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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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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文化论文

第1篇: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道教;民俗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0)12-0088-01

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最好呈现形式。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其产生和发展中,势必对我国民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在各类民间风俗中我们常能看到道教的影子,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道教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影响在民俗节日、神灵信仰、民俗禁忌、民俗祈求等方面都有所表现。

一、对民俗节日的影响

古人对一年中一些特殊的日子做出规定,成为节日。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融合过程中,对中国古代民俗节日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

在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俗节日春节中,处处都能见到道教的影响。“京师谓元旦为‘大年初一’,每届初一,于子初焚香接神,燃爆以致敬。”这其中的“焚香接神”就是受道教的影响。

以祭灶的习俗为例,农历腊月廿三过小年,小年为进入春节的开始。民间多于此日夜礼拜灶神,祭灶反映出民众通过对道教俗神灶神的祭祀,以求达到保佑全家的目的。相传他是掌管一家生死祸福的,道教里崇尚此神,是因为灶君司饮食及火。道家一般敬灶时都要上表酬神,有送灶科仪,包括净灶、祀灶、净橱、送灶、迎灶几个部分的内容,蜡月二十四后灶君回宫,所以又要迎接他下凡回宫,希望能主一家之事,奏善定福。

民间还有扫除的习俗,“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屋”的习俗由来已久。民间腊月二十四为扫除日,又称“扫尘日”或“扫房日”。民间认为鬼魂到了腊月将离开人间,人们如果不把身体和房屋彻底打扫一下,鬼魂就会躲藏在灰尘当中,这实际上也源于道教。道教传说人身上附有一个三尸神,他常在玉皇大帝面前说人的坏话。一次,三尸神密报,人间在诅咒天帝,想谋反天庭。玉帝误信谣言,令三尸神把各家的罪行书于屋檐下,再让蜘蛛张网遮掩以作为记号,令王灵官凡遇有记号的满门斩杀。灶君发觉此事,便让每户人家扎个长扫把将蜘蛛网扫掉,将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人间避免了一次杀戮,人们为了感激灶王爷为人们除难消灾、赐福张祥,民间扫尘总在送灶后开始,直忙到大年夜。

二、对民间神灵信仰的影响

道教在形成过程中曾广泛地吸收民间的信仰内容,加以改造后纳入自己的神灵谱系,成为道教崇拜的尊神或俗神。俗神是指流传于民间而被道教信奉的神祗。主要有与自然现象相关的自然神,如雷公、风伯等;执掌读书人命运的魁星神;专门保护个人、家庭和城乡公众安全的守护神,如门神、灶神、土地神、妈祖等;护法神将关帝圣君等。但也有道教尊神直接影响民俗文化的,如三官大帝等。可见道教与民俗相互影响与促进,但是道教更系统化、规范化,从民俗中提炼出来,但又深深影响民俗,而民俗又为道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对民俗禁忌的影响

在道教与民间习俗互相渗透的过程中,道教禁忌对民间禁忌习俗的影响,成为民间礼俗的重要内容。根据卿希泰、詹石窗的研究,道教与民间禁忌礼俗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

以灶神禁忌为例,人们对灶君的崇敬,除了毕恭毕敬的祀奉外,还表现在许多忌讳上。由于对灶王爷既尊重,又畏惧,在心理上有很大的反差,便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忌讳来。这些忌讳,主要是灶前什么东西不能放,什么话不能说,什么事不能做:尤其是对女人,禁忌就更多了。在《敬灶全书・灶上避忌》中对灶君避忌做了非常详细的记载。如严格规定:“不得用灶火烧香;不得击灶;不得将刀、斧置于灶上;不得在灶前讲怪话、发牢骚、哭泣、呼唤、唱歌;不得在灶前小便、吐唾沫;不得在灶前赤身露体;月经未完的妇女不得经过灶前;披头散发者不得烧饭做菜;不得将污脏物送入灶内燃烧”等。人们认为做这些事情,会冒犯灶神或火神。

事实上,因为道教是从民间发显,早期的巫术、方术,甚至阴阳五行、老庄哲学、医学都浸润其间,成为道教禁忌的一部分。反过来看,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得到相当的重视与信仰,其本身的禁忌无可厚非地也就影响了民间礼俗的内容,从而达到两者水融的境界。

[参考文献]

第2篇: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

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一书中,论述了民俗文化的传播,更主要的是通过人类自身来作为传播的载体。以人为载体的传播方式主要包括约定俗成的口语传播、耳濡目染的经验传承、标志程式的共性传播、音乐舞蹈的艺术传播、神话传说的心理传播。总而言之,民俗文化意义上的传播,它不是一般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或消息扩散,它更多的是以世世代代的民众自身作为文化载体的传播。林继福、在《解释民俗学》一书中提到,民俗的传播途径多种多样,这些传播途径体现为人们的不同思想和行为。在中国,民俗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口语传播、行为传播、心意传播、文字传播四种方式。这四种民俗传播方式并非截然分开,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没有一种民俗的传播仅仅依存一种传播方式,只有在多元传播渠道的推动和作用下,民俗才能不断丰富,不断发展。鲁晓俊在汗青浊酒:《三国演义》与民俗文化一书中提到童谣,作为一种带有娱乐性质的民间游艺民俗,据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类童谣被称为谶遥,这种童谣与当时的时政联系密切,不像批评当今腐败的一些“谣”那样直白,而是借助于“谶”的形式来表述。谶谣有许多传播途径,比如通过铭文石刻,如《三国演义》第一百十七回邓艾看见诸葛亮几十年前题的石碣“二火初兴,有人越此,二士争衡,不久自死”便是一例。张国杰、程适良在《新疆民俗》一书中论述到民俗是民间社会传承的文化事象总称。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民族世世代代传袭的文化。它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民众口头、行为和心理而表现出来的,这些事物和现象,既蕴藏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传统里,又表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传统里。范勇、张建世在《中国年节文化》一书中,阐述年节习俗是一种综合的民俗文化,其中包含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思维方式及人们的行为模式,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年节文化的传播在于文化流的作用。文化流一般包括物质、精神信仰、媒介三种不同文化的特质流,而年节文化的传播就是通过这三个途径进行的。

随着社会教育理念的不断丰富和民俗文化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民俗文化传播路径研究在内容和范围上呈不断加强的趋势,研究成果相对来说较丰富。

二 民俗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研究

由于民俗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其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在构建和谐社会时期,将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从民俗文化视域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较少且分散,有待于进一步的扩展和完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

张芙华在《民俗与道德建设结合的几点思考》一文中的观点是:虽然民俗与道德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要素,各自具有自身不同的含义和特点。但是民俗与道德的关系密切,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文别提到:“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方法多种多样,利用人们在民俗文化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鲜活通俗的、生动典型的物质生活状态与精神生活状态,开展人们喜闻乐见的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能够增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游学民在《陕西本土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对接》一文中说到,“文化资源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和载体,思想政治教育需经由文化资源得以传播而又不能囿于这些文化资源,这就是二者关系的基本定位。”将民俗文化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就是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陶冶学生情操、历练学生心灵的过程,同时在一定的程度上使思想政治理论课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巧妙地利用民俗文化资源。作者只是着重论述了民俗文化资源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对于民俗文化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只是简单的提及,并没有详细论述。

陈宁在《民俗文化在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与实践——以四川民族学院为例》一文中的观点:“从民俗文化中发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案例,将其引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课堂教学和平时的教育工作中,通过大学生所关心的能体现民俗文化发展的实例引起大学生的共鸣,激发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变以往枯燥的理论讲授为兴趣盎然的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教学。”通过这种民俗案例的引入来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曹应森在《认真传承民俗文化 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一文中提到,“传统民俗文化在塑造人格魅力、传播思想道德、讴歌民族精神方面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给人以潜移默化的教育,要以引导人民群众挖掘、保护和利用本地的文化资源,建设文化阵地,在人民群众身边开展健康、清新又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文化活动,寓教于乐。”从而将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实现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3篇: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

如何对待民俗文化,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还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发展的问题。长期以来,对民俗文化的漠视使我们重新审视民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早在1937年,钟敬文就撰文《民众生活模式和民众教育》一文,谈民俗文化传承与教育的问题,点明了教育在改造民众生活模式,提高民众素质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1999年钟敬文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书中,特别强调要“大力推进各种层次的民俗学教育活动”,提出“民俗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对象,它也是一种教育的事业……民俗学教育,不仅仅限于大学、研究院,还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扩大它的传播……至少应该从中学起,对学生进行民族民俗文化的教育,让他们增强爱国情感,自强不息。”同时,还提出了编写中学民俗文化教材的设想,并以日本、北欧等国家典范做法为例,这些说明了在基础教育、大众教育中渗透民俗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2004年在南昌召开了“民俗教育与当代社会”高层论坛会议,与会代表们围绕中国民俗教育的现状和未来、民俗教育与学校教育,民俗教育与大众教育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一致建议应把民俗文化教育纳入中小学教材。华中师范大学的副校长黄永林也提出,对民俗文化忽视悲观的现象具有普遍性,从中小学到大学这种现象都存在着。如果这样下去,民俗文化就会在无形中流失,中小学应该把民俗文化纳入教材中去。2011年7月在贵州民族学院召开“中国民俗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在会上提出“民俗民间文化进校园、进课堂,编写双语教材,编写民族民间文化普及的读物”以及“传统节日为民族教育平台”等建议。专家学者们呼吁要高度重视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尤其强调要把民俗文化渗透到学校教育,渗透到中学语文课堂教学中。

课程改革的重视

2011年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与2003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都对教材提出了建议,强调教材的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注重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前言中关注到:“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加强,现代科学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的交流媒介不断出现,给社会语言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续,对语言文字运用的规范带来新的挑战。”强调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同时《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编写建议的第二条也指出:“教科书编写应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充分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要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要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情感,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另外课程标准都强调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语文课程资源不仅包括课堂教学资源,也包括课外学习资源,正所谓“语文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所以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到“自然风光、文物古迹、风俗民情、国内外的重要事件、学生的家庭生活,以及日常生活话题等也都可以成为语文课程的资源。”这里就直接强调对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不仅如此还强调对地方课程资源的开发,如: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的“各地都蕴含着多种语文课程资源,学校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认真分析本地和本校资源……积极开发潜在资源……”这其中也包括对地方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其实早在2005年由等部发出的《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中就强调把传统节日教育纳入学校教学活动之中,提出要在课程设计和教材中,进一步充实介绍传统节日的内容,加强民俗文化知识的普及。新课标颁布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材编排都有了很大变化,旨在“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民俗文化素养。

语文教材中民俗文化内容比重的增加

伴随着人们对民俗文化教育的呼吁,以及新课改对民俗文化的重视,渗透民俗文化理念的中学语文教材相应而出。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已经有数篇学位论文对了“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民俗文化”这一课题进行过研究。如西南师范大学覃宗毅的《中学语文的民俗教育探究》、广西师范大学冯汝林的《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民俗文化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李菲的《试论语文教学中的民俗教育》、山东师范大学袁芳的《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民俗教育探究》等。通过对这些论文的研究、对比,发现这些论文几乎都对中学语文教材中涉及到的民俗文化内容进行了梳理。他们多以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中对民俗文化的分类为依据,从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四个方面对教材中的民俗文化内容进行分类、统计、罗列,有的还对涉及到民俗文化的课文篇目比例进行了分析。

从他们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俗文化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确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非常高的比重。如西南师范大学谭宗毅,他初中教材以“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于2001年审查通过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为蓝本,高中教材是以“2000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著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试验修订本•必修)”为蓝本进行研究分析。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学语文的民俗教育探究》中指出“初中、高中各个阶段的教材中与民俗有关的文章所占比例较大,初中二册、三册、六册,高中一册、二册、四册、六册中占了一半以上,甚至高中第六册所占比例高达3/4。由此说明,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民俗教育是可行的,也是有依据的。”

山东师范大学2004级袁芳的《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民俗教育探究》中指出“据粗略估计,在现行的山东版新教材中(包括必修和选修),与民俗有关的文章基本占到各册的二分之一,有的甚至占到四分之三。其中,有些课文全篇都在讲民俗文化,而绝大多数是文中涉及民俗知识。”以上都说明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民俗文化教育是可行的,也是有必要的。

现行初中语文教材中有很多内容涉及到民俗文化。如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有《社戏》(第十六课)、《安塞腰鼓》(第十七课)等这样一些反映地方民俗风情的选文。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开设了民俗文化专栏,所选课文大多是写各地节日风俗,也有讲述民间艺人轶事,描述街头商贩吆喝的,展现了一幅幅有声有色的民俗风情画卷。所选课文有《云南歌会》(第十六课)、《端午的鸭蛋》(第十七课)、《吆喝》(第十八课)、《春酒》(第十九课)、《俗世奇人》(第二十课)。不仅如此,本单元的“综合性学习•写作•口语交际”的主题就是“到民间采风去”。

开设有“家乡素描”“、认识方言”“、乡土发现”“、节日探源”等五个专题让学生关注平常习焉不察的民风民情,探寻日常生活背后的“学问”。在新一轮高中语文课程改革中,教材建设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尤其是语文选修教材,更是琳琅满目,为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就拿现行人教版教材来说,高中语文选入五本必修教材,十五本选修教材。为了传承我国的民俗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教材选入了一本专门介绍《中国民俗文化》的选修教材,在介绍这本教材的概况时有这么一句话:《中国民俗文化》是高中语文科目、人教课标版的选修教材,立足于培养中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在这本教材中,编者把民俗文化分为物质民俗和非物质民俗两个部分。教材从学习语文出发,从浩如烟海的民俗文化现象中选取年节风俗、衣食住行、百工百业、红白喜事、社交礼仪、信仰禁忌和神话歌谣七个专题来探究民俗文化。这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民俗文化教材。同时民俗文化在必修课中也零散的存在着,如鲁迅的《祝福》,讲的是浙江绍兴一带曾经流行的一种迷信习俗。

沈从文的《边城》,讲的是湘西淳朴的风俗人情。新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涉及到的则是封建社会的婚姻习俗,家族习俗等。其中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梳理与探究”部分第二个专题“古代文化常识”中,专门列有“四、礼仪制度”;第三个专题“姓氏源流与文化寻根”中,专门列有“二、年节风俗”。这些都强调了对民俗文化的学习和传承,为民俗文化的学习提供了条件。

中、高考的亲睐

无论是中学教材,还是高中教材,无论是选修教材,还是必修教材都强调民俗文化的学习与传承。随着新课标的出台,和民俗文化有关的中、高考试题应运而生。例如2010年的陕西中考试卷,试题在设置上凸显了“弘扬传统文化”的主题。整套试卷在“综合性学习”板块,设计了以“我来说生肖”为主题的综合性学习活动,课外文学作品阅读则选取了人文性、文化味较强的两篇材料《秦岭》、《秦腔吼起来》,明确表现了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归纳、对传统文化内涵的诠释,让学生能感受到陕西地域文化的氛围,树立学生热爱家乡的意识,这样一个主题的选取,可以说这是本套试题的一大亮点。2011年许多省市的中考题纷纷“聚焦”传统文化,引发学生对传统节日、民族文化作一次深切的关注和理性的思考。(2011•辽宁省沈阳市)综合探究。是有关“中国月文化”主题探究活动。(2011•福建省泉州市)综合探究。涉及的是有关民俗节日探究的问题。(2011•福建省漳州市)综合探究。为弘扬漳州乡土文化,学校文学社开展“傩文化”民间采风活动。(2011•陕西省)的相关内容是以“走近姓氏文化”为主题的综合性学习活动。选题的目的是走近姓氏文化,了解姓氏文化,有助于增强炎黄子孙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以及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第4篇: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

随着21世纪的来临,许多人文学科面临着新的挑战,“反思”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话题。

民俗学作为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适时地总结自己的不足,根据学术发展的规律及时调整本学科发展的战略,也属于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本文就民俗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民俗学界的同仁。

一、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回顾

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被引入中国,肇始于1918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歌谣征集活动。10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从此揭开了中国民俗学的序幕。此后,1922年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本办的《歌谣周刊》,在其创刊词中更明确提出了民俗学的学术目的:“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以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歌谣》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11月。)历来为精英们所不屑一顾的民间俚俗歌谣,如今竟然刊登在堂堂国家最高学府的报纸上,并进入了学生的课堂,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石破天惊的事情。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0年代末,除北方的北京大学外,广州的中山大学又成为民俗学发展的另一个中心,1928年成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并创办《民俗周刊》,出版了一批民俗学调查与研究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山大学时期出版的著作中,以顾颉刚的《妙峰山》影响最大。妙峰山调查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1925年组织的一次考察活动,当时的调查文章在《京报·副刊》上以“妙峰山进香专号”的形式分六期刊出,1927年顾颉刚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册,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的一种出版。妙峰山调查在学界影响颇大,何思敬在读到“妙峰山进香专号”后,曾指出:在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存在一种对于民众生活知识缺乏和态度冷漠的“暮气”,妙峰山调查是对民间文化、民间宗教“科学的调查是第一次,并且这第一次的调查已经得到很好的成绩”;并称赞说:“妙峰山专号就是打破这种暮气的一个霹雳。”(《民俗》第四册,上海书店影印本第一册,1983年12月。)

北京大学的民俗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战爆发,中山大学的民俗学活动持续到40年代初期。其间,20年代末到30年代后期的杭州、抗战时期的西南、三四十年代的陕北等,都有一些属于民俗学方面的活动,并出版有民俗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成果。

从1918年到1949年的30余年间,民俗学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这种基础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讲,还是相当不牢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没有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占有稳固的位置,如建立系科、培养学生等;其次,它没有以此为生的学者,民俗学在中国最早的提倡者大多数都没有成为民俗学家,或者本来就是把民俗学作为自己专业的副产品。如顾颉刚提倡民俗学最为用力,但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会会长容肇祖后来也是以哲学、历史而享誉学界的;至于北大时期的周作人、刘半农,中山大学时期的杨成志等,也都不是以民俗学而立足于学界,后来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钟敬文,在30代也是以散文而闻名于国内的,但他与其他学者不同,当时他已经立志要以民俗学为自己的学术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本世纪上半叶,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进入中国,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独立的学科,民俗学在当时的中国还远没有成熟起来,以后要走的路程还很长很长。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本来就没有显赫过的民俗学更加寂寞。在这期间,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原因,民俗学中的民间文学受到特别重视,得到了突出的发展。民俗学研究的部分内容也在其他领域得到了应用,如在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普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中,对于调查者而言,民俗学成为必不可少的知识,而民族的风俗习惯也成为识别区分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

1979年至今,民俗学从呼吁恢复到学科地位的最终确立,又走过了20年的历程。如今的中国学界,民俗学已经登堂入室,被确立为社会科学大家庭里面的一门独立学科,民俗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步入正规,民俗学的学术组织纷纷建立,民俗学的学术著作不断面世,全国各地建起了许多规模不等的民俗博物馆,民俗、民俗学、民俗文物这些过去不被人们所重视的名词.现在也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黄金时期。

二、中国民俗学的现状及其学科危机

中国民俗学经历了近20年的恢复和发展,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居安思危,当前的中国民俗学仍然潜存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俗学对于学科名称的争议,不利于民俗学在当前学术界的顺利发展。

民俗学虽然已在中国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们是,对于将本学科定为何名仍然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现有的论点中就有“民间文化学”、“民俗文化学”、“民俗学”等几种不同的观点。主张用“民间文化学”为学科名称的学者认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现在已经扩展到整个民间文化领域,原有的民俗的概念已经不能涵括现在的研究内容。因此,要用“民间文化学”来取代“民俗学”。若依此说,同样以民间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学似乎也应改名。“民俗文化学”的出现是近年来流行的把一般性概念套用“文化”一词的结果,持此说者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定为民俗文化,认为“民俗文化”一词的内涵已经超出了原来“民俗”一词的范围。至于用“风俗学”替代民俗学,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论,早在30年代就有学者坚持这种主张,但并没有在学术界流传开来。类似的名词概念的争论还有,如“物质民俗”、“阶级性”、“阶层性”等等。

对于民俗学的学科基本概念展开争论,确实有助于学术的发展,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学科的规范化。现在国外民俗学界也有关于民俗学改名的争论(李扬、王钰纯:《folklore名辩》《民俗研究》1999年第3期。),其起因主要是民俗学不光彩的历史和民俗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问题。但是,这种对于民俗学名称的争论,在当前的中国却会对学科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民俗学是近几年才被国家承认为独立学科的,国家确认的学科名称就是民俗学。现在连自己的学科名称都需要重新讨论,这很容易被那些对民俗学怀有不良用心的人所利用,用以作为打击稚嫩的民俗学的借口。笔者认为,对于民俗学这个学科到底使用什么名称是可以争论的,但从大局出发,在现阶段应该努力维护“民俗学”这一已经被本学科和学术界普遍接受了的学科名称,以利于学科的连续发展。

2、民俗学核心概念——“民俗”一词内涵的扩展,与学科外延的无限膨胀,会给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当前民俗学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开始关注民俗学,甚至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民俗学的领域中来。说明了民俗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已被广泛认识,固然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还有种倾向却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甚至会对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带来负面影响。这就是,民俗学的核心概念——“民俗”的内涵在被人为的扩大,致使人们误认为什么都是民俗,民俗无所不包,同时,民俗学学科的外延也在膨胀,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分支学科。

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它的范围确实比较广泛,民俗事家与其他许多学科领域、具体行业都会发生联系,如饮食民俗之与烹饪、食品业,居住民俗之与建筑学、勘舆学,服饰民俗之与服装行业,交通民俗之与交通、旅馆、道路管理等。尽管如此,当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出现交叉的时候,民俗学是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现在有些学者的做法却是将某一类民俗事象与其他领域硬性结合,便创造出一种所谓的民俗学的新的分文学科,而这种分支学科的学术框架往往又没有什么创新,几乎是完全套用现有的民俗学理论框架,其基本模式是在民俗学理论框架中填充一些某类民俗事象的例子。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应该有,而且分支学科的出现也标志着民俗学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不过.现在出现的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存在的一个最普遍的问题就是失去了作为民俗学的学科特性,即没有体现出是民俗学的分支学科。我们读一些分支学科的著作,总会把这个分支学科和与它相临的学科(如饮食民俗学之与烹任、食品,民俗语言学之与社会语言学等)混淆起来,或者,读分支学科的著作与普通的民俗学概论类的著作区分不开。

与此类似,关于民俗概念内涵的无限制扩大问题同样应该引起民俗学界的重视。民俗的内容涉及面非常广,但民俗学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主要研究属于民俗观念性的现象。早在民俗学的初创时期,曾担任过英国民俗学会会长的博尔尼女士(charlottesophiaburne过去多译为“班尼”)有段非常著名论述:“民俗包括作为民俗精神秉赋(thementalequip)的组成部分的一切事物,而有别于他们的工艺技术,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式,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渔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祖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英]查·索·博尼尔著,程德祺泽:《房俗学手册》,第一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同样是一件民俗物品,作为手工艺人会从制作技艺、用料、实用价值等方面去考虑问题,文物工作者会考虑它的文物价值,而民俗学者需要研究的是通过这件物品所反映的民俗活动(仪式)和民俗观念。尽管我们现在也非常重视物品在民俗研究中的作用,甚至出现了“物质民俗”、“民俗文物”等名词。但我们绝不能就物论物,必须看到物品后面的民俗意义。民俗物品的研究如此,其他方面的民俗学研究也是这样。这个看法可能会被许多人认为太保守,笔者觉得即使保守一些,也比失去了自己固有的研究领域,最终成为一门没有确切研究对象的学问要强得多。

3、民俗学从业人员学术素养的欠缺已经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前面已经说过,在民俗学发展的前30年中,真止以民俗学为自己专业的学者几乎没有,多数学者是在民俗学的行当里“客串”。对于这类学者来说.民俗学只是他们所研究专业知识的补充,并非是必须具备的知识。近20年来,出现了部分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对于这些专业研究人员而言,从事民俗学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学术素养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我们现在民俗学的专业研究人员,大多数是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出身,这与近50年民间文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有关。1979年以后,在中国有了恢复重建一些以前被取消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可能性时,当时就是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最早认识到民俗学的重要性,而倡议恢复建立民俗学的。因此可以说,民间文学学者对于民俗学学科的提倡与重建功不可没,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民俗学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归属方面依附于民间文学(或者是文学)。

如果说,在学科恢复的初期,这种主要由文学出身的学者组成的民俗学的队伍,基本上还能够适应学科初创阶段的需要的话,那么,随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从业者知识结构的欠缺而对学养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问题就越来越突出,如今这种不利影响已经不只是学者本人的问题.还影响到了对下一代学术接班人的培养。这突出地表现在民俗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上面。过去,民俗学不属于独立学科,我们只能借鸡下蛋,利用文学的硕士、博士点培养民俗学的高级人才,由于是文学的学位,所学的课程自然以文学为主,只是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略有侧重。如今,民俗学已经成为独立学科,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可是,我们面临的难题是,有许多民俗学专业的学生必修的课程(如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原始社会史等),指导教师本身就十分缺乏,致使教师必须与学生一起进行补课。

作为一个民俗学者,除了牢固掌握本学科的知识以外,还要对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能够熟练运用田野作业和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民俗学的整体学术水平才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民俗学才能够在社会科学之林中扎好根、发好芽。

4、民俗学爱好者众多,但专业研究人员不足;民俗学群众性学术组织虽多,但专业研究机构不健全;社会上民俗活动不少.呈现出的却是一种虚假的学术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民俗学潜在的诸多问题。

现在,全国有省市级的民俗学会近3o个,地县级的民俗学会则更多,尽管相当一部分学会有名无实,根本不搞学术活动,但每年全国各地组织的民俗学的会议也在十几次。而且近几年地方性学会动辄组织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学术会议,声势浩大,规模不小,确实也在社会上为民俗学制造了一定的影响。除了学术组织举办的民俗学的活动以外.一些政府部门,其他的社会团体也利用民俗或者打着民俗的旗号举办一些活动。诸如此类,都造成了在社会上民俗学似乎十分繁荣、十分走俏的现象。

但从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对上面所说的这类民俗活动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许多学术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参加人员虽然不少,论文数量也很可观,但学术水平不高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造成学术水平不高的原因固然与我们学科尚处于初创恢复阶段有关,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民俗学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不高,学术水平较差。我国民俗学的队伍中,大约80%以上是在基层从事群众文化或者地方史志工作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在政府部门的业务人员或管理人员,他们涉足民俗学的原因,是由于所从事的工作与民俗相关;在大学或科研单位中进行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在整个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大约不足10%。基层的研究人员受条件所限,主要是进行一些地域民俗的调查和研究丁作;政府部门的民俗学研究者,主要是利用民俗学的现有成果为时政服务;因此,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任务主要是由在大学和科研部门从事民俗学专业研究的人员来完成。而这部分专业人员的状况又是如何呢?民俗学在多数大学里,过去都依附在文学等其他学科之中,缺少起码的资料、教学、办公条件等各方面的积累,起步就处于劣势;而且,现在多数大学里的民俗学的教学或行政,仍然没有摆脱受制于其他学科的状况,没有取得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至于民俗学在科研机构中的处境更是不容乐观。至今在国家科研机构中(如社会科学院)尚没有民俗学的位置,科研机构中研究民俗学的学者一般分布在文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机构里,大多是以其他专业为主,兼营民俗学。这些,都是不利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因素。

至于地方政府或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一些民俗活动,其动机就不是为了发展民俗学,而是利用民俗,以民俗为媒介企望能够创造经济效益。近些年各地搞的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许多活动,其中的“文化”的内容,主要指的就是民俗的内容。实事求是地讲,这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民俗学应用研究的活跃;同时,通过这类活动民俗学的学术研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这类活动中也存在着歪曲民俗、制造假民俗,甚至破坏民俗的现象。对此,民俗学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以免造成社会上的民众对民俗学产生不好的印象。

民俗学界的学术活动虽多,但水平不高;社会上的民俗活动不少,但只是片面利用民俗。民俗学表面上的繁荣潜伏着学科的更大危机.这也是当前民俗学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

三、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前景展望

中国民俗学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甚至是致命的缺陷。但学科的发展前景并非是一片漆黑,展望即将到来的21世纪,民俗学的发展仍然充满着机遇。

一、学科地位的确立为民俗学会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7年,民俗学在传入中国80年之后,终于在高等院校中堂而皇之的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民俗学取得了独立学科地位。这意味着,今后民俗学可以培养自己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而不必象以前那样,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力量培养民俗学人才(所谓“借壳下蛋”)。截止到1998年底,在全国高校中,共有8所院校被国家授予培养民俗学博士、硕士的权力,其中博士点一个,硕士点8个。1999年秋,中国第一批以民俗学的名义招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进入高校,这标志着我国在民俗学高级人才的培养方面已经步入正规,在三五年之后,将会有一批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民俗学人才进入社会的实际工作部门,民俗学将会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下个世纪,中国许多行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大发展,将会为民俗学的生存创造良好的环境,为民俗学的应用研究提供广阔的天地,为民俗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提供就业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会促进民俗学整个学科的发展。

中国的产业结构在下个世纪仍然会有较大幅度的调整,民俗学将会在这种调整中成为获益者。像旅游业就必定会有在今后的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为民俗学人才提供用武之地,应用民俗学、旅游民俗学等与实际应用有密切关联的一些分支学科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对此,民俗学将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在保护本民族文化、了解异族文化,促进全球贸易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民俗是一个民族的基础文化,在民俗文化中最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因此,民俗学通过对本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揭示民族文化的真谛,总结民族文化的精华,这在保留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抵御外来文化的侵入等方向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第5篇: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

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陶思炎教授在大会发言中对民俗艺术研究进行了历史回顾,指出在上个世纪2O年代随着日本“民俗艺术之会”的成立和《民俗艺术》杂志的创刊,“民俗艺术”已经开始从民俗学中被剥离出来,成为艺术学研究中的一个与传统生活紧密联系的新方向。中国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民俗艺术学的研究,近来,相关论著的出版、民俗艺术学硕士和博士的培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设立、民俗艺术相应机构的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开展等,都反映了中国民俗艺术研究的拓展和繁荣。陶思炎教授指出,今后“民俗艺术学”的发展还急需加强基本理论的研究和自身学科的建设,以真正建立起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影响国际学界的中国的“民俗艺术学”。台湾辅仁大学郑志明教授的《“民俗文艺学”的研究范畴及其展望》对民俗文艺学的具体内涵与研究范畴做了详细界定,认为它是文学与民俗学的交叉领域,独立于文学、民俗学的原有范畴,自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民俗文艺学超越了传统单一的学术领域,必然走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用不同的研究角度开拓出更多的探讨面向与发展方向,结合成更为庞大的总体学术研究。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张士闪教授的《新时期中国艺术学的“田野转向”与学科景观》以艺术民俗学为核心进行考察,认为中国艺术学研究自新时期以来发生了影响深远的“田野转向”,关注艺术活动的民间发生现场、敞显个体的艺术生存智慧、秉持文化一生活的整体研究范式在当下艺术学研究中渐成主流。提出艺术民俗学与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以及民俗艺术学一样,都代表着艺术学“整体研究”的学术理念,而同时又有其独特之处,认为陶思炎先生首倡的“民俗艺术学”与其提出的“艺术民俗学”只有在中国艺术学“田野转向”的大前提下才得以呈现其探索意义。

二、中外民俗艺术的交流比较研究

在回顾与展望的前提下,与会代表对中外民俗艺术的交流融合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与探讨。韩国高丽大学田耕旭教授的《丝绸之路与东亚的表演文化》阐述了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西域、中国、韩国表演艺术的交流及韩国表演艺术的发展过程,指出作为东亚共同戏剧文化艺术的散乐百戏在韩、中、日各国随着时展变化各具不同特点,从而形成了各国的传统戏剧,因此今后对东亚表演艺术的普遍性与各国特点的比较研究是为东亚表演艺术的交流与深入研究所必要的课题。日本神奈川大学庸田律子教授的《神与祭神民间表演——于日本的展开》在追寻日本相关学者对祭神民间表演形态考察中出现与中国创世神话中相关的神名的基础上,添加并整理了其他涉及的文例,由此进一步考察由中国传来的“”如何演变为日本的狂暴之神这一问题,同时也考察了与汉族相邻的苗族如何接受并理解“”的问题。日本东北大学铃木岩弓教授的《与半跏趺坐地箴像有关的民间信仰》把半跏地蒇作为民俗艺术的一个范例加以思考,以日本东北地区为例总结了日本对于半跏地葳的信仰情况,并且从对我国江苏佛教寺院的考察中发现半跏地蒇画由此产生对于今后课题的思考,即基于日本撰述的伪经所建造的半跏地葳像为何会出现在中国?这将对于重新认识半跏趺坐地葳像、并从东亚这一广阔领域弄清民俗佛教的展开具有重要意义。曲阜师范大学刘卫平副教授的《“龙灯扛阁”与“男寺党农乐舞”的视觉形象比较》从造型艺术构成的角度对韩国传统的“男寺党”农乐舞与我国山东省的“龙灯扛阁”舞此二种民俗舞蹈作了比较,提出了它们视觉形象层面的异同之处,这对全面理解东亚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不同民族的精神特性将有所帮助。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徐习文副教授的《日本对中国端午文化的接受》引起了与会者对于中日文化交流与比较中某些具体问题的热烈争论。

三、民俗艺术的文化内涵与功能探索

民俗活动文化积淀厚重,内容广博而绚丽多姿、内涵丰富而异彩纷呈、形式独特且流传久远,因此挖掘民俗艺术的文化内涵并进行其功能探索,是民俗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田兆元教授的《仪式美术:概念的建立与学术内涵》指出仪式美术作为美术的一种类型,特指那些因仪式而存在的美术形式,它有既存的作品的仪式展演,也有即时的创作。当前对仪式本身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都需要新的思维,仪式的相关文化研究更是推动仪式研究的重要空间,通过对它的研究既可推进仪式研究走向深入,也可对于美术形态有更为广泛的认知,因此,仪式美术应该成为引人注目的民俗艺术学研究论题。重庆大学艺术学院龙红教授的《论吴昌硕绘画中的民俗意象》从民俗学角度审视吴昌硕卓越绘画艺术中以俗入雅、雅俗交融的民俗意象生成状态,从而分析其绘画艺术被广泛接受的深层文化原因。龙红教授的发言也给与会者提出了关于民俗艺术化与艺术的民俗化二者关系的思考,深化了民俗艺术研究的内涵。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苏金成副教授的《民俗艺术研究方法略论》对民俗艺术研究的基本方法进行初步探析,并对在民俗艺术学研究领域做出贡献的民俗学家、艺术学家陶思炎教授的关于民俗艺术学研究方法的学术观念进行简要梳理与分析,指出国内的民俗艺术研究正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学术研究体系并与世界民俗艺术研究相接轨。此外,济南大学艺术学院韩波副教授通过对民俗艺术作品的形式语言及艺术意义的分析,对民俗艺术作品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挖掘。南京师范大学晁胜杰博士的“抚琴居右”论把人抚琴居琴之右侧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礼俗相联系,探讨其中包涵的文化内涵。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刘凯博士对南京高淳老街建筑木雕进行了艺术风格上的分析,探讨其深刻的民俗内涵与文化意蕴,以期成为了解高淳地区乡风民俗的重要参考资料。

四、民俗艺术田野调查资料的深度阐释与探究

中国民协《民间文化论坛》编辑冯莉的《白地吴树湾村祭教祖舞仪的形态分析》以滇西北纳西族东巴舞蹈仪式的田野个案为例,对吴树湾村祭教祖习俗中的舞仪形态特征进行了详细描述和因子分解,认为宗教民俗艺术的价值需要在田野中不断地去挖掘。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李宏复副研究员的《中国民间的戏曲刺绣图像——象征意义的非文字教化功能》介绍了在中国民间刺绣作品中常见的戏曲题材的主要纹样或图像,指出其中所传达的故事情节和象征寓意既起到教化作用,又形成了新的艺术品的再生产,每种刺绣的图像符号均传递着一定的文化信息。河南大学艺术学院陈宗花副教授的《民俗艺术考察中现代技术手段的功能及限度问题探析》指出现代技术手段的采用对民俗艺术田野考察工作起到了巨大推进作用,但当前出现了过于依赖、迷信现代技术手段等严重问题,已影响到民俗艺术田野考察工作的有效开展,针对这一问题,陈宗花提出民俗艺术田野考察要坚持“以人为本”。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尹文教授的《以<诗经>立意的中国古代雕花床》从《诗经》的艺术语言这个崭新视角来阐释雕花大床的床楣木雕之大雅,认为《诗经》艺术语言深深刻印在中华民族文化思维之中,影响民俗艺术各个方面。另外,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讲师的《试析魂瓶罐腹的小孔与动物组合装饰》以东吴中晚期魂瓶罐腹上使用较集中的小孔与动物组合形象为考察对象,认为其是具有一定民俗含义的象征符号,带有较为显著的吴越本土巫术俗信色彩。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吕晓燕主任对明清时期南京附近地区女性发簪进行研究,展现了这一时期妆饰艺术所赋含的民俗风情和审美情趣。

五、民俗艺术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第6篇: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中国民俗艺术 文化溯源 原始美

1 “2011北京・中国民俗艺术国际论坛”的基本情况回顾

1.1 开幕式及专题报告

2011年10月15、16日,“中国民俗艺术国际论坛”开幕式及专题报告会在北航举行。此次国际论坛的学术主题为:现代性与民俗艺术、中国民俗艺术的保护与传承、民间信仰与民俗艺术、现代教育与民俗艺术等。出席论坛有30余位专家学者,分别来自国内及法国、英国、日本的高校与相关研究机构,学术研究涉及社会学、人类文化学、艺术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民俗艺术收藏与研究等方面。

怀校长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民俗艺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是充分体现民族精神的文化遗产,是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重要依托。研究以及发掘蕴藏其间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文化传承和建设的重要使命。

在随后的专题报告中,田青、邓启耀、范华(法国)、大田尚作(日本)等与会专家发表了专题的学术报告,报告的内容涵盖现代保护民俗艺术的必要性和难度、以及如何把民俗艺术运用到现代的教育当中去以及切实贯彻保护民俗艺术的步骤和方法。两天的报告听下来,颇受感动,内心对于民俗文化的喜爱更为强烈,迫切地希望能够追随专家学者们的脚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多去研究各地域的民俗艺术,在即将面临消逝的民俗文化边缘能捡起一些文明的碎片。(图1)

1.2 “超越与创作――移动的古代祭祀壁画”展览(图2)

整个的民俗艺术论坛,最令人震撼的当属“超越与创作――移动的古代祭祀壁画”展览,展出的80幅古代绘画和200个古傩面具特别震撼人心,这是颜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在平时细心收集、整理、修复和装裱的一些民俗杰作,这也是颜老师收藏的一批尘封百年的古代祭祀壁画的精品,这些祭祀壁画均为传承下来的工笔画真迹,跨地域范围广阔,包括贵州、江西、湖南、四川等地,在时间上横贯明清、民国等几个时期。内容多为天、地、水、阳四界古往今来的历史英雄、祖先亲眷、神仙鬼怪、动物与草木精灵,包含巫术、道教、佛教、祖宗神灵信仰和儒家教义等文化与情感内容。

这些古代作品大俗大雅,古滩面具率性、自由奔放、浑厚,各个祭祀壁画又严谨、深沉,堪称传统美术的好范本,画作的精细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颜老师说:“这些作品展示了前人面对神圣美好与他者悉心分享、相互庆贺告慰, 面对天灾人祸自我鼓舞、自我疗救的人情与人性关怀,展示了前人以艺术方式自娱自乐, 以无中生有的卓越想像力彰显浪漫精神, 以艺术创造的方式敬畏生态自然、超越功利实在、延展生命时空、升华人性意境、提升幸福指标的恢宏态度。”是的,这些至今仍保留着我们祖先的提问的民俗艺术作品,向我们传递着生生不息的民族感情和无尽的想象力。

1.3 沅陵县原生态民俗歌舞专题展演

民俗艺术论坛还特邀了湖南沅陵县艺术团于15晚在北航学术交流厅进行了主题为“四季飙歌”原生态民俗歌舞展演,分为“春之声”、“夏之梦”、“秋之喜”、“冬之情”四季篇章。

沅陵的歌舞艺术表演是集沅陵民间歌舞于一体的一种艺术形式,有酉水船工号子、盘木号子、打夯号子、车水号子,有精彩腔调的山歌演唱,有诙谐的小调表演,有民间喜庆点子,还有古老习俗之舞《哭嫁歌》等。整个的演出把我们带回到原生态的民间,放纵在山川和大地之间,徜徉在小河和田埂之上,让我们去感受那种来自于原生态的无穷的生命力和浓郁的民俗风情。

2 民俗艺术的觉醒对设计艺术文化的影响

当下中国的设计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设计届开始经受日本和欧美设计的影响,模仿、抄袭、嫁接日本和欧美的设计,导致了创新文化意识的匮乏和民族语言的缺失。但随着现代民族意识的逐渐清醒,民间的元素逐渐被艺术家挖掘,设计业陷入一个茫然的混合发展的状态。

我们现在不会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盲目的崇拜西方的设计,因为西方的设计是立足在他们的发展基础之上的,根本救不了中国的设计,曾经盲目地学习反而使我们失去了自己本民族的特有的文化基因和心里认同感。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设计,都不可能从别的国家移植中的来,只能在本民族文化基因和艺术精神的繁衍下成长,都要立足于本国的国情和本民族的文化,因为这些才是文化发展的基本源泉,才是艺术长期发展的基本沃土。一个设计师如果没有本民俗的传统文化修养和沉淀,那么他所节后的设计文化只能说是一种比较肤浅的表面的文化,这种嫁接的“无根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能昙花一现。

第7篇: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

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 文章 来源 于 3 e d u 教 育 网

一、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1〕。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2〕。“‘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3〕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4〕。以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5〕。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着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着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着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着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着《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着、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着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着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着、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分析归纳法是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专题性个案研究。本研究需要从个性到共性,发现一些共同的艺术传播规律或传播生态特征,做到个案剖析和理论总结相结合、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使论文达到理论研究高度,这要有赖于归纳法的采用。交叉研究法是运用艺术学、传播学、生态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本论题进行综合研究,这些学科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以艺术学学科理论为先导,交叉研究法可拓展本论文研究视野、开拓思路。

历史比较 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 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 :艺术试论 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 我对美学方法、学科定位及审美价

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 文章 来源 于 3 e d u 教 育 网

法是本论题的研究需从总体上寻找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形式观念与人的精神需要之间的关系,当民俗艺术被放在时间坐标中审视时,需要把握时间的生命精神与民俗艺术传播变化、生态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变迁,可挖掘其表象中蕴藏的规律。研究视点首先是,采用多维视角。本研究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以艺术学观照为主,结合采用传播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资料来作分析整合研究,力求以新颖全面多方位视角呈现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的整体特色。

第二,把民俗艺术的研究和传播生态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以往相关的一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民俗学学科体系内的民俗传播与生态民俗研究、艺术学学科体系内的艺术与传播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化角度的民俗艺术专题性研究,而把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纳入民俗艺术学研究视野的专门性理论研究尚属艺术学学科中有待涉及的新的研究尝试。

第三,重视规律概括与综合性表述。本研究虽为基础理论研究,但研究中也必须借助诸多鲜活且各具特色的个案资料,从具体的个案分析层面出发,进行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的相关性研究,从中探析抽取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特征与规律,并对其进行综合性表述与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层面。

四、可行性分析

把传播生态理论纳入民俗艺术研究视野,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分析主要抽绎了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二者之间的共性特征,并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试图从崭新的视角考察“民俗”与“传播生态”的交叉与共融。

其一,媒介生态学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具有批判的意义和反思的力量。而“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研究民俗艺术的特征,也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可开辟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民俗艺术的视野,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

第8篇: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宋代;婚服;礼俗

一个时代的服饰,是那个时代文化的表征。宋辽夏金时期,我国各民族交流频繁,融合进一步加剧。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各民族服饰在交融过程中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中原宋王朝传统服饰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元素,而北方草原民族服饰也逐步汉化。服饰是礼仪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礼仪、风俗文化在多民族政权并立的历史大幕下,通过服饰文化的交流,由中原王朝向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传播、发展。中原王朝内部,礼仪经历了统治阶层的不断调整、强化,最终形成了不同于汉唐的、独树一帜的风格、体系。服饰作为礼仪文化重要表现形式,其分等级、定尊卑的作用也进一步加强。为了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婚礼而准备的婚服,是传统礼仪文化的重要象征。无论是婚礼用的服装、化妆、配饰、都是当时社会审美取向的体现。华美、精致的婚礼服饰,是服饰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礼仪规范的集中体现。研究婚服,能够更直接的了解这一时期各个区域的服饰审美取向和其中蕴含的礼仪文化内涵。近二十年来,虽然婚姻礼俗和服饰研究这两个方向研究成果卓著,但将它们相结合,研究婚礼服饰与婚俗、礼仪关系以及婚服的礼制内涵的文章却不多,可以说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

一、研究服饰、礼仪的古籍、专著

有关婚礼服饰的内容在众多史书中曾被提及,如在《宋史》[1]、《辽史》[2]、《金史》[3]、《西夏史》[4]中都对皇帝、后妃、命妇、官员等贵族的礼服形质有详尽的记载,并做了具体的规定。郑樵所著的《通志》[5]中对天子、太子、后妃、官员的章服和婚礼仪制也有明确记载。这类史书虽然记载了统治阶级的章服制度,但并没有专门对婚姻服饰进行记录。尽管如此,透过这些记载,我们还是可以一窥那个时代华美礼服的形质,婚服做为其中的精品,也必然包含了这些礼服的特点。

官方史书只关注了统治阶级,对于广大民众的婚礼服饰没有给与很多的笔墨。朱熹的《朱子家礼》[6]以及司马光的《书仪》[7]则对士大夫阶层的婚礼流程及礼仪规范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这俩部书侧重对礼仪习俗、规范的阐述,给我们认识和了解这个时代中下层人民的婚姻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但是对婚服给与的描述只有寥寥几笔,一带而过。

到了现当代,研究服饰通史的著作颇多,最著名的要数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8],这部著作通过研究考古资料如壁画、画卷、刻印等,对中国历代传统服饰作了详尽的介绍,并对其中的文化内涵做了细致的刨析。其中第一百零二到一百三十一章是研究辽宋夏金的服饰,沈从文先生更多的从平民服饰入手研究,展现了这个时期社会各个阶层的衣着习俗。孙机著的《中国古舆服论丛》[9]对封建贵族阶级的舆服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描述了解那时婚礼服饰的基本特征。此外,陈茂同的《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志》[10]、朱和平著的《中国服饰史稿》[11]、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12]、陈高华与徐吉军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3]、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风俗》[14]、黄能馥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5]、王民泽编写的《中国古代服饰》[16]、臧迎春著录的《中国传统服饰》[17]、张书光《中国历代服装资料》[18]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服饰的著作,这些专著侧重点不同,叙述方式不同,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相互佐证,使我们更清晰的认识我国古代服饰的整体面貌。此外,王瑜所著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19]对北方少数民族服饰进行了系统的介绍。王青煜所著的《辽代服饰》[20]、赵评春和迟本毅著《金代服饰》[21]为研究辽代、金代的服饰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黄强著的《中国内衣史》[22]是一部专门对历代内衣形质进行收录、介绍的著作。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妇女妆饰》[23]、孟辉撰写的《中国历代女子服饰史稿》[24]是专门研究女子服饰的著作。周汛和高春明编著的《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25]是研究我国服饰文化的重要工具书。阅读这些专著,可以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全面的认识宋辽夏金时期衣着服饰的状态,领略传统服饰的魅力。在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隐藏在这些靓丽衣饰下的礼仪内涵。在这些书籍中,并没有专门研究婚服的篇章,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此外,相关的服饰美学著作也是做论文的重要资料,近年来研究服饰美学的文章不少,主要有:叶立诚的《服饰美学》[26]、蔡子谔所著的《中国服饰美学史》[27]、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服饰艺术》[28]、兰宇与祁嘉华的《中国服饰美学思想研究》[29]。

除了研究服饰的专著外,关于礼仪、民俗研究的著作也是我要了解的重要部分。台湾学者彭利云所著的《宋代婚俗研究》[30],是一部全面介绍和分析宋代婚俗礼仪的专著。美籍学者尹沛霞著,胡志宏译的《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31],从外国人的视角审视宋辽夏金时期的女性和婚姻,有许多独特、新颖的观点。王文宝著的《中国民俗研究史》[32]对我国传统民俗做了系统、深刻的分析研究。朱瑞希等所著的《辽宋金社会生活史》[33]对辽、宋、夏、金的社会生活面貌做了全面的展示。陈戍国著的《中国礼制史·宋辽夏金卷》[34]对这一时期几个政权的各种礼仪制度做了论述。此外,陈顾远《中国婚姻史》[35]、吴存浩《中国婚俗》[36]、彭林著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37]、王炜民编著的《中国礼仪文化》[38]、钟敬文《中国礼仪全书》[39]都是研究婚姻礼俗的重要资料。

二、相关的论文

研究宋辽夏金时期婚服、婚俗的论文并不是很多,主要研究服饰的有:贾玺增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首服研究》[40]、殷冰瑶的硕士论文《探究中国历代婚服上的民族元素》[41]、邓雅的硕士论文《探究我国汉族女性婚礼服的演变和创新》[42]、王雪莉的硕士论文《宋代服饰制度研究》[43]。相关的有杉本正年著、樊一译的《中国古代的服色及其思想背景》[44]、许星《中国古代民间婚礼仪俗中的着装风俗初探》[45]、乔婷《宋代服饰特点的研究与探析》[46],陈熠鑫、韩丽东、郝云华的《浅谈宋代服饰的民俗风格》[47]、谢檣《宋代女性词中的妆饰民俗》[48],这几篇论文多从民俗的角度分析宋代服饰的特点,对婚礼服饰提得不多,也没有谈到其礼制内涵。

对于婚礼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有:吕友人、王立军所撰《宋代婚礼概述》[49]、于佐君《谈婚姻礼服文化的变迁》[50]、《中国传统婚礼习俗》[51]、甄进忠《中国古代婚礼浅论》[52]、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53]、包福存《婚礼仪式研究综述》[54]、李金玉《略论中国古代的婚礼》[55]、大勇《中国传统婚庆礼俗与当代婚礼》[56]、段淑萍《中英婚俗文化及差异》[57]、王启发《礼义新探》[58]等等。

对于婚俗研究的主要有:王歌雅《中国古代聘娶婚姻形式略论》[59]、黄修明《中国古代“服禁”论》[60]、《中国各地婚俗》[61]、鲍宗豪《中国婚俗的文化意蕴》(1992年第5期)[62]、韩芳《中西传统婚俗之比较》[63]、《中国特色婚俗》[64]、鲁婷,陈娟娟《浅析中国“彩礼”婚俗存在原因》[65]。

对于少数民族服饰、礼仪进行研究的有:岛田正郎、何天明《辽代契丹人的婚姻》[66]、黄莉《辽代婚姻综述》[67]、杨富学与孟凡云《契丹媵婚制考略》[68]、夏宇旭及赵玮彬《辽金契丹女真婚制婚俗之比较》[69]等论文,为我们研究辽国婚姻礼俗提供了资料。谢静的《敦煌石窟中的西夏服饰研究》[70]、孙昌盛所撰的《西夏服饰研究》[71]、石小英《西夏平民服饰浅谈——以ДX.02822为中心》[72]、陈霞的《西夏服饰审美特征管窥》[73]等几篇文章都在西夏服饰方面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牛达生《从考古发现看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74]、艾红玲《西夏礼仪制度考论》[75]等文章对西夏婚礼制度作了介绍。关于西夏服饰、礼仪方面的论文相对而言很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也很不足。研究金代服饰、礼仪的文章同样比较缺乏,只见到俞超伟所写的《填补金代服饰制度的空白》[76]这篇文章通过考古发现充实了金代服饰史料。此外还有王春蕾《试述金代女真族服饰及演变》[77]以及顾韵芬、高岩、李丹《金代女真族服饰文化的整合性发展》[78]等。这些文章虽然为我们在服饰、礼仪这一领域进行探索、挖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让我们用以学习和借鉴,但是它们都没有对婚礼服饰及其与礼仪、风俗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鉴于这方面的内容对于我们清晰地认识宋代的服饰文化、礼仪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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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日本文化 民俗学 历史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法

日本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日本民族文化,一般文化研究中的概念和规律都可以运用于日本文化研究领域,但日本文化本身的历史发展有其特殊性,因此它又有别于一般的文化研究。日本文化研究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它要研究日本文化整个体系和其中的各个文化要素。民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各集团共同生活中普遍具有的代代相习的社会世相。它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种积淀,集中表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民众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伦理观念及心理结构等方面的传统特征,构成民族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原动力。中日两国有着相邻的地域关系和相似的人文传统,自古以来就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而且中日两国文化存在源与流的关系,从现存的很多文化表象来看,日本和中国的民俗文化有很多共同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从民俗学的角度,揭示了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日本文化研究方法和视角,这些都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日本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资源。

1.日本文化的研究方法

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等现象的一门社会科学。民俗学研究涉及的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广泛,今天在有些国家已经延伸到全部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民俗学既是一门现在之学,又是一门历史之学。它对任何一种民俗事象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它的历史过程的考察。19世纪,民俗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对象,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中成为一门重要学科。在日本,柳田国男是日本民俗学的奠基人,日本民俗学是以柳田国男为中心形成的。

1.1柳田民俗学

日本民俗学界习惯于把柳田国男提倡、指导和实践的民俗学称为柳田民俗学。柳田民俗学的基本立场是阐明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历史文化变迁。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是产生于历史学,并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的学问。柳田民俗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研究方法,即重出立证法。重出立证法是通过对从全国各地采集获得的资料进行综合、归纳、分类和比较研究,阐释日本历史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正如日本著名民俗学家关敬吾所评价的那样:“柳田国男把民俗学置于历史科学之中,一贯采用了历史研究方法。”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是产生于历史学,并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的学问。他的《乡土生活研究法》、《民间传承论》和《国史与民俗学》等主要民俗学论著中,贯穿着他对民俗学与史学关系的思考和历史研究方法。柳田国男把民俗学放在历史科学范畴中,用历史研究方法采集、整理、分类和研究民俗学。柳田国男指出,民俗学是在历史学的影响下产生、发展和独立的学科。并且民俗学是为了弥补史学中存在的缺陷,解决历史学无法处理的问题而产生的学科。

关于历史研究法,就是要追溯民俗事象间纵横的历史联系。在民俗学研究中,学者们经常采用历史文化残余分析方法。所谓历史文化残余,是指现代各民族中还以某种变形的形式保留的许多文化现象。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研究,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任何一类民俗事象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都表现为一定的历史过程,许多民俗学事象不仅现在仍在民间流传,而且在历史文献中早有记载,借助古籍文献资料,可以追溯某一民俗的原始形态和它以后的发展及今天的传承。

1.2比较研究法

这是一种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可以采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如果要研究日本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似乎更特殊地需要它。比较研究,是日本文化研究中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方法。因为“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只有通过与其他文化的比较,才能准确地析出和把握日本文化的结构和特征等。

比较研究法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开展,从国外介绍进来。近几年来,随着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法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注意。而所谓民俗学的比较研究法,是指在民俗学研究中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民俗事象拿来作比较,从而找出各类民俗事象之间纵的和横的联系,探讨某一民族民俗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的方法。

由此看来,比较研究法便可分为两种:历史比较法和类型比较法。历史比较法,就是对历史上有关系的民俗事象加以比较,找出某一民俗事象的历史联系和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变异与原因。它在研究某一民族民俗的特征、分布及文化史方面被广泛采用。这种比较研究法常常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比如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有时也可能是某一具体的民俗事象。类型比较法是将历史上没有关联的民俗事象,作横向的排列比较,探讨它们之间的交流和影响。这种方法重点在横向比较,所以它常常对众多的民俗事象进行分类比较,以探讨同一类民俗事象的传播和变化幅度。在民俗学研究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孤立地看,某一民俗事象并不见得有什么特点,也似乎和别一地区的民俗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如果将不同地区的同一类民俗放在一起作比较,则不仅特点很快明显起来,而且这一类民俗互相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十分清楚,即使没有联系,我们也很容易找出这一民俗产生和流传的原因。民俗学中的“中心起源说”和“心理共同说”就是这样得出的。

2.日本文化研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从近年来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来看,可以说重视比较研究是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一大特色。从中日社会结构、家族的比较,到中日儒学、佛教、实学、书法、绘画、茶道的比较,以及中日启蒙思想、吸收外来文化、思维方式的比较,等等,领域相当广泛。而且不少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有的得到了中日两国学者的较高评价。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能在短时期内出现如此众多的比较研究成果,是由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条件决定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日本文化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曾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从比较的角度入手发掘日本文化的特质,在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由于不同于以往的西欧对日本的比较模式,容易得出新颖和富有启示性的结论。但是,中国的中日文化比较研究中,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

其一,仍存在用先入为主的观念解释日本文化的倾向。比如有的日本文化研究者虽然也承认儒教、佛教等中国大陆文化传到日本后,经过日本人的改造发生了日本化的现象,但不愿承认使中国文化日本化的是日本固有的文化。与此相联系,在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中,自然存在一些用中国的概念解释日本文化,或有意无意地抬高中国文化而贬低日本文化的现象。虽然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渊源,但二者在结构上是不同的。因此必须破除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其二,仅局限于对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东西与中国原产的东西,或一看就有较大相似性的东西的比较,前者如儒教、佛教、书法、绘画、建筑等,后者如近代启蒙思想等,而没有直接对两国土生土长的异质文化进行比较,如儒教与神道等。也就是说,我们在比较中只采用同中求异的方法,但忽视了直接从异中求异的方法。这使我们的比较研究往往带有先天的致命缺陷,即对两国文化的差异视而不见。

其三,有意无意地忽视西方文化的视点。西方文化的视点之所以必要,不仅在于其在明确中日文化的类型特征时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还在于如果缺乏这样的视点,就无法对中日近现代文化进行比较,也不能对中日文化的未来发展做出切实的展望。因为不仅中国和日本在近现代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甚至现在西方文化仍然作为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对整个世界都产生深刻影响。这样的现实,要求我们在中日文化的比较中无论如何也不能无视西方文化的视点。

3.结语

日本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是不同于中国文化的一种模式。文化作为一种模式,有超阶层的东西,在研究时必须冻结一些条件,这样才能达到对一种文化的理论抽象和本质把握。比较的方法对文化的宏观研究,对一种文化模式的本质把握都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日本文化只有通过与其他各种文化的比较,才能明确其特征。

应指出的是,中日两国民俗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民俗互润互补色彩至为浓厚。因此,通过对两国不同民俗文化现象,采取历史和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讨彼此间的影响和相互关系,寻求民俗文化发展的横向借鉴,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

研究方法总是与研究思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研究成果正是因为运用了恰当的研究手法,才能开发思路,独具一格,脱颖而出,言前人之未言,具有创造性。思路不开阔,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观察各种不同的对象,比较分析,自然可以开阔视野,发现以前没有获得的收获,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创造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