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的区别精选(九篇)

第1篇：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的区别范文

本文案例启示：民事民间借贷与商事民间借贷在资金功能、社会作用、法律监管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异，在刑法评价上必须区别对待。判断民事借贷是否构成犯罪，必须考察其是否严重侵犯了金融监管秩序。如果民间借款后发放高利贷的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可以以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而单纯闲置资金单向经营性的高利贷行为，则无需刑法介入。

[基本案情] 吴某经营一家未经注册的担保公司，从事高利贷活动。2009年至2011年间，吴某以资金周转为由，按3%—5%不等月利率分别向宋某、赵某、刘某等12人（2人是牌友及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借得人民币559万元。借得款项后，吴某将所借款按照7%—10%的月利率分别转借给程某、李某、胡某等十余人，从中赚取利率差价。2011年10月起，吴某因无法收回程某等人借贷资金，而停止向宋某等支付借款利息。2012年3月吴某失踪无法取得联系。宋某等人报案，吴某于2012年8月被抓获，其无能力归还借款。

该案争议焦点是：（1）吴某民间借贷行为是否损害了刑法保护的法益；（2）吴某未经国家批准经营高利贷的行为是否认定非法经营罪；（3）吴某潜逃数月是否可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4）吴某虚构借款理由行为能否认定有诈骗行为，进而认定为集资诈骗罪；（5）吴某是否向不特定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其中（1）至（2）涉及刑事司法介入民间借贷的界限，（3）至（5）涉及罪的区分。

一、正确界定民间借贷的刑法法益

（一）民间借贷的“民商二重性”

正确发挥刑法惩罚，就必须在适用刑法之前，对民间借贷的含义进行准确界定。民间借贷虽古已有之，但目前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其内涵与外延都存在一定的分歧，观点主要包括主体说、国家管制说、民商二重说等。主体说认为金融组织之外的借贷都是民间借贷。我国司法实践也主要采此说，如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处理……”，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国家管制说认为一切不受国家控制或监管的即属民间借贷。民商二重说则主张民间借贷资金性质是用于生产、生活，而非用于从事资本或货币经营。 [论文网]

笔者认为，上述对民间借贷内涵的界定都反应了民间借贷的某些方面的特征，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体说从借贷主体出发对借贷是否适法进行定义，但有些借贷虽然是自然人、非金融组织进行的借贷，但其借贷主要从事类似金融机构的资本、货币经营，应不归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国家管制说的缺陷如同主体说一样，目前绝大部分自然人、非金融组织间借贷都游离在国家管制之外。而民商二重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间借贷的本质。我国采取的是“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此体制下一般不区分民事性质借贷和商事性质借贷。实际上这两种借贷的区分度较大，一般民事民间借贷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或无偿借用资金的借贷行为，而商事民间借贷是以收取利息为目的具有资金融通功能的商事借贷行为。在“民商合一”立法体系中，两种民间借贷从形式上体现出来的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所形成的借贷关系，仅仅从借贷主体、合同、协议等方面一般无从判断是民事民间借贷还是商事民间借贷。不过两者在资金功能、社会作用、法律监管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异，一般民事民间借贷是自发性非逐利的民事活动，这种民事活动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和流通，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中小企业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上的资金需求，促进经济发展。而商事民间借贷带有逐利性质，是资本、货币经营运作，这种运作不仅要受民事法律调整，同时因为此种借贷可能影响到金融安全和稳定，同时受行政法律法规调整，要接受金融监管。在刑法评价上对此两种性质的民间借贷必须区别对待。具体在本案中，由吴某的借贷合同无法分辨出该借贷行为的性质和是否属于国家监管范畴，但从民商二重性很容易分辨该借贷行为性质，吴某以谋取利差为目的的资金借贷行为，已经超出一般互助型民事借贷的范畴，属于以营利为目的商事民间借贷。

（二）判断民间借贷构罪依据是刑法法益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刑事司法也必须贯彻这一目的。判断民事借贷是否构成犯罪，必须看民事借贷是否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我国法律不禁止民间借贷，但是禁止自然人、非金融机构像正规金融机构那样进行借贷活动，即禁止严重扰乱金融监管秩序的借贷活动。因此在判断民间借贷行为是否构罪，要判断借贷行为是否严重侵犯了刑法保护金融监管秩序。民事民间借贷行为通常都是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其不在政府金融监管的范围内，没有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刑法对此行为一般也不予干涉。根据刑法保护的法益，我国关于民间借贷的犯罪主要集中在商事民间借贷中，涉及罪名主要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高利转贷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中。

同时因为民间借贷的概念是整体概念，涉及主体既包括借入方也包括贷出方，有的主体即是借入方也是贷出方。其中因借入行为构罪涉及罪名主要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因贷出行为构罪的主要是高利转贷罪、非法经营罪等。因此在本案中吴某借入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而贷出行为可能构成高利转贷罪、非法经营罪。

二、“贷”方出资行为的罪与非罪

在本案中，因吴某高利转贷的款项来源不是从银行借款所得，因此不符合高利转贷罪构成要件。但从规范层面目前刑法没有高利贷罪，在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高利贷行为可以构成非法经营罪，但争议很大。

高利贷与正常民间借贷的界限，主要是按照利率的高低来确定，超过法律对民间借贷规定的最高利率，牟取非法高额利息的行为就是高利贷行为。我国民事司法审判中并不是对一切高利贷行为都予以禁止，仅是对高于同期银行利率4倍部分利率法院不予支持。实际上，“高利贷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下的合同行为，而且是一个最优化的契约包括分担风险程度及具体的风险变化程度。”[1]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时期，高利贷可以满足自然人或非金融组织等非经常性支出的资金需求，此种高利贷可以定义为互助型高利贷，这种高利贷出现纠纷，借贷主体双方通过民事诉讼就可以解决，这也是长期以来国家和政府一直未对高利贷进行强制干预的原因之一，此时刑法更不必介入。

但经营型高利贷已经脱离民事型借贷转向商事型借贷。这种貌似基于双方自愿的借贷关系中，过高甚至超过本金的利息给借款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引发极度不公平，存在借意思自治破坏公平原则，在全国各地都有以非法经营罪对经营型高利贷入罪的判决。但也有主张经营型高利贷合法化的观点，认为经营型高利贷虽然约定了高利，但这是缔约双方合意的结果，法律不应惩罚。

笔者不认同经营型高利贷合法化的观点，但也不赞成刑法

可以随时介入经营型高利贷。经营型高利贷合法化的观点首先是从主体说出发，认为只要是平等主体合意就应当保护，不再考量合意内容是否合法、是否违背社会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该观点在前提上混淆了民事和商事借贷的关系，混淆了民法和行政法、刑法的界限。因此未经批准从事商事经营型借贷是违反国家金融监管秩序的行为，应受行政处罚。这也为非法经营罪的适用留下空间。

虽然存在以非法经营罪对高利贷行为定罪，却这一做法没有充分体现刑法的保护法益。首先，从各地做法看，对高利贷行为定罪附带很多情节，无法体现保护的法益究竟是什么。例如南京市《关于办理高利贷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未经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以获取高额利息为目的，从事高利贷行为，数额较大，有四种情形之一的，[2]才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对发放高利贷数额较大，但没有采取其他非法手段追债、索债的，一般不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从此规定无法看出本罪主要是维护金融秩序，还是维护公民人身权益。其次从非法经营罪的保护法益看，非法经营罪保护市场秩序，而经营型高利贷所侵犯的主要是金融管理秩序。最后非法经营罪中非法经营数额较低即可入罪可能导致打击面扩大。司法解释没有明文规定非法经营数额入罪标准，实践中一般是参考2009年两高《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形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非法经营数额五万元即达入罪标准。但在当前经济条件下，五万元的借贷活动属于常见现象，以此为门槛会扩大打击面，不符合法理情理。

把握刑法如何介入高利贷行为的界限，还是必须要重新认识刑法保护金融管理秩序罪的法益。高利贷所产生的风险，往往不在于借贷行为本身，而在于借贷所产生的风险。在闲置资金单向贷款中，即使是高利贷，因其主体少，法律关系简单，风险都在借贷双方可控范围内。但目前大量存在的并非是自身闲置资金的贷出，而是从上家借款再出借，进而牟取利差的行为，这使原本可控的贷款风险转为不可控。目前刑法第175条所规定高利转贷罪的原因也不仅是贷款业务应受国家监管，同时因为转贷行为提升贷款金融社会风险。从法益风险分析，从一般人那里借款后用于投放贷款法益风险，与高利转贷罪中从银行借款后用于投放贷款所损害的法益风险程度应是基本等同的，同时鉴于高利贷利率偏高，更加容易导致风险增加。因此，价值层面看民间借款后高利转贷行为所造成法益风险明显高于高利转贷罪。举轻以明重，民间借款后发放高利贷的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后果严重，应构成犯罪，从法条规范适用上目前暂时可以适用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而对单纯闲置资金单向经营性高利贷行为，民法、行政法即可以调控风险，无需刑法介入。具体到本案，吴某属于借款转高利贷行为，并且无法归还借款，已严重损害刑法保护法益，遵循罪刑法定，目前可以非法经营罪处罚。

三、“借”方吸资行为的罪名分析

因在本案中对吴某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存在质疑，有观点认为吴某借入行为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两罪的认定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对此一并展开分析。

（一）非法占有目的是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要区分点

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主要在于主观目的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只要客观行为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以集资诈骗罪论处。很显然集资诈骗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区别点在于主观目的不同。在《解释》第四条同时规定了八种行为可以用于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客观行为推定主观故意的方法。本案中，吴某虽然有潜逃的行为，但是由下家不能返还借款而导致其不能归还上家借款，其主观目的是为赚取利差，而非占有上家的借款，因此尚不能推定吴某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二）不能单纯以诈骗行为区分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有学者论述：“就集资诈骗而言，只要某种行为足以使对方陷入‘行为人属于合法募集资金’……等认识错误，足以使对方‘出资’，那么这种行为就属于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方法。至于行为人是就事实进行欺骗，还是就价值进行欺骗，均不影响欺骗行为的性质。”[3]也有学者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是一种包容、堵截关系：集资诈骗是以诈骗方式实施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笔者认为，单就集资诈骗罪而不论及该罪与他罪的区别，可以认为上述观点论述了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欺诈的方法。但如果从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联系与区分来看，是否具有诈骗行为并不能成为两罪的区分点。行为人如采取诈骗方法吸收公众存款，却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不能认定为集资诈骗罪的。大量存在的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往往并不特别关心借款用途，而更关心利息回报或双方关系，这些才是他们作出借款决定的根本原因。而对借款人而言，为了获得借款，含糊其辞或者编造虚假理由，都是比较常见的现象。”[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不以行为人是否使用诈骗方法作为构成要件之一”。[5]在本案中，吴某即使编造理由也是为了获取借款增加便利，但其不是在非法占有故意支配下的诈骗方法，不能认定为吴某构成集资诈骗罪。

（三）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资金用途不尽相同

虽然《解释》列举了集资诈骗罪中行为人集资后的资金使用情况，但是以此情况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而不是限定行为人只有按照解释用途使用资金，才构成集资诈骗罪。

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对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以外的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否以此罪论处，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肯定说认为，立法宗旨在于处罚未经有关机关批准擅自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并不考虑行为人吸收存款后的用途。否定说认为，只有当行为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时如发放贷款，才能认定扰乱金融秩序，以本罪论处。而司法解释选取了折中说，《解释》的第三条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笔者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本身就是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而是否投入到生产经营、是否返还则反映了法益受侵害程度的高低。《解释》认为吸收公众存款，用于生产经营同时又能及时清退吸收资金，表明法益侵害程度较低，可以免于处罚或不作为犯罪处理。但并不承认只要是为了生产经营活动吸收公众存款同时返还资金就是合法行为，私自吸收公众存款的仍违反了行政法规，应受行政法规制。因此本案中，无论吴某借款用途如何都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要求。

（四）关于社会公众的涵义

《解释》规定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要求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对公众的理解有认识分歧，一种观点是不特定且多数说，认为公众是说明存款人属于不特定的群体，但如果存款人只是少数个人或者特定，不能认为是公众。另一种观点是不特定或多数说。满足多数人或不特定人条件之一即可。

笔者认为，公众的本意在于

界定法益范围，反映了行为对法益侵害范围广、程度重。用不特定界定公众范围足以反映法益受害程度，无需用“多”来衡量。虽然“多”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特定的形式特征，但无法准确反映不特定内在特性。不特定所要指示的意思不单纯是人“多”，而是说明人员的延散性、不可控性和可波及性。《解释》中“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其中“公开”、公开正向表明了不特定的外部扩张性，亲友则反向确认了不具有扩张性的人群范围不属于公众范畴。在司法实践中，目前对“亲友”的范围也存在一些争议，特别是具有朋友关系的人，如“牌友”、“朋友的朋友”能否认定为亲友。笔者认为生活意义上的亲友与刑法意义的亲友有别，亲友分为亲属和朋友，从语义和功能解释的角度而言，亲属的人群属于特定稳固的人群而不具有扩张性，在同位语范畴，朋友与亲属并列也应该具有同亲属一样的稳定属性。而人际交往具有扩张性，虽然人们随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结识新人，并称为生活意义上的朋友，但此种意义上的朋友不具有特定性。而刑法上的亲友强调特定性，只有通过长期交往形成稳定关系的人才具有特定性，对偶然认识或介绍认识的人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关系，因而不具有特定性，不能成为刑法意义上的亲友。本案中吴某借款人中牌友等少数人属于偶然结识尚未形成稳定关系的朋友，借款的对象已开始扩展到社会公众范畴，但鉴于涉及不特定人人数极少且借款数额少，又未向社会公开宣传，从法益危害性而言可不认为属于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

四、结论

民间借贷在实践中有多种表现形式，对民间借贷调整法律包括民商法、行政法和刑法等，他们各自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但刑法因其强制性和谦抑性，所保护的法益具有特定性、稳定性。结合民商借贷民商二重性的特点，对刑法保护法益进行具体分析，不难发现刑法对没有影响国家金融秩序的互助型民间借贷排除出刑法适用范围，而是将破坏国家金融秩序且情节严重的经营型民间借贷才纳入刑法规制，刑法在此意义发挥着二次规范的作用。德国刑法学大师李斯特曾言“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民间借贷及其所引发矛盾的处理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其需要有序的发展环境，疏堵结合才有助于正确发挥民间借贷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注释：

[1]曹冬媛：《民间借贷利息的法律问题》，载《河北法学》2012年第12期。

[2]这四种情形是：以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逼迫他人借款的；以暴力、胁迫、严重干扰他人正常工作、生活等非法手段或者利用黑恶势力索取债务的；因非法索债、逼债等行为导致借人款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造成其他严重人身损害的；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或或社会影响的。

[3]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703—704页。

第2篇：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的区别范文

(一)规模总量不断增长

据对湖南省益阳市50家企业、120户城镇居民和120户农村居民问卷抽样调查测算,至2008年末,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约为54亿元,比2004年增加9.52亿元,增幅为21.4%,分别占全市人民币存、贷款总额的8.6%、9.7%。样本企业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规模122.4万元,比2004年增加38万元,年均增长11.25%;样本城镇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94万元,比2004年增加1.33万元,年均增长9.8%;样本农村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42万元,比2004年增加1.06万元,年均增长7.4%。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全市中小企业民间借贷34.29亿元,约占民间借贷总额的63.5%,城乡居民约占36.5%;二是城市居民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略高于农村居民;三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远高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二)融资范围不断扩大

抽样调查显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约77%是用于解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约23%用于固定资产投产;农户得到民间借贷在生产及生活中的分配比例是58∶42;城镇居民民间借贷资金约74%用于投资经商。从益阳市民间借贷投向看,主要集中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农业产业化领域的需求。据调查的100家龙头企业资金需求达83亿元,较上年增加24亿元,增长13%,银行贷款满足率仅为50%,有三成的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资金缺口约38亿元。二是房地产开发领域的需求。据调查,在自筹资金中房地产开发商向民间借贷的资金所占比重下降了约12%。2008年农民住房支出较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别增长了20%、18%和22%,使民间借贷由过去的生活急用转为居住借贷。三是新型工业领域的需求。

(三)交易活动由暗转向公开或半公开化

民间借贷虽不具有合法地位,但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逐渐由“地下交易”变为半公开或公开化。

(四)借贷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

随着民间资本规模扩大,专业放债人和中介人应运而生。有的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从中收取中介费;有的担保公司为民间借贷者提供担保,从中收取担保费;有的企业或个人一方面借入资金,另一方面从事放款活动,从中赚取利差,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或专业放债人。此外,随着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增强,相继出现了白条转借贷的形式。与此同时,在社会上涌现了一批食利群体。其中:包括在职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

二、当前民间融资动向及发展趋势

近几年,随着民营经济体不同形式的蓬勃兴起,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提高,民间借贷出现了新的动向。

(一)民间融资替代化

据样本点监测显示: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互为替代的特征较明显。据监测的10户企业(主要是当地重点企业)数据显示,在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今年1-6月获得银行贷款7345万元,同比增加1350万元,企业民间融资总额2532万元,同比减少了560万元。

(二)融资性质股权化

据样本监测点显示,近几年,股权性融资在企业筹集资金的过程中被广泛的运用,在民间融资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06-2008年分别上升了7.3%、10.2%、13.6%。如南县鑫欣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入股会员2358人,企业融资规模达680万元,比2006年增长26%,入股者不仅能保利分红,还得到了企业饲养技术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带来的实惠。

(三)农村融资趋于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协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载体,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益阳市现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756个,拥有资产39亿元,民间融资规模5.8亿元,入社会员26.5万人,带动农户39万户,占到了全市农户总数的39%。问卷调查显示,农信社基本上满足了农户小额信贷需求,资金供需矛盾主要集中于企业和专业大户的大额资金需求,有80%的企业和专业大户都有民间借贷,一些龙头企业或协会通过合股、入股和民间借贷的方式筹措资金,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紧密地连在一起,缓解了企业大额的相对稳定的长期性资金需求。

(四)借贷行为趋于理性化

随着民间融资市场逐渐趋于成熟,辖区民间融资行为更具市场性和公开性,理性化特征也愈加明显。首先是融资价格随行就市,并依据信用、风险、期限等进行定价。二是融资方式更趋规范。据监测数据显示,以书面协议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86%,以担保或抵押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14%,同比分别增加了7%和4%。三是付息基本上参照银行的结息方式来执行。

三、区域比较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一)部分资金流向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益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长期以来,工业基础较薄弱,原计划经济下的许多小水泥、小钢铁、小纸厂以及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通过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后,因长期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支持,积累了大量的风险。以桃江县为例:全县16家立窖水泥生产企业,年产量普遍为8.8-16万吨,因不符合国家信贷政策而长期依赖于民间借贷维持经营;同样的情况还有桃江县金沙钢铁厂,长期在市场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狭缝中求生存,企业发展由小做大完全依赖于民间借贷,2008年末民间借贷余额达到5000多万元。

(二)进入成熟期后的民营企业仍达不到正规金融所需的信贷条件

据了解,为了适应民营企业贷款小、频、急的特点,缓解民营企业贷款难问题,近几年工总行、农总行都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基层行具体执行起来却十分困难。以益阳市为例:全市工业企业19865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764家,规模以下小企业2566家,个体经营户16811家。调查显示:目前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满足率度不到40%,通过民间融资方式筹资的企业高达77.3%,占到了企业融资规模的50%左右。

(三)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定义模糊

目前,在我国《刑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对合法的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定义模糊。《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998年7月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取缔办法》中有关规定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该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上述法律对合法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存款行为的定义并不明确,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

(四)民间借贷趋利性极易导致经济结构性风险

民间借贷具有隐匿性,使得地方政府对本地资本市场供求状况和资金投向难以把握,使民间借贷往往集中于热点行业。微观经济实体投资的非理性极易导致热点行业内部企业林立,难以形成适度竞争和合理联合,导致行业生产规模过剩,造成社会整体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当社会投资边际效益为负时,民间借贷的风险就会加大。

四、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的有效途径

(一)制定相关法律,在法律上明确区别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几条司法解释虽在某种程序上承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但都是从民法的角度出发为官司纠纷而做的解释,仅有几条“判案解释”已难以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一部适合国情的《民间借贷法》和《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和中介业务管理办法》,从法律上明确界定民间借贷的形式、运行方式,在制度设计上为民间借贷双方构建法律保障。

(二)加强政策舆论导向,规范民间融资行为

各级政府应尽快明确相应的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来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改变目前民间借贷放任自流的状况。一是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风险教育,提高广大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二是根据民间借贷的性质,区别对待,加强管理。对于数额小、参与人员少、不跨地区、用于互助解困等合法用途的,应允许其存在,并加以引导和规范。三是严厉打击民间高利贷行为。对于脱离实体经济的各类非法集资和民间高利贷行为要严厉打击;对于擅自设立非法金融机构和违法从事银行存贷款业务的要坚决取缔。

(三)建立科学监测体系,跟踪民间借贷变化

一是建立民间借贷业务登记备案制度。民间借贷主管部门要以民间借贷借款方为监管对象,建立民间借贷交易行为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特别是对融资规模较大企业要实行强制性登记备案,未经登记的可视同为非法行为。二是建立科学的民间借贷监测指标体系。监测内容应包括民间借贷规模、融资方式、用途、期限、利率和借款偿还情况等。对融资规模较大的企业或个体经营户,主管部门应时实定期跟踪调查,及时掌握其动态变化,并实施有效地风险控制和管理。三是依托各级民间借贷监测登记部门建立全国性民间借贷监测体系。区(县、市)一级负责收集辖内民间借贷信息,定期汇总上报省(市)有关部门,全国、省(市)监测部门通过整理分析,为相关部门加强民间借贷管理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信息支持。

(四)加强产业引导,优化民间投资结构

各级政府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加强民间借贷的引导和服务,选择具有市场前景、成长性好的项目为依托,优化民间投资结构。严禁民间资本投向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鼓励中小企业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加大对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有关部门要创造政策条件,帮助有发展潜力的龙头企业直接进入资本市场,逐步减少民间借贷比重。

(五)培育征信市场,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中小民营企业发展一般具有先民间资本、再银行贷款的顺序。进入成熟期后的企业要得到银行信贷支持,首先,要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的“瓶颈”。因此,各级政府要积极培育征信市场,规范中小企业经营行为,引导中小企业转变信用观念,建立内部信用管理制度,提升中小企业财务信息的可信度,为银行信用评级创造条件。

第3篇：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的区别范文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规范民间借贷活动，有效配置金融资源，改善金融服务，完善金融体系，切实维护地区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二）基本原则

1.预防为主。提高防范金融突发事件的意识和水平，加强日常监控和内部管理，发现苗头和隐患及时采取有效的预防与控制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和蔓延。

2.依法管理。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突发事件的预防、报告、控制实行依法管理；保护合法民间借贷，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3.分工负责。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谁主管、谁整顿，谁批设、谁负责”的原则，落实责任，分工负责，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切实规范民间资本市场管理。

4.属地管理。市人民政府负责统一领导和协调全市规范整顿民间借贷工作和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各旗区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民间借贷的规范整顿以及因民间借贷纠纷引起的的防范和处置工作。

5.快速反应。按照处置程序和要求，建立预警和监测机制，增强应急处理能力，保证发现、报告、控制和救助等环节紧密衔接，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快速反应，及时处置。

（三）总体目标

坚持疏堵结合，加强规范引导，完善金融体系，丰富金融产品，拓宽投资渠道，有效促进民间资本“阳光化”；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行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出现因民间借贷引发的；加强民间资本市场监管，有效防范民间资本市场可能出现的风险，切实维护地区经济和金融安全。

二、组织机构及工作职责

为全面加强规范整顿民间借贷工作的组织领导，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全市规范整顿民间借贷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市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副市长担任，成员由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财政局、金融工作办公室、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中心支行、鄂尔多斯银监分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商务局和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等单位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金融工作办公室。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如下。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全市规范整顿民间借贷活动的日常工作；协调各成员单位制定全市规范整顿民间借贷工作实施方案；定期组织召开会议，通报工作进展情况，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定期对各旗区、各有关部门规范整顿工作进行检查指导，汇总分析工作情况，提出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市委宣传部：负责牵头组织全市规范整顿民间借贷活动的宣传工作；建立全市规范整顿民间借贷工作新闻发言人制度，会同有关部门定期通报典型案件和全市民间借贷规范整顿工作进展情况，统一宣传口径，统一对外信息，提高信息透明度；组织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我市民间借贷活动及规范整顿工作进行客观真实的宣传报道，通过正确的舆论引导群众理性认识民间借贷，防止错误舆论引起民众恐慌。

市委政法委：负责督促、指导和协调全市政法部门按照职责要求做好规范整顿民间借贷活动的各项具体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对全市民间借贷可能出现的社会稳定问题进行排查，及时分析形势，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因民间借贷影响社会治安的不安定因素，确保社会稳定。

市公安局：负责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因民间借贷纠纷出现；依法查处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犯罪案件；加强对网络内容的侦查和引导，及时封堵和删除网络有关我市民间借贷问题的不实报道，澄清事实，会同有关部门对外统一信息；组织制定全市非法金融案件处置预案；设立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群众举报中心，对举报案件进行及时侦破。

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依法审理涉及民间借贷案件，对涉及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件及时移交公安机关查处；依法扣押、冻结、追缴赃款赃物和违法所得，并按规定程序返还受害人，尽量将案件造成的不良后果降到最低程度；在办案过程中如发现债务人在资金管理中存在的漏洞和隐患的，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

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中心支行：负责监测民间借贷市场的利率、规模和流向；定期开展民间资本市场调研和风险评估，掌握民间资金投向，做好风险预警工作。

鄂尔多斯银监分局：配合公安等部门做好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案件的认定、评估、处置工作；协调金融机构做好公安机关对相关涉案人员的查处工作；设立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群众举报中心；配合宣传部门做好宣传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安排落实规范整顿民间借贷活动所需的工作经费；协助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中西支行、鄂尔多斯银监分局、市金融工作办公室等单位做好民间借贷资金流向、规模、利率监测等相关工作。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对全市典当行、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委托寄卖行的注册管理，依法实施年检；对全市投资公司合规性进行全面检查；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上述机构的清查整顿，对不符合条件的予以注销。

市商务局：负责对全市典当行的合规性进行全面检查，对超出经营范围进行违规经营的，配合公安部门予以取缔。

市金融工作办公室：负责对全市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的合规性进行全面检查，对超出经营范围进行违规经营的，配合工商部门予以取缔。

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审查我市制定出台的民间借贷方面的政策性文件；协助市公安局、法院及各主管部门做好民间借贷涉法案件的审理及查处等相关工作。

各旗区要相应成立规范整顿民间借贷工作组织领导机构，负责组织领导本地区规范整顿民间借贷工作。

三、主要任务

（一）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坚持正反结合，规范信息披露，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民间借贷活动情况进行客观真实的宣传报道，统一口径、统一形式，提高信息的公开透明度，防止错误舆论引起公众的恐慌。加强正面宣传引导，通过媒体宣传、散发资料、举办讲座等多种形式，加大法律法规和金融风险防范知识的宣传力度，宣传非法金融活动、民间借贷的新形式和新特点，提示风险，加强警示，提高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识别能力，引导理性投资，从源头上防范民间借贷风险，推动民间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二）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制定民间借贷风险防范和处置预案，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处置，对可能出现的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全面摸排，提前制定处置预案，抓源头、抓苗头，做到一旦事件发生，反应及时灵敏，处置程度清晰，责任部门和人员明确，应对措施有力，坚决防止出现因处理不当而损害群众的利益，引发。

（三）开展民间借贷活动的调查和风险排查工作。对全市民间借贷活动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准确掌握民间借贷活动的规模和发展状况。建立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强化对民间借贷规模和投向的监测，及时排查、掌握风险隐患，对排查出的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案件或潜在的风险隐患，立即采取措施，及时依法处置。

（四）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清理、整顿、规范典当行、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委托寄卖行、小额贷款公司等类金融机构，对经营范围、业务运作进行全面检查，对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等违法经营和业务活动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取缔，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五）引导民间资本规范化、健康化发展。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在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基础上，加强民间资本规范和引导，大力鼓励和支持小额贷款、担保、私募基金、股权投资等企业发展，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丰富金融产品，拓宽投融资渠道，科学合理引导民间资本“阳光化”，以合法、正规的渠道进入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和其它公共服务领域，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资金支持。

四、活动步骤

此次规范整顿活动分三个阶段进行，具体如下：

（一）宣传教育阶段。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工作办公室、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中心支行、鄂尔多斯银监分局等部门和单位配合，组织各类媒体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教育活动，宣传规范整顿民间借贷活动的目的、意义，引导社会公众客观理性地认识民间借贷。各旗区、各有关部门要根据自身职责和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宣传方案，全面系统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

（二）全面排查阶段。按照“属地管理”和“谁审批、谁监管、谁排查”的原则，对全市民间借贷活动情况进行认真、全面、细致的排查，基本掌握和摸清全市民间借贷的规模和发展现状。各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对担保公司、典当行、投资公司、委托寄卖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进行全面检查，对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机构要依法全面清理整顿。鄂尔多斯银监分局和市公安局要设立举报中心，对群众举报的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活动，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立即开展调查，确保查处到位。

（三）集中处理阶段。按照“分类指导、合理定性”的原则，对排查出的违法金融活动，通过领导小组集体研究，依法甄别定性，合理划分归类，属于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予以严厉打击；属于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的，加强正面引导，规范投资经营行为。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规范整顿民间借贷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民间借贷是一种存在于法律制度之外、非正式的、涉及金融领域的经济行为，它的存在由来已久。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市的民间借贷活动比较活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行主流金融机构服务的不足，缓解了建设资金紧张的矛盾，使民间资本集中用于经济建设领域，优化了民间资本配置，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由于民间借贷具有自发性、隐蔽性和不规范性等特点，而且借款利率高、借款手续不规范、风险控制无保障，很容易引发债务纠纷等问题，极易形成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现象，扰乱地方正常的经济和金融秩序，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为此，各旗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规范整顿民间借贷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规范和引导，推动民间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第4篇：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民间借贷；影子银行；监管困境；监管措施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4-0174-02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为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近几年，民间借贷发展迅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填补了正规金融的空白。同时，民间借贷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出借人组织化程度较高，资金供给能力强等新特点，成为难以监管的“影子银行”。“影子银行”，一般是指那些有着部分银行功能，却不受监管或少受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民间借贷作为影子银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长期游离于监管之外。据中国金融网的2012中国影子银行报告，2012年狭义民间借贷余额约为4万亿左右，可见我国民间借贷中的影子银行规模还是很大的，如果对民间借贷缺乏足够的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市场可能发生“异化”，成为非法集资和高利贷滋生的土壤，因此，应该加强对其的监管。

一、民间借贷迅速发展的原因及作用

（一）民间借贷迅速发展的原因

首先，一方面，由于央行为了应对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推行了紧缩信贷的货币政策，再加上我国严格的利率管制，使得商业银行不愿贷款给风险相对较大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而是把款项贷给优质大型企业；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贷款手续繁杂，审批的程序较多，借款企业等待的时间也比较长，不能及时满足中小企业的借款需求。相比之下，民间借贷手续简便，形式灵活，办理的时间非常对，正好适应了市场需求。因此，在从银行渠道获取贷款无门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正被迫求助于民间借贷。

其次，由于我国发生通货膨胀，实际存款利率为负数，因此为了使资产保值增值，存户不愿继续把钱存入银行，转而寻找其他高收益的投资渠道。而民间借贷所提供的利率较高，有时甚至达20%—60%，受到高利益的诱惑，大量的民间资金甚至是国企、上市公司和商业银行的资金也涌入到了民间借贷市场。

（二）民间借贷的作用

1.积极作用。民间借贷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有力地支持了中小企业的投资需求，推动了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虽然政府一再强调，要求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但是，商业银行出于风险问题考虑而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惜贷”，而民间借贷则成为中小企业主要的融资渠道，也弥补了正规金融体系服务的空白。通过民间资金的调剂，进一步发挥闲散资金的效益，优化资源配置，加速资金周转，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消极作用。首先，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社会融资需求的同时，也伴生了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洗钱等，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其次，民间借贷利率水平高，提高了中小企业的成本，加大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难度。同时，由于高额的利率，吸引了大量投机性的资金投入，甚至有部分企业通过“以贷转存”，把钱从银行搬到民间借贷市场，有相当比例的资金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入“钱生钱”的投机性利益链条中，这将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甚至可能会产生危机，使民间借贷的风险随时有向正规金融转移传导的可能，这也是影响地区金融稳定的潜在风险隐患。

二、民间借贷影子银行的监管困境

（一）监管对象难以确定

传统的民间借贷双方之间多为亲戚、朋友、同事关系，借款数额较小。而新型民间借贷主体较为复杂，参与者分布全国各地的各行各业，借款人为个体工商户和公司的占较大比重，且债权人与债务人互不相识，只是通过中间人、保证人、证明人的参与和介绍形成借贷关系，甚至出现了P2P。民间借贷关系更趋组织化、多元化和复杂化，使得监管对象难以确定。此外，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使得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的民间借贷之间的界定不清晰，也使监管对象难以确定。

（二）民间借贷规模难以统计

由于民间资本的多环节性和隐秘性特性，加上借贷双方的不配合，借贷数据很难统计，还有可能所统计到的数据都是假的。而且，很多担保、信托、小额贷款公司表面挂各种牌子，私下都在经营民间借贷，甚至是非法集资，发放高利贷。此外，民间借贷资金的来源也更加隐蔽，更加复杂。例如，有的企业主先以100%的保证金到本地银行向关联公司开立国际信用证，再拿国际信用证到新加坡、香港的银行去融资，由于信用证做的是买方代付业务，中国与新加坡、香港有时间差，企业主便可在时间差内进行跨境的资金套利，通过在境外融到的资金存入本地银行作为开立国际信用证的保证金，进一步循环开立信用证赚取利差，这些都使得民间借贷规模难以统计。

（三）多头监管主体的存在，也使监管变得困难

我国目前对正规金融行业实行“一行三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专业监管体制，“一行三会”各司其职。但是，民间借贷活动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多个环节，涉及不同行政管理部门，再加上民间借贷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使得民间借贷游离于监管之外。如上市公司参与民间借贷的影子银行由谁管？P2P、PE现在谁来监管？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都在变相贷款，银监会怎么去监管？而且民间借贷所表现出的区域性、地方化色彩非常强，民间借贷的这种区域性差别决定了中央层面的统一监管难度较大。

（四）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条文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司法部关于办理民间借贷合同公证的意见》、《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文件中，现有法律中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过于分散和宽泛，可操作性不强，且判断标准模糊，已不能满足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活动的现实需要。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致使监管当局在监管过程中没有有效的标准参照，监管工作很难展开。

三、民间借贷影子银行的监管措施

（一）确定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实施联合监管机制

1.通过法律法规确定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及其职权、监管程序。可以考虑在中国人民银行内部专门设立一个关于“影子银行”的监管部门，并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赋予其监管的职权及监管的程序。然后，在这一部门下设“民间借贷监管处”的职能部门，专门负责民间借贷的监管和协调工作。其他部门如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人民法院、检察院及其他金融监管部门既要要各司其职，又要相互协调和配合监管。只有先确立了监管主体，才能解决民间借贷监管到底由谁主要负责的问题及由多头监管而导致的民间借贷监管“真空”的问题。

2.针对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比较突出、民间借贷地域色彩浓的情况，可以把地方各级政府金融部门纳入到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中来，并赋予其一定的监管权力，充分调动其监管的积极性。地方政府监管机构负责收集整理信息、处理问题及危机预防，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监管措施，并与中央监管部门相互协调配合，参与地方民间金融的立法，为合规民间借贷机构颁发合法牌照。

3.充分发挥民间借贷行业自律和社会公众的监管作用。首先，培养和发展一些民间借贷行业的自律组织，发挥其对民间借贷的自律功能。民间借贷自律组织必须依法接受政府监管部门的指导，并负责检查规则的执行情况、公布民间借贷相关的信息、协调民间借贷中出现的纠纷等，逐步形成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的良性互动。其次，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可以通过报刊、电台、网络等渠道公布已备案的借贷机构名称，并设立举报电话和网络举报系统，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

（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尽快颁布《民间融资法》、《私募基金管理办法》、《企业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等专项规范的法律法规，适时修改《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担保法》等民事法律，注重对民间借贷交易的合同规范。尽快出台《放贷人条例》，加强对民间借贷市场主体的监管。制定一部专门的《民间借贷法》或“民间借贷管理办法”，确立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金融的区别，规范民间借贷用途和利率，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投融资行为，引导民间投融资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同时，坚决打击和取缔非法集资、高利转贷、金融传销、洗钱的高利贷者，防范和降低民间借贷的潜在风险，以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

1.建立信息采集、共享平台，加强信息披露。可以由上述“民间借贷监管处”的部门建立信息采集及共享平台并负责采集民间借贷活动的有关数据，例如资金规模、资金来源、资金运用及运用效益、利率水平、交易对象等情况，并通过这一平台进行处理和及时将相关的信息向社会投资者公开，让投资者人及时了解相关信息，提高投资者风险识别、判断能力，以便于民间借贷主体进行自主的投资决策，从而避免债务纠纷的发生。

2.建立科学的民间融资信息监测体系。首先，建立健全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备案登记部门，建立健全各级地方政府民间借贷的登记备案制度。建立民间融资登记备案管理信息系统，加强对民间融资资金使用的检查和跟踪。其次，可以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监督职能，各地州、市、县设立民间借贷的信息监测点，专门负责收集辖区内的民间借贷信息，并定期向汇总上报到省人行，各省人行汇集辖区内的信息分析整理后上报至总行“民间借贷监管处”，“民间借贷监管处”汇总全国民间借贷的信息通过分析整理，为相关部门加强民间借贷管理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信息支持。还可以通过上述信息共享平台这些信息，让投资者人及时了解相关信息，从而进行自主的投资决策。

参考文献：

[1] 刘长雁.民间融资信息监测体系亟待完善[J].中国金融，2012，（6）.

[2] 王瑞，唐博超.我国民间借贷中的影子银行现状及其发展出路[J].兰州学刊，2012，（12）.

[3] 杨秉龙，岳金禄，刘庭兵.建立民间融资备案制度的构想[J].中国金融，2012，（24）.

第5篇：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民间借贷；集资诈骗；非法集资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8-105-02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国民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发展经济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任务。资金作为发展生产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之一，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些企业要创业，要发展，就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当从银行贷款受到种种限制和阻碍时，民间的集资借贷就应运而生。尤其在我国江浙一带，民间借贷极为盛行。但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合法借贷的旗号进行集资诈骗，对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带来了严重冲击。吴英集资诈骗案，许官成许冠卿马茹梅集资诈骗案的争议引起的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许多人的思考，集资诈骗与民间借贷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如何才能更好地加以区分。

一、集资诈骗罪的概念

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骗取集资款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主要有以下几个构成要件：（1）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也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2）客观方面表现为在集资过程中使用诈骗的方法进行非法集资，并且骗取的集资款数额较大。（3）主体是一般主体，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或者单位都可以成为本罪主体。（4）主观方面只能为故意，并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集资诈骗罪违反国家有关金融的法律法规规定，破坏金融管理秩序，还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近年来，集资诈骗罪频发，数额越来越巨大，给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二、民间借贷的概念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它是一种直接融资渠道和投资渠道，是一种资源丰富、操作简洁灵便的融资手段。民间借贷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银行信贷资金不足的矛盾，也对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是民间借贷缺少正规程序，随意性、风险性较大，容易带来社会问题，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民间借贷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经济活动。不仅包括公民之间的互相借贷，而且还包括企业或其他组织筹集资金搞建筑或者开展公益事业等情况。虽然这些也体现为吸纳资金并且也有所回报，特别是公民之间的借款一般都约定要支付一定利息但这并不违法，也不需要经过银行管理机构的批准。而且，《合同法》也保护这种借贷行为。

三、集资诈骗与民间借贷区别

随着近年来民间借贷的兴起与发展，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不法分子发着借贷的旗号进行集资诈骗。近年来，浙江东阳吴英以及诸暨赵婷芝集资诈骗案，在司法审理过程和舆论讨论中，都围绕定性和犯罪数额、量刑等引发了争议。

民间借贷是受我国法律保护的公民间自行借贷的活动。而在集资诈骗案审理中，被告人经常辩称自己的行为是民间借贷，不构成犯罪。区分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主要从以下几点考虑：

（一）借款的目的

民间借贷主要是出于生产经营上的需求而进行的短期借贷行为，借来的资金是用来“救急”的，以便更加顺利地进行生产经营，而且等到资金流转顺畅后，会尽快归还。即使出现借款不能返还的情况，也是由于投资失败或经营管理不善而造成的严重的资不偿债，不应当认为具备非法占有的故意；而集资诈骗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关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列举了以下8种情形：

1.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2.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3.携带集资款逃匿的；

4.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

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

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

7.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的；

8.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以南京许官成等集资诈骗案为例，被告人假借南京冠成公司旗号，在明知自己没有归还本息能力的情况下，仍许以高额利息，谎称集资款是用于开发、研制蚂蚁产品。事实上，许官成虽然确实与相关的公司和单位开展过一些开发、研制蚂蚁产品的合作项目，但他投入的资金量只占筹集资金的很小一部分，属于典型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行为。

（二）借款对象的范围

民间借贷的范围较小，大多发生在亲朋好友等之间，是依靠债权债务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或抵押、质押等方式达成的，主要以“一对一”的借款模式为主，指向特定的对象。即使有一个情况，同一个人是从多个人借钱，但每一笔贷款都是独立的。而集资诈骗范围很广，是面向不特定的多数人进行集资，通过向社会公众发放集资公告，或通过中间人等其他方式集资。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规定，未向社会公众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关于“社会公众”的认定，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做出界定，在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的过程中，明知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或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内部人员，并向其吸收资金的都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关于而且债权债务人很可能素不相识，也不知道债务人的资金用途，只是为了牟利。上述案例中，吴英以支付高额利息为诱饵，分别从林卫平等共11人处集资7.7亿元人民币，用来偿付欠款，挥霍等。而许官成更是打着南京冠成公司旗号，在明知自己没有能力归还本息的情况下，仍然怀着非法占的目的，以高额利息作为诱饵，过分夸大公司实力，用收到的投资款支付前期本息，骗取客户信任，利用上述方法骗取社会不特定对象超过800人，投资款总金额达人民币3370余万元。

（三）集资的资金数额

集资诈骗罪的构成中，必须满足数额较大这一要件，数额较小的一般不认定为集资诈骗罪。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五条明确规定，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单位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而对于民间借贷，大多用于生产经营，一般数额相对较少，当然也不排除有数额较大的情况。例如吴英案中，行为人利用多种手段，最终实际诈骗金额高达3.8亿元。

（四）借款的利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而在集资诈骗过程中，行为人往往以高利率为诱饵，比银行同类利率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而被害人也正是被高利率所诱惑，为了牟利宁愿承担高风险。例如诸暨赵婷芝集资诈骗案中，行为人给出月息7分，15分，甚至2角的利息，吸引的投资者越来越多，她的集资网络也因此越来越大。最后，不能还款的原因。民间借贷中不能及时还款是由于客观原因，因为经营不善或者其他不可预料的因素导致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当情况好转，大多可以及时弥补。而集资诈骗中，行为人将集资款据为己有，甚至肆意挥霍，不从事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无法填补巨大的资金漏洞。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六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第6篇：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民间借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防范措施

民间借贷作为一个灰色地带，在江浙等民营经济发达地区非常普遍，因民间借贷既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又能实现广大百姓财产增值保值、增加家庭和个人财富的期望。另一方面，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补充部分，有效地弥补了国家正规金融无法顾及的领域，无暇顾及的中小企业或农村信贷需求者，从而与正规金融有效地结合起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服务。2012年国务院批复温州金融改革实验区，为民间借贷正规化迈出了阳光化、合法化的第一步。不可否认民间借贷的存在有着其可行性，其制度有着合法存在根据，但是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大量的民间借贷行为在罪与非罪之间徘徊游走，使得民间借贷行为极易入非法集资类等刑事犯罪案件指控中。本文以温州为实证样本，试图从民间借贷发展过程中易入罪化问题着手，探讨民间借贷如何防范陷入非法集资类刑事犯罪案件中。

一、温州民间借贷目前现状

民间借贷在温州这个地区规模非常大。据全国工商联的《2008年温州地区民间金融活动调研报告》显示，2008年温州民间资本总体规模约有6000亿元。而2012年人民银行温州市支行中心支行监测显示，当地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整个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与此同时，温州市正规银行的信贷规模大约为4000亿元。①近年来，温州中级人民法院民间借贷收案数量急剧上升。根据温州中级人民法院统计，2012年全年收案数量19446起，比2011年同比上升61.46%；2012年，全年收案标的额为220.39亿元，比2011年同比上升106.16%。②

此外，温州民间借贷除了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稍显正规化、阳光化的民间金融机构，还有大量存在于民间，未公开化的民间借贷行为，这些行为根据中国的《刑法》、《金融法》有关规定极易入刑，也迫使民间借贷越来越隐蔽性，成为民间借贷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之一。例如，于2011年温州市发生局部金融风波以来，温州龙湾区相继发生“电器大王”郑珠菊非法吸存案、商人王晓东涉集资诈骗案等，连当地某银行副行长陈建设也加入非法吸存队伍，紧接着2013年以来，警察查获了大量与民间借贷相关，但又触及到刑律的一些大案，如龙湾区担保行业协会会长张福林及其妻叶挺英在2010年上半年开始，以资金周转和高额利息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6年非法吸收存款达4600元万元，致使400多人受害；温州立人教育集团涉非法吸收公款一案，温州中级法院公布的立人集团合计吸收存款金额，定格在51.9亿多元这个数字上；浙江温州苍南一“富姐”王某以投资为由向多人非法吸收近亿元；温州一负责旧城改建官员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5000多万元，被押解回温。……这些人涉及的金额，动辄数千万元，有的上亿甚至数亿元，涉及人数居多直至上百人。随着时间推移，涉及刑事犯罪的一些民间借贷行为将随着警察的调查和受害者的告发，必然将暴露出来。这些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往往触及到刑事法律界限，造成人民群众的财产损失，容引发社会动荡，破坏社会主义的金融秩序，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需要加以防范。

二、涉及温州民间借贷纠纷但又触及《刑法》的罪名及其构成要件

涉及民间借贷纠纷但又触犯刑律的罪名主要有两种：《刑法》第192条的集资诈骗罪和《刑法》第176条的吸收公众存款罪。这两种罪属于刑法中的经济犯罪，两个罪的同类客体都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构成要件包括：

1.主体：不具备吸储资格的自然人或单位。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2.主观方面：明知自己没有吸储资格，仍然为之。

3.犯罪客观方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根据2011年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其司法解释中具体界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1）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2）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3）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4）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从其司法解释的列举式规定可以看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必须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公众性、图利性。若无吸储资格，则构成非法性；若无通过大众媒介形式推介，则构成非公开性，则非若无向特定对象吸储，则构成公众性；若无牟利性，只是普通的借用行为。

4.具体侵犯客体是破坏、扰乱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

（二）集资诈骗罪构成要件：

1.主体：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和单位。

2.犯罪主观方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3.犯罪客观方面：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面非法集资。如吴英案。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英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高额利息为诱饵等手段，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元。案发时尚有3.8亿元无法归还，还有大量的欠债。

4.其侵犯的客体破坏了金融秩序和他人财物。

根据以上情况可知：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两点重要特征：一是是否资金用于合法经营，而非子虚乌有的投资项目；二是募集资金的对象是否是相对固定的人员，而非社会的不特定公众。如果是资金用于合法经营，又向社会的不特定公众筹集资金，则构成吸收公众存款罪，反之，虚构子乌虚有的投资项目、又向特定的熟悉的固定人员，则构成集资诈骗罪。如苍南的王某为了继续支付高额的利息，她故意向亲友吹嘘自己的项目，吹嘘利息分月付、半年付或一年付，一期的回报率达20%到50%不等，并怂恿对方一同“投资”，实则是为套取周转资金。经初步统计，此案的受害人40多名，查实王某涉嫌非法吸收存款达9000多万，创苍南史上个人非法吸存额新高。

三、民间借贷纠纷与非法集资类犯罪交织在一起的主客观原因

（一）主观原因

原于”经济人的理性”。作为高级生物的人来说，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不是真空的，本身是“经济人”。出于“经济人的理性”，总会趋利避害。温州人已经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攫取了第一桶金，如何使用者一桶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关乎财产是否可持续增值和保值问题。从目前情况来看，银行的储蓄利息低，物价和消费高，工资的增长率远远低于同期物价和消费上涨率，通货膨胀严重，握着温州巨额的民间资本的温州百姓，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借钱生息的民间借贷领域，不可避免地希望钱能生钱，而周围“借鸡生蛋”，借亲戚朋友的钱赚取利差的人比比皆是，一夜暴富现象频发，这种诱惑使得温州百姓皆成为放贷人，包括农民、公务员、教师。

其次，现实是中小企业融资确实困难，尤其大量的小微企业无法获得贷款，流动资金的缺失，迫使他们不得不向民间资本借贷。可见，主观上的经济人的理性和巨额民间资金的存在，低银行利息、高物价等因素为民间借贷在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蓬勃发展起来提供了土壤。也由此导致了一批人铤而走险，规避法律，做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的勾当。

（二）客观原因

1.法律文字的抽象性和模糊性

首先，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具体客观表现之一，就是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宣传，其中“不特定对象”字眼极具有抽象性和模糊性，使得大量的民间借贷行为较容易陷入非法集资类刑事案件中，所以如何解释“不特定对象”就成为关键点。在温州地区发生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非罪的界限就是“是否向不特定的对象”包括不特定个人与不特定的单位进行吸收资金。一些人认为，温州整个地区本身属于熟人社会，大家多为熟悉关系，总是会通过这个关系或那个关系

联系起来，因此如何区分不特定对像是一件难事。

其次，温州人的特质是中国的犹太人，勤动脑、吃苦、耐劳的品质，敢打拚、冒险的特质，使得温州人早就有钱生钱的观念，即投资观念，他们会主动寻找投资线索，寻觅投资渠道。因此，即使没有向社会公开宣传、借款行为，也因为处于熟人社会，而由几个人知晓，就会变得口口相传，人人知晓，最终就会演变成公众知晓的吸筹资金行为。

2.实践中刑事追诉标准较低

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公通字【2010】23号）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2）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三十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百五十户以上的；

（3）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五十万元以上的；

集资诈骗罪的追诉标准是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1）个人集资诈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2）单位集资诈骗，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这意味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追诉标准是20万和30户，个人集资诈骗罪的追诉为10万以上，单位分别为100万和50万，而在温州地区，20万或10万连个5平方米的厨房或卫生间都不一定买得起，这儿人人得房子都是上百万以上，加上温州人通过第一代人的掘金工作，早就有超过上百万或上千万的家产，温州人不可能等着手中的钱放在银行里面贬值，必然生出借贷的想法。所以，刑事追诉标准过低。

四、防范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陷入非法集资类犯罪的措施

首先，温州政府应提供更多地投资渠道

从本质上来说，民间借贷是由于民众在富裕以后，手中掌握大量的资金，将其财富增值和保值的实践活动，本无可厚非，但是由于投资渠道不畅，或者说无处投资（因大量盈利的项目如邮电、通讯、银行、石油、石化等被国家垄断，其他实体制造业微利、辛苦），都使得温州百姓将目光转向了见效快的借贷行业中。另一方面，银行的垄断地位的存在，使得温州本地中小企业贷不上款。假如政府尊重民众的真实诉求，打破现有的垄断行业，提供更多的投资渠道，巨额资金就会流向实体经济，而不是走向人人都是出借人的局面。

其次，提高刑事追诉标准

由于刑律规定的追诉标准低，民间借贷极易入罪。如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今天的20万元大概跟十年以前相比，其购买的价值大概就是十万元了，今天的人工工资都在提高，如上海最低工资标准是1620元，比十年前增加了10倍。因此应根据目前物价水平和消费水平提高追诉标准。否则，民间借贷的出借人很容易成为犯罪人。

第三，注意避免陷入到向“不特定对象”筹资行为中

根据浙江省2008年浙江省公检法联合下发《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会议纪要》，其中规定，“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相对固定的人员（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如职工、亲友等）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因经营亏损或者资金周转困难而未能及时兑付本息引发纠纷的，应当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可以得知，要避免陷入向公众人员筹集资金，那就要遵照《会议纪要》的精神，尽量向自己的员工、亲友等固定的人员，避免人传人的公开化筹资。这成为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一个重要界限。也意味着，如果吸收存款对象是亲友、朋友或单位内部职工则不构成犯罪。 　第四，查实投资“项目”的真伪，以绝陷入集资诈骗罪的可能

集资诈骗罪就在于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做法，筹集资金。因此，作为集资者需要做的是将投资“项目”予以做实，避免“虚构投资项目”这种形成犯罪的客观事实存在，哪怕后来由于投资项目失败，也不构成犯罪。往往债权人借贷的时候，考虑多得事情是借贷利息的高低，钱能生钱的多少，很少关注借贷人将钱投进那个领域，致使借贷者易于利用出借人的获得高报酬的心理，进行诱导，出借者就忘记探查投资项目的真实性和可查询性，从造成集资诈骗行为有空可

。通过全程跟踪查询借贷者将钱投入何种领域，盈亏如何，有效地将集资诈骗行为扼杀在摇篮里，也使得集资诈骗行为不会造成民众上千万或上亿元的损失后果。

此外，温州的民间借贷登记制度正式运作，除了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登记以外，大量的民间借贷并没有通过登记正规化，仍存在大量的未登记现象，需要鼓励民间借贷登记常态化，也可以避免防范陷入非法集资类刑事犯罪，

注释：

①陈岩鹏，应辽产.吴英案敏感时刻《放贷人条例》再报国务院[n].华夏时报，2012年2月6日第003版.

②2013年07月03日07：45钱江晚报 .苗丽娜.龙湾民政局原副局长涉高利贷 两年借给闺蜜4亿.http：//zj.qq.com/a/20130703/003804.ht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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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有星，徐雅婷，李龙政，陈飞丹，范俊浩.把脉浙江民间金融，引导现代法治金融[j].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3]林越坚，李俊.民间金融法制化进路初探——以温州地区为实例[j].中国检察官，2009年第10期.

[4]蔡灵跃.对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类型分析及其对策建议[j].浙江金融，2007年第1期.

[5]李学兰.浙江民间合会的金融风险及其法律规制[j].三江论坛，2008年11月刊.

[6]李伟.论民间资本共给缺口问题——一个民间资金资本化路径的视角[j].现代商贸工业，2010年第21期.

[7]叶良芳.从吴英案看集资诈骗罪的司法认定[j].法学，2012年第3期.

第7篇：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民间借贷；路径选择；模式转型；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2－0002－03

一、问题的提出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重大命题，面对的障碍涉及土地、劳动力、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其中，资金问题是最为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量巨大，据测算，至2020年所需资金增量高达15～20万亿元（钟真真，2007）。解决如此巨额的资金需求，除了国家和地方财政投入外，绝大部分需要依靠当地的金融服务业。

然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目前城市与农村之间金融服务水平差距明显。近几年，我国城市金融业发展迅速， 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仍不健全，信贷资金供需缺口较大，金融服务缺位（甚至部分地区缺失）等问题非常突出。在此背景下，在没有法律明确规范的条件下，适应各地情况的民间借贷市场近年来快速发展，而且呈现出规模化、专业化等有别于传统模式的新特点。这种介于正规农村金融借贷市场与地下金融黑市之间的市场形态，笔者借用樊纲教授（1988）的理论，将它称为农村金融的“灰市场”。

在农村资金缺口较大、金融服务不到位的现状下， 民间借贷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部分地区的融资需求， 对经营机制和理念僵硬的涉农金融机构形成竞争，促进其提高服务水平。但由于“灰市场”的政策球的特征，因此在实际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是法律问题。 由于我国有关民间借贷机构的相关法律法规仍未出台， 对民间借贷中介的合法性无法确定， 因此民间借贷市场上很多行为无法依靠法律加以规范和保护。比如，民间借贷机构的融资行为与非法吸收存款、 非法集资等行为的性质难以明确加以区别；大部分民间借贷采用借条、口头交易等形式，追讨债权难以诉诸法律。

其次是金融秩序问题。部分民间借贷机构从商业银行、农信社等正规金融机构低息获得贷款，转手高息放贷，牟取利差；民间借贷的民间性和逐利性，使得部分中介对房地产、股票等领域放款过多，资金无法在农村当地形成合理流向。

再次是监管问题。民间借贷机构融资放款通常采用现金交易形式，最高可达五六十万元，这使得大额可疑现金逃避“大额现金支付系统”的有效监管，易为洗钱提供渠道。

可以看出， 快速发展的民间借贷市场正是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缺位的真实反映，这一农村金融“灰色地带”急需完善和规范。基于此，下文将着重分析民间借贷市场现有模式，并以此为基础，对其发展的目标模式， 路径选择以及发展效应进行探讨和分析。

二、民间借贷“灰市场”的传统及现行模式

（一）传统模式

传统的民间借贷形式多以个人间“一对一”的形式为主， 这是一种以信用为主的带有地缘和亲缘关系的借贷方式。传统模式还多发生在单位内部职工、亲戚、同乡、朋友、熟人之间，借贷手续也比较简单，民间借贷人（机构）基本以自有资金为主。借贷双方信用状况明确，信息透明度高，因此风险相对较小，但借贷数额和范围也比较有限。同时，由于信息的对称性，传统的放款模式多采用借据、口头承诺等不规范形式。

（二）现行模式

随着民间借贷“灰市场”发展步伐的加快，相比传统模式，现有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表现出中介化、专业化、规模化、利率多样化、融资短期化等新趋势。

中介化：在现有法律下，充当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主体并无具体要求，个人或组织等形式均可，且没有资金准入门槛，不需要向有关部门申请。因此，活跃在农村民间借贷“灰市场”上的中介机构形式有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三种主要形式。目前，民间借贷中介机构主体虽仍以个人为主， 但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湖南的调查（周红岩、曾立平、李文政，2007）显示，现有民间借贷中介样本中，个人占67 %，企业占29 %，社会组织占4 %。

专业化：除传统的民间借贷模式外，一种新型的、具有专业化特点的“募集型”融资，在部分农村地区逐渐成为农村经济组织民间借贷的新选择。 以延安地区的最新调查为例，借贷方式多采用“募集型”方式。其中，某镇大棚水产科技示范养殖场借入的50万元民间借贷比较典型：短短的3个月内筹集到所需资金，并支付18%的利息，且不确定借款期限，借出人可随时收回自己的本金。 这种方式既方便借出方资金投放，又有利于满足借入方的融资需求（雷和平、严李锁、郭明辉，2007）。

规模化：近年来，农村地区民间借贷走向规模化发展“快行道”。仍以湖南为例，调查样本中的76户民间借贷中介，2006年自有资本同比增幅为25%，借入资金比2005年增长50%，借出资金增幅达72%，利息收入增长96%， 经营规模和收入均有大幅增长。其中，从金融机构和民间的借入资金数量，2006年分别增长51%和48%，增速约为自有资金的2.5倍。

利率多样化： 当前民间借贷利率呈现多样化趋势（谢伟、熊蕾，2007）。一方面，以生产性需求为主的民间借贷利率保持在8%～20%之间；另一方面，投资性需求的民间借贷利率相对较高，多在15%～30%之间， 而少数带性质的民间借贷利率最高达到了日息2%。

融资短期化：无论从供应还是需求的角度来看，保持较短的融资期限均是有利的。一方面，较短的融资期限有利于供应方加快资金的周转速度以获取更多的收益；另一方面，较高的利率也促使需求方尽可能缩短融资期限。

三、目标模式及路径选择

（一）民间借贷“灰市场”发展的目标模式

通过对目前民间借贷“灰市场”存在的问题和现行模式的分析，假定在未来城乡金融服务趋于“一元化”的背景下， 民间借贷市场发展的目标模式应该为：具备合法地位，服务范围定位于农村金融服务相对落后地区和领域的小额融资， 纳入金融市场监管体系的小型金融机构。

（二）路径选择

立法路径：通过国家立法形式逐步出台民间借贷相关法律和管理条例， 将民间借贷纳入法制化轨道，为民间借贷活动构筑一个合法规范的平台。具体内容应重点包括： 设定准入门槛； 对具有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发放牌照；对放贷业务进行明确规定；对民间融资交易实行登记或报备制度； 对资金用途加以限定；对借贷合同中的金额、利息、期限等内容加以细化，设定利率浮动的范围。

监管路径： 由于民间借贷市场监管难度较大，因此需从制度、技术等方面加以保证。在制度上，通过牌照发放、登记报备、大额备案等制度设计，保证监管部门实时、 及时掌握民间借贷市场的动态信息。并保证投诉、举报等渠道的畅通，对风险及时预警。在技术方面， 应逐步建立起民间借贷统计监测指标体系， 通过对中介机构历史行为的监测数据预测判断其潜在风险。 监测指标应涉及民间借贷中介的资金投向、利率水平、借贷期限、借款形式、抵押或担保形式，以及借款偿还情况等。

吸纳路径：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和部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时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这是国家对统筹城乡发展提出的新方针和新要求。因此，未来城市与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将逐步由“二元”结构走向“一元”格局，在现有金融服务供给失衡的情况下发展壮大的民间信贷“灰市场”， 今后的生存空间将逐步趋窄， 民间借贷机构也将通过入股、融合等路径，成为商业银行（农业银行等）、农业发展银行、农信社、农村金融合作组织、小额贷款机构、邮政储蓄、村镇银行和社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

民间借贷市场完成转型的根本和前提是发展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保障资金供给和合理配置。在城乡金融服务“一元化”趋势的大背景下，转型的过渡路径应坚持“疏”、“堵”、“融”的三位一体：

“疏”是指拓宽民间资本参股正规金融机构的渠道。在大型金融机构组建时，可以考虑放宽对参股对象的限制，吸收部分民间资本。同时，积极发展规范的直接融资市场，减少中小企业对民间借贷市场的需求。

这里的“堵”不是简单的通过限制准入、关停并转等行政途径控制其发展，毕竟，民间借贷市场目前对正规金融体系起着不可或缺的补充和完善作用。这种自下而上的发展形态一定有其存在的基础（家庭联产承包制便得益于农民的这种创造力）。“堵”是指对潜在风险较大、 影响农村正常金融秩序的民间借贷行为，如以洗钱、非法集资、炒房、炒股等为目的的借贷活动。

“融”是过渡路径中最重要的形式。规模较大、管理规范的民间借贷机构可逐渐向正规的地方小型金融机构转型；适当降低准入门槛后，部分中介机构还可入股由商业银行、 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发起设立的村镇银行、社区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总之，将民间借贷“灰市场”这种中间形态逐步正规化，“融”入农村当地的金融服务体系。

四、转型效应分析

转型中的民间借贷市场将逐步成为地位合法、地域化（在金融服务仍相对滞后的农村地区， 补充“三农”资金）、小额化和短期化、补充性的地方小型金融机构。 农村地区的民间借贷市场转型将产生的积极效应如下：

1． 对民间借贷“灰市场”采取渐进式转型，一方面可有效弥补农村地区的资金缺口， 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正规农村金融机构的改制、转轨，以及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创造条件。

2． 通过合法化途径将民间借贷“灰市场”纳入正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可有效抑制“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机构的生存空间，也可使潜在的高利贷、非法集资、非法揽存、借贷纠纷等问题有法可依。

3． 通过吸纳、融合等路径将民间借贷市场“融”入当地金融服务体系，可有效监管资金的流量和流向，有利于引导资金用于支持当地的新农村建设。

4． “疏”和“融”的转轨过程中，还可通过形成同业间的良性竞争，有效激励现阶段具有垄断地位的农业银行、农信社等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模式、服务理念等方面的改善。

5． 通过转型，民间借贷机构还可发挥地域性、灵活性等特点，有效满足农信社等金融机构遗漏的服务目标人群的信贷要求。如农户受期限、金额、抵押物等限制而出现的资金缺口， 就可由民间借贷市场来补充。

6． 通过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和规范，可逐步掌握当地各借款人的信用记录， 为建立农村地区信用体系提供信息基础。

参考文献：

［1］樊纲． 灰市场理论［J］． 经济研究，1988（9）．

［2］雷和平，严李锁，郭明辉．延安民间融资走向专业化［N］． 金融时报，2007-06-25．

［3］王长德． 民间借贷亟待规范化管理［N］． 金融时报，2007-11-22．

［4］谢伟，熊蕾． 湖南湘潭民间借贷渐成农村短期融资主渠道［N］． 金融时报，2007-06-25．

第8篇：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的区别范文

近年来，媒体报道了大量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例，笔者发现这一罪名的扩大化己经是极普遍的现象。一些地方的司法实践把一些民间借贷行为都放进这个罪里。许多个案根本不考虑企业或个人吸收资金是以非法从事资本、货币经营为目的还是为解决企业或个人自身发展需求；不考虑是否存取自由、是否造成损害后果。这一扩大化的倾向与入世后打破金融垄断、鼓励金融市场竞争、民间金融逐步合法化的趋势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如果放任这一扩大化的倾向继续发展，必将成为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阻碍。

在理论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扩大化表现为：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解释为：非法吸收公众原本会存到银行金融机构去的存款。其理由是：因为被有关企业或个人吸收或借贷，使银行的存款业务减少；行为人虽然没有对“存款人”的财产造成损失，但必须对银行金融业务减少而造成银行的损失及其储户的“彷徨”负责。从而，该罪的危害不但是对金融秩序的危害，而且扩大为对金融机构的垄断利益的危害，这样就把损害金融垄断者的利润和危害金融管理秩序混为一谈。因此，从本质上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罪名的扩大化必然导致对金融机构垄断的强化。从长远来看，这样做不但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会阻碍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所以，有必要在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加以区分。

二、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分析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金融业是国家进行计划调控和经济建设的重要职能部门，其活动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另外，这一时期由于经济不发达，公民手头现金、存款甚少，机关、社团也没有更多可供支配的资金，因此就不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制度环境和客观条件。所以，1979年我国在制定第一部刑法时，并没有规定这个罪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和深入，国家经济日益活跃，公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手头现金和储蓄存款也越来越多。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国家金融市场的搞活，市场日益繁荣和市场主体自主经营权的扩大，一些个人和公司、企业为了发展生产或扩大经营，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募集资金，有的进而发展到违反国家金融法规，擅自吸收公众资金或变相吸收公众资金，进行非法集资活动，其中一些金融机构也在相互竞争中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活动。这些行为不但严重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还给国家和公民带来了极大的金融风险，而且引发了不少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为此，1995年5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专门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任何单位不得在名称中使用“银行”字样；其第四十七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利率以及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其第七十九条还特别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商>，！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其第七条明确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是本罪第一次以单行刑法的形式得以确立，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

1997年刑法修订时，考虑到本罪的设立对维护国家金融秩序，保障国家金融体系安全、稳健地运行，促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起的重要作用，完全吸纳了《决定》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并以第一百七十六条做了专门规定。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鉴于20世纪90年代国内金融秩序较为混乱，特别是非法吸存、非法集资的严峻形势，国务院于1998年7月13日专门制定了关于《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以下简称《取缔办法》）。其第三条规定，非法金融机构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等金融业务活动的机构。非法金融机构的筹备组织，视为非法金融机构；其第四条还对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进行了行业性解释：“前款所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这为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适用刑法，提供了规范性的依据。

统观关于本罪的立法过程，可以看出，国家启动刑罚机制的目的，在于打击所有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客观方而表现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在社会上以存款的形式公开吸收公众资金或者通过其他形式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但是对于如何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民间借贷，法律规定并不明确，理论上和实践中仍然存在模糊的[！]认识。

笔者认为，要准确认定该犯罪，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存款。我们知道，在经济学意义上，金融是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包括企业、政府、家庭、个人等）为了相互融通资金，以货币为对象进行的信用交易活动。国家从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出发，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对金融业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对金融业实行特许经营，规定只有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才能从事金融业务。金融业务是专门经营资本、货币业务的一种统称，主要是存贷款业务，也包括一些特定的投资业务。而存款作为一种金融业务，是有特定经济含义的，它是指客户（存款人）在其金融机构帐户上存入的货币资金。在本质上说，能够为客户开立存款帐户，收受客户存款的，或者说有资格经营存款业务的，只能是金融机构。而金融机构之所以能够通过还本付息的方式吸收存款，其目的是因为其 可以通过对吸收的存款进行放贷或向国家银行存款，或者通过特定的投资获取更大的收益。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目的正在于用吸收的资金进行资本和货币经营。而资本和货币经营具有其特殊性，对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定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家才不惜通过刑法的手段对此加以控制。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区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12章规定，建立在真实意思基础上的民间借款合同受法律保护；1991年7月2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在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的范围内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1999年1月26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此，从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出发，一个企业向一个公民或者多个公民借贷都属于合法民间借贷。

在现实生活中，民间借贷是非常普遍的。不仅有公民之间相互借贷，而且有企业及其他组织集资建房、修路或者开展公益事业，以及企业改制过程中职工出资入股等情形。这些虽然也体现为吸收资金并且也有利益回报，特别是公民之间的借贷一般都约定有利息但并不违法，也不需要银行管理机构的批准。而且，这些借贷行为还受到《合同法》的保护。

但这样的合法民事行为在《取缔办法》中就可能变成了非法，从合法民间借贷行为到《取缔办法》中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民事法律与金融行政法规之间缺少应有的逻辑关系，合法的民间借贷在《取缔办法》中地位不明，法律之间存在冲突。到底向多少个公民借贷或者借贷多少属于合法范围，尤其是在什么条件下触犯《刑法》，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并没有真正反映出行为人吸收资金的非法性：“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也并非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律特征；《取缔办法》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界定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显然是不合适的。对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界定也是如此。《取缔办法》对非法吸收存款的界定混淆了民间借贷与作为金融业务存款的界限。

从国家允许民间借贷（事实上也不可能禁止）的事实可以知道，法律禁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非禁止公民、企业和组织吸收资金，而是禁止公民和其他组织未经批准从事金融业务，像金融机构那样，用所吸收的资金去发放贷款，去进行资本和货币经营。能够用吸收的资金进行资本和货币经营，正是金融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所在。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指的“存款”应该是从资本、货币经营的意义上讲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存款”，才能解释清楚民间借贷与银行吸收存款的区别，才能找到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限。否则，就难以避免这样一个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的机械推理的局面——对一个人或单位向十个人借款甚至向一百个人付息借款，按民间借贷处理，不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对其向更多的人借贷却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处理。也正像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著名的法学家江平说所说的那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正常的民间借贷有什么区别？我向20个人借行不行？有没有一个界限？现在看没有。如果我向50个村民借贷是不是就变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第9篇：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的区别范文

其实，作为地下钱庄历史渊源的互助会甚至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几千年来，中国官方的金融体系，跟以乡土社会为根基的民间金融体系，心照不宣又并行不悖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黑格尔有言：“存在即合理。”但合理不一定合法。从投机倒把罪到非法集资罪，地下钱庄的罪与罚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不可否认，地下钱庄在激活民营经济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如果不对它进行行业化的规范，它亦是企业饮鸩止渴的毒药。

在银行贷款规模紧缩的经济背景下，地下钱庄成为了民营企业度过钱荒时期的一剂强心针，亦成为企业饮鸩止渴的毒药

钱越来越少了。自从今年年初开始，李建江明显有这样的感觉。

李建江是浙江特灵轻工有限公司董事长，他的公司主要从事打火机的进出口业务。“温州企业正在陷入多年来的低谷，现在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难过，那时企业是发愁没订单，现在则是看着订单却不敢接。”自从去年年底开始，他就一直在向银行申请贷款，直到现在也只融到了总资金量的30%，而其他的则主要靠民间借贷。

货币政策宽松的时候，银行信贷本就很少惠及中小企业；而收紧的时候，中小企业肯定是最先被“紧缩”，这是中国中小企业面临的现实融资困境。因为资金管理素来是中小企业最薄弱的环节，融资链一直是中小企业生死存亡的重点。长期以来，中小企业习惯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生存发展，所以每每遇到银根紧缩，总有一些企业在一夜间猝死。

“企业借高利贷无异于饮鸩止渴，但在现实条件下，却是很多中小企业无奈的选择。” 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所说的高利贷即来自于地下钱庄。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地下钱庄成为民营企业度过钱荒时期的一剂强心针。

地下钱庄暗潮涌动

如今，地下钱庄的存在和繁荣已经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从民营经济繁盛的温州到矿产丰富的鄂尔多斯，从在街头游逛的“倒汇黄牛”到股份制公司，不同形式的地下钱庄在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市场需求，地下钱庄在各地的“经营”方式以及组织形态也各异。

业务一：买卖外汇

这类钱庄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山东等沿海和边境地区。如去年12月17日广西防城港市中级法院宣判的广西跨国特大地下钱庄案，8名越南籍被告人分别在越南芒街设立私营钱币兑换和汇款企业，在中越边境非法从事人民币与越南盾的兑换以及跨境汇款业务，涉案金额超过65亿元人民币。

2010年9月宣判的江苏省扬州特大地下钱庄案的“庄主”何家财买卖外汇采用的是对冲账户模式，即“背对背”模式：在国内、国外分别开设账户，国内客户汇出的钱由境外账户支付，国外客户汇入的钱由国内账户支付，两边各自用现金进行对冲，国内、外账户的钱不直接往来，从而不发生资金跨境流动的物理过程。

坊间传说，自2004年4月至2008年10月，短短四年半时间里，何家财等人绕过外汇管制，提供本外币汇兑业务高达85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天交易额达460万元，涉及全国20多个省份4000多居民，但法院最终认定的涉案金额为3.1亿元。

业务二：吸存与放贷

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以吸存、放贷为主要业务的地下钱庄。这类钱庄在全国大多数省份都有，尤以浙江、江苏、福建、云南等省突出，在各地分别以标会、抬会、互助会等形式出现。

5月24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法院就曾对一起涉案金额达3.35亿元人民币的非法集资案作出一审判决，吴顺陆、毛建平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告人吴顺陆、毛建平在2007年3月至2008年10月期间，以投资经商、临时借调为由，以支付高息为诱饵，向40多名不特定人员借贷资金，用于投资房地产等项目。2008年10月以后，吴顺陆和毛建平明知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已无力偿还债务，却编造谎言继续向他人高息借款，骗取巨额资金，直至案发。据核算，两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资金共计3.35亿元，造成实际亏空8000多万元。

业务三：典押、放高利贷

这类钱庄主要分布在湖南、江西等内地一些省份。江苏省泗洪县是高利贷型地下钱庄的典型样本。近日，有网友在宿迁论坛上列出了江苏省泗洪县拥有的豪车种类，“宝马、奔驰、保时捷、英菲尼迪、捷豹、凯迪拉克、路虎、悍马、法拉利、兰博基尼、玛莎拉蒂……”其数量令人咋舌。其中，泗洪县辖下的石集乡更是因为豪车云集，被网友们戏称为“宝马乡”。

石集乡并不是一个富裕的乡镇，但在每月高达1毛甚至3毛（1毛即利率为10%，1厘即利率为1%，现各银行城乡居民和单位存款的活期存款年利率为0.5%）的高额利息的刺激下，包括农民、医生、个体工商户、教师等在内的各色人群均曾参与过高利贷活动。高利贷所涉及的范围和程度，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可以用“疯狂”来形容。而“疯狂”过后，除了少数人创造了一夜暴富的奇迹外，更多的人如今已是血本无归。泗洪县官方称，为防止出现资金链断裂之类的问题，目前政府部门已约谈了涉及当地民间融资的个别“爪王”（在当地，人们把放高利贷称为“放爪子”）。

业务四：洗钱

洗钱的业务是地下钱庄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新业务，其中又有跨境洗钱和境内洗钱之别。

2009年12月22日，重庆市沙坪坝区法院开庭审理北碚区公安分局原副局长王小恒受贿案。在重庆，放高利贷被老百姓称为“放水”，地下钱庄的“水钱”来源鲜为人知，而贪官赃款正是这些“水钱”的来源之一。北碚区公安分局原副局长王小恒就是这样的贪官，他和妻子将160万元用于“放水”，至案发前连本带利已达210万元。但身为公安局长，王小恒“放水”还得依靠他人，这个人就是北碚区的“涉黑老大”王兴强。

2009年12月14日，王兴强等22人涉黑案已在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是重庆提起公诉的涉黑案件中，首个被指控犯有洗钱罪的案件。据王兴强交代，自己拿到王小恒的钱后，与其他资金汇集，先后放给多个资金紧缺的房地产开发商。

何为地下钱庄

其实，所谓“地上”是指正规的国有金融机构，而“地下”是指非法的民间资本运作。说地下钱庄是非法的，最基本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在法律层面，两者水火不容，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两者又独立存在着、发展着。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在的地下钱庄与清朝风行一时的票号、钱庄在经营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民间资本的活跃而兴起的。

1949年之后，随着私营经济的淡出，国家对钱庄予以取缔。自此，在中国金融舞台上活跃了几百个春秋的钱庄退出历史舞台，直至改革开放后才再次以“地下”的面目示人。

不过，在我国，对于地下钱庄的概念，法律上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民间比较通行的说法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一些民间金融组织，它们通过高息揽存吸纳民间游资，然后靠放贷来获取利润。由于我国对民间资本从事金融活动有严格的进入管制，这些组织因为经营活动的非法性便被叫做地下钱庄。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李建军教授将其定义为：“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主要经营传统银行的信贷、存款和汇兑业务，但未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的组织。”

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马特则说，地下钱庄是民间对从事地下金融业务的一类组织的俗称，在各地有不同的叫法，如抬会、标会、合会等，它是严格的金融管制所产生的一种“黑市”现象。

总的来说，地下钱庄是一种特殊的非法金融组织，它游离于国家政策监管范围之外，利用或部分利用金融机构的资金结算网络，从事非法买卖外汇、跨境资金转移或资金存储借贷等非法金融业务。

实际上，不独中国有地下钱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也存在。在合法金融机构较为发达的市场环境――比如美国，地下钱庄的主营业务即是合法金融机构一般拒绝从事的洗钱之类的非法交易，客户群也大多从事贩卖等非法交易。地下钱庄总是以个案形式存在。

在合法金融机构比较落后的市场环境中，地下钱庄宛然形成一股气候，作为一种金融现象而存在，主营业务是合法金融机构也会从事的普通借贷交易，客户群则大多从事生产和贸易等合法交易。

其实，从地下钱庄借钱在民间人士眼中是再正常不过的民企筹资方式。钱从哪里来的并不重要，就象银行的存款人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迅速筹集到钱并为我所用。

纵观整个经济周期，每逢经济紧缩、宏观调整、信贷由热转冷，银行骤然收紧信贷，往往就是民间集资高峰期。由于官方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从未承认过民间融资方式，使得民间秩序脱离了体系的掌控之外而得以自行其是，有人借此机会草创企业，有人借此机会东山再起，有人借此机会大捞一笔，但这其中不乏付出代价者：1991年，温州抬会会主郑乐芬因投机倒把罪（1997年《刑法》取消该罪名）被处以死刑。18年后，浙江缙云女老板杜益敏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杜以高息集资款项7.09亿元，至案发尚有1.28亿元未能归还。同一年，乐清高秋荷、陈美兰等人均因相同原因被……有人将这称之为对民间金融的“血祭”。

地下钱庄与民间借贷

不过，我国素有民间借贷的传统。一般来说，民间借贷是合法的。那么，在现行法律下，合法的民间借贷与地下钱庄的分野在哪里呢？这也是很多中小企业最为关注的问题。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地下钱庄，是有固定场所，向非特定人员非法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专门机构。地下钱庄的活动性质属于非法集资、非法融资，是政府严厉打击的对象。民间借贷与地下钱庄的区别在于，前者虽有固定人员在经营，但一般没有固定场所。

不仅如此，它们在主体方面也有区别，民间借贷主体是天生的，不论是否收取利息，都是合法的，它体现的是亲朋好友之间的互助互济；而地下钱庄则是吸收非特定人员的资金然后放贷，赚取利息差。

“关键是不能成为一种组织。”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点出了根本区别所在，一对一的单方资金拆借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而地下钱庄至少存在三方之间的关系，即存款人与借款人在地下钱庄的中介作用下发生资金拆借。在这个过程中，地下钱庄采取的是金融运作的手段，其行为具有金融特性。

地下钱庄的合理（即形式上不合法，但内容上合理）和非法的金融业务混合并存，这使得我国非正规的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机构的活动在很多业务方面并无本质区别。对此，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会计与财务管理系主任姚铮教授分析说，以前，金融机构少，民营企业基本上难以获得贷款。于是，穷则思变，形成自发的民间借贷市场。“即使到了现在，根据银行的放贷要求和程序，不少中小企业仍然达不到要求，很难从银行借到钱，只好转向民间借款。”

当“合法”的金融机构在现有的制度下无法提供充分的服务，大量的资金和金融服务的需求者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途径得到满足，当正规的金融市场无力提供足够的选择时，非正规的市场就会自然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