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精选(九篇)

第1篇：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范文

摘要：孔子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思想核心主张“仁”和“礼”。探索中国法制史的历程，儒家思想的足迹并不难寻觅，如今，孔子虽早已离我们远去，然而他的学说和思想却依然被敬仰和传颂，尤其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和进步，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影响意义之重大，值得今人思考与借鉴。

关键词：孔子；儒家思想；仁；礼；中国古代法律

一.引发思考的原因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具有深远影响，现代社会与其说是重视孔子，倒不如说是重视他的学说，换言之，是重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要研究孔子的贡献和作用，应该从其所生活的时代源头来寻找，从其思想渊源来分析，从而进一步探索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学说的精髓，以古鉴今，才能更好地完善我国立法，提高依法治国效率。

二.孔子的核心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春秋晚期，他直接继承的，就是“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礼”，即“仁者爱人”和“克己复礼”，仁礼之道具体派生出家族主义，而家族又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秩序，由此可见，其影响不可小觑。

1.“仁”对我国古代法律的作用

孔子的“仁”，贯彻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恕”字。我国古代历代王君也正是意识到了仁义和宽恕的贡献，才使得当时的法制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西周的“有德”就是得民心，针对商纣王乱刑无辜，周朝的法制思想转变为“明德慎罚”，所谓“明德”就是统治者应当崇尚道德并以之教化民众；所谓“慎罚”就是在适用刑罚时要态度审慎，以达到保护臣民的目的。没有仁的法治是不能长久的，法家思想指导下的商鞅变法对“法”穷尽其用，虽说起初很成功，最终却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的见证无不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仁义道德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巨大贡献，这里的仁德思想与我们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所贯彻的以人为本理念也是一脉相承的，真正做到以史为鉴，才能更好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礼”对我国古代法律的作用

“礼”亦是孔子的儒家学说中极为重要的思想。义在其中，义体现为礼，礼是人内心的义的具体实现形式。一方面，礼是统治者根据人民面临的实际生活状况也就是“中”的原则制定出来的，因此，礼就是“中”的哲学思想的体现。另一方面，礼，尤其是周礼，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要想领会中国传统法律的本质，就必须明白礼仪是中国传统法的精神所在。在中国法律漫长的历史发展中 ，“法”的内涵不断丰富 ，而且许多“礼”的内容也逐渐融入其中。西周时期， 周公制礼， 吕侯制刑， 礼与刑成为当时两大部门法。礼是调整行政、经济、军事、民事、诉讼各方面的综合大法， 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礼之所去， 刑之所取， 失礼则入刑， （刑、礼） 相为表里者也”。

三.探讨我国古代法律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的历史价值

1.以汉代为例

汉代法律指导思想的演变及其立法概况，融汇了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阐释了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根源。两汉期间，我国封建法制获得了重大发展，汉初思想家深刻总结了秦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休养生息的“仁义”之政。至汉武帝时西汉已至全盛，这时汉初的黄老政策开始引发出系列问题，诸侯王势力膨胀，甚至与中央分庭抗礼；漠北的匈奴不断强盛，严重威胁汉边疆的安全；宽松的控制政策使得农民为逃避赋税而成为“亡人”，严重威胁到帝国的财政。一系列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汉廷指导思想的改弦更张势在必行。此时，曾经显赫一时的先秦诸子百家各自走向不同的结局：道家过于消极避世，不利于政权的长远发展，为统治者所摒弃；墨家主张兼爱，与统治阶级的思想格格不入；法家思想随着秦帝国的覆灭而宣告失败。这时，只有战乱时期不受重视的儒家思想最符合时代的要求，从此开始了对中国法律长达数千年的影响。事实上，在汉初黄老之术当道的时候，儒家思想在统治阶层已经很有影响力。随着儒学从形式到实质的发展，帝国法律的儒家化不断扩大，而所谓“法律儒家化”实际上就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儒家思想当时也开始影响司法，引经决狱、秋冬行刑、赦宥增加等无不反映了孔子学说的仁政思想。

2.汉代以后各朝法律发展中儒家思想的作用

汉代以后儒家思想的法律化进一步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孔子学说在这一阶段法律制定中进一步得到贯彻落实。例如《北魏律.名例》规定：“诸犯死，若祖父母、父母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家族化、伦常化的具体体现，也正是儒家思想孔子学说中道德伦理纲常制度的集中体现，这一内容亦为后代法律所承袭。隋唐时代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辉煌时代，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封建法律制度从形式到内容都空前完善，中国的传统法制此时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唐代的法律思想是礼主刑辅，主张“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在这一时期儒家思想进一步发挥着重大作用。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法”是相通的，中国古代统治者坚持“礼法并用”的原则，“礼”、“法”二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此外，孔子的儒家思想对宋元明清时期的法律制度也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其影响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四.我国依法治国战略中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

有人认为，我国没有西方法律制度完善的原因有三：孔子的影响，秦朝灭亡的影响，法律职业。我们现在要研究孔子的儒家思想和学说，不能简单的断章取义，而是应历史的、系统的、辨证的去理解和把握孔子的思想和精华所在，真正弄清为什么孔子的思想能够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年的根本原因。有学者认为：“法律是讲情理的，法律的根基就在于情理，不讲情理的法律是不存在的。”儒家文化在法制史中贯彻的，正是这种法律中的情理。

当今时代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历史时期，融汇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礼观念，深入了解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并应用到我们现在的法制发展过程中，有利于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复兴的有利权杖。（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

参考文献

[1]徐刚，孔子之道与《论语》其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曾宪义，马小红.中国传统法的结构与基本概念辨正――兼论古代礼与法的关系[J].中国社会科学.2003（05）.

[3]杨一凡.中华法系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误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质疑[J].中国社会科学.2002（06）.

[4]赵晓耕等《中国法制史原理与案例教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高汉成.试析清末修律中礼法之争的力量对比[J].东方论坛.2003（03）.

第2篇：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范文

[关键词]古代 体育思想 儒家

一、引言

“体育”这一术语在我国古代是没有的，这是由国外传入的，属于舶来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古代没有体育，只不过由于各国的文化和历史不同，各自的体育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中国的古代体育是同社会上的其他活动紧密联系的，比如军事、艺术、教育、宗教等，所以我国古代体育的思想也是充分反映在这些内容当中。

我国古代思想家的流派主要起源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谈在他的《论六家之要指》中第一次对先秦百家进行了分类，主要分为阴阳、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德家六个主要学派。①因此，我国古代体育思想就是零散的存在于这些诸子百家的思想当中，在这些思想当中对后世影响最深的是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本文将围绕儒家体育思想的特点进行论述。

二、儒家体育思想的特点

儒家的思想在千百年的流传当中受到各个时代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的推崇，但由于各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不同，这些思想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当时的一些其他思想的影响，所以在这其中古代体育思想的特点也随着时代的推移在不断的变化。总的概括起来，儒家体育思想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儒家以伦理道德为基本的体育思想

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在孔子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都是基于伦理道德的基础上来表达和阐述的。我们知道西周时期，就有学校出现，当时所教的内容是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其中礼、乐就是以伦理道德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后来在孔子开设的私学中，以六艺教授弟子，其中“礼”、“乐”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在教授“射”的内容时都还是贯穿了“礼”的思想。例如当时的“礼射”，具体一点说，即“礼”中的“礼射”：周天子有大射之典，凡是有祭祖、神的事，就以射来选择诸侯贡士中可以参加祭礼的人。在祭祖祭神之前，先到射宫比赛射箭，数中者可参加，否则不准。②而且这样的大射之典还有严格的制度和等级之分。又如孔子在《论语・泰伯》中所说的那样：“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继孔子之后，无论是他的学生还是后来学习研究儒家思想的古代学者们都是围绕着伦理道德来研究的。由此可见，在儒家的所有思想中都是以伦理道德做为其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任何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果没有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其指导方向的话都将偏离它本来的目的，体育活动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儒家体育思想最普遍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以伦理道德为其基础。

（二）以礼仁为核心的体育思想

伦理道德的准则是由人定的，人的思想决定了伦理道德的标准，儒家伦理的思想就是以“礼”“仁”为核心的。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礼”就有了很深的认识。在当时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射礼”活动，“明君臣之义”“明长幼之序”，“以此观德行”，巩固宗法统治制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③当时的射礼就有“大射”、“宾射”、“燕射”和“乡射”，分别为不同阶级的人所进行的。这些“礼”的制度的出现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手段，使整个国家能够井然有序，而当时的“礼射”、“乐舞”就是通过体育的方式将这样的制度观念传达给社会民众。孔子还认为在“礼射”这样的竞赛中也应该有君子的风度，《论语・八佾》中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可见孔子的体育思想主旨并非探索体育之真谛，而是把体育作为一种实用性的工具，为实现其“仁”的政治理想服务④如果说“礼”是孔子体育思想核心的外壳，那么“仁”就是他的最主要的思想内容。

孔子在《论语・学而》中就教导他的学子们：“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些无一不是反映了“仁”的思想。而体现在体育方面“仁”的思想主要还是表现在六艺当中的“射”上，《论语・八佾》中记载，子曰：“射不主皮，为力部同科，古之道也。”这一论断充分的表明了孔子在体育思想中“仁”的一面。《论语・阳货》中记载，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这一言论更是直接证明其对“仁”这一思想的重视。孔子在教授射、御的过程中，非常注重以“仁爱”来陶冶弟子们的情操。而且经常引用《礼记・射义》中的话来教育弟子：“射者，仁之道也。”“射者，何以射，何以听，循声而发，发而不矢正鹄者，其唯贤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则彼将安能以中。”这些言行都透出孔子体育思想中“仁”的特点。这样的观点在儒家的后世之人中也有体现，孔子的再传之人孟子就很好的继承了这样的体育思想，孟子直接就把射御之事等同于仁义，他在《孟子・公孙丑上》中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也。”⑤西汉董仲舒的“养义”的养生体育思想也是体现出一种儒家学者对“仁义”“德行”的重视。所以，古代儒家体育思想都是以“礼仁”为核心的。

（三）强调文武兼备、内外兼修的体育思想

儒家体育思想中文武兼修、内外兼备的特点要从时代的特征说起，春秋战国处于奴隶制封建制过度的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有了新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和各种军事活动，直接推动了与军事有关的体育活动，诸侯间的攻伐不断，统治者需要大量的具有文武兼备的治世之才，即使有文，也必习武艺。⑥因此，在当时的私学中就针对这样的军事目的引进了射御的内容，这是为了满足当时社会的需求，各诸侯之间的混战要求学校能够为统治阶级提供文治武功的人才。孔子主张：“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⑦这种思想观点很明显的将文武兼备的体育观体现出来。而这样的儒家思想在后世的继承者的观点中也得到体现。西汉年间的刘向、刘歆父子受先秦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主张文武并重的同时，提出要先文后武，这种思想是完全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以“礼”为核心的体育实践的思想。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也赞同文武兼备的思想，还有宋朝理学和武术中的内圣外王的思想也是文武兼备、内外兼修的体育思想。我们看到在历史的不断变迁中，儒家体育思想中文武兼备、内外兼修的特点却并没有因此而流失，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自战国以后，文武开始分途，此后武勇受到文人雅士的歧视，我个人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我认为这是因为某些不良的社会现象的阴暗面被夸大而掩盖了很多史实的真相，或者是某些鸡鸣狗盗之徒狐假虎威败坏了整个武学界的名声，而实质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武学上的大家无一不是文武兼备，内外双修的典范。

（四）儒家体育思想中的寿夭观

古代儒家的学者们在长期的实践和摸索中总结出一套自己独有的养生体育思想。《孔子家语・五义解》中提到“哀公问于孔子曰：智者寿乎？仁者寿乎？孔子对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己自取之。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可见孔子对人的起居饮食的规律性，以及作息时间的合理安排的重视，认为人的寿命长短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是可以控制的，如果不能够劳逸结合，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那么最终自己的疲劳将损害自己的健康，甚至直接导致自己的死亡。荀子在其的养生观点中明显的有重视体育实践的迹象。《荀子・天论》中提到“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使之病；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这一观点就是在强调身体活动的重要性，充分认知到体育实践对人的身体健康所起的作用。先秦时期的这种重生、贵生的体育思想后来在西汉及其后的时期都得到了发展。首先是西汉的董仲舒在其所著的《春秋繁露》中提出了养义、养气的思想和方法，以及东汉时期的王充在他的《论衡》中提出的养气、爱精、养德的思想。这些思想的提出都反映了儒家学者们对身体健康的一种主观态度，他们在认识和遵循生活中的一些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积极寻求“动以养生”的生活方式来帮助自己获得身心的健康，从而达到延长寿命的目的。

（五）因为受尊礼的限制，使得儒家体育思想缺乏竞争性

我们知道在儒家体育思想中对扬礼的思想是非常尊崇的，在孔子的礼射教育中也是以君子之争，有礼之争、有德之争。《孔子家语・辨乐解》中也有记载，孔子曰：“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忧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厉之动，不在于体也。”由此可见，孔子并不提倡过度过量的运动方式。这也是与他所提倡的延长寿命的养生体育思想相违背的，而西方的竞技体育是与其反其道而行的，西方体育的观念是以不断挖掘人的潜能，提高人的运动能力为目的的。而儒家体育中的这些思想与西方竞技体育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因此，我们说儒家体育思想中缺乏竞技性。

三、小结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有关于体育方面思想更是层出不穷，这些思想对我国的体育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我国的学校体育教育方面、军事体育发展方面以及体育养生、体育休闲等领域都有着儒家体育思想的影子。儒家体育思想是符合了当时的历史社会状况的，但另一方面，它也有它的思想局限性和其不利的一面，所以我们在学习这样的思想时需要有选择的借鉴，取其精华，为我们的现代的体育发展指明方向。

[注释]

①杨向东,张雪梅.中国体育思想史(古代卷)[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

②曹东.关于儒、道两家体育思想的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3,23(2):127-129

③杨向东,张雪梅.中国体育思想史(古代卷)[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8

④曹东.孔子的体育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3,37(5):43-44

⑤杨向东,张雪梅.中国体育思想史(古代卷)[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引自《孟子・公孙丑上》,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⑥陈明.论孔子体育思想对我国后世体育发展的影响[D].硕士,广西师范大学,2007

⑦陈明.论孔子体育思想对我国后世体育发展的影响[D].硕士,广西师范大学,2007引自《四部备要・史记》

[参考文献]

[1]孔丘.论语(外二种)[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2]杨向东,张雪梅.中国体育思想史(古代卷)[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曹东.关于儒、道两家体育思想的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3,23(2):127-129

[4]陈明.论孔子体育思想对我国后世体育发展的影响[D].硕士,广西师范大学,2007

[5]曹东.孔子的体育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3,37(5):43-44

[6]单清华,王振涛,刘莹等.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发展的影响以及现代价值探[J].体育与科学,2007,28(4):60-62

[7]万发达,梁向武.中国传统体育观的精神特质[J].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06,25(3):8-10

[8]杨向东.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9]王继雄,张元.从“文”与“武”的社会意识中看中国古代体育思想[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21(4):141-142

[10]李长明.颜元体育思想研究[D].硕士,东北师范大学,2007

[11]丁翌,宋正义.浅析中国古代体育的特点[J].科技信息,2008,25:211

[12]王妍.中国古代体育的两条线索[J].体育文化导刊,2006,11:85-87

[13]高大光,王润平.中国古代体育心理学思想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5,39(7):86-88

[14]谭华.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的影响[J].四川体育科学,2000,4:5-7

第3篇：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范文

[关键词]先秦儒家 仁义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6-0048-01

儒家思想虽然发源于中国，但影响了和正在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国家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儒家思想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其从诞生起就蕴含着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

一、先秦儒家仁义思想的历史考察

“仁”字从人从二，表示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相亲相爱的关系。在我国古代社会，由于个体自然经济极其落后，个人的生存尚不能脱离集体，因而个人观念比较模糊，集体和宗族比较清晰。人们自然就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之道，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仁”便应运而生。

（一）先秦儒家对“仁”的阐释

孔子一直把“仁”作为他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中心，“吾道一以贯之”，并且把“仁”作为人的根本，应该“终身行之”。

首先，孔子对“仁”做出了明确定义，那就是爱人。在答复他的学生樊迟问仁之时，他做了斩钉截铁的回答：“爱人。”他指出，仁应该包含忠、恕两方面内容。所谓忠，就是从积极方面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要生存、发展和完善，也要让别人生存、发展和完善；所谓恕，就是从消极方面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要的，决不强加于别人。

其次，孟子不但继承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提出“亲亲，仁也”，更为重要的是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的思想，从心性论的角度论述仁，“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明确肯定了“仁”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根本。

最后，如何才能做到“仁”呢？孔子主张反求诸己，通过道德的自律和主体意识的高扬实现“仁”的目标。他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在孔子看来，“天生德于予”，因此，“仁”离我们并不远，只要人有自觉行“仁”的主体意识，就能够达到“仁”，所以他说：“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二）先秦儒家有关“义”的理解

关于义，孟子云：“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他认为，正常人都会有一种荣辱羞恶之心，羞恶之心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它也就是“义”的发端。

首先，“义”是人类道德的准则和规范。其实在孔子那里，“义”早已成为评价人们思想意识和行为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如《论语・阳货》中“君子义以为上”，并且“君子义以为质”。即使在义利问题上，孔子也首先要求考虑利是否符合义，认为人们应该“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他甚至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其次，孟子认为“义”应当成为人生的最高标准。人可以不计较利益得失，但是不可以不顾及义，实现义。他坚持认为“义”是评判人类社会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坚信在人生价值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义”，所以他倡导在特定情况下人应该“舍生取义”，为了实现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三）先秦儒家“仁义”思想的辩证关系

仁与义互为表里，共同成为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仁，乃是从人的内心情感出发，是主体的主观意识和道德自律，是人的内在道德，也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和精神家园。义，是人通过对如何做到仁的一种反思的结果，是依仁而行的道德准则，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必由之路。

二、先秦儒家仁义思想的当代价值

首先，对人的反思。孔子“仁”论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把“仁”上升为儒家的核心道德范畴，还体现在他把“仁”和人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以及对人的思考。孔子用“仁”来规定人，认为“仁”和人具有直接统一性，“仁”存在，人就存在；“仁”德完全丧失了，也就不称其为人了。所以在《礼记・表记》中说到，“仁者，人也。”

其次，对义的重视。儒家从孔子开始就形成了重义轻利的基本传统。例如我们常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主张通过对“义”与“利”的不同态度来区分君子和小人，这对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最后，对仁义的理解。儒家自孟子开始将“仁义”并称，以概括为儒家的核心价值。有一次，孟子拜谒魏国梁惠王，惠王问：“老人家不远千里而来，将有什么高见可以利吾国？”孟子答云：“陛下何必曰利？我只有仁义而已。”

【参考文献】

[1]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第4篇：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范文

关键词： 三圣 礼 儒家

一、元圣――礼的启创之路

关于“礼”的起源，众说纷纭，以多元起源观为主。“礼”是儒家思想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作为“礼”的集大成者――周公“礼”源于其，应为大众所接受。周公制礼作乐，“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方面。礼的宗法制特征十分明显，一个是尊卑贵贱的区分，另一个是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完备的服务于奴隶制的上层建筑。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维护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等级森严的礼法。这种礼法是隶属关系的外化。反过来，它又起到巩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维护周天子的统治。

周公建立、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主要有“畿服制”、“爵谥制”、“法制”、“嫡长子继承制”和“乐制”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在殷商时期，君位的继承多半是兄终弟及，传位不定。周公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周公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制度，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种有秩序的社会。

周公言论见于《尚书》诸篇，被尊为儒学奠基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代圣人，《论语》中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在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史上起了关键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周公是以其终生辅国安邦的圣人。

周公因其儒家奠基人的地位，被汉儒称为“元圣”。周公“摄行政当国”、平定“三监”叛乱，对国事进行改革，是西周初年的政治家、思想家。

周公第一次提出德的概念，统治者替天行道的观念开始转到敬德保民的观念上，从《牧誓》“恭行天之罚”可以看出对敌人多讲天命的周公，对“天”的观念已经有所发展。“天命”是否转移，怎样才能保住“天命”，取决于有没有“德”，桀纣失掉天命是因为失“德”，周人要保住“天命”则必须有“德”，因此周公在教导周人时多讲“明德”。“天命”就变成可以保持和争取的了。人不再盲目地服从“天命”，而有了主观努力的可能，这是积极的进步。

周公受孔子推崇，被儒家尊为圣人。周公思想对儒家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汉代儒家将周公、孔子并称。

二、至圣――礼的扬弃之路

孔子一生所追求的正是周公的事业[2]。“文武周公”是孔子最为推崇的人物，周公为周朝制定了礼乐等级典章制度，使得儒家学派奉周公、孔子为宗，唐开元时期，改以孔子为主。自东汉以来，人们常以“周孔”并称。

在教育上有“周孔之教”的概念。总之，言孔子必及周公，这是古代尊崇周公的表现。这种尊崇除了政治上的某种需要之外，主要还反映了古人对西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珍视，以及对周公这位伟人的真诚敬仰。这在历史上曾为弘扬、继承、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教育起过积极作用。

孔子和周公在教育思想上存在渊源关系，在教育实践上也存在继承关系。周公生活于三千多年前，他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曾经起过巨大作用。如果说孔子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伟大奠基人的话，那么周公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伟大开创者。

孔子一直宣称其思想源自对周礼的继承，“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奔走列国，克己复礼，就是为了光大周礼。但同时孔子用“仁”对“礼”进行进一步的阐释，仁为礼之体，礼为仁之用。二者紧密结合，不可分割，这是对周礼的扬弃，孔子所展望正是“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云：“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可见礼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工具。

三、亚圣――礼的发展之路

孟子是一位精通礼的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辨礼义，为僵化的等级性礼学注入新的内容。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又加入自己对儒学的理解，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影响全面而巨大，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天命、德治思想，并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

在孟子“仁政”学说中的“仁义”，不过是“礼”的别名，仁、义、智、礼、乐这五者均可集合在传统意义的“礼”下。仁义的宣扬不过是孟子内心对“礼”忠实外化的结果。

孟子对孔子十分推崇，曾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并尊孔子为“圣之时者”。孟子一生以维护和弘扬“孔子之道”为己任。唐宋之后儒学迎合了儒学对佛道挑战的需要，孟子的地位愈益提升，《孟子》由子书升格为“经”，孟子也被尊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孔孟”成为儒家道统的核心。此后数百年，“孔孟”成为儒家的正统，得到顶礼膜拜。

当然，孔孟之间也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异。突出表现为二者性格气质的巨大反差。孔子博大，孟子精深；孔子温和，孟子激扬；孔子中庸，孟子偏激。正如二程所言：“仲尼，无所不包……孟子则露其才，盖亦时然而已。仲尼，天地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孟子还进一步将“礼”内化为一种心理感受，进而升华为一种道德的自觉意识。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高于动物的地方在于礼乐道德规范背后的心理差别[3]。

尽管孟子与孔子在性格、气质乃至思想上都存在一些差异，但这种差别并非是本质的，并不妨碍二人在思想上的密切关联。以历史眼光看，就对儒学乃至中国思想文化产生的影响而言，孔孟当推为魁首。后世孔孟合称，以“孔孟之道”指称儒学，并不是完全无视二者的区别。朱熹曾直言：“孟子教人多言理义大体，孔子则就切实做功夫处教人。”可见朱子也正视二者理论风格之不同。况且，思想家的价值正在于其独创性。如果孟子完全同于孔子，那么孟子存在的价值就会失去，后世便不会有“孔孟之道”的说法。

“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显而易见，放弃礼和礼治，儒家心目中的理想封建社会就无法建立和维持。

参考文献：

第5篇：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范文

【关键词】儒家美学;道家美学;和谐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汉末传入的佛教思想,三教合流成为中国文化和思想的的源头。但汉代传入的佛教是在先秦已有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基础上不断改造整合形成的。因而从本源上说,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是中华美学的源头。它们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重要美学命题,形成中国文化“轴心时期”时期光辉灿烂的文化盛况。然而儒道两家不同的审美理想、审美取向和审美态度共同构建了两种不同的文艺美学思想。

一、儒家以“中庸”为核心的社会和谐思想和道家以“无为”为核心的自然和谐思想

先秦儒家以孔孟为代表,强调“不偏不倚”的“中庸”和谐,其思思想旨归主要是为了实现其社会统治的政治目的。孔子主张“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的“和谐”思想,是建立在“中庸”的基础上,肯定社会中的差异和矛盾,主张统一,是一种多样性的和谐统一。儒家美学将中庸和谐思想渗透到社会各方面:在社会关系上,他们通过“中庸”思想的建立实现其构建“大同”社会的政治目的;诗歌思想和内容上,表现为一种“思无邪”的批评标准,主张诗歌创作应“发乎情,止乎礼”;“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强调崇尚自然主张无为。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认为凡事必须顺应自然规律,不能做违反自然的事情。道家的和谐思想正是以此为根基的,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在审美态度上,强调“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反对人为。在审美标准上,强调“法天贵真”。

二、儒家以“人伦”为核心的中和思想和道家以“自然”为核心的和谐思想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为实现大同社会的社会理想,建立一套系统的完善的伦理道德的社会政治体系。同时,试图采取强调人格修养和礼乐教化达到其社会政治目的: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人伦和谐思想,构建“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封建伦理纲常秩序,达到巩固其封建社会秩序的目的。孔子主张“克己复礼”,通过“礼义”的培养压抑人的个性自由的发展。“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人人守礼并推己及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提倡重道义轻私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力图用“礼”严格要求人的言论行为,消除异端邪说。并通过“三从四德“思想,压抑妇女地位以求得两性和谐。

老子的和谐思想更多的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上。“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将阴阳和合之气看做自然万物的生命之源,阴阳和谐就是天地和谐、协调。并进一步提出自然宇宙和谐的思想,“有无相生,难以相成。长短相形,高下想倾,音声相和。恒也”。同时,他也以此态度观照人生。《老子》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二十七章又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为袭明。”这里强调“上善之人”、“与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思想就是试图建立一种人与人和谐的思想。他还明确提出天地万物的互补的和谐思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庄子明确提出了“天和”、“人和”的思想。他认为宇宙万物运行的宗旨便是“自然无为”。他这种朴素自然的世界观,用于天地便是“天和”,用于人与人之间便是“人和”。

因此,道家的和谐观与儒家的中和思想有不同。儒家是在中庸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不偏不倚的中和思想;而道家则是在“自然无为”的指导下,形成了顺应天地自然万物生长变化规律的和谐思想。

三、儒家以“诗教”为途径的身心和谐和道家以“虚静”为途径的心性和谐

孔子尚礼乐,主张仁义道德思想。他注重诗歌教化对理想人格培养的作用,主张“诗教”为核心的身心教育理念。“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他强调诗教的对人格培养,道德完善方面的作用,认为不学诗就无话可说寸步难行,力图通过诗歌教化完善理想人格,使作为个体的人身心和谐,最终实现其理想社会秩序的建构。

道家在身心和谐建设提出“虚静”观,即一种是清心、寡欲、修身、养气的方法。老子《道德经》中提出:“涤除玄览”、“致虚极,守静笃”。他主张清心寡欲,一切与欲望有关的他都反对。提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认为过度追求声色、美味、驰骋畋猎之趣和奇异珍宝,容易迷惑身心,不能使身心平静和谐,所以应当制止。庄子更是提出了“心斋”“坐忘”“虚静”的著名论断。在道家看来,“虚静”是万物存在的状态也是一种精神状态。“虚而待物”“唯道集虚”,要求主体排除一切杂念,摒弃欲望,“绝圣弃智”以维持身心和谐,最终到达悟道的目的。

在身心和谐建设方面,先秦各家虽都注意到了其重要性。但采取的方法依然有所不同。儒家以中庸的思想,重人伦道德礼教,因而采取诗教的方法。以求个体身心和谐最终实现其社会目的。道家以自然无为,重天地万物的阴阳和合,采取虚静的态度关照身心。

四、儒道“和”思想的现代意义

尽管先秦儒道采取的方法和其目的有不同,但二者在关于“和”的思想上,有着共同的取向,即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关系团结和睦、个人身心协调发展等丰富的内涵。儒家偏重关照社会人生,孔孟追求多样的统一“和而不同”的矛盾观,其后经过朱熹等宋明理学发展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协和万邦”的国家关系观以及“忠恕之道”的道德修养方法。这些思想对于当今社会和谐建设,有一定的指导借鉴意义。与儒家相比,道家和谐思想偏重自然万物。他所提倡的,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观点,对于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价值参考和理论借鉴。它们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对于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同时对身心建设和社会和谐秩序稳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弼.老子注[M]//诸子集成: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

[2]王先谦.庄子集解[M]//诸子集成: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第6篇：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范文

【论文关键字】管理思想 德育管理 儒家学校

1前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信息化高度发达，国际社会、经济的竞争更加激烈，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也将更加激烈，青少年的思想意识也将更为复杂多变，德育管理工作还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学生的主流思想严重缺失，思想教育活动并没有实现应有的目标，教育目标没有真正的实现，思想教育效果不能真正体现，分析产生这些不良现象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当代学校德育教育的方式方法必须进行改革，在探索改革的道路的过程中，发现中国传统的儒家管理思想，特别是孔子的思想理论和孔子的管理思想，从目标到方法，都对我们今天的学校德育管理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儒家管理思想概论

2．1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儒家管理思想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对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管理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孔子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礼、中庸。仁主要是社会管理伦理学说，即所谓仁爱、仁义、仁政等。如孔子提出为政以德，他用仁把所有的公共管理规则统率起来。仁的学说反对管理生活中的苛，宣扬人类之爱的管理思想。他用爱人观念加强血缘联系，消除内部冲突，同时也有差等地把爱人观念按宗法模式扩展到整个社会。礼即礼仪、礼节、礼教，是维护封建管理等级制度和秩序的伦理规范。也具有处理管理主体的道德信条，这些规范一方面可以成为管理群体团结和谐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则发展为管理式的繁文缛节和极端苛刻的纲常名教，中庸是一种管理思想、方法，讲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其基本精神是通过折中调和的手段，达到消除管理矛盾，避免管理冲突，稳定管理秩序的目的。对于如何管理，儒家采取的是“仁、“德”和“礼”。”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管理思想“礼”是儒家管理思想外在的管理规则。

2．2中国儒家传统管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

社会分工之后，中国早期的管理活动和行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逐渐产生了儒、法、道、墨、兵、农等学说，其中儒家管理思想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华夏文化，反映了经过华夏生活的汉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愿望，上古时代的管理意识和实践通过儒家管理思想的改造、创新而走向文明社会。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形成是通过孔子完成的。孔子管理思想产生的历史阶段是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剧烈冲突的时代，他第一个从理论上总结了奴隶制社会的管理经验，第一个系统地整理、总结了中国的传统管理文化，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去传播这种管理文化，正是这两个总结，奠定了孔子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引来无数后人的颂扬和批判。应当说，孔子的儒家管理思想诞生初期，只是一种理性细胞，还不具备指导社会管理实践的职能。要使它逐步成为封建社会管理活动的主导思想，需要后人全面地发展和继承。这项工作，首先由孟子完成，战国中期，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管理价值理论。他主张用仁义去管理经济，用仁政来发展管理，而开拓管理旨在富乐民生，仁者无敌基于管理成功。继孔孟之后，儒家管理思想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正统管理思想，但还没有真正在统治者意识中起到主导作用。西汉建立之后，统治阶级急需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消除各种学派间的斗争。因此，必须扶正统而废百家，以适应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西汉管理思想家董仲舒做为孔子的继承者，用阴阳五行的管理理论达到了这个目的。他以儒家为中心，借天道说人事，贯穿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形成封建神学体系。北宋中期，以朱熹、二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又再次对儒家管理思想进行了系统改造，他们以孔孟的管理理论道德学说为基础，从宇宙本源出发，来阐明社会管理行为的目的和功利准则，在对中国封建社会管理主体关系、精神意识等问题上，都提出了较完整的管理哲学体系。总之，儒家管理思想经过一代代儒学学派的继承、改造和发展，并通过国家强制手段宣扬传播，占据了社会管理行为的主导地位，并成为千百年来流传最广泛、最深入人心的管理思想。

3当代学校德育管理的现状及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

3．1学校德育管理现状

德育是指教育者根据现代社会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受教育者施加一定的现代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影响，并通过其品德内部矛盾运动，以使其养成与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及现代法制等现代社会相契合及所期望的品德的教育活动。

当前当代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和向上的。但长期以来，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学校德育教育的管理往往流于形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校对德育工作普遍存在认识上的误区：重外延，轻内涵。一些人把德育教育简单化、表象化，认为所谓主课学好了，有了好的考试成绩，道德自然会提升，一味强调的”素质”出现片面性，其结果往往是外延较大，内涵较浅，忽略了德育教育管理工作在促进人性境界提升和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的重要性。

(2)学校对学生德育教育的引导不够。学校德育教育的实效性不强，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结合不紧，教材滞后，缺乏吸引力和说服力

(3)学校的德育教育管理工作与家庭教育不能有机统一。

总之，学校德育管理的缺失导致学生在心理承受力，价值观念，自信心以及综合能力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受挫力不足、对物质生活追求畸形、自信心不足等等这种缺失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学生的全面成长。

3．2导致学校德育管理缺失的原因

(1)学校对学生思晶教学缺乏足够的重视是影响德育教育的第一因素。从目前学校的思想政治课教学隋况看，课程教学基本上为学校行政管理人员或其他科目授课教师兼任。思品教学人员的配备隋况不难看出思品学科在学校学科教学中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下。由于缺乏应有的重视，由于缺乏必要的学科教学交流，思品教学自始至终都是学校教学中最薄弱的环节。思想品德教学时常被其他学科挤占、兼任领导误课现象屡见不鲜。期中期末考试前取消思品课的现象更是家常便饭。

(2)教学方法枯燥单一是影响德育教育的第二因素。学校在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时，过分强调了其思想说教陛，正是这种思想性的语言上过分强调，反而限制了其思想性的真正作用。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逐步提高，小学生的心理成熟时期大大提前，逆反心理愈来愈严重，传统的枯燥乏味的、脱离学生实践的纯说教式教育已被孩子们所唾弃，使得严密科学陛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成为了不被人接受的说教工具，引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日常知识的严肃性，也失去了它的思想的可信性。

(3)教育主管部门忽视德育教育成为致命因素。德育教育应该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纵观世界各国教育史，思想教育都是从儿童时期抓起。而作为我们国家的教育管理部门却对德育教育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先有人教出版社余桂元等发出否定岳飞、文天祥的言论，北京部分小学撤掉小英雄赖宁画像，后有上海市教材及人教版新教材删除了曾激励一代人成长《赖宁画像》。正是由于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不重视教材的德育教育作用，使得我们目前的学生德育教育管理不尽如人意。当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现状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4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对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启示

4．1把儒家管理思想融入到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的意义

儒家思想历经几千年而依旧充满生命力，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活动，有着指导意义。我们在教育领域，在很多时面临着育人过程中各种困惑，在社会生活领域，也经常面临者社会风气的恶化、社会公德的缺失、在政治生活领域，也会无奈于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地淡化。所有的这些困难都可以使我们积极思考孔子的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儒家的管理思想对于学校德育教育工作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儒家管理思想中蕴含的哲理，从宏观上可以为当今学校德育工作提供某种方法论启迪，另一方面，儒家管理思想反映管理—般规律的合理内容，在微观匕对于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工作的操作过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创建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体系。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工作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包括管理目标、管理过程、管理原则、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等。各个方面因为特定的内容和功能而自成系统，各个方面又因为相互作用而互成系统。我们既不能把管理的诸要素孤立起来，更不能把管理的诸要素对立起来，而是必须使它们保持必要的张力。同时，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就要求管理的诸要素在横向上相互作用，也要求管理的诸要素在纵向上发展变化，永远不能停止在～个水平上。只有正确把握管理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才能不断完善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体系。

其次，有利于创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融洽关系。在学校，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融洽关系表现为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在认识上的高度统一，以及由感情融合、心灵相通而达成的行动上的配合默契。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虽然角色不同，地位各异，但处于这个统一的共同体之中。共同体融洽与否，关键取决于管理者的管理观和管理实践，《论语》强调“正己正人”，就是要求管理者要设身处地地为被管理者着想。儒家的管理思想，如果能够内化为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管理者的自身素质，那么，在德育教育中就更容易营造出一种融洽的人际关系。

最后，有利于提高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效率和水平。学校德育教育不同于学科教学，它具有德性教化的功能，所实施的是转变人的思想、提高人的觉悟的工程。因此，其效率和水平不宜单纯用数量标准来衡量，而应该以质与量之统一的“度”作为进行德育教育评价的一个重要尺度。德育教育的管理目标、管理过程、管理方法等需要掌握适度”标准。

另外，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对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在学校德育管理中以学生为核心，有利于激起学生的主人翁意识，从而增加责任感和使命感。

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中庸，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几千年之前就明白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能群一一分一一义，群是建立组织结构，分是实行分工，而人之所能建立组织结构和实行分工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之间存着“义”。当群体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中庸来协调，使组织高效运行。将这种思想运用到学校的德育管理中，有利于增强学生的集体意识、分工合作意识，杜绝自由散漫和小团体主义。

4．2对在学校德育管理中融入儒家管理思想的有益探索

儒家管理思想所涉及的主要是国家、社会等宏大的、抽象的范围，而其基本精神则对于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具有借鉴意义。在学校德育教育中运用儒家的管理思想，首先需要明确其适用范围，并联系实际，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思考。只有这样，才能领悟出有助于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新方法。

4．2．1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仁对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启示

“仁爱作为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有利于缓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并在二者之间建立和保持一种比较和谐的关系“仁爱有利于在管理内部各成员之问形成亲密的情感联系，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一句话，“仁爱有助于实现管理的目标。“仁爱管理是对管理主题提出的基本要求，即是说，管理者要具有一种“恕道精神。所谓“恕道”，从积极的方面说，是指管理者要立身于社会，在事业上成功发展，同时也要帮助别人立身于社会，从消极的方面说，就是管理者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也就不要强加给别人，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道”精神的特点在于，凡事都要做到推已及人，对人尊重。管理者具有恕道精神，管理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儒家的“仁爱”管理思想对于学校德育教育的管理不无指导意义。学校德育教育的对象是人，其管理具有双重指向性：既要面对学生，也是面对管理者自己。管理者不但要管好学生，更要管好自己。为此，管理者必须有一颗“仁爱之心。“仁爱”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前提条件。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管理者一要严于律己，二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如果管理者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样的管理者在学生中就不会有威信。正人需先正己。管理者要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感化、教育和说服学生，成为带动和激励学生实现学校目标的榜样。正己，首先要求管理者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自己，同时也要求管理者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学生。管理者能严以律己固然好，但同时必须爱护学生、关心学生。对于学生身上存在的问题也要正确对待，如果一见学生的缺点和错误就指责、训斥和惩罚，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那么，不仅学校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难以形成，相反会造成师生关系离心离德、紧张疏远，甚至失去学生对老师或管理者的信任和支持。孔子说：“宽则得众”。待人宽厚，能赢得人心，也是营造融洽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条件。所以，学校德育教育的管理者，在严以律己的同时，还要有宽以待人的胸怀和作风，对德育工作中发生的问题，管理者首先要深刻检查自己并主动承担责任。

4．2．2儒家管理思想中的“礼”对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启示

有了“仁”的存在就可以成为人了，但是“仁还不能单独存在，孔子认为“仁的实现必须通过“礼”来表达和实现。《论语》中有载：有子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为人孝弟(悌)是孔子和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两个基本道德规范，孝是子女对父母应有的态度悌是弟妹对兄长应有的态度。“知孝悌”是孔子“礼”观念的核心内容。在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以”礼”为核心理念，用礼制、礼乐追求管理体制的合理化。激发学生的逻辑判断的潜在能力，让他们能够自觉地从理智上求真。其要旨是追求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规律性，以富于人文精神，合乎人性的礼制和札乐来规范学校秩序，用礼制约束人，用礼乐营造好学、敬人的氛围。孔子的治道强调”正名，要求做到”名正言顺，各司其职，做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体现在学校德育管理中也就是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要各自与其色、职务相称，也就是其”实”与其名相符合。而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用完善的层级制度和制度的文化氛围约束各成员。礼乐的关键性作用在于形成一种敬的氛围，敬重自己的组织角色或职司，敬重老师，尊重学生，使组织秩序井然，能成大事。可见孔子治道之首，即制度化的组织治理。而决不是人们所附会的随意性极大的所谓”人治”。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实践也表明，构建完善的学校管理体制和制度，以及营造好学氛围，具有基础性作用。

4．2．3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中庸”对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启示

综观儒家管理思想，“中庸之道”颇具影响力。“中庸之道”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法，强调管理适当适度、恰到好处，主张管理范围合理、不偏不倚。孔子的中庸哲理，讲的是无不不及，它的实际应用，就在于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度”。从实质上说，“中庸”就是“适度，就是要把“时中”与“权变结合起来。“时中就是原则性，“权变就是灵活性。“时中”与“权变的结合也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正因如此，“中庸管理方法有利于实现管理目的它可以使人与物的管理处于合理的最佳状态，发挥最佳效益。与此同时，作为管理方法的“适度”并不是绝对的，它会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要使管理工作合于“度”，在方法上绝不能一成不变，而需要根据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进行适当的调整。

“适度”是一种管理方法，更是一种管理艺术。在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实践中，如何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度至关重要。“适度”贯穿于学校德育教育的全过程，学校德育教育的正确决策需要“适度，学校德育教育的方法运用需要“适度”，学校德育教育的激励机制也需要“适度。现代学校具有开放性特征，其德育教育必须考虑条件的变化。学校面临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都经常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方式和方法不能一成不变。在这里，能否适应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德育教育的管理方法，实质上就是一个适度的问题。可见，为了使学校德育教育达到预期目的，在管理实践中要特别注重对“适度”原则的正确把握。

4．2．4儒家管理思想中的“德、“义”在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的应用

《论语?为政》中开篇就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段话道出了强调伦理道德的巨大价值，一个人一旦有了仁德，就像天上的北斗星一样，满天的星辰都会围绕着你，听从你的指挥。所以“德”是建立管理者权威的关键所在。只有制度权力是不够的，必须要有道德感召力。

在孔子看来，“知”体现着个人对外在的道德要求和伦理规范的认识程度和水平。—个人对社会伦理关系和道德原则没有一定的认识，就很难具有高尚的品德。所以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思想教育，首先从社会伦理方面人手。—个人有了较高的社会伦理修养，那么他也许不会成为—个对社会极有贡献的人，但是他起码不会成为—个危害社会和他人的坏人。

另外，在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要以义”为核心理念，激发学生的价值判断的潜在能力，让他们能够自觉地在意志上向善。孔子说：惠则足以使人。这是说利益和好处能够驱动人去做事，在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可以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但要注意“度的原则。《中庸》日：”羲”者，宜也。”义”就是受道德制约而有度的”利，这样获取的利才是善的。因此必须以有约束的”利”，也就是”义”来替代毫无约束的”利”。这对于教育学生树立用正当的方法获取利益”的价值观，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5结语

第7篇：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儒家；文化

目前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经济总量已雄居世界第三位。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精神领域也出现了精神危机、信仰危机以及道德危机的征兆。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和多种社会思潮并存的复杂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及时地提出了要进行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活动，这是非常必要的，这对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团结、引领全国人民在思想上、道德上共同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一、儒家思想的发展路径

起于人类历史轴心时期的儒家思想历经春秋战国，但是在汉初并没有成为主流思想，西汉初年，汉高祖不喜儒学，使儒家的学术源流几乎断绝。文、景时期，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政治需要，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汉武帝时期，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儒家思想走向主流，固然有其维护大一统迎合了汉朝统治者尤其是汉武帝的心理，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寻找到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儒家思想之所以成为正统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汉朝的儒家思想已经博采众长融合了其他思想的精华。董仲舒时期的儒家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是其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的基础。二是儒家思想的弘扬与一批儒生即当时的文化精英的贡献分不开的。三是儒家思想从细微之处入手，逐渐深入人心。四是儒家的道德审判让人明辨是非。

二、儒家思想的借鉴意义

实际上，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的混乱都是他们都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识不足，丧失了信仰，进而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丧失了信心。信仰和理想是非常重要的。早在二千多年前，儒家学派的子贡问孔老夫子：怎样才能让一个国家安定、政治平稳？孔子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三条：“足兵，足食，民信之矣。”也就是说，国家要有足够的兵力来保障安全，要让老百姓能够吃饱，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孔子认为在这几条中间，信仰是最重要的，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而信仰的力量则可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所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广大青少年的信仰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从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得出了以下的借鉴。

（一）文化发展要与时俱进，文化传播要依靠精英力量

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在中国的专制社会中存在了几千年，在儒家思想的传播过程中，也曾存在很多的困难与挫折，但是儒家在历经了几千年之后仍然在现代社会深深影响着社会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发展过程中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就是自我完善。儒家在整个专制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结合每个时代的具体情况进行内容上的整改。从最早孔子提出“仁政”的儒家核心思想，历经孟子，荀子，最后在董仲舒提出的“新儒家”思想中确立了其正统地位，也使儒家思想最终深入人心。我们说儒家思想的传播首先要使统治者接受，所以儒家思想在不断地思想发展中根据各个时代的社会民生情况进行调整，从最初的“仁政爱民”，到之后的“君权神授”可以说都是直接与统治者的利益相关联的。除了统治者的接受，儒家思想还根据人民的具体情况进行其思想的改制，从“君舟民水”到之后的“天人感应”都切实的考虑到了人民的切实利益。在儒家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紧紧围绕“仁”这一核心观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整。在不断自我完善中，儒家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奠定了其正统的思想地位。从儒家的发展中我们看到，要在国民教育中很好的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我们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社会的实际情况，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具体要求，紧紧围绕几个基本点，不断地进行具体思想的落实。在思想成熟时，我们要利用社会中的权威人士，领导人士进行传播与发展，在儒家思想的传播中，一批核心领导人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这些士大夫阶层进行了广泛的传播，他们通过讲学，游说，收门徒，编写书籍，开学堂等种种方式进行广泛的传播，从而使社会中的儒家信仰者不断地增加，在这种具有规模性传播方式的影响下，儒家思想得到了很好的传播。除了这种权威知识分子的传播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统治阶级的政策推行，在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确立之后，董仲舒得到了汉武帝的大力支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进入科考范围”这些政策的推广，使得儒家思想得以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在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中，我们要学习儒家，借助知识分子，权威人士以及国家政策的推行，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系的推行，我们可以利用广大的网络媒介平台进行传播与宣传，并且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借助广大的权威人士知识分子阶层，以讲学为主要途径进行广泛的传播，逐步在传播中形成广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群体基础，并且利用国家机构出台相关政策来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落实，从而在社会中形成广泛群体道德意识。

（二）文化传播应从日常生活层面入手

儒家思想注重从小事做起，从个体做起。“人则仁义”是儒家思想的生命价值基础，不仅是为人的基本价值标准，也是个体行为实践的价值准则，在儒家学者看来，“仁”是支撑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义”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基本行为准则。这正如儒家所主张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义者，宜也。”儒家学者之所以将仁义看得如此之重，是因为其理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仁者爱人”。一方面，儒家仁学的“爱人”思想把握了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要素，在儒家看来，无爱人无所以构建起和谐社会，正如孔子所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从最基础的爱人开始关注每个人的生存发展强调以礼待人，以利与人；不民意，不强民所为；勤政勤劳，不悔不怨。在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我们也要秉持最基本的以人为本，从每一个人的切实利益出发，关注于每一个人的价值观的发展。加强对个人的教育，从每一个人的精神层面提高上着手，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国民教育逐渐融入到整个社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 。从关注人这一基础出发，在儒家提出的“三纲五常”“仁义礼智”“孝道”“非义不居”这些日常小事上着手，进行具体的规定与详细的规范，儒家思想强调诚信，认为不讲诚信，一个人就不具有良好的品格，也就不能实现自身真正的发展，不能成为对社会和国家的有用之才。要想做到心中有仁，必须要诚实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必须在追求和谐的心境中，做到至诚至信、至真至善。只有这样，才能在现实中实现自我的飞跃。儒家思想弘扬孝道，认为“孝”产生于家庭血缘关系相连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之上，孝是最真挚的情感，也是反映一个人道德修养的衡量标准。在儒家看来，做到孝道，才会心中有仁，这对于社会的安定、社会秩序的维护有着重要的作用。儒家十分强调道德的力量。“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德不仅可以引导一个人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身素质，而且还有助于促进一个国家的不断发展。儒家认为道德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超越一切，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有助于节约社会资源，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儒家在这些小事上进行了各方面的规范，可以说事无巨细，在这种不断地积累过程中，逐步深入。俗话说：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们要在国民教育中，从每一件小事出发，无论何时何地何事，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具体的事物中，要学习儒家思想，循序渐进，不断地进行积累与进步，从不断量变地积累中逐渐达到质变，在不断地进步中落实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三）价值判断需深入文化建设的内核

儒家思想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始终以道德为标准，扎根于周礼，形成了一套理论规范，以此来束缚社会成员的行为，为整个社会运行指引方向，无论儒家思想如何发展，儒家的价值评判标准是固定不变的，在朝代的更迭中，始终围绕这一标准进行事物的评判，从而使儒家文化能够不断地发展与进步。价值观的评判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的重要的方面之一，我们要建立好一个评判的标准，确立好事物的属性定义，从而在事物的不断地发展中确立好事物发展的方向，在国民教育中进行贯彻落实。而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对行为的评判标准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根据这些具体的评判标准，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就有了行为规范，就有了参考标准，衡量标准。这样我们就可以去衡量自己的行为，

就可以及时规定自己的行动路线，及时纠正自己的思想方向，及时进行自我的调整。只有依照必要的价值评判标准，才能在实践落实中更好的落实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依据价值体系的性质和特点，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实践经验，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青年学生的自觉追求的途径、方式和方法，包括理论创新、理论武装和理论教育、社会思潮引领、政策引导、制度建设、文化熏陶和实践体验。其中，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积极承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的责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有效性，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尤其要通过科学研究、学科建设、教材建设、课程和教学体系建设的途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在青年学生中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真正转化为青年学生的自觉追求。

第8篇：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范文

论文摘要: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实践便成为其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然在传统儒学中，实践往往被局限于道德范围之内。儒学要发展就必须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时代问题给予创造性的解决，而儒学实践理论这一概念将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和现实时代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论创新的建构的哲学，即在儒学实践理论这个概念中，其主体是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在道德价值观照下去审察历史和现实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者，其理论的内核是仁爱，其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其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儒学就十分强调实践的观念。对此，梁启超深有感触地说过:“后人多谓知行合一只说是王阳明所首倡，其实阳明也不过是就孔子已有的发挥。孔子一生为人，处处是知行一贯，从他的言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学而不厌’，又说‘为之不厌’，可知‘学’即是‘为’，‘为’即是‘学’，盖以知识之扩大，在人努力的自为，……所以王阳明曰:‘知而不行，是谓不知。’”儒学的实践理论是讲究即知即行的，是体悟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但儒学这个实践理论更多强调的是在道德上的实践，使道德实践和生活融为一体。

儒学实践理论强调的道德理论实践构成了人之为人的重要的文化标准，但只有这样的规定并不能使儒学更好地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因为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理论文化的建设上有自己独特而有效的理论。而缺乏相对独特而有效的理论是限制儒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换言之，如果儒学要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成长发展，那么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必然要采取的行动之一。

现在很多人对儒学在当代的理论创新提出自己的看法，清华大学方朝晖老师曾经说过，要通过厘清知识和道德的关系，来探讨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结合的可能方式。l而浙江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吴光老师对儒学理论也进行了新的探讨，他提出了“民主仁学”的概念，并对该概念的特征即道德理性、人文性、实用性和开放性进行了说明。山东大学颜炳是老师指出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自我转换或转型的潜能，重铸民族灵魂，又要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方向转变。并主张儒学应当加强同当代社会的互动，以此使得儒学焕发生命力。复旦大学徐洪兴老师认为，儒学的伦理价值经过现代转换和诊释可以对防止现代的弊病有所贡献。

以上诸位老师对儒学的发展，各陈其见，积极对儒学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创造，是当代中国学界对儒学发展可能性的探求活动的缩影。换言之，儒学的当论创新是极具开放性的。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笔者也希望能把自己的日常学习心得，以此种方式表达出来。

一个命题和理论的基础是概念，所以表达自己想法的基础当然离不开概念。而儒学中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儒学实践理论。儒学实践理论概念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是超越于特定时代和特定具体内容的一个抽象概念。因其抽象，所以对具体内涵的规定就少，该概念的开放性就较大，所以很适合对其进行必要的理论规定和演绎。

首先对这个儒学实践理论下一个定义: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沦创新的建构的哲学。首先，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第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精神;第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对时代问题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第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是立足于传统和现代的对文化的抽象化把握和思考。

下面我们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几个内涵分别加以解析。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

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这里所谓的儒者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进行研究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工作者。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内涵下，所谓儒者是有其特定的文化含义的。首先，儒者是一个有道德价值的人。这是儒学自孔子以来十分强调的首要内容。儒学认为，道德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论语·学而》中“学而时习之”的“学”，即“觉”也，是觉悟做人的道理，即道德价值。《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也提到仁义礼智四德是人性善的萌芽。这些都表明，道德价值是为人的根本原则。后世儒者从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力，明其道不计其功”到朱熹的天理道德观念无不秉持了先儒的这一理念。其次，这里的儒者蕴涵着个体的意味，即强调的是个体儒者，这也是儒学重视个体的传统。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欲”、“勿欲”、“欲立”、“欲达”都针对个人而言。《大学》中可以看到儒学的个体思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事皆以修身为本。”这主要是针对个体而言的道德修养的过程，并指出这个道德修养是人人必须且能够做到的。

谈到儒者，还需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儒者的历史意识。中国儒学很重视历史，孔子整理编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即是对上古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孔子及其后学都“祖述尧舜，文武”的文化倾向无疑鲜明地展示了儒者们深远的历史文化意识，尤其是自韩愈后创立的道统学说，其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在展示儒家发展的过程中也显示了儒者心目中的历史文化和责任意识。

在这里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儒者的道德价值对其活动的意义，因为这是儒者必备的品质。道德在人的活动中起到了价值观照活动的作用。在这方面，以三苏为代表的宋代蜀学提出的“推阐理势’，观点明显，“圣人因时设教，而以利民为本”，“时”大致相当于“推阐理势”中的“势”，教则相当于其中的“理”。这里的“理”即儒学的道德义理，“势”则是指事异备变。这就是说，道德价值高于事实，以道德义理来观照社会事态的变化，采取合理的方法手段来适应社会的变化。“所以要用道德来指导规范人类社会的生活，恢复人之作为人的尊严，恢复人道的崇高”。

总而言之，作为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的儒者需要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并在道德价值的观照下，去审查历史和现实，这是作为一个儒者所必备的能力和素质。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

早在儒学开创者孔子那里，仁的思想便已经成了最高的思想观念，而这个观念的核心就是仁爱。这个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了证明和发展，应用在政治上就是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后世的儒学者无不以仁作为最高的价值，观照现实世界，以儒学的视野解决社会时代问题。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儒学的仁爱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以北宋儒学为例。“站在中国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则可以认为北宋既是一个政治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政治变革通过政府有组织有序地进行，是在儒学复兴的文化支持下自觉进行的政治调整……也正因为二者被历史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变革引发了儒学复兴的问题意识，反过来，儒学复兴又影响了政治变革的方向性选择，所以，北宋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批判是追索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所谓天道性命之理，即由此发畅;重建是探讨文明秩序、政治制度的合理模式，于是需要推阐王道，作为最高政治宪纲，从而将师古与用今结合起来，使现实政治朝着合理模式的方向调整。正是围绕批判与重建的时代课题，触发北宋儒者的思想激情，形成各种学派，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思想史画卷。”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学王道思想在北宋儒学者处成了宪纲原则，成为观照现实时代问题的道德价值标准。

儒学的仁爱是一种普遍的思想。首先，自儒学创立之初开始提出力行仁爱，绵延数千年而不中绝，这是历史的选择。而历史的选择则证明仁爱具有超时空性。其次，仁爱能满足人类内心精神需求。在人类交往中，人总是希望能够被尊重和关爱，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需求。当将仁爱思想付诸交往时，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精神感受到的是幸福和满足。而这正是人类要追求的生活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仁爱是普遍的，它实际内存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

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仁爱是普遍的道德价值，而普遍道德价值的意义就是对现实世界进行观照，以仁爱认识社会现实，以仁爱批判和改革现实，从而力图达到社会的和谐。从本质上来说，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观照社会现实的依据和标准，儒学实践理论主体的其他方面的意识都以仁爱为中心而展开。

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一:反思时代问题

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从儒学实践理论的含义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时代问题的反思，换言之，反思时代问题构成了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儒学实践理论把握时代问题的基本方式是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所谓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就是将时代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加以思考，从而给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哲学理论上的支持。

以哲学的方式来理解时代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为时代问题背后牵动的是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关系。如果将历史问题哲学化思考，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此，反思时代问题时必然要讨论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问题。

哲学研究的是人类面对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内容和方法正是在哲学史，也就是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展开的。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只有与以往的哲学不断地进行对话，才能进入这些问题并对它们作出自己的贡献。哲学基本问题总是浓缩着时代的问题，是人类对自己所面对的困境的智慧的思考，正因为如此，哲学家对哲学史的研究，从来都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恰恰是要以今度古，从哲学史中找出当下危机的根源，或探寻可能的解决与出路。之所以要以讲哲学史的方式阐述自己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原因有二:意识要追溯当下问题的深层原因，再就是试图在传统智慧中找到今天问题的出路或启示。

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即把握时代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要有历史感，从对历史的研究中探寻出当下时代问题的历史、哲学的根源;其次就是借鉴历史智慧来思考当下的时代问题。借鉴历史智慧并非将历史经验移植到当下，而是寻求解决当下时代问题的方法，即历史经验并不能完全能解决当下的时代问题，当下时代问题只能在历史方法的启发下，根据当下的时代条件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解决。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二:理论创新

儒学自古以来就不乏创新精神。孔子虽然继承了周代文化，但它并未毫无选择地保留，而是对周文化进行了损益，最重要的是他将周代以来的仁的概念加以哲学改造，由政治术语变为最高思想价值原则。创新的意识在孟子处也很强。孟子终身愿学孔子，孔子言“性相近”，而孟子言“性善”。孔子说:“齐桓公正而不橘”，“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披发左枉矣。”而孟子反其言:“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乎?”孔、孟之言显然相抵，但创新之处不言自明。儒学从汉至唐，经学绵延，而到宋明，学风顿变，自觉创新，儒学诸派兴起，由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庆历学术开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和苏轼为代表的蜀学竞相开展，直至后来的心学和理学的并举。从儒学发展的脉络来看，儒学不乏理论创新活动，只是后来由于外因的强烈介人而使得儒学的创新意识萎靡，理论创新陷入枯竭。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当有适当社会环境时，儒学的理论创新就会重新生长。当代各路新儒家的种种努力都是这种理论创新的再现和发展。

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儒学实践理论的表现形式。儒学实践理论对时代问题的精神的把握，在面对时代问题的解决上往往表现出对创造性思维的需求。而在创造性思维方面，儒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在历史文化上，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可以给儒学实践理论创新提供文化的渊源和方法的启示。可以这样说，儒学实践理论的理论创新是以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为文化基础的，是儒学传统理论创新在当今的展现和发展。

儒学实践理论不只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以理论创新对时代问题的创造性思考。这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参与社会的积极意识的重要表现。

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儒学实践理论在本质上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所谓建构的理论哲学就是以抽象的理论思维对中国传统哲学中超越时代、超阶级和超历史的特殊的普遍抽象的概念和范畴进行反思、重构和演绎，即对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概念进行重新的构建和演绎。这是具有可能性的。首先，从方法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对这样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是合乎逻辑的，正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范畴相互间的推演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所谓抽象和具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也就是内涵比较简单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复杂的范畴，也就是内涵比较片面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全面的范畴，也就是部分和包含部分的整体范畴:“具体之所以是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我们对一个抽象概念进行规定，使其具体化，以使抽象的概念符合理论的需要。从理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能性。在当代的中国，自民国初年后，中国文化便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旧有的理论已经被打破，直至今天，中国在文化上尚没有完成文化的新建构，所以，在这种文化竞相争鸣的时代，提出自己的合理见解是十分有意义的，所以架构理论哲学是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

综合来看，儒学实践理论的各部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仁爱是主体儒者的核心思想内核，是儒者内在的价值标准，而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则是儒者关注现实、改造现实的思想对象，在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的关系中，反思时代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而理论创新则构成了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理论解答。

儒学实践理论的外延包含广泛，既包括古代先儒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又包括当今社会有儒学文化背景的学人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从孔子损益三代文化创立仁学理论到当代新儒家的对时代问题的种种探索，绵延至今达数千年之久，其理论革新发展更是层出不穷。具体而言，儒学实践理论具体形式包括先秦儒家、汉唐经学、宋明清理学、民国初年新儒学等。

对于先秦儒家的实践理论，主要包括孔子、孟子和荀子实践理论创新。孔子积极学习和吸收夏商周三代文化，因其时代，择善而从，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实践理论体系;孟子对儒学实践理论亦有发展，以性善学说来为孔子的仁进行理论证明，并针对当时的政治，提出了仁政学说;荀子则在孔孟的实践理论基础土，提出了性恶学说—强调人后天向恶发展的可能性，为其礼法理论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他还根据战国时代人心纷乱的状况，一反孟子的崇王贱霸的方略，主张王霸并举，最终实践王道。

汉唐经学则是在汉代以后儒学实践理论的一种形式，经学与儒生所传儒学有密切关系，经学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作为注释和研究的对象，并结合各个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些新见解。可以说，离开了儒学，离开了儒家经典，便无经学。而儒学在汉代以降，主要是以经学的形式出现的，离开了经学，便谈不上儒学的流传和发展。儒学除以经学的形式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儒学的渗透和儒家思想的体现。

宋明清理学是两宋、明和清代主要的儒学实践理论，主要包括二程和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两个主要理论形式。他们针对各自的时代特点，对儒学实践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宋代佛道盛行而儒学式微，程朱积极吸收佛道思想创造性地诊释儒学经典，以创新的儒学理论力辟佛老，成为儒学理论发展的里程碑。陆王心学的发展是对程朱理学理论的反动。明代程朱学说笼罩士人，其教条化导致儒学思想失去活力，王阳明以致良知学说，使得思想解放蓬勃发展，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又一次发展。这两种思潮后对清代的影响深远。

民国初年出现的新儒家是在儒学遭受近代西学的冲击下进行的文化反思和创造活动，包括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及其后学，如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他们积极继承传统儒学的精华，运用西方的学术思想来重新认识和发展儒学，并结合时代问题积极进行儒学的创建，如牟宗三在突出儒学个性之后，在民主和科学成为时代的主题后，积极努力，希望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创出民主和科学。

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它的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是由儒学内在的动力—儒学仁爱原则下的对时代问题的反思的前提下进行的。儒学仁爱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对不同时代具有观照作用，而这种观照必然要求对当下时代和社会问题进行反思，使得社会的发展符合时代要求，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由此可见，儒学实践理论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理论。

五、儒学实践理论的意义

第9篇：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范文

论文摘要: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实践便成为其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然在传统儒学中，实践往往被局限于道德范围之内。儒学要发展就必须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时代问题给予创造性的解决，而儒学实践理论这一概念将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和现实时代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论创新的建构的哲学，即在儒学实践理论这个概念中，其主体是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在道德价值观照下去审察历史和现实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者，其理论的内核是仁爱，其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其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儒学就十分强调实践的观念。对此，梁启超深有感触地说过:“后人多谓知行合一只说是王阳明所首倡，其实阳明也不过是就孔子已有的发挥。孔子一生为人，处处是知行一贯，从他的言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学而不厌’，又说‘为之不厌’，可知‘学’即是‘为’，‘为’即是‘学’，盖以知识之扩大，在人努力的自为，……所以王阳明曰:‘知而不行，是谓不知。’”儒学的实践理论是讲究即知即行的，是体悟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但儒学这个实践理论更多强调的是在道德上的实践，使道德实践和生活融为一体。

儒学实践理论强调的道德理论实践构成了人之为人的重要的文化标准，但只有这样的规定并不能使儒学更好地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因为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理论文化的建设上有自己独特而有效的理论。Www.lw881.com而缺乏相对独特而有效的理论是限制儒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换言之，如果儒学要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成长发展，那么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必然要采取的行动之一。

现在很多人对儒学在当代的理论创新提出自己的看法，清华大学方朝晖老师曾经说过，要通过厘清知识和道德的关系，来探讨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结合的可能方式。l而浙江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吴光老师对儒学理论也进行了新的探讨，他提出了“民主仁学”的概念，并对该概念的特征即道德理性、人文性、实用性和开放性进行了说明。山东大学颜炳是老师指出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自我转换或转型的潜能，重铸民族灵魂，又要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方向转变。并主张儒学应当加强同当代社会的互动，以此使得儒学焕发生命力。复旦大学徐洪兴老师认为，儒学的伦理价值经过现代转换和诊释可以对防止现代的弊病有所贡献。

以上诸位老师对儒学的发展，各陈其见，积极对儒学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创造，是当代中国学界对儒学发展可能性的探求活动的缩影。换言之，儒学的当论创新是极具开放性的。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笔者也希望能把自己的日常学习心得，以此种方式表达出来。

一个命题和理论的基础是概念，所以表达自己想法的基础当然离不开概念。而儒学中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儒学实践理论。儒学实践理论概念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是超越于特定时代和特定具体内容的一个抽象概念。因其抽象，所以对具体内涵的规定就少，该概念的开放性就较大，所以很适合对其进行必要的理论规定和演绎。

首先对这个儒学实践理论下一个定义: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沦创新的建构的哲学。首先，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第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精神;第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对时代问题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第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是立足于传统和现代的对文化的抽象化把握和思考。

下面我们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几个内涵分别加以解析。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

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这里所谓的儒者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进行研究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工作者。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内涵下，所谓儒者是有其特定的文化含义的。首先，儒者是一个有道德价值的人。这是儒学自孔子以来十分强调的首要内容。儒学认为，道德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论语·学而》中“学而时习之”的“学”，即“觉”也，是觉悟做人的道理，即道德价值。《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也提到仁义礼智四德是人性善的萌芽。这些都表明，道德价值是为人的根本原则。后世儒者从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力，明其道不计其功”到朱熹的天理道德观念无不秉持了先儒的这一理念。其次，这里的儒者蕴涵着个体的意味，即强调的是个体儒者，这也是儒学重视个体的传统。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欲”、“勿欲”、“欲立”、“欲达”都针对个人而言。《大学》中可以看到儒学的个体思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事皆以修身为本。”这主要是针对个体而言的道德修养的过程，并指出这个道德修养是人人必须且能够做到的。

谈到儒者，还需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儒者的历史意识。中国儒学很重视历史，孔子整理编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即是对上古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孔子及其后学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文化倾向无疑鲜明地展示了儒者们深远的历史文化意识，尤其是自韩愈后创立的道统学说，其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在展示儒家发展的过程中也显示了儒者心目中的历史文化和责任意识。

在这里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儒者的道德价值对其活动的意义，因为这是儒者必备的品质。道德在人的活动中起到了价值观照活动的作用。在这方面，以三苏为代表的宋代蜀学提出的“推阐理势’，观点明显，“圣人因时设教，而以利民为本”，“时”大致相当于“推阐理势”中的“势”，教则相当于其中的“理”。这里的“理”即儒学的道德义理，“势”则是指事异备变。这就是说，道德价值高于事实，以道德义理来观照社会事态的变化，采取合理的方法手段来适应社会的变化。“所以要用道德来指导规范人类社会的生活，恢复人之作为人的尊严，恢复人道的崇高”。

总而言之，作为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的儒者需要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并在道德价值的观照下，去审查历史和现实，这是作为一个儒者所必备的能力和素质。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

早在儒学开创者孔子那里，仁的思想便已经成了最高的思想观念，而这个观念的核心就是仁爱。这个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了证明和发展，应用在政治上就是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后世的儒学者无不以仁作为最高的价值，观照现实世界，以儒学的视野解决社会时代问题。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儒学的仁爱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以北宋儒学为例。“站在中国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则可以认为北宋既是一个政治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政治变革通过政府有组织有序地进行，是在儒学复兴的文化支持下自觉进行的政治调整……也正因为二者被历史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变革引发了儒学复兴的问题意识，反过来，儒学复兴又影响了政治变革的方向性选择，所以，北宋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批判是追索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所谓天道性命之理，即由此发畅;重建是探讨文明秩序、政治制度的合理模式，于是需要推阐王道，作为最高政治宪纲，从而将师古与用今结合起来，使现实政治朝着合理模式的方向调整。正是围绕批判与重建的时代课题，触发北宋儒者的思想激情，形成各种学派，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思想史画卷。”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学王道思想在北宋儒学者处成了宪纲原则，成为观照现实时代问题的道德价值标准。

儒学的仁爱是一种普遍的思想。首先，自儒学创立之初开始提出力行仁爱，绵延数千年而不中绝，这是历史的选择。而历史的选择则证明仁爱具有超时空性。其次，仁爱能满足人类内心精神需求。在人类交往中，人总是希望能够被尊重和关爱，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需求。当将仁爱思想付诸交往时，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精神感受到的是幸福和满足。而这正是人类要追求的生活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仁爱是普遍的，它实际内存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

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仁爱是普遍的道德价值，而普遍道德价值的意义就是对现实世界进行观照，以仁爱认识社会现实，以仁爱批判和改革现实，从而力图达到社会的和谐。从本质上来说，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观照社会现实的依据和标准，儒学实践理论主体的其他方面的意识都以仁爱为中心而展开。

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一:反思时代问题

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从儒学实践理论的含义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时代问题的反思，换言之，反思时代问题构成了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儒学实践理论把握时代问题的基本方式是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所谓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就是将时代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加以思考，从而给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哲学理论上的支持。

以哲学的方式来理解时代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为时代问题背后牵动的是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关系。如果将历史问题哲学化思考，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此，反思时代问题时必然要讨论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问题。

哲学研究的是人类面对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内容和方法正是在哲学史，也就是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展开的。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只有与以往的哲学不断地进行对话，才能进入这些问题并对它们作出自己的贡献。哲学基本问题总是浓缩着时代的问题，是人类对自己所面对的困境的智慧的思考，正因为如此，哲学家对哲学史的研究，从来都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恰恰是要以今度古，从哲学史中找出当下危机的根源，或探寻可能的解决与出路。之所以要以讲哲学史的方式阐述自己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原因有二:意识要追溯当下问题的深层原因，再就是试图在传统智慧中找到今天问题的出路或启示。

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即把握时代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要有历史感，从对历史的研究中探寻出当下时代问题的历史、哲学的根源;其次就是借鉴历史智慧来思考当下的时代问题。借鉴历史智慧并非将历史经验移植到当下，而是寻求解决当下时代问题的方法，即历史经验并不能完全能解决当下的时代问题，当下时代问题只能在历史方法的启发下，根据当下的时代条件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解决。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二:理论创新

儒学自古以来就不乏创新精神。孔子虽然继承了周代文化，但它并未毫无选择地保留，而是对周文化进行了损益，最重要的是他将周代以来的仁的概念加以哲学改造，由政治术语变为最高思想价值原则。创新的意识在孟子处也很强。孟子终身愿学孔子，孔子言“性相近”，而孟子言“性善”。孔子说:“齐桓公正而不橘”，“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披发左枉矣。”而孟子反其言:“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乎?”孔、孟之言显然相抵，但创新之处不言自明。儒学从汉至唐，经学绵延，而到宋明，学风顿变，自觉创新，儒学诸派兴起，由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庆历学术开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和苏轼为代表的蜀学竞相开展，直至后来的心学和理学的并举。从儒学发展的脉络来看，儒学不乏理论创新活动，只是后来由于外因的强烈介人而使得儒学的创新意识萎靡，理论创新陷入枯竭。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当有适当社会环境时，儒学的理论创新就会重新生长。当代各路新儒家的种种努力都是这种理论创新的再现和发展。

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儒学实践理论的表现形式。儒学实践理论对时代问题的精神的把握，在面对时代问题的解决上往往表现出对创造性思维的需求。而在创造性思维方面，儒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在历史文化上，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可以给儒学实践理论创新提供文化的渊源和方法的启示。可以这样说，儒学实践理论的理论创新是以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为文化基础的，是儒学传统理论创新在当今的展现和发展。

儒学实践理论不只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以理论创新对时代问题的创造性思考。这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参与社会的积极意识的重要表现。

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儒学实践理论在本质上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所谓建构的理论哲学就是以抽象的理论思维对中国传统哲学中超越时代、超阶级和超历史的特殊的普遍抽象的概念和范畴进行反思、重构和演绎，即对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概念进行重新的构建和演绎。这是具有可能性的。首先，从方法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对这样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是合乎逻辑的，正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范畴相互间的推演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所谓抽象和具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也就是内涵比较简单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复杂的范畴，也就是内涵比较片面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全面的范畴，也就是部分和包含部分的整体范畴:“具体之所以是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我们对一个抽象概念进行规定，使其具体化，以使抽象的概念符合理论的需要。从理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能性。在当代的中国，自民国初年后，中国文化便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旧有的理论已经被打破，直至今天，中国在文化上尚没有完成文化的新建构，所以，在这种文化竞相争鸣的时代，提出自己的合理见解是十分有意义的，所以架构理论哲学是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

综合来看，儒学实践理论的各部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仁爱是主体儒者的核心思想内核，是儒者内在的价值标准，而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则是儒者关注现实、改造现实的思想对象，在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的关系中，反思时代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而理论创新则构成了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理论解答。

儒学实践理论的外延包含广泛，既包括古代先儒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又包括当今社会有儒学文化背景的学人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从孔子损益三代文化创立仁学理论到当代新儒家的对时代问题的种种探索，绵延至今达数千年之久，其理论革新发展更是层出不穷。具体而言，儒学实践理论具体形式包括先秦儒家、汉唐经学、宋明清理学、民国初年新儒学等。

对于先秦儒家的实践理论，主要包括孔子、孟子和荀子实践理论创新。孔子积极学习和吸收夏商周三代文化，因其时代，择善而从，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实践理论体系;孟子对儒学实践理论亦有发展，以性善学说来为孔子的仁进行理论证明，并针对当时的政治，提出了仁政学说;荀子则在孔孟的实践理论基础土，提出了性恶学说—强调人后天向恶发展的可能性，为其礼法理论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他还根据战国时代人心纷乱的状况，一反孟子的崇王贱霸的方略，主张王霸并举，最终实践王道。

汉唐经学则是在汉代以后儒学实践理论的一种形式，经学与儒生所传儒学有密切关系，经学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作为注释和研究的对象，并结合各个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些新见解。可以说，离开了儒学，离开了儒家经典，便无经学。而儒学在汉代以降，主要是以经学的形式出现的，离开了经学，便谈不上儒学的流传和发展。儒学除以经学的形式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儒学的渗透和儒家思想的体现。

宋明清理学是两宋、明和清代主要的儒学实践理论，主要包括二程和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两个主要理论形式。他们针对各自的时代特点，对儒学实践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宋代佛道盛行而儒学式微，程朱积极吸收佛道思想创造性地诊释儒学经典，以创新的儒学理论力辟佛老，成为儒学理论发展的里程碑。陆王心学的发展是对程朱理学理论的反动。明代程朱学说笼罩士人，其教条化导致儒学思想失去活力，王阳明以致良知学说，使得思想解放蓬勃发展，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又一次发展。这两种思潮后对清代的影响深远。

民国初年出现的新儒家是在儒学遭受近代西学的冲击下进行的文化反思和创造活动，包括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及其后学，如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他们积极继承传统儒学的精华，运用西方的学术思想来重新认识和发展儒学，并结合时代问题积极进行儒学的创建，如牟宗三在突出儒学个性之后，在民主和科学成为时代的主题后，积极努力，希望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创出民主和科学。

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它的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是由儒学内在的动力—儒学仁爱原则下的对时代问题的反思的前提下进行的。儒学仁爱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对不同时代具有观照作用，而这种观照必然要求对当下时代和社会问题进行反思，使得社会的发展符合时代要求，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由此可见，儒学实践理论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理论。

五、儒学实践理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