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发展精选(九篇)

第1篇：考古学的发展范文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内蒙古必须紧紧抓住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等重大战略机遇，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着力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着力加快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义，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其根本着眼点是要用科学的发展思路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为此，内蒙古自治区确定“十一五”期间总的发展思路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入实施科教兴区和人才强区战略，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加快农牧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建设，努力建设和谐内蒙古。“十一五”期间，要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全区经济总量进入全国中等行列，人均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

二、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放在首位。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以人为本，关键是要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全区规划到20t0年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达到14700元和4400元，年均增长10％和8％。一是积极促进就业。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加强公共就业和创业服务体系建设，统筹解决好城镇新增劳动力、大学毕业生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十一五”期间累计新增就业102万人，建设115个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和3500个社区就业服务平台。二是加强社会保障工作。扩大现有各类社会保障覆盖面，2010年力争覆盖所有城镇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自由职业人员和个体从业人员。逐年扩大城镇居民特困补助范围，逐步扩大和提高农村牧区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和标准。三是实施好民生工程。为切实改善民生，内蒙古确定“十一五”期间重点实施“十项民生工程”，包括改善农村牧区生产生活条件工程、扶贫开发工程、农民工转移和维权工程、农村牧区社会救助工程、农村牧区广电事业建设工程、教育资助工程、城乡医疗保障工程、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工程、提高城镇社会保障水平工程、廉租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工程。要切实加强这些工程的实施，使人民群众充分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发展的素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治区第七次党代表以来，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开发和利用水平较低等问题还比较突出，是制约内蒙古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必须着力加以解决。一是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按照产业多元、产业延伸、产业升级的结构调整总体要求，高水平拓展和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高标准改造传统产业，高起点承接非资源型产业，力争到2010年全区非资源型产业占工业比重由目前的。10％提高到30％左右，主要优势产业延伸加工比重达到50％。煤炭方面，重点建设2个亿吨以上、3个5000万吨以上的大型煤炭基地。电力方面，继续推进“西电东送”项目和区内用电项目建设，到2010年发电装机容量达到5500万千瓦。同时，积极开发新能源，建设大型风电场，风电装机容量达到500万千瓦以上；建设苏里格、大牛地和乌审等大中型气田，天然气产能达到120亿立方米。在继续加快优势产业发展的同时，重点加快以煤化工、天然气化工、盐碱化工为主的化学工业，以运输机械、工程机械、风力发电设备为主的装备制造业，以稀土高新、生物制药、信息制造为主的高科技等产业的发展。二二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到“十一五”末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5％,二氧化硫排放量控制在140万吨以内，化学需氧量排放控制在27.7万吨以内。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以煤矸石、粉煤灰、废渣、废气、废水等综合利用为重点，建立循环经济产业链，建设一批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十一五”期间，力争使内蒙古列入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单位的园区或企业达到10个，自治区试点单位达到30个。三是加快自主创新步伐。提高技术水平是加快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节约利用资源最直接、最有效、最彻底的手段。“十一五”期间，自治区将坚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重点支持优势特色产业，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普及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以引进、吸收、消化和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为核心，加强能够推动产业技术升级的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开发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

四、坚持全面发展，努力加强经济社会的薄弱环节的转化工作。一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着力加强现代农牧业建设，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十一五”期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750万吨。大力发展畜牧业，畜牧业增加值占第一产业的比重达到55％，肉类产量达到400万吨，鲜奶产量达到1500万吨。积极推进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到2010年使60％的农牧户进入农牧业产业化经营领域。加快改善农村牧区基础设施条件，到2010年农田和饲草料有效灌溉面积达到4500万亩，农村牧区自来水普及率达到60％以上，实现村村通路、村村通电、村村通电话。二是大力发展建筑业。加快落实自治区扶持建筑业发展政策，调整优化建筑企业布局，提高企业资质水平和区内市场占有率，到2010年建筑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力争达到10％。三是加快发展服务业。全面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加大政府对服务业的

投入力度，落实对服务业的优惠政策，到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争取保持在40％左右。四是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消除体制，突破限制经营、管制经营和垄断经营体制，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在项目审批、投资补助、贷款贴息、担保等方面，享受与国有经济平等的政策，拓宽发展领域，完善服务体系，力争到2010年非公有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50％，一批特色产业集群和若干科技型、服务型中小企业快速成长。

五、促进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一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积极优化城镇布局，完善城镇体系，建设呼和浩特、包头、赤峰等大城市；建设以盟市所在地、口岸和旅游城市为主的中小城市；扩容提质旗县政府所在地镇，提高小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到2010年城镇化率由472％上升到55％左右。二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围绕将蒙东地区建成新型能源重化工基地和绿色农畜产品加工基地的目标，全力抓好重大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增加投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出台《促进东部盟市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发挥蒙东地区的资源优势，加强与东北三省的衔接，实现与东北三省在政策、规划、项目等方面的对接。三是加快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制定扶持“三少”民族及其他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优惠政策，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实施呼伦贝尔市和兴安盟少数民族农牧民茅草屋(危旧房)改造工程，人口较少民族农牧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全区平均水平。

六、加强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和谐。一是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十一五”期间改造建设140所优质高中，实现每个旗县至少有一所优质高中的目标，盟市所在地和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0％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5％，各类高校在校生人数达到50万人左右。二是加强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提高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救治和卫生执法监督能力，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改造建设200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完成50所蒙医中医机构建设改造任务。三是繁荣文化事业。改造建设内蒙古民族博物馆、大窑原始文化博物馆、航天博物馆等39个特色博物馆和4个区域中心文物库。继续实施“西新工程”，加快广播影视数字化进程，到2010年全区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均达到95％。

七、加强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杜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道路。在发展过程中，要尊重经济规律，更要尊重自然规律，充分考虑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不断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建设低投入、少排放、可循环的国民经济和节约型社会，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十一五”期间，继续实施好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水土保持等生态建设重点工程，到2010年累计完成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任务6000万亩，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200万亩，退牧还草3亿亩，退耕还林400万亩，荒漠化防治4350万亩。

八、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完善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进一步深化各项改革，完善相关体制和机制，也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经济社会发展寻求有利的资源和更加广阔的市场。一是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加快完善农村牧区综合改革，搞好苏木乡镇机构、农村牧区义务教育体制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各项农村牧区改革；积极推进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造，加快中小型企业民营化进程；积极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深化以政府机构、投资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价格改革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全面加强与俄蒙的经济技术合作，建设一批跨国合作项目。大力发展口岸经济，建设满洲里木材、石油、天然气加工，二连浩特木材和畜产品加工园区；依托策克口岸建设煤炭加工，甘其毛道口岸建设铜冶炼、煤焦化工，满都拉口岸建设黑色、有色金属、焦炭冶炼加工园区等，到2010年口岸综合过货量达到8000万吨。

第2篇：考古学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考古资产；保护措施

引言

考古资产的保护对社会历史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个国家传统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无价之宝，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同样也是民族精神思想建设的主要支柱。我国是历史文化古国，具有五千年悠久民族文化，是我国人民精神努力的智慧杰作。因此，对考古资产的保护是对历史精神文化的一种传承表现，考古资产是我国各民族精神桥梁、促进各民族内部团结统一、和谐发展，是建立和谐主义发展国家的重要前提，是考古学者以及每个民族同胞应有的社会责任及义务。

一、关于考古资产保护情况发展现状

（一）考古资料记载不受重视

在考古学中，一旦发表相关文物发掘计划书，就会根据具体计划确定考古工作的基本流程，但这样贸然确定考古工作流程并不具有一定科学性，在一定程度影响最终考古工作的准确性，因此，应当对古代考古学者的个人记录进行仔细查看，对这些记录给予应有的重视和保护，尊重考古学者的个人劳动成果。在过去长时间的考古工作过程中，对考古遗址的完整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群众的关注，但却极大程度的忽视了考古记载资料及文献方面的保护，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对考古事业的引起足够关注的时间较晚，没有意识到考古记载资料对历史文物发现工作的重要性，主观的将具体考古工作者排除在关注范围之外。

（二）缺乏有效考古资产保护措施

我国对于历史文物保护方面也出台了很多具体条文规定，但是这些规定或是相关法律保护政策中，并没有详细哪条规定对考古资产保护的具体内容，我国文物行政方面，在管理工作中也没有制定关于考古资产的保护制度，而且在考古学中，仍然没有对考古资产方面的统一规定或制定，在考古行业中，最重要的工作行为遵守流程规定中，就已经对文物现场及发现的具体文物的详细保护工作规范要求。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文物管理局亦或是重要的考古工作规定中，都对考古资产保护措施这一方面缺乏详细的规定，造成考古资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不同因素的破坏。

（三）考古资料管理受传统因素影响

考古资产中的重要内容主要就是考古相关资料记载与考古文献，但在实际考古资产保护工作中，在考古资料的管理上面，整体出现闭塞性以及教条性等不好的传统因素，影响了对考古资产的保护工作有效进行。一些关于考古遗址的具体资料记录，被某些考古组织利用一些灰暗的市场手段进行私有占有，尤其是对那些重要的历史久远的遗址资料，更是从不向外界展示，就算本组织机构的工作人员想查看考古资料，都需要层层审批，很难轻易看到。因此，造成很多考古资料数据，大部分都被放置管理库中，长时间容易被人遗忘或是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丢失。

二、加强考古资产保护的相关具体措施

（一）加强对考古保护重视

根据我国关于文化遗憾保护方面新出台的政策，倡导全民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保护历史文化的整体与准确性，按照具体行为规定与法律规章制度进行积极有效保护。因此，首先就要提升对考古资产保护的重视，主动开展考古文化的宣传活动，加强历史文物专业知识探讨，使考古界与历史文物界的思想意识达到高度统一，将文物保护演变成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将考古资料视为保护工作中重要内容，历史考古资料是我国精神文化遗产中无价之宝，只有加强对考古保护的重视程度，才能最终有效的确保考古资料的准确性与科学性。

（二）完善考古保护制度体系

将现有文物保护法进行完善，结合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形势，制定出严格的文化遗憾保护法。我国文物管理局的各部门应该积极配合，规定有关考古资产保护的具体条文规定，在原有的考古工作重要遵循守则中，将考古资料与考古文献记载等内容加入到文物现场保护工作当中，并且要对考古现场以及相关文物资料管理工作上制定系统化的评判机制。同时，要加强对考古资料紧急保护工作，国家文物管理局要通过具体奖励制度，鼓励更多的人将手中收藏的稀有历史考古资料文献上交给国家珍藏，促进我国考古学发展，进行历史文物资料抢救工作过程中，仔细对相关退休的考古学者进行询问，将那些消失在考古学中的重要资料文献通通深度挖掘出来，进行重新整体编排，由国家相关考古部门进行严格管理，把这些珍贵的考古文化瑰宝收集起来后，运用到将来的考古工作中，有利于考古保护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与完善，促进我国日后考古博物馆项目的建设，将历史文化展示给现代人，加强人们对我国历史精神文化的认识，感受到考古文化自身的魅力与价值。

（三）与时俱进加强考古信息建设

关于考古资料管理方面工作，应符合当前时展基本需求，做到管理技术上的与时俱进，创新资料管理方式，结合先进网络信息技术，将考古资料及其具体文献记载等文化瑰宝收藏到网站中，实现资料共享、信息公开化，形成数字化现代资料管理系统，提升人们在网站中的浏览率。在将来的考古博物馆在展览相关资料或是文物作品时，要将相关为考古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考古学者加入进来，让世人看到他们工作中的成就c奉献，将他们个人优秀作品设置专栏展览，把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历史文物与其工作照片放在一起，避免出现见到物体不见考古学者的尴尬现象。同时要加强考古工作过程中的记录，规定每个考古学者在文物发掘中，对具体文物有什么重要发现应当及时记录下来，丰富原有的考古资料记载，促进日后考古事业发展，通过将来考古博物馆的具体展示，让人们切实感受到考古工作现场是什么状态，与此同时更要加强考古网站的建设，开通考古官网微博账号及微信公众号，多种渠道拓展人们对考古文化的了解。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更加重视历史文化传承与弘扬，考古资产是对我国悠久精神文化的重要记载，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的重要基础保证，因此，关于考古资产的相关资料及文献记载，有关政府管理部门要加强重视，采取积极有效的考古资料管理保护措施，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出台具体考古政策，规范考古工作过程中的个人行为，加强建设考古资产现代数字化系统，满足当代社会发展需求，提升人们对考古文化的认识，丰富考古知识，为考古事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刘扬. 浅谈考古现场的文物保护[J]. 赤子（上中旬）， 2015， （07）： 19-21

第3篇：考古学的发展范文

山东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如今经过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为深化这一区域的考古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伴随着山东地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该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山东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统的研究则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吴诗池概述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2)，随后又系统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状况(3)。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增多，吴诗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对山东地区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关于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系统研究，如石敬东利用出土文物资料研究了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5)；房道国概述了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6)。同时，这一时期的单个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得到了发展，有学者在系统梳理海岱龙山文化生产工具资料的基础上，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生产工具进行了类型学的考察，并进而对区域间的生产方式的差异进行了解释(7)。另外，还有学者综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农具，认为岳石文化的农具较之龙山文化农具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则散见于各类有关经济、环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进入二十一世纪，山东地区的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文章鲜见于各类刊物之上，综合系统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成果则未见发表。

从以上山东地区史前农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综合整体叙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生产工具的个案研究。区域性的农业研究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领域还有待扩展。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方法还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紧迫性较之其他领域更为突出。

二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东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过去多从生产工具入手来研究农业的发展状况。这种方法上的单一化，不利于揭示农业生产发展的本质。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上则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偏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侧重农业发展史的研究，缺乏农业发展动因的合理解释；农业起源研究略显不足。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上述问题，资料丰富程度不足是一个原因，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关键。农业考古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多种方法的整体运用是必然趋势。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采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考古学的理论不断传入，为综合系统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今，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正呈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趋势，农业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料获取程度，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农业考古学应该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研究理论，改进技术方法。这其中民族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民族学中有关原始民族以及现代晚进民族的资料是进行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活化石"，这些资料可以为史前农业研究提供参考；经济学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原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讲，过去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注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而个案深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体叙述分析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史前农业的发展进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个时期的农业状况则必须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为量化分析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的比例关系，发现隐藏于实物资料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例如，我们过去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上，从生产工具的变化角度寻找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属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农业考古研究不仅要复原古代农业发展史，还要对此进行解释。既然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应该找到另外的"指示器"。从山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现情况能够大致看出这方面的因素。山东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比较清楚，从早到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数量中，后李文化为10余处，北辛文化100余处，大汶口文化500余处，龙山文化1300余处，岳石文化近300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还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工具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达1300余处，表明此时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现、等级分化加剧，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析。从综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坛的建筑可以获知社会组织管理职能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管理职能也会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农业生产。另外，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改善也会相应的增加产量，促进农业发展。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变量的原因。可见，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 三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虽然存在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深化，而且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得到改善。现在重要的是能够使广大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发掘者在意识上形成主动收集农业考古学资料的观念，带着科研目标去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是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获得科学资料的关键。近年来，有关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确立使得考古资料的信息量大增，这与发掘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在农业考古学研究中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确立，让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识到了资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研究的深入对考古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在传统考古学资料中有些是无法获得的。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中植物硅酸体分析方法的应用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12)，为加强农业考古学资料的收集工作创造了条件。无疑新方法的应用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也提高了农业考古学资料收集的精细化程度。

在资料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个别区域乃至整个山东地区生产工具的特点和具体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生产工具是不同的，这与土质以及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深化个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区间的差异。其次是农业起源的研究，多种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证。农业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山东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其区域的系统研究必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在分析过程中的综合应用，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是农业与文明的关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断深化的前题下，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农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但农业的发展不一定就能导致文明的产生。这里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文明的产生。因此，综合分析山东地区史前农业发展过程并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业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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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吴诗池：《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吴诗池：《综述山东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7）陈淑卿：《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类型学考察》，《辽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农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这类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华：《海岱地区原始农业初探》，《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何德亮：《试论山东地区的原始农业》，《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关山东地区史前植物硅酸体及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有：

王克林、吴加安：《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兼论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经济特点》，《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

第4篇：考古学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聚落考古；发展历程；存在问题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006-04

一、引言

聚落考古的研究最早发源于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研究，但正式提出“聚落考古”（settlement archaeology）一词的是美国学者戈登・R・威利，见于1953年发表的《秘鲁维鲁河谷史前的聚落形态》一文。一般认为，中国的聚落考古研究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以殷墟的发掘为代表。1954～1957年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聚落考古研究的正式展开。但此时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尚未成熟，并不具备聚落考古研究的视野，真正的兴起还是在80年代以后。相继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促使文化谱系、区系类型的时空框架的基本建立，考古学所承担的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任务也已基本完成；龙山时代以及夏商时期城址的重要新发现，也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及古史发展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中国考古学逐步深入对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即苏秉琦先生倡导的新时期考古学复原和重建中国古代史的任务。

恰逢西方“新考古学”思想热潮席卷中国，引发众多学者对贯穿整个文化系统的文化进程的探讨。在对考古学文化的热切探索中，需要走出一条新途径去解释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紧密关系，剖析物质遗存的背景与功能，聚落考古的学科建设是实现这一蓝图的契机。聚落形态研究成为“新考古学”中“过程主义”和“后过程主义”派的缓和点，是这两大相对立阵营皆能一展所长的载体。宾福德提出考古学科的三大目的：“复原文化历史”、“复原生存方式”、“描述文化进程”[1]，而聚落考古无疑是达到这三项目的的必要途径。

二、80年代之后中国的聚落考古

80年代聚落考古的兴起离不开张光直先生对西方聚落考古理论的大力推介。其主编的论文集Settlement Archaeology（《聚落考古》，Palo Alto ：National Press，1968），率先让国人系统了解到西方聚落考古学知识。他对聚落形态的研究使几代考古学者受益匪浅，甚至被称作“中国聚落考古学发展战略起点的设计者”[2]。

80年代之后，聚落考古的研究逐步向深层次化发展，严文明先生曾著文指出现阶段聚落考古的研究重点及方向，一是“通过聚落的形态结构来探讨当时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组织结构”；二是对“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三是“把聚落遗址的形态分类与地理分布同自然环境的考察紧密结合起来，推动环境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3]。许永杰教授在文章中指出：“以往的聚落考古实践可以分为：全面揭露一处遗址、区域考古调查、区域考古调查与全面揭露及多学科结合三种形式”，则是从具体形式和操作方法上作出的归纳[4]。

当聚落考古这一新概念、新理论传入中国时，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在这一阶段初期，我们从发表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研究停留于理论的探讨上，这也是考古界对聚落考古进行“解惑”的一个时期。

曹兵武先生在《聚落考古学的几个问题》[5]一文中对聚落考古的几个层次性概念进行阐述，在“聚落”这一大环境中重新解读遗物、遗迹、家居、院落、社区、村落、聚落、文化区域等，层层递进，清晰明了地概括出聚落的形态演进过程。

严文明先生对近年来聚落考古的进展进行了总结[6]，分析不同时期的聚落遗址，时间上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时代、龙山时代、夏商时期，空间上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随后，他又提出几处研究要点，即单个聚落形态和内部结构的研究、聚落分布和聚落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聚落形态历史演变的研究[7]。

张忠培先生提出如何确认聚落的共时性、识别不同文化的聚落之间存在的性质和关系等问题[8]；随着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学者们也产生了对早期文明形态的困惑，不少人将西方国家的“酋邦”理论引入对聚落的解释之中[9]。

伴随着理论的探讨，同时期也开展一些调查发掘活动。80年代～90年代的聚落考古仍旧延续了全面揭露一处大遗址的早期传统，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史前和商周时期的村落及城址，研究重点在于资料的积累和对早期文明形态进行探讨。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以及海岱地区，众多新石器遗址的发掘，为之后的聚落社会结构及文化内涵的研究做好了铺垫。代表性遗址如内蒙古敖汉兴隆洼遗址[10]、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11]等。

90年代以后，聚落考古的研究渐入佳境。在理论方面，出现几种新的研究趋势：一是翻译国外聚落考古的著作，如戈登・R・威利的《维鲁河谷课题与聚落考古――回顾与当前的认识》[12]、欧文・劳斯的《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13]、冈村秀典的《仰韶文化的聚落结构》[14]等。这一时期，中外合作的项目也日益增多，成果相继出版[15]。二是具体区域或文化形态研究，如许永杰教授对黑龙江七星河流域的汉魏遗址群聚落研究的展望[16]，再如张弛先生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的研究[17]，张新斌、王建华对黄河流域史前聚落及城址的研究[18]，皆是在之前的新石器遗址发掘的基础上作出的总结，剖析了两处流域聚落的形成与演变轨迹。诸如此类的研究还有汉水流域的聚落考察[19]、赵宝沟文化的聚落形态研究[20]、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21]等。三是GIS等新技术的应用。目前GIS技术在国内考古学中的运用尚属于探索阶段，实例并不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合作在颍河上游地区开展的考古调查中尝试应用了GIS技术[22]。已经有学者注意到空间分析技术对聚落研究的巨大辅助作用，如张海尝试利用Arc View GIS技术研究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以来的聚落变迁情况[23]；毕硕本、裴安平、闾国年等人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对渭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姜寨遗址的选址与空间位置等方面进行分析[24]；赵春青运用聚落考古的方法，按照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前期、仰韶文化后期、龙山时期四个阶段，对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聚落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涉及聚落分布、聚落形态以及聚落内部遗迹三个主要方面[25]。

在实践方面，90年代以后的聚落考古主要以区域考古调查的形式展开，侧重于聚落形态结构与文明起源的探索，聚落形态与早期社会复杂化的研究。这一时期开展的大型合作项目较多，主要以山东大学与美国耶鲁大学、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山东日照地区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和研究[26]；吉林大学、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匹兹堡大学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和研究[27]；以及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博物馆航空遥感考古中心合作的“七星河流域聚落考古计划”[28]为代表。区域考古调查方法的运用体现了90年代以来我国聚落考古研究兴趣的转变。

三、80年代后聚落考古尚存在的问题

上文提及严文明对聚落考古研究内容的概括，若作进一步延伸，笔者认为，聚落考古的研究重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的内容：聚落与生态环境、聚落形态和结构功能、聚落发展演变与文明进程。具体而言，从生态和环境角度，聚落考古一定要探讨特定的“自然生态圈”与“聚落文化圈”的相互关系；从形态结构和功能角度，聚落考古需着眼于聚落内部形态的功能分区以及聚落之间的不同等级与类别；从演变发展过程考虑，聚落形态与结构的变化又与文明的演进密切联系在一起。只有对以上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聚落考古研究才具有真正的意义。而整合以上三方面的研究内容，恰好印证了80年代以来我国聚落考古经历了从揭露单个大聚落遗址到开展区域综合调查的转变过程，实现了“由点及面”式的跨越，标志着我国聚落考古研究真正走向了成熟。这一时期，总体水平虽然不断提高，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我们忽视。

（一）聚落与生态环境

自上世界5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在秘鲁维鲁河谷开创聚落考古研究方法以来，生态环境研究一直都是聚落考古的研究重点。总体上看，80年代及其以前的研究多从理论层面进行简单的探讨，并未深入聚落内部展开具体的论证与分析。在研究手段上，科技考古方法的运用也相对比较缺乏，聚落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没能真正地对应起来。这一时期，我国考古学者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1）生态环境对聚落选址及平面形态的影响；（2）自然资源对聚落经济结构的影响；（3）结合环境考古学展开一个地区单个聚落或聚落遗址群气候特征及其演变的研究。以上研究大多以“新进化论”为理论指导，大多从理论模式上强调生态环境对于聚落形态的重要影响，以及作为人们获取生活资料以及自然能量来源的重要作用，并未深入分析生态环境对聚落生活产生影响的动力机制。关于聚落形态及平面布局，仅仅归纳了聚落选址可能存在的规律性，比如开阔的河漫滩堆积地带，山前冲积扇等作为聚落选址的优越性。关于聚落经济结构，多停留在通过遗物（生产工具、植物颗粒、动物骨骼等信息）初步判断聚落先民可能采取的经济结构和劳作方式；至于聚落环境气候的研究，多是通过地层学上的相关内容进行初步探讨，比如通过“间歇层”的堆积情况分析洪水等自然灾害的作用，未能全面提取并展示该聚落所包含的环境信息。

进入90年代，这方面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逐渐丰富起来，研究内容开始涉及到自然环境与聚落人口规模[29]，自然资源与聚落活动范围[30]，气候变迁与人口迁移[31]等，多从实验数据和统计资料出发，进行从假设到论证的实证主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开始注重从大环境背景上联系若干小聚落群体的整体性研究，重视多学科手段的综合运用以及区域遗址调查、地理信息系统等方法。总体上说，这一时期聚落生态环境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开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理论与方法模式，但在信息和资料的提取、阐释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对于聚落信息整体性的把握也还不足，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与充实。

笔者认为，考虑到史前时期的聚落大多是一个相对独立与封闭的“自给自足圈”，所有的生产活动基本上都是在聚落的“领地”（Catchment）[32]范围内完成的，因此对“领地”内生态环境状况进行研究或可成为我们了解一个聚落生存模式的重要突破口。

如果按照希格斯提出的“遗址领地分析法”，我们可以将聚落周围的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划分为不同的种类与等级，有的适于耕种，有的利于狩猎，有的可提供木材，有的可提供石料等，每一类别都可以做出细致的划分。我们也可依据聚落的规模大小确定定居聚落的取食开发领地或采集狩猎流动经济聚落的领地范围[33]。当我们深入研究聚落外部环境之后，进一步可对聚落内部的生产空间、辅助资源、经济综合效益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规模等内容展开讨论，这样才能真正将聚落生态环境与聚落生存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聚落布局与结构功能

80年代以来的聚落考古实践中，仍旧存在“重遗迹，轻遗物”的传统思维，认为遗物最大的功用在于区分类型、划定期别，对于遗物风格、制作技艺以及文化内涵的探讨并不深入，对相关遗物的出土环境更是进行“模糊化”处理。这样的研究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们进一步了解聚落形态及结构功能。

回顾80年代以来的聚落形态及功能研究，出发点多着眼于遗迹，而非从更为基础性的遗物入手。对于遗迹的探讨，虽存在一定的整合思路，将相关的遗迹单位统摄于更大的背景进行考察，但是对于它们之间联系整体性的把握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例如，一排排墓葬有顺序地排列，并且体现一定的分布规律，就判断其为一处氏族或家族墓地；发现有规模大小不同的房屋，即将其作为家庭富裕或贫穷的标志，或笼统地归结为家族不断分化的结果。这样的判断，多依据发掘者的主观经验和认识，往往缺乏客观性。即便是基于遗物信息进行遗迹功能的研究，主观色彩也相当明显。例如，在一个灰坑遗迹中发现碳化的植物种子，便判定其为一处窖穴遗迹；发现一个居住面上散落众多陶片，便判断其为一处陶器作坊……总体上看，大多数研究依据归类特征将不同的遗物归属于不同的遗迹单位，这本质上是对的，但在进行判定时存在归纳描述的倾向，这一方面最突出的体现便是将所有坑穴都作为灰坑来处理，并未在内部进行细化研究。我们相信不同的“灰坑”应当具有不同的功能，笼统地将其归结为垃圾处理坑是不太合理的，这样“模糊化”的处理方式不可能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聚落的平面布局及结构功能。此外，遗物与遗物之间的研究理应得到重视。聚落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其遗物是组成这个系统的最小化元素。它们往往反映定居者耕作、采集、驯养等各方面的情况。将散落在聚落景观内的遗物串联起来，或许能拉起一个整体的生计模式的框架。

进入90年代以后，情况有所改观，尤其是实验考古学的兴起，使得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具备了更加丰富的手段，特别是遗物微痕分析、植物孢粉分析、动物骨骼鉴定技术的长足进步使我们能够还原陶器的生产工序，模拟石器的使用场景，并对房屋的建造技术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掌握了这些信息，我们便可以在细致分析遗物的基础上展开对遗迹单位的整体研究。但是如何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遗迹单位统摄到一起，合理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三）聚落发展演变与文明进程

总体而言，我国的聚落考古学研究深受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影响，二者的紧密联系可以从聚落发展演变史与文明进程的研究上得到很好的说明。关于二者的关系，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学家就曾展开过讨论，他们“先后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以及‘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三步曲（古国―方国―帝国）’和‘发展模式三类型’（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等颇具影响力的学术理论，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等问题，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34]。这些理论的提出建立在“文化线性发展”的进化论基础之上，它所造成的影响便是在聚落考古学领域出现了从较低层次的村落到较高层次的国家聚落发展进程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对早期文明和国家形成原因的讨论。

具体到研究方法层面，80年代早中期主要是通过“串联式缀合”将同一区域大小不同的聚落排列在由低到高文化发展的序列之上；到了90年代，兴起的区域考古调查方法侧重“以中心辐射四周”的模式，将中心聚落与周边地区的中小型聚落整合起来，强调同一文化系统之内存在不同的聚落等级，并由此看出聚落发展的规模和程度。这一方面的研究颇多，上文中已列举了一些，此处不再赘述。

四、结语

本文通过回顾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聚落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及相关学术成就，归纳出现阶段我国聚落考古研究中尚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聚落生态环境、布局结构以及反映的文明进程问题等。分析了这方面研究取得的主要成绩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几点思考，即在今后的聚落考古研究中需要转变聚落生态环境研究方式，重视对遗物的深入研究，倡导与民族考古学的结合。笔者认为，现阶段聚落考古的研究应更上一层楼，科技考古、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等新兴领域的蓬勃发展也是聚落考古发展的助推力。以上分析如有疏漏之处，还希望方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路易斯・宾福德.论新考古学[J].东南文化，1992（1）.

〔2〕华锋林.聚落考古学三释[J].福建文博，2009（1）.

〔3〕严文明.近年聚落考古的进展[J].考古与文物，1997（2）.

〔4〕许永杰.聚落考古在中国――历程・现状・问题[J].华夏考古，2009（4）.

〔5〕〔6〕曹兵武.聚落考古学的几个问题[J].考古，1995（3）.

〔7〕严文明.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J].文物，1997（6）.

〔8〕张忠培.聚落考古初论[J].中原文物，1999（1）.

〔9〕戴尔俭.从聚落中心到良渚酋邦[J].东南文化，1997（3）.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85（10）.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M].科学出版社，2001.

〔12〕高登・R・威利.维鲁河谷课题与聚落考古――回顾与当前的认识[J].华夏考古，2004（1）.

〔13〕欧文・劳斯.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J].南方文物，2007（3）.

〔14〕冈村秀典.仰韶文化的聚落结构[J].考古与文物，2001（6）.

〔15〕史蒂芬・科瓦勒斯基，沈辛成.区域聚落形态研究[J].南方文物，2009（4）.

〔16〕〔29〕约翰・宾里弗，李慧冬.环境、文化及保存状况与聚落形态研究[J].南方文物，2010（4）.

〔17〕许永杰.黑龙江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计划[J].考古，2000（11）.

〔18〕张弛.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究[M].文物出版社，2003.

〔19〕张新斌，王建华.黄河流域史前聚落与城址研究[M].科学出版社，2010.

〔20〕鲁西奇.新石器时代汉水流域聚落地理的初步考察[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1）.

〔21〕赵宾福.关于赵宝沟文化的聚落形态问题[J].华夏考古，2008（3）.

〔22〕王建新，席琳.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J].考古，2009（1）.

〔23〕中国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人类学系.河南颍河上游地区考古调查应用GPS和GIS的初步报告[J].华夏考古，1998（1）.

〔24〕张海.Arc View地理信息系统在中原地区聚落考古研究中的应用[J].华夏考古，2004（1）.

〔25〕毕硕本，裴安平，闾国年.基于空间分析方法的姜寨史前聚落考古研究[J].考古与文物，2008（1）.

〔26〕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日照市两城地区的考古调查[J].考古，1997（4）.

〔28〕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M].科学出版社，2003.

〔30〕方辉，加利・费曼，文德安，琳达・尼古拉斯.日照两城地区聚落考古人口问题[J].华夏考古，2004（2）.

〔31〕刘莉，陈星灿.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J].东南文化，2000（3）.

〔32〕〔34〕陈洪波.鲁豫皖古文化区的聚落分布与环境变迁[J].考古，2007（2）.

第5篇：考古学的发展范文

为推进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培养更多的国家文博人才。11月1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合作创办的教学实验基地在龙珠阁揭牌。市长刘昌林发来贺信。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博士生导师李强，市政协副主席王祖庆致辞并为基地揭牌。

刘昌林在贺信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陶瓷考古教学实验基地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关心我市文物考古事业的各位领导和来宾表示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刘昌林指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我市设立考古实验基地，将北大的科研人才优势与景德镇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实现教学与实践的一体化，是北京大学和景德镇市合作共赢的大好事，有利于学校和地方高素质考古专业人才的培养，有利于景德镇陶瓷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希望我市文博单位，能以该基地建设为契机，加强景德镇考古事业人才的培养和锻炼，把景德镇古遗迹、古遗址保护工作做得更好，推动景德镇市的文物保护和考古挖掘工作的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不懈的努力。

王祖庆在致辞中说，陶瓷是景德镇市文物资源的显著特色和主要优势之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多年来在陶瓷考古和文物保护方面已经有着良好的合作与共识，在我市建立教学科研实验基地，是北京大学与我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长期合作、相互信任的结晶。教学实验基地的建立将使双方以更积极的态度，在更广泛的方向开展合作。希望双方在有效保护和加强研究的同时，通过展示服务、研究成果普及等多种方式，探索并不断拓宽陶瓷文化遗产合理利用渠道，使陶瓷文化遗产资源更好地为我市文化建设、为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负责人介绍，设立考古教育基地主要是利用双方单位的资源，对景德镇古陶瓷进行考古、修复、测试、模拟实验等综合性研究工作，这样既能带动景德镇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又能把景德镇市古窑址的保护工作做得更好。同时基地的建立可以更好地弘扬祖国浓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加速培养高素质考古人才，提高考古发掘与研究水平，促进景德镇地区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

参加揭牌仪式的嘉宾还有：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兼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新石器考古专家赵辉，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陶瓷研究所所长权奎山，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原景德镇政协副主席、原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著名陶瓷考古专家刘新园等。

第6篇：考古学的发展范文

今年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作为该所甲子诞辰系列庆典活动之一,“考古中华”将展出60年来以一代考古大师夏鼐为代表的新中国前后四代数百位考古学家所获各种重要考古成果,堪称中国迄今举办规模最大的考古学专题展览。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介绍说,“考古中华”展出的珍贵文物大都为该所考古发掘出土的精品,包括品位极高的各种青铜器、玉器、瓷器、陶俑、金银器等,其中,“华北距今15000年前的刃部磨制的石铲与弓箭箭头”、“钱塘江流域距今9000年前后的稻米”、“接近5000年的安徽尉迟寺立鸟神器”、“4000年前陶寺的毛笔朱书文字与瓦、黑彩蛇形龙盘”、“汉代最为精致的错金镶红宝石的铜金钱豹”、“北朝人面瓦件”等为第一次公开展出,而“陶寺观测台观测缝的解剖”、“殷墟54号大墓的发掘”、“龙泉窑遗址的发掘”等考古影视作品,也是首次公开播放。

“考古中华”展将围绕“距今10000年前后文化变化的特点”、“农业与家畜起源的状况”、“中国文明曙光的展现与王朝的崛起”,“历代都城制度的演变”等考古学研究重大课题展开,展览展示考古学术前沿课题最新进展和社会公众关注议题,如史前地震灾难遗迹、夏王朝之前尧舜时期的都城探索、商代甲骨文如何从地下取出并释读、青铜器如何制作、秦阿房宫建筑基址在何处、曹操所建都城――邺城对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影响、如何分析古代人食物结构等。展览还将全面展示卫星定位系统、数字摄影测量、三维激光扫描、遥感、探地雷达等现代科技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运用。

本次展览最大的亮点,是对商代以前中国国家的形成,终于有了一次非常直观的,详尽的文物展示。三皇五帝夏商周,是我们对上三千年的中国历史的传统认知。近代考古,殷墟遗迹出土的大量文字与实物已经证实了这个商朝这个朝代的真实性。但是关于商代以前的中国国家历史,正史所载的文字,由于对实物文物和遗迹的研究,仍然有很多扑朔迷离之处,缺乏确凿的证据响映,成为疑史。而这首博的这次特展,展示了一批以往不为公众所知的考古发现,第一次从考古学意义上证明了尧、舜、禹文明的实际存在。而且对于夏朝的中国,又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第7篇：考古学的发展范文

在科技考古这个名称尚未出现以前,这方面的研究一般称之为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或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有时还称之为实验室考古。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科技考古这个词,20多年来科技考古这个词已经基本上被学术界所接受(1)。今天,大家都明确地意识到,科技考古包含了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全部内容。但是,这个研究必须以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为指导,必须带着考古学的问题开展研究,对研究结果的认识必须结合考古出土背景进行分析,即考古学研究的意识必须贯穿于整个科技考古研究的过程之中。在当今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科技考古正在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科技考古研究历程的角度回顾夏鼐先生当年凭借大科学家的学术敏锐和渊博的知识,努力推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历历往事,同样由衷地感受到这位学术泰斗的伟大之处。本文试图依据重读《夏鼐文集》里收录的有关涉及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经典文章及其他资料,首先介绍夏鼐先生对中国科技考古研究的倡导作用及亲身实践,认识他发挥的无与伦比的作用。其次阐述自己对于如何沿着夏鼐先生规划的宏图,加倍努力,建设好中国科技考古学科的思考。

一、夏鼐先生建设中国科技考古学科

的丰功伟绩

夏鼐先生建设中国科技考古学科的丰功伟绩大致可以分为作为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规划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学科布局;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从理论上论述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把握研究的核心问题;作为大学问家,亲自从事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等几个方面。

(一)规划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学科布局

夏鼐先生多年来一直以中国考古学领军人物的地位及能力,倡导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推动多个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领域的建设。

比如,他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年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建立碳十四年代测定实验室。早在1955年,夏鼐先生就在《考古通讯》上介绍20世纪50年代初,由美国科学家W. F. 利比(Libby)发明的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的方法,指出它的重要性,并建议在国内建立实验室进行测定工作(2)。这篇文章距离利比发明这个方法的时间只有5年,距离介绍这种测定方法的著作的出版只有3年。除了及时撰文介绍国际考古学研究中应用碳十四断代这个最新成果以外,20世纪50年代末,夏鼐先生经杨承宗先生介绍,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引进仇士华和蔡莲珍两位先生到考古研究所工作,积极组织实施在考古研究所筹建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到1965年5月,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开始测定出第一批标本的年代数据。到1972年《考古》复刊后的第1期,公布了第一批测定年代数据(3)。

除了建立碳十四测定年代实验室以外,夏鼐先生对于在考古研究所建设其他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领域也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不断吸引多个领域的专门人才到考古研究所工作。在夏鼐先生的直接领导下,考古研究所于1959年开始筹建常量化学分析实验室,1961年开始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后来建立了体质人类学研究组。1963年开始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工作,后来建立了动物考古研究组。1975年筹建热释光年代测定实验室。1978年成立实验化验室。1978年在实验化验室开始发射光谱分析工作。1980年在实验化验室开始金相分析工作。1984年在实验化验室筹建穆斯鲍尔谱分析工作等等。

在夏鼐先生的大力推动下,当时考古研究所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范围已经涉及到碳十四年代测定、热释光测定年代等年代学的研究,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动物考古学的研究,陶器、青铜器等器物的物质结构和化学成分分析等等,初步构建起一支具有多个领域的研究团队,在当时全国考古学界起到了很好的领军作用,发挥了重要的研究作用。

夏鼐先生除了在考古研究所内大力推动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以外,还努力加强与所外多个科研和教学机构的专家们的合作,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如石兴邦先生曾经提到夏鼐先生很重视考古发掘中古动物与古植物的研究,并鼓励大家尽量以最好的方法,采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各种标本,以便更确切地鉴定人类生存的年代及古地理、古气候状况,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对古人类文化的影响(4)。

何天相先生曾经提到夏鼐先生采集了甘肃敦煌西汉时期的简牍残片、棺木接榫、甘肃武威唐朝时期的马鞍,并把这些珍贵的木质材料送给他进行树种鉴定研究(5)。这属于植物考古研究的范围。

夏鼐先生与北京科技大学(原名为北京钢铁学院)的柯俊院士交往甚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向柯俊院士领导的“中国冶金史编写组”提供过不少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的青铜器标本和铁器标本,请他们进行金相和成分方面的鉴定和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都及时发表在《考古学报》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与柯俊院士合作,对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商代铜柄铁钺进行研究,证明这件铁器是用陨铁制成,这项研究成果在当时的国内外学术界都引起极大的反响(6)。

夏鼐先生还十分关注古陶瓷方面的研究,他专门邀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周仁所长对考古发掘出土的陶片和瓷片进行科学分析,提供科学性的技术鉴定。并在《考古学报》上发表周仁先生的研究文章(7)。当周仁先生等撰写的《景德镇瓷器的研究》一书出版后,夏鼐先生专门为此写了书评,详细介绍此书涉及的清初瓷器胎、釉的研究;景德镇制瓷原料胎、釉的研究;景德镇瓷器质量的改进和中间工场生产试验;钴土矿的捡炼和青花色料的配制等等。强调此书对于考古人员研究古代陶瓷的启发作用(8)。

(二)从理论上论述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把握研究的核心问题

夏鼐先生在与王仲殊先生合作撰写的“考古学”里,专门强调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都与考古学相关,比如在自然科学方面,自然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和生态学等,主要是协助研究遗址所在地区的地史和天然资源,从各个方面复原当时的自然环境。生物学(动物学和植物学)和体质人类学,主要是用以鉴定发掘出土的植物遗存、动物和人类的骨骸,并判定它们的年代。物理学和化学则应用于对遗址的勘探,对遗物成分和性质的分析,并测定它们的年代。在工程技术科学方面,建筑学和土木工程学应用于对遗址的发掘、测量、制图,对发掘出来的遗迹进行复原或在现场加以保存等。采矿冶金学、陶瓷学和染织学应用于对工场址、矿址、窑址等遗迹的考察,对铜器、铁器、陶瓷器、玻璃器、纺织品等遗物的分析和研究,造船学则专门应用于对发掘出来的造船工场遗址和船舶的遗物进行考察和研究。他们还以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和体质人类学为例,用较大的篇幅详细讨论这些学科的原理、在考古学中应用的具体方面及其学术价值。他们还围绕方法进行介绍,如在测定考古资料的绝对年代时可以应用的多种自然科学方法;在判别各种器物原料的成分及其产地,并究明器物的制造方法和用途时,除普通化学分析之外,还有多种利用自然科学仪器设备进行测试的方法等(9)。

今天我们怀着敬仰之心重新阅读夏鼐先生当年的论述,仍然对其包含的科学性、前瞻性、现实性而肃然起敬,这些论述涉及到我们今天科技考古学科形成的基础。比如,对比科技考古研究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他们都使用同样的仪器设备,依据同样的分析原理,运用同样的技术手段,研究对象是同样的生物种属或由同样的物质结构和化学元素组成。他们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科技考古研究的对象是考古遗址发掘出土的资料或属于古代的资料,而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研究的对象除古代的以外,更多的是现代的资料。另外,前者的最终目的是如何解释古代人类的行为,探讨当时的历史,而后者是认识物种的特征及物质的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

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分别有自己的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这就意味着学科之间的结合不是简单地合并到一起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学科之间的有机结合需要把握好核心问题,需要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一起探讨和共同努力。

以如何认识碳十四年代测定为例,夏鼐先生在1977年就撰文提醒考古研究人员在涉及有关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时要注意三点。第一,有两个计算碳十四年代的半衰期值,利用不同半衰期值计算的年代数据不能够互相比较,如果要比较,必须先换算成使用同一个半衰期值计算的年代。由于不同年代的碳十四浓度是有变化的,对碳十四年代的数据需要作树轮校正。第二,碳十四断代实验室给出的碳十四年代后面的加减号和数字是统计学上的标准偏差,无论是一个标准偏差还是两个标准偏差,实际年代有可能在这个偏差范围之外。第三,除统计学偏差以外,由于污染、标本本身的特殊性质等多种原因都可能引起年代误差。所以只有一系列的基本一致的碳十四年代才是有价值的,而一两个孤零零的数据是没有多大意义的(10)。

这三点认识涉及到如何科学地、客观地、全面地认识和应用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也涉及到在考古现场采样时就要防止标本的污染以及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由于多种原因可能引起的误差。到30多年后的今天,夏鼐先生当年提到的这些认识仍然是我们考古研究人员要时刻注意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除了详尽地论述在具体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外,夏鼐先生还就整个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结合的问题提出总体思路。他认为考古学中有些问题是考古工作者自己没有能力解决的,只能提供资料请科技史专家或科技专家帮助我们进行鉴定和研究。但是考古工作者要明确提出想解决什么问题,以便别人能够配合我们进行研究。我们提供实物标本时首先要搞清楚出土的情况。如果科技专家科学分析的结果,产生难以解答的新问题,对提供的资料产生疑问,我们考古工作者便应重新核查自己采集标本时是否有疏忽,是否有些情况没有搞清楚,或者不够确切,最好我们能自己加以改正(11)。

夏鼐先生强调了考古研究人员在提供样品时要有考古学的思考,这样才能把握好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专家进行合作研究的方向,努力做到有的放矢。用考古学的思考来主导样品采集、测试的目的,这是当今科技考古的精髓。夏鼐先生还强调了考古出土状况如何决定了材料的科学价值如何,因此对于考古出土背景的把握必须慎之又慎。要充分重视考古材料出土状况的科学性,这是最终提出科学结论的基础。夏鼐先生曾经几次提到有些所谓重大发现,实际上来自被污染的样品或有特殊背景的样品,这样的教训永远应该引以为戒。夏鼐先生的这些认识可谓是从宏观上把握住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结合的核心问题。

(三)亲自从事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

夏鼐先生经常强调一点,要做好考古学研究,一定要对许多关系密切的学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例如科技史、狭义的历史学(包括文献学和考据学)、民族学、地质学、体质人类学、生物学、化学等等(12)。从现在的思考而言,这里面就涉及到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内容。尤其值得敬佩的是夏鼐先生不仅是这个方面的提倡者,更是一位身体力行者,他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方面涉及到多个领域,有些方面的论述至今尚无人望其项背。

比如在碳十四测定年代研究领域,夏鼐先生在第四批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发表以后,发表了著名的《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他在文章中充分肯定了碳十四测定年代方法的作用,认为从前对于有文字记载以前各种文化的绝对年代是没有办法作正确的断定,史前的年代学几乎是完全建立在主观臆测和推论上,由于利用碳十四测定年代法,全世界的史前考古学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他还在文章中借用其他学者的话,把放射性碳素断代法称之为20世纪史前考古学中的大革命(13)。后来,他自己也进一步提出,由于碳十四测定年代方法的采用,使不同地区的各种新石器文化有了时间关系的框架,使中国的新石器考古学有了确切的年代序列而进入一个新时代(14)。夏鼐先生利用已经测定的、经过审核的、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94个数据,全面整理了几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及中原地区、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黄河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测年数据,另外还整理了华南、西南和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文化的遗址,基本上把当时所知的中国史前各个文化的年代序列作了一个阶段性的清理。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观点,否定了原来起源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然后向四周传播的旧说(15)。

在天文学领域,夏鼐先生依据自己的渊博知识,对河南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12幅星象图及河北宣化辽墓的星图进行解读,详细阐述了中国二十八宿的由来及特征,指出尽管依据文献记载,二十八宿体系在中国创立的年代最早是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但可以根据天文现象推算到公元前8至6世纪。同时,也介绍了起源于巴比伦、完成于希腊的黄道十二宫的特征,并探讨了其传入中国的年代可能早至隋代。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是和天文学中其他成果一样,最初起源于生产实践。中国和西方的劳动人民累积生产实践的长期经验,分别创立这两种体系来划分天球,以便于观测日、月、星辰等运行的位置,从而规定季节岁时,以便利于季节性的生产活动(16)。

在冶金考古领域,夏鼐先生围绕湖北黄石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进行研究,确定古矿井大多集中在大理岩和火成岩(花岗闪长斑岩)的接触带上,依据各种遗迹现象认识古代人为挖取矿石而开拓巷道时,专门制作了木质的不同形制的矿井支架,构建相当完整的排水系统,依靠井口高低不同产生的气压差所形成的自然风流确保矿坑下的氧气供给,使用辘轳提升矿石等等。依据热释光测年,将几座古炉的年代定为春秋时期。当时冶铜的原料是孔雀石和自然铜等含铜品位很高的矿石。通过炼铜模拟实验,对实验结果进行化验,与出土遗物的化验结果进行比较,对当时正常的冶铜生产需要具备的条件、古炼炉的性能、春秋时代的冶铜业达到的水平等等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大致复原了当时的整个冶炼过程(17)。通过请相关研究人员对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进行重新鉴定,应用密度测定、光谱分析、X射线物相分析和电子探针等技术开展研究,确定它们都是银制品,而不是以前所说的铝,纠正了 “晋代已经存在金属铝”的错误说法。另外,还依据此墓曾经被盗掘的事实,认为以前检测发现的碎铝片,很可能是后世混入的(18)。

在古代的纺织技术研究领域,夏鼐先生通过对新疆尼雅遗址和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绮、锦和刺绣开展研究,从经纬线各自的数量、经线起花、锁绣法等织造技术的分析入手,探讨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发展史以及古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19)。他依据对考古资料的判断、对养蚕技术及蚕丝的物质结构的认识、对古文字资料的理解、对文献资料的解读、对纺织技术的把握等等,再现了汉代和汉代以前中国丝绸生产技术的一般状况,为认识中国丝绸在世界的影响及古代横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奠定了很好的基础(20)。

夏鼐先生通过对宋代的杰出科学家沈括的研究,用《沈括与考古学》为名撰文介绍,从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他一直强调的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开展考古学研究的用心。如他在文章中指出,沈括用冶金学原理解释古剑,用光学来解释古镜,用几何学来解释弩机上“望山”的用法,用民族学材料来比较汉画像石上的古衣冠和祭器,用度量衡学来研究汉代及秦汉以前的长度和容量等。甚至谈到沈括注意到古代地形和气候的变化,其研究方向已接近于现代的所谓“环境考古学”(21)。

夏鼐先生还依据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遗迹和遗物,相当全面地阐述了古代人民创造的天文和历法、数学和度量衡、地学、水利工程和交通工具、纺织、陶瓷和冶金、医学和药物学、农业科学等等,强调了中国古代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以及对于世界科技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22)。

(四) 小 结

由于自己孤陋寡闻,才疏学浅,在介绍夏鼐先生当年建设中国科技考古学科的丰功伟绩时,肯定还有遗漏之处,尚祈前辈学者及同行们多多补充,我在此先感激不尽。我个人深深体会到,夏鼐先生在世的年代,中国考古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构建全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填补多个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空白。当时的考古研究人员全力以赴,在许多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通过认识发掘出土的各个遗址中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态特征,归纳出由一群遗址组成的一个文化或类型的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态特征,依据这些遗迹、遗物的形态特征总结出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异同,从中寻找各种物质文化成分在历史进程中变化的线索。夏鼐先生当时为领导这方面的研究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但是即便在那样的学术背景下,夏鼐先生已经高瞻远瞩,看到了日后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在考古研究所设置多个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应用于考古学研究的领域,推动全国有条件的研究或教学机构开展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应用于考古学的研究;从理论上阐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重要性,帮助考古研究人员不但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并且身体力行,用考古学家的思路,凝练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成果。他的这些所作所为,为后来中国科技考古的大发展做好了思想准备、人才准备、资料准备和实验室准备等等。大科学家的大思考、大决策、大举措、大手笔在此可见一斑。

二、 沿着夏鼐先生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

考古学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其研究内容已经由原来通过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的形态特征确定一个遗址、一个类型或一个文化的年代早晚、文化特征,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任何一个区域、任何一个遗址的考古学调查和发掘,都是为了全面或部分地展现处在特定时间跨度和空间范围内的自然环境状况,人类社会的生存活动、生活方式、制作工艺、社会组织、礼仪制度、丧葬习俗、祭祀特征、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如果说当年通过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形态特征进行研究可以形象地再现其当时的原貌,从时空框架上把握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那么现在通过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同位素分析和古DNA分析、物质元素和结构分析等研究则可以科学地再现当时的自然环境状况与演变及人类与之相适应的互动关系,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群的体质特征和风俗习惯,古代人类采集、狩猎、种植、饲养等一系列获取食物资源方式的演变过程,各个时期的人的食物种类和数量比例,不同时期和不同等级的人是否存在食物差异,不同时期的人进行随葬和祭祀活动时所使用的各种动植物种类和特征,古代人类制作各种器物的原料、技术与方法及发展过程,文化与文化之间一些特殊因素的交流等,同时,还能提高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科学性。夏鼐先生当年开始筹划构建的科技考古学科已经在两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个方面是对遗迹和遗物进行鉴定、测试和分析,开拓了传统考古学所不能涉及的多个研究领域。另一个方面是确认遗址、遗迹的位置、面积、布局,对各类考古资料进行定量统计和分析,极大地提高了考古学研究的效率与精确度。在考古学中强调科技考古是时代向考古学提出的要求,也是考古学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

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决定把原来的实验化验室、体质人类学研究组、动物考古研究组、绘图室、修复室、照相室等部门合并到一起,成立科技考古中心(原名为考古科学技术实验研究中心,曾改名为考古科技中心),科技考古中心是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与技术从事考古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机构。15年来,科技考古中心先后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扶持学科、重点学科和6个重点研究室之一。现在的科技考古中心具备多个实验室,拥有一批活跃在国内外学术前沿的专家学者,主持完成过多项省部级以上课题,出版了多本具有开创或完善学科建设价值的专著,用中文、英文、日文在国内外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过数百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多个实验室建成了系统规范的标本库、资料库和数据库,获得了多项省部级以上奖励。科技考古中心以其整体实力在亚洲地区的科技考古研究中名列前茅。

从更大的范围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一个建设、完善科技考古研究机构的高潮,拉开了中国科技考古大发展的序幕。这具体表现在多家部级的科研和教学单位中专门成立了包括多个科技考古研究领域的机构,不少省级文物考古单位里都有专人从事科技考古不同领域的研究。一些科研和教学单位中都开始培养专门从事科技考古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科技考古研究已经大致可以分为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研究、动物考古、植物考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微量元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物质元素和结构分析、计算机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等多个领域。基本上每隔2年举办一次的全国性科技考古学术研讨会已经连续召开了十次会议。一批科技考古的专著得以出版。科技考古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支持科技考古、依靠科技考古、发展科技考古与强化科技考古已经成为整个考古学界的共识。

今天,能否在考古学研究中做好科技考古工作,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尺。我个人认为,对照夏鼐先生当年的谆谆教导及身体力行,要做好今后的科技考古研究,尚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一)科技考古要努力加强与考古学的有机结合

夏鼐先生曾经说过,考古学是利用古代留传下来的实物来研究古代人类的社会、经济、日常生活等各方面情况和它们的演化过程。考古学研究的遗迹、遗物等实物资料多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考古学上的有些问题是需要请科技史专家或科技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的(23)。我们要做好当前的考古学研究,就要强调科技考古全面、系统地参与到每项考古调查、发掘中去。即在考古调查和发掘以前,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要共同参与设计和规划,在考古研究人员的主导下,结合不同的考古实际状况制定各种切实可行的技术路线,同时要一起开展野外工作,如考古勘探工作要结合探铲钻探,大致搞清楚遗址内的布局,为合理地布方、有计划地开展发掘提供思路。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要有计划地采集碳十四系列样品,保证碳十四年代测定的科学性。要对古代遗址形成及废弃过程中的自然环境状况进行研究,认识当时人的各种行为的自然环境背景。要采集出土的人骨和动植物遗存,开展形态学、DNA分析和食性分析,科学地把握当时人的体形特征、基因特征及包括病理现象在内的各种信息;认识当时人的食物资源的种类、比例及获取方式,了解当时人利用动植物进行祭祀、随葬及战争的行为。要对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石器、玉器、容器内的残留物及特定环境里的土壤进行各种物理和化学分析,认识有关古代人类生产工艺、原材料来源及当时人的一些行为特征等内容。上述的各项认识都应该输入地理信息系统,再结合考古学发掘、研究的内容,进行各种分类或综合分析。最后,以考古学研究为主线,把包括科技考古在内的多学科研究的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全面认识古代社会。

(二)从事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要成为复合型人才

夏鼐先生曾经指出,要做好考古学研究,一定要对许多关系密切的学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24)。夏鼐先生对考古研究人员提出的要求中包括要了解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知识。其实,从本质而言,这个要求也适用于那些对考古研究感兴趣的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他们也需要对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内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考古研究人员和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分别属于不同的学科,这些不同的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因此,要把科技考古研究推向前进,考古研究人员和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互相都有一个学习对方的过程。考古研究人员要认真了解自然科学研究人员探讨物质世界的各种方法和原理,开拓研究思路,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而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则要注重认识考古研究人员是如何去解释古代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充分利用多种仪器设备的性能,开发各种考古资料的价值。研究人员只有通过这样一个知识结构更新的过程,才能把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全面、有效地运用在勘探、考察、鉴定、测试、分析各种与考古相关的资料中,而这样的研究结果才能与考古学的目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展现出科技考古研究的学术价值。现在一些科研和教学机构已经培养或正在培养科技考古方向的研究生,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今后,有条件的大学还要加强对本科生的教学工作,开设科技考古的课程,系统地培养复合型人才,引导他们以新的思维在今后的田野考古中开展工作,为在全国范围的考古实践中广泛开展科技考古研究打好基础。

(三)以考古学文化的观点为指导开展研究

夏鼐先生曾经指出,研究考古学文化必须要注意三点,第一点是一种“文化”必须有一群的特征;第二点是共同伴出的一群类型,最好是发现不止一处;第三点是我们必须对于这一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认识(25)。这些研究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对于指导我们做好科技考古研究也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可以帮助我们把对特定遗址的某个科技考古研究领域的具体看法,放到这个遗址所属的由多个遗址组成的考古学文化层面上去认识。如果属于同一个文化的其他多个遗址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那么我们要把新认识和从其他多个遗址里已经得出的认识进行比较,把握他们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以求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地提出自己的认识。如果其他遗址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或者所做的遗址数量不多,我们则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在属于同一文化的其他遗址开展工作。从考古学文化层面上提出的科技考古的研究结果,必须建立在对一定数量的遗址进行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上。另外,在系统总结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某个科技考古领域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文化与文化间的同一领域的比较研究,从中归纳他们之间是否存在连续性、关联性、变异性、差异性等,以求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认识这一领域的研究结果。同样,如果其他考古学文化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或者做的力度和深度还不够,我们则要努力去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从全国的范围内、在大跨度的时间框架里提出科技考古某个领域的研究结果,同样要建立在对多个文化内的同类遗存进行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上。

(四)推动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夏鼐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要借用多种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开展考古学研究(26),这已经涉及到考古学方法创新的问题。通过总结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年代学等方法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这些方法的形成首先都是依据考古学实践的需要,借鉴别的学科的方法,然后在考古实践中不断完善、充实这些方法,使之逐步适应考古学的研究,成为考古学自己的方法。重温这些方法的形成过程对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通过借鉴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球科学和数学的研究方法,逐步建立起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食性分析、DNA分析、成分和结构分析等诸多研究领域,获得了一系列有学术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再一次证明科技考古的应用价值,科技考古对深入开展考古学研究是一个极大地促进,科技考古的实践过程正在带动考古学方法的进一步多样化,我们要以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年代学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为鉴,努力做好科技考古研究,有意识地补充和完善科技考古的各种研究方法,逐步做到科技考古各个研究领域里分别包括的野外调查、采样、鉴定、测量、实验、化验等多种研究方法的规范化,积极推进考古学方法多样化的创新过程。

三、 结 语

今天,中国科技考古学科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这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夏鼐先生的英明决策和身体力行,得益于前辈学者们的大力开创,得益于广大科技考古研究人员的刻苦钻研,得益于学习科技考古的青年学子们的勤奋努力,也得益于全国广大考古研究人员的积极参与。相信只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我们获取的信息资料就会越来越丰富,我们涉及的研究领域就会越来越广阔,我们得到的研究成果就会越来越精彩,考古学的明天就一定会更加灿烂辉煌。

注释:

(1) a.王昌燧:《前言》,王昌燧主编:《科技考古论丛(第二辑)》,第-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0年。b. 赵丛苍主编:《科技科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c. 杨晶、吴家安:《科技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d. 陈铁梅:《科技考古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e. 袁靖:《科技考古》,刘庆柱主编:《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第425~466页,人民出版社,2010年。

(2) 夏鼐:《放射性同位素在考古上的应用》,《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考古》1972年第1期。

(4) 石兴邦:《论古文化与古环境》,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第5页,科学出版社,1991年。

(5) 何天相:《中国之古木(二)》,《中国考古学报》1951年第五册,第217~293页。

(6)、(7)、(11)、(12)、(24) 夏鼐:《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299~30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8) 夏鼐:《评周仁等著〈景德镇瓷器的研究〉》,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504~50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9)、(26) 夏鼐:《考古学》,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3~2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0)、(13)、(15) 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375~40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4)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402~4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6) a. 夏鼐:《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77~39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b. 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91~41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7) 夏鼐:《湖北铜绿山古铜矿》,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34~44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8) 夏鼐:《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48~45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9) 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盒刺绣》,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05~33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0) 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38~36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1) 夏鼐:《沈括与考古学》,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65~48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2) 夏鼐:《考古学和科技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283~28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第8篇：考古学的发展范文

对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的认识、研究，是认识和了解藏区远古时期的基础。乔政《远古经济社会略述》一文对远古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发展情况作了阐述。该文通过对昌都卡若遗址考古资料的分析，提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卡若人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畜牧业和狩猎在经济生活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通过卡若遗址呈现的文物，我们可以看到，地区的人类及其文化与黄河中游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贤者喜宴》记载，居住在雅隆地区的原始人类，“食自然之稻谷，衣树叶之衣，生活状况犹如林中之兽类”。此时，地区的先民尚未开始原始的农业生产，只是“食自然之稻谷”。霍巍《试论高原的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一文通过考古材料，分析了高原史前游牧业的起源、游牧经济与文化的基本面貌以及早期游牧民族在高原的迁徙与移动空间等问题，对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以至“早期金属器时代”史前游牧人群的生态环境、生活样态、艺术创造等从不同的侧面与断面作了大致勾勒，阐述了高原游牧业由原始农业转化而来的历史进程。作者指出，“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揭示了高原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若干重要线索，尤其是提供了大量过去文献记载阙如的由史前原始农业朝着游牧业转化过渡以及史前游牧民族生活的细节，为重新构建一部史前游牧民族的经济文化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随着史前游牧经济的发展，早期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也逐渐兴起。徐旺生《原始农业初探》一文从“新中国成立后田野考古的成就，结合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对原始农业起源，以及早期农业和畜牧业之间的承属关系作一初步探讨”。沈志忠《青藏高原史前农业起源与发展研究》一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分析作为独特地理单元的青藏高原是如何影响远古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并将其与中原的农耕文化相对比，认为“青藏高原虽然地处中国的西南地区，但原始农业却与北方黄土高原相似”。但曾雄生在《中国农学史》一书中持不同观点，认为可能是受到起源于中原的粟作农业文化的影响，随后也可能受到西亚麦文化的影响。张亚生、占堆《从“蕃”和“乃”的词源看农业起源》一文，则从词源角度来探讨农业起源，作者认为“‘蕃’有农业生产地域、经济活动职业、以及土地占有者几项含义;‘乃’是栽培青稞之称谓”。从该文可以看出，藏区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体现在历史的方方面面，随着历史研究不断深入，对农业的研究也会取得新成果。霍巍《从考古发现看史前的交通与贸易》一文以近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为依据，从交通与贸易方面进一步展示了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文章指出，在远古时期，“高原居民便已经和中原及黄河上游、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的原始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交往和影响，宝贝的南下，玉石的西传，麦类作物的东渐，早期金属器的传播，都在高原留下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些史前文化的成就，奠定了后来吐蕃王朝统一高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基础，也为我国西部边疆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开辟了最初的交流渠道”。

二、关于文化艺术研究

霍巍《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一文，通过研究近年来西部地区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回顾了在对西部早期文明探索若干问题上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并通过对这批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的分析，联系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所涉及的关于远古历史上“恰”“穆”氏族以及古老象雄文明等问题，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联系和今后的研究方向，对新出考古材料的时空关系及其学术价值也作了扼要的介绍。杨曦《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简论》一文以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要依据，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内涵、经济形态进行分析，以探讨远古人类的生计文化以及高原自然环境与文化面貌的关系。并在对现有材料进行总体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石器文化的基本特点，表明高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向世人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刘志群《远古时期文艺发展渊源》一文对远古时期文化艺术发展源流作了梳理，作者认为远古时期，特别是原始社会的文化艺术，主要是以诗歌与散文形式流传在民间的神话故事和诗辞歌谣。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指出:“歌唱家则歌唱一些隐晦的难解之谜，也可能还歌唱一些家谱故事……始终是以诗词形式来陈述的，其特点是使用了隐喻，口头禅般的套话和俗话。”石泰安认为，“谜歌此字的辞源即意识着它实际上是指以问答形式进行的轮唱，其中涉及到创世问题以及人和神的世系内容。”

达娃《古陶———原始文化史的缩影》一文通过对考古发掘的古陶的研究，认为古陶瓷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组成部分，古陶瓷器发展历史，是一部间接而形象的远古发展史。文章指出，“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带着泥土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艺术形象，表现着民族文化，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万代吉《倾听远古的舞动———探讨藏族远古时期的舞蹈》一文，主要从三方面论述了远古时期的藏族舞蹈，即从古人类遗迹、遗物，神话传说，原始舞蹈遗存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藏族远古舞蹈的内容丰富，与当时的地理环境、生产劳动、人们的思维方式，原始宗教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李延浩等在《藏族原始“拟兽舞”考察》一文中，认为“产生于远古时期的藏族原始‘拟兽舞’，是藏族先民早期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拟兽舞’不仅蕴含了远古藏族先民独特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观念，重要的是其间隐含了藏族舞蹈起源的线索”。格曲在《民族器乐发展史简论》一文中，对远古时期的器乐艺术做了简要概述，认为“远古时期文化、历史情况的资料异常稀少，对于了解那时的器乐情况造成了极大困难”。但同时又说:“就其现在所知道的远古时期的乐器而言，虽然是远不能反映其全貌，但是还是明显地看出这些本教和世俗民间的远古乐器对后期藏传佛教器乐音乐和民间器乐、歌舞、藏戏伴奏等产生的影响。”德却卓玛《论狩猎岩画对远古先民经济行为的记录》一文给予岩画很高的地位，文章通过概述狩猎岩画的大致分类以及主要内容来分析其反映出的深层含义。作者认为，“在没有文字之前的远古时代，岩画是藏族先民最初的美术作品和‘文献’”。

三、关于丧葬习俗研究

沈跃萍《藏族神话及其远古丧葬习俗》一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考察了远古时期丧葬习俗，认为“古代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与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远古居民之间关系密切”。文章认为，文献记载中与“天绳”意义相近但又有着细微区别的“天梯”一词，实际上是与“高度”这一概念相关的“神山”之类，如高山峻岭的隐含代名词。这一提法，颇有创新意义。霍巍《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之历史考察》一文，依靠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和文献资料的记载，对“天尺七王与‘天绳’神话”“早期陵墓起源的古史与传说”“松赞干布以前吐蕃诸王陵墓葬所的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对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进行一番历史考察，将为进一步的利用考古材料开展对于古代丧葬习俗与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有益的线索，作好先期准备”。霍巍《高原史前时期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详细考察了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吐蕃部落时期的墓葬埋葬习俗的发展，并作了对比研究，认为“最早出现墓葬的年代，至迟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约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距今约3000年前左右，这表明在原始宗教观念支配下产生的埋葬自己同伴尸体的丧葬意识，高原史前人类并不落后于同一时代的其他人，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与周边地区大致相当”。作者认为，“高原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生息、繁衍，他们是创造高原古代文化的主体”;“从远古时期开始，高原就与祖国西北、西南地区的考古文化之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既说明古代藏区与内地文化联系的持续性，也说明古代藏区的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有漫长的发展历史，表明远古时期的藏族先民与周边地区的各部族一道，对于创造我们祖国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过重大贡献”。

四、关于其他方面研究

目前学术界关于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还有考古、医学、体育等方面。石硕《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远古文明的价值》一文，对40年来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作了分析，对于这些考古发现在认识远古文明的内涵、发展轨迹及其与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渊源联系等方面的价值作初步探讨。文章着重探讨新石器文化的三元格局及其内涵，对卡若文化、曲贡文化和藏北细石器文化作了深入阐释，认为“在新石器时代，高原地区已经不只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始部落在活动”。霍巍《考古新发现及意义》一文，根据高原一批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将远古时期分成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认为考古资料的发现与研究，对于整个亚洲古文明历史演进过程的描述，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从某种角度来说已经超出了考古学领域，对历史、民族、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将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它“不仅接受和融合着来自祖国内陆以及中亚、南亚古老文化的影响，同时，其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对外部世界产生辐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夏格旺堆、普智《考古工作40年》一文，回顾了40年来考古工作主要成果，重点对近10余年中在全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吐蕃王朝时期与古格王国时期的各类遗存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工作作了简要地介绍。该文比较系统地使用了考古发掘的最新资料，对远古时期社会基本状况作了较为综合性的描述。斗嘎《藏医学的起源与苯医》一文，根据藏族远古有关藏医药最初起源的神话传说、藏族早期史料记载以及苯医著作《本玉》与藏医药学莫基著作《四部医典》的比较研究，证明藏医药学是以苯医为基础，汲取其它国家和民族医学的许多精华而形成的一种民族医学。该文对远古时期的医学多有考证。沈德功《试论古代体育的产生与发展》一文认为，“古代体育的产生是以古代人类的活动为基础，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于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古代体育，逐步从生产劳动和生活等实践活动中分离出来，用于训练武士、宗教祭祀、竞赛娱乐等，从而形成了颇具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并延传至今”。

五、三十年来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研究简评

纵观三十年来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研究，呈现出研究领域较为宽泛、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具有积极时代意义和研究人员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等主要特征。一是研究领域较为宽泛。就笔者目前检索到的文献看，关于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丧葬习俗等三大领域，每一领域又分为若干不同的方向。诸如关于远古时期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主要探讨了该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甚至对史前原始农业朝着游牧业转化过渡以及史前游牧民族生活的细节都作了阐释，并分析其与中原文明的关系。关于远古时期风俗习惯的研究，主要是丧葬习俗方面。通过丧葬习俗，对藏区远古时期各个方面的认识，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二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视角。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除了运用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视角，还广泛运用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艺术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研究者思路和视野开阔，产生了一批有一定深度和影响力的论文和著作。譬如对远古时期文化艺术的研究，就是通过多学科视角来进行的。其中，刘志群、达娃等学者就运用了考古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分析视角。三是鲜明的时代意义。关于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具体形象的材料有力地证明古代历史、古代文化史上的若干问题，证明了远古时期的发展与华夏文明具有密不可分的千丝万缕联系。研究者借此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坚决反对分裂，共同建设好祖国的边疆。四是学者的地域性特点。研究者大多为西部学者或者长期执教于西部高校或省区科研机构。如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的霍巍、石硕等先生，长期关注远古时期的历史和考古。此外还有大学、民族学院和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一部分学者。这些学者曾多次深入到调研，对诸多问题有比较深刻的体会。

六、总结

第9篇：考古学的发展范文

综合类专业院校的艺术专业也有以独立的艺术学院或艺术系的形式而存在的，也有与人文社科类系、部并存的，但无论如何，其专业数量和规模、师资队伍建设等诸方面，均无法与专业艺术类院校相比，其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与专业类院校也不完全相同。但作为综合类院校，我们不能单纯依靠艺术类专业的发展来促进其他专业与学科的发展，同样，我们也要提倡将不同专业、学科的资源合理利用。艺术考古是一个艺术类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能够充分发挥我国作为文化大国、文物大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更多的课程体系都应该有机地结合，促进艺术类专业学生个性化与综合性的发展格局。综合类院校开设艺术考古课程，无论在师资配备还是实践资源上都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作为艺术类学生必备的综合知识素养，艺术考古可以以讲座形式来开设。

艺术考古介入艺术类专业教学，是专业综合改革实践中课程体系综合改革的有益尝试

艺术考古是介于考古与艺术两大知识领域间的一个新兴学科，是高等艺术院校在长期的实践教学与科研过程中形成的综合教研成果，也是综合知识体系教学改革的总结。该课程体系主要由四大方面综合而成，一是艺术考古与专业知识点综合理论基础的讲授，使艺术类学生能基本掌握艺术考古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了解国内外相关艺术考古及美术发展的前沿动态，掌握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能独立从事相关科学问题的分析与实践创作；二是博物馆实习参观与考察；三是艺术素质的培养与提高；四是实践作品的完善。目前，国内部分高等艺术院校，如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等虽已开设了艺术考古相关课程，但艺术考古教学和其他专业课程的有机融合尚未开展，因此，我们倡导艺术考古本科教学应在艺术类专业院校逐步开设，以充分发挥艺术考古教学的基础作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艺术考古学教学体系。艺术考古课程介入艺术类专业课程实践教学，可以促进艺术类专业研究方法、思考方法与实践创作方法的创新。艺术考古不同于艺术创作，它是一门严谨而科学的实践课程，掌握艺术考古科学的正确研究方法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对于艺术考古专业人员来说，他们首先重视的是资料搜集能力的培养，实地调研考察能力的培养，对前人研究成果理性分析与评价能力的培养，文献调查及综述能力的培养；其次是选题、制定研究方案及科研创新、追踪学科发展动向能力的培养；第三是个案、专题研究、综合研究能力及理论研究能力的培养；第四是科研成果展示能力的培养。在艺术类院校本科教育中介入艺术考古教学，开拓中国艺术教育的新视野和新领域，建立科学、完整、崭新的教学思路与研究方法，不仅可以对学科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可以对艺术类学生严谨扎实的专业创作提供良好的科研基础与学养基础。严格意义上来说，艺术考古研究思路和艺术专业创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需要经过收集素材、构思草图、选题定位、创新提炼、作品成型等诸环节，只是艺术考古更侧重于对实物、实证的掌握，以及对历史专业知识体系的系统研究与挖掘论证，而艺术创作更侧重于在观察基础上形成独有思辨能力与创新能力，但艺术考古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将促进艺术创作水平的提高。同时，艺术考古课程介入艺术类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有助于引导学生对相关知识体系的探究，也可以对艺术类学生的学科素养、感悟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高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比如对于本土文化的深入研究，地域文化特色的挖掘与品牌保护意识的提高，创意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等。多知识领域的融合，也为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提供了一些新机遇。原有单一的教育模式容易导致学生综合能力的低下，而宽泛、交叉知识体系的建构，特别是对边缘知识体系、零散而小学科知识体系的有效组织，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出不同专业的价值。当前，中国文化正在面临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与冲击，中国的艺术教育如果不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不主动地与其他学科进行合理而有机的结合，就不可能产生更大的艺术成就和科研成就。社会的发展已促使各个学科更广泛而深入地结合，多学科交叉教学已不是一种“时尚”或“潮流”，而是教育发展必备的基本手段之一。以艺术考古学教学为硬件条件，对艺术专业教学展开深入的探索，是适应社会需求、促进教育发展的有益尝试。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