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的重要性精选(九篇)

第1篇：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文化包容意识 文化感知能力 有效交流

交流素养和能力的构成，包括文化宽容态度和文化尊重意识，即尊重参与沟通，协调、进行信息分享各方的不同文化背景，包容不同于本国文化的思维方式、谈吐表述模式；出于各自的立场，在各自的态度、意向上进行协调与沟通，表达各自的立场观点，通过有意义的信息传递、接收与反馈，用包容的态度达成彼此间的理解；以对方的表述习惯和方式进行信息共享，使参与交流的各方在一定程度上，寻求某种共识，或者产生互动，由此实现各自的合理意愿，维持各方的进步和发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是独特的，它的形成有着的深远的历史背景、地域因素的影响；其中占重要影响地位的因素主要有：该国家或民族所经历的特有的历史事件、其独特的历史经历；该国家或民族在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环境等等。这些诸多因素的不断地交织、演变并逐渐积淀最终了形成某国家或某民族的特有的人生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准则、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这一切构成了各民族之间特有文化，导致文化上的彼此差异。因此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所具有的文化都是其特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都应当受到应有的尊重。这种对各种不同于自身文化的外来文化的尊重包容意识，是文化理解能力的一项基本要素。

一、文化交际中的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

这里所提的文化交流涵盖了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

日益频繁进行的国际交流活动，使对于文化交流的基本概念也逐渐明确地分离出了文化交际和文化交流的不同层次，各有着不同的侧重。

（一）文化交际的含义

从民间的、国与国之间的交际交流层面讲，对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组织机构之间交流活动，或是国与国之间的交际。它侧重于各种形式的交际往来，其愿望主要是增进彼此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和睦彼此间的关系，这种交流侧重于是不同的文化交际，发生的层面广泛多样，是文化交流的基本形式和基础。

（二）文化交流的实质目的：信息共享

从国家与国家之间或民族之间的角度讲，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传统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准则、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的接触，是在更深层次上的各种文化观念，习俗、行为模式的对话、沟通、协调。在这个层面上的文化交际实际是各种文化信息的分享、交流。国际事务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是：信息共享，通过有意义的信息传递、接收与反馈，在各自的态度、意向上进行协调与沟通，表达各自的立场观点，寻求某种共识，或者产生互动，由此实现各自的合理意愿，维持各方的进步和发展。

（三）有效的文化交流的能力要素：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

要实现有效的文化交流，文化交流者必须具备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语言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结晶。任何一种语言都必然植根于特定文化的环境之中，是某特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随该特有文化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对自身文化又起着载体的作用：传承特定文化的内涵，并使之不断发展。各民族之间文化上的种种差异也必然在各民族的语言中表现出来（汪榕培 ，卢晓娟：《英语词汇学教程》）。然而在与不同文化背景者交流实际中，人们更多地关注于语言的流畅度。文化的交流、交际能力诸多因素影响，它不仅仅取决于外语语言能力、语言技巧，它还涉及到语言以外诸如政治、社会、文化、心理、习俗等许多因素。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母语不同语言的人在交际时，即使双方都使用相同的语言交谈，并且语言表述都流利到几乎没有语言障碍的程度，也同样会产生语用的不得体或语言迁移的错误，究其缘由，是因为双方母语文化背景的差异，最终导致交际中的文化性失误，即一方不了解另一方的文化价值观中的社会、文化、心理、习俗，甚至特有的身体语言所能提示的信息、意图所至，归结为交流者的文化能力有所欠缺。

二、实现“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在于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同步发展

对于文化能力，H．H．Stern(1992)认为：它不仅包含谙熟社会的规范，约定俗成的行为规则，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结构的构成定位，而且还包含从文化的视角辨认重要事实的能力以及具备区分可接受的文化成分和不可接受的文化成分。

文化能力具体表现为对其他文化的理解力。文化理解能力是文化能力的实质核心，是深层层面不同文化交流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只有具备了文化理解能力，才能在各种不同文化交流中做到得体，减少不必要的曲解和误会，它有力保障达成交流的愿望，从而提高交流的有效度。文化理解能力除去对其他文化特性特点的敏锐感悟力，而应包含以下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要树立文化平等观，承认各民族文化都具有合理性的。在文化交际交流中，对不同于本族文化的他文化具有包容意识。由此可见，实现有效的文化交流，在必须具备良好的目标语言的听说能力的同时还要具备对其他文化特点的敏锐感受力、充分尊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不排斥与自身文化相异的其他文化意识中或价值观中的合理成分。交际双方变换视角，以对方文化的价值观来看待和评价对方的所作所为，跳出自身文化价值观的习惯性定势，容忍、尊重并理解彼此间存在的不同。对其他文化在交流中应持有的态度是：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

由于文化能力所包括的最基本组成有：对其他文化特点的辨识力，即感受力；对不同于自身文化的包容意识，即对其他外来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意识，它们是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的有力保障；认知其他文化的先决条件是对其他文化的敏锐度，表现为在与他文化背景人士的交流过程中对对方的意愿、态度给予及时的反应和反馈；文化包容意识，这个文化能力的基本因素，即对与自身文化不同甚至差异很大的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的充分理解和包容，影响着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交流各参与方的所持的态度，认同感以及相互间的接纳程度，对于跨文化交流的有效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由此外语教学不仅是要使学习者掌握目标语，而且还要使他们通过学习了解该语言所依附的文化，使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得到同步发展，才是避免与不同文化背景人们交流中的误会、失误，充分地交换各种交流信息，理解彼此的交流意图、交流愿望，以达成真正意义上的“有效的沟通”和交流。

三、文化能力的培养：大学英语教学中需要更多的关注

2004年由高等教育司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明确地提出大学英语教学总体目标是使学生“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信息交流” 。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与以往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有明显的两大不同点：

其一，特别强调了听说能力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占有的重要地位；

其二，突出强调大学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有效的信息交流。

外语教学的核心目的在这里清晰地突出强调了大学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有效的信息交流。外语学习者以按目标语言的思维习惯和交流模式，明确地表明态度、观点，阐述理由，进行论证说明，采用来自不同文化的交流对方所习惯的思维方式和交流方式，才能循得有效交流的有效达成途径，保障可能收获的最大交流成效，才真正地体现了对其他文化的敏锐感受力和包容意识，外语教学决不仅仅是培养听说读写四会能力，同时，让外语学习者真正理解文化能力内涵，并实践性地运用文化能力；为学生树立起这样的文化意识：既不能盲目模仿其他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也不能看不起自身的母语文化；每个文化都有着其各自的特点上、历史渊源和地理位置的成因，在跨文化接触交流中正确地理解来自它文化背景的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从而实现在深层次上进行观念、意图上的有效沟通。

因此，我们的大学英语教学应以中、小学阶段的英语文化背景知识教学为基础，对于英语学习者的文化能力的培养和训练要予以足够的重视。要在坚持文化交流原则基础上，采用对比分析形式，增强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注意提高学生的文化感悟力和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使学生不仅掌握孤立的语法规则、词汇或句型，而且了解不同语言的文化背景，学会并习惯在实际交流中运用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在课堂教学中，首先应立足于教材，将文化背景知识融入到课堂语言教学中去，让学生在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了解西方文化，切实增强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和适应性，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其次，我们要注意教学内容的实用性，使文化因素的导人在与英语本族语使用者交往时应该非常实用。坚持相关性与实用性原则，着重选择在跨文化交际中会经常用到，并可以促使这些交流顺利而有效地持续进行的文化内容，结合语言的教学和训练施教，使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卓有成效。（郭绍波，董 燕：《寓文化教学于大学英语教学初探》）

四、文化能力培养：大学英语教学中需要更多关注

我国高等院校英语教学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培养英语学生的文化交际能力。应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的文化能力的培养给予足够的重视。文化知识教学在语言学习中不是可有可无的第五种技能，教师必须使文化教学始终渗透在语言教学过程中。把文化教学融合进大学英语的课堂教学，培养对各种他语文化间的深层差异的敏锐感知和辨认力，对学生进行文化能力训练，使它不游离于英语语言的听、说、读、写等技能训练，在学生中树立起对其它文化的宽厚的包容意识，坚持以文化交流的原则为出发点，发掘教材的内容素材，加强对学生的文化能力的培养，使英语学习者在发展英语的语言技能的同时，树立起不同文化交流中必需的文化意识尤其是文化包容意识，奠定良好的文化实际交流基础，在交流过程中能够以其它文化背景人士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习惯的从事习惯，进行不同种类信息的充分分享、交流。尽可能地减少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导致的交流误会、沟通障碍，以达成卓有成效地进行沟通和交流。最终实现大学英语教学总体目标：使学生“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信息交流”。

参考文献

[1]赵厚宪，赵 霞：《论文化教学原则》（2002年9月， 外语教学第23卷第5期）

[2]吴文虎主编：《传播学概论》（ P3-4.，武汉大学出版社）

[3]郭绍波，董 燕：《寓文化教学于大学英语教学初探》

[4]官希慧：《论语言能力、文化能力和交际能力之间的关系》

第2篇：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体育文化；闽台；交流；新思路

中图分类号：G80－05(257，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6)11－1457－03

1　两岸体育文化交流成效与局限性

1．1两岸体育文化交流的成效 回顾两岸体育文化的交流进程，从两岸学者论述演说的言语和论著、报刊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发现有这样一个共识，即：认为两岸体育交流是不可逆转的。两岸学者评析两岸体育交流也各具特色：台湾学者主要是从问题的外部入手，逐步进入问题的内部，即以两岸体育交流事件为例，从中追溯两岸同根同宗的渊源，说明为什么两岸体育交流如此受欢迎，发展如此神速，为什么两岸体育交流比其它方面的交流更为可行；大陆学者则主要是从问题内部人手，即从两岸共同的中华文化视角上去剖析两岸体育交流的必然性，可行性。这诸方面的研究已不限于体育学范畴，已构成从体育学、生物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角度、多专题来剖析两岸体育交流的文化现象对两岸关系影响成因的框架。

1．2两岸体育文化交流研究的局限性　因受社会体制不同、信息不畅、交通阻隔、观测出发点不一等因素影响，两岸学者的研究仍存有一定的局限性：研究内容上，过于偏重对竞技体育交流的研究；对在闽台两地特别是在台湾社会族群中广为流传的更能体现同根同宗的民俗体育交流的研究甚少。对正影响着年青一代成长的两岸学校体育和对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的两岸社会体育的交流研究更是不够。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观察法和调查法，而较少采用必须有行政机构、社会团体支撑的，需要经费支持的实验法；并且研究分析表层化，揭示由于体育交流、文化传承而激发两岸关系互动的研究也尚少。

2　闽台体育文化交流的新思路

统计表明，闽人及后裔占台湾人口的73％，闽台传统文化之间具有史缘久、地缘近、文缘深、血缘亲、俗缘同、语缘通、神缘合、商缘广和亲情、乡情、友情浓厚的诸多特点。闽台两地密不可分的自然联系，使闽台社会在两岸体育文化交流合作或其它的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2．1体育文化交流结构尚须改变　竞技体育的交流主要由两岸管理层操办，但两岸竞技体育因项目的不同，水平悬殊，有的交流结果反而未能很好地达到预期的“增进友谊”的目的。有台湾学者在总结十多年来两岸竞技体育交流的成效中指出，因台湾竞技体育与大陆有较大差距，促使其交流结果“处处矮人半截，岂是交流本意?”；“如果只是单方面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思考，到最后会发现台湾与大陆之间能够互相截长补短的项目不多，最后恐沦为单向的技术传输。”。两岸竞技体育的交流率先打破了台湾当局在1980年宣布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这是功不可没。但在现阶段，竞技体育的单一性钳制了两岸体育文化交流的广度、深度和功效度。

所以，必须发挥民俗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等体育活动的功能，改进体育文化交流结构。民俗体育系指民间风俗中与体育有关的舞龙、舞狮、划龙舟等。另外，闽台的祭祀活动中采用的舞蹈、竞技和角力来进行祈祷，娱乐神祗，祈求庇护，藉以表示对祖先寺院神灵的虔敬，还有徒步巡礼(赶庙会)步行化缘等都含许多体育因素。这些活动对强身健体、锻炼身心有着直接的作用，并能营造浓烈的祭祀活动气氛，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推崇，代代传承。根据目前两岸现状，就祖国大陆方面，由政府来扶持两岸民俗文化包括民俗体育的交流，发挥闽台同根同宗的民俗文化优势，是非常必要的。

2．2体育文化交流研究要注重实践　笔者认为：两岸，特别是闽台两地，有诸多对口体育交流合作单位，研究机构可与基层单位联手，通过项目设计的形式进行研究与应用。台湾方面，在广大“民意代表”的倡议下，台湾管理层颁布了台湾学者、民众赴大陆学术交流、体育交流经费补助的条文，如：“补助最短行程之往返经济舱机票款及会议期间生活费。”，和“藉助体育院校师生互访等活动”“加强‘奥会模式’教育宣传，建立两岸体育交流秩序”等规定，这些规定对两岸的体育文化交流是非常有利的。

2．3体育文化交流通道尚须便捷化　首先需简化两岸互访审批程序，这一点需由负责口岸的大陆机构精心研究；其次可加强两岸单纯的体育文化交流的计划性，提前把交流内容、时间、地点、人员、经费落到实处；第三，要重视两岸共同的民俗文化节日的民俗体育活动，现阶段政府有必要介入加以引导，列入两岸体育交流的议事日程；第四，由于厦门――金门“小三通”的运载能力已得到加强，可以利用这一渠道和契机，在金门或厦门建立可共享的体育基地，使之成为大陆与台湾常年的体育交流的实体。第五，可以动员在闽的台资企业机构参预西岸的体育活动，使台资企业同时推进两岸的体育文化交流，成为两岸体育文化交流的中介力量。

2．4体育文化要凸显中华文化的传承　同志指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由此批准实施“华夏文化纽带工程”，今天，全面弘扬中华文化的“纽带”精神，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精神认同感和向心力，反对分裂祖国、分裂民族的各种图谋，促进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交流合作，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闽台体育文化交流实践评析

3．1闽台体育交流实践概述　从列表中不难发现：闽台活动项目比例约为3：1，人数比例约为1．5：10。可见目前闽台体育交流项目仍以大陆区域活动为主，闽方赴台人数仅是台方赴大陆人数的15％；对闽台体育文化的交流，闽台领导层都频频介入，管理层有意进一步推动两岸体育的交流合作；闽台体育交流涉及社会体育、民族(民俗)传统体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体育的学术交流，涵盖面广；闽台文化交流的参与人数在逐渐扩展；以闽台体育交流为契机，搭建闽台行政高层领导者之间以及领导者与基层的沟通平台，也是闽台体育交流水到渠成的自然景观之一。

3．2闽台体育交流结果评析

3．2．1形似意合、互动共鸣 由福建省厦门市游泳协会与金门县“四季晨游泳协会”联合发起，每年正月初五在厦门举行的“迎新春、盼统一”冬泳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八届，成为海峡两岸共迎新春佳节的一项传统体育活动。金门行政机构负

责人李炷烽是台湾方面此项活动的发起者之一，也是参与者、执行者和推动者，他为了表达金门民众的肺腑之言，2004年引用了宋诗“春江水暖鸭先知”典故，题写“海峡水暖，两岸先知”，意韵深长。2005年题写“金厦海峡水暖，两岸乡亲同心”，2006年题写“金厦一脉，两门同心”。

3．2．2涉项宽泛、层见叠出经过两年来闽台两地体育的交流实践，我们可以发现相似或相同的交流项目屡屡再现，形成相对固定的，有可持续开展的长效交流项目。如：可容纳上千人的，社会各界踊跃参加的，在闽台两地易于开展的海上长泳活动；吸引大量参观者的，两岸共同的民俗节日的龙舟竞渡；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妈祖祭祀大典；中华武术文化的交流研讨；各种群众性的球类邀请赛；闽台两地分别主办的每年的马拉松比赛；专门的体育学术研讨会等。

3．2．3沟通管道、潜心打造闽台体育文化交流的管道因赴台或赴大陆的目的地的不同而不同。从台湾赴大陆有二条管道。第一是通过台湾地区的金门、马祖直达福建省的厦门、泉州、这是一条最为便捷的，也是目前体育团队流通量最大的通道，深受闽台民众的欢迎。但可经此通道往返的台湾民众，其身份深受严格限制。但，“小三通”管道仍有其极高的实效性、经济性和可拓展性。即使将来实现了“大三通”，这一条双向“小三通”通道将继续发挥情系中华，联结闽台的最为直接、最为便捷的链接效能。第二是是通过第三地辗转至大陆，通常是取道台湾――香港(澳门)――大陆往返，这是一条耗时耗钱耗精力，且是台湾当局目前仍顽固坚持使用的一条人为设障的主要通道，令两岸人民怨声载道、口诛笔划。

大陆赴台的惟一管道是以上谈到的第二条管道。即：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往返。管道被台湾当局人为地改直为曲，从交通上影响了闽台两地的体育文化交流。但，这毕竟是目前两岸交流的正式通道。要发挥体育文化交流的特殊效能，为拓展闽台“小三通”，打通两岸“大三通”，直至两岸全面通行尽力尽职。

3．2．4传承文化、勤于实践从民俗文化视角上看，台湾社会直到今天仍然保留源于福建的浓郁的闽南和客家传统特色，现在民间供奉的各种神灵，其祖庙绝大部分都在福建。中华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已深深地根植于台湾的传统社会，成为维系海峡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尽管岁月流转，时代变迁，但这种建立在对中华民族道德思想认同基础上、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沃壤中的俗缘，和与生俱来的血缘一样，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切断的。文化的传承与族群的原籍属性、原籍传统文化传宗接代和新一代人的信仰理念有关。闽台同宗同源无可厚非，原籍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承仍在持续，但，文化的传承是依靠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接才得以持续。50年来的两岸军事对峙，口岸封闭，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承受到一定的条件限制，这是海峡两岸口岸开启时，文化交流所急需填补的空缺。

3．2．5情感交流、共铸同心 体育的交流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文化的传播包含了扩散、交流、传承和发展的多重意义。闽台体育的交流，首先是双方有共同的意愿，期望通过共同熟悉的体育项目进行交往，约定交流时间、地点、形式；其次是通过交流，了解对方，消除隔阂。承办交流项目的一方，热情好客，闽台语言方言相通，特别是说起闽南语，聊起祖籍地，备感亲切难于忘怀；体育交流过程，双方身体力行，全力以赴，既争拔头筹，又不忘相互鼓励，形成浓烈的竞争与互助的氛围，竞赛都是定位在亲情互助的基础上；体育活动空闲之余，主办方组织参访、游览祖国名胜古迹或祖国宝岛锦绣山水，共同追忆同宗同源同文的历史遗迹，感慨无限；体育交流接近尾声，双方忙于交换联系方式，称呼、地址、电话、单位，约定下次的交流，并介绍更多的同行加入，提出交流的改进意见等等。双方都意识到：“心通，什么都通。”体育文化交流是亲缘沟通，是情感交流，是促进两岸团结统一的催化剂。

4　小结

第3篇：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范文

一、钢琴教育跨文化体现主客体的思维过于严重

在音乐的交流与发展中，钢琴教育属于最热门的一种乐器，可以说钢琴教育涉及各个层次。钢琴教育不仅可以在音乐课堂中看见，还可以在高校音乐基础性学科中看到。在金国常见钢琴教育的熏陶，人们在学习钢琴音乐的时候逐渐形成西方学习音乐的思维，而其他的钢琴音质则成为客体。在钢琴教学中，教师普遍采用西方钢琴教学的方式，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也逐渐形成以西方教育方式为主的教育主体，以非西方的钢琴文化教育为客体，这就是人们所说单向文化传播即主体-客体思维，这样的思维方式归根结底就是西方文化思想。这样一种文化思想，主体性地位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其他的学习内容则成为钢琴学的客体。这种单向的文化传播方式过于重视主体性在其中的作用，将主体作为整个文化传播的主导。由此可见，现如今的钢琴文化传播主客体思维性表现的非常明显，这不利于跨文化的传播。在钢琴教育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主客体思维模式导致教师在教学活动实施的过程中，将技术作为跨文化教育的理论思想，促使钢琴教育一直都秉承着技术教育为主，理论指导为辅的教育模式。教师在钢琴教育中重视钢琴技巧的训练，认为依赖练习就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教师将西方钢琴教育的技巧作为整个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将西方钢琴教育作为教学判断标准，漏掉作品中具有原创物质。从现如今这种教学见效果就可以看出钢琴教育已技巧性为主的教育模式，导致复制模仿的现象表现非常严重，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难有创新，这就是目前我国钢琴教育跨文化传播的沼泽地。

二、钢琴教育跨文化传播有效途径

从目前钢琴教育跨文化传播的现状就可以了解到，钢琴教育的跨文化并不令人满意，对学生各方面的培养难以产生出创造性的效果，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寻找到钢琴跨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经过仔细的分析，钢琴跨文化传播的发展途径应当以主体间性的模式。采用主体间性能够充分将钢琴跨文化教育体现出来，对学生的创新意识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主体间性，是从哲学的角度发展过来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要不断的交流与交往。在跨文化变化传播中，应当要遵循主体间性的原则，转变主客体思维，将主体间性的思维渗入于其中，进而形成双方之间共同交往的一种模式。在跨文化传播模式中，需要在互动中增强交流，并将他者作为交流的基础，充分体现文化层面上的共同性，但是也要理解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差异。如，由琵琶曲改编的萧鼓梅花三弄，含有浓郁的中国风。在此过程中就需要应用中国审美标准进行评判，促使钢琴音乐中蕴含浓厚的文化内涵与意境。从实际应用的转狂就可以了解到，主体间性其实就是双向的文化传播，并不是简单的文化交流互动。在跨文化中，交流互动是最好的一种传播方式。双方之间在能够以平等的姿态来审视对方，进而能够建立一种新型的交流模式。由此可见，在钢琴教育活动实施的过程中，应当增强两者之间的交流互动，这需要教师在教学活动实施的过程中，摒弃以西方为代表的音乐文化真谛。对于跨文化传播而言，平等的交往活动是传播的有效方法。部分学生由于在主客体思维教育模式下，形成了先入为主的西方文化，导致将西方行为作为主体，并不能理解其他的钢琴教育行为。在平等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将中国独具风格的钢琴音乐与非西方音乐混合在一起，就可以达到纠正音乐偏见的主体价值观，这样就可以促使存在文化差异的音乐进行互补在实际交流的基础上将文化理念渗入于其中，就能够预防钢琴教育中的狭隘性与有限性。总而言之，在跨文化交流中应当形成平等互惠的形式，接受各自存在的文化差异，并在文化差异中寻找出属于自己发展的特点。

三、结语

第4篇：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 人才培养 口语教学 文化交流

一、前言

本文先介绍了对外汉语专业的重要性，从口语教学与文化交流上进行了分析；其次，将教学人才培养上的各种相关问题做好了评价，尤其是在培养人才实践能力与基础素质上进行了全面分析，从这几个方面来阐述问题的存在原因与影响；最后，分析人才培养中的问题，一一进行解决，做好教学人才培养准备。

二、对外汉语专业的重要意义

对外汉语中的语文课，是讲究语言与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我们对学生负责，首先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一）口语教学的重要性

在教学过程中，非常讲究实践效果的强化，不能只在理论基础上入手，打好基础是关键，但是实践能力才是重中之重。中国的发展现状越来越受到外国政府的关注，所以在众多教学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提升上，做好教育教学准备，进行全面促进，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更好的国际形象。同时，做好口语教学的强化，培养更好的教育人才，在课堂上对学生展现自己的语言交际能力，实现国际性的英语口语与汉语标准化的全面结合效果。这样的教学是比较成功的，从内部对学生做好口语提升，强化课堂中的语言交流技巧，形成习惯之后，可以与国际友人进行实际交流的时候，能够全面应对。

（二） 文化交流的强化提升

学好对外汉语专业，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从书本、视频、课外书中了解国际文化，我们了解了别国的文化，看看哪些与我们有共性，哪些与我们有偏差，在实际交流中，运用更加科学有效的口语交流，将我们的文化介绍出去，重点吸收外国的文化，同时在教学中学好基础知识的同时，了解外国的文化，可以实现快速交流的效果，为交流质量的提升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存在的人才培养问题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文教学实践中，往往存在以下几点缺失：

（一）重视理论研究，缺乏实践结合

由于教学模式的落后，许多教育人才还是以理论为主的，教学生的理论多于实际的口语交流、文化渗透等教学内容，专注于学术，对于第二语言教学实践技能的培训还是缺乏更多的技术促进强化的内容。

理论性的东西不能反映对外汉语的实际价值，进行全面交流与实际工作强化中，必须将理论性的东西灵活运用到实践中来，遇到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进行全面交流、加强文化渗透，也就无从谈起了。

（二）口语考核缺失，个人渗透不强

但是我们要想让国际友人记住我们，必须进行交流，而进行交流的主要工具就是口语交际，而这些重要的对外汉语教学人员还是以基础性的理论为主要教学内容的。虽然我国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国务院设立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但是学位、学历并不代表实际的口语交际水平。

在口语教学与交流中，十分讲究个人能力的发挥，如果在实践过程中没有将第二语言掌握起来，“听不懂，说不清”，那就会造成许多尴尬的事情。对外汉语渗透到实践中来，需要这些人才在平时的交流中随机应变，听到什么，回答什么，都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反应，不能拖拉。而以上说的这些现象在现实中一再出现，教材里面讲的基础知识真正运用到口语交流上时，已经改变了“味道”。当与外国友人交流时，外国朋友说出一句话，我们还要去想，这是在课本的哪一页，我们要用怎样的语言来回答，这就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事情发生，不利于我们正常对外交流的进行。

（三）文化交流偏失，教学素质不高

许多这方面的人才都没有将自身文化与国际性的文化交集、偏差等内容没有认识清楚，由于对外汉语教学人员偏重于理论性的知识，将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书本理论中，所以没有对国际性的新形势与新型的国际文化优势认识清楚，在长期的交流中，也就不能掌握其文化上的共性与非共性的文化知识点。比如，像英美一些强国，他们的生存哲学讲究的是“个人价值”的凸显，而我们中国讲究的是“集体主义”，所以在一些实际生活与能力交谈中，我们如果还是以我们自身的想法来强加给他们，那么交谈就不会真正顺利进行下去。

于是，许多毕业生、硕士或者更高级别的毕业生，大多数不能与国际友人进行长时间、全面的文化交流。而在实际的教学中，许多教育“人才”操着中国式的“英语音”，把课本中的内容反反复复地重述给学生，自己又不能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就会在课堂上造成许多错误，不利于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提升，甚至有可能被指责为“误人子弟”。因为口语是交际是基础，文化交流是重点，所以没有打好基础，也就不能实现正常交流；没有了解对方文化，就不能与其进行实际性的协商，这样，对外汉语教学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四、对外汉语教学中人才培养提升方法研究

（一）口语培养提升

在口语训练中，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熟练掌握第二语言。首先，要求对外汉语专业的人才要熟练掌握第二语言，尤其是英语，对许多句子的语法、口语表达中的句式等都要进行研究，并在平时的听力训练中，自己能够一听就懂，将听下来的语句在心中随即翻译出来，并及时想出应对的语言；第二，对外汉语与第二语言的交融分析。对外汉语是与第二语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同国家的学生有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但是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学会分辨英语意思，将他翻译成中文，在给学生进行教学研究时，再将汉语中复杂的句式、成语灵活地翻译成英语，通过查资料的方式给出最好的答案，并在口语化的呈现上，找到更加准确的句子来应答，让学生一听就明白，更好地理解汉语中的各个语句的真正意思；第三，实践交流中的灵活运用。教师平时与学生交流过程中，不能查资料，也不能再上网去查询，必须养成一种随机应变、灵活应答的习惯，学生在提问题时，教师要能听清，随时随地做出回答，将汉语中意思与外语意思能紧密联系起来，在语言表达上发挥自如，才能取得教学成功。

（二）对外汉语的多媒体教学促进

多媒体技术是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方式相结合的一种高效教学方式，教师将教材内容制成多媒体课件，使其包含文字、图像、声音等各种信息，满足学生的视听需求，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教师教得轻松，学生也学得愉快。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方案，融合更多的教学内容，让学生自身进行实际操作，比如用幻灯片、电脑，使学生能够融入其中，学习效果会更强。

（三） 科学教学手段的促进

当前现代化的管理理念以及多行业大融合发展的趋势给教学方式的丰富性提供了很大的支持，比如说探究式教学、讨论式教学以及实验性的教学等等这些教学方式都具有针对性强、科学性强的特点。老师可以采取探究式教学和实验性教学的方式，侧重于理论的文章或者是逻辑性强的文章可以采取讨论式的教学方式。这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教学的有效性也有不错的效用。

（四）文化交流手段强化

口语表达不能脱离实际，文化交流则不能远离“基础知识”，这里说的基础知识就是对外汉语教学人才对外国文化的深层积累，尤其是平时在与学生或其他外国友人的交谈中，学习他们的文化，在对基础性的文化概念了解清楚了之后，才能进行深层的交流。这样，就要求这方面的人才在平时的积累中，对各国文化要有兴趣，对外汉语主要讲究的是实践，实践中避免不了有文化冲突，如果我们掌握了别国的文化，在交谈时则可以放松自如，侃侃而谈。

另外，要求对外汉语教学人才在课上课下都要进行资料的查询，有哪里出现了教学瓶颈，哪国的文化与我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都要进行学习及更正，真正了解外国友人的想法与建树，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分析他们要表达的意思，然后才能应对自如，以不变应万变。

（五）人才整体素质的提高

对外汉语人才的素质有待提升，不仅是在平时的教学中，还包括在平时的自我训练中，应当积极应对一切问题，敢于面对错误，及时地改正。在国家教育机构分设的硕士学位内，进行适时考察，在这些已经拥有了这个学位的人才中进行再次考核，及考察他们的基础课程掌握情况，又要对相关的实践技术、语言掌握情况等内容进行考察。对于相关的外国文化掌握情况、平时的言语积累、教学素质、品质等方面更要进行考核，不能随意就录取这些人员，因为对外汉语教学是一个比较严肃、严明的课程，不允许出现半点差错，否则会对以后培养人才战略、建立邦国化交流团队时，出现更多的缺失。

五、总结

现在的对外汉语教育人才在语文教学方面普遍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过于看重理论知识；二是口语交际能力较差；三是文化交流水平不高。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必须在平时的教学实践中，做好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口语交流能力的细致研究、对各国文化的全面掌握，同时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在将来的发展中才能一往无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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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崔娜.对外汉语成语教学初探――试论《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四字格”成语的教学[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8（10）.

第5篇：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两岸关系；文化交流；两岸认同；文化ECFA

中图分类号：G120/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6-0035-05

两岸关系从2008年开始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期，昔日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已为今日的直接三通和热络的人员交流交往所取代。随着ECFA的签署并于2011年正式生效，两岸经贸关系朝着机制化、正常化、一体化方向迈出了重要步伐。在后ECFA时期，人们不约而同地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点指向了文化交流与合作。2012年1月14日，中国领导人通过执政期末考试获得连任，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争取到了又一个宝贵的4年。签署两岸文化交流协议及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的议题受到更多的关注。但在两岸关系进入深水区的当前，这一议题并非如想像的那么简单。笔者拟就此议题作些深入的思考与探讨。

一、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一）从文化的功能属性看两岸文化交流的必要性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涵盖了人类所有的创造活动及其成果，后者特指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本文的“文化”概念主要指后者。

文化具有自身的独特属性。文化与人或人群有关，凡人类活动留下的印记都可说是文化，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生活的人们创造的文化会有不同的特征。文化会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变化而演进，而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可以对人类的社会实践产生指导作用或反作用。由文化的上述属性可知，民族与文化密不可分。斯大林曾对“民族”一词下过很精典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的形成离不开“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文化因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孕育着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1]，决定着民族的精气神，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相区别的主要特征。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精神基石。

文化研究还证明，文化交流或文化传播是文化的自然属性。一种文化元素被创造出来之后，不可能只为创造者独有，必然会影响接触者，进而为一群人所共享，再进而向邻近的社群扩散。文化交流或文化传播在进行中会遇到多种情况。一般来讲，适用的被采纳或扬弃，不适用的被抵制，完全接受或完全排斥都不大可能。但强势文化（以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的综合实力为后盾）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肯定高于弱势文化，例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

可见，文化具有传递知识、型塑观念、规范言行、激励士气、引导方向、向外扩散、自然濡化等功能。对个人而言，文化具有塑造人格、实现人的社会化等功能；对民族和社会而言，则具有整合和导向两大功能。“整合”的对象包括价值观、行为规范和制度建构等。其中，价值观的整合最重要，是行为规范和制度建构整合的基础。“导向”功能包括人的教导训化、社会的管理协调、防止负面导向发生等。

从文化的相关功能界定可知，一个社会如果缺乏文化的教养，必将陷入思想与行为的混乱当中；一个民族如果缺乏文化的濡化粘合，必会陷于四分五裂和民族精神的倒退当中。换言之，社会的稳定与进步有赖于文化的规范和导向，民族振兴和国家统一则有赖于文化的振兴与整合。海峡两岸自1949年陷入敌对状态，不仅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文化上的原因。例如，国共两党对国家发展道路与模式的争议，国际两大阵营在社会制度与价值观上的分歧等。在时隔60多年后两岸关系步上和平发展道路的今天，两岸文化大交流特别是心灵情感精神层面的沟通，不仅有利于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化解敌对情绪和历史恩怨，实现大和解；而且有利于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早日复兴和国家最终统一。这是新形势下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的战略意义之所在。

（二）从两岸文化差异看两岸文化交流的迫切性

总体上说，两岸文化均属于中华文化的范畴。它们都以汉民族为主体，在语言文字、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观等方面一脉相承。但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差异，特别是近代特殊的历史命运，以及在发展道路、发展程度上的不同，台湾文化已被打上与祖国大陆母体文化有所不同的印记。有学者将这种文化歧异归纳为“历时性差异”和“同时性差异”两种[2]。“历时性差异”是指“处于同一时空背景下，但是由于现代化程度不同所造成的差异”。台湾因现代化进程较大陆起步早，社会富裕程度、文明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均领先于大陆，并连带影响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特别是价值观念发生巨变，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理念深入人心，形成某种“共同的心理素质”。大陆因各种复杂原因现代化进程较台湾滞后，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与台湾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两岸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同时性差异”是指“在同样或类似的发展节点上，不同的社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台湾文化具有移民文化、海岛文化和亚热带到热带的乡村文化三大特点。大陆文化则具有“原生性和相对性”、“顽强性和保守性”、“务实性和世俗性”等特点。

对于此种差异，有学者认为，“历时性文化差异会随着现代化进程而缩小，同时性文化差异则更多地反映了大陆与台湾的不同文化特点，不会轻易改变”。笔者基本赞同这种看法，但认为近代以来清廷战败割台、日本殖民统治50年、台湾光复后发生“二二八”镇压悲剧、当局入台实行高压统治、大陆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上走过的弯路、国共内战与国际冷战以及李登辉、执政时期推行极端本土化路线等，对台湾民众的情感心态以及身份认同、政治认同、前途抉择等思想观念影响甚大，不是“历时性差异”所能完全解释的。这种差异的形成有着更为复杂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掺杂其中，可称之为“结构性矛盾”，对此点需要特别注意。相反，大陆文化内涵丰富，其中也包括了移民文化、海岛文化和热带文化的特点，故两岸文化的“同时性差异”并不算大，或者说不适合对两岸文化进行简单的比较。

价值观是文化的本质属性。美国著名人类文化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认为：“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3]。“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不同质的文化，可根据价值观念的不同进行区别。”[4]如果以价值观作为评判两岸文化异同的重要指标，我们可以发现两岸文化既有相似性，也有极大的歧异性。在传统部分，两岸共同点较多。但若就现代部分来看，两岸的文化内涵实已发生了极大的分歧。台湾的文化内涵约等于“传统文化+孙中山三民主义+美国文化+日本文化+其他文化”之和。台湾在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上更接近西方。大陆则受到马列主义和前苏联的影响较多，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精神文明。所以，两岸的差异还是明显的。认为：“两岸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5]。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说出了许多台湾人内心的真实想法。

两岸的文化差异、两岸的政治对立，以及李登辉、执政期间全面推行“去中国化”产生了化学反应结果。台湾同胞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同，对两岸关系未来走向的看法，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近几年来，两岸虽展开了空前全面的大交流，两岸的经济社会联系也空前紧密，但台胞的认同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相反，浅层的交流还使一些人更深化了对台湾的认同，表现为“自认是中国人”的比例下降，主张“”的比例上升。这对祖国大陆无疑是一极大的警讯，表明当务之急必须深化两岸文化交流。两岸文化交流更是经济利益和政治认同相衔接的中介，经济交流外溢的政治效益的增多离不开文化交流的联结。因此，文化交流既必要又紧迫，只有通过深入、持久的文化交流，双方对差异产生的原因有深刻的了解和理性的分析，才会有更多的理解，有了理解才会有包容，包容之后就会有谅解，彼此谅解才会建立互信，最后才能达到真正的认同[6]。

二、两岸文化交流的动力

首先，两岸文化的亲近性决定了两岸文化交流较具吸引力。两岸同文同种，两岸同胞所创造的精神财富都应纳入中华文明的宝库。两岸同胞不仅有共同的“语言文字”，还有共同的精神底蕴。正如有人所评论的那样：“台湾无处不中华”，抽掉了中国元素，所谓的台湾文化将不存在。在2008年12月31日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会议上的讲话（简称“12·31”讲话）对两岸文化的联结有过精辟概括。他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瑰丽灿烂，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富，是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7] 台湾一些政要也说过：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骄傲和精神支柱”，是“两岸真正的最大公约数”，也是“两岸交流的基础”。

其次，两岸交流的立体性决定了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经济、社会与文化的交流缺一不可、相辅相成。2011年，两岸经贸总额突破1600亿美元，两岸人员往来达到700万人次，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大陆早已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对外投资第一目的地、第一大观光客源地。与此同时，台湾也是大陆的第七大贸易伙伴、第出口市场、第五大进口市场。两岸通婚人数已达32万对，常住大陆的台胞有近百万人。如此高密度的经济、社会联系决定了文化交流如影随形、不可或缺。三者紧密结合、互相促进是确保两岸经济社会交流长期、可持续、良性循环的需要，仅有经济、社会而没有文化的交流是不完善、不健全的。

再次，两岸文化交流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需要。两岸百年疏离与数十年的政治对立严重影响了同胞之间的感情。冷战结束后，和平发展已成为时代的潮流，经济全球化更呼唤和平解决分歧和争端。国共两党顺应两岸主流民意和时代潮流，推动两岸关系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价值观的隔膜已成为制约两岸关系深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深化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2005年与连战会谈公报指出，要“促进两岸同胞的交流与往来，共同发扬中华文化，有助于消弭隔阂，增进互信，累积共识”[8]。“12·31”讲话的第三点专门就“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进行了阐述。中国荣誉主席吴伯雄也颇有洞见地指出：“两岸关系是否能持续且长远地发展，是否能在不远的未来产生实质性的更大突破，文化平台上的沟通、往来与融合是问题解答的一个关键所在。”[9]

最后，两岸发展模式值得互相学习借鉴。以历史的眼光看，两岸在近现代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都曾走过弯路，都有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台湾在战后短短几十年里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发展出多元包容开放的文化特色和社会氛围。台湾的教育事业、文创产业、全民健保、志工文化、社区文化、科学园区建设等经验很值得大陆借鉴。同样，1949年后大陆虽在探索发展的道路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奋起直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创造了举世惊艳的“中国发展模式”，也值得台湾尊重和学习。两岸相互学习借鉴不仅会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还可以产生“1+1>2”的效果。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把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在这种背景下，加强自身文化建设，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加强两岸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正当时。

三、两岸文化交流的制约因素

两岸文化交流虽然具有内在的动力和要求，但也存在着制约因素。从台湾方面来看，当局自认为台湾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具有优势，想要扮演“中华文化的领航者”角色，但他们又感到底气不足，担心没有领航大陆的能力，因而对于大陆敦促签署两岸文化交流协议“存有戒心”，“害怕被‘锁定’或‘套牢’”[10]，表现出一种欲进还退的矛盾纠结心态。现阶段两岸文化交流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两岸综合实力不对称影响台湾的信心。首先，台湾的发展模式虽然精致，但毕竟幅员小、人口少，面临的矛盾问题比大陆简单许多，不能与大陆面临的矛盾问题的错综复杂程度相提并论。其次，台湾不能代表中国社会的主体，政治上缺少国际承认，经济上对大陆依赖颇深，安全上没有自保能力，使其担心一旦两岸文化交流全面放开，台湾不仅影响不了大陆，反而会被大陆所“统战”而丧失主导权。再次，大陆近年来发展迅速，已走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软硬实力均在增长当中，未来发展前景更不可限量。最后，大陆市场大、机会多，文化发展潜力无穷，对人才的吸引力大；台湾则市场小、机会少，对人才的吸引力小。综合比较各种因素，台湾对政治和安全的顾虑超过了其对文化的自信，其欲以小领大不免心虚。

二是岛内政治生态对当局的大陆政策构成极大的制约。与一般情况不同，台湾政治的特点是蓝绿对抗，彼此在“国家认同”和两岸政策等重大、根本问题上存在高度分歧。以、为代表的泛绿阵营，对两岸任何交流均以“一边一国”的视野进行审视，几乎“逢中必反”。执政时，推行文教“去中国化”，并反对直接“大三通”。重新执政后，处处掣肘两岸交流，既反对签经济ECFA，也反对开放陆生、陆资、陆客入岛，其实质是害怕两岸大交流会使两岸民众亲近，动摇“意识”和“认同”，从根本上断了“”的路。在2012年1月的台湾大选中，虽然实现了连任目标，但赢得艰辛，胜选后民望下跌，加之台湾经济迟迟不见好转，更增添民怨。这些均限制了当局在大陆政策上采取更大的作为。

三是两岸文化交流政策的政治功利性影响了两岸文化交流的深化。在很大程度上，两岸文化交流是服从服务于各自政治目标的。两岸政治对立尚未结束，也连带影响到两文化交流的政策。主张现阶段两岸“互不承认、治权互不否认”，“不统不独不武”，“以两岸和解实现台海和平、以活路外交拓展国际空间、以国防武力吓阻外来威胁”。其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的目标是向大陆输出“台湾经验”，输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以求“缩短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在中华文化指导下，找出解决争议的方式”[11]。这与祖国大陆对台政策明确以“两岸一中”为基础，以“反独促统”、和平发展、振兴中华为目标有很大的区别。这对深化两岸文化交流也有一定影响。

四是价值观歧义影响了两岸文化交流的推进步伐。两岸在一些重大价值观上存在歧异。由于两岸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面临的主要矛盾与阶段性发展任务、目标不同，也由于美日等外部势力企图利用两岸关系的特殊性“以台促变”，遏制中国大陆崛起，动摇乃至改变大陆的社会制度，大陆在推进两岸文化交流时也有一些顾虑。大陆担心交流的门开得太大、速度太快，会造成社会意识形态混乱，进而影响内部政治稳定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部署，故对涉及到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层面的文化交流，譬如广播影视、报刊杂志、互联网、印刷出版发行等的开放非常审慎。

可见，全面的文化交流对两岸任何一方都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两岸尽管都重视文化交流的特殊作用，但都持审慎对待的态度。这种情况说明“两岸最大的合作基础在于文化，但两岸交流最艰难的障碍也在于文化”[12]。这是两岸文化ECFA迟迟提不到谈判桌上来的根本原因。

四、新形势下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的路径

两岸关系的持续和平发展，两岸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前途抉择的整合，中华文明的传承弘扬都离不开文化交流。制订一个能够涵盖双方立场、有助于双赢结局的两岸文化交流战略，显得格外重要。笔者认为新形势下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的路径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要寻找两岸文化交流的最大公约数。应该看到，虽然两岸（包括国共两党）在思想观念上存在较大分歧，仍然有一些至关重要的交集点。两岸具有三大基本共识：两岸在法理上属于“同一个国家”，“不是国与国的关系”[13]，反对“”、坚持“九二共识”[8]；文化交流是增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与理解，抚平历史创伤，缩小心理和观念差距，化解彼此敌意、误解与成见的有效途径，可以产生双赢或多赢的结局；两岸都是炎黄子孙，都有责任振兴中华文化。这三大基本共识是现阶段两岸执政当局能够克难前行、不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的根本保证。

其次，要确立两岸文化交流的坐标。两岸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振兴。这与两岸同胞的福祉、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致的。但是，最终目标的达成应通过若干阶段性目标的达成来实现。基于两岸关系的现状，两岸文化交流应分阶段进行，循序渐进地达成整合的目标。第一阶段，应促进两岸同胞之间的相互了解与理解，缩小因长期隔阂和发展落差造成的认知差距，重建同胞信任。第二阶段，应通过交流合作、相互学习借鉴，促进观念融合，重新塑造出能为两岸民众所共同接受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文明价值观。

再次，要端正两岸文化交流的心态。在深化两岸文化交流上，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两岸均站在全民族发展的高度，以民为本，秉持平等、善意、理性、务实的情怀，正视彼此文化差异和交流顾忌，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体谅，相互包容，相互借鉴，相向而行。从大陆方面来说，应该秉持“以大事小以仁”的古训，率先展示祖国大陆的博襟与自信，同情台湾同胞的特殊历史遭遇，理解台湾同胞对待两岸关系的复杂心态，包容两岸在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层面的分歧，虚心学习和借鉴台湾好的发展经验，耐心化解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误解和成见，坚持通过持之以恒的交流来重建两岸共同的民族文化认同。

最后，要采取务实分类渐进的做法。两岸关系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深化期的每个议题都更接近两岸的结构性矛盾，涉及两岸政治互信的程度和两岸各自内部的整合，特别是台湾内部蓝绿矛盾的整合。在目前两岸签订文化ECFA时机尚不成熟的背景下，两岸应遵循“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思路[14]，遵循由易到难、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的做事规律，务实地推进文化交流。作为软实力的文化不能搞强制输出，只能靠人与人在接触交流当中耳濡目染、自然抉择。两岸文化融合整合的关键是靠交流实践。在现阶段两岸关系形势下，分门别类、循序渐进的做法具有极大的可行性和努力的空间。两岸文化交流可以从具体行业、事业和企业入手，从两岸都有需要、都有利或至少都无害的部分先做起。两岸在文创产业、教育交流合作、传媒合作等方面具有极大的互补性，为两岸大力开展这些领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两岸可以努力探索签订文创产业ECFA、教育ECFA、影视ECFA、出版传媒ECFA等，成熟一个签订一个。

近年来，两岸进行了一些积极务实的探索，推动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向纵深推进。2009年，国共两党有关方面在长沙举行了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首次以推进和深化两岸文教交流合作为主题，提出了数十项共同建议。2010年，在台湾举行的两岸高端文化论坛达成“共识”。2012年，台湾文化部门新任负责人龙应台提出召开“两岸文化前瞻论坛”的建议。大陆也不断呼吁推进两岸文化交流的机制化建设。2012年7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八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提出多项涉及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共同建议”。其中有些建议根据形势发展加强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五、结束语

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步上了和平发展的轨道，并取得极大的成果。但是，两岸政治对立尚未正式结束，两岸同胞在思想观念和情感上仍存在着较深的裂痕（特别是岛内社会在政治认同上高度对立），两岸关系的改善还只处于初级阶段。两岸交流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文化交流，因而文化交流要比其它任何领域的交流都更为深刻、更为持久、影响更大。确保两岸关系可持续地和平发展、良性循环，就必须始终不渝地推动两岸的文化交流，将文化交流贯穿于和平发展的全过程，使之与经济、社会的交流融合乃至与政治的整合同步。两岸文化交流要逐步减少存在的顾虑和担忧，逐步建立起两岸文化交流的共识。在现阶段，重点工作是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的正常化和机制化运作，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未来几年，两岸应力争在签署文化交流协议方面有较大的突破，使两岸人民的感情联结得更紧，心理距离拉得更近，观念差距缩得更小，从而为和平发展、互惠双赢打下更坚实的基础。两岸文化交流将最终实现两岸文化的融合与再造，使中华文化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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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人民网，（2008-12-31）..

[8] 新华社.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与中国主席连战会谈新闻公报[EB/OL].新华网，（2005-04-29）.？coluid=7&kindid=0&docid=101371411.

[12] 盛治仁.盼互设官方办事处，文化交流制度化[Z]，中评社台北，2010-09-06.

第6篇：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文化外交战略 软实力 国际交流员项目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5-0058-64

文化外交是日本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其内容日趋丰富和多元化。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是其文化外交战略的一个体现，对提升日本文化软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该项目是日本“招募国外青年进行外语教学指导项目”（The Japan Exchange and Teaching Programme，简称JET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87年，作为日本文化软实力输出、文化外交的一个重要举措，为充实日本的外语教育，促进地方国际化的发展，在日本总务省、外务省和文部科学省的联合推动下开始实施JET项目。26年来，该项目招募的各国青年活跃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20个政令指定城市、市町村。成立当初，参加者只有来自4个国家的848人，现在则已发展到了62个参与国，规模总计超过了55000人，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交流项目之一，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该项目由外语指导助手、体育国际交流员和国际交流员三个职种构成，与其他两个职种相比，国际交流员一职有着独特之处，要求必须具有良好的日语沟通能力，他们主要供职于日本各县厅和市役所等地方政府行政部门，在JET项目中发挥着独树一帜的作用。

一、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的性质

（一）产生的社会背景

第一，国际化的需求。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国际化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日本一跃成为世界债权大国、投资大国、金融大国，企业界率先步入国际化进程。大量日本企业进驻亚洲、美国及欧洲等国，日本式的经营方式和理念在受到肯定的同时，也受到了不少的质疑和反感，一种谋求相互理解和合作的愿望越发得到重视。其次，日本面临着实现“共生”和“共存”的社会问题。在国内，一方面，外国劳动力和留学生等外国人口大量涌入；另一方面，日本国内不仅存在着极少数的阿依努族和琉球族，还有很多战后被强制移居日本的朝鲜人和韩国人，面临着需要消除等级差异这一社会问题。在国际上，由于日本国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去国外旅行的人数猛增。提升国际形象，增进日本国民对异国文化理解等现实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最后，日本的地方自治体和民间团体积极开展国际民间交流活动。以中日关系为例，自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上世纪80年代中日民间交流频繁。1984年9月至10月期间，3000名日本青年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1985年，500名中国青年乘坐“中日友好之船”访问日本，这些举措也从一个侧面促使日本加快迈向国际化的步伐。

第二，“回归亚洲”的经济战略需求。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泡沫的破裂，日本进入了经济成长低迷期。为了振兴经济，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意图，日本逐渐将战略中心从欧美转移至亚洲。日本经济新闻社1991年第四季度的调查表明，2000年前，日本企业在亚洲最主要的投资国家中，中国位居第二。这一时期的亚洲地区经济蓬勃发展，巨大的市场有助于日本经济的振兴。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日地方间经济交流成为必然趋势。

第三，改善中日两国国民友好关系，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需求。中日两国分别作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着许多利益共同点。众所周知，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国，良好的国家关系对于实现共同的战略利益和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意义重大。良好国家关系的基础往往在民间，它离不开两国国民间感情上的和解和融洽。因此，推动民间交流可以有效缓解两国间的历史积怨和感情隔阂。

第四，实现文化软实力输出的文化外交战略的需求。“软实力”是由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等体现出来的实力，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本国的目标，从而使本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它能通过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后，越发认识到提升本国软实力对于增强国际竞争力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话语权的重要性，并积极从软实力的角度思考、规划国家战略。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任职期间（1982年-1987年）曾提出：“日本要积极参与创造新的世界文明，充分挖掘日本传统文化，使其成为科学体系，并向世界各国宣传，使日本真正成为一个国际性国家”。从中足以看出日本欲从文化吸收型大国转为文化传播型大国这一软实力文化输出的战略雄心。日本欲通过其软实力输出的文化外交战略，推行日本的价值观，以减轻国际上的文化摩擦，增强国际社会对日本价值观的认同感和亲近感，为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加分。为了减少中日两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冲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利用各种途径培养一批外国人成为知日派和亲日派，通过他们使日本文化得到积极宣传和输出，最终实现其文化外交战略。

（二）实施概况

据调查统计，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JET项目在中国推行的国际交流员项目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JET项目成立之初，招募范围仅限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英语国家，1989年扩展到德国和法国，2005年扩展到全世界。最初招募人数只有848人，到2000年扩大至6000人，成为日本战后最大的国际交流组织。从表1可以看出，日本JET项目的实施重心最初在欧美。从二战后至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一直将欧美作为实现自己各种战略利益的重心，日本JET项目也自然顺从了这一重心原则。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日本逐渐将重心转移至亚洲地区。据财团法人日本自治体国际化协会北京事务所的统计，截至2010年，已有986名中国青年通过JET项目成为国际交流员，占日本对华JET项目总人数的90%以上，是日本对华JET项目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主力军。以2012年-2013年任期的国际交流员为例，日本JET项目对各国的招募人数中，最多的是美国，有2334人；其次是加拿大，有477人；第三为英国，有432人；而中国仅为78人；近邻的韩国为64人。其中招募国际交流员人数最多的三个国家分别是美国（102人）、中国（69人）和韩国（55人），而加拿大国际交流员人数仅19人，英国国际交流员人数仅12人。

通过图1可以看出，就各国JET项目的总人数而言，中国要远远低于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但是中国国际交流员在JET项目总人数中所占比率则远远超过这些国家。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国际交流员从事的都是外语指导助手工作，没有一人担当体育国际交流员。从这点可以看出，与以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为首的欧美国家相比，日本JET项目主要是出于提高本国中小学生和国民的外语水平的目的，语言教育交流要多于国际交流的目的。而由于历史、地缘等关系，以及与近邻中国在各个方面的交流频繁，其国际交流需求胜于语言教育交流需求，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在日本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通过对28名原中国国际交流员的问卷调查，发现他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学历高，其中本科学历占42.9%，研究生学历占53.6%。二是绝大多数毕业于大中专院校日语专业，所占比例为92.9%。这既满足了语言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文化适应的障碍。其中，认为非常胜任国际交流员的占53.6%，比较胜任国际交流员的占46.4%；认为能适应日本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环境的占96%，不难融入日本社会的占75%。三是职业背景较为单一，多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总人数的78.6%。其中，公务员占27.3%，高校教师占72.7%。四是任期短，按规定，最高任期可达5年，但是中国国际交流员的任期绝大多数为1年，这与其他国家的国际交流员相比，任期明显要短，这与绝大多数中国国际交流员都属于在职公派，不适合长期留任有一定关系。由于中国国际交流员在专业素质、职业背景和任期期限等方面的招募要求限制，导致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在中国的知名度、影响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三）以“草根民间交流”为手段的文化外交战略

国际交流员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地方公共团体开展国际交流事务、协助开展各种交流活动，以增强当地居民对跨文化的理解等。国际交流员的工作涉及行政事务和民间交流两个方面，不仅承担着促进两国地方政府间合作交流和民间友好的职责，还是宣传母国文化、展示母国形象的“活广告”，因此被誉为“草根外交官”。总之，国际交流员从事的工作是非官方的、不涉及政治层面的民间友好交流活动，属于“草根”性质。国际交流员项目也被称作“连接日本地方和世界的草根交流项目”，被定位为“草根民间交流”项目。

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通过让中国国际交流员进入日本地方政府部门，从事中日两国地区间的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流或辅工作，增强中国国际交流员对日本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好感，培养一批亲日派和知日派。该项目是日本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输出日本文化，改善国际形象，实现其文化外交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工具，完全被纳入在其文化外交战略框架内。

二、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的实施特点及成绩

（一）实施特点

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影响之广泛，与其先进的理念和完善的体制密不可分。该项目的实施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实现输出文化软实力的文化外交战略目标。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不同于“走出去”的传统国际交流模式，而是以独特的“请进来”的国际交流模式让中国国际交流员们直接进入日本地方政府行政部门工作，直接与日本国民接触，亲身感受日本文化。这样的举措使得日本的国际交流模式更加层次化和立体化，文化软实力的渗透性也因此更强。

第二，体现地方国际化的先进理念和极高的社会参与度。在当今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年代，致力于地方国际化的理念更具深远意义。全球化是一种以经济为先导、以价值观为核心、以政治为辅成、以广义的文化为主体的全球社会合理化与一体化浪潮，可以说该项目的性质和特点正迎合了全球化的内涵和需求。据财团法人自治体国际化协会的统计，2012年度，该项目涉及了日本38个县市级的相关部门，具有参与面广、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特点。

第三，具备科学完善的结构体系保障。这主要体现在：（1）多层次的组织保障体系。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直接由财团法人自治体国际化协会执行管理，同时又得到总务省、外务省、文部科学省等三个中央部门的协助和支持，有效确保了国际交流员项目的顺利进行。日本在中国设立财团法人日本自治体国际化协会北京事务所，确保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各个环节的顺利运作。（2）完善的业务培训和咨询体系。中国国际交流员在正式赴任前，分别由日本驻华大使馆和财团法人日本自治体国际化协会组织赴任前研修，在任期中组织业务能力相关的研修，开设日语学习讲座。除此之外，还专设电话热线和邮箱，解决国际交流员工作和生活烦恼。（3）原国际交流员资源的有效利用。在包括日本在内的17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52个名为JETAA的民间组织，2006年时达到了21000人的规模。此外，还创办了一份名为《JET Streams》邮件刊物，成为加强国际交流员项目与原国际交流员们联系、交流的信息平台。

（二）积极作用

第一，该项目加深了中日两国国民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促进了民间友好。问卷调查显示，所有原中国国际交流员都认为国际交流员的经历加深了自己对日本以及日本文化的理解，认为对日本增加了好感的占到了82.1%，回国后与当时任国际交流员的地方机构有工作往来联系的占到了85.7%。

第二，促进地方间的交流合作。近年来，中日两国间经贸往来关系密切，商务考察活动频繁。迄今为止，日本已有388个市、町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中国国际交流员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中国国际交流员通过接待来自中国国内的访问考察团，参与中日双方会谈的筹备工作，在拓宽日本商品在中国的市场、吸引中国游客、协调沟通商业谈判、举办中日双方物产展销会等方面都发挥了促进作用。

第三，提升了中日两国人民对于彼此文化的认知度和认同感，促进了两国文化软实力的碰撞和互动。中国国际交流员们不仅在工作中积极展示、提升中国的正面形象，充当起民间外交家，而且还在学校、市民馆、国际交流协会开设国际文化理解讲座、国际交流活动和汉语讲座，与当地普通国民面对面交流，有效地展示并输出了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两国文化软实力也因此在草根层面真正互动起来。此外，中国国际交流员们还协助编辑杂志刊物，定期在官网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文化和感想，拓宽了两国国民间思想交流的渠道。据长崎县县厅官网统计，从2004年7月-2012年8月，已有14名中国国际交流员在官网上发表了30余篇介绍中国文化的相关文章，提高了日本国民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度。

（三）不足之处

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导致该项目所发挥的现实作用和预想之间产生一定差距，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选拔对象受限制，在中国国内知名度不高。日本对于中国国际交流员的招收方式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其他国家的国际交流员一般通过社会招考的方式来招募，而中国国际交流员的招募更注重职业背景。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通过单位直接选派的占25%；通过省、市政府外事办公室选拔的占64.3%；通过社会招考的仅占10.7%。选拔对象绝大多数来自于政府机构、事业单位或高校。由于招募范围的局限性，造成该项目在中国的知名度不高，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都很有限。

第二，现实作用的局限性。其原因主要为：（1）文化差异导致的鸿沟。中日两国分别属于大陆文化和岛国文化，不同的文化差异极其容易造成文化阻隔感，在相互理解上产生困难，甚至是误解。国际交流员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经常感受着这种文化阻隔感，也会在这种文化阻隔中深陷茫然。据调查，85.7%的中国国际交流员认为工作中的最大障碍来自于工作方式和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了国际交流员作用的充分发挥。（2）受到中日国民间的好感度恶化的负面影响。两国国民间的好感度与国际交流员项目所发挥的现实作用密切相关，导致两国国民间好感度恶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日本国内的错误舆论导向致使日本国民厌华、嫌华情绪严重。至今为止，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和暧昧的战争观和历史观仍然在作祟，模糊的战争史观使一部分政客和民众的战争加害意识淡薄，对于邻国带有厌烦感情和抵触情绪。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面对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日本一股政治势力别有用心地鼓吹“中国”，加剧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排斥情绪，民众感情更加恶化。另一方面，中日政治关系的恶化加剧两国国民间的厌恶情绪。小泉纯一郎首相任职期间（2001年-2006年），中日关系冷淡。2004年10月，日本内阁府《有关外交的舆论调查》表明，对中国“没好感或不太有好感”的人达58.2%，比前次调查上升10.2%，调查结果都创下至2004年为止的新高。同年9、10月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进行的舆论调查也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感到“很不亲近”和“不亲近”的人占53.6%，比2002年的调查上升了10.3%。自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发生以来，日本政府和一小撮右翼分子肆意歪曲历史，蒙骗日本民众，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据2013年8月日本非营利活动法人“言论NPO”公布的第9次“中日联合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日两国国民对对方国家持负面印象的比例均超九成，创2005年首次调查以来的新低。中国受访者中对日本持“不好的印象”的比例高达92.8%，日本受访者中对中国持“不好的印象”的比例也高达90.1%。

第三，新形势下面临的问题。历经20多年后，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本身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包括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国际交流员的工作能力、扩大其工作领域和工作内容；如何扩大选拔对象范围；如何扩大该项目的后续效应等等。

三、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是日本实现其文化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战略机制以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我们认为其对中国的启示可以归纳如下几方面。

第一，积极推动并建立“草根民间交流”模式，探索更多自下而上的国际交流新途径。民间交流是构筑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所在，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之所以能取得瞩目成绩，在于它20多年来始终着眼于民间交流，积极为民间交流提供平台，促进了国民间的感情沟通、相互理解和认可度，从而直接和间接地促进了中日两国地方政府间的友好交流。

第二，“草根民间交流”组织运营的科学先进理念不可或缺，提升社会参与度和社会影响力是关键。文化传播离不开各种组织运营形式的载体，作为民间组织运营的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其成功离不开政府、地方和民众三位一体的参与。文化隔阂的消除，文化使者能力的提升，参与度的提升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各个层面的力量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运营模式中的先进管理理念，最大限度地克服其局限性，扬长避短。

第三，在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同时，也可以积极推行外国文化“请进来”模式。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的成功还在于它的远见卓识和开放的姿态，让中国国际交流员直接进入地方政府行政部门与日本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共事，为“请进来”的民间大使发挥文化外交作用提供舞台，在潜移默化中将其文化理念、价值观等传播开去，达到了提升其文化软实力的目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加快文化“走出去”模式的步伐，以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党的十报告又将“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进一步强调了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整个文化要求中的总领性地位，突出了它的战略性地位。因此，对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途径应该有多方位和更深入地探索。推行外国文化“请进来”的文化外交战略，可以提升中国国民对外国文化的理解，促进相互交流，不断扩大民间友好的基础；同时还能表明中国宽阔的胸襟，最终提升中国的正面形象与国际公信度。

结语

相比上世纪80年代的国际关系，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更加需要加强民间的交流和合作。虽然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仍然具有一定局限性，但是其在对提升日本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了切实可行的作用。因此可以预测，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未来不会轻易废止，尤其不会减少对中国国际交流员的招募。在国家关系层面上，中日两国政府共同面临问题等敏感问题，民间交流也因此严重受挫。那么，在政府外交很难有起色的情况下，民间交流关系的修复才显得更加急需和紧迫。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民间交流模式的参考。

第7篇：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旅游；主客交互；影响因素

旅游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是旅游文化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旅游者在外出旅游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旅游目的地的居民、旅游业从业人员和其他旅游者进行各种各样的接触和交往。在他们的接触和交往过程中，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也相伴而生。

一、主客文化交互的一般模式

从旅游客源地进入旅游目的地，作为客人的外来旅游者就会面临着与作为主人的当地居民直接的接触。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的交往是通过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访问而实现的，其性质多数属于邂逅相遇，目的在于相互之间增进了解、相互寻求对彼此文化的理解。

但是，在实际的旅游过程中，由于游客的范畴以及参与旅游的形态多种多样，因而导致主客双方文化接触的情形也很不一样。由于游客在旅游目的地居留时间上的长短有差异，加之组织性游客与非组织性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差异，其与目的地居民的文化交互模式也存在差异。

（一）组织性游客与目的地居民的文化交互模式

对于有组织性的游客而言，他们对目的地地方文化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导游、翻译、旅游公司的经营者、目的地地方的某一利益的代表等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说，有组织性游客与目的地居民文化交流的机会、程度等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中介者”的支配，游客本身在这个过程中的选择余地很小。

（二）非组织性游客与目的地的文化交互模式

非组织性游主客要是指不参加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喜欢独自外出探寻异地风情的游客，即背包游客。与一般的组织性游客不同，背包游客一般不需要依靠旅游中介的帮助，因而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与目的地居民接触、交流与互动。在这种情况下，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更像是“旅游者-朋友”的关系。

二、旅游主客文化交互的渠道

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是一种人际间的交往活动，参与文化交流的主体主要包括旅游者、旅游目的地居民、旅游业从业人员等，其中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旅游者与目的地旅游业从业人员之间的文化交互是两地文化交互的主要对象。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必须依赖介体的作用，即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进行文化传递的桥梁，对旅游的文化传递的全过程都有影响。

（一）旅游产品的文化传递

旅游目的地的文化传递的途径之一就是旅游产品的文化传递。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旅游产品通过作用于旅游者，实现文化的传递功能。通过旅游活动，旅游者可以了解旅游目的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

（二）旅游者的文化传递

旅游是客源地和目的地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其中旅游者就是这种文化交流的主要介体，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使者。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旅游者的文化借取

旅游者通过旅游活动，从旅游目的地将各种文化信息带回到旅游客源地。旅游者在旅游活动结束后，往往会向周围人们讲述自己在旅游中的所见所闻，或者通过游记等形式向后来者讲述自己的所知所感。

2、旅游者的文化撒播

旅游客源地的文化为旅游者所携带，在旅游者消费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通过旅游者的消费行为影响旅游目的地的文化。旅游者本身的文化在旅游过程中，通过他的言谈举止、服饰、消费偏好等对旅游目的地的居民和旅游业从业人员产生影响。

（三）旅游营销手段的文化传递

由于旅游产品具有空间上的不可转移性和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割性的特征，旅游者通过旅游目的地的营销手段实现对旅游目的地的初步认识，形成第一印象。随着旅游者的文化需求的不断提高，以旅游目的地的标志物和形象代言人的文化传递作用最为突出。而这些标志物将城市旅游目的地的文化抽象为具体的物质，更易进行文化的传递，使潜在的旅游者形成生动的文化印象。旅游者通过参加各项活动来实现目的地的旅游产品的文化传递。他们为了自己旅游活动的实现，不得不向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旅游目的地居民购买商品和服务。

（四）旅游业从业人员的文化传递

参与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文化交流与互动的旅游从业人员包括客源地旅游业从业人员和目的地旅游业从业人员。他们围绕旅游者旅游各项需求的实现进行业务往来，纯商业性质的旅游交往，相比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之间的交往，它所受到的组织规范的约束也就更多。因此，发生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也带有组织规范的约束的特点。

三、影响旅游主客文化交互的因素

（一）影响旅游主客文化交互的主观因素

1、文化差异是影响旅游主客交互的最主要的因素

文化因素决定了“主”与“客”交往的特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游客，即使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收入、闲暇时间、年龄或旅游动机，其旅游交往行为也会由于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差异而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旅游消费者需要进行空间位移，在其消费活动中往往要接触多种不同的文化。当游客与目的地的文化背景存在显著差异时，文化差异对于游客与目的地的文化交互行为便有着特殊的影响。

2、语言和文化习俗对主客交往还会产生明显的障碍

语言文化差异是影响主客交往的主要障碍之一，对主客交往机会和主客交往效应有着很大的影响，它不仅会阻碍主客交往的深度，而且还会对主客交往机会的出现造成障碍，往往会引起交往过程中的冲突，从而使主客双方对交往产生顾虑。

3、游客的个性特点、消费观念、价值取向等也对主客交往有较大的影响

文化决定个体游客的旅游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价值观具有规范人们行为的功能，使人们明白好坏、对错、真假等一系列事物的判断标准。不同的游客由于个性特点、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使其在和旅游目的地居民进行交往时具有不同的表F。主客交往双方的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往往会决定主客之间的关系。在游客与目的地交往是在经济利益驱动下进行的情形下，以经济交换为基础，个人关系不会受到重视。目的地居民提供给游客的产品与服务己经被商业化了，主客之间的交往也因此而被转变为一种经济收益的来源。

（二）影响旅游主客文化交互的客观因素

除了文化对主客交互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以外，交往双方的人口学特征、交往愿望、动机、态度以及交往环境和游客的出游方式等对主客交互也会产生影响。

1、人口学特征

游客的人口学特征包括游客的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交往技能等。从性别上而言，男性和女性游客和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文化交流愿望和性别没有明显的关系。但客观上，因女性本能上的保护和封闭意思，男性天生具有进攻意识，主动性高，使两者在与目的地的交往机会和交往效应上有较大的差异。从年龄阶段看，年轻人更愿意与当地人进行交流，而且交往时较随便，不像老年人那样比较讲究辈分和礼节。从职业来看，退休人员、职业技术人员显示了对文化的浓厚兴趣，其与当地居民的交流愿望要比家庭主妇和农民强烈的多。学生、商务人员进行文化交流的愿望最强烈，政府职员、专业技术人员、一般职员和工人的交流愿望也较强烈，而推销员和农民的交流愿望最低。从受教育程度看，游客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观念越开放，知识面越宽，对文化的兴趣越大，也就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新鲜事物，一般而言，游客的旅游经验越丰富，其交往技能越高，也更容易现和当地居民的交流。

2、心理因素

旅游行为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一方面是旅游者内在心理因素的推动；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影响主客交往的心里因素包括交往双方的交往愿望、交往动机、交往感觉及交往态度等。

动机是是旅游行为的产生原因和推动力量。旅游动机是激发旅游行为及其心理效果的重要心理因素之一。愿望是动机的重要部分，如目的地对旅游者的欢迎态度、为理解旅游者的需求所作的努力，以及旅游者理解并尊重目的地文化的意愿，都会增加主客交流的机会。

主客双方的交往感觉和交往态度对主客交往机会和效应也有较大的影响。如果交往双方认为自己在交往中获得的利益越大，这种交往越有可能发生。再如交往双方的宽容、热情、兴趣、慷慨等个性特点，当地居民对游客的欢迎态度、为理解游客的需求说做的努力以及游客理解并尊重目的地居民文化的意愿等，都会增加主客双方的交往机会。

3、交往环境

游客逗留时间和交往场景是最重要的两个客观因素。一般地，游客逗留的短暂性和非重复性使主客交互不易发生，即使有表面的互动，也容易产生欺骗、剥削和不信任。在交往情景方面，具体的气氛情形对具体的游客与目的地的交往意愿或顾虑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交往机会，影响主客交互效应。

4、游客出游方式

游客的旅游方式一般可分为参加团队旅行、亲友结伴和个人（背包客）三种类型。团队旅游的游客通常严格按照预先计划进行，统一行动，一切问题都通过导游和领队解决，和目的地直接接触的机会、时间很少，有限的交流也是表面和浅层次的。背包一族的旅游，从制定计划、买车票到预定住宿都由自己解决，这本身就需要和目的地交流。为了更好的实现交流，在旅途中游客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计划，因此，个人旅游和目的地交流的机会明显比团体客多，交流程度也比团体客要深入。和亲友结伴旅游的游客与目的地交往的机会和程度居于前两者之间。所以，游客的出游方式对主客交往机会有明显的影响，从而对主客交往效应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徐崇云，顾铮.旅游对社会文化影响初探[J].杭州大学学报，2004（3）.

[2]谢彦君.旅游交往问题初探[J].旅游学刊，2012（4）.

第8篇：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范文

两岸关系发展始于文化交流

1949年，当局败退台湾，海峡两岸进入军事对峙和相互隔离状态，两岸人民在日本投降后刚刚恢复的正常交流往来再次中断。在此后的30余年间，除了时有传闻的“叛逃”事件外，两岸普通民众间没有任何的交流往来。

两岸普通民众最初的交往应该是在大陆出国人员与台湾留学人员之间进行的。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后，大陆民众出国出境、尤其是赴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求学访问的机会大幅增加。而此时许多台湾民众早就已在西方国家留学、生活，甚至扎根。由于两岸同文同种、同根同祖，因此两岸同胞在海外相见自然就多一份亲近和好感。因此，西方国家的大毕、科研机构等地方成为两岸同胞最初的交流交往平台。同时，一些获得海外国籍的台湾同胞，可以不受台湾当局禁令的约束，他们或主动要求、或受所在国派遣到大陆访问，通过讲学、座谈、考察、参观等形式，既了解到大陆情况，也向大陆介绍了台湾情况，也成为首批担纲两岸交流的使者，两岸普通民众的交流交往开始露出曙光。

随着国际形势和两岸关系状态发生重大变化，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79年元旦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再次表明大陆希望和平解决的诚意，明确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提议实现两岸“三通”和开放各种交流，在岛内产生极大反响。岛内民众要求与祖国大陆民众交流交往的呼声日趋强烈，特别是台湾岛内知识界和军队眷属间出现了“思乡热”、“思亲热”和“寻根热”的浪潮。台湾当局虽继续公开坚持对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但也意识到两岸交流交往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开始探讨两岸接触和交流的途径与方法。1986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自1987年11月2日起，允许台湾居民可经第三地赴大陆探亲。而大陆也随后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台湾当局的决定并公布相关的接待办法。此后，台湾民众开始大批次地返回祖国大陆，两岸普通民众阆的交流交往真正展开。

文化交流助“遏独”，“反独”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两岸民众的交流交往逐步深入。但是，李登辉、执政时期推行“分裂”政策，严重阻碍两岸关系发展，甚至一度使两岸关系发展进入高危期。李、扁当局不仅在岛内操弄蓝绿斗争加深族群分裂，修改“中华民国宪法”以变更两岸统一的法理基础，而且在国际上大搞“烽火外交”、“金元外交”以凸显“两岸分裂分治”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台湾当局在岛内推行“去中国化”政策，发展“台湾主体意识”，建立一整套的“”论述，妄图建立所谓的“台湾认同”，割断两岸民众的精神纽带。

从理论上讲，“台湾意识”不是“意识”，而是中国意识的组成部分，就如同齐鲁文化、楚越文化一样，台湾文化本质上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台湾认阿”是中国认同的一个地方形态表现。正如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台湾同胞爱乡爱土的意识不等于意识”。讲话准确地概括了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以及台湾文化的特点。在历史、地理和现实的多重因素影响下，台湾文化确实有自身特色，不仅具有浓厚的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和当地原住民文化特色，同时还受到西方文化、日本文化的影响，这使得台湾文化十分丰富多元。但是中华文化仍是台湾文化的主体，形塑着台湾同胞基本的生活方式，也是连接两岸同胞共同反对“”、遏制“”的精神纽带。

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扩大，两岸文化交流遍及文学、艺术、民俗、文物、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艺术教育及文化产业等领域，文化交流渐次成为两岸交流中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方面。大陆在台举办的“秦兵马俑特展”、“三国演义文化艺术展”引发参观热潮，而台湾的云门舞集、青春版《牡丹亭》等在大陆也引发广泛关注。两岸文化交流进一步满足了两岸人民渴望沟通的急切心情，激发了两岸民众的爱国热情，也彻底击穿了“”分子的谎言。

同时，两岸民众交流往来记录迭创新高，相互了解程度进一步增强。截至2008年，共有5100多万次台湾同胞来大陆，也有190多万次大陆同胞赴台交流，两岸共进行过5万多个交流项目。仅2008年一年，两岸间就有8000多个文化交流项目，大陆有4万多人次赴台交流，而同期台湾来大陆交流的人数更是达到436万人次。通过两岸民众的交流交往，两岸民众共有的精神脐带得以维持和延续，对于遏制“”分裂活动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文化交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2008年以来，发生重大变化，两岸关系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机遇，两岸正迈入“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新时期，和平发展已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题。在新形势下，两岸文化交流出现新的发展契机，同时也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两岸关系新形势促两岸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

一是建立两岸文化交流制度性渠道。两岸文化交流制度化，就是两岸文化领域建立更为密切、经常性和规范性的联系与往来机制，不会因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总书记曾提出，“大陆将继续采取积极措施，包括愿意协商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推动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迈上范围更广、层次更高的新台阶”。海峡两岸签署文化交流协议，将有效地集中双方的资源、资金和智慧，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由感流向理流阶段跨越，增进互信，累积共识。

二是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产业合作。基于雄厚的中华文化基础，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海峡两岸文化企业界发挥各自优势，整合两岸资源、创意、资金、人才、市场，推动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广泛开展两岸人员交流、演出、展览、研讨、联谊等活动，定期举办各种主题的两岸艺术节、两岸艺术展演等综合性文化交流活动，构筑两岸中华文化产业。

三是拓展交流的广度、深度。两岸交流不应只停留在为交流而交流的表象，参访、开会并不是交流惟一方式。举凡学术、艺术、科技、宗教、体育、新闻、出版、影视等均应迈开步伐。两岸可以在鼓励学者进行中长期合作研究、共同合作出版、交换教授及学生、两岸新闻媒体的观摩与合作、共同编写学生参考书等方面展开有意义的合作。

另一方面，两岸文化交流为两岸关系的进一步改善铺陈基础。

第9篇：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范文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外交；和平发展；软实力；国家形象

文化外交是指国家为实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所从事的、以开展对外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的外交活动。它对建构国家形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围绕构建“文化中国”的战略大局，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实施文化外交，为实现跨文化理解，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日趋自觉、理性的中国文化外交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悠远。新中国成立后秉承这一优良传统，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谱写了一幅幅动人心玄的华丽篇章。但是，由于受当时世界冷战对抗格局的影响，中国政府在开展文化外交时针对不同国家所采取和实施的方式是有所区别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采用的是一种官方即政府间的文化外交方式进行的。中国不仅同有关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条约、协定，而且，还通过互派留学生、人员访问等方式，促进彼此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则基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遏制、孤立战略而导致政府间文化外交舞台非常有限的现实，中国主要采用“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工作方式，争取通过积极拓展民间文化交流，来推动国家外交关系的正常开展。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国家战略中心向经济工作的重大转移，尤其是文化“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作用的日趋突出和显现，中国政府在围绕经济工作中心大力开展政府外交、政党外交和议会外交的同时，也逐渐把开展文化外交纳入到同经济、政治外交并列的外交战略总体布局中来，文化外交的自觉性、主动性空前提高，并日趋走向理性、务实。

1、文化外交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强调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时，就明确指出了“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的战略要求。以为总书记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创新了邓小平的这一外交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对外文化交流工作。1997年l0月，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把“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作为新世纪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务。指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通过积极引进国外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壮大自己，这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一条成功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在‘引进来’方面成绩很大。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必须加快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这同西部大开发一样，也是关系我国经济和整个现代化建设发展全局的大战略。”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更加认识到文化外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总书记在第10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基本目标。”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要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任务。2007年l0月，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提出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新时期国家重要的战略任务的同时，又进一步提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一系列战略部署。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中国的文化外交进入了空前的发展活跃期。

2、文化外交步入规范化机制化的发展轨道。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外交，不但增加了文化外交的预算经费，还积极实施了以改善中国国家形象为目的，多形式、多管道地推广中国的文化公关活动。为了妥善回应国际社会对我国某些重大问题的关切，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中国于1983年开始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中国国务院已有74个部门建立了新闻会和新闻发言人制度，设立了91位新闻发言人。中国内地31个省(区、市)政府也都相应地建立了新闻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现在，新闻发言人制度已逐步成为中国政府与国内外新闻媒介、公众有效沟通的重要窗口。此外，针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执行民族、宗教、人权、国防等方面的无端指责，从1991年开始，中国政府每年还以白皮书的形式，向世界周详地阐述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情况。到目前为止，我们先后了5个《国防白皮书》、8个《人权白皮书》，对国际社会正确理解中国，澄清对我国的文化误读，争取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内涵和手段不断扩展丰富的中国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是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在广泛借鉴世界发达国家文化外交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充实和丰富文化外交的内涵，优化文化外交的手段和方式，从而使我国的文化外交焕发出旺盛生机和空前活力。

1、内涵不断充实和丰富。传统的中国文化外交主要以签定国家间文化交流协定、互换留学生和学术交往等教育文化交流方式展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顺应国际社会跨文化竞争的趋势，不断充实、丰富文化外交的内涵，使中国文化外交发生了与时俱进的重大变化。一是开展汉语教学。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工具。2004年11月21日，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正式成立。截至2007年底，210所孔子学院(包括孔子课堂)先后在6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或筹备建立，其中已有125所孑L子学院开班授课，海外学生总数高达4．6万人。二是增设驻外中国文化中心。增设中国驻外文化中心，是为适应中国文化走出去，活跃中国文化外交的需要而实施的一项创新性举措。继1988年7月和9月，新中国首批驻外中国文化中心分别在非洲的毛里求斯和贝宁建成并对外开放后，又先后在法国、韩国、日本、埃及等多个国家建设了中国文化中心。中国驻外文化中心正逐步成为中国最为权威的海外文化传播平台。三是在不同国家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文化周、文化年活动。举办文化年、文化周，是提高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影响的重要依托。近几年来，中国已先后成功举办了“中美文化节”、“中印友好年”、“中法文化年”、“中意文化年”、“中俄国家年”，等等。这些大型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既能扩大世界对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沟通与理解，也有利于文化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

2、手段方式灵活多样。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文化外交手段多以对外宣传为主，手段单调，形式呆板。进人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之后，中国政府一改以往文化外交被动消极的态势，开始主动出击，采用多种手段，灵活运用各种形式，全方位、多渠道地宣传、推介中国。一是上下联动，协力推动文化外交。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外文化交流网络的建设工作，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中央和驻外机构的积极性，不遗余力地拓展对外文化交流的新渠道和新途径。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文化外交基本形成了以中央为领导，“中央一省一市”三级的对外文化交流机制和中央、省与驻外机构之间的对外文化交流信息平台。二是传统媒体与现代传媒联手，合力营销中国。中国政府不仅积极利用传统媒介，如外文报纸、杂志、广播等，全面宣传中国的国内外方针、政策，而且，还积极构建现代传播体系，利用互联网等高新技术，通过建立网站、开辟宣传网页，开展媒体外交等方式传播中国。如中央电视台除开办了英语国际频道CCTV9和中文国际频道CCTV4两个外宣频道外，还建立了中央电视台的英语网站。三是中外媒介合作，共举文化交流大业。中国政府大力实施借船出海战略，积极拓展与世界其他国家媒体文化交流和合作的范围，通过与国外媒体联姻，利用他国文化信息平台，多形式地宣传中国。2001年中央电视台就与美国CNN签约，借助CNN的卫星平台转播中央台，播放有关中国的新闻节目。四是大力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和文化产品服务。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兼具一般商品和文化特殊商品的双重属性。中国通过积极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大型国外文化演出等活动传播中国的文化理念，展现“文化中国”的崭新面貌。五是积极利用举办文化展览盛会和世界重大赛事的机会宣传中国。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等活动，向世界展示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形象，增强中国的世界亲和力和吸引力。

3、交往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与以往我国对夕文化交流主要限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格局不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积极实施全方位的文化外交战略，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基本建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对外文化交流格局。一是国家范围覆盖面广。不仅积极面向发达国家，而且，还面向发展中国家；不仅积极拓展双边文化交流，还踊跃参与国际多边文化往来。截止2005年，中国已与166个建交国家中的145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签署了752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近千个国际文化组织和机构有着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二是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到目前为止，中国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有不同形式的文化交往。年对外文化交流量1360起，与l0年前相比增长了5倍。领域涉及文学、艺术、文物、图书、广播、科学、技术、教育、卫生、体育、博物馆、文化援助和文化保护等各个方面。

三、助推中国软实力不断提升的文化外交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包含文化、外交等在内的软实力日趋成为世界各国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中国通过多年的文化外交活动，不但为更好地“让世界了解中国”、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还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扩大和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1、文化外交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一个国家形象的好坏往往会影响到该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认同程度。消除“中国”，为我国和平发展争取一个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是新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战略任务。中国在开展文化外交的过程中，积极宣传“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文化思想与和平、发展、合作的对外政策，大力倡导“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政治理念和人文精神，在国际社会产生了重大的文化影响，从而为消除因中国经济崛起而产生的担忧、赢得世界其他国家的理解和尊重、创建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乔舒亚·柯兰齐克在《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一书中就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外交使其国际形象明显改善，民意测验和对中国的新闻报道都证明了中国软实力外交的成功。”根据美国马里兰大学发起及统筹的世界民研计划，对2009年4月至7月期间在全球23个地区23490人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以世界平均数字计，世界人民对中国的正面评价比美国高，分别是49％和43％；负面评价比美国低，分别是30％和38％。

2、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产业升级和结构的调整。文化产业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承载体，也是一个国家“软权力”的重要来源。近些年来，面对奔涌而来的西方文化产品的袭扰和激烈的国际文化市场竞争，中国根据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继续深化现有文化体制的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建设，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大力发展跨国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积极开拓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不断在创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国际市场上能够站得住脚的文化品牌、项目方面下工夫，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中国涉外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文化价值含量，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优化了我国整体的经济结构，而且增强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实力，扩大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市场竞争中的感染力和辐射力，提升了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的共享程度。

3、提高了中国外交的整体能力。一是丰富了外交的内涵。受国际无政府状态和美苏冷战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外交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政治、军事等“高级政治”(highpolitics)问题，而忽视经济、文化、科技等“低级政治”(1owpolitics)问题。文化外交的实施，不仅丰富了中国外交的内涵，而且扭转了外交发展不平衡的态势，形成了经济和文化外交两翼齐飞的外交格局，从而扩展了中国外交的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二是提高了外交的功效。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具有“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政治浸润功效。通过开展文化外交，不仅极大地降低了中国经济、政治外交由于过于倚重“硬实力”的高强制性而带来的高成本和高风险，同时，文化外交还以其潜移默化的无形的渗透力量，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认同，进而改变了中国文化输出的被动落后局面，取得了运用硬实力无法实现的文化效果和外交作用。

四、有待加强和完善的中国文化外交

实现和平发展是新时期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目标，但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征程决非一帆风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掌控的舆论工具和霸权话语，大肆散布不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言论，污损中国的国家形象，为其称霸世界，遏制中国寻求合理性和合法性依据。因此，深入、持续地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外交，是文化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工作的当务之急。

1、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多边文化交往。曾经说过：“让外国人对外国人进行宣传，这种做法，有时说服力比我们自己在那里吹作用还大呢。”当代外交活动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人民参与国家对外活动的积极性日益凸显。传统上外交只为政治精英人物和外交专业团队所垄断的局面已随着信息时代外交知识普及化、常识化的到来而成为昨日黄花，“民意”日趋成为影响、左右一国政府外交决策过程的重要因素。

因而，高度重视非政府组织在文化外交中的作用是美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而我国目前的文化外交主要是由政府直接领导的新闻媒体和文化机构为主导来开展的。尽管这可以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但也难免使活动因带上浓厚的“官方”色彩而降低其在国外民众中的可信性和客观性。为此，一是要大力发展同国际政府间组织的文化外交。与蓬勃发展的政府间双边文化交流相比，我国目前的多边文化外交尚嫌薄弱。积极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组织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既可增强中国的话语权，又可打破西方国家的话语垄断，为创造一个民主的世界文化新秩序奠定基础。二是加强同世界公民社会的文化交流。作为继国家、国际政府组织之后全球治理的“第三部门”，世界公民社会在用自己的文化价值理念等软实力影响、左右国际舆论的走向，解决全球公共问题等方面发挥着其他国际组织难以替代的独特作用。在继续大力开展政府外交、政党外交的同时，我们要积极开展同世界公民社会的文化交往活动，参加由其发起、倡议和组织的一系列国际公益文化活动。这对进一步塑造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建设性的意义和作用。

2、要进一步充实丰富文化外交的内容。文化外交的实效如何，从根本意义上讲，取决于文化软实力的内容。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易言之，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决定文化外交成功与否的关键。文化外交的技巧、手段再高超、高明，但如果没有强大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文化作支持，其对世界其它国家的影响力也只能是暂时的、表面的，甚至是昙花一现，没有长远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