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精选(九篇)

第1篇：孔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范文

历史上的伟大人道主义者几乎都是理想主义者，孔子尤甚。他站在人类立场和历史高度，超前历史起码两千五百年。孔子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人类及其本身，肇端了战国围绕社会人生这个历史主题百家争鸣的文化高潮，形成和古希腊罗马文化同样规模、水平和的东方文化。这才是原本的儒学，一般称之为先秦儒学或孔孟之道。但当时却曲高和寡，没找到从内圣到外王的道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也只了解一半，还理解错了；孔子旨在外王，他安于内圣。真正成就了一番事业，弟子中威信最高的，还是敢于突破“上说下教”的子贡。《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写颜回只用了一百五十字，写子路用了五百七十六字，而写子贡用了一千六百九十二字，可见汉代他的影响还很大。“子贡利品巧辞，孔子常黜其辩。”(30)在师徒四处碰壁，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只有他不怨天安命，另辟蹊径，走出一条亦学亦商的道路，并取得了成功。请看他的辉煌业绩：受师命求鲁，凭三寸不烂之舌，一路上纵横捭阖，运天下于掌：“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有变。”而他自己也“常相鲁、卫、家累千金。” (30）是大家的榜样，声望有超越孔子之势。鲁国的大夫叔孙武公开在朝庭上宣扬“子贡贤于仲尼”。(18)搞的子贡很不好意思。为了维护老师，就给人家扣毁谤圣人的大帽子。陈子禽不服，当面对他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18)他又说人家无知。但无论如何，今天复兴儒学，振兴中华，造福人类，还得走子贡的路。他最先当面指出孔子思想超前，建议老师实际一点：“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31)

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战国，孔子设想通过礼治德政，经由小康而致大同的主张，当然不被口头上竞相标榜王道、实际上都想称霸、要武力统一的有国者所采纳。但他的思想由于符合人的本性和社会实际，深入人心，广泛流布，服膺者日多，战国时与墨家、道家并称显学。但战国中后期，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叱咤风云的是纵横家，兵家和法家。出将入相，改革变法。秦用法而霸、而王，也恃法而亡。一味地严刑峻法，反而置国君与臣民于对立的地位，陷入被动防范的不利境地。汉代吸取秦速亡的教训，适应政治、统一的需要，为巩固和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建立了统一的文化。统一的封建国家不能容忍众“道”杂陈。汉初，汉儒和老黄学派争做官学，经过七八十年的摸索，逐渐趋向儒学。儒家适应社会已经统一于集权封建制之形势，降志辱身，舍“道不同不相为谋”，“从道不从君”，汲汲追求大同的崇高理想，从君随势以行小康之小道。“道”屈于“势”，既是异化历史之必然，也说明士无恒产，恒志难守的历史命运。否则，只有做伯夷、叔齐。“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决策者是武帝的丞相田蚡。董仲舒综合儒、墨、法、阴阳诸家一切有益于维护集权封建制的思想，以儒家的小康思想为核心，建立其神学目的论体系，将先秦儒学纂改为汉代儒学。他将儒学神学化，开谶纬神学之先声。本来，孔孟已将民本主义的传统文化到人本主义的新阶段，即人道主义阶段；现在董仲舒又将它拉回到君本主义阶段，乃至神权主义阶段。这就从民主退回到独裁，从退回到迷信。比如，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以德治国，对百姓以礼相待，君主首先“修己”，遵守君道，即“君君”；否则臣民可以“犯之”，“犯之”而不听，可以“去之”、“叛之”，用武力推翻它，孟子认为可以“伐之”、“诛一夫”；而董仲舒却吸取了墨家、法家尊君和君主至上的思想，并初步构成了“三纲”的框架，明儒暗法，兼收仁义礼智教化与刑名法制钳制之效。统治者正中下怀的正是这些与孔孟之道正相反对的有益于维护统一封建制的思想。这就是董仲舒们对先秦儒学的第一次“化”。舍弃了作为儒学宗旨的大同理想，对其阶段性目标的小康思想，也根据集权封建制社会的需要做了根本性的修改。把一个站在人类立场、历史高度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篡改为维护特定的集权封建制的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体系。这就是汉儒或董儒。是儒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但就是这个董儒，当权者也不能完全接受。比如，董仲舒虽然主张君主至上，但他在君之上还设置了个“天”，想借天之名约束君，以维护封建制的长远利益。有一次，董仲舒想借高祖庙火灾针砭时政，差一点被汉武帝杀了，从此再不敢妄言灾异谴告之说。君权成了没有约束的绝对权力。此之为官儒。历来的封建统治者所遵奉推行、奉为官方正统思想的就是这个官儒。

虽然封建统治者独尊的只是官儒；但它既然以儒学为招牌，就不得不把先秦儒学也奉为正统思想，不得不把先秦儒学的经典奉为官方和教材。这样，全国上下，从君王到平民百姓都可以直接学习孔孟之道。这就为孔孟之道的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人们可以直接从中学习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所以汉代把儒学称为“经学”。“经”主要就是先秦儒家经典。正是这种传统文化的精魂培育了大批能超越官儒和董儒，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君子和广大民众，减轻了官儒的危害，延续和发扬了儒学精神，哺育了中华民族。也正是这种传统文化的精魂，迫使董儒和官儒循着孔孟之道这个中轴线摆动前进，不同程度地发挥了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在封建社会的“独尊儒术”，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起作用的不限于官儒、董儒，还有先秦儒学。并且，董儒因其符合封建制的长远利益比之官儒更得人心；孔儒因其完全符合人的本性和社会实际而最深入人心。当然，大批追求名利富贵者，从势尊君，唯官儒是依。不仅在士君子中，就是在帝王将相和平民百姓中，也因自己的道德和文化素质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层次。正如孟子所说：“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34)

每当王朝没落，统治集团腐朽，各种矛盾激化。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置阶级、国家、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但又都抓住儒学，特别是孔子的招牌不放，这就玷污了儒学，特别是孔子的信誉。孰不知，腐朽统治者执行的不仅不是董儒，连官儒也不是，更不是什么先秦儒学了。这种倒行逆施，无以名之，且称之为伪儒，但人们往往不求甚解，不辨孔儒、汉儒、官儒和伪儒，这就使儒学，特别是孔儒不止一次作了封建王朝的殉葬品，不止一次造成儒学危机。了解上述情况，不仅基本上可以回答何以中国的封建社会能创造出领先世界两千年的灿烂文化，成为封建人类文明的中心和代表，而且也可以说明中国近代以来何以落后，儒学长期沦落的主要原因了。

中国文化自殷周之际在对天命观的第一次反思中摆脱原始宗教神学，开创民本主义方向以来，就有一种不同见解相互尊重，互补互学的民主传统，并被奉为政治原则。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春秋以来，对天命进行第二次反思，早在孔子之前，晏子就进一步发挥史伯的“和同之辨”，提出“相反相济”的辩证思想：“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惮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特别是孔子在揭示“性相近”，发现“人”的基础上创立儒学以后，围绕人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个永恒的历史课题，相继创立了墨、道、名、法、阴阳诸家，形成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的局面，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人的智能，文化空前繁荣，思想非常活跃，成就宏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和同时的希腊罗马文化东西辉映，形成古代两个文化中心。为尔后中国成为封建时代世界文化中心奠定了基础。

这是文化发展的一条：不同学说、学派、主张平等自由论辩文化就发展，社会就突飞猛进；反之，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就缓慢，停滞，并潜伏着危机。

第2篇：孔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范文

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是整个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共同参与的伟大事业。包括孔教，儒学、儒官、儒商、儒将、儒医在内的六类儒家，遵照孔夫子及历代各位贤者的教导，按照仁、义、礼、智、信五常去参与社会活动，手中掌握着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的精神武器，以孔子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积极推动者。儒学阐释孔子儒家文化，孔教以多种途径向广大群众传播孔子儒家信仰，从而建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培养中华民族的民族共同意识，形成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儒商则是以儒家理念推动中华经济圈的形成，建立连接海峡两岸的经济纽带。儒官、儒将在儒家仁爱、和平理念的指导下，推动两岸关系向着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

祭孔作为一种崇敬思想先贤和传统文化的仪式，在古代被称做“国之大典”。自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后，祭孔活动开始升格。

宋代后祭祀制度扶摇直上，明代已帝王规格。至清代，祭孔更至巅峰。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学已成旧思想，不再受到尊崇，公祭典礼便随之终止。发展至“文革”的“批林批孔”运动，孔子更遭遇前所未有的践踏，这段惨痛的民族记忆，不仅毁灭了不计其数的文物古籍，更对当代的文化生态造成了致命的破坏。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一历史恶果开始显现：如今的年轻学子大多可以历数出各国明星的星座、血型、化妆品名，甚至早餐食谱，惟独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古籍、精深的思想遗产了无兴趣;就连号称国之瑰宝的唐诗宋词，现在被国人传诵的，也多半只剩下收录到中学课本里有限的几首;至于汉语表达和汉语写作的能力，更是今非昔比了……

一个有着自己伟大“文统”和“道统”的国度，一个向世界贡献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李白、杜甫、曹雪芹等无数杰出人士的国度，会出现今天这种自身文化贫瘠的局面，个中原因自然是出在我们缺乏对自己的历史和传统的尊奉。

历史的遗祸，当由今人理性面对历史的方式来清理和纠正;文明的中兴，则该以尊重传统为重新出发的起点——而在中国，尊重传统的核心之一即是尊孔，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已有2500年以上的积累，孔子集其大成;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有2500年以上的演进，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因此，新中国首次公祭孔子，表面上看，只是一种传统仪式的重现，但在这种仪式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民族内部正在悄然复活的对思想先贤、古代文明的那分感情和热望。

第3篇：孔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范文

仁爱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体现了儒家思想最基本的价值。后世儒家学者对仁爱的具体义理不断做出了新的诠释，构成了儒家仁爱思想解释史。有学者认为，“仁者人也” 包含了两方面的思想价值，即“人的自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 孔子以“仁”作为理论探讨的中心，在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上开启了儒家人本理性的思维路向。同时，有学者指出，历史上，从孔子到后世儒家，仁爱不仅表现在“爱人” 上，而且也体现在“爱物”上。儒家仁爱思想的当代价值。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儒家仁爱思想为世界文明尤其是亚洲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儒家仁爱思想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第4篇：孔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范文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以上引文出自《论语•里仁》篇。我们在对这里的文字进行解读的时候，可能会关注到“道”的内涵的问题。

在先秦儒者那里，仁是个人修养。仁作为身、心的双重维度，专属于个体的人。因此孔子的仁是完全在乎个人修养的，甚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关怀。“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仁致矣。”，当子如是曰的时候，表明了人的内在追求才是求仁的永恒的主题词，客观原因在这一品质中则是不能够站到主导的火车头上的。而道则不然，“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道的实行需要能力、机遇。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的达遇之意。道这一命题蕴涵了儒家的入世情怀，即道不是所谓孤立的个体，它试图展示给我们的实质上是人对于群体的意义。“道”是儒家的功利观，或者说成是功业观，是人对天下应当担负的积极责任，同时作为个体的人自我实现、自我认同的最高手段而存在。我们一般可认为道是儒家在社会层面上的最高理想。

《易》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于是某些学者很喜欢用形而上来表达道。其实，道形而上的一面的提法，本身是值得思索的。“形而上”被用来翻译遥远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tophilosophytometa”的时候，已经自觉或非自觉中披上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的外衣。换言之，中国人所谓的“形而上学”在指代这一实质之时，已经是彻彻底底意义上的哲学，爱智慧之学，而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道”。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传统意义上的“道”究竟是什么？很显然这个道跟我们现在所说的道是有些差异的，而惟有关注差异的部分，才能够对先秦儒者做出真正贴切的解读。因为这样的历史文本才是最具备真实性的儒家的思想，而非二手材料。

让我们往上追溯，这里，存在着这样一个划分，“形而下”的是器，包括“鼎”“爵”“尊”“彝”，是用来做“礼”的器物。“礼”最初作为是一种仪式，代表的是上层贵族的特权，举行仪式和收藏礼器的行为，象征着浓厚的宗教和世俗权力。这即是所谓“形而上”所拥有的“道”。道乃是根本的关键性存在，所谓的三代之道，具体地说来，是那一套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虽然三代更替，但这个共同的道，还是大差不差的。所做的局部或微观的调整，则体现在夏、商、周“礼”的损益上面。孔子所说的合于一，这个一，就是道。就是第一性的存在，然后衍出一整套的体系。由这一套体系维护着整个社会的有序运作。

于是我们注意到，子贡成“器”——瑚琏。子贡很高兴，但在孔子那里，还是君子不器的。一方面，君子在孔子的心境中，是高度理想化的人格特征的载体，是全面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石。另一面，孔子心目中的道不在此间的社会现实中，他的理想目标是恢复、找回这个“三代之道”。孔子自负承担这种责任，理想的人格的载体在于“弘道”，因而安于器的子贡的思想状况是不能让孔子十分认可的。

二、儒者的价值取向和其成人气质

儒家的价值追求最终指向理想的人格境界，正是“成人——人格的完善”这一路线。它构成了儒家的价值目标：自在的人走向自为的人，使本然的我转化为理想的我。儒家的人格理想在总体上表现为普遍“仁”、“道”的具体化，社会理想与人生理想最后统一于人格境界。它既以诚为内在特征，又外化于道德实践的过程。

三、先秦儒家仁道思想的阐发与衍变

笔者观点认为《伪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提法是有错误的，我们手头的先秦儒家史料中并没有提到“道心”这一范畴。其命题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将儒家的“道”主体化，容易陷入思维的深泥潭中。“道心”这一概念实际上直接引导了后来的魏晋玄学、宋明理学。这一形而上倾向明显的提法，使得后人在阐发先秦儒者精义时，过于进入到人的精神实在中提出要求，从而陷入纯粹的建构理论的欲望中，玩起了精致的理论游戏，忽略了儒者人生实践的一面。人生实践，恰恰是儒家社会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

对于孟子和荀子思想的差异性。也可以从这一侧面予以阐发。孟子吸收更多的是儒家的成人气质，强调个人修养的方法，涵养浩然之气，使得儒家在精神上树立了道德意义和终极关怀。从此，儒家不用再以“知其不可而为之”而困惑，因为有了理想人格的追求可以当作目标。关于此点，程颐说甚是有许多趣味：“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而荀子则接受了儒家中人的作为和人格外发的一面，大加推崇。所谓人定胜天，所表达的不光是一个单纯的命题，实则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自觉和肯定。人在荀子那里被赋予了“超人”的力量，成为第一信仰。从这一角度来看，荀子简直是个人本主义者。

仁的核心是爱人，这似乎成为后儒及其它学派都认可的不刊之至论，但我们同时注意到有学者关注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里的仁后面的文字，仍然不能算做（视做）下定义，而只能当成先验事实的诠释。我们对它的解读应当是“仁者是怎样”而非“什么是仁”。倘若只是爱人，尚不足以彰显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言行准则。于是有孔子有“子路受人以劝德，子贡谦让而止善”的道德评价标准。孔子认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这里牵涉到一个实行的问题——在孔子那里，注重言论的同时，更关注人生践行。

参考文献：

[1]候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7.

[2]张岱年.中国哲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3]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4]冯契.中国历代哲学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第5篇：孔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范文

可以说，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孔子，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崇敬孔子。孔子生前并非皇族，但在其以后的时光封号却一再提高，从“大成至圣先师”，直至“大成至圣文宣王”，孔门盛极一时，孔子万古流芳。 儒士注重个人的修养，孔子作为儒士之首，自然是修养极高的人。孔子一生行迹依《礼》，非礼勿行。颜回去世，孔子赞曰：“贤哉，回也。”内心极推崇他，但依礼反对厚葬。他对诸侯公卿公然欣赏天子乐舞而感到愤怒，他对列国不纳其言感到委屈，但又绝对平静。身处乱世，一老者默对现实，独善其身。既有伯夷叔齐般高义，又有微子、箕子、比干之胆识。“见贤思齐”是他的理论，论语中他直抒胸臆：“殷有三贤人”。

儒家求出仕，孔子自然亦是。在做鲁相的日子中，其能大展其才，但因国君不明，只得周游列国。或而谓之游，可此绝非游说之路―――诸侯无一纳其言。但其在天下纷争中，为天下奔走，为他人奔走。在所有人都觉得“礼”已不会富国强兵之时，其却矢志不渝：东方诸国遍布了他的足迹，中华大地散满了他的喟叹。圣人居于天地间，绝非呼天抢地地狂号，只是留下一片静默，一片永恒。“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静默中蕴含了无穷的力量。

孔子的思想之所以能传至今日，是因其在教育上的贡献。孔子七十二门生为贤人，另有三个人感其教化。孔子身体力行的教学，是无愧于先师的称号的。他的学生有的富甲天下，有的潜心学问，有的能通灵于天地，有的傲立于庙堂。孔子注重文化的传承，其修《春秋》、《诗》虽是为儒家而修，对《诗》的内容也有一定的曲解，但无疑将中华的文化传了下来。否则哪有“关关雎鸠”的千古绝唱？孔子是个文化人。他回望是历史，低首是现今，远望是将来。汉代的独尊儒术使其学术的传承初见成效；传至宋代，程朱理学的高峰，也是孔子精神的续扬。一门能傲立千年的学术以其时间之长，内容之丰富，以及能代代相传不断创新，证明了它在华夏的生命力，无人可挡的生命力！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的精神，他的学说也随川前行，奔流不止。

孔子为圣，圣者之圣。纷争之春，多事之秋，乱世间，圣人傲立。其对自身的感怀，对社会的关注，对教育的投入，对文化的贡献：仅有一项便可傲立于天地，何况全材乎！

第6篇：孔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范文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以后,"儒"又成了以孔子学说为宗旨而形成的学派时称谓。"儒者"即专指孔子及其门弟子。"儒学"即专指孔子思想及其门弟子发展的学说。孔于是中国政治思想史最伟大的人物,从孔子开始,中国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的时代。孔子对于中国政治思想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整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五五二年,卒于前四七九年。其先人为宋人,后来避难于鲁。其父叔梁纪曾做过鲁国陬邑大夫。在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家世中落,家境贫闲。大约二十岁左右,做过"委吏"是管理仓库的小吏,和"乘田",职务是管理牛羊,还做过"儒"、即富贵人家有婚丧等事,为人赞礼,司仪。可能从"三十而立"开始授徒讲学。五十岁以后作了官,是鲁国的中都宰,后为小司空(工程建筑)和司寇(司法行政)。孔子后来曾率弟子周游列国,向各国统治者游说,试图在政治上谋求发展,施展自己韵政治抱负。但是,始终未能如愿。

孔子一生主要从事教书活动,先后有四十余年,培养了众多的贤能弟子,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他广收门徒,据说他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所谓贤者,即深浮孔学,在事业上或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从而,培养了人才,组成了以孔子为核心的学术群体。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与弟子的言论集《论语》一书中,另外、孔子编定的"六经"也反映了孔子的基本政治思想。孔子建立了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哲学、伦理、政治、教育、经济、历史、文学、美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他是通过"述"与"作"两方面的工作形成的,"述"是他把周以前的古籍文献作了系统的整理,编写删定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是孔子自己的着述,主要是《论语》。

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们由于思想上的分歧,或对孔子学说理解的各异,出现了各立门户的情况,孔门分化了。分化的情况,韩非在《显学》中说:"儒分为八",即分为八个派别。八个学派的具体内容,多数没流传下来,其中思孟学派和荀子一派却大显于后世。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孔子以后,儒学成为显学,战国时期许多学者出自孔门,如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等人。两汉以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政治观点的主干。因而,对中华民族精神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主要特点表现为:

1、重视传统,注重继承。儒家一贯主张"祖述尧舜,文武,"欣赏古昔,效法先王。孔子就说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甚至认为自己长时间梦不见周公,是一种衰老的表现,真的达到了梦寐以求的程度,他整理"六经",也是提倡古道,不过不是"不作",而是古题有新解,按照他的认识赋于新意,是述而有作,不是泥古不化。后来,孟子则提倡"法先王"少"言必称尧舜"。荀子主张"法后玉",不过荀子的后王指的也是文武周公,与孟子的先王是一致的。后儒也都继续和发扬了这一传统。

2、儒家的基本范畴是礼与仁。孔子对礼与仁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构成了孔学的理论基石。后学孟子系统发挥了其仁说,荀子则全面展开了其礼论。孟荀各自对仁与礼的学说作了阶段性的发展、以后的儒家门徒都继续在这两个范畴上大作文章,在形式上随时代的变异可能有所不同,宋儒就把礼发展成为"理"。

3、政治和伦理结合。对儒家说来,政治是伦理的扩大,伦理是政治的基础,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梯,犯上作乱者鲜矣。"(《论语,学而》)忠是孝的扩大。他们认为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理想的君和"圣"是一致的,政和"正"是相联的,儒家所提倡的"礼",既是政治准则又是道德规范。从董仲舒起把礼具体为"三纲五常",支配了整个封建社会,违反了它,就既是道德问题又是政治问题,。

4、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以德为主、德刑相辅。如何治民,统治阶级历来有德与刑两手,即镇压与教化并用。孔子主张对民要"道(引导)之以德,齐(整齐)之以礼。"(《为政》)他认为用道德和礼教来管理民众,民众不但有廉耻而且民心归服,是最高尚的政治。他认为理想的政治应当是免刑、无讼和去掉残暴、免除虐杀。但在现实生活中孔子也不是绝对不要刑。其倾向是重德轻刑,刑只能是不得已而用之。孟子继续了这个传统,主张"省刑罚",提倡以教化为主。他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尽心上》)、荀子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更张,他主张"重法",提倡"禁之以刑",但他的"重法"是和"隆礼"相联的,二者并重。同时他也把刑看作是惩戒未来、减少犯罪、进行教他的一种手段。他说:"凡刑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未也。"(《正论》)荀子的德刑并重的主张显然有别于孔子,这表明荀子开始向刑治靠扰。后来的儒者,在如何运用法刑洽民上,也随社会历史各种的变化,在侧重点上各有不同,但总的倾向还是强调以德为主。

5、在天与人的关系上,重于人事,虚于天命。从孔子起就不大探究"无"或自然的奥秘,《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他的弟子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可见孔于是很少讲关/，！/于夭命鬼神一类的问题。孟子讲天就比孔子多了,讲天人合一,但他是把天合于人,合于人性,合于人心,把天道德化了。最终归于地上的人间伦理,而不是化于神秘莫卜的天。荀子则明确提出天人相分,要制天命而用之。

二、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体是仁礼学说、仁与礼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

1、关于仁

第7篇：孔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范文

关键词：林语堂；哲学翻译；半半哲学；翻译

0. 引言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重要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与哲学家。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做出了不少贡献。在西方，林语堂不仅仅是学者作家，更多得是被称为哲学家。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位于畅销书之首位。他向西方传播了孔孟老庄思想，向西方读者展现了真实的中国哲学与形象。美国林语堂研究专家Timothy C. Huson在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评价林语堂时认为他提倡日常生活哲学，睡觉哲学，饮食哲学，在这些日常哲学中，含有深沉的哲理，他通过讽刺和幽默，来表达他的哲学观点。其作品没有故意迎合美国人的口味，他是一位很有独立人格的哲学家。

1. 林语堂是哲学家？

林语堂一生贡献卓著。作为作家，著述颇丰。作为语言学家，他研究了古代方言、探究闽粤方言之来源等，编撰《林语堂当代英汉词典》。作为发明家，倾尽家财发明出来明快打字机。作为翻译家，不仅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还向西方译介了中华哲学的精髓——儒家与道家思想。因为他的幽默与闲适的生活哲学，他是一位哲学家。

1.1 为何林语堂是哲学家？

哲学是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所讨论的自然与生命的本质。哲学家就是对哲学的深入研究思考的人。纵观其著作，从译著《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到英文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传记《坡传》（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po）以及散文集中，体现出综合儒家与道家思想之所长，体现各种生活哲学。但是这种哲学与传统的儒道思想不同，融合儒道，使两者互补，是儒道的发展与升华。林语堂在文化传播过程当中，一直努力构建自己的文化哲学。这个哲学就是“半半哲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语堂是一位哲学家。

1.2 林语堂的“半半哲学”

“半半哲学”起源于儒家中庸传统，并以道家的眼光反观儒家思想。一开始，林语堂极力反对“中庸”，在后来受到克罗齐的美学思想的影响，重新审视了儒家“中庸”思想，至后来极力推崇。林语堂认为中国人是“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分别抽取了儒家和道家中合理的部分，摈弃了其中的糟粕。但是“半半哲学”并不是指一半道家精华，一半儒家精华，林语堂从小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所受西洋教育很多。同时还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各方面的精华凝聚在一起形成其独特的“人文主义精神”。所以“半半哲学”是集众家所长，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哲学。“半半哲学”既是林语堂文化观的体现，也是其人生哲学的高度浓缩。

1.3 林语堂“半半哲学”翻译观

林语堂对自己文化哲学的构建在各类作品中都有不同体现。林语堂在谈论儒家与道家的区别时，认为儒家的人生观是积极功利的，其本质是“都市哲学”；道家的人生观是消极的，对世界抱着否定嘲弄的态度，其本质是“田野的闲适哲学”。在他看来，这两种哲学思想是两种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还有许多中间可取的部分。最佳的人生态度应该是不过分功利，有保持最崇高的理想，不完全逃避社会，同时有着充分的节制力。其人生哲学指导他的创作与翻译活动中所使用的策略都有一定的影响。

林语堂认为真正的艺术是不可翻译的；译者与作者地位平等，译者也是艺术工作者（熊宣东2006）。他说：一百分的忠实，只是一种梦想。翻译者能达七八成或八九成之忠实，已为人事上可能之极端。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这是其“半半哲学”观的一方面的体现。而在其对于翻译中重视程度，在他看来，忠实可以分为四等，就是直译，死译，意译与胡译。死译是直译的极端，是译派中的国际档，反过来，胡译就是意译的极端表现，也是过激党。由此不难看出林语堂在“半半哲学”影响之下在忠实的标准上寻找一种动态的平衡。

2. 哲学翻译与哲学体现

2.1 哲学翻译

如同诗人译诗，哲学翻译也需要由哲学家来完成。正是这两部不朽的传统哲学引导着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林语堂作为哲学家才能传达出最真实的传统儒道思想。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中有儒家的思想精髓，也有道家的思想核心，还有其他西方思想精华。他相信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而编译了《孔子的智慧》一书。因为他十分推崇道家的思想，编译了《老子的智慧》一书。

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中把翻译与编辑创作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为了传播儒家思想，在序言导读中对现代社会其所具有的价值。不同于对儒家思想的全盘否定，也区别与对儒家思想的盲目褒扬，中正地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评价。书中深入揭示了儒家智慧的全貌。在翻译文本中，林语堂针对相同词在不同语境中的翻译采取了灵活变通。如“礼”译

为“the principle of social order”，但是在设计个人行为规范时则翻译为“moral discipline”，在涉及个人行为原则时翻译为propriety以传达哲学思想内涵（冯智强2008）。

在《老子的智慧》中，林语堂提出“最好的翻译是愚蠢的翻译”。《道德经》在林译本出现之前就有9个版本的译文，自然优劣皆有。林语堂也从其中的一些版本中收益较多。林语堂使用“愚译”翻译《道德经》虽略显笨拙，但是却超出其他版本译文，展示了本真的中国传统哲学以及语言形式特点。例如：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Out of Tao， one is born；

out of One， Two；

out of Two， Three；

out of Three； the Created Universe.

虽然这种翻译会让西方读者一时难以接受，但是这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哲学。“Tao”不同于“way”，“way”不能完全表达出其中的哲学含义。没有使用西方哲学概念解释中国传统哲学，可以纠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愚译在哲学概念的翻译中应该是最佳的翻译方法了。

2.2 “半半哲学”在小说创作中的体现

林语堂创作的小说有很多，如《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红牡丹》等。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是一种儒道互补、中西结合式的哲学思想。

小说《京华烟云》中道家思想。《京华烟云》主要体现了道家的哲学思想。林语堂本人在《关于》中说道“全书以道家精神贯之，故以庄周哲学为笼络”。小说中第一卷的标题就凸显出小说将会描述到的道家思想，为“ 道家女儿”。林语堂通过对姚姓一家的人生遭遇以及人物性格的描写生动刻画了道家人生哲学思想。如姚父在丧子丧妻之后没有大悲，选择了云游四海，坦然面对。木兰作为“道家的女儿”完全集成了道家思想，她天真烂漫、胸怀开阔、与世无争、随遇而安。林语堂本人极为推崇，曾言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其实就是将自己所推崇的哲学完全表现在木兰的人物性格上面。

小说《京华烟云》中儒家思想。 小说中诸多风俗习惯就是儒家思想的体现，木兰出嫁的描写中，那些中国式的风俗展现的淋漓尽致，如敬茶、会亲戚、进合欢酒等。这些是儒家风俗习惯的体现。再有曾姓夫妇作为小说中的儒家思想代表，在日常生活中规范与伦理，爱幼孝老。这是林语堂先生所认同的中国传统美德。但是针对看西方电影，曾文璞由开始认为是伤风败俗的态度转换为表面厌恶信中暗喜。这种刻画是对儒家思想中封闭一面的冲击。

曾文璞的尊儒与暗喜电影的对比显示出林语堂对儒家思想取精去糟。道家人物代表姚思安、木兰、孔立夫等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注与忧患；不满现实渴望变革的心态与他们以“仁”和“义”凝聚人心、以“礼”维持关系凸显了儒道思想的融合。

2.3 哲学观在散文中的体现

林语堂著有多本散文集，其中作为译创的典范《吾国吾民》。在书中林语堂对于传统的社会政治生活作了评说，对传统的儒释道作了宏观评价，还对国民的特性作了独到的分析。在《吾国与吾民》第四章“人生的理想”中阐述了中国的人文主义、宗教、中庸之道、道教与佛教。在其他章节中列举了中国人“最糟糕最昭著”、“最恶劣”的两个特点：消极避世与超脱老狡。暴露了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超脱老狡”是一种麻木不仁与自私心理的表现。另一方面，对中国人的“知足常乐”表示了赞许。中国人能够随遇而安，在生活的辛酸或困苦中寻找快乐。

2.4 “半半哲学”在人物传记中的体现

林语堂所著传记有《坡传》（1947）、《武则天传》（Lady Wu1957）、《由异教徒到基督徒》（1959）、《八十自述》（1947）等。钱钟书曾言“为别人作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坡传》中苏轼的人生哲学其实就是林语堂人生哲学的真实写照。坡熔铸儒、释、道思想精神于一身，这正与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不谋而合。林语堂在谈及著《坡传》的原因说知识个人比较喜欢坡。正式因为苏轼的人生哲学与林语堂所推崇的生活哲学一致才会产生共鸣，进而成为作传的动机。

以《坡转》为例，林语堂以真实史料为依托，展现了坡人生各阶段的处世哲学。《坡传》描绘了坡 60 多年的生活历程，重点着墨的是坡遭贬谪、流放时期。因其身处逆境，最能体现他“忧患来临，一笑置之”的豁达。第一章总论就以“独行其事”概括了坡超脱不羁的道家风度。林语堂描写坡祖父苏序高大英俊、慷慨大方、不慕钱财、衣食无忧、优哉游哉；最喜欢携酒在青草地上饮酒高歌，以遣时光。这正是道家思想所推崇的返归自然性情之美。坡身处狱中却鼾声如雷体现了坡准其自然、不惧生死与畅达脱俗。坡多入仕途体现了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不得不提的是，林语堂笔下的快乐自由的坡形象，与历史上亦有沉重、压抑、坎坷的一面的历史人物并非完全符合，这是因为林语堂独特的中西文化观，使他笔下的坡形象既融合了佛、道、儒的混合人生观，同时又兼具西方对“人”的重视，从而使坡成为“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总结

林语堂作为文学家、语言学家的光环太过耀眼，但是作为哲学家的贡献更是不可小觑。林语堂独特的人文主义哲学观影响了其一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翻译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哲学。英文创作中的哲学人生观让西方人认识了真实可敬的中国人。散文传记生动刻画出中国儒道生活方式。他“行为尊孔孟，思想随老庄”，作为哲学家，他的贡献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1]林语堂. 张振玉译. 坡传[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2]林语堂. 圣哲的智慧 [M]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冯智强. 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 [M].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8

[4]张强. 浅析苏轼人生观念中儒释思想的互补性 [J]. 三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8

[5]万平近. 评林语堂著《坡》传 福建论坛（文史哲版） 1994年第二期

[6]王慧. 论林语堂的传记文学创作 [D]. 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4

[7]孙晓玲. 论传统道家思想对林语堂的影响 [D].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8]高桂英. 林语堂《京华烟云》中儒家思想及其矛盾性 [J]. 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6

[9]张芸. 林语堂的道教观 [J]. 内蒙古师范大学 集宁师专学报 2005

第8篇：孔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范文

关键词： 儒商 儒商文化 企业发展 意义

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曾经指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是中国古代一位有卓越贡献的大儒，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他所倡导的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行为。随着一些深受中华传统文明影响的知识分子跨入“商”之行列，儒商概念、儒商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崇尚和普及。

到底何谓儒商？有学者曾经做出这样的解释：儒商，就是以孔子倡导的儒家道德来规范自己商业行为，并进行内部管理的商人或企业经营者。因此，我们可以说儒商就是现代社会中那些把孔子儒家思想的精髓融入企业管理中，深悟“仁义礼智信”和“以利统义”之精髓的商人们。儒商，正新兴崛起为中国的智慧型商人。儒商与传统商人有何不同？孔子曾经说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因此，非常重视商业道德，不取不义之财正是儒商与一般商人最本质的区别。

时代变迁，大浪淘沙，无数事实证明，儒与商的结合是一种符合社会发展潮流、适应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理想经营方式，而儒家的“经世致用”哲学在经济领域的成功运用，更是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商文化。儒商文化是经过历代儒商的成功实践不断总结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企业经营管理之道。在人类社会发展进入21世纪的今天，弘扬儒商和儒商文化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儒商文化对现代企业成功发展有重要意义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结合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儒商文化给今天的企业发展和企业文化建设都带来十分积极的作用。儒家的重“信”、重“义”、重“人”、重“情”，“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观念，都成为今天企业管理的重要理念。

重“信”，就是注重诚信，就是重视产品质量，信守合同，不逃废债务。据说“诚信”一词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产生。古人十分重视诚信，并把它作为封建社会的五常之一。诚信既是做人立身的根本，也是立国兴邦之根本。在现代，诚信，是企业文化的基石。

“义”在儒家“亚圣”孟子看来是理想的人格境界。企业重“义”就是有社会责任感，守法经营，注重环保，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社会效益。

重“人”，就是“以人为本”、“仁爱”、“人和”等儒家理念。“以人为本”就是关心员工的切身利益，为员工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以人为本”是企业文化的精髓。“人和”就是对内铸造团队精神，搞好协作，对外树立“顾客至上”的观念，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西方的诸多管理法则也往往体现了这种管理中的道德诉求和人文关怀。如美国企业的创新精神、德国企业的质量第一观念、日本企业的团队意识等，与中国儒商的管理理念可谓殊途同归。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成功的企业都深得儒家文化精髓而又独具特色，极大地促进了这些企业的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重“情”，就是人性化管理，就是企业亲和力。在这一点上，企业管理者的人格魅力非常重要，它能够赢得被管理者的依赖、信任，从而激发出企业凝聚力、竞争力和生命力。

二、中国企业长远发展，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儒商文化是原动力

随着亚洲经济的不断崛起，亚洲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是亚洲经济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却非常落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亚洲国家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悬殊，亚洲国家走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一体化之路困难重重。我们认为，随着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走向世界，逐渐被世界所认同和接受，儒商文化同样也可以在亚洲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是儒商文化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都能够接受的文化，是亚洲少有的“共同点”，可以此为纽带，以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来推动经贸领域的合作和经济体制的融合。二是儒商文化是一种讲究“双赢”、“多赢”的哲学，比如“诚信”、“中庸”、“和谐”、“仁爱”、“立人”、“达人”等儒家理论是儒商行事的准则。因此，儒商文化能够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得到更多的支持，担当起促进亚洲共同繁荣发展的重任。三是中国可以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目前，日本、中国、印度都在积极争夺亚洲“盟主”的地位，美国也想在亚洲谋求更大的利益。如果能以儒商文化来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中国的盟主作用和地位将无可替代。

三、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儒商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正在迅速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在这个无可避免的全球化的过程中，儒家智慧和儒商文化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显示出了鲜活强劲的现代价值，而其中的一些观念与全球伦理遥相呼应：

1.义与利的关系。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义然后取。”义利关系引申来说就是义务和权利的关系问题。义务高于权利，整体高于个体，这是儒家思想也是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儒家思想中的义务原则更能适应当今全球化的需要。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发现强调个人权利、忽视社会义务的弊端，并力图加以纠正。

2.诚信观念。孔子认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要讲信义，以诚相见，言而有信。西方二十二条商规中的第十一条就是“坦诚相见的法则”，认为诚实是最好的策略。

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说：“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世界上许多不同的文化宗教中都包含着与孔子上述说法大致相同的训条，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被称作全人类伦理的“黄金法则”。

4.宽容和妥协的精神。彼此宽容和相互妥协的能力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美德，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

总之，儒商文化既是我们加强道德修养、改善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加强同海内外华商儒商以及亚洲各国的联系和交流、与世界进行平等对话的渠道。我们今天研究和传播儒商文化，倡导和实践儒商精神，对我国现代企业的未来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第9篇：孔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范文

作为中国王朝的统治思想即孔子的儒家思想开始传入吐蕃，是贞观年间伴随文成公主入藏的。

公元7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正是李唐王朝的全盛时期。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弃松赞干布，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松赞干布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

所谓“执子婿之礼”、“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它体现了什么思想呢？一句话，这一切都由儒家思想来支配。根据唐《开元礼》记载，皇帝纳后，大致进行如下顺序，临轩命使、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告庙、册后、命使奉迎、同牢、皇后表谢、朝皇太后、皇后受群臣贺、皇帝会群臣、外命妇朝会、群臣上礼、皇后庙见、车驾出宫等。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纳文成公主为妻，基本上是按唐代儒家一套礼仪程序进行曲的。松赞干布先后二次遣使入唐朝求婚；太宗同意求婚后，“松赞干布乃遣其相禄东赞致礼，献金五千两；为示婚礼大典，太宗令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为主婚人，并持节送公主于吐蕃。文成公主出嫁吐蕃时，松赞干布则“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公主归国，弄赞“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这段史文，说明了这样三个礼仪程序：第一，皇帝、皇后受群臣贺，即所谓“谓所亲曰”者。第二，告庙者，即所谓“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是弄赞对其先祖的祈祷与祝愿。第三，车驾出宫居住，即“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因此，可以这么说，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其婚礼仪式，完全是按照了唐代儒家传统礼仪制度行事的。这种礼仪制度的实施，其本身就说明了孔子思想居当时吐蕃的传入。

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文成公主入藏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这为孔子思想在吐蕃的进一步传入提供了便利条件。松赞干布于公元七世纪统一了附近的部落，建立了吐蕃王朝。统一后的社会私有制发展和的藏族贵族集团统治的加强，需要除佛教这种思想武器，也需要吸收和引进唐朝的儒家思想。而儒家的大一统观念和纲常伦理等正适合这种需要。所以这一时期，孔子思想在吐蕃通过文成公主的入藏，逐渐传入。吐蕃贵族统治者为了提倡儒学除了向中原派遣留学生，还在唐朝国学习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等。唐朝国学所设课程主要是《尚书》、《左氏春秋》、《诗经》、《周易》、《礼记》、《论语》、《孝经》等，其中《诗》、《书》为必修课。吐蕃不断派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就学习当时的孔子儒家思想。同时其使者来唐时也抓住这一学习的机会。将在中原地区学习到的儒家文化带到吐蕃，促进了吐蕃社会的发展。

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文成公主入嫁松赞干布后，吐蕃“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这里的所谓“中国识文之人”，无疑是指中原汉族的封建士大夫即知识分子。这些“识文之人”大多是“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的儒学人士。松赞干布邀请他们到吐蕃来替他拟写汉文的公文，这在和唐朝的交往中是必需的。这样，汉族的文化尤其是儒学，在吐蕃发生了影响。

《旧唐书·吐蕃传》还记载说，“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这种由“释毡裘”改为“袭纨绮的服饰，也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原王朝的君臣百姓，对服饰的要求也是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有着天子之服、皇太子服等，不得“犯上作乱”。它完全由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即孔子思想来支配。

自唐太宗至唐中宗这一历史时期，唐蕃虽有交恶，但和平相处乃是主流，双方聘使包括吊丧、贺即位、礼仪、告生辰等使节频繁交往，这些繁文缛节其本身就反映了儒家思想已经开始生根开花，且开始呈发展的趋势。长安二年，赞普率众万余人寇悉州，都督陈大慈与其大战凡四次，皆破之，斩首千余级。于是吐蕃遗使论弥萨等人求和，则天宴之于麟德殿，奏百戏于殿庭。论弥萨曰：“臣生于边荒，由来不识中国音乐，乞放臣亲观。”则天皇帝许之。于是论弥萨等相视笑忭拜谢曰：“臣自归设圣朝，前后礼数优渥，又得新观奇乐，一生所未见。自顾微琐，何以仰答天恩，区区褊心，唯愿大家万岁。”论弥萨所说的“礼数”，即是儒家的礼仪程序和说教，说明儒家思想已日益深入吐蕃人心中。

二、孔子思想在吐蕃的发展

唐中宗统治时期，吐蕃国人立赤德祖赞为赞普，之后，赞普之祖母遣其大臣悉熏热来献方物，为其孙请婚，中宗以所养雍王守礼之女为金城公主许嫁之。景龙三年（709）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尚赞咄等来迎金城公主，吐蕃国内的统一，与唐蕃经常保持友好的交往，这为孔子思想在吐蕃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一时期孔子思想在吐蕃的发展，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孔子儒家经典大量传入吐蕃。唐中宗时期，金城公主入藏嫁于赤德祖赞为妻，携带了不少儒家经典到吐蕃。开元十八年（731）后，吐蕃使者到长安，公开要求赐予孔子的儒家书册。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时吐蕃使奏云：‘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显然唐玄宗统治时期，是十分支持对吐蕃进行儒家为主的文化交流活动。

其次，吐蕃入唐使者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据《唐会要》卷九七《吐蕃》条记载，盛中唐时期吐蕃遗使入唐者计有；开元二年五月，吐蕃宰相坌达延献书于宰相；其月吐蕃使其宰相尚钦藏及御史名悉腊来唐献盟书；自五年至十年，凡八次来朝，并贡方物。十三年，遣使来贺。十七年，复遣使来朝。后来又遣重臣名悉腊随唐使来朝。二十一年，又遣其大臣属虚、论莽藏来朝，及献方物。自二十九年七月，金城公主薨，遣使告哀。至德二年三月，复遣使请和，且助国讨逆。三年二月，又遣使来朝，复请盟。大历元年至十年，七来朝贡。自德宗以后至文宗即位，吐蕃入朝不绝。

在这些吐蕃使中，其名目有告哀使、贺正使、通婚使、请和使、泛使等。根据唐朝礼仪制度，他们入唐后在进行上述往来活动中，必须接受汉族的礼仪程序。如据《开元礼纂类》二六《宾礼》（又见《通典》卷一三一《礼典》）记有《蕃主来朝以柬帛迎劳》、《遣使戒蕃主见日》、《蕃主奉见》、《受蕃国使表及币》、《皇帝宴蕃国主》、《皇帝宴蕃国使》等。其中如《受蕃国使表及币》的程式云：

前一日，尚舍奉御令整设御幄于所御之殿北壁，南向。守宫设使者次，太错觉令展宫悬，举麾位于上下，并如常仪。其日，典仪设使者位于南，重行北面，以西为上。庭实位于客前。设典仪位于县之东北，赞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诸卫勒所部列黄麾半仗屯门及入陈于殿庭。太乐令帅工人入就位如上仪。符宝郎奉宝俱诣阁奉迎。使者服其国服，奉书出次，通事舍人引立于阖外西厢，东面；从者执币及庭实立於后，俱东面北上。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通天冠，乘舆以出，曲直华盖警跸侍卫如常仪。皇帝将出，仗动，太乐令令撞黄锺之锺如常仪，符宝郎置宝于御座，侍卫如常仪，乐止。中书侍郎一人令史二人持案先俟于西阶下，东面北上。舍人引使者及庭实入就悬南位。使者初入门，《舒和之乐》作，立定乐止。大蕃大使为设乐，次蕃大使及大蕃中使以下皆不设乐悬及黄麾仗。中书侍郎帅持案者进诣使者前，东面。侍郎受书置于案，回诣西阶。侍郎取书升奏，持案者退。初侍郎奏书，有司各帅其属受币马于庭。

曲仪曰：“再拜”。赞者承传，使者以下皆再拜。舍人前承制，降诣使者前，问蕃国主；使者再拜，对讫，又再拜。舍人回奏，又承敕问其臣下，使者再拜对。又劳使者以下，对拜及舍人回奏并如常仪。舍人承制敕劳还馆，使者以下皆再拜。舍人引使者以下出，乐作止如常仪。侍中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礼毕”。 伏，兴，还侍位。皇帝兴，太乐令令撞 宾之钟如上仪，侍臣从至阖，乐止。

从以上《受蕃国使表及币》的礼仪程序中，可以看出，蕃国使者当然包括吐蕃使者，他们在唐朝到皇帝和大臣接见时，严格按照儒家经典所规定的一套程序行事，吐蕃使者也接受了繁琐的儒家礼仪。这些使者在完成与唐的使命任务返回吐蕃时，或多或少在吐蕃社会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它有利于孔子及儒学思想在吐蕃的传播和发展。

另一方面，唐朝在盛、中唐时期，也挑迁精通儒学的人到吐蕃去，除了进行诸如告哀、通婚、贺正、泛使之类的任务外，也有到吐蕃阐扬儒家经典的使命。据《旧唐书·吐蕃传》、《唐会要》卷九七《吐蕃》记载，唐玄宗开元元年至唐文宗即位这一百十余年中，唐入蕃使者计有忠王友皇甫惟明、御史大夫崔琳，工部尚书李皓和崔光远、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李之劳、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杨济、和蕃使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薛景仙、太常少卿韦伦、判官常鲁、鸿胪卿崔汉衡，前太子右谕德崔擀等。这些入蕃使者，大多是进士等科出身，熟识孔子儒家经典，这对孔子思想在吐蕃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推动力。

再次，这一时期孔子思想在吐蕃的发展，还具体表现在吐蕃使者所上皇帝的国使表章的内容里。如开元十七年（730），玄宗遣忠王友皇甫惟明及内侍张元方往问吐蕃。当惟明、元方等至吐蕃，既见赞普及金城公主，具宣上意。赞普等欣然请和，尽出贞观以来前后敕书，以示惟明等，令重臣名悉腊随惟明等入朝，上表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外甥以先代文成公主，今金城公主之故，深识尊卑，岂敢失礼。……伏望皇帝舅远察赤心，许依旧好，长令百姓快乐。如蒙圣恩，千万负，外甥终不敢先违盟誓。谨奉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马脑杯一、零羊衫段一，谨充微国之礼。”从赞普所上国表内容考察，一是唐蕃国君是以甥舅相称，是以儒家君臣父子等级观念将双方的关系划成一定的等级，的反映。二是所谓“深识尊卑，岂敢失礼”以及“如蒙圣恩，千年万岁，外甥终不敢先违盟书”和“谨奉金胡瓶一，……谨充微国之礼”云云，都是孔子及儒家以忠孝为道德之本、提倡太义名分，不可犯上作乱等主张的反映。事实上，吐蕃政权注重并利用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礼仪进行教育，不仅只为培养掌握儒家治术的官吏，同时也是以儒家思想来移风易俗，使吐蕃能出现较多的忠臣愚民，以利于稳定当时的吐蕃社会。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孔子思想经初唐、盛唐和中唐三个时期约二百余年在吐蕃的广为传播，得到长足的发展。但这三个时期，吐蕃社会思想的主流仍然是佛教。特别是在社会上层，佛教思想还占据主导地位。

三、孔子思想在吐蕃的衰落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吐蕃的由盛到衰，经历了一百余年的缓慢的发展过程，很难划清明显的阶段。姑且以“安史之乱”以后，尤其是文宗即位起为界划分。

安史之乱后，唐政区内藩镇林立，唐朝直接统治的地区大大缩小。唐后期政治动乱、社会矛盾尖锐成了吐蕃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出现由盛到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吐蕃政权内部四分五裂局面也是造成儒家思想由盛到衰、走下陡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这种种落分散、无君长统一的情况，使中原地区的儒家思想难以继续传播和发展，它在吐蕃只能日益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