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精选(九篇)

第1篇：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范文

【关键词】孔子 德育思想 现代教育

孔子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德育思想是其修身养性和实现发展的核心理念,这些理念不仅在思想方面引领着人们正确的实现为人处世之道,同时在实践中也体现了道德的重要性。仁爱、礼义、忠恕、明智和诚信是孔子德育思想中的主要内容。

仁爱。仁爱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理念,主要是指一种高尚的品德,孔子是仁学的开创者,他提出“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等思想。仁爱是一种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和精神追求,其他的美德都是围绕着这种道德修养而展开的,一个人想要追求真正的品德,就应该以爱人为主要的前提。“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应该不断的提高自身的修养和道德,才能够实现道德的标准,才能够为实现最高境界的仁爱奠定基础。“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十分注重人的品格的修养,也就是人的德育教育,认为人的品格的塑造主要取决于道德的自主性,完善的人格需要不断的积累和道德的培养,小人和君子的区别就在于其道德思想的培养,同时,仁爱虽然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准则,但却不是不可以追求的,只要努力地提高自己的内在修养,就会达到仁爱的境界。孔子还认为,仁爱是最完美的、最善良的精神,是决定一切的根本。

礼义。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中,仁爱是其核心的价值理念,而礼则是其德育教育的修身准则,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是把仁爱的思想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和学习中的行为规范。儒家德育思想的目标是通过礼规范人的行为,使社会的道德、社会的法律和家庭的准则对受教育的人都具有规范作用,使礼成为每一个人应该自觉遵守的准则,达到人对自己有礼、人对人有礼、人对自然界有礼的境界。孔子主张以“礼”为社会道德规范,包括政治等级制度、伦理道德规范、一切交往礼仪等,要求人们专心地去遵循“礼”所规定的诸多封建等级秩序,以平治天下。孔子修身思想中礼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礼的行为方面,要求修身的人要符合礼所包容的东西。首先,应该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要严于律己。社会上生活的人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秉性和特征,倘若不用一种统一的道德加以规范,就没有秩序可言,所以,礼是个人立身行事的最基本的东西;其次,要以礼待人,在社会交际的过程中,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以礼相待,利用礼去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其协调发展,才能够达到社会的和谐发展。

忠恕。忠恕原则是孔子思想中的具体的实施方法,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意思就是说忠恕是仁爱之道的主要方面。忠恕主要以忠为思想的核心,对于自己而言,主要是指做人一定要忠于国家、忠于事业、忠于朋友等,要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摆正自己的心态和位置,也就是说,做事要体现忠诚原则。孔子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要求弟子一定要善于与人沟通,而且要本着“与人忠”的原则。“忠”就是下级要按照上级的指示进行事宜的处理,特别是在臣子对君主的侍奉过程中一定要本着忠恕的思想理念。在师生的相处中,也要体现忠诚的思想,学生要以忠的态度严格要求自己,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犯错误,但是能够及时的进行改正的话,也是秉承了忠诚原则的,如果犯了错误还没有改过的想法,就没有秉承忠的核心理念。孔子提出的忠恕的原则也不是指完全的服从,不是绝对的服从主义,主要是介绍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和为人处世的方法,是一种积极和主动的道德原则。忠恕就是要宽以待人,以己量人,推己及人,实现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

明智。明智的思想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描述。首先,明智对于个人而言就是要有自知之明,能够正确的看待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同时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明就是指一个人能够正确的反思自己的错误,加以改正,提升自我内在品质的高度。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想实现自我修养和智慧的提升,一定要怀有一颗善良的心和达观的胸怀,他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义。”只有形成了上述的思考模式,才能够达到明智的境界。其次,明智是一种道德品质和分析事物的能力。所谓知者不惑,也可以说是智者不惑,拥有智慧的人不仅体现在对知识的认识,还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理论和实践是一对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在孔子的修身的儒家思想中,智重在人事,重在了解和辨别社会现象,所以为“知人”而“知言”就成了智的最基本的内容。知主要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描绘世界的一种过程,人实现了对知识的了解,就开启了放眼世界的大门,知人就是指要清楚地把握人的才能和品德,但知人的目的,则在于知贤而善用贤,以实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济世目的。在孔子看来,要深刻地认识仁义,并把它转化成自己的内心信念,就要在行为上坚守仁义,不违仁义。

诚信。儒家思想中的诚信主要是指做人应该从自身出发,追求真正的人格的实现。“诚”的含义等同于孔子思想的知,就如同知一样,其核心的思想内涵主要是指精确的、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意思。“信”就是不失言于人,不欺人、守诺言,是全心全意履行和实践一个人的诺言。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荀子也认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论语》则认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实现诚信的途径和意义。诚信的思想贯穿在孔子修身和德育思想的整个过程。“信”在《论语》中出现了四十几次之多,可见,孔子对于诚信的要求是很高的,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孔子十分推崇这种德行,他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梯,谨则信,泛爱众,而亲仁”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这些思想都是把“信”看作是建立人际信任关系的根本因素,看作是实现理想人格的先决条件。

对孔子德育思想的评价

孔子的上述思想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延续千年,对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世界也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结合现代社会的现实情况对孔子的德育思想进行正确的评价,会对教育有所启示。

人是道德的主体,人格的树立有利于个体价值的实现。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思想之一,这种仁爱体现了社会崇尚志士仁人的气节和精神。孔子认为那些为了自我实现而进行不懈努力的人本身就是仁爱的体现,这些人把实现仁爱作为自身的一种道德情操,而不是当作他人实现利益的工具和手段,也不是任何形式的强势和权威甚或是金钱的工具。孔子尊重个体的独立人格,并且突出了作为道德人格主体的个人独立意志。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人是一个主体,人格的实现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深化,同时也是人格尊严的具体体现。人在尊重自我意识的同时,不能够把别人的意识强加给别人,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德育思想是实现人的主体性的重要途径之一,孔子认为:“仁远乎哉?我欲仁,则斯仁至矣。”“为仁由己”,“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他认为一个人的道德教育的提升和道德品质的升华,应该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自己的锻炼实现仁义道德和知识文化修养的完美的结合,最终实现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双向的德育的提升。通过传授道德知识、鼓励自我修养、启发道德思考来进行道德教育,从而从道德论上肯定了每一个主体为善为恶的自觉和自由,赋予了每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实现自我的能动自主性及其内在根据。

重视道德修养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孔子认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重点在于怎样提升群众的道德修养和品质,只有每个人都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丰富的知识结构,才能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指个人的知识结构和道德素养的高低决定着国家的繁荣和太平。道德修养的提升在孔子的德育教育中是核心内容,也就是在这种道德的基础之上,孔子力图把道德的思想贯穿于社会中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之中,认为只要把道德思想注入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就能够和谐稳定的发展。可见,孔子的道德思想对社会起到举足轻重作用。修身主要在于修德,孔子修身思想的政治意义在于强调德育结构中“德”的主导性和重要性。修身被看作是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主观条件,这一点在孔子倡导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观点中有充分的体现。从政治方面讲,孔子还说为政者要做到使“近者悦,远者来”,要以安定社会为己任,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认为统治者只有“为政以德”才能“众星共之”。所谓“政者,正也”,即要求统治者严格遵循社会准则,以道德人格做人民的表率,并用德礼来教化人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样就可以使每个人各安其分、各守其位,人人遵守各自的名分伦理,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有教养的人,便可以实现和维护社会稳定。

过度扩大道德的功能会导致道德中心主义。在孔子生活的时期,他推崇的以德治国思想将道德作为社会发展和稳定的主要的手段,“以德代刑”和“以德服人”的现象盛行。所以,孔子的这种修身思想实际上是夸大了道德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塑造中的作用,扩大了道德修养的功能,造成了社会对道德的高度崇拜和盲目崇拜,这种现象就陷入了道德中心主义的误区。以道德为中心的治国理念容易造成过度重视人对社会的治理,忽视法律和法规等硬性制度的建设,这种情况引起的社会问题是很严重的。孔子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治理国家的好坏取决于统治者道德素养的高低,而不是取决于法律和制度是否健全,这种体制在集权主义的制度下,过分地夸大道德的作用,把国家的统治寄托于君主个人身上,必然不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导致国家的灭亡。其次,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孔子把道德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导致了对法律和制度建设的轻视。传统儒家政治推崇德治而看轻法治,认为唯有德治才是政治统治的正道与上策。孔子崇尚道德的功能,道德被当作了维护政治统治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手段,相应的必然导致了对法治思想和法制建设的轻视。社会的发展除了需要人们自觉的道德意识,还需要法律和各类社会规范。孔子的这种重德轻智、忽视科学技术的修养思想取向直接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知识培养的匮乏,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就个人而言,仅仅接受道德教育是不够的,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德、智、体、美等几个方面,除了德,还必须具备相应的科学文化知识、智力技能结构、强健的体魄、优秀的心理素质和正确的审美观及创造美的能力。

孔子德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德育是教育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孔子的德育教育是其教育工作中的核心内容。以德治国的首要任务就是用道德去约束百姓的行为和思想,他认为理想中的国家治理应该不是充满刑罚的治理,而是通过言传身教的德育教育进行治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德育教育应该是培养人的最重要因素。我国现代社会延续了传统的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礼仪之邦的德育实践理论使当时的社会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现代的教育中,我们应该借鉴孔子的德育思想,根据一定社会和受教育者的需要,遵循品德形成的规律,采用言传身教等有效手段,通过内化和外化,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法制和道德几方面素质开展系统活动。学校教育是培育人的事业,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必须在办学的全部过程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充分体现“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原则,继承儒家把德育作为核心和本质的德育思想,更加重视思想道德教育,切实把德育置于学校教育工作的首位。

“做学问先要学会做人”是德育教育的核心任务。教育的宗旨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国第三次全教会再次强调素质教育不仅是要让学生掌握知识,培养能力,更重要的是使学生懂得做人的道理,具备做一个合格公民所必需的品德、心理、责任感、精神、观念等。首先,我们要善于发现和树立品德高尚的榜样,用高尚人格教育和鼓舞学生,从而实现教育的目标。其次,要从立身、行事和处世三个方面培养学生的基础性道德,然后根据思想形式形成处事之道。再次,注重学生全方位素质的培养。教育学生学习并实践孔子仁爱、礼义、忠恕、明智、诚信的修身内涵,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最后,理论结合实际,把孔子的仁爱和诚信等思想应用于实践之中,实现德育教育的目标。

第2篇：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范文

关 键 词：孔子音乐教育思想　礼乐教育　和谐社会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从整体上讲就是礼乐教育思想，成为后来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主体，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成为历代统治者施行封建统治、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工具。伴随着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孔子的礼乐教育思想虽然束缚了音乐的发展，限制了音乐创作与实践的自由，但作为教育系统性的反映，却体现了孔子音乐教育思想是以培养人的理想人格为主体的教育理念。

孔子音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

孔子音乐教育的内容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构成其音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并将音乐教育视为教育的重要途径，或者说是教育过程的最后完成阶段。孔子在《论语》的教学科目上，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项，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书”为基本教材。《论语·述而》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内容包括了“知”（智）、“勇”“艺”“义”“礼”“乐”诸方面。孔子《论语·泰伯》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体现了孔子所讲之“乐”，其中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论语·宪问》中所讲“文之于礼乐”之乐，是讲伴随着“礼”，对音乐的学习与实践。强调《诗》的颂诵要结合礼乐，音乐实施的过程同样要结合文、礼。第二，是对音乐教育这一行为的完整概括，讲受教育者通过对《诗》的弦歌颂诵，得到内心情感意象、修养等方面的培养和陶冶。这其中包括了人的心智聪慧（“知”）与意志体魄（“勇”），并涵盖了人们的社会礼仪与行为规范，使人们在行为修养、人际交流等方面都得到陶冶与培养。这就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通过诗乐与礼仪的学习，实现礼乐教化之目的。反映出孔子所讲之乐，远远超出了一般人所讲的属于“艺”的音乐的范畴，也超出了外求于礼、内求于乐的礼乐同一层次之“乐”。其教育思想始终离不开以音乐教育为手段，完成诗乐与礼仪的学习为先决条件，实现其教化作用为最终目标和任务，形成了孔子具有现代美育意义的音乐教育思想。这种对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渗透到人的全面素质培养和发展以及世界观的改造等各个方面，也证明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已经超出了一般的音乐教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是孔子对音乐教育全过程的整体概括，也说明了这一教育过程，是由音乐教育来得以完善的。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在孔子整体教育思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含义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为主要目标和任务，在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过程中，尤其重视人的道德的培养，所以，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更加重视音乐实施的道德含义。《论语·泰伯》对音乐教育行为的概括，首先提出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将仁义道德放在首位。为实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规范，则是“立于礼，成于乐”，将音乐教育视为实现孔子理想中道德规范的重要环节。

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规范，要从孔子思想的“礼”与“仁”谈起。根据《周礼》的有关记载，诗、乐与礼仪共同构成了音乐教育行为的完整实现。“乐”是诗、歌、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礼”则是封建统治者的典章制度、礼仪形式。所谓“兴于诗，立于礼”，便是立足于礼仪活动，贯穿于合乎规则的诗乐演出之中，形成合乎孔子理想中道德规范的音乐教育行为体系。这一体系渗透着“仁”的道德观念和人生理想，具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积极的一面。从消极的方面讲，也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这种尊重人格独立的思想，体现了封建礼教制度下的人道主义和一定的民主性，形成了孔子的思想核心。这与孔子提出“子为政，焉用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主张对人民要“富之”，然后“教之”，以及宣扬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的“仁政”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对于孔子的“仁政”思想，诸多学者也有不同看法。《论语》中曾讲“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民”，又讲“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蔡仲德先生讲“可见‘爱人’‘济众’是为了‘得众’，‘惠民’‘养民’是为了‘使民’，‘百姓足’是为了‘君足’……教民并非为了使民变得智慧，而是为了使民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便于统治。”根据蔡仲德先生的说法，“教民”是手段，而维护其长期的封建统治则是目的。但这种“爱人”“济众”“惠民”“养民”以及“百姓足”才得以“君足”的说法，无论其目的如何，实际上已给统治者提出了较高的道德标准。这种道德标准，在当今民主政治的社会制度下，都是可取的，应该予以效仿的。对于平民百姓来讲，“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是一种道德标准，与充分民主并不矛盾。这便是孔子“仁”之内涵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与高扬自由、平等、博爱旗帜的人本主义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即便以人与人平等为基础的现代人道主义，也仍没有达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标准。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突破了周代音乐教育中“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音乐美学通论》讲“‘有教无类’之举扩大了社会受教育面，变无教为有教，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教无类”就是无论贵族与平民，都要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在音乐教育实践过程中，将属于“贫而贱”阶层的颜渊、子华、子路、闵子骞、樊迟、子张、子夏等，培养成为天下列士，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七十二贤”，体现了孔子音乐教育富于道德实践的成就，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含义也就在其中。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美育作用

孔子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中庸”的思想，强调矛盾双方的联结和统一，否定矛盾双方的斗争与转化。“中庸”思想与“仁”“礼”结合，便可调和矛盾，维持社会的安定，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孔子的音乐教育也无不贯穿“中庸”思想，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便是孔子对音乐表现上的要求。孔子意识到音乐所表现的情感应该是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的情感，着眼于人和人类的基本存在及健康发展，而与放纵情欲、违背理性等思想相对立。在孔子眼里，“郑声之乱雅乐”。“郑声”本是来自民间的歌谣，蔡仲德先生认为“郑国的情歌在各诸侯国中最为突出……其形式则采用新的音阶，讲究艺术技巧，多有繁声促节，多有哀思之音，音调高亢激越，表演男女错杂。”在我国春秋时期，却成为贵族富豪们满足声色娱乐的一种音乐。所以孔子认为“郑声”不尊从礼乐规范，只能满足统治者及贵族富豪们纵情享乐。从“为邦”的前提出发，孔子提出了“放郑声”音乐教育的主张。“放郑声”以防“郑声之乱雅乐”，体现了孔子美与善的准则、音乐美的准则，其中蕴含着对音乐表现“和而不淫”的要求，音乐内容与形式的“中庸”、中和。这种“中庸”、中和实际上是反对音乐表现上的过与不及，这种音乐审美的价值取向与音乐教育内容的选择、评价，始终贯穿着孔子学说的哲学思想，其中蕴含着仁义道德的思想内容，说明孔子是根据音乐教育的美育作用，来实施音乐教育的实践过程。

孔子的音乐教育是通过音乐，使人们得到审美情感的培养，来实现音乐教育的目的。因此，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首先强调了音乐要有“乐”的作用。《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赞赏《韶》乐的美、善结合，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比《国语·楚语上》所讲的以“无害”为美，《左传·昭公二十年》以“心平德和”为美进了一大步。将美和善区分开来，肯定音乐善的同时，也肯定了音乐的美，使人们通过音乐美的感化作用，得到审美情感的培养。这种审美情感的培养，就起到了人心向善的作用。体现出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首先是充满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文忧患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以积极的态度考察音乐现象，回应音乐与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音乐思想与美学理论。这方面，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的美育作用便是典范。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探讨孔子音乐教育思想，必然牵涉到孔子的整体思想。孔子的“仁”“礼”“中庸”思想，既有其伦理学的意义，也有其社会意义。《论语·八佾》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以“礼”“乐”的实现作为前提，来实现“仁”的目的，维护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度。要维护和实行“礼”所规定的上下等级、尊卑老幼的社会秩序，就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亲仁之爱的情感基础，也就是孔子《论语·学而》中所讲的“泛爱众而亲仁”。依靠“仁”的“爱人”之道德情感，通过“乐”的实施，将这种博爱精神贯穿于“乐”的各种活动中去，实现孔子《论语·雍也》讲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就是以“仁”作为道德情操的基本内容，以“乐”作为感化人心，上升到博爱精神的实践方式。在这两者关系中，孔子重视和强调了“乐”的感化人心，陶冶人性、人情的作用。所谓“成于乐”“游于艺”，就是将音乐活动与培养合乎其社会理想的道德情操结合起来。这一“乐”的实践过程，将人的情感心理体验由最初的物质欲求，逐渐走向审美感知，由伦理学走向美学、社会学，成就一种新的人生观，使社会群体与个体间道德情操、伦理关系得以谐和。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其焦点就是将人格作为道德修养的表现，其最深层的结构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体验，由这种境界体验产生了以“诚”为本、“温柔敦厚”的审美人格，礼乐教育与审美教育的指归乃是为了造就这种理想人格。从孔子赞美的颜回安贫乐道到孟子高扬的“充实之谓美”，再到宋明理学倡举的人格理想，不管其政治背景如何，在论述道德与人格的关系时，却始终以超越功利作为道德的内核与人格的基础。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体现在音乐的审美准则，形成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受到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法宝。促成了中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和突出宗派秩序的人际政治，长期稳定与充分发展，使整个封建社会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平衡。但在封建制度下的这种和谐与平衡，也给上层建筑思想领域带来束缚与禁锢。在等级森严、上下相维、皆安其位而又和谐稳定的网状系统的社会里，人们个性解放的企图、追求、欲行、竞争等都是不可能的。中国文人虽然知识丰富、善辩、修养高、有远见，也曾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但在封建思想的重压下，实际上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这种上层建筑思想领域的束缚与禁锢，在整个封建社会里，有社会长期稳定、和谐与平衡的一面，也有限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面。今天，人们已经从封建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谈到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总要考虑是不是又走回头路了，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音乐实践活动，仍然没有脱离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人的素质培养、道德含义、美育作用，只不过没有上升到理论上去认识。当然，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新的社会，充分民主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却有着新的意义。其新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的音乐实践活动不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是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在构建一个新的和谐社会的时候，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人的素质培养、道德含义、美育作用，仍然具备其重要的理论价值。探讨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如何适应于当今社会的需要，便是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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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语》[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版。

第3篇：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范文

中图分类号：G6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41-1413（2012）01-0000-01

摘要：孔子的仁智统一思想中,仁居于主导地位,是优良的道德品质。智是实现仁的方法和途径,二者是论理学和方法论的统一,体现了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的统一,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挖掘这一思想,吸取其精华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孔子;仁智统一思想;道德教育

想要吸取孔子仁智统一思想的精华,还要从他的仁学思想说起。“仁”是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其全部哲学的基础。《论语》是研究孔子哲学思想的主要材料,其中有50余章谈到了仁,并且好多语义和思想都同“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人在研究孔子思想过程中,对“仁”的内涵与外延有着不同的理解,许多学者见仁见智地提出或感性或理性或深刻或系统的阐述。归纳之,不外乎有以下两种内容,一只关于社会伦理关系的实践方面,一是关于道德品质的修养方面。

孔子的仁智统一思想是孔子指导思想的核心,仁中有智,智中有仁,仁为本,智为知,回答了什么是仁和怎样为仁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体现了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的统一,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自古以来,它激励着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召唤着亿万中华儿女为精心打造和铸就民族之魂而前仆后继,奏响了一曲又一曲寓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于一体的道德乐章;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崇尚科学知识,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而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

结合孔子的仁智统一思想,针对当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现状,笔者提出如下看法,以进一步探索引导他们养成良好道德品质的新路子。

第一、加强道德品质教育,积极引导未成年人不断的成长为21世纪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孔子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从政治国的人才,而从政治国需要各种本领。他认为学习的次序、本末都要顾及到“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他认为一个人的目标在于实现“天下有道”的“道”。本质在于“德”,即德治是治国的基础,而要作到德治,具体要体现到“仁政”上,因为“仁”包括一切修身的内容,但“仁”又不是一句空话,最终还是要落到“六艺”之中。

孔子培养人的目标是君子、成人。朱熹说,成人者完人也。孔子认为做一个“成人”,智、仁、勇这三德缺一不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认为,智、仁、勇是人才幼苗必须具备的教养。智是文化知识和学以致用的能力;仁是伦理道德,解决人生问题;勇是强健的体魄和勇敢的思想行为,仁是伦理道德,解决人生问题。勇是强健的体魄和勇敢的思想行为。由此可知,孔子注重三育并举。他所倡导的“勇”,不仅在体格上进行锻炼,而且还在人格意志上激励学生做捍卫道义的勇士。“勇者不惧。”“见义不为,无勇也。”这揭示了“勇”是一种卫道的优良品德,包含着见义勇为的思想和勉励行道的精神;刚强坚毅的意志力;不同流合污的气节;勇挑重担、见危授命的品行;为正义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品质等。这些优良的道德品行正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直在追求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合格人才的目标,也正是孔子重视独立人格培养的具体体现,开了我国教育培养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见义勇为的“中国脊梁”使我国成为一个富有独立人格教养的国家,人民成为胸怀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人的信念,道德品质,文化知识关系着祖国的前途命运,因而切实加强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使他们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有用人才是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当务之急。

第二、陶冶高雅情趣,努力培养未成年人不断完善和健全心理品德结构。

孔子不主张把学生聚纠囿苑之中读死书,死读书,而在讲学之余亲自带领学生郊游、登山,在登山和郊游中领略大自然的乐趣和征服者的快乐,从而陶冶学生的高雅情趣。至于比赛,他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说的是,品德高尚的人,对其它事情是没有必要去争的,但对于射箭必须要争,而且还要争出个高低你我来。参加比赛要注意道德修养,上场比赛前应相互揖让,比赛终了之后还应相互敬酒,胜者揖让,不胜者升之,出言恭逊友好。这样的竞赛才算得上正当竞争,“君子”之争。这种对待比赛和竞争的思想出现在两千多年之前的教育中,其积极意义是相当深远的,这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德育思想在对抗性竞争中个人与个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个人和集体发生着情绪和行动上的激烈交锋,不时会出现对参加者和观看者思想品德的严峻考验,无疑对那些在竞争中骄傲自大、斤斤计较、弄虚作假违反规则,动辄恶语伤人,寻衅闹事者起到了教化作用。

人都是有情绪的,情绪既可以改变人的行为的活动方式,又可以改变人的脏腑机能状态,从而导致心理或生理方面的变化。孔子很早的注意到了养生之道必须重视道德教养,贵在情志调摄。他在《中庸》中指出;“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大德必得其寿。”一般说来,情操高尚的人心胸豁达开朗,富于开拓创造性,具有积极的责任性和高涨的热情。这些人的情绪可以强化思维能力,提高工作效率,保持肌体健康从而以良好的道德情操对峙人生和社会。在教育教学中,孔子力求培养学生具有“乐而不淫,衰而不伤”《八佾》的情感,引导学生掌握“礼之用,和为贵”《学而》的原则,以“中和”的态度为人处事,以达到息养身心的目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臻完善,在德育实践过程中我们更应该注重对未成年的心理和生理教育,注重培养他们的公平竞争意识,效率优先意识,身心健康意识,不断健全他们的心理品质和高尚的个性品质。

第三、充分发挥示范引导作用,使未成年人不断地养成社会所需要的品德行为习惯。

孔子坚持学行结合,说到做到,不发空论,不许空愿,力求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听其言观其行。”可见,孔子在对弟子教育时,他自己能够做到身体力行,同时也说明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孔子很早地发现了教师的人品、智慧、个性品质、世界观等都会给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他还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则强调教师的榜样示范是学生最直接的表率,是引导和规范学生成才不可缺少的手段。真可谓,德高为师,身正称范。古人尚能如此,作为新世纪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十分有理由在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中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积极引导他们在学习实践,生产劳动,社会公益事业,文化科技体育等活动和交往中,深化认识,经历情感体验,磨练意志,增强毅力,养成社会所需的品德行为习惯。

参考文献:

[1]山东大学历史系编,《孔子与孔子思想再研究论文集》,吉林出版社1980。

[2]王隶棠:《孔子思想新论》,兰州出版社1988。

[3]杨万年:《孔子“仁”三境界》,甘肃理论学刊1997年第四期。

[4]钟肇鹏:《孔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第4篇：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范文

1.1“修己安人”的人才培养目标

在孔子看来，“修己”是求仁，而“安人”、“安百姓”则是行仁。“修己安人”体现在师德观念上，就是要求教师不仅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而且要通过言传身教，达到感化、教育学生的目的。

1.2“有教无类”的教育公平思想

孔子说“：有教无类。”[2]p168也就是说，在教育对象上，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和华夷诸族，人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孔子的“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打破了当时“学在官府”的格局，将教育及于蛮夷之邦。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2]p94意思是说，只要有学习的愿望，主动奉送十条干肉以履行师生见面之礼，我就不会不教他。“有教无类”不仅体现出孔子“仁者爱人”的仁德思想，同时反映出孔子在教育观念上的公平思想。正是在“有教无类”这一教育公平思想指导下，孔子广收门徒，出现了弟子三千的局面。

1.3“因材施教”的教育教学方法

孔子在其教学实践中善于分析每个学生的个性。孔子说“：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2]p123孔子将十名弟子分为四科，由此便可以看出他教人各因其材。子路和冉有同时向孔子请教“闻斯行诸”的问题，孔子却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原因是“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2]p128只有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教育对象的个性心理特点，才能够在教学中针对不同情况对症下药、因材施教，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1.4“以身作则”的教育示范精神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2]p143意思是，统治者本身的言行正当，即使不下命令，百姓也会跟着行动；统治者本身言行不正当，即使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听从。在孔子看来，无论是从政者还是从教者，其行为的表率作用至关重要。因此，孔子在讲求“学”、“思”结合的同时，还十分重视“行”的重要性。他要求教师要以自己的道德行为感化学生，做到以“行”立人，以“德”化人。

1.5“诲人不倦”的乐道精神

孔子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2]p93三者已非圣人之极致，而孔子仍不敢当，充分体现了孔子谦虚的治学态度。诲人不倦的乐道精神，是孔子“仁爱”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孔子看来，乐道重业是对教师最基本的要求。他对颜渊执着的乐道精神由衷地赞赏，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2]p871.6“无隐无私”的人文情怀“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2]p139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爱护人、关心人。樊迟又问孔子什么是“智”，孔子说智者善于了解人、认识人。孔子主张爱护学生，并对学生做到无隐无私。孔子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自己的弟子们，他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2]p98对学生无隐无私，一视同仁，是为师者应具备的风范。

2孔子师德观对当今师德建设的启示

2.1提高自身道德修养

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学校对受教育者进行各种有目的的教育，都是通过教师而具体实施的。同时，教师是受教育者崇拜和效法的对象，他们的一言一行无不对学生产生影响。因此，教师个体的全面发展应成为广大教师的自觉追求。“教师个体全面发展，是指教师除了智力和体力的自由发展外，还必须具有崇高的社会理想和道德情操，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健康的审美情趣等基本因素。”[3]作为教育者，教师不仅要掌握精深广博的知识，而且还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

2.2坚持教育原则

（1）热爱教育。热爱教育，在孔子那里则体现为诲人不倦的乐道精神。热爱教育，是教师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也是教师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有一定的教育才能，而且要有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与忠诚。热爱教育，并不只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要求教师以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为荣，把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全心全意为教育事业服务。（2）为人师表。为人师表是教育劳动对教师的一种起码要求，是教师职业者所必备的道德品质。所谓为人师表，就是指教师应该在思想、品德、学习等各方面以身作则，成为学生的表率和榜样。从一定程度上讲，教师自身的道德、情感、意志和知识修养的高低，决定着教育质量的高低。因此，教育劳动要求教师不断提高自身各方面的修养并时时处处做到为人师表。教师只有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才能塑造学生美好的心灵，并在学生中树立起威信。（3）教育公正。教育公正是一种重要的教师道德要求，同时也是教师必须具备的品质素养。所谓教育公正，就是指教师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要公平合理地对待和评价全体合作者。其中，公平合理地对待和评价每个学生，是教育公正最基本的要求。它要求教师对于不同智力、不同性别、不同家庭条件的学生，做到公正平等、正直无私。教育公正不仅有利于调动每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有利于“尊师重教”这一良好社会风尚的传承与发展。

2.3钻研业务，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艺术

教师自身的知识水平，是影响教育劳动的重要因素。在教育劳动过程中，教师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系统地传授给学生。为了更好地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和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师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知识水平，掌握精深的专业知识。当然，教学只是教育劳动过程中一部分，教师还需要在教学的基础上不断地探索教育规律，并以此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艺术。教学艺术水平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

2.4热爱学生，正确处理好师生之间的关系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教育劳动过程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师生关系是否融洽，是影响教育活动的重要因素。热爱学生，不仅是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的需要，而且也是教师教育学生的感情基础。因此，教师要深入地认识和了解自己的每个学生，并根据他们的优缺点对症下药，调动起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热爱学生，要求教师关心和爱护学生，使其身心健康全面地发展。同时，教师还应该严格要求学生，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前提下，使学生达到比现有水平更高的标准。

第5篇：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范文

关键词孔子 论语 德育

1 《论语》中的德育目的

所谓德育，就是为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品德素质而进行的教育实践活动。德育作为自觉而有目的的对教育对象施加影响的活动，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要求和结构。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与孔子的生活背景分不开的。春秋时期，奴隶社会土崩瓦解，整个社会处于不安定和不稳定的状态。孔子急切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来改变当时的状况，建立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因而孔子兴办教育，力图使社会涌现出更多的施行仁政统治社会的君子，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从而实现其政治理想。孔子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人培养成德才兼备的君子。孔子还提出了作为君子所必备的素质和标准。

在与人交往时，“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作为君子既要有胸怀坦荡，又要坚持原则。大智者共事，常常能够求大同，存小异。也就是说，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大家各自摆明自己的观点，经过讨论或争论之后，总能够达成一致，较少固执己见。他们很会取人长，补己短。不能像小人那样，自以为是，好大喜功；说不得，摸不得；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无缘无故地瞧不起人，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

在待人处事上，“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君子关心爱护他人，总是努力成全他人的好事。小人心怀嫉妒，损人利己，对别人的灾难幸灾乐祸。作为君子需要有宽广的胸襟、与人为善的心态和乐于助人的精神，不能患得患失，这样才能与人和睦相处，并用这种成人之美，与人为善的亲和力去感染周围的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2 《论语》中的德育内容

《论语》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孔子根据自己德育教育的目的——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出发，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丰富的德育内容。这些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仁德、信义、礼学三个方面。

2.1 关于仁德

《论语》当中与“仁”相关的语句有一百多条，赋予了“仁”丰富的含义。首先，“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将“仁”赋予“爱人”的含义，提倡人们对于他人要时刻抱有“仁爱”之心。这种道德意识主要体现在“因民之利而利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

其次，孔子把“仁”定义为各种优秀品格的总称。《论语·阳货》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认为，“恭、宽、信、敏、惠”等五德是“仁”的内在要求，具有这些优秀的品质才能称之为“仁”。

再次，孔子把“仁”作为人们心中的一种道德修养和意识。“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讲的是孔子的弟子颜回能把“仁”这个修养保持很长时间，即使遇到问题，碰到困难，都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不会受到外境的干扰，不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生闷气或大发雷霆。“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一个有志于“仁”的修养的人，无论外在的世界是怎样的，他始终展现的是人性中美好的德性，就不会有不良的思想和言行了。

2.2 关于信义

在《论语》中，“义”与“仁”一样，都是君子所应当坚持的道德准则。“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孔子把“义”作为君子的行为尺度和价值标准，强调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凡合乎道义的，就要努力去做；凡违背道义的，就坚决不做。同时，孔子还提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君子要把“义”作为根本，用礼加以推行，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用忠诚的态度来完成。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强调君子应该“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然后取”。在遇到有可取的的利益时，作为君子应首先想到“义”，如果要取得也要等达到“义”之后，而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

“信”作为一种传统的道德准则，在儒家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孔子认为“信”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同时“信”又是一种社会道德责任，是维护社会和谐运转的基本要求。《论语·颜渊》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教育自己的弟子为人处事要讲诚信，相互信任。如“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必信，行必果。”、“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等等。

2.3 关于礼学

礼学是孔子德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孔子在当时的鲁国曾以知礼闻名，连执政大臣孟僖子也曾命其二子“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左传·昭公七年》）。孔子自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论语·八佾》）。孔门弟子还记述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那么，“礼”又是什么呢？简而言之，“礼”就是传统的社会规范或准则。在当时孔子所宣扬的，主要是西周以来君主等级制社会的基本原则和体制。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他的学生子贡也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这种可以传之百世的周礼，经孔子向各方面学来而集中整理，便构成孔子的礼学。它是西周以来传统的君主等级制社会的规范准则，从国家大事、社会活动以至个人日常生活，无不包括在内。因而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他的一切言行，无不受到礼的制约，所以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如不学习遵照社会的规范准则活动，人们便无法在这个社会立足。孔子强调要以礼来规范人的行为，人的视、听、言、行都要符合礼，尽量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3 《论语》中的德育方法

孔子在长期的教育过程中，积累了丰富而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其中一些方法对于当前的德育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3.1 因材施教的方法

因材施教是孔子教育方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他主张教育要切合受教育者的要求，从学生的具体情况出发，调动学生积极性，达到最佳教育效果。在《论语·雍也》篇中有“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深奥的道理；对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深奥的道理。

作为教育者，必须注意到受教育者的个体差异，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来实施教学。孔子非常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和了解，在回忆起自己学生时，能将他们的特点说的很清楚。“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方，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络，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

3.2 启发诱导的方法

孔子教育学生，讲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当学生遇到问题时，不到他苦思冥想而解决不了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也就是说，教育者应让学生在学习中处于主动地位，主动提出问题，自觉思考问题，而教育者只是在学生实在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加以点拨和指导。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不能强行灌输，而应调动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所以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

在德育实践中，教育者必须学习和领会孔子的启发式教育思想，正确地运用孔子启发式的教育方法，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启发诱导，让学生真正自主地学习。

3.3 学思结合的方法

孔子教育学生注重学思结合，他认为学习是一个人掌握知识和技能，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基础，在学习的过程中要积极进行思考，两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孔子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告诉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能脱离思考，不思考就不能将学来的知识消化吸收，那样学了也无用处；如果只思考而不学习，会流于空想，那也是有害的。所以，我们要求学思结合，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把接受知识、理解知识和巩固知识结合起来，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应该学思结合，善于多角度地发现和分析问题，多途径地解决问题，做到学中有思，思中有学。

总之，《论语》中关于德育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对于当代德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虽然孔子的德育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其中不免有些糟粕，但是我们应给予肯定并批判地继承其优秀的、合理的德育目的、内容和方法，不断丰富和完善德育理论，加强和改进德育活动，切实提高德育效果。

参考文献

[1]黄克剑.《论语》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王玄武.比价德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3]刘慧敏.孔子之为教育—浅谈孔子教育伦理思想[j].社会科学家,2007(11).

第6篇：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范文

一、教育作用与目的

关于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集中体现在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这里面有两点：1.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国家才有财力施展教育，人民才有余财余力接受教育。2.国家要长治久安，生产和生活持续发展提高，离不开德治教化。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适应时展的需要，培养能够施德教，行仁政的贤才，孔子提出从平民中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君子，“学而优则仕”与“仁人唯贤”的路线配合一致，为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准备了条件，它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反应了一定的规律性，放到现代还有积极的意义。

二、教育对象与教育内容

关于教育对象，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即学生不论种族、贫富、贵贱，皆可以入学读书。这一教育对象的确定，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破除了人为的隔阂，促进了文化的下移和教育的推广，适应了私学发展和时展的需求，有十分进步的意义。

孔子的教学内容，据《论语・述而》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即指他以文献、品行、忠诚和信实教育学生，实际上也就是文化知识和道德教育。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编定《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教材，而主要以前四种传授弟子，其道德教化则贯穿于一切教育活动之中。

三、德育思想

孔子主张教育应把德育放在首位，“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构建起了一个十分丰富的德育内容体系，在德育实践中，总结摸索出一系列实施德育的有效原则和方法，而且阐发了道德评价的标准问题，影响极为深远。

就德育内容而言，孔子的核心词汇是“仁”，仁德是孔子要求培养学生具备的最高尚的道德品质。仁的核心是爱人，有仁德的人对别人予爱心，他的“爱人”思想是与其惠民、重民、养民的思想相联系的。仁的标准是“礼”。孔子提倡在“礼”的形成中贯彻“仁”，“礼”是“仁”的标准。

四、 论教学原则与方法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孔子提出了一系列反映教学规律的原则与方法，对后代的教与学影响深远。

1.学、思、行结合的教学过程。“学而知之”是孔子的教学主导思想。孔子重视学习思考的作用，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说：“君子耻其言过其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学习应学重视其社会效用。

2.启发诱导。孔子在教育史上首倡启发式教学，比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的“助产术”还要早上几十年。孔子提倡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注意把握住讲解的最佳时机，及时施教，关键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调动其思考的积极性，主动去掌握和应用知识。

3.因材施教。孔子是我国历史上首倡因材施教的教育家，他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根据时、地、人的特点，承认学生的个别差异，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从而使教育效果达到最佳。

五、教师

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敏而好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道德修养，在自身成为优秀教师的条件下，他主张作为教师应具备的如下条件：1.学而不厌。2.温故知新。3.诲人不倦。4.教学相长。

六、孔子的教育思想的历史影响

第7篇：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范文

关键词：孔子德育思想；高校德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3-016-02

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高校是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主阵地，但近年来大学生的道德素质严重下滑，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社会责任感缺乏，缺少远大的理想和学习动力，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盛行等。高校德育工作成效不大，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必须积极吸收中国传统德育理论的精华，提高高校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在自由讲学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和经验，形成了系统的德育理论，是我国教育史上的宝贵遗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前的高校德育工作中积极利用其中的合理因素对提高大学生的道德素质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德育的地位和作用

孔子的教育思想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强调以德治国，以德育人，认为政治要靠道德来实施，教育是为了教导道德，主张把德育放在教育的首要地位，号召弟子首先要做一个品德符合道德标准的社会成员，其次才是学习以提高文化知识水平【1】。主张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要用来促进德育，孔子认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即首先要求做一个品行符合道德标准的社会成员，其次才是学习文化知识，道德教育贯穿于文化知识学科中，通过文化知识的传播灌输道德观念，文化知识学科的任务就是为道德教育服务。

德育为先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但目前我国高校普遍存在重智育、轻德育的思想，认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德育可有可无。从学校领导到教师再到学生，都简单地把德育作为一门课程来学，观念上重视不够，德育政治化、知识化、简单化现象严重。部分高校教师只重视知识的传授，忽略大学生品德上的教育，忽略对学生“做人”的教育，忽视了对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德育理念不科学，对德育重视程度不够，必然导致高校德育活动科学化、系统化程度不高，影响大学生的道德水平。针对这种情况，高校要认识到德育工作的重要性，树立科学合理的德育观，做到德育与智育并重。不应以学生对道德知识的掌握为唯一目的，要针对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社会发展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要求设置具有学校特色的德育目标，提高学生面对道德冲突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高校不仅要向学生传递基本的道德理论知识，而且要以提高学生的道德能力为己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德育的内容

孔子道德教育的内容集中表现在“仁、礼、孝、悌、忠、信”几个方面，以“仁”和“礼”为核心，他主张以“仁”为最高道德准则，以“礼”为道德规范，凡符合“礼”的道德行为，都要以“仁”的精神为指导。孔子进行道德教育主要通过礼、乐、射、御、书、数这些科目进行，使用的教材包括《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指文化知识，行、忠、信属道德范畴，孔子从德育的目的和地位出发，把道德教育和教学融为一体，在教学过程中形成了以德育为核心，辅之以智育、美育等相结合的德育内容。教学内容丰富多彩，将道德教育融入文化知识教育和体育技能教育之中，能够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

大学生道德教育应包括思想政治教育、道德品质教育、法制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四个方面的内容。但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都以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为重点，向大学生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体系，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意识、集体主义精神和遵纪守法的观念。道德品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还处于辅助地位，有些高校甚至只追求经济效益，忽视学生的道德品质和心理健康的良好发展。此外，高校德育课程设置也比较单一，基本上只有马克思主义原理、思想政治、形势与政策课，将课程知识加以运用的实践课较少，德育内容与现实脱节，新颖性不足，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的兴趣。孔子德育思想中丰富多彩的德育内容给目前高校德育内容的选择提供了积极借鉴，高校德育要把抽象的理论知识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特别是以当前社会和本校发生的和大学生思想道德紧密相关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贴近社会生活和学生日常生活，把枯燥无味的空洞理论说教和生动活泼的具体案例结合起来，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把道德教育融入多种学科的教学中，在向学生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通过多种形式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

三、德育的原则和方法

在德育的原则和方法上，孔子认识到道德品质的形成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对人的品德培养应该及早进行，立志是一个人成长、发展以及实现志向的重要起点。他提倡立志克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教育学生要坚持志向，不要因为外来种种因素的干扰而动摇。处理对人对己的关系时要严格要求自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君子遇事要反躬自问，随时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社会公认的准则和规范。同时主张力行自省，“力行近乎仁”，认为努力按照道德规范实践的人接近于仁德，主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孔子认为身教重于言传，十分重视教育者的道德表率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只有教师自己端正言行，主动遵守道德行为规范，学生就没有不遵守的了。此外孔子还有很多关于德育原则精辟的论述，如启发诱导、教学相长、因材施教、温故知新、学思结合等。

孔子在长期的教学活动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方法，能够根据学生的特点和教学内容合理选择。但目前高校德育方法单一，只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把学生看作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对象，机械告诉学生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基本原理、概念，丝毫不考虑学生的内心世界。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格修养会对大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只有自己的所做所为符合道德要求，才有可能使学生相信自己传授的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促进学生的道德发展。因此，德育工作者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要严格要求自己，在思想和行为上符合道德标准，做到育人必先律己，起到道德表率作用。

四、德育的形式

孔子的道德教育灵活多样，在教学形式上富于创造性，形成了集中讲学、相互讨论、游览讲学、个别指导等形式，构成了其道德教育活动中的又一特色。《论语?先进》中记载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节就是孔子让学生就一件事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通过讨论的形式让学生相互交流学习、提高道德判断能力的典型例子。

孔子带领弟子们通过相互讨论、游览讲学的形式进行道德教育，能够更好的把道德知识运用于实践中，在对比交流中相互学习、扬长避短，提高解决实际道德问题的能力。我国高校德育以课堂教学为主要途径向学生传递社会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以理论灌输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道德修养课是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传统的以课堂教学为主的高校德育主要以培养大学生的道德认知为目的，忽视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特别是道德行为对大学生道德发展水平的影响。为了使大学生做到知行统一，把道德认知转化为具体的道德行为，高校要改变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采用案例教学法、情景陶冶法、小组讨论法、活动教学法等多样化的教学形式，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把通过课堂教学获得的理论知识和具体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促进道德认知向道德实践的转化，实现道德“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

孔子德育理论博大精深，特点鲜明，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对后世理想人格的培养以及个体自我修养的完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德育理论和孔子德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对其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孔子在德育的地位和作用、德育的内容、原则和方法以及形式等方面提出了很多独到性的见解，对当前高校德育工作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其中的精华部分合理吸收和利用可以有效提高高校德育工作的时效性，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参考文献

[1] 饶玲，孔子德育思想探析[J]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1999(5):58.

[2] 王娟，论高校道德教育改进方策——兼对社会转型期大学德育问题透视[J]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7(5):75.

第8篇：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范文

论文摘要：孔子和柏拉图的政治及教育思想等方面有同有异。孔子的思想带有更多的现实性，是与以家庭本位基础上的、以人伦道德为统治手段的等级社会相适应的；柏拉图则是想建立以国家本位、以国家道德规范为统治工具的、毫无流动性的等级社会。他们的思想虽有闪光之处，但也对后世的专制和极权主义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雅斯贝尔斯曾总结说：公元前6世纪前后，是一个“轴心时代”，那时世界各地曾出现了一系列伟大的宗教与哲学体系，为后来的人类文明社会奠定了基础。孔子和柏拉图正是这一轴心时代的东西方文化史上的两位巨匠，为后来的东西方人类文明社会奠定了基础，对东西方的文化影响不可估量。孔子所创的儒家思想经汉代统治者改造后成为统治的正统思想，维护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的统治。柏拉图的学说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源头，直到今天西方的精英政治仍然可以看到其学说的影子。

孔子与柏拉图的生活经历有很多共同之处。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社会礼崩乐坏；同样，柏拉图目睹的也是混乱不堪的雅典政局。而自恃“才自清明志自高”的孔子和柏拉图，看到日暮西山的奴隶社会，不是扼腕叹息，而是奔走呼号，著书立说，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所以他们的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孔子和柏拉图毕竟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中，自然在他们的学说中也存在着不少相异之处。本文通过对他们的政治及教育思想比较，以期对东西方政治与教育思想及其影响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政治思想

1．孔子和柏拉图都力图建立一个等级分明的理想国，但对神意的强调有所不同

孔子看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强者为王，社会处于混乱之中，深感忧虑，他一心想恢复周朝式的礼制社会。在孔子的心目中，一个理想的社会就像其在《礼记·礼运》中所言的：“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这样的大同社会在当时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孔子退而求其次，那就是要建立一个等级有序、各安其道的奴隶制社会。齐景公曾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这八个字把孔子对于国家的政治大纲都包括在内了。其意思就是为君者，要尽君道；为臣者，要尽臣道；为父者，要尽父道；为子者，要尽子道。一国之内，无非君、臣、父、子四种人，若各尽其道，各守其礼，天下岂不康乐太平吗?所以齐景公听后也十分赞同，日：“善哉”!在这样的社会里，“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史记·史太公自序》)。孔子所认为的理想社会就是按照礼制规定的贵贱有等、上下有序、各处其位、各称其事的等级制社会。

同孔子相似，柏拉图用毕生的努力去建设一个理想的国家。这个理想国就是一个“正义”的国家，这个国家首先要具备智慧、勇敢、节制三个条件。柏拉图把人分为三个等级，划分等级的方法就是根据人的本性和社会分工。根据人的本性，人有理性、意志、，这三者体现在不同的人身上，人类社会也就相应地产生了三个阶级，他们担负着三种不同的职能。即具备理性者，层次最高，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其职能就是以智慧管理国家；具有意志者，则居于三者之中，为国家的武士阶级，其职能就是以勇敢善战来保护国家，防御外敌入侵；层次最低的就是具备者，他们为国家的劳动阶级，职能就是安分守己，服从统治，兢兢业业地为国家进行生产劳动。柏拉图指出：“当城邦的这三种自然的人各做各事时，城邦被认为是正义的，并且，城邦也由于这三种人的其他某些情感和性格而被认为是有节制的、勇敢的和智慧的。”[1]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自身内的各种品质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那它就是正义的。即也就是做他本分的事情的。”“因此……木匠做木匠的事，鞋匠作鞋匠的事，其他的人也都是这样，各起各的天然作用，不起别种人的作用，这种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2]否则，“如果一个人天生就是一个手艺人或者生意人……企图爬上军人等级，或者一个军人企图爬上他们不配的立法者和护国者等级，或这几种人相互交换工具和地位，或者同一个人同时执行所有这些职务，我看你也会觉得这种交涉和干涉会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吧”[3]。

诚然，孔子所说的等级社会没有柏拉图规划的那么清晰，但二者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二者的主要区别则表现在：柏拉图的理想社会是神来安排的，他以神谕的形式对三种人进行分工，三种人是神用金、银、铜铁三种不同的物质来做的，质的不同导致人性和社会分工不同、职务不同。他的这一理论是通过苏格拉底式的“助产术”层层推理而来，呈献给读者的是一个冷冰冰的理想王国，在这个王国里，阻止所有的政治变革，它要人们“回到自然中去!回到我们祖先世代最初的国家，原始国家的建立与人类的本性相适应，因而也是稳定的；回到人类堕落之前的部落父权制时代”[4]。孔子虽然不否认神的力量，也有“天命”和“君权神授”的思想，但是他至少没那么强调神意。同时，柏拉图构建的理想王国是以国家为本位，以国家为中心。而孔子笔下的理想社会则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然后扩展至社会再到整个国家；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社会，有一定的流动性；他是在复制周朝式的等级社会，没有西方式的逻辑体系，更多的是对现实的有感而发，对现实的一种深思。

2．孔子和柏拉图都推崇贤人政治或哲学王，但二人眼中的圣人和哲学王是有所不同的

孔子和柏拉图所主张的理想国家里都实行君主统治，君主在孔子眼里是圣人，在柏拉图的眼里是哲学王。二者颇为相像。

孔子推崇的周朝社会是一个君主世袭、家族本位、宗法制严密的等级社会。在孔子的改革方案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举贤”，在世袭制的基础上，能最大限度地任用贤人，让贤人来担当领导国家的重任。“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即按照人的品德才能予以任用。《苟子·哀公》载孔子语：“人由王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君子、贤人、大圣都是仁、智合一，区分他们的也就是仁、智本身具体内涵的差异而呈现出高下。孔子曾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在孔子的眼里，最高理想的“贤士”，是达到了“自知”、“自爱”、“自乐”的境界，从而与“天道”冥契无间、浑然一体的人。让这样的君子、贤人、圣人当政，才能作为一个世人道德的典范，教化百姓，让百姓效仿他们，从而实现一个各守其道、各就其职的理想社会。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表述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哲学王”，由哲学王来统治他的理想城邦。他说：“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5]同样的论述出现于柏拉图的《第七封信》中：“除非那些热爱正义和真知的人掌握国家的统治权，或者那些统治者竟然——出于上天的恩赐——成为真正的哲学家，人类的罪孽不会中止。”[6]由哲学王所统治的这个理想国，最好的政体便是贤人政体，实行贤人政治，在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中，哲学王在国家中凌驾于一切之上，具有发号施令的绝对权威。

孔子心目中的圣人和柏拉图眼中的哲学王也有所不同。孔子的言论更多的是对圣人的道德提出要求。孔子笔下的圣人是一个美德的化身、道德的典范、与“道”浑然一体的人，孔子甚至认为君主也要受到约束，就是要服从道统，道统大于君统，君主执政的原则就是要“有道”，用它来检验统治者的一切行为。而柏拉图笔下的哲学王除了是个德行最完美的人之外，而且还是个精通音乐、体育、算术、几何和辩证法的知识天才，更重要的是“他不会停留在意见所能达到的多样和个别事物上的，他会继续追求的……直至他心灵中的那个能把握真实的，即与真实想亲近的部分接触到了每一事物真正的实体，并通过心灵的这个部分与事物真实的接近、交合，生出了理性和真理……他才停止艰苦的追求过程”[7]。也就是说哲学王这个知识天才还是个掌握了别人无法掌握的真知识的人。

3．孔子和柏拉图都主张为政以德，但对道德的理解，二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孔子的政治思想的一个核心就是“为政以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国君实行德政，如北斗一样安居其地而众星自然拱绕，得到人民的拥护。孔子的德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德主刑辅。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主张德治高于刑治，德治乃根本之策。(2)孔子把执政的过程看成为道德化的过程，即贤人在执政时用自己的道德来感化、教化百姓，可谓“身正为范，德高为师”。《论语》中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子为正，蔫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孔子还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也就是说为政者一定要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以身教民，这样才能赢得别人的尊敬，百姓才会听从他的命令，才能服从他的统治。(3)君臣之间不仅是权力制约关系，而且还要靠礼、忠、信等道德来维护。“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即使这样的礼节到了令人厌烦的程度，也要这样继续下去。

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里指出，理想的城邦应该是一个善的城邦，它具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美德[8]。把人分为三个等级的根据就是在他们身上体现的德性不同。德性最高者即为城邦的最高统治者。同时柏拉图认为法律在城邦中起到辅助统治的作用，作用不及德治重要。他指出：“对于优秀的人，把那么多法律强加给他们是不恰当的。”[9]“真正的立法家不应当把力气花在法律和宪法方面做这一类的事情，不论是在政治秩序不好的国家还是政治秩序良好的国家；因为在政治秩序不良的国家里法律和宪法是无济于事的；而在秩序良好的国家里法律和宪法有的不难设计出来，有的则可以从前人的法律条例中很方便地引申出来。”[10]。柏拉图对于法律和道德在国家统治中的作用是和他的理想国以及哲学王统治的设计一脉相承的。①

可见，孔子和柏拉图都强调为政以德，但是何为道德?他们二人理解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孔子虽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忠君放在孝亲的前面，但他所处的奴隶社会是以祖先崇拜为特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主义社会，他的道德观更多的是着眼于家庭本位的人伦道德，或者说“孝亲”是道德规范的起点、核心和基础，就是对君的“忠”也离不开“孝”，“忠”其实是“孝”的升华。柏拉图的道德观里则几乎找不到“孝悌”的位置，其侧重点是国家本位的道德规范，“道德的标志是国家利益”[11]3。

二、教育思想

1．孔子和柏拉图都强调教育要为政治服务

在孔子和柏拉图的心目中，政治、道德和教育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由圣人或哲学王用道德来统治，可这些理想的实现最终需要诉诸于教育这个途径。因此二人都强调教育要为政治服务，并把教育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来加以论述。孔子认为，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教育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教育的不同造成人的发展的巨大差异性。他曾明确指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论语·子路》)，赞同“学而优则仕”，把受教育就是为了从政的这个目的表达得很清楚。而在《理想国》里，柏拉图认为教育是通向正义的唯一道路。当政者只需注意一件“大事就行了”，即“教育和培养”[12]。

2．孔子和柏拉图都把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和核心的位置

在教育内容上，孔子始终把加强学生的道德修养作为首要任务。据《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这里所讲的典制、德行、忠诚、守信四项内容，道德占了三项，典制与德行互为表里，也有密切的联系[13]。柏拉图认为知识就是道德知识，也就是关于何谓美善、何谓正义、何谓勇敢、何谓智慧、何谓节制的知识[14]。“……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和有益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它，那么别的知识再多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益处。”[15]

3．孔子和柏拉图都赞同政教合一

所谓政教合一，从狭义上理解指的是政治、宗教合一，当政者同时也是宗教首领。从广义上来看，这里的“教”除狭义的“宗教”含义外，还有“教化”的意思，因此政教合一也指国家利用官方的意识形态对国民实行思想文化的控制。我们这里讨论的主要是后者。柏拉图认为城邦首先是个教育机构，他是个典型的政教合一论者。孔子虽然没有像柏拉图那样明确主张政教合一，但他内心深处也是赞同政教合一的。学者启良认为：古代中国就是典型的广义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周公“敬天”、“保民”之思想，制礼作乐之举措，实应视为“政教合一”之雏形；孔子和孟子乃至其他的先秦诸子，都可看作是为“政教合一”而构建他们的思想体系；他们不论持何种观点，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希望他们的思想为各诸侯国君所采纳，从而使之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16]。

4．孔子和柏拉图教育思想的差异之处

孔子和柏拉图的教育思想尽管有上述的共同点，但因二人生活的环境及思维模式的不同，他们的教育思想呈现出诸多差异。

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作为基本教材，辅之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在教育方法上，侧重于启发式，对不同性格的弟子施以不同的教育，讲究因材施教；然后通过内心的觉悟、反省，以达到对仁的认识。在教育的表现形式上则是“礼”，通过日常生活上的礼仪修养，使受教育者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实现高度的统一，以达到培养一个个彬彬有礼、以仁义道德为圭臬的贤人的目的，并由此建立一个等级有序的德治社会。值得指出的是孔子教育思想有其可贵之处，即有教无类，他的弟子确实也来自社会的各个等级，这样的教育模式给社会的不同阶级尤其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子弟提供了受教育的可能，社会因此也就有了一定的流动性。

相反，为了培养优秀的国民，柏拉图的理想国采用的是共产、共妻共子、共同教育制(当然只是在当政者、护卫者这两个等级内部实行)。在儿童刚出生时便进行筛选，有缺陷的、体弱的便抛弃；为了培养共同的德性，让他们在相同的条件下，按相同的规则，玩相同的游戏，从相同的游戏中得到同样的快乐。按天性和社会分工的不同，教育分为几个阶段。第三等级只接受普通的教育；第一、二等级则可以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学习算术、几何等综合科学知识。到30岁时，有天资的人接受辩证法的教育，5年以后可以担任一般的官吏，其后再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50岁之后的品学兼优者，则是城邦的最高统治者，哲学王也就诞生了。这种等级森严的教育模式显然有利于极权主义的国家制度。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性格应相同地固定下来，尊重现实的国家制度，不喜欢变革；因为变革，除非在某种坏的情况下，是极端危险的”(The law of Plato)。这样的教育方法，“不是为了唤醒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思维，而毋宁说是灌输——如对大脑和灵魂进行塑造，使他们‘经过长时期的习惯，变得根本不能独立地做任何事情’”[17]。

有意思的是较之于孔子，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有一个先见之明，那就是男女教育平等。

三、影响

柳治征曾云：“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18]K·波普尔不无夸张地说：“柏拉图著作的影响(不论好坏)是无法估量的。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但是在任何时候不能说是非柏拉图的。”[19]可见他们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颇深。他们的贤人政治、靠道德来统治一个国家的思想在闪出光芒的同时，却更多地暴露出弊端。

人治无常治，孔子把希望寄托在贤人身上的理由，反过来也说明了人治的弊端，即使出现圣人统治“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政息”。人治也缺乏一定的准则，随心所欲，治理国家缺少一定准则约束，国家常处于不稳定之中，人们对生活中的事情缺少预见性。中国两千多年靠人治导致的无人权的专制社会便是最好的说明。

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也引来一些非议。后来很多人认为“哲学王”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容易导致一种极权统治。K·波普尔把柏拉图这种城邦正义称之为“极权主义的正义”，并指责柏拉图把整个国家的命运和统治阶级的命运等同起来。“柏拉图的这些及许多类似的经历——他可以吹嘘至少有9个僭主出自他同一时期的学生和同事——这就使将赋予他们以绝对的权力的人选问题产生的特殊困难清楚地明现出来。很难找到其品格不被绝对权力所腐蚀的人。诚如阿克顿爵士所言——一切权力都要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20]“国王成为哲学家，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也不需要发生，因为权力之位将不可避免地降低理智及独立的判断力。然而，一位国王或是如国王般的人，也即自我管治的人及人民，不应压制哲学家，而应留给他们公开言论的权利，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可或缺的。”[21]

政教合一的特点是将道德教化的权力控制在国家的手里，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专制主义统治，人民没有思想的自由，以正统与异端的二分模式来看待一切思想与学术[22]。政教合一通过“软”、“硬”两个方面来实施。“软”就是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主宰人们的灵魂。通过德治思想协调社会关系，利用人们心理依赖感、归属感的需要，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密切联系起来。他们都相信人类的道德可以自我完善，相信人类依靠自己的努力创造出一个至善至美的世界，相信历史的背后有一种绝对的必然性，保证理想社会一定能实现，设立一种违背人性的“理想人格”作为全民道德实践的范本。“硬”的方面则是指无论是学校的设立(尤其是大学)，还是其教育方针的确定，都是出于国家的强力意志。在选官用人等制度上以道德作为依据。显然，政教合一只会导致专制与极权，而不可能建成自由民主的社会。

为政以德强调的是道德理想主义，那么它在政治实践中如何张扬自己的价值呢?我们看到的是中西历史上用完美的道德去统治一个国家的圣人、哲学王只存在于乌托邦里，因为“‘有德’和‘无德’虽然有客观的标准可以裁定，但到了统治者手里，却变成了一团橡皮泥，由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捏塑”[23]。现实社会的君主只是借着道德来当遮羞布，用来作为欺骗和麻痹人民的统治工具。“我们回顾中国的历史，会惊异的发现，凡是新登台的统治者都要宣扬自己是如何的顺天意，得民心，如何的救天下于水火，解民众于倒悬，但实际上，他们所作所为，或者比前朝统治者更为糟糕，更为不道德，更为天所怒人所怨。”[24]以道德去统治一个国家，对于人的约束只存在于人内心之中，缺少实际上的约束。统治者借着自己是最具美德者，便有权指责任何一个臣民无道德，以道德来分层，形成了国民的二重人格。当政者也很难在处理事情时做到不偏不倚，以道德为依据，所有的事情非黑即白，容易导致极权主义的产生。历史上，也没有一个国家或政府是完全以道德来统治的。在一个文明社会中，没有道德是不可想象的，而仅仅依靠道德来维护秩序的文明社会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在建设政治文明国家的道路上，应由法律作为先锋主角，道德作为帮手、作为剂，二者共同推进文明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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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12卷)[z].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68.163.

第9篇：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范文

论文关键词：孔子；伦理思想；特点

孔子是中国古代伦理学的开创者，他提出了“仁”作为自己学说的最高范畴，为人类的道德生活确立了最基本的原则，力图以仁爱的精神改善日益紧张的人际关系，并由此人手来解救社会危机。因此，他以“仁”为核心范畴，提出了一系列道德规范，建立了完整的伦理道德学说，并以此作为自己学说的主体内容。这些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

在孔子整个学说中，“仁”是伦理道德范畴；“礼”可以说是政治范畴，它包括所有的社会规范、典章制度。“仁”和“礼”的关系，也就是道德和政治的关系，两者密切结合，溶为一体。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是孔子伦理思想的一大特色。

孔子不仅要求统治者把奴隶当作人看待，还提出了一套仁政、德治的现实政治主张，要求对他们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减轻剥削、压迫，缓和阶级矛盾。后来孟子的“仁政”学说，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

原来，在殷周社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目睹“礼”的破坏和“刑”的滥用，社会出现大动乱的局面，他提出了新的改革主张，一面用“仁”来充实“礼”的内容，要求统治者们“克己复礼”，作出让步，从道德感情上促进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并主张“齐之以礼”，使“礼”也下到庶人，以扩大其作用范围；一面用“仁”来削弱“刑”的作用，提供仁政、德政，而不专靠镇压，以缓和敌对阶级的矛盾和冲突。孔子伦理政治思想中这些寓有重现实、积极进取的主张，一经后来进步思想家的批判地发展，就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成了反抗统治阶级专横残暴和揭露政治黑暗的“经典”根据，成了他们坚持人民立场向当权者作斗争的思想武器。

孔子提出“民无信不立”(伦语·颜渊)这一开明主张，认为如果人民对政府缺乏信心，国家是站不起来的。在他看来，一个国家“民信”是至关重要的。怎样作才能“取信于民”呢?孔子的回答是，这个国家要讲道德，要言而有信。为此，他提出了“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和“为国以礼”(论语·先进)。他赞尝自己的学生南宫适能总结出历史上，尚力者不得善终，尚德者终有天下的经验教训。

由此可见，孔子是看到了道德和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孔子及儒家所主张的“德政”就是主张剥削轻点、压迫轻点的“王道”和“仁政”，反对剥削重、压迫重的“霸道”和“苛政”。这种主张诚然有助于缓和那个历史时期的阶级矛盾，维护当时相对的社会稳定，使得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得到充分发展，这就具有进步性。

孔子把伦理、教育、政治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为统一的整体。《论语》中所记的孔子教育，大量的是伦理道德教育。孔门四科中也以“德行”为先。孔子认为这是培养“士”、“君子”的首要条件。就政治与教育的关系来说，孔子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教以人伦”，培养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士”、“君子”。孔子揭示出政治、教育、伦理三者的密切关系，注意到政治除了刑、政以外，还有道德教育。这方面今天对我们还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不仅要搞经济建设，同时还要重视道德教育。

道德和法律不同，它不是依靠外力的强制，而是主要依靠自我觉悟。因此，孔子十分注重自我修养。他关于道德的自我修养问题，概括起来，主要讲了“学”、“思”、“行”。“学”即学习。孔子很强调学习的重要，《论语》作了精到的论述，如“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学而不厌”(论语·述而)，“博学而笃志”(论语·子张)，等等。这里的学主要是指学“礼”，但也不排斥学“文”(知识)，“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君子博学于文”(论语·雍也)。他认为虽然有生而知之者，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圣人也要学。不学古代的礼、文，道德就会产生各种流弊。

“思”即思考。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清楚了没有；脸上的颜色，考虑温和么；容貌态度，考虑庄重么；说的话，考虑忠诚老实么；对待工作，考虑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问，考虑怎样向人家请教；要发怒了，考虑有什么后果；看见可得的，考虑我是否应该得。总之，要用心里的道德观念来检查，反省自己。一方面，通过思的活动，考察立利，如违背道德观念，就是错的，就要改正，“过，则勿惮改”(论语·述而)；另一方面，通过思的活动，如果发现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规范，你就无所忧，“君子不忧”。“学”与“思”的关系是：“学而不思则罔(无所得)，思而不学则殆(危险)”(论语·为政)，二者不能偏废。

“行”是指言行、立行。这是道德生活的实践活动。孔子把“行”看作教育学生的科目“文，行、忠、信四教”之一。因此，孔子很注重道德修养中的“行”，他自己则身体力行。他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他要求“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他甚至用千里马来比喻要人们赞美品德，他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向)。他反对“色取仁而行为，居之不疑”(论语·颜渊)的伪君子。他反复谴责，“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

孔子从正反两方面都反复强调了统治者以身作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多次强调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及“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在回答季康子的问政时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他对自己的自我修养过程，也作了概括和描述，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中跄距”(论语·为政)。三、四十岁是学习、领悟阶段；五、六十岁是安身立命、守道阶段；七十岁古稀之年是自我修养最高阶段。经过不断自我修养过程，最后达到道德的最高境界。这说明，孔子承认人的道德境界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个循序渐进，不断修养、不断进步的过程。孔子的学、思、行的自我修养的“三字”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由于孔子很注重自我修养，后来的儒家道德就大力提倡“修身”，“养性”和“慎独”等。

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其作用是用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之符合于“礼”。他认为通过以下行为才能达到“仁”的标准。首先，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论语·阳货)。哪五种呢?他说：“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一个“仁人”，要具备这样五种品德：“恭则不侮”，即保持一定的尊严和恭敬，就不会招致别人的侮辱；“宽则得众”，宽厚就会得到大众的拥护；“信则人任焉”，诚实，言出令从，具有威信，就会得到别人的任用；“敏则有功”，善于思考，行动果断，这样在工作中可以取得具体的成绩；“惠则足以使人”，善于布施一些恩惠，而自己却无所耗费，就能够使唤人。这说明仁的作用和礼的作用一致。所以，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

其次，孔子认为求仁完全是靠自己的自觉、主动，并不依靠他人的行为。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孔子强调实现仁的自觉性，目的是要人们自觉地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规范。于是，就把“礼”这种外在的制约，通过“仁”的德性修养，转化为一种内在的，自觉的道德规范。孔子还提出了一个人自觉实现仁的简易方法：“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还有，仁的行为必须在视、听、言、动诸方面全面地符合礼，这是仁的品德的全面性。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对其弟子子路、冉求、子华的政治才能，令尹子文的忠诚、陈文子的清白，都不称许以仁的品德。他认为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才算“为仁矣”，能做到“刚(刚强)，毅(果断)，木(朴实)，讷(言语谨慎)，近仁”，能够“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则“仁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因此，他要求每一个人不论在怎么仓卒匆忙和颠沛流离的情况下，都要时刻追求这种成果：“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个意义上的仁，孔子也叫做“道”，所以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论语》还提出若干道德行为的准则，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首先，孔子提出“仁者安仁”(论语·里仁)，讲的是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这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困难环境)，不可以长处乐(长久居于安乐中)”(论语·里仁)。又说，“士志于道”(论语·里仁)，然而粗衣粗食未足评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孔子指出德、福不一致，这种观点是对西周以来的“福善祸阴”天命观的一个否定。这种观点为汉代王充发展了，他提出“祸福不均”，作为对达官贵人的批评的一种武器。诚然，孔子这种观点也有消极的一面，因为它使受压迫的人“安贫乐道”。

其次，孔子提出义利问题，作为道德评价的根据之一。所谓义利问题，主要是指道德行为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孔子认为，评价人的行为善恶，主要看义，而不是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他重义轻利，把追求个人私利的人视为小人。他主张先义后利，以义统利，“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要做到“见利思义”(论语·宪向)。

此外，孔子还提出了“中庸”问题。他认为“中庸”既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又是道德评价的重要标准。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什么是“中庸”?孔子本人下过确切的定义，即“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孔子能透过“过”和“不及”这两种绝然相反的表面现象，而看出它们完全相同的本质。这个思想很深刻，包含了辩证法因素。孔子关于“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无论当作道德准则，或是当作方法论，都产生过很大的历史作用，今天看来也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为什么“中庸”也是道德评价问题呢?《礼记·中庸》一书解释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即所谓“执两用中”，在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之间，采取既不“过”又无“不及”的“中道”，从而使矛盾得到调和，免于激化。宋儒解释说：“中庸，是不偏不倚，平常，正常之道。”孔子认为，道德品行、气质，不应偏于一个方面，而应互相牵制。“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学而)。孔子评价他的弟子时说：“师(子张)也过，商(子夏)也不及”，“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两人都不符合中庸之道。

孔子的学生有若，用“中庸”思想解释“礼”，说“礼之用，和为贵”，又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有若阐明了“中庸之道”的一个重要原则，即不能无原则地为调和而调和，必须以“礼”为准绳。无原则的调和，四方讨好，八面玲珑，无是非原则，孔子斥之为“乡愿”，认为“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孔子所以讨厌“乡愿”作风，就是因为这种好好先生貌似中庸，实非中庸，是败坏中庸的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