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了解传统文化精选(九篇)

第1篇：如何了解传统文化范文

[关键词] 音乐教学 传承 传统文化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遗失很严重,尽管政府以及社会人士群策群力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但大量的民间文化正以惊人的速度消亡。音乐教学含有丰富的教育内容,通过生动的音乐形象,在进行审美教育的同时,不仅仅是单纯的理解作品和传授技巧。如何在音乐教育中,渗透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提高学生的民族意识,更深入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进行审美教育的同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寓传统文化渗透于美育之中,使学生不断领悟中国传统文化的绚丽之美,自觉地加入到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来,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教学课题。

一、音乐教学的特殊性

音乐教学不同于其他教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教学中,进行乐理、视唱、练耳时,在传授知识,培养技能的同时,要加强对审美能力的培养。音乐作为一种艺术种类,无论是歌曲还是器乐曲,都是通过音乐的语言而流露和反映出来。音乐与其他同类艺术相比,有许多特殊性,主要表现在音乐是听觉的艺术,音乐不仅用听觉,有时它还通过全身的感觉来感受音乐。比如,对于节拍、节奏和力度等,就不仅仅是通过听觉来感受的。同时音乐又是一种表情艺术。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视觉形象的造型艺术或文字艺术的规律来要求和理解音乐的内容。音乐作为学校基础教育中的一门学科,它是加强美育的主干课程,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主干渠道,同时也是辅德、益智、健体、促劳的重要课程,它起着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逐步了解音乐语言及表现情感的过程中,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陶冶学生的情操。在古代传统社会中,人们用歌记载历史,于是各民族便有了专门的叙事歌;人类起源歌、万物起源歌;人们用歌沟通人神两界、跨越时空,于是有了祭祀歌、鬼歌;有了各种各样的礼俗歌。可以说,在更深的层次上,唱歌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普遍手段。特别是通过对我国民歌、民族音乐的欣赏,使学生热爱祖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同时,引导学生从音乐本身和文化背景方面整体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二、我国传统文化面临的危机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现代人对于我们自身文化的关心远远不够,大量的民间文化正以惊人的速度消亡,中国传统文化生存的空间日益狭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人几千年所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都受到强烈冲击,使国人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如何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尽量消解这种危机,是每一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寓传统文化于音乐教育之中,自觉传承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

音乐教学含有丰富的教育内容,通过生动的音乐形象,在进行审美教育的同时,不仅仅是单纯的理解作品和传授技巧。如何在音乐教育中,渗透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提高学生的民族意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教师在音乐教学当中,分析作品时要将作品中的传统文化背景和内涵,要将作品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创作而成的,给学生一个清晰的作品创作背景,在作品背后更多的传统文化的知识的讲解不仅有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作品本身,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教学中渗透 。如歌曲《看龙船》表现了端午节热烈紧张的赛龙舟场面和兴奋激动的心情。在学唱时,应更深入的讲解中国传统节日民俗端午节的来历,为何在端午这一天中国人有吃粽子,同时南方要赛龙舟的习俗活动,南北习俗文化为何存在差异,等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美育手段之一的音乐教育,它对于陶冶情操、品行修养,树立正确的审美观起到独特的作用,教师不仅抓旋律、节奏、音色、拍子、曲式、和声等音乐要素塑造美的形象,更应该让学生在理解美、表现美、鉴赏美中深刻领会作品中传统文化的精髓,激发他们民族的自豪感。在民歌的作品中,比如,《长城谣》最能体现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运用音乐本身的特点,既准确地表现了歌曲,又激起对民族无比热爱之情,自觉地将古代传统文化融汇在表演当中,使音乐教学成为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音乐教师成为普及文化的传播者。在音乐教学中应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这门课程,使学生在学习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的同时,更好地理解音乐作品,与之相辅相成,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获得美的教育。 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人是精神财富的重要载体,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言传身教、口耳相传是重要的传承方式之一,教师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作用。保护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产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国家的精神财富,更是世界的、人类的精神财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人类文化多样性正面临着严重的冲击。在此背景之下,国际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重视。重构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也能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复旦大学出版社.

[2]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

第2篇：如何了解传统文化范文

关键词：传统建筑建筑自主性

1925年，从康奈尔大学毕业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吕彦直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完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委托的中山陵设计，这一项目被誉为“中国固有式”建筑的开山之作。建国后，梁思成在《祖国的建筑》中发表的两张“想象中的建筑图”，力图说明中国建筑的“民族样式”及传统形式在新中国的表现。及至20世纪80年代，北京、天津、承德等地大规模兴建仿古街，1996年北京西客站投入使用。从1910年代到21世纪初，在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各代建筑师始终以将传统建筑为我用为己任，力求在传统文化、传统样式中寻找出新中国可以继承并具有文化自豪感的建筑设计方法。直到今天，虽然在表达手法上已经从简单的大屋顶，隐藏到建筑背后的建构逻辑，但不可否认的是，此类尝试依然不断，建筑师从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责任感，不断对所谓“传统”及“建筑的传统”进行解读与应用，寻找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本质，及建筑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国际建筑文明的契合。

一、 何为传统

传统是一种社会积累的经验，还是一种民族共同的生活方式，或者是某种文化的积淀？传统既有让人骄傲的一面，也有令人不堪的无奈，传统也许是家族赖以传承的道德枢纽，或者比习惯势力更加持久而顽强的旧意识。很难给传统下一个定义，就如同很难给文化下定义一样，但传统本身无处不在。

传统具有一种强大的懒惰力量，这种惰性，并不能完全看做负面力量。传统本身是个过程，是在一种变化中维持和延续着的，束缚了社会发展的传统，就是负面的力量，在历史进程中会被剔除；而在人民无所适从时，利用传统的惰性，能够维护文明与文化的根源， 这就是一种正面力量，在特定时间内会被发扬和尊崇，直至经过仪式化，成为一种形式，最终从新被社会所检视。

传统的范围也很难确定，我国的传统，多指特定区域和民族的特性，多强调政治权利与道德关系，而忽视多民族特性与民间现象。

在目前的建筑学中，我们总是提及的发扬传统建筑特色，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象征性的意识形态，所谓的传统建筑，也多指明清官式建筑或个别地域特色非常明显的建筑风格。我们所定义的传统，具有强烈的局限性和风格特点。这很容易在设计时，陷入对形式的模仿，而脱离建筑学本身的意义，寻找美学、哲学或经济等其他学科的依靠。

二、 传统的建筑

目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来说明传统建筑的范围到底应如何确定。普遍意义上，我们认为能够代表我国传统的建筑特色的多为清代及以前的古代官式、民间建筑。包括古代殿堂、住宅、祠庙、塔、桥、陵墓等多种建筑形式。经过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的努力，经由梁思成、刘敦桢主持，我国传统建筑的研究，在对古建筑保护与测绘方面取得了相当详实的成果。这些成经过不断研究与发展，形成了我国传统建筑历史与理论的根基。目前教科书中所讲述的古建筑传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木材、砖瓦为主要建筑材料。主要原因并不是技术、取材等方面，实际上自秦汉起，我国砖石建筑就已经颇有成就，唐宋已经有很辉煌的建筑，与西方宗教性建筑非常强调纪念性相比，我国古建筑用材的最主要原因应从美学、信仰等方面解释。首先道家强调阴阳八卦，而木主生，石主阴，故而常人用的房子多用木材，而陵墓多用石材；其次，对时间的理解，不追求物的永恒，而追求在生命在时间中的轮回，有来有去，生生不息，即为永恒，所以建筑不求永立于世，而是希望能以新代旧，与我国文化有较大相似性的日本，其伊势神宫每隔二十年重建一次，轮流使用，更是将这种态度表达的淋漓尽致。

2、木结构为主要结构形式。具体有抬梁式、穿斗式和井干式三种。抬梁式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在宫殿、寺庙等高等级建筑上使用斗栱。建筑的承重与围护结构分工明确，外墙遮光挡雨，内墙分隔空间，完全不承担受力。梁柱为结构受力体系，不参与空间划分。

3、大屋顶形式。我国古代建筑的大屋顶，是建筑形式中最具符号意义的元素。也成为现代建筑师设计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多数设计普遍采取直接从建筑的外观形式上模仿大屋的形式，利用符号的所指，既关于大屋顶的形成原因有多种解释方法，目前没有定论，随着各种研究方法的介入，相关研究结果也很丰富，但普遍较为接受的原因是为了保护柱网外的地基受雨水侵蚀，同时为尽量保证室内采光，出现屋面反曲的形式，根据木材材料的特点，利用榫卯结构搭接而产生举折。

4、组群的布局模式。传统建筑的组成都以“间”为单位，以单座建筑组成庭院，再以庭院为基础，形成更大规模、形式各异的组群。建筑组群大多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沿横轴、纵轴进行布置，礼制明确。

三、 建筑的传统

建筑作为一种人类文明的成果，谈及建筑本身的传统，就不应只局限于我国的建筑文化，而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在这里，建筑的传统，指的是建筑活动本身对其中持续积累的经验、文化的积淀的一种统称。而这种经验和积淀，支撑着建筑具有某种自足自制特质，这种特质，使得建筑在历史的转变中，始终拥有其形式上的合法性和内在的意义，得以抛开风格、形式、审美、政治等其他学科的影响，成为具有明显自主性的学科。

这种学科的自主性，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几类：

1、几何的形式

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笛卡尔坐标系一直是近现代建筑师在设计时所遵守的基本几何体系。虽然经过20世纪，哲学与科学界的广泛讨论，几何形式并不能成为建筑形式脱离意识形态的客观评判标准，不同的几何学观念会导致人们对形式的不同理解，如同现在所流行参数化设计，实际本质上是新的几何学与科学在特定哲学观点下所得出的某种建筑形式，这种建筑创新看起来似乎完全属于一种新的建筑观念，但其本质，仍然是一种建筑风格。而传统意义上，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各种新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的纯粹主义、立体主义，普遍为广大建筑师所接受，并为大众所理解的仍然是在科学界已经被视为落后代表的欧几里得几何学。这是一种久已定型，代代相传的文化习性与审美传统。无论几何学如何变，它在建筑界的统治地位依旧牢固，只是会随着科学的发展，偶尔会出现一些新的面貌，在本质上，依然遵循传统。

2、双重意义的空间

“空间”概念的出现是在现代建筑开始形成的时候。空间更是哲学讨论的话题，具有抽象的概念和理论，借助与其他学科的发展，来阐释和分析空间的概念；另一方面，在建筑学中，空间具有明确的实体性和物质性，建筑活动的本身就是为了营造可供使用的空间，这种营造受科学技术、社会环境，尤其是前面哲学对空间概念的解释的影响，而不断发生变化。

由此，空间的双重意义自出现以来，一直伴随着建筑的发展，而建筑学也一直在努力将其双重属性结合起来：使抽象的空间概念体现为建筑实物；或者从具体建筑物的建造和使用方面发展出抽象的空间形式。

3、符合逻辑的建构

建构的概念可以简单理解为“对建筑结构的忠实体现和对建造逻辑的清晰表达”。建构理论的基础在于对形式原则的划分。“建筑的每一部分都可以通过核心形式与艺术形式这两种因素得以实现。建筑构件的核心形式是“结构机制与受力关系”的必然结果，而艺术形式则是呈现结构机制和受力关系的性格塑造”。可以说，建构确立结构为本体内核，巧妙化解了建筑学坚固形式、艺术与结构的关系。建构形态不仅要求本体建构作用逻辑清晰，而且还要能够在形式上充分体现建构。当前我们的建构研究还远没有达到一种还原建筑营造本质的状态，建筑师应更加立足建构的起点，并从现代主义的价值体系中转移到当代文化语境中。

四、 现代建筑设计对传统的扬弃

在当代，建筑设计活动因为技术与社会文化的进步，可操作性变的更加广泛，建筑学本身也越来越依靠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技术，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建筑理论，并指导设计。除了将建筑学的外延尽量扩展之外，还应注意保持建筑学科本身自主性的研究深度，将建筑的传统延续下去。结合我国目前建筑设计业的情况，如何在保持建筑传统的同时，发扬传统建筑的特色，本文提出以下几点：

1、注重建构的传统。前面提到我国传统木建筑的核心是建造体系，是以工匠为主体的“营造”体系，第一代建筑历史学家梁思成等希望将中国古建筑提到与西方古典建筑相同的高度，提出中国古典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风格化的趋向。从营造法式到工程做法则例，突出强调的，除了工程管理，便是具体大木作小木作的详细做法。实际的建成建筑在规则的指导下突出建筑整体与局部的结构合理与逻辑清晰，除此之外的装饰等几乎都可以归为风格。在建国初期，风格的探索，大大遮盖了民间、工厂、公共住宅等建筑对于建构体系的实践，导致我们目前对建构话语的解释都直接来至西方，而完全忽略了建国初期这段实践，在建构路上所做的各种努力和尝试。因此在国内的实践应充分发挥中国营造文化的发达和历史积淀的深厚，培养和利用高素质的工匠，对古建筑的建构关系进行细致的分析，由此实现建构意义的发展，并体现中国建筑文化的传统精神。

2、注重空间的营造。日本学者伊东忠太认为中国传统的以相似单元组成院落的建筑形态，不能按照功能进行划分，并确定其唯一性；而后李允禾又提出“通用空间”的概念来形容所谓“通用式”空间。这种通用空间的提法，是为了区别西方建筑体系中“功能/空间”相对应的形态分类，而中国并为强调此两者的相互对应。实际上，传统建筑文化中所强调的是“形制/礼制”。形制是决定从民居到官衙、到寺庙和帝王宫殿蛋蛋形态差异所在，而差异的形成，则是礼制所决定。空间完全服务于这两者，而对功能的需求相比起来弱得多。

3、对风格的扬弃。风格本身并没有错，是在特定阶段形式所表达的特定形态，但风格明显受意识形态、社会审美等非建筑学自主性的影响。在当代进行建筑设计时，不应一味的集中在建筑风格的处理，利用建筑手法寻找所谓现代中式，而更应从传统建筑中，具有建筑传统特点的方面入手。

综上所述，我国的传统建筑在当代并不仅成为文化回归的一种代表，从建筑形式的模仿、手法的简化去寻找现代中式，而应从建筑学科本身出发，基于建筑自主性的传统，结合时代与历史的发展，寻找两者结合的契机，为当代建筑设计实践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朱剑飞主编. 中国建筑60年（1949-2009）历史理论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2、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第3篇：如何了解传统文化范文

进行舞蹈文化教育,舞蹈教材的基础性和重要性首当其冲。在舞蹈的教材与舞蹈教学中,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西方现代艺术的冲击,既是一个无法回避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舞蹈文化之“传统”释义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

“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的文化。传统文化的内容,取决于我们对“文化”一词如何定义。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

通常我们把文化概括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简言之,物质文化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而精神文化则是人类生存的样式和自我完善的方式在人们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传统文化”这个概念的含义不仅包括某一民族在社会实践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而且为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时期社会成员所共有,是人类认知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以及人类自身社会实践的一切文明成果。wWW.133229.COM在我国,传统文化所反映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中华文化对于社会的生产、生活和人们意识、道德等精神方面的密切关联度,它不仅揭示了传统文化与社会发展进程关系、与社会整体的关系,而且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

舞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舞蹈艺术是传达或表现文化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如今文化形态的日趋多元和外来文化的不断撞击,在西方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价值观审美观如潮水般涌进的情况下,舞蹈教育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增入的舞蹈文化成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处于边缘的游弋状态,而且会遭致固守既存传统人士的反对。

如何使舞蹈文化教育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呢?从文化欣赏的角度来说,传统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是从文化特性与保护的层面上看,传统的只能是民族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只能由中国自己来保护。舞蹈在传承传统文化时要创作和发展,就离不开孕育她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习惯。只有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

二、中国传统舞蹈文化之“传统”定位

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是民族文化血脉的沟通,那是要慎之又慎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不是只把传统视作时髦的“怀旧情绪”,而是当作“生存的必要”。

传统也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在传衍中它会发生变异,会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传统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增添新的内容、新的典范,而且需要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传统文化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综合。对不同质的文化传统的吸收和融合,可以使固有传统因注入新的血液而勃发生机,并变得更健康、更有免疫力。如唐代的乐舞文化,气象博大、心胸开阔、仪态轻松,就和大胆吸收西域乐舞文化、旧传统中融入了异质的新成分有直接关系。其实这一过程就是传统更新的过程。这一过程一般是缓慢的、渐进的、不知不觉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的濡化过程。这种濡化过程一般不会引发剧烈的冲突,也不破坏既存的文化秩序。但这需要充当异质吸收的文化主体强大、有自信力和包容精神。只有后来者不断为既存的传统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典范,传统才更充实、更有价值,才有可能不着痕迹地融入现在,成为活着的传统。 舞蹈院校的舞蹈教育在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地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也就是在这样的教学氛围中,优秀的舞蹈人才和舞蹈作品不断涌现。一部好的舞蹈作品的创作,一定是从内心到动作的浑然天成、和谐统一。它是既立足本族传统,继承了传统文化,又富有现代人的情感,将外在的舞蹈技法与内在的情感表达巧妙融合,而展现的超然艺术境界,给人以美的享受。如朝鲜族舞蹈作品《扇骨》以它特色的朝鲜族舞蹈语汇和深刻的民族底蕴赢得了众多专家和观众的喜爱与肯定。《扇骨》作品本身便体现了一种随着时代审美变迁而有的新体会,在提炼出朝鲜民族具有典型特征的舞蹈语汇的同时融入了编导个人的性格与情感,这样一部作品满足了观众的一份期待——通过舞者身体中流露的沧桑与坚韧,透出朝鲜民族特有的骨气与尊严,表现艺人不随遇而安、不急功近利的人生况味。朝鲜族女子舞蹈一般传统展现的风格优雅而深沉,韵律细腻而含蓄。而《扇骨》的编导张晓梅带给我们的却是一位一身傲骨,透着坚韧、刚烈,一位痴迷执着于舞蹈的朝鲜族女子。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让观众来解读一位朝鲜女子的人生与情感,给人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舞蹈艺术是一个情感、观念、信仰、文化交织的精神集合体,多种形态但又具有整合而一的民族性和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即是这种民族性以及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在舞蹈艺术中以今人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传统的新生是一个民族层面上的典型精神产物。这不只是单一舞种的文化传承,而是通过舞蹈这种客观的文化现象沿袭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稳固民族之本,扎深中华民族文化之根!

第4篇：如何了解传统文化范文

关键词：《何典》；典故；消解；反叛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2-0005-02

《何典》是一部颇受争议的小说，自诞生以来人们对它褒贬不一。笔者认为，虽然单纯从艺术成就来看，它并不是一部经典著作，但是它的重要性在于，它了历经两千多年的传统。因为它走极端，所以必然会有许多不尽合理的地方遭人诟病，但同时因为它走极端，才能产生对传统最大的冲击力。《何典》，从题目也可以看出，它是一部为反对用典而量身定做的小说，我们不仅应该看到《何典》的反对用典的表象，更应该关注它反对用典背后更深层的意义。下面，我们就从用典这一传统及其历史内涵谈起。

一、用典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使用典故是我国古代文人的习惯，它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尊圣崇经，是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孔子就成了圣人，孔子的言行演化为典故被后世频频引用。而先秦经典《诗经》和《离骚》更是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其诗句、意象被频频化用。在这种历史文化环境的影响下，我国古代文人具有浓厚的崇古意识，文学作品中的用典正是这种崇古意识的折射和反映。尚古、尊古的观念已经深入古代文人的灵魂，用典就是这种精神的直观显现。

另一方面，从民族性格来看，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都是处于农业社会，我们知道，农业生产是注重经验的。长者对于天气变化的判断、对于耕收时令的把握，在农业生产中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而这种能力都是在长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这是年轻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比肩的，所以有句俗语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道理就在于此。在这种生产环境下，要求年轻人要尊重长者，崇敬祖先。因此，在中国，认为越老的东西越好是有其深层的民族性格原因的。从这来看，我们如此执着于在文学作品中用典似乎就从我们自身民族性格――崇敬祖先这里找到了支撑。

二、清朝用典的情况

从我国文学发展历史来看，用典从先秦发轫，经过汉魏晋时期的发展，在南北朝时期达到高潮，至唐朝日趋成熟，到宋代就进入了用典的雕琢期，元明清则出现了守成和解脱两种趋势。

因为《何典》产生于清朝，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明清时期文学作品中用典的情况。从诗文来看，文人们执着于守成，他们作诗为文仍然固执于“无一字无来历”的主张。虽然有人批评当时的这种“填书塞典”的风气，但大多数人仍然在钻研如何在诗文中更好的用典。从小说戏曲来看，用典已经从士大夫的典雅走向通俗，尤其是古白话小说，把一些过于典雅的典故都淘汰了，普遍开始使用已经广泛流传在口语中的通俗典故，而且新的白话的戏曲小说又为小说家们提供了新的典故，出现了用典的新趋向。

《何典》就是用典解脱趋势的代表，它不仅淘汰了典雅的典故，它走得更远，全文充斥着方言俚语，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的反叛。其实，我们在前面努力挖掘用典的深层意蕴和历史根源，无非是为《何典》对典故的突破的重大意义找依据。也就是说，用典这一文化现象的历史渊源越深、传统力量越强，那么《何典》的突破传统的意义越重大。

三、《何典》对典故的消解

（一）命名“何典”

作者分明不屑于用典故，却偏偏取名何典，仿佛是在向那些绞尽脑汁用典故填塞文学作品的人们示威，向他们询问自己的作品“出于何典”。书名发问“出于何典”，书的内容描绘了鬼世界、运用的语言是俗字秽语，这就很明确地给出了答案“不典”。而且，作者在通篇结束时，用一首诗作了最好的结语：“文章自古无凭据，花样重新做出来”，这意思不是已经很明白了吗。显然，题目取为“何典”，是作者对用典故填塞作品的行为的最好的讽刺，也是对封建文人盲目的崇古、尚古意识的强烈的批判。

（二）诗词中摒弃典故

古代的章回小说每回前，往往以“诗曰”、“词曰”开头，用一首诗或词来介绍一回的主要内容或基本情感，也常常在行文叙述中插入诗词等韵文，有的在结尾时也用上诗词。而这些诗词，都是小说家们施展自己用典功夫的地方。《何典》的作者索性不在行文叙述中插入诗词，就更谈不上什么用典不用典了。而另一方面，《何典》的作者又基本上承袭了每回前以“词曰”开头的写作模式，但是在典故运用上却捣起了鬼。他在第一回一开篇的词中就写到：“不会谈天说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前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他不但写词不用典故，居然还说自己“一味臭喷蛆”，全部用的大白话，一点雅致全无，这分明是在给那些顽固的卫道者们打预防针，希望他们做好心理准备，开篇词已是这种状况，全文可见一斑，看后莫要咬牙切齿。而其他九回之前的九首开篇词也是因袭开篇词的风格，语言俚俗直白，放荡不羁。写词尚且能写得如此村俗粗鄙，更何况小说呢。作者的这一捣鬼，一下把处于文坛正统地位的诗词硬生生的从圣坛拉了下来，这难道不是对于文学传统的最大的冲击吗？

（三）对典故的荒诞运用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在诗词中尚且不愿用典故的张南庄，是怎样在小说中用典的。

在《何典》的第一回中，写活鬼与形容鬼离开家门上船时的一段文字：“形容鬼伸着后脚，跨上船去。只见那船直沧来，几乎做了踏沉船，连忙拔起脚道：‘姐夫，怎么叫这只船？如此卜ǎ　活鬼笑道：‘亏你做了阴间秀才！难道连孟子的说话都忘记了？’形容鬼道：‘有甚说话，我却不记得。’活鬼道：‘《孟子》上说的“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一只两来船，你用了大脚力踏上去，教他怎么不玻俊”孟子的这句话本是讲述王道的，结果作者通过王、驳男骋簦将“然而不王”偷梁换柱，变成了“然而不病保而且二人的谈论还煞有介事，仿佛确实如此。千百年来被人们视为亚圣的孟子说的话，在这里竟做了这样的注脚。作者不引典故则已，引用典故居然是如此的荒诞离奇，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这无疑是对引用典故的一种讽刺和揶揄。另外，其中对那些盲目引用典故的自作聪明的文人也是一种绝佳的嘲讽。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师拱手，甚而至于翻筋斗，吓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过去……这一个筋斗，在那时，敢于翻的人的魄力，可总要算是极大的了。”①张南庄对于经典的这种花样翻新，的确是极具魄力，他居然拿儒学经典开这样的玩笑，这无疑是离经叛道，是公然的与两千多年的儒家传统宣战。

为了显示此书无典，作者行文中多用口语，尽量少用成语典故，即使运用典故，也故意将成语典故的意思弄反。这样，作者表面上在用典，实际上又没有用成语典故的意义，不能按照约定俗成的意义来解释，将该书的滑稽效果推向了极致。如，金饭碗，本来是比喻待遇优厚的职位，在书中，却成了一只饭碗，而且还是被叫花子拿了来讨饭吃；狗咬吕洞宾，本来是比喻好意没有得到理解，可是在此书中，却说“请到了狗咬吕洞宾”，狗咬吕洞宾原本是主谓宾结构，现在俨然承担了名词的作用，指吕洞宾；梁上君子本来是指小偷，而在书中的语境中却成了体体面面的正人君子；班门弄斧本来是指不自量力，在书中却成了斧子的一种；“挡箭牌’常用来比喻推脱或掩饰的借口，在书中则用来指一种盾牌；“有眼木头”原本用来比喻反应迟钝、呆头呆脑的人，在书中却真指称一种木头棍子。从以上几个例子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从文本上，作者是用了一些作为典故的短语，但是按照语境仔细体会，这些短语并没有承担典故所蕴含的深层意义，也就是说，《何典》通过语境的营造，将嵌入其中的典故所携带的深意消解掉，使得典不成典。当然，《何典》的这种做法由于突破了人们正常的思维模式，获取了一种幽默效应。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将典故玩弄于股掌之间，表达了他对用典这一传统的蔑视。

四、《何典》对传统的反叛

古人用典，有其积极地一面，可以用精炼的文字表达丰富的内容和情感，但是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会给读者带来阅读和理解障碍，特别是当用典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接近传统文学尾声时，用典越来越脱离它的原本的意图，越来越多的人纯粹为了用典而用典，借用典来炫耀才学，结果不能为作品添彩反损害作品的艺术效果。其实，用典也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文化现象，本不该一棍子打死，但是我们知道，要对一个行经千年的传统说“不”，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极强的冲击力，要获得最强的冲击力就需要站在与用典对立的另一端。也就是说，如果要遏制典故泛滥的趋势，不能做一个典故运用的表率，这是不会起大作用的，因为两方争斗最终的结果无非是各让一步，做表率效果不明显；要做典故运用的颠覆者，哪怕二者取其中间也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所以《何典》对典故的颠覆也是形势所迫。

《何典》的作者张南庄全盘抛弃了“言必有据”的传统，给当时的文学传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国的正统观念崇拜文字的威力，张南庄偏偏用游戏的心态来写作。历来经典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文坛主导的诗文还是一直处于文坛末流的小说，其语言一定是纯洁、高雅的，并且运用典故合乎古代圣贤确立的意识形态，以此证明其创造力的合法性和取得更广泛的支持，就算再叛逆的作者也热衷于从经史著作以及典范的文学作品中寻觅典故，以此来企求传统力量的支持和庇护。而且，从历史上来看，即使那些带来革命性变革的人，往往也要从古人那里汲取力量，打着复古的旗号，唐朝大诗人韩愈当年发动文学革命，反对绮丽文风时，不是也以效仿“古文”相标榜吗？很明显，韩愈并不是要真的复古，他只是借用“复古”的名义，从传统中寻找支撑，这样就会减少革命的阻力。而《何典》却拒绝从公认的意识形态中寻找支撑，而是要花样翻新独立地创出一片新天地来，结尾的诗句“文章自古无凭据，花样重新做出来”表达了一个近代个性主义者的自豪。张南庄否认时代能继续在远古圣贤的阴影里前进，认为尊重他们的遗训也已失去意义，因而引经据典的方式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推重历史的崇古、尚古意识也变得极为空虚可笑。虽然说，作者张南庄在嘲笑历史和传统后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他的抛弃典故的作品尝试也没有成为经典，但是作为特立独行的存在者，因其反叛性、挑战性，《何典》无疑成为文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没有《红楼梦》那样的经典性，《红楼梦》是集大成的作品，《何典》当然不是，它是行路先锋，是在为以后产生集大成的作品扫除荆棘，它是可以占据从古代文学观念发展到现代文学观念、从古典白话小说发展到现代白话小说的转折点的位置的。

注释：

①刘运峰编.鲁迅序跋集.下卷[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385.

参考文献：

[1]祝鼎民著.典故 知识 查检[M].知识出版社,1992.

[2]李光信.古代文人的用典与崇古意识[J].文教资料，2009（2）.

第5篇：如何了解传统文化范文

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1重视实证和归纳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1.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1.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2文字语言学的未来发展对策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2.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2.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

第6篇：如何了解传统文化范文

关键词：民族文化教育 融入 幼儿一日活动 探索 实践

当前，文化的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单纯地生存在自己的民族文化之中。在这种形式下，我国的民族文化面临着如何生存、发展和创新的问题。我国已经将文化国力作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正在努力实施主支流文化兼容互补、综合创新的文化策略。教育作为文化传承、交流、融合、创造的主要途径，理应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发展文化的重任。而幼儿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的最初阶段、基础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应当实施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我国的民族文化是一个迷人的世界，是我国几千年历史的宝贵遗产，它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如何把这些灿烂的民族文化介绍给幼儿？多年来，我在幼儿一日活动中融入了民族文化教育，通过主题教育、传统节日教育等多种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教育。让幼儿感受、了解中国文化艺术的美，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良好熏陶，奠定初步的民族文化的底蕴，培养幼儿爱祖国的情感。

一、幼儿园的民族文化教育的内容呢

(一)艺术类

包括神话、寓言、歌谣等文学艺术，剪纸、泥塑、国画等美术艺术，京剧、民歌、秧歌舞等音乐舞蹈艺术；也包括当前适合幼儿年龄特征的电影、电视节目，如影视剧《西游记》、动画片《小哪吒》、电视节目《大风车》等。

（二）节日类

包括我国的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节等，和重大的国际性节日，如六一国际儿童节等。

（三）饮食类

接受东西方的饮食文化，中国南北饮食习惯以及当前健康的饮食趋向。如北方人的主食——小麦，南方人的主食——大米等。

（四）游戏与玩具类

包括中国的民间游戏与玩具、传统体育运动项目，以及当前流行的儿童文娱活动方式和最新的玩具。我国的传统游戏源远流长，传统游戏是中华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组成部分，很具有民族特色。它的发生发展反映了一定阶段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面貌。有的游戏成了世界科技发展市场的一种先驱，例如风筝，最早的原始飞行器就是风筝了。中国在南北朝以前就有了风筝，唐代以后发展就更快了。

幼儿园应如何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具体情况，选择幼儿易于接受的民族文化内容、教法、教学途径，有机的融入幼儿一日活动中。

二、民族文化教育融入幼儿一日活动中的策略

（一）利用传统节日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民族传统节日是我们的祖先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创造出来的节日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传统节日中，蕴涵着我国人民尊老、爱幼、勤劳、善良、爱国等优良品德，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每逢这些重大节日，我园都组织大型的、综合性的庆祝活动，有年级组联合的庆祝活动、大带小庆祝活动、亲子庆祝活动等，让幼儿在传统节日气氛的烘托中，亲身感受各类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美，体验参与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活动的乐趣。

利用传统的节日资源，充分挖掘教材的教育功能，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手段，让幼儿在看看、说说、唱唱、跳跳、做做的活动中加深对过节习俗的理解，感受过节的欢乐。孩子们始终积极参与活动，使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动手操作能力、感受能力得到了培养。

（二)在音乐活动中进行民族文化教育

幼儿园音乐教育的各项内容，以它动听的音律、优美的曲调、鲜明的节奏、生动的形象等特殊艺术魅力赢得了幼儿的喜爱。首先大量收集、选择符合幼儿年龄特点的，有一定挑战性、艺术性较强的民族文化艺术方面的歌舞内容。“打莲湘”是我国民间的一种舞蹈艺术，用莲湘有节奏地敲击身体的各个部位，会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我先从网上下载了“打莲湘”的舞蹈，让幼儿欣赏，引起他们学习的兴趣，再让幼儿拿着莲花棒自主探索怎样有节奏地敲出好听的声音，再和幼儿一起随着音乐表演。通过一系列音乐活动，使幼儿对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有了较深的了解，并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音乐活动中幼儿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幼儿感受体验了祖国传统文化的特殊魅力，激发了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感，同时提高了幼儿对音乐的感受力、理解力和表现力，在音乐活动中自然有效地融入民族文化教育。

(三)在主题教学中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

第7篇：如何了解传统文化范文

【关键词】中国传统哲学典籍；翻译能力；译者术语能力

0 导论

近年来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翻译家联盟等机构的推动，术语翻译研究总体而言呈现增长态势。不过，国内外的术语翻译研究主要集中于理工、经济、医学、法律、术语学、语言学等学科门类，很少有学者系统、深入探究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术语翻译问题。

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术语是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固化与凝结，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反映。只有保证中国传统哲学术语英译规范、准确，同时又充分尊重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中西文化差异所在，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传统哲学典籍英译所担负的重要作用，即经过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维护民族文化身份，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全球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各种文化平等和谐相处、共同发展”（郭尚兴，2013：20）。

1 国内外研究概况

1.1 国内情况

从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内关于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术语翻译研究角度较为单一，基本集中于对翻译技巧、翻译方法、翻译原则的讨论。如严敏芬、闵敏以语料库方法为依托，从《道德经》的核心术语“道”、“名”、“无”、“有”翻译入手，通过对比分析总结出哲学术语翻译可遵循的方法论和主要翻译策略（严敏芬&闵敏，2013）。杨颖育选取了三个有代表性的《孟子》译本，结合“性”、“气”等关键语词英译，讨论了归化与异化的关系、元典本义和注家阐释等问题（杨颖育，2011）。柴改英以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为指导，探索了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外译中的“历史视域”和“当前视域”融合、“新的当前视域”和哲学体系的“接受视域”融合，从而论证多重视域融合有助于完成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在目标语中的准确重构（柴改英，2010）。王宏印指出翻译关键术语“有必要选择一种文外注释的方法，或采取一种综合性注释的方法”（王宏印，2009：17），同时强调要确定一个术语如何翻译，要考虑语源知识、基本定义、搭配关系、语境变异及系统构建等。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有所突破。如郭尚兴以文化整体主义理论为基础，研究了文化语境本体性对术语意义认知和英译的必然影响（郭尚兴，2011）。不过，对于如何使意义更贴近历史及其境况，如何使主客观得以合理的反映，郭尚兴并未给出答案。

1.2 国外情况

与国内学者相比，国外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的翻译技巧、翻译方法、翻译原则等问题。此外，研究视野也更为宽阔，常常运用文艺学、比较文学、跨文化交际等学科理论，探讨在哲学术语英译转化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保持汉语原典的文本哲学性。这其中以德克・卜德（Derk Bodde）和安乐哲（Roger T. Ames）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卜德（1995）认为翻译哲学术语需要考虑几个问题，如术语和它所处的文本是什么类型、术语与其所在的整个文本之间有何关系、术语的字面义在使用者那里处在一种什么位置、译文的读者类型是什么。卜德还提出了一些翻译原则：风格的可读性、简洁性和自然性；统一性；准确性，同时提醒译者不能机械遵循上述原则，要充分依赖自己的判断力和平衡各种价值观的能力采用灵活的手段处理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参见刘华文，2012：112-126）。安乐哲（2001）反对用西方哲学中的术语来置换中国哲学的术语，认为那样会导致文化的简约主义，并造成中国哲学特质消融在西方哲学理念所主导的阐述和表述中。他坚持翻译要避免异质性世界观之间的相互替代，因此译者应该慎之又慎地处理哲学概念，在翻译中要保持一种阐述的敏感度，避免草率的类比，应该力求通过自己的译文把原文具有的中国哲学特质性的内容识别并表达出来（参见刘华文，2012：79-91）。

2 研究构想

2.1 中国传统哲学典籍术语英译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术语是中国传统哲学典籍翻译中的难点，其英译主要存在以下四方面问题亟待解决：

1）中国传统哲学术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有些译者翻译时即便以原文为中心，但由于缺乏对相关术语的慎重考量和深厚的国学功底，也往往会导致中华传统文化特质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出现文化亏损或文化扭曲的现象。

2）出于读者接受考虑，有些译者以译文为中心，多关注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如何在目标语中最大限度得到优美、地道的表达，从而造成中华文化传统特质严重流失。

3）受西方中心理念支配，有些译者（特别是西方译者）采用削足适履的方式翻译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将汉文化群体几千年形成的对宇宙、社会和人格美学的认知纳入到了西文的哲学和伦理范畴中”（包通法，2008：36）。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较大，这种翻译方式极易使得中华传统文化被国外读者曲解乃至妖魔化。

4）同一术语往往存在多个不同译名，结果引起国外读者的困惑，大大折损中国传统哲学精髓的对外传播效果。更为严重的是，有的译名不够妥当，若不及时纠正，对正确树立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形象难免产生不利影响。

2.2 译者术语能力模型构建

针对中国传统哲学典籍存在的术语翻译问题，为保证中国传统哲学术语译名规范精确、贯穿统一，本研究提出构建基于文化全球化和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双重语境下的译者术语能力模型。

1）术语识别能力。术语识别能力是保证译名规范准确的前提条件。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包含大量的术语，因此中国传统哲学典籍对外传播的本质很大程度就是核心术语的外译，并通过术语的译名将中国特有的文化概念传播给国外读者。这一过程中，译者的术语识别能力至关重要。倘若译者对所翻译的术语一知半解或者理解有失偏颇，则根本无从谈及译名的规范准确。

2）术语处理能力。术语处理能力是保证译名规范准确的关键手段。要使中国传统哲学能够为国外读者正确接受和理解，避免传播过程中出现理解上的歧义，乃至引发文化扭曲和文化误读，准确翻译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术语尤为重要。而要做到这一点，译者必须具备很强的术语处理能力，特别是根据翻译的目的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

3）术语管理能力。术语管理能力是保证译名规范准确的重要途径。自东汉支谦起，译者就意识到“名物不同，传实不易”。所以，在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过程中，译者重中之重的任务就是使用规范统一的译名表述关键术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目标语读者认识到一种固定的文化概念。使用计算机对术语进行管理是典籍外译工作者应该具备的重要能力。译者需要熟练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编制术语库、提取术语。

4）术语工具能力。术语工具能力是保证译名规范准确的有利支撑。想有效解决中国哲学典籍术语外译中的问题，保证更好地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精髓，仅仅加强术语的识别、处理和管理显然不够，还必须具有能够利用各种工具和技术解决术语外译问题的能力，包括使用字典等传统工具的能力和应用专门开发的计算机软件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的能力。

当然，鉴于中国传统哲学典籍翻译的复杂性，译者术语能力作为翻译能力的一种子能力构成，其本身是一种综合性的能力，这其中译者的术语识别能力、术语处理能力、术语工具能力和术语管理能力仅仅是译者的核心能力，而并非全部。尽管如此，上述能力还是构成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缺一不可。那么，如何培养译者的核心术语能力呢？

客观地讲，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翻译的译者术语能力培养与提升是个复杂的工程，涉及翻译政策、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翻译专业课程设置、翻译教学方法、翻译教学资源体系等诸多方面。

从翻译政策角度来说，国家应该充分重视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翻译问题，结合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的制定指导性规约，以保证广大国内翻译工作者在制度上有规可循。与此同时，相关负责机构还可以组织由各领域学者构成的专家团队，共同探讨中国传统哲学领域某些核心术语的翻译问题，并最终给出规范统一的译名供译者选用。

就翻译教学而言，教师在讲授中国文化典籍翻译过程中，应该设立独立教学单元与学生共同探讨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翻译问题。当然，这种教学应该是开放式研讨教学，即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学生通过收集、整理、分析术语翻译相关资料，熟悉并掌握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翻译要点所在，并最终获得系统的术语翻译能力。

当然，无论是译者术语能力的构成，还是译者术语能力培养与提升的途径和方法，都要以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为核心依据，以维护中华民族文化身份、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多元文化共生共利为最终目标，进行“动态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译者的术语能力始终符合中国传统哲学典籍对外传播的需求。

3 结语

现有关于译者翻译能力构成要素解析研究中，对于术语能力这一构成要素很少明确涉及，本研究首次把译者术语能力引入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术语翻译研究。从实践角度说，典籍外译译者术语能力研究有助于实现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在目标语中准确重构与顺利接受，促进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同时也能使得译者“从以前直译与意译之间暧昧的争论中解脱出来，”“从以作者为主导的译文和以读者为主导的译文之间有争议的区别中解脱出来”（Bassnett，2010：132-133）。就学术价值而言，典籍外译译者术语能力研究能够进一步拓展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术语翻译研究，既能在一定程度填补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中存在的某些空白点，为中国典籍翻译研究提供新视野，也能为翻译学科的建设添砖加瓦，对推动中国译学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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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assnett， S. Translation Studie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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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包通法.文化自主意识观照下汉典籍外译哲学思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5）.

[7]柴改英.从“天人合一”的英译看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外译的多重视域融合[J].外语教学，2010（2）.

[8]冯志伟.现代术语学引论（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9]郭尚兴.论中国传统哲学术语英译认知过程的语境本体性[A].魏向清等.术语翻译研究[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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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华文.汉语典籍英译研究导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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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宏印.中国文化典籍英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14]王岳川.文化输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第8篇：如何了解传统文化范文

在目前能够引领人群的秩序诉求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显示出了较强的理想召唤力。而在思想文化领域，近些年来的传统复兴无疑也为这一理想的浮现，提供了深厚的动力与资源。其中，儒家因其数千年来的丰富积蕴而得以见证现代命运的一阳来复，也再次构成推动现代中国转型的一个活跃力量。这就牵涉到一个历史性的解释与评介问题，即如何面对现代转型伊始儒家所遭受的重创，或者说如何更为准确地认识儒家传统在现代转型中的相关性及其价值地位。

古今相维下的以中化西

这个历史性的问题，又何尝不是现代中国之自我理解的题中之义？概因现代中国的发端，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始，恰恰是要在打倒孔家店的前提下来实现民主与科学。儒家传统，在这种不破不立的心智中，是封建专制的代言人，是吃人礼教的化身。现代中国的道路逻辑，按此必然陷入一种反题的绝境，必先摧毁传统而后能有一线生机，必先反噬自身才可超英赶美、凤凰涅。

近百年的曲折颠沛，已经证明这种现代立国的心智只能引发不断恶化的激进狂潮，实不足取。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真正走出上述反题绝境？如何深入反思其背后的唯理主义与建构论乌托邦迷思？在我看来，重新认识儒家，重新认识中国传统中的儒家及其现代启示，才能帮助我们真正生发出一种健全的现代视野，并形成稳定而积极的现代自我理解。

这方面，我想提出两个方法论意义上的主张，即“以中化西”与“古今相维”。这当然不是我的发明，如陈寅恪先生已经指出，未来文明的新造一定是一方面以中国原有文明为本位，另一面积极吸收外来因子。这当然也不是陈先生的孤诣，而是依据历史传统中道家、新儒学之既往经验而提炼出来的文明演进基调。

以中国文明为本，而开放吸收外来文明因子，比较妥贴的说法可以是“以中化西”。无论是秩序法度上的外来创制，抑或文明精神上的异国风情，如果要实现在现代中国的成功移植，都要真正进入到尊重原有传统的实践转化中。在充分尊重中国文明主体性的前提下，这种转化才有可能推进这一文明的新生转进，并为人类文明创发一个新的境界。

古今相维是另一个重要维度。现代国人在这方面的最大问题，表现出可怕的自负与骄傲，以一种进步论的目光审视先人故国。儒家传统则不然，孔子经由对三代文明的总结提出的因革损益思维，深刻塑造了中国的政治传统精神。这使中国文明的演进，能够维系礼俗道德的相对延续，有效包纳古典革命的震荡，并形成礼法传统的因革改进。“祖述尧舜，文武”、“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正是体现出儒家在古今宪制之间相维而成的高超智慧。

现代性变迁的主题：

竞争性国家格局与公共秩序聚合

古今相维与以中化西之间，前者是后者的关键前提。没有古今相维，以中化西所依托的文明主体性必成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健全的现解与导引也必将落空。比如我们常常将西方民族国家与自由个体为本的秩序形成，作为进入现代世界的标准，因而有各种比附式的论断：如把秦朝的建立作为现代体制中国之肇端、把宋代作为中国民族主义自觉意识的近源，或把明代阳明学看作现代中国心灵之萌动。

在比较文明的意义上，这些尝试性论断未必全无价值。然而，对于真正重要的中国文明特征，往往易流于皮相之论。比如就中国文明的体量来说，恰恰是一个长期游弋于天下与国家之间的超级洲域性政治体；而这一体量的精神构成，又非城邦、民族国家抑或帝国等等西式单位所能道明。这个体量与精神构成的要道，与儒家传统赋予我们的自我理解密不可分。

处于天下--国家之间的中国文明，自宋以来身处的地缘与世界格局，已非三代、汉唐之世界可比。这表现在华夏主体文明之外的族群逐渐获得较高的文明成长能力，依赖其独特的地方知识，甚或吸收华夏文明的经验智慧，成为中原政权的强劲对手。从天无二主，渐变为天子并立。与宋长期并立的辽、西夏和金，非匈奴、五胡、突厥可比，在文明动力、创制立法和军事竞争力上，俱可与中原政权分庭抗礼。而在这一显性竞争格局下，还有另一重更为深刻、绵延的文明冲击，前有佛教精神秩序，后有耶教与科技文明，后者在晚清更引出欧风美雨代表的现代西方秩序，将现代性变迁带来的格局挑战升级至顶峰。

近世中国所孕育的现代性变迁主题，它与儒家中国的传统相互塑造，也成为晚清以降现代转型最为切近的历史视野。所谓现代性变迁的主题，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中国所身处的愈来愈具备竞争性乃至压迫性的区域与世界格局所提出的挑战，另一个是中国内生性之公共秩序聚合的国家议程。自宋代开始，这两个主题即成为决定中国文明命运走向的重大因素，晚清以来所面对的大变化其实并不超越这个基本范围，而国人应对这种变迁的努力就主要表现在近世新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转化之中。我们的自我理解，也不能离开此而泛泛论列。

而所谓内生性的公共秩序聚合，主要是指唐宋变革以来，随着门阀贵族社会的解体、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城市化的兴起，一个愈趋平民化的文明共同体需要在秩序编排上实现稳定、活力与精致化。这个秩序的公共品质需要得到提升，以应对愈加频繁的社会阶层流动和整合，包容开始扩张的公共参与和竞争，并实现有效的政治控制。这个主题的另一维度，就是中国政治体内部各区域与整体、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如何实现稳定与活力的有效综合，同样是公共秩序聚合的重要内容。

竞争性国家格局与公共秩序聚合，共同决定了近世中国的秩序型构，也构成现代中国转型的基调。在近世以来的千年进程中，这两个主题提供最主要的变迁动力和压力，即使暂时压制也会再度冒头（如公共参与之于中晚明），并且还会形成内外之间的转换游离。比如元、清时期的中国秩序，已经把宋代外向型的国际竞争压力，转换作了内在的公共聚合议程，而这又递进形成中华民国五族共和所需面对的政治整合挑战。又如第一共和的国家建构问题，在人民立国的公共议程中，因内战龃龉，而造成海峡分治，客观上又持续将外部因素埋置其间。

对于现代国人而言，我们需要了解，面对上述现代性变迁，近世中国形成了何种应对？这一应对对于我们有何价值和意义？

扼要地说，这一应对之结晶在近世新儒学，尤以宋学为其思想精神之关键。如钱宾四先生言，“宋明理学精神乃是由士人集团，上面影响政治，下面注意农村社会，而成为自宋以下一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种安定与指导之力量”。宋学代表的近世新儒学，乃是贯通近世政教机制的要义精华，是中国文明政教精神的现代转化枢纽。

近世中国的政教（政学）模式

中国文明，不同于其他普世性宗教文明，其源头精神端在于文教学术与政治法度成一相维相制形态，二者合体而分用。政治之隆替治乱，常系乎教化学术之人心趋向。因之，宋代一朝文明，由宋政而育宋学；近世以降，有宋之政俗人心又滋养明清，虽经增革损益，而天理民情载物不息，终以启现代转型之机运。八百年斯文传承，首倡以范仲淹振起弊俗、改革弊政，和之以曾国藩提撕世风、自强中兴，良有以也。

近人多轻薄宋政，如云积贫积弱，如云“三冗”为患；亦多蔑视宋学，如云空谈性理，如云临危一死无补于事。这类表述，多反映晚清现代世变之亟下的一种迁怒之情。

就宋朝政教而言，其应对本文所言现代性变迁的经验和智慧颇显珍贵。北宋理学开山宗师程颐曾总结：“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待夷狄。”“至诚待夷狄”，从宋代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来看，虽有战不能胜的无可奈何，但在这样的客观限制下，依靠缔约维系长期和平、鼓励国际贸易，不失为一个现实的明智之策。而从国家精神来看，儒家对此既有客观的承认和认知，又没有丧失进取有为的向上一机。宋代春秋学的兴起，尊王攘夷大义的流行，士大夫复仇主战的决断意志，绝非今人可以厚诬。

而程颐指出的其他四事，恰恰是宋代应对公共秩序聚合的成功之处。“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体现的是宋代立国之初即蕴含的对于自发经济社会秩序的尊重，一改五代易命之际兵卒毁市劫掠的恶习，也从根本上奠定了宋代国运之基。而“百年未尝诛杀大臣”，又从社会政治参与的层面，透过完善科举制充分吸收社会精英，尊重和培植良好的共治格局，推崇公论，维系公法，将政治竞争控制在一个大体良序和文明的格局中。这两件事体，衡以我们的现代立国经验，其间的差距不能不令人深思。

至于“百年无内乱”，则应看到宋代政体和国策上，如何严密防制宗室、外戚、宦官、权臣、将帅干预政事、弄权营私，“事为之制，曲为之防”如何成为宋代祖宗之法的政体精神。“四圣百年”，既指出最高政治领导层的非凡德行，也从侧面指点出共治宪制成就治人理想的价值。要言之，自太祖、太宗起，经真宗、仁宗，根基于对现实社会经济秩序的尊重和培育，宋代政府透过君臣共治，树立起一套成熟的成宪经制，成功避免沦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代，并将中国文明提升到更高水平。

围绕这个立国之本、文明之本，宋代政治形成了自身的优良传统，呈现出两种保守主义：一种是基于北宋立国祖宗之法的保守因循，一种是源于更为古老的三代典范而生发的保守维新。前者，以宋真宗一朝之李沆、王旦等宰执为代表，谨遵祖宗成宪经制，凡朝野有言利害文字者，务为抑罢，可称作无为的保守主义；而后者，更充分挖掘出三代所代表的普遍政治原理，以此为源泉回向，有选择地接引、提升和推进宋代祖宗之法的规模纪纲，可称作有为的保守主义。

前者虽卑之无甚高论，却奠定近世根本，遗响深远。王夫之在《宋论》真宗一章有所论列，所谓“宋初之风”“君未能尽敬之理，而谨守先型，无失德矣。臣未能体敬之诚，而谨持名节，无官邪矣。于是催科不促，狱讼不繁，工役不扰，争讦不兴。禾黍既登，风日和美，率其士民游泳天物之休畅，则民气以静，民志以平”。后者在更为广远博大的政治传统中审视和理解宋代治体，强调对于三代和汉唐优良治道的尊重与继承，进而肯认和推进宋代政治社会的发展。或以立国理想精神提引继体之君，或以三代典范填实立国纪纲，更合乎孔子提倡的因革政治，是一种在保守中实现维新的中道思维。

北宋的两次重要改革运动，范仲淹庆历新政与王安石熙丰变法，表现出儒家内部对于政治传统的不同应对模式。庆历新政，乃是对于上述无为之保守因循的纠偏，其改革格局则属于有为之保守维新，侧重人事和制度的振作；而熙丰变法，虽然同样以回复三代为旗帜，却在精神指向上与有为之保守主义大相径庭，掀起了大规模变法运动。在政治法度和改革精神上，不吝于违背北宋立国之成宪，比如君相独断、蔑视公论，比如理财富强、与民争利，强化国家能力而削弱社会治理机制。

包括理学与事功学的近世新儒学提出了天理秩序观，恰恰是对上述政治趋向辨别反思的产物。它典型地反映出有为的保守主义精神。它同样以三代之法为典范，由此确立政治共同体的信条和精神指向。更为重要的是，它在一种演化因革论的意义上理解政治变迁，反对圣人“自为”、“首造”、“造作”的建构论立法思维。如大理学家陆九渊说：“世之人往往以谓凡所以经纶天下，创立法制，致利成顺，应变不穷者，皆圣人之所自为，而不知夫盖因其固然，行其所无事，而未尝加毫末于其间”。政治上的决断有为、创制立法，有其深刻的秩序法度前提。这构成他们理解赵宋立国精神的范式，也构成反对王安石激烈变法的理据。对于构成宋代国本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秩序，宋人尊重其合乎民情人性的演进，避免了造成政治传统的激进动荡。这种保守维新精神，不同于因循无为，不同于激进变法，也不同于元时期温公代表的一激一反、矫枉过正。

这一点，是我们理解新儒学最终替代其他竞争者，成为近世正统的重要缘由，也是澄清现代以来诸多污名歪曲的关键（对于理学末流、理学官方意识形态化的批评又当别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学为近世贡献了以天理为核心的意义秩序和政治秩序，提供了对于规则秩序的深刻阐释，以新颖的道统叙事化解了佛、老挑战，并更新了中国政教相维相制的机体逻辑，最终形成易简从容的近世文明气质。

新宋学与王道共和

宋代政治社会孕育出宋学，而宋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长远的自我理解模式，也预示着接引转换中国近世文明的诸多智慧线索。

南宋儒者吕中撰有《皇朝大事记讲义》，紧密结合北宋史实进行评论解释，并提炼出“治体”、“制度”、“国势”作为理解宋代政教经验的核心概念。这三个主题，各自包含了可以区分的不同层面，相互之间也形成了内在的关联。“治体”由仁意精神和纪纲法制构成，而“制度”包含规模大意与具体形式，前二者中的央地关系与文武规模，与政治地理格局一起决定了“国势”的强弱。三者总体上决定了国家政治的命运、治乱和实力格局。

吕中所强调者有这样几点：首先，构成治体的精神价值与纪纲法度并行不分，前者必须透过后者得以落实。 “我朝治体之所以远过汉唐者，盖其仁意常浑然于纪纲整肃之中，而纪纲常粲然于仁意流行之地”。其次，制度变迁之道，不在于具体制度形式上的激烈变革，更应当把握体制规模层次的大纲修举。透过不同政治精神引导下的修举大纲，在对于既定制度形式的因革损益中，实现制度变革的稳定有序前行。第三，国势应注重内在国力的培养，透过分权、责任的公共治理架构，让政治社会精英最大程度发挥其活力，形成有效对付外患的国家实力根基。最后，治法需要治人的体认、辨别和维系损益，君子小人之辨需要在上述秩序的运作中透过技艺、修养得以确证。

吕中的这番论述，既源自于宋代的政治实践，也充分体现出宋儒理解政治的自身特征。治体、国势的语言，与治道、治法、君势、公共等一起，共生并育于宋代的经验传统之中。在宋人刘实甫的序言与吕中的评议中，理学与事功学这两支近世新儒学的主脉已经实现了融会，天理世界观在对于宋初君臣“道理最大”的解释中展现其扩展浸润能力，天理经世的原理透过治体、国势而得到秩序性落实。

天理、治体、国势的叙事和解释模式，统摄秩序之精神基础、宪制与国家构建这些根本议题，正代表了宋学对于近世中国文明的自我理解。它阐释了宋人如何应对现代性变迁，而形成了一个富含智慧的实践机制。它提供了本体论、人性论的深刻说明，指示出信条、德行、共识、技艺如何一步步转化为习俗、惯例和正式法度，如何型塑可以持续并能自我调适的政教传统，如何维系国家共同体的繁荣与强大。它提供解释并呈现批评，如竞争性国际格局下的劣势限制如何改变，公共秩序聚合中如何纠正中央集权制的弊端、如何进一步提升士大夫代表的政治社会之公共参与品质。它也如实展现出儒家实践智慧的内在张力与争议天理并非道统教条。

这一体现宋学精神的理解和实践模式，彰显出儒家在近世政教传统中的积极角色，也可帮助我们理解和评价近世以降直至现代转型的国人传统。后人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这一智慧传统，实践于变化了的时势之中，不妨作为一个历史解释的标杆。可以看到：在应对竞争性国家格局上，元明清的武功建树成就在宋之上，维系了一个基本延续到现代的广阔疆域，直至遇到强劲的西方竞争者。在儒学传统上，天下视野和国家关怀共存，既有文化民族主义之贞定强化（如王夫之），也有东亚视野的移植扩展（如朱舜水）；在公共秩序聚合上，虽也能维系文教，推展礼法，在政体上却不断强化中央集权与君主独裁，摧折士风、抑制活力；经济社会秩序上如明之闭塞单薄，有幅员辽阔之实而财政收入反不及南宋三分之一。立国之本逊于有宋，故明亡于内患外夷，清折于屡失转机。明儒、清儒之气象格局，不及宋之直方广大，也正是与此政教传统互为表里。如谈心性者盲于事功，鹜功利者徇于利欲，不复有宋儒天理经世之全体精神。是否能匡正国本、顺理应物、应变无穷，文明精神系于国祚民运，此又可为证。

其间头绪繁杂，不能尽举，试以晚清民初之变为例。当此衰局之中，正是曾国藩代表的理学名臣集团，能稍复儒家淑世精神，觉醒世气，而开出自强中兴之势。而改良维新，康、梁等人会通中西之学，振作儒家大变法精神，宋恕、张謇等人深得因革损益之道，于六部框架寄寓革政精神，共同呈现出政治的新机向。迨至新政行，立宪起，湘、浙、苏、粤等地士绅积极投入，成为当时最具可行性的转型之路。而清室囿于满汉之别、新旧之嫌，不能公共行事，终延宕、丧失良机。而辛亥武昌首义者，又为受张之洞学风惠泽之新军群体。士--军集团始于平洪、杨，进于革王命，自曾国藩、李鸿章而下，降于袁世凯，士气消落，终成一军头主宰格局，而革命暴力之洪流愈发不可收拾。其间，政治文化精英之格局气象，其于政治国家命运之价值，从其浸润儒家处可辨识分量。

中国的现代立国最终走上革命建设的道路，并在革命的升级扩大中饱尝激进动荡之苦厄。此中消息，也与政治文化精英如何理解和实践政教传统模式密不可分。辛亥之前，如梁启超，主张保守维新，警示革命道路隐含的无可控制之破坏力。即如提倡革命军之邹容，在其拟制宪法中，尚思考如何以中和精神节制不断革命之激情，革命于他不过是为了光复秦汉以前之国人自由。至于民初，如之《民彝与政治》，对道统尚表达一敬意，而其内涵则舍弃宪典纪纲精神，强调天才创造之价值。至《孔子与宪法》，已全然否定传统之正面功用，以激进意识形态眼光审视故国文明。其人之动机，不外乎如何贞定共和之现代规模，而不解维系共和之信念、惯例、德行技艺不能无中生有，更不能全由摧毁传统得以树立。激进主义乘启蒙理性之极致狂妄，强撄不齐之物情，其势不极不止。违背传统之理，正须因革维系以制化之。晚近30年中国稍能循复正轨，如何确立治体、稳固国势，也在于如何面对此间消息。

第9篇：如何了解传统文化范文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传统文化

我国已经进入了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快车道，但传统文化正受到西方文化和新时期社会文化的冲击，很多民俗文化形态正在逐渐变化和消亡的过程当中。民间美术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也需要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所以本次研究将以小学美术教育为例，基于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教学内容的客观要求，围绕如何将传统文化融入小学美术教学进行探索和分析，在丰富美术形态的同时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

一、传统文化与小学美术教学的关系

在我国的基础教育阶段当中，小学的美术教育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文化教育载体，小学生的美术素养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都是必修课，中华传统文化本身也是美术教育关键组成部分。文化正是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的重要课程素材，如何在课堂教学中通过不同的教学方式来进行融入，让学生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的责任，也是教育工作者主要的工作目标。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思考传统文化和小学美术教学之间的关系，才能正确判断互联网时代下如何协同化发展。

1.1 相关性

传统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风俗文化，反映的是民间特质和民族风貌内容。同样这种文化是世代相传的，每个民族的民俗传统文化也是特有的。在小学美术课堂之上，我们除了要教授学生美术相关的技能之外，还要为学生创设教学情境，让学生感受这些传统文化当中所包含的文化价值和审美情趣，培养学生热爱美术和热爱生活的情感。实际上传统文化包含着中国几千年来的重要文化积淀，代表着不同精神下的内涵文化和东方美学的哲学思想。这些风土人情能够让学生深入理解美术的乐趣所在，并成为文化的传承者。

1.2 传统文化的教学地位

一直以来，传统文化在我国的地位和作用非常突出，我国小学美术教材中也有许多关于民俗文化的内容，例如涉及到年画和民族传统节日的教学内涵非常丰富，其教学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关心并喜爱这些具有魅力的民间艺术形式。当代学生出生于互联网时代，他们是数字时代的公民，所以这些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离他们的生活实际上比较遥远。如果年轻一代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出现缺失，甚至因此消亡，必然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小学美术教学果年轻一代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出现缺失，甚至因此消亡，必然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小学生作为文化教育的主要载体，加提升美术知识和学科素养的同时，如果能亲自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就能进一步实现文化传递。再加上传统文化和热门学科的学习过程，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影响着对学生开展的素质教育。从这一层次来看，民族传统文化在小学美术课堂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教学地位，产生的影响深远持久。

1.3 文化渗透的必要性

从文化渗透的角度来看，传统文化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是历史积淀下文明演化而成的一种发展结果，表现的是一个民族在各种时代下的观念形态与思想内容。特别是互联网时代下，这些民俗文化内容离我们的生活会更加接近，因为我们可以直接通过网络渠道了解相关信息，在足不出户的前提下就感受文化特点。例如我国的传统文化包括灯谜、戏曲、传统节日等，而美术课堂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通过具体的画面方式去解析这些艺术的文化价值[1]。我国各个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作为重要的教育资源具有融入课程教学的必要性和价值，也能让课堂氛围呈现出新的发展状态。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高度关注如何将教学和传统文化相互结合，以一种符合小学生年龄特征的方式达到课堂预期的教学效果。除此之外，立足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改革工作是新时期美术教育的必然趋势，将传统文化渗透到美术课堂当中势在必行。

二、传统文化融入小学美术教学的主要途径

现阶段美术课程在义务教育阶段已经成为必修课，也是基础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能在美术课堂中渗透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并借助互联网时代的技术优势展现在学生面前，就能发挥美育功能达到新课程的具体目标。在美术教育和学习当中，重点内容仍然是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和实践能力，我国乡土地域文化丰富多彩，民族文化种类繁多，如何将这些选修内容融入美术教材的必修课程当中，必然成为未来的难题和挑战。小学美术新课程改革中也明确提到要充分利用地域文化来培育学生的爱国之情，结合地域特色，扬长避短，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认知和文化认同感，让美术教育不忘初心，坚守传统，积极发展本土优秀文化。但从改革环节的具体要求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2.1 现代化课堂教学模式

美术资源在课堂上的应用可以采取更加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发挥特有的功效。在现阶段美术教学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展示民间美术的有关内容，让这些色彩和形态方面的特点能够全方位展现在学生的生活之内。显然这些美术元素也是课本教学无法达到的层次。此外如何使用视频继续播放有关的美术资源，就能发挥直观生动的优势，吸引学生注意力并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主动融入学习过程当中。例如在“节日的装饰”和“过春节”这一部分的知识学习环节，教师可以利用各类软件将我国不同地区的春节文化习俗进行播放，以视频的方式展现在学生面前，这样的内容也必然能提升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实际上我国民间美术形态分布地区广泛，文化特征多样，如果在课堂教学上能够把这些资源进行收集和整理，并引导学生广泛关注，就能让他们主动参与并积极寻找资源信息，在开拓学生视野的同时，培养他们的组织能力和创新意识[2]。

2.2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课外实践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课内教学之外，课外实践工作也可以成为一项重要的教学辅助手段。在美术教育和学习当中，学生的学科素养培养十分关键，而传统文化独具特色，注重课外实践活动，能够让这些传统文化的底蕴化为美术形态。例如在寒暑假可以给学生布置作业，让他们通过写生和拍摄的方式收集不同的民间美术形态，然后在开学时进行分享和交流。以前文提到的春节这一部分为例，可以安排一个小型的社会实践项目，即让学生深入自己的家乡，了解不同地区在过春节方面的不同习俗，并且将这些内容在课堂上进行对比。这样一来学生可以自行收集文化资源，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文化的导入，一方面能够丰富学生的美术知识，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和创新能力。有了教师的学习引导学生对这些身边的内容也会更加熟悉，在耳濡目染当中进行创新。总体来看，互联网时代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自我表现的平台和载体，除了课外实践活动之外，还可以围绕不同地区开展的民间文化活动展开教育工作，如某些地区的庙会节日活动等[3]。利用多媒体设备将学生收集到的资源在课上进行播放，也是传统文化和美术教学融入的典型表现。

2.3 生活化情境创设

知识来源于经验，而经验来源于生活，所以现阶段的教学工作应该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才能让他们深入理解学科知识内容，感受生活当中的美术元素和美学价值，然后学会如何将数学知识运用于生活问题的解决环节。换言之，只有将生活融入课堂，让课堂变得更加生动而具体才能实现生活化教学，为学习添加足够的乐趣。在新课程标准出现之后，小学美术课堂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领域要求，除了掌握课本知识之外，还应该进行课外的延伸，在贴近生活的同时，让课本知识变得不再枯燥无趣。而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需要让学生欣赏文化作品，并让他们感知背后的时代元素。不同时期的民间美术特点往往与当时的经济或政治等因素密切相关，也说明了民间美术和人们日常生活是密切联系的。为了让教学更加丰富出彩贴近生活，教师可以利用互联网将生活中常见的物品展现在他们面前，并且邀请学生家长共同参与到学习和探讨环节当中。以传统建筑为例，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下，很多传统建筑逐年减少，一方面是由于当地政府在早期未能引起高度重视，导致某些传统民居建筑年久失修，缺乏修缮。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现代社会快速发展让学生离传统元素越来越远。实际上在六年级上册的教材当中就有涉及到古建筑保护这一部分的知识，如果教师能够在教学当中先让学生欣赏我国十大著名古建筑，并且介绍不同建筑的时期和历史特点，利用PPT进行总结分析，就能引导学生围绕每个建筑的结构功能和生活用途进行阐述说明，不仅可以提升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也能加深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意识，突出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这对于学生学科素养的提升意义显著[4]。

三、结语

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沉淀。而小学美术教育本身作为基础教育，需要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和认知特点，将传统文化具有的审美体验全部教授给学生，从而让他们具有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在未来的教育实践当中，教育工作者需要将美术这一门具有可视性的艺术门类进行深度创新发挥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并借助互联网时代下的现代教学方式，让学生掌握基本美术知识的同时，从视觉角度鼓励他们发现生活中的美学元素，感悟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

参考文献

[1]杨秀芳.传统文化进课堂――新时期小学美术课堂教学的创新[J].新教育时代电子杂志(学生版)，2019(35):1-2.

[2]庞明启，王侠."互联网+"语境下高校传统文化课程教学策略[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9(01):119-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