此装饰题材。在早期文学诗歌中常常借用花草咏物寄情，据有关研究统计《诗经》所涉及的植物大致有二百八十种之多。由此可见，植物题材是早期人们在农业生产劳动中借物抒情的对象，是籍以表达和比喻爱恋的人或事物的品行和姿貌等，后来被士大夫文人“格物致志”而比拟道德品行，并逐渐成为建筑装饰的格式化题材，如《离骚》“以盈室兮”，其中“”即苍耳，因长满刺而代喻小人；蕙、兰等则被用来比喻君子。所以古代士大夫文人咏唱的“松、竹、梅、兰、菊”就被以赋予美德的象征而作为建筑装饰常用的题材。
戏曲类装饰题材，是在明代中叶之后才出现的，具有打破严格宗法制度下住宅序列空间的单调沉闷气氛，创造娱乐生活环境的积极作用。同时，透过戏文人物，也赋予一定的伦理教化意义。历史典故类、历史人物类等题材功能，主要为教育族人和子孙如何遵守儒学的修身为人的法则，如何勤劳耕读进身功名、精忠报国、光耀门庭等。祈福吉祥类题材是大众喜见的题材，应用极其广泛，反映古代人们追求家庭和谐、健康长寿的美好生活愿景。
建筑构件类，是中国古代建筑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建筑形式与结构的不断演进与成熟，一些建筑部位在保持原有功能的同时，以自身形态为装饰题材，并针对造型进行恰当的艺术处理，展现其优美的装饰性效果，如江南地区园亭等建筑翼角起翘，以其舒展、柔美的曲线将整个建筑屋顶塑造为“如鸟斯革，如荤斯飞”的形象。而另一些具有结构功能的建筑构件，在建筑不断美化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原有的结构功能，仅保留了构件的基本外形并转变为纯粹的装饰性构件，如“斗棋”构件，就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装饰题材。
三、装饰题材的社会功能与意义
1 社会等级制度的标志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与建筑形制等级相一致，也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一种重要标志。装饰题材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宗法等级制度的影响，题材内容反映了使用者的身份与社会地位，例如：商周时，兽面铺首是封建社会帝王诸侯建筑正门装饰的象征。魏晋时屋脊饰有鸱尾的门庑以及唐代的乌头门都是当时贵族府邸大门的地位标志；宋金至明清门窗中的“纹隔扇”是官式建筑的装饰形式。明清时，“龙凤”题材是皇家建筑专用的装饰题材。为此，对于建筑装饰题材的使用，历代封建王朝制定了严格的条律规定，如商周时“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尚书・大传》)，汉代则“按旧制，三公黄阁听事鸱尾。后主特赐摩诃开黄阁，门施行马，听事寝堂并置鸱尾。”(《陈书・肖摩诃传》)，唐代“非常参官，不得造轴心舍及施悬鱼、对凤、瓦兽、通袱、乳梁装饰。……庶人所造屋舍，不得过三间四架，不得辄施装饰”(《唐会要》)，宋代“凡庶民之家不得施重棋、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宋史・舆服志》)，元代
“诸小民房屋，安置鹅项衔脊，有鳞爪瓦兽者，笞三十七，陶人二十七”(《元史・刑法志》)，明代“百官第宅，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日月龙凤、狻猊、麒麟、犀象之形……。公侯……屋脊用花样、瓦饰、梁栋、斗棋、檐桷、青碧绘饰，门三间三架，黑油锡环。”(《明史・舆服志》)，清代“亲王府制……绘金云雕龙有禁，凡正门殿寝均覆绿琉璃脊，安吻兽门柱丹垩，饰以五彩金云龙纹，禁雕龙首……余各有禁，逾制者罪之”(《大清会典》)。
龙凤图案在建筑装饰中，标志着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有与帝王建筑相关的装饰才能使用。同样是宫殿建筑，主次不同的功能建筑采用的装饰题材也有等级高低之分，如皇家彩画装饰中依据等级分为和玺彩绘、旋子彩绘和苏式彩绘三种形式，其中和玺彩绘等级最高，采用的题材为龙图案，色彩以金色为主。而苏式彩绘等级最低，题材选择比较自由活泼、风格素雅，花鸟鱼虫、村舍山水、人物故事等均可。此外，建筑大门装修中，官式建筑大门可以使用“铺首”、“门钉”、“斗棋”等作为装饰题材，但一般民居住宅严格规定不得使用。因此，民居的大门装饰就显得比较简朴，江南地区的民居大门采用“竹片拼花”构成回形或其它几何图案进行装饰。门簪的雕饰题材，以荷花、葡萄、梅花、牡丹等，根据住宅主人的社会地位等级的高低，而有数量的多寡。
2 社会伦理教化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的另一个社会功能就是“成教化、助人伦”。自汉代开始由于董仲舒推崇儒家思想，汉代帝王独尊儒术，致使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文化充分地浸润了儒家的宗法人伦思想精神，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一直贯穿着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历代统治者大力推崇仁义、孝悌、忠信之类的伦理道德，即“天地之行美也”、“善无小而不举，恶无小而不去，以纯其美”。尤其是自南宋程朱理学兴起以后，社会进一步崇尚儒家严格宗法礼仪，以儒家的人伦思想教化民众，因此，中国古代建筑更以严谨有序的平面空间布局形态，忠实地体现了这种宗法制度的社会人伦关系，而建筑装饰题材更是充分反映出“家国同构”宗法伦理特征，宣扬封建宗法伦理的“忠孝义节”、反映儒家文化的“二十四孝”、以“松竹梅兰菊”标榜传统文人节气等的装饰题材不断贯穿于各类建筑中，尤其是民居住宅建筑更是突出。山西灵石王家大院高家崖东堡院中，在两侧厢房裙墙的四个转角立石上雕刻着“二十四孝”图面刻画生动，高度位置适合儿童观看，这是王氏宗族作为弘扬孝悌、教育家族子孙孝敬父母长辈的一幅幅生动的教材。另外，牌坊也是古代社会作为旌表“忠孝节义”的纪念性建筑，如贞洁牌坊、孝义牌坊、功德牌坊等，其具有的社会作用就是弘扬儒家所崇尚的社会伦理美德，颂扬妇女、事孝父母、扶贫助弱、精忠报国等功业，教化社会民众识仁义、知廉耻，像这一类装饰性建筑在中国古代城镇村落成为社会最为广泛和普遍的标识。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涉及社会人伦教化装饰题材的还有如“文王访贤”、“孟母三迁”、“竹林七贤”、“三顾茅庐”、“桃园三结义”、“梁山聚义”、“岳母刺字”、“杨门女将”、“木兰从军”等内容。
3 祈福辟邪与禁忌警示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充满了古人祈福求吉的意愿，人们通过美好的题材表达自己对幸福生活、功名前程等寄予极大的希望和追求，如山西灵石县静升古镇文庙前的元代石雕照壁上，雕刻了“鲤鱼跃龙门”的画面场景，以此作为对前来文庙祭祀孔子、祈求功名的学子们的美好祝愿。另外，在居住建筑生活空间中还以间接的方式和形式，借助建筑装饰，以各种题材进行组合构成吉祥的图画，如鹿与荷花、喜鹊与梅花、花瓶与大象、蝙蝠与寿字、凤凰与牡丹等，通过语言谐音转义为“六合同春”、“喜上眉梢”、“太平有象”、“五福捧寿”、“富贵高升”等吉祥成语，从而在心里和精神层面获得幸福的抚慰与喜庆的满足。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民族一样，中国古代社会也普遍流行着各种禁忌文化，人们出于驱凶求吉、祈求平安幸福等目的，在日常活动中对于居住、出行、生产、营造、商贸、交往等行为进行的场所、时间、环境、对象等，根据社会公认的禁忌法则来判断和确定是否对自己或家人有利和适宜，尤其是对于自己的居住空间和生活环境更是如此，如古人认为住宅方位若有悖于风水、或门窗朝向相对等则是不吉之征兆的禁忌。因此，在营造住宅和装饰建筑时，人们往往选择那些传说中创造的具有超自然力量、并可以寄望保佑自己避受伤害的善良神兽或宗教法器(如阴阳八卦图、佛八宝、道八仙或道八宝)等装饰自己居住空间的关键部位，以求得镇守辟邪、保护宅第安宁的心灵慰藉，常见的事例就是当某民居对着路口或巷道交叉处的墙角被认为是“犯冲”时，房屋的主人就会请人在此树立一块刻有“泰山石敢当”文字的石块作避邪应对处理。此外，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还具有警示、告诫和行为拒止等象征意义，如松江方塔园中明代砖雕照壁，原是松江府城隍庙山门外的影壁，其上砖雕题材取自民间传说，说是世间原来有一种贪婪无比的怪物，吃遍人间金银财宝，犹贪心不足，妄想连天上的太阳也吞吃，结果蹈东海而亡。以此题材雕刻装饰，其意义在于警戒世人不可贪得无厌。
四、装饰题材的空间意义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装饰题材的作用不仅仅是修饰建筑空间，有时还对空间具有强化、限定、警示和引导作用。装饰可以通过题材内容赋予建筑空间以某种涵义，尤其是当某一装饰题材已经成为社会共同的、约定俗成的概念或被大众赋予某种特定的文化意义时，那么这一装饰题材在建筑中的运用就会给予空间某种新的诠释语义。比如历代帝王陵墓前的甬道空间，由于安放了石羊、石马、石狮、石人、石阙、石柱等具有特殊含义的装饰物，甬道空间就具有特殊仪式的性质，并被限定作为空间序列的辅助过渡功能，进行仪式活动的人一旦进入这一空间，行为将受到仪礼制度的约束，而上述装饰物则以某题材语义警示和引导从事仪式活动者的行为。再如“照壁”，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最常见的、具有某种风水意义的装饰性建筑，它是构成一定空间围合与限定的重要元素，但若照壁中装饰题材不同，照壁的意义就会不一样，像民宅照壁装饰吉祥花卉的题材，则表示居住空间和谐，给来访者以亲和的空间感。若是佛门照壁，则又装饰“佛”或“南无阿弥陀佛”的文字题材，作为规范佛教信众和香客行为的特殊语言，提醒和告诫众生进入佛门净地，不可妄生杂念。
古代建筑中的牌坊或牌楼，常作为村镇、街巷或建筑群入口的装饰性标志，具有强化和限定入口空间的功能，如安徽皖南棠樾等明清古村落村口的“忠、孝、义、节”牌坊群，既是整个村落人口空间的限定标志，更是社会道德模范的精神标杆，它是封建朝廷对整个村落宗族杰出伦理的表彰，是整个宗族的自豪与骄傲。又如，北京故宫天安门前的华表，又名“望君归”，而门内的华表，又名“望君出”，这内外各一对华表寓意深长，表达对身处太和殿高堂的君王以施政警示，前者寄望君王常出皇城巡访体察天下百姓之疾苦；后者则希望君王外出巡察，不要留恋外面的山水美景，及时回归处理国家朝政。
建筑空间的划分，有时也可通过不同的装饰题材加以区隔。苏州拙政园西园部分的“鸳鸯厅”，就是对内梁架构件采用不同的装饰方法、运用不同的装饰题材，将大厅空间分隔成北南“一阴一阳”两个不同的意向空间，北厅梁架以圆作，南厅梁架以扁作，所谓“一雌一雄”，形同鸳鸯；同时也以“鸳鸯”喻意大厅空间的琴瑟和谐之意。
建筑装饰题材有时却被用来表述非常含蓄的图式语言，暗示某一空间的功能或性质，以告知某一特定部分的社会群体(如乡里、宗族等)，提供空间性质和功能的可识别性，防止逾越礼制行为的发生，如浙江永嘉县芙蓉古村内部街巷交叉路口地面铺设了不同的装饰图案题材，挖掘了大小不同形状的池塘，构成“七星八斗”的空间识别系统，使不怀好意的侵入者寻找不到退却之路，从而保障村落整体的安全防御。又如江西吉安钓源古村中某宅第，其院落内部各功能房间门窗小木装修用不同的生肖动物和植物作为装饰题材，标示各房间使用者的性质和空间功能，从而避免非家族成员的冒失误入。类似这样的以装饰题材标识和限定建筑空间的事例，在中国民居住宅建筑中比比皆是。
此外，园林中以文字楹联或匾额题字作为装饰题材的目的和功能，一方面是作为对所属建筑性质和特征标识，另一方面更是促使建筑与园林中的景观及其环境产生联系，激发人对空间景境的审美联想，如苏州网师园的“月到风来”亭中的匾额题字，将亭、池、月、人联系起来，激起人的空间想象力，营造诗情画境般的景观意境，又如拙政园内“与谁同坐轩”之题字，亦为同理。
第5篇：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古代文论研究生 创新能力 培养模式
[作者简介]王晓恒（1975- ），女，吉林农安人，长春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吉林 长春 13003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长春师范学院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生创新课程教育研究”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5-0152-01
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古代文论又称中国文学批评史，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的基础课程，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艺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中的重要课程之一。作为一门文学理论课程，中国古代文论在中文学科的课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是由课程的自身性质决定的。
在高校研究生课程中，中国古代文论课程是中文专业古代文学和文艺学研究生的基础课程。从研究生古代文论课程的学习看，在教学中传授给学生正确有效的学习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和水平，是教学要达到的重要目标。要繁荣新文艺，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需要总结和继承古文论遗产，因此探索研究生古代文论课程的创新能力培养模式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二、现有教学模式分析
从我国高校现有的研究生教学来看，中国古代文论课程的教学模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以文论史为讲述重点，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过程进行比较全面的介绍，即按照历史发展线索介绍古代文论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文论思想和代表性文论家及文论作品。基本以教师讲授为主。二是以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重点篇章分析为主，从篇章分析带出文论发展历史。基本以学生阅读为主，教师辅助分析。
以上两种教学模式都存在一定问题：第一种教学模式虽然能比较全面地向学生介绍文论的发展历史，使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得比较扎实，但对研究生教学来说不太适合。大部分研究生在本科阶段已经学习过这门课程，对基础知识有了一定的基础，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培养科研创新能力。这种教学模式达不到对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目的与要求。第二种教学模式侧重作品研究，虽然从形式上与本科生的教学有了区别，但从内容上来看还是以文论作品的阅读介绍文论思想，对学生来说是机械学习，不利于科研创新能力培养。
三、创新能力培养教学模式探索
对于在本科阶段已经掌握中国古代文论基础知识的研究生来说，在教学中逐步培养创新思维和理论创新能力，是研究生教学的重要目标。研究生教育要求学生对研究的领域有自己的观点，能够发现并探索新的研究领域、拓展研究空间，为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打下基础，因此，研究生教学不能只注重基础知识的灌输，还要注重从多方面引导学生思考和探索。
1.区分教学对象，明确培养目标。对于研究生来说，中国古代文论课程授课教师大多数是多年来从事本科课程教学的教师，基础理论知识十分扎实，但也会出现一个误区，即习惯性地把本科课程教学模式运用到研究生教学中来，没有明确区分教学对象，无法正确地贯彻研究生培养的目标，不能很好地达到研究生人才培养中强调的注重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的要求。从上述分析的两种教学模式来看，第一种明显是本科教学模式的延续，第二种虽有所改变，但也侧重于基础知识的学习，更像是中国古代文论作品选课程的演变。两者都是由于没有认真研究授课主体、区分教学对象造成的。在教学中要首先明确研究生不同于本科生，他们所需要的不单是知识的传授，更是能力的培养。研究生培养的主要目标是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锻炼理论思维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应该转变教学理念，更新教学内容，探索和使用有效的教学方法，在课程的教学中使学生的能力切实得到提高。
2.转变教学观念，完善培养目标。素质教育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研究生教育作为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对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要求更高。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更新教学理念，准确地理解研究生教育的内涵。
首先，要明确传统的以授受为主的教学模式已不适合研究生教学，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要从传统教育思想中的“知识本位”向“能力本位”观念转变。要意识到传统教育中形成的“教师中心”的教学机制在研究生教学中应该向“学生中心”转化，以发展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为主。过去的“灌输式”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已经不适应现代研究生教育培养，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无法使学生参与到问题的研讨和拓展研究中来。在研究生中国古代文论课程教学中，注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建构起“以学带教”的新教学模式。例如，针对古代文论文学化的课程特点，把古代文论的重点篇章布置给学生，先做文学层面上的阅读，在课堂授课时让学生结合具体的作品来理解并讲解文论思想，以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性。其次，从研究生培养的教学目的来看，要明确“发展创新能力”的教学目的观，着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针对中国古代文论课程的性质和特点，进一步完善培养目的。根据中国古代文论课的理论课的性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研究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对研究生来说，在学习和科研的过程中时时处处要以理论支撑观点，对中文专业的古代文学的研究生来说，不了解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思想，很难深入透彻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对文艺学方向的研究生来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重要的方面。因此，在授课的过程中，要把具体理论的分析讲解与普遍规律的深入研究结合起来，在培养学生理论思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运用具体理论分析文本的能力。
3.创新教学方法，拓展研究空间。教学方法在教学模式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使用何种教学方法直接决定了教学效果。在研究生古代文论课程的教学中，应该针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创新教学方法，促进学生研究空间的拓展。
首先，在教学中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进行研究型教学。为了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不但掌握知识，更能学会掌握知识的方法，在研究生课程教学中应该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培养学生从事科研的能力。例如，在中国古代文论课的授课中，可以采取以问题带动研讨、以研讨带动科研的方法，边学习边研究，巧妙地把学习与研究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科学研究的能力。再如，可以在授课前进行重点内容提要讲解，设定一些问题，组织大家讨论，也可以把问题先布置给学生，要求学生查阅资料，并以报告或小论文的方式在课堂上进行论述。这样既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也可以让学生在思考和讨论的过程中对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和创新思维的能力。其次，运用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针对一些比较难理解的问题，教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启发式的引导，开拓学生的思维空间。例如，在古代文论中，关于“灵感”问题的论述，在陆机的《文赋》中首先以“应感之会”进行了形容，可以联系西方文论史中柏拉图对于“灵感”的论述引导学生分析，从中西的比较中，深入理解文论问题。还可以从古今文论的论述上来理解古代文论思想，例如，关于文学的本体论，当今的文学概论教材的论述已经十分详尽，有“劳动说”“游戏说”“巫术说”等说法。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对这一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文学“源于道”。可以把古代文论家的论述和当今的文学理论的基础知识进行对比学习。通过中西、古今文论的多方面的对比学习，开阔学生的理论视野，拓展学生的学术研究空间，培养学生多层次的创新研究思维的展开，增强学生在科研领域的创新研究能力。
总之，在研究生中国古代文论课的教学中，要通过具体的教学模式的更新，多方面、多角度地调动和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教学实践培养高素质的研究型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第6篇：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
3 Edward H.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Los Angeles:U 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薛爱华 (谢弗) 着, 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 第508~510页。中译本改正了引文的一些错误并加了一些研究性的译注, 极便读者。薛爱华书中所论偏于文献考辨, 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探讨的主要着作有:由水常雄:《ガラスの道:形と技术の交渉史》, 东京:德间书店, 1973年;东京国立博物馆编:《东洋古代ガラス:东西交渉史の视点から》, 东京:东京国立博物馆, 1980年;干福熹主编:《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
4 荣新江:《于阗花毡与粟特银盘---九、十世纪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 胡素馨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3年, 第246页。
5 Hou Ching-lang, Trsors du m onastre Long-hingTouen-houang:unetude sur le m anuscrit P.3432, dans M.Soym i (dir.) , Nouvelles contributions auxtudes de Touen-houang (Genve:Droz, 1981) :149-168.中译文侯锦郎:《敦煌龙兴寺的器物历》, 谢和耐、苏远鸣等着, 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 北京:中华书局, 1993年, 第77~95页。
6 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0年, 第1~109页。
7 姜伯勤先生曾讨论敦煌与发自波斯的香药之路、珠宝之路、琉璃之路, 其中琉璃之路的提法颇具新意, 但未能展开论述。参看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4年, 第64~69页。安家瑶对此有所申论, 参看氏撰:《玻璃之路---从汉到唐的玻璃艺术》, 《走向盛唐:文化交流与融合》, 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2005年, 第21~27页。
8 (7) 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外来商品辑考》, 《中华文史论丛》第63辑, 2003年, 第72~76、73、74页。
9 荣新江:《于阗花毡与粟特银盘---九、十世纪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 胡素馨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246~260页。
10 参看柯嘉豪:《少欲知足、一切皆空及庄严具足:中国佛教的物质观》, 胡素馨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36~37页;John H.Kieschnick (柯嘉豪) , 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2-14.
11 严耀中:《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 第194~206、449~468页。
12 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 第2~4页。
13 参看定方晟:《七宝について》, 《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24卷第1号, 1975年, 第84~91页。
14 《大正藏》卷54, 第1105页上栏。
15 《大正藏》卷12, 第346页下栏~347页上栏。
16 《大正藏》卷1, 第310页下栏。
17 小野田伸:《古代ガラスを意味する「琉璃と「0) 璃について》, 《Glass:ガラス工艺研究会志》第43号, 1999年, 第27~30页。
18 Berthold Laufer, Jade: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Chicago: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12) 110-112.罗佛的看法代表当时学界的主流观点, 现在看来需要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重新检证。
19 罗佛在当时佛教和印度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 Berthold Laufer, Jade: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p.111.这一观点为薛爱华所承袭, 参见《唐代的外来文明》, 第537页。
20 魏收:《魏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 第2270页。余太山认为《魏书》所载波斯物产之文出自《周书》, 《魏书》原文虽然亦有这类物产的记录, 只是由于并未超出《周书》范围, 因而被《北史》编者用《周书》的记录取代。换言之, 《魏书》原始记录已不可得知。参看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 北京:中华书局, 2003年, 第86页。
21 例如在波斯珠宝商内沙不里 (Nayshābūrī) 写成的第一部波斯语《珍宝书》中, 水精和玻璃就是同一个词。Muh.m m ad ibn Abīal-Barakāt JuharīNayshābūrī, Javāhir-nāma-yi Niz.āmī, ed.Iraj Afshār (Tehran:Mīrās.-i Maktūb, 2004) .此材料承邱轶皓博士提示, 谨致谢忱。
22 宫嶋纯子:《汉译佛典における翻译语颇梨の成立》, 《东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创刊号, 2008年, 第365~380页。
23 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 北京:中华书局, 2002年, 第515页。
24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年, 第120、5045页。
25 (4) (5) 陕西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着:《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3年, 第214~215、101、97页。
26 奈良国立博物馆:《正仓院展 (平成五年) 》, 奈良:奈良国立博物馆, 1993年, 图49。
27 考古报告和研究论着中或称琉璃、或称玻璃的情形, 据引时依旧。
28 《大正藏》卷45, 第405页上栏。按, 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 在南北朝时期译出的《佛名经》中即有出现, 之后在《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中更直接展示了东方琉璃世界之庄严光明, 所体现的佛性之净真。
29 赵永:《论魏晋至宋元时期佛教遗存中的玻璃器》,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0期。
30 (11) 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 长沙:岳麓书社, 1995年, 第213、215页。
31 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 第148页。以上愿文录文均据IDP图版有所改正。
32 陈藏器撰, 尚志钧辑释:《本草拾遗》,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年, 第24页。
33 徐坚等着:《初学记》, 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 第646页。
34 王炳华:《琅玕考》, 《西域考古文存》,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0年, 第225~237页。
35 中国历史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辑:《天山古道东西风》,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 第279、282页。
36 大广编集:《中国:美の十字路展》, 大阪:大广, 2005年, 第134页。
37 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 《考古》1986年第2期。
38 筱原典生:《脱库孜萨来佛寺伽蓝布置及分期研究》, 《石窟寺研究》第1辑,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0年, 第197~206页。
39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 《考古》1966年第5期;夏鼐:《河北定县塔基舍利函中波斯萨珊朝银币》, 《考古》1966年第5期。
40 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 《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41 安家瑶:《谈泾川玻璃舍利瓶》, 《2015丝绸之路与泾川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287~292页。
42 浙江省博物馆、定州市博物馆编:《心放俗外:定州静志净众佛塔地宫文物》, 北京:中国书店, 2014年, 第62~63页。
43 赵永:《论魏晋至宋元时期佛教遗存中的玻璃器》,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0期。
44 2017年浙江省博物馆特展仅陈列四件, 且未加说明。见浙江省博物馆、西安市临潼区博物馆编:《佛影湛然:西安临潼唐代造像七宝》, 第201页。
45 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金银玻璃珐琅器》,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9年, 图228。
4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7年, 第248、228页, 彩版232。
47 吴立民、韩金科:《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 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998年。
48 其中七件玻璃花图版, 见宁夏固原博物馆编:《固原文物精品图集》 (下册)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3年, 第33页。
49 罗丰编着:《固原南郊隋唐墓地》,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6年, 第61、82、235~239页。
50 王炳华:《吐鲁番新出土的唐代绢花》, 《文物》1975年第7期。图版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出土文物》,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75年, 图一八三。
51 之前对于绢花只有简单报道, 前揭王炳华文认为随葬的绢花只是墓主奢侈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 未能从信仰层面对其性质和功能有所讨论。
52 陈海涛:《唐代入华粟特人的佛教信仰及其原因》, 《华林》第2卷, 2002年, 第87~94页;毕波:《信仰空间的万花筒---粟特人的东渐与宗教信仰的转换》, 荣新江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年, 第49~56页。
53 录文参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 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 1990年, 第99页。
54 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 (修订本)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89页。
55 谭蝉雪:《敦煌民俗---丝路明珠传风情》,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6年, 第244~246页;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 第279~281页;郭俊叶:《敦煌壁画、文献中的摩睺罗与妇女乞子风俗》, 《敦煌研究》2013年第6期。郭俊叶认为, 七夕与七月十五相距不远, 佛教中七月十五日为盂兰盆节, 此时有盂兰盆会、放焰口等一些佛事活动。于阗公主于此时施舍磨睺罗, 有可能是七夕之物, 节后施舍于寺院供养。按, 此说过于牵强, 于阗公主所施舍之物, 应当是专为盂兰盆节而造, 与七夕无涉。
56 黎毓馨考证静志寺佛塔地宫为隋代初建、晚唐改造、北宋沿用, 见《心放俗外:定州静志净众佛塔地宫文物》, 第8~23页。可惜的是, 图录中没有专门收录玻璃器。
57 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 《文物》1972年第8期。
58 《文物探源》, 《文史月刊》2008年第12期, 封三。
59 宿白:《定州工艺与静志、静众两塔地宫文物》, 《文物》1997年第10期。
60 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 第10、71、15、117页。
61 干福熹:《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和发展》, 《自然杂志》2006年第4期。
62 关于汉唐间来自龟兹的异物, 参见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 第294~322页。
63 荣新江:《于阗花毡与粟特银盘---九、十世纪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 《绵绫家家总满---谈十世纪敦煌与于阗间的丝织品交流》, 以上两文均已收入其《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 第263~277、278~294页。
64 干福熹等着:《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 第128~140页。
65 大英博物馆监修, Roderick Whitfield编集、解说:《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スタインコレクシヨン》, 东京:讲谈社, 1982年, 图55~1、55~2、56~2。相关研究参看安家瑶:《莫高窟壁画上的玻璃器皿》,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82年, 第425~464页。
66 彩色图版见大广编集:《中国:美の十字路展》, 第136页。
67 安家瑶、刘俊喜:《大同地区的北魏玻璃器》, 张庆捷、李书吉、李钢主编:《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年, 第38页。
68 深井晋司:《圆形切子装饰0) 璃碗---正仓院宝物白0) 璃碗源流问题について》, 氏着:《ペルシア古美术研究:ガテス器金属器》, 东京:吉川弘文馆, 1968年, 第7~46页。
69 王银田、王雁卿:《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07发掘报告》, 《北朝研究》第一辑,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9年, 第143页;王银田:《北朝时期丝绸之路输入的西方器物》, 张庆捷、李书吉、李钢主编:《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 第75页。
70 马艳:《大同出土北魏磨花琉璃碗源流》, 《中原文物》2014年第1期。
71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 北京:中华书局, 1960年, 第3592页。《旧唐书高宗本纪》作龟兹王白素稽献银颇罗。吴玉贵疑《太平御览》所引《唐书》金下有夺文 (吴玉贵:《唐书辑校》, 北京:中华书局, 2008年, 第1069页) 。唐雯主张《御览》所引唐书并不是某一部书的专名, 而是包括刘昫《唐书》、吴兢等所编一百三十卷本《唐书》及唐代历朝实录在内的唐代各类史料文献的总名。编修者将这一系列史料统一引录作唐书, 正体现了唐至宋初的士人对于唐书这一概念的认识 (唐雯:《〈太平御览〉引唐书再检讨》, 《史林》2010年第4期) 。因此, 本条史料虽有异文, 或别有所本, 未必为银叵罗之误, 且从下文考证来看, 金颇梨确实存在, 故仍其旧文。
72 魏收:《魏书》, 第2275页。
7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年, 第136页。
74 Hofkunst van de Sassanieden:het Perzische rijk tussen Rome en China (224-642) (Brussel:Koninklijke Musea voor Kunst en Geschiedenis) 266.
75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财政干部培训中心汉、后赵墓发掘简报》, 《文博》1997年第6期。
76 分型、成分及功能分析, 参看张全民:《西安M33汉代玻璃研究》, 《文博》2004年第1期。
77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幕府山东晋墓》, 《文物》1990年第8期。
78 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2001年, 第70页。
79 颇梨作为七宝之一, 在唐宋时期敦煌佛寺中的功用及其与密教供养观念的关系, 拙文《敦煌佛寺所藏珍宝与密教宝物供养观念》 (《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4期) 曾作初步讨论, 敬请参看。
80 《大正藏》卷17, 第345页下栏。
81 《大正藏》卷49, 第306页中栏~下栏。
82 《大正藏》卷51, 第87页中栏。
83 魏征等撰:《隋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73年, 第908页。
84 《旧唐书》卷四七《经籍下》, 第2082页。《唐六典》集贤殿书院条注略同 (李林甫等撰, 陈仲夫点校:《唐六典》, 北京:中华书局, 1992年, 第280页) 。据下引韦述《集贤注记》, 史书库缥带之前缺字可补为青。
85 孙逢吉撰:《职官分纪》卷一五引《集贤注记》,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3~1986年, 叶八七背。陶敏辑校:《景龙文馆记集贤注记》, 北京:中华书局, 2015年, 第222页。文字和标点参考陶校而有所改易。
86 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 《唐研究论文选集》,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 第190~242页。
87 拙文《〈唐六典〉修纂考》, 朱凤玉、汪娟编:《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2010年, 第1161~1200页。
88 王婕等:《一件战国时期八棱柱状铅钡玻璃器的风化研究》, 《玻璃与搪瓷》2014年第2期。
89 矶部彰编集:《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中卷 (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东ア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研究成果) , 东京:二玄社, 2005年, 第67页。
90 林世田、萨仁高娃:《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古代修复简论》, 《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
91 林玉、董华锋:《四川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写经叙录》, 《敦煌研究》2013年第2期。
92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年, 第47~48页。
93 Yu X in, Material Culture, Reading Perform ance, and Catalogue System:Sutra Wrapper and Sutra Kerchief in Chinese Buddhist Rituals and the Form ation of the Canon, special lecture at Colum bia University Buddhist Studies Sem inarthe Center for Buddhism and East Asian Religion, January 29, 2016.
94 《大正藏》卷19, 第522页上栏~中栏。
95 平安时代末期的着名僧人兼意专门收集佛经和外典关于宝物的义理和载记, 汇编为《宝要抄》。关于杏雨书屋藏此书写本之研究, 参看Yu X in, Assem bling the Precious Bits:Knowledge of Minerals in the Manuscript Houyoushou, The 12th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East Asi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Baltim ore, Maryland) July 14-18, 2008.
第7篇：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口耳相传 巫师 韵文 文献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3-0105-07
一、口传历史时期
语言的出现较文字更早，口耳相传理所当然地要比成文记事更早。但在人类初始阶段，口耳相传的内容并非传说，而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由于没有办法记录下来，只能凭着记忆一代一代地传述。
现代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及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人类社会初期，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过一个口头传播知识的时期（在当今尚存的无文字落后民族地区，口耳相传的方式仍然被广泛使用），它包括前文字社会和文字产生初期的人类社会。学术界对人类社会初期口耳相传这种现象的关注，最早是在比较文学领域，代表人物是北美学者米尔曼・帕里和艾伯特・洛德。20世纪30年代，他们从对荷马史诗研究入手，提出了口头程式理论，对口头传播的特点从文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这一理论现已拓展到对活态口头传统的探究中。
在我国，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也已比较敏锐地注意到了我国历史初期的口传现象。他在论述上古三代与后世历史知识传播方式的不同时，指出:“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文史通义・诗教上》）故而“后世竹帛之功，胜于口耳；而古人声音之传，胜于文字；则古今时异，而理势亦殊也。” （《文史通义・诗教下》）章学诚将文字著述取代口耳相传的原因，归为“官守师传之道废”，有其偏颇之处，但生活于300多年前的他，就已经注意到中国上古社会先民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有其独到之处。近现代学者陈梦家也认为：“古代历史，端赖神话口传，神话口传，遂分衍化；由于口传一事，言人人殊，故一事分化为数事，各异面目由于人与神与兽之间分界不清，故人史与神话相杂；由于神道设教，人史赖神话以传，故人史皆神话。有此三故，古史因具重复性与神话性。……故虞、夏、商三系本于一种传说。”[1]
流传下来的先秦时代的文献，关于口头传说时代的记载十分罕见。从一些现存的落后少数民族地区的材料中，可以找到一些我们先民在口传时代的影子。佚名的《彝诗史话》叙述了书写工具和物质载体产生前后的诗歌状况，其中有“古时的人间，诗歌有人吟，却无纸来记，无纸可记诗……在那古时候，如若无纸笔，用什么写诗，用什么写歌；至于写历史，就更加困难了。后来人世间，世间有知识，知识到处传。世间的男女，他们有知识，有了知识后……那些智者们，他们造出笔，他们造出纸，纸笔造出了，人世间的事，凡事可记事，故事可写了。”[2] （P288） 这段彝族古歌，以纸笔的发明为界限，纸笔的发明要比文字晚得多，因为没有纸和笔，所有的诗、歌及历史，就只能在人们之间通过口头吟唱的方式流传，我们可以想象，在前文字社会，历史的传播更是完全依赖口头传诵了。
同时，由于文字形成初期的不完善及社会发展进程缓慢等因素限制，在文字形成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口耳相传的方式仍然是社会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当然，无论在前文字社会或文字形成以后的时期，除了口耳相传，同时也存在着其他的知识传授形式，如中国古代的结绳记事，就是先民记事的一种方式。关于早期社会中存在的结绳记事的方式，摩尔根有形象的描述。据他介绍，在北美易洛魁人中，有一些古老的贝珠带，按照他们的说法，关于联盟的组织和原则已传述给这些贝珠带，因此便把这些贝珠带加以宣读或解释一番。一位巫师（不一定是首领中的人）将这些贝珠带一条接着一条拿起来，在两组首领之间来回踱着，同时宣读这些贝珠带上所记录的事情。按照印第安人的观念，这些贝珠带通过一位讲解人就能把当年传述给它的章程、条规和事例原原本本复述出来，只有贝珠带是这些章程等等的唯一记录。他们把紫贝珠带和白贝珠带合股编成一条绳，或者用各种颜色不同的贝珠织成有图案的带子。其运用的原则就是把某一种特殊的事情同某一串特殊的贝珠或某一个特殊的图案联系起来。这样，就能对事件作出有系统的排列，也能记得准确了。这种贝珠绳和贝带是易洛魁人唯一可以目睹的史册。但是，它们需要一些训练有素的讲解人，这些讲解人能够根据各串或各种图案将其所隐含的记录表白出来。[3] （P137-138） 从摩尔根的介绍中不难看出，易洛魁人的巫师主要是依靠口头传诵的形式来传播历史知识，贝珠带只是他们采取的一种辅助手段，如果没有巫师的讲解，贝珠带记事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
在文字产生的最初期，文字被掌握和使用的范围是极有限的。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是祭司掌握的，楔形文字总共有500多个符号，况且有些字符还有几种不同的意义，要掌握它极为困难，因此神庙内设有专门训练写字的学校，青少年在这里要花几年时间来学习楔形文字。而真正能够到神庙里学习的青少年又不是很多，他们即使学会了楔形文字，受字符数量的限制，也不能大范围地使用。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比我国的甲骨文大约早1700年左右。甲骨文的出现，已经是汉字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了。从甲骨、兽骨到竹简、木牍，都是不易书写的材料，而这些书写材料的使用又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自上古至公元后3或4世纪，竹简、木牍一直是中国主要的书写材料。[4]（P60） 由于竹木笨重且难以制作，势必限制文字书写的发展，这就为口头传诵历史知识留下一个广阔的舞台。
因此，在前文字社会和文字产生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口头传诵历史知识是历史传播的一种主要方式。章学诚以战国为口传与文字著述的分界。战国诸子勃兴，诸子对上古一些口头传诵的历史有过不同程度的整理，在这个意义上，章学诚的认识有其合理性。但章学诚忽略了一点，战国诸子在整理上古历史的时候，材料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口头传诵，其整理结果又往往是在师徒之间口传心授，在这个意义上，战国时代包括之后的几百年间，历史的口头传诵仍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本文主要对中国早期社会中历史的口传现象进行分析。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以章学诚所说的三代及之前的前文字社会口传现象为主进行分析，统称其为口传历史时期。战国时期及以后的口传现象，就不赘述了。
二、口传历史时期的历史传播者：由巫到史
在口传历史时期，最早的历史传播者是巫师。巫史不分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必经的发展阶段，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巫师不但是天然的部落行政长官，同时也是唯一有资格传播部落文化的人，一些文化要传给部落子弟，一些文化则只能传给自己职位的继承人。“最初掌握历史的人，是氏族长、家长。满族有一句谚语：‘老人不讲古，小的失了谱。’其中的古，就是故事、历史、古规，如果老人经常讲古，代代继承，就能维护氏族的规范，否则氏族规范遭破坏，连氏族的谱系都会搞乱，婚姻、家庭关系也会被破坏。广西瑶族极其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但无文字，老人就以诗歌的生动形式，把瑶族的历史故事、英雄传说、农业生产、习惯风俗编起来，在过节、娱乐、婚丧等时候诵唱。”“除了老人、氏族长而外，掌握历史知识的人就属巫师了。”[5] （P332）
从现存的一些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材料看，最初的巫师没有经典，是以口授经典的方式保存知识的。彝族古代存在一个文化阶层――毕摩，他是彝族文化的中坚。所谓的毕摩，就是彝族原始宗教活动的主持者，他作为彝族自源文字的创制者和执掌者，掌握着诸如历史、文学、语言、哲学、天文、历法、地理等知识，身系一族之本位文化，是彝族社会的知识阶层和彝族文化的集大成者。作为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毕摩在纸笔形成前主要依靠口头传播历史知识。“最初的巫师并没有经典，而是口说经，如永宁纳西族的达巴、佤族的巫师就是如此。”[2] （P25） 从纳西族、佤族、彝族巫师的情况看，在口传历史时期，巫师作为最早的历史传播者，他们主要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因为处于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在口传历史时期，社会知识的积累尚不充分，最初的历史知识也十分简单。宋兆麟根据对永宁纳西族、佤族、凉山彝族、云南白族、广西瑶族等的巫师所做的调查，指出各族巫师掌握的历史多是关于民族历史、谱系的。以广西瑶族的巫师为例，他们具备的历史知识，“其中包括人类起源等神话、创世纪史诗、英雄史诗；掌握氏族部落迁徙历史和原因；通晓各氏族和家庭谱系以便确定是否通婚；能够背诵各氏族间的仇杀事件；掌握氏族部落的首领和其他人物事件，以及所供奉的神谱。”[5] （P332） 这些历史知识通过巫师们的口耳相传，在各民族之间历代相传，成为各民族早期历史的主体。在先民的历史知识中，家族的世系是最重要的内容。漆侠指出，“我国古代和周边各族，也同样都有自己的口头传说的历史。口头传说历史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是，以父系为中心的父家长世代传承的情况。”[6]
巫师必须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这对巫师本身的素质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巫师多由见多识广的部落长老担任，即使在部落文明晚期，已逐渐转变为部落联盟首领的君主仍然被看作是知识的集大成者，中国历史上黄帝的例子就特别明显。黄帝是部落时代晚期的首领，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他已经不完全等同于部落长老，更接近于后世的君主。在太史公的笔下，黄帝天赋极高，他“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他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治五气”，“迎日推策”，“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史记・五帝本纪》）据《世本》等的记载，皇帝任用雍父杵臼，其鼓、货狄作舟，挥作弓，夷牟作矢，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大挠作干支，伶伦造乐器，夷作鼓，仓颉造字等等，进行了一系列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创造。从仓颉造字的说法来看，黄帝时代作为文明时代的开始是可以成立的，黄帝也无愧于“人文始祖”之称，中国的人文文化都可在这样一个部落联盟首领身上找到源头。这其中肯定有后人的牵强附会，但它传递出来的信息告诉我们，在人类社会初期，部落首领是各种知识的掌握者，所以后人才会把所有的发明都归在他们身上，从春秋战国直到汉代，还有人不断将学术的源头追溯到黄帝，如汉代的黄老之学和后来出现的《黄帝内经》，都以黄帝为始祖。
巫师除了必须具备先天的素质外，也要接受严格的训练。巫师训练的内容，“包括掌握各种神话、历史传说；熟练精通各种祷词、咒语和经典；能主持祭祀、占卜和释兆；会施行各种巫术技能；掌握巫舞；会运用巫医；了解一定的天文、地理知识；熟悉各种鬼神形象、特点和职守等。”他们所掌握的这些知识，都是用来在具体的巫术活动中口头诵唱和表演的。同时，巫师之间知识的传授，本身就是以言传身授的方式进行的，“具体有两种方法：一是口头方式，即言传，平时由老巫师进行讲授；二是身授，即学巫者跟老巫师一起从事祭祀、占卜和巫术活动，既可观察又能协助，久而久之就掌握巫师本领了。”[5] （P53） 这种传授历史知识的方式，是人类社会口传现象最具典型意义的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巫师是我国口传历史时期最早的历史传播者。
巫师之后，口传历史时期的历史传播者就主要是“史”了。我国古史中，巫史的分离大概是在商代。商代时史官已经出现，这是学术界较为认可的看法，陈梦家根据甲骨卜辞总结商代职官为三大类：臣正、武官和史官。其中史官类包括：尹、多尹、又尹、某尹；乍册；卜某、多卜；工、多工、我工；史、北史、卿史、御史、朕御史、我御史、北御史、某御史；吏、大吏、我吏、上吏、东吏、西吏。[7] （P521） 在史官中，陈梦家事实上是分为尹、卜、工、史及吏五类。按照陈梦家的这种观点，史官在商代社会已算得上是十分兴盛了，且其中许多职官（如尹、作册等）的地位已经很高。但需要注意的是，陈梦家对商代史官的描述是建立在对卜辞的解读上，在先秦文献中，关于商代的历史记载，“史”出现得很少，这就是说，甲骨卜辞与文献所反映出来的商代史官是有差异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商代巫与史的交替尚未完成，巫、史共同存在于殷商的宗教祭祀中，故在不同的文献中，史与巫出现的频率也就不同。
就人类文明的普遍规律而言，巫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宗教神职人员，继巫之后出现的宗教神职人员，都与巫有着种种渊源关系。商代，在巫之外，宗教神职系统中也出现了史官群体。西周初，巫已退出了宗教神职的上层，史官群体代之而起，成为宗教神职系统的主要职官。巫、史演变表现为这样一种链条：巫―巫史并列―史。当然巫与史的交替，并不意味着巫的消失。就商代的情况看，巫、史的交替表面上是围绕着权力的转移而展开的，它反映的却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一种趋势，即神职人员的职官化。而随着神职人员的职官化，口传历史时期的历史传播者，也逐渐成为政府职官系统中的成员。“史”的重要职责之一是掌文字，但从最初的历史来看，掌文字的“史”在传播历史知识的时候，仍然主要依靠口耳相传，先秦时期活跃的“瞽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先秦史学研究中，“瞽史”之辨是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关于瞽史的争论，郑玄认为瞽即大师，大师是瞽官之长。但他认为“史”不是单指太史。(《周礼注疏》卷37中郑玄注瞽史，瞽为大师，史为太史、小史，说明郑玄已不能确定“瞽史”的“史”究竟为大史还是小史。)韦昭认为瞽是大师，史为太史。孙诒让认为瞽为大师，史为大史。（《周礼注疏》卷26）近代以来，将“瞽史”分为“瞽”与“史”，只得到了顾颉刚等少数学者的认同。顾颉刚在《左丘失明》一文中认为，瞽和史是两种人，这两种人都是侯王近侍，多谈论机会，自有各出所知以相熏染之可能，其术易甚相通。[8] （P223） 徐中舒认为：“春秋时代我国学术文化虽有很高的发展，但有关历史的传习也还未能脱离这样的原始方式（只以口语传诵历史，以结绳刻木为辅）。当时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他们所传述的历史，原以瞽传诵为主，而以太史的记录帮助记诵，因而就称为瞽史。”[9] 王树民认为：瞽与史存在职业分工，“直到近代，许多民间艺人还是由瞽者来作，他们演述的内容，一般的是以历史故事或当时动人听闻之事为主，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启发。瞽者的听力和记忆力比普通人都要强些，最适宜作音乐和演述故事的工作，古代还没有文字的时候，或已有文字而书写条件十分困难，那时要想保存历史事件的具体情节，惟有利用瞽者这一特长，这样瞽和史就自然地结合起来了。远古时期的历史传说能够流传下来，应归功于瞽史的作用。”[10] 暂不论他们对“瞽史”的解读是否确切，但就目盲、靠口耳相传的“瞽”与“史”并列，并且有“瞽史”这样的著作，就不难说明，直到春秋时期，历史知识的传播仍然是口耳相传与文字记载并行不悖。文字记载最终取代口耳相传，应该是在汉代以后了。
三、口传历史时期历史知识传播的特点
由前文可知，巫师口耳相传的知识主要是：人类起源等神话、创世纪史诗、英雄史诗；氏族部落迁徙历史和原因；各氏族和家庭谱系；各氏族间的仇杀事件；氏族部落的首领和其他人物事件，以及所供奉的神谱等。如黔东南巫师所唱的丧葬风俗歌《焚巾曲》，其内容十分庞杂。它除了唱述死者的出生、成长及恋爱婚姻等情况外，还包括有洪水神话和兄妹结婚的原因以及民族的来源、民族的战争与迁徙，此外很多民俗及某些历史缩影。[11] （P195） 这表明，口头传说的内容主要是为了保存母系、父家长制时代氏族显贵们的家族历史，这种情况，不限于中国古代，世界其他诸族也同样如此，因而它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口头传说的历史起源甚早，著名盲诗人荷马所歌唱的《伊里亚特》、《奥得塞》 两篇史诗，就是有关古希腊英雄时代亦即父家长制时代的历史。史诗中所提到的一些情况，如古代城堡等，已被后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因而这个传说的历史并非无稽之谈，其中不少是可信的。
从人类历史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从我国周边各族和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演变情况来考察，最原始的历史编纂形式是以氏族显贵人物为中心的编年史，是从父家长制转变为奴隶制，从口头传说转变为文字记载的历史。
口传历史时期，先民们主要是通过琅琅上口的韵文来传播和保存氏族世袭等方面的历史，这从最早的文字记载都是韵文可看出一些端倪。“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观《列子》所载，有尧时谣，孟子之告齐王，首引夏谚，而《韩非子・六反篇》或引古谚，或引先圣谚，足征谣谚之作先于诗歌。厥后诗歌继兴，始著文字于竹帛。”[12] （P227） 先民们采用韵文的形式来传播知识，主要因为韵文是有韵律、有节奏的形式，易于记忆，易于传诵，易于传播，能弥补古时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口耳相传容易走样和淡忘的不足。
在先民们所采用的韵文中，最重要当属诗歌。“从历史和考古学的证据看，诗歌在各国都比散文出现较早。原始人凡遇值得留传的人物事迹或学问经验，都用诗的形式记载出来。这中间有些只是应用文，取诗的形式为便于记忆，并非内容必须诗的形式的。”[13] （P1） 古诗最初的功能是记载性的、实用性的，而非情感性的。[14] 口传时代先民以诗歌记事，也可以在少数民族中找到一些影子，如瑶族：“作歌记实，是瑶族人民记载本民族历史的传统方式。他们的歌，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了自己的历史：‘信歌’，记述了瑶族人民的迁徙史；‘历史歌’，记述着瑶族内部不同支系的来历，揭示了瑶民族形成的进程；‘纪事歌’，记述了他们苦难的经历和辛酸的往事；而《桃源峒》、《梅山峒》和《千家峒》三首古歌，则记述了瑶族的最早源头，成为多数史学家确认瑶族源于‘长沙、武陵蛮’说的有力旁证。有些歌谣，如纪事歌《里八洞》所记述的‘里八洞’衰落史，比《连州志》所记的更为详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纪事歌就是瑶族的历史文献。”[15] （P8）
文字出现初期，先民们采用琅琅上口的韵文来记载历史知识，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口头传播。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以文字形式呈现出来的“诗”，在当时则是“乐”，是用来诵唱的。《诗》300篇全为乐歌。今存《诗经》中《雅》、《颂》各篇大都出于宫廷，不少篇章就是为某种需要配合祭祀、宴饮仪式而作的音乐，即使是从民间采集得来的《风》，也经过太师整理而配以音乐。据春秋战国有关文献记载，诗歌通常是借“乐”来传播的。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记吴公子季札来聘于鲁，观于周乐，鲁襄王使乐工为之歌舞，所奏乐章和所观歌舞全是今存《诗经》的篇目。[16] 所以朱自清曾指出孔子时代，诗乐开始在分家。从前是诗以声为用；孔子论诗才偏重在诗义上去。[17] 春秋战国时期仍然有为数众多的韵文出现在各种文献中，“就韵文而言，在春秋时代，虽然没有集成的专书，但是像《诗经》一类的歌词，仍然散见于群经诸子之中。例如《左传》中之‘晋舆人诵’，‘宋城者讴’，‘鲁国人诵’，‘（宋）筑者讴’，‘郑舆人诵’，‘莱人歌’，‘齐人歌’，与《诗》之‘国风’的体裁几无二致。此外如《晋语》（二）中之‘暇豫歌’，《孔子世家》中之‘去鲁歌’，其词调亦无异《诗经》中之歌曲，惟更通俗而已。到战国时代，《孟子・离娄》的‘孺子歌’，《荀子》的《成相》与《赋》，《燕策》中的‘渡易水歌’”，[18]（P382） 这些“诵”、“歌”之类的韵文和《诗经》广为先秦时代的贤达所征引和传诵，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口头传播仍然是知识传播的重要手段。
口传历史时期，先民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保存本民族的历史记忆，口耳相传中传播者在复述传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传说的内容有所编辑加工，所以同一素材的历史记忆，在不同的传播者中就有了不同的内容，这造成了同一史事在流传过程中就会产生不同的版本，我们以流传甚广的“赵氏孤儿”为例进行说明。
关于“赵氏孤儿”最早的版本出现在《左传》中：（成公五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按：庄姬，赵朔之妻，赵朔为赵盾之子，赵婴与赵庄姬是夫叔与侄媳通奸）。五年春，原、屏放诸齐。婴曰：“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听。成公八年，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谗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s为铡A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庄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左传》成公五年）
而到了《史记》中，司马迁在《晋世家》、《韩世家》 中采用了《左传》的说法，在《赵世家》中则又提供了另外一种关于“赵氏孤儿”的版本：屠岸贾是晋灵公的宠臣，晋景公时出任晋国的司寇，他以治“灵公之贼”为名，诛灭弑灵公的赵盾之后赵朔等赵氏家族成员，赵朔之妻是成公姊，她带着遗腹子躲在宫中，屠岸贾索于宫中，赵氏的门客程婴、公孙杵臼大义救主，公孙杵臼牺牲自己，程婴带着赵孤躲入山中，赵武长大后在韩厥的帮助下，赵孤（赵武）杀了屠岸贾，恢复了赵氏。(注:限于篇幅，这里并未全列引文，具体引文见《史记・赵世家》。)
《左传》、《史记》 之外，汉代学者刘向也提供了两种关于“赵氏孤儿”的传说，一见《新序・节士》，其中关于“赵氏孤儿”的叙述，与《史记・赵世家》的记载相似，它主要昭显程婴、公孙杵臼的义薄云天，于韩厥的事迹言之不多，二者只是在文字上有个别字词的不同。一见《说苑・复恩》，其中的记载，文字上《史记・赵世家》多相同，主题与《史记・韩世家》相同，突出的是韩厥不忘赵氏提拔之恩。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史记》在《赵世家》与《晋世家》同时保留了两种“赵氏孤儿”的说法一样，《说苑》对“赵氏孤儿”的记载，在《复恩篇》与《贵德篇》也是迥然不同。《贵德篇》中，智果谏智伯应防备祸患时说：“夫s氏有车辕之难，赵有孟姬之谗，栾有叔祁之诉，范、中行有亟治之难，皆主所知也。”所谓的孟姬之谗，应是《左传》所谓的赵庄姬进谗言打击赵氏，这与《左传》的论调略同。
汉代之所以会出现多个关于“赵氏孤儿”的不同记载，是由先秦两汉历史口耳相传的特点决定的。(注:陈梦家说：古代历史，端赖神话口传，神话口传，遂分衍化；由于口传一事，言人人殊，故一事分化为数事。参阅《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20期。)因为口耳相传，所以先秦典籍的形成本身就是动态的，一种典籍最原始的面貌是什么样子？何时何人编成？汉代人都不十分清楚，他们也无法看到一部完整的典籍。[19] 所以，在汉代学者对前代文献进行整理时，同一史事往往就有不同的版本流传，《左传》、《史记》、《说苑》、《新序》 中关于“赵氏孤儿”的不同记载，反映的就是这个特点。
先秦时期历史相传以口耳，到战国开始述旧闻而著于竹帛，《左传》中很多材料就来自“传闻”。[20] 春秋各国史官留下的编年记注，其中包括承告的材料，多为提纲式，如《春秋》体，而在这种提纲体外，‘本事’另有传承形式，比如瞽涞拇诵，以及聆听这种传诵的国子学生。春秋战国之际，这些口耳相传的本事逐渐被记录为史记了，左丘明的工作，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21] （P91-92）
历秦汉，对先秦口耳相传之历史一直处于整理中。战国后，陆续有三代时典籍成书，儒家所谓的六经也开始出现。秦统一六国，焚书坑儒，非史官所藏之典籍多为秦火所烧，之后项羽火烧秦宫，焚书之余存，亦难免灰烬。然当时之书主要依赖口耳相传，秦始皇、项羽之火，于三代以来书籍的毁坏，并无史传所言之惨烈。
西汉政权中汉惠帝时首开大规模整理旧书籍的端绪，史称：“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讫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谓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政府既置写书之官，对口耳相传的典籍进行文字记录，但这些以文字书写的材料在民间流布不易，“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史记・滑稽列传》）所以汉人“故欲学者皆口说，非师师相传，其学无由”，[22] （P39） 知识的流传仍然以口耳相传为主，《左传》的传布也不例外。
《左传》中主要的材料来自“传闻”，西汉初《左传》又无写定之本，不同的传本在记事上肯定存在差异。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也曾以口传史料为著述的重要来源，如写荆轲刺秦王，材料就是来自朋友相告：“公孙季公、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史记・刺客列传》）写韩信，就亲临淮阴，从当地人那打听关于韩信的事，“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仍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史记・淮阴侯列传》）司马迁或许就是从文字记载材料和口耳相传的材料中，看到了关于赵氏孤儿不同的说法，本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实录精神，为我们保留了两种关于赵氏孤儿不同的记载。
汉代官方虽然设了书写之官，书写之官把在民间口耳相传的知识用文字记载下来。“在昔政府既置写书之官，而民间流布不易，故欲学者皆口说，非师师相传，其学无由，故最重家法。”可见口耳相传仍然是历史传播的重要手段，如儒家重要的典籍《孝经》在汉昭帝时仍然以口头传诵形式流传，“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皆口传，官无其说。”（《汉书・艺文志》）为什么口诵呢？如前文所述，文本的流传在当时是特别困难的。可以说，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汉之前包括汉初，经典主要依赖口耳相传而无文字定本，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传统学术一直强调“文”（文字材料）与“献”（口头传诵）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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