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直接投资流程精选(九篇)

第1篇：境外直接投资流程范文

关键词 转型国家；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因素；东欧

中图分类号 F11；F753；F831.7 [文献标识码]A ？眼文章编号？演1673-0461（2013）06-0073-04

一、引 言

近30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动变化越来越剧烈。这不仅表现在总量的增加上，在投资地区的改变上也相当明显。根据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金额已从1970年的125亿美元激增至2003年的15，000亿美元。分析其流入地区可以发现，发达国家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地区，发展中国家虽然在相对流入比例上并未有显著改变，但绝对金额却有大幅增加。这对于追求经济发展，但缺乏外汇资金及技术的国家，特别是那些自社会主义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而言至关重要。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包括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在内的西方国家先后进行经济与政治层面的巨大变革，以努力追求经济发展与繁荣，而外商直接投资成为这些资金短缺国家取得生产技术与管理能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接受跨国公司自海外带来的生产机器设备、技术、管理技巧等对东道国经济产生了所谓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更重要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在以东欧国家为代表的西方转型国家 ①克服工业发展失败、经济崩溃与政治纷乱，走向经济稳定发展的道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外商直接投资已被视为这些国家转型至市场经济体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转型要素，因此促使它们寻找各种方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对一国进行投资生产，必定是因为该国具有稳定且具潜力的政治经济环境，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是其进行FDI区位选择上的重要考虑因素。因此，东道国不应只扮演等待投资的被动角色，而应建立自身与他国相比具竞争力的优势。

转型国家虽然都经历了市场经济改革，但其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度与广度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导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效也迥异。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国内外理论界已有一些相关理论与实证文献加以探讨，但是，由于观点、方法与分析工具等的不同，目前尚未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特别是，现有相关文献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在分析对象上大多只包括发达国家，或是单独某个发展中国家，较少涉及转型国家这一特殊类别国家群体。而根据上文所述，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拟以在西方转型国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且转型期较为一致的波兰等东欧四国为例，对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因素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以期能为我国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二、文献回顾

早期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基本从市场不完全的角度出发，其基本假设为：在市场接近完全竞争条件下，FDI不可能发生，这些不完全可能来自于商品与要素市场以及政府法规，特别是关税与贸易障碍等，以至于资源与生产产品无法做有效的分配。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通过将新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3个阶段，说明了动态的比较利益，以及随着厂商考虑成本因素时转移生产地点，FDI在其中成为一个相当自然的过程；Knickerbocker（1973）观察到寡占厂商在一地从事外商直接投资时，其他的竞争者也会跟进，因此提出“跟随领导者（following leader）”理论，他假设这些跟随者之所以会随着领导公司进入东道国设厂，主要是不想让领导厂商取得诸如规模经济等竞争优势，并将外商直接投资按照服务何种市场分成3类：供给当地市场、资源取得与以出口为目的的投资；Dunning（1993）的折中理论（eclectic theory）结合了国际贸易与国外生产观点，包含了各种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并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必须在所有权、区位与内部化3个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其中，区位因素强调的是东道国自身在投资环境上所存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各种可吸引FDI流入的要素。他归纳出4类区位影响因素，包括市场因素、贸易障碍、生产成本与投资环境等。一国投资环境如果能满足外国投资者所需条件，在所有权与内部化优势均存在的条件下，跨国公司便会到该国投资生产。以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的探讨，已从最初古典的比较利益之机会成本问题，延伸到厂商对其他厂商竞争策略的布局研究，特别是Dunning的折中理论将过去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加以整合，在实际分析上更具弹性，也即在研究上既可以从厂商、特定产业，也可以从东道国的角度去讨论。

在实证研究方面，Lucas（1993）在探讨东亚与东南亚7国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时，基于独占者对于利润最大化的外国资金延伸性需求，发展出包含相对价格与其他禀赋变量的基本模型，以及包括区位、市场规模、政治风险等变量的延伸模型，并分析了政治环境对外商投资的影响；Gastanaga（1998）利用折中理论检验49个低开放度国家在1970年～1995年间各种有关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效果，并认为政策与制度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Cassou（1997）利用panel data分析美国等6个发达国家税率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除了企业税如预期般具有显著影响外，所得税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Kerr and Peter（2001）采用市场不完全架构，利用1980年～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大陆的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工资水平、开放度与汇率波动均对我国FDI流入具有显著影响。从以上文献可知，关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还存在许多分歧，同时，现有相关文献较少涉及转型国家。

三、分析框架

1. 理论分析

本文研究主要基于Dunning的折中理论（eclectic theory）。其中，区位优势作为折中理论的重要一环，指东道国拥有一些该国区位环境上的因素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因素用来解释跨国公司在具有所有权与内化优势下，在外国生产的动机。Dunning把驱动跨国公司进行外商直接投资的要素归结为4个方面，包括取得自然资源、服务国外市场、重新建构生产行为或改善整体效率与竞争力以及获取与现有资产互补或竞争的资产以降低风险。比较其他相关理论，折中理论相当具有弹性，它不仅可用在个体的研究，如个别厂商、产业或国家，也可在总体的研究上进行。对东道国而言，区位优势是内生的，东道国并不会被动地等待跨国公司来投资，它能改变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以吸引外资流入。就一国显示出的FDI数据而言，一个已进入一东道国从事FDI的跨国公司，势必已将所有权优势与区位优势内部化，也即在考虑两优势后，决定在海外生产。同时，必须强调的是，不同的区位因素（优势或是劣势），对于不同性质的跨国公司而言，存在不同的重要程度。尽管如此，对于东道国而言，营建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从长期来看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东道国在吸引FDI的政策上也主要集中在对区位优势的影响上，这从Dunning归纳出的4类区位影响因素也可看出。另外，东道国如能通过若干政治经济改革措施以改变并获取区位优势，使得厂商经过内部化过程后投资于该国，则东道国就拥有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区位优势。因此，本文假设在给定跨国公司具有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决定内化，并在一国投资设厂，要视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而定；本研究对象以个别国家为单，并不考虑流入这些国家的FDI国别与性质。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研究在变量的选择上采用Nabende（2002）等人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区位因素作为依据，同时考虑到区域性经济冲击的影响，将其区位因素主要分为3类，分别为成本相关因素、投资环境因素与总体经济因素。成本相关因素主要是说明那些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存在重要生产成本要素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现象对于投资区位的选择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如果这些跨国公司主要是以劳动密集与出口导向为主，并且在海外设厂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对称的投入成本，两地之间不均衡现象则更为明显。东道国的关键成本要素包括实际工资率、汇率、土地与财产权、当地投入成本、税率、交通成本以及资本使用成本等；投资环境改善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开放程度、投资与贸易体制自由化及政治风险等，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包括所有权政策、税率与补贴、价格控制等，贸易政策自由化主要是贸易商品关税限制的降低；东道国在考虑总体经济因素时，应注意那些能吸引跨国公司在本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市场规模与潜在市场规模两个变量。基于实际资料数据的缺乏，以及技术上的困难，实际研究中不可能包含上述所有理论变量。本文仅选择可衡量变量，并对某些难以量化的变量进行变量替代。在成本相关因素上，本研究纳入两变量，包括实际工资率与汇率；投资环境改善变量采用人力资本与政府效能；总体经济变量采用经济规模、经济增长与开放度；此外，考虑到区域性经济冲击，还加入亚洲金融风暴变量；最后，本研究加入了前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变量。

2. 模型设计

根据上述变量说明，同时考虑到时滞效应，本研究将计量模型设计如下：

lnFDIi，j=ai+β1lnFDIi，t-1+β2D97t+β3lnERi，t+β4lnWAGEi，t

+β5lnGDPi，t-1+β6GDPGWi，t-1+β7OPENi，t-1+β8GEi，t-1

+β9lnHCi，t-1+εi，t

其中，i为国家，FDI为外商直接投资，gdp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GW为实际经济增长率，HC为人均政府教育支出，ER为市场汇率（本国货币/美元），WAGE为实际工资率，OPEN为开放程度，GE为政府收支余额占GDP比重，D97为亚洲金融风暴（虚拟变量）。

四、实证结果

本文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讨转型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以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等东欧转型国家为样本② ，样本区间为1997年～2011年，对于四国的样本数据，尽可能保证数据来源的一致性，除了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外，还包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与各国政府相关网站上的资料。表1显示了回归估计结果。

实证结果如上表所示，调整后的R2为0.932，F值达到1%的显著水平，Durbin h值显示出无自相关的结果。此外，本研究尝试利用Carree的近似无偏估计法估计动态pandel data中滞后一期的FDI系数，结果发现，在进行估计过程中，许多数值并未呈现收敛状态，并且出现负向的数值而无法进一步计算，同时，在能计算的范围下，事实上所观察到的计算结果并未产生与原数值差距太大甚至相反效果的情况。在这些条件下，本研究并不对原始结果做进一步的修改与推估。根据以上对东欧四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因素的实证估计，结果发现，9个变量中，仅有汇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开放程度呈现显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如预期地具有正面影响。汇率方面，东欧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因此，如果东道国汇率贬值，意味着投资者可投资相同金额便可获取更多的本地资产或雇佣更多的劳工，尤其各国在转型过程中施行大小规模不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旧有国有企业在本国汇率贬值时，外国投资者可以较便宜地购入，因而，汇率对于东欧转型国家具有正面的效果。开放程度的影响方向是负向的，恰好验证了本研究关于开放程度对FDI的另一个可能影响方向，即开放程度降低反而会吸引FDI进入，不过其效果并不很显著。另外，东欧国家的FDI流入受到前一期FDI流入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转型过程中政治经济变化的原因，如东欧国家在1990年前后就开始施行开放政策，允许FDI进入。东欧国家的汇率FDI流入有正面的显著影响。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对于汇率制度就进行了相当大程度的开放，此四国在现金转换上大抵是相当自由的，而且，在模型设定上，汇率是以自然对数后的数值进行的，其数值相较于FDI而言，并没有明显的波动，因此未能显著呈现。最后，尽管许多文献指出，低廉的工资与较具效率的行政组织是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本研究实证结果显示，两者并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除了这些国家逐渐发展的同时，人力素质也随之提升，工资因此增加，从而可能产生抵消作用，尤其这些工资基本上为东道国各部门工资的平均，因此未能真实呈现。总之，从实证结果可知，东欧四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吸引外国投资进入这些国家，因而对于汇率的波动影响资产价值特别重视，外国投资也能利用开放程度的下降，转而直接进入东欧国家生产来抢占市场。然而，由于这些转型国家虽然已经历了1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但就经济发展而言，它们尚处于初期阶段，许多非经济因素仍干扰着各国，若干的影响因素或许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其效果。

五、结 论

第2篇：境外直接投资流程范文

通常情况下，较高的营商环境排名将获得更多的外国投资，也就意味着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引进新科技和工艺，并对实体经济也有附加的积极影响。许多政府高级官员就提议，一个经济环境的良好排名就说明其投资环境变得更加吸引外国投资者。

其实，整体营商环境和外国直接投资之间是必然有联系的。下一图格以2011 营商环境与最高排名的距离将格经济体进行分组。图中显示，最接近的最高分数的监管体制国家相比中段的国家更容易获得外国直接投资（FDI），反过来又比距离最高分数最远的国家获得更多的FDI。图表1 用不同的角度衡量FDI， 生动表明地说明2011 年最接近最高等级监管的国家获得的人均外国直接投资最高。

人均外国直接投资（FDI），2011一家大型研究机构已经开始研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驱动力究竟是什么。在文献中的一种方式是将外国直接投资视为市场寻求（由市场经济规模和国家的位置决定）、效率寻求（又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的质决定）量、或资源寻求（由可利用的自然资源或其他战略物资所决定）。目前，已有大量研究已经衡量出这些方式和其他变量的意义。

许多研究都运用了“重力模式” 解释是什么因素导致的两个特定国家之间外国直接投资的差距。这项研究证实了一些因素，如市场规模、增长前景，与重要市场的距离，相关的劳动力素质和贸易开放度等因素，往往都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驱动力。比如，越大规模的市场，生产中的规模经济范围会越大，最后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生产的机会就越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欧和东欧经济体获得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大量，主要因为他们被视为进入庞大欧洲市场的绝佳切入点，并且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

体制和监管框架也被证明是一项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一项研究表明，司法独立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外国直接投资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取决于所投资的行业。而另一研究发现，腐败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存在巨大的威胁，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堪比提高外资企业的税率那样的糟糕。实际上，对外国投资者的间接税收远高于许多国家的外商直接收入税，也将明显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另外，商业法规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项研究发现，创立一家外资企业的程序和仲裁制度的决策力度，对与外商直接投资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何谓“营商”？最近，根据4 年的营商环境数据研究发现一个排名更好的营商环境一定与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密不可分―较高的营商环境排名自然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指标。然而，对于那些实力较弱的经济体，比如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就很难发现这样的特点。相比外国直接投资的收获，一个拥有更多法规的经济体反而从外国直接投资中获益更多。

在一般情况下，营商所需的法律、法规和惯例对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有重要影响。结果表明，与最高等级保持平均距离的经济体，向最高监管环境移动1 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每年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可以增加2.50-5 亿美元。这些紧密的相关性如果得到深层和完善的研究支持，将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监管环境相对温和的改善可以吸引更多外国投资。如果因果关系得到证明，相关性表明提高得分的一个百分点，将使每年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可以增加21%。

营商指标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和监管的整体水平之间存在很强的统计学联系。这种联系说明营商的数据能够反映整体的投资环境，而不是只涉及中小型的本地企业。 比如在一个领域（如国内业务）调控得当的政府往往也胜任其他领域，如外商投资。

第3篇：境外直接投资流程范文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 选题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在近 30 中对外投资的区域和范围逐渐扩大,遍布世界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在世界范围内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中国正成为全球瞩目的境外直接投资大国。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在《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年流量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发展势头良好①;中国商务部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企业近年来在境外直接投资发展呈明显跃升趋势,2002-2006 年间,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流量以年均近 50%的速度增长;截至 2010 年底,中国境外投资覆盖率达 72.7%,共有 1.6 万多家境外投资企业遍布在世界 178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非洲地区最高,分别达 90%和 85%。境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创造了历史最高值,相当于“十五”时期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2.3 倍,达到了 688.1 亿美元;据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至 2011 年底,中国企业共对 13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91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 60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②。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中国境外企业项目和人员不断增加,我国企业持续增长的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己经成为“中国崛起”的新标志,对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日益提高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由于国际经营管理环境的错综复杂以及中国企业本身的管理能力水平的缺失,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活动面临着很多的风险,企业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一方面,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利润率数据被不断爆出。2009 年,中国贸促会在第三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了《2009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指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盈利率、亏损率和盈亏平衡率相同,都各占 1/3。另据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2011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报告会上,商务部合作司商务参赞石资明介绍,根据商务部统计,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设立的企业将近 2000 家,其中亏损的企业占三成,这一亏损率要明显高于世界投资亏损率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亏损的案例一次一次冲击着国人的眼球。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境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许多研究,加大了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取得大量研究成果。

1.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1、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由于每个国家国情的不同,其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也会存在差异。Wells(1983)认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境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并降低产品的运输成本。Lecraw(1993)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是为了获得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目的在于占领市场。Stephen(1994)的研究发现:本国政治状况存在不足时,该国企业就会向具有完善政治体制的国家进行投资。Ozawa(1979)将境外直接投资看做是增强本国竞争实力的途径。另外,很多学者对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了研究。Deng(2004)认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市场、技术和资源等。Morck 等(2008)分析了中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指出企业的投资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国家政治目标及政府的影响。

2、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Thomas 和 Grosse(2001)利用实证分析研究了墨西哥的境外直接投资,发现自由贸易程度、区域差异性、经济水平、政治风险是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Buckley 等(2007),Bala Ramasamy 等(2010)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认为贸易联系、资源禀赋、文化等会对境外直接投资产生正向影响。

政治风险是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Agarwal(1980)很早就进行了政治风险对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他认为政治稳定性影响了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而 Dunning(1981)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并没有受到政治风险的影响。Oseghale(1993)将上述研究结论的不同归结于实证分析自身存在的缺陷。然而,在 2007 年,EIU 组织在其研究报告中明确提出政治风险是影响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最大威胁。Gatignon 和 Anderson(1986)进一步指出,企业采用合资的形式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是将面临更高程度的政治风险。另外,Jinjarak(2007)研究了政策风险与水平型境外直接投资和垂直型境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的不同关系,并且 Jakobsen(2010)指出政策风险依旧是境外直接投资者面临的最大风险。Boddewyn 和 Brewer(1994)认为东道国政策愈加宽松,其境外投资也就愈多。

第 2 章 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理论概述

2.1 基本概念界定

2.1.1 境外直接投资

境外直接投资( Oversea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作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之一,也可称为海外(对外)直接投资。目前,对境外直接投资概念的界定,学术界相对来说比较认可的定义一般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四个权威机构。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界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 IMF)定义境外直接投资为:投资法人在非本国的国家或者地区所经营管理并持有控制权的投资。直接投资是跨境投资的一种,其特点是:一国家经济体的居民(直接投资者)对另一国家经济体的居民企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或在管理上实施了控制。除了通过直接投资获得直接的外部股权控制或影响外,境外直接投资者也利用债务、合作控股或者逆向投资的方式获得间接的企业控制权①。直接投资者指这样的一个实体或一组关联实体他能够对另一经济体内的另一居民实体施加控制或重大影响。在有些情况下,就经济实体与其他企业的关系来说,一个实体可能既是直接投资者,又是直接投资企业和联属企业。因此,直接投资者可以是: (a)个人或住户;(b)企业——可以是公司型或非公司型,也可以是

公营或私营企业;(c)投资基金;(d)政府或国际组织。对于出于财政目的而拥有直接投资企业的政府的特别处理;(e)营利企业中的非营利机构,但两个非营利机构之间的关系不在直接投资之列;(f) 财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或其他信托 ;(g) 或者以上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合②。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7 年公布的《国际收支手册》,境外直接投资资产包括:如图 2-1。③

2.2 马克思的投资理论及风险防范思想

2.2.1 马克思的资本投资理论

(1)对投资动机的一般论述

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主要来源于资本投资。企业和资本家追求的主要目的是利润,而要想使利润不断增加,单个资本家就要把所获得的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进行外部活动即投资。这种行为也符合资本主义运行的内部规律,即不断的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由于资本家求利的心态是一致的,在市场上,这种竞相投资的行为就形成了市场竞争,竞争摊薄了企业的利润率,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最终令企业的经济利润为零。在获利心态的强力推动和竞争规律作用下,资本家会不断地进行新的投资行为发展新的行业,以获得相比其他企业或资本家的额外的经济利润。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①。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是资本家总在追求的,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投资的资本又被投入到生产中,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在投资过程中,货币作为资本运动的起点,充当了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经过生产过程,生成增殖的货币,它是投资过程的终点和又成为投资过程的新起点。这一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便是投资。马克思在对于资本的论述中,认为投资是资本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货币资本被当做“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①。

与此同时,投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对利润率低的行业来说,意味着失业和资本存量的浪费,是经济萧条的源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了经济危机:“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在经济危机期间,商品积压、物价下跌和生产下降等现象变得普遍。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家要摒弃就得生产方式,引进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新的生产工艺方式和新的企业管理理念,这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固定资产的更新潮流,带动了与固定资产相关的行业的发展,扩大了生产部门的生产,引导了生产资料部门的部门内的投资,增加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促进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员素质升级,同时扩大了消费资料生产的市场与需求。这样,一环扣一环的经济性蝴蝶效应使得社会的生产摆脱了经济危机束缚,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个周期,社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总供给要大于社会的支付能力下的总需求,资本家要摒弃旧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由此看来,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危机的发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辅相成。

与此同时,投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对利润率低的行业来说,意味着失业和资本存量的浪费,是经济萧条的源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了经济危机:“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在经济危机期间,商品积压、物价下跌和生产下降等现象变得普遍。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家要摒弃就得生产方式,引进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新的生产工艺方式和新的企业管理理念,这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固定资产的更新潮流,带动了与固定资产相关的行业的发展,扩大了生产部门的生产,引导了生产资料部门的部门内的投资,增加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促进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员素质升级,同时扩大了消费资料生产的市场与需求。这样,一环扣一环的经济性蝴蝶效应使得社会的生产摆脱了经济危机束缚,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个周期,社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总供给要大于社会的支付能力下的总需求,资本家要摒弃旧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由此看来,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危机的发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辅相成。

第 3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现状................38

3.1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38

3.1.1 探索起步阶段............................39

3.1.2 稳步调整阶段.........................41

3.1.3 迅速发展阶段.......................43

3.1.4 后危机时代.............................46

  3.2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形式 ..........51

3.2.1 政治风险............................51

3.2.2 经济风险...........................56

3.2.3 文化风险............................61

3.2.4 法律风险.........................62

3.2.5 企业并购风险.........................63

3.3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致因分析 ...........65

3.3.1 宏观层面的环境性风险因素................65

3.3.2 中观层面的结构性风险因素................69

3.3.3 微观层面的操作性风险因素........................71

第 4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量化及案例分析..........76

4.1 模型构建 .......................76

4.1.1 构建指标体系..................................78

4.1.2 数据分析方法——F-AHP 模糊层次分析法 .............88

4.1.3 模型应用实例..........................91

4.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案例分析 ...................96

4.2.1 案例一:中国民生银行收购美国联合银行...............96

4.2.2 案例二: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

石油期权交易............100 4.2.3 案例三: 利比亚局势对我国 企业直接投资的影响.......103

第 5 章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的国际经验借鉴...........108

5.1 发达国家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 ...............108

5.1.1 美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规避经验..................108

5.1.2 日本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109

5.1.3 德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对策................112

第 6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建构

与企业国内投资的风险相比,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范围更大、形式更多、产生的原因更复杂。因此,在积极促进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应该有效地引导企业控制和防范对外投资风险,这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建设系统性的投资风险防范机制,从系统性的角度降低风险给对外投资企业造成的损失。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由两个层次组成,即宏观管理层次的风险控制机制和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机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的保障。

6.1 宏观层面的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机制

6.1.1 创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良好宏观环境

1.优化投资环境

无论是国内投资还是跨境投资,企业投资行为依赖于政府提供的良好商业环境。相较于国内投资,企业境外投资的不可控因素更多,维护商业环境是企业一己之力难以掌控的。为此,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区域、双边或多边投资合作机制,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快,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些东道国对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及收购行为抱着敌视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在国家的层面上与各国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会极大地降低企业在境外投资与经营的风险。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既是企业自身获取利益最大化的自主经济活动,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施手段。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能充分地利用境外的资源和环境发展我国经济,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和带动国内其他企业的发展。因此,基于宏观角度,政府除了应对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过程给予积极鼓励和支持外,还应该创造多方面条件,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基础性公共产品。其中,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就属于涉外经济中的公共产品范畴,应当由政府提供最基础的风险管理机制。

结 语

一、本文的主要结论

境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中国企业加大境外直接投资力度,有助于充分利用国际经济资源,为中国进一步经济增长提供要素支持。同时也是中国当前缓解流动性过剩,减轻国内通胀压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然而,由于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起步晚,企业对国外的投资环境还不甚熟知,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能力有限。因而面临的投资风险十分巨大而不可忽视,近年来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仍不高,投资风险事件频发。中国企业在把握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投资政策和限制方面的能力仍不足。同时,中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存在跟风现象。国内许多企业在选择投资目的国、投资项目和投资方式都存在相似性,这直接导致了国内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恶性竞争情况。因此,如何借鉴经验,避免重复错误,选择一条更有效率的海外之路,是“走出去”的企业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4篇：境外直接投资流程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外汇管理体制；资本项目；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7－0028－05

一、问题的提出

从1993年开始，随着我国经济规模日益扩大和市场化水平日益提高，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推进。中央就明确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要“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进入新世纪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开始加快，2008年，我国明确提出要“选择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国际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并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2009年出台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上海，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5个城市正式开展。

人民币国际化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都是金融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币国际化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协同推进人民币“走出去”和资本项目兑换。为此要从现实出发，通盘考虑，处理好人民币“走出去”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关系，促进二者同步协调发展，并有效防范相应的金融风险。

二、人民币“走出去”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现实分析

(一)人民币“走出去”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现状

长久以来，我国边境就出现了边贸使用人民币的情况，跨境旅游携带也推动了人民币流到境外，但这些现金形式的人民币跨境使用不是货币跨境使用的主流形式，其规模和影响力都非常有限。2009年7月，我国在上海市和广东省4城市正式启动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随后，试点的范围不断扩大。目前，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已扩容到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试点业务范围包括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也不再限制境外地域。同时，人民币通过金融市场的跨境使用已经起步。以香港为主的境外人民币产品市场发展迅速。

我国自1996年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之后，资本项目可兑换就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且一直在积极有序地推进，可兑换战略也逐渐明晰。目前，在IMF划分的7大类43项资本项目交易中，我国实现可兑换是9项(占21％)，基本可兑换是13项(占30％)，部分可兑换是11项(占26％)，不可兑换是10项(占23％)。从业务分布看，可兑换项目集中在与直接投资相关的实体经济领域：基本可兑换和部分可兑换项目集中在信贷业务、不动产交易和个人资本交易；不可兑换项目集中在资本和货币市场工具以及衍生工具和其他工具。

(二)目前人民币“走出去”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适应程度评估

人民币“走出去”和资本项目可兑换都是长期动态的发展过程。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目标，目前两者基本呈现出协同推进的状态。

1、目前人民币可兑换的程度基本满足人民币“走出去”的需求。目前，人民币“走出去”主要指正在开展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指的是贸易项下的人民币结算，不包括资本项下。早在1996年我国就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在贸易项目、服务贸易项下不存在汇兑障碍和限制。就目前的管理而言，无论是经常项下的外汇管理还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都强调贸易真实性，要求外汇(人民币)跨境流动的时候进行贸易真实性审核。当然，开展贸易人民币结算，应当允许和贸易有关的人民币的购售、资金的融通拆借、贸易融资，这可能会涉及到资本项目的开放问题，目前大都通过个案探索的方式来解决，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业务需求。

2、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为人民币“走出去”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外汇管理方式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从重事前监管转变为强调事后管理，从重行为管理转变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外汇管理体系不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框架，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这种发展的体系不但直接推进了贸易投资活动便利化，而且在客观上为人民币“走出去”的深入推进提供了有利环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开展以来，外汇管理部门及时出台多项政策，积极推动了跨境人民币资本项目业务发展。

3、人民币“走出去”步伐加快会对资本项目可兑换提出更高要求。随着人民币成为周边国家主要贸易结算货币，会要求放松那些条件已经成熟的资本项目的管制。当人民币从周边化向区域化、从结算货币向投资货币发展时，对资本项目开放的要求会更高，会要求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工具，放松对资本市场证券交易、货币市场证券交易乃至衍生工具交易，要求把更多“不可兑换”项目转变成“基本可兑换”或“部分可兑换”项目，以不断满足境外人民币持有者在境内合理的投资需求。

(三)人民币“走出去”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进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1、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整体规划问题。目前，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跨境业务发展基本上处于自发状态。无论是人民币还是外汇的跨境交易活动，如果没有整体的发展规划，不能做到资本项下人民币跨境业务发展与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基本保持同步，就难以在推进自身改革的同时实现风险可测、可控和可承受。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体而言，这些都有可能加剧资本跨境流动所带来的冲击，不利于国内经济和金融的稳定。

2、加快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对于本国经济主体而言，采用本币结算，业务操作具有天然的便利性，相比之下，面对宏观经济规模的扩大、实体经济主体和金融机构数量的不断增加、形势发展多变的现实，外汇管理体制面临诸多客观挑战：受外汇资金盈余状况影响而频繁调整的外汇监管重点在客观上导致外汇管理法规内容的庞杂；以交易性质监管为主的外汇管理模式难以适应现实业务发展的需要；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监管不利于投资贸易便利化和监管效率的提高；业务系统相对分散无法对经济主体实行全面监管。尤其是目前资本项目外汇管理行政审批事项较多，手续也较为繁琐，这些都不利于管理便利化、简约化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本外币跨境资金统一监测体系的构建。

3、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管理问题。对于同一类跨境交易而言，不论采用外币还是人民币计价结算，都要防范由于跨境交易本身带来的金融风险。目前对资本项下跨境人民币业务而言，哪些业务能做，哪些业务不能做，没有具体的业务办理要求和操作规程。而外汇管理部门对资本项下的跨境资金交易则有着明确的规定。如果对同一类跨境交易仅就交易币种的不同

而采用不同的监管尺度，可能会给跨境资金尤其是来自海外的投机资本提供可乘之机。

三、推进人民币“走出去”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总体设想

当前，推进人民币“走出去”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既具备了一定的现实条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应通盘考虑这两个战略，在统一规划下，从关键问题出发，实现两者的协同推进。

(一)按照人民币“走出去”对资本项目可兑换要求的轻重缓急，不断丰富畅通境外人民币的回流渠道

人民币的流出和回流共同构成人民币资金跨境流动的基本循环，在这一过程中，流出是前提，回流是保障。因此，如何为人民币回流建立规范有效的手段和渠道就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可考虑在现有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总体安排和渐进、可控原则下，在宏观环境允许的条件下，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与境外人民币回流机制建设相结合，进一步消除人民币跨境流动的障碍，促进境外人民币顺利回流。同时，也可根据人民币“走出去”的阶段性要求，针对人民币回流现实需求的紧迫程度，实行定向的人民币有限度可兑换试点。例如：在与特定的对象国签订协议后，允许对象国政府作为特殊机构投资者，每年在一定额度内将以储备货币形式将所持有的人民币按市场汇价与我国货币当局进行兑换。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作为储备货币的人民币回流提供可行途径，为人民币回流机制的建立探索有益经验，同时也增强他国政府持有人民币的意愿。

(二)引导境外人民币市场健康发展，拓宽境外主体的人民币资金来源和使用渠道

随着人民币“走出去”进程的推进，人民币境外流通量不断增大，人民币投资、融资需求的不断增强，目前，境外已自发形成了人民币NDF市场。面对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实现完全兑换的现状，现阶段。要发展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拓宽境外主体的人民币资金来源和使用渠道，引导境外人民币的合理流动。具体包括：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扩大内地与香港的货币互换，为香港本地金融机构的人民币业务提供资金支持；待在港流通的人民币达到相当规模时，内地与香港的金融监管部门可共同推动人民币产品创新，确立香港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部门可对此展开合作，协调监管政策，交换资本流动信息，促进各项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共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既可促进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开展，又可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逐步实现。

(三)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人民币“走出去”提供最坚实的支撑

一个具有深度、广度、弹性的金融中心能支撑起本国货币投融资、流动性管理和风险管理，也能为本国货币的境内供给和境外需求提供清算渠道，是推进一国货币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因素。2009年4月。国务院发文明确提出要充分认识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性，努力推进上海率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率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要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积极开展资本项下的各项改革和先行先试。通过发展跨国金融业务和实现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搭建一个容量大、流动性高的人民币市场，满足境外主体的人民币投融资需求。

一是推动上海成为人民币标价产品跨境交易的中心。上海金融市场体系完备，金融市场规模大、交易活跃，对外开放基础好，可以承载人民币标价产品跨境交易的重任。我国采取渐进式资本项目改革，可以在上海进行可兑换的先行先试，例如，允许境外企业使用自有人民币资金在境内开展直接投资；开展跨国公司人民币资金池管理试点等，促进人民币业务的发展。从而，吸引更多的境外参与者参与本地市场、投资本地市场，为本地市场人民币报价产品做好准备，并发展成为人民币标价金融产品跨境交易的中心。

二是推动上海成为中外资金融机构处理人民币跨境业务的中心。上海是目前外资金融机构最集中的地方。可考虑在上海开展资本项下有关证券投资、信贷业务的改革试点，包括：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国际板；推出人民币QFII和QDII试点等。支持在沪中外资金融机构走在改革开放创新的前沿，鼓励在沪的大型商业银行加大“走出去”步伐，由此推动上海发展成为中外资金融机构处理人民币跨境业务的中心。

三是推动上海成为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中心。根据国家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安排，上海要争取成为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的集中接入点之一。人民币“走出去”，境外要有需求，境内要有供给，还要建设清算渠道，资本项目可兑换主要解决的是供给和需求的问题。而通过金融中心建设就能为需求和供给搭建一个桥梁。例如：应鼓励在沪的大型商业银行将境外的分支机构发展成境外的人民币清算行；重点支持有一定的业务基础和国际影响力的商业银行成为境内的人民币跨境清算行等。

(四)加强本外币资金跨境流动监测，防范金融风险

目前，除个别环节上有所不同外，人民币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与外汇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在监测目标和监测手段上基本一致。为此，要建立健全本外币全口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体系，进行本外币一体化监管，全面准确地评估跨境资金流动带来的各种风险。

一是建立健全本外币全口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体系。建议对人民币和外币进行整合监测，建立全面完善的统计监测制度，以实现对跨境资金流动全貌的监测和掌控；加强个人跨境结算人民币资金的监管和统计，测量人民币跨境的现钞流通量和沉淀数量；建立统一的预警指标体系，重点监测进出口贸易、对外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外债等资金流动情况，及早发现异常资金流动趋势。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

二是强化跨境收支数据申报的法律效力。随着人民币“走出去”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加快。资金管制逐步放松，货币管理当局所能取得的数据将大量依赖于涉外主体的申报，这些数据也将成为监测预警的支撑。为此，必须通过法律约束、政策宣传等多种渠道促进涉外主体主动申报、准确申报、及时申报跨境收支数据，从而促进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的正常运转。

三是加强部门协调配合。随着人民币“走出去”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不断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的程度越来越高，不同币种、不同性质的交易行为互相渗透，跨境资金流动趋于多变和多样化。现阶段，要通过统一规划和整合，实现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加强人民银行、外管局以及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海关、公安等部门的协作，充分发挥多部门监管合力，实现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全面、有效监管。境内外协同监管，以及在银行监管和金融危机防范方面的有效沟通，及时就防范和应对经济金融危机进行国际协调。

四、近期促进人民币跨境业务发展与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的对策建议

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分类来看。跨境交易以及由此所引起的跨境资金流动，可以分为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储备资产，根据这一划分，货币跨境使用的形式渠道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1)货物贸易收支；

(2)服务贸易收支；(3)投资收益、职工报酬；(4)经常性转移；(5)资本转移；(6)直接投资(含股权投资)；(7)证券投资(股本证券、债务证券)；(8)其他投资(贸易信贷、存款、贷款、同业拆借)；(9)储备资产投资等。现阶段，一方面，要根据人民币可兑换进程，对人民币跨境使用采取相应策略；另一方面，要根据人民币跨境流通需要，不断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以此促进人民币跨境流通。

(一)贸易(服务贸易)渠道：抓住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

1、完善跨境贸易项下的人民币结算试点。加大对重点企业、重点行业的推进力度，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重点项目的跟踪和辅导，帮助企业实现自身经营发展战略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策略的有机结合，有力推动试点业务的开展；完善出口货物退(免)税政策，加大财政税收政策的支持力度，不断扩大人民币出口退(免)税企业名单，增加出口项下的人民币结算业务量；加强人民银行、海关、税务等职能部门的沟通协作，通过简化手续等方式，不断便利企业的人民币结算。

2、积极做好服务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运输、旅游、建筑和其它商业服务是我国的传统优势产业，与香港地区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互补性较强，贸易量增长较快，可通过允许使用人民币支付运费等相关费用、适当提高携带人民币出入境的限额、鼓励企业以带资承包的方式承揽境外项目等措施，争取实现在服务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的大突破。

(二)国际采购招标渠道：加大政府国际采购招标人民币结算的力度

建议各级政府从使用人民币防范货币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长远利益的角度出发，通过多层面的沟通协调，形成政策导向合力和预期，加大在国际采购招标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工作力度。尤其是对政府采购中依法采购进口产品的。要将以人民币结算纳入工作的重点内容和内部管理环节，并在政策指引、采购商品目录、财税支持及风险管理等方面落实进口项目采用人民币结算的各项具体工作。

(三)经常性转移渠道：通过对外援助促进人民币“走出去”

目前，这些受援国与我国经贸联系比较紧密，对人民币的认同度相当高，建议我国在提供援助时应尽可能使用人民币资金，同时鼓励受援国使用援助资金购买我国商品，从而更有效地带动出口。即使受援国不直接使用我国援助的全部人民币资金，也可以通过香港等人民币离岸中心兑换成外汇使用，可以起到扩大人民币境外流通量，推动香港人民币业务发展的作用。

(四)直接投资渠道：支持开展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和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

2010年10月29日，新疆跨境贸易与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正式启动，新疆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开展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人民币FDI)的省区。2011年1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该办法的出台便利了境内机构以人民币开展境外直接投资，规范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人民币ODI)。有力地配合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建议下一阶段，对于人民币FDI，要在总结新疆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的范围。对于人民币ODI，要利用《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出台的有利时机，鼓励和扶持国内优秀企业跨国经营，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不断增强人民币对全球市场的影响。

(五)证券投资渠道：适时开展人民币QFII和QDII业务试点

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格标准的问题。为鼓励境外、境内投资者开展人民币投资，人民币OFII／QDII要优先考虑境外、境内的专门投资机构，体现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理念。二是额度管理的问题。我国应当根据人民币境外流通规模、投资者的实际需求以及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合理确定人民币0FII与QDH的总量，防止资金大进大出，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三是账户管理的问题，要划分资金账户和交易账户管理，明晰资金进出路径，便于监管部门审查资金来源和监控资金去向。

(六)其他投资渠道：支持人民币对外担保和境外人民币贷款业务

一是支持人民币对外担保业务，建议尽快出台人民币对外担保操作规程，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企业提供人民币对外担保。二是推动境外人民币贷款业务。目前，我国已初步具备开展境外人民币贷款的条件，银行、企业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当务之急是加快制定相关的配套政策、法规，为业务发展提供保障和便利。

(七)市场条件及配套设施：逐步开放境内人民币市场

第5篇：境外直接投资流程范文

关键词：国际化；对外直接投资；四阶段

一、尝试性阶段：1979-1983年

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颁布了15项改革措施，其中明确规定允许出国办企业，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由此兴起。这一时期企业发展的重点是从如何按政府指令生产转向按市场需求变动状况进行生产和经营。在对外开放方面，企业重点是扩大进出口和利用外资，而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和经营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以及理论界都未引起广泛的注意。只有极少数的企业，主要是外贸外经公司和一些拥有进口权的专业外贸公司及各省、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机构，为服务贸易而开始在海外设立窗口企业或在以往海外业务联系的基础上开始尝试进行对外投资。1979年11月，北京市友谊商业服务公司与日本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合资在日本成立的“京和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在境外开办的第一家合资企业，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跨国经营的序幕。

这一时期我国企业的国际化以内向型为主，吸收外商合资企业的投资，多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项目和宾馆、服务设施等第三产业项目。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自发状态，仅一部分与贸易相关的企业得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批准。企业主要为外贸公司和综合性公司，如中国五矿集团、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他们多从自身经营发展的需要出发，自发地进行了一些尝试。而且对外投资规模非常小，主要集中于周边邻国。截止1983年，全国只有76家非贸易企业获准在海外投资，投资金额仅有5000万美元，投资主体是少数的中央直属大型外贸企业。究其原因，此时我国外汇非常短缺，在1982年以前每一笔对外投资项目都要经过国务院审批。

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标志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企业获得了部分经营自。部分有实力的国有企业出于自身发展及国家战略决策的需要，开始了正规化的迈向国际化的探索。

二、形成阶段：1984-1991年

这一时期，对外投资合作的总体发展已初具规模，所投资行业集中于资源开发、承包工程、交通运输、金融保险、旅游等资源型和贸易型领域。涉及地域不断扩展，多分布在资源比较充足的拉美、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少数分布在美国、港澳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从政策方面看，这一时期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开始相继出台。原外经贸部于1984年5月出台了《关于在境外开办非贸易性合资经营企业的审批程序权限和原则的通知》，1985年7月颁布了《关于在境外开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的实行规定》。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一批企业在境外建立起战略性资源开发生产基地，以保证资源的稳定供应。从技术方面看，部分企业为获取国外先进的管理和科学技术。也积极地推进企业的国际化。

三、强化阶段：1992-2001年

这一时期，中小企业和乡镇、民营企业开始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我国对外投资在1992年达到高峰并一直保持到1995年投资速度才相对放缓。1994和1995年，我国境外企业只增加了342家，中方办议总投资只增加了2亿美元，年均增加率分别为3.5％和2％。1995年底，中国境外投资企业迅速达到1883家，中方总投资达18，59亿美元。1997-199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再次取得快速发展。1998年，全部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263400万美元，上升至顶峰。到1998年底，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数累计达到2396家，协议中方投资金额达25，84亿美元。从企业数量和地区分布看，中国境外企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其中以港澳、东盟国家、南亚为主。在美国、加拿大、欧洲也有分布，但在这3个地区的投资企业总数不及亚洲、拉美、非洲及大洋洲的投资企业总数。从整体上看，我国境外投资企业除金融机构外已达到6610家，中方协议投资金额达到84亿美元，投资涉及的行业从初期集中在贸易方面发展到资源开发、生产加工、交通运输、工程承包、医疗卫生、旅游餐饮及咨询服务等领域，投资的大型项目增多，技术含量提高。

加入WTO后，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加快，我国政府敏锐地预见到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制定对外直接投资相关促进政策，相继出台了一些法律法规，加强对外投资管理。规范管理程序，完善管理体制，给我国企业国际化提供了有力的法律帮助。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方巡查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由此取消了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生产力的顾虑，强调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同时，从宏观经济环境看，亚洲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各国优先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出台各种保护性措施，使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环境恶化。加之技术保密等策略的实施，我们从对外贸易和招商引资中获得的经济效用处于递减状态，为了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我国政府正式提出了“走出去”的战略方针，提出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源，以弥补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引进先进技术，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从总体上看，我国现有的跨国企业，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的结果，出口创汇依然是对外投资的最大动因，而“厂商利润最大化”还处于次要地位，

四、高速发展阶段：2002年至今

加入WTO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一直保持上升趋势，2002-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为65.7％，其中在2005年和2008年分别出现两次大的跨越。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的0.45％和0.48％，而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500亿美元，达到了200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水平。

这一时期，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地区分布日益多元化，但亚洲和拉丁美洲始终占据大半江山。亚洲为流量最集中地区，且保持迅速增长趋势，2008年中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达435.5亿美元，占到总流量的77.9％，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澳门、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对非洲投资的增速较快，2003年时流向非洲的总量为0.75亿美元，占2.6％；2008年达到54，9亿美元，占9，8％，超越拉丁美洲位居第二位。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1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地区)达12个。另外，行业分布也日益多元化。国有企业占整个境内投资者的比重下降，有限责任公司占境内投资者的比重上升。行业从传统制造业

向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转移，横向并购增加。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几年来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所占比例不断攀升。2009年，并购案发生最多的3个行业仍为能源、制造与金融行业。在并购案的数量上，能源和制造业仍居前两位，遥遥领先于其他行业。

跨国并购在OFDI中所占比例增大，2003年以收购方式实现的海外投资占总体的18％。而2005年通过对外投资办厂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为17.7亿美元，占股本投资的43.5％：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为23亿美元，占56.5％。2008年，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为302亿美元，较2007年增长了379％，占据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一半。

自2000年中央确立实施“走出去”战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同时并举、相互促进的方针，并开始制定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的政策。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再次提出了这一方针政策，全面提高了对外开放水平，推动我国“走出去”战略进入新阶段。这些都推动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和获取战略资产，为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和获得更高利润，为企业扩大生产或销售规模，谋求低成本提供了政策支撑。2009年，在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投资拉动经济的背景下，各产业政策陆续出台，中国经济在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成功实现了从衰退到复苏的转变，宏观经济的强劲复苏增强了企业对未来的信心。在各项并购政策推动下，中国并购市场保持了相对活跃势头，政府主导式重组并购明显。这种特征尤其体现在资源和能源领域。鉴于中国国内资源紧缺及竞争激烈，并购国外的自然资源型企业对于提高境内企业的全国乃至全球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许多中国企业既提升了品牌影响力，又获得了核心技术及销售渠道。加之我国外汇储备屡创新高，流动性过剩和跨国资本流动加速，给企业并购提供了资金保证。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国外许多大型企业缺乏资金，这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并购机会。

五、结语

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2亿元，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353亿元，毋庸置疑，中国已经成为名列前茅的经济大国。然而，从国际化方面考虑，我国企业仍处于初级阶段，尚未达到国际化价值链的高端。传统的产品出口仍然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主流，而海外制造和跨国并购等高端方式比例较低。

第6篇：境外直接投资流程范文

【关键词】海外直投，人民币海外直投

“十二五”规划目标在2015年ODI达到FDI占比100%，从实际情况看，很多中国公司尚处于初涉海外直投并购，预计未来的投资将继续强势增长。

人民币海外直投

2011年1月13日，央行《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下称“《办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的银行和企业开展境外直投人民币结算试点开闸。

《办法》和之前上海推出的QFLP试点政策意图一致，都是逐步放松资本项目项下的流入或流出。从内容上看，政策都是审慎和可控的。《办法》的一个突破在于，“境内机构可以将其所得的境外直接投资利润以人民币汇回境内”，并没有出现强制汇回的字眼。

积极稳妥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将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作用，更好的支持企业”走出去”，进一步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指出，《办法》拓宽了人民币海外流出的渠道。”以前人民币流出的渠道只有贸易逆差，或者两国的货币互换，但是货币互换量很小，作用也不显著。”他认为，促进企业用人民币进行海外投资，有利于缓解过高的外汇储备。

央行报告指出，到2010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8473亿美元，同比增长18.7%。高额的外汇储备源于巨大的贸易顺差，而观点一致认为中国顺差格局还将持续。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郭田勇则指出，因为目前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甚至有硬通货趋势，国外机构也更欢迎人民币，从国内宏观效果来看，在通胀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将人民币运用到海外投资，可以减轻通胀压力和缓解资产泡沫负担。

民营资本雄厚的温州出台了《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其中规定18周岁以上拥有温州户籍并取得因私护照者可赴境外投资。投资方式限定为，通过新设、并购、参股等方式在境外设立非金融企业或取得既有非金融企业的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等权益的行为，但投资不允许涉及能源、矿产类等。同时，投资者单项境外投资额不得超过等值300万美元；多个投资者共同实施一项境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总额不超过等值1000万美元；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年度总额不超过2亿美元。

快速输出资本是控通胀重要新举措。美日国家不断输出流动性，在减缓其国内通缩压力的同时，也给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资本对外输出，能够内外兼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控通胀、调结构与保增长目标的实现。

中央政府逐步修正了宏观调控的方式。之前简单地控制国内通胀，容易造成国内经济挫伤的副作用。而目前的调控方法则是内外兼修，既从国内入手，降低以房地产、农产品为首的资产价格；也从国际出击，通过快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输出资本，释放国内的多余流动性，将热钱带来的流动性重新引回国际市场。

欧洲成热门目标区域

通常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也是企业并购重组的好时机，在中央政府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指引下，欧洲市场正在接受来自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需求的强劲增长，2012年9月，专注于中欧共同增长的私募股权基金A CAPITAL最新龙指数（A CAPITAL DRAGON INDEX），在国家统计局、商务部、联合国贸易等专业研究数据计算基础上，显示尽管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相对放缓，但2012年第二季度中国企业对海外直接投资相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67%，显示出价值链上游转移的需求增加，龙指数创下历史新高2125点，超过2010年末的2069点纪录。

第二季度期间，自然资源类资产依然是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比较重大的交易包括中国石化斥资25亿美元收购美国DEVON公司33%股权、兖州煤业斥资20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Gloucester公司，偏好资源类资产的并购交易规模占据整体交易投资的53%。

然而，从已经完成的交易数据显示，在非自然资源类交易大类中，95%的工业和服务业领域投资交易发生在欧洲，比较大宗的交易包括三峡集团收购葡萄牙EDP公司21.35%股权、三一集团控股收购德国Putzmeister公司及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Eutelsat公司7%的小股权投资，大型投资交易主要发生地在欧洲的德国、法国和葡萄牙。

统计数据显示，按照交易额计算，2012年第二季度中国公司在对欧洲直接投资中的并购交易总额上升到超过50亿美元，同期在北美市场的并购交易总额30亿美元不到。

近日国家发改委批准总规模达万亿元人民币的基建项目，表明，中国经济将会受到正面刺激，对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有帮助，这对于相关领域内中国企业实现“走出去战略”、直接投资海外同样也会产生激励。与此同时，有策略性的海外直接投资，比如优势互补的增值投资，也将会对中国经济具有正面的影响。海外直接投资作为策略手段，也将提升中国企业在本土和国际方面的影响力。

中国海外直投三种模式

中国企业既有技术更新升级的需求，也有国内制造业成本上升的束缚。巴克莱资本董事总经理黄益平总结中国海外投资的模式，认为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多是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在海外市场寻找高回报。而中国在近年来每年平均700亿美元海外直接投资，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竞争优势，而是外汇储备较多。

“中国公司的海外直投一般是三个原因：投资源，做贸易和买技术—买资源帮助国内生产，开办贸易公司为了做出口，此外就是买发达国家的技术、品牌和先进管理，”黄益平在11月16日的“2012财新年会：中国与世界”上说。

以对俄罗斯的投资为例。黄益平认为中俄优势互补明显：俄罗斯有丰富的资源和较好的技术，但制造业产品竞争力不强。“中国企业既有技术更新升级的需求，也有国内制造业成本上升的束缚。因前一类原因投资的主要是大中型国企，后一类驱动的是中小企业，类似当年台湾企业来大陆投资求生存。”

第7篇：境外直接投资流程范文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污染避难所；母国环境效应；环境污染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8-0131-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8019

随着“污染避难所”假说的提出[1]，对外直接投资所引致的环境效应引起了发展中国家高度关注。实证研究中，有关“污染避难所”假说的检验结果并无定论[2-3]，这使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无所适从。学界针对FDI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东道国效应（Host Country Effect），对于母国效应（Home Country Effect）的实证研究却相对较少，其中，有关母国效应的实证研究对象仍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母国效应的实证研究寥寥可数。基于此，本研究拟基于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1999-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全国与区域的联立方程模型展开实证分析。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历经了30多年的发展，已跃居世界前茅，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全球第5位，存量位居全球第17位。与此同时，与开放经济息息相关的中国环境质量好转之势初见端倪，与2005年相比，2010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SO2排放量分别下降12.5%和14.3%，两项主要污染物均超额完成了“十一五”的总量减排目标。由此试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引致了母国的环境质量变化？若如此，其传导机制何在？这是一个有趣且重要的新兴议题。就笔者所知，本文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例所进行的母国环境效应研究，应是学界的首次尝试。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而非东道国）的环境影响；第二，以中国为例，研究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第三，基于联立方程模型，估计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环境效应的三大传导机制――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第四，基于区域经济模型，评估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环境效应的区域异质性①。

1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工业污染的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不会直接影响母国工业污染，而会通过规模、结构、技术效应对母国环境构成间接影响。基于此，笔者首先构建了废水和废气的决定方程。

cod=f（gdp，str，tec，engel，engel2，charge，einvest，mwater）（1）

so2=f（gdp，str，tec，engel，engel2，charge，einvest，mgas）（2）

（1）式和（2）式分别表示废水方程和废气方程，其中，因变量cod和so2分别表示工业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万t）和工业废气中的SO2排放量（万t）。解释变量中，变量gdp、str、tec分别表示工业规模（工业总产值）、工业结构（重工业比重）和工业技术（发明专利拥有项）。除此之外，许多学者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假说认为人均收入增长也对环境污染构成影响[4]。本文的实证研究中，鉴于人均收入与工业总产值、工业结构、工业技术以及环境政策潜在的共线性，笔者采用了恩格尔系数（engel）及其平方项来作为环境质量内生需求的变量，以考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影响机制。此外，本文还纳入了环境政策变量环境政策变量的分母为企业个数（而非工业总产值），原因在于，污染收费、治理投资或运行费用往往是依据工业总产值而设定的，且工业总产值是本研究系统模型的内生变量，相对而言，单位企业的相关情况应该可以更好的体现环境规制水平。，其中，charge表示单位企业排污费（万元/个，2010年价格），einvest表示污染治理项目完成投资额除以排污单位数（万元/个，2010年价格），mwater和mgas分别表示单位企业废水和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万元/个，2010年价格）。本文假定恩格尔系数与环境政策变量是外生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基于规模、结构、技术效应的间接传导机制，对母国工业污染构成影响。

依据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工业规模会受到生产要素投入――劳动与资本（内资与外资）的影响，此外，贸易开放度对工业经济增长也会有相应影响。在此，本文特别关注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工业经济增长的作用。Gao（2005）基于“南北模型”的设定，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增长可能存在间接因果关系的假说[5]。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工业规模的影响因素模型（见式3），其中，coi表示中国对外投资存量本研究实证分析中，采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而非流量），其目的在于考察累积至当前的外资企业规模（而非新增投资）对中国本土工业污染、规模、结构乃至技术的影响。（亿元，2010年价格），fdi表示三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亿元，2010年价格），di表示内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亿元，2010年价格），labor表示工业企业从业人数（万人），open表示贸易开放度（进出总额占GDP的比重，%）。

gdp=f（coi，fdi，di，labor，open）（3）

但在现实中，对外直接投资与其他解释变量可能存在交互关系。比如，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对外贸易之间往往呈现的互补关系。因此，我们进一步考虑了含有交互项的拓展模型（见式4）：

其次，本文需要在界定产业结构分类之后，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推导。基于研究目标，本文将工业划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需要强调的是，工业结构的变化对环境的影响可能是多维的，无法简单以正、负效应来总结。一般而言，开放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会促进中国工业内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就“轻、重”工业结构而言，轻工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基于各国间要素禀赋的差异，中国的轻工业由于劳动力价格便宜而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开放经济则应该会促进中国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会促使产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此外，影响工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还应包括国有化程度、城市化水平、第三产业发展等因素。

综合上述讨论，本文设定了中国工业结构决定方程（见式5）。除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coi）、外资（fdi）、内资（di）、贸易开放度（open）之外，方程中还包含了国有化程度（nation），表示为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城市化率（city），表示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收入差距（gap），表示为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口纯收入之间的比重；第三产业比重（third），表示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此外，中国对直接投资与其他控制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交互关系，本文将同样采取交互项方式处理。

str=f（coi，fdi，di，open，nation，city，gap，third）（5）

最后，本文需要依据逆向技术溢出效应[6]设定工业技术的决定方程，其影响因素从投入要素的角度来看应主要包括研发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等。此外，这种逆向技术溢出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且与区域的吸收能力有关。可见，在研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时，是否考察区域差异与吸收能力往往会导致估计结果差异化，基于此，本文拟采用区域模型以及含交互项的拓展模型来解决此问题。

（6）式中，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技术逆向溢出效应。方程中，还纳入了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变量，其中，hr表示为工业企业中科技活动人员数（万人）；变量rdnew表示新产品研发经费（亿元，2010年价格）；变量rdtrans表示技术改造经费（亿元，2010年价格）；变量

rdimp表示技术引进及消化吸收经费（亿元，2010年价格）；变量rdbuy表示购买国内技术经费（亿元，2010年价格）。

tec=f（coi，fdi，di，open，hr，rdnew，rdtrans，rdimp，rdbuy）（6）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含有五个方程的联立方程模型（基本模型），请见表1。为了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在的贸易效应、就业效应、吸收能力效应等机制，本文进一步设立了含有对外直接投资与其他外生控制变量的交互项的拓展模型。

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检验

2.1 基本模型的计量检验

本文首先采用3SLS方法估计了基本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

从全国范围内看：①在废水方程中，工业规模对工业化学需氧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业总产量每增加1%，工业化学需氧量会增加2.192%；其次，工业结构对工业化学需氧量的影响不显著（估计参数为-0.012）；再次，工业技术对工业化学需氧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工业技术水平每提升1%，工业化学需氧量会减少1.044%。②在废气方程中，工业规模对工业SO2排放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业总产量每增加1%，工业SO2会增加1.595%；其次，工业结构对工业SO2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重工业比重每上升1%，工业SO2会排放量增加2.794%；再次，工业技术对工业SO2排放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工业技术水平每上升1%，工业SO2会下降0.555%。就全国层面的环境影响而言，消极的规模效应和积极的技术效应在废水和废气方程中都较为显著，但是，结构效应仅在废气方程中显著，而在废水方程中不显著。

从区域模型来看：①在废水方程中，工业规模增加往往会促使工业化学需氧量上升（除了华南地区），其中，工业规模的估计参数在华北和华东模型中较高（分别为2284和1661），在华南、华中模型中较低（分别为0327和0467）；其次，工业结构对化学需氧量的影响方向存有显著差异，其中，重工业比重会显著导致华北和华南区域的工业化学需氧量上升（估计参数分别为5539和6828），却促使西北和西南区域的工业化学需氧量显著下降（估计参数分别为-11631和-2958），此外，工业结构对华东、华中、东北区域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影响却是不显著的；再次，工业技术进步往往可以促使区域工业化学需氧量下降（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与此同时，工业技术进步却会致使另一些区域的化学需氧量上升，比如，西南、华南和华中地区化学需氧量对工业技术的估计参数分别为0521、0238和0156，可以认为工业技术革新并不必然伴随着水环境的质量改善（特别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②在废气方程中，工业规模同样会促使工业SO2排放量上升，其中，估计参数较高的同样为华北和华东（与废水方程结果相似）；其次，重工业比重会促使工业SO2排放量上升（除了西北地区）；再次，工业技术进步往往会促使工业SO2下降，但是，在西北和华南地区，工业技术进步却导致了工业SO2上升（估计参数分别为0352和0348）。从区域层面看，工业规模增加、重工业化倾向往往导致工业废气污染上升，此外，工业技术进步并不必然伴随着工业污染（废水或废气）的下降。特别对于缺乏有效环境规制的落后地区，工业结构调整与技术变迁往往与企业利益相连，却并不必然带来节能减排效应。

基于规模、结构、技术效应在区域层面传导机制的异质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引致的环境效应将进一步呈现复杂性：

（1）在控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内资、劳动禀赋、贸易开放度等因素的条件下，规模方程估计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规模的影响。从全国范围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规模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估计参数为0050。但是，在区域层面的估计参数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变量log（coi）在华北地区的估计参数显著为正（0042），但是在华东、西南地区的估计参数显著却为负数（分别为-0054和-0034），在其他地区的估计参数不显著。可以看出，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土工业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拉动效应，但是，区域层面的具体结果却并无定论，相对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华北地区的工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挤入效应，对华东和西南地区的工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挤出效应。

（2）在控制了国有化、城市化、收入差距、第三产业发展等外生变量的条件下，本文估计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结构的影响。从全国范围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促使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估计参数为-0021）。从区域层面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华北及华东地区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而对其他地区工业结构的影响不显著。可以看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可以基于比较优势因素，而促使本土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这一结论在区域间的影响方向上是一致的，但作用程度不同。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源自华北与华东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资源开发业和初级加工制造业，例如，首钢在秘鲁进行了大量的铁矿项目的投资，用以弥补国内铁矿资源的短缺。本文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发展时期，由于资金、技术和人力的硬性约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会长期局限于资源密集型行业与轻工业，这符合国际投资的一般发展规律――由资源开发业、到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服务业。

（3）在控制了外资、内资、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研发资本的条件下，技术方程估计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在全国模型中，变量的log（coi）估计参数为0053，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区域层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技术的影响方向并不一致，其中，变量的log（coi）在华南、华北的区域模型中估计参数为正、且显著（分别为1580和0078），在华东、华中、西南、西北地区的估计参数不显著，在东北地区的估计参数为-033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我们发现，在东北区域模型中，技术引进及消化吸收经费（rdimp）对工业技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新产品研发经费（rdnew）对工业技术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估计结果与其他区域模型存在明显差异。笔者认为，东北地区对国外直接引进技术有较高依赖性，自主创新的实力相对较弱，同时，东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更趋向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或产业，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总体看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一定范围内是存在的，但伴随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2.2 拓展模型的计量检验

本文进一步估计了含有交互项的拓展模型（为了节省篇幅，本文略去了估计结果，拓展模型与基本模型的结果对比由下一节的情景模拟展示）。为了保障拓展模型的稳健性，笔者基于变量共线性、内生性等特征，进行了大量的模型调试；此外，笔者还采用了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同样展示了考察对外直接投资与内资、FDI、外贸等变量交互项的重要性，且估计结果的影响方向基本一致。

在废水与废气方程中，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的估计结果与基本模型相一致，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在此，本文特别关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其他控制变量交互项的估计结果。就全国层面而言：①在工业规模方程中，变量log（coi）与log（di）的交互项、变量log（coi）与log（open）的交互项分别在1%的水平上显著，估计参数分别为-0.105和-0.048；变量log（coi）与log（fdi）的交互项在10% 的水平上显著，估计参数为0.028；此外，变量log（coi）与log（labor）的交互项估计参数不显著。可以认为，在保障工业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对外贸易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而对吸引FDI具有一定的促进效应。②在工业结构方程中，变量log（coi）与log（fdi）的交互项、变量log（coi）与log（fdi）、log（nation）、log（city）、log（gap）交互项的估计参数分别为0.030、0.115、0.131、0.098，可以推论，在国有化率与城市化率较高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结构轻化的积极影响往往会受到严重抑制。③工业技术方程的估计结果显示，在人力资本较高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往往较高；在技术引进及消化经费较高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贡献较高；但是，在购买国内技术经费较高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往往较低。可以认为，以人力资本和引进消化吸收经费为表现的吸收能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显著的贡献；但是，以购买国内经费为表现的自主创新能力，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负向作用。

从区域层面看，对外直接投资与控制变量的交互项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比如，在工业规模方程中，对外直接投资对华北、东北、西北地区的内资企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但是对华南地区的内资企业有显著的挤入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对华北、华南、西南地区的对外贸易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对其他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影响不显著；对外直接投资对华北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但对西南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却很明显；对外直接投资对华北及西南地区具有积极的就业效应，但是对华南地区的工业就业水平有显著的挤出效应。此外，在工业结构与工业技术方程中，交互项估计参数的区域性差异同样明显存在，本文不再赘述。

3 情景模拟

为了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工业污染的终端影响，本研究采用了样本内情景模拟的方式进行分析。依据基本模型和拓展模型的估计结果，本文模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coi）上升1%的情景下，工业规模（gdp）、工业结构（str）、工业技术（tec）的相应变化，以及对工业化学需氧量（cod）、工业SO2（so2）的终端影响。其中，笔者进一步将终端影响依据规模、结构、技术效应的传导进行了细分，估计结果见表3。

由基本模型的情景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coi）每上升1%，会导致全国工业总产量（gdp）上升0.050%，重工业比重（str）下降0021%，工业技术（tec）上升0053；工业化学需氧量（cod）上升0055%（其中，规模、结构、技术效应分别为0110%、0000 3%和-0055%）；工业SO2（so2）微量下降0009%（其中，规模、结构、技术效应分别为0080%、-0060%和-0029%）。可见，就全国层面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的规模增长效应，与此同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工业结构轻化效应并未足以抵消规模效应所引致的消极环境影响，综合上述机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促使全国层面的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上升，工业SO2排放量微量下降。

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环境效应是不确定的（参见基本模型的情景模拟结果）：

首先，华东和华北是受益地区，但其受益机制有所不同：在华东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挤出了本土工业经济增长，促进了结构轻化和技术进步；在华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拉动了区域工业扩张并导致了环境污染的规模效应，但是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特别是后者）的综合效应显著超越了工业规模对工业污染的负面影响。可以认为，华北模式更加值得推崇，因为对外直接投资在实现其积极环境效应的同时，并不以牺牲母国工业经济增长为代价；相对而言，华东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则更倾向于污染产业转移，在实现工业污染下降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本土工业经济规模的缩减。

其次，华南、华中、东北与西北地区是受损地区。情景模拟结果显示，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华南、华中、东北与西北地区的化学需氧量和SO2排放量将同时上升。我们发现，这四个地区的受损模式也不尽相同：在华南地区，规模效应不显著（对化学需氧量及SO2排放量的规模效应仅为0006和0005），华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会促使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并推进工业技术进步，但是，技术进步对华南地区工业污染的影响却是正向的（与预期不符），基于技术效应的非期望传导本文假定工业规模、工业结构与工业技术对工业废水排放量的预期影响方向分别为正向、负向、负向；假定工业规模、工业结构与工业技术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预期影响方向分别为正向、正向、负向。与上述假定预期方向相反的影响机制，被视为“非期望传导”，比如，若工业技术进步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构成正向影响，则可视为技术效应的非期望传导。，这导致了华南地区的废水与废气污染同时上升；在华中地区，废水污染上升主要源自规模效应以及非期望传导的技术效应，废气污染增加主要因为消极的规模效应超越了积极的技术效应；在东北地区，虽然规模、结构、技术对工业污染的影响机制与预期基本相符，但是，对外直接投资挤出了东北地区的工业规模，促使工业结构向重工业倾斜，并抑制了技术进步，而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总值超过了规模效应，这导致了消极的环境结果；在西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挤入了工业规模、轻化了工业结构、促进了工业技术，但是，西北地区的工业结构轻化却往往伴随着工业污染的上升（变量log（str）在废水和废气方程中的估计参数皆显著为负），而且，西北地区的技术进步同样伴随着工业SO2污染的上升，基于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非期望传导，西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引致了对环境不利的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

相对而言，西南地区是部分受损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西南地区的工业规模、促进了其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并推进了西南地区的技术进步。西南地区废水污染上升，是由于西南地区轻工业的化学污染排放量更加严重，加之技术效应的非期望传导（技术进步会促使化学需氧量增加），在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综合影响下，西南地区的废水污染更加严重。我们还发现，西南地区的规模、结构、技术效应都是有利于工业废气污染减少的，该效应主要源自对外直接投资所引致的工业规模缩减、重工业比重下降与工业技术进步。

笔者认为，如果进一步考虑对外直接投资与控制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比如，贸易效应、吸收能力、对内资与外资企业的挤入、挤出效应等），拓展模型的模拟结果则会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参见拓展模型的情景模拟结果）。

首先，受益地区由基本模型中的华北与华东，变成了拓展模型中的华东与华中。华北由受益地区变为部分受损地区（废水污染上升）的原因主要在于，控制了国有化程度、贸易开放度、城市化率、外商直接投资、第三产业发展程度等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影响情景下，华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结构的影响显著递减（由基本模型中的-0.029变为至拓展模型中的-0.001），这致使结构效应显著下降，在华北地区的废水方程中，环境友好型的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总和，未能超越环境损耗型的规模效应。此外，华中地区由受损地区变成了受益地区的原因在于，虽然规模、结构、技术效应在华中地区废水和废气方程中的传导方向保持不变（与基本模型相比），但是，在控制了诸多交互项影响的条件下，华中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规模、结构、技术的影响方向全部由正变负，在拓展模型中，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会促使华中地区工业规模下降、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工业相对技术水平下降（这与基本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方向截然相反）。

其次，受损地区由基本模型中的华南、华中、东北与西北，仅余下拓展模型中的东北。其中，华南地区由受损地区变为部分受损地区（废水污染微量减少、废气污染上升）的原因在于，尽管规模、结构、技术效应在华南地区废水和废气方程中的传导方向保持不变（与基本模型相比），但是在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效应、就业效应交互影响的条件下，华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规模及结构的影响方向发生了逆转，由基本模型中对规模的正向影响（0.019%）、对结构的负向影响（-0.041%），变为拓展模型中对规模的负向影响（-0.214）、对结构的正向影响（0.023）。此外，西北地区由受损地区变为部分受损地区（废水污染上升、废气污染减少）的原因主要在于，在控制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收入差距等因素的交互影响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结构的影响由基本模型中的负向影响（-0.005）变成了拓展模型中的微量正向影响（0.001）。

此外，与基本模型的模拟结果相比，拓展模型中仅有西南地区的估计影响保持一致，仍然表现为部分受损地区（废水污染增加、废气污染减少）。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1999-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基于联立方程及情景模拟的估计结果显示：①与基本模型相比，规模、结构与技术对污染的影响方向虽然并未发生系统性改变，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对规模、结构乃至技术的影响方向或程度却发生了显著变化。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与诸多控制变量的显著交互关系（比如，贸易效应、就业效应、内资替代效应、吸收能力等），含交互项的拓展模型估计结果应优于基本模型的估计结果。②对外直接投资对规模、结构与技术的影响机制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此外，规模、结构与技术对工业污染的影响机制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可见，以往关于FDI的实证研究所假定的经济参数在区域间是一致性，必然会导致估计结果可信度下降，本文认为，FDI环境效应的实证研究必须考察传导机制与终端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基于此，采用区域模型比采用全国模型更加合理；③总体看来，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环境影响的充满了不确定性，有赢家，有输家，还有许多地区输赢参半。其中，受益地区往往为经济发达地区（比如，华东），受损地区往往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比如，东北）。然而，赢者，其受益机制各有不同；输者，其受损机制也截然有异。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技术与结构效应的非期望传导应是受损地区需警惕的重要问题，如若“走出去”投资战略所换来的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并未与节能减排挂钩，这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以及所谓的结构优化效应必然会危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认为，中国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将污染产业向国外转移的难度较大，“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此并不成立。从中国对外投资的国别与产业分布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国投资国家主要为发达国家（或地区），比如，中国香港、欧盟、澳大利亚、美国，2010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总额中，香港占56%、英属维尔京群岛占8.9%、开曼群岛5.1%、卢森堡占4.7%、澳大利亚占2.5%、瑞典2%、美国1.9%、加拿大1.7%、新加坡1.6%，这9个国家（地区）投资流量皆在10亿美元以上，占到中国对外投资流量总额的84%；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九成流向非制造业，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44%、金融业占12.5%、批发和零售业占9.8%，采矿业占8.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8.2%，而制造业仅占6.8%。以中国最大的投资体――香港为例，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2010年投资流量385.05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56%，其行业构成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30.8%，金融占227%，批发零售业占17.9%，采矿业占10.3%，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占9.4%，房地产业占3%，制造业仅占2.6%。可见，从投资区位和行业看，我国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很难主动转移过去。

本研究还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积极母国环境效应的一般机制在于：①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中国所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基于比较优势原则而进行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可以促使中国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和资源密集型行业倾斜，而这些行业的工业污染相对较少（特别是废气污染），相应的结构优化效应往往可以带来一些积极的环境效应。②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本研究发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部分区域范围内是存在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失为发展中国家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一种尝试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间接通过提高中国技术进步率，提高能源和原材料利用率，减少工业生产所造成的工业污染。

但是，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与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污染产业可能在国内产业梯度内转移，由于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未必能从中受益。从区位视角看，吸收能力、基础设施配套、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程度都会左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可见，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性开放经济政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向环境友好型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应特别重视向发达国家投资可能带来的投资拉动（investingup）效应，因为东道国较高的环境标准会促使母国企业模仿与学习，实践同样证明，投资绿色环保产业与技术，不仅可以促使母国企业国际声誉与财务绩效提升，还可以减少环境事故所带来的企业声誉受损、环境惩罚成本以及国际贸易摩擦。综上，制定以获取绿色环保型领先技术为导向的对外投资政策，应是中国“赶超战略”下实现企业先发优势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Mani M， Wheeler D. In Search of Pollution Havens？ Dirty Industry in the World Economy[J]. Journal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99，（2） ： 23-34.

[2]应瑞瑶，周力. 外商直接投资、工业污染与环境规制――基于中国数据的计量经济学分析[J]. 财贸经济，2006，（1）：76-81.[Ying Ruiyao， Zhou L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dustrial Pol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hina Based Econometric Data Analysis[J].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2006， （1）：76 -81.]

[3]许和连，邓玉萍.外商直接投资导致了中国的环境污染吗？――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研究[J]. 管理世界，2012，（2）：30-43.[Xu Helian， Deng Yuping. H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ed to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Spatial Econometric Study Based on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J]. Management World， 2012， （2）： 30-43.]

[4]Grossman G， Krueger A. Ec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2）： 353-377.

第8篇：境外直接投资流程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人民币资本项目跨境交易；顶层设计

JEL分类：F3　中图分类：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1006－1428(2011)12－0034－05

一、人民币资本项目跨境交易的基本类型分析

在目前人民币尚未完全自由兑换的情况下，考虑到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现实性和前瞻性，按照交易性质。资本项下人民币跨境交易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直接投资项下的人民币跨境交易；第二类是债权债务项下的人民币跨境交易：第三类是证券投资项下的人民币跨境交易。

(一)直接投资项下

根据人民币跨境流动的方向不同，可分为人民币境外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两类。一是境外人民币境内直接投资，主要是指境外机构和个人以其持有的人民币在我国开展直接投资活动。二是人民币境外投资，主要是指境内机构经主管部门核准，通过设立、并购、参股等方式使用人民币资金在境外开展的直接投资行为。

(二)债权债务项下

主要包括人民币对外债权和对外负债。所谓人民币对外债权，是指我国境内机构或个人向非居民提供的以人民币表示的具有契约性或非契约但具有实质性求偿权的债权。按交易性质，人民币对外债权可分为贸易债权和金融债权。

1、人民币对外债权。

(1)人民币贸易债权。人民币贸易信贷主要是指进出口贸易双方之间直接提供的商业信用。贸易债权则是因进出口贸易产生的对非居民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权，如预付货款、应收货款。目前人民币还未成为国际化货币，在进出口贸易结算中仍然以美元、日元等外币为主。但是，随着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改革的深入发展，必然会逐步产生人民币贸易信贷。

(2)人民币金融债权。因资金往来关系产生的对非居民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债权，如对外放款。根据债权主体不同可分为非金融企业人民币境外放款、金融机构人民币境外贷款以及个人人民币境外放款。

2、人民币对外负债。

(1)非居民对居民的人民币借贷(简称人民币直接外债)。是指非居民债权人通过某项安排向我国居民债务人直接提供的以人民币标价的融资，债权人得到的是不可转让的凭证或工具。目前，我国对于外债项目管制较为严格，因此非居民持有的可用于借贷给我国居民的人民币资金和渠道十分有限，仅在周边国家居民与我国居民之间存在，资金量不大。随着人民币可兑换进程的逐渐加快，可在现有外债管理体制下，参照外资企业和金融机构外债管理办法，采取额度管理逐步开放人民币直接外债。

(2)外商投资企业外方留存利润。主要指经外商投资企业董事会批准，已分配给非居民投资者暂时留存在企业尚未支取的利润。由于企业对这部分利润负有随时足额偿付的义务，因此“应付股利”中的外方利润留存部分在性质上完全符合人民币外债的特性。

(3)人民币贸易负债。主要是指因进出口贸易产生的对非居民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务，如应付货款、预收货款等。

(4)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货币与存款。一国货币当局发行的货币，是货币当局对持有人的负债，当该货币被非居民持有时，成为该国央行对非居民的负债。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存款货币，包括非居民在境内的人民币存款、在境外的人民币存款和持有的现金。非居民在境内的人民币存款是指非居民(包括机构和个人)存入我国境内金融机构、以人民币标价的货币资金。分机构存款和个人存款。非居民在境外的人民币货币存款目前主要集中在港澳地区。

(三)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证券

主要是指我国境内主体发行的人民币证券被非居民持有，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证券按照发行地分为境内发行和境外发行两类，按照证券类型分为股票发行和债券发行两种。由于我国对证券投资管制最为严格，因此这一交易项目目前仅仅开放了三方面内容：一是允许QFII机构在境内持有人民币证券产品，包括：股票；基金；债券及存款。二是允许境内金融机构在港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期限在1年以上按约定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三是允许国际开发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

二、我国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跨境交易总体方案设计探讨

从现实性和前瞻性角度出发，资本项下人民币跨境交易的管理与统计监测应同步并进，以便建立起人民币跨境资金流动的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在政策管理层面，可根据交易主体、交易性质、交易地域等采取分类管理的策略，采取先试点后全国统一、先个案审批后全面推开、先额度限制后取消数量限制的思路，同时可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择机推出不同的交易类别。总之，应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采取渐进的方式，有选择、分步骤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跨境交易活动。按照先放开长期资本交易、后开放短期资本交易，先开放有真实交易背景、后放开无真实交易背景的交易，先放开居民国外交易后开放非居民国内交易，先开放机构交易后放开个人交易的原则，近期可以优先考虑的人民币资本项目跨境交易包括以下内容：

1、境外人民币境内直接投资。

从增加境外人民币投资渠道和使用范围来看，开放这一交易类型是很有必要的，加之在我国可兑换的资本项目中FDI是放开最早和管制最宽松，而且监测系统和管理手段相对也是最为健全的，因此先行推出人民币境内直接投资是可行的。目前，允许以境外人民币在我国直接投资涉及的外汇管理内容包括：一是出资方式。建议在相关法规中增加境外人民币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出资方式。二是资本金账户。由于境外汇人的资金为人民币。因此无需开立外汇资本金账户，但鉴于该部分资金的性质特殊，同时为便于监管部门的有效监测，建议专门设立人民币资本金专用账户，用于反映外国投资者投入的人民币资金及账户支出情况。三是验资询证。办理人民币资本金的验资询证业务时，一是审核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外国投资者出资情况询证函》信息与人民币资本金专用账户核准开户及到账情况是否一致；二是审核人民币投资款汇入汇款凭证中的投资人与资金性质是否正确。四是撤资。以人民币投资的外国投资者若发生先行回收投资、清算、转股、减资等从所投资企业获得的财产，应以人民币形式对外支付，防止因套汇支付对冲资本项下汇兑监管效果。五是系统问题。目前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业务系统全面反映了外商投资企业从设立到注销的整个存续过程，因此一旦开放人民币境内投资，涉及出资方式的各个业务模块和统计分析模块都应据此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满足业务和统计分析需求。

2、人民币境外投资，即人民币FDI。

境外投资是近年来我国一直积极推动的，目前不

论在交易审批环节还是汇兑环节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手续都较为简便。随着人民币结算规模的日益扩大，在境外沉淀的人民币资金量会越来越大，以人民币进行境内直接投资的需求将呈上升之势。从管理的角度看，除了不涉及汇兑环节外，人民币FDI与外币FDI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人民币FDI的管理原则、管理流程和环节可参照《资本项目外汇管理业务操作规程》的内容执行，无需另行制定操作规程，数据采集也可通过FDI系统完成。

由于以人民币向国外投资可以有效地规避汇率风险和降低汇兑成本，因此大多数境内投资主体对放开这一交易类型持积极态度。但也有部分对外投资额较小或以自有外汇对外支付的企业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他们认为以人民币进行境外投资虽然可以降低自身汇率风险，但因境外企业人民币流通结算受限，对采用人民币结算接受程度不高，进行少量业务不仅无法体现汇率成本的降低，而且操作也比较麻烦。因此，在推进人民币境外投资业务时我们应采取由点到线再到面的方针，由个别国家、个别地区、个别企业进行试点。一是优先选择人民币流通量或存量较大、兑换和清算机制健全及所在国对人民币接受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来开放该项目，如港澳地区、我国周边的蒙古、越南等国，之后可逐渐向东盟各国扩展；二是谨慎选择试点企业。应在充分调研基础上选择那些规模较大、需求强烈且降低汇兑风险和成本明显的企业进行试点，通过对试点问题的解析逐步完善管控制度，取得经验后再实施推广。在业务流程方面，由于目前境外投资业务手续已简化很多，无需经外汇局核准直接由银行审核办理投资资金汇出，因此在人民币境外投资业务中也应体现这种便利性，人民币投资款汇出不需核准由银行直接办理，然后在直投系统进行备案即可。在业务系统方面需要对直投系统中的境外投资和统计分析模块内容进行调整，主要是在银行备案登记功能中增加境外投资人民币资金汇出备案：在统计分析模块增加人民币境外投资相关功能。

3、非金融企业以人民币对外放款。

目前企业境外放款的对象主要是其境外投资设立的子公司，这些公司受企业规模、资金成本等因素约束主要依靠境内母公司的资金支持。而大多数母公司的资金来源为人民币购汇或外汇贷款，因此人民币境外放款的需求较为强烈。在管理原则上可参照《关于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于符合通知要求的放款条件的企业，由外汇局为其核准放款额度，在该额度内企业可以多种形式对外放款，其中包括人民币资金。在账户管理方面，可相应增加境外放款专用账户的人民币币种，所有境外放款的人民币资金必须经该账户汇出境外，还本付息的人民币资金也必须汇回该账户。境内放款主体人民币账户与境外放款专用账户之间的人民币资金划转直接在银行办理。境外放款专用账户内人民币资金向境外汇出及境外汇回均需经外汇局核准方可办理。在业务系统方面。同样需要对直投系统中境外放款模块进行相应调整，包括境外放款签约登记功能、境外放款专用账户管理功能以及相应的统计分析功能。

4、人民币贸易信贷。

货物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试点改革推动了人民币贸易信贷业务的发展。由于该业务具有期限短、可控性差、表现形式多样化等特征，目前在管理与统计上仍处于空白。因此，首先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人民币贸易信贷纳入现有的信贷登记管理；其次，改进贸易信贷登记管理系统。现有的登记系统是以企业出口贸易必须收到外汇、进口贸易必须支付外汇而设计的，人民币用于跨境贸易结算后系统应作相应改进才能适应登记需要，可在系统中直接增加人民币币种。此外，由于现行的贸易信贷登记系统缺少统计分析功能，因此为有效监测贸易信贷项下人民币及外汇资金的跨境流动情况，亟待加强贸易信贷统计监测工作，否则该项下极易成为异常资金入境通道。

5、非居民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

为了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和对外开放，同时降低企业使用国际开发机构贷款的汇率风险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近年来我国逐步引入国际开发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这些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的主要目的是募集资金后借于国内使用，股本投资相对较少。为促进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下一步可继续推动资信较好的外国政府等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其管理可参照目前国际开发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的管理办法，由债券发行人在每季度末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报送运用人民币债券资金发放及回收人民币贷款、投资的情况。

6、人民币对外担保。

随着人民币贸易融资和各类海外贷款业务的开展，对外担保的需求将逐渐增多。但现行对外担保管理规定仅限于外币债务，涉及人民币债权债务的对外担保尚处于法规的空白地带，这给相关业务的开展带来一定的困难。建议尽快出台相关法规，支持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企业提供人民币对外担保。

7、人民币OFII。

在当前我国尚不能完全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的阶段，允许境外合格主体将合法获得的人民币资金通过QFII渠道进入境内资本市场，有助于扩大境外人民币使用范围，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接受度。与此同时，人民币资金通过QDII渠道流向境外市场，可以为境外市场提供更多的人民币资金来源，增强人民币在境外的流动性。近期可以考虑在香港先行试点，允许在香港注册的合格机构投资者以合法持有的人民币投资我国A股和债券市场，人民币QFII规模在可控的前提下可随着境外人民币的存量增加而逐渐放大，逐步形成规模可控、规范有序的人民币回流投资渠道。

8、境外股东减持A股所得人民币资金直接汇出。

根据现行规定。境外股东在减持A股后所得人民币资金必须在60天内购汇汇出。部分境外股东因与境内企业有贸易结算或有向境内再投资的需求，希望能够将减持所得资金先以人民币形式直接汇出，从而避免两次汇兑带来的损失，并可规避汇率风险。这一需求有其合理性，也有助于推动人民币跨境业务发展。应在政策措施上予以支持。

三、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跨境交易中存在的问题

(1)人民币还不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这就极大地阻碍了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的流通，外国居民既无法自由地获得人民币，也无法自由地将其持有的人民币兑换为其他货币，大大降低了使用人民币进行资本项目跨境交易的积极性。

(2)政策法规存在障碍。目前，资本项目跨境交易的管理规定涉及多项政策法规，大多数都没有涉及以人民币结算的内容，因此，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跨境交易首先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效规范和管理人民币跨境交易行为。

(3)我国人民币利率尚未实现完全的市场化操作，而且目前人民币的利率普遍高于美元、欧元、英镑等主要的国际流通货币利率，这将会使境外市场对于人民币资金的融资需求不足、投资需求巨大，对国内的投资市场形成巨大冲击。

(4)人民币跨境流动还存在一定的监管漏洞。一直以来我国的外汇管理制度以及监管工作都是以外

汇的跨境收支为前提设计的，对于人民币资金跨境流动不论是制度建设还是系统功能方面基本都未涉及，不利于监管部门对该项下资金流动的风险监控。

(5)受外部冲击影响的可能性加大，影响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大量的人民币在国际间流动无疑会削弱央行对国内人民币的控制能力，从而影响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效力。

(6)对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币跨境流动对于大部分商业银行来讲是一个新的课题，经验的缺乏是银行面对此类业务进行风险管理的一个主要难点。特别是在如何区分真假资本项目跨境投资、辨别贸易真实性、防范国际游资等问题上，银行进行真实性审核存在较大难度。

为防范人民币跨境流动可能带来的风险，资本项下人民币跨境业务的制度安排应与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相适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跨境资金流动的真实性及其与交易活动的一致性。在设计制度时。要充分整合利用现有监管资源和现有业务系统，把统计监测作为重中之重来抓，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做好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和外汇管理业务系统的整合对接。

四、近中期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业务开展对策建议

按照“风险可控”这一总体原则，结合近中期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和国内实际，人民币资本项下跨境业务宜采取“先长期、后短期；先实体、后金融；先流出、后流入”推进步骤，原因在于长期资本流动和实体经济风险相对较小，安全可控；而先促进流出则有利于释放国内流动性压力，缓解国内通货膨胀，也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顺利推进。

(一)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业务开展

2011年1月，人民银行实施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标志着人民币跨境结算从国际贸易扩展至国际投资领域。为此，建议适时将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业务扩展至全国所有地区，促进国内投资主体对境外条件成熟地区的人民币直接投资资本输出。

(二)短期内开放外商以人民币直接投资

目前，人民银行、外汇局涉及人民币跨境业务监管系统主要有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反洗钱系统和直接投资业务系统，对人民币跨境流动的监管具备了相应的技术条件和监管资源。在此条件下，建议在加强反洗钱审查、外汇部门加强人民币投资资金来源审查和本外币协调管理基础上，年内开放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已和我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地区)的投资主体以人民币进行直接投资。

(三)择机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板市场

在完善国际板证券市场跨境人民币资金管理、严格限定证券发行主体与国外投资主体、妥善安排境内投资资金和境外人民币投资资金的隔离防火墙(如为境外个人或机构资金投资国际板开立人民币离岸账户进行区分)基础上，适时推出以人民币计价发行的国际板，从而开辟海外存量人民币投资渠道。

(四)稳步发展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

以香港离岸金融中心为依托，近中期内稳步发展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拓宽海外人民币投资渠道：扩大发行参与者范围，逐步将发行人民币债券主体放宽至合格的内地工商企业、香港金融机构与企业和其他海外发行主体；扩大投资者范围，逐步将基金公司、国家财富基金、慈善机构和保险公司等列入投资主体：继续扩大人民币债券市场交易规模，促进发行常态化，壮大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促进人民币债券市场健康发展，扩大人民币在海外债券市场的影响力。

(五)积极开展人民币中长期外债业务

以现有外债管理框架为基础。在加强反洗钱审查、外债登记环节的人民币外债资金来源风险审查和事后用途合法性监管基础上，在境内货币流动性趋于紧缩时，选择香港或东盟作为境外试点地区，适时推动开展内地企业与境外试点地区开展人民币跨境贷款业务，吸收利用香港(或东盟国家)的大量低成本人民币资金回流，以拓展境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境外筹资渠道，支持境内企业扩大再生产需要。

(六)有序推动开展人民币短期外债业务

在人民币中长期外债业务顺利开展并取得成功管理经验基础上，适时推动开展境内金融机构、企业与境外机构的跨境人民币短期融资业务，扩大境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境外的融资渠道，满足境内企业生产流动资金的需要，进一步改善境内中小企业的发展生态环境。此外，鼓励境内商业银行开发更多针对周边国家金融客户的人民币保值、增值产品，回流区域内沉淀的人民币资金。

(七)加快建立人民币境外回流机制

从主要国际货币的经验来看，本币国际化的本质应该是境外接受程度的逐步提升，而不是仅仅体现资本利差。因此，应沿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有效轨迹建立人民币回流机制。首先，应建立境外人民币流动监测制度。央行可以通过与国外央行建立信息交换机制，第一时间获得境外人民币流动的监测信息；可与汇丰(中国)等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外资银行建立信息交往契约，以挖掘、掌握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上的交易信息。其次，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资金池，放缓人民币回流冲击。可以考虑在香港设立试行的、限额管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联合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协调香港金管局、在港银行、证券交易所共同维护资金池的运行。同时，可考虑通过契约控制流动阀门：当资金池蓄存量不足时，关闭阀门继续蓄存，并鼓励人民币债券、固定利息产品、房地产投资信托产品、保险与再保险产品、ETF基金(即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等金融产品创新；当资金池蓄存量达到限额时，打开阀门，让回流人民币沿着政策渠道进入境内，放缓其对货币政策、汇率制度的冲击。再次，完善货币互换。在货币互换协议中增设央行对金融机构的人民币购售汇制度安排。以打通境外人民币持有者与当地金融机构、所在国央行的购售渠道。此外，尝试建立非可自由兑换货币平盘准备金，用于购买贸易双方金融机构办理结售汇业务中形成的外汇买卖敞口头寸，以减轻人民币的海外派生成本。

(八)加快人民币全球清算体系建设

积极推动建立高效严密、安全稳定的清算系统。配备相应的备付金和授信支持体系以确保资金及时清算；切实加强资金清算过程中反洗钱、反偷税漏税以及控制资金流向等方面的措施；积极推动各商业银行海外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进一步扩大中国银行业与海外行的合作，吸引国外金融机构开立人民币清算账户；积极支持香港加快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充分发挥香港离岸中心对人民币国际结算面向全球的辐射作用。

第9篇：境外直接投资流程范文

在这些措施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支持香港发展成为离岸人民币中心，支持香港使用人民币在境内直接投资，允许人民币境外合格投资者投资境内证券市场，起步金额为200亿元。不久，商务部就了有关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的征求意见稿。10月12日，商务部正式《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13日，中国人民银行《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下称《办法》），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政策正式付诸实施。

为何开展跨境人民币直投

最重要的原因是境外人民币规模持续增加，需要回流。2009年7月，国务院决定在国内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五个城市开展港澳地区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2011年8月扩展到全国，跨境贸易的业务也不断扩大。今年1月－7月跨境货物贸易达到8661亿元人民币，占同期进出口总额的6.6％。

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同时，今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允许部分企业以人民币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结算。

随着跨境贸易人民币业务的增加，以及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的增加，境外市场人民币规模也在增加。有预计认为到年底香港人民币资金存量可能达到7000亿－10000亿元，而这些资金目前阶段缺乏一个回流渠道。

通过贸易渠道回流的人民币资金成本高，银行和企业缺乏积极性。也正因为如此，境外企业缺乏使用人民币的积极性，愿意用人民币支付，但不愿意把人民币作为收汇，结果导致人民币业务主要集中在香港和新加坡。而就商业银行来说，基本是自家人做自家业务，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主要在同一银行境内外机构间进行，跨行尤其是跨境外银行的信用证、保函、担保业务开展得很少。

此外，境外期待人民币进入国内市场。所有货币出境以后，必须回到国家，货币才能滋生利息。如果不能回到本国，在国外则必须有离岸市场。而即使有离岸市场，离岸市场的资金也必须能够回到国家，否则，长期下去，这个市场难以持续下去。

因此，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推出不久，香港就急切地期望开展人民币离岸业务，而开展人民币离岸业务的根本期待是期望境外人民币合法地回到国内市场，可以在国内市场进行各种投资，以获得资金利益。否则，企业、银行都不愿意持有人民币，因为持有人民币的资金成本比其他资金成本高，或者可获得利润少。

目前，香港存款人民币利率、交易的人民币汇率都低于国内的市场价格，为什么呢？原因在于这些人民币不能直接进入国内银行间市场，不能直接在国内进行投资，而需要通过国内银行才能进入国内，而成本决定了其利率和汇率比国内价格低，制约着银行和企业持有人民币的积极性，未来也会影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的结算。

因此，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也是双边投资的便利化，是适应当前人民币跨境流动需要而采取的积极有效措施。

人民币FDI的意义

首先可以规避储备货币风险。我国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储备货币汇率剧烈波动，给企业带来很大的风险和利益不确定性。

推进人民币结算，可以减少储备货币的风险，但其最大障碍不在结算本身，而是境外机构、个人持有的人民币资金如何获得与储备货币资金同等的流动性和收益性。如果仅仅局限在贸易结算，不能允许出境的人民币在境内直接开设人民币账户进行直接投资，进行证券、债务、理财等投资，境外机构、个人就不愿意持有人民币，这反过来不利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发展。

允许境外人民币直接投资国内，减少了境外持有人民币的成本和风险。尤其是目前人民币处于相对升值预期之中，以外币在国内直接投资面临货币价值缩水的可能，而以人民币直接投资可以规避储备货币贬值的风险，从长远来说，甚至可以获得升值的利益。

其次有利于推动本币业务国际化。允许人民币资金合法流出，也允许其合法流回，将有利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有利于推动人民币信用证、保函、对外担保、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这实际是在推动人民币业务的国际化。

将来，人民币跨境业务可以逐渐扩展到允许以人民币作为债权和债务(包括存款)，允许境外人民币在境内进行证券投资、理财等，这样，就可以提高和扩大人民币的影响，扩大使用范围，国际社会也愿意持有人民币，人民币走向国际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达3.2万亿美元，未来可能更多。在人民币流出规模达到10万亿元前，我国还可以进行双边或多边承诺，允许任何国家任何机构持有人民币，在境内投资，甚至可以随时兑换为储备货币给它们。这样，国际社会持有使用人民币的积极性会更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可以人民币业务的国际化而提高，甚至成为储备货币。

还可以推动本币资本账户开放。尽管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仅仅是人民币直接回流的试点，但它是本币项下的资本账户开放的试水，突破了资本账户开放的历史局限。过去的资本账户开放，都是对储备货币的开放。直接投资也好，证券投资也好，乃至债务、债权关系都表现为储备货币的符号，而允许境外人民币直接投资，拓展了资本账户开放的思路，即开放从对储备货币开放转变为对本币开放，乃至对其他货币开放。

实际上，人民币贸易账户的开放，没有资本账户的开放，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人民币FDI的开放，也是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在新形势下的创新，乃至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人民币FDI的开放，将为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积累管理制度和风险防范经验。

人民币FDI风险可控

资本账户开放或者说金融开放的最大问题在于风险判断和控制，这也是政策一直关注的。

今年1月，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中国人民银行就强调“确保相关业务稳妥有序开展，防范热钱流入”，对国家限制类和重点调控类的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结算业务不予受理。而《通知》《办法》本身更加注重风险防范和控制，这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人民币资金来源方面，首先强调合法，《通知》规定外国投资者以合法获得的境外人民币依法来华开展直接投资活动。其次限定范围。《通知》规定境外人民币是指“通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取得的人民币，以及从中国境内依法取得并汇出境外的人民币利润和转股、减资、清算、先行回收投资所得人民币”“在境外通过合法渠道取得的人民币，如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发行人民币股票等方式取得的人民币”。最后，要求出具人民币资金来源证明或说明文件，对原出资币种由外币变更为人民币的，需要报请商务主管部门批准。还要求说明资金用途，这为以后资金的流向监管奠定了制度要求。

资金方面的要求，有利于保障流入境内直接投资的人民币合法性。

在投资规范方面，要求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再投资符合外商投资法律法规等，要求符合国家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的有关要求。同时，对人民币投资金额达到3亿 元及以上的项目，对融资担保、融资租赁、小额信贷、拍卖等行业项目，对设立外商投资性公司、外商投资创业投资或股权投资企业，对水泥、钢铁、电解铝、造船等国家宏观调控行业项目，要求地方上报商务部门审核。

投资规范控制，有利于控制产能过剩行业的扩张，有利于控制担保、租赁、小额信贷的风险。

投资范围方面，《通知》规定，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在中国境内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投资有价证券和金融衍生品，不得用于委托贷款。用境外人民币参与境内上市公司定向发行、协议转让股票的，要按照《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的要求向商务部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直接投资房地产业应按照现行外商投资房地产审批、备案管理规定执行。通过备案的，将在商务部网站上予以公示，外商投资企业凭商务部网站公示信息、商务主管部门批复文件、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投资范围的规定有利于控制境外人民币资金在境内证券、衍生品、房地产等市场的投机和炒作。

在业务结算方面，《办法》允许境外投资者在境内申请开立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其中，与投资项目有关的人民币前期费用资金和通过利润分配、清算、减资、股权转让、先行回收投资等获得的用于境内再投资人民币资金，按照专户专用原则，分别开立人民币前期费用专用存款账户和人民币再投资专用存款账户存放，规定账户不得办理现金收付业务。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后，剩余前期费用要求转入人民币资本金专用存款账户或原路退回。这有利于防止人民币资金混用和挪作他用。

《办法》要求银行审核境外投资者提交的支付命令函、资金用途说明、资金使用承诺书等材料后，为其办理前期费用向境内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的支付。这确保投资资金来源、使用的合法、真实。《办法》对银行办理结算业务的诸多具体问题也明确了规定，有利于业务风险的监督和控制。

跨境流动大有可为

跨境人民币投资，是资本账户开放的新里程碑。

我国一直在探索人民币跨境自由流动问题。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国际开发机构在人民币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允许世界银行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

当时，曾经设想和讨论要求人民币出境使用，也曾经研究过把国际开发机构扩展为国际机构，让境外大企业和机构到国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筹集人民币资金，但人民币没有走出国门，只是在国内使用。2010年修订的管理办法允许购汇出境使用，允许从境外调入人民币资金偿还本金。

最近几年，证券市场一直在探索允许境外企业到境内发行人民币股票，但到目前尚未出台具体的政策措施。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管理试行办法》，从贸易途径开启了人民币出境和回流的机制。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开展企业以人民币进行境外投资试点，开启了人民币走出去的大门。现在，商务部和人民银行允许境外人民币到境内进行直接投资，这是人民币跨境自由流动又一里程碑。

开放的风险主要是储备货币的风险。1996年12月，我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实行经常项目下的货币可兑换，但资本账户一直没有实现可兑换，甚至基本处于管制之中，如果按照本币与储备货币区分，考虑双向开放，中国的资本账户可分为七大类，78个项目，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实行了基本可兑换，三分之二仍然在严格管制之中（如果按照储备货币和业务粗分类，为七大类43项，有三分之二基本可兑换）。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资本账户开放持谨慎态度，担心资本账户开放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和金融安全威胁，带来经济和金融危机。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亚洲金融危机，都与资本账户开放有关，与允许资本流动有关。

资本账户开放何以有如此大的风险?关键在于过去的资本账户开放，实际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是本国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对国际储备货币资本的开放。而储备货币国家虚拟经济规模巨大，金融资产规模庞大，如果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庞大的储备货币投机资本到金融资产规模弱小的发展中国家投机，必然要出现危机，因为本国没有足够的外汇资源和金融资产能力与国际投机力量抗衡，也不能印刷出足够的储备货币去干预投机。

这种资本账户开放，本质上是对储备货币(国)的开放,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也主要是对储备货币的管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所有经济和金融危机，基本都与储备货币有关。从债务危机、汇率危机,到金融资产的价格危机以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暴跌，都与美元等储备货币关系密切。因此，这种资本账户开放是不平等的开放，也是充满风险的开放，我们可以称之为储备货币项下的资本账户开放。

一国资本账户不开放，不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本币就不可能有国际地位，本国的金融业也不可能强大，因此，实行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是必然的选择。

人民币跨境流动，还有很多事要做。如果资本账户开放是对本币开放，对非储备货币开放，就不存在巨大的经济和金融安全和风险问题。非储备货币国家基本是以实体经济为主，其金融资产规模有限，即使到国内投机，其力量也有限。而且，本币的监督和管理，本国比较熟悉，制度相对完善，风险可控。

当然，本币回流和出境投资达到一定规模以后，资金的频繁和过量流动，也会带来风险，需要对本币跨境资金流动交易进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