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出版物处罚条例精选(九篇)

第1篇：非法出版物处罚条例范文

第二条《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管理范围包括：

（一）利用报纸、期刊、图书、名录等刊登广告。

（二）利用广播、电视、电影、录像、幻灯等播映广告。

（三）利用街道、广场、机场、车站、码头等的建筑物或空间设置路牌、霓虹灯、电子显示牌、橱窗、灯箱、墙壁等广告。

（四）利用影剧院、体育场（馆）、文化馆、展览馆、宾馆、饭店、游乐场、商场等场所内外设置、张贴广告。

（五）利用车、船、飞机等交通工具设置、绘制、张贴广告。

（六）通过邮局邮寄各类广告宣传品。

（七）利用馈赠实物进行广告宣传。

（八）利用其他媒介和形式刊播、设置、张贴广告。

第三条申请经营广告业务的企业，除符合企业登记等条件外，还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负责市场调查的机构和专业人员。

（二）有熟悉广告管理法规的管理人员及广告设计、制作、编审人员。

（三）有专职的财会人员。

（四）申请承接或外商来华广告，应当具备经营外商来华广告的能力。

第四条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事业单位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单位办理广告经营许可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直接广告的媒介或手段。

（二）设有专门的广告经营机构。

（三）有广告经营设备和经营场所。

（四）有广告专业人员和熟悉广告法规的广告审查员。

第五条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申请经营广告业务，按照《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管理规定》，参照《条例》、本细则和其他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条申请经营广告业务的个体工商户，除应具备《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条件外，本人还应具有广告专业技能，熟悉广告管理法规。

第七条根据《条例》第六条的规定，按照下列程序办理广告经营者登记手续：

（一）设立经营广告业务的企业，向具有管辖权的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企业登记，发给营业执照。

（二）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事业单位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申请兼营广告业务应当办理广告经营许可登记的单位，向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或其授权的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发给《广告经营许可证》。

（三）经营广告业务的个体工商户，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经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登记，发给营业执照。

第八条广告客户申请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以外的媒介为卷烟做广告，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或其授权的省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

第九条根据《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广告客户申请广告，应当出具相应的证明：

（一）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交验营业执照。

（二）机关、团体、事业单位提交本单位的证明。

（三）个人提交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所在单位的证明。

（四）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应当交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发的《外国企业在中国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

第十条根据《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申请商品广告，应当交验符合国家标准、部标准（专业标准）、企业标准的质量证明。

第十一条根据《条例》第十一条第（七）项的规定，申请下列广告应当提交有关证明：

（一）报刊出版发行广告，应当交验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机关核发的登记证。

（二）图书出版发行广告，应当提交新闻出版机关批准成立出版社的证明。

（三）各类文艺演出广告，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提交证明文件。

第十二条根据《条例》第十一条第（八）项的规定，申请刊播下列内容的广告，应当提交有关证明：

（一）各类展销会、订货会、交易会等广告，应当提交主办单位主管部门批准的证明。

（二）个人启事、声明等广告，应当提交所在单位、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

第十三条广告客户申请刊播、设置、张贴广告，应当提交各类证明的原件或有效复制件。

第十四条广告收费标准为广告费的15％。

第十五条国内企业在境外广告，外国企业（组织）、外籍人员在境内承揽和广告，应当委托在中国注册的具有广告经营资格的企业。违反规定者，处以违法所得额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六条根据《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和广告，者和者均应负责审查广告内容，查验有关证明，并有权要求广告客户提交其他必要的证明文件。对于无合法证明、证明不全或内容不实的广告，不得、。

广告经营者必须建立广告的承接登记、复审和业务档案制度。广告业务档案保存的时间不得少于一年。

第十七条广告客户违反《条例》第三条、第八条第（五）项规定，利用广告弄虚作假欺骗用户和消费者的，责令其在相应的范围内更正广告，并视其情节予以通报批评、处以违法所得额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给用户和消费者造成损害的，承担赔偿责任。

广告经营者帮助广告客户弄虚作假的，视其情节予以通报批评、没收非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额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广告经营许可证》；给用户和消费者造成损害的，负连带赔偿责任。

更正广告的费用分别由广告客户和广告经营者承担。

第十八条违反《条例》第四条、第八条第（六）项规定的，视其情节予以通报批评、没收非法所得、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或责令停业整顿。

第十九条广告经营者违反《条例》第六条规定，无证照经营广告业务的，按照《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超越经营范围经营广告业务的，按照企业登记管理法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条广告客户违反《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视其情节予以通报批评、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违反《条例》第八条第（一）（二）（三）（四）项规定的，对广告经营者予以通报批评、没收非法所得、处一万元以下罚款；对广告客户视其情节予以通报批评、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新闻单位违反《条例》第九条规定的，视其情节予以通报批评、没收非法所得、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广告经营者违反《条例》第十条规定的，视其情节予以通报批评、没收非法所得、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广告客户违反《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伪造、涂改、盗用或者非法复制广告证明的，予以通报批评、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广告经营者违反《条例》第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为广告客户出具非法或虚假证明的，予以通报批评、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并负连带责任。

第二十五条广告经营者违反《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视其情节予以通报批评、没收非法所得、处三千元以下罚款；由此造成虚假广告的，必须负责更正广告，给用户和消费者造成损害的，负连带赔偿责任。

第二十六条违反《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非法设置、张贴广告的，没收非法所得、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并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其费用由设置、张贴者承担。

第2篇：非法出版物处罚条例范文

【关键词】司法；犯罪化；非犯罪化

【正文】

一、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概念

犯罪化，一般是指将以往不是犯罪的行为，作为刑法上的犯罪，使其成为刑事制裁的对象。其中，以往不是犯罪的行为，既可能是由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禁止而不为刑法所禁止的一般违法行为，也可能是不被任何法律所禁止的行为。由轻罪变更为重罪的，不属于犯罪化。例如，对于明知煤矿生产设施明显不符合安全标准，瓦斯爆炸的可能性很大，行为人依然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导致发生安全事故造成多人伤亡的案件，现在一般认定为过失类型的责任事故犯罪。即使司法机关改变态度，将其认定为爆炸罪，也不属于犯罪化。

与之相反，非犯罪化，一般是指将迄今为止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其中的“不再以犯罪论处”，既可能表现为完全的合法化，也可能表现为虽不定罪量刑，但给予行政处罚或者其他法律制裁。特别法条的废除不意味着非犯罪化。例如，日本于1995年基于平等主义的要求，删除了有关杀害尊亲属罪、伤害尊亲属罪、遗弃尊亲属罪、监禁尊亲属罪的规定，但对于杀害、伤害、遗弃、监禁尊亲属的行为，并非不以犯罪论处，而是以普通的杀人罪、伤害罪、遗弃罪、监禁罪论处。换言之，废除以尊亲属为被害人的犯罪，只是废除了加重处罚的规定。再如，我国1979年旧刑法第101条（特别法条）规定了反革命杀人、伤人罪。虽然现行刑法删除了这一规定，但并不意味着对该条规定的行为实行了非犯罪化，而是对之以普通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论处。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概念，给人以“大量”的犯罪化与“大量”的非犯罪化的感觉。其实，一个国家将某一个以往不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以犯罪论处时，就属于犯罪化；反之，刑法将以往作为犯罪处理的一种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就是非犯罪化。在此意义上说，刑事立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基本上等同于刑法的增删、修改。

犯罪化包括立法上的犯罪化与司法（广义）上的犯罪化，同样，非犯罪化也包括立法上的非犯罪化与司法上的非犯罪化。⑴通常意义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从刑事立法意义上而言，即通过修改、修订或重新制订刑法实行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事实上存在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即成文刑法没有变化，但刑事司法实行犯罪化与犯罪化。在我国实行司法解释制度的情形下，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更是成为可能。⑵显然，立法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决定了立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需要很长的过程；而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随时都可能发生。另一方面，在我国立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不是地方性的事项，必须由国家立法机关进行；而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不一定是全国性的，完全可能是地方性的。⑶所以，研究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和立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具有密切关联。可以肯定的是，刑法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事实，充分发挥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的机能。一方面，倘若立法机关总是像金字塔一样保持沉默，不及时修改成文刑法，那么，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就必然明显。概言之，立法机关沉默的时代必然是法官解释刑法的时代，必然是司法上较为大量地实行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时代。另一方面，在刑事立法迅速化、活性化的时代，解释的余地、作用会相对缩小。倘若一旦出现新的值得科处刑罚的法益侵害行为，刑事立法便迅速实行犯罪化，或者一旦刑法原本禁止的行为不值得科处刑罚，刑事立法就立即实现非犯罪化，那么，司法机关就没有必要将现行刑法条文的含义榨干，更没有必要想方设法对现行刑法条文做出各种事前预想不到的解释结论。易言之，刑事立法迅速化、活性化的时代，大体上是司法上难以实行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时代。不过，从当今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都既没有墨守陈规，也并非朝令夕改。所以，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仍有余地。

二、司法上的犯罪化

司法上的犯罪化，也可谓解释适用上的犯罪化，即在适用刑法时，将迄今为止没有适用刑法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通过新的解释将其作为犯罪处理。司法上的犯罪化包括“变更解释的情况（解释上的犯罪化）和取缔方针变更的情况（适用上的犯罪化）。前者是指通过扩大刑罚法规的解释而进行的犯罪化；与此相对，后者正如在刑罚法规的适用范围内的某种事实，由于长年不对其适用刑罚，实际上等于废止了对其适用刑罚，但现在又重新对其适用刑罚，进行犯罪化的情况。”⑷不过，解释上的犯罪化与适用上的犯罪化，有时是难以明显区分的。

（一）司法上的犯罪化的主要表现

在我国，司法上的犯罪化，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种典型的情形：

第一，刑法分则对大量犯罪规定了“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等量的限制条件。与以往相比，刑事司法放宽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降低数额较大的起点标准，就意味着犯罪化。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4年12月8日《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 “以营利为目的，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所列侵犯著作权行为之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严重情节’，应当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二）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复制品数量合计在1000张（份）以上的……。”据此，实施上述行为，复制品数量没有达到1000张（份）的不成立侵犯著作权罪。但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4月5日《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就刑法第217条的适用，补充解释如下：“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复制品数量合计在500张（份）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节’。”显然，在2007年4月5日以后，复制品数量在500张（份）以上不满1000张（份）的情形，由无罪变为有罪。换言之，虽然刑法第217条未作任何修改，但该条的处罚范围扩大了。

再如，有的省市以往将盗窃、抢夺罪的数额较大的标准确定为2000元，后来由于“两抢”等犯罪发案率高，将盗窃、抢夺罪的数额较大标准降低为1000元，从而使以往仅受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成为犯罪行为。这也是典型的司法上的犯罪化。

第二，刑法对一些犯罪的实行行为，只作了性质上的限定，而没有对行为的方式作具体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刑事司法也完全可能在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将原本没有当犯罪处理的行为以犯罪论处。

例如，我国刑法并没有像国外刑法那样规定超速行驶罪、酒后驾驶罪，直到现在，司法机关一般也没有将超速行驶、酒后驾驶以犯罪论处。但是，这并不排除刑事司法将部分严重超速行驶、醉酒驾驶等行为，依照刑法的相关犯罪追究刑事责任。例如，司法解释完全可能做出如下规定：对于以超过规定速度二倍以上的速度驾驶机动车辆的，或者因醉酒或吸食毒品而丧失驾驶能力后仍然驾驶机动车辆的，以刑法第114条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在“两高”没有做出这种司法解释时，下级司法机关也可能对上述行为以该罪论处。这种情形亦可谓“适用上的犯罪化”。

第三，即使刑法对构成要件有较为具体的描述，但只要具有解释的空间，也不排除刑事司法上的犯罪化。

例如，刑法第125条第2款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但是，在2001年12月29日的《刑法修正案》增设该款后，司法实践中对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的行为，并没有以该罪论处。然而，“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概念，具有很大解释空间，因而完全可能包含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于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3年9月4日《关于办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危害公共安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一）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原粉、原液、制剂50克以上，或者饵料2千克以上的。”这便是司法上的犯罪化。[5]

第四，有些行为实质上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原本属于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但由于某种原因，刑事司法上未能以犯罪论处。后来刑事司法改变态度，对该行为以犯罪论处，从而实行犯罪化。

例如，《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与现行刑法，均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收受型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通常仅对收受他人财物并已实施或者实现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的，才认定为受贿罪。可是，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在他人提出请托事项并提供财物时，即使国家工作人员并不打算为其谋取利益但仍然接受财物的，也侵害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所以，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1月13日《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与以往的司法实践相比，将收受与职务有关的财物（作为将来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的行为认定为受贿罪，就是一种犯罪化。

再如，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2002年9月25日《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指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据此，诉讼诈骗不成立诈骗罪。可是，诉讼诈骗所侵害的主要是公私财产，刑法第266条关于诈骗罪的规定完全包含了诉讼诈骗行为。显然，该答复导致属于刑罚法规处罚范围内的行为不能受到处罚。倘若司法机关改变观念，认识到诉讼诈骗的本质首先是侵犯财产，民事裁判只是保护财产的手段，认识到诈骗包括二者间的诈骗与三角诈骗，诉讼诈骗是典型的三角诈骗，就会撤销上述答复，对诉讼诈骗以诈骗罪论处，实现犯罪化。

从上述表现形式可以看出，司法上的犯罪化是与以往的刑事司法的状态相比较而言的，因而意味着刑事司法的变更（非犯罪化亦如此）。另一方面，被犯罪化的行为以往都是违法行为。换言之，以往完全正当合法的行为，是不能实行司法上的犯罪化的。[6]司法上的犯罪化之所以形成，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司法机关对事实作了重新评价。例如，之所以降低侵犯著作权罪的情节严重标准，就是因为对侵犯著作权罪的法益侵害性作了重新评价。其二，司法机关对法条作了重新解释。例如，之所以将“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行为认定为受贿罪，就是因为对“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了重新解释。当然，二者又是密切联系的。对事实的重新评价，常常推动司法机关重新解释法律；对法律的重新解释，往往促使司法机关重新评价事实。进一步而言，司法机关之所以对事实重新评价与对法律重新解释，是因为刑法反映存在于文化根底的价值，是时代的文化的一面镜子；价值观发生变化，刑法就发生变化，适用刑法的局面也发生变化。

（二）司法上的犯罪化与刑法第3条后段

刑法第3条后段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显然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司法上的犯罪化既要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不得通过类推解释实行犯罪化，又要使犯罪化具有合理根据，不能将没有侵害法益或者轻微法益侵害的行为实行犯罪化。

但值得讨论的是，能否在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实行司法上的犯罪化？从逻辑上说，只要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的，就不得定罪处罚；既然如此，刑事司法就不可能实行犯罪化，否则便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成文刑法的文字虽然是固定的，但刑法条文并没有固定的含义。有的国家刑法制定了上百年；百年来，无数的学者、法官、检察官、律师都在解释刑法；而且，只要该刑法没有废止，还将继续解释下去。无论是披露立法者的原意，还是揭示法条的文理含义，都不至于花费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人们之所以一直在解释现行有效的刑法，是因为刑法的真实含义是在社会生活事实中不断发现的。成文刑法是正义的文字表述，活生生的正义需要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发现；成文刑法的真实含义不只是隐藏在法条文字中，而且同样隐藏在具体的生活事实中。即使解释者单纯根据法条文字得出的结论具有正义性，也只是一般正义；而刑法的适用除了实现一般正义外，还必须在具体的个案中实现个别正义。所以，任何一种解释结论的正义性，都只是相对于特定的时空、特定的生活事实而言，生活事实的变化总是要求新的解释结论。“任何一种解释如果试图用最终的、权威性的解释取代基本文本的开放性，都会过早地吞噬文本的生命。”[7]由于法律文本具有开放性，生活事实会不断地填充法律的含义，“‘法律意义’并非固定不变的事物”，[8]所以，司法机关始终具有解释刑法的余地，而且社会生活事实会不断地驱使司法机关重新解释刑法，其中就包括了将原本并没有当作犯罪处理的行为解释为犯罪。易言之，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意味着刑法真实含义的变化，意味着司法机关可以遵循变化了的刑法真实含义实行犯罪化。

刑法一经制定与颁布，就是一种客观存在，与立法原意产生距离，脱离作者的原意，按照其自足的生命生存下去。所以，“并入制定法中的意义，也可能比立法者在他们工作中所想到的一切更加丰富……制定法本身和它的内在内容，也不是像所有的历史经历那样是静止的（‘往事保持着永恒的寂静’），而是活生生的和可变的，并因此具有适应力。……新的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的现象，强烈要求根据现有的法律规范作出法律判断。……因此，我们就处在比历史的立法者自己所作的理解‘更好地去理解’制定法的境地之中。设想我们从当代，带着几十年的问题，回到与我们根本无涉的立法者的意志中，不可能是我们的使命。”[9]刑法是成文法，它通过语词表达立法精神与目的，因此，解释者应当通过立法者所使用的语词的客观意义来发现立法精神与目的，而不是通过寻问起草者或者立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发现所谓立法原意。况且，语词的含义是多种多样的，在此时代，我们可以取其中的此含义；在彼时代，我们则可以取其中的彼含义。不仅如此，“一个词的通常的意义是在逐渐发展的，在事实的不断出现中形成的”，[10]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又使刑法能适应时代的变化。换言之，文字的特点决定了成文刑法比立法者更聪明，决定了司法机关可能做出立法者也意想不到的合理解释结论，决定了立法者当初根本没有想象到的事实也可能完全涵摄在刑法规范中，进而决定了司法上的犯罪化成为可能。

法律实证主义的典型代表Bergbohm认为，“法律绝不需要从外在加以填补，因为它在任何时刻都是圆满的，它的内在丰富性，它的逻辑延展力，在自己的领域中任何时刻都涵盖了法律判决的整体需要。”[11]但是，“我们的时代已不再有人相信这一点。谁在起草法律时就能够避免与某个无法估计的、已生效的法规相抵触？谁又可能完全预见全部的构成事实，它们藏身于无尽多变的生活海洋之中，何曾有一次被全部冲上沙滩？”[12]于是，抽象性、一般性的概念，在刑事立法中比比皆是。因为正义“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3]没有伸缩性的概念，就没有裁量的空间，不足以实现正义。而“形式、抽象性、一般性、以及概念性是对于法律的形成完全不可缺少的，否则法将没有所谓的等同对待，也将没有正义存在。”[14]概言之，具有伸缩性的抽象性、一般性规定，不仅使司法上的犯罪化完全成为可能，而且能够使司法上的犯罪化没有超过刑法的抽象性、一般性概念的约束。

刑法分则条文并非界定具体犯罪的定义，而是描述犯罪类型。类型，“是指与个别的事物相适应同时又超越个别的事物的‘观念的形象”’，[15]是普遍与特殊的中间点。一方面，类型与抽象概念相区别。抽象概念是通过一些有限的、彼此分离的特征加以定义的，而类型只能描述；抽象概念是与直观相对立的，类型则接近现实性；抽象概念是封闭的，类型却是开放的；对抽象概念的认识是“非此即彼”，而类型是可以适应复杂多样的、现实的“或多或少”。另一方面，类型亦与个别事物、个别现象区别。只出现过一次的事物不是典型的事物，类型存在于比较的事物范围内，以可比较的事物因而是可区别的事物为前提。在法律领域，类型是规范类型，是法律理念与生活事实的中间点，是规范正义与事物正义的中间点；类型在内容上比理念要求的丰富而直观，在效力、思想与恒久性上胜过现象。[16]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罪状，实际上是对具体犯罪类型的描述，或者说，其描述的是类型化的法益侵害事实。总而言之，刑法规定的犯罪类型是开放的，它虽然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核心，但没有固定的界限。类型的特点，决定了司法机关可以在事实符合类型（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实行司法上的犯罪化。

综上所述，所谓司法上的犯罪化，实际上是因为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在刑法条文可能具有的含义内，对刑法做出同时代的客观解释的结果，是刑法真实含义不断变化的结果。罪刑“法”定而非“立法者”定，虽然立法者的原意可能不变，法条文字也未曾更改，但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必然导致法条含义的变化。所以，只要司法上的犯罪化并不背离法文的客观含义，即使违背了所谓立法原意，也应认为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一言以蔽之，符合立法原意并不等于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反之亦然；司法上的犯罪化虽然可能不符合立法原意，但不意味着其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三、司法上的非犯罪化

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在规定犯罪的刑法条文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基于某种原因，将原本属于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不以犯罪行为论处。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包括审判上的非犯罪化与取缔上的非犯罪化。所谓审判上的非犯罪化，是指通过刑事审判而进行的非犯罪化，主要表现为通过变更判例、变更司法解释，将以往作为犯罪处罚的行为不再作为犯罪处理。“所谓取缔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刑罚法规虽然存在，但因调查以及取缔机关不适用该刑罚法规，事实上几乎不作为犯罪处理的情况，又称为事实上的非犯罪化。”[17]

（一）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的主要表现

在我国，司法上的非犯罪化，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种典型的情形：

第一，刑法对许多犯罪规定了量的限制，如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等。刑事司法对情节严重进行严格认定、或者提高数额较大的起点标准，就意味着非犯罪化。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4年11月2日《关于当前办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2条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一般可以200元至300元为‘数额较大’的起点；少数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可以提到400元为起点。”但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92年12月11日《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一般可以300-500元为起点；少数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可以600元为起点。”新刑法颁行后，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1月4日《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1998年3月17日起施行）第3条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于是，盗窃价值400元的财物的行为以往构成盗窃罪，现在便不构成犯罪了。

这种非犯罪化，显然是因为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使得司法机关对行为的违法程度进行了重新评价。在国民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的时代，盗窃价值200元的财物，就被认为值得科处刑罚；但在国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盗窃价值200元的财物，就被认为不值得科处刑罚。

第二，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将以往作为犯罪处罚的行为，通过其他方式处理。

例如，基于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1月11日《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1、2款分别规定：“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盗窃行为未超过3次，盗窃数额虽已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但案发后能如实供述全部盗窃事实并积极退赃，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一）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二）在共同盗窃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或者被胁迫；（三）具有其他轻微情节的。”“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盗窃未遂或者中止的，可不认为是犯罪。”

第三，原本存在犯罪阻却事由（包括违法阻却事由、责任阻却事由与处罚阻却事由），但刑法没有明文规定这些事由，使得具备这些事由的行为，也符合犯罪成立条件。司法机关考虑到了犯罪阻却事由，而进行非犯罪化。

例如，盗窃亲属财产的行为，由于违法性与期待可能性的缺乏或者减少，一些国家的刑法均规定不予处罚或者免予处罚。[18]但是，我国新旧刑法对盗窃罪所作的规定，都没有将亲属相盗排除在盗窃罪之外。然而，由于对亲属相盗不以犯罪论处或者免予处罚具有合理性，我国司法机关至少对亲属相盗实行了部分非犯罪化。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1月4日《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4项规定：“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的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在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1月11日《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3款规定：“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盗窃自己家庭或者近亲属财物，或者盗窃其他亲属财物但其他亲属要求不予追究的，可不按犯罪处理。”

这种非犯罪化，也许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非犯罪化。因为存在犯罪阻却事由时，理当不成立犯罪。但是，是否承认超法规的犯罪阻却事由，以及承认范围，是存在争议的。在刑法没有将亲属相盗规定为犯罪阻却事由的情况下，将亲属关系作为超法规的犯罪阻却事由，进而对亲属相盗不予处罚，仍然具有非犯罪化的性质。

此外，也不排除这样的情形：立法机关根据国民的立法要求，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但司法机关可能基于某种理由，并不查处这类犯罪行为，从而使刑法对这种犯罪的规定成为象征性立法。

（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与刑法第3条前段

刑法第3条前段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要理顺司法上的非犯罪化与该规定的关系，首先必须对该规定做出合理解释。[19]

关于本规定，刑法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法第3条前段规定了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从而使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更为全面，既注重保护社会、打击犯罪，又注重保障人权，限制司法权，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新发展。[20]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刑法第3条前段完全是画蛇添足，应当删除。因为“我国罪刑法定违背了经典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不但失却了人权保障机能，反而添加了禁止出罪的社会保护机能。其背后，深刻体现了立法者对国家刑罚权的维护，而不是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体现了国家本位与权力本位的思想，而不是法治时代个人本位与权利本位的思想。”[21]

前一种观点存在疑问，换言之，不应当存在所谓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首先，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与发展的进程表明，该原则起先旨在限制司法机关的人罪权、施刑权。[22]罪刑法定原则的四个形式侧面（成文法主义、禁止事后法、禁止类推解释、禁止绝对不定期刑），都是为了限制司法机关的人罪权、施刑权。后来，罪刑法定原则也包含了限制立法机关的人罪权、制刑权的内容，众所周知的明确性原则、禁止残酷的、不均衡的刑罚的原则，便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刑法第3条前段的规定，并不是限制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的人罪权、制刑权与施刑权，故与罪刑法定原则没有关联。其次，从实质上说，限制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的人罪权、制刑权与施刑权，是为了保障行为人的自由（人权保障）。换言之，罪刑法定原则旨在对适用刑法保护法益进行制约。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禁止有利于行为人的事后法、不禁止有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都说明了这一点。而刑法第3条前段的内容显然不是如此。最后，刑法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惩罚犯罪、预防犯罪。倘若认为“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这便意味着只要存在刑法，就存在罪刑法定原则。这不仅是违背事实的，也是违背逻辑的。

后一种观点与论证方法也有明显缺陷。既然论者认为刑法第3条前段缺乏人权保障的意蕴，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宗旨，就不要认为刑法第3条前段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可是，后一种观点一方面承认刑法第3条前段是对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另一方面又否认这种规定的合理性。这无异于先将第3条前段做出有缺陷的解释，然后再进行批判，这种解释方法并不可取。换言之，既然解释者认为刑法第3条前段的内容不应当成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就不要将其解释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诚然，刑法第3条后段是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前段必然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一个条款规定两个意思的现象十分普通，反之，两个条款表达一个意思的现象也不罕见（其实，刑法第12条也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

在笔者看来，刑法第3条后段虽然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但其前段并不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不是所谓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而是针对我国刑法分则的特点，禁止司法机关随意出罪。易言之，刑法第3条前段，旨在突出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法益保护主义），后段则旨在突出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罪刑法定主义）。我们也没有理由指责刑法第3条规定了两个毫不相干的含义。一方面，保护法益的机能应当受到限制，人权保障机能也不能绝对无条件地优于法益保护机能，故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总是存在冲突，刑法第3条要求司法机关对二者进行调和，在充分权衡利弊的基础上，使两个机能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总体来说，刑法第3条是对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只不过前段与后段所限制的自由裁量权的内容不同而已：前段限制的是司法机关的出罪权、弃刑权，后段限制的是司法机关的人罪权、施刑权。所以，与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相关联，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国外刑法都没有关于限制司法机关出罪权的一般规定，而我国刑法偏偏存在这样的规定（刑法第3条前段）？

众所周知，我国刑法分则对于犯罪构成的规定有量的标准，而国外刑法分则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没有量的标准。例如，国外刑法没有对盗窃、诈骗、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等罪规定数额起点。再如，国外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并不要求伤害结果达到我国这样的“轻伤”程度，故意造成任何轻微伤都可能成为故意伤害罪。又如，国外刑法规定的过失致伤罪，并不像我国刑法这样以造成重伤为前提。同样，国外刑法规定的侮辱、诽谤罪并不像我国刑法这样以情节严重为前提。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然而，对国外刑法规范本身的了解，并不等于对国外刑事司法的真正了解。换言之，对国外刑事司法的真正了解，有赖于弄清其刑法规范的适用现状。因为法律制度与法律规范不会在真空中起作用，法律制度与法律规范转换为社会实践，有赖于刑事司法的制度结构、内部法律文化以及其他相关因素。例如，即使在同属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与西班牙，即便三国刑法都规定了相同的犯罪，但对于涉嫌该罪的同一案件，是否起诉以及是否宣告有罪，并不相同，而且这些不同与法律规定几乎没有关系。[23]法律规范本身与法律规范的适用现状总是存在距离；即使在国外，也存在有名无实的法律规范。同样，在阅读外国刑事诉讼法文本时，“我们不能陷入一种天真的法律证实主义思想，认为实际中的刑事诉讼程序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与法律的规定相吻合和一致的。我们应当是把刑事诉讼程序视为是一种具有生命的有机体，它如同其它任何一个在社会中产生功能的系统一样，时刻在经受着变化，也常常以偏离法律规定的方式自己在发生变化。我们尤其是可以在古老的法规那里看到法律实践偏离法律条文的变化。”[24]

从国外刑法规定上看，盗窃一支铅笔构成盗窃罪，骗取一张报纸构成诈骗罪，砸坏他人普通水杯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打人一耳光构成暴行罪，殴打他人导致皮下出血构成故意伤害罪，一般的骂人也会构成侮辱罪，如此等等。我们也能看到类似案例。但是，符合国外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且具有违法性、有责性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均作为犯罪处理了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检察机关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权，而不将刑法规定的犯罪起诉至法院的现象非常普遍；警察对刑法规定的轻微犯罪不予立案侦查的现象也十分正常。

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起，德国检察机关的工作重心开始从主持侦查转向决定是否中止刑事诉讼程序或起诉，检察官的行为准则由“起诉法定原则”变为“起诉权衡原则”。1993年1月11日颁布的《减轻司法负担法》使检察机关在中止刑事诉讼程序的问题上取得了高度的自主性，其中止刑事诉讼程序的权限已扩大到中等严重程度的犯罪。几乎全部刑事案件的诉讼都可能受到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影响。[25]德国刑法典1994年增加的第46条a规定：如果行为人所犯之罪的刑罚不超过1年自由刑或者不超过360日额罚金，行为人在与被害人的和解中，已经补偿或者认真地力求补偿其行为对受害人所造成的损害的，法院可以免除刑罚。相应地，检察机关可以不起诉而中止诉讼程序。目前德国对于刑事和解案件的范围已有扩大的趋势。[26]再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六十条和一百六十三条规定，一旦有犯罪行为嫌疑时，警察应当接收对犯罪行为的告发、告诉和启动侦查程序。而实际上对于一定案件，警察却不履行这个法定义务。如在家庭、朋友或者邻居等社会亲近范畴内发生了轻微的身体伤害、强迫或者侮辱情况的时候，警察往往是拒绝受理告发。显然，面对这类情况，警察不怎么视自己为一个犯罪行为追究机关，而更视自己是一个调解、安抚部门，它不愿意启动程序，以免进一步加深争执。”[27]

日本的检察机关同样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其标志是起诉率低。例如，从1996年到2005年的10年间，日本检察机关对警察移送起诉的触犯刑法典的案件的起诉率，仅为46.8%，对包括触犯特别刑法在内的所有刑事案件的起诉率，仅为44.8%，其中与交通有关的业务过失犯罪的起诉率仅为10.7%。反之，对触犯刑法典的案件的起诉犹豫率达到了41.4%；对包括触犯特别刑法在内的所有刑事案件的起诉犹豫率达到了53.4%。[28]

至于警察机关在立案后，移送至检察机关的数量（移送起诉率），外国也是相当低的。例如，1995年至2004年几个发达国家的主要犯罪移送起诉率如下：[29]德国年均为51.69%、法国年均为28.63%、英国年均为25.07%、美国年均为20．71%，日本的移送起诉率基本上逐年降低，前4年的年均移送起诉率为40.2%，后6年的年均移送起诉率为24.55%。[30]

为什么国外的警察、检察官有如此之大的自由裁量权，敢于将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不移送起诉、不起诉至法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外刑法规定的犯罪没有量的限制，包含在刑法中的轻微犯罪大体上都没有被移送到检察机关，或者没有起诉到法院。国外对故意杀人案件移送起诉率与对盗窃案件移送起诉率的差异，最能说明这一点。例如，在2000年至2004年的5年间，德国对故意杀人案件与盗窃案件的移送起诉率分别平均为95.4%和30.34%；法国对二者的移送起诉率分别平均为79.46%和9.8%；英国对二者的移送起诉率分别平均为81.88%和14.5%；美国对二者的移送起诉率分别平均为62.9%和16.46%；日本对二者的移送起诉率分别平均约为94.16%和18.76%。[31]显然，故意杀人案件之所以移送起诉率高，是因为故意杀人不可能是轻微犯罪（对涉嫌故意杀人案件不起诉，主要是因为证据不足）；而盗窃案件的移送起诉率低，是因为存在盗窃数额较小的轻微盗窃案件，于是，警察机关对轻微的盗窃案件作其他处理。由此可见，国外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没有量的限制，成为国外司法机关充分行使出罪权的最重要理由。换言之，国外的基本做法是，在刑事立法上扩大处罚范围，在刑事司法上限制处罚范围。

我国刑事立法已经严格限制了处罚范围，换言之，由于我国刑法分则对犯罪构成进行了量的限制，国外刑法条文所能包含的微罪与部分轻罪，已被我国刑法排除在犯罪之外。在这种刑事立法例之下，我国的警察、检察机关就不可能轻易地将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的行为不以犯罪处理。其道理不必详述。如果我国的警察、检察机关也像国外警察、检察机关那样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将符合了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的行为，也不侦查、起诉，那么，我国刑法所规制的仅仅是极为严重的犯罪了。这是不可想象的。刑法第3条的前段，就是为了防止警察、检察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将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不以犯罪论处所作的规定。而且，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的特点以及司法现状，刑法第3条前段的规定，既是必要的，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其一，刑法第3条前段，不是关于罪刑法定主义的规定，而是关于法益保护主义的规定，是限制司法机关出罪权的规定。所以，既不能将该段内容纳入罪刑法定原则，也不能将该段内容纳入罪刑法定原则之后予以批评或否认。其二，我国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应当没有很大空间或者说空间很小。因为刑法所规定的都是足以科处刑罚的比较严重的犯罪，可以不科处刑罚而应作其他处理的、在其他国家刑法中属于微罪或轻罪（部分）的，在我国已被刑事立法非犯罪了。

四、犯罪化与非罪犯化的趋势

刑法产生的历史，就是犯罪化的历史。20世纪中叶以前，基本上只有犯罪化，而没有非犯罪化。20世纪中叶的刑事立法实践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仅进行犯罪化，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仅进行非犯罪化。换言之，刑事立法必然不断地、交替地进行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但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恐怖主义活动的猖獗等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的刑事立法主要是在进行犯罪化。可以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刑事立法的趋势已经不是非犯罪化，而是大量的犯罪化。那么，我国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将来会呈现什么局面呢？

（一）司法上的犯罪化应是趋势

在笔者看来，我国在今后的相当长时间，与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相比，司法上的犯罪化应是主流趋势。换言之，司法机关应当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积极地推行司法上的犯罪化。

第一，当今社会非正式的社会统制减弱，因而越来越依赖刑罚。由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考与行为样态的浸透，导致异质价值观得到广泛允许，造成非正式的社会统制力减弱、行为的规制弛缓，其结局必然不可避免地产生通过刑罚的补充完善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倾向。另一方面，凶恶犯罪、重大犯罪不断增加，国民的体感治安恶化，必然要求扩大处罚范围。况且，以往较弱的“市民的安全或保护的要求”，现在通过媒体更直接、更强烈、更及时地反映至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国家对市民的刑法保护，成为一项公共服务内容。[32]所以，即使刑法文字没有变化，司法机关也可能为了保护市民利益，而实行犯罪化。

第二，当今社会犯罪的危害普遍加重，越来越需要刑法的提前介入。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科学化、高度技术化，对于个人而言，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黑匣子，不可能进行主体性的控制。人们的生活主要依赖脆弱的技术手段，与此同时，个人行为所具有的潜在危险也飞跃性地增大，人们不知瞬间会发生何种灾难。这主要是因为，在当今社会，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与犯罪的高科技化，使得许多犯罪行为一旦得逞，便会造成不可估量的侵害结果；所以，不能等待造成严重侵害结果后再处罚，而必须对法益进行提前保护。[33]所以，我国的司法机关有必要对于部分原本并未作为犯罪处理的预备行为，特别是对如重大犯罪的预备行为、恐怖组织的预备行为实行犯罪化（当然以具有造成法益侵害的危险为前提）。

第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国际交往的增进，在本国实施某种行为却侵犯外国国家与公民利益的现象，已相当普遍。进入90年代后，刑事实体法领域已逐渐形成了国际标准，要求各国完善国内立法与司法。事实表明，一些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已经对于我国刑法分则有关“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之类的量的规定提出异议。虽然我国立法机关不可能完全按照外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的要求立即修改刑法，但是，司法机关完全可能接受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的建议，继续降低部分犯罪“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第四，随着行政管理加强，行政犯会越来越多，而且行政犯的法益侵害性也越来越明显。例如，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日益严重。司法机关必然不断地重新考虑行政犯与行政违法的界限，对以往仅以行政违法论处的行为以行政犯论处。同样，由于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司法机关必然重新审视一般违法行为与传统犯罪之间界限，对以往的部分一般违法行为实行犯罪化。例如，以往车辆较少，城市的外来人员少，盗窃窨井盖的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显得并不严重，所以一般没有当犯罪处理。但随着车辆的增加，人口的膨胀，盗窃窨井盖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程度明显加重，所以现在一般以犯罪论处。

第五，适用刑法的过程也是解释刑法的过程。在具有罪刑法定主义观念的前提下，如果解释能力低下，不能发现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必然导致原本构成犯罪的行为也不能受到应有的处罚。认为成年妇女与不满14周岁的幼男发生性交的行为不成立猥亵儿童罪的观点与做法，便是如此。反之，在同样具有罪刑法定主义观念的前提下，随着解释能力的不断提高，司法机关必然能够充分挖掘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使起草者原本未曾预料的行为也能涵摄在刑法条文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之中，实现合理的犯罪化。

司法上的犯罪化趋势是否意味着刑法与法治的退步？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非犯罪化的进步，并不等于刑法的进步，更不等于法治的进步。事实上，任何国家及其国民，都不会容忍严重的法益侵害行为，相反总是采取某种措施禁止、制裁这种行为；在法律内不能受到制裁的法益侵害行为，总会在法律外受到制裁。否则，就没有社会秩序与国民安定可言。由司法机关根据实体刑法与法定程序实行犯罪化，便遵循了法治的要求。而将大量的值得处罚的法益侵害行为在刑事诉讼之外由非司法机关处理，则存在两个重大问题：其一，虽然从总体来看，刑罚是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但行政处罚完全可能重于较轻的刑罚。“在实际效果上远甚于刑罚的行政制裁相当严重，将这种行政制裁不是交由法院，而是交由行政机关裁量的话，就会违反保障程序公正的宪法精神。”[34]其二，相当多的法益侵害行为，也不一定由行政机关依照行政法处理，而是采取了其他一些非法律的途径，这便更加违反了法治原则。当然，在司法上的犯罪化成为主流趋势的时代，司法机关同时应避免重刑主义，应当积极地推进刑罚的轻缓化。换言之，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刑法的处罚范围可能越来越宽，但刑罚的处罚程度应当越来越轻。

（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应呈颓势

与司法上的犯罪化相比，我国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的空间很小，应当呈现颓势。[35]

如前所述，我国刑法分则对犯罪构成的规定具有量的限制，刑事立法上已经基本上将国际社会所称的微罪与部分轻罪排除在犯罪之外，实行了非犯罪化。在刑法规定的犯罪大抵相当于国外刑法规定的重罪的情况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几乎不可能。西方国家的非犯罪化，主要表现为对无被害人犯罪、自己是被害人的犯罪等单纯违反伦理的行为的非犯罪化。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已将单纯违反伦理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如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通奸、乱伦、吸毒等犯罪）。在刑事立法已经充分实行了非犯罪化的立法体例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必然没有很大空间。换言之，在刑事立法已经严格限制了处罚范围的情况下，刑事司法没有理由进一步限制处罚范围。正因为如此，刑法第3条前段的规定具有存在的理由；也因为如此，我国刑事司法机关不应当盲目进行刑事和解，片面追求提高不起诉率；还因为如此，在行为符合法定犯罪构成的前提下，滥用刑法第13条但书宣告无罪的现象，应当杜绝。

【注释】

[1]我国刑法分则存在大量的空白罪状，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变化，必然导致处罚范围变化，产生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现象。但这种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既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立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也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2]倘若不实行我国现行的司法解释制度，也完全可能通过判例的变更，实现司法亡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

[3]例如，有的地方司法机关以前将购买伪造的居民身份证的行为认定为伪造居民身份证罪，但后来不再认定为犯罪。

[4][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7-88页。

[5]这种现象似乎只是刑法解释问题，并非典型的犯罪化。但是，司法上的犯罪化原本就包括了解释上的犯罪化。只要原先没有解释为犯罪，后来解释为犯罪的，均可谓犯罪化。

[6]当然，事实上违反法律而司法机关误认完全正当合法的除外。

[7][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5页。

[8][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89页。

[9][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10页。

[10][法]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沅芷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页。

[11]转引自[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7页。

[12][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

[13][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14][德]亚图·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22页。

[15][日]宗冈嗣郎：《构成要件ノ-ト》，《久留米大学法学》1997年第30号，第154页以下。

[16][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11页以下。

[17][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

[18]德国刑法第247条将亲属相盗规定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日本刑法第244条规定，配偶、直系亲属或者同居的亲属之间犯盗窃罪的，免予处罚；此外的亲属之间犯盗窃罪的，告诉的才处理。

[19]至于司法上的非犯罪化与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的关系，则是需要另撰文探讨的问题。

[20]参见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上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以下。

[21]刘艳红：《刑法的日的与犯罪论的实质》，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1期。

[22]人们通常说所的“限制司法权”，就是指限制司法机关的人罪权、施刑权。

[23]参见[意]戴维·奈尔肯编：《比较刑事司法论》，张明楷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以下。

[24][德]约阿希姆·赫尔曼：《中译本引言》，《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昌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25]武功：《德国的刑事司法改革》，载《检察日报》2000年8月7日第3版。

[26][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趋势和冲突领域》，樊文译，陈光中主编：《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以下。

[27][德]约阿希姆·赫尔曼：《中译本引言》，《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昌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28]日本法务综合研究所：《平成18年版犯罪白书》，国立印刷局2006年版，第48页。

[29]其中的“主要犯罪”，在德国、法国为除交通犯罪之外的重罪与轻罪，在英国是指警察向内务部报告的犯罪，在美国指暴力犯罪与盗窃罪，在日本指刑法典规定的犯罪。

[30]日本法务综合研究所：《平成18年版犯罪白书》，国立印刷局2006年版，第37页。

[31]日本法务综合研究所：《平成18年版犯罪白书》，国立印刷局2006年版，第38-39页。其中的盗窃，在德国包括单纯盗窃与加重盗窃，在法同指除抢劫与赃物犯罪之外的盗窃，在英国包括盗窃与以实施不法行为为目的的侵入行为，在美国包括盗窃、盗窃自动车与以实施不法行为为目的的侵入行为，在日本指盗窃罪（日本没有其他盗窃罪）。

[32]参见[日]井田良：《刑事立法の活性化とそのゆくぇ》，《法律时报》第75卷（2003年）第2号，第4页以下。

[33]参见[日]井田良：《变革の时代にぉける理论刑法学》，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7年版，第19页。

第3篇：非法出版物处罚条例范文

【关键词】版权；侵权犯罪；为贸易或业务目的；机构盗版；分发

【正文】

一、引语

作为世界著名的自由港，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高度重视、不遗余力，香港特区政府在打击犯版权罪行的立法及执法方面均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本文将对香港打击侵犯版权罪行的法律依据进行介述，并进一步阐述和分析香港境内侵犯版权刑事犯罪行为以及有关这方面执法的现状与特点。以为有兴趣研究香港打击侵犯版权罪行之法律的海内外人士提供参考。

二、打击侵犯版权罪行的法律依据

根据香港现行法例《版权条例》第528章，版权是由法规赋予某些文学作品、戏剧作品、音乐作品或艺术作品（例如书本、计算机程序、声音纪录、影片、广播、有线传播节目、绘画、剧本及音乐创作等）作者的知识产权[1]。版权拥有人（即作者或其承让人）基本上具有独有权利，可在指定期间复制、出售、分发、输入、表演、广播或经销其作品。任何人未经拥有人同意而擅自使用该拥有人的版权，可招致刑事或民事责任，除非他使用该项版权乃获得有关法例的允许或豁免[2]。

毫无疑问，版权问题一向极具争议性及最受社会变化冲击{1}。为保障其创作和个人利益，版权拥有人往往会因应社会变迁与发展，要求在法例中引入新的民事责任及刑事制裁条文，以加强保护其知识产权。世界贸易组织亦于1994年签订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下称《协议》），要求成员国将有关边境措施纳入其司法制度内，以便海关扣查进口侵犯版权货品。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香港有责任遵从这些规定。但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及版权作品业务使用者（例如信息传播和教育工作者），却担心过于严谨的版权规例会对日常生活及有关工作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在香港执行和修订版权法殊非易事，必须尽量平衡社会各界的利益及需要。

尽管如此，为有效地保护版权及履行上述《协议》的规定，香港政府于1973年正式实施首个版权法[3]，赋予香港海关总监[4]及获其授权的人员广泛的权力，调查可疑侵权活动及检取涉嫌侵权的物品或证据，对侵权罪行作出刑事执法的管制。自1997年，香港延引了源自英国的法律本地化，订立了香港法例第528章《版权条例》，并于1997年6月27日生效。自新的《版权条例》实施以来，香港政府亦多次因应社会发展及变迁，修订及引入与保护知识产权相关的法例，使香港在这方面的法制更能与时并进，切合国际标准，其中一些重大的修订法案包括：

1997年修订《进出口条例》，把光盘母版生产机器的进出口纳入管制范围，有关进出口必须申领海关发出的牌照。

1998年《防止盗用版权条例》正式生效后，光盘制造工场须向海关注册，并在每片光盘上刻上制造者代码。

2000年，《版权条例》及《商品说明条例》被纳入《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以加重刑罚，提高阻吓作用，其中包括充公罪犯从事盗版活动所得的收益[5]。

2001年修订《防止盗用版权条例》，把在戏院、剧院和音乐厅盗录列为刑事罪行。

2001年修订《版权条例》，将在业务上使用侵犯版权物品的行为列为刑事罪行，以打击机构侵犯版权行为。该刑事罪行适用于计算机软件、电影、电视剧或电视电影，以及音乐作品。

2002年修订《防止盗用版权条例》，规定母版制造工场须向海关注册及在每片母版上刻上制造者代码。

2004年《版权（修订）条例》生效后，凡于复制服务业务过程中管有版权作品的侵犯版权复制品，即属刑事罪行。

2007年《版权（修订）条例》生效后，大大加强了香港的版权保护；更能照顾使用者合理使用版权作品的需要，以利教育和知识的传播；条例亦适当地响应了社会对平行进口版权作品自由流通的诉求；及可以加强执法成效，对付侵犯版权罪行。

在芸芸规管知识产权的法例中，《版权条例》乃香港海关重点执行的法例，目的是有效地调查和检控各项侵犯版权犯罪的行为。《版权条例》第118条清楚订明关乎制作侵犯版权物品或进行侵犯版权物品交易的罪行，任何人士如：

（一）没有版权持有人特许下制作复制品作出售或出租之用

（二）将复制品输入或输出香港但并非供私人和家居使用

（三）在营商的目的或过程中：

出售或出租

要约出售或出租

为出售或出租而展示或

公开陈列或分发盗版的复制品；及/或

（四）分发该作品的侵犯版权复制品（但并非为任何包含经销版权作品的侵犯版权复制品的贸易或业务的目的，亦并非在任何该等贸易或业务的过程中分发），达到损害版权拥有人的权利的程度即属违法，这项条文为香港海关就侵犯版权行为的执法，提供了清晰而重要的法律依据和指引，使我们得以依法检控侵犯版权罪犯。

综观香港政府在侵犯版权方面的刑事立法轨迹，我们可清楚察觉到，本港对版权领域的刑事介入，乃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因应社会变化及履行国际责任的前提下，香港政府于1997年后曾作出多次重要的法例修改，针对侵犯版权行为的罪行及刑罚加以调节，并增加了新的刑事侵权罪行，及加重触犯版权罪行的罚则，这一切都体现了香港政府在运用刑法以保障知识产权方面的决心及重视程度。

三、侵犯版权罪行及其执法的现况及特点

香港保护版权的法例，具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围绕着是否“为任何贸易或业务目的”这一论点。在《版权条例》第118条所订明的侵犯版权刑事犯罪行为，亦主要涉及（1）为任何贸易或业务目的而从事的侵犯版权行为；（2）在任何贸易或业务过程中而从事的侵犯版权行为；及（3）并非为任何贸易或业务目的，亦并非在任何贸易或业务过程中而从事的侵犯版权行为。

有鉴于此，下文将会以这三类侵权刑事罪行为定位，进一步阐述及分析香港境内侵犯版权刑事犯罪行为的现状与特点。

（一）为贸易或业务目的而从事的侵犯版权行为

这类侵权行为所涉及的交易或业务牵涉侵权货品的交易，例如售卖盗版计算机软件的零售商，便会被视作为业务的目的而管有计算机软件的侵犯版权复制品。根据《版权条例》，任何人如知道或有理由相信他所售卖的复制品是侵犯版权复制品[6]，即触犯刑事罪行[7]；如果能证明他并不知情，也无理由相信有关复制品乃侵权复制品，则可以此免责。

自1995年开始，香港境内各类侵犯版权活动日益猖獗，针对这类刑事犯罪行为，香港海关过去一直采取严厉的执法，在零售、制造、分销和进出口四个层面上，分别采取各种针对性的措施，遏止各项非法活动{2}。以零售活动方面为例，香港海关采取连续性密集式扫荡行动，以“断点理论”[8]经常突击搜查盗版零售的黑点及地点。在生产方面，海关人员会竭力扫荡盗版光盘生产线，在分销层面上，则会突击搜查盗版光盘货仓并堵截偷运盗版物品进出香港的活动，这些措施一直都行之有效，亦是香港海关惯常用以打击侵权犯罪的策略[9]。

从现时市场上所见，售卖盗版光盘的店铺，与过去数年相比已经大幅下降。从“图1”[10]我们可以看到盗版光盘店铺的数目由1998年的1，000间，大幅减至现在的大约35间。为了逃避海关的缉捕，目前盗版光盘店铺会以不固定的时段营业，或者不设店员，以自助形式在店铺内展销侵权物品、然后用迂回的手法把物品交给客人，以减少铺内存货，部分侵权犯罪者又会以流动销售的形式经营，企图逃离法网，减少被捕的机会。

至于刑罚方面，由于1997年以前侵权情况并不严重，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刑罚，大多是处以罚款，甚少判处监禁，例如在1995年只有18人因涉及侵犯版权的罪行而被判监禁。在这些遭检控的人当中，有2/3是在裁判法院审讯，而裁判法院可判处的刑期一般相对较短。

鉴于社会环境迭有改变，侵权活动日益活跃，随着1997年新修订的《版权条例》提高对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刑罚后，法院迅速作出响应，务求执法措施能发挥实际成效，加强对违法者的阻吓作用[11]。在1998年，因侵犯版权罪而被定罪的人，当中有1/3被判处监禁。到了1999年，判处监禁的比率增至54%，截至2007年底为止，则已增至70%[12]。

此外，在1997年至2006年期间，被判处较长刑期（即刑期在6个月以上）的人数亦大幅增加。在1997年，只有29．8%的违法者被判监6个月或以上。到了2000年，判处监禁的比率已倍增至69．8%，至2007年底为止，亦维持于60%[13]。

（图略）

图1 1998—2007年售卖盗版光盘店铺数目的变化

在执法层面而言，这类侵权活动的犯罪行为比较直接，在社会上引起的争论也相对较少，是香港海关在打击侵犯版权活动时，较为容易处理的案件。

（二）在贸易或业务过程中从事的侵犯版权行为

第二类的刑事犯罪行为，是指某些在贸易或业务过程中所涉及的侵权行为，但该项贸易或业务并不涉及侵权货品的交易，如一间公司在商业活动中使用盗版计算机软件，或于卡拉OK及酒吧以盗版卡拉OK音乐录像向顾客提供卡拉OK服务，但却并非直接售卖该盗版软件或音乐录像。

该项罪行是源自2000年修订《版权条例》，其中订明凡管有任何类别的侵权复制品以供在业务过程中使用，均属刑事罪行。虽然此项修订的主要目的是打击在计算机软件及视听产品方面日益猖獗的盗版活动，但由于新订的刑事条文亦适用于影印印刷作品，包括报章及从互联网下载信息等非直接的侵权行为，公众普遍认为新订刑事条文的涵盖范围过于广泛，可能会妨碍企业的信息传播及学校的教学/教育活动。为响应社会人士的广泛关注，香港政府最终于2001年6月制定条例，暂停实施有关业务最终使用者管有侵权复制品的刑事条文。然而，为确保能有效执法，有关条文仍适用于涉及计算机程序、电影、电视剧或电视电影，以及音乐纪录等四项侵权物品的犯罪行为[14]，而有关修订条例亦于2007年《版权（修订）条例》生效后，就有关事宜订定条文。

自这四项侵权物品修订条例生效以来，香港海关一直致力打击这类机构在业务过程中使用侵权物品的非法行为，涉及机构计有中小型企业、上市公司、酒楼、卡拉OK等。于2006年内，海关共侦破30宗公司侵权案件，拘捕79人及检获有关证物（如计算机及音响器材等），总值达1，963万港元，其中66宗涉及卡拉OK及酒吧等娱乐场所，其余则主要牵涉公司使用盗版软件。自2001年4月修订条文实施以来，至今已有79宗涉及公司在业务过程中使用侵权物品而被起诉的案件，其中74宗已成功检控涉案人士及/或公司，在遏止这类侵权活动已起了很大的阻吓作用。（请参阅“图2”[15]）

（图略）

图2 2001—2006年公司侵权案件数目

然而，业务使用者盗版个案的性质，与其他类别侵犯版权个案的性质截然不同。在其他类别的侵权个案中，海关可透过各种调查方法（如监视和观察、环境证据等）搜集证据，以确定触犯罪行的人。但业务使用者的盗版罪行必定在公司内发生，而海关在采取执法行动搜查该公司前，无法透过事前的调查确定有关公司的董事/合伙人或任何高层人员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有关公司的董事/合伙人或高层人员在海关调查过程中通常亦拒绝回答问题，海关实难以在这方面取得其他证据。因此，在大部分业务使用者盗版个案中，只是有关公司（作为法律实体）被定罪，而且只处以罚款。公司管理层可能会把这类罚款当作营运开支的一部分，并无诱因促使他积极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确保在业务上不会使用侵权复制品[16]。

针对这个现象，于2007年7月生效的2007年《版权（修订）条例》，已订明有关公司的董事/合伙人或高层人员，除非有证据显示他们并没有授权作出该侵权行为，否则有关人员须被推定为亦曾作出该侵权行为，亦需承担法律责任，以加强机构在业务管治方面的问责性，遏止业务使用者的盗版侵权行为。

（三）并非为任何贸易或业务目的，亦并非在任何贸易或业务过程中而从事的侵犯版权行为

第三类的刑事犯罪行为指该侵权行为不须涉及任何贸易或业务，而只需分发侵权复制品达到损害版权拥有人权利的程度，便被定为犯罪行为[17]。普遍的例子，莫过于近年盛极一时，在互联网上分享版权作品的行为，即所谓以“点对点”网络软件，分享侵犯版权复制品的行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96年12月20日完成互联网公约，而于1997年实施的香港《版权条例》亦已涵盖此公约的主要条文，因此于互联网上传送非授权版权作品，亦同样禁止。利用互联网分发侵权复制品，纵使不涉及任何贸易或业务过程，但其分发行为要是已达到损害版权拥有人权利的程度，便属于这类刑事犯罪行为。当然，个人分发侵犯版权复制品是否构成达到损害版权拥有人权利的程度，则须视乎个案的实际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例如若某人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将管有的一件侵权复制品送赠予他的朋友作家居用途，该作为则并不会达致损害版权拥有人权利的程度。

为打击利用“点对点”网络软件分享侵犯版权复制品的行为，香港海关于2004年12月16日与香港电影业界成立了联合工作小组，针对“点对点”侵权活动进行24小时严密监察。其后，香港海关人员于2005年1月12日首次就“点对点档案分享”的盗版活动成功采取执法行动，拘捕了一名38岁失业男子。此为全球首宗成功检控在互联网上分发侵犯版权复制品的个案，而该名男子亦已于2005年10月被法庭定罪，判处入狱3个月[18]，其后该名男子就有关定罪及判刑分别于香港高等法院及终审法院作出上诉，但终审法院5位法官最终于2007年5月18目宣布一致撤销其上诉申请，维持原判，判监3个月[19]，该名男子被还押监房继续服刑。

这次检控的成功，除了是海关人员竭力不懈的成果外，还取决于本港在1997年修订《版权条例》时已早着先机，因应社会及科技发展的需要，在法例条文中保持科技中立，使分发侵权复制品的行为除包括硬文本的分发外，亦涵盖于互联网上的分发活动，大大有利执法机关的举证和检控程序。

因此，虽然此项刑事犯罪行为的定义及违法程度颇具争议性，但自香港海关就“点对点”侵权活动成功采取执法行动以来，本港使用“点对点”分享技术在互联网上分发侵犯版权复制品的侵权活动已比过往大幅下降80%。

四、结语

随着时代演进，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侵犯版权罪行以一个又一个的新形态出现，因此，香港特区政府当局必须因时制宜，不断修订相关的法例条文，以符合社会各方的期望和需要。展望将来，随着版权法律更臻完善，涵盖范围愈趋全面，相信版权拥有人和版权物品的使用者将会得到更佳的保障，而整个社会也定会更加繁荣昌盛，欣欣向荣。

【注释】

[1]《版权条例》第528章（第2（1）条）。

[2]《版权条例》第528章（第2部分至第6部分）。

[3]香港未有版权法时，有关侵犯版权行为的法律依据源于英国的《1911年版权法》，以及其后取代该法令的《1956年版权法》。

[4]根据《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法庭可就该条例适用的罪行判处较重的刑罚，而控方亦可向法院申请充公犯罪者的犯罪得益。此外，该条例亦赋予执法者较大的调查和执法权力。

[5]根据《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法庭可就该条例适用的罪行判处较重的刑罚，而控方亦可向法院申请充公犯罪者的犯罪得益。此外，该条例亦赋予执法者较大的调查和执法权力。

[6]《版权条例》第528章（第31（a）条）。

[7]《版权条例》第528章（第118（1）（f）条）。

[8]“断点理论”即假设售卖物品所需的总成本超过从售卖盗版所得的利润，盗版业务将不能生存。香港海关采用这理论打击零售层而的侵犯版权犯罪者，海关人员每天搜查同一盗版物品零售点。最高达四次。（请参阅f（回报）/f（成本）

[9]香港海关在执法方面，共指派了400名海关人员专责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活动，并有超过2，600名海关人员驻守边境堵截走私活动，包括各项监察走私盗版的行动。

[10]资料来源：海关统计数字。

[11]在律政司司长诉林志华一案中（Secretary for Justice v Lam Chi—wah[1999]4 HKC 343）。上诉法院指出，就这类罪行而言，即使以前处以罚款会被视为已经足够，但将来会有需要施以更重、更严及具阻吓力的惩罚。

[12]同注释[10]。

[13]同注释[10]。

[14]《2001年版权（暂停实施修订）条例》第2条。

[15]同注释[10]。

[16]参阅工商及科技局于2006年5月向《2006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提交有关董事/合伙人的法律责任的文件（CB（1）1635/05—06（01））。

[17]《版权条例》（第118（1）（g）条）。

[18]香港法院案件HKSAR v CHAN NAI MING[TMCC 1268/2005]。

[19]香港法院案件HKSAR v CHAN NAI MING[FACC No．3 of 2007]。

【参考文献】

第4篇：非法出版物处罚条例范文

（一）有罪不能罚。由于法条设置的逻辑漏洞，导致严格遵照罪刑法定原则的刑事追究对于某些犯罪而言将变得困难重重。例如，对于侵占罪。刑法第270条规定为，“本条罪，告诉才处理”。而按刑法第98条规定摘要：本法所称告诉才处理，是指被害人告诉才处理。假如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根据被害人存在近亲属以及被害人可能被强制、威吓等立法规定，一般认为，“被害人”只能限于自然人而不可能是法人。因此，假如犯罪人所侵占的财物属于公民私人所有的财物时，则非经被害人本人告诉不处理。但是按刑法通论，侵占罪侵犯的对象应是公私财物，假如犯罪所侵犯的是国有财物或其他公共财物时，应当由谁来告诉呢？假由检察机关来行使告诉权，则侵占罪将转化为公诉罪，这就直接违反了法条所规定的侵占罪是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的立法宗旨，也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对于上述立法和司法矛盾，较为合理的处理方式是采取司法变通性办法，承认某些相关国家机关享有代行告诉权，以此解决此类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冲突，保护国家财物不受非法侵犯。

（二）违法不能究。例如，我国修订的刑法第100条规定摘要：“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但是，对隐瞒不报的，刑法典却没有规定惩罚性规范。有学者将此种立法规定称之为“无盾立法”，即没有惩罚性规范作为后盾的立法。[2

对于此种为附带惩罚性规范的条文，笔者认为应当在刑法修改时予以删除，以避免浪费立法容量，同时避免因法条设置的草率性而导致的违法不能追究，维护刑法典的权威性和不容侵犯性。

二、在贯彻确定性原则上存在不足

确定性原则是指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处以何种刑罚，都应有刑法的明文规定，具体包括罪之确定化和刑之确定化。我国现行刑法典在确定性方面存在以下不足摘要：

（一）罪之确定性。一是犯罪构成一般要件中有关主观要件的不确定性的新问题，如在刑法第257条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第2款规定了“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死亡，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其“致使”的主观心态到底为何？是仅指过失，还是即指过失也可以包括故意？从现行刑法规定为“引起”以及所配置的法定刑来看，“致使”的主观罪过似乎只能是过失。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刑法中的多数条文中，“致使”假如不包括主观故意或间接故意，显然是有违法理的。二是罪名的规定上存在新问题。例如，第289条的规定聚众罪，这个用语本身就不符合概念的规范性，而且从该条条文本身分析，犯此罪只能按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或抢劫罪定罪处罚，那么该条规定本身已无实际意义，显然没有存在的必要。

（二）刑之确定性

现行刑法典在刑之确定性方面有较大的进步，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如对于走私罪，依走私对象确定为走私特定违禁品的犯罪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并适用不同的法定刑，而后者是依照偷逃应缴税额大小作为法定刑适用的标准的。由于普通货物、物品即包括新刑法第151条，第152条明确列举的特定违禁品以外的其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如部分名贵中药材，也包括限制进口的货物、物品，还包括应当缴纳关税的货物，物品以及非凡情况下的特定免税货物、物品，那么，当行为人走私除法条明文规定的特定对象以外的其他违禁品时，由于国家禁止进口，因而没有应缴税额可言，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量刑，值得推敲。

三、在贯彻立法合理性原则上存在不足

立法合理性原则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要求摘要：（1）犯罪化的范围应当适当。学者们普遍认为，1979年刑法的犯罪圈过小，有必要适当地对违法行为进行犯罪化。但是，犯罪化的范围又应当受到一种合理化的控制，否则就违反了刑法谦抑性和最后手段性的要求。[3但是有一些犯罪的增设值得商榷。例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各种发票犯罪大量增多，新刑法典在分则第三章第六节用了5个条文共8个罪名规定了这类犯罪。将大量的发票违法活动规定为犯罪是否合适值得探索。（2）法定刑的配置应当合理。新刑法对于法定刑种类的设置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对于具体犯罪法定刑配置合理性的实现却不尽如人意。例如，我国刑法对计算机犯罪仅规定了自由刑，没有规定财产刑和资格刑。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大缺陷。

四、在贯彻立法明确性原则上存在不足

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对立法活动的基本要求。值得称道的是新刑法在明确性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比如，和犯罪构成有关的重要概念，如公共财产、重伤等均作了明确的立法解释，对绝大多数犯罪采取一条一罪名的立法方式，尽量使用叙明罪状等。但新刑法在贯彻立法明确性原则仍有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摘要：

（一）对于有的犯罪行为特征描述，使用难以界定其含义的模糊用语，阻碍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实施。例如，刑法第120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中，法条本身对“恐怖活动”概念未加明确，因此“恐怖活动”的外延和内涵均难以把握。这些词语不仅内涵和外延极不明确，而且不具有科学性，这种具体罪状上存在的模糊用语，造成了司法操作的不便，甚至可能引起司法权的滥用，从而背离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

（二）现行刑法典在刑之明确性方面也有很多不足。例如，对部分犯罪罚金刑的规定存在着无限额罚金制的现象。对此，有的学者指出摘要：“新刑法在罚金新问题上并未能将罪刑法定原则贯彻到底，而仍然以过失犯罪、非贪利性故意犯罪以及其他贪利性犯罪保留了无限额罚金制。无限额罚金制实际上是绝对不确定法定刑的一种表现”[4因此，无限额罚金制无疑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

诚然，我国刑法典在立法贯彻罪行法定原则上的确存在着上述所论证的诸多不足，但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尤其是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断深入，立法技术日臻完善，法典中存在的诸多新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参考文献

[1陈兴良著摘要：《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9页

[2侯国云、白岫云著摘要：《新刑法疑难新问题解析和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版，第175页

第5篇：非法出版物处罚条例范文

上海市出版物发行管理条例全文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出版物发行的管理，发展和繁荣文化事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出版物发行，是指报纸、期刊、图书、电子出版物和音像制品等出版物的总发行、批发、零售等经营行为。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出版物的发行以及与发行相关的出租、征订、附送、散发、展示等行为及其管理。

行政法规对音像制品的发行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邮政法对邮政企业发行报纸、期刊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上海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以下简称市出版行政部门)主管本市出版物发行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

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出版物发行的监督管理工作，业务上受市出版行政部门领导。

工商行政、公安、物价、教育、邮政、海关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出版物发行的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出版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城市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市民的文化需求，制定出版物发行的发展规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出版物发行单位和出版物交易市场的设立，应当符合本市出版物发行发展规划规定的总量、结构和布局要求。

第二章　从事出版物发行的许可

第六条　本市对出版物的发行实行许可制度。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应当取得《出版物发行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

从事出版物总发行业务和全国性出版物连锁经营业务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许可手续。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按照国家的规定办理。

第七条　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的单位或者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的单位、个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相应资质要求的管理人员;

(二)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经营设施;

(三)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注册资金。

第八条　出版物连锁经营包括直营连锁经营和加盟连锁经营。

从事出版物直营连锁经营业务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

(二)有符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的门店数量;

(三)有符合规定的连锁经营管理制度;

(四)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注册资金。

经营一年以上的出版物直营连锁经营单位，可以从事出版物加盟连锁经营业务。

加盟连锁经营的，应当是经许可设立的出版物发行单位或者个人。

第九条　设立出版物交易市场的单位，应当具有出版物总发行资质，并经市出版行政部门批准。

出版物交易市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相应资质要求的管理人员;

(二)有符合规定的交易市场管理制度;

(三)有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注册资金和经营场地。

第十条　单位申请从事出版物批发、直营连锁经营业务的，应当向市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单位和个人申请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的，应当向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第十一条　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申请材料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发给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经批准取得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二条　出版物连锁经营单位增设直营门店的，应当于该门店营业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市出版行政部门备案;接纳加盟店的，应当在签订加盟合同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市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个人变更出版物发行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事项的，应本条例第六条第二款、第十条的规定，重新办理许可手续;变更其他事项的，应当到原批准的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个人终止发行活动的，应当向原批准的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办理注销登记，并缴同许可证。

出版物连锁经营单位关闭直营门店或者终止加盟店合同的，应当在关闭直营门店或者终止加盟合同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市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个人有前三款规定情形的，应当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手续。

第三章　出版物发行的管理

第十四条　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核定的经营场所营业，并将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置于核定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

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不得涂改、转让、出租和出借。

第十五条　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个人通过互联网开展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应当在开展业务前，持许可证、网站名或者所链接网站名、电子邮件地址等材料，向原批准的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备案。

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个人通过互联网开展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应当在网站或者网页的醒目位置标明出版物发行许可证编号、发证部门、备案编号，所经营出版物的名称、出版单位及标准书号、刊号、版号，其中属进口出版物的，还应当同时标明进口单位名称。

第十六条　出版物交易市场应当成立市场管理组织。市场管理组织根据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管理市场内的交易活动。

第十七条　出版物批发单位不得向无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批发出版物。

出版物发行、出租单位和个人不得向无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购进出版物。

出版物交易市场不得向无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提供出版物发行的经营场所。

第十八条　出版物批发单位，应当在进货之日起三日内将进货凭证复印件报送市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对首次在本市发行的出版物，市出版行政部门认为需要提供出版物样本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当事人应当在书面告知的期限内提供出版物样本。市出版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样本之日起十日内审查完毕并将出版物样本返还给当事人，但有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禁止内容或者情形的出版物样本除外。

第十九条　出版物发行单位在经营场所以外的地点举办出版物展销活动的，应当在举办展销前，向举办地的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备案。

出版物发行行业协会举办出版物展销活动的，按前款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中学小学教科书的发行单位由市出版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物价主管部门以招标或者其他公开、公正的方式确定，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中学小学教科书的发行业务。

中学小学教科书的发行单位不得搭配销售或者强行推销中学小学教辅材料。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行、出租、征订、附送、散发或者展示含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禁止内容的出版物、出版物宣传资料。

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个人在出版物发行过程中，不得附送、散发或者展示含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禁止内容的其他宣传资料。

禁止发行、出租、征订、附送、散发或者展示非法进口、侵犯他人著作权以及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发行的其他情形的出版物、出版物宣传资料。

有本条规定禁止内容或者情形的出版物的鉴定由市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其所属的出版物鉴定机构可以承担具体的鉴定工作。

第二十二条　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违法从事出版物发行活动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检查与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对有证据证明是与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可以查封或者扣押。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对被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告知禁止发行的出版物，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上缴或者听候处理，不得隐藏、变卖、转移、毁损。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出版管理条例》已规定处罚的，依照《出版管理条例》处罚。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下列行为，由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本条例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擅自设立出版物交易市场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一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在一万元以下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增设直营门店、接纳加盟店或者通过互联网开展出版物发行业务，未按规定备案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未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在核定的经营场所以外营业的，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涂改、转让、出租或者出借许可证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

(六)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从事出版物发行、出租业务的单位和个人或者出版物交易市场，向无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批发出版物、购进出版物或者提供出版物发行经营场所的，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

(七)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未报送进货凭证复印件备案或者提供出版物样本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每种出版物处五百元的罚款。

(八)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搭配销售或者强行推销中学小学教辅材料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九)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出租、征订、附送、散发、展示含有禁止内容或者情形的出版物、出版物宣传资料或者其他宣传资料的，没收出版物、出版物宣传资料或者其他宣传资料和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一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在一万元以下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

第二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向无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购进出版物，以及出租、征订、附送、散发、展示的出版物、出版物宣传资料或者其他宣传资料有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内容或者情形的，当事人说明、指认来源，经查证属实的，除没收出版物、出版物宣传资料或者其他宣传资料和违法所得外，可以减轻或者免除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第二十五条　对拒绝、阻碍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对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七条　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有关用语的定义:

报纸，是指有固定名称、刊期、开版，每周至少出版一期的连续出版物。

期刊，是指有固定名称和栏目，用卷、期或者年、季、月、旬、周顺序编号，成册的连续出版物。

图书，是指各类书籍、画册、挂历、图片、年画、年历等出版物。

电子出版物，是指以数字代码方式将图文声像等信息编辑加工后存储在磁、光、电介质上，通过计算机或者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读取使用，用以表达思想、普及知识和积累文化，并可复制发行的大众传播媒体。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20xx年1月1日起施行。《上海市图书报刊市场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出版物发行发展出版物发行员是将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出版物由出版领域输送到消费领域的人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版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的出版业在今后几年将继续呈快速发展态势，这是无庸置疑的。但出版形势的发展亦已经证明，中国原有的出版市场格局将被打破，一个全新的市场化的出版市场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之中。

第6篇：非法出版物处罚条例范文

内容提要: 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是指教唆犯与帮助犯的成立，以正犯具有犯罪的故意为前提。但是，这种观点形成了明显的处罚漏洞，导致处罚的不公平。应当否定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只要故意引起或者促进他人实施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就分别成立教唆犯与帮助犯；就教唆犯、帮助犯的成立条件而言，正犯故意只是表面要素，仅对区分教唆犯、帮助犯与间接正犯起作用。

按照共犯从属性说，只有当正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后，教唆者与帮助者才成立共犯（教唆犯与帮助犯）。[1]问题是，教唆犯的成立除了客观上必须引起被教唆者的实行行为外，是否还要求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帮助犯所帮助的正犯，是否仅限于有犯罪故意的正犯？例如，甲以教唆的故意唆使他人实行犯罪，他人虽然实施了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但主观上并没有犯罪故意时，对甲应如何处理？乙以帮助的故意帮助他人实行犯罪，他人虽然实施了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但主观上并没有犯罪故意时，对乙应当如何处理？与身份犯相关的问题是，没有身份的丙故意引起有身份的他人实施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而有身份者并无犯罪故意时，对丙应当如何处理？上述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是否承认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按照共犯对正犯故意具有从属性的观点（肯定说），甲、乙、丙的行为不成立犯罪；如果否定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否定说），则能够直接认定甲、丙成立教唆犯、乙成立帮助犯。本文旨在说明肯定说的缺陷，从而提倡否定说。

一、肯定说的缺陷

认为只有当被教唆者因为受教唆产生了实行犯罪的故意，并且着手实行犯罪，才成立教唆犯的观点，意味着要求共犯对正犯的故意具有从属性。这既是德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与当今判例的立场，[2]也是德国、日本的通说（肯定说）。[3]根据肯定说，如果被教唆者没有因为受教唆而产生故意，教唆者就不可能成立教唆犯。基于同样的理由，帮助犯对正犯的故意也具有从属性，亦即，只有正犯具有故意并实行了犯罪时，帮助犯才得以成立。但是，作为通说的肯定说形成了明显的处罚漏洞，导致了处罚的不公平。

案例一：甲教唆乙说：“丙是坏人，你将这个毒药递给他喝。”乙却听成了“丙是病人，你将这个土药递给他喝”，于是将毒药递给丙，丙喝下毒药后死亡，但乙并无杀人故意。按照肯定说的逻辑结论，由于被教唆者乙没有产生杀人故意，或者说，甲没有引起乙的杀人故意，甲不成立教唆犯。

然而，甲的行为不成立教唆犯的结论，明显不当。因为即使乙产生了犯罪故意，甲也要承担教唆犯的责任；在乙没有产生故意的情况下，甲的客观行为成为间接正犯，更应当受到刑罚处罚，怎么可能反而无罪呢？这不是一句“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可以敷衍的。于是，日本刑法理论的通说利用认识错误理论来处理这一案件。亦即，案例一中的甲以教唆犯的故意，引起了间接正犯的客观事实，属于教唆犯与间接正犯之间的认识错误（共犯形式的认识错误）。[4]由于甲没有间接正犯的故意，所以，对甲不能按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论处。但由于甲的客观行为与主观内容在教唆犯的范围内是重合的，故对甲以教唆犯论处。[5]在本文看来，这种解释表面合理，实则不然。[6]

首先，日本通说的论证过程表现为，甲的行为没有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原本不符合教唆犯的成立条件，但根据认识错误理论，甲又成立教唆犯。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教唆犯的成立是否以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为前提？显然，日本通说的前提与其结论是自相矛盾的：前提是教唆犯的成立必须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结论是没有引起教唆犯的故意时也可能成立教唆犯{1}(p.259)。既然得出案例一中的甲成立教唆犯的结论，就表明教唆犯的成立不以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为前提。

其次，认识错误理论所解决的是故意问题，不管是采取法定符合说还是具体符合说，都不得使不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事实演变为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事实。换言之，“刑法学中所讨论的错误，并非主观面与客观面之间存在不一致的所有情形，而是限于故意（犯）的成立与否成为问题的场合。客观面发生了某种重大的事项（如发生了人死亡的结果），主观面对一定的事态具有认识时，主观面的这种认识，可否认为是与该客观事实相对应的故意（如杀人罪的故意），才是刑法中的错误论的问题。”{2}(p.112）认识错误与故意是表里关系，对认识错误的处理在于解决行为人对于发生的结果是否具有故意责任。所以，“必须维持‘错误论是故意论的反面（kehrseite)’这一命题。在故意成为问题的时，不存在‘不适用错误论’的情形；在根据故意论不认为有故意的场合，也不能根据错误论认定有故意。”{3}（p.3）对共犯的认识错误的处理，也是如此。就案例一而言，认识错误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甲的行为客观上属于间接正犯时，能否认为教唆犯的故意也符合间接正犯的故意。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故不能认定案例一中的甲成立间接正犯。至于反过来的问题，即案例一中的甲的客观事实是否符合教唆犯的客观条件，严格来说，是客观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问题，而不是认识错误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说，在客观构成要件符合性成为问题的时候，不可能通过适用认识错误理论，使不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事实成为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事实。按照肯定说，案例一中的甲的行为因为没有引起乙的犯罪故意，所以不符合教唆犯的客观条件。既然如此，就不成立教唆犯。但是，肯定说运用认识错误理论处理的结果是，甲依然符合了教唆犯的客观条件。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在不能根据客观事实认定行为成立教唆犯时，可能或者可以根据认识错误理论认定行为成立教唆犯。于是，认识错误理论成为认定客观事实的另一途径。这是难以令人赞成的做法。

日本有学者对这种处理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作为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问题，不仅包括一定范围内的“故意的抽象化或者转用”，而且包括某种程度的“发生事实的抽象化或者转用”。例如，行为人以侵占遗忘物的故意实现了盗窃罪的客观事实时（如误将他人占有的财物当作遗忘物而据为己有），作为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结局以侵占（遗忘物）罪论处。尽管在这种场合，不存在符合侵占（遗忘物）罪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客观上仅存在盗窃事实），但将发生的盗窃事实“转用”于此，进而肯定侵占（遗忘物）罪的成立。如果这是被允许的，那么，就同一犯罪类型而言，将较重的间接正犯事实，“转用”为较轻的教唆犯的事实，也是被充许的{4}(p.189-190)。这种观点的根据是日本刑法第38条第2项。该项规定：“实施了本应属于重罪的行为，但行为时不知属于重罪的事实的，不得以重罪处罚。”在甲以教唆的故意（罪轻）产生了间接正犯（罪重）效果的场合，实际上以较重罪的构成要件（间接正犯的客观要件）替代了较轻罪的构成要件（教唆犯的成立要件）。所以，对甲可以认定为教唆犯{5}(p.188、502)。

但是，这种“转用论”（或“替代论”）存在疑问。因为罪刑法定原则决定了教唆犯的成立以符合教唆犯的成立条件为前提。既然要求教唆犯的成立以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为条件，那么，当教唆行为并没有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时，就并不符合教唆犯的成立条件。将较重的间接正犯“转用”到较轻的教唆犯的事实时，肯定说所要求的“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这一条件并没有充足。所以，“转用论”的论证过程并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另一方面，间接正犯的成立并不要求被利用者具有故意，既然承认间接正犯的客观要件可以替代教唆犯的客观要件，就意味着教唆犯不要求被教唆者产生故意，意味着教唆犯对正犯故意并无从属性。显然，“转用论”也是自相矛盾的。

最后，即使利用认识错误理论，也不能解决下述身份犯的问题。

案例二：a为普通公民，b为国有公司出纳（国家工作人员），二人关系密切。a谎称购房需要首付，唆使b将公款挪给自己使用，并谎称两周后自己的定期存款到期，即可归还。b信以为真，便将公款50万元挪出交给a。 a使用该公款贩卖获利后，两周内将50万元归还给b所在的国有公司。

根据我国刑法第384条的规定，如果b知道a使用该公款贩卖，那么，b不仅成立挪用公款罪，而且成立贩卖罪的共犯。[7]但是，b对于a使用50万元贩卖的事实并不知情，且误以为a将公款用于购房，没有认识到a利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与营利活动，所以,a既不具有贩卖的故意，也不具有挪用公款罪的故意。概言之，a的行为客观上引起了b实施挪用公款的行为，但没有引起b挪用公款罪的故意。反过来说，b的行为在客观上仍属于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只不过其没有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故意而已。[8]

按照通说（肯定说）,a不成立挪用公款罪的教唆犯，因为他没有引起b挪用公款罪的故意。或许有人认为，a成立挪用公款罪的间接正犯。但是，这种观点并不成立。挪用公款罪是真正身份犯，在真正身份犯的场合，只有具备身份的人才可能成为正犯。间接正犯是正犯的一种，具有身份的人才可能成为间接正犯。如果认为间接正犯可以不需要特殊身份，就必然使构成要件丧失定型性，违反罪刑法定原则{6}(p.155)。例如，国家工作人员甲外出时，让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妻子乙收受贿赂，国家工作人员是的（间接）正犯，其妻子为帮助犯；而非妻子是正犯、国家工作人员是帮助犯{6}(p.159){7}(p.162){8}(p.72)。反之，即使妻子乙胁迫甲索取贿赂，并由乙亲手接受财物，乙也不可能成立的间接正犯。另一方面，不能因为存在利用与被利用关系，就认定利用者为间接正犯。例如，一般主体甲向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乙使用伪造的票据骗取财物。乙没有犯罪故意，也可谓被利用者，但其职务行为（交付行为）造成了国有财产的损失。甲具有非法占有国有金融机构财产的故意与目的，也可谓利用者。但是，不能因为甲与乙之间存在利用与被利用关系，就认定甲的行为成立贪污罪的间接正犯。概言之，案例二中的a虽然有间接正犯故意与利用行为，但因为缺乏间接正犯的身份，而不可能成立间接正犯。

由上可见，倘若否认了案例二中的a成立教唆犯与间接正犯，便意味着a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然而，即使在日本，也不可能通过认识错误理论使a成立间接正犯。因为认识错误理论解决的是行为人对特定违法事实是否具有故意的问题，而不可能解决身份问题。换言之，认识错误理论的运用，不可能使不具有身份的人成立身份犯的间接正犯。

正因为利用认识错误理论处理客观构成要件符合性存在明显缺陷，所以，德国刑法理论并没有利用认识错误理论处理案例一与案例二。

首先，就案例一而言。德国刑法第26条规定：“故意唆使他人故意实施违法行为的，是教唆犯；对教唆犯的处罚与正犯相同。”根据德国刑法理论的主流观点，首先，对于案例一中的甲，不能按其客观上所起的作用认定为间接正犯，因为共犯不能为其所起到的超乎预料的作用而承担责任。其次，也不能根据共犯的意愿的强弱，将客观事实归责于共犯，即不能将甲认定为教唆犯，因为被教唆者乙缺乏德国刑法第26条所要求的故意。最后，对于甲只能认定为教唆未遂。根据德国刑法第30条第1款的规定，教唆重罪未遂的，亦处罚；教唆轻罪的不处罚。于是，形成了明显的处罚漏洞。[9]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倘若案例一中甲所教唆的是轻罪，即使乙没有故意地完成了轻罪，甲客观上虽然是间接正犯，但由于不具有间接正犯的故意，因而不成立任何犯罪。可是，与倘若乙产生故意进而完成了轻罪，甲便成立教唆犯相比，这显然不公平。其二，倘若案例一中的甲所教唆的是重罪，即使乙的行为造成了法益侵害结果，对甲也只能以未遂犯论处。可是，甲的行为明显通过正犯行为造成了法益侵害结果，对甲以未遂犯论处明显违反了常理。

其次，就案例二而言，德国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也只能认定a无罪。一方面，根据德国刑法第26条的规定，b没有产生犯罪故意，所以，a不成立教唆犯。另一方面，a虽然在客观行为上表现为“间接正犯”，也可谓具有间接正犯的故意，但间接正犯是正犯的一种，在身份犯的场合，间接正犯也必须具有身份。[10]所以，根据德国刑法第26条的规定，案例二中的a也是无罪的。这也形成了明显的处罚漏洞与处罚的不公平。因为就挪用公款而言，如果a讲明真相，则b支配犯罪事实，且具有挪用公款罪的故意；a在客观上是教唆行为，主观上有教唆故意，成立教唆犯。反之，如果a掩盖真相，b不具有挪用公款罪的故意;a在客观上支配了犯罪事实，主观上也具有支配犯罪事实的故意时，反而不成立任何犯罪。对于这种处罚漏洞与处罚的不公平性，德国学者也存在异议。c.roxin教授指出：“例如，当一个并非事故参与人的乘车者，通过说他‘检查了外面的情况，什么都没有发生’而促使司机离开事故现场时（第142条），[11]尽管他利用了一个欠缺故意的行为作为工具，但由于他缺乏等待义务，对他不能以间接正犯处罚。由于不存在有故意的正犯，也不能以第142条的教唆犯处罚。尽管促使者使得事故制造者离开行为地点，但他最终仍然无罪。与正犯具有故意时没有争议地以教唆犯论处的情形相比，促使者甚至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与教唆犯相比，有故意的正犯至少应当对犯罪承担主要责任，而在对事故存否有认识错误时，促使者应当单独承担故意的责任。给予其不罚的待遇，让人费解。”[12]

在行为人以帮助的故意造成了间接正犯的事态时，肯定说也同样造成处罚漏洞。

案例三：咖啡店店主李四某日突生杀害王五之念，并将有毒饮料交给店员张三保管，对张三说：“如果王五下次来店时，你就将此有毒饮料递给我。”时隔多日，王五来到咖啡店，张三以帮助的故意将有毒饮料递给李四，但李四此时完全忘了饮料有毒的事情，在缺乏杀人故意的情况下将有毒饮料递给王五喝，导致王五死亡。这是以帮助的故意实现了间接正犯的客观事实的情形。

通说要求教唆犯的成立以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为前提，同时必然要求帮助犯的成立以帮助故意的正犯为前提。德国刑法第27条第2款规定：“故意地为他人故意实施的违法行为提供帮助的，是帮助犯。”于是，在德国，张三的行为便不可罚。可是，倘若李四当时具有故意，张三的行为在客观上属于帮助行为，主观上具有帮助故意时，仍成立帮助犯。然而，当李四当时并无杀人故意，张三的行为在客观上属于间接正犯，主观上具有帮助故意时，反而不成立任何犯罪。这明显不均衡，违反最基本的公平正义观念。正因为如此，日本刑法理论会运用认识错误理论认定张三成立帮助犯，即张三主观上只有帮助的故意，但客观上的间接正犯可以评价为帮助行为，二者在帮助犯的限度内是重合的，故张三成立帮助犯。[13]但是，这种做法存在与对案例一运用认识错误理论相同的问题。

德国并不运用认识错误理论解决以帮助的故意造成间接正犯效果的案件，因而形成了处罚漏洞。c.roxin教授指出：德国刑法要求共犯对正犯故意具有从属性的规定，“造成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处罚漏洞。这首先适用于错误地认为正犯有故意的场合。如果某人误以为一位妻子想杀死其丈夫，便将毒药给她。妻子虽然给丈夫喂了毒药并且造成了丈夫死亡的结果，但她在行为时却错误地认为，她喂的是一种治病的药物。对于提供毒药的行为人不能作为谋杀或者故意杀人的帮助犯处罚。因为帮助行为的未遂不可罚。然而，如果要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则又与提供毒药的行为乃是故意的相矛盾。因此，尽管行为人故意地导致了一个人的死亡，而且客观上他对此所作的贡献甚至比他自己所想象的还要大，对他也必须以无罪论处。这样的结论显然不妥当。”[14]

总之，肯定共犯对正犯故意具有从属性的观点与立法，形成了明显的处罚漏洞，导致处罚的不公平。

二、否定说的优点

正因为肯定说存在缺陷，所以，日本有学者明确否认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说{9}(p.302)。本文也提倡否定说。亦即，教唆犯的成立不以被教唆者产生故意为条件、帮助犯的成立也不以被帮助者具有故意为前提。据此，上述案例一中的甲与案例二中的a，分别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与挪用公款罪的教唆犯；案例三中的张三则成立故意杀人罪的帮助犯。不难看出，否定说的最大优点，在于填补了处罚漏洞，维护了刑法的公平正义性。

如所周知，关于共犯的处罚根据，刑法理论的通说是因果共犯论。德国的主流观点认为，共犯的刑事可罚性来自对正犯行为（亦即他人故意的不法）的引起，而这种不法又传递给了共犯人。根据判例，“教唆行为的实质”在于“违法行为的引起”(bghst 4,355,358)。jescheck认为，“共犯人的不法在于‘他参与了正犯对规范的违反，因而，共犯行为的不法，在根据与程度上依赖于主行为的不法’。maura-ch/go ssel认为，‘共犯的本质在于促成或者帮助他人的符合构成要件的不法’;lackner/kuhl将主流观点概括为，‘教唆犯与帮助犯促进（特别是共同造成）了由正犯实施的违法的构成要件行为’。”[15]日本学者普遍认为，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通过介入正犯的行为引起了法益侵害（构成要件该当事实）。[16]据此，直接引起法益侵害的是正犯，介入正犯行为间接引起法益侵害的是共犯，正犯与共犯的差异在于引起法益侵害的样态不同。在通过介入正犯的行为间接引起法益侵害这一点上，教唆犯与帮助犯是相同的。教唆犯与帮助犯的区别在于，前者使原本不实施法益侵害行为的人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法益侵害行为，或者说，前者使他人实施了正犯行为；后者只是使正犯行为更为容易。但是，正犯行为只是就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而言，因此，只要使他人实施了正犯行为，即使他人没有产生犯罪的故意，也具备了教唆犯的处罚根据。同样，只要使符合构成要件的正犯行为更为容易，就具备了帮助犯的处罚根据。因此，就教唆犯的成立而言，没有理由要求被教唆者产生故意；就帮助犯的成立言，没有理由要求被帮助者具有故意。[17]

否认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只是放弃了通说要求被教唆、被帮助的正犯必须有故意这一个条件，而没有缓和其他条件，因而不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例如就客观方面而言，教唆犯的成立，要求教唆行为引起被教唆者实施了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帮助犯的成立，依然要求客观上帮助了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就主观方面而言，依然要求教唆犯与帮助犯分别具有教唆的故意与帮助的故意。

否认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依然采取的是限制的正犯概念。即只有以自己的身体动静直接实现构成要件的，才是直接正犯；与此同时，也承认间接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原本就不是正犯。所以，参与者不成立教唆犯、帮助犯时，并不当然成立正犯。正因为如此，在案例一、案例二与案例三中，即使否认甲、a与张三是教唆犯与帮助犯，他们也并非当然是正犯。

否认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能够顺利地维持限制从属性说。根据限制从属性说，正犯的行为符合客观构成要件并且违法时，共犯才得以成立。换言之，正犯是否有责任，以及是故意责任还是过失责任，则是另一回事。这是因为，共同犯罪是违法形态，所解决的问题是将违法事实归属于哪些参与人的行为。就具体案件而言，司法机关认定二人以上的行为是否成立共同犯罪，只是解决二人以上的客观归责问题，并不解决二人以上的主观责任问题。换言之，认定共同犯罪，就是为了肯定二人以上的行为都是造成法益侵害结果（包括危险）的原因。反过来说，只要认定共同犯罪的成立，就要将法益侵害结果归属于参与者的行为（而不论参与者是否具有主观责任）。在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下，即使查明法益侵害结果由其中一人直接造成，或者不能查明具体的法益侵害结果由谁的行为直接造成，也要肯定所有参与者的行为都是结果发生的原因。所以，在共同犯罪中，违法原则上是连带的，而责任是个别的。至于行为人是正犯还是共犯，有其客观的区分标准，而不取决于主观上有无责任。如在案例一中，乙以自己的身体动静造成了丙的死亡，即使乙没有过失或者可能有过失，也不影响乙在客观构成要件与违法性阶段成立正犯。在案例二中，b客观上实施了符合挪用公款罪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具体表现为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在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阶段，b就是挪用公款罪的正犯。只是因为没有责任（具体表现为没有故意），才不成立挪用公款罪。但是，既然a导致（引起）b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根据限制从属性说，a当然成立共犯（教唆犯）。在案例三中，李四亲手将毒药递给王五喝的行为，也在客观构成要件与违法性阶段成立正犯。根据限制从属性说，张三成立帮助犯。由此可见，否认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并不意味着承认没有正犯的教唆犯与没有正犯的帮助犯，只不过正犯只是客观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意义上的正犯，而不要求是有责性意义上的正犯。[18]

其实，在德国，“从1943年起直至战后，尽管已经存在限制从属性原则，但判例仍然公开表明，正犯没有故意时，共犯仍然可能成立，原因在于判例不是将故意视为构成要件的要素，而是视为责任的要素。”[19]德国现行刑法第26条规定之所以肯定共犯对正犯故意具有从属性，是因为自目的行为论产生以来，德国刑法理论采取了二元论，将故意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看待。由于故意是构成要件要素，因而也是违法要素（因为故意表明行为人对规范的违反更为严重）。所以，即使采取最小限制从属性说，共犯对正犯故意也具有从属性。但容忍如此明显的处罚漏洞，并不合适。所以，即使在普遍将故意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德国，为了填补行为无价值论导致的处罚漏洞，也有学者提出，对限制从属性说只能作如下理解：共犯的成立“除了要求正犯行为的违法性之外，便只要求其符合客观的构成要件”。[20]按照结果无价值论的观点，违法性的本质不是规范违反，而是法益侵害；故意不是违法要素，而是责任要素。所以，即使采取限制从属性说，教唆犯与帮助犯的成立，也仅要求正犯的行为具备客观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而不要求正犯具有故意。

在德国，由于其刑法第26条与第27条明文肯定了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所以，由此形成的处罚漏洞，便不可能通过学理解释填补。正如德国学者所言：“填补可罚性漏洞的所有需要也就彻底改造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10}(p.330)换言之，“唯一明晰的解决方案在于，一般性地不要求所参与的正犯行为具备故意性，但只有立法者才能创造这样一种可能性，根据现行法，只能忍受这样一种令人目瞪口呆的处罚漏洞。”[21]但是，只要其他国家（包括我国）的刑法规定不同于德国，就完全有可能否认教唆犯与帮助犯对正犯故意具有从属性。

事实上，除了德国刑法之外，其他国家都没有将正犯的故意作为教唆犯、帮助犯的成立条件。例如，日本刑法第61条第1项规定：“教唆他人使之实行犯罪的，判处正犯的刑罚。”第62条第1项规定：“帮助正犯的，是从犯。”被教唆者是否实行了犯罪，与其主观上是否具有故意没有关系。过失犯也有实行行为，没有过失时，其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也是实行行为。正犯概念并非限于故意犯罪，过失犯罪也有正犯概念。所以，日本刑法的规定并没有肯定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再如，瑞士刑法第24条第1款与第25条的规定、[22]法国刑法第121-7条的规定、[23]现行俄罗斯联邦刑法第33条第4款、第5款的规定，[24]都没有明文要求教唆犯必须使他人产生犯罪故意，也没有要求帮助犯的成立以正犯具有故意为前提。

旧中国1928年刑法第43条第1款规定：“教唆他人使之实施犯罪之行为者为教唆犯，教唆教唆犯者亦同。”第44条第1款规定：“帮助正犯者为从犯。”1935年刑法第29条第1款规定：“教唆他人犯罪者，为教唆犯。”第30条第1款规定：“帮助他人犯罪者，为从犯。虽他人不知帮助之情者，亦同。”显然，这些规定也没有肯定教唆犯、帮助犯（从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

我国现行刑法第29条以及旧刑法第26条都只是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现行刑法第27条与旧刑法第24条都仅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这些规定同样没有肯定教唆犯、帮助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

三、正犯故意的作用

既然我国刑法没有肯定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为什么刑法理论将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或者使被教唆者产生犯罪决意，作为教唆犯的成立条件，将正犯故意作为帮助犯的成立条件呢？[25]在笔者看来，提出这样的要求，只是为了区分教唆犯与间接正犯、帮助犯与间接正犯的界限。在此意义上说，“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以及“正犯故意”只是界限要素，因而是表面的要素或者虚假的要素。

如所周知，如果认为构成要件是违法类型，那么，构成要件要素就必须是表明违法性的要素；如果认为构成要件是违法有责类型，构成要件要素要么必须是表明违法性的要素，要么必须是表明非难可能性的要素。但是，仔细研究刑法关于构成要件要素的规定，就会发现，刑法明文规定的某些要素并不是为了给违法性、有责性提供根据，只是为了区分相关犯罪（包括同一犯罪的不同处罚标准）的界限。这种构成要件要素称为“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或“虚假的构成要件要素”，也可以称为分界要素。从实体法的角度而言，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不是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要素；从诉讼法的角度而言，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是不需要证明的要素{11}(p.92)

以上文提到的行为人以侵占遗忘物的故意实现了盗窃罪的客观事实的案件为例。这种行为之所以成立侵占罪，并非因为盗窃罪的客观事实可以转用于侵占罪，也不是单纯地因为对重的违法事实可以评价为轻的违法事实，而是因为重的违法事实也符合轻的违法事实的构成要件。惟有如此，才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不可否认，从法条的字面含义来看，侵占罪与盗窃罪是一种对立关系，即侵占罪没有侵害他人的占有，而盗窃罪必须侵害了他人的占有。但是，侵占罪中的“他人的……物”是表明违法性的要素，而“遗忘”、“埋藏”并不是表明违法性的要素，相反只是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刑法第270条第1款规定了委托物侵占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第2款规定：“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倘若将该款所规定的构成要件改写为“将他人的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其违法性、有责性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会增加。那么，刑法第270条第2款为什么要将行为对象限定为遗忘物与埋藏物呢？这是因为盗窃罪的对象必须是他人占有的财物，委托物侵占的对象是受委托而占有的他人财物，剩下的便是侵占脱离占有物了。换言之，刑法第270条第2款之所以将行为对象限定为遗忘物与埋藏物，一方面是为了与盗窃罪相区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委托物侵占相区分。“遗忘”、“埋藏”这一构成要件要素，便是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或虚假的构成要件要素，也可以称为分界要素。

基于同样的理由，就教唆犯与帮助犯而言，“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以及“正犯故意”并不是刑法明文规定的要素，只是刑法理论提出的一个分界要素。换言之，“正犯故意”并不是教唆犯、帮助犯的真正成立条件，只是在需要区分教唆犯与间接正犯、帮助犯与间接正犯时才起作用。

首先，就教唆犯与间接正犯的区别而言。诚然，对于已经产生了特定犯罪故意的人，不可能就该特定犯罪再实施教唆行为。换言之，成立教唆犯，要求教唆行为引起被教唆者产生实施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的意思，进而实施该行为{8}(p.317)。但是，“实施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的意思”并不等于犯罪故意。在案例一中，甲的确使乙产生了将药给丙喝的意思，乙的行为客观上也是符合故意杀人罪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但乙并没有杀人故意。所以，只要使被教唆者产生了实施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的意思，就可以成立教唆犯。但是，在被教唆者或被利用者缺乏故意时，只要利用者的确是犯罪事实的支配者，主观上具有间接正犯的故意，就成立间接正犯。因此，正犯是否具有故意，只是区分教唆犯与间接正犯的一个要素（不是惟一要素），而不意味着正犯产生犯罪故意是教唆犯的成立条件。

由此可见，否认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将正犯故意作为界限要素，仍然能够维持教唆犯与间接正犯的区别，而不意味着将部分间接正犯归人教唆犯。而且，依然可以采取通行的标准区分教唆犯与间接正犯。例如，甲与乙一起狩猎，甲明知前方是人却对乙说“前面有只熊”，乙信以为真，没有确认就开枪，导致被害人死亡。甲利用了不知情的乙的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结果，且具有间接正犯的故意，因而成立间接正犯。再如，甲明知屏风后面有人而唆使不知情的乙开枪打坏屏风，导致屏风后的被害人死亡。甲虽然对故意毁坏财产而言是教唆犯，乙也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但是，甲利用了乙对屏风后面有人的不知情，且具有间接正犯的故意，也应认定为间接正犯。又如，甲明知是腐烂食物，吃后会导致身体伤害，却欺骗乙说：“这是健身食品，吃了对身体好。”乙吃后造成身体伤害。甲利用了被害人的不知情，具有间接正犯的故意，同样成立间接正犯。概言之，否认教唆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也只是填补了前述案例一、案例二的处罚空隙，并没有不当扩张处罚范围。详言之，否认教唆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一方面，使得仅有教唆故意，但客观上造成了间接正犯事态的人，可以合理地成立教唆犯（案例一）；另一方面，在真正身份犯中，使得既有间接正犯的故意，也造成了“间接正犯”事态，但缺乏特殊身份的人，可以合理成立教唆犯（案例二）。

其次，就帮助犯与间接正犯的区别而言。只要故意帮助他人实施了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就符合帮助犯的客观要件。在此前提下，倘若正犯具有故意，帮助者也具有帮助的故意，就成立帮助犯；倘若正犯没有犯罪的故意，帮助者客观上造成了间接正犯的效果，但只要帮助者没有间接正犯的故意，就只能认定为帮助犯。案例三就是如此。所以，正犯是否具有故意，只是区分帮助犯与间接正犯的一个要素（不是唯一要素），而不意味着正犯具有犯罪故意是帮助犯的成立条件。

显而易见，否认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只是意味着教唆犯、帮助犯与间接正犯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包容关系。

就一般犯罪而言，客观上引起他人实施了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这一条件，对于教唆犯与间接正犯来说是相同的。或者说，只要客观上引起他人实施了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就既有可能成立教唆犯，也有可能成立间接正犯：(1)正犯具有故意时，引起者成立教唆犯；(2）正犯没有故意时，引起者具有间接正犯故意的，成立间接正犯；(3)正犯没有故意时，引起者不具有间接正犯故意的，仅成立教唆犯。概言之，在正犯没有故意的情况下，引起者既可能是教唆犯，也可能是间接正犯。帮助犯与间接正犯的关系，也按这一原理解决。

就身份犯而言，直接行为者有无故意，不是区分教唆犯与间接正犯的唯一标准。在这种场合，需要同时考虑直接行为者与引起者的身份和故意：(1)直接行为者具有特殊身份，并实施了符合其他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且具有犯罪故意时，引起者仅成立教唆犯；(2)直接行为者具有特殊身份，并实施了符合其他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但没有故意时，没有身份的引起者仅成立教唆犯，而不成立间接正犯；(3)直接行为者具有特殊身份，并实施了符合其他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但没有故意时，具有身份的引起者成立间接正犯；(4)直接行为者不具有特殊身份，但实施了符合其他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不管有无故意，具有身份的引起者成立间接正犯。

【注释】

[1]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3版，第240页以下。当然，在处罚预备犯的情况下，被教唆者已经开始实施可罚的犯罪预备行为的，对教唆犯、帮助者也可以以犯罪预备论处。

[2]被告人以滥用药物为目的，使不知情的医生误以为其出于治疗目的而开处方。滥用药物罪是身份犯，主体必须是医生。德国联邦法院1956年的判决，以非身份者不能成为身份犯的间接正犯为前提，对被告人能否成立对没有故意的医生的教唆犯予以处罚的问题，采取了否定回答（bghst9.370)（参见[日]松宫孝明：《刑事立法と犯罪体系》，成文堂2003年版，第259页）。

[3]参见[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i—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以下；[日]团藤重光：《刑法纲要总论》，创文社1990年第3版，第383页；[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ii》，有斐阁1975年版，第360页。

[4]另一种情形是：甲以间接正犯的故意，将毒药谎称为治病药物交给乙，让乙喂给患病的丙吃。乙明知是毒药，仍然喂给丙吃，导致丙死亡。对此，几乎没有争议地认为甲的行为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3版，第354页）。

[5]参见[日]团藤重光：《刑法纲要总论》，创文社1990年第3版，第429页；[日]大?V仁：《刑法概说（总论）》，有斐阁2008年第4版，第344页；[日]西田典之：《刑法总论》，弘文堂2010年第2版，第333页；[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4版，第485页。

[6]笔者也曾采取这种观点（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3版，第354页）。

[7]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4月29日《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第2款规定：“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8]在a于三个月内将公款归还给b所在的国有公司的前提下，b挪用公款给a用于购房首付的“故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挪用公款罪的故意。

[9]参见[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i—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h.jeschck/t. weigend,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llgemeiner teil, 5. aufl. , duncker＆humblot 1996,s.656.

[10]vgl.,c.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i,c.h.beck,2003,s.109,138

[11]德国刑法第142条规定了未经允许离开事故地点罪，即事故参与人在道路交通中发生事故后擅自离开事故地点的，成立犯罪。

[12]c.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i,c.h.beck,2003,s.141.

[13]参见[日]大?V仁：《刑法概说（总论）》，有斐阁2008年第4版，第342页；[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成文堂2009年新版第3版，第470页。

[14]c.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i,c.h.beck,2003,s.139f.

[15]c.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i,c.h.beck,2003,s.133.

[16][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成文堂2009年新版第3版，第404页；[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4版，第409页；[日]山口厚：《刑法总论》，有斐阁2007年第2版，第296页以下；[日]井田良：《讲义刑法学·总论》，成文堂2008年版，第4816页。[17]这里涉及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的分歧，本文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就此展开讨伦。在此简要说明的是，根据结果无价值论的观点，故意、过失不是违法要素，而是责任要素，所以，正犯的行为是否属于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仅从客观方面判断即可。如果采取行为无价值论或者二元论的观点，将故意、过失作为违法要素，那么，必然要求正犯的行为是故意地实施的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然而，这便形成了处罚漏洞与处罚的不公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行为无价值论的缺陷。

[17]这里涉及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的分歧，本文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就此展开讨伦。在此简要说明的是，根据结果无价值论的观点，故意、过失不是违法要素，而是责任要素，所以，正犯的行为是否属于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仅从客观方面判断即可。如果采取行为无价值论或者二元论的观点，将故意、过失作为违法要素，那么，必然要求正犯的行为是故意地实施的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然而，这便形成了处罚漏洞与处罚的不公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行为无价值论的缺陷。

[18]日本有学者在“间接正犯与教唆犯的错误”的标题下，以间接正犯的实行行为包含了教唆为由，肯定案例一中的甲成立教唆犯。其具体论述如下：“例如，在打算教唆杀人而实施教唆行为，但在客观上发生了间接正犯的事实的场合，成立教唆犯。……那么，这是否承认了‘没有正犯的教唆’呢？不过，在这种案件中，问题在于，客观上不存在教唆犯的事实时，能否评价为教唆犯？如果变换表述，问题则是，在利用可以支配行为的人导致结果发生的客观行为中，是否包含唆使他人使之产生犯意以实现犯罪的行为？在此，如果强调教唆犯中‘使之产生犯意具有重要性’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被利用者欠缺犯意的间接正犯与教唆完全没有重合之处。然而，多数学说之所以认为有‘重合’，是因为‘都同样是利用他人实现犯罪的情形，既然间接正犯的类型性的行为支配性更强，那么，就可以评价为间接正犯的实行行为包含了教唆’。诚然，对这样的评价也可以有异议。然而，就这样的案件而言，虽然认定教唆犯的成立，但显然并不认可没有正犯的教唆。因为存在可以评价为教唆的客观事实，即存在可以评价为使正犯者实行的事实，故作为教唆予以处罚。”（[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4版，第485页）。但是，这种观点似乎混淆了“没有正犯故意的教唆”与“没有正犯的教唆”两个不同问题。根据限制从属性原理，如果没有客观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阶段的正犯，就不可能有教唆犯与帮助犯。但是，正犯是否具有故意，则是另一回事。

[19]c.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i,c.h.beck,2003,s.139.

[20]c.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i,c.h.beck,2003,s.139.

[21]c.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i,c.h.beck,2003,s.141.

[22]第24条第1款规定：“故意教唆他人犯重罪或轻罪的，是教唆犯。对教唆犯的处罚与正犯相同。”第25条规定：“故意帮助他人实施重罪或轻罪的，可减轻处罚。”（徐久生、庄敬华译：《瑞士联邦刑法典》，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23]该条规定：“知情而故意给予帮助或协助，为准备或完成重罪或轻罪提供方便者，是重罪或轻罪之共犯。以赠礼、许诺、威胁、命令、滥用权势或者权力，挑动犯罪或教唆实行犯罪者，亦为共犯。”（罗结珍译：《法国新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24]两款的规定分别为：“劝诱、收买、威胁或者以其他方法怂恿他人实施犯罪的人，是教唆犯。”“以建议、指点、提供信息、提供犯罪手段或工具或者排除障碍从而帮助实施犯罪的人，以及事先许诺藏匿犯罪人、犯罪手段或工具、湮灭犯罪痕迹或藏匿犯罪赃物的人，以及事先许诺购买或者销售赃物的人，是帮助犯。”（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25]我国刑法理论的传统观点认为，“所谓教唆，就是唆使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没有犯罪故意的他人产生犯罪故意。”（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版，第193页）。

第7篇：非法出版物处罚条例范文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概念

目前，学术界对税务行政处罚研究不多，税务行政处罚的概念尚无通论，倒是对行政处罚的概念可谓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学者在综合了十余种行政处罚定义后基于行政处罚与税务行政处罚外延上的属种关系给税务行政处罚下了一个定义：

所谓税务行政处罚，是指税务行政主体依照《行政处罚法》以及涉税法律、法规与规章的规定，对纳税主体违反税收征管法律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所实施的行政制裁。①笔者认为，上述定义基本上反映了税务行政处罚的内涵，但有几点值得商榷：（1）处罚对象界定为纳税主体欠缜密，非纳税主体也可能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纳税主体是否仅指纳税人？是否包括扣缴义务人？给人以模凌感觉。根据2001年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规定，扣缴义务人不是纳税人，只是因为法律的规定，使其负有代扣代缴税款义务而已，而根据《征管法》规定，扣缴义务人也可以成为税务行政处罚对象。退一步讲，即使纳税主体包括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除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以外的非纳税主体也可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例如，某自然人不是纳税人，也不负有代扣代缴税款义务，但因其出售伪造发票而被税务机关处以罚款，成为了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又如，《征管法实施细则》第66条规定，“税务人超越权限、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造成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除由纳税人缴纳或者补缴应纳税款外，对税务人处以二千元以下的罚款”。可见，对于税务人这样的中介机构也可以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此外，由于共同违法的原因，非纳税主体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的例子时有发生。综上所述，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并不仅限于纳税主体，它包括按照涉税法律、法规与规章的规定成为税务行政管理的所有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政法学上一般称之为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2）违反税收征管法律规范的提法欠严谨。理由如下：一提到税收征管法律规范，容易使人联想到《征管法》，实际上，税务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并不限于《征管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发票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部门规章以及其他涉税法律规范等。此外，征管法律规范主要是程序性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实体性规章当然也可设定税务行政处罚。（3）对免于刑事处罚的某些涉税犯罪人，税务机关可依法实施行政处罚。例如，根据新刑法附则第452条第3款附件二第5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第7条：“对犯本规定之罪的，由税务机关追缴不缴、少缴、欠缴、拒缴或者骗取的税款。对依法免于刑事处罚的,除由税务机关追缴不缴、少缴、拒缴或者骗取的税款外，处不缴、少缴、拒缴或者骗取的税款5倍以下的罚款”。可见，并不是所有犯罪行为，都不能实施税务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较为科学的税务行政处罚定义应是：税务行政处罚是指税务行政主体依照《行政处罚法》以及涉税法律、法规与规章的规定，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尚未构成犯罪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和虽构成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的某些涉税犯罪行为依法实施的行政制裁。

二、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

任何行政处罚，都有其基本构成要素。离开了构成要素，行政处罚将会“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税务行政处罚作为行政处罚体系中的一种形式，同样也有其基本构成要素”。②怎样理解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众所周知，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已十分成熟，“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的有机整体”。③笔者认为，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不应当简单照搬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否则就成为“税务行政违法的构成”了。构成要件强调的是具备了一定的事实条件后，将会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而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强调的是若干部分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虽然二者有很大区别，但犯罪构成的理论对于研究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就是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性，笔者认为，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也应当具备有机统一性，类似于数学上集合与元素的关系，例如，小于3的自然数的集合，那么“1”、“2”则是这个集合的基本元素，在这个集合中，元素具有互异性、确定性和无序性的特征，它们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小于3的自然数这个集合。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税务行政处罚构成要素是指税务行政处罚中那些最基本的构成元素，这些基本的构成元素是税务行政处罚这个“集合”的充分必要条件，它们有机结合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便是税务行政处罚，没有这些最基本的构成元素，将不能构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目前，学术界对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研究不多，普遍认为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主要由税务行政处罚主体、税务行政处罚对象和税务行政处罚的适用范围三个要素构成④为了论述简便，笔者暂且将其称之为“三要素说”。笔者认为，“三要素说”不能全面准确反映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税务行政处罚应当由税务行政处罚主体、税务行政处罚客体、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和税务行政处罚种类“四要素”构成。例如，我们经常见到税务机关在报道税务违章案件时称：“某税务机关对某公司的偷税行为处以罚款××元”。在这则报道中，某税务机关是税务行政处罚主体，某公司是税务行政处罚对象，即税务行政处罚客体，偷税行为是税务行政违法行为，罚款是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种类。由此可见，税务行政处罚应当由税务行政处罚主体、税务行政处罚客体、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和税务行政处罚种类“四要素”构成。

（一）税务行政处罚主体

什么是税务行政主体？什么是税务行政处罚主体？主要包括哪些范围？要弄清以上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行政主体。“对于行政主体的界定，学者们在表述上大同小异，基本一致。”⑤笔者认为，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定义是：“行政主体，是指能以自己名义行使国家行政职权，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行为，并能由其本身对外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在行政诉讼中能作为被告应诉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⑥由此可见，税务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税务行政管理权的组织是税务行政主体，而税务行政处罚主体属于行政主体的范围，加之其受到《行政处罚法》的一般规制和《征管法》的特殊规制，所以，税务行政处罚主体就是根据《行政处罚法》和《征管法》规定的享有行政处罚权的税务行政主体。但在具体税务实践中，存在以下几种特殊情况值得研究和注意：

其一，税务机关的直属执法单位是否属于税务行政处罚主体？笔者所在单位南充市国家税务局下面就设有征收局（现已更名为征收处）、管理局（名称变化频繁，有时又叫直属分局）和稽查局这样的直属机构。另外在区县一级国税机关下面同样设有类似机构。据笔者了解，这种机构设置法在四川省的国税系统、地税系统带有一定普遍性。这些直属单位的人事关系不独立，均隶属于上级机关市国税局，经费有时独立，有时不独立。在实际税务工作中，上述这些直属单位均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独立从事税款征收、税务管理和税务检查活动，有时还以自己的名义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税务行政处罚。那么，这些税务直属单位是否具有独立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资格？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笔者认为，结合税法相关规定，对上述规定正确理解至少应把握以下二点：一是税务行政处罚主体一般应该是县级以上税务机关，诸如县及其以上国税局、地税局。二是按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学理论，涉税法律法规有特殊规定的，从其特殊规定。根据《征管法》第74条之规定，“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罚款额在二千元以下的，可以由税务所决定”。该特殊规定使得税务所也可成为限定条件下的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至此，具有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资格的应为：县级以上税务机关和征管法特别授权的税务所。但要明晰直属单位的处罚主体资格尚需作进一步分析。因此衍生的第二个层次问题是：何谓税务机关？《征管法》第14条对税务机关的界定为：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国务院规定设立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第1款将“按国务院规定设立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进一步明确界定为省以下的稽查局。根据以上二个层次的逻辑推理，税务机关的直属执法单位中稽查局属于税务机关，毫无疑问，地市级税务局以上的稽查局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都依法独立享有行政处罚权。但是，现在要思考的问题却是：县税务局的稽查局究竟属于县级以上税务机关？还是属于税务所范围？抑或都不是？有人认为，县税务局稽查局只具有象税务所那样的行政处罚权。笔者认为，只从稽查局的级别来看税务行政处罚权的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对于稽查局与税务所的级别联结点征管法只字未提，问题的关键在于县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如何理解？具体到税务部门，是否意味着县税务局是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而县税务局稽查局就不是县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下面笔者结合《行政处罚法》第20条和《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第1款谈谈自己的看法，县税务局稽查局是税务机关无疑，且具有行政处罚权，加之一个县只对应一个税务稽查局，故笔者认为，县税务稽查局属于行政处罚法第20条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因此，县税务局稽查局不属于税务所的范畴，属于依法享有独立的行政处罚权的税务机关范围，与县税务局享有同样的税务行政处罚权。但需要注意的是，《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第1款规定“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所以稽查局的处罚范围应当限于上述四类案件，除此范围外，稽查局无权实施税务行政处罚。笔者曾见到稽查局对纳税人违反日常税收征管行为进行罚款的案例，例如对纳税人违反发票管理、帐簿、凭证管理行为实施了税务行政处罚，这显然违反了行政处罚主体法定原则，应当引起税务稽查部门的高度重视。在税务实践中，如果稽查部门发现了不属于自己处理范围内的一般税务行政违法行为时，其正确的处理方式是移交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主管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分析至此，只解决了稽查局的税务主体资格问题，所以，第三个层次的问题是：直属单位中的征收局、管理局是否包括于“税务局”和“税务分局”的范围内？对此问题，实践中操作不一，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尤其是司法部门）理解认识不一，争论很大。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按称谓原则，只有明确称为“税务局”、“税务分局”的，才具有相应的税务处罚主体资格。也有法院判决直属单位败诉的例子，其理由是国税局直属局、征收局没有“税务局”和“税务分局”的字样。第二，按行政区域设立原则，除税务所外，只有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对应的税务局才有主体资格。第三，按级别原则，各级税务局和税务所及科级以上税务分局有主体资格。这三种观点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谈税务行政处罚主体问题的，各有其道理。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这更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但要从根本上解决税务直属单位的行政处罚主体资格这样的重大问题，还得必须通过完善税收立法来解决。所以，在目前尚无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根据行政处罚主体法定原则，目前各级税务机关设立的管理局、征收局均不属于税务机关，只能作为税务机关的一种内设机构来看待，内设机构显然不具有独立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资格，其对外执法行为只能是基于委托关系，以设立该机构的税务机关名义行使,这一点还可以从司法解释得到印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上述不具有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资格的管理局、 征收局这样的直属单位以自己名义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行为有违法之嫌，合法的处理方式应当是上述税务直属单位以其所属机关的名义对外实施税务行政处罚。

其二，海关、财政部门也可成为税务行政处罚主体。《征管法》规定，“关税及海关税收的征收管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执行”。“耕地占用税、契税、农业税征收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农业“四税”由财政部门征收。可见，海关、财政部门基于法律、法规的特殊规定也可成为特定的税务行政处罚主体。

其三，依法成立的某些综合执法机关也可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主体。根据《行政处罚法》第16条的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所以，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还有可能是依此规定成立的综合执法部门。如过去我们经常听到的“三查办”（指为财政、物价和税收三大检查而成立的专用办公室，该部门享有税务行政处罚权）。但有二点值得注意：一是设立综合执法部门的权限只在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地市州一级政府无权设立；二是由于国税局属于垂直管理部门，地方政府无权将国税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交由其他行政机关行使。除依法成立的某些综合执法机关外，目前还没有法律、法规明确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可以通过授权的方式或委托方式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主体。

（二）税务行政处罚客体

笔者将税务行政处罚主体所指向的对象，称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客体。前文已论知，税务行政处罚的客体（对象）是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但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对于不满14周岁的人、精神病人、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时有税务违法行为的，依法不予税务行政处罚。二是税务行政处罚还应当遵循“一事不二罚款”原则，如果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被其他部门处以罚款的，则其不能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客体。三是当法人违反涉税法律规范时，一般只对法人实施行政处罚，不对直接责任人员、主管负责人员、法人代表实施处罚。即对法人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采取“单罚制”，这和刑法对法人经济犯罪一般采取“双罚制”的做法是不同的。

（三）税务行政违法行为

一般说来，税务行政处罚所制裁的是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的构成行政违法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但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如果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构成了危害税收征管罪，根据税收征管法规定，应由税务机关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不能给予税务行政处罚。但有一种特殊情况是，纳税人构成了偷税、抗税、逃避追缴欠税、骗取出口退税犯罪的，但依法免于刑事制裁，根据刑法有关规定，可以由税务机关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根据《征管法》的立法技术和体例，笔者将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分为违反税务管理的行为、违反税款征收的行为、违反税务检查的行为和特殊税务违法的行为。

1．违反税务管理的行为

主要包括：未按照规定办理、变更、注销税务登记的行为；未按规定使用税务登记证件的行为；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验证、换证的行为；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帐簿或者保管记帐凭证和有关资料的行为；未按照规定将全部银行帐号向税务机关报告的行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未依照规定在从事生产、经常的纳税人的帐户中登录税务登记证件号码，或者未按规定在税务登记证件中登录从事生产、经常的纳税人的帐户帐号的行为；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的行为；非法印制、转借、倒卖、变造或者伪造完税凭证的行为，未按规定进行纳税申报的行为；虚假申报或不申报行为；违反发票管理规定的行为等。

2．违反税款征收的行为

主要包括：偷税行为；逃避追缴欠税行为；骗取出口退税行为；抗税行为；逾期未缴、少缴税款的行为；扣缴义务人不履行扣缴义务的行为；纳税人拒绝代扣、代收税款的行为；税务人违法导致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行为等。

3．违反税务检查的行为

主要包括：不配合税务机关依法检查的行为；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违反协助检查义务的行为等。

4．特殊税务违法的行为

除上述三大类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外，为了保障税务机关行政处罚权的权威性，《征管法》第72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税务机关可以收缴其发票或者停止向其发售发票。这里的“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行为”是一种特殊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此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第7条规定纳税人因不缴、少缴、拒缴和骗取税款而免于刑事处罚的，可以由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这是一种免于刑事处罚而应受到税务行政处罚的特殊税务违法行为。

（四）税务行政处罚种类

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种类为：（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由于税务行政处罚是行政处罚的一部分，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也只能在上述种类中予以明确。但因为税务行政行为的特殊性，其种类不可能将行政处罚规定的种类全部囊括，例如，税务机关不能对税务管理相对人作出行政拘留、责令停产停业的处罚决定。那么，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究竟有哪些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4年1月17日新修订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则（暂行）》（以下简称《复议规则》）第八条第（五）项，税务行政处罚行为有罚款、没收财物和违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三种。但税务行政处罚是否仅限于这三种？下面笔者作进一步探讨。

1．“停止出口退税权”这种行政处罚最早出现在国家税务总局1994年制定的部门规章《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第33条里，但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是2001年新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6条。根据《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种类设定权限规定，国家税务总局规章设定行政处罚权只限于警告和一定数量的罚款。行政处罚法生效后，为了贯彻落实《行政处罚法》，国家税务总局曾发出《关于税务行政处罚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8]20号），该通知对总局制定的有关规章中不合法的行政处罚设定进行了修改，但未见对停止出口退税权的行政处罚设定作出修改。所以从税务行政处罚权设定的合法性来说，自1996年10月1日《行政处罚法》施行以来至2001年5月1日新税收征管法实施这段期间，税务机关作出的停止出口退税行政处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违法的。

2．“责令限期改正”是否属于行政处罚？纵观税收征管法，有很多关于“责令限期改正”法律条文。很多人认为，责令限期改正和警告一样，属于行政处罚的申诫罚。⑦通说认为，申诫罚是行政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为提出警戒或者谴责，申明其有违法行为，通过对其名誉、荣誉、信誉等施加影响，引起精神上的警惕，使其不再违法的行政处罚形式。由此看来，似乎将责令限其改正归于申诫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笔者认为，“责令期限改正”不是行政处罚。理由如下：第一，《行政处罚法》在列举处罚种类时没有将“责令限期改正”这种处罚种类单列，如果将其归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的话，由于“责令限期改正”大量存在于各类行政法律法规中，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目的就是对行政机关处罚行为的规范，如果“责令限期改正”属于行政处罚，则《行政处罚法》完全应该将这种经常性的高频率行政处罚单列为处罚种类之一。第二，《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这表明，对任何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在实施处罚时，均应当责令改正，可见，“责令限期改正”只是行政机关发现违法行为后进行处罚前必经的一种行政前置处理程序。第三，税收征管法通常规定对于纳税人的违法行为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元罚款”。如果责令限期改正是一种行政处罚，就可能导致纳税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会受到税务机关二种轻重不同的行政处罚：责令限期改正和罚款，其结果就会导致有悖于行政处罚的“过罚相当”和“一事不二罚”（非我国的“一事不二罚款”）原则。综上所述，“责令限期改正”不应是一种税务行政处罚，而是税务机关纠正违法行为所必须的前置行政处理程序。

3．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停止使用、不予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停止抵扣进项税额权是否属于行政处罚？笔者认为，上述具体行政行为属于税务行政处罚中的行为罚。所谓行为罚，是指限制或剥夺税务行政违法者某些特定行为能力和资格的处罚。行为罚的基础是行政管理相对人拥有某种法定的资格或能力，该资格或者能力是行为人活动的依据或保障，受到法律的保护。⑧如果行为人违反法定条件或违反行使该权利的规则，行政机关就有权依法取消或者限制该行为能力（资格）。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停止使用、不予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停止抵扣进项税额就是剥夺了纳税人某一方面的资格和能力，根据行为罚的内涵，上述具体行政行为应该属于税务行政处罚范畴。但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行政复议规则》未将上述几种情形规定为税务行政处罚，而是将其单列为与行政处罚并列的其他几种具体税务行政行为。为何该规则将停止出口退税权列为税务行政处罚，不将与其性质完全相同的停止抵扣进项税额、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列为行政处罚呢？这着实令人费解。笔者认为，《复议规则》的这种做法严格说来是欠妥的。正确做法应该将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等限制纳税人资格行为列入《复议规则》第八条第（五）项中，与罚款、没收财物和违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并列为税务行政处罚种类。

4．提请吊销营业执照、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是否属于行政处罚？关于这个问题有二种看法，一说属于行政处罚，认为是税务行政处罚中的行为罚，一说不属于税务行政处罚。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第一，税务行政处罚主体应是税务机关，这两种行政行为都是由税务机关提请有关部门作出处理，是否处理的最终权限在工商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退一步讲，就算工商部门接受了税务机关的提请，作出了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决定，那也只能算是工商部门作出的工商行政处罚决定，而不是税务行政处罚决定。第二，行政处罚决定一经作出就会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产生终局性的不利影响，而提出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只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临时限制，当纳税人将欠税清缴后，这种阻止出境措施便会失去存在理由。所以，与其说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是一种行政处罚，倒不如说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更恰当。

5．没收“非法所得”是否是行政处罚？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对违反发票管理行为的法律责任是“没收非法所得”，没收非法所得是否属于税务行政处罚？有人认为，“没收非法所得”与“没收违法所得”是同一概念，只是用语不规范而已⑨。笔者认为，没收非法所得不能等同于没收违法所得，理由是：“非法”与“违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违法”范围广泛，除了违反法定义务外，当法律规定了法律主体可以享有某种权利和实施某种措施，但在实施过程中违反了法律的规定的也可叫违法，而“非法”是指法律没有规定主体可以享有某种权利某种措施，而享有了该权利和实施了该措施。⑩例如，税务机关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进行行政拘留是非法的，而税务机关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进行超限额罚款则是违法的。可见，“没收非法所得”是法律将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非法行为恢复到“非法行为”前的一种手段，使非法行为人由于非法行为获得的利益归于零。而行政处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具有惩罚性，如纳税人偷税除了由税务机关追缴所偷税款外，还要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这个罚款便带有明显的惩罚性。没收非法所得显然不具有惩罚性，故不应当将其纳入行政处罚的范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就目前税收立法和税务实践而论，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应当有罚款、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停止使用、不予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停止抵扣进项税额权六种。 注释：

①刘剑文总主编、宋功德编著：《税务行政处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5页。

②参见胡金木主编：《税务执法全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99页。

③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中心编审：《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④参见胡金木主编：《税务执法全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99页；刘剑文总主编、宋功德编著：《税务行政处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5页。

⑤应松年、薛刚凌著：《行政组织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115页。

⑥张树义主编：《国家司法考试要点难点考点精粹》，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58页。

⑦参见胡金木主编：《税务执法全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403页和刘剑文总主编、宋功德编著：《税务行政处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54页。

⑧刘剑文总主编、宋功德编著：《税务行政处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61页。

第8篇：非法出版物处罚条例范文

【关键词】买卖型 对向犯 共犯

一、对向犯的概念与分类

1.对向犯的概念

关于对向犯的概念,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和我国刑法理论可谓众说纷纭,总的来说,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对向犯概念,代表性的提法有:“对合犯又称对行犯,是指互为犯罪对象而构成的共同犯罪,已有明文规定,因此,对必要的共同犯罪应当直接根据刑法分则的有关规定处罚。”“对合犯又称对行犯、会合犯,是指互为犯罪对象的犯罪。”

广义的对向犯概念是多数学者主张的概念,其中代表性的提法有:“对立性的犯罪也称对向犯、对行犯、会合犯,犯罪构成上需要有两个以上的行为者对立地指向同一目标的犯罪行为。”“对向犯是指在犯罪构成上预先设定了复数行为者的双向行为的犯罪。”“对向犯,是指以存在二人以上相互对向的行为为要件的犯罪。”笔者赞同广义的对向犯概念,认为对向犯是指以二人以上相互对向的行为为构成要件的犯罪。

2.对向犯的分类

对向犯大体上可以分为买卖型对向犯和非买卖型对向犯。前者是对向犯的典型形式,在我国刑法分则中存在的范围最广、数量最多。比如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爆炸物罪,非法出售、购买增值税发票罪等等。笔者认为相对于非买卖型对向犯而言,买卖型对向犯更具有研究价值,因此,下面着重介绍一下买卖型对向犯。

二、我国刑法中的买卖型对向犯

依照处罚方式不同,我国刑法分则中的买卖型对向犯可以分为三类:

1.买卖双方均受处罚、罪名不同但法定刑相同的买卖型对向犯

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爆炸物罪;非法买卖危险物质罪。

破坏金融秩序罪中的出售、购买假币罪。按照刑法规定,无论是以营利为目的还是以其他利益为目的,只要故意实施了将伪造的货币出售给他人的行为就可以构成犯罪,但如果是伪造者出售其伪造的货币的,则只定伪造货币罪。行为人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收买的行为无论其出于何目的都构成犯罪。

破坏金融秩序罪中的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依照刑法规定,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以及窃取、收买或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行为都构成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

扰乱公共秩序罪中的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罪。

妨害司法罪中的销售赃物罪与收购赃物罪。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的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中的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和非法买卖原植物种子、幼苗罪。

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的买卖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与非法买卖军用标志罪。

2.买卖双方均受处罚、罪名和法定刑都不相同的买卖型对向犯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的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根据刑法第240、第241条第1款的规定,只有非出卖目的的收买行为与拐卖行为才成立对向关系。

危害税收征管秩序罪中的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3.只处罚卖方不处罚买方的买卖型对向犯(简称不罚买方型对向犯)

危害税收征管秩序罪中的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出售非法制造的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发票罪;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非法出售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发票罪;非法出售发票罪。

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销售侵犯复制品罪。

扰乱市场秩序罪中的倒卖伪造的有价证券罪;倒卖车票、船票罪;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其中单纯的购买伪造的有价证券、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不受刑法调整。

扰乱公共秩序罪中的非法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购买间谍专用器材则不构成犯罪。

妨害国(边)境管理罪中的出售出入证件罪。购买出入证件的则不构成犯罪。

妨害文物管理罪中的非法向国外人员出售、赠送珍贵文物罪;倒卖文物罪;非法出售文物藏品罪;擅自出卖国有档案罪。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中的贩卖罪。

制造、贩卖、传播物品罪中的贩秽物品罪。对于非出于出售而购买的行为刑法不认为是犯罪。

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的非法出卖、转让武器装备罪。刑法只将出卖、转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没有将购买武器装备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刑法规定的一个漏洞,比照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罪的规定,没有理由认为购买武器装备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三、不罚买方能否成立共犯

对于不罚买方型的对向犯,能否根据刑法总则中的共同犯罪原理,按照卖方的共犯来处罚买方呢?这在大陆法系刑法学界存在这激烈的争论。

第一种观点为绝对不罚说,认为立法者在规定对向犯时,当然预料到了对方的行为,既然立法者不设定处罚对方的行为,就表明立法者认为对方的行为不具有可罚性。如果将对方以教唆犯或帮助犯论处,则不符合立法者的意图。例如,立法者在规定贩秽物品罪时,当然想到了有购买物品的行为,立法者没有处罚这种行为,就说明立法者认为这种行为不能以犯罪论处。如果将其以教唆犯或帮助犯论处,则不符合立法意图。日本审判实践采取此观点。

第二种观点为定型说,认为即使对方的参与的行为是可罚的教唆或帮助,但只要属于对正犯的定型的参与形式,就是不可罚的;但如果超过了定型的参与形式,则以教唆犯、帮助犯论处。例如,购买物品的人即使主动请求卖主出售给自己,也不构成教唆犯或帮助犯。但是,如果出卖者原本没有,购买者积极而且执着请求他人出卖,使他人产生出卖意思的,则构成贩秽物品罪的教唆犯。这是日本刑法理论的通说。

第三种观点为积极说,认为如果对方积极地实施参与行为,就能以教唆犯、帮助犯论处。例如,主动要求卖主出售物品给自己的,就可以按贩秽物品罪的教唆犯、帮助犯论处,德国审判实践采取此观点。

第四种观点是违法责任说,认为对向犯的一方不处罚的理由,从实质上考察的话,是因为不具有共犯者的违法性或不具有责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是不可罚的。例如,在贩秽物品罪中,购买一方是被害人,不具有共犯者的违法性,因而不具有可罚性。再如,在隐匿犯人罪中,请求隐匿的犯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因而不能以共犯处罚。如果不具有上述理由,则应按共犯处罚。第一种观点完全否认了另一方的可罚性,后三种观点原则上否定了另一方的可罚性,但认为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以按照教唆犯或者帮助犯处罚另一方,只是确定可罚性的标准不同。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只考虑到了通常情况,但对于买方执意教唆本无犯意的卖方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形,如果完全免责的话将有损于刑法的正义性。因此,应当考虑原则性的例外。

第三种观点以积极与否作为判断标准显然不当。有学者作了如下批判:“若按一般性买卖猥亵文书考虑的话,假设第一买卖双方都是积极的;第二卖方积极而买方消极;第三买方积极而卖方消极。第175条(散布、贩卖以及公然陈列文书、图画以及其他物品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25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或罚款。出于贩卖的目的而持有上述物品的,亦同)所预想的一般情况是指第一和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出现微妙的问题。对本不想卖的人执意地、死气白赖地一定要买终于买到手的场合,是否可以作为第175条预想的不可罚框框的范围内的行为呢?这时也出现了一种把买方当作卖方的教唆犯应予以处罚的观点。对于这种立论也可做如下反驳。假定以买方积极为理由给予可罚性的话,那么,在买卖双方均是积极的场合,也就不得不处罚买方了。这种情况是违反第175条规定的意图的,在第175条中,对于类型化掌握的出售一方,因感到有处罚的必要,所以制定了对销售一方的处罚规定。非类型化的可以预定的极其多样的买方行为是不能作为规制对象的。另外,也有象下面那样的主张。在买卖中预定买方和卖方之间意思是一致的。在处罚贩卖者的规定中,当然不是没有考虑买方的意思,但不能认为买方积极与否是决定可罚性的本质性因素。如果考虑不处罚买方,那么,买方尽管很积极,也应当认为不可罚。”

第四种观点也不正确。该观点认为贩秽物品罪中只有购买方是被害人的情形才可以免责,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用期待可能性解释不罚一方是否成立共犯的标准,不仅不具有特殊性而且其所举之例也并不属于对向犯讨论范畴。

笔者基本上赞同第二种观点,但认为只存在教唆犯。

当然,随着客观情况的不断变化以及立法者价值取向的转变,一些原来非罪化的购买行为也被后来的刑事立法予以犯罪化。比如,1979年刑法没有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规定,1997年刑法吸收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第四条的规定,将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犯罪化。

不过,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对于对向犯中买方行为的犯罪化只能通过刑事立法来解决,试图将买方以卖方共犯的方式予以处罚的做法恐怕不是明智之举。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共同犯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46.

[2]马克昌,杨春洗,李继贵.刑法学丛书.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93.132.

第9篇：非法出版物处罚条例范文

内容提要:传销在中国用语混乱,其性质与范畴在不同时期差异较大,但欺诈传销一直是打击的重点。欺诈传销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也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需以刑罚规制,但不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欺诈传销不是一种经营行为,而是以从事经营活动为名的经济诈骗行为,应当独立成罪。《刑法修正案(七)》的组织领导欺诈传销罪规定的要件内容和所处位置恰当,但最高法定刑偏低。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从日本登陆我国内陆地区以来①,传销一词就在刑法内外频频出现,但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地演化,其法律性质也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反复摇摆。究竟哪些传销行为严重危害了社会、应受刑罚处罚?在对其进行的刑法规制中是单独入罪,还是以他罪论处?学界及司法界一直聚讼纷纭。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又规定了组织领导欺诈传销罪,在惩治传销行为时如何适用新罪?本文拟从传销在中国的流变历程着手分析其本体结构,进而探讨传销行为的入罪机理及其适宜径路。

一、传销概念的历史性清理

传销本为直销的一种具体形式,20世纪20年代起源于美国[1]。广义的直销即无固定地点销售,包括直接行销、自动售卖和狭义直销,狭义直销则包括单层次直销(展销、聚会销售和上门推销)和多层次直销,其中不正当的多层次直销被称为金字塔销售欺诈、老鼠会或滚雪球等。由于我国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各国将多层次直销简称为传销,传入我国时也就沿用了这一称谓。但传销一词在我国的使用如同其存在状态一样一直处于混乱不堪的境地,无论是法律法规的规定还是坊间流传的俚语,传销的内涵外延乃至其法律性质都在发生着变化,且反差极大。只有对其各个时期的概念进行历史性的清理,才能对其作刑事视域内的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

传销登陆中国以后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即开始了迅猛的无序发展。由于当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制,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各种不规范的直销企业、非法传销组织纷纷涌现,一时泥沙俱下。此时的传销包括单层次直销,也包括多层次直销,且以欺诈的多层次传销为主。1994年国家工商管理局下发《关于制止多层次传销活动违法行为的通告》后,传销业进入限制发展期,既赋予传销行为以合法地位,又对其进行严格限制和监控。1997年《传销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传销是生产企业不通过店铺销售,而由传销员将本企业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经营方式,它包括多层次传销和单层次传销。此时,经批准的多层次传销和单层次传销为合法传销,未获批准的传销行为被作为非法传销予以打击,但重点依然是欺诈传销。此时的传销与国外狭义的直销同义。

1998年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后,传销行为在中国面临全面禁绝,外商投资的传销企业也必须进行转型经营,实行店铺或店铺加推销员的模式经营。至此,所有传销均为非法,转入地下以其他各种名义隐蔽进行的传销为变相传销。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批复,禁止传销后仍然从事传销或者变相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传销正式进入刑事视域。为履行我国入世的承诺,2005年国务院同时颁布《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传销进入单轨发展期。《禁止传销条例》将“拉人头”、“骗取入门费”和“团队计酬”等行为纳入传销行为一如既往地予以禁绝,并展开各种专项行动进行严厉打击,而《直销管理条例》将原有的单层次传销规定为直销行为,在从严监管下允许其有序发展。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规定了组织领导欺诈传销罪,传销行为在刑事视域中又开始了单独入罪的历程②。

有观点认为,在《禁止传销条例》实施以后,传销将取代以前的“传销”、“变相传销”、“非法传销”等名词,成为此种违法行为的统称[2],即传销包括原有的多层次传销行为和违法的单层次传销行为。但笔者认为,单层次传销由于没有无限递增的网络人际链,难以用来短时牟取暴利,不会演变成欺诈传销,既然单层次传销行为可合法发展,则与其对应的非法单层传销行为就应称为违法的直销行为,由《直销管理条例》予以调整,应当从传销行为中独立出来,还原传销概念的本来面目。具体而言,现在的传销应仅指原有的多层次传销行为,包括欺诈的多层次传销行为和非欺诈的多层次传销行为。

二、传销概念的结构分析

(一)《禁止传销条例》中传销的结构分析

多层次直销行为以倍增学、人际学和网络学等原理为基础,在产品的销售过程中,利用“自己人效应”的人际链组建呈几何级数倍增的放射状网络,以实现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的倍增,目前是全球直销市场的主流。但在消费者与网络成员同一的情况下,这样的倍增原理实际上是一个零和法则:一个成员收益多少,其下面的成员就失去多少。由于其具有组织上的封闭性、交易上的隐蔽性、成员的流动性与分散性,需要以成熟的消费心理和完善的法律制度为前提,否则很容易蜕变为诈骗的工具,演变成老鼠会。

《禁止传销条例》第2条对传销行为作了明确界定:本条例所称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第7条更进一步列举了传销行为的三种表现形式:(1)拉人头,即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2)骗取入门费,即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3)团队计酬,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

单纯从法条的语义上分析,拉人头似乎不需要骗取入门费,但如果参加者不交纳入门费,组织者或经营者拿什么去付酬?自己又如何获利?所以,骗取入门费是拉人头的应有之义。同样地,骗取入门费似乎不一定要求参加者发展其他成员加入,没必要形成上下线之间的人际链,但如果不要求滚动发展这种人际链,传销如何与“排位”或“买份”等非法集资行为相区别③?笔者认为,这只是打击传销的便宜之举,因为“现在的非法传销组织更加狡猾,往往单线联系,分散活动”,且成员处于流动状态,要证明上下线之间的人际链关系相当困难,所以法规少列要件以简化证据,加大对欺诈传销的打击力度。但在查明是“排位”或“买份”行为时,应当认定为非法集资行为。因此,拉人头和收取高额入门费行为虽然表现不同,但其实质是对一种欺诈活动的不同描述[2]。

团队计酬的规定没有要求必须骗取入门费,只要求具备滚动发展层级性人际链,并实行团队计酬,就可认定为传销。但在欺诈传销中,传物传销的产品价格远高于市场同类产品,在正常的销售中无人购买,只有在短时暴富的利诱和强烈的精神控制下,才可能销售出去,所以购买者依然是传销成员,只是传销产品和传销人员不再一一对应,上线往往鼓励下线囤货来获取更多的返利或薪酬,实际上线是对下线反复骗取入门费,传人传销中更不可能有外在的人员无故交纳入门费。所以,欺诈的团队计酬必然骗取入门费。非欺诈的团队计酬即国外正当的多层次直销,不需交纳入门费,其产品价格较为合理,借用传销网络以更快地扩大产品的市场份额,在我国往往为直销企业等相关市场主体所实施。由于其与欺诈性传销“基本特征相似,容易发生演变”[2],我国没开放多层次直销,所以此种行为非法。笔者认为,二者虽然特征相似,但本质迥异,应将非欺诈传销作为直销违规行为予以规制,但《直销管理条例》第52条规定,直销违法行为同时又违反《禁止传销条例》的,依照后者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将非欺诈传销与欺诈传销一同纳入严厉打击的轨道,未免矫枉过正,且轻重失衡。

综上,《禁止传销条例》中的传销行为具有两大特征:组织特征和计酬特征。组织特征要求成员无限发展下线,组成层级明晰的网络人际链;计酬特征即团队计酬,根据该成员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返利。是否收取入门费是欺诈传销和非欺诈传销的界分点,而根据收取入门费的方式,即该传销是否存在产品,又可以分为传人传销和传物传销,其中传人传销是最主要的形式。

(二)《刑法修正案(七)》中传销的结构分析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以空白罪状的形式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罪,认定传销行为需依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但如上所述,依据现有的《禁止传销条例》,传销概念是指除合法直销以外此种违法行为的统称,传销不但包括欺诈性的多层次传销,还包括非欺诈的多层次传销,对此一同予以刑罚处罚有违刑法的谦抑品格,且各种传销行为的具体结构和社会危害性程度相去甚远,以同罪论处,有悖于罪刑法定和罪刑均衡的基本原则。

《刑法修正案(七)》则采取了叙明罪状的方式规定传销活动,从该规定中,可以得出刑罚规制的传销行为的完整概念,即传销行为是指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行为。与草案相较,内涵要件增加,外延限缩,只针对欺诈传销进行刑罚规制,更有利于准确认定和处罚此类行为。

据此,《刑法修正案(七)》中的传销行为应当具备以下基本特征:(1)行为具有聚众性与对向性,既有组织、领导、发展他人加入传销的行为,又有与之对立的参加者的加入行为;(2)组织的层级性与封闭性,传销行为是在一个具有明晰层级的网络之中进行的,该网络由上线、下线无限连接而成,并以网络的层级实行团队计酬,且每个成员必须发展他人参加,不允许存在非传销人员的消费者,如果仅仅是自己参加传销组织,则该行为不是传销行为;(3)占有的非法性与隐蔽性,欺诈传销的目的即在于非法占有入门者的财物,通过网络最大限度地攫取下线的资金实现短时暴富,但往往以专卖、、加盟连锁、网络直销、电子商务等各种合法名义掩盖这一目的,极具隐蔽性;(4)收费的必然性与欺诈性,欺诈传销必然收取高额的入门费,即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虚构短时暴富的神话,要求参加者缴纳高额入门费以取得加入资格;(5)危害的严重性与扩散性,刑罚规制的传销危害甚巨,且从经济领域蔓延至政治、文化、社会领域,不仅侵害公民的财产权,还扰乱经济秩序,颠覆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滋生动荡之源,影响社会稳定。

此处规定的传销行为集拉人头、骗取入门费和团队计酬为一体,即为欺诈性的多层次传销,而不包括非欺诈的多层次传销,而且要求行为的每个构成要件都要有证据证明,不能适用推定来简化证据或倒置证明责任。而且,鉴于非欺诈的多层次传销将来在社会诚信体系健全、群众消费心理成熟和相关法律制度完善的条件下会得到批准发展,本罪的罪名宜确定为“组织领导欺诈传销罪”,以示欺诈传销与非欺诈传销的本质区别。

三、传销行为的入罪检视

组织领导欺诈传销罪的设立为传销行为的单独入罪提供了法定依据,但只有明晰其入罪机理,才能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地适用,避免出现合理不合法或合法不合理的情形。刑法的不得已原则要求在其他法律不能有效调整该行为,但若再不用刑罚调整,相应的法律制度就会崩溃的时候动用刑罚,“动用刑罚手段来规制非法传销应当是补充性之最后手段”[3]。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要求“立法上的法定刑幅度严厉性程度的确定应该以预防的需要为基点,但不得超出犯罪的严重性所允许的程度”[4]。是否予以刑罚处罚总是在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和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之间做出选择,因此,传销行为的入罪点应是其危害性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社会相关成员普遍感到不用刑罚调整此行为,自己的基本权利就会受到威胁。因为“刑法存在的正当性,在于它对于保障社会团体和睦昌盛的共同生活有着无可争议的必要性”[5]。

(一)非欺诈传销不宜入罪

直销企业实行无店铺经营,单层次的直销难以迅速拓展市场,所以往往“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直销的掩盖下实施团队计酬的多层次传销,以期能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实现市场和效益的倍增。非欺诈的多层次传销行为存在真实有价值的产品,而且价格较为合理,不收取入门费,此种传销虽不会侵害反而会增加参与者的利益,甚至一定程度上还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我国没有放开多层次直销,这对其他相应企业的利益必然会造成损害,不利于形成健康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非欺诈的多层次传销和欺诈的多层次传销仅差“骗取入门费”一个要件,一旦突破监管、越过此要件,演变为欺诈传销,就会给社会带来深层的灾难,对此进行严打以构筑防堵欺诈传销的堤坝也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手段只能限于非刑罚的方式,因为刑罚的严厉性决定其只能针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本身,而不能用以制裁那些仅是可能导致严重危害行为的行为,“对功利的追求只能在报应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超出报应允许的范围的刑罚,即使能有效地服务于预防犯罪的目的,也因不具有公正性而是不正当的”[5]。故对此只需采取行政方式予以规制,不必动用刑罚,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尚未用《禁止传销条例》查处这种非欺诈性传销[2],这也符合国际上只对欺诈传销动用刑罚的惯例[6]。

(二)欺诈传销应当区别入罪

作为国际公害的经济,欺诈传销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欺诈传销侵犯了广大成员的财产权,有时还包括人身权。表面上看,加入者自己“自愿”交纳入门费,是一种投资或消费行为。但从被邀约开始,新人就被各种合法的外衣所蒙蔽,到达传销窝点后更是面临各种程式化的活动,生活在虚构的生活情境之中,被灌输新的价值观念,稍有不从即被控制人身自由,甚至带来伤亡的后果[7]。新人在人身和精神双重控制下,交纳入门费加入传销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入门费的交纳不是成员的自愿,而是在利诱和控制下的被骗,往往还伴随着对成员自由权、健康权甚至生命权的侵害。尽管有一部分成员确实因此而暴富,但更多的成员尤其是最后一批成员必然是血本无归。

其次,欺诈传销严重破坏了经济秩序。欺诈传销之所以频频得手,是因为它总是披着合法的外衣,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正当的经营活动为名招徕消费者,但却骗取他人财物,破坏了市场交易秩序。欺诈传销往往以直销为名,行传销之实,直接扰乱直销市场秩序。传人传销以“参与民间资本的运作”或者各种投资为名,大肆非法集资,吸纳大量民间资金,破环金融监管秩序,危害国家经济安全。传物传销中其产品多为假冒伪劣产品,几乎没有经济价值,有的还存在安全隐患,破坏产品质量管理秩序。

欺诈传销带来的最深远危害在于其颠覆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滋生社会动荡之源,破坏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欺诈传销以“杀熟”为发展下线的主要方式,毁灭了个人基于血缘的赖以生存的信任资源,破坏为人诚信的价值观念,危及了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和道德基础。欺诈传销往往吸收文化较低、技能有限、出路不多的弱势群体,扭曲他们的价值观念,把传销美化成改变他们命运的唯一机会,体系一旦崩溃,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个人理想的毁灭和对社会的愤恨容易引发④。传销组织不断激化上线和下线的两级对立,无法满足其恣意煽起的人人都能赚钱的需求,“这种普遍无法满足的需求,终会酿成社会的动荡之源”[8],甚至危及国家安全⑤。

欺诈传销的整体危害性十分严重,需要刑罚予以规制,但其内部却存在具体的分工,各个成员实施的行为种类不同,危害性程度亦有差异,入罪与否需要具体分析。传销组织一般实行五级三阶制,分为会员、推广员、培训员、员和商⑥。会员参加传销组织的行为不是传销活动发展

下线的行为,危害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不宜入罪。推广员虽已发展了下线成员,但其在整个组织中的地位很低,没有参与组织策划活动,所起作用轻微,危害不大,也不易入罪。培训员则已发展较多下线,是传销成员经常见到的最高领导,负责对成员进行人身、资金和精神控制,并培训他人如何发展下线,起到了巩固、发展传销组织的作用,其社会危害性较大,其行为应受刑罚处罚。员和商为传销组织的核心,是整个传销活动的发起者、策划者和领导者,虽然基本上不与成员见面,但却通过培训员操纵、掌控这个组织,是传销危害之源,理应受到刑罚制裁。

四、欺诈传销行为入罪的径路检讨

如上所述,欺诈传销理当入罪,但究竟如何入罪却是争议的问题。是简便的口袋入罪还是审慎的区分入罪或单独入罪?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无疑都要求行为入罪必须正确归置,以罚当其罪。刑法不仅是裁判规范,也是行为规范,只有选择恰当的入罪径路才能发挥其保障人权的指引功能。

(一)对现有入罪径路的批判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批复,禁止传销后仍然从事传销或者变相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由此开辟了传销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论处的入罪之道[9]。这里的传销或变相传销实际上特指欺诈传销行为,因为刑法是不会处罚司法实践中连行政处罚都没有制裁的经济行为。此前也有人主张把非法传销作为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行为之一予以惩治[1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一堵漏要件敞开着入罪的口袋。但笔者认为,欺诈传销不能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非法经营罪处罚的行为只能是特定的非法经营行为。该行为首先必须违反刑法第96条规定的国家规定,并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其次,同罪下的行为还必须性质相同、类型相似,这是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因此,“其他经营行为”须与前面列举的四种行为一样,其经营的对象“是指国家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为维护国家、人民的利益而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实行限制性经营的物品”[11]。但传物传销的产品则往往是化妆品、保健品或健身器材等非限制买卖的普通产品,这些产品只是证明加入传销组织的道具而已,并无多大消费价值,而作为欺诈传销主要方式的传人传销更是“传而不销”,根本没有产品或者成员始终见不着产品。据此,传销不是此类非法经营行为。

即使按照批复把非法经营罪规制的对象扩张至某种经营方法,则其与前四种行为一样,同一时期应当存在与之对应的正当经营方法。因为非法经营罪的客体是国家经营许可制度,这种制度“在普遍禁止的基础上允许适格主体在法定范围内从事经营行为”[12]。如果这种经营方法被全面禁止,很难认定其还是经济活动中的经营行为,如贩卖和拐卖人口不可能是一种经营行为。如此对其的处理恰好与批复相反,1998年4月18日前由于存在合法的多层次传销,所以欺诈传销是非法经营行为,而此后由于不存在合法的传销,所以其根本不是一种经营行为,也就不能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经营”本意为“筹划并管理(企业等)”[13],显然是指生产、流通领域的各种经济行为。市场经济行为应当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制造、运输、储存、买卖等行为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而欺诈传销只是不断要求加入者发展下线,注重人头的增加,对产品或服务本身并没有进行所谓的经营,消费者都是内部成员,何况大多数传销根本没有产品,其意不在市场的有效占有,而是追求短时间内财富的积聚,“其特点是以发展人员多少作为提取报酬的标准,整个传销网络完全依靠下线人员交纳的金钱维系运作,同正常的经营毫不相干”[14]。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固然要受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影响,但其前提必须是真实意思的表示,这是自由买卖的核心。但欺诈传销在收取入门费时既隐瞒真相,又虚构事实,把实行的欺诈传销说成是直销或其他合法经营,同时以短期获取暴利相利诱,使被害人产生“将自己的财物转移他人后会产生更大的回报”[15]的认识错误而交纳入门费。因此,欺诈传销既不是生产经营行为,也不是自由交易行为,也就不可能是非法的经营行为。

司法者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本无可厚非,尽管我国的司法解释通常“形成具有普遍效力的一般解释性规定,……绝大多数属于不针对具体个案裁判的抽象解释”[16]。但把本不是经营行为的欺诈传销解释进非法经营罪的小口袋,确有违背《宪法》和《立法法》进行司法造法的嫌疑。

(二)欺诈传销应有的入罪径路

传销作为直销中的一种市场营销方式,价值本为中性,其社会危害性的有无和大小决定于运用它的行为人的主观意图的内容。它既可以用来进行正当性的销售,尤其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启用信任资源推销产品,更有利于促经济的发展。但在非法意图的驱使下,也可以用作违法犯罪的工具,根据《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第1条,传销就可以用来进行、帮会和迷信、流氓活动,实施价格欺诈、骗取钱财、推销假冒伪劣产品、走私产品、谋取暴利、偷逃税收等行为。因此,具体传销活动的性质应当以组织领导者的主观故意的内容来确定,进而找寻其入罪的径路。

主观上,欺诈传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欺诈传销行为的主观目的不是《禁止传销条例》所规定的牟取非法利益牟取非法利益是指在经济领域中通过违法的经营行为牟取的利润,而如上所述,欺诈传销已经不是经济上的经营行为,所以欺诈传销不可能像其他经济行为一样牟取到经济利润,其主观上也就不会把不可能实现的结果作为行为的目的,而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里的非法占有即不法所有,“行为人主观上意图排除权利人而使自己以所有人自居,对财物依经济上的用途而予以使用、收益或者处分”[15]。传销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骗取入门费后,在内部直接按照五级三阶制进行了再分配,除一部分用作下次骗取入门费的活动经费以外,大部分被组织领导者攫取,剩余部分被其他上线层层瓜分,然后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加以使用。而被害人在交纳入门费后已不再是这笔费用的所有人,没有也无法控制其此后的用途,更不能享受使用、收益或者处分的权利。该被害人也许会参加下一次的入门费瓜分,但其得到的不是自己交纳的财产或者其孳息,而是共同骗取的他人财产。如同诈骗罪的规定一样,《刑法修正案(七)》也未明确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骗取财物”已表明了这一目的。

客观上,欺诈传销实施了隐瞒真相,虚构事实,骗取财物的行为。传销组织往往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合法外衣,邀约被害人,然后发动信任资源网络针对人性的各种弱点营造新的情景,不断跟进洗脑,使被害人陷入认识的误区,以为自己在参与一个可以短时暴富的合法经营活动,进而交纳入门费。欺诈传销宣传不但隐瞒了非法活动的真相,还虚构了一个短期致富的梦想,但在这种纯粹的资金再分配体系中“只有不到2%的人发财,剩下的98%的人破财”[1],而那些发财的人注定是传销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传人传销是裸地骗取入门费,但在传物传销中毕竟有产品交易的事实,传销组织似乎为获得入门费付出了对价,“必须把权利人失去的财产与其所得到的回报两方面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最终确定其是否有实质的经济上的财产损失以及损失的多寡”[17]。入门费和产品实际价格相差甚远,被害人之所以交纳入门费也并非出于消费的需要,而是为了获得发展其他人员的资格以实现致富的梦想,产品在这里只是证明入门的道具而已,所传物传销依然是一种诈骗行为。因此,《刑法修正案(七)》将其定性为“骗取财物”的行为。

因此,欺诈传销应定性为危害严重的经济诈骗行为,而不是非法经营行为。《刑法修正案(七)》将其与合同诈骗罪置于同一法条是妥当的。但其法定最高刑低于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有轻重失衡之嫌。在《刑法修正案(七)》生效以前发生的欺诈传销,可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在溯及力上遵循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此后发生的应依据特别法优先的原则,按照《刑法修正案(七)》以组织领导欺诈传销罪定罪处罚。欺诈传销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据想象竞合的原则从一重处,但在欺诈传销过程中若因其他行为构成其他犯罪的,则应数罪并罚。本罪的规定虽然取消了原草案中“情节严重”的入罪要件,但根据刑法第13条和第101条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应入罪,故本罪刑罚应与相对应的行政处罚有机衔接。根据刑法第231条的规定,单位也可构成本罪。由于本罪是必要共犯,其责任的承担不同于任意共犯,刑法只是规定了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刑事责任,则意味着不追求其他参与欺诈传销活动者的刑事责任,因为“特别是关于已经规定有处罚参与者的集合犯,就不应再适用刑法总则上的共犯规定。对没有被规定为集合犯的参与行为,应认为是不可罚的。”[18]

注释:

①关于传销传入中国的时间,有的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末(张浩编著:《非法传销揭秘》,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页。);但也有人认为是1990年(参见林力源著:《新编传销学》,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但现在业界的共识是———直销是1990年由雅芳公司带入中国的;而非法传销组织“老鼠会”则是1989年由一家日本的磁性保健床垫(JapanLife)“偷渡”过来的(参见纪宁:《传销批判:中国经济肌体中的类SARS病症(上)》,载/2004063035718.htm,l于2009年6月7日访问。)。

②《刑法修正案(七)》生效以后,司法机关即开始了具体的实践。(《武汉警方首用组织领导传销罪刑拘九名传销人员》,载/news_details.php?id=2415,于2009年6月7日访问。《南宁警方首用组织领导传销罪批捕传销主要人员》,载/news/news_view.asp?newsid=1852,于2009年6月7日访问。)

③所谓“排位”或“买份”是指组织者主要依靠参加者交纳的入门费来获利,并从中支付先参加者的报酬,参加者不需要发展人员,交纳入门费后即自动获得一个位置,大多数国家将其列为非法或非法行为,我国现已将其作为非法集资行为处理。(参见刘敏著:《直销与传销》,中国工商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9页。)

④2000年3月安徽阜阳就发生了由退货讨债引发的5000多人围攻政府机关、封堵105国道的恶性。(参见刘敏著:《直销与传销》,中国工商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⑤1996年阿尔巴尼亚的金字塔欺诈引发全国骚乱,导致梅克西政府下台。(参见刘敏著:《直销与传销》,中国工商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⑥通常情况下,缴纳入门费便可成为E级会员或推销员,发展3下线就可成为D级推广员或组长,下线达到10人升级为C级培训员或主任,下线增至65人就成为B级商或经理,下线达到393人则升为A级商或总裁。(具体参见张浩编著:《非法传销揭秘》,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

参考文献:

[1]刘敏.直销与传销[M].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2007.6,198.

[2]直销管理与禁止传销编辑部.直销管理与禁止传销[M].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2006.93,17,93,92.

[3][日]野村稔.经济刑法之论点[M].东京:日本现代法律出版社,2002.159.

[4]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21.

[5][德]约翰内斯·韦赛尔斯.德国刑法教科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5,91.

[6]詹庆.“传销罪”罪名法定化之研究[J].政治与法律,2009,(2):48.

[7]皮曙初,吴萃.传销魔网悄然“网”向大学生[J].半月谈,2009,(16):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