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世家精选(九篇)

第1篇：孔子世家范文

中国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学说儒家的首代宗师，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删定《诗》、《书》、《礼》、《乐》、《易》、《春秋》，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统治者尊为至圣、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提出了“仁”的学说，即要求统治者能够体贴民情，爱惜民力，不要过渡压迫人民，以缓和阶级矛盾；其次他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弄杀。他的学说成为我国二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他兴办私学，突破官府垄断，扩大教育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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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孔子世家范文

关键词: 《孔府档案》 尊崇孔子 优礼后裔

在孔子嫡系后裔居住的衍圣公府(孔府)内,保存着一批珍贵的档案资料,共有近万卷,25万余件,内容丰富,规模浩繁,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宝贵资料。《孔府档案》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家族档案,自1534年起,至1948年止,历时四百多年,它从各方面记述了孔府这一世袭贵族的兴亡盛史,也从一些侧面反映出我国在这一时期的部分历史原貌。从《孔府档案》中可明显看出,历代对孔子尊崇的程度决定了孔府的地位。

历代尊崇孔子主要体现在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封谥与祭拜和先贤名儒对孔子的敬仰与效尤。从《孔氏总谱・历代封谥》中可以看到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封谥,周敬王四十二年,鲁哀公诔封孔子为“尼父”。西汉孝平帝封孔子为公爵、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称孔子为“文圣尼父”。唐高祖武德七年,昭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乾封元年,追封孔子为“太师”。唐玄宗明皇开元二十七年,谥为“文宣公”。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改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又谥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称孔子为“至圣先师”。清世祖康熙诏定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又称“至圣先师”。

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封谥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为了抬高孔子的政治身价,封赠孔子以爵位,如元武宗谥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诏书说:“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呜呼!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维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0006卷之1)

另一种以封号表彰其伟大的教化作用。如清世祖康熙诏定孔子为“至圣先师”,雍正帝倡读《论语》:“朕惟孔子以天纵之至德,集群圣之大成。尧、舜、禹、汤、文、武相传之道,具于经籍者,赖孔子纂述修明之。而《鲁论》一书,尤切于人生日用之实,使万世之伦纪以明,万世之名份以辨,万世之人心以正,风俗以端。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凌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惟有孔子之教,而人道之大经,彝伦之至理,昭然如日月之丽天,江河之行地;历世愈久,其道弥彰,统智愚贤不肖之俦,无有能越其范围者。纲维既立,而人无闲荡检之事,在君上尤受其益。……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亦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见孔子之道之大,而孔子之功之隆也。”(4998卷之7)

此外,历代帝王或亲临或派官员到曲阜孔庙致祭孔子,以示尊崇。《孔府档案》中对此也有着详细的记载,如孔广在《阙里盛典・序》中写道:“自京师以至郡邑,薄海内外,莫不庙祀孔子。而曲阜阙里为圣人之居,灵爽之所式凭,崇德报功,于斯为巨。历代以来,罔不祗肃。”(4994卷之3)再如在《成化年间修刊孔氏宗谱》中曾记载孔子逝世后,哀公诔曰:“天不吊,不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然后下令在曲阜阙里孔子旧宅立庙,将孔子生前所居房屋三间改作寿堂,陈列孔子生前使用的衣、冠、琴、车、书等,并按岁时祭祀,开祭祀孔子之先河。高祖十二年十一月,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祀焉。东汉明帝诏命祀先师孔子和先圣周公。据《阙里志》载:“灵帝建宁二年,祀孔子,依社稷。”孔子已享受和社稷神同样的规格。同时下令学校皆祀圣师孔子,这是国学、郡学祭祀孔子之始。南朝宋文帝时,皇太子释奠孔子用乐奏登歌,此为释奠孔子用乐之始。唐贞观四年,太宗诏令全国各州县皆立孔子庙,地方孔庙的普遍设立,使得“孔庙完全脱离家族性质,正式融入国家祭祀系统”。宋代恩宠孔氏达到顶峰,宋太祖亲谒孔子庙,诏增修祠宇,绘先圣先贤先儒像,释奠用永安之乐。后又诏立孔子庙学舍,颁释奠仪注与祭器图,建庙学,从经书、礼制、称号等进行封赏。从元到清,孔庙神灵的设置,都基本沿袭宋朝确定的格局。到了清朝祀礼规格又上升为上祀,奠帛、读祝文、三献、行三跪九拜大礼,孔子释奠成为“国之大典”。

历代在尊崇、释奠孔子的同时,优礼孔子后裔。袭爵封位之初,始自周朝,魏安王封孔子八代孙讳谦为文信君,至秦改封为鲁国文通君。汉封为奉祀君,后改封褒成侯,又改袭封关内侯,再又改袭褒亭侯,食邑八百户至两千户。晋封奉圣亭侯,加封食邑两千户。唐封文宣,给两千户享祀,后裔为文宣公,每代取长子一人袭封。宋仁宗时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代表国家履行阙里孔庙祭祀的义务。“衍圣公”这一封号一直延袭到1935年。乾隆四年七月,以四十四代孙陵庙主、进士孔宜为兖州曲阜县主薄。太平兴国三年十月,诏免文宣公家租税。袁世凯称帝后,下令对孔令贻“著仍袭封衍圣公,并加郡王衔”。(6593卷之1)

两千多年来,历代尊崇、优礼孔子及其后裔,既是对孔子思想学说的肯定和宣扬,又是封建帝王维护统治的有效方法。帝王优礼圣裔,圣裔依靠皇帝,代代如此。如清统治者刚入关,衍圣公就上了个《初进表文》歌颂新主:“承天御极,以德绥民。”(6308卷之2)这些举动,自然博得新朝皇帝的欢欣,自然也就得到更多的优礼。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决定了后人对他的尊崇。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曾这样评价孔子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1]元朝时期,武宗曾在诏书中说:“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梁漱溟先生说:“孔子以前的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文化又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2]这些典型的说法体现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文化上独一无二的地位,也代表着人们对孔子的敬仰和尊崇,也是历代人们对孔子思想价值与意义的认识表现。

历代尊崇孔子待遇的不断提高,也就决定了孔府及其圣裔地位的水涨船高。两千年来,孔子的嫡系后裔倍受当政者的隆崇和优待,如孔府大门两旁挂的门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充分体现了孔府与历代统治者关系密切,依靠封建统治来维护自己利益的特点。从《孔府档案》中记载的尊崇孔子、优礼孔子后裔的事例中,我们既能体会孔子思想学说的博大精深和旺盛的生命力,又能认识到封建时代的孔子后裔有迎合帝王君主,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倾向。这也就是孔子与其身后的儒学、后裔的区别。

参考文献:

第3篇：孔子世家范文

第187期刊登了《尼山的月光》，回首这位中国古代核心价值体系缔造者的卓绝身姿。而今，这片月华又如何穿透了漫漫时光，抖落一身尘埃，迎来涅槃后的新生，以照见当代中国的前路、世界的迷局？且看《春秋有月读千年》。

——编者

当今世界，乱云飞渡，危机四伏，人类仿佛在踢一场找不到球门的球赛。怅然回首，那一瀑穿越了两千多年混沌、彷徨与苍凉的月华，从尼山的上空静静流淌下来，几分清朗，几分暖意。

人类历史，以老为尊。世界文明，以和为贵。2560多岁的孔子老得像一尊雕塑，拱手静候在思想隧道的最幽深处。他比苏格拉底年长82岁，比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年长124岁，比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年长167岁。这意味着，中国的孔子以领先西方思想源头“古希腊三贤”的姿态，接举了人类文明的圣火。

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孔子是人类的慧根

孔子是世界的福根

孔子如月，是世界文明的光华

与孔子一同生活在公元前500年前后的伟大思想家，除了古希腊的先哲，还有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古印度的佛祖、古波斯的先知等。那段岁月，人类思想的天空同时绽放那么绚丽的光华，世界文明的舞台同时回旋那么优美的旋律，该是怎样的文化盛景！

孔子，让世界生辉。

“和”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和谐社会”“太平盛世”“大同世界”，是历代儒家的理想，是中国梦的滥觞。以“和”为媒，中华文化圈、东亚儒家文明圈、世界儒家文明渐次形成，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友好接驳，这一过程只有和风细雨，没有古希腊时代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暴风骤雨，也没有罗马天主教十字军东征的腥风血雨；以“和”为旗，儒家主张平等，反对使用武力，中华帝国曾成为调停纷争、震慑强梁，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以“和”为舟，张骞出使西域，鉴真东渡扶桑，郑和七下西洋，海上丝路、唐蕃古道，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海上生明月，儒香传万里；以“和”为灯，中华文明雄峙瀚海，引渡异域文明的夜航，马可·波罗、利玛窦、遣唐使踏浪而来。“协和万邦”是共性的“最大公约数”，“和而不同”是个性的“最小公倍数”，如何求“和”，我们今天仍然要向孔子叩教。

孔子是人类的慧根。他指点了中华文明的共有圆心，也开辟了世界文明的东方原点。孔子师先儒而有独创，集大成而有深造，尊古但不守旧，坚守却能应变，创新与包容的禀赋成就了儒学的博大精深。孔子以后，孟子、荀子以及汉代经学、唐代经学、两宋程朱理学、宋明陆王心学、清儒，以及现代新儒的加入，使儒家文明蔚为大观；南北朝、元朝、清朝北方民族策马中原，促进了游牧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融合。诸子百家的合理成分被儒家兼收并蓄，儒家的仁爱忠恕与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慈悲为怀、宋明理学家的民胞物与，一同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胸怀和深沉情感。儒家文明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马来半岛等地；在中国西部与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谐共处相生相荣；大约400年前，《论语》等儒家经典就以法文、德文、英文、拉丁文出现在欧洲，影响过莱布尼兹、孟德斯鸠、伏尔泰、康德、卢梭、马克思等一大批西方思想家。儒家思想与本土道教一道，在与佛教、基督教的碰撞中借鉴吸收，以超强的内敛能力、消化能力、同化能力和愈合能力，守住了中华文化的主体，为形成和接续世界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儒家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宝贵结晶，是世界文明的共同产物，是人类文明的共有财富。

东方圣人伫立尼山远眺西方，西方人也在翘首东望。近年来，西方一些机构评选“十大思想家”“100位影响历史的人物”等，孔子每次都名列前茅甚至位居第一。一些国家矗立起孔子雕像，建立了儒学研究机构。孔子与犹太先知摩西、古希腊政治家梭伦的雕像并列镶嵌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东门上方。美国学者赫伯特·芬格莱特说，孔子发现的是“人类兄弟之情以及公共之美”，孔子名言成为一些外国政要的口头禅。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聚首巴黎，呼吁“以中国孔子的智慧帮助全人类应对21世纪的挑战”。宗教界人士提出用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消除种族、国家、宗教之间的隔阂。

面对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灾难频仍、人道主义危机红灯频闪，孔子的自由、公平、博爱、和谐理念，能否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

第4篇：孔子世家范文

关键词：孔子人格魅力《论语》礼乐仁

毫无疑问，文献资料（传世的/出土的[①]）是我们进入古人精神世界的桥梁和通道。后人之于孔子，其情形亦复如是。司马迁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史记·孔子世家》）研究孔子的文献资料，除了《史记》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等外，直接的材料则是《论语》、《孔子家语》[②]，以及《礼记》等；而《论语》一书，更是天字第一号的基本文献。后世欲知孔子，舍《论语》复将何从？故《论语》巍然而为儒家要典，甚或可尊之为儒家“圣经”；《论语》之所言所论，屹然而为足可与时间相抗衡的空谷足音。一代国学大师钱穆说：“《论语》一书，乃孔子遗训所萃，此为中国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③]

《论语》一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真实地再现了孔子平凡而伟大的人格形象，“盖孔子人格之伟大，宜为含识之俦所公认；而《论语》则表现孔子人格唯一之良书也”。

重读《论语》、“想见其为人”，感叹他广博的知识和儒雅的风度，体味其文化思考与生命关怀，探寻圣人的精神风骨与人格魅力，真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也。如此读《论语》、思孔子，庶几近于陈寅恪所谓“同情之了解”[④]。

孔子，一个人格伟岸的仁者、一位“何其多能”的卓越的智者、天意纵使之而成的一代圣人（“固天纵之将圣”）（《论语·子罕》），被誉为时代的精神偶像。早在西汉之时，司马迁就已经推许孔子为“至圣”（《史记·孔子世家》）。后来儒家极力构想的、积极追求的理想人格（“内圣”），其实孔子早就是光辉的典范，堪称“万世师表”。孔子非凡而永恒的人格魅力，约略可从以下几端“述”之：

文化的终极关怀者

文化，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标志；因此，所谓“文化”，实即“人的文化”（贺麟称之为“人文化”[⑤]）。文化，是支撑人格的基石，是砥砺人格的中坚；因此，正是文化赋予人格以厚重的意义。

孔子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终生以恢复古代的文化传统为己任，并以发扬光大这一文化传统为其职志。他勤奋好学，他开馆授徒，他奔走列国，他整理古籍，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文化理想奋斗了一生。

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其实，孔子是既“述”又“作”，而且是以“述”为“作”。而这恰好也是孔子伟大的文化人格之所在，“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于开始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的根据”[⑥]，“他把古代的制度理论化了，使得这种将要僵死的制度得到新生命而继续维持下去。他的大贡献在此，他所以为今人诟病也在乎此”[⑦]。

孔子基本上是维护“周礼”的，但又认为“周礼”要有所损益，而经过损益的“周礼”才合乎他的理想；这个理想，他称之为“道”[⑧]。孔子之“道”，其实就是文化之“道”，它是孔子的“终极关怀”（ultimateconcern）。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正是人使“道”得以弘扬，这是何等自觉的认识啊！孔子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志趣高尚、生活知足，这是何等感人肺腑的精神啊！《论语·泰伯》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此数语虽出自曾子之口，实则亦是夫子之道；这是何等崇高的担当精神啊！

陈寅恪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⑨]王国维是典型，陈寅恪也是典型，而孔子更是典型，而且是原创型的文化大师、民族精神的巨子。

准此，我们对孔子之勤奋好学、刻苦自学、虚心问道，便不难“同情之了解”，自亦感动莫名。对于有学之士，孔子是“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他曾经“见于郯子而学之”（《左传》十七年），曾经“问礼于老聃”（《孔子家语·观周》），“入大庙，每事问”（《论语·八佾》），真正地做到了“学而不厌”（《论语·述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孔子在“学”中融入了一种深深的文化关怀——对“道”的终极关怀。

抚今思昔，顿觉文化之于人格魅力的无上可贵！当今社会流传着一种批评意见，说许多人“有知识，无文化”、“高学历，低素质”。究其实，这是对作为文化内容之一的人文素质、人文精神的呼唤。

孜孜不倦的传道者

孔子之伟大，不但在于他是博学而多能的学者，是中国古文化传统的赓续者（“托命之人”），是儒家理想人格（“内圣”）的杰出典范而为“万世师表”；而且在于他勇敢而自觉地承担起传承文化的重担，是孜孜不倦的传道者（“外王”）。孔子是中国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是非常高明的教师和杰出的教育家；藉此，方可“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使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绵延赓续。

孔子在教育方面最光辉、最灿烂的一点，便是他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创造性地提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所谓“有教无类”，即“不分宗族贵贱，不分阶级，都是可以施教的”，这是人类教育史上“一项很有革命意义的政治突破”[⑩]。在教育活动中，孔子确确实实实践了“有教无类”。比如，出身贫寒的颜渊不但成为孔子的弟子，而且成为孔门的高才生、孔子的得意门生（《论语·雍也》）。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此绝非虚语。孔子爱自己的学生一如爱自己的儿子，而自己的儿子（孔鲤）并未得些许私厚（《论语·季氏》），真正体现了“一视同仁”的崇高原则。孔子和弟子们不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学问上也是平等的，提倡“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在弟子们的心目中，孔子的形象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

孔子自三十岁招收学生，一直到老都恪守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子罕》）的传道原则；因此，孔子博得了学生的无限爱戴。孔子传道授业是很成功，他的学生颜渊曾经喟然而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八字，绝非虚语。《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不管是孜孜不倦的传道，还是付诸实施的践履，孔子对于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都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自觉认识，并具备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据《论语·子罕》载，孔子因貌似阳虎（阳虎尝暴匡人）而被匡人拘系（“子畏于匡”）。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还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又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甚至认为：“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很显然，孔子是以文化“托命之人”和传道者自居的。有人如此评说孔子的这种所作所为，“孔子以身作则式地实践了对这种具有历史责任感的伟大人格的自觉追求”[11]，此语甚精当。

嗣后的孟子，更是明确提出“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说：“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以“未得为孔子徒”而引以为憾，又说他“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看来，孟子这一思想是“渊源有自”，“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身体力行的践履者

礼，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礼记·曲礼上》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是维系人类群体的外在规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宝。《左传》隐公十一年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是“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孔子对当时“礼”的破坏毁弃痛心疾首，不但振臂疾呼、奔走呼吁，而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成为身体力行的“礼”的践履者，粹然而为一代礼学大师。

早在少年之时，孔子就表现出了对“礼”的出奇的爱好。《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及至成年之后，孔子对“礼”更是痴迷，“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待见“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对“礼”愈发执著，尤其注重整齐“周礼”、恢复“周礼”。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孔子对礼高度重视，认为人不学礼则无以立身（“不学礼，无以立”[12]）、不知礼则无以自立（“不知礼，无以立”[13]），“民之所由生，礼为大”（《礼记·哀公问》）。孔子不但重视礼，而且非常强调以身作则、身体力行，首先是自己“正其身”，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率先以身作则、坚持习礼，甚至在颠沛流离之中也不忘“礼”，“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史记·孔子世家》）。堂堂中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中庸》），孔子与有大力焉。

《论语·学而》载有子语：“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冯友兰说：“礼之本是人的性情，人的真情实感。在表面上看起来，礼的作用是扳着面孔做分别，人与人之间的分别，但据有若说，礼实际上所要得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协和。”[14]

孔子不但是“礼”的坚定的践履者，而且是“礼”的高明的理论家。孔子特别注重以“仁”释“礼”。孔子认为，“仁”是“礼”的思想基础，“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颇为典型的事例，体现在孔子对“三年之丧”的解释中，“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李泽厚说：“孔子用心理的‘仁’来解说‘礼’，实际就是把复兴‘周礼’的任务和要求直接交给了氏族贵族的个体成员（‘君子’），要求他们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去承担这一的‘历史重任’，把它作为个体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和义务。”[15]他又说：“孔子释‘礼’为‘仁’，把这种外在的礼仪改造为文化—心理结构，使之成为人的族类自觉即自我意识，使人意识到他的个体的位置、价值和意义，就存在于与他人的一般交往之中即现实世间生活之中。”[16]孔子对“礼”的规定解释，“并没有高深的玄理，也没有神秘的教义”，而是“更平实地符合日常生活，具有更普遍的可接受性和付诸实践的有效性”[17]。

乐观坚毅的通达者

在一般的思想史视野里，多认为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李泽厚说）；立说者认为，“乐感文化”所追求的“乐”，并非动物式的自然产物，而是后天修养的某种成果[18]。

孔子所说的“乐”，是广义的“乐”，它包括诗歌、音乐、舞蹈，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文艺”（文学艺术）。孔子经常礼、乐并称，认为二者一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如《论语·泰伯》载孔子之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的这一思想，被后世儒家一脉继承并发扬光大。新儒家代表人物贺麟认为，“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谐和体”；因此，新儒家思想的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途径迈进”[19]。“乐”之一端，实即中国文化“艺术精神”的体现[20]。

本节所说的“乐”，有三层含义：一是礼乐之乐；二是快乐之乐，三是乐观之乐。下文分而言之

孔子爱好音乐、学习音乐，注重音乐教育。孔子有很高的音乐修养，他曾经跟随师襄子学鼓琴，也会击磬（《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最喜欢的音乐是《韶》，认为《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他“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史记·孔子世家》），慨然而叹：“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想不到音乐之美有到如此境界者）（《论语·述而》）孔子以“六艺”教人，所教内容之一的“乐”仅次于“礼”而居第二。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这四端既是孔门教学之条目，也是修身治学之次序。晚年归鲁，孔子又整理“乐”。孔子自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宋儒有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之教，其实，答案就在《论语》中。孔子所说的“乐”，“并不是一种肉体的快乐，而是一种精神的平静的满足”[21]。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种达观的快乐的情怀，孔子一直保持到晚年，他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而颜回箪食瓢饮中的“乐”，孔子是高度褒扬、激赏有加，也深为宋儒所津津乐道。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孔子积极入世、济世，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有一颗平常心。有一次，孔子让子路、曾皙（名点）、冉有、公西华各言其志。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钱穆分析说，孔子骤闻曾皙之言，“有契于其平日饮水曲肱之乐，重有感于浮海居夷之思，故不觉慨然而叹也”[22]。孔子“喟然”之叹，值得细细玩味。

孔子在世之时，许多人对其所作所为深为不解，甚至以为孔子是不合时宜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但他的弟子却认为自己的老师是个德行高尚的人。据《论语·子张》载，叔孙武叔曾经诋毁仲尼，子贡遂为老师辩白。子贡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仲尼不可毁”虽然出自子贡之口，但却颇得孔子思想的“个中三昧”。孔子向来主张“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对于世人的误解与曲解，孔子不以为忤，心平气和地泰然处之。

孔子积极奔走于世，但却屡屡受挫——仕鲁碰壁，弃官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于楚（《史记·孔子世家》）。对于这种种艰难困厄，孔子有着清醒的理性的认识，乐观视之、泰然处之。孔子认为，这是“时”（时势）使然。他说：“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且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孔子家语·在厄》）因此，孔子说他“不怨天，不尤人”，并感叹说：“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对于外事外物（相对于“己”而言），孔子强调自我调整——随机应变、能屈能伸。孔子说：“君子之行己，其于必达于己，可以屈则屈，可以伸则伸。故屈节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时。是以虽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孔子家语·屈节解》）但是，这种灵活的能屈能伸有着鲜明而严格的原则，那就是“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关键之处在于因“时”得其“中”。金景芳说，孔子思想有两个核心，一个核心是“仁”（仁义），一个核心是“时”（时、中）[23]，深得孔子“个中三昧”。

甚至在栖栖惶惶的流浪中，孔子仍然保持着高度的乐观精神，有时还会来自我解嘲式的“冷幽默”。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师徒被困陈蔡，“绝粮”七日，“从者病，莫能兴”，但孔子仍然“讲诵弦歌不衰”。随后，孔子适郑而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城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困厄之中的孔子，其乐观坚毅的心态和精神，由此可见一斑。“欣然笑”三字，甚为传神，颇可玩味！

《易传》[24]上的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象》），贴切地表达了孔子这种乐观而通达的坚毅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这种“乐感文化”，逐渐上升为一种民族精神，对后世有着深远而重大的影响。李泽厚说：“这种精神不只是儒家的教义，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25]。

无上亲和的仁爱者

孔子是一位心胸开阔的温厚的长者，是一位具有仁者情怀的温和的君子，是一位拥有无上亲和力的圣人。一个“仁”字，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中心，也是孔子心胸、情怀、亲和力的最好的见证。

在《论语》中，“仁”字凡109见，其他诸范畴无出其右者。故郭沫若说，“一个‘仁’字最被强调，这可以说是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26]；李泽厚亦云，“尽管‘仁’字早有，但把它作为思想系统的中心，孔子确为第一人”[27]。

“仁，亲也”（《说文解字·人部》）。孔子所提倡的“仁”，并不像程朱所说的是禁欲的死板的；相反，“仁”是活泼泼的，是“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28]，“仁即天真纯朴之情，自然流露之情，一往情深、人我合一之情”[29]。换句话说，在孔子那里，“仁学一开始避免了摈弃的宗教禁欲主义”，“孔子绝少摆出一副狰狞面目”[30]。

孔子认为，人必须有“真性情”、“真情实感”，而这是“仁”的主要基础；然后，才可以有“仁”的品质——换言之，“真性情”、“真情实感”是“为仁”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足条件[31]。

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又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又见《阳货》）“刚毅木讷”者和“巧言令色”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接近于“仁”，而后者则很少能成为“仁”；所以，孔子特别强调“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孔子特别批判虚伪，他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

作为大写的“人”、作为贤能的教师、作为温厚的长者，孔子无疑堪称“仁者”的楷模和表率。在与学生的日常交往和接触中，孔子不时流露出“真性情”、“真情实感”，有时还不乏幽默感。据《论语·阳货》载，有次孔子至武城（时子游为武城宰），“闻弦歌之声”，夫子于是“莞尔而笑”，说：“割鸡焉用牛刀？”（意谓治理区区武城小邑，何必用礼乐大道？）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玩笑之中，可见孔子是欣喜多于惋惜。“戏”字一言，“莞尔”一词，是孔子“真性情”的流露，是孔子本然一面的体露。读到这里，使人倍感孔子亲和力之非同凡响。

所谓“仁”，是对于大写的“人”的反思，是人类精神的自觉，也是孔子心目中“人的最高的道德品质”[32]。孔子说，“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又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33]，力求做到“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郭沫若说孔子此功是“人的发现”，匡亚明说“泛爱众而亲仁”正是“古代原始人道主义精神的反映”[34]。换言之，孔子是中国“轴心时代”的人文大师，孔子与老子是互相辉映的两大巨擘（我经常这样说）。但是，孔子所说的“仁爱”并不是无原则的什么都爱，“君子亦有恶”（《论语·阳货》），“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是“集大成”者（《孟子·万章下》），这是对孔子人格的极度赞誉，而此诚非过誉之辞。宋朝有一个无名氏写了两句诗：“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此语纵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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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即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②]《孔子家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事迹言行的重要文献，体例与《论语》相似，但篇幅远远超过《论语》。今本是在王肃作注后流行起来的，因此它长期以来被视作伪书。但结合出土文献（如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考察，研究者多认为《孔子家语》并非伪书，它的原型早在汉初就已经存在，后经从孔安国到孔猛等数代孔氏学者的陆续编辑增补。

第5篇：孔子世家范文

2004年9月28日，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前悬挂着“纪念孔子2555年诞辰”的巨大横幅，两边的对联是“先师功德垂青史，儒学精华照五洲”。祭坛上摆放着牛羊猪祭品，香火缭绕。

“文圣吾祖，恩泽海宇。千古巨人，万世先师。”曲阜市市长江成肃立在孔庙大成殿前。诵读了孔子诞辰2555年祭祀大典祭文。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公祭孔子，曲阜市政府官员，社会各界代表，以及海内外游客3000多人参加了祭孔仪式，引起全球瞩目。

2004年之后，祭孔典礼渐趋复杂，规格逐年上升。

2006年的祭祀大典运用诸多现代艺术表现手段建设了一条“朝圣大道”，使用仿古马车组成祭祀行进队列，在72面祭祀大旗的护送下，参加祭孔大典的主要领导和嘉宾乘9辆特制仿古马车从大成桥踏上“朝圣大道”。

2009年的祭孔大典由当时的山东省政协主席主持，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姜大明恭读祭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揭示了由范曾题写的祭孔大典主题词，并在孔庙大成殿向先师孔子敬献花篮。

由“”期间的“批林批孔”、“彻底砸烂”到国家领导人出席祭孔大典，在最近二三十年，孔子走出了一条归圣之路。

政府推动恢复祭孔

祭孔一事典型地反映了孔子身后的际遇。曾亲自参与祭孔大典的一位孔子后人告诉《望东方周刊》，“”结束之初，孔子后裔一般都在自己家中挂张孔子像祭奠。

上世纪80年代，曲阜组织了“孔子故里游”，让在国内外的孔子后裔、儒学专家到孔子出生地重游，共同探讨孔子思想。作为配套项目，推出了仿古祭孔表演，由当地一个山东梆子剧团承担表演项目――唱礼赞、举旗巡游。可是开香案、献三牲的真正祭祀环节，仍无人敢提出。

直到1993年，孔姓族人才得以第一次真正进行孔子家祭。“这其实也是政府主导的。”上述孔子后人说，当地政府肯定了孔子作为教育家、思想家的地位，并且官方也单独搞了一个简单的祭祀仪式。“不过当时更多的带着推动旅游的色彩，政府希望让世界各地，尤其是国内多了解孔子和曲阜。”

祭祀的放开，背后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的宽松。首都师范大学儒教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陈明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70年代末，有外国领导人访华时提出要看孔庙，“可是孔子已经被打倒，得先做点舆论铺垫”。

陈明说，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找到《历史研究》杂志，由副总编庞朴写文章。庞朴很低调地肯定孔子是个伟大教育家，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在社会上开出一个新向度。

然后就是李泽厚，他从儒学对国人文化心理的影响作用重新论证了孔子的历史文化意义和地位，从学理上奠定一个新基础。

“然而，80年代的主题是解放思想，是政治经济的改革，由于在‘五四’以来的论述中儒家在这两个问题上不仅无足称道而且有阻碍作用，庞朴、李泽厚他们肯定孔子的路向就无从展开。”陈明分析说。

再成“圣人”

上世纪80年代，还有另外几种因素催生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孔子的环境。“以匡亚明《孔子评传》为代表的一系列著述和文章，都对孔子采取了一分为二即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而不是全盘否定的态度。”一直呼吁儒教复兴的学者王达三对本刊记者说。与此同时，1984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国家支持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孔子基金会，邓颖超点名谷牧任名誉会长，匡亚明任会长。稍后还创办了《孔子研究》杂志。

“总体而言，这个阶段的‘孔子热’虽有起步，但很不成熟，深受政治气候影响，同时受到以《河殇》为代表的‘西学派’的抵制。”王达三说，要到90年代，对于孔子的学术研究才真正热起来，也越来越接近公正。

“特别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系列著述的出版，对于‘孔子热’和‘儒学热’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像蒋庆、陈明这样的儒者而不是学者也开始受到关注。”他说，也正是此时，曲阜地方政府和民间合办的祭孔开始浮出水面。

1999年，时任国家主席接见中国孔子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的“孔子诞辰2550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代表，“这是一个官方释放出的强烈信号。”王达三说。

不过，大体而言，王达三认为，此阶段的“孔子热”还仅限于学界和曲卑，直到新世纪开始，孔子热才算真正突飞猛进，儒家文化呈现出强劲的复苏态势。这十年中，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成立了孔子研究院和国学院，其他高校，如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陆续跟进。

另外，据王达三的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30多所高校竖起了孔子塑像。同时，祭孔热、孔诞热、论语热、读经热、国学热、国服热、祭祖热、古礼热、百家讲坛热、传统节日热、文化遗产热，让人眼花缭乱。

在这一波国学热潮中，2004年具有特别的含义。这一年，蒋庆推动儿童读经。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发起，72位社会各界名流签署《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华人、向国际社会表达文化主张；加上陈明召集的《原道》十周年纪念会――这三大事件使2004年被称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年”。

陈明的一句话颇有代表性。在《原道》十周年纪念会上，这位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打趣说，自己有点“从边缘到中心”的感觉了。也恰在此年，山东曲阜首次大规模公祭孔子。

“大体而言，这个阶段是孔子热深入民间、影响官方、走向世界，实现全面复兴的十年。”王达三说，“80年代的孔子，只是个好坏参半的凡人；90年代的孔子，是个影响巨大的学者；进入21世纪。孔子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圣人’。”

历史的轨道

孔子的归圣，在王达三看来，除了中国崛起带来了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之外，还因为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是应对现实危机和挑战的巨大的思想资源。

“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如今都存有一些‘现代文明病’，比如人心空虚、人际疏离、人情淡漠、道德滑坡、信仰失落、贫富不均，吏治腐败，环境恶化，资源耗竭以及国际霸权等，而孔子思想及儒家文化，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提供不少思想资源。”他说。

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喜所的眼中，这种现象与上世纪早些时候的情形相像。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现代知识分子为核心，以民主、科学、个性解放为思想武器，对孔子及其儒家学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批判。

“但是，孔子毕竟是中国文化一块坚不可摧的基石。”他说，由新文化运动促成的“五四”运动刚过，复兴孔学即在

一部分新型知识分子中悄然兴起，经过数年发展，不仅恢复了孔子的尊崇地位，而且使孔学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就是现代新儒家。

这一轮孔子复位的背景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对西方文明及资本主义思想理论产生了怀疑，寻找新出路。梁启超等人1919年在欧洲进行了一年多的考察，很多著名思想家都劝他不必再从西方“取经”，应该回国好好研究孔子、孟子、老子，用东方文化来重建世界文明。

李喜所说，于是，梁启超、严复等当年积极呼吁学习西方文化的激进思想家在“五四”后都有转向，极力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铸造东方新文明，渐渐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东方文化派。

历史漩涡中的孔子

在其身后的两千多年间，孔子时常处于历史漩涡中。

李喜所说，孔子死后400年间，儒学的运气一直平平，虽经孟子等人丰富发展，却没有引起多少重视，更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时来运转，成为和皇帝齐名甚至高于皇帝的思想权威，“圣人”、“至圣先师”等一顶顶桂冠被戴在头上。

孔子的“圣人”形象维持千年，直到近代才受到挑战，第一个打倒孔子的是洪秀全。太平天国从西方“请”来了上帝，认定上帝是唯一“真神”。他命令太平天国的将士砸孔子牌位，推倒孔子神像，焚烧孔庙，还将儒家经典全部烧毁。在南京，太平天国将孔庙改为屠宰场，把孔子牌位扔到马厩、猪圈里。

其后，孔子被康有为的维新派所用。李喜所说，康有为为了变法维新，把孔子改造成了一位改革的思想家。他的《孔子改制考》，全面阐述孔子的变法思想和与时俱进的历史观，甚至将西方一些平等、自由、民权的思想也安在孔子身上，孔子俨然变成了维新变法的鼻祖。

被镇压，孔子被维新派这样重塑之后，权威降低。

更大的挑战在康有为之后。邹容在《革命军》中系统地批判了孔子为历代封建皇帝所利用、成为推行专制集权的思想政治工具，儒学把国人都变成了唯唯诺诺的“奴仆”。章太炎则批评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是“忠君”的“伪学”，专“以富贵利禄为心”，败坏了社会风气。

去圣乃得真孔子

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陈明说自己对于新世纪以来的孔子热和国学热“乐此不疲”。“小康、和谐、以民为本等等都是在儒家思想中得到最充分阐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命题的确立，为孔子的定位打开了空间，甚至说不引入孔子或儒学，这些概念就会十分单薄。”

李喜所从大历史的眼光出发，对此现象别有看法。“就像一战后的那次国学热一样，现在看起来，当时知识分子的看法还是有问题的。现在也是一样，不要那么绝对，不要因为西方有金融危机就将人家―棍子打死。”

至于此轮孔子热的内涵，李喜所觉得应甄别对待。“他讲的人与人的和谐，要为对方着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教育平等，有教无类，重视人的自身修养，都是很好的。”

第6篇：孔子世家范文

统一名称、统一铭牌、统一章程、统一管理、统一考试，“五统一”的办学模式，使穿上洋装的“孔子”既说中文，又说外文，流淌着中华文化的血液，代表着中国文化。

“孔子学院”已毋庸置疑地成为了驰名世界的中国文化品牌，如何使这个品牌亮起来、强起来?需要战略与战术的支撑。

当今世界，恐怕没有哪一所学校享受过如此高规格的礼遇：截至今年10月底，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上百次地出席孔子学院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9位常委都到过孔子学院指导工作。主席16次到孔子学院考察工作和看望学习中国文化的外国学生。外国100多位政要，如俄罗斯总理普京、英国王储查尔斯、比利时首相范龙佩、巴西总统罗塞夫、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等，多次出席孔子学院活动。

作为开展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的全球品牌，“孔子学院”一词写进了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成为近日海内外媒体关注的一个热点。孔子学院在国外的发展战略，被不少专家认为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范例和有效模式。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孔子学院成为精英们议论的话题，也成为受普通民众青睐的跨国教育机构和学习中国文化的窗口。通过孔子学院这个平台，中国文化在国际教育文化交流中发挥着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展现熠熠光辉，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不可或缺的贡献。

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我们专程来到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的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就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如何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相关问题，采访了国务院参事、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

“孔子”走出去：中国文化当自觉

采访全球孔子学院的“掌门人”真不容易。许琳是个空中飞人，每年365天，很多时间都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她说自己恨不得变成一个高超的蜘蛛人，在全球把孔子学院织成密密的传播中国文化的大网。许琳从2004年底从教育部岗位到任国家汉办，便全身心投入了这项激情燃烧的事业：“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送孔子‘走出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是我们的使命。”

忙碌成为她的工作常态。国家汉办对外需要服务和管理全球所有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联络我驻外各使领馆；对内要协调10多个部委、各省教育厅(委)及各院校。每年选派管理上万名教师和志愿者，接待2万多名外国来宾，承担着繁重的人文外交和外宣任务。她曾经在不到30个小时内，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走了个来回。仅仅7年，这一“激情燃烧的事业”让她早生华发，疲惫并亢奋着。　但“激情燃烧的事业”始终给许琳以激情。在她和她的团队的推动下，自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以来，中国已在占世界人口86％的105个国家建立了350多所孔子学院和500个中小学孔子课堂，35个国家和地区已将汉语教学纳入本国国民教育体系。在美国，2010年公立学校开设汉语课的大中小学超过5000所，学汉语人数达到20万，相当于5年前的3倍。英国5200多所中小学开设汉语课；法国中小学学汉语人数连年增长40％；德国学汉语人数在5年内增长了10倍。

不仅如此，还有美洲、非洲、欧洲等地区的76个国家400多个机构强烈要求申办孔子学院。因为“你要证明你们大学国际化，就应有孔子学院，这是个面子。”

面前的许琳，激情似火，坚毅刚强。敏锐的思维、清晰的思路、前瞻型的眼光，干练麻利的作风，唯美求精的意识，被她肩负的使命感、责任感燃烧得噼啪作响。每次在外国演讲，她都会用独特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她每年应邀在美国汉语大会发表演讲，有一次，25分钟的演讲，全场掌声竟响起27次。外国人都说，从她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形象。

许琳也因此在中外文化交流舞台赢得了声望，不少国际组织与机构的精英人士把结识这位孔子学院“掌门人”视为荣幸。英国著名的四十八家集团俱乐部头面人物纷纷和许琳交朋友。如今，在这个俱乐部高层人员聚会中，大家很习惯会说几句汉语“您好”“您吃了吗”“晚安”。能说几句汉语，成为他们的文化时尚，也成为这些精英们身份的象征。

“在世界舞台上传播，是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许琳如是说。

“孔子”穿洋装：中国文化当自信

“探索创新中国文化‘走出去’模式，带领团队跳出传统对外汉语教学的圈子，大胆走中外合作办学之路，把孔子学院办到了外国大学里，一头‘扎进主流’，这是一种文化自信。”许琳说，这种创新，首先来自理念上的全球化和国际化。

产品的畅销，来自品名的创立和品牌的推广战略。许琳说，“最初在构建汉办发展战略时。明确提出首先要有一个具有中国风格，并能为世界接受的好名字。”

孔子是中华文化老祖宗。孔子的学说传到西方，是从400多年前意大利传教士把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一书译成拉丁文带到欧洲开始的。长期以来，东方文化都是尘封在西方记忆中的异国情调。这种情调里，强调“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包含着普世价值，“孔子”符号鲜明，有联想空间。就这样，上至中央领导，下至专家学者，经一年多反复推敲，“孔子学院”应运而生。

正如德国歌德学院、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的国际知名度、美誉度得益于歌德、塞万提斯这些闻名世界的文化符号，“孔子学院”这个名字在国际文化交流交融中绽放出的中国文化的光辉，迅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不论朝野，不论文化背景如何，人们都对中国文化的核心元素投以应有的注目礼，这是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礼遇。

“孔子学院的发展速度也许比不上雨后春笋，但也可以赶得上雨后蘑菇”，许琳说。孔子学院冲破一些不合时宜、不合国际惯例的传统理念，采取由我方主导、民间运作、中外合作、互利互赢的方式，把影响力从教育机构有效地推向外国主流社会和民间。在各国的孔子学院，按照“五统一”，即统一名称、统一铭牌、统一章程、统一管理、统一考试的方式动作，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创造了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内生式发展的新模式。

敢于把权力交给外国人，让外国人对孔子学院负起责任，这使外方一开始就能和我方走到一起。如，协议先让外方起草，然后双方共同协商议定。一些孔子学院院长是外方人员，而副院长是中方人员，孔子学院理事会由中外双方共同组成，借用欧盟轮值主席的模式轮流主持工作，实行双理事长制，中方和外方理事轮流做负责人，所有事项由理事会共同研究决定，只要对推动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传播有利，什么事都可以因国制宜、因校制宜，大胆去做。这样外国高校把孔子学院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办，重视程度和积极性出乎预料，现在名列世界前200名的70多所外国高校办起了孔子学院。

创新无处不在，在教材与文化读本的编写与开发方面，孔子学院总部出版了与45种语言对照的核心教材，向136个国家配送和销售教材图书1200多万册，支持驻各国的孔子学院编写本土化教材，并将50种教材动漫化。《孔子学院》8个语种的中外文对照双月刊自2009年发行以来，已进入102个国家的高校图书馆。孔子学院总部还组织驻各国孔子学院在当地中小学举办教材巡展500多场，目前国外共有4万多所大中小学500多万人使用汉办统编教材，倾听中国故事。

穿上洋装的“孔子”，既说中文，又说外文，但流淌着中华文化的血液。海外华侨华人把孔子学院看作自己的精神家园，并把它当做子孙后代学国语言文化的重要场所。《中国书画家》、同仁堂、茅台集团、中国银行、CCTV英西法语频道、《人民画报》等中国文化产品通过孔子学院这个平台，开始进入各国主流社会。

孔子学院模式引起世界政要的认可。英国文化委员会首席执行官马丁、歌德学院主席雷曼等说，“孔子学院模式”仅用短短几年时间，走完了英法德西等国语言推广机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路，和中国经济发展一样，堪称世界奇迹。美国布鲁斯金学会主席约翰・桑顿说，孔子学院这样坚持办30年，世界将会大变样。

美国《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日报》、CNN、BBC等媒体多次评论称，孔子学院在推进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方面很成功，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口的一个最好最妙的产品。中国前外交部长李肇星说，孔子学院为未来开展公共外交，奠定了良好民意基础。

发挥人才优势：中国文化当自新

文化需要创新。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充分发挥国内国外众多热爱“孔子”的人才优势。

孔子学院致力整合三个方面的人才资源：国际智力资源、国内教师资源和志愿者队伍资源。

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孔子学院吸引、汇聚了各国教育、文化界的精英人才。管理与教学团队由中外双方共同组成，外方院长与教师队伍中，有对中国有感情、愿为中国服务的优秀华人，他们占孔子学院院长的几乎一半；有对中国感兴趣，知华、亲华的外国人；还有对中国感兴趣，很想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其中不乏曾经驻中国的外交官员、著名汉学家等。孔子学院总部专门设立了奖学金，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方式，共为80多个国家培训教师10万人次。这些经过中国文化培训的外国“孔子”，热心中国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工作，牵线搭桥，开拓市场。是孔子学院创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外国“孔子”们本身有精彩故事，也善于讲中国故事，助推了“汉语热”的持续升温发展，让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多了一份了解和理解。德国哥廷根大学汉学家施耐德通过德国广播电台批驳“中国增加军费必然发动战争”的谬论。美国一所孔子学院一位外国老师讲长征时，通过播放中国电视剧《长征》和《延安颂》，使外国学生增加了对中国革命的兴趣和理解。孔子学院也激活了不少外国汉学家潜能。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施舟人等汉学家正在将《五经》翻译成9个语种；美国华盛顿大学康大维教授正在主持翻译《中华文明史》。

有效整合国内教师资源。在教育部、外交部和财政部等部门支持下，目前，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60多所大学和500多所中小学积极参与孔子学院(课堂)建设。孔子学院整合国际国内资源发挥人才聚集效应，组织文艺巡演、名家巡讲和教材巡展“三巡”活动，先后邀请许嘉璐、袁行霈、杜维明、施舟人、马西尼、张信刚、吴建民、舒乙、于丹等20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到各国孔子学院开展文化巡讲，传播中国故事，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2009年至今，组织国内60多所高校90多个师生团队，赴68个国家300多所孔子学院开展文艺巡演1000多场，吸引80余万人观看。今年孔子学院总部开始启动“国际青年声乐家汉语歌唱计划”，让外国歌唱家学唱中国歌剧。

激发志愿者的活力与潜能。孔子学院建设与汉语国际推广事业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拥有国际视野、世界胸怀与爱国主义情怀的新型人才。7年来，一批批有志于中国文化“走出去”事业的汉语教师与志愿者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生力军。总部在招聘时要求，志愿者必须具有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方面专业背景。通过集中强化培训，能讲先秦诸子学说、汉唐气象、宋明风韵，还能开办中医、武术、旅游、商务等特色课程，每个人还至少有一门以上包括书法、剪纸、戏剧等方面的绝活。孔子学院总部要求，每一个员工都是“孔子”，每一个“孔子”都是传播中国文化的名片。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身居海外更觉祖国亲。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教师几乎放弃了节假日休息，每年超过法定工作时间一倍以上。泰国曼松德皇家师范大学孔子学院原中方院长、天津师大梁德仲教授，身患绝症仍忘我工作，卸任回国一月即不幸辞世。他的泰国学生黄佩端说，他不但给我知识，而且给了我关爱，我觉得他好像是我的爸爸。亚非拉国家的上百所孔子学院，在搞好孔子教学的同时，还积极开展职业培训，为我中资企业在当地招聘雇员创造条件。

走出国门的“孔子”们，拓展了国际视野和世界胸怀，克服了文化差异，学会了贴近外国人思维、习惯和生活的交流方式，增强了爱国主义激情。他们赢得了当地民众的认可和赞扬，被誉为“美丽的中国名片”，“真实的中国读本”和“可爱的民间大使”，有的还获得驻在国总统颁发的勋章。

“孔子”不但要走出去

还要舞翩跹：中国文化当自强

2011年10月1日，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幅户外显示屏上，水墨动画形象的中国先哲孔子，与熙来攘往的人群融为一体，构成了中国在新世纪的文化图景。

谈起这一细节，许琳说，外国人对中国如何用30年时间走完西方几百年发展路程颇为不解，而中华文化着实给了他们探析中国的新视角。英国有关方面曾在2006年开展的一项调查中得出结论，10年后，今天在校读书的学生，没有任何人可以避免和中国打交道。“这就是孔子学院走出去并展示中华文化魅力的最好理由!”

“孔子”不但要走出去，还要舞翩跹。目前，孔子学院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最成功的对外传播模式。不少专家认为，孔子学院的经验值得复制和推广。

面对各国持续升温的孔子热，国家汉办应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广阔的前景、广阔的舞台，呼唤战略的筹划和战术的推进。对此，许琳有很多新期待：当前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和中华文化传播的合格人才匮乏，能否设立国际汉语教育专门学科，推进跨文化交际理论建设?避免中方教师走马灯式流动，能否像歌德学院那样设立专职教学人员?能否在保持核心内容的前提下，开发适应各国文化背景和不同人群、不同层次需要的个性化教材?汉语推广工作需要全社会支持，怎样调动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捐资助学的积极性?传播内容上，能否大胆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需要探索的勇气。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提高影响力?许琳和她的“孔子”们在思考着、探索着。

采访结束时，我们遇到正在华参加10月底举办的第四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的保加利亚选手严琳，她熟练地说着汉语：“我可不是来‘打酱油’的哦，请你为我加油吧”。严琳说类似她这样的选手共有144名，他们来自全球43个国家的48支代表队，能秀成语、背古诗、即兴演讲，他们都是孔子学院的外国学生。

《文化中国》出版

第7篇：孔子世家范文

一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吕氏春秋·不二》篇云：“孔子贵仁”，即指出孔子认为“仁”是最有价值的。“仁”的思想的确立，在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上起码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道德理性的自觉。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乐是反映一定社会秩序和文明程度的行为规范和仪典形式，孔子认为，礼乐须以仁为基础，而仁就是人之内心的道德理性的自觉。其二，人类意识的自觉。《论语·颜渊》篇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此所谓“爱人”，包括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亦即“爱类”，这是人类意识的自觉。

《论语·子路》篇载樊迟另一处“问仁”，孔子答：“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在孔子的思想中，华夏与“夷狄”有着族类和文化的不同，但仁之“爱人”是不分族类、跨越文化的，故“虽之适夷狄无礼义之处，亦不可弃而不行也”（《论语正义》邢?m疏）。人类意识的自觉，内在地包含着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人与非人的区分，其二是对人类自身的认同。这两个方面在孔子的思想中有着鲜明的体现。《论语·乡党》篇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贵人贱畜，理当如此”（《论语集注》），“贵人”就是以人为最“贵”，人的价值高于畜的价值。《论语·微子》篇载，孔子一行与隐者相遇，子路在把隐者的话告诉孔子后，孔子叹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朱熹注：“言所当与同群者，斯人而已，岂可绝人逃世以为洁哉？天下若已平治，则我无用变易之。正为天下无道，故欲以道易之耳。”（同上）这里的“同群”即认同之意，“斯人”即与鸟兽相区别的人类。孔子之栖栖皇皇，奔走列国，为的是使“天下（人）有道”，孔子背负着为全人类而“行道”的高度使命感。

后期墨家对于“仁”有一个界说：“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者。”（《墨子·经说上》）这里的“爱己”即爱人如己，“非为用己”就是并非以人为手段（不像“爱马”那样），而是以人为目的。这个界说也很符合孔子的思想。孔子之所以在马厩失火时只问“伤人乎”而“不问马”，是因为只有人才具有内在的价值，“不问马”并非不爱马，而是因为“爱人”与“爱马”有着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不同，孔子“恐伤人之意多”，故对于马“未暇问”（朱熹：《论语集注》）。墨子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墨家与儒家虽然在“爱人”的方式上有不同，但“爱人”即爱人类，是以人为目的而非手段，这一点两家是相同的。

《吕氏春秋·爱类》篇云：“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这充分说明，“仁”的意识是对人之“类”的高度自觉，仁者之爱人是爱人类所有的人。《吕氏春秋·贵公》篇云：“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这则故事说明，老子主张消泯人与自然的区别，而孔子强调超越国界的人类意识。老子的思想是物我兼爱的自然主义，孔子的思想则是以爱人类为中心的世界主义。

孔子所讲的“爱人”，是本之以亲亲之情的孝悌，由亲亲之情扩充到爱人类所有的人，进而扩充到爱物。此即孟子所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下》）就“亲亲”而言，有儒、墨之别；就“仁民”而言，又有儒、道之分。儒家的“爱人”是“施由亲始”的差等之爱，其本始为亲亲，其道德的中心旨意为爱人，其爱人之扩充则兼及于爱物。《礼记·礼运》篇中记载了孔子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天下”即今所谓世界，孔子的理想社会是世界大同。后来，宋代新儒家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正蒙·乾称下》）的思想，此与先秦儒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和“仁民而爱物”的思想相同。“天下为公”，“民胞物与”，都体现了孔子崇高的世界主义思想。

二

在孔子以爱人为中心的世界主义思想中，又内在地包含着民族文化认同的思想。孔子身处“礼崩乐坏”、“诸侯力政”的春秋时期，他对接续华夏文化的传统怀着深刻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使命感。当时，华夏各诸侯国与周边的“夷狄”有着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孔子“内诸夏而外夷狄”，寄希望于首先实现诸夏的统一，以延续“周礼”为代表的华夏文化，进而影响周边各族，使“夷狄进至于爵”（《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以实现天下太平。

在孔子看来，“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是一个既相因又有所损益的连续渐变过程，这一过程虽然在春秋时期经历着“礼崩乐坏”、“诸侯力政”的考验，但孔子相信，“继周”者终会出现，华夏文化将世世代展下去。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从周”就是要把周代所传续的华夏文化继续传下去，孔子对此有着一种天命承当的意识，故他说：“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论语·述而》）“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即使在历经困厄，客观条件未至，“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的情况下，孔子也仍行义不止，“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在其晚年更全身心地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以《诗》《书》《礼》《乐》教”，传《周易》，作《春秋》，“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代表。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也，不如诸夏之亡（无）也。”（《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夷狄与诸夏的区别，主要不是种族和地域的不同，亦不在于是否“有君”，而是在于礼乐道德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孔子对于先进的华夏文化有着高度的认同感，并且大义凛然地进行捍卫。史载鲁定公十年，孔子宰相，陪鲁定公“会齐侯夹谷”，“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旌旄羽?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随后，孔子又迫使齐景公制止了“优倡侏儒”之戏，对进献者予以严惩。“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在孔子的震慑下，齐景公归还侵鲁之田“以谢过”（《史记·孔子世家》）。这一事件是孔子在文化与外交上取得的胜利。

齐国的管仲在公子纠被公子小白所杀后未能死节，孔门弟子谓其“非仁”，而孔子则肯定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就是“仁”，并且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被发左衽”是夷狄之俗，孔子对管仲和齐桓公“尊王攘夷”功业的肯定，体现了他对诸夏统一的向往和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意识。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在孔子的时代，民族的统一需要通过王权来实现。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春秋》经体现了孔子尊王权、尚一统和认同华夏文化的思想。《公羊传》对《春秋》经“王正月”的解释是：“大一统也”。汉代的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的思想强化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意识，虽然中国的历史不断出现“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往复，但统一总被认为是“常经”“通谊”，那些为民族统一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彪炳千古，而制造民族分裂者则身负千载骂名。

在孔子的思想中，华夏与夷狄主要是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而不是种族优劣之分。“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二）这种夷夏可以互易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促进了华夏（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相互融合与多元并存，以至最终凝聚成“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

三

孔子的世界主义与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千百年来深深地浸入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情感之中。中华民族既有泛爱人类与万物、协和万邦、世界大同的博大精神，又有民族统一、保家卫国、认同于中华文化的自强意识，这两方面是内在地、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在近现代，中华民族虽历经“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但世界主义与民族文化认同的思想仍被继承下来，并且在新的历史进程中被发扬光大。

受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华夏农耕文明长期处在与周边“夷狄”游牧文明的比较环境中，以致形成一种华夏“中心”的文化优越意识。这种意识在1840年以后，经与西方工业文明及其文化中心主义相冲突，而逐渐被打破。中华民族“睁开眼睛看世界”，逐渐学会了不再以“夷狄”看待其他国家和民族，努力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追求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平等相待，和平相处。对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弱肉强食，侵略瓜分，中华民族则奋起反抗，救亡图存。中华文化处在从古代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型之中，而世界主义与民族文化认同的思想在这一转型中又有了新的时代内容。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大书特书了“博爱”和“天下为公”的思想。他认为人类之进化原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孙文学说》）。他领导中国革命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民有、民治、民享，对外则“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这是他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世界主义的体现。他还说：“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中国之革命》）当中华民族处在被“蚕食鲸吞”“瓜分豆剖”而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之时，孙中山率先发出了“振兴中华”（《兴中会章程》）的强烈呼声。民国建立后，他强调“民族之统一”，“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在军阀割据、国家分裂之时，他主张“使护法问题完全解决，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他认为，“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财政、实业、教育诸端始获次第为理，国民意志方与以自由发舒，而不为强力所蔽障”（《和平统一宣言》）。针对一些讲新文化的人把世界主义同民族主义对立起来，“提倡世界主义，以为民族主义不合世界潮流”的论调，孙中山特别强调：“民族主义就是人类图生存的宝贝。”“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巩固，世界主义也就不能发达。由此便可知世界主义实藏在民族主义之内……”（《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就是求中国统一、独立、富强，“要中国和外国平等的主义”（《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因此，孙中山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济弱扶倾”，不能去学帝国主义“灭人国家”的覆辙，而是“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三民主义》）。

第8篇：孔子世家范文

第二天早上到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上了车，大约做了8个多小时的车子，就来到了山东曲阜，来山东曲阜的人都要去看一看远近闻名的孔庙，孔林，孔府。我们晚上在宾馆住了下来 。

这一天我们坐着车子，穿过了十几道桥来到了孔府。刚刚进入孔府我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四处都是又粗又高的柏树。这些柏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我看见一块石碑上刻着几行字：孔子是中国古代以为对后市影响至为深远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杰出的世界文化巨人。他所创立的以仁政德治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在中国以及朝鲜、日本、越南等亚洲国家被奉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他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逝世虽然已经2400多年，但他的思想仍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发挥着作用。孔庙、孔林、孔府是2400多年来尊孔崇儒的结果，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各国政治家、思想家、社会学家以及各界人士前来参观瞻仰.

我们坐着光缆车来到了孔庙。孔庙共有建筑100余座460余间，古建面积约16000平方米。主要建筑有金　元碑亭、明代奎文阁、杏坛、德佯天地坊等、清代重建的大成殿、寝殿等。最后的一座古建筑是一个孔子庙，上面写着万世师表，斯文在兹。

我们又来到了孔林：孔林又称至圣林，在曲阜城北门外，占地3000亩，周围砖砌林墙长达14里，是孔子和他的后代子孙们的家族墓地。孔林内柏桧夹道，进入孔林要经过1200米的墓道，然后穿过石牌坊、石桥、甬道、到达孔子墓前。孔子的坟墓封土高6米，墓东是孔子之子孔鲤和他的孙子孔? 的坟墓。在孔林中，有的墓前还存有石雕的华表、石人、石兽。这些都是依照墓中人当时被封爵位的品级设置的，整个孔林延用2500年，内有坟冢 十余万座。其延续时间之久，模葬之多，保存之完好，举世罕见。

第9篇：孔子世家范文

一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吕氏春秋·不二》篇云：“孔子贵仁”，即指出孔子认为“仁”是最有价值的。“仁”的思想的确立，在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上起码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道德理性的自觉。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乐是反映一定社会秩序和文明程度的行为规范和仪典形式，孔子认为，礼乐须以仁为基础，而仁就是人之内心的道德理性的自觉。其二，人类意识的自觉。《论语·颜渊》篇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此所谓“爱人”，包括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亦即“爱类”，这是人类意识的自觉。

《论语·子路》篇载樊迟另一处“问仁”，孔子答：“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在孔子的思想中，华夏与“夷狄”有着族类和文化的不同，但仁之“爱人”是不分族类、跨越文化的，故“虽之适夷狄无礼义之处，亦不可弃而不行也”（《论语正义》邢昺疏）。人类意识的自觉，内在地包含着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人与非人的区分，其二是对人类自身的认同。这两个方面在孔子的思想中有着鲜明的体现。《论语·乡党》篇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贵人贱畜，理当如此”（《论语集注》），“贵人”就是以人为最“贵”，人的价值高于畜的价值。《论语·微子》篇载，孔子一行与隐者相遇，子路在把隐者的话告诉孔子后，孔子叹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朱熹注：“言所当与同群者，斯人而已，岂可绝人逃世以为洁哉？天下若已平治，则我无用变易之。正为天下无道，故欲以道易之耳。”（同上）这里的“同群”即认同之意，“斯人”即与鸟兽相区别的人类。孔子之栖栖皇皇，奔走列国，为的是使“天下（人）有道”，孔子背负着为全人类而“行道”的高度使命感。

后期墨家对于“仁”有一个界说：“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者。”（《墨子·经说上》）这里的“爱己”即爱人如己，“非为用己”就是并非以人为手段（不像“爱马”那样），而是以人为目的。这个界说也很符合孔子的思想。孔子之所以在马厩失火时只问“伤人乎”而“不问马”，是因为只有人才具有内在的价值，“不问马”并非不爱马，而是因为“爱人”与“爱马”有着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不同，孔子“恐伤人之意多”，故对于马“未暇问”（朱熹：《论语集注》）。墨子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墨家与儒家虽然在“爱人”的方式上有不同，但“爱人”即爱人类，是以人为目的而非手段，这一点两家是相同的。

《吕氏春秋·爱类》篇云：“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这充分说明，“仁”的意识是对人之“类”的高度自觉，仁者之爱人是爱人类所有的人。《吕氏春秋·贵公》篇云：“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这则故事说明，老子主张消泯人与自然的区别，而孔子强调超越国界的人类意识。老子的思想是物我兼爱的自然主义，孔子的思想则是以爱人类为中心的世界主义。

孔子所讲的“爱人”，是本之以亲亲之情的孝悌，由亲亲之情扩充到爱人类所有的人，进而扩充到爱物。此即孟子所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下》）就“亲亲”而言，有儒、墨之别；就“仁民”而言，又有儒、道之分。儒家的“爱人”是“施由亲始”的差等之爱，其本始为亲亲，其道德的中心旨意为爱人，其爱人之扩充则兼及于爱物。《礼记·礼运》篇中记载了孔子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天下”即今所谓世界，孔子的理想社会是世界大同。后来，宋代新儒家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正蒙·乾称下》）的思想，此与先秦儒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和“仁民而爱物”的思想相同。“天下为公”，“民胞物与”，都体现了孔子崇高的世界主义思想。 

二 

在孔子以爱人为中心的世界主义思想中，又内在地包含着民族文化认同的思想。孔子身处“礼崩乐坏”、“诸侯力政”的春秋时期，他对接续华夏文化的传统怀着深刻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使命感。当时，华夏各诸侯国与周边的“夷狄”有着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孔子“内诸夏而外夷狄”，寄希望于首先实现诸夏的统一，以延续“周礼”为代表的华夏文化，进而影响周边各族，使“夷狄进至于爵”（《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以实现天下太平。

在孔子看来，“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是一个既相因又有所损益的连续渐变过程，这一过程虽然在春秋时期经历着“礼崩乐坏”、“诸侯力政”的考验，但孔子相信，“继周”者终会出现，华夏文化将世世代展下去。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从周”就是要把周代所传续的华夏文化继续传下去，孔子对此有着一种天命承当的意识，故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即使在历经困厄，客观条件未至，“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的情况下，孔子也仍行义不止，“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在其晚年更全身心地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以《诗》《书》《礼》《乐》教”，传《周易》，作《春秋》，“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代表。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也，不如诸夏之亡（无）也。”（《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夷狄与诸夏的区别，主要不是种族和地域的不同，亦不在于是否“有君”，而是在于礼乐道德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孔子对于先进的华夏文化有着高度的认同感，并且大义凛然地进行捍卫。史载鲁定公十年，孔子宰相，陪鲁定公“会齐侯夹谷”，“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旌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随后，孔子又迫使齐景公制止了“优倡侏儒”之戏，对进献者予以严惩。“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在孔子的震慑下，齐景公归还侵鲁之田“以谢过”（《史记·孔子世家》）。这一事件是孔子在文化与外交上取得的胜利。

齐国的管仲在公子纠被公子小白所杀后未能死节，孔门弟子谓其“非仁”，而孔子则肯定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就是“仁”，并且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被发左衽”是夷狄之俗，孔子对管仲和齐桓公“尊王攘夷”功业的肯定，体现了他对诸夏统一的向往和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意识。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在孔子的时代，民族的统一需要通过王权来实现。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春秋》经体现了孔子尊王权、尚一统和认同华夏文化的思想。《公羊传》对《春秋》经“王正月”的解释是：“大一统也”。汉代的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的思想强化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意识，虽然中国的历史不断出现“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往复，但统一总被认为是“常经”“通谊”，那些为民族统一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彪炳千古，而制造民族分裂者则身负千载骂名。

在孔子的思想中，华夏与夷狄主要是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而不是种族优劣之分。“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二）这种夷夏可以互易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促进了华夏（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相互融合与多元并存，以至最终凝聚成“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 

三 

孔子的世界主义与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千百年来深深地浸入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情感之中。中华民族既有泛爱人类与万物、协和万邦、世界大同的博大精神，又有民族统一、保家卫国、认同于中华文化的自强意识，这两方面是内在地、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在近现代，中华民族虽历经“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但世界主义与民族文化认同的思想仍被继承下来，并且在新的历史进程中被发扬光大。

受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华夏农耕文明长期处在与周边“夷狄”游牧文明的比较环境中，以致形成一种华夏“中心”的文化优越意识。这种意识在1840年以后，经与西方工业文明及其文化中心主义相冲突，而逐渐被打破。中华民族“睁开眼睛看世界”，逐渐学会了不再以“夷狄”看待其他国家和民族，努力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追求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平等相待，和平相处。对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弱肉强食，侵略瓜分，中华民族则奋起反抗，救亡图存。中华文化处在从古代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型之中，而世界主义与民族文化认同的思想在这一转型中又有了新的时代内容。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大书特书了“博爱”和“天下为公”的思想。他认为人类之进化原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孙文学说》）。他领导中国革命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民有、民治、民享，对外则“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这是他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世界主义的体现。他还说：“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中国之革命》）当中华民族处在被“蚕食鲸吞”“瓜分豆剖”而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之时，孙中山率先发出了“振兴中华”（《兴中会章程》）的强烈呼声。民国建立后，他强调“民族之统一”，“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在军阀割据、国家分裂之时，他主张“使护法问题完全解决，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他认为，“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财政、实业、教育诸端始获次第为理，国民意志方与以自由发舒，而不为强力所蔽障”（《和平统一宣言》）。针对一些讲新文化的人把世界主义同民族主义对立起来，“提倡世界主义，以为民族主义不合世界潮流”的论调，孙中山特别强调：“民族主义就是人类图生存的宝贝。”“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巩固，世界主义也就不能发达。由此便可知世界主义实藏在民族主义之内……”（《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就是求中国统一、独立、富强，“要中国和外国平等的主义”（《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因此，孙中山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济弱扶倾”，不能去学帝国主义“灭人国家”的覆辙，而是“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三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