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优缺点精选(九篇)

第1篇：儒家思想优缺点范文

儒家思想的公正理念首先是一种社会价值理想和目标。在中国语境中的“公正”源自忧虑“民生”而构想天下为公的社会公正理想。《礼记?礼运》中所说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指一种为全天下的人谋福利的崇高的价值目标和理想的社会。公正的第二层含义是由“各得其分，各得其所，各随其愿”而形成的秩序与和谐的状态，绝不是“平均主义”的意思。公正的第三层含义是指政治原则，是君王的执政理念和为政之要。公正的第四层含义是指一种建立在价值理念、思维模式、信念和信仰基础上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制度安排，同时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公正的第五层含义是一种经济制度。儒家创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主要得力于儒家的人文精神融入到它的经济思想有密切关系。

二、加强儒家文化教育的现实意义

1.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是职业院校学生思想道德现状决定的当前，我国职业院校学生精神风貌总体是好的。多数学生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理想、有纪律、有道德、有文化，有明确的职业理想与学习目标，勤奋学习知识技能，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也有部分学生缺乏理想信念，学习动力不足目标不明；或沉迷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或贪图享乐超前消费，或违反纪律打架斗殴，或崇尚低俗文化追求低级趣味；也有个别学生法制观念淡薄、道德严重滑坡，直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清华大学刘海洋伤熊案、云南大学马加爵锤杀同学案、复旦大学林森浩投毒案等震惊全国，社会影响极坏。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是十分复杂的，但与多年来儒家文化教育的缺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长期以来，特别是“”期间，我们不加区分地将儒家文化作为糟粕去肆意批判，连同其精华部分也通通抛弃，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因此，当前在职业院校大力弘扬儒家文化，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迫切的教育教学任务。

2.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特点所决定的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具有服务经济的直接性、产业关联的密切性，以及解决就业的民生性等特点；职业教育突出能力本位和综合素质提升，主要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在学生能力培养方面，包括交流表达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自我学习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就业创业能力、职业迁移转换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创新提高能力等关键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据对毕业生跟踪调查反馈的信息，相当一部分用人单位反映，现在的职业院校毕业生缺少的并不是一般的知识技能，而是对企业的忠诚意识、合作共事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吃苦耐劳精神。实践证明，这些关键能力的培养光靠课堂教学是解决不了的，有必要引入儒家文化的滋养与熏陶。

3.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客观需要党的十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是爱国主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很多内容，与儒家文化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在此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职业院校需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积极开展儒家文化教育。

三、加强儒家文化教育的举措

1.实现儒家文化的“四进”“四进”是指进计划（人才培养方案）、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结合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和新课程体系构建，将儒家文化教育的内容列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置为独立的课程，组织教师编写相应的通俗教材（校本教材），作为学生通识教育必修课或选修课，并核记一定的学分。有条件的职业院校，也可以有计划地组织学生选学《十三经》中的某一部分经典原著。

2.着力打造特色校园文化职业院校在学校文化建设中，可通过开展感恩教育、忠孝教育、礼仪教育、嘉言懿行活动等，落实儒家文化教育内容；也可通过建设儒家名人名言路、儒家名人文化墙、儒家文化长廊、儒家名人雕塑等载体，进行儒家文化的熏陶；广泛开展第二课堂活动，通过社团、板报、漫画、主题班会宣传儒家文化，以及举办儒家文化讲座、诗歌朗诵会、相声小品、文艺演出比赛等形式，寓教育于各项活动之中。

3.建立“四位一体”的育人机制要坚持科学教育发展观，按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要求，牢固树立以生为本理念，大胆创新育人机制，努力构建学校、家庭、企业、社区“四位一体”的育人新机制。学校除落实相应的儒家文化教育内容外，应将文明礼仪列入学生的操行考核中；学生家长要以身作则，对学生进行家庭美德的教育；企业可开展文明职工评选活动，树立道德标兵；社区也可开展评选五好家庭、好儿媳、好邻居、明星之家等活动，弘扬儒家文化。

4.广泛开展儒家文化研究学校要依托自身的专业优势和智力优势，重视科学研究工作，深入开展儒家文化方面的课题研究。有条件的职业院校，也可以成立儒家文化学会、协会、研究会、研究所等学术组织和机构，配备一定的专兼职研究人员，落实足够的研究经费，开展儒家文化的专题和专项研究。

5.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要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方向，促进多元文化融合，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通过优秀影视作品、书籍、报刊、数字媒体、公益广告等文化产品，宣传和弘扬儒家文化；依法开展打假活动，保护诚实合法经营，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坚持反腐的高压态势，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立法，鼓励年轻人常回家看看、把父母接到身边等一些列活动，都可以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以利于儒家文化的发扬光大。

第2篇：儒家思想优缺点范文

关键词：儒家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路径

1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中国高等教育由“全日制课堂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部分构成，形成完整的高校教育体系，使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兼具专业技能和良好个人素质。本文关注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教育中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为主体，思想政治辅导员（后简称“辅导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辅的形式体现。

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起到了关键作用。必须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和建设，以时代为背景，从儒家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增加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从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这个过程中，辅导员工作具有较大能动性和针对性，不拘于简单的目标和程序设定，可以作为面对新时期高等教育问题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困难的突破口。

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失位原因分析

现阶段，高等教育中出现诸如学生学业成绩高但能力不足、专业技能强但思想觉悟差、智商高但情商低，因琐事纠纷而引发较大刑事案件等问题实际上是高等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失位，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归因：

2.1 不健康的校园文化

受多元文化冲击，又无系统的、实体的优秀积极文化的“保护”，加之网络时代，特别是自媒体的去中心化、核裂变化、交互性、草根性等特点等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1]。

2.2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实效性差

虽然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体、高等教育的一部分，但现实中出现“老师（把思想政治课程）当儿戏，学生当休息”的现象。

2.3 思想政治辅导员的失位

高校辅导员大多兼管理学生事务的工作，缺少必要时间关注思想教育工作，辅导员成为一个“以学生为产品的企业（学校）的管理者和经营者”，而非教育工作者。

2.4 学生自身状况

“90后”大学生思想开放独立，追求自由，在当前我国教育环境比较宽松开放的环境下，大学生们的思想也更加开放。一部分学生总是觉得自己做得最好、最正确，进而我行我素，只会为自己着想，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唯我独尊[2]。

3 儒家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的路径与实践

3.1 将儒家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建立良好的文化环境

儒家优秀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意义。儒家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资源，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来源，深入发掘并有效利用儒家文化中有利于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内容是很有必要的。要想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首先要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3]。

3.2 现在高校中学生自主活动不缺少创造力和激情，但缺少活动条件和思想导向。

辅导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之一，应将工作重心定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践中，培养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意识。

本人所在学院有着丰富的思想政治辅导员参与学生活动的实践经验。为了响应党的十关于文化建设的伟大方略，笔者所在学院借博雅之名，取其“博闻强识、温文尔雅”之意，打造“博雅系列文化工程”，包括“博雅网”、“博雅讲堂”、“博洋剧场”等子模块，三位一体，有机融合，辅以其他小型文化活动。本工程无意实现博雅教育追求之至高境界，但求能成为西安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学生文化涵养素养，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强化优良学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原则，使其具有身心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和丰富充实的健康人性。以“博雅文化系列工程”为例，前期，辅导员通过举办或提供主题活动，加强文化建设，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后期，辅导员通过网络媒体工具，提升效果。辅导员在参与学生活动以达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的过程中，有三个主要工作：一是推动活动进行，对学生活动进行方向引导和操作指导，加入中华优秀文化精髓；二是主动举办教育活动，塑造良好校园文化环境；三是充分利用新媒体，增加传播范围，提升活动效果。

3.3 建立与学生家长动态培养教育机制

许多“90后”大学生认为自己既已成年，又考上了大学，终于可以脱离家长的约束，可事实并非如此。高校要与学生家长建立动态培养教育机制，辅导员老师定期和家长沟通学生在校动态，定期和家长们交流有关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从而为学生营造“家庭―学校”两点共线的优良受教育和生活的环境，从而塑造他们良好的人格和品德。

4 总结

明确思想政治辅导员工作的重要性，全面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缺失，通过对儒家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研究，结合实际工作经验，探索并创新将儒家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道，从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使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兼具专业技能和良好个人素质。

参考文献：

[1]任小龙，沈强.自媒体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创新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4（7）.

[2]曹越.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分析[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5（2）.

[3]冯宝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与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1）.

第3篇：儒家思想优缺点范文

儒学作为中国人的实践哲学、生活伦理，其兴盛和传播深具文化史意义。它的历史告诉人们：当一种文化能兼容并包时就会兴旺发展，当它唯我独尊时就会扭曲异化。儒学在轴心时代的原创时期，具有开放兼容的心态，孔子转益多师，集六艺大成，因而成就了儒家的博大精深；孔子身后儒分为八，蘖生发展，与时俱进，实现了创造性转化。而汉代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一元独尊，看似被崇奉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是被政统和法统绑架，成为舆论一律的工具，这也是儒学被异化和扭曲最为严重的时代。其实这不仅是儒学传播中独有的现象，推及其他思想和信仰，概莫如此。因此笔者认为，亨廷顿把儒学视为异端固然可笑，康有为等欲将儒学定为“国教”的念想也与原创儒学的开放精神违和，反而不利于儒学的研究、普及、发展与创新。

儒学在魏晋以后的传播无疑受到佛教传播方式的启发，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体系化传播模式。处于金字塔尖的是“十三经”等原创经典，处于中间层面的是历代学者“接着说”的注疏，最底层的则是普及性的读本。这些普及读本中，有易于记诵的启蒙书如《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有语录式的普适本如《颜氏家训》，有类似佛教“话本”的儒学图解与警世故事。这种传播模式对其他思想学说的传播也有着启示性。

儒学在20世纪经历了一个由贬抑到复兴的戏剧性过程。它一度被视为现代化的头号敌人，很多人以二元思维对待传统文化，因而形成了一种“正义的火气”和“致命的自负”，造成了姜义华所说的“理性缺位的启蒙”。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缺少了宽容、自由、民主和科学精神，使“传统与现代”势同水火。其实正如金耀基所说，世界上“没有无传统的现代化”，无根的“现代化”必定是空中楼阁，是虚妄的海市蜃楼。在20世纪上半叶，像郭沫若那样称孔子为“圆型天才”并写出《马克思进文庙》等作品，让两位站在古-今、中-西两端的思想家进行“对话”的人，可谓绝无仅有。20世纪中叶，一些持极端思想的人将儒学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的大敌，主张将儒学与其他“四旧”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可以共生共存，因为前者是社会政治理论，而后者是道德实践伦理；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将“慎独”观念引入党员思想教育中，说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互补之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儒商观念的兴起，随着“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等理念的提出，随着“八荣八耻”荣辱观的深入人心，儒家伦理被赋予时代新义，得到了新的诠释，实现了创造性转型。新千年以来，中共中央党校资深教授任登第著《大家都学〈弟子规〉》（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8版），主张“各级党校都应该开设《弟子规》课程”，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大人小孩都要学《弟子规》，认为“《弟子规》是提高共产党员修养的优良读本”。国际儒联主编的《儒学简明历史干部读本》也即将问世……由此不难发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及市场经济等并不矛盾，也能和谐并存；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社会科学，那么儒学则是中国人的实践哲学、心态伦理和“情理法”，它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成为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儒学在20世纪中国炼狱重生的际遇，似乎是其生命力、创新力的一种证明，其中蕴涵着颇多值得玩味的话题。

国际儒联理事、国际儒联宣传出版委员会委员、曲阜师范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傅永聚教授，有一种“为生民立命”的情怀，近年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的儒学研究”、“中华伦理智慧与当代心态伦理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专项课题“儒学普及的历史经验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山东省社科重点规划项目《儒家哲学的当代嬗变与发展研究》和《儒家政治思想研究》等课题，出版了《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传统文化精要》、《中华伦理范畴》、《中华传统蒙学》、《〈春秋繁露〉新注》（合著）等著作，其中《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被中华书局列为百部经典图书之一，被台湾多所大学列为研究生教材。

傅永聚先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果，是因为他的儒学研究具有体系性。其著作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儒学理论和历史研究，二是儒学经典考证注疏，三是儒学普及读物的著述。在他心目中，儒学的普及与提高同样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使儒学研究真正成为与世道人心、与社会现实发生关系的“学术”。在他看来，“儒学工作者在深入研究中外伦理道德理论的同时，应该下大气力关注草根文化建设，面向基层、面向社会、面向民间，注重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做起，用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形式，以历代先进中国人的伦理心态为楷模，引领和启迪人们的心灵，春风化雨般滋润着全社会善心善行的沛然兴起。”（《生活中的儒家伦理》序二第15页）因此，他在主编《中华伦理范畴》66卷丛书的基础上，精选其中的忠孝爱仁勇、礼恕智德慎、俭诚信义廉、耻中善毅敬、和友气省勤、忧利合容道、悌志公正刚等37个重要德目，组织了一个精干的学术团队来共同完成这项儒家伦理思想的普及工作：一方面以儒家经典名言为圭臬，正本清源，探赜索隐；另一方面选取400个故事为载体，观今鉴古、激浊扬清，凝练出健康和谐的处世心态。经过两年编撰与修改，60万言的《生活中的儒家伦理》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华伦理智慧与当代心态伦理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专项课题“儒学普及的历史经验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阶段成果，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学界认为，《生活中的儒家伦理》“是一部儒学研究者勇敢地走出象牙塔，弘儒学之道，为生民立命，把中华民族优秀伦理智慧洒向民间，润物于无声的特色著作。……一改传统上苍白无力的道德说教之风，从生动活泼的现实例证入手，弘扬君子楷模，使之便于效仿；鞭挞小人丑恶，使其见弃于社会；明道理于谈笑之间，寓高尚于平凡之中。”（《生活中的儒家伦理》序一第2页）正因为这部著作独辟蹊径，令人耳目一新，因而甫一出版就受到各界好评，被评为“山东省首届社会科学普及作品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山东省首届社会科学普及十大优秀作品”。

笔者认为，一个学者不仅要研究高深之学问，还要走出书斋、关注民生，这才算完成了知识分子的使命。愿更多学者能让自己的学问与社会现实和世道人心“发生关系”，从而惠及社会众生。

参考文献：

第4篇：儒家思想优缺点范文

关键词：元代；儒家思想；传播途径；统治意识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94-02

儒家思想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直是我封建王朝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那么在元代这个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儒家思想又是居于何种地位？又是通过何种途径传播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儒家思想文化在元代的地位

元代是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蒙古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有属于本民族自己信仰和文化。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族使用武力和战争来获得统治疆土，巩固统治，这与儒家思想是不一致的。蒙古族经过几十年战争，最终获取了庞大的统治疆域，建立了大一统帝国元代。但到1234年，蒙古灭金以后，统治者窝阔台决定倡导儒家思想，兴国学，开始重视儒家思想及文化。忽必烈是元朝的创建者，自元代实现大一统后，蒙古族就入主中原，走上了与中原居民融合之路。忽必烈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他经常向新统治地区的前臣和四方文人雅士寻问治国经世的道理。而广大中原地区的儒臣名士也常常向元世祖讲述中原各朝代封建王朝建设、兴衰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同时也经常向其讲述“三纲五常”以及“孔圣治国之道”。忽必烈对儒家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

相对以往，蒙古族统治者更喜欢以“向天地求签”的封建方式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而从忽必烈开始，则逐渐放弃了这一愚昧方法。忽必烈在进行相关政治活动时，每临重要大事，往往会听取儒家学者的意见，进而采取正确的处理思路和办法，并非问计于巫师。可以看出忽必烈对儒家思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信任。同时结合大量的历史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忽必烈并非完全的宗教信徒，而是以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形象展现在历史政治舞台。

忽必烈凡遇到重大国事，一般会向中原地区的儒家学者寻求意见。儒士们因此对忽必烈寄予很大希望，希望忽必烈成为儒家思想的“践行者”和“推动者”。而在元代历史上，由忽必烈亲手创建的“金莲川幕府”也确实网罗了大批知名儒家学者，这一批儒士为后来忽必烈建立大一统国家，实施政治、经济统治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原地区经济复苏方面，儒家学说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忽必烈认识到儒家文化对其管理中原、经营国家事务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儒家文化、儒家思想才与高层政治实现了深度融合，并得以广泛传播，为元代大一统局面提供了重要基础。

忽必烈之后，元代统治者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让儒家学者有了参与政治事务的机会，这大大提升了人们参与学习儒家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虽然元代统治中将中原人群和南宋地区人士都规划为三四等人种，但依旧给予儒士参政议政的机会。尤其是英宗和文宗更是极度推崇儒家文化，弘扬儒家学说，为儒家文化发展传播奠定了广泛基础。

元代作为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政治安定之后，社会经济发展迅猛，这为元代文化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有效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相对封闭孤立的状态，加深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特别是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融合。随着交往融合速度加快，各民族之间受汉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就进一步加深。元代统治者为稳固自身统治，极力推崇理论化的“三纲五常”，并希望借助这些儒家思想，维护自身统治秩序。而儒家学者为有效维护自身利益，提升个人地位，则极力宣扬儒家学说，这就使得元代政治统治与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儒家学者之间实现了某种默契。大多数儒家经典著作都被翻译为蒙古文著作，程朱理学也再次被界定为国学，这为儒家文化在元展奠定了无可替代的基础。

二、元朝文化政策中关于儒家文化的政策分析

任何一种文化想要实现广泛传播，就必须获得认可，同时文化政策对其发展也会产生深刻影响。文化政策中积极有利的部分能够有效推动儒家文化的发展，而一旦文化政策对其不利，那么这一文化发展就会面临障碍，因此必须深入了解元朝关于儒家文化的相关政策。

（一）元朝文化环境比较宽松

由于元朝是由马背上的民族建立的，其统治者汉化程度和儒家文化掌握程度并不高。忽必烈之前，各位蒙古大汗甚至都不识汉文，同时也不讲究中原地区的封建道德和君王统治之权术。因此在文化方面，多不公开干预，由其自由发展。这一宽松的文化环境，为元代文化快速发展提供了自由空间。元世祖公开减免儒士的徭役，网罗天下儒士人才为政府服务。给儒士较好的待遇，使其能够安心参与社会建设。正是元朝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民族成份，加上当时文化由草原文化向农业文化发展，元代逐渐构建起属于自身的独立文化结构。整体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为儒家文化迅猛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会。

（二）对儒家文化采取优待并非单独尊儒

之前封建统治者对儒家文化都持以独尊的态度，这与儒家文化推崇君力的天赋性以及君臣纲常有关，很多统治者都将其看作良好的统治工具。元代并非如此，由于统治者缺乏必要的儒家理论基础，对汉文化不了解，加上其民族自身就有相应的信仰，因此儒家文化的地位并不高。实际上，元代统治者也只是将儒家思想当作维护自身统治的一种文化而加以优待。由元代历史可以看出，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变化的历程。开始注重其实用性，后来才认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一项极为完整的统治思想体系，能够维护自身政治统治。

忽必烈统治期间，开始重视儒家学者，然而与前朝所不同的是，元朝统治者并不是真正了解孔孟思想，他们更看重的是儒家学说的功利性以及对维护统治的独特作用。因此，对儒家学者只是给予优待和荣誉，但多任的是闲职，可以说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认可仅仅停留在很有限的方面。元朝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强调“庙学合一，重祭祀而轻教学”，更看重儒学祭祀仪式。在元朝中后期儒学出现了过分重视祭祀的问题，在祭祀方面投入大量花费，从而使得儒学教育发展经济负担进一步加重。由于过分重视祭祀活动，忽视了教学质量，这就影响了正常的儒家教学活动。

学而优则仕成为儒家文化传播的重要动力，因为通过学习儒家文化，可以实现政治抱负，因此很多人都愿意学习儒家文化和儒家思想。而在元朝前期，科学制度被废止，加上蒙古族的草原文化传统及狭隘的本位主义影响，以及对中原儒家文化的抵触心理，使科学制度被冷落，而儒家学者也不受尊重。元仁宗继位后，主张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笼络人才，并恢复了科举制度。就元朝科举选士状况来看，元朝科举取士的规模和范围都始终不如之前朝代，其地位也不如其他宗教理论那样受重视，科举取士也不比前朝。

三、元朝儒家思想的传播途径分析

任何文化思想，想要实现有效传播，始终离不开几种常见途径：教育、学校、祭祀、社会交流等。

（一）统治者任用部分儒家学者

儒家思想是一种文化，也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秩序的有力工具。然而元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少数民族国家，由于受其文化特点及信仰因素等的影响，对儒家思想并不十分重视，这就使的儒家思想传播并非像以往朝代顺利。可以说统治阶级的认可是某一文化迅猛发展的重要前提。元朝统治者自忽必烈起开始选用儒家学者，并且向他们咨询相关治国之策，这就为儒家思想传播推广提供了重要渠道。

（二）兴办儒学等国学机构

任何一种文化，要想得到传播，相应的教学机构或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元朝也兴办了一些学校，学习儒学，这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元朝的疆域空前辽阔，民族众多，为有达到良好的效果，元朝统治者制定了切合可行的教育政策，通过教学活动，使儒学得到推广。

（三）儒家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影响根深蒂固

思想传播的最佳途径仍是自发传播。儒家文化在宋朝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已经成熟，并被社会广泛认可。正是由于儒家思想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使儒家思想传播有了现实保障。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影响让人们对其传播有着天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四）政治传播与教育传播深度融合

儒家思想的传播，离不开政策推动与有效教学活动，只有与政治权力有效结合，才能为儒家教学发展提供必要空间。相关教材编制和科举制度，为儒家思想深度传播、迅猛传播提供必要载体和渠道，从而加速了儒家思想的传播。

元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游牧民族创建的大一统帝国，在其领土扩张、国家创建过程中，更多依赖的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儒家文化并未在国家创建过程中发挥太大作用。而元朝建立之后，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儒家思想提供了统治之道，因而得到广泛传播。但和以往封建王朝相比，元朝统治者由于缺乏必要的汉化知识，加上蒙古族自身影响，儒家思想并未获得统治地位。

参考文献：

〔1〕黄秀琴.我国文化中的儒教问题：起源、现状与趋向[J].山东教育，2012，（6）：145-149.

〔2〕龚明达.关于儒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J].教学科研，2012，（8）：25-29.

第5篇：儒家思想优缺点范文

一、儒家民族主义的可能性

2010年1月，电影《孔子》高调亮相，在片尾，孔子回到故乡鲁国。导演试图告诉我们：孔子真正在意的是对故里的爱国主义式依附。但在《论语》中根本找不到这样的思想。相反，孔子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君子追求德性生活，至于在何处达成这样的生活，并不重要。孔子本人周游列国的经历，也说明他会服务于最能实现德治的政治共同体。

对于孔子政治思想的此类扭曲在中国很常见。儒家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绝大多数高中学生耳熟能详的，人们往往把“天下”等同于“国家”，并认为这句话表达了这样的观念：贫民百姓应该服务和关心国家的福祉。但是，顾炎武的原本表述却有着颠覆性的含义：他认为亡国和亡天下不同，贫民百姓的义务指向天下，确保国家或王朝政体则是君王需要关切的。

如何来理解这样的扭曲？许多人据此论证儒家与民族主义是不相容的。一些批评家试图论证，儒家伦理不相容于对一个有着领土边界的国家之特殊承诺，即使该承诺由精英持有，而关注地方事务的人民群众对“国家”毫无意识。一种观点是，儒家伦理捍卫的承诺，是指向家而不指向政治实体的，因此不相容于对国的特殊承诺。另一种观点则相反：儒家伦理捍卫的天下理想是没有领地边界的政治秩序，因此不相容于只向着确定的民族国家之内人民的承诺。让我们依次讨论这些看法。

1.“家与国”或“从家到国”

相比对国或政治共同体之类的“抽象”实体的承诺，儒家更看重亲属关系的呵护和承诺。但是，无需把“国”视为一个流行于时空之上的超越本质。国是社会建构，它把处在多种多样的文化、语言、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中的人相系在一起，并且是具有历史偶然性的产物，这一事实并不让儒家感到忧虑。孔子本人承诺于某种超越的善――道，并以此评价历史。但他认为，除了努力改善日常生活这一途径，其他任何方式都不能让“道”在这个世界实现或使之彰显。

不过，问题依然存在，儒家的“家庭论”似乎可以被理解为缺乏对政治共同体的关怀。在20世纪初，孙中山就抱怨中国社会“一片散沙”，梁启超则更为直接地指责儒家注重家庭而缺乏对国族的承诺。不过，把承诺于家与承诺于国视为非此即彼的选择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儒家伦理很明确地指出，人的充分发展要求那些超出家的承诺。按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实践中，并非每个人都能发展出把爱和关心延及家外的动机和能力，但对君子却有更高要求。这也是为什么孔子说，君子“修己以安百姓”。

孔子信奉等差之爱，因此，随着从家庭延伸到国族，义务也就减弱，倘若家庭义务和国族义务之间冲突，前者优先。孔子本人就有“子为父隐”之说。但民族主义并不要求对国家的承诺超过其他义务。如果按照下述两点来定义民族主义：一，服务于一个有着领地边界的国家的志向；二，对生活在该国的人民的特殊承诺，那么，它就相容于儒家的优先承诺家庭的观点。当承诺于家和承诺于国之间有冲突时，儒家认为前者优先的看法并非就是错的。甚至一些西方国家也承认家庭的神圣性而不论公共之善的代价有多高：比如，不能强迫夫妻在法庭上相互对证。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家庭支持和鼓励其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关心他人，包括对政治共同体的承诺。家庭是最初、最重要的“育德学校”。孔子在《论语》第一章中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反过来说，那些没有家庭纽带的人一般也发展不出关怀他者的伦理，并将因此缺乏公共精神（家庭四分五裂的社会常常犯罪率高、社会无序和公共精神缺乏）。在此意义上，梁启超和孙中山对于中国社会的家庭观念的作用可能过于悲观。理论上，儒家对于家庭义务的关切并非不相容于对国族的关切，而在实践中，承诺家庭常常对培育民族主义有益。

2.“国与天下”或“从国到天下”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有个著名说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标志着中国士人的身份认同转型，即从对文化观念的认同（文化论）转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本质上是依儒家来定义的文化认同。皇帝统治天下的天命预设了君临整个世界――天下。中国的疆界并不被视为是永久划定的。然而，随着西方列强的军事打击，儒家作为一种世界观的文化优势信心被粉碎了，中国开始视自己为万邦中的一邦：在竞争性的国际世界，弱国需要从经济上和军事上来增强。对国的关切也就取代了儒家的天下信仰。

早期儒家思想家细致区分了天下理想和承诺于特定领地之国的次佳现实。春秋战国时代，列国为了领地优势而无情竞争，是根本不谈理想的政治世界，因此，早期儒者试图提供可实践的、具有道德用意的指引。“公羊三世说”有明确说法：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类型的君和国。在乱世，周围族裔难以德治，就有必要确保国家力量并在不同文化发展水平的人民之间明确区分和划定边界。孟子也明确认为，若受到大国威胁，小国君王可以正当地使用武力并保卫领土边界。

尽管在乱世，天下理想可以放松到容忍民族主义，但这并不等于认同作为一种道德理想的民族主义。我们还需要论证，儒家伦理留有承诺特定领地、特定人群的民族主义提供道德支持的余地。牟宗三认为，“仁”这样的儒家价值观必须在具体的民族国家语境中得以实现，而且，若以为只用“天下”就能把人的生活和价值概念化，那将是错误的：“道德实践过程中，道德理性的实现，在可能扩展到天下之前，必须经由家、国的肯定。”像“天下”这样的较高层次的单元，只有当其在与家、国这样的较低层次单元的互动中出现时，才有意义，如果跳过民族国家而简单地在天下层面运作，在政治上或许是错误的。

事实上，儒家伦理致力于更强有力的主张，即承诺于国与承诺于天下有冲突时，承诺于国应该具有优先性。《大学》开篇即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正如我们应该把感情纽带扩展到家庭之外，我们也同样应该把感情纽带扩展到国外，只是关切程度会弱一点。所以，儒家不必把民族主义视为政治上必要的妥协，是偏离理想世界的次佳选择。同样地，民族主义也不仅仅是通往“天下”政治的必要机制。至少，对特定政治共同体的特殊承诺是差等之爱的逻辑所要求的，当然，这一承诺也应该（以减弱的程度）扩展到外人。

概括而言，儒家伦理确实允许这样的可能性：向着生活在有领地边界之国的人民的承诺。这样的承诺不是统领性的，家庭建制是个跳板，尽管家在家国冲突下具有优先性。而承诺天下并不能把对国的承诺搁置一旁，若承诺于国与承诺于天下有冲突，承诺国具有优先性。就此而言，调和儒家与民族主义是可能的。那么，这种调和是不是可欲的呢？

二、论儒家民族主义之可欲性

民族主义吸引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它似乎满足了人们对共同体归属的深层需要，而国家是满足这种归属感需要的关键机制。不过，存在形形的民族主义，有些在道德上令人厌恶，如20世纪30和40年代德国的纳粹主义。更为自由的民族主义形式则试图在归属感的需要与自律、宽容这样的价值观之间作出调和。可以说，美国和印度的民族主义主流形式有着自由特色。儒家形式的民族主义――对儒家价值观的承诺和对体现这些价值观的民族国家的志向――既不是基于种族的，也不是自由的，尽管它与自由的民族主义多有共同之处。

1.儒家民族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

早期儒家认识到，春秋战国时代存在各不相同的列国，但儒者基于文化发展水平来加以区分，这意味着，他们信奉的是儒家文化，而不是种族或地域。“中国”一词指的是受制于儒家文化的文化实体，原则上向任何人敞开，不分种族，只要他们分享儒家的规范。那些不分享儒家文化的人们则被视为“蛮夷”，但原则上每个人都可以被“文”所“化”。

在帝国创立后，把“仁”传播到整个世界的理想，受到更为严肃的对待。但从一开始就存在的问题是，并非每个人都准备服从官方钦定的儒教。为了克服不一定赞同的现实，即化外之民并不特别倾向于被同化或放弃自身的文化，朝贡体制才得以建立。在朝贡体制下，分封国君或其代表必须到中国向宗主国献贡，拜倒在皇帝面前，仪式性地承认帝王的宗主地位。中国则确保其安全，提供经济上的好处，同时又运用“道德力”来传播儒家规范，并允许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实践得以存续。毋庸置疑，这种做法常常偏离理想。比如，明朝对抗蒙古人的策略就是运用纯粹暴力来解决冲突，安全价值被置于较高地位。在元清两代，汉人对外部入侵者的妖魔化几乎难以遏制。然而，我们还是可以认为，相比欧洲人的帝国主义，朝贡体系较少公然的种族主义和种族中心论。再者，韩国、日本和越南最终都被“儒化”，部分原因是儒家规范的“道德力”，就连满族清朝的征服者本身也被儒家规范所同化。

到了19世纪后期，朝贡体制被打破，中国本身也被西方列强侵略，中央王国之幻象被粉碎，中国思想家终于认识到，他们的国家只不过是万邦中的一员，事实上比西方和日本都要弱。作为回应，民族国家开始成为政治关切的单元。如今，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不再使用种族范畴。梅约翰观察到，“文化民族主义”――与国族联系在一起的特殊文化构成国民身份认同的基础――在当代中国的儒家话语中获得不同取向的参与者的支持。但是，中国的（重新）儒家化――意味着以承诺于儒家价值观为中心的国民身份认同的建构――并不消除这样的可能性，即非中国人（不是汉族或不是中国公民）就不能是儒家信奉者。梅约翰还注意到，杜维明走得更远。杜维明认为，儒家在中国获得成功提倡之前，必须在中国之外的地方扎根：“儒家在20世纪余下的岁月里是否具有活力，将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能够通过纽约、巴黎、东京等地充分地返回中国。儒家必须面对美国文化、欧洲文化和东亚文化的挑战，并进而在这些文化中播撒种子和扎根”。蒋庆则认为，儒家价值观不能与核心西方价值观相容，但他也拒绝种族主义的和种族形式的民族主义。被接纳入“儒家之国”的唯一相关准则是承诺儒家价值观。

总之，儒家民族主义――承诺于儒家价值观并立志建立一个表达这些价值观的民族国家――是与种族主义形式的民族主义根本不同的。尽管实践常常偏离理想，但可以把理想作为批判视界去考量实践。

2.儒家民族主义与自由民族主义

自由民族主义是这样的观念：承诺于特殊的国族共同体可以与自由价值观相结合。归属于特定的国并感觉到与其他国民有着特殊联结，这无疑是好事，但是，政治共同体必须保护言论自由、宗教宽容和选择政治领袖等平等权利。

儒家价值观与自由主义即使不同，但也经常导致同样的政治意义，以至于承诺儒家价值观的民族国家会更像承诺于自由价值观的民族国家。也许，最广泛引用的句子来自《论语》中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和”与“同”的对比源出《左传》，指的是这样的思想：君王应该以开放心胸面对其幕僚中的不同政治观点。（参见《左传・昭公二十年》） 孔子本人为政治言论辩护的理由是，指出错误政策是必要的（“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孟子则更是认为，批评君王之错是卿之义务（“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建言的权利通过御史台或督察院而制度化，士大夫负有批评政府错误政策的重任。当代中国的社会批评家也援引“和”“同”之异来要求政府宽容不同观点，不希望看到一种主导性国家意识形态强加给所有民众。而某些政治儒学家虽说拒绝自由民主的某些方面，但也明确要求言论自由。

当代自由派也许会回应说，像言论自由这样的公民权利，不仅具有工具性效力，而且还表达了“个体”之道德地位的观念。相比之下，儒家的道德自律指向追求善――我没有从事不道德行为的道德权利，比如不孝敬父母。不过，正如陈祖为所认为的，儒家关于不道德行为的观点并不导致这样的结论：不道德行为应该在法律上禁止：“儒家并不主张施用法律的强制力来培育美德或防止人们沉溺于道德败坏的生活。孔子思考过，法律惩罚并不能改变人心或灵魂……美德之养成，乃是通过教育和礼仪”。换句话说，即便自由派和儒家为言论自由提供不同层面的辩护，但他们在实践意义上还是会达成一致。

另一个关键的自由价值是宗教宽容。可以证明，对此价值的不同辩护也不导致实质上不同的政治结论。认真的儒者试图引导由儒家价值观启发的人生，我们生来具有同等的道德潜能（据孟子），但符合儒家价值观生活的人就比其他人在道德上优越。也因此，儒家肯定了相比其他伦理和宗教传统的一种优越感，这在自由主义者眼里是个问题。

但儒家也有使得它与其他传统相区别的自由特点。如前面已提及的，普世主义的儒家向所有种族敞开大门，这点类似于基督教和佛教。另外，儒家对其他形式的宗教相对宽容，并不要求儒家信奉者弃绝其他信仰。对一个华人或韩国人来说，像“儒―道―释”或“基督徒―儒者”这样的串联宗教身份并不少见。这并不否认，一旦有冲突，儒者会声张他们的文化优越性，但从历史上看，儒教对其他信仰一直是相对宽容的（这并不否认，历史上也有不宽容的低潮时期，比如，唐朝时对佛教的迫害，以及明朝对其他宗教的逼迫）。

概而言之，如果儒家民族主义者的观念得以实现，所导向的社会也许会更像自由民族主义者所喜欢的开放社会。除了这些共同点，也有一些关键差异，这些差异将影响到儒教国家的内外政策。

选举制民主明显的缺点就是，民主选举的政治领袖主要把注意力放在国内民众：他们要服务的，是选民的共同体，而不是生活在该政治共同体之外的外国人。再者，那些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倾向于把焦点放在国民的利益，而不是外国人的利益。另一个问题是，没有人代表受政府影响的子孙后代的利益，民主选举的政客首先要忠于选民。在新加坡那样的小国，我们没必要忧虑。但在中国、印度和美国这样的大国，政治领袖所作的决定常常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与其子孙后代，他们需要考虑被他们的政策所影响的那些人的利益。

一战后，梁启超就认为，政治统治者不应该只是强大和繁荣自己的国家；他们还应该关心整个世界的命运。梁启超明确批评西方民族主义过于狭隘，他认为西方应该学习传统中国的天下思想，把关切扩展到国家之外。当代儒家也已提出实现此理想的提案。对于确保当前一代国民的利益来说，民主机制或许是重要的，因此，儒家一般也支持某种形式的民主。但是，仅仅民主还不够。

为了实现受政府政策影响的非选民之代表的理想，儒家倡导政治上的任人唯贤的价值：在教育和行政上的机会平等，把政府职位分配给共同体中最有德性和最有资格的成员。人人皆能成圣贤，但在实际生活中，作出称职的、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判断的能力是因人而异的，而政治体制的重要任务是识别出那些能力在平均水平之上的人。因此，一些儒家学者提出贤士院的提议：部分通过现代化的竞争性考试来选择贤士。贤士可能承担起这样的重任，去商议并服务于一般被民主选举的议会所忽视的利益（外国人、子孙后代、古人和少数族群）。

儒家或许也准备考虑平等公民权的其他修正措施，只要这些修正更可能实现蕴含儒家理想的国家。一个观点是给年长者增加额外的选票：儒家假定，当人生历练老道，越老就越有智慧。因此，如果年长者继续努力于自我改善和保持人际网络，他们也许应该被赋予额外的政治权力。

按照儒家理想，其他有所区别的公民资格也可以得到辩护。从自由民主的视界来看，户口制度在功能上等同于种姓制度，标志出二等公民群体――仅仅因为他们不幸生为农民。这在根本上是不公正的。但该体制的捍卫者则认为，这一体制防止了棚户区和贫民窟的出现，这终究使得中国的不发达地区的城镇受益，因为这样更容易留住人才。另一个论点是，相对富裕城市稳定有序的发展，最终能够有利于对发展贫穷地区的再分配。有很多理由来质疑这种主张的经验基础，即使它们都是正确的，自由民族主义者也会要求取消户口制度，因为在当代自由理论中，平等公民权是所有价值之母。而如果它们事实上有助于消除贫困，儒家民族主义则会容忍这样的安排。

正如儒家民族主义者在有关国内的平等公民权的问题上不太固执一样，他们还愿意尝试有别于国际间平等这一自由理想的取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家阎学通就援引先秦思想家（包括儒家但不限于儒家）来论证层级性国际体系，这既是更为现实的，在道德上也是更可欲的。他以此对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引出教训，“中国不应该采纳美国当前的行动方式，口头上说所有国家是平等的，但在实践上总是看到一个主导性国际地位”。相反，中国应该公开承认，在一个层级性世界，美国是个主导力量，但这种主导还意味着，它有额外的责任。通过强调与弱国的互惠，中国应该尝试赢得这些弱国的支持，允许在他们的赞同下应用有区别的国际规范。例如，在东盟和中国的10+1合作上，“中国被要求在东盟国家实施农业贸易零关税规范之前先行实施该规范。这一不平等规范使得10+1经济合作比日本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发展得更快。日本提出的与东盟间平等关税的要求使得它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进展放缓，落后于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进展”。从儒家民族主义者的视界来看，国家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安排是可以得到辩护的，只要受这类政策影响的国家和其他国家都获得益处。

总之，自由民族主义和儒家民族主义都捍卫确保基本人身自由的开放社会理想，但对公民间平等政治权利的重要性和国际体系中的国家间平等权利的重要性，两者存有差异。如果有区别的或层级性政治安排能更好地确保“天下”这样的儒家价值观，那么，在那些有志于表达儒家价值观的国家的儒者眼里，这类非民主的安排是可以得到辩护的。

3.儒家民族主义与法家民族主义

第6篇：儒家思想优缺点范文

摘 要 有知识，有道德，有贡献的商人谓之“儒商”。 儒商作为儒学文化的独特实践，起始于先秦，发迹于子贡儒商是时展的产物，儒商文化是全体华人共同的财富。儒商文化体现的是“仁义礼智”的儒家思想，遵循的是“经世致用”的不懈追求，施行的是“德利并举”的和谐之道。从古至今，优秀的儒商层出不穷，他们促成了义利合一的良性商业竞争模式，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 儒商 诚信 利益 竞争 大学生

一、先哲的儒家商经

1.中华儒商鼻祖――子贡的商业头脑

说到儒商，起源便在中国。而中华儒商的鼻祖，推本溯源，当是孔子高徒子贡。子贡(公元前520―前456年)，姓端木，名赐，子贡是他的字。子贡出生于商业世家，经常跟孔子周游列国，得以开拓视野，因此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

2.富而有仁

《吕氏春秋》记述了子贡自己出巨资赎回鲁国奴隶的善举：那时候鲁国的穷困老百姓，有的被卖到别国当奴隶。鲁国法律规定，若有人均为奴的鲁国人赎回来，政府给报销赎金。子贡在周游列国途中遇到了一个鲁国奴隶，便花钱把这人赎了出来，但却不去政府领赎金。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他虽做买卖，却不忘儒家学说，时时刻刻把为人的准则――“仁”作为自己的信条，以一颗仁爱的心对待世人。把金钱、财富当做“一种行善的工具”而去追求，是人生中一种美好、高尚的思想境界。子贡就做到了，他利用他富有金钱这样一个优势去拯救了一个人的命运，充分体现了作为一个儒商应该具有的“富而有仁”的优良品质。试想一下，如果当今社会多一些像子贡一样富有、行善有仁的富人，那么社会风气必然更加淳化。

3.诚信机变

当吴越大军远征北方，吴王夫差强征丝棉以御寒，使丝棉紧缺价格走高。擅长机变的子贡便抓住商机，从各国收购丝棉到吴国贩卖，供不应求的市场让他捞得“第一桶金”。后来为追忆先师，子贡用木头雕刻出孔子像，前来祭拜的将相诸侯见状都想拥有一个作纪念，子贡又从中看到无限商机，招募工匠大批生产孔子雕像，又大赚了一把。子贡在商界的精准眼光的培养，全是由于了坚持儒家学说，他积极牢记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坚持诚信交易。《论语》多处记载子贡与孔子探讨“信”的问题，他深知“信”乃立足之本，没有“信”一切就荡然无存，更遑论发财乎？是“言必信、行必果”使子贡立于不败之地，达到 “义利双赢 ”的最高经商境界。

4.日本商业之父――涩泽荣一的商务经

涩泽荣一先生被誉为“日本商业之父”、“日本金融之王”，甚至被推崇为“日本现代文明的创始人”。尽管日本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但在日本资本主义萌芽的早期，日本的商业道德环境很糟糕。涩泽荣一投身商界之后，决心要改变这一现状。他一边从事企业经营活动，一边研究儒家传统精华――《论语》，提出了著名的“义利合一”、“士魂商才”的观念。涩泽荣一正是凭借着出色的应用儒学于商界的能力，亲手缔造了500多家日本一流企业，他也因此被誉为“现代东亚最伟大的儒商”。

5.士魂商才

日本，是一个一向以强者为师的国家。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因此日本人大多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特别是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培养出来一大批精通儒学的人才。

所谓“士魂”，按中国古代文言文翻译，也即“士大夫的气节道德”。“士魂”所强调的，是一个人应该具有的君子般的道德修养。所谓“商才”，毋庸置疑，也即商界的佼佼者。涩泽荣一提出的这一理念，经过拆词分析，已经表露出了其中蕴藏的哲理：如果想要在商界上有所作为，光凭良好的道德是不够的，在经济上容易受到毁灭性打击，需要有经商的法门，也即需要有商才。但是，光有商才也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士魂，也即需要有士大夫一般的高尚道德，否则就不能做到问心无愧，也不能走上遵循自然规律的大道。

6.义利合一

先贤孔子虽然一生“罕言利”，但是并不认为追求利益是一件见不得光的事情。相反，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换言之，孔子觉得追逐钱财是人的本性。亚圣孟子认为 “君子爱财取之以道”，他强调的是，只要用符合道义的手段去取得，追求利益也无可厚非。由此可见，先秦时代的孔孟二圣都觉得追求利益并非大坏事。然而到了宋代，大儒朱熹认为：“用计用数，假绕立得工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显然，朱熹非常鄙视金钱与功名。其实这是明显的对先哲孔孟的一种误解，把商业行为当成了一种君子不齿的行为。

长久以来，“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的思想占据着人们的大脑，许多人严眼中的商人就是一副悭吝人的模样，阴险狡诈、贪得无厌、为求利益不择手段。这是误读孔孟之道的一个严重后果。

社会在财富和道德的结合上，向来不是很完善。所以才有大字不识的富财主和满腹经纶的穷书生。但是，富与利并非水火不相容。重利未必失仁义，重义未必失利益。并不是投身于商界的人可以忽视仁义道德，也并不是保持自己的道德修养就必须与经商划地绝交。作为商人的责任就是以仁义道德为本，推动经济的进步。因此，确立“义利合一”的观点的重要性愈发明显。

7.君子之争

正所谓商场如战场，立足于现代社会的商界，与人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处心积虑的想去赢别人是不是就违背了君子之道呢？其实不然。儒家思想并不同与佛家理论，宿儒们不会过分讲究“与世无争”，反而会推崇“当仁不让”的精神。试想一下，如果儒家道德提倡的是不争不斗，那么几千年来的科举制度岂非形同虚设，那些士子们为了功名竞争不休，这正反映了，竞争的意识是与儒学不冲突的。君子之争，就是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具有必要的圆滑能力，又丝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地去比赛、竞争。商界里竞争往往非常激烈，然而有的就可以成为君子之争，有的却成为是恶意竞争。故意诽谤、诬陷、不正当竞争固然不可取，一味谦让、消极避退也不应当。在做好本职事业的基础上良性竞争即可，谁输谁赢由企业经营能力决定，但竞争过程需得不失君子风范才好。

二、现代儒商的特点

1.以德为立身之本

品德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从而体现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儒商的德体现在以诚信为准则、奉行“富而好行其德” 例如春秋后期的陶朱公范蠡，历代晋商、徽商中的佼佼者。现代儒商也将“德”奉行的很好。抚顺地区的知名企业家陈德文就是一个高道德水品的儒商，诚实守信是成功的秘诀。正因为讲诚信，陈德文的公司被中石化确定为战略合作伙伴。

2.坚持实践“利”与“义”相统一的价值观

孔子说过：世上万事，不过义、利二字而已。因此，儒商秉承《论语》的传统，将此美德发扬光大。其实，“利”与“义”的统一是对德的进一步描述与要求。经营活动中是重义轻利还是重利轻义，是义利对立还是义利统一，是见利忘义还是见义忘利，是经营者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目前，在经营活动中普遍存在着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义利对立等问题。要想正确处理二者关系，就要坚持利不伤义原则，坚持以义生利的经营理念，坚持以利助义的经营之道。现代儒商的经营之道就是这种理念。

3.勇于竞争和善于竞争

儒家强调和谐、平衡、中庸，因而缺乏竞争的传统。我们说儒家缺乏竞争的传统，并不等于说儒家就一点没有竞争意识，更不是说儒家反对竞争。只是古人与自然的和平相处，使这种竞争表现的不是很明显罢了。但当今社会不同了，现代是竞争的年代，它体现在每个行业，每个领域。现代儒商将竞争这个特点表现得很突出，很明显，这样也更适合这个时代，更容易在同行业中脱颖而出。

4.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

“以人为本”是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以人为本强调把人作为最根本的要素，主张人既是实现企业目标的工具，更是企业发展的目的。这种管理理念在《论语》中几乎没有涉及，但《论语》一直所强调的就是“仁”的学说。可以说，“以人为本”是“仁”的一种具体体现。现代儒商结合当今时代特点与企业管理发展策略，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深入化，儒学化。

5.具有开拓创新的意识和能力

只有开拓创新，才能不断领先于同领域；只有开拓创新，才能获得市场潜在盈利机会；只有开拓创新，才能使效率更高，效果更强。时刻具有开拓创新的意识，可以意想不到的收获。凡客诚品盈利额在短短三年内从2.78亿增长到20亿，正是来自CEO陈年的13个微小的创新。新时代的儒商们，不但具有敏锐的市场行情观察能力，还具有明确的市场导向预估能力，他们准确地判断市场需要后，果断地推出新产品来适应用户的要求。

三、现代儒商精神

随着时代的变化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市场对企业家的素质要求也发生了变化，时代呼唤新一代儒商及儒商精神的出现。2008年孔子诞辰2550年周年纪念日时，国际儒联编纂的《儒商读本》明确指出了现代儒商与传统儒商的区别。现代儒商除了应具有传统意义上的良好的儒商精神，如以义取利，和气生财，信义服人等外，还应具备以下几种精神：

1.有创造性，勇于冒险

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灵魂，是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对于一个企业来讲，也至关重要。它能给企业带来发展的动力，无限的活力及强大的竞争力。冒险，并不是鲁莽地尝试，而是在能力所及范围内，超越自己，创造奇迹。儒商把创造性和冒险精神结合起来，给企业来带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2.高瞻远瞩，不断寻找发展机遇

现代儒商能够利用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差距，获得更强的竞争优势。同时，他们具有敏锐的长远的战略性眼光，能够准确判断未来的发展方向，实现投资与价值的最佳配比，把握机遇，将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3.有竞争意识，善于竞争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竞争无处不在。儒商能够正确认识到市场竞争的规律，时刻具有竞争意识，勇于竞争，善于竞争。但他们公平竞争，不会用一些不光彩的手段谋取利益。

4.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现代儒商热衷于社会的慈善事业，他们把捐助看成一种感恩社会，回报社会的行为，而不是炫耀财富，提高声誉的手段。他们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时刻关注社会问题，服务社会，改善生活，造福人民。

四、现代儒商的经济贡献

1.儒商的商业活动促进了经济发展

西方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学不利于商业的发展。但亚洲“四小龙”和当今中国的飞速发展却与韦伯的这一论断形成鲜明对照。儒与商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事实上，儒学对于工商业的发展不仅没有阻碍，反而起到了促进的作用，甚至能弥补西方商业文明的缺陷。具体体现在：儒家的仁政思想转化为依靠国家力量整合资源；儒家的中家族思想促进了民族业的繁荣；儒家对文化教育的高度重视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高素质人才。因此，儒商的商业活动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2.儒商的精神对商业活动的表率作用

儒商精神集中华传统文明于一体，将儒商精神运用到从商中，具有构建商业文化的意义。儒商的精神在商业领域中，为其他企业家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了贡献。

3.儒商对公益事业的推动作用

现代儒商不以逃税，提高公众形象为目的，热心于公益事业，是他们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他们的行为也为公益事业的净化，发展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参考文献：

第7篇：儒家思想优缺点范文

关键词：儒家 忠恕 责任 道德 企业管理

引 言

“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尔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儒学是否能与现代化相适应？这是现代新儒家必须面对的问题。“马克斯·韦伯写了《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断言儒学不能适应现代经济，不具有促进市场经济的因素，因而对于现代化进程只有负面作用，而没有正面作用。他的结论遭到了现代新儒家的反对。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以大量事实反驳了这个结论。他指出，韦伯在新教伦理中找到的那些促进市场经济的思想要素如敬业、勤俭等等，在儒学中都可以找到”。于是，人们开始纷纷对儒家文化进行重释。事实上，当我们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确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并用它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的精华，《论语》便是其中之一。

《论语》作为一部儒家经典著作，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虽然《论语》亦有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一种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思想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儒家对于道德情感所提出的方式是取譬于己，推及于人，也就是后儒大肆渲染的孔子的“忠恕”之道。关于忠恕的含义，南宋朱熹解释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 也就是说，一方面对人应尽心尽力，奉献自己的全部爱心；另一方面，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不苛求于人。在现代企业中，“忠恕之道”常被用来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以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达到企业的有序化管理。

在市场经济时代，每个人依旧是某个家族的一员，依旧担当某种社会角色。“不论一个人所有底伦或职是什么，他都可以尽伦尽职。为父底尽为父之道是尽伦；为子底尽为子之道亦是尽伦。当大将底，尽其为将之道，是尽职；当小兵底，尽其为兵之道，亦是尽职。”所谓“忠”，就是忠于道，忠于德，忠于人。对人的忠诚，根源于对“道”对“德”的认同。一个人只有忠于道德了，他对其他人的忠诚才会更稳固、更长久。把“忠恕”之道落实到企业管理之中，就是要让企业成员忠于自己的企业理想，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竭诚为顾客服务。这是一个管理者工作中将企业理念贯彻落实到员工骨子里面必须思考的根本性问题。专业的技巧和筹谋的利润并非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一种忠诚度。

1.忠于道德，忠于事业

1.1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道德

企业社会责任是当代西方正在兴起的一种企业哲学伦理学，通常指与主要利益相关者、价值相联系,遵从法律,并尊重人类、社会和环境的一系列政策和实践。企业在发展自身规模，创造经济利益的同时，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忠于这样的一种社会道德，才能使创造一个更加和谐和健康的社会发展环境。

1.2个人的职业道德

（1）尽忠尽职

干部和员工的敬业精神对于企业能否快速发展至关重要。职业道德的第一要义便是“称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尽职，则能在企业的员工中树立良好的威信，从而使大家信服，同心同德为企业发展出力。企业的员工尽职，才能连点成线，连线成面，用小的成功一点一滴积累企业的大成功。

（2）大公无私，赏罚分明

作为企业的管理人员，尽忠职守的概念，除了业务还有管理职能。如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培育积极创新的工作氛围，需要管理者建立公正公平的管理机制。在现代科学中，企业运用360度绩效考核来进行管理，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公正”。通过相对客观的评价，让员工信服，通过奖惩来实现推动，使得员工更好地实现岗位职责，同时开拓思维，创新理念，获得自我价值的提升。

1.3树立内心的道德标准

世上的标准纷繁复杂，真正的标准在何处，真正的“忠”体现在哪里？就儒家的观念来理解，真正的标准在于内心，所谓尽己之谓忠，此“忠”并非忠诚于外在的标准，或是某一个人，而是一种内心的道德良知的判断。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对于任何企业来说，人力资源都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所有的企业管理者都在为选用人才而烦恼，中国有的是人，有的是大学毕业生，为什么没有人才呢？过硬的专业素质并非企业选用人才的樊篱，真正缺乏的是忠于企业的人才。服务行业近年来在中国发展迅速，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做好服务，这个标准并非在于与其他企业的对比，或者领导的说教，标准在于能否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对于在岗位工作的员工而言，往往以外在标准衡量自己，觉得不被重用，郁郁不得志。“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以及“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些便是对人才的最好诠释，每个人应该建立内在价值判断，并不断修正补足，当自己真正历练成为德才兼备的贤士，一定会被发现。企业只有帮助员工真正树立内心的道德标准，才能使员工克服焦躁的情绪，踏实做好各自的岗位工作，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个人职业生涯规划。

1.4正确的引导

不论是企业的经营者，还是产品的生产者，每时每刻都要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想问题，这样，企业管理就会有明确的目标，就会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笔者所在的公司近年来一直加强对一线服务人员的培训，除了强调“看得见的微笑，听得到的温暖”，也就是要求员工在服务时除了态度诚恳、亲切以外，还要求真正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思考。将企业的“服务理念”深入员工内心，在发展业务的同时，并非始终贯穿以利润最大化为核心。通过良好的专业素质，让消费更经济、更实用。服务企业在成长，消费者也在成长。现在的消费者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听到“您好，请，谢谢”的服务用语，而是希望听到“这个套餐的选择对于您来说更经济，这样的选择能够让您不必浪费，这项功能的优点和缺点在于什么”，如此一来，才能最终赢得消费者的心，让他们更快乐地消费。

2.推己及人，坦诚沟通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这个观点便是从“忠”推到了“恕”。在企业管理中，矛盾总是不断发生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上级与下属、各级管理人员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都存在着矛盾。由于各自所处的地位的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的不同，对一些问题所了解的广度和深度的不同，价值取向的不同以及各种物质利益趋向的不同，各种所要达到目标的不同等等，对一些问题或对同一问题所作出的评价也就不同，由此而采取的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就不同，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管理者的任务就是要不断解决持续发生的问题或矛盾。儒家的“恕道”对协调各种内部矛盾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发生个人之间带有感彩的纠纷时，更是如此。通过交换意见，沟通情况，各自多从自己方面反思反省，就可以求得共识，相互理解，宽容或让步。

2.1自我完善，不苛求他人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意思就是自己都做不到的，不能苛求他人。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总看到他人的缺点，对别人过于苛刻。在企业中，各个岗位分工不同，工作性质不同，品评的标准也不一样。“恕”所指的，就是要求大家能够看到别人的优点，将心比心，少一些挑剔，将重心放在自我的完善上。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作为企业的管理者，需要对于所管理团队成员的优点和缺点有正确的认知，善加调用，才能发挥整体的优势。有些管理干部未必是一个小团队中技术水平或专业素养最高的，但是他能发掘团队人员的优点，集中大家的智慧，激发集体荣誉感和积极性，和谐群体关系，这是他的长处和优点，管理者要看到这一点。

2.2关爱员工，正确对待过失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儒家思想倡导对于他人的缺失，充分运用“恕”。当然，这个“恕”不是无边际的，但只要在法律底线之上，都可以用“恕”的道德标准来解决。员工犯错的原因有很多，如果是因为创新犯错，应该在鼓励并善加引导；如果是因为工作倦怠，则需要管理者认真查找原因，这个原因有可能是来自于员工个人生活遇到的困难，需要伸出援手给予帮助；如果来自管理者有失公平或不善用人，则需要管理者自我检讨。

2.3注重沟通

突破内心的樊篱，舍弃苛刻和挑剔，坦率真诚地沟通，便是“恕”如果真正能以宽恕的心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以企业为家，形成以处理“家庭关系”的宽容心理来处理企业各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传统，那么大家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顺畅，从而避免因沟通带来的扯皮、互相牵制，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总体而言，通过对“忠恕”思想的分析，以及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种种体现，不难发现儒学的“推己及人”，其行为模式是以行为主体为原点、核心，以行为主体自身的利益和需要推断他人的利益和需要，进而以此为行为取舍的标准。在此模式中，己只是行为的出发点、标准，而不是目的，行为的目的是利他的而不是利己的。现代企业管理中若能善用“忠恕”思想，无论对于企业内在管理修为，以及对外拓展都是大有裨益的。整部《论语》的意义也便是在于此，对于现代社会，这种古典的思想不仅仅是一种教条的教育，而是在于一种入世的实践。由此也证明了冯友兰先生“由社会必有社会之理”的论断。

参考文献：

[1]《重释传统》，曹刚、唐凯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2]《现代新儒学的走向》，宋志明，4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3]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31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第8篇：儒家思想优缺点范文

（一）人本精神

儒家的人本思想和人本主义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人本主义最早产生于西方，所谓人本主义是指：“那些以人为本、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中心并以人为归宿的哲学理论，在严格意义上则是指以人为世界的本体和基础的哲学理论”。由此可知人本主义和儒家的人本精神是不等同的。儒家的人本精神是以人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从肯定人在自然和社会的地位、作用和价值开始，以在解释问题的过程中最终肯定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为落脚点和归宿，最终汇聚而形成的精神特质。最早提出人本概念的是管子，他以把人当作人看为前提，进一步从人的人格、人的自我意识和人的需求等方面来阐述他的人本观点。孔子的人本精神则以把人当作人和尊重人为前提和基础，他更加地关切如何做人和怎样做人，同时也更加地重视人的内在道德修养，也就是说他以人达到“内圣”的境界为最终的追求。相比之下孔孟的“仁学”最能体现儒家的人本精神，“仁”是儒家人本思想的核心。孔孟的仁学以“讲人”为核心。“仁”是孔孟的仁学中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爱人到人人互爱的人道（仁道）精神是人本精神的生命和灵魂。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人人互爱，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需要人人互爱，因此，儒家人本精神是实现“中国梦”必不可少的“中国精神”。

（二）忧患精神

儒家的忧患意识诞生于春秋时代，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代表人物是当时的儒学大师孔子和孟子。孔子和孟子对忧患意识较为系统的论述奠定了儒家忧患意识的基元，经过后世的继承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儒家忧患意识的内涵主要有：“忧道”、“忧国”和“忧民”三个方面组成。儒家的忧患意识向内发展促使儒家注重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也就是所谓的“内圣”；儒家的忧患意识之向外的发展推动儒家重视政治实践，也就是所谓的“外王”。“内圣”和“外王”就是由此而来，忧患意识是它们产生的动力。孔子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在忧“道”，孔子当时认为“天下无道”，孔子说过“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孔子一直致力于用自己所追求的“道”来治国安邦，他一直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非常重视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个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儒家忧“民”的忧患意识体现出对民众疾苦的关注，强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对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忧患意识，孟子更为忧“民”，他注重对人民生命生活的关怀，并提出了“民本思想”，他讲：“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孟子认为：“得其民，斯得天下；得其心，斯得民矣”。儒家的忧患意识给党和国家敲响着警钟，提醒我们时时刻刻居安思危，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我们认为儒家的忧患意识也是实现“中国梦”必须具备的思想意识，那么忧患精神是实现“中国梦”不可缺少的“中国精神”。

（三）乐道精神

乐道故名思议就是以“道”为乐，那么儒家的乐道精神就是以“道”为乐的精神，即以求道而得道为快乐的精神，也就是在求道过程中所体现的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在得道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上的愉悦与满足。孔子所追求的“道”是治国安邦之道，那么孔子在追求治国安邦之道中所表现出来的不畏困难、积极乐观的心态是儒家乐道精神的体现。在新时期儒家乐道精神也有了新的时代体现，此时的“道”可以是一种学说、理论，也可以是一种高超的技艺，如茶艺界所推崇的茶道和插花界所盛行的花道，也可以是一种理想信念，如小到“个人梦”、大到“中国梦”和“世界梦”。总之，这些“道”给人带来内心的宁静、精神的愉悦和享受，在这种享受中，人们提升了自身的精神境界、陶冶了自身的情操和培养了自身的气质。孔子“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在他求道过程中充分展现出了他的乐道精神。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乐道精神，他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的这句话充分体现出为了获得得道、求道之乐，要坚持自身的信念和原则，不能向富贵、贫贱和威武屈服、投降。孔孟所追求和提倡的乐，不是单纯的物质的、感性的和生理层面上的乐，他们更看重精神的、道德的和理性层面上的乐，这就是他们所追求的“乐心”和“乐道”，儒家乐道精神所追求的终极境界就是“乐心”和“乐道”所塑造的真善美和合境界。我们认为乐道精神在新时期也主要体现为精神的满足，这点也正是迎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所要追求的新时期的“道”，而“乐道精神”也正是在追求和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所产生和必须弘扬的“中国精神”。

（四）笃行精神

“笃行”从字面上看就是与实践相关，儒家的笃行精神就是儒家注重入世所推崇的“自强不息”的力行精神，儒家的“笃行精神”是一种积极投身现实社会，奋发进取，自强不息，锲而不舍地追求自己理想和自身价值实现的精神。儒家所追求的修身、齐家和平天下的境界和新时期的“中国梦”从某种意义上讲如出一辙，儒家为了达到这种境界，儒家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易传》），自强不息、身体力行的“笃行精神”是备受儒家推崇的精神。儒家人本精神的弘扬、忧患意识的消解和乐道精神的满足都有赖于笃行精神的践行和支持。儒家“笃行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人修养层面。孔子强调：“知行合一”，儒家认为个人要实现“立德”、“立功”和“立言”三不朽的统一，就要充分践行和弘扬自强不息、身体力行的“笃行精神”，真正做到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第二，用人标准层面。孔子重视对人行为的考察，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他强调：“君子不以言举人”，同时他还重视对人的行为动机的考察。第三，入世经世层面。儒家主张自强不息，立功成器。儒家强调每个人要以天下为己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儒家这种积极入世的品格和身体力行的“笃行精神”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和忧患意识的力量来源。我们中华民族这种“刚健”、“自强”的思想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有了儒家“笃行精神”，当代大学生在“中国梦”的正确引导下加强儒家人文精神的教育，培育和充分弘扬自强不息、身体力行的“笃行精神”可以有效地摒弃光说不练的思想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实现“中国梦”的进程。

二、“中国梦”与大学生儒家人文精神教育的关系

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由此看来弘扬“中国力量”和凝聚“中国力量”对实现“中国梦”至关重要。要想使“中国力量”得以凝聚首先要尊重和重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以人为本”，那么加强大学生儒家人文精神教育，培育和弘扬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更好地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的实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那么加强大学生儒家人文精神教育，培育和弘扬儒家“乐道精神”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良好的心理基础。“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充分弘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做到身体力行，特别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当代大学生，那么加强大学生儒家人文精神的教育，培育和弘扬儒家的自强不息、身体力行的“笃行精神”正是实现“中国梦”所需要的“中国精神”。因此，加强大学生儒家人文精神教育，培育和弘扬儒家“人本精神”、“忧患精神”、“乐道精神”和“笃行精神”，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精神支持。

三、“中国梦”视域下加强大学生人文精神教育的时代价值

1．儒家人文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教育价值在“中国梦”的背景下加强大学生人文精神教育，重塑大学生当代人文精神观，促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本主义观，有助于大学生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观，提高自身的道德品质和修养，促使大学生正确地处理人际关系。在大学生中道德滑坡和缺失、对人冷漠的现象并不少见，不利于和谐校园的构建。从总体上看大学生的人文素养的主流还是好的，但依然有部分大学生道德素养甚是低下，他们在生活中不与同学真正交流，对周围的同学乃至自己的授业恩师极其冷漠和不尊重，甚至对自己的家人也缺少足够的关心和付出，特别是近几年大学生残害同学的事情多次发生，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和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伤害。针对当前部分大学生存在的道德素养方面的问题，加强大学生儒家人文精神的教育，培育大学生的“人本精神”，有助于提高大学生自身的人文素养。对大学生开展儒家人文精神教育正是抵制和防御大学生道德滑坡的一剂良药。

2．儒家人文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行为教育价值儒家的自强不息、身体力行的“笃行精神”对于当代大学生如何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如何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境界具有重要的行为教育价值。那么在“中国梦”的正确引导下加强大学生儒家人文精神教育，有助于大学生培育和弘扬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身体力行的实干精神。指出：“面向未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靠实干，基本实现现代化要靠实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实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所以，儒家人文精神中的“笃行精神”正是实现“中国梦”所需要培育和弘扬的“中国精神”。儒家的“笃行精神”在新时期主要表现为现实的实践行为，自强不息、身体力行和艰苦奋斗的实干精神。通过加强大学生儒家人文精神的教育可以促使当代大学生在现实实践中充分弘扬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有助于大学生更好更快地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最终在实现“中国梦”的奋斗历程中增光添彩。

3．儒家人文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文化教育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儒家传统文化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核心内容，尤其是儒家人文精神，儒家人文精神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端正当代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加大当代大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力度、丰富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和提高大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势在必行。儒家人文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加强大学生儒家人文精神教育，促使大学生正确地看待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助于增强大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同时增强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更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繁荣，最终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新时期的红色文化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其中艰苦奋斗的“西柏坡精神”、自强不息的“两弹一星精神”等“红色精神”正是对儒家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发展。然而现如今有部分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漠视态度，对红色文化也是极度排斥，其中不乏在校大学生，他们认为儒家的传统文化已经过时，红色文化也太虚无缥缈，儒家的人文精神对现在社会毫无用途，对红色精神更是抛弃殆尽，更不要说培育和弘扬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同时也弱化了对党和国家的认同。还强调：“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因此，大学生培育和弘扬儒家人文精神是大势所趋，是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我们知道儒家所提倡的人文精神总的来说是关于人的阐述。

第9篇：儒家思想优缺点范文

一、儒家伦理思想在现代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一）从文化的承接性来看儒家伦理思想的价值

儒家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管当代人承认与否，“传下来并统治着你”的是其不移的文化本性。换言之，儒家伦理思想也必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继承发展的现实生长点。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离不开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如果离开了中国本土的国情和人情，党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就难以取得良好效果。

（二）从历史发展来看儒家伦理思想现实发展的可能性

儒家伦理思想历经政治、经济、文化的多次冲刷，造就了其极富应变和融合的理性品质。每次大的历史变迁，它都成了吐故纳新的大熔炉，也就是说儒家伦理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延伸点。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繁衍生息，而且有许多灿若星河的历史阶段，这足以说明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决不全是某种虚妄颓废的思想文化。

（三）从现实性方面来看儒家伦理思想的价值

在现实中，将儒家文化融入管理学中取得成果的事例也屡见不鲜。李光耀先生在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大会的致辞中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的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学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海外华人企业家，也正是秉承了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成了当代华人仁富合一的道德典范。这些都说明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在中国当代依然具有极强的历史渗透性和现实感召力。

二、儒家伦理思想中可供进行大学生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借鉴的理论

（一）以人为本――儒家伦理思想的人本基点

儒家伦理思想肯定人的价值，注重人格尊严。孔子说“天地之行人为贵”，就是说在天地之间人的生命力是最为宝贵的，人是最有价值的。孟子有两句名言，一是“所欲有甚于生者”，意指我所要求的有比生命宝贵的，这就是人格尊严;二是“所欲有甚于死者”，意指我所厌恶的有比死亡更厉害的，这就是丧失人格。这两句话正是肯定人的价值和注重人格尊严的表现。这就是一方面强调大学生党员要学会自爱、自尊、自重，完善个人道德修养，实现大学生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也要时时刻刻注意关心周围同学，也就是说尊重别人的人格。这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点，高校党建工作者如果能理解认识这一理论，并实际上做到这一点，在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就能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这样也必然会增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二）国家、民族为重的思想――儒家伦理思想的整体主义理念

正因为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中强调整体主义理念，就形成了顾全大局、公而忘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特有民族精神。历代传颂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贾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等至理名言，就是对这一民族精神的生动展现。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为国家为民族的整体主义理念，也是党员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在个人主义至上的风气中，更应该提倡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中的一些优秀思想，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

（三）重义贵和――儒家伦理思想的价值追求

儒家学者在义利之辩中都强调重义轻利。但是要使儒家价值观在大学生党员思想教育中得到贯彻落实，必须以“贵和”作为道德上的保证。贵和的道德价值取向特别强调在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发生矛盾时要采取恭敬、谦忍的态度，以群众利益至上的原则来协调好各种人际关系。在大学生党员群体中存在着入党动机不存、利益主义至上的倾向，导致党群关系紧张。在儒家伦理思想来看，和谐的社会就是理想的道德社会。当然，儒家伦理思想强调的“和”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而是在“礼”即道德的制约下的亲和，或者说“和”是有差别的统一，不是无差别的同一，儒家伦理思想强调“和而不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我们要继承下来，以指导现在的工作，使党员教育的实际效果不偏离它的价值追求。

（四）尊德重行――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实践理性

儒家道德修养的目的并非个人的精神安逸和生命的恒久，而是以自己的善行德业造福于他人和社会。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奠定了儒家学说人道主义精神的传统。爱人即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尊重人、关心人、视人如己。理论离不开实践，儒家伦理思想看到了这一点，党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一样注重实践性，这足以说明两者具有相通性，因而儒家伦理思想可以为大学生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借鉴。

三、儒家思想在大学生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一）强调集体主义，有利于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纵观中国的发展史，每个时代都有其民族英雄及大文豪，在这些英雄及文豪当中，骨子里有着黎民百姓及万里河山的大气魄。也就是说，集体主义精神其自身便具有无形的凝聚力，儒家道德教育推崇的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其实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来源。现如今，我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余年，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精神追求显得更为迫切，在该形势下，集体主义依然是不老的话题，而儒家思想作为集体主义得倡导者，使得我们在党员群体中推行该文化的同时，也能时刻强调集体主义，且有助于激发学生党员的爱国热情，从自身做起，以自身行动影响周边乃至更多的人。

（二）重视厚德载物，有利于构建和谐人际关系

儒家推崇仁爱原则，强调人和精神。另外，中国作为礼仪之邦，一贯重视“礼”的宣传与执行，礼尚往来同样是保持人际关系的重要美德。儒家的这种体现团结和谐的相处精神，其本质是儒家思想的人本主义精神，其作用则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指导准则。

（三）强调身体力行，有利于提升道德修养

在儒家思想这一完整体系当中，道德的教育、修养及实践其实是一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过程。儒家思想强调在树立崇高理想、信念与道德人格的同时，最重要的就是实践。孔子曾提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后来明代学者王阳明又提出知行合一的实践性理论。他们都认为，一个人要最终走向成功，就必须要将道德的修养与实践结合起来。总之，知行合一，对于当今浮躁社会下的人来说，是应该时刻谨记于心的成功法宝，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不是单凭口号就可以了，一定要勇于行动、善于总结。

（四）强调积极向上，有利于正确认识吃苦耐劳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思想更是积极倡导吃苦耐劳的精神。吃苦耐劳、顽强奋斗，不仅有利于塑造大学生党员自爱与自强的精神，还可以解决啃老的问题。因此，在党建中融入儒家教育，可以培养大学生党员自立自强，更加珍惜现有的生活中所拥有的一切，并担负起对父母和家庭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