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内核精选(九篇)

第1篇：儒家思想的内核范文

 

从庄子的视域看儒家，我们发现庄子对儒家的理解是精确而深刻的，且丝毫不逊色于与其同时代的儒家著名人物孟子。

 

一、儒家之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

 

自孔子创立儒家始，儒家即以《诗》、《书》、《礼》、《乐》等教育弟子。孔子问其子孔鲤“学诗乎”、“学礼乎？”并对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要求孔鲤学习《诗》、《礼》。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言诗、礼、乐之于人生炼养的价值，可见其教育弟子离不开《诗》、《礼》、《乐》等。至于《书》，也是孔子教育弟子的教材。据《论语·宪问》载，孔子弟子子张与孔子有关于《书》的问答：“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这是孔子以《书》教育弟子的明证。孔子四十多岁时曾感叹：“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希望能够活到五十岁，从而有时间学《易》。学《易》之后，孔子即以《易》为教材教育弟子。《论语·子路》载孔子引《易经》恒卦的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然后评论道：“不占而已矣”，这即是证据。从《论语》来看，虽没有载孔子用《春秋》教育弟子，但是，《春秋》由孔子本人所作，孔子视之甚重[①]，想必会以之作教材的。

 

在《诗》、《书》、《礼》、《乐》等教材中，孔子教授最多的应是《诗》。因此，《论语》载孔子谈《诗》处较多。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是对《诗》的内容、意旨的高度概括；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这是对《诗》中具体诗篇的评价；“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殉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这是对《诗》中具体诗句的解读。孔子教授《诗》，用力甚多，恐与孔子的“兴于诗”的主张有关。

 

由于孔子以《诗》、《书》、《礼》、《乐》等教育弟子，也由于儒家思想与《诗》、《书》、《礼》、《乐》等关系密切，多是对其解读、发挥和利用。可以说，离开了《诗》、《书》、《礼》、《乐》等，儒家就失去了其根基。所以，孔子之后，儒家学者多重视《诗》、《书》、《礼》、《乐》等，并利用其表达自己的思想。例如，郭店儒简中的《性自命出》出现《诗》、《书》、《礼》、《乐》并举：“《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六德》出现《诗》、《书》、《礼》、《乐》、《易》、《春秋》并举：“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而郭店儒简中的《缁衣》、《五行》、《成之闻之》等篇的作者即是引《诗》、《书》以表述己意。

 

庄子看到了这一点，谓古之道术“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庄子·天下》），并且，刻意通过老子与孔子的对话，经由孔子之口，把上述著作称为儒家之“经”：“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庄子·天运》）。此处，庄子笔下的孔子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儒家之“经”，而与其“对话”的老子也承认这一事实，不同之处在于孔子以为儒家之“经”承载“先王之道”，而老子认为儒家之“经”所记载的乃是“先王之陈迹”而已。

 

关于儒家各“经”之旨，孔子只以“思无邪”（《论语·为政》）概括《诗》，而于其他诸经并无概括；郭店儒简作者云：“《诗》，所以会古今之诗也者”，“[《书》，]者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语丛一》），虽有概括，却拘限于各“经”的内容或所涉及的范围，且也不甚准确；庄子却以极其精彩而准确的文字概括之，他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这种概括，透显庄子对于儒家之“经”的深入思考和精准把握。

 

因为把《诗》、《书》、《礼》、《乐》等看作儒家之“经”，庄子在讽刺、丑化儒家时即时常引用之。例如，庄子讽刺儒者极力用《诗》、《书》、《礼》、《乐》取悦于君王，却适得其反：“徐无鬼因女商见魏武侯”，“武侯大悦而笑。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为数，而吾君未尝启齿。今先生何以说吾君，使吾君说若此乎？’徐无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马耳’”（《庄子·徐无鬼》）。再如，庄子丑化儒者盗墓还引经据典时云：“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庄子·外物》）。

 

二、儒家思想之核心：仁义

 

儒家的经典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六经各有其旨，由六经发展出来的儒家思想深刻而丰富。这深刻而丰富的儒家思想有没有其核心？如果有，其核心是什么？

 

我们先看孔子。孔子虽然曾云：“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谓其思想有核心，可是，未曾明言其核心究竟是什么，至于曾参所解读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以忠恕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不准确的。忠恕只是为仁的方法而已。后世学者，或云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或云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或折衷以上两种说法，谓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这些说法各有道理，又均难以说服反对者。再看郭店儒简。儒简中的《五行》将仁义礼智圣并举，列为“五行”；《六德》将圣、智、仁、义、忠、信并列为“六德”，曰：“何谓六德？圣、智也，仁、义也，忠、信也”；《忠信之道》则将忠、信并举，集中讨论忠、信。无论是从郭店儒简各篇，还是从郭店儒简总体上看，都难究郭店儒简思想之核心。这表明，要看出孔子思想的核心、郭店儒简思想的核心，并指出其核心是什么，是非常困难的；而要把握从孔子到郭店儒简的整个儒家思想的核心，并揭示出其核心是什么，更是困难重重。

 

庄子认为儒家思想从总体上讲可以仁义礼乐概括之。庄子在描述他心中的理想社会“至德之世”被毁坏时说：“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庄子·马蹄》），批评儒家思想是破坏“至德之世”的根由，把儒家思想解读为仁义礼乐。与此相同，庄子在解释“赫胥氏之时”的灭亡时说道：“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同样指责儒家思想毁灭了“赫胥氏之时”，把儒家思想解读为仁义礼乐。另外，庄子曾云：“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庄子·天道》），要求圣人持守道德而脱离仁义、摈弃礼乐，用道家思想否定儒家思想，用道家的道、德否定儒家的仁义、礼乐，这也是把儒家思想理解为仁义礼乐。

 

儒家思想主要是仁义礼乐。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庄子认为是“仁义”。《庄子》一书，“仁义”连用处颇多。庄子谈及儒家、批评儒家，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直指仁义。这些，就是证据。例如，庄子批评儒家时说：“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庄子·齐物论》），即是用“仁义”代表儒家思想。再如，庄子批评儒家的君子时说：“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庄子·骈拇》），也是用“仁义”代表儒家思想。另外，庄子通过儒道对比论述道的特征时说：“吾师乎！吾师乎！  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庄子·大宗师》），以道与仁义相对，而道为道家思想的核心，由此也可推知庄子以仁义为儒家思想的核心。

 

庄子设计孔子与老子相见时大谈“仁义”：“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庄子·天运》）。孔老相见，所谈应是自己学说的主旨。从孔子谈“仁义”，从老子反对“仁义”，可以看出，庄子是以仁义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的。庄子还设计孔子长久未能得道而求见老子，老子批评孔子说：“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庄子·天运》）。此处，孔子言其未得道，老子却批评仁义，指出固执于仁义才是阻隔道的根源。可见，庄子笔下的老子是把仁义当作孔子之道，也即当作儒家思想之核心的。此外，庄子还记述孔子师生被困于陈、蔡时，孔子与其弟子子路的所谓对话：“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庄子·让王》）在对话中，孔子明确说明其所谓的“道”是仁义之道，把“仁义”看作自己思想的核心。这是庄子以仁义为儒家思想之核心使然。

 

庄子在《庄子·天道》中写到，孔子欲将自己所著的著作藏于周王室，子路劝孔子先拜见已隐居在家的“征藏史”老子，请老子作中介，孔子赞同这一办法，“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纟番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这里，由于儒道观点、主张大不相同，老子对孔子著作不以为然，而孔子情急之下试图说服老子，明知老子知晓自己的思想还在老子面前谈论、介绍自己的思想，老子不愿详听，希望孔子简介其主要观点，孔子概括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这是庄子通过孔子之口，说出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

 

三、儒家人性之内容：仁义和感官欲望

 

人性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子贡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本身就说明了孔子有丰富的人性学说。遗憾的是，《论语》所载孔子人性言论仅“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一句话。郭店儒简始有“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成之闻之》）的划分，有“仁，性之方也”和“喜怒哀悲之气，性也”（《性自命出》）这两种关于人性内容的解读。

 

庄子认为儒家内部对人性内容的理解是不一致的，大致包括以仁义为性和以感官欲望为性这两种类型。关于儒家人性的内容是“仁义”，庄子首先是通过孔子与老子论辩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庄子·天道》）。在此，孔子肯定仁义乃人性之内容，并以仁义之于君子生存的绝对价值、仁义是君子之为君子的本质所在，论证仁义为人之性的必要性、必然性。至于仁义的内涵，孔子解之为心正和悦、兼爱无私。老子批评兼爱之迂腐和无私之虚伪，破除孔子所讲的仁义的价值，然后指出人性犹如天地之“常”、日月之“明”、星辰之“列”、禽兽之“群”、树木之“立”，乃是人的自然本性，并非外在于人的且制约人的本性的仁义。上述论辩，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都是把仁义视作儒家之人性，都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论辩。

 

除却通过孔子与老子论辩来表达儒家以仁义为性的观点之外，庄子还通过直接批评儒家的方式来表达这一观点。这在《庄子·骈拇》中有集中的表述：“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虽通如曾、史，非吾所谓臧也”；“吾所谓臧者，非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庄子的意思是人性自然，以仁义为性实是对人性的扭曲和伤害；那种把仁义当作人性的观点是错误的，真正的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这里，庄子用道家的人性自然对抗、批评以仁义为人性的观点。其所批评的以仁义为人性，就是儒家的人性论，因为在庄子看来唯有儒家重视仁义并以仁义为思想的核心。

 

关于儒家人性的内容是感官欲望，郭店儒简已现端倪。虽然《语丛二》云：“情生于性”，谓情源自性，乃性的外显；《性自命出》云：“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好恶，性也”，解人性为情，包括喜怒哀悲和好恶等，但是，《语丛二》又云：“欲生于性”，言欲出自性，乃性的表现。庄子却认为儒家人性的内容除了仁义之外，还有感官欲望，他说：“属其性于五味，虽通如俞儿，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乎五声，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聪也；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吾所谓臧者，……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庄子·骈拇》）。这是用道家人性自然的观点来批评以人性为感官欲望的观点。而以人性为感官欲望的观点，在庄子心中恰是儒家的观点。庄子之前的郭店儒简的“欲生于性”（《语丛二》）的表达，与庄子同时的儒家著名人物告子[②]的“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的界定，均可作证据。儒家以感官欲望为人性内容，在庄子看来，这感官欲望包括口、耳、目等感官对于味、声、色等的欲求。

 

四、评判庄子视界中的儒家：从庄子和孟、告关系看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庄子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乃儒家经典，仁义乃儒家思想的核心，同时还是儒家人性的内容。此外，儒家人性内容还包括感官欲望。我们知道，孔子精通《诗》、《书》、《礼》、《乐》、《易》，又作《春秋》，以此教育弟子，孔子之后，儒者均以上述六书为讲学的基本教材。庄子因之概括之为儒家的“六经”，可谓水到渠成。问题是，孔子思想并不以仁义为核心，郭店儒简的思想也不以仁义为核心，从目前所见到的儒家文献来看，到孟子时才以仁义为核心。一般认为庄子与孟子同时，彼此却不知道对方及对方的思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一种可能是，孟子之前，有的儒家人物即以仁义为其思想的核心；另一种可能是，庄子敏锐地看到了儒家思想发展的趋势，断定孔子之后，儒家必然从重仁转向重仁义，儒家思想必然从以仁为重心转向以仁义为核心。假使第一种可能成立，儒家以仁义为核心就不是由孟子所“发明”的；假使第二种可能成立，儒家以仁义为核心就是由庄子和孟子同时提出的，虽然庄子不是儒门中人。当然，如果我们设想庄子知道孟子及孟子思想的话，庄子解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实质上就是对孟子思想的概括。

 

另一个问题是，孔子本人只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郭店儒简《性自命出》仅言“仁，性之方也”，就目前所见的儒家典籍来看，直到孟子才以仁义礼智为人性内容，这也与庄子所说的儒家以仁义为人性内容不太一样。如果庄子与孟子互不相知，庄子的儒家以仁义为人性内容的观点要么是对孔、庄之间的儒家学者的人性学说的概括，虽然囿于史料缺失，孔、庄之间的儒家学者的人性学说我们知之甚少；要么是预见到儒家因以仁义为其思想的核心，必然会以仁义为人性的内容。假若第一种可能成立，孟子以仁义礼智为人性内容的观点就没有多少原创性，只是对以仁义为人性内容的观点的扩展；假若第二种可能成立，庄子认定儒家以仁义为人性内容的观点与孟子以仁义礼智为人性内容的观点，对于儒学发展来说就具有相同的价值。如果庄子了解孟子及孟子思想的话，庄子以仁义为儒家人性内容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对孟子人性论的提炼。

 

还有一个问题是，郭店儒简《语丛二》只云“欲生于性”，并未明言欲即是性，就目前所见儒家史料来看，儒家直至告子才始言“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明确提出人性的内容是感官欲望。如果庄子与告子互不相知，庄子的儒家以感官欲望为人性内容的观点，可能是对告子之前的儒家人性学说的概括，也有可能是对儒家人性学说未来发展的准确推论。如若第一种可能成立，告子以食色为性的观点就缺少创造性，仅仅是对前辈人性论的重复；如若第二种可能成立，庄子以感官欲望为儒家人性内容的观点同告子以食色为人性内容的观点，对于儒家而言，就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如果庄子熟知告子以及告子思想的话，庄子以感官欲望为儒家人性内容的观点实质上即是对告子人性理论的总结。

 

（此文改定于2008年3月10日）

 

[①] 《孟子·滕文公下》载孔子之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第2篇：儒家思想的内核范文

关键词：儒家；法家；斗争；融合；当代价值

一、儒家、法家思想的辩驳与斗争

（一）儒家、法家思想在人性观上的差异

人性论是关于人的一般本质的思想观点，“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是孔子对人性的基本设定，孟子明确提出人性善的学说，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在人先天所固有的本性中就具善的萌芽或幼芽。孟子说这些品德“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法家在人性论方面主张人性自私论，也可理解为“性恶论”，法家则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人性都是自私的，都是追求利益的。追求利益在法家眼里不仅得到承认，而且受到公然的鼓励。

（二）儒家、法家思想在人生价值观上的差异

儒家在人生价值观方面是积极入世的。儒家人生的大道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明明德，止至善”的层次则在“格物，至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们常用‘内圣外王’来概括儒家思想，‘内圣’是通过道德修养使成为君子，‘外王’就是治国平天下。”儒家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原则，倡导积极入世，报效国家。总而言之，儒家强调修身成人，“道德的实践是为了实现其社会功利价值，从而实现其内在精神价值，是内得与外施的统一”。

法家相比于儒家而言则显得更加极端，法家从人性好利的观点出发，认为人要在争名夺利中才能实现价值，名利的多少是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故在人生价值观方面比儒家更深一层次地主张积极入世，追逐世间的名与利。

（三）儒家、法家思想在治国思想上的差异

“为政以德”是孔子所提出的关于治理国政的基本方针。儒家倡导德治、仁政，反对暴政、苛政。孔子曾说过“苛政猛于虎”孔子还主张推行“王道”，即以仁义治天下，以道德来治理国家。后来孟子、荀子丰富发展了“仁”的思想，突出了民本思想。

法家在治国思想方面的重要内容是法、术、势统一的法治观，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特别强调以法治国的重要性。他说：“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法家只重视法治，以为只要坚决实行法治就可以治理好国家，就可以使人民得到好处。”

二、儒家、法家思想的融合与发展

儒家思想崇尚“德治”，在当时并不能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反之，“依法治国”、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在春秋战国这个动荡的年代里更容易被统治者所接受，秦国运用法家思想实行变法，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但法家思想过于强调严刑峻法，其弊端也渐渐显现出来。儒家、法家许多思想都有差异，但他们却是用不同的方法在完成同一个目的――维持封建统治，所以在历史的行进中，相互借鉴，我国秦朝以后的封建社会时期，统治者大都将儒家与法家思想融合起来作为治国思想。

封建统治者将儒家、法家思想融合的普遍规律表现为当战乱四起之时，法家的强权严法就会大显身手； 而当苛政酷刑遭到民众强烈不满和反抗时， 或者改朝换代、新政伊始， 最高统治者常会回到儒学寻求治国安邦抚民之策。有人讲， 封建帝王往往儒法并用： 以儒家学说文饰政治， 用法家之策支撑政治。比如汉武帝时期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但此时的儒学已经是经董仲舒改造过的新儒学，董仲舒将法家中的法治思想融入到了儒家思想中，使儒学成为了吸收法家思想的新儒学。

三、儒家、法家思想的当代价值

儒家思想的核心“仁政”学说对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积极意义。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利于当今个人自身修养的提升与社会理想的实现。儒家“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对当今的教育也有很大的启示。法家重视法治有利于当今法治国家的建设，法家反对主张“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理念有利于我国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来及时深化改革。综上所述，在今天，我们可以充分吸收儒家、法家思想的合理内核，让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结论：儒家、法家思想是在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体现了不同人对社会变革与发展的看法。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法家思想是以“法”为核心的，在我国秦以后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大都将两家思想融合作为治国思想，故儒家、法家思想从辩驳争论走向了融合发展之势。儒法的融合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封建盛世的出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今中国，也应认识到儒家、法家思想的当代价值，吸收其合理内核，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做到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周桂钿.中国传统哲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第3篇：儒家思想的内核范文

儒家哲学并不局限于学术研究。相反，它被应用于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企业管理，儒家哲学是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儒家哲学独有的特质，使其在经历了两千余年风雨后，仍然屹立于东方，占据我国哲学体系的核心地位。这是由于儒家哲学思想适应中国国情，已深埋于中国人的思想道德观念之中，更适应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

一、儒家哲学思想特质

“儒家哲学以‘仁’为核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历经两千余年的历史洗礼，仍然对现代中国社会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产生深远的影响。”[1]甚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深深烙下了儒家思想的烙印。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哲学思想具有广博的文化底蕴，其动态演进、层次分明、多维构建等特质，使之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一）动态演进

“以时间维度为标准，那么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不断运动的；以空间维度为标准，则同一个事物上一秒与下秒所处的空间也不尽相同。”[2]儒家哲学思想贯穿历史两千余年，历经战乱、思想变革无数，其完好保存至今，并对当代社会仍然产生深远的影响，足以证明其内在的动态性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演进。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产生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末期，盛行独尊儒术的两汉，成熟于文化恢宏的唐宋，变化于西学涌入的明清。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又重新得到社会关注与重视。从发展脉络来窥探其自身特质，无疑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其兼容并蓄的特质决定了它顺应历史潮流和社会形势的发展轨迹。在封建社会，以“仁政、仁人、齐礼”等伦理道德思想来为政教清明服务，以“修、齐、治平”的思想来管理、约束个人；如今在经济社会，又以“内圣外王”“修己安人”“性善论与性恶论”丰富了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哲学人性化与规范化的内涵。

但纵观儒家思想的演进史，无论其学说如何形成分支，如何变化，始终如一的就是“仁”的核心思想。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其洗练历史沧桑，仍然俘获人心的根源。故儒家管理哲学在保持“仁”的思想核心前提下，不断融合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趋势的动态演进特质，是保障其不断传承下去的关键因素。

（二）层次分明

儒家思想是逻辑性强的哲学体系，“具有跨文化、跨时代、跨层次的特点”[3]。其跨时代性，在动态演进特质中已体现出来。其多层次性则是由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决定的，可从四个层次解读。

最内层为核心层，即指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仁爱。这是对人类本性的深刻解读。“仁爱”思想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始状态，并通过“恭敬礼让”“宽以待人”“诚信”“敬忠”等理念展现出来。这些理念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仍然奏效。如上下级或同事间提倡“恭敬礼让”，对待客户提倡“宽以待人”，企业合作提倡“诚信为本”，员工职业素养提倡“敬忠职守”，等等。

第二层为社会伦理价值观，关乎人性立足之本，讲求“天人合一”和“修己安人”的关系。“天人合一”讲求个体与外在环境的统一，对现代企业而言，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才能使企业维持稳定发展的格局。“修己安人”则强调个体修为提升，通过个人能力影响周边人和事，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备“修己安人”能力的人才是企业不可或缺的管理者，是铸就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第三层为教育伦理价值观，关乎“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思想观念。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来讲，人力资源管理是重中之重的环节，有关系到企业发展的命脉，而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育。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融入企业人才培养中，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一方面，日本、香港和台湾已经走在了前列。

最外层为处世价值观，强调中庸、和谐、“人无信而不立”等处世哲学思想。诚信可谓企业生存之本，而中庸思想则是企业适应时展、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理念之源，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三）多维构建

儒家管理哲学具有完善的价值体系，也拥有多维度的建构视野。其涵盖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

在政治方面，儒家学说强调“为政以德”“爱人贵民”“知人善任”和“见利思义”等管理思想，将“人”在管理伦理中的作用视为首要的；在教育方面，强调“安人”“治人”等管理思想，增加了管理者的自我修养意识；在教育方面，强调“仁政”“爱民”“富民”等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重视人才发展战略的观念如出一辙；在教育方面还提到“修身”与“教化”的观念，儒家哲学认为“人具有无限可塑性”，只要重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培养，就能够发挥出无限潜力，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上行下效”“正己正人”等管理理念盛行，也体现了儒家哲学的“?e矩”之道；在管理方面，儒家哲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提倡管理者的个人魅力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行为规范方面，儒家哲学更是细化精化，从个人修为到国家制度执行，都具有详细的论述，使人各行其道，又具有统一的道德标准。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

（一）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异质关系

首当其冲的是“义利观”价值取向异质。儒家管理哲学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伦理道德基础；在经营管理方面，“重义轻利”是其基本思想。但在经济社会时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生存的必要目标，故二者对于“义”“利”的偏重择取存在价值取向差异。其次是“中和”思想与“竞争”意识的冲突。儒家讲求“致中和”，追求人要气质内敛，“知天性”“率性而为”即可；而在企业管理中，人才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是无可避免的，这是经济社会的必然产物，故二者对于人才何以自处、何以生存问题，存在价值观认同的偏差。第三是“重道轻器”与“真才实干”的冲突。儒家管理哲学注重精神世界的锻造，强调人的思想意识；而现代经济社会中，企业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依靠精神食粮，需要“真才实干”才能“兴邦”，才能使企业维持正常的生产运行，二者在追求“形”与“质”的落脚点上存在差异。第四是“德治”与“法治”的冲突。儒家追求道德修养，以“仁”为思想核心，注重“人治”，提倡伦理道德作为管理工具；而现代企业管理是以制度为核心的，强调“法治”，提倡管理的规范与标准，二者在情与法的取舍上存在差异。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同构关系

首先，儒家管理哲学用“礼法”规范人的行为与社会秩序，强调“德法并重”，即“治之经，礼与刑”，儒家哲学不仅用道德来约束人，也用刑罚来惩戒人；而现代企业强调“秩序”，用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和企业经营秩序，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诚信”二字使二者的管理理念合归一处，儒家管理哲学尤为看重人的“诚信”，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君子贵以诚”；那么现代企业管理中也强调“诚信经营”和“信用”，拥有这两样法宝，才能使企业达到“有口皆碑”的程度。再次，儒家管理哲学中“仁爱”“推己及人”等思想是人际关系的高级原则，尽管现代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唯有将客户利益放在首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使产品适应大众需求，使企业获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第四，团队协作精神是二者一致注重的思想。儒家思想的“仁爱”“德政”等理念体现了群体价值的重要性，表现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即为团队合作意识。第五，儒家管理哲学强调“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注重“温、良、恭、谨、让”的五德修为，注重勤俭节约，成为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企业管理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树立企业目标等思想，与之如出一辙。

（三）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互补关系

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的可能。儒家管理哲学也不例外，尽管其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诸多异质，但异质因素并非一成不变、不能转化，只要善加运用，补充阻碍企业管理消极因素的不足之处，将其转化为促进企业管理的因素，从而形成二者的互补关系。

一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这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阶段，也是推进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物化有关系的结果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漠，反而阻碍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儒家思想提倡“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理念，可有效缓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放大人的主体地位，修正人与物的主次关系，维持社会发展的稳定和谐。

二是现代企业进入法制化管理时代，依法办事固然是维护企业制度的有力武器，但也未免使企业失去了“人情味儿”。虽然法制可以约束人的行为，但维持人类关系的却是情感。儒家管理哲学强调“礼法”观念，先“礼”后“法”，先以伦理道德约束人的行为，再以法制规范人的行为，既不逾越法律法规，又使人际关系充满了“人情味”，有助于企业文化的建立，为企业聚拢人才，统一员工思想，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现代企业运行机制也是围绕经济效益建立的，这使得企业在执行既定经营目标时，过于投入，导致重利轻义思想蔓延，不正当竞争手段、歪风邪气滋长，最终走入企业形象毁坏的困局。儒家哲学则恰恰相反，其“重义轻利”的思想可有效遏制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脚步，帮助企业在战略决策、经营管理中平衡“义”与“利”的关系，发挥调节剂的作用。

四是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使其陷入过度关注自身，忽略整个行业乃至社会经济环境的境地，容易导致企业走上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之路，包括屡禁不绝的假冒伪劣现象，都是企业过度关注自身利益的结果。儒家哲学追求“公义胜私欲”的群体利益，漠视个人利益，也存在压抑个性发展的不足，但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可平衡企业对个体和整体的关注度，使企业在考虑自身得失的同时，掌握行业趋势，了解社会经济环境，为企业之间的合作互利奠定基础。

五是社会资源越来越少，而企业对资源的需求却越来越多，导致一些企业铤而走险，运用不正当竞争手段以谋取暴利。儒家哲学追求中庸思想，即“致中和”观念。其追求和谐共赢，追求公平竞争的理念，用之现代企业管理，可通过伦理管理提高企业员工素质，强化企业的经营秩序理念，引导企业走上公平竞争之路。

六是企业在生存发展压力下，在资本积累阶段，往往疯狂掠夺自然资源，即以资源换生存。这种经营理念不仅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也使得企业过度依赖于自然资源，而弱化的经营战略、营销策略等核心竞争力，使得企业抵抗市场经营风险的能力逐渐减弱。儒家哲学不仅强调“不违农时”思想，更以“天人合一”作为核心生态伦理思想。这一哲学理念可有效遏制企业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提高企业适应自然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同时培养企业的创新能力，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

三、儒家管理哲学的局限与改造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我国哲学发展史的奠基学说。虽然其历经两千余年的文化洗礼，仍然历久弥新，但要融入当代经济社会，也不能全盘接收，而是以当前国情为基础，有策略、有侧重地继承、融合和发扬。一方面，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汲取儒家思想精华；另一方面，遏制儒家哲学中的消极思想，完善不足，使之成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其一，粹取精华，完善不足。正如上述分析所言，儒家哲学思想诞生于自然经济条件下，成长、成熟于封建经济条件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要以科学发展观来继承，而并非照本宣科、机械性地全部运用。用辩证思维来看，儒家哲学思想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固然对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起到推进作用；但其消极、腐化的一面，也对经济发展形成了桎梏，对企业管理也同样起到消极作用。故对待儒家管理哲学，应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第4篇：儒家思想的内核范文

（一）文化发展要与时俱进，文化传播要依靠精英力量

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在中国的专制社会中存在了几千年，在儒家思想的传播过程中，也曾存在很多的困难与挫折，但是儒家在历经了几千年之后仍然在现代社会深深影响着社会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发展过程中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就是自我完善。儒家在整个专制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结合每个时代的具体情况进行内容上的整改。从最早孔子提出“仁政”的儒家核心思想，历经孟子，荀子，最后在董仲舒提出的“新儒家”思想中确立了其正统地位，也使儒家思想最终深入人心。我们说儒家思想的传播首先要使统治者接受，所以儒家思想在不断地思想发展中根据各个时代的社会民生情况进行调整，从最初的“仁政爱民”，到之后的“君权神授”可以说都是直接与统治者的利益相关联的。除了统治者的接受，儒家思想还CENTURY根据人民的具体情况进行其思想的改制，从“君舟民水”到之后的“天人感应”都切实的考虑到了人民的切实利益。在儒家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紧紧围绕“仁”这一核心观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整。在不断自我完善中，儒家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奠定了其正统的思想地位。从儒家的发展中我们看到，要在国民教育中很好的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我们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社会的实际情况，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具体要求，紧紧围绕几个基本点，不断地进行具体思想的落实。在思想成熟时，我们要利用社会中的权威人士，领导人士进行传播与发展，在儒家思想的传播中，一批核心领导人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这些士大夫阶层进行了广泛的传播，他们通过讲学，游说，收门徒，编写书籍，开学堂等种种方式进行广泛的传播，从而使社会中的儒家信仰者不断地增加，在这种具有规模性传播方式的影响下，儒家思想得到了很好的传播。除了这种权威知识分子的传播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统治阶级的政策推行，在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确立之后，董仲舒得到了汉武帝的大力支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进入科考范围”这些政策的推广，使得儒家思想得以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在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中，我们要学习儒家，借助知识分子，权威人士以及国家政策的推行，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系的推行，我们可以利用广大的网络媒介平台进行传播与宣传，并且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借助广大的权威人士知识分子阶层，以讲学为主要途径进行广泛的传播，逐步在传播中形成广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群体基础，并且利用国家机构出台相关政策来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落实，从而在社会中形成广泛群体道德意识。

（二）文化传播应从日常生活层面入手

儒家思想注重从小事做起，从个体做起。“人则仁义”是儒家思想的生命价值基础，不仅是为人的基本价值标准，也是个体行为实践的价值准则，在儒家学者看来，“仁”是支撑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义”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基本行为准则。这正如儒家所主张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义者，宜也。”儒家学者之所以将仁义看得如此之重，是因为其理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仁者爱人”。一方面，儒家仁学的“爱人”思想把握了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要素，在儒家看来，无爱人无所以构建起和谐社会，正如孔子所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从最基础的爱人开始关注每个人的生存发展强调以礼待人，以利与人；不民意，不强民所为；勤政勤劳，不悔不怨。在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我们也要秉持最基本的以人为本，从每一个人的切实利益出发，关注于每一个人的价值观的发展。加强对个人的教育，从每一个人的精神层面提高上着手，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国民教育逐渐融入到整个社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从关注人这一基础出发，在儒家提出的“三纲五常”“仁义礼智”“孝道”“非义不居”这些日常小事上着手，进行具体的规定与详细的规范，儒家思想强调诚信，认为不讲诚信，一个人就不具有良好的品格，也就不能实现自身真正的发展，不能成为对社会和国家的有用之才。要想做到心中有仁，必须要诚实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必须在追求和谐的心境中，做到至诚至信、至真至善。只有这样，才能在现实中实现自我的飞跃。儒家思想弘扬孝道，认为“孝”产生于家庭血缘关系相连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之上，孝是最真挚的情感，也是反映一个人道德修养的衡量标准。在儒家看来，做到孝道，才会心中有仁，这对于社会的安定、社会秩序的维护有着重要的作用。儒家十分强调道德的力量。“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德不仅可以引导一个人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身素质，而且还有助于促进一个国家的不断发展。儒家认为道德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超越一切，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有助于节约社会资源，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儒家在这些小事上进行了各方面的规范，可以说事无巨细，在这种不断地积累过程中，逐步深入。俗话说：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们要在国民教育中，从每一件小事出发，无论何时何地何事，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具体的事物中，要学习儒家思想，循序渐进，不断地进行积累与进步，从不断量变地积累中逐渐达到质变，在不断地进步中落实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三）价值判断需深入文化建设的内核

第5篇：儒家思想的内核范文

(一)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古代的礼仪之道，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以“仁”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体系。儒学创立于春秋战国时期，独尊于西汉武帝时期;在先秦以后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被确立为正统思想而大行于世。儒家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被后人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主要内容是“士”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与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第二阶段是以《天人三策》、《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儒学，其中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而后成为了人们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第三个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主要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第四个阶段从康有为开始，是与西方近代民主与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学，主要对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发挥作用。从四个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出，无论儒学处在哪一个发展阶段，都实际上承担了教化民众、维护统治的社会功能，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十分相似。

(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包含对儒家思想的继承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教育实践活动，是统治阶级为了夺取和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培养合格接班人和社会成员而开展的社会教化;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教育、法制和纪律教育、道德教育、思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宗教教育、人格教育等，涉及思想意识、文化心理及行为模式等多个层面;主要任务是在统治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导思想意识(或称“主流文化”)的灌输和规范行为的训导。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

二、儒家思想的特点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教化民众的正统思想，经历了2000多年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归结起来主要有五点:第一，以人为本，儒家思想重视人性，强调人的内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能力，包括“自我修养”、“自省”、“慎独”、“自我完善”，还提出了“做人”的要求和方法，使人们从中得到乐趣。第二，注重德育，儒家思想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孔子从道德教育的内容方面进行了总体设计，创建了以“仁”为核心内容的道德范畴体系，为确立儒家道德教育的内容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尊师重道，“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职责，尊重教师的实质是对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视。第四，崇学重教，孟子认为，教育使人懂得人伦规范，是控制人们思想观念、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第五，因材施教与言传身教，孔子主张根据人的不同资质加以教育，主张教师以身作则。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同样重视教育客体，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性即政治性，同样是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

三、比较儒家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儒家思想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善的教育方法，社会教化和修养两个方面的主要方法有:教化方法，主要有教育灌输、化民成俗、身教示范、礼乐结合、环境陶冶、践履笃行等几个方面;自我修身方法，主要有学思结合、自省、克己、慎独、积善成德等几种方法。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有理论灌输法、实践锻炼法、自我教育法、榜样示范法、比较鉴别法、咨询辅导法等。从教育方法的比较结果中可以看出，教育灌输与理论灌输法相一致、践履笃行与实践锻炼法相一致、自我修身方法与自我教育法相一致、身教示范与榜样示范法相一致;比较鉴别法和心理咨询法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特有的方法，儒家思想中化民成俗、礼乐结合、环境陶冶等方法可以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有所启示。

四、儒家思想育人功能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一)儒家思想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的作用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和手段，为统治阶级提供了系统的治国之道，“四书五经”中大多论述了儒家的治国之道。儒家思想的治国理念是王道政治，宣扬“君权神授”的观点，真实目的在于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同时，儒家主张“为国以礼”、“为仁以德”，《论语》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为，以强硬的行政权力、政策法令来管理国家，使子民顺应服从;以残酷的刑罚来约束，使子民安分守己，只不过让人隐藏了一颗不知羞耻的心，暂时不表现出违法违规的现象，只是表面的平和安定;如果以礼仁之德来感化人民、以礼义之法来引导人民，那么民众就会勇于知耻，且能在日常生活中克服不良习惯和丑恶心理，并长期保持不变。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地服从政治权威，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不仅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也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

(二)儒家思想在教化民众方面的作用

儒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设计者，其核心就是通过向民众灌输政治理念，形成民众的政治情感、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儒家思想认为，人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国家观念，个人应该服从国家、忠于君主;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规约人们的道德，使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的责任，从而“克己复礼以成仁”。儒家思想强调向内扩充人性中本有的“善端”，倡导反求诸己的修养路径，使人们坚信有成圣贤、达到理想人格境界的可能。这种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培养了民众良好的道德品质，既巩固了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又达到了引导民间才智忠君报国的目的。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与功能

当代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目的，以共产主义为方向，是直接作用于人的思想品德的实践活动，因此，当代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激励人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包括个体和社会两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作用就是促进人的发展，即实现个体;进而通过人的发展来影响社会生活，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即实现社会功能。

(四)思想政治教育从儒家思想中得到的启示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善”，中国传统社会大多数时候以善恶来评价人的行为，善恶观念是深植于人们意识中的价值观念。儒家思想中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贯穿于中华伦理观念的发展中，给予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诸多的启示。《论语•季氏》中提出，做人要“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意思是“见到好的、善良的，要努力思考自己的不足，争取达到同样好的程度;见到不好的、恶的，要像碰到热水一样，尽力避开”;要“省”在高处，学典明理，坚定信仰，守住良心，不为蝇头小利而鼠目寸光，不为荣耀光环而急功近利。运用儒学的语境来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发现，其中的大多数内容已在儒家思想中存在并早有阐释。思想政治教育与儒家文化有着功能上的价值契合点，正确的理解运用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达到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对于和谐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与方法创新

(一)儒家思想的精华与糟粕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发展历史中的积淀和精华，博大精深，对于建构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观与价值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以德润身、内圣外王”的身心和谐思想、“仁者爱人、以礼待人”的人际和谐思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和谐思想以及“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生态和谐思想。当然，任何思想都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儒家思想在维护和推崇“大一统”社会政治理想的同时，必然会抹杀了人的个性，压制了人的创造性;因过于强调人伦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而存在浓厚的“官本位”倾向且缺少民主意识，更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一种功利化的倾向;另外，因循守旧的思想和过于保守的作风也不利于社会进步，因此，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借鉴和吸收儒家思想中的精华、认清和摒弃其中的糟粕，并树立开放的治学理念，把思想政治教育推向前进。

(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继承

儒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情感，也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一些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推移已不再符合时代的需求。在建国之初就向全党提出，应系统总结从孔子到孙中山期间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任务，采用“古为今用”等对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因此，我们要认识到儒家思想的阶级性和封建性，不能全盘照搬其中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而是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树立正确的、批判性继承的态度。

(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儒家思想启示下的方法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明显的阶级性，也与政治和传统文化有着很大的关联，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封建制度下产生的儒家思想反映出当时政治社会和教育文化的需求，并随着几千年的发展深植于大众的思维之中。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儒家思想显然不能满足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割断思想政治教育与儒家思想的文化关联，却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符合人性的观念和方法，并将其科学地运用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有效途径。

1．化民成俗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如果民众能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学到良好的社会风尚，就会在思想上生成道德规范、在行为上养成风俗习惯，并自觉自然地认同法治理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礼乐结合

礼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文化能提升人的道德水平，使人们实现自我完善。“礼”是从人的情感出发来制定，又是以修正人的情感为目标;“乐”是人类发自内心的情感之声。礼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也使人知道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还可以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人伦和谐，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3．环境陶冶

第6篇：儒家思想的内核范文

论文摘要: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实践便成为其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然在传统儒学中，实践往往被局限于道德范围之内。儒学要发展就必须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时代问题给予创造性的解决，而儒学实践理论这一概念将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和现实时代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论创新的建构的哲学，即在儒学实践理论这个概念中，其主体是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在道德价值观照下去审察历史和现实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者，其理论的内核是仁爱，其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其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儒学就十分强调实践的观念。对此，梁启超深有感触地说过:“后人多谓知行合一只说是王阳明所首倡，其实阳明也不过是就孔子已有的发挥。孔子一生为人，处处是知行一贯，从他的言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学而不厌’，又说‘为之不厌’，可知‘学’即是‘为’，‘为’即是‘学’，盖以知识之扩大，在人努力的自为，……所以王阳明曰:‘知而不行，是谓不知。’”儒学的实践理论是讲究即知即行的，是体悟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但儒学这个实践理论更多强调的是在道德上的实践，使道德实践和生活融为一体。

儒学实践理论强调的道德理论实践构成了人之为人的重要的文化标准，但只有这样的规定并不能使儒学更好地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因为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理论文化的建设上有自己独特而有效的理论。而缺乏相对独特而有效的理论是限制儒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换言之，如果儒学要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成长发展，那么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必然要采取的行动之一。

现在很多人对儒学在当代的理论创新提出自己的看法，清华大学方朝晖老师曾经说过，要通过厘清知识和道德的关系，来探讨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结合的可能方式。l而浙江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吴光老师对儒学理论也进行了新的探讨，他提出了“民主仁学”的概念，并对该概念的特征即道德理性、人文性、实用性和开放性进行了说明。山东大学颜炳是老师指出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自我转换或转型的潜能，重铸民族灵魂，又要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方向转变。并主张儒学应当加强同当代社会的互动，以此使得儒学焕发生命力。复旦大学徐洪兴老师认为，儒学的伦理价值经过现代转换和诊释可以对防止现代的弊病有所贡献。

以上诸位老师对儒学的发展，各陈其见，积极对儒学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创造，是当代中国学界对儒学发展可能性的探求活动的缩影。换言之，儒学的当论创新是极具开放性的。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笔者也希望能把自己的日常学习心得，以此种方式表达出来。

一个命题和理论的基础是概念，所以表达自己想法的基础当然离不开概念。而儒学中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儒学实践理论。儒学实践理论概念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是超越于特定时代和特定具体内容的一个抽象概念。因其抽象，所以对具体内涵的规定就少，该概念的开放性就较大，所以很适合对其进行必要的理论规定和演绎。

首先对这个儒学实践理论下一个定义: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沦创新的建构的哲学。首先，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第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精神;第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对时代问题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第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是立足于传统和现代的对文化的抽象化把握和思考。

下面我们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几个内涵分别加以解析。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

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这里所谓的儒者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进行研究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工作者。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内涵下，所谓儒者是有其特定的文化含义的。首先，儒者是一个有道德价值的人。这是儒学自孔子以来十分强调的首要内容。儒学认为，道德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论语·学而》中“学而时习之”的“学”，即“觉”也，是觉悟做人的道理，即道德价值。《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也提到仁义礼智四德是人性善的萌芽。这些都表明，道德价值是为人的根本原则。后世儒者从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力，明其道不计其功”到朱熹的天理道德观念无不秉持了先儒的这一理念。其次，这里的儒者蕴涵着个体的意味，即强调的是个体儒者，这也是儒学重视个体的传统。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欲”、“勿欲”、“欲立”、“欲达”都针对个人而言。《大学》中可以看到儒学的个体思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事皆以修身为本。”这主要是针对个体而言的道德修养的过程，并指出这个道德修养是人人必须且能够做到的。

谈到儒者，还需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儒者的历史意识。中国儒学很重视历史，孔子整理编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即是对上古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孔子及其后学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文化倾向无疑鲜明地展示了儒者们深远的历史文化意识，尤其是自韩愈后创立的道统学说，其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在展示儒家发展的过程中也显示了儒者心目中的历史文化和责任意识。

在这里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儒者的道德价值对其活动的意义，因为这是儒者必备的品质。道德在人的活动中起到了价值观照活动的作用。在这方面，以三苏为代表的宋代蜀学提出的“推阐理势’，观点明显，“圣人因时设教，而以利民为本”，“时”大致相当于“推阐理势”中的“势”，教则相当于其中的“理”。这里的“理”即儒学的道德义理，“势”则是指事异备变。这就是说，道德价值高于事实，以道德义理来观照社会事态的变化，采取合理的方法手段来适应社会的变化。“所以要用道德来指导规范人类社会的生活，恢复人之作为人的尊严，恢复人道的崇高”。

总而言之，作为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的儒者需要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并在道德价值的观照下，去审查历史和现实，这是作为一个儒者所必备的能力和素质。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

早在儒学开创者孔子那里，仁的思想便已经成了最高的思想观念，而这个观念的核心就是仁爱。这个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了证明和发展，应用在政治上就是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后世的儒学者无不以仁作为最高的价值，观照现实世界，以儒学的视野解决社会时代问题。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儒学的仁爱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以北宋儒学为例。“站在中国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则可以认为北宋既是一个政治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政治变革通过政府有组织有序地进行，是在儒学复兴的文化支持下自觉进行的政治调整……也正因为二者被历史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变革引发了儒学复兴的问题意识，反过来，儒学复兴又影响了政治变革的方向性选择，所以，北宋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批判是追索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所谓天道性命之理，即由此发畅;重建是探讨文明秩序、政治制度的合理模式，于是需要推阐王道，作为最高政治宪纲，从而将师古与用今结合起来，使现实政治朝着合理模式的方向调整。正是围绕批判与重建的时代课题，触发北宋儒者的思想激情，形成各种学派，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思想史画卷。”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学王道思想在北宋儒学者处成了宪纲原则，成为观照现实时代问题的道德价值标准。

儒学的仁爱是一种普遍的思想。首先，自儒学创立之初开始提出力行仁爱，绵延数千年而不中绝，这是历史的选择。而历史的选择则证明仁爱具有超时空性。其次，仁爱能满足人类内心精神需求。在人类交往中，人总是希望能够被尊重和关爱，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需求。当将仁爱思想付诸交往时，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精神感受到的是幸福和满足。而这正是人类要追求的生活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仁爱是普遍的，它实际内存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

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仁爱是普遍的道德价值，而普遍道德价值的意义就是对现实世界进行观照，以仁爱认识社会现实，以仁爱批判和改革现实，从而力图达到社会的和谐。从本质上来说，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观照社会现实的依据和标准，儒学实践理论主体的其他方面的意识都以仁爱为中心而展开。

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一:反思时代问题

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从儒学实践理论的含义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时代问题的反思，换言之，反思时代问题构成了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儒学实践理论把握时代问题的基本方式是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所谓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就是将时代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加以思考，从而给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哲学理论上的支持。

以哲学的方式来理解时代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为时代问题背后牵动的是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关系。如果将历史问题哲学化思考，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此，反思时代问题时必然要讨论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问题。

哲学研究的是人类面对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内容和方法正是在哲学史，也就是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展开的。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只有与以往的哲学不断地进行对话，才能进入这些问题并对它们作出自己的贡献。哲学基本问题总是浓缩着时代的问题，是人类对自己所面对的困境的智慧的思考，正因为如此，哲学家对哲学史的研究，从来都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恰恰是要以今度古，从哲学史中找出当下危机的根源，或探寻可能的解决与出路。之所以要以讲哲学史的方式阐述自己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原因有二:意识要追溯当下问题的深层原因，再就是试图在传统智慧中找到今天问题的出路或启示。

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即把握时代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要有历史感，从对历史的研究中探寻出当下时代问题的历史、哲学的根源;其次就是借鉴历史智慧来思考当下的时代问题。借鉴历史智慧并非将历史经验移植到当下，而是寻求解决当下时代问题的方法，即历史经验并不能完全能解决当下的时代问题，当下时代问题只能在历史方法的启发下，根据当下的时代条件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解决。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二:理论创新

儒学自古以来就不乏创新精神。孔子虽然继承了周代文化，但它并未毫无选择地保留，而是对周文化进行了损益，最重要的是他将周代以来的仁的概念加以哲学改造，由政治术语变为最高思想价值原则。创新的意识在孟子处也很强。孟子终身愿学孔子，孔子言“性相近”，而孟子言“性善”。孔子说:“齐桓公正而不橘”，“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披发左枉矣。”而孟子反其言:“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乎?”孔、孟之言显然相抵，但创新之处不言自明。儒学从汉至唐，经学绵延，而到宋明，学风顿变，自觉创新，儒学诸派兴起，由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庆历学术开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和苏轼为代表的蜀学竞相开展，直至后来的心学和理学的并举。从儒学发展的脉络来看，儒学不乏理论创新活动，只是后来由于外因的强烈介人而使得儒学的创新意识萎靡，理论创新陷入枯竭。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当有适当社会环境时，儒学的理论创新就会重新生长。当代各路新儒家的种种努力都是这种理论创新的再现和发展。

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儒学实践理论的表现形式。儒学实践理论对时代问题的精神的把握，在面对时代问题的解决上往往表现出对创造性思维的需求。而在创造性思维方面，儒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在历史文化上，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可以给儒学实践理论创新提供文化的渊源和方法的启示。可以这样说，儒学实践理论的理论创新是以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为文化基础的，是儒学传统理论创新在当今的展现和发展。

儒学实践理论不只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以理论创新对时代问题的创造性思考。这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参与社会的积极意识的重要表现。

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儒学实践理论在本质上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所谓建构的理论哲学就是以抽象的理论思维对中国传统哲学中超越时代、超阶级和超历史的特殊的普遍抽象的概念和范畴进行反思、重构和演绎，即对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概念进行重新的构建和演绎。这是具有可能性的。首先，从方法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对这样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是合乎逻辑的，正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范畴相互间的推演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所谓抽象和具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也就是内涵比较简单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复杂的范畴，也就是内涵比较片面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全面的范畴，也就是部分和包含部分的整体范畴:“具体之所以是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我们对一个抽象概念进行规定，使其具体化，以使抽象的概念符合理论的需要。从理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能性。在当代的中国，自民国初年后，中国文化便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旧有的理论已经被打破，直至今天，中国在文化上尚没有完成文化的新建构，所以，在这种文化竞相争鸣的时代，提出自己的合理见解是十分有意义的，所以架构理论哲学是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

综合来看，儒学实践理论的各部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仁爱是主体儒者的核心思想内核，是儒者内在的价值标准，而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则是儒者关注现实、改造现实的思想对象，在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的关系中，反思时代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而理论创新则构成了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理论解答。

儒学实践理论的外延包含广泛，既包括古代先儒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又包括当今社会有儒学文化背景的学人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从孔子损益三代文化创立仁学理论到当代新儒家的对时代问题的种种探索，绵延至今达数千年之久，其理论革新发展更是层出不穷。具体而言，儒学实践理论具体形式包括先秦儒家、汉唐经学、宋明清理学、民国初年新儒学等。

对于先秦儒家的实践理论，主要包括孔子、孟子和荀子实践理论创新。孔子积极学习和吸收夏商周三代文化，因其时代，择善而从，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实践理论体系;孟子对儒学实践理论亦有发展，以性善学说来为孔子的仁进行理论证明，并针对当时的政治，提出了仁政学说;荀子则在孔孟的实践理论基础土，提出了性恶学说—强调人后天向恶发展的可能性，为其礼法理论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他还根据战国时代人心纷乱的状况，一反孟子的崇王贱霸的方略，主张王霸并举，最终实践王道。

汉唐经学则是在汉代以后儒学实践理论的一种形式，经学与儒生所传儒学有密切关系，经学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作为注释和研究的对象，并结合各个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些新见解。可以说，离开了儒学，离开了儒家经典，便无经学。而儒学在汉代以降，主要是以经学的形式出现的，离开了经学，便谈不上儒学的流传和发展。儒学除以经学的形式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儒学的渗透和儒家思想的体现。

宋明清理学是两宋、明和清代主要的儒学实践理论，主要包括二程和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两个主要理论形式。他们针对各自的时代特点，对儒学实践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宋代佛道盛行而儒学式微，程朱积极吸收佛道思想创造性地诊释儒学经典，以创新的儒学理论力辟佛老，成为儒学理论发展的里程碑。陆王心学的发展是对程朱理学理论的反动。明代程朱学说笼罩士人，其教条化导致儒学思想失去活力，王阳明以致良知学说，使得思想解放蓬勃发展，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又一次发展。这两种思潮后对清代的影响深远。

民国初年出现的新儒家是在儒学遭受近代西学的冲击下进行的文化反思和创造活动，包括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及其后学，如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他们积极继承传统儒学的精华，运用西方的学术思想来重新认识和发展儒学，并结合时代问题积极进行儒学的创建，如牟宗三在突出儒学个性之后，在民主和科学成为时代的主题后，积极努力，希望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创出民主和科学。

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它的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是由儒学内在的动力—儒学仁爱原则下的对时代问题的反思的前提下进行的。儒学仁爱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对不同时代具有观照作用，而这种观照必然要求对当下时代和社会问题进行反思，使得社会的发展符合时代要求，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由此可见，儒学实践理论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理论。

五、儒学实践理论的意义

第7篇：儒家思想的内核范文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l（2016）03-0032-08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在1997年提出了“核心素养”的概念，并将其视为基础教育的DNA、人才培养的指针。因政治体制、文化背景等不同，不同国家所提出的核心素养有所不同，但也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比如强调合作与交流能力、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掌握、公民素养、创造性、批判性思维，等等。核心素养，将成为未来基础教育改革的灵魂。钟启泉认为：“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借助学校教育所形成的解决问题的素养与能力。”由此可见，核心素养强调的不是知识和技能，而是获取知识的能力。吴伟先生指出：教育部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中，就把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定位在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学科”，尤其指出“掌握历史知识不是历史课程学习的唯一和最终目标，而是全面提高人文素养的基础和载体”；《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则指出：“历史教育对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有着重要的作用。”历史课程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人文性，即“以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陶冶学生的心灵，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人文素养”。同时，在“课程基本理念”和“课程设计思路”两部分中，都明确提出了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并把其作为宗旨和出发点。

为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迫切需要立足国情，结合时代特点，根据学生的成长规律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把对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总体要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关内容具体化，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号角正式吹响。与上述要求相适应，新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研制随之启动，其主体是研制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朱汉国教授指出，所谓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生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所谓学科核心素养，是以学科知识技能为基础，整合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内的，能够满足特定现实需求的综合性品质和相关能力。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是历史课程的总目标，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在历史课程学习中的具体体现，是学生在历史学习中获知的关键能力和个人修养品质，是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体现。

基于上述背景，2015年新课程高考历史试题在依据考试说明基本规定的前提下，融人和渗透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本文以2015年新课程高考全国I卷第40题为例，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角度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例题]（2015年新课程I卷，40）（25分）阅读材料，完成T9l要求。

材料1：在历史中，儒学一直在发展与创新。唐代韩愈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道，鄙薄汉代以来的儒学，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在孟子之后已经断绝。他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先前）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这一主张被宋代儒者接受并发扬。当代学者认为韩愈开了宋代“新儒学”的先河。

――摘编自卞孝宣等《韩愈评传》

材料2：19世纪末，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认为汉代以来儒者奉为经典的《周礼》《左传》等书，是汉代学者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影响恶劣，导致“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遭受）暴主夷狄之酷政”。他主张回归孔子所编写的《诗经》《札记》等原典，理解真正的儒学精神。在他看来，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春秋》便是孔子为“改制”而创作的。他甚至用西学来解释《春秋》，认为《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为：“始于据乱（世），立君主；中至升平（世），为立宪，君民共主，终至太平（世），为民主。”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1）结合材料1及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儒学与孔盂儒学的不同之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理解、历史阐释），并概括宋学在哪些方面对儒学有所发展（时空观念、历史理解、历史阐释）。（10分）

（2）根据材料1、2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韩愈、康有为关于儒学认识的共通之处（时空观念、历史理解、历史价值观）。（8分）

（3）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孔子与儒学（历史理解、历史价值观）？（7分）

一、从时空观念角度辩证地看待儒学思想的历史演进。

时间和空间是在历史进程中对历史事物进行定位的两大维度，它们都表述了一种“序”的概念，反映了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考生具有时空意识，是正确认知和解读历史现象，建立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基础。如何从时空观念理解掌握历史事实、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呢？其一，运用有关时间、空间的各项技能（包括使用有关时间的各种术语；制作年表、时间轴；阅读地图），熟悉重要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活动发生的地域、时段及其先后顺序；识别历史地图中的相关信息。其二，区分不同史实的历史阶段特征和地域特征，理解教科书中的历史分期及其依据；对所学重要史事依时间顺序编制成图表。其三，准确判断相关史料的时空范围；辨识历史著述中不同的历史分期方式；准确运用历史的时间术语和分期方式对历史发展进行自己的论述。

第40题的材料涉及儒学的发展与创新，问题求答的内容包括孔孟儒学、汉代儒学、唐代韩愈的儒学观、宋学和当代对待孔子与儒学的态度等。据此而论，要全面理解和掌握儒学的发展与创新，就要依据“古今贯通”的原则，综合梳理儒学思想演变的基本线索和时代特征。

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和发展是同步的。儒而成为学，始于孔子。孔子指出：“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溷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日‘儒’。”（见《礼记・儒行》）孑L子通过这种努力促成了早期“儒”者的分化，奠定了创立儒学的人才基础，进而通过整理和继承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和文化精神而初步建立了儒学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色：第一，强调文化传统，提倡人文精神；第二，重视道德修养，在人伦关系中实现人生价值和人格完善；第三，“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第四，追求“中庸之道”“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的王道理想；第五，信天命“敬鬼神而远之”，更重人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孔子之后，儒学薪火相续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传统，是为传统儒学。传统儒学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先秦儒学初步发展时期。以子思、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后期儒学，将孔子创立的儒学由初步的理论框架过渡到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了《孟子》《荀子》《大学》《中庸》等～批相对系统化的理论成果。

第二个阶段为两汉儒学经学神学化时期。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逐渐结束了各学派思想的平等竞争，儒学由一家之言上升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入经学化时代。两汉经学，由于所据文本和师承渊源不同，因而在阐发和解释儒学经典中形成了思想与风格迥异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无论是今文经学或古文经学，为了迎合最高统治者的意愿，都与统治者所崇信的谶纬之学相结合，与儒学的经学化相伴而生的则是儒学的神学化。总体上说，两汉儒学构建了一个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并贯彻于社会生活及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促进了儒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发展和巩固。同时，由于经学神学化，儒学的形成发展完全依赖于皇权，因而必须服从于以皇权为核心的上层建筑的发展。随着东汉王朝政治危机的逐步加深，经学神学化的儒学亦必然步入没落的境地。

第三个阶段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儒学统治地位的动摇及其与佛、道交融的时期。汉末迄魏晋，玄学流行，加速了经学神学化、儒学衰微的进程。玄学对儒学的冲击，一方面有些玄学家致力儒学名教与道学自然的调和，从而在内容上摈弃了两汉神学目的论，拉开了儒学传统天道性命之学与神秘“天”意的距离，这是对儒学发展的一种有益抑制；另一方面，玄学将先秦儒学开创的性命之学、理想人格、外王之道的现实性品格等与道学的自然原则、无为本体结合起来，从而强化了儒学宿命论的消极因素，进而使儒学与其“王道”理想相背离。在玄学冲击和三教并争的过程中，儒学虽然努力保持先秦时期形成的传统品格和人文精神，但总体上呈现出在纷争中求生存、在融合中求发展的曲折进程。唐中期以后，韩愈等人公开打出排佛扬儒的旗帜，于是形成儒学在低迷数百年后的一次强有力的复兴态势，为开启宋明理学作了理论上的铺垫。

第四个阶段为宋明儒学的理学化（道学化）时期。宋明儒学继承吸收前人丰富的思想资料，综罗古人，吞吐百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理学（道学）体系，集中反映了儒学的基本立场、观念、方法和风貌，从而成为传统儒学发展最为成熟的理论形态。理学虽然以复兴儒学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深刻影响，是以儒家礼法、伦理思想为内核，吸纳佛、道思辨哲学、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等理论及精神修养方法，而最终形成的一种既有精巧的思辨形态，又有极为现实的纲常伦理内容的哲学体系，突出地表现为重视本体论之建构和心性哲学中心地位之确立。理学形成以后，被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成为六七百年间（宋、元、明时期）居于正统地位的社会思潮，从某种程度上主导着经济、政治及文化思想的发展。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五个阶段为始于明清之际儒学渐趋衰颓的时期。儒学的衰颓表现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其一是出现了以“崇实致用”为特征的早期启蒙思想，对宋明儒学作了总结性的批判，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时代风貌；其二是出现了以考据为目的乾嘉汉学，一时学风趋向“避世”，从而使宋明以来形成的儒学基本精神成为思想界的幽魂。

以上传统儒学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表明，儒学在不同的时期具有各自鲜明的时代个性，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正因如此，儒学才能虽曲折而终究发展、虽低落而必将复兴。尤其当儒学发展中出现偏差从而动摇其思想地位时，这个基本精神愈会特别地被儒学学者所强调。始于韩愈，延及宋明理学家们一再关注儒学的所谓“道统”，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典型表现。现代儒学重构所延续的也正是这一缕命脉，直接透过这一缕命脉，从而在宏观上把握传统儒学的基本特点，是评价现代儒学重构得失的必要前提。

二、从史料实证角度分析材料。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

试题对考生处理历史材料的能力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历史材料的搜集和鉴别。这是研究和探讨历史问题的基础准备阶段。由于高考考试特点的限制，不可能复制在历史学习过程中考生自己搜集历史材料的过程。因此，只能通过某种方式加以适度的体现。（2）获取和整合历史材料信息，解决历史问题。对历史材料的阅读与解读有层次之分。一种是浅层次的理解，即理解材料的语言符号结构，获取材料的表层信息。另一种是属于深层次的对信息的解读。浅层次的历史材料阅读需要简单技巧就可以完成，但并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材料处理能力。通过历史材料的处理，让考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才是高考历史考查的重点。

具体而言，史料实证能力的考查要求考生：其一，能够从多种渠道和不同类型的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能够表现出对所提供的文献史料的理解；其二，能够对各类相关历史材料进行整理和辨析，识别材料中的客观性表述和主观性认识，认识史料的性质和价值；能够运用有价值的材料支撑自己对历史问题的解答。其三，能够识别、比较、分析不同观点的材料，判断材料的真实性、权威性和可靠性，规范地选择运用相关材料论证问题；能够使用史料的证据来检验自己提出的假设。

第40题的材料来源于对《韩愈评传》和《中国近代史》的摘选，属于第二手史料。解题依据是“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求答内容是“汉代儒学与孔孟儒学的不同之处”，“宋学对儒学的发展”及“韩愈、康有为关于儒学认识的共通之处”。据此，需要抓住材料和所学知识关于孔孟儒学、汉代儒学、韩愈的儒学认识、宋学、康有为的儒学认识等相关信息进行思考和说明（见表1）。

三、从历史理解角度分析历史现象的特征，透过历史表象探讨历史事物的本质。

历史理解是历史学习的一般性能力要求。它主要是指抓住历史事物的特征，从本质上把握历史知识，即透过历史表象去探讨历史事物的本质。在试题中，考生进行历史理解的客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史实，二是人们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如历史叙述和历史结论等。当前，历史叙事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间接的、情境式的微观叙事，一种是直接的、结论式的宏观叙事。两种方式虽然殊途同归，都是要求考生通过历史现象把握其本质特征，但是对考生历史思维方式、思维品质却有着不同的要求。

由于历史知识积累、历史思维运用、历史方法选择的不同，不同的考生对相同的历史现象的理解在全面性、准确性和深刻性上会存在较大差异。两种不同的认识，体现了考生对同一历史问题理解深刻性的差别。具体而言，历史理解的考查要求考生：其一，了解主要的历史人物、事件和文明成果等；认识重要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人物活动的基本事实及其性质、特点、影响和意义并归纳出要点，全面理解重要历史概念的含义。其二，了解重要的历史变迁及其特征，分析历史的原因与结果、动机与效果、必然与偶然、局部与整体、普遍与特殊等关系，正确理解历史事件、人物及文献等的地位和作用。其三，了解历史事实、历史变迁之间的关联，理解历史叙述或历史材料的客观性、主观性及其历史局限性，运用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揭示历史发展规律。

第40题对历史理解的考查是全方位的。从材料和设问角度看，第一，考查的历史人物包括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宋学的代表人物、康有为等；第二，考查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包括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唐代、宋代、晚清等不同时期儒学的历史变迁及其特征；第三，考查历史线索和规律性认识侧重对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唐代、宋代、晚清等不同时期儒学变迁的关联的理解，以及运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揭示儒学演变的历史规律等。据此，需要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全面理解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唐代、宋代、晚清等不同时期儒学发展和创新的基本背景、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等。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特殊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农耕文明使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伦理型政治，家族本位是人们最基本的道德判断，由此引出了对祖先的崇拜，而家族宗法观念也因此渐渐得到强化，这直接影响到后来以人伦关系、以“孝道”为主导的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东汉史学家班固概括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汉书・艺文志》），这段话说明，儒家的源头来自于原始宗教中的一个职能分工（据甲骨文记载，商代的儒，专职为贵族祭祀祖先、办理丧事、担当司仪等）。

社会变革影响儒学的发展，儒学的演变又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变革。古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变化是儒学具体形态发展演变的深刻根源；同时，儒学，特别是儒家伦理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或影响。儒学是维护和巩固传统宗法社会的重要力量。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把“仁”作为儒学的基本范畴，开始了关于哲学、伦理、政治、教育诸方面的课题，即关于人的价值的探讨。战国时代的孟子，忠实地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其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是兴“王道”，行“仁政”。后人将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并称为“孔孟之道”。从孔子主张“德治”到孟子提出“仁政”，是儒家政治学说的重大发展。孔子提倡的“仁”的基本内容属于道德伦理范畴，孟子将“仁”的思想发展为系统的“仁政”学说，为后世儒家政治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秦汉至隋唐时期，儒学发展出现了两个高峰。一是在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初黄老之学兴盛之后，董仲舒以儒家义理架构为基础，吸取法家、道家、墨家、阳阳五行家思想的合理成分，创立了“天人之学”，通过“天人三策”说服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方略，将儒学第一次创造性地用于指导中国大一统王朝政权和礼乐刑政制度建设的实践，并取得巨大成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表现为“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各自以不同方式推动经学向前发展。二是在经历了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一度兴起和佛教的普遍流行之后，隋末大儒王通创立了以重建儒家“王道政治”为理想的“河汾之学”，通过门生影响唐太宗推行儒家王道仁政。同时，王通还第一次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了“三教合一”的思想，直接影响唐王朝实行尊儒、崇佛、礼道，三教共奉的开放文化政策，形成“三教鼎立”、多元文化相互包容并存的气象。

结束五代十国战乱、重建纲常伦理、加强中央集权的客观形势，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儒学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主观要求与活力，是宋代儒学以理学形态出现的深刻的社会背景。理学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家仁道主义为价值内核，批判吸纳佛学、道教思辨哲学的某些理论命题、范畴及精神方法，建构起较为精致的形上本体（天、道、理）与心性相贯通的道德形上学，为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理学论证了“理”的本体地位和道德理性的至高无上性，一方面为宋元明清宗法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合理性与永恒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用儒家道统限制封建政统，抑制君主和官僚专制权力滥用，对于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宋、元、明、清王朝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潮水般涌入中国，儒学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原本就具有开放、会通、融合潜质的儒学，适应时代变迁，努力寻求自己的学术地位和现实价值，构成了近代儒学的兴衰交替。儒学对西学的认同、接纳，可以上溯到龚自珍、魏源、林则徐时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沿着“师夷长技”思想的逻辑发展，儒学与西学碰撞的直接结果，就是“中体西用”理论模式的出现。中学为体，就是坚持形而上的中国孔孟之道；西学为用，就是采纳形而下的西方科技之器。显然，“中体西用”学说是儒学初步认识西学、寻求中西结合的一种理论模式。

甲午中日战争后，中西文化的交汇日益频繁，儒学与西学的会通从器物层次提升到了制度层次。这不但反映了中国人学习西方认识的深入，而且也体现了儒学自身命运的危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力图构建近代中国思想理论体系和建设蓝图。康有为以儒学思想为基点，兼采吸收西方的民主、平等、博爱的社会政治学说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试图通过对文化传统的重新解释，寻求变法维新的历史依据。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建立三民主义思想体系过程中，吸取了西方文化中的民权、平等思想和共和国方案，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继承了“民贵君轻”等民主精神和大同社会的思想。同时，还对封建君权、封建礼教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顺利进行扫除了障碍。

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了救国救民道路的新探索。为了宣传民主与科学，他们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更加猛烈的批儒反孔运动，造成了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严重冲击。

四、从历史阐释角度对历史信息进行整合和重组。

历史阐释和历史表述是考生根据考试要求对自己所具备的历史信息进行整合和重组的过程。它不是对既有观点的背诵，也不是对史实的简单堆砌，而是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重新构建历史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考生所具备的历史知识、历史理解能力、历史思维能力、历史方法、历史态度和价值观的集中展示。

具体而言，历史阐释的考查要求考生：其一，能够运用多种方法理解历史（包括比较、归纳、推理、移情、想象等方法），能够对所学重要史事的基本情况做出条理、清晰的描述；能够准确阐释史事发生的前因后果。其二，从不同的视角解释历史，运用多种方式表述历史（包括概述、叙述和论述），能够讲清历史发展过程的基本线索和各种联系；能够运用历史术语对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阐释与评价，并形成完整的历史概念。其三，能够选择、组织和运用相关材料和信息，准确地运用历史术语来建构自己对历史的解释；能够对不同的历史著述或历史观点作出恰当的评价（即逻辑上做到论点、论据与论述一致；价值观上体现出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对人类共享价值观的认同等）。

例如，作答第40题时，考生需要提取、调动和整合两方面的信息，一是材料所提供的新信息，二是以往所学和问题相关的时代背景信息。考生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性的重组，才能在情境、问题和史实之间建立起正确的逻辑关系，从而产生全面、正确的历史认识，进行客观的历史评价。进行历史表述时，要做到史论结合，不能空发议论。也不应简单的罗列史实；要运用恰当的历史思维，立论正确，观点鲜明，逻辑合理；要采用正确的历史方法，使表述符合题目要求，语言通顺，表述完整、准确。

以汉代儒学和宋代儒学的发展为例，如何从历史阐释的角度认识儒学的发展和创新呢？

秦朝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汉承秦制，从上层建筑方面巩固和加强君主统治。汉武帝时期儒学被定于一尊。在此背景下，汉代儒学成为一种丧失了早期儒学中孔子“人学”思想特色的统治哲学。董仲舒的儒学虽然吸取了孔孟关于人格完善的学说，但更多地吸取了荀子从政治理论方面探讨“人”的思想。在二者的结合点上，他附会《公羊春秋传》，利用阴阳家的神学观把思孟学派的“天人合一”论、荀子的政治哲学结合在一起，为皇权装饰圣光，从而使儒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他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装进阴阳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他所强调的不是从道德伦理意义上探讨人格的完善，而是着重论证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三纲”论之不可移位。但在政治学领域，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却有利于国家的巩固，而且适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西汉时期，儒学虽然推崇孔子，但他们所说的孔子已经不是本来的孔子。这种神化了的儒学失去了早期儒学生动的理论思维，成为后来封建礼教的发端。同时，“人格”观念逐渐演化成为明确的“国格”观念，这比“夷夏之辨”进了一步。中国儒学中的“国格”观念尽管带有鲜明的历史烙印，但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却使许多仁人志士在民族危亡之际不惜牺牲个人而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的独立，由此谱写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从11-19世纪中期，程朱理学用一套思辨的唯心哲理修正了孔子学说的那种缺乏哲理抽象的朴素的政论形态，同时便也取代了汉儒那种专讲灾异感应的粗鄙的神学形态。程朱理学在抛弃佛、道宗教外衣的形式下，巧妙地用佛、老哲理构筑起一个“天理”论作为儒学政治、伦理观念的哲学基础。他们把这种儒学传统中从来没有过的“天理”论，同《孟子》《中庸》和《易经》中的一些哲学命题揉在一起，建立了唯心的理气论。于是，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政治理论，“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格物致知”的训练方式，保守倒退的社会历史观点，使一个庞大博杂、看上去无所不包的儒学体系建成了，它标志着儒学发展成哲理化的新阶段。明朝初年，程朱之学被统治者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学术成就并不突出。明代中期，王阳明的心学达到主观唯心主义的高峰，“知行合一”学说达到了历史上知行观发展的新水平。明末清初，出现总结理学的著作，黄宗羲、全祖望的《明儒学案》、补续《宋元学案》是这方面的巨著。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对理学的批判，早期启蒙思想的出现表明理学已走向没落。

五、从历史价值观角度对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考查。

历史解释本身具有主观性和选择性，而选择就需要以相应的立场和价值观为根基。所以，不同的历史解释和学术观点反映了对待历史的不同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在考生对这些不同的历史观点进行评价时，不同史观的运用、不同的阐释和评价也反映了考生的立场、态度和历史价值观。具体而言，对历史价值观的考查：其一，与历史知识相结合，让考生通过试题了解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文化成果，深刻体会一定的观念、价值观、行为和制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其二是与历史认识相结合，运用有关人文历史知识，明辨历史叙述中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考查考生运用内化的历史态度和价值观，客观地对历史现象进行评价和阐释的能力，进而独立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其三，与历史体验和感悟相结合，注重历史反思，汲取历史经验教训，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客观、全面地看待社会历史与现实问题，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认识中外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形成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的信念系统，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取向和行为选择。确立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直接关系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和发展道路，并深刻影响其凝聚力和感召力。党的十报告在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相比于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特点是以伦理为中心，道德为灵魂，强调“德”性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要文化资源。

第40题以历史上儒学的发展与创新为线索，要求学生梳理从汉代至晚清儒学在阶段性发展过程中呈现的思想特色，并对孔子与儒学进行评价。众所周知，儒学是我国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其所倡导的仁爱、信义、和平等观念很早就传播到整个东亚文明圈，至今仍在影响人们的行为与精神世界。该题一方面考查了学生的历史素养与人文情怀，另一方面使学生加深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更加热爱祖国历史文化，进而树立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增强国家意识。

第8篇：儒家思想的内核范文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许多思想流派的基础已经形成。儒家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两座文化高峰之一，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亦称儒学。它是中国古代影响最深远的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的兴起、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而且在各个朝代的地位也各不相同。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演变一、创立――春秋时期孔子，出生在春秋时期，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仁”与“礼”的学说，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在政治上强调统治者要实行仁政，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主张“以德治国”。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分裂割据，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而且当时各诸侯国热衷于兼并战争和改革古制，以图自强；因此，孔子恢复周礼和仁政爱民的主张不符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受重视，遭受冷落。二、发展――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是儒家学派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孟子主张实行“仁政”，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孟子主张“性本善”，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重要思想，提出“君舟民水”的学说。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的学说，孔子思想的目的是维护奴隶主的贵族统治，孟子和荀子思想的目的是缓和阶级矛盾，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统治。三、遭压制――秦朝随着秦朝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建立，文化也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文化氛围由生动活跃转而死气沉沉。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秦始皇采用了有利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的法家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焚书坑儒”，这是对先秦思想文化的粗暴否定。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以场浩劫。儒学的发展因此进入低潮。儒家宣扬的仁政思想不适应中央集权和国家大一统的需要，因此秦始皇实行文化专制，排斥、打击儒家思想。四、独尊――西汉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古代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建议皇帝倡导儒学，实践德政，推行教化，主张文化体制改革。他的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要确定儒学独尊的地位。他提出了“春秋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儒学新思想。新儒学以儒学为基础，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具有神学色彩，给统治者披上了神圣的外衣，把儒家思想神学化了，但是又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学思想，因此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重视，迅速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处于独尊的地位，汉代儒学也就在这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兴起。五、陷入困境――魏晋南北朝后汉代末年，儒学的权威性被严重削弱。魏晋时期新思潮流行，道教的兴起、尤其是佛教的传播，更是直接冲击着儒家思想作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地位。隋朝时期，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末五代之后，已沦为笺注之学的官方儒学不断受到质疑，其统治地位被进一步削弱了。六、儒学新发展――宋明时期唐代中后期，韩愈和李翱的思想，成为北宋儒学复兴和理学创立的先声。在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的鼓励下，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他们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了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理学在宋朝形成，代表是北宋的二程，南宋的朱熹，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理学的突出发展是陆王心学的出现，它标志着重建儒家信仰的理论任务已经完成。南宋的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创者，提出了“心即理也”的核心命题，主张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明代建立了系统的心学理论，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学以至圣的修养关键在于“致良知”，强调“知行合一”。明朝中期以后，陆王心学得到广泛传播，它们都属于宋明理学范畴，都把理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宋朝的程朱理学在产生初期不为统治者重视，但是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道德规范和修养方法，有利于封建统治者巩固其统治秩序。因此从南宋以后成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七、继承、批判――明清明清之际商品经济发展，君主专制强化，此时出现反专制蒙昧、倡经世致用的早期启蒙思潮。（1）李贽批判挑战正统思想以及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批判道学家的虚伪，抨击封建社会的一些传统观念，强调个性发展。（2）黄宗羲从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角度，批判理学视君臣之义为天理的伦常观（3）顾炎武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提倡“经世致用”，批判理学的空谈（4）王夫之通过论述气和理的关系批判理学的唯心论；提倡运动绝对、静止相对的辩证关系，批判理学主静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明清之际，思想家从其思想主张表面上看似乎是对儒家学说的全面否定，但实际上他们的这些观点是对传统儒学中消极思想的否定，是在对这些方面否定的过程中，使儒家思想增加了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内容。因而其实质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批判和发展，从而使传统的儒学重新焕发生机。八、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洪秀全为了宣传拜上帝教，把西方基督教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和农民的平均主义结合起来，从事宗教理论建设。九、出“新意”――维新变法时期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宣称孔子是托古改制、主张变革的先师，其目的是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为维新变法思想制造历史根据，减少变法的阻力。十、辛亥革命时期19世纪晚期，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传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辛亥革命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儒家正统地位受到猛烈冲击。十一、遭受抨击――新文化运动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宣扬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道德。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宣扬了民主与科学，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十二、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居主导地位、儒家思想被彻底，“”中再次遭到猛烈批判，成为无产阶级的对象之一。 1.时期：批林批孔运动，矛头直指。2.儒家思想地位上升――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儒家思想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儒家思想主要作为民族文化遗产被人们认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新文化建设结合，成为了进行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的思想要素。可见，儒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通过对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的分析，可以高度概括出思想的演变规律，即思想自身随着历史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影响；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和扶植。

第9篇：儒家思想的内核范文

关键词：休闲理念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3-0300-02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构成整个中华华夏文化的核心体系。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主要是儒家、道家和佛家，其中又以儒家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千百年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深入渗透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是我们民族存在的象征以及精神的寄托和延伸影响我们现代的休闲理念以及休闲方式。

一、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中休闲的概念

中国先贤们对“休”和“闲”二字的创造和使用，可谓是别具匠心，至今耐人寻味。“休”从人、从木，《说文》解释为“人依木而歇”，可见休是人劳作之后的短暂歇息；《辞海》中解释“休”为吉庆、欢乐；《五经文字》中提到“休，象人息木阴”。而“闲”从门中有木，本意指栅栏，通常引申为范围，多指道德、法度。孔子在《论语》中曾指出“大德不逾闲”，此处又有约束、限制之意；但是“闲”通常同“娴”，具有娴静、平和的意思，表现了一种心境的平和和宁静。所以休闲组合起来，就可知身体摆脱日常强制性的活动而获得的一种平静的精神愉悦状态。从上述阐述不难发现，古时休闲的定义与现代社会休闲的含义相差不大，都是指一种精神的愉悦状态。

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主要休闲理念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创造了丰富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仁、智、勇等都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当然，其中蕴含的休闲思想也是极其丰富的。在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三个方面中，古代的休闲理念主要受到儒家思想和道家老庄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本文将其主要休闲理念概括为两个方面：天人合一和以“静”为主。

三、天人合一的休闲理念

儒道思想体系虽然都蕴含着天人合一的休闲理念，但是两者却具有本质的不同，这是由两种伦理道德体系的核心主张不同而造成的。儒家思想主张积极的人人世，努力创造生命的价值。儒家想构建积极安定的社会秩序，在安定繁荣的社会秩序中寻求休闲的生活的状态。所以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中，儒家所谓的“天”是指一种社会大同的秩序，也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和“礼”。要达到的休闲的状态，必须是与“天”相互融合，只有实现了社会的大同秩序，才能真正实现休闲的生活状态，正因为如此儒家将休闲与自身的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进而达到建功立业，建立大同社会的真正休闲状态。正因为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的休闲理念是与大同的社会秩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更多了一种束缚和限制。孔子主张的社会秩序中核心思想是“仁”，并且极为重视“礼”的重要作用，他主张“父母在，不远游”，并告诫弟子们对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远游是对父母的不孝，远游就设置在了一系列社会之“礼”的限制之下，也即只有遵循儒家思想的天，才能够达到自由的情景，享受休闲的状态。但是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并非完全不包含与自然合一的状态，孔子也曾提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思想，虽然儒家强调积极入世，以建立社会的秩序为己任，但是在事业不顺利之时，也会选择暂时的隐逸，回归大自然，这是的天人合一的“天”与道家的思想又有些许的相似。

道家主张人要活得自然、自由自在，心性尤其要悠然散淡。也即以老庄学说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主要是强调自我的超脱，其所谓的天人合一即指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修养自己的心性，最终达到心境的超脱物外的状态。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段话表现的是道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也即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遵循自然法则，自然而然而为之。不违背自然的法则，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达到物我两忘的高尚境界。这样人便达到了一种至高的休闲状态，获得心性思想的提高和升华。虽然儒道两家对天人合一的“天”有着不同的界定，但是两家思想最后达到的结果是一致的：达到一种精神的放松和愉悦。不同是儒家要求要在一定社会秩序之下，实现整个社会的共同休闲；而道家则是达到个人思想和修养的整体升华。

四、以“静”为主、中和为度的休闲理念

单从休闲二字的表面意思来看，休是一种活动或行为的放松状态，而闲则是代表着内心的娴静和平和，侧重是人的感觉和思想的纯洁安宁。这个字的组合表现了特有的文化内涵，休闲是通过身体的放松，来最终获得精神上的宁静和平和。一个长期处于紧张工作状态中人，内心也一定是无法得到平静祥和的，所以古人强调动与静的辩证关系，认为劳作与休息都不可偏废，要中和为度。很多古代哲学家的至理名言都包含有一种中和为度的中庸思想，例如《孔子家语。观乡射》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记载是“子贡观于腊”。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这段话极为准确的诠释了中国古人张弛有度的休闲理念。中国古人不仅强调动静兼修，而且更进一步强调养心调神、以静为主，强调神对形的支配作用。所以和西方的休闲不同，中国传统中休闲向往的一种“神的境界”，故多趋向于“静”。中国古人倾向于进行创造性的活动来达到休闲的目的，在静谧遐想的过程中得到思想的解放和升华。但是诚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表述的那样，“静”往往以“动”为前提，“动”为“静”提供遐想的先决条件。

作为与“忙碌”相对应一种生活的状态，“闲”的明显的特征就是“静”。在这方面儒道两家是殊途同归的，儒家思想也追求一种“静”的状态，这种“静”仍然离不开儒家核心思想的影响，是一种“仁者静”，是一种处于自身情感，但是又在“礼”的限制之下的道德与情感的调和的状态。孔孟都要求人们能够克制自己的感情和欲望，坚决抵制外界的种种诱惑，不因外界的得失变化而或喜或悲，最终达到自己内心世界的恬静平和。道家追求的“静”是一种虚静的状态，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之。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静日复命。”，他强调只有保持内心的虚空、清净，才能够让自己的心境超然于物外，保持内心的绝对宁静、平和。所以儒道两家都追求内心的平静，虽然方法不同，目的却是一样的。这更表明了古代传统伦理道德追求内心的宁静，超然物外的休闲理念，它们不重视物质的享乐，只在意内心世界的真正平和安宁。

这种以“静”为主、中和为度的休闲理念，在古人所从事的休闲活动中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中国古人在欣赏美景之时是用创造的活动来表达内心的愉悦和快乐，诗歌创作便是文人墨士们主要的休闲活动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数不清的游记诗歌，文人们欣赏山水之时，总是静思遐想，寄情山水进而创作出不朽的诗篇。除诗歌创作之外，琴棋书画也是古人休闲的主要活动，通过从事这些安静的、怡情养性的活动，暂时脱离现实的世界，达到释放自己的感情，升华精神世界的目的休闲目的。另外赏花、品茗、饮酒等都是古人喜爱的休闲方式，在平和的状态的中达到内心的安静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