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礼仪精选(九篇)

第1篇：儒家文化礼仪范文

关键词：韩国 礼仪教育 启示

中国是礼仪之邦，有着悠久而灿烂的文明，其先进的科技与文化辐射和影响着周边的国度。作为近邻的韩国很早便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在韩国得到很好的推广和保存，儒学精神浸润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韩国人民，形成了良好的国民精神。韩国成为儒家文化的范本，其儒学保留完整性甚至超过了儒学发源地的中国。现代，韩国人民表现出世人公认的彬彬有礼之风格，韩国的礼仪教育就是以儒学教育为基础，其独具东方特色的礼仪教育获得成功。相较而言，作为儒学发源地的中国，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国民礼仪素质状况却不尽人意，韩国礼仪教育的成功牧师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借鉴与思考。

一.韩国礼仪教育方式

1.发展学校礼仪教育，形成系统而成功的学校教育

韩国礼仪教育的成功离不开学校礼仪教育。韩国将礼仪教育融入系统的学生道德教育过程中。从1973年开始，韩国在各级学校开设礼仪相关的课程。在小学、初中开设“道德课”，高中开设“伦理课”，在大学开设公共课“国民伦理”和社科课，对学生的整个学习生涯进行系统完整的礼仪教育。

韩国礼仪教育内容系统连贯，由浅入深，适应个人的思维发展趋势，由直观到抽象。从最直观浅近的家庭礼仪、生活礼仪知识与行为养成，逐步深入发展到抽象的伦理知识。韩国《道德》课的第一条目标是使之“理解日常生活所必要的礼节和道德规范的意义与重要性”。韩国幼儿园设有礼仪室，礼仪室必备有各种传统服饰和民族的传统家具、用品。教师会经常带领学生一起穿上鲜艳的民族服装表演茶道，教学生倒茶的规范方式，并训练学生双手捧茶杯向人敬茶以显恭敬，自细小的生活仪式教授待人接物的方法。韩国的小学、初中设“道德课”，内容分为4个领域：个人生活、家庭邻里和学校生活、国民生活、民族生活。高中设“伦理”课，内容分为5个领域：个人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伦理思想、统一课题。大学开设的公共课“国民伦理”课和社科课，在中学道德课基础上系统讲授高一层次的伦理知识，结合社会道德问题的讨论，加强道德自律能力培养，教育青年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处理好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韩国“21世纪的教改方案”十分重视国民精神教育”提出的主要内容有：在学生中进行正确处理家庭、社会、国家三位一体关系的教育，树立“国家兴旺是我发展之根本”的大局观念;在处世问题上，要学会尊重他人和与人合作，从而达到和睦相处，杜绝暴力行为等;在青少年中推行儒家哲学，宣扬效忠精神，规范学生的行为举止。韩国大学中设有教养课，基本内容由教育部确定，设为必修课，各大学还可以根据自己学校的师资研究状况，增加选修课，并设置专门的教育机构，负责面向全校各院、系开设这些课程。

2.重视养成教育，在实践中培养礼仪素质

韩国学校还十分重视青少年的养成教育。将基础知识与理论在实践中加以巩固，奉行“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强调基本行为习惯的培养与训练。学校设置道德教室、礼节室，对生活场景进行模拟，演示各种场合下合适的仪表礼节，学生依此进行模拟练习。演示与练习内容广泛，包括生活各领域。如个人生活礼节中着重练习身姿礼仪，教授依据场合选择得体的着装，规范接递物品的举止，细致到与不同人谈话时的语气、语体、眼神及面部表情都会要求不断练习直到合宜。教授家庭生活礼节、学校生活礼节、社会生活礼节、国家生活礼节，如对父母长辈、兄弟姐妹、亲戚邻里的礼节;对老师、同学的礼节，上学、放学时的见面礼、道别礼;很注重社交中的各种致意礼节的学习，如鞠躬礼、举手礼、注目礼、对拜礼。学校从事礼仪和修养教学的老师向学生们详细讲解、示范各种礼节，帮助学生不断操作、强化礼仪技能，在各类活动中展现优雅得体的气质。韩国高校还经常义务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让学生们了解和深入体会韩国的传统文化，如动手制作韩国传统节日食品，表演韩国传统歌舞等，并注重引导学生将传统要素和现代化要素恰当地结合起来，在现代科技形式中融入传统文化的因子。同时，加强以各种志愿者活动、课后教育活动等为主的教育实践活动。学校提供专门的空间让学生组织各类活动小组和创办学生社团，以学生会为主进行自律管理，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如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利用假期到国外旅行和短期访学，体验海外文化;如非洲之旅、中国文化之旅、欧洲文化之旅、美国常青藤盟校之旅等，帮助学生既了解异国风情、礼仪文化，同时也培养了国际化的视野，更好融合传统与现代礼仪。

3.普及全民性的礼仪教育，在儒学中汲取精神力量

韩国的礼仪教育不仅仅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学校教育系任务，也是整个社会系统持之以恒的事业。韩国政府投入大量的电视公益广告，韩国电视每天播放一分钟的公益广告，并号召家庭成员共同收看，引导市民讲文明、懂礼貌。

韩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应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对韩国的礼仪教育具有深远的影响。韩国自古就崇尚儒家文化，具有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礼仪基础，《论语》《孟子》两门课是韩国的很多院校的必修或选修课程，韩国教育电视台定期播放儒家思想文化的讲座，反复播放反映中国儒家思想的《论语》等传统教材的学习辅导。政府除保留比较完整的儒家文化器物系统、儒家文化制度系统之外，为了弘扬悠久的儒家文化传统，还出资修葺具有400多年历史的陶山书院，并把它作为国民教育的基地，后来又继续成立了儒家学会等专门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韩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非常珍视传统的儒家伦理，并将这种内在精神转化为本民族发展的动力源泉，不但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精忠报国有文化的韩国人，而且为韩国的崛起和江汉奇迹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目前韩国仍保留着230所乡校，作为向青少年进行人性教育的现场教室，每年寒暑假时向学生开放。乡校通过举办“忠孝教育”讲座，讲授“忠、孝、礼”等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主要是对学生进行5个阶段的“四字小学”教育（指中国孔子为培养孩子所著的忠、孝、礼启蒙教材），教育学生“父母有命，俯首敬听”、“爱民如子，为国尽忠”、“一杯之水，必分而饮”、“行必正直，言则信实”，培养他们讲究孝道，正直做人，团结合作，为国奉献。

二.韩国礼仪教育对我国现代礼仪教育的启示

韩国礼仪教育以儒学精神为滋养，具有浓厚的思想底蕴。设置系统而科学的学校礼仪课程教育，在生动的生活礼仪中实践应用、巩固，举政府之力在民众中形成普及全民的学习氛围。

中国的礼仪教育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中国的学校礼仪教育还没有做到位。小学礼仪教育容纳与思想道德教育中，仅对学生做道德境界的要求，很少实际操作技能的练习。学生能在思想上提高认识，但缺少行动。行为滞后于思想，最终导致思想教育的空乏。中学教育以智育为目标，更注重历史与政治知识。及至高等教育，已经成人的学生在高校也得不到全面的礼仪教育，许多高校并未开设专门的礼仪课程，有些则限于交际礼仪、职业礼仪教育，这些以实用为目标的礼仪教育，缺少思想境界的培养，难以培育出彬彬有礼的公民。韩国礼仪教育的成功可以为我国礼仪教育带来值得借鉴的经验。

首先，重视礼仪教育中家庭教育的重要影响。从幼儿抓起，将幼儿礼仪教育放在家庭教育的核心位置。家庭教育过程中，母亲在幼儿的生活礼仪教育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父母礼仪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幼儿的礼仪教育质量，我们不能指望礼仪素养不高的父母能完成高质量的家庭礼仪教育。社会应该重视成人礼仪素质教育，特别是女性礼仪素质的培养。在女子高校成人教育课程中应开设礼仪课程，培养出优雅的母亲。母亲优雅的气质、得体的举止在家庭生活中将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沁润幼儿的心灵，有效的指导幼儿的言行，培养真正文明有礼的孩子。

其次，应该从学校教育下手，建立系统而有效的学校礼仪教育。礼仪教育从幼儿园开始，重在培养孩子的生活礼节，将礼仪具体化为日常生活行为，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礼仪习惯。“习惯作为一种自动化了的行为活动，一旦形成，就会以无意识的行为表现出来。”自小学到高中都应该开设礼仪课程，这些课程可以与道德课合在一起以专题或章节方式来实现。大学应该普及专业礼仪教育。礼仪课程设置需要配合良好的师资队伍，培养专业的礼仪教师来具体讲授该课程。在教学方法上抛弃传统的缺乏互动性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将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注重学生的行为训练和养成教育。

第三，国家和政府应高度重视礼仪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及时出台相关政策，建立健全礼仪教育制度。政府应加大礼仪的社会宣传，播放公益广告，利用社会团体进行形式多样的礼仪推广活动，让文明、礼仪之风深入人心。

[湖南省社科规划课题《公民礼仪教育的途径及方法研究》研究阶段性成果，湖南省教改课题《女子高校成人教育创新型人才培养研究》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白宏亮.韩国的礼仪教育对我国大学生礼仪素质教育的启示[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12）

[2]楼宇烈.儒学在现代韩国[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1）

[3]俞亚芹.韩国重视礼仪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浙年专修学院学报.2006，

[4]靳义亭.论韩国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与启示[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

第2篇：儒家文化礼仪范文

【关键词】儒家；道德教育；小学

儒家思想在新加坡十分受到重视，政治领导人李光耀、吴作栋大力倡导儒家思想在新加坡的传播。李光耀更是说：“我们必须做的，就是加强这些强调五伦：君臣有义、父子有情、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东方价值观。但是我们也必须给予这些价值观一种现代的表达方式。”针对小学生这一群体，儒家思想在新加坡公布的《公民与道德教育课程标准（小学）》里得到全新的诠释，以清晰的脉络和深入浅出的语言，结合小学生的特点，制定了由低年级到高年级的一系列的道德教育价值观，令人耳目一新，一目了然。新加坡在建国后，道德教育中一直强调伦理道德教育，这也正是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课程的核心所在，稳定性所在。这与其一直坚持致力于建构一套适应本国青少年发展需要的德育标准有着密切关系。回顾近几年来我国的德育内容与课程设置，已经逐步从与生活脱离到回归生活，日趋生活化、普适化。但笔者认为，应该尽快制定一套适合我国小学生使用的公民与道德教育课程，以便推动儒家礼教进入小学生道德教育过程中。因此，有必要对小学道德教育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探讨。

一、道德教育价值观方面

儒家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是在总结、概括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将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儒家思想引入小学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应当与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相结合，以学生的认知能力为基础展开。通过吸收借鉴新加坡、日韩等儒家道德教育较为成功的国家，笔者认为小学道德教育价值观的核心是尊重、责任感、正直、关怀、应变能力与和谐，这构成了良好品德的基础。这些价值观将引导学生分辨是非，帮助他们为自己的抉择负责，也让他们更了解自己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孟子在描述他所理想的社会时也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社会离不开关怀，只有人人懂得关怀，整个社会才能和谐。这应当包涵在小学道德教育价值观的内容中。

二、道德教育内容方面

古人君子的智慧正是现代人所需要的，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万物都是循环往复，周流不息的，仁义礼智，礼乐复兴，必须从育人为本的教育为先。现代的道德教育是对我国礼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从其内容看依然不能离开孔子礼之孝悌、仁爱，孟子礼之恭敬，辞让，荀子礼之克己，礼义为本。教育首先要让儿童做到诚意正心，让其有器量、爱心、仁义、信用，在此基础上智慧就会产生，知识、技能自然也就学会并能不误歧途。道德教育以育人为本，立人为先，切勿流于形式。针对小学的道德教育，教材作为教育载体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我国小学生道德教育所用的教材《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本身存在许多的缺点，作为小学道德教育较为成功的韩国可以给我国提供丰富的经验。韩国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要道德理念的国家，历来重视道德教育，《道德》课也始终保持着它的主要课程地位。下面以《正确生活》为例，了解韩国小学教材编写中的优势所在，《正确生活》是适用于小学低年级的课程教材，体现了韩国第七次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精神，还使之更加符合学生的心理、文化特点。该教材作为辅助的教学用书，重视学生的思考和活动参与，并结合了韩国文化与传统，素材多样化，进一步通过学生喜爱、易接受的教材内容来宣讲儒家的道德教育理念。因此，我国针对小学生道德教育的教材内容编写应当坚持由简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根据各年龄特点，循序渐进的进行德育内容的讲授，小学初级阶段以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习惯为主、后期阶段以内化道德规范为重点，这样既符合青少年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到一般的规律。当然，在道德内容的讲授过程中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实践活动中体现教学效果。

三、道德教育方式方面

就中国目前小学的道德教育所设和承载的内容来看，形式大于内容。当前，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仍然以知识教育为重点，而道德方面的教育趋于形式化。学校对于道德教育教材的运用，也只是诵读给学生，并不会作过多讲授，也不重视学生对于礼教的精神情感是否内化到学生认知结构中，达到礼的知行合一。当前在网络上可以看到许多学校效仿古人，崇尚“孝悌”之道，集体向父母行跪拜大礼，或是集体穿戴汉服，诵读儒家文学，又或是举办活动让同学讲诉孝德故事、传统经典礼仪故事等这些过分看重形式化的德育方式。不可否认的是，小学生的道德教育主要通过礼仪教育来实现，如同古人进行道德教育一般。礼仪适宜有度，言谈笑语则会恰当不出偏差。在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礼文化时期礼仪教育要注人情感，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强调君子、儒士的培养从而来实现国泰民安。其主要途径是依靠礼育的方式，即将“礼”作为教育内容，来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将“内容”与“手段”融为一体，通过“知礼”、“习礼”和“行礼”的教育教学过程来实现人的道德培养。

可从学生对儒家礼教的接受程度来看，对礼仪教育“认知”还停留在“礼仪”表层，故而出现部分小学生的礼仪没有内化为道德品行，认为礼仪很假，从道德礼仪的情感维度来说，没有真挚诚敬的情感：有的学生遵守礼仪并不是为了“美其身”，而是“为禽犊”，即为了向别人显示，给同学、老师一个好的印象，是一种虚礼表现。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学生不能将儒家的礼教思想内化成“情”使其行为任运自然，其“意志”还不能很好的支持真积力久之“行”。即知情意行不能统一，脱节现象明显。

四、道德教育环境方面

小学生道德感价值观尚不稳定、模仿力很强，很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因此郑玄说：“视，今之示字。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毋言狂欺。”即，刚入学的学生对身边的事情还一无所知，一块璞玉，要以正确的事物、规则、来给予示范。示范给其诚信，则诚信就会纳入心中，如果接触到诈伪，则诈伪就会对其造成影响。由于学生的社会交往圈有限，活动的范围来往于学校和家庭，对其产生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家长和老师。家长作为学生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道德教育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经历了对儒家思想的过分打压，父母一辈还有极少数的人仍然信奉孔子思想，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拜金主义思潮强盛，中国传统的道德礼俗更是无人关注。部分父母又或是因忽略对孩子的教育，加之其学历大多偏低，认识有所局限，自己的言行与学校中的礼仪教育内容会出现矛盾，使学生五天的学校道德礼教，在周六周日两天的家庭溺爱、或是父母的错误观念和不当行为的影响下所剩无几，给学生带来了身边人都不守礼所以自己也不需要守礼的认识。老师在学校起到了榜样示范的作用，老师对于儒家礼教文化的认可度会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指引。尤其是在一些过分重视“智”的培养，把对“德”的要求形式化的学校，对学生道德教育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在《新加坡的挑战》一文中，余英时先生提到了师资问题是制约着儒教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我国小学开展道德教育的老师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部分老师本身不信仰儒家思想，可是在教学任务的要求下“违心地”进行相关课程的讲授：也有些教师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只停留在字面的意思，对于深层的含义没有体会，更加不会内化为其认知结构中，外化为日常的行为表现。

道德教育环境的改善对于学生道德水平的提高十分重要，笔者认为，应当从家庭人手不断改善教育环境。可以通过举办活动，鼓励父母进入到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定期举办亲子诵读经典活动，师生自编古诗集体舞，将《三字经》、《百家姓》等经典文本与舞蹈相结合，激发亲子阅读兴趣与热情，形成“诵经典、唱经典、舞经典、画经典、讲经典、运动经典”的书香氛围。学生回到家会在不知不觉中懂得践行，会力所能及的帮父母做事，感恩，并且通过自己的所学娱亲，茶余饭后，与自己的父母进行成语接龙、为他们背诵经典，亲子在共同学习中，感受家庭的温暖。国外研究表明“良好的亲子关系会促进子女的孝道信念。好的亲子关系使成年子女对孝道有更为成熟的认识，包括体会到父母是普通个体。有自己的过去和局限，也包括感知到父母正在衰老，生活中的不便越来越多。”“人在年少，神情未定，”这些学生正处于气质秉性都没有完全定型期，因此“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他们与父母最亲密，相处的时间最长，言笑举动，即使不去刻意模仿父母，但是在潜移默化中也会变得与父母相似。通过父母道德水平的提高来推动实现学生对传统儒家礼教的知情意的统一。

五、道德教育考核方面

儒家礼教思想与现代礼仪目标，最理想的状态是道德、礼仪知情意行的统一，践行礼，形成礼仪，进而形成道德，这也作为道德教育考核的最高标准。体知、内化、持久与力行，体知――“不学礼，无以立”，只有学习做人的礼仪规范，才会懂得做人的依据，知道怎样做是正确的，是人社会化的第一步，但这一阶段还是外在的认识，了解，还要使其在遵守中不断内化与持久，二者相伴相生。内化：“人而不仁，如礼何？”礼仪教育不是仅仅对一个人外形的要求，不仅仅指礼貌更重要的是懂得礼的精神与内涵。

孔子以仁释礼，其注重的是培养人的礼义情感，将礼仪规范与情感相互融合，《论语・八佾》记载：“林放间礼之本”。子曰：“大哉问！Y，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发展心理学对小学生道德情感也划分五个水平，其最理想最高水平为“以被内化并结合成为自我的抽象道德观念为依据，不仅是自觉的，而且已成为一种激励的力量。”将儒家礼育思想与心理学理论相结合的认识下，礼仪教育情感首先是对礼仪的认同，从而激发、驱动一个人不断地去学习礼仪，拓宽礼仪的深度和广度，从开始刻意遵守，而后通过不断身心认同强化，对礼仪依据和本质的理解，并依此调控自己的行为，最后达到行礼是一种无意无觉的自然状态，不断涵养心性，提升自己道德水平。达到礼仪教育知行合一的另一个中介是礼仪教育的意志，既“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荀子主张“人性恶”，他说每个人都有欲望，要将欲望控制在一定的“度”之内，这就需要礼仪的规范，化性起伪，克制自己，成自己为有道德操守的人。

第3篇：儒家文化礼仪范文

关键词：儒家　君子人格　文质彬彬

一、儒家理想的君子人格：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儒家创始人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系统阐述了他向往的理想君子人格，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人格修养方法。《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道明了孔子所向往的君子人格形象，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从整句话看，一个品格高尚，礼仪修养高雅的人必须具备两种素质，即：文与质。但并不是说只要具备这两种素质就可以了，而是要使这两种素质达到恰当的配合，形成比例的协调，才能使人成为君子。那么“文”与“质”这两种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呢?二者如何调配才堪称为君子呢?钱穆在《论语新解》中说：“质：朴也。文：华饰也。野：鄙野义。史：宗庙之祝史，及凡在官府掌文书者。彬彬：犹班班，物相杂而适均之义。”整段话的意思是：“质朴胜过文采，则像一乡野人；文采胜过了质朴，则像宗庙里的祝官(或衙门里的文书员)；只有质朴文采配合均匀，才是一君子。”

参考钱穆的解释，“质”即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质朴无华的天性。所谓“文”，正如司马光所言：“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玄歌雅颂之声。”是指人的外表的文饰，及后天“诗书礼乐”教养。“质胜文则野”说明，这种与生俱来的质朴天性中有好的素质，也有不好的素质，所以需要后天的“文饰”来弥补其不足。如果后天“文饰”不足，则会将先天本性中不好的一面暴露，使人看上去比较粗野、鄙俗。由此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文胜质则史”则说明后天的文饰也应有一定分寸，而不是越多越好。如果后天文饰彻底掩盖了先天本性，那么这将遮蔽了人性本有的质朴纯粹的良好素质。一个失去内在本性。而只有外在华美装饰的人，让人觉得虚伪而夸张。因此孔子说要“绘事后素”，要求做一个有修养、有品格的人必须达到“文”与“质”的恰当协调，实现二者最佳的结合，弥补文质的不足，展示二者的优长。“彬彬”即是文质的协调配合。“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认为一个人应该做到“文”与“质”的完满统一，其言谈举止应该与内在的美好品质达到统一，“质”和“文”两者都不可偏废。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做才能体现出文质彬彬的君子风度呢?孔子在《论语》中有大量关于内反“质”，外修“文”的言论，这些思想贯穿于君子的言谈举止和立身行事中。《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一个君子要将“义”作为他内在的人格操守，要以“礼”来约束、调节自己的外在行为，要以“谦逊”的方式与人言谈，要以“诚信”的态度和他人相处。只有做到了这几个方面，才真正称得上是一个君子。孔子理想的君子人格应该将“道义”作为他内在质朴无华的“本性”，将文明规范的礼仪作为他行为的外在“文饰”和约束标准。谦逊而忠诚地持守这种道义，将其实践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

《论语・阳货》中记载，孔子弟子子张请教老师如何做才能成为君子。孔子提出，要做到“恭、宽、信、敏、惠”。孔子认为，恭敬他人就不会受到侮辱；对他人宽容厚爱，人们就都愿意亲近他，与他共事；诚信待人，就会取得他人的信任；应事速敏。则容易成功；恩惠他人，则易使人。一个人只有具备了恭、宽、信、敏、惠的内在品格，他的外在行为才是适宜而恰当的，他也才能成功地与人交往，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实现自我的工作目标。

二、儒家理想君子人格的实现

孔子所要实现的君子人格。内要以“仁义”为本质，外要以“礼仪”为行为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养成“恭、宽、信、敏、惠”的优良人格品质，才能在具体实践中礼仪有度。儒家这种文质并重、内外兼修思想，不仅要使人具有外在良好的礼仪修养，更要有内在的美好品性。一个真正的君子，其外在的礼仪表现应该是其内在美好人格的充分体现，是情与义，知与行的统一。那么这种“文质彬彬”的理想君子人格如何实现呢?汉代刘向编撰的《说苑・谈丛篇》言：“贤师良友在其侧，诗书礼乐陈于前，弃而为不善者，鲜矣。”儒家认为，以诗书礼乐作为教化的内容，以贤师良友作为修德向善的楷模，在这样的教化之下，人皆可以为善。《说苑・修文篇》：“礼乐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是故圣王修礼文，设庠序，陈钟鼓，天子辟雍，诸侯泮宫，所以行德化。……凡从外入者，莫深于声音，变人最极。故圣人因而成之以德，曰乐。乐者，德之风。诗曰：‘威仪抑抑，德音秩秩。’谓礼乐也。故君子以礼正外，以乐正内。内须臾离乐，则邪气生矣。外须臾离礼，则慢行起矣。”

《说苑》认为礼乐有治天下之功用。礼以“辅世长民”，乐以“移风易俗”。礼用来修正规范人的外在行为仪容，可以使尊尊长长，社会井然有序；而乐则可以调节人的内在欲望与情感，使之适度合宜。乐为德之风，可以善民心，化民俗。儒家所主张的礼乐文化，正是一种实现内外兼修的人格修养方法。通过“乐”的学习，我们可以美化自我的内心，提升精神境界，培养积极健康和悦的内在情感与心理状态；通过“礼”的实践，我们可以规范自己的言谈举止、容貌威仪，使所言所行，一切仪容表现均合情合理，有礼有节，恰如其分。在礼乐的共同作用下，一个文质彬彬，风度翩然，性情高雅的君子形象便跃然而出。

《说苑・修文篇》描述了这样一种修养境界的君子人格形象。“无体之礼，敬也；无服之丧，忧也；无声之乐，欢也。”此“三无”说实质上是表达了礼乐修养的最高境界，是使心常具有“敬”、“忧”、“欢”之精神，而一旦达到这样的为礼境界，则定是“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记・乐记》)。为礼达到此“三无”境界，则礼就不再拘泥于外在的形式与规范。而是融为一种道德精神。是一种融洽合宜的情感。这实际反映出，践行“礼乐”是为了适情养性，当达到一定的境界时，内质外文，互为表里，礼与性与情就达到了水融，融为一体。这就是儒家“礼乐”实践的最高境界，礼亦性亦情亦仪，文质合一。

三、儒家君子理想对现代人格修养的意义

在多元文化并行，功利主义大行其道，一些人信仰迷失、行为失范的当代，儒家所追求的君子理想，不仅为我们树立了精神信仰的坐标，而且也给我们指点人格修养的明确途径。现代人格修养不仅要教人道德教条，培养道德行为礼仪，更要确立其人格主体性，培养道德人格。只有文质兼顾，内外兼修才能培养出真正高尚的人格品质，才能使伦理道德行为具有真实意义。总体讲，儒家君子理想对现代人格修养有如下几方面

意义：

(一)培养健康的心理素质与高尚人格

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强调道德人格修养的优先性，认为一个人如没有内在良好的人格品质，外在的道德行为都是没有真实意义的。《论语，学而篇》：“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个学做“君子”的人，培养人格的基础要从孝悌做起。他要在家能做到孝敬父母长辈，出门能友爱兄弟朋友，谨慎于自己的言行，诚实守信地做人为事，把对父母兄弟的亲情之爱，推广为对社会大众的博爱。孟子曾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即是儒家实现博爱精神的具体方式。儒家通过对个体仁爱意识的培养，使其将对父母兄长的敬爱之情，扩展为对全人类的大爱，对社会人生的积极乐观心态，对工作的忠诚热爱态度。儒家认为这种“孝悌仁爱”意识的存在。可以使君子形成天道刚健不息的自强精神，不气馁，不怠惰，顽强拼搏，勇往直前。儒家这种“自强不息”、“仁以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能够砥砺我们形成孟子所言的“富贵不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无论是艰难困苦，还是富贵贫贱，都不能使我们放弃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更不能变易人格操守与节气。

(二)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有学者称儒家思想就是人际关系学，这种说法虽失之偏颇，但也揭示了儒学的一个特点。孔子强调要“正名”，认为明确而不可混乱的等级秩序是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前提与基础。在当代充斥自由与平等的呼声中，我们更多人视孔子这种等级秩序思想为糟粕，然以“正名”思想为前提，孔子提倡的很多处理社会关系的思想在当代依然有重要价值，值得我们学习。

首先。让我们看孔子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做臣下的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作为臣下面对领导要谦恭而有礼，要表示对领导的充分尊重与敬意。但孔子所主张的“恭敬”不是一味地讨好巴结领导，没有原则，没有人格尊严，比如像乾隆皇帝手下的和坤，为了巴结皇上，从来都是战战兢兢，称自己是“奴才”。一个正直而有尊严的臣下对其所服务的领导，应该做到“恭而有礼”，恭敬但不谄媚，有礼有节，不卑不亢。与此同时，我们不仅要尊重领导的人格，更要认真面对自己分内的工作，戒慎虔谨地把领导交给自己的工作干好，在与领导交往的过程中，要本着一个“忠诚”的原则。在孔子看来，臣下如能充分尊重领导人格，忠诚于领导的事业，君臣之间就会建立良好的上下关系。儒家的这一思想尤其值得我们借鉴，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上下级相处的原则与基本要求，有利于明确工作职责与地位。

其次，儒家所倡导“和而不同”精神，要求我们在与他人相处时，充分尊重他人的个性与不同，希望能通过不同个性、不同元素间的组合弥补，实现完满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在人际相处中不要一味地求同，强调绝对服从，而是善于听取不同声音，结合不同人的特长，共同合作完成一项工作。这种合作精神不仅没有扼杀个性，而且能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充分尊重每一个成员的个体价值，带来工作意想不到的丰硕成果。

第4篇：儒家文化礼仪范文

关键词 德育 武术礼仪 儒家礼仪 道德

一、相关概念厘析

（一）礼仪

“礼仪”一词，很早就被作为典章制度和道德教化使用。在古代汉语中，“礼”主要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礼节仪式。第二，表示尊敬和礼貌。第三，礼物，即赠送的物品。“仪”既指的是容貌和外表，也指仪式。日本也是一个讲究礼仪的国家。在现在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认为礼仪就是要求人们在各种人际交往中要有恭敬、谦让的精神和行为，以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顺畅和愉悦。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讲，礼仪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风貌、道德水准、文明程度、文化特色、公民素质的重要标志。从公民个体的角度说，礼仪是一个人思想觉悟、道德修养、精神面貌和文化教养的综合反映。因此，礼仪是人们为表达某些专门礼节所使用的仪式，是在人类社会活动的演进中历史地形成，并且有一定固定形式和专门规定的行为规范，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明。

（二）武术礼仪

有研究者认为，武术礼仪指的是习武者在习武群体中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特定关系，并为所有习武者所共同认可的，而表现出来的具有浓厚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礼节和行为准则。武术礼仪是礼仪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人们在武术这一特定的环境中所使用的一种仪式，是在长期的活动中演进形成的、具有固定形式和专门规定的行为规范。那么这种行为规范在历史的进程中，也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

二、武术礼仪的思想基础――儒家礼仪文化

作为古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影响了中国近两千多年的历史，而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儒家礼仪文化，对武术礼仪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个人道德，还是社会公共道德与职业道德都是儒家礼仪文化所倡导的，也是一个人行为规范的起点。同时儒家礼仪文化倡导的传统礼仪讲究内涵而兼顾表形，武术礼仪的外在表现形态是儒家礼仪文化与体育礼仪文化的结合点。礼仪属于道德的范畴，也是儒学的核心内容，我国古代《礼记•曲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力争辩讼，非礼不决”。道德为万事之本，仁义为群行之大，人要实行道德仁义四事，不用礼是不行的。儒学伦理注重人的道德品质的修养，而武术礼仪作为礼仪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也和儒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武术礼仪不仅以外在形式表现出了儒学的伦理内涵，同时也吸收了儒学礼仪的精华。

在孔子创立其儒家学派时基于其“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想，把《礼》、《乐》、《诗》、《书》、《易》、《春秋》列为教学内容，而且把这种以“礼”为核心的教育作为治国安邦、平定天下的基础，接受礼仪教育是个人追求德性崇高所必须的修养环节与修养过程。“德”成于中，“礼”形于外，“德”、“礼”互相依托，相辅相成。生活中以礼“引”德，学习礼仪，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见贤思齐，可以引导人们加强道德修养；以礼“显”德，社会生活中把握礼仪的尺度，可以展现一个人的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准，体现出对“礼”的价值的认知水平和对“礼”的执行的修养程度；以礼“保”德，在学习和运用礼仪的过程中，可以帮助人们增强内心的道德信念，掌握正确的行为准则，在社会交往中准确把握，从而保证道德原则的实施。

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君子人格的最基本的内涵，人除了具备一般的道德素质外，君子以守礼为第一要义，而作为道德要求，其基本精神便是恭敬礼让。习武者必须恭敬而谨慎、虔诚，无论对待人生、他人和社会，都必须严肃认真、谨小慎微。对己而言，正心需有诚意，对人而言，事父母须尊敬，事君须忠敬，与朋友交往须讲信用。因此，在德育教育缺失的时代，武术作为一门体育课堂中的必修科目，对传承武术礼仪文化是一个不错的途径，同时，对当代学生的道德教育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武术礼仪的功能思考

（一）唤醒主体的道德自觉

武术礼仪的本质应该属于道德范畴。在教学训练比赛活动中进行必要的礼仪教育对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有着重要作用。实施礼仪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在加强道德修养，首先它可以造就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社会道德的文明公民，按规定着装，比赛过程中尊重裁判和服从裁判的判决，尊重对手理智对待输赢，无不反映出一个人或团队的良好的道德修养水平。其次可以反映出社会的精神面貌和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对于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武术教学、比赛等活动中，养成崇礼、修礼、习礼的良好风尚。就武术礼仪中较为普遍的握拳鞠躬礼而言，其拳礼的涵义是：右手握拳表示团结一致，抚于左胸口表示、心中有师长、心中有裁判、心中有对手，鞠躬表示尊重、谦让。在无需言语的过程中就传达出了学习者的内在修养。因此，不论是比赛、课堂还是相关的活动中，长期的进行武术礼仪的规范，对学习主体道德意识的唤醒有一定的作用。

（二）利于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的加强

“练武先习德、习德先习礼”这句武术谚语中的“德”就是指“武德”，“礼”就是指“武术礼仪”。对习武者进行规范的武术礼仪教育，可以引导他们自觉遵守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提高他们的文明意识，养成文明行为的良好习惯，树立正确的人身观和价值观，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达到和谐、有序。

道德修养的养成一方面就体现在具体的礼仪行为中。礼仪与道德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在人际交往中，有一定的礼仪形式。如朋友见面要握手问好，早上见面道“早安”等等。在武术的日常教学生活中，这些课堂常规性礼仪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抱拳礼还是注目礼，递械礼都很讲究。武术礼仪中内含的道德修为是很多的，在教学或者比赛中，对学习者进行武术礼仪教育，这种特定情景下的行为规范，对于其道德规范和修养的加强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三）易于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

从道德行为到道德素质，中间还需要一个环节就是道德习惯，它指的是人们在道德实践活动中不断积累，并形成一种稳定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性｡外在道德习惯的形成会大大简化道德选择､道德判断等活动过程，是道德素质形成的关键环节｡当某种道德行为不断积累，并形成一种道德习惯时，支配人们行为的道德观念逐渐深入到人们的情感和意志活动中，内化为人们的道德信念，并形成某种道德素质｡道德素质是一定的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在个人思想和行为中的体现，是一个人在一系列的道德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特征和倾向｡它包括认知、情感、信念、意志、行为几个方面，是主观上的道德认识和客观上的道德行为的统一｡一定的道德素质的形成标志着外在的道德要求已成为人们内在的道德信念和行为习惯；对某种原则规范的外在认同变成了内在的自觉自愿的举动｡这正是道德的落脚点和归宿点，也是道德价值实现的目的要求｡

第5篇：儒家文化礼仪范文

国服复兴是21世纪初中国的一道独特而又亮丽的人文景观。正如国服重在“国”而不是“服”一样,重穿国服宜重在通过国服找回和体现失落已久的中华人文精神,进而创建一个文质彬彬的和谐社会。

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传习录》里有这样一段对白。有位弟子问:穿古服(或儒服)是不是更能体现儒家的精神?王阳明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戏台上的戏子穿的都是古服,难道他们就代表了儒家的精神?王阳明的意思是说:穿什么样的服装并不重要,首先的和关键的问题在于能否遵循儒家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当然,如果能做到“衣行合一”,既穿古服又恪守儒家道德,或许王阳明不会反对的,因为他主张“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观点体现了儒家的一贯主张。孔子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先天而生,有质朴、本质的意思;“文”是后天而成,有修饰、外在的意思。在儒家看来,服装就是一种“文”,所以《国语》上有“夫服,心之文也”的说法,即

服装体现的是人内在的心境。如果做不到“文质彬彬”,则毋宁要“质”不要“文”。所以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礼乐的实质,徒有那些玉帛钟鼓之类的形式上的东西,又能如何呢?穿着服装的道理也是如此,董仲舒曾接着孔子的话说:“丧云丧云,衣服云乎哉!”意思是说,参加丧事不能尽其哀,徒穿丧服又能如何呢?

不难看出,在古人那里,服装问题总是与某种文化精神,具体地说就是礼仪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古代中国一向是以“礼仪之邦”和“衣冠上国”并称,服饰文化始终是礼仪体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唐代孔颖达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的说法。比如祭祀有祭服、朝会有朝服,婚嫁有吉服,服丧有凶服,冠礼有冠服等,这些在《礼记》等礼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

需要指出的是,在儒家看来,礼仪同样也是一种“文”而不是“质”,所以儒家认为“礼者,人情之节文也”和“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就是说,礼仪背后应体现一种基本的价值理念,比如丧礼主哀、祭礼主敬、聘礼主诚等。质而言之,服饰文化、礼仪体系、价值观念在中华人文精神中是三位一体、有机勾连、不可分割的。

我们知道,目前中国的服饰文化、礼仪文化都缺少自己的民族传统特色,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道德沉沦、伦理丧失、诚信缺乏、家庭不睦、人际疏离等现象。

很显然,国服复兴运动如果不能体现甚至是代表中国礼仪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回归和重建,就会缺乏深厚的根柢,因而没有长远的前景,甚至会成为一种单纯的服装复古运动或者说是“服装秀”。

比如,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下穿着“汉服”勾肩搭背、卿卿我我,人们就会认为这是在排演影视剧;如果有人穿着峨冠博带的“儒服”随地吐痰、粗言秽语,人们就会认为这样有损“君子之风”。要之,传统服装因为和某种礼仪规范和价值观念紧密相联,所以要求穿着者不但要从内心里体会而且要从言行上体现这种礼仪规范和价值观念。或者说,穿传统服装,就要建立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生活方式,成为言行合一、文质彬彬的君子。

所以,目前的国服复兴运动虽然轰轰烈烈,但与其互为表里的礼仪体系和伦理道德的重建还没有跟上来。当然,有些民间传统服装爱好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的努力,比如提倡“汉服”的天汉网就推出了《民族传统礼仪复兴计划》等。但类似的计划和建言如何成为多数人的共识,恐怕还要花很大的力气,还要走很长的路。

重穿国服、移风易俗很难,但收拾人心、重建道德更难。暂且抛开后者不谈,笔者以为如下场合值得优先考虑重穿国服和重建礼仪:

其一,国际交往。国服体现的是中国性和民族性,无论是国家性的还是团体性和个人性的国际交往,都可以考虑穿上传统服装。“入境问禁,入乡随俗”,当以主人身份接待外国使节和外国朋友时,完全可以穿上自己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服装,并行抱拳礼、作揖礼等传统礼节,大可不必一律西装革履、握手拥抱。

其二,国家典礼。国服不是官服,但在世界各国的重大政治场合、典礼仪式上,参与者却往往穿着有本民族特色的服装。当然,在政治场合下,峨冠博带、衣衫飘飘很难一步到位也没有必要,但中山装、立领服等并不难为人们所接受。目前公祭黄帝陵、大禹陵、孔子等公祭活动影响愈来愈大,在这些场合下重穿国服和重行古礼的空间也变得大了起来。

其三,文化教育。在一些国际学术交流会上,经常会看到有些中国学者身穿西装大谈特谈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个很诡异的现象。事实上,在一些文化艺术和教育学术场合下,穿着古典高雅的传统服装会起到更好的效果。特别是,在学校里面,教师节、拜师礼、毕业礼、谢师礼等场合下,穿着传统服装和重行古礼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其四,传统节日。传统节日是继承和保留文化传统和民俗习惯的重要载体,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里的人们在传统节日里穿着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服装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国的传统节日历史悠久、影响巨大,在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四大节日以及元宵节、腊八节、七夕节、重阳节等其他节日里,穿着传统服装有助于塑造节日氛围。

第6篇：儒家文化礼仪范文

魏晋之际，玄学之风盛于洛下，名士们旷达凤流，雅好《庄》、《老》，在华夏中原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思想潮流。待东晋及南朝的汉人政权偏安江左，士人学子萍浮南渡，玄学的流风余韻翩及江南。清人焦循《雕菰楼集》卷十二《国史儒林文苑传议》说：“正始以后，人尚清谈，迄晋南渡，经学盛于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齐，遂不能为儒林立传。梁正鉴中，渐尚儒风。于是《梁书》有《儒林传》，《陈书》嗣之，仍梁所遗也。”事实确乎如此。据史载，南宋张敷“好读玄书”（1），沈怀文“少好玄理”（2），沈道虞“少仁爱，好《老》、《易》”（3），袁粲“清整有风格，自遇甚厚，尝著《妙德先生传》以续嵇康《高士传》以自况”（4），王微则云：“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5）又有颜延之“好酒疎诞”、“言约理畅”，借詠竹林七贤来抒个人情怀，《宋书·颜延之传》曰：

（颜延之）作《吾君詠》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黜，詠嵇康曰：“攣翮有时鎩，龙性谁能训？”詠阮咸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刘伶曰：“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此四句，盖自序也。

南齐，袁彖“少有风气，好属文及玄言”（6），周颙“兼善《老》、《易》，与张融相遇，辄以玄言相滞，弥曰不解”（7），张融自称“天地之玄民”，以名士阮籍自诩，他除了崇奉儒、释，尤钟爱道家，《南齐书·张融传》载张融所作遗嘱云：

令人作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当凌云一笑。WWW.133229.cOm三千买棺，无置新衾。左手执《孝经》、《孝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

南梁，张充“学不盈载，多所该览，尤明《老》、《易》，能清言”（8），王份应对武帝说：“陛下应万物为有，体至理为无。”（9）南陈，周弘正“特善玄言”，“通《老子》、《周易》”（10），马枢“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11），徐陵“通《庄》、《老》义”（12）。

在南朝，玄学也受到部分统治者的青唻，并曾一度被立为官学。《宋书·何尚之传》载：

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郊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卢江何曩、黄回，颖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即孔惠宜，並慕道来游，谓之南学。

何尚之所立玄学在当时与儒学、史学、文学并称为四学，《宋书·隐逸传》载：

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颖川庾蔚之並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並建。

南朝时，不少儒者也习染上了玄学之风，据《南史·儒林传》载，儒生严植之，太史叔明、顾越、全缓等都兼善老庄之学。此外，《宋书·傅亮传》载“布衣儒士”傅亮之事云：

见世路屯险，著论名曰《演慎》：“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绝 独放，五难之根既拔，立生之道无累，人患殆乎尽矣。徒以忽防于钟（会）、吕（巽），肆訏禹、汤，祸机发于豪端，逸翩鎩于垂举。”

健对嵇康不慎罹难寄托着深深的哀婉之情，已不像晋代何曾、裴頠等儒家者流那样对玄学名士嫉之若仇。当然，傅亮作为一儒生也没能摆脱嵇康的厄运，终为统冶者所杀。

玄学清谈不仅为儒者所津津乐道，孜驳以求，而且玄学家辨名析理，探玄索赜的抽象玄虚之学风也影例东晋及南朝的经学，使其与因袭汉学的北朝经学有所区别。《世说新语·文学》载：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薄。”孙答曰：“南人学问精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这种冶学方法的不同，也使南、北之学对经学注本各有偏爱。《隋书·儒林传》曰：

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並立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多其枝叶。

当然，南、北学的这种差别，其来有渐。南方的玄奥深邃可以上朔到战国的楚文化和江代的《淮南子》。然而，玄学对南朝学术风气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清人皮锡瑞在谈到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时云：

如皇侃之《论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俪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此南朝经疏之仅见于今者，即此可见一时风尚。（13）

言及晋朝玄风盛况，沈约谓：“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于七篇，驰骋文辞，义卓于此。”（14）嵇含也说：“借玄虚以助溺，引道德以自奖，户咏恬旷之辞，家画老、庄之象。”（15）而到了南朝，似乎玄风不减于前代，《颜氏家训·勉学篇》述南梁玄风道：“洎于梁世，兹风復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周弘正奉赞大猷，化行都邑，学徒千余，实为盛美。元帝在江、荆间，復所爰习，召置学生，素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锩剧愁愤，辄以讲自释。”

二、玄学向儒学的回归

然而，南朝的玄学余绪与魏晋的玄学主潮已不可同日而语，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魏晋玄学虽然与两汉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并不一般地否定宗法等级制度，但他们用老、庄自然无为之论蔑弃或去除儒家名教之弊端，标榜人的自然情感、个性自由，冲决外在的礼仪节文和强制性的道德教化，这使其思想多少具有了异端色彩和叛逆性格。而南朝玄学尽管保留了挥麈谈玄，善言《老》、《庄》，剖玄析微等玄学的外在特征，却失去了用道家的自然主义来纠正儒学之偏或净化儒家名教的玄学思想主旨。在“自然”与“名教”的较量中，“自然”为“名教”所呑噬或被“名教”同化，玄学已被掏空了内容而徒有其躯壳。这种“名教”俘获“自然”、“自然”归顺“名教”的趋向始于东晋，到了南朝，这一由玄学而向儒学回归的思想和学风的转化则已基本实现。

魏晋之际，玄学名士们蔑薄外在的尚名、矜名，摒弃“以名为教”，而崇尚内在的善的潜质和道德自觉，把作为儒家道德之具的仁义视为“臭腐”，《六经》为“糠粃”，讥讽孔圣和儒先之言为“鬼话”，礼俗之士则被斥责为“裈中之虱”。激进派的阮籍呐喊：“礼忠为我辈设也！”（16）嵇康亦“非汤、武而薄周、孔”（17）。而到了南朝，已不见玄学昔日之批判锋芒，文人士子虽每以玄学相标榜，却不服膺于礼教、热衷于礼学，而以玄学为名士派头的装饰，实际上则以恢复名教、研究礼学为职志。如顾越“遍该经义，深明《毛诗》，傍通异义，特善《庄》、《老》，尤长论难……所著《丧服》、《毛诗》、《老子》、《孝经》、《论语》等义疏四十余卷”；太史叔明“少善《庄》、《老》，兼通《孝经》、《论语》、《礼记》，尤精‘三玄’”；严植之“少善《庄》、《老》，能玄言，精解《丧服》、《孝经》、《论语》。及长，偏习郑氏《礼》、《周易》、《毛诗》、《左氏春秋》。……所撰《凶礼仪注》四百七十九卷”。（18）还有，《宋书·儒林传》载伏曼容之事道：“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于清署殿讲，诏曼容执经。曼容素美风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吴人陆探微画的像以赐之。”又据《南齐书·王俭传》载：

永明二年，大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礼乐。于是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

一代清谈名家又都成为了儒者之宗，恢复礼乐文明的始作俑者。再如王僧虔一方面在《戒子书》中列举《老》、《庄》、《周易》及何晏、王弼所著书为谈玄者所必读，并把作为清谈言家之口实的荆州《八袞》、《才性四本》、《声无哀乐》当作谈玄之必修课程，但另一方面有鉴于“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竞造新声杂曲”，遂上书强调“士有等差，无故不可去乐；礼有攸序，长幼不可共闻”。（19）他要恢复和重建儒家传统的礼乐制度。还有顾欢“年二十余，更从豫章雷次宗谘玄、儒诸文”（20）。同时，他又上《献洽纲表》，曰：

臣闻举纲提网，振裘持领，纲领既理，毛目自张。然则道德，纲也；物势，目也。上理其纲，则万机时序；下张其目，则庶官不旷。（21）

兼善玄学的顾欢，却把道德风教袎万物之“纲领”而加以强调。此外，徐勉也是这样一位人物，梁武帝在重云殿讲论《老子》，健便举顾越论议，自己亦参与其间，可见其是深谙《老》、《庄》之言，精于玄学的。但他又曾上《修五礼表》，强调“礼”的重要性，谓：

夫礼所以安上治民，弘风训俗，经国家、利后嗣者也。……虽復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经文三百、威仪三千，其大归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礼：吉为上，凶次之，宾次之，军次之，嘉为下也。故祠祭不以礼，则不齐不庄；丧纪不以礼，则背死忘生者也；宾客不以礼，则朝觐失其仪；军旅不以礼，则致乱于师律；冠婚不以礼，则男女失其时。为国修身，于斯攸急。（22）

总之，南朝的玄学遗风已进一步向儒学靠拢。当然，二者的合流是以玄学改变其修临教的思想主旨为前提和代价的。

南朝玄学向儒学的回归，还表现在名士们已对自身行为有所收敛，尽可能地不逾越礼教所能允许的范围。原来那种放浪形骸、旷达不羁的激烈行为已不多见，代之而来的则是读《老》、《庄》之书，谈谈玄虚之理，遊遊山水林泉，挥挥麈尾之扇，或者隐居不仕以独善其身、诗酒自娱以寄托情怀，或者属文怀古，悼魏晋名士之永辞、念竹下风流之旧事，抒发一番时过境迁、往事难再的感慨，但总体而言则要较魏晋名士的行止温和了许多。如饮酒方面， 《世说新语·任诞》载魏晋名士之所为道：

诸阮皆能饮酒，仲客咸至，宗人闲共集，不復用举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猎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阮幺（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以妇饮酒，阬醉，便眠其妇侧。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与这种狂饮烂醉、目无礼度的行为形成时照，南朝士人虽也饮酒，却能够有所节制。《南史·张裕传》载：

（张）镜少与光禄大夫颜延之邻居，颜谈义饮酒，喧呼不绝，而镜静默无言声。后，镜与客谈，延之以篱边闻之。取胡席坐听，辞义清玄，延之心服，谓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复酣叫。

颜延之醉酒，常在家中喧哗，后得知邻居张镜乃清谈高手，自此便不复酣叫。他曾在《庭诰》中劝诚其子弟道：“酒酣之没，可乐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眚者几。既眚既病，将蔑其正。若存其正性，忬其妄发，其唯善戒乎？”（23）关于丧葬，《世说新语·任诞》载魏晋名士阮籍之事曰：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而临决，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同书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谓：“籍母将死，与人围棋如故，对者求止，籍不肯，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拳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久之。”阮籍性乃至孝，因母死而哀痛“呕血数升”，几乎丧命。但他闻母将终，居然留棋“决赌”，发丧时又“饮酒二斗”，这显然与礼教礼法相去甚远。而到了南朝，虽有周朗居丧不依常节等个别现象，名士们却还是多很讲究丧葬之礼的。如齐建元中，伏曼容侍太子讲，“卫将军王俭深相爱好，令与河内司马宪、吴郡陆澄共撰《丧服义》”。何终之“仕齐，初为国子助教，为诸生讲《丧服》”。（24）梁人徐勉也曾上疏对朝终夕殡等不合丧礼的情况提出批评，认为伤情灭理，莫大于此，主张一依古制，恢复三日大敛。（25）东晋戴逵则云：“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中者。”（26）在他看来，竹林名士之放达乃是对虚伪礼教的抗议，后世效颦狂生之放达则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表现，至于南朝文人之放达就仅是表明自己学善和身份的精神包装了。确乎如此，南朝文人学士们既不讨伐礼教，也不自甘堕落，而是要重整礼仪伦常所维系的社会秩序。《日知录》“正始”条黄汝成集释引杨绳武之言道：

六朝风气，论者以为浮薄，败名俭、伤风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实，复有不可及者数事，曰：尊严家讳也，矜尚订第也，慎重婚姻也，区别流品也，主持法仪也。盖当时士大夫虽视尚玄虚，师心放达，而以名节相高，风义自矢者，咸得纡经其志。

就反映出时代精神的南朝思想风貌而言，一方面，玄学名士在不断放弃反礼教的思想初衷并收敛其悖礼伤教的行为，而又保留着无伤大雅的风姿形式，在延续中皖变、在蜕变中延续；另一方面，礼学、礼教、礼法、礼仪则又是一阳得复，重新抬头，并日渐认可、包容和吸纳玄学遗风，并把魏晋风度。名士派头形式化为新的礼义礼仪，如《隋书·儒林传》载：

后主在东宫，集官僚置宴，时造王柄麈尾新成，后主亲执之，曰：“当今虽复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独张玑耳。”即手授玑，仍所令于温文殿讲《庄》、《老》，高宗报临听，赐御所服衣一袭。……后主常幸钟山开善寺，召从臣坐于寺西南松林下，敕召玑竖义。时索麈尾未至，后主蚊取松枝，手以属玑，曰：“可代麈尾。”

麈尾成了清谈时的道具雅器，手执麈尾战为清谈时的重要仪式，也是表明清谈领袖身份地位与其玄学修养的泉征。魏晋玄学名士挥麈谈玄本有愤世疾俗的精神内涵，迨至后世则形式化为名士的礼仪时尚，而内在的文化精神则丧失殆尽。这一直延续到唐代。

总之，玄学发展到南朝已日渐改变其以老、庄自然主义改变和净化儒家礼教的思想风貌，而向儒家礼教靠拢和回归。而南朝玄学向礼教的回归则表明了玄学的衰歇和儒学的复兴，这正如魏晋玄学从儒学中脱胎或异化而来，从而宣告其诞生一样。玄学是魏晋时期儒学的一种蜕变形态，其出于儒而义返归于儒的历史进程，与学说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正相吻合。

杂糅儒家与道家，可以说是魏晋士人中普迹存在的文化现象，而玄学则是魏晋儒、道谦综的思想风潮中走得最远、最彻底的一派。南朝时期玄学向儒学的回归，意味着表现为放弃其原有的道家反儒的“异端”成分或净化、修正儒家名教的初衷。而玄学思潮影响于南朝儒学的，则主要是其善论玄理和善论《老》、《庄》等外在的精神风度。

三、儒家礼学的复兴

南朝政权更选频仍。儒学发展经由宋、齐的时断时续之后，到了梁武帝时才得以真正恢复和发展起来。《南史·儒林传》概述梁武帝振兴儒学的情形道：“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功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擁经而无所讲习，大道之郁也久矣乎。至梁武创业，深愍其弊，天监四年，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利博士，各立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禀，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于是怀经负笈者云会矣。又选学生遣就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七年，又诏皇太子、宗室、王候始就学受业。武帝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语，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

南朝儒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庄礼学的复兴。礼学的复兴是南卧思想文化的一大特征。在南朝，统治者尤其重视礼仪礼制的重建，举凡郊祠、明堂、宗庙、祭祠、社稷、释奠、籍田、封禅、巡车、诏令、朝觐、交聘等都要引经据典，求索礼学的根据，严格遵循礼仪的规定。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精于三《礼》的儒学专家和礼学著作。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一书中记述了南朝重视三《礼》的盛况，说：

经学之最可称者，要推三《礼》。故《南史·儒林传》何佟之、司马玚、雀灵恩、孔佥、沈峻、皇侃、沈洙、戚袞、郑 之徒，或曰“少好三《礼》”，或曰“尤明三《礼》”，或曰“尤长三《礼》”，或曰“通三《礼》”，或曰“善三《礼》”，或曰“受三《礼》”。而晋陵张崖、吴郡陆诩、吴兴沈德威、会稽贺德基亦俱以《礼》学自命。三《礼》之中，又有特精者，如沈峻之于《周官》，见拳于陆倕；贺德基之于《礼记》，见美于时论。《仪礼》则专家尤众，鲍泉于《仪礼》号最明。分类撰著者，有明山宾《吉礼仪注》、《礼仪》、《孝经》、《丧礼服仪注》，司马褧《嘉礼仪注》，严植之《凶礼仪注》，贺玚《宾礼仪注》，而沈不害则总著《五仪礼》。

关于南朝礼学、礼教兴盛的原因，清人沈垚认为乃门阀制度而兴。他说：“六朝人《礼》学极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门阀，虽异于古之宗法，然与古之不相远。史传中所载写《礼》家精粹之言。”（27）此说确有一定道理，也多为时人所采纳。然而，此说尚面临两大问题：其一，如所周知，门阀制度鼎盛于魏晋，而到了南朝已日渐衰微。南北朝时期，北朝门阀的宗法关系比南朝更为密切，但为什么礼学方兴未艾于门阀没落、宗法松驰的南朝，而并未盛于相对说来门阀势力强劲、宗法关系紧密的北朝？其二，关于南朝的史籍中有关礼制的内容大多是围绕着朝廷、皇族的礼仪典章，所谓《礼》学也大多是儒臣文士围绕朝廷、皇族礼制的讨论及共著述。而直接与地方豪右相关的礼仪规定并不很多，史载：“宋台建，祠部侍郎何承天与傅亮共撰朝仪。”（28）“（宋）武帝时，中书全傅亮任寄隆重，学冠当时，朝廷仪典皆取定于亮，每咨中丞蔡廓，然后施行。”（29）何佟之“明习事数，当时国家吉凶礼则，皆取决焉，名重于世。”（30）他们讲的这些都是朝廷礼仪。那么，为什么与门阀没有直接关系的中央朝廷的礼仪在此时尤为受到重视？据此两点，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门阀制度并不是南朝《礼》学兴盛的唯一或充足的条件，《礼》学所以会在南朝兴盛当别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原因。

我们认为，南朝时期，《礼》学的复兴与玄学的衰微这两种文化现象是同一社会历史原因使然，即民族危机冲淡或取代了前此存在的道德危机，成为了新的时代课题。

如前所述，东汉末叶的道德危机构成或加速了汉儒经学的衰颓之势。儒家经学没落，玄学则异军突起。玄学是一场以老、庄自然主义改造或净化儒家礼教的思想运动。他们擎起道家思想徽帜来冲激和清洗现实生活中满是污浊的儒家伦理。他们反对外在强制性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教化，而主张尊重人的自然情感和自然天性，同时又认为遵循自然的目的和结果是要达到社会的普遍妥善性。他们的这种学说思想是对东汉末叶以来严重的道德危机的理论解答，是想通过否定依附于政治权威和礼仪习俗的道德教化、名教宣传而维护儒家道德的纯洁性。当然，玄学思想的这场净化运幼终以流产而告终，因为儒家伦理道德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表露出来的虚伪性乃是宗法等级制度、专制政冶的必然产物。在宗法等级社会和专制政治条件下，道德的虚伪性似乎成了道德的一种属性，其伴随着每一个封建王朝由较为清明廉洁到污浊腐败的变化而呈显出由轻微到严重的周期性的转换；犹如社会历史运幼过程中不时出现的“其治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现象一样，这似乎也成为了一种与之伴随着的思想文化历史运功过程中的“周期率”。玄学名士们试图仅仅通过从思想学说上吸纳老、庄自然无为之论来修补或净化儒家的名教，跳出这“周期率”，而丝毫不触动宗法等级制度和专制政治，这显然是无法根除儒家名教之弊端的。

此外，儒家道德伦理学说尽管有诸多弊端，但其与中国传统的宗法等级专制社会是相适应的。标榜自然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老、庄道家之学根本不可能取代儒家而为全社会普遍信奉、遵从。魏晋玄学思潮的泛滥也没有具正起到修正和纠正儒学之偏弊的权宜性作用，没有如其所愿地拯救道德危机，相反地，由于太过强调、提倡个人主义而引发人欲横流，倒更加重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危机。玄学的追随者们把玄学向病态方面发展，他们“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美，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佇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宗”（31）。虚伪的礼教没有被纠正，社会风气却逾加堕落了。

到了东晋时期，社会浇漓，风教陵迟，少数民族进据中原，江族政权苟安一隅，玄学更无力解决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反而被视之为这一危机的祸源。《世说新语·赏誉》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载：

初，咸和中，贵游子弟能谈嘲者，慕王平、小谢、幼與等为“达”，（卡）壹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盛！中朝倾复，实由于此！”

又，范宁曰：“王（弼）、何（晏）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餙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搢绅之徒翻然改辙，沫泗之风缅焉将堕。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辨，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与！”（32）东晋大将桓温也曾感叹道：“使神州陆沈，百年近墟，王夷甫（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33）玄学名士王衍被石勒俘获，在遭活埋之前深叹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34）这些说法夸大了玄学之风对社会动乱和民族危机的不良影响，但无可否认，到了东晋南朝时期玄学思想已不再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需要，与解救汉正族危机这一新的时代主旋律殊不协调。颜之推云：

直取其清谈雅论，辞锋理虚，剖玄析微，妙得入神。宾主往复，娱心悦耳，然而济世成俗，终非急务。（35）

南朝的有识之士已普遍认识到当务之急绝不是什么离经叛道、唾弃礼教，而是再倡礼学、重建礼制，动员和整合社会力量以应对现实的民族危机。这样，时代课题的转换就规定或预示着玄学的蜕变和礼学的复兴。

尚有一点亦需予以注意，即南朝汉人政权出于树立和强调本民族文化正宗地位的需要，也要重塑儒家权威，提倡、复兴“礼”学，恢复礼制。由于汉族政权偏安江左，其以往那种中央政权在政活上的正宗地位无疑被动摇了。为了给自身统治提供合理性依据，并以此维系人心，加强社会凝聚力，从而能够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抗衡，统治者和士大夫们也需要凸显其文化上的优越性和宗主地位。可以说，南北朝时期，南方汉人政权同时在两个领城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作战：一个是北伐戍边，恢复政治上的正宗地位，至少要维持江南的短暂安宁；另一个则是重建和弘扬作为华夏文明根本标志的礼制，以确立和争夺文化上的正宗地位。这两方面合而论之，就叫着“内修德化，外经边事”（36）。宋太祖时，谢灵运曾上书说：“先帝聪明神武，衷济群生，将欲荡定北魏，大同文轨，使久凋反于正化，伦俗归于华风。”（37）这是把政治军事上的武力北伐与思想文化上的拨乱反正看成举足轻重而又有着紧密联系的两件事情。《宋书·毛修之传》载北臣毛修之为鲜卑拓跋焘所俘获，被迫留居北魏，接着说：“初，荒人去来，言（毛）修之劝诱（拓跋）焘侵边，并教焘以中国礼制，太祖甚疑责之。（朱）修之后得还，具相申理，上意乃释。”这是说，有人传留毛修之在北魏不仅劝拓跋焘南下犯宋，而且还居然把泱泱华夏之礼制教授结与汉人政权相敌对的鲜卑统治者，遂使宋太祖“甚疑责之”。后来，南归的朱修之“具相申理”，为毛修之辦诬，“上意乃释”一一皇帝的嗔怒才稍稍得以释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方汉人政权与北方少数民疾政权在政冶军事和思想文化两条战线上的抗争。

北南沙数民族模诊和接受汉族先进的礼乐文明，既是较为落后的民族借外来文化以实现本民族进化的方式，也是异族统冶者以扮演华夏文化传人这样一种角色来粉饰自己的武力统治和笼络汉人的手段。终南北朝之世，南、北政权在文化战场上你争我夺的激烈程度，并不逊于军事泼场上的刀光剑影。而交战双方又都把儒家之礼伪争夺的焦点。这样，儒家的礼学、礼制和礼教在一度遭遇了玄学思潮激烈冲击之后，就又显现出复兴态势了。

［注释］

（1）《宋书·张敷传》。

（2）上书《沈怀文传》。

（3）上书《隐逸传》。

（4）上书《袁粲传》。

（5）上书《王微传》。

（6）《南齐书·袁彖传》。

（7）上书《周颙传》。

（8）《梁书·张充传》。

（9）上书《王份应传》。

（10）《陈书·周弘正传》。

（11）上书《马枢传》。

（12）上书《徐陵传》。

（13）《经学历史·经学分立时代》。

（14）《宋书·谢灵运传论》。

（15）《晋书·嵇含传》引《吊庄周图文》。

（16）《世说新语·任诞》。

（17）《嵇康集·与山巨源绝交书》。

（18）《南史·儒林传》。

（19）《南齐书·王僧虔传》。

（20）上书《隐逸传》。

（21）《全齐文》卷二十二。

（22）《梁书·徐勉传》。

（23）《宋书·颜延之传》。

（24）《南史·儒林传》。

（25）上书《徐勉传》。

（26）《晋书·隐逸传》。

（27）《落帆楼文集》卷八《与张渊甫书》。

（28）《南史·何承天传》。

（29）《宋书·蔡廓传》。

（30）《梁书·儒林传》。

（31）葛洪：《抱朴子·刺骄》。

（32）《晋书·范宁传》。

（33）上书《桓温传》。

（34）上书《王衍传》。

（35）《颜氏家训·勉学》。

第7篇：儒家文化礼仪范文

魏晋之际，玄学之风盛于洛下，名士们旷达凤流，雅好《庄》、《老》，在华夏中原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思想潮流。待东晋及南朝的汉人政权偏安江左，士人学子萍浮南渡，玄学的流风余?翩及江南。清人焦循《雕菰楼集》卷十二《国史儒林文苑传议》说：“正始以后，人尚清谈，迄晋南渡，经学盛于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齐，遂不能为儒林立传。梁正鉴中，渐尚儒风。于是《梁书》有《儒林传》，《陈书》嗣之，仍梁所遗也。”事实确乎如此。据史载，南宋张敷“好读玄书”（1），沈怀文“少好玄理”（2），沈道虞“少仁爱，好《老》、《易》”（3），袁粲“清整有风格，自遇甚厚，尝著《妙德先生传》以续嵇康《高士传》以自况”（4），王微则云：“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5）又有颜延之“好酒?诞”、“言约理畅”，借?竹林七贤来抒个人情怀，《宋书·颜延之传》曰：

（颜延之）作《吾君?》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黜，?嵇康曰：“??翮有时?，龙性谁能训？”?阮咸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刘伶曰：“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此四句，盖自序也。

南齐，袁彖“少有风气，好属文及玄言”（6），周?“兼善《老》、《易》，与张融相遇，辄以玄言相滞，弥曰不解”（7），张融自称“天地之玄民”，以名士阮籍自诩，他除了崇奉儒、释，尤钟爱道家，《南齐书·张融传》载张融所作遗嘱云：

令人作麈尾，登屋?突暝唬何嵘?剿?疲?缘绷柙埔恍Α?三千买棺，无置新衾。左手执《孝经》、《孝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

南梁，张充“学不盈载，多所该览，尤明《老》、《易》，能清言”（8），王份应对武帝说：“陛下应万物为有，体至理为无。”（9）南陈，周弘正“特善玄言”，“通《老子》、《周易》”（10），马枢“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11），徐陵“通《庄》、《老》义”（12）。

在南朝，玄学也受到部分统治者的青??，并曾一度被立为官学。《宋书·何尚之传》载：

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郊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卢江何曩、黄回，颖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即孔惠宜，?K慕道来游，谓之南学。

何尚之所立玄学在当时与儒学、史学、文学并称为四学，《宋书·隐逸传》载：

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颖川庾蔚之?K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K建。

南朝时，不少儒者也习染上了玄学之风，据《南史·儒林传》载，儒生严植之，太史叔明、顾越、全缓等都兼善老庄之学。此外，《宋书·傅亮传》载“布衣儒士”傅亮之事云：

见世路屯险，著论名曰《演慎》：“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绝 独放，五难之根既拔，立生之道无累，人患殆乎尽矣。徒以忽防于钟（会）、吕（巽），肆?禹、汤，祸机发于豪端，逸翩?于垂举。”

健对嵇康不慎罹难寄托着深深的哀婉之情，已不像晋代何曾、裴?等儒家者流那样对玄学名士嫉之若仇。当然，傅亮作为一儒生也没能摆脱嵇康的厄运，终为统冶者所杀。

玄学清谈不仅为儒者所津津乐道，孜驳以求，而且玄学家辨名析理，探玄索赜的抽象玄虚之学风也影例东晋及南朝的经学，使其与因袭汉学的北朝经学有所区别。《世说新语·文学》载：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薄。”孙答曰：“南人学问精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这种冶学方法的不同，也使南、北之学对经学注本各有偏爱。《隋书·儒林传》曰：

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K立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多其枝叶。

当然，南、北学的这种差别，其来有渐。南方的玄奥深邃可以上朔到战国的楚文化和江代的《淮南子》。然而，玄学对南朝学术风气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清人皮锡瑞在谈到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时云：

如皇侃之《论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俪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此南朝经疏之仅见于今者，即此可见一时风尚。（13）

言及晋朝玄风盛况，沈约谓：“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于七篇，驰骋文辞，义卓于此。”（14）嵇含也说：“借玄虚以助溺，引道德以自奖，户咏恬旷之辞，家画老、庄之象。”（15）而到了南朝，似乎玄风不减于前代，《颜氏家训·勉学篇》述南梁玄风道：“洎于梁世，兹风?筒??蹲?贰ⅰ独稀ⅰ吨芤住罚?芪健叭??薄N浠省⒓蛭墓?越猜邸V芎胝?钤薮箝啵??卸家兀??角в啵?滴?⒚馈T?墼诮?⒕＜洌?退?枷埃?僦醚???匚?淌冢?锨尥?常?砸辜坛??聊孙镁绯罘撸??越沧允汀！?nbsp;

二、玄学向儒学的回归

然而，南朝的玄学余绪与魏晋的玄学主潮已不可同日而语，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魏晋玄学虽然与两汉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并不一般地否定宗法等级制度，但他们用老、庄自然无为之论蔑弃或去除儒家名教之弊端，标榜人的自然情感、个性自由，冲决外在的礼仪节文和强制性的道德教化，这使其思想多少具有了异端色彩和叛逆性格。而南朝玄学尽管保留了挥麈谈玄，善言《老》、《庄》，剖玄析微等玄学的外在特征，却失去了用道家的自然主义来纠正儒学之偏或净化儒家名教的玄学思想主旨。在“自然”与“名教”的较量中，“自然”为“名教”所?资苫虮弧懊?獭蓖????б驯惶涂樟四谌荻?接衅淝?恰U庵帧懊?獭狈?瘛白匀弧薄ⅰ白匀弧惫樗场懊?獭钡那飨蚴加诙???搅四铣??庖挥尚?Ф?蛉逖Щ毓榈乃枷牒脱Х绲淖??蛞鸦?臼迪帧?/p> 魏晋之际，玄学名士们蔑薄外在的尚名、矜名，摒弃“以名为教”，而崇尚内在的善的潜质和道德自觉，把作为儒家道德之具的仁义视为“臭腐”，《六经》为“糠?”，讥讽孔圣和儒先之言为“鬼话”，礼俗之士则被斥责为“?中之虱”。激进派的阮籍呐喊：“礼忠为我辈设也！”（16）嵇康亦“非汤、武而薄周、孔”（17）。而到了南朝，已不见玄学昔日之批判锋芒，文人士子虽每以玄学相标榜，却不服膺于礼教、热衷于礼学，而以玄学为名士派头的装饰，实际上则以恢复名教、研究礼学为职志。如顾越“遍该经义，深明《毛诗》，傍通异义，特善《庄》、《老》，尤长论难……所著《丧服》、《毛诗》、《老子》、《孝经》、《论语》等义疏四十余卷”；太史叔明“少善《庄》、《老》，兼通《孝经》、《论语》、《礼记》，尤精‘三玄’”；严植之“少善《庄》、《老》，能玄言，精解《丧服》、《孝经》、《论语》。及长，偏习郑氏《礼》、《周易》、《毛诗》、《左氏春秋》。……所撰《凶礼仪注》四百七十九卷”。（18）还有，《宋书·儒林传》载伏曼容之事道：“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于清署殿讲，诏曼容执经。曼容素美风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吴人陆探微画的像以赐之。”又据《南齐书·王俭传》载：

永明二年，大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礼乐。于是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

一代清谈名家又都成为了儒者之宗，恢复礼乐文明的始作俑者。再如王僧虔一方面在《戒子书》中列举《老》、《庄》、《周易》及何晏、王弼所著书为谈玄者所必读，并把作为清谈言家之口实的荆州《八?》、《才性四本》、《声无哀乐》当作谈玄之必修课程，但另一方面有鉴于“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竞造新声杂曲”，遂上书强调“士有等差，无故不可去乐；礼有攸序，长幼不可共闻”。（19）他要恢复和重建儒家传统的礼乐制度。还有顾欢“年二十余，更从豫章雷次宗谘玄、儒诸文”（20）。同时，他又上《献洽纲表》，曰：

臣闻举纲提网，振裘持领，纲领既理，毛目自张。然则道德，纲也；物势，目也。上理其纲，则万机时序；下张其目，则庶官不旷。（21）

兼善玄学的顾欢，却把道德风教?万物之“纲领”而加以强调。此外，徐勉也是这样一位人物，梁武帝在重云殿讲论《老子》，健便举顾越论议，自己亦参与其间，可见其是深谙《老》、《庄》之言，精于玄学的。但他又曾上《修五礼表》，强调“礼”的重要性，谓：

夫礼所以安上治民，弘风训俗，经国家、利后嗣者也。……虽?途?袢?佟⑶?袢?В??娜?佟⑼?侨?В?浯蠊橛形澹?醋诓??频淅瘢杭??希?状沃??龃沃???沃??挝?乱病9熟艏啦灰岳瘢?虿黄氩蛔?簧ゼ筒灰岳瘢?虮乘劳??咭玻槐隹筒灰岳瘢?虺?钍?湟牵痪?貌灰岳瘢?蛑侣矣谑β桑还诨椴灰岳瘢?蚰信??涫薄N??奚恚?谒关?薄＃?2）

总之，南朝的玄学遗风已进一步向儒学靠拢。当然，二者的合流是以玄学改变其修临教的思想主旨为前提和代价的。

南朝玄学向儒学的回归，还表现在名士们已对自身行为有所收敛，尽可能地不逾越礼教所能允许的范围。原来那种放浪形骸、旷达不羁的激烈行为已不多见，代之而来的则是读《老》、《庄》之书，谈谈玄虚之理，??山水林泉，挥挥麈尾之扇，或者隐居不仕以独善其身、诗酒自娱以寄托情怀，或者属文怀古，悼魏晋名士之永辞、念竹下风流之旧事，抒发一番时过境迁、往事难再的感慨，但总体而言则要较魏晋名士的行止温和了许多。如饮酒方面， 《世说新语·任诞》载魏晋名士之所为道：

诸阮皆能饮酒，仲客咸至，宗人闲共集，不?陀镁俦?遄茫?源螽Y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猎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阮幺（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以妇饮酒，?醉，便眠其妇侧。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

与这种狂饮烂醉、目无礼度的行为形成时照，南朝士人虽也饮酒，却能够有所节制。《南史·张裕传》载：

（张）镜少与光禄大夫颜延之邻居，颜谈义饮酒，喧呼不绝，而镜静默无言声。后，镜与客谈，延之以篱边闻之。取胡席坐听，辞义清玄，延之心服，谓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复酣叫。

颜延之醉酒，常在家中喧哗，后得知邻居张镜乃清谈高手，自此便不复酣叫。他曾在《庭诰》中劝诚其子弟道：“酒酣之没，可乐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眚者几。既眚既病，将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笃渫?ⅲ?湮ㄉ平浜酰俊保?3）关于丧葬，《世说新语·任诞》载魏晋名士阮籍之事曰：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而临决，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同书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谓：“籍母将死，与人围棋如故，对者求止，籍不肯，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拳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久之。”阮籍性乃至孝，因母死而哀痛“呕血数升”，几乎丧命。但他闻母将终，居然留棋“决赌”，发丧时又“饮酒二斗”，这显然与礼教礼法相去甚远。而到了南朝，虽有周朗居丧不依常节等个别现象，名士们却还是多很讲究丧葬之礼的。如齐建元中，伏曼容侍太子讲，“卫将军王俭深相爱好，令与河内司马宪、吴郡陆澄共撰《丧服义》”。何终之“仕齐，初为国子助教，为诸生讲《丧服》”。（24）梁人徐勉也曾上疏对朝终夕殡等不合丧礼的情况提出批评，认为伤情灭理，莫大于此，主张一依古制，恢复三日大敛。（25）东晋戴逵则云：“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中者。”（26）在他看来，竹林名士之放达乃是对虚伪礼教的抗议，后世效颦狂生之放达则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表现，至于南朝文人之放达就仅是表明自己学善和身份的精神包装了。确乎如此，南朝文人学士们既不讨伐礼教，也不自甘堕落，而是要重整礼仪伦常所维系的社会秩序。《日知录》“正始”条黄汝成集释引杨绳武之言道：

六朝风气，论者以为浮薄，败名俭、伤风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实，复有不可及者数事，曰：尊严家讳也，矜尚订第也，慎重婚姻也，区别流品也，主持法仪也。盖当时士大夫虽视尚玄虚，师心放达，而以名节相高，风义自矢者，咸得纡经其志。

就反映出时代精神的南朝思想风貌而言，一方面，玄学名士在不断放弃反礼教的思想初衷并收敛其悖礼伤教的行为，而又保留着无伤大雅的风姿形式，在延续中皖变、在蜕变中延续；另一方面，礼学、礼教、礼法、礼仪则又是一阳得复，重新抬头，并日渐认可、包容和吸纳玄学遗风，并把魏晋风度。名士派头形式化为新的礼义礼仪，如《隋书·儒林传》载：

后主在东宫，集官僚置宴，时造王柄麈尾新成，后主亲执之，曰：“当今虽复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独张玑耳。”即手授玑，仍所令于温文殿讲《庄》、《老》，高宗报临听，赐御所服衣一袭。……后主常幸钟山开善寺，召从臣坐于寺西南松林下，敕召玑竖义。时索麈尾未至，后主蚊取松枝，手以属玑，曰：“可代麈尾。”

麈尾成了清谈时的道具雅器，手执麈尾战为清谈时的重要仪式，也是表明清谈领袖身份地位与其玄学修养的泉征。魏晋玄学名士挥麈谈玄本有愤世疾俗的精神内涵，迨至后世则形式化为名士的礼仪时尚，而内在的文化精神则丧失殆尽。这一直延续到唐代。

总之，玄学发展到南朝已日渐改变其以老、庄自然主义改变和净化儒家礼教的思想风貌，而向儒家礼教靠拢和回归。而南朝玄学向礼教的回归则表明了玄学的衰歇和儒学的复兴，这正如魏晋玄学从儒学中脱胎或异化而来，从而宣告其诞生一样。玄学是魏晋时期儒学的一种蜕变形态，其出于儒而义返归于儒的历史进程，与学说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正相吻合。

杂糅儒家与道家，可以说是魏晋士人中普迹存在的文化现象，而玄学则是魏晋儒、道谦综的思想风潮中走得最远、最彻底的一派。南朝时期玄学向儒学的回归，意味着表现为放弃其原有的道家反儒的“异端”成分或净化、修正儒家名教的初衷。而玄学思潮影响于南朝儒学的，则主要是其善论玄理和善论《老》、《庄》等外在的精神风度。

三、儒家礼学的复兴

南朝政权更选频仍。儒学发展经由宋、齐的时断时续之后，到了梁武帝时才得以真正恢复和发展起来。《南史·儒林传》概述梁武帝振兴儒学的情形道：“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功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砭??匏?蚕埃?蟮乐?粢簿靡雍酢V亮何浯匆担?铐?浔祝?旒嗨哪辏?粟??骞荩??⒐?В?芤浴段寰?方淌冢?谩段寰?凡┦扛饕蝗恕S谑且云皆?魃奖觥⑽饪ぢ界觥⑽庑松蚓?⒔ㄆ窖现仓?⒒峄?孬`利博士，各立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禀，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于是怀经负笈者云会矣。又选学生遣就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七年，又诏皇太子、宗室、王候始就学受业。武帝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语，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

南朝儒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庄礼学的复兴。礼学的复兴是南卧思想文化的一大特征。在南朝，统治者尤其重视礼仪礼制的重建，举凡郊祠、明堂、宗庙、祭祠、社稷、释奠、籍田、封禅、巡车、诏令、朝觐、交聘等都要引经据典，求索礼学的根据，严格遵循礼仪的规定。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精于三《礼》的儒学专家和礼学著作。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一书中记述了南朝重视三《礼》的盛况，说：

经学之最可称者，要推三《礼》。故《南史·儒林传》何佟之、司马?、雀灵恩、孔佥、沈峻、皇侃、沈洙、戚?、郑 之徒，或曰“少好三《礼》”，或曰“尤明三《礼》”，或曰“尤长三《礼》”，或曰“通三《礼》”，或曰“善三《礼》”，或曰“受三《礼》”。而晋陵张崖、吴郡陆诩、吴兴沈德威、会稽贺德基亦俱以《礼》学自命。三《礼》之中，又有特精者，如沈峻之于《周官》，见拳于陆??；贺德基之于《礼记》，见美于时论。《仪礼》则专家尤众，鲍泉于《仪礼》号最明。分类撰著者，有明山宾《吉礼仪注》、《礼仪》、《孝经》、《丧礼服仪注》，司马?《嘉礼仪注》，严植之《凶礼仪注》，贺?《宾礼仪注》，而沈不害则总著《五仪礼》。

关于南朝礼学、礼教兴盛的原因，清人沈??认为乃门阀制度而兴。他说：“六朝人《礼》学极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门阀，虽异于古之宗法，然与古之不相远。史传中所载写《礼》家精粹之言。”（27）此说确有一定道理，也多为时人所采纳。然而，此说尚面临两大问题：其一，如所周知，门阀制度鼎盛于魏晋，而到了南朝已日渐衰微。南北朝时期，北朝门阀的宗法关系比南朝更为密切，但为什么礼学方兴未艾于门阀没落、宗法松驰的南朝，而并未盛于相对说来门阀势力强劲、宗法关系紧密的北朝？其二，关于南朝的史籍中有关礼制的内容大多是围绕着朝廷、皇族的礼仪典章，所谓《礼》学也大多是儒臣文士围绕朝廷、皇族礼制的讨论及共著述。而直接与地方豪右相关的礼仪规定并不很多，史载：“宋台建，祠部侍郎何承天与傅亮共撰朝仪。”（28）“（宋）武帝时，中书全傅亮任寄隆重，学冠当时，朝廷仪典皆取定于亮，每咨中丞蔡廓，然后施行。”（29）何佟之“明习事数，当时国家吉凶礼则，皆取决焉，名重于世。”（30）他们讲的这些都是朝廷礼仪。那么，为什么与门阀没有直接关系的中央朝廷的礼仪在此时尤为受到重视？据此两点，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门阀制度并不是南朝《礼》学兴盛的唯一或充足的条件，《礼》学所以会在南朝兴盛当别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原因。

我们认为，南朝时期，《礼》学的复兴与玄学的衰微这两种文化现象是同一社会历史原因使然，即民族危机冲淡或取代了前此存在的道德危机，成为了新的时代课题。

如前所述，东汉末叶的道德危机构成或加速了汉儒经学的衰颓之势。儒家经学没落，玄学则异军突起。玄学是一场以老、庄自然主义改造或净化儒家礼教的思想运动。他们擎起道家思想徽帜来冲激和清洗现实生活中满是污浊的儒家伦理。他们反对外在强制性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教化，而主张尊重人的自然情感和自然天性，同时又认为遵循自然的目的和结果是要达到社会的普遍妥善性。他们的这种学说思想是对东汉末叶以来严重的道德危机的理论解答，是想通过否定依附于政治权威和礼仪习俗的道德教化、名教宣传而维护儒家道德的纯洁性。当然，玄学思想的这场净化运幼终以流产而告终，因为儒家伦理道德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表露出来的虚伪性乃是宗法等级制度、专制政冶的必然产物。在宗法等级社会和专制政治条件下，道德的虚伪性似乎成了道德的一种属性，其伴随着每一个封建王朝由较为清明廉洁到污浊腐败的变化而呈显出由轻微到严重的周期性的转换；犹如社会历史运幼过程中不时出现的“其治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现象一样，这似乎也成为了一种与之伴随着的思想文化历史运功过程中的“周期率”。玄学名士们试图仅仅通过从思想学说上吸纳老、庄自然无为之论来修补或净化儒家的名教，跳出这“周期率”，而丝毫不触动宗法等级制度和专制政治，这显然是无法根除儒家名教之弊端的。

此外，儒家道德伦理学说尽管有诸多弊端，但其与中国传统的宗法等级专制社会是相适应的。标榜自然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老、庄道家之学根本不可能取代儒家而为全社会普遍信奉、遵从。魏晋玄学思潮的泛滥也没有具正起到修正和纠正儒学之偏弊的权宜性作用，没有如其所愿地拯救道德危机，相反地，由于太过强调、提倡个人主义而引发人欲横流，倒更加重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危机。玄学的追随者们把玄学向病态方面发展，他们“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美，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锌投?朗常?蛐芯贫?顾?凇保?1）。虚伪的礼教没有被纠正，社会风气却逾加堕落了。

到了东晋时期，社会浇漓，风教陵迟，少数民族进据中原，江族政权苟安一隅，玄学更无力解决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反而被视之为这一危机的祸源。《世说新语·赏誉》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载：

初，咸和中，贵游子弟能谈嘲者，慕王平、小谢、幼?等为“达”，（卡）壹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盛！中朝倾复，实由于此！”

又，范宁曰：“王（弼）、何（晏）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绅之徒翻然改辙，沫泗之风缅焉将堕。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辨，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与！”（32）东晋大将桓温也曾感叹道：“使神州陆沈，百年近墟，王夷甫（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33）玄学名士王衍被石勒俘获，在遭活埋之前深叹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34）这些说法夸大了玄学之风对社会动乱和民族危机的不良影响，但无可否认，到了东晋南朝时期玄学思想已不再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需要，与解救汉正族危机这一新的时代主旋律殊不协调。颜之推云：

直取其清谈雅论，辞锋理虚，剖玄析微，妙得入神。宾主往复，娱心悦耳，然而济世成俗，终非急务。（35）

南朝的有识之士已普遍认识到当务之急绝不是什么离经叛道、唾弃礼教，而是再倡礼学、重建礼制，动员和整合社会力量以应对现实的民族危机。这样，时代课题的转换就规定或预示着玄学的蜕变和礼学的复兴。

尚有一点亦需予以注意，即南朝汉人政权出于树立和强调本民族文化正宗地位的需要，也要重塑儒家权威，提倡、复兴“礼”学，恢复礼制。由于汉族政权偏安江左，其以往那种中央政权在政活上的正宗地位无疑被动摇了。为了给自身统治提供合理性依据，并以此维系人心，加强社会凝聚力，从而能够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抗衡，统治者和士大夫们也需要凸显其文化上的优越性和宗主地位。可以说，南北朝时期，南方汉人政权同时在两个领城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作战：一个是北伐戍边，恢复政治上的正宗地位，至少要维持江南的短暂安宁；另一个则是重建和弘扬作为华夏文明根本标志的礼制，以确立和争夺文化上的正宗地位。这两方面合而论之，就叫着“内修德化，外经边事”（36）。宋太祖时，谢灵运曾上书说：“先帝聪明神武，衷济群生，将欲荡定北魏，大同文轨，使久凋反于正化，伦俗归于华风。”（37）这是把政治军事上的武力北伐与思想文化上的拨乱反正看成举足轻重而又有着紧密联系的两件事情。《宋书·毛修之传》载北臣毛修之为鲜卑拓跋焘所俘获，被迫留居北魏，接着说：“初，荒人去来，言（毛）修之劝诱（拓跋）焘侵边，并教焘以中国礼制，太祖甚疑责之。（朱）修之后得还，具相申理，上意乃释。”这是说，有人传留毛修之在北魏不仅劝拓跋焘南下犯宋，而且还居然把泱泱华夏之礼制教授结与汉人政权相敌对的鲜卑统治者，遂使宋太祖“甚疑责之”。后来，南归的朱修之“具相申理”，为毛修之?诬，“上意乃释”一一皇帝的嗔怒才稍稍得以释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方汉人政权与北方少数民疾政权在政冶军事和思想文化两条战线上的抗争。

北南沙数民族模诊和接受汉族先进的礼乐文明，既是较为落后的民族借外来文化以实现本民族进化的方式，也是异族统冶者以扮演华夏文化传人这样一种角色来粉饰自己的武力统治和笼络汉人的手段。终南北朝之世，南、北政权在文化战场上你争我夺的激烈程度，并不逊于军事泼场上的刀光剑影。而交战双方又都把儒家之礼伪争夺的焦点。这样，儒家的礼学、礼制和礼教在一度遭遇了玄学思潮激烈冲击之后，就又显现出复兴态势了。

［注释］

（1）《宋书·张敷传》。

（2）上书《沈怀文传》。

（3）上书《隐逸传》。

（4）上书《袁粲传》。

（5）上书《王微传》。

（6）《南齐书·袁彖传》。

（7）上书《周?传》。

（8）《梁书·张充传》。

（9）上书《王份应传》。

（10）《陈书·周弘正传》。

（11）上书《马枢传》。

（12）上书《徐陵传》。

（13）《经学历史·经学分立时代》。

（14）《宋书·谢灵运传论》。

（15）《晋书·嵇含传》引《吊庄周图文》。

（16）《世说新语·任诞》。

（17）《嵇康集·与山巨源绝交书》。

（18）《南史·儒林传》。

（19）《南齐书·王僧虔传》。

（20）上书《隐逸传》。

（21）《全齐文》卷二十二。

（22）《梁书·徐勉传》。

（23）《宋书·颜延之传》。

（24）《南史·儒林传》。

（25）上书《徐勉传》。

（26）《晋书·隐逸传》。

（27）《落帆楼文集》卷八《与张渊甫书》。

（28）《南史·何承天传》。

（29）《宋书·蔡廓传》。

（30）《梁书·儒林传》。

（31）葛洪：《抱朴子·刺骄》。

（32）《晋书·范宁传》。

（33）上书《桓温传》。

（34）上书《王衍传》。

（35）《颜氏家训·勉学》。

第8篇：儒家文化礼仪范文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大学礼仪教育

礼仪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学教育是塑造理想人格的关键期，礼仪教育则是通往理想人格的重要途径，将礼仪教育融入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是进一步落实价值观的重要举措。

一、大学礼仪教育的本质

要回答什么是大学礼仪教育，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礼仪教育。礼仪教育则是将礼仪的内涵、观念、表现形式通过一定的教育方式、手段进行传递，使受教育者感受到礼仪文化的博大，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礼仪教育的价值所在，有三个层次：首先，对于个体来说，是对仁德的追寻，让个体的行为更加符合道德规范；其次，对于社会来说，是在人际互动中更懂自我约束，更懂尊重与理解，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再次，对于国家来说，礼仪则是用完整的规范体系，建立有条不紊的社会秩序，使国家和而不乱。依据上述论述，我们认为大学礼仪教育是指：高校根据礼仪规范及道德建设发展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对大学生的言行举止、内在素质进行必要的礼仪指导、修正和教育的社会活动。其主要是向大学生传递礼仪文化知识和常识，指导大学生践行礼仪，从而转化为个体的行为或价值规范。其根本目的是推动大学生知美德、塑美型、养美性。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界定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中国各民族的文化演变与融铸中，在与外来文化的不断交流、冲突与融合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保留在中华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自2004年11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成立至今，在11年间，全球已建立孔子学院和课堂700余所，普及百余个国家和地区，它们将汉语和中华文化推向世界五大洲，可谓是21世纪的文化“新丝绸之路”。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下大学生礼仪教育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成功地保护和维系了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并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究竟如何秉承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切实提高大学生礼仪教育的实效性，这是值得所有人关注和深思的议题。

（一）中国传统儒家礼文化的启示

1.要将儒家礼仪要义与现代的礼仪规范有效融合发展

传统礼仪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精神痕迹，无论是礼仪的起始发展还是礼仪的行为方式，一些积极的礼仪行为，比如“诚敬、“孝亲”、“敬长”等都体现了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因此，我们在从事礼仪教育的时候，万万不能丢弃传统礼仪，不能否定它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否则，在学习现代文明礼仪时，总有文化内涵缺乏，像是空中楼阁之感。

2.对儒家礼文化进一步溯本求源

部分大学生热衷于日剧、韩剧，大部分原因是被剧中人物的礼仪举止及其透露的礼仪文化所吸引。假若大学生礼仪教育中进一步深谙儒家文化，就会了解到日剧、韩剧中的礼仪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曾经受到中华民族礼仪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教师要能够将当下大学生流行和追求的时尚元素整合和分析，追溯其在我国传统礼仪文化中的始末，这样既可以使得学生既能了解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历史背景，又能够提升民族自豪感和文化归属感。

（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礼仪的原则

中华礼仪的内容很复杂，条目虽多，但也不影响人们对它的记忆和践行。因为中华礼有它的提纲挈领，不难把握。这个纲领是什么，这个内涵是什么，在前人智慧结晶的总结下，大体可将礼仪的原则归纳为敬、静、净、雅、慎五个字，也供大家讨论。

1.敬

所有的礼仪，都包含“敬”的原则，没有敬就没有礼，可以说“敬”是礼的核心。《孝经》一言以蔽之：“礼者，敬而已矣。”《礼记》开卷第一句话就是“毋不敬”。古代所有的礼，都是试图培养人们内心的“敬”，对父母、对兄长、对配偶、对事业，都不能有不敬之心。

2.静

一个修养很好的人，身上都有“静气”，神定气稳，沉静从容。《大学》开卷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古今成大志者，皆懂得“宁静而致远”的道理，俗话说：“宽阔的大海平静，浅窄的小溪喧嚣。”所以说，静是君子的气象之一。

3.净

越是文明的民族，对居住、食品、衣服等卫生要求很高。中国人自古讲究卫生，甲骨文中的“若”字，是一个人洗完头之后在梳理头发的样子。头发梳理整齐后，还要挽成发髻，插上用骨或玉做的笄，把它固定住，发髻外面还要用一块帛巾包好，然后再带上冠，很是讲究。至迟在唐代，政府工作人员都有每旬一沐浴的规定。还有，在祭祀中，人们往往格外注重祭祀场所、祭祀牲畜、祭祀器具等的卫生情况，因为，人们往往通过“净”来表达内心修养和尊敬之意。

4.雅

生活文明而又有教养的人，言谈举止必然都很文雅。《礼记》就有文雅用餐的规定：吃东西不能发出声响；汤要小口喝，不要弄得满嘴都是；吃骨头时不要啃出声音来等等。此外，关于坐姿、站姿、服饰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些都说明古人在交往中对典雅的辞令的运用十分讲究。

5.慎

我国古代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德范畴——慎独，即个人闲居独处时，也要守礼自律，不可有越礼的非分念想。这是古代中国人的信仰之神。中国人要通过礼来把握自己，礼是道德的具象，是道德在人身上的体现，不需要神的监督它也存在。这个监督者就是“慎独”，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神明”就是内心坚守的道德和良心。

作者:陈莉莉 单位: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田广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蔡芹.知美德塑美型养美性——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下大学生礼仪教育的启示[J].红河学院学报，2011（.6）.

第9篇：儒家文化礼仪范文

【关键词】容礼；仁；君子

一、前言

中国自古就被称作“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跨过人类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中华民族一直就有注重行为礼仪的传统。从《左传・定公十年》的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可以看出，如今灿烂而辉煌的华夏文明正是始于衣冠礼仪。中国的礼文化，起源自远古时期的宗教活动，在人们的祭祀、祈祷的仪式中，产生了原始的“礼”。而后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引仁入礼”。随着社会的发展，“礼”逐渐与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哲学思想、宗教、法律等内容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

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发展来看，经过了诸子百家的争鸣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2000多年来，中国人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形成了独特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使“内仁外礼”的君子形象成为中国人的最高理想人格，被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和敬仰。

“君子”一词最早用于强调人的政治地位，而后孔子为其赋予了道德的含义。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意思是说君子要时刻遵循仁德，即使是在吃饭、忙碌时，甚至是颠沛流离之际也不能违背仁德，表明孔子认为“仁”是一个君子必备的道德品格。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庸也》）则指出外在的礼仪风范是成为君子的另一必备因素，强调的正是儒家“容礼”的重要性。

在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中，既有涉及国家大事体现强制性的政治制度，也有关于个人举止体现自我修养的礼仪规范。根据史料记载，古人在殷商时期就已十分注重容礼；到了周代时期，进一步将仪容举止与等级尊卑结合在一起；而到了春秋之际，孔子在尊崇周礼的基础上，将容礼与伦理道德紧密结合在了一起。石超在《儒家“容礼之学”探析》一文中，将早期儒家以规定古人日常行为、言谈举止、衣冠体貌等内容为核心的礼学内容称为“容礼之学”[1]，而曹建敦先生在《先秦礼制探赜》一书中将容礼定义为：“所谓容礼，是指行礼时，容貌、俯仰屈伸、进退登降、周旋揖让、盘旋避退等礼仪规定。它是中国古礼的重要组成要素，是礼乐文化内在德行和外在礼仪的统一，是先秦贵族文化及君子理想人格的外在表征。”[2]

二、《琅琊榜》中的容礼

电视剧《琅琊榜》作为一部正》绺竦墓抛袄史题材电视剧，邀请了专业研究古代礼仪的礼仪团队，对剧中人物交往之间的行为礼仪和一些重大场面的礼节规范进行了严谨的考证，与剧中人物的等级身份和性格特点相吻合，展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的礼仪文明。特别是剧中主人公梅长苏的人物形象，有别于目前国内影视剧中流行的“小鲜肉”或“霸道总裁”形象，反而与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君子形象十分相似，遗世而独立，以“内仁外礼”的君子之美，吸引着广大观众的眼球。

《礼记・玉藻》有云：“君子之容舒迟，见所尊者齐p。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先秦儒家认为，人有喜怒之性，喜怒之性一旦转换为情，就必然表现于容貌、颜色、声音等各个方面。“一定的礼，都是要体现一定的情感，如冠礼之喜悦、祭礼之诚敬、丧礼之哀痛等，从而使中心之性外化，使体态、容色、声音随之变化，舍此则不成其为礼。这是行礼必须有礼容的理论依据。”[3]古代的容礼具体可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一）五官之容

周礼对人的面部五官提出相应的礼仪规定，在目容方面，要求“目容端”“毋淫视”，就是目光不要四处游离，或者是斜视或侧视；在听容方面，要求“听必恭”“毋侧听”，就是聆听别人时要恭敬，而且严禁隔墙偷听的行为；在言容方面，要求言语文雅和慎言，就是既要体现个人的文化修养，又要顾及说话的场合和对方的身份。例如在电视剧《琅琊榜》的人物中，除了心智不全的飞流，无论是性格活泼的穆小王爷，还是行事洒脱的言豫津，在拜见尊长时都会收起平时大大咧咧的态度，保持恭敬有礼的庄重神态。除此之外，色容是五官之容里最重要的方面，即人的面部表情，是人内心情感的外在表露，体现了人的内在德性。在色容方面，要求“色容庄”，就是说面部表情要庄重，不能显露出轻佻懈怠的样子，古人认为“玉色，为色容之至”。同时，色容也需要根据不同的场合相互协调，如《礼记・曲礼上》有云：“临丧则必有哀色。”古时候的中国人相信“事死如事生”，对丧礼仪节有许多复杂的规定。比如在《琅琊榜》第24集中，梅长苏在太皇太后去世后坚持以病弱之躯遵行禁食、跪经和叩灵等丧礼仪节，体现的是他对亲人逝去的悲痛与缅怀之情，而与此相反的是太子却做出在灵堂进食、孝期淫乐、饮酒等种种违背孝礼的行为，表现出他无德失礼的品格。

（二）身体之容

除了五官容貌的仪态外，容礼还包括人行礼时的体态：

1.立容

立容是人站立时的容貌举止。“宾立于阶西，疑立。”（《礼记・公食大夫礼》）郑玄对此的注解是“疑，正立也，自定之貌”。可以看出“疑”该是古人对立容的一个要求标准，就是要正立自定，呈现庄敬之貌。在《琅琊榜》中，梅长苏的身姿永远是屹立挺直的，无论是在觐见皇帝的朝堂之上，还是在接人待客的人际交往中，甚至是当悬镜司冲进苏宅抓人时，他都保持着镇定自若的体态和神情，临危不惧、不卑不亢地应对所有的突况。另外，贾谊在其所著的《容经》中，根据人身俯仰的弯曲程度，将立容分为了疑立、共立、肃立、卑立四个方面。共立是指站立时身体略微弯曲；肃立又称“磬折”，因人站立时弯腰如磬而得名，一般用在为卑者见尊者时，做鞠躬状以示恭敬；而卑立就是弯腰的程度更大，使腰上的玉佩与地面垂直，而且行礼时，都要正对着对方，不能斜向着对方行礼。总体来说，俯身的弯曲程度说明了行礼之人与被行礼之人的身份差距，但是俯身弯腰只是为了表示恭敬，不能过于卑下显得谄媚而有失人格尊严。

2.坐容

坐容就是坐姿，在唐宋以前，古人长期都是以跪姿而坐。要求“坐必安，执尔颜”（《礼记・曲礼上》）是说坐时要安稳，不宜摇动，颜容要端庄。具体要求是两膝跪在席上，两脚的脚背朝下，臀部落在脚后跟上，男子的手平行放于两膝之上，女子的手交叉放于身前，给人一种端庄平和的美感，在《琅琊榜》中，梅长苏等人物在一般场合下主要采取这种坐姿。另外，跪与坐十分相似，跪要求上身挺直，臀部抬起，一般跪危而坐安。比如《琅琊榜》第17集中，太子在私炮房案中被梁帝斥时就是跪的姿势，而剧中人物除了正式场合之外，还经常采用趺坐的姿态，也就是盘腿坐。这种坐法为最安稳而不易疲倦，在剧中的一些日常场合中经常出现，比如梅长苏在家中与属下会面以及与靖王相认后，坐姿会比较随意，与正式场合下的正襟危坐不同。

3.行容

行容是指人走路时展现的体态。根据步速，行走又可分为行、步、趋、走、奔等。一般来说，步态越缓迈步越小，越能表现威仪俨然。比如《琅琊榜》中萧景琰作为武将，日常生活中走路常常快而大步，但在他被册封亲王和太子的典礼上，他走路的仪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小步缓行与庄重的氛围相得益彰。另外，行容的规范除了包含脚步的轻重快慢外，在与人同行时也有一定的规定。例如，作为晚辈，不能走道路中间；遇见长者，应该礼让对方先行；与人同行，不能争先等，这些行走的礼仪在《琅琊榜》人物的交往见面时多有体现。

4.拜揖之容

拜揖是指古人在生活中常有的礼仪行为，分为揖礼和跪拜礼，区别在于揖礼是站立的，而跪拜礼则要跪下，二者从尊卑等级和所表达的礼数，又可再细分为多种礼节形式。

首先，揖礼又可分为长揖、天揖、时揖、土揖、执手礼、附手礼等几种。其中，长揖是揖礼中礼数最高的揖礼，长揖时要拱手高举，自上而下移至最低，俯身90度，比如《琅琊榜》第11集朝堂论礼时，隐世鸿儒周玄清在觐见梁帝前在宫殿外所行的揖礼。此外，根据揖礼时手位的高低上下，又将揖礼的礼数由高到低依次分为天揖、时揖和土揖。比如梅长苏在和萧景睿和言豫津等朋友的日常交往中，多以时揖用于同辈的日常见面礼和辞别礼中，表示庄重和谦让。另外，揖礼要遵循上手男左女右的原则，比如霓凰郡主一般采用男子的拱手礼节，但在与梅长苏相认后，威名赫赫的女将军再和梅长苏相见时，便改行右手在上的女子之礼，恢复了小女儿的姿态。还有执手礼是指双手平伸并出，晚辈手心向下，长辈手心向上，长辈握住晚辈的手，比如在《琅琊榜》第3集中，梅长苏第一次进宫面见太皇太后被认出是林殊时行的就是执手礼。

其次，跪拜礼是中国古代礼仪中礼数最重的一种礼节，要求双膝跪地，根据头部、腰部和手部的变化动作可分为九种，表达不同的礼节轻重。《周礼》记载：“辩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其中稽首、空首、顿首和振动是跪拜礼中的正式礼仪。《琅琊榜》与以往的影视剧相比，着重表现了适用于叩拜哭丧时的振动，比如誉王和太子等人在祭拜太皇太后时，以及冤案后梅长苏在林氏祠堂对先人的祭拜，在顿首之前要两手相击，表示对丧者悲痛的哀悼之情。

“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礼记・曲礼上》）中国古代传统的礼仪规范都遵循着“恭敬之心，礼也”（《孟子・告子上》）的原则，一切礼仪的目的都是为了表达行礼者的敬意，在古人关于“礼”自谦平等的观念下，体现着“仁”的内涵。特别是在容礼方面，一行一动都体现着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同时也展现出“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济济翔翔。祭祀之美，齐齐皇皇。车马之美，匪匪翼翼。鸾和之美，肃肃雍雍”的外在仪表之美。

三、仁与礼的关系

仁和礼是儒家学说中最基本的两个范畴，是互为表里的关系。首先，“礼”是孔子对传统文化的继承，面对西周以来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竭力提倡维护“周礼”以恢复社会秩序。“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礼记・经解》），西周时期的礼制从祭祀、丧葬、嫁娶、军旅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创建了一整套完整的社会典章和行为规范，良好地维护了社会秩序。因此，孔子在继承周礼的基础上，为了避免礼制的僵化和形式化，他又提出“仁”的概念，并且引仁入礼，以仁释礼。“将外在的规范与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性神秘性的东西变为人情日用之常，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4]

因此，儒家学说将“仁”当作是内在的道德信念，成为“礼”的内在核心，同时又将“礼”看作是实践仁德的外在形式。“礼容与德行有互动的关系，有德行者，容貌必与之相称；容貌不庄敬，则将有伤于德。因此，保持合于礼的容貌，有利于保有或养成内心的德行。”[5]对古人来说，在内要坚守仁德，在外要仪表端庄。只有达到内外统一、仁礼合一的境界，才能成为谦谦君子。

四、结语

在当下以言情和偶像为主的娱乐消费时代，国内的影视作品存在着大量以丑为美、以恶为美、以露为美、以山寨为美等扭曲的审美观念；同时，随着“韩流”文化的强势影响，有颜、有钱、有型的韩国“欧巴”成为许多女性观众的新审美标准。而电视剧《琅琊榜》，恰如一汪清泉，从鱼龙混杂的电视剧市场中脱颖而出，涌入观众的视野。除忠于历史传统的服饰道具、细致唯美的画面构图和扣人心弦的剧情发展外，《琅琊榜》的热播还离不开对剧中人物的成功塑造。它以儒家思想贯穿于以梅长苏为代表的剧中人物形象之中，既在人物的礼仪规范、行为举止、谈吐言论方面展现出温润如玉的君子风貌，又在人物的思想品格、内在修养、价值追求上遵守仁人君子的道德操守，将艺术加工和历史价值相结合，塑造了一个“内仁外礼”的君子形象，传递出真实的君子之美。

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知礼、行礼是中国古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基本条件。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移风易俗，传统的容礼规范大多已被现代西方礼仪替代，但古代礼仪制度下的举止礼仪规范，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品格与风度，蕴含着儒家思想中人际交往之道，具有重要的民族性和传承性价值。在当代中国社会，我们应该珍惜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延续中国礼文化的优秀传统，从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本文为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礼文化传播与认同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16BXW04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石超.儒家“容礼之学”探析[J].中国哲学研究，2015（4）：13-19.

[2]曹建敦.先秦礼制探赜[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223.

[3]彭林.论郭店楚简中的礼容[J].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0.

[4]李泽厚.孔子再评论[J].中国社会科学，1980（2）：77-95.

[5]彭林.论郭店楚简中的礼容[J].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