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精选(九篇)
第1篇：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范文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给全世界带来了机遇，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带来了挑战。中国的企业如何改制，如何做大做强?“管理”问题是重中之重。中国的企业管理者需要中国人的管理思维。这首先需要真正针对中国企业“量体定做”的可操作性的管理理念。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权变与平衡――管理是如何运行的》一书正是从这个角度提出一些独特的理念，对中国人走出西方的管理理论丛林，建立本土化的管理思维，很有帮助。
该书从管理的两个基本特征平衡与权变出发，分析了保持平衡的世界和把握权变的先机对企业系统的重要性，以及在企业系统内平衡的分类、权变的内容等，特别是平衡与权变的演绎作为企业运行的原则，使企业在平衡与权变的动态循环中发展增长，并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平衡观念对中国式管理的影响。
平衡感意味着企业的方向感，而权变意味着企业发展动力之源，这两者对企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作者把平衡与权变作为企业管理的两个基本特征，既是创新的角度，又是基础的思考，对一个文化中渗透着中庸之道的民族，如何推陈出新，作出现代化过程中有文化承传的管理思考，作者对平衡与权变作出了重新定义，对平衡与权变的关系论证是创造性的，又是精妙入微的。
平衡与权变如何在企业运行中演绎增长之道，这是该书的主要框架，其中平衡与权变的演绎轨迹图，演示了企业从一个平衡到新的平衡的变化过程，以及内外环境的互动过程，这使企业在如何具体求变，以及在变化中保持稳定有了一个具体的理论指导。
书中关于企业系统的认识，特别是界域的具体认识和变化是全新的，应该说在《第5项修炼》“密不可分、无边界的整体”的基础上，对系统边界界域的认识和变化提出了更进一步具体的论述。
全书的文字生动而深刻，特别是对平衡和权变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义，如“完整不封闭，综合而不中间”、“灵活与弹性”，许多微妙准确的描述，将有益于管理者和学习管理者领略平衡、直觉、管理艺术、领导风格等难于把握的概念。
第2篇：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范文
王传荣博士多年来致力于经济学问题的研究，对涉及民生的就业问题尤为关注，已有多篇。《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就业研究》是多年研究成果的集成之作。全书结构严谨、论证严密、视角新颖、观点明确，是近年来研究就业问题的一部力作。
首先，全书分五章，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就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章以失业原因为线索回顾就业理论的发展与演变。第二章首先界定经济全球化的定义及其内涵，并说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概括了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就业的规律性特征。第三章考察经济全球化影响劳动就业的传递机制。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对世界各国的就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主要是通过国际贸易的发展、资本的跨国流动以及相伴而来的产业转移共同作用的结果。第四章是从全球视角考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就业治理问题。第五章落脚在中国，重点考察了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劳动就业面临的挑战，并从趋利避害的角度提出了政策性的思考。认为，中国劳动就业与经济全球化推进之间还存在诸多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国际竞争的加剧，迫使我国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结构优化升级会使低素质劳动力就业困难；经济全球化将使中国劳动者内部发生较大的分化，不同群体的发展差距会拉大，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也会日益加剧；我国现行教育制度以及教育改革难以从根本上缓解就业压力；人才流失危及国家人才安全；全球战略缺失直接波及就业数量。并提出相关建议，要高度重视开放条件下的就业研究，加快劳动就业制度的创新，“实行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创造就业机会的增长模式”等。
其次，本书作者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相结合、抽象研究和具体研究相结合、纵向分析与横向对比相结合等研究方法，以经济全球化作为影响就业的背景和变量，以就业变动为研究视角，探讨了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就业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就业的影响，构筑了“经济全球化――就业变动”、“就业治理――以人为本的全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研究思路，逻辑清晰，体系完整，对研究和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就业的新问题和新情况有重要作用。
最后，本书作者提出了最为可贵的观点：推进以人为本的全球化是实现体面劳动的基石。众所周知，经济全球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带来贫富分化与不公正。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严重。因此，中外专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关注经济全球化给劳动者在就业、社会保障和工会权利等方面带来的压力和挑战。目前的全球化是一个不和谐的过程，是充满矛盾、不均衡的过程。以人为本的全球化是指以尽可能广泛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为主体，能够让更多的人分享参与国际分工利益的全球化。
第3篇：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范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宏观经济管理理念；继承与发展
经济全球化指的是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社会分工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正是通过这种分工与协作实现了国家经济发展快速化要求。宏观经济作为国家整体经济的体现，不可避免会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如何坚守适合本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管理理念是每一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所需要深刻研究的内容。
1、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
参与经济全球化，以政府为主体的宏观经济管理必然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有着自己的准则，总体上看去，全球化对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理念的影响有三大方面。
（1）影响我国经济主权问题决策
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含义即指技术与生产力目前都还属于较低水平，因此在参与全球化合作时，我国必然会处于产品链的最低端，受到发达国家经济的制约。
（2）对管理规则的影响
加入WTO后，意味着我国在经济领域实行全方位、全行业的对外开放，从宏观经济管理理念方面来看，这预示着我国之前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与管理理念都将重新洗牌，为了适应WTO环境下的经济政策，我们的宏观经济管理理念必须得按照国际化的经济标准来制定，同时还需要为国际间的经济接轨而作出适当的政策贡献。是对过去封闭经济管理理念的全盘抛弃还是审时度势，将其中有价值的证明成功的管理理念进行保留继承，需要通盘考虑。而一旦继承之后，我们又要面临如何将这些理念进行发展的问题。必竟任何理念与模式在社会发展的趋势下都会显得过时，因此这方面的影响不容小视。
（3）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经济全球化是在世界各方力量处于相互制约、向均衡化发展，从而最终使世界经济格局处于相对缓和，众多国家参与进来，但各国又将注意力集中于本国在生产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促使社会分工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发地紧密，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旦某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混乱，其它国家也势发受到影响，当这种影响全面曼延开来时，就会造成整体局面的失控，从而影响了各国的经济秩序。当稳定性受到影响时，宏观经济的管理就会变得俞发地困难，也俞发地重要。要想抑止衰退的扩大化，那么就必须经济职能部门采取有效地宏观经济政策来调节本国的宏观经济，从局部改善，进而改善整体世界的宏观经济局面。
2、 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宏观经济管理理念
（1）宏观经济管理的转型
历史上，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已经历经了两个主要阶段与一次转型，目前正在面临着第二次大的转型，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客体又将迎来一次实质性的变化，这必然要求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进行第二次转型。宏观经济管理的模式的转型将会是这次转型的主体内容，舍弃掉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管理理念，取而代之的是以市场调节为主，国家宏观政策有力引导为辅的新型经济管理模式。
（2）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创新
宏观经济管理手段是政府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时所采用的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一切手段。经济全球化的加剧，促使国家政府必须创造出适应新经济环境下的管理手段。其中包括软件方法，如经济方法、行政方法、法律方法同时也涵盖了各种硬件，如不同的传媒与网络。利用信息化的高速飞展，政府已在着手建设数字信息化管理手段，即所谓的地进行电子化政府建设。中国政府的庞大，管理起来必然有着非常大的难度，但是通过建设电子化政府网络，实现了垂直化的管理反应速度，对于国家的经济层面进行统筹，任何地方的经济信息可以上网查询，而一个经济行政命令的下达后产生的效果，都可以尽快了解到。实行现代化与网络化的经济管理模式，政府构建了覆盖全国的“政府网”体系，这正是新经济形势下，政府将经济管理模式进行创新发展，及时应对新环境下宏观经济有可能面临的来自世界和国内的挑战，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
（3）求发展应对突发事件
所谓的突发事件，对于宏观经济管理而言，实际就是发生之前并没有太多的前兆，而对于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的世界经济体来说，突发事件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越迅速，突发事件来之迅猛，影响巨大，比如之前的美国信贷危机，虽然开始仅限于美国，但不久就曼延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我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美国出现次贷危机之后，也不能独善其身，美国经济一下滑，我国的制造业受到重挫，最终问题都会反映到宏观层面而来。那么如何应对这种形势下的经济突发事件，是我国对宏观经济进行良性管理不可逃避的问题。面对这场危机，我国集所有力量，通过4万亿的建设资金来救市，而后各个职能部门在统筹规划下进行充分配合，这就是一种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及机制的培养。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要时刻要作好应对措施，也就在制定相关制度，调节我国经济社会的运行，面对突发事件，常用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一定程度上会有过时的可能性，那么根据新经济体系来发展这些管理政策符合了时代的要求。比如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利率、存储基本利率，这些措施一般是遇到经济事件时，国家常采用的一般经济调控手段，但是现在的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影响比以往都要大，因此如何在这些固有手段内容上再继续发展，将它们的内容涵盖的范围更加广，解决的矛盾更加彻底，是当代宏观经济管理理念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经济手段的不断创新，加强国家自身应对危机的准备基础。
3、总结
宏观经济始终是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石，它的变动影响到国家发展建设的方方面面，不论在哪个时期，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是国家职能部门发挥作用的工作重点，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建立自己的经济管理体系是目前国家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
第4篇：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范文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相比较，有一重大不同之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生的，从而使它具有两个重要特点：
1.风险或危机具有比过去更迅速的传导性。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通过经济的、贸易的、金融的、信息的网络把世界各地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把全球作为一个统一自由市场，有效的分配与再分配，使各地的资源优势得到充分的利用与发挥。这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最大好处。
但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与之俱来的弊端：经济全球化了，各种经济风险的传导机制也全球化。值得着重指出的是，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支重要生力军。金融业的蓬勃发展，特别是衍生品形成的虚拟经济的发展，会通过利率、汇率、股价、各种衍生品组成的金融网络，把一个国家的金融风险很快传导给其它国家或地区，也可以让一国的虚拟经济的风险扩散到本国或别国的实体经济。
2.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金融业，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的迅猛发展，造成了虚拟经济的迅猛成长，使资产价值加速虚拟化甚至“泡沫化”。据统计，2000年底全球虚拟经济的规模达到160万亿美元，而当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只有30万亿美元，即虚拟经济的规模相当于实体经济的5倍。当时全球虚拟资本日平均流量高达1.5万亿美元以上，大约是全球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这表明全球资金流动中只有2％用在国际贸易上，绝大部分资金流动均用在金融市场的资本竞逐上。在全球虚拟经济的发展中，美国自然居于首位。据统计，2007年美国GDP总量为13.84万亿美元，而美国股市总市值约为17.8万亿美元，该年美国金融机构杠杆负债率达到GDP的130％以上。
与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相比，可以说当时虚拟经济尚未形成，更谈不上迅猛发展。如果说，上世纪50-6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往往先发生于实体经济(生产过剩危机)而后引发金融危机(银行挤兑、银行倒闭)：而在此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则经济危机(或风险)往往先发生于金融业的虚拟经济，而后由金融危机引发了实体经济的危机，并扩散到别国或其它地区。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如此，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也如此。这次金融危机肇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很快扩散到欧洲，震撼了全球，酿成世界性金融危机，而且导致许多国家的实体经济也陷入严重衰退。
金融业及其衍生产品的发展必然营造出虚拟经济，它一方面“利”在拓宽了融资渠道，节约了融资成本，有助于实体经济进一步发展；然而，它的过度发展或任其自由发展，也会带来巨大金融风险，甚至酿成金融海啸或危机，其弊也确实令人“悚然”。所以，虚拟经济及其发展，是把“双刃剑”。我们既不能因其“利”而任其自流泛滥，也不能因其“弊”而扼堵窒息，特别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完善过程中，对金融市场化改革开放不应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而应对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源起有一个正确认识，对改善金融市场监管以及改革世界货币体系进行积极的探讨。
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
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传统手段已经不够用了。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暴露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弊端即所谓严重“生产过剩危机”(“市场失灵”)，不得不求助于“国际干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战后以来，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借助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虽未能消除周期性衰退，却使西方国家在长达半个世纪内避免了30年代大危机再度袭击。然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还只是在生产社会化条件下一国政府只关注本国的宏观经济调节，即在一国范围内实施“政府干预”。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单靠各国致力于本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已不足以确保本国经济的稳定，更难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稳定。从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从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到如今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都表明一个重要事实，一国经济的失衡或震荡会通过传导机制的作用而传导到邻国或更远；同样，境外的经济(或金融)的震荡也会传导或扩散到本国。例如，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金融体系本来很健全，也遭到外来投机资金的冲击。既然如此，那么各国政府与人民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呢?新形势、新挑战需要有新的手段。
有人曾提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为了防止经济(或金融)及其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传导，应实行超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为此有的人甚至谈论什么“世界政府”。我认为，所谓“世界政府”之说根本不现实，即使实行地区范围内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即实行地区内统一的货币政府和财政政策，也不现实。以欧盟为例，经历了几十年的努力，欧盟才在上世纪90年代初建立了地区的“统一市场”，90年代末才确立了地区的中央银行和统一货币(欧元)政策，但迄今英国尚游离在“欧元”区、欧洲中央银行之外；至于欧盟地区统一的财政政策更谈不上。因为世界各地不仅有国别之分、与利益的分野，经济情况和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而且富国与穷国之间、南北之间在某些方面还有利害冲突。
那么，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下的经济(金融)风险，各国人民所能有的惟一选择，则是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也就是说，国际经济合作，应该从传统的以企业为主体的贸易合作、投资合作或技术合作，提升到政府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这是经济全球化在新世纪里的迫切需求，即以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的方式，履行地区范围内或全球范围内的宏观调节职能来实施“宏观调节国际化”或“政府干预国际化”。诚然，进行这种国际合作，必须以尊重各国、平等协商、互助互利为基本原则；只有在这些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这种国际合作才有生命力，才能成功。
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在平时应以经济(或金融)监管为重点，增强有关制度、政策、法规的透明度，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以防经济(金融)危机或风暴发生；一旦发生经济(或金融)危机或风暴，则重点应是如何联手应对和克服风暴。当亚洲金融风暴肆行时，我于1998年12月发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际化”一文(刊《宏观经济研究》创刊号)，呼吁金融监管政策方面的国际合作，后又发表“金融全球化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一文(刊《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9日)，提出这种宏观经济政
策的国际合作，可以从初级到高级稳步推进，可以从宏观经济政策对话和信息交流开始，增加彼此有关制度、政策、法规的透明度，进而举行政策磋商和政策协调，再而达成协议或采取共同行动。
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也有了多种形式。有双边的、如中国一美国官方高层经济对话机制；有地区的，如东亚地区10+3框架下财长会议；还有全球性的，如去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和今年4月20国首脑会议以及之前的财长、央行行长会议，讨论合作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之事。还须指出：G20国家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85％，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3。它的活动具有全球意义。它最早成立于亚洲危机之后不久的1999年12月，一般属于对话性；但今年4月伦敦会议，其作用与性质有了显著提升，已就一系列重大决策达成了共识，其意义将是深远的，甚至是历史性的。
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中，无论是何种形式(双边、地区或全球的)，抑或何种等级(对话、磋商、政策协调、一致行动)，各国政府除了应维护本国的权益外，还应有一种“国际责任感”。所谓“国际责任感”，就是国际合作中，各国政府不仅要对本国人民的福祉负责，对本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负责，也要尊重合作伙伴、邻国或本地区人民的福祉，尊重他们经济稳定与发展的需要。至于一些经济强国或大国，发达国家和较发达国家，更应具有高度“国际责任感”，要对合作伙伴多释善意，多做贡献，必要时为顾全大局而不惜自己受损，切忌损人利己甚至以邻为壑。总之，“国际责任感”，是当代国际合作所赖以持久发展的道义准则之一，是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时代文明。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人民币面对巨大的贬值压力，中国政府表现出高度的国际责任感，宁可自己蒙受出口损失也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稳定地区金融局势做出了贡献，赢得了国际信任与尊重。在20国伦敦金融峰会上，大家表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货币贬值竞赛”，就是要求顾全大局，反对以邻为壑。人们有理由要求美国表现出更多的“国际责任感”，才能确保这次抗御国际金融危机国际合作取得成效。
三、联合国框架之外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
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实际上是实施地区的乃至全球的宏观经济调节，这是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但这一要求，突破了传统的世界经济秩序和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框架。以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机构，是第二次大战后初期建立的国际合作组织。当初建立这些机构主要是帮助战后有困难的国家恢复和发展经济，后来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之间有明确分工，世界银行主要是给不发达国家提供项目建设的长期贷款，而国际货币基金则为出现外贸逆差而有支付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周转性的短期贷款。二者都没有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职能，不适应上世纪60-70年代后出现并日益强劲的经济全球化历史趋势的要求。要在区域内或世界范围内实现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只能突破传统的国际秩序而在联合国框架外之外进行。为共同对应世界金融危机而召开的G20首脑会议，第一次是应美国前总统布什之邀在华盛顿(而不是联合国或华尔街所在地的纽约召开)，第二次是英国首相布朗做东道主在伦敦召开，均不是由联合国其所属机构主持召开的。会议主角是G20国首脑及部长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虽应邀出席，却作为被讨论的对象，由首脑们和部长们决定对IMF增资和扩大职能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条件应对金融危机的需要。这充分表明，传统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有关机构已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需要有G20之类的新机制来进行。
其实，传统秩序和机构之无能为力和对新秩序和新机制的呼唤，早已显示。远的不讲，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美国利率上调导致美元汇率在1979-1984年间上升了60％，1985年国际汇率剧烈波动，迫使美、英、法、德、日五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旅馆(Plaza Hotel)召开紧急会议，并达成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使美元对其它主要货币有序地下调。这次重要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会议，竟然没有邀请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参加。我在广场协议之后两个月去国际货币基金履任，依然深感这两国际机构充满怨艾、失落及无奈的情绪。但我冷静一想，这两国际机构确实没有调节汇率的职能。第二年，1986年，上述五国增加了意大利和加拿大，由七国财长和行长在东京开会，决定每年定期就汇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利息率、失业率、财政赤字、外贸差额以及外汇储备状况等九大指标，进行监督、磋商和政府协调。这一来，七国集团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便机制化、制度化了。后来，国际汇率市场多次出现巨大波动，七国财长和行长多次联手采取集体干预行动，取得成功。
七国集团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增加了俄罗斯而成为八国集团，但就宏观政策合作讲，起作用的还是七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但七国集团的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只是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或所谓“富国俱乐部”，未能反映近20多年来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球范围内产业转移促成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兴起。发展中国家在世界GDP、全球贸易、全球资本流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愈来愈重要。亚洲金融危机后，由7国集团的发起于1999年成立20国集团，把一些重要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内，当然2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也只是一种对话机制。当今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情况，迫使美英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得不吸纳主要发展中国家而召开20国集团会议以及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就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对话、磋商和协调，20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所实现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要比七国集团更具有全球性的，而且会议的性质有了实质性的提升。
要着重指出的是，G20宏观经济政策合作跟G7一样实际上都是联合国框架之外的国际合作机制。它们不是由联合国召开或主持的，IMF虽被应邀出席，却成了被讨论的对象，而主角是与会各国的首脑或部长。20国首脑和部长们就宏观经济政策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协议。其中：一项1.1万亿美元的扶持计划，以恢复全球信贷和就业市场及经济增长；联手扩大财政支出，预计明年年底其总额将达5万亿美元；改造金融监管体系，对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所有重要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建立全球一致性的监管框架，等等。这种全球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些重大决定是联合国所属的IMF和世界银行无法做
到的，而且对IMF的增资是由20国而不是由联合国提出和决定。如果说，七国集团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机制，还只是意味着对旧世界秩序的一种“突破”，那么，20国集团伦敦所产生的机制，则意味着世界新秩序的孕育或胚胎。无怪乎英国《每日电讯报》4月3日头版报导采用如此醒目标题：“G20：布朗宣布世界新秩序”。四、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
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从七国集团到20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如果20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也能制度化成为国际合作机制)，从欧盟到东盟和中日韩财长与央行行长制度化会议，都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为平抑危机、促进经济发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如此，但只要还保持以无约束的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就无法防止美元滥发、再度酿成像今天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一个以没有约束的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乃是这场国际危机的深层次的体制根源。无怪乎随着这场金融危机的发展，国际社会要求改革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愈来愈高。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由来已久，大体有两类主张：一是主张将旧体系“推倒重来”的激进主张，即立即彻底推倒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目前一主多元格局，重构国际货币体系；二是主张“渐进式”改革。大多数主张“渐进式”改革，因为“推倒重来”会造成国际经济或金融重大波动，损失大；而主张“渐进式”改革者可分两类：一是美国虽口头上要求改革，但目的还力图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多数是真想进行“改革”，他们不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欧元”的出现，就是打破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独霸地位，争取至少平起平坐地位的重大行动：此外，不仅英镑、日元也想保持甚至扩大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而且俄罗斯的卢布、印度的卢比、中国的人民币也在加速国际化进程。自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种关于“改革”的建议，纷至沓来。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势在必行。为此，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选择好作为国际储备基础的本位币。虽然一个以不受约束的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这次金融危机的体制根源，但要想找到一个可以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基础的本位币，的确很困难。一则因为美国绝不轻易放弃美元的主导地位；二则更重要的是，正如英国《金融时报》3月25日发表评论说，“美元朝代尚未落幕，没有国家能取代美国信誉和实力。尽管俄罗斯主张摒弃由美元主宰的世界，但不妨看看，世界上有哪个投资者在这场危机中惊慌失措地把美元换成卢布吗?”因为美元之所以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不是任凭意愿，而且靠国家的经济实力。据日本《选择》月于0今年3月号发表文章说，欧元诞生十多年，曾一度咄咄逼人，可是去年秋季以来，欧元对美元、日元都大幅贬值。从目前情况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美元所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尚难以改变。
周小川行长在20国金融峰会前夕提出建立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这一建议立即得到“金融四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不过，这是作为改革的长期目标提出的，主席在G20金融高峰会议上讲，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要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显然，只有建立一个与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才是全面的、彻底的。但这一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是渐进的。在此之前，我们应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发展。目前，除了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外，俄、印也在推卢布、卢比国际化。我国也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央行与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阿根廷等国央行及中国香港金管局签订了总额为65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今年4月8日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4城市进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看来中国拟将沿着周边化、地区化、国际化等步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还应提及，国际社会还有一些人鼓吹“亚元”，如美国著名亚洲经济专家、卢杰斯大学教授杜达(M.J.Dutta)教授多年主张建立“亚元”，今年3月刚出版“亚洲经济及亚元”(Asian Economy and As-ian Money)一书。这一切表明国际货币多元化的趋势将越来越强劲。随着国际货币多元化日益发展，美元的主导地位将日益下降，一个与国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势将获得国际社会的认知。
2.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监管国际化。各国应扩大对本国金融监管范围，对所有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金融产品与衍生产品及金融市场实行全面监管，确保各金融市场之间监管信息通畅和信息共享，防范跨行业风险。
与此同时，推行金融监管国际化，即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应就金融监管合作的理念、原则和方式达成共识和做出承诺，形成有力的而又具有一致性的跨国(地区甚至全球的)监管合作机制，建立有效而又及时的信息共享机制、风险预警机制。
第5篇：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范文
读《称雄全球之路》，不禁令人想起“全球化发轫之作”――大前研一的《无国界的世界》。在那部作品中，大前研一以一句“总而言之，当务之急乃是准确地理解全球经济”吹响了全球化的号角。然而，它只是开始；因为除了方向上的呐喊、启迪，人们更需要的是方法上的借鉴和指引。而这在大前研一的书中并不多见，他的贡献仅在于对全球关联性经济和跨国公司的趋势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而对于企业如何布局国际化战略、制胜全球化竞争的谋略路径，他泛泛而谈、点到为止。
或许，恰恰是因为这一点，《称雄全球之路》对《无国界的世界》作了内容上的延伸和主题上的升华。・尽管它照旧从全球化的最基本问题入手，但并不纠缠在概念、特征、影响等宽泛的话题上，它试图弄清楚在全球化道路上诸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是否应该全球化，为什么或者为什么不?如何将全球化布局转化为全球化竞争优势?对于个人和组织来说，如何培养全球观?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对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这对自己公司又会有什么影响……毫无疑问，《称雄全球之路》已然是全球化研究领域中当之无愧的权威之作、必读之书。
在被问及为何创作《称雄全球之路》一书时，作者之一的阿尼尔・K・古普塔表示，“全球化”对企业而言不仅是机遇，更是挑战和诱惑。对于任何一家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企业来说，全球扩张之策乃是最严峻也是最具风险的课题，没有仔细地分析和系统地实施，全球扩张就极易让一家公司遭受灭顶之灾。他曾举例中国的TCL公司，认为它在夺冠全球的道路上所遭遇的坎坷为人们提供了前车之鉴。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研究，从战略层面为那些公司的掌舵者提供一个路线图，告诉他们如何通过全球化取得利益最大化并尽量减少本可避免的错误。
在书中，古普塔以及其他两位合著者维贾伊・戈文达拉扬、王海燕针对企业如何全球布局，开展全球化扩张进程等问题提出了建议。此外，他们指出创造全球竞争优势的6个显著机遇：回应当地市场的差异；发挥全球规模经济效应；发挥全球覆盖经济效应；为各项活动和资源寻找最优地点；最大限度地推进跨地区知识传递；全球一盘棋，参与全球博弈。在此基础上，他们又指出，建立全球化思维模式是至关重要的以及公司应当为此做些什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书的最后一章，专门分析、比较了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的相似之处和差异。例如，是什么推动了两国的崛起，跨国公司在利用这两大经济体时可能面临的挑战，是哪些常见的错误导致公司制定的对中国和对印度的策略不够理想。对这些问题予以关注、加以讨论，古普塔等是为了给公司提供指导方针，阐明如何制定最佳的中国和印度市场策略。在古普塔等看来，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改变着全球的游戏规则。
第6篇：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范文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第7篇：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范文
这样的说法今天普遍为人们所接受，质疑它就像对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提出质疑。但适用于气候变化或流行疾病等真正全球问题的规律并不一定适用于多数经济问题。与我们经常听到的不同，世界经济并不属于全球公域。在经济问题上，全球治理所能带来的好处有限―而且有时还会造成损失。
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作是因为地球仅有单一的气候体系。在哪里排放温室气体都没有任何差异。因此国家限制碳排放对国内的好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恰恰相反，明智的经济政策―包括开放―首先是要有利于国内经济，承担经济政策不善所付出的代价也同样如此。单个国家的经济命运主要取决于国内情况而非国际局势。如果经济开放受民众欢迎，主要因为上述政策符合国家自身利益使然―而不是因为这样做能够帮助外界。能为全球经济稳定添砖加瓦的开放和其他明智政策并不取决于全球精神，而是取决于自身利益。
有时，牺牲其他国家利益才能成就国内经济优势。这就是所谓以邻为壑政策的案例。石油等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自然资源供应商为哄抬价格而限制国际市场资源供应就是最经典的案例。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国的收益就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损失。
“最佳关税”背后也存在类似的机制，即大国通过限制进口达到操纵贸易条件的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限制或禁止运用上述政策的全球规则理由显然非常充分。
但困扰决策者的绝大多数世界贸易和金融问题并不属于此类。这方面的例子有欧洲农业补贴、对转基因生物禁令、美国滥用反倾销规则或发展中国家未能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这些基本上都属于“风险自担”政策。由此产生的经济代价主要由国内民众承担，即使此类政策可能同时对别国民众产生不利的影响。
举例来说，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农业补贴十分低效，高价格高税收或二者兼备导致欧洲农民受益的同时损害了其他所有人的利益。这样的政策部署不是为了从其他国家那里占取好处，而是因为分配、管理或与公共健康相关的其他矛盾的国内目标主宰了整个经济动机。
加剧经济周期和造成金融动荡的糟糕的银行法规和宏观经济政策也同样如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超越一国边界的经济溢出效应可能无法忽视。但如果美国监管机构未能尽职尽责地完成监管工作，原因并不是因为别国经济受损而美国经济受益―美国本身就是受害最重的经济体之一。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经济失策或许是发达民主国家政府未能解决不平等日益扩大的问题。其根源同样来源于国内政治―具体而言，是金融和商业精英控制决策过程以及他们胡编乱造的有关再分配政策的限制。
可以肯定，全球避税天堂就是以邻为壑政策的例子。但只要他们愿意，美国和欧盟等大国原本有能力采取更多限制避税―和竞相减免企业税的措施。
因此我们今天的问题与全球合作的缺失并没有什么关系。今天的问题本质上是国内问题，因此不能通过国际机构制定规则来加以解决，更何况破坏国内政策的那些既得利益能够轻易影响所谓的国际体系。全球治理往往只是保护既得利益全球计划的代名词，也正因如此，它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在推进全球化的同时协调国内经济政策。
因此，关于全球治理的解决方案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就是专注于改善民主制度的国内运作问题，而不预判政策将产生何种对外影响。这是一种侧重于强化民主国家而非全球化的全球治理模式。
我认为，应当制定旨在提高国内决策质量的全球规则和程序要求。与透明度、广泛代表性、问责制和在国内诉讼中使用科学或经济证据等相关的那些全球纪律，只要不限制最终结果的，都是上述规定的实例。
全球机构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采纳了这种类型的纪律。比方说，世贸组织的卫生及植物检疫措施应用协议（SPS协议）明确要求在进口商品涉及健康问题时须出示科学的证据。这种类型的程序性规则可以很大程度上更好地扩大应用，以改进国内的决策程序。
此外我们还可以要求受进口关税不利影响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参与国内诉讼来改进反倾销规则。我们可以借助包含静态和动态效率的经济成本效益分析来改进补贴规则。
第8篇：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范文
当今社会正在进入被称为知识经济、互联网或网络经济、经济全球化、新经济的时代。对当今时代的多种表述反映了从不同视角对时代本质特征的认识和概括：知识经济为内涵视角，互联网为技术视角，经济全球化为外延视角，新经济则是一种综合表述。分别从知识经济、互联网、经济全球化三个时代背景的视角，对人力资源管理中已经出现、正在出现和将会出现的变化作一透视和把握。一、知识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新理念自从1996年10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早提出知识经济的论题后，知识经济的概念便迅速风靡全球。管理理念的变革先行于管理模式变革。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员工为主要对象的人力资源管理，首先需要确立经营知识和人才的发展理念。既然在知识经济形态中知识取代了资本而成为核心生产要素，知识创造财富的逻辑改变了资本产生利润的生财之道，企业组织的经营理念就应该由经营资本转变到经营知识的思路上来。知识的载体是知识员工尤其是拥有知识优势的人才，经营知识的理念又推导出经营人才的理念。按照这一逻辑，知识和人才可以看作推动社会和组织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近几年来，人们提出了人才强国、人才强市、人才强企等人才强“X”的发展战略。其次需要确立员工的根本理念。有史以来，无论是工业经济时代还是农业经济时代，劳动者都处于被资本或土地雇佣的依附地位。但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支配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核心要素，知识又存在于知识员工头脑之中，何况知识本身是智力工作者所创造的，因此，从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中必然引申出知识员工的结论，或者说员工是知识经济应有之义。再者需要确立人本主义的管理理念。工业经济时代，由于劳动者在生产要素的组合关系中处于依附地位，人事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奉行的是组织本位、工作本位和管理本位，实行的是一种很少考虑劳动者因素的非人格化、甚至是非人性化的管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员工成为者，对者的管理应该是一种充分考虑工作者因素的人本主义管理，反过来说，人本主义管理理念是员工理念的体现。人本主义既体现于组织与员工之间的目标兼容、共进双赢、双满意的管理战略之中，也体现于尊重管理、关怀管理、赞扬管理、参与管理、自主管理、柔性管理以及工作再设计的各种管理行为之中。二、互联网与人力资源管理新方式互联网是指建立在当代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基础上的相互连接的全球电脑信息网络系统。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互联网及其信息技术正在引发工作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历史性变革。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是人力资源管理的“E”化。E化人力资源管理(HER)亦称电子化人力资源管理，是指通过应用IT技术手段在互联网上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电子化。目前，欧美国家的许多大公司尤其是IT行业的知名企业，如通用、IBM、GE、微软、朗讯、思科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进人了人力资源管理的中期“E”化阶段；在我国，一些著名外商投资企业以及联想等IT企业，也已经进入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初期“E”化阶段，越来越多的国营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开始筹划“E”化和触“电”项目。据有关机构2003年初的抽样调查，有超过60%的国内企业计划在以后的两年中着手进行HER建设。人力资源管理的“E”化范围将随着IT技术及HR软件的成熟发展而逐步扩大。初期阶段主要局限于事务性管理活动层面，如人事信息管理、福利管理、考勤管理、休假管理等；中期阶段从事务性管理层面扩展到常规性管理活动层面，涉及网上招聘、网上培训、网上学习、网上考评、网上沟通等职能；后期阶段将在系统整合的基础上实现自上而下的战略性E化人力资源管理。HER不仅能够极大地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提升管理活动的价值，也就是说，它能够使人力资源管理者从低价值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高价值的战略性管理活动。
三、经济全球化与人力资源管理新课题
学术界对经济全球化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就相对共识的解释而言，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等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并使各国经济相互关联度及依存度日益强化的历史进程或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具有三个标志性特征：市场全球化，即以国家边界分割的国际市场向无国界的一体化国际市场发展，并最终形成全球统一市场；生产要素配置全球化，资本、技术、知识以及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趋向于跨国界自由流动，逐步实现全球范围的合理、优化配置；企业全球化，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出现一批由跨国公司发展而来的“全球公司”，其他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也涉及不同程度的国际联系。经济全球化及其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正在对人类的经济活动、社会生活、组织管理等各个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样也对人力资源管理产生日益明显的影响。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给人力资源管理带来了一些新课题。一是稀缺人才的“零距离”国际竞争问题。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的标志性特征之一是生产要素配置的全球化，其中包括人力资源要素配置的全球化。因此，一般意义上说，人力资源将成为全球共有共享的财富，劳动力将突破一国的市场区域而进行跨国界的流动，因而将会引发全球性人力资源竞争。从实际情况分析，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供求关系上，中低层次的劳动力相对充裕，高层次人力资源相对不足，高端人才尤其显得稀缺，全球性人力资源竞争势必体现为高层次紧缺人才竞争。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和开放引资的国内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咨询机构、研发机构等外资组织进驻中国，它们往往采取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用人战略而与国内组织进行人才争夺，因此，全球化紧缺人才竞争所表现的空间形式已是短兵相接的“零距离”竞争，即国际化人才竞争国内化，而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国内的国有企业等组织又缺乏竞争优势。如何应对“零距离”的稀缺人才竞争，如何克服人才竞争中的“马太效应”，如何吸引和留住组织所需要的人才，这是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课题，尤其是对国内的国有企业等体制内组织来说更是如此。二是企业跨国并购中的人力资源整合问题。近些年来，为了规避或降低竞争结局的风险及成本，“双赢”或“多赢”的竞争模式正在取代传统的你死我活或两败俱伤的“博弈”竞争逻辑，由此，企业间尤其是大公司的跨国兼并和收购之风盛行。企业并购中涉及多方面资源的重新洗牌问题，如产品、市场、技术、资本以及人力资源的整合等，其中，人力资源整合具有统领性效应。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管理制度、管理风格以及不同的员工组合结构，企业在兼并和收购过程中，是否有能力以及如何进行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实现人力资源存量、企业文化、管理制度的优化整合，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正效应，而不是一加一小于二的负效应，并通过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有效整合，实现产品、市场、技术、资本的整合，这是决定企业并购成败的关键。三是企业国际化中的“跨文化”管理问题。经济全球化以及人力资源配置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企业国际化过程。经济全球化导致企业的融资、技术、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国际化，跨国公司进一步向全球市场扩展，同时出现越来越多不够跨国公司规格的国际经营企业，这是企业国际化的外在标志；跨国公司的扩展和国际经营企业大量出现又加快人力资源配置的全球化进程，使跨国公司和国际经营企业的员工结构上形成多元化特征，不同程度上成为“移民”企业，这是企业国际化的一个内在标志。企业国际化中凸现出跨文化管理的问题。如何在一个员工不同国家的国际化企业中，形成一种多元文化成分有机融合的企业文化，并使这种“跨文化”型企业文化体现于制度化管理之中，这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课题。四是人力资源管理游戏规则的国际化问题。经济全球化存在一个各国经济行为的法制化规范的一致性问题，或者说我国的游戏规则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包括人力资源管理游戏规则的国际接轨，这一点在我国加入WTO后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制度挑战。目前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中存在一些不接轨、难以接轨的问题。例如，干部与工人的身份区分以及企业领导人员、一般干部、工人的多层次管理问题，公司法人治理规范与党管干部原则的矛盾问题(如由董事会聘任经营者还是由党委会任命经营者问题)，党的组织部门和政府人事部门合署下发的党政合一人事文件部分代替了人事法规的问题等。如何在深化我国的人事制度改革中，使人事管理制度及管理行为既与国际接轨又保持不能舍弃的原则，这无疑成为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和加入WTO后人力资源管理所面临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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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范文
【关键词】不确定性 民粹主义 全球化 新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献标识码】A
纵观近些年的西方社会，反精英、反全球化，成为西方乱象的国内外诉求。反精英，证明传统西方政治陷入危机之中；反全球化，证明传统西方社会陷入保守、分化、极化。西方脱离群众、脱离现实、脱离世界，是造成种种政治乱象的根源。
脱离民众，助长民粹主义盛行
脱离民众，助长了民粹主义盛行，直接源头在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陷入穷途末路。民主悖论是西方脱离群众的典型写照。
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说法，民主方法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人的素质，即领导和管理政党机器的人；其二，是民主自制，也就是自我克制。今天，我们放眼欧美，不难发觉，民主扭曲、错乱的例子俯拾皆是。
概括起来，西方民主存在三大悖论：一是民主与生俱来的的悖论――三元悖论，即民主、自由、平等不可兼得。二是民主运行过程中的悖论――名与实的悖论。几百年来运作的结果，民主游戏化，甚至异化了。西方民主异化有三种形式，表现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功利主义。三是民主在全球化时代的悖论――多元一体的悖论。全球化解构了西方中心论，导致西方的民主话语权旁落。只是出于政治正确性而高喊民主，其实西方正在反民主、反全球化。因为过去西方民主的成功是在白人、精英、理性至上，是在“西方中心”的时代里运作的，如今在开放体系下，不是民主解构西方，就是西方在解构民主，以至于西方领导人纷纷感慨――多元社会已经失败，多元与一体无法合一。勒庞的《乌合之众》、亨廷顿的《我们是谁》等著作已经触及这一敏感话题。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对欧洲民主的解构，弱化平等，导致自由的泛滥，且热衷于民主输出，是造成民主悖论的罪魁祸首。欧洲为此遭受阿拉伯之春、难民危机、恐怖袭击等不可承受之重。
脱离现实，助长保守主义盛行
脱离现实，助长了保守主义盛行，直接源头在于近代以来形成的西方中心论。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祖师爷”的西方被推上了道德的审判席，尽管世界上缺乏对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的惩罚机制，但是华盛顿共识、欧洲一体化的光环渐渐淡去，美国梦、欧洲梦褪色，已是不争的事实。
西方的成功不仅与民主制度没有直接关联，如今民主制度反而在拖累西方。近来，欧洲渐感被自诩的“西方”给“忽悠”了。欧盟深知，当美国成为地区强权之日，也就是欧洲在世界上边缘化之时。
欧洲危机重重，也逐步在解脱，不再以普世价值自居。这给美国树立了榜样。杜撰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全球化谎言与工业革命神话让西方太累了，出路就在于佛教那句告诫――回头是岸。
脱离世界，助长民族主义盛行
脱离世界，助长了民族主义盛行，直接源头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政治效应进一步扩散。反映到对华关系上，就是西方保护主义盛行，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给世界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是一试金石，折射出西方看中国的种种心态：一是怕打自己嘴巴。按照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观，中国奇迹无法解释，不可持续。他们有些人于是笃信，中国经济接下来辉煌难再，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些人则从偶然论解释中国的超常增长――代表性言论有补偿性增长说、中国幸运说、中国是全球化的搭车者说等。所幸的是，少数西方精英已在修改其普世价值观――西式民主并非经济持续繁荣的必由之路，或修改其对中国的看法――中国经济仍持续繁荣并非偶然，而是中国实行了中国特色民主的结果。终于，他们认识到，西方已无法继续垄断民主和普世价值的话语权了。
二是反对全球化思潮作怪。认定中国成为全球化最大得益方，反全球化思潮拿中国过剩产能说事，担心中国的过剩产能如潮水般涌进，导致大量的失业。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这样就与过剩产能挂上了钩。其实，中国市场经济比西方更有效，这让死抱西方中心论的人坐立不安。
三是进一步暴露西方的虚伪性。市场经济地位至始至终就是西方设的套，指望俘获中国发展，成为他们的市场、替他们承担责任。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早已成为政治问题的一个铁证，就是苏联解体后，为了笼络俄罗斯，W美十几年前就承认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而俄罗斯那时还未加入世贸组织。
对西方社会而言，全方位变革才是摆脱制度性困境的唯一出路，这既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来凝聚共识，制定切实可行的路线图，也需要全社会非凡的勇气和毅力，坚持不懈，一以贯之。
西方如何看待中国，一定程度上是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全球化的折射
工业化起源于英国，仅仅数百万级人口规模，到了欧洲大陆达千万级，到了美国才到亿级。今天，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十几亿、几十亿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现代化，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这就为走出近代西方现代化所确立的不合理、不公正、不可持续的国际准则提供了可能。基于地方性经验的西方知识，无法解释中国。西方开始将中国崛起视为普世价值之外的替代选择，就是以己度人。
西方只是地方性概念，不过由于率先开启工业化、全球化而变成全球性概念，并且由于所有国家实现工业化走的都是西方道路，而将全球化概念上升为普世性概念。亚洲“四小龙”、“四小虎”，无一例外。中国工业化既是向西方开放、借鉴西方经验的结果，也是走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的结果，其工业化规模和成就超过历史上以往任何先例，且没有在工业化后实行西方的民主化，而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西方国家看待中国前途，不能从意识形态和自我想象出发，以自身为参照系，或以历史上其他模式为参照系。时而“中国威胁”，时而“中国崩溃”，将全球失衡、失业和经济波动等问题归咎为中国，视中国为全球化“替罪羊”，不是欺骗别人就是自欺欺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开创“包容性全球化”，让内陆地区和内陆国家加入全球化，让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让文明古国实现共同复兴。由此，如何看待“一带一路”成为如何看待中国崛起、如何看待全球化的检验。
在如今开放体系下，满足于“最不坏的制度”，已经不够，而应追求全球治理最有效的制度。西方应抛开傲慢与偏见，与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合作，共同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并在解决全人类共同问题过程中让实践检验各自政治制度的优劣。
展望未来，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其进程不会因为发达国家出现的反体制和逆全球化倾向而根本动摇。只不过，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无法继续，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正在终结。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参考文献】
①王义桅：《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