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精选(九篇)

第1篇：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范文

[关键词] 中低压 配电网 规划

0.引言

配电网直接与用户相连是电力系统的终端，整个电力系统对用户的供电能力和供电质量都必须通过它来实现和保障。中压配电网的规划改造和建设已成为电力发展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它不仅牵涉到电网建设的经济性和可靠性，而且对整个电力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各级配电网在电力系统中发挥的作用如表1-1所示。

1.城市配电网规划的重要性

1.1电网的网架结构建设周期较长，建成后短期内一般不会有大的变动。城市配电网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负荷发展的不确定性，城市配电网规划的网架结构需根据负荷发展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变。 因此，城市配电网规划的调整或更新周期要比高压输电网规划复杂和频繁。例如：近年来,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南工业区等的用电负荷迅速增长,经常发生过载或满载现象,配网网架结构需根据现状和负荷预测必要调整。

1.2 城市配电网是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城市配电网规划是城市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配电网必须与城市建设紧密配合，同步实施，并要有一定的超前意识且与城市景观相协调。科学地制定城市配电网的发展规划，满足城市长远规划的用电需求，是一项战略任务。

1.3 城市配电网络的设备量大面广，为了解决供电瓶颈问题，只凭经验处理过负荷的线路或变压器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从总体上对城市配电网的设备和网架结构进行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提高城市配电网的供电能力和供电质量，才能够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配电网规划需要考虑的问题

城市配电网在运行和规划工作中有许多单一的局部问题虽然影响较小，但由于城市配电网的设备量大面广，多个局部问题的综合影响也会很大，如线损、电压质量、无功分布等都会对配电网的经济可靠运行产生影响。因此，对城市配电网的建设和改造工作时，必须综合考虑，合理规划。

2.1城市配电网的现状

首先根据统计资料，对现有变电站的容载比、供电范围、各馈线的长度、配变容量、导线截面、负载率、线损状况、电压质量和可靠性等配电网现状进行分析, 发现网络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指明配电网改造的主攻方向；但要对配电网进行现状分析，还必须了解配电馈线、配电变压器、用户等的详细情况。

2.2电力负荷预测

全社会最高负荷, 是电网规划和电网建设的主要依据。因此，在电网规划中,电力负荷预测结果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电网的可靠性、安全调度和经济运行。网络规划的发展要以负荷发展为依据，负荷的发展状况将影响网络发展的每个环节。负荷预测应在经常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根据城市建设和各行业发展的信息,将历年的负荷进行分析，掌握最高用电负荷时间和负荷率这些数据是预测未来负荷发展的基本依据。配电网的负荷预测有两种常用的预测方法：一综合用电水平法。即根据单位消耗电量来推算各分类用户的用电量, 城市生活用电可按每户或每人的平均用电量来推算, 工业和非工业等分类用户的用电量可按每单位设备装接容量的平均用电量来推算, 现在和历史的综合用电水平可通过资料分析和典型调查取得, 将来各目标年的综合用电水平, 可通过城市规划部门和用户的资料信息及参照国内外同类型城市的数据进行预测。二负荷密度法。是将规划区划分为若干功能区,如居民区、商业区、工业区等对每一功能区选

择一个负荷密度指标, 依据公式计算电力需求量。负荷密度的选取要从分析规划区的基本情况入手，根据经济发展规划，人口规模,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等,参照国内外类似地区的用电水平,推算出规划区各功能区的负荷密度, 分区中少数集中用电大户,预测时可作为点负荷单独计算。

为了使负荷预测符合城市发展实际, 必须以当地政府制定的城市发展计划为依据, 广泛收集有关用户的用电需求计划,根据情况确定规划期末城市总负荷水平。

2.3根据外部发展模式，合理调整配网结构

主网规划对配网规划起着导向作用, 并为配网规划提供框架和范围。高压变电站规模与所需的10KV中压出线数量之间的关系，为远期10KV中压线路的走线方向和结线方式选择提供参考。配网站点多面广，主要是供电范围的划分，路径的选择开关站、配变的选址等。路径和配变的选取合理与否，对供电半径起着决定作用。做好这些工作,不仅要以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用地规划来进行负荷预测和负荷分布，划分供电区域，确定导线截面、开关站规模和配变容量，同时还要与城市建设规划相配合，确定线路走廊、开关站和配变位置。现时城网的配变常有超负荷情况，主要是因为配变的布点少，供电半径过长，在楼宇建成使用后就难以再有位置增加配变。随着城市现代化发展，架空线、柱上开关、杆上变压器必然越来越被地下电缆、开关站和箱式变压器所取代。因此要求城建部门一旦有市政土建工程就应及时通知供电部门，拟定方案，及早预留电缆沟道以及开关站、箱式变压器和电缆分接箱位置，且要有足够的裕度。

2.4配电网网络结构优化的合理建设

配网规划需改善当前城市配电网络结构的薄弱环节，增强配电环网的转供能力，提高配电网“手拉手” 供电水平。网络结构推广采用多回线、各式环网、多分段多连接等方式，调整负荷过大的馈线，使每条馈线在各种运行方式下都能相互转供。馈线以断路器或负荷开关分成2～3段运行，郊区不超过4段。分支线应加装断路器。开闭所、配电站应积极采用环网接线设计、实施开环运行。在配网规划建设和改造中，积极地推广应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在改造旧设备的同时也应充分发挥现有设备的潜力，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运行灵活，安全可靠。

2.5投资估算

根据规划区中压配电网规划网架, 对配电网建设项目进行总体安排, 并就规划电网建设与改造项目依据现行设备的市场价格和配电工程概预算定额,估算配电网工程投资概况。

第2篇：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范文

关键词：波核理论；轴扇模式；河北省；城市体系；三核城市群

Abstract：Urban system development obeys wave-core law, furthermore presenting developing mode as extending along axis, pearl-stringing and group clustering etc.. There are problems for HeBei urban system shipment such as urban distributing decentralization, and urban structure irrationalit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Jin-Jin-Ji’s economic developing foundation being no symmetry, Hebei can not construct its urban system better based on self condition and inside development. Hebei must depend on the current traffic network and consider Beijing and Tianjin simultaneously, and developing Baoding into the third core of Jin-Jin-Ji urban system, applying the strategies of region dividing, distance distinguishing and circle-grads building, elevating Urbanization standard of Hebei province.

Key words：wave-core theory；axis-sector mode；Hebei province；urban system；three-core urban group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09-21（9）

1　城市影响力衰减与空间相互影响分析

第3篇：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范文

关键词:城市轨道交通;城市发展;引力场模型;出行时间

城市的发展形态与城市地理位置、人口分布、交通状况以及 经济 发展等诸多因素有关,特别是城市的公共交通体系对大型城市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自从1863年伦敦建成第一条地铁以来,许多大型城市都修建了发达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它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城市的交通压力,同时对城市的空间结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这些城市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大型城市积极发展城市轨道交通是解决城市交通 问题 的有效途径。本文在对城市引力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建立了引力场模型并对参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 分析 ,通过 研究 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引力场分布的影响,探讨了城市轨道交通与城市发展的密切关系。

1 引力场模型的建立

1.1 城市发展 理论 1.2 引力模型在城市发展研究中的 应用

天体物 理学 家J.Q.Stewart受到Newton万有引力公式的启发提出了引力模型[8],W.J.REIlly将其应用于城市间零售市场的研究、P.D.Converse针对城市区域范围的界定提出了断点公式[9]、G.K.Zip又对其进行推广使引力模型成为研究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有力工具。

引力模型通常表示为

Iij=GQiQjr-bij (1)

式中,Iij为i、j两城市的引力,rij为两城市的距离,Qi、Qj为某种社会经济测度(如人口、GDP等),G为引力系数,b为引力衰减指数。

实际上,许多研究城市空间结构的学者早就根据经验认识到一般形式引力模型的存在,但对出现这种形式的原因不清楚,陈彦光等从城市地理系统的广义分形假设出发,推导出了引力模型的幂函数形式,使其从一个经验模型上升为理论模型[10]。

1.3 引力模型的改进

在引力模型公式(1)中,通常取引力衰减的基数为两城市之间的距离,但随着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的建成,居民出行时间大大缩短,客观上拓展了城市的边界,两点之间空间距离已经不是影响两点相互作用的主要因素,在改进后的公式中,我们将用两点之间的出行时间作为影响两点作用力的基数。

同时我们注意到,原有的引力模型主要用来考察不同城市之间或同一城市的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其表现形式为两点之间作用力的大小,我们认为该作用力的本质在于每个城市的中心都存在一个类似万有引力势能场的引力势能场,两个城市或地区之间通过该场相互作用。借鉴万有引力场我们将该场定义为

E=GQ/tα (2)

E为整个城市对市内某点所具有的引力势能,G为引力系数,Q为系统的某种社会经济测度(如人口、GDP等),t为系统中心到该点的出行时间,α为引力衰减指数。

我们可以借助该引力场模型来考察城市发展的趋势,如果某地区位于相对于城市中心的高引力势能区,则该地区与城市的相互影响程度就较大,该区域就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某一区域的快速发展也会带来城市中心位置的转移,改变城市引力场 计算 时的中心基准位置,影响引力场的形状和分布,进一步促成或抑制某些区域的发展。

2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条件下的出行时间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包括市郊铁路、地铁、轻轨铁路(含橡胶轮系统)以及中低速磁悬浮等在内的新型轨道交通系统。同其它交通方式相比具有以下多个特点:①具有独立路权,不仅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同时更加准时、省时。一般而言,乘坐轨道交通比其它交通工具节省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时间。②运能大,运输效率高,能有效地缓解城市的交通压力。③有效减低空气污染,减低城市噪音,改善城市环境。④节省城市用地。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的最大特点是具有独立的路权,采用专用的道路交通隔离设备同其它形式的交通隔离开来,因此速度快,受干扰程度小,运营准时。在此,城市中心到城市内某点的出行时间可表示为如下的多元线性形式:

3 以出行时间为基础的引力场模型参数的确定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引力场模型中,Q为城市的某种社会经济测度(如人口、GDP等),它与城市吸引力场强度E成正比,Q越大则E的影响范围和力度越大。在模型中对城市引力场分布有重要影响的另外一个参数是城市中心位置,出行时间参数t指的就是城市中心到该点所花费的时间。城市中心位置的确定可采用重心法获得:将空间中的一个城市分为n个区,假定各区内的人口、经济分布是均匀的,那么各区的人口、经济中心也就是其几何中心,设定各区的人口中心位置为(xi,yi),那么这个城市人口、经济的中心为

α为引力衰减指数,体现不同城市社会经济测度的结构性特点和布局特征对引力场的影响,紧密型城市的衰减指数较松散型城市的衰减指数要小。

采用式(3)估计城市中心到城市内某点的出行时间以三个假设条件为前提:

①假设出行时间为两种类型交通路程的多元线性形式;

②假设在同等条件下,出行者优先选择快速交通;

③交通状况影响系数反映交通状况(如道路基础设施条件、道路拥挤程度)对出行时间的影响。

A0在公式中为常数,它的物理意义可解释为出行者在各种交通工具间换乘所需要的时间。一体化综合交通的设计理念要求,在选择轨道交通的车站位置,特别是设计大型换乘枢纽站时,要尽量考虑到方便乘客换乘,其最终目标是实现“零换乘”,因此换乘时间在整个出行时间中所占的比例不会很高,在公式中将其简化为常数。它的影响因素是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的固有特征以及各种交通工具间的衔接程度,衔接程度越好,该常数数值越小。 v1为快速轨道交通路段的最大行驶速度,v2为常规交通路段的最大行驶速度。对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而言,乘客的出行速度最终表现为出行时间。每位乘客花费在轨道交通上的时间T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T=t等+t乘降+t行 (5)

t等为乘客在站台的等候时间,t乘降为乘客上下车的时间,

t行为列车的行驶时间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自动控制程度较高,固定路程的行驶时间基本不变,影响乘客平均出行时间的主要因素是列车开行频率(t等)和列车停靠站的时间(t乘降)。随着客流量的增加,轨道交通调度部门为了缓解交通拥挤状况,会增加开行列车的对数,减少乘客的等候时间,在该种状况下,系数k1会随交通量的增大而增大;当交通量达到最大交通能力后,随着客流量的进一步增加,乘客上下车拥挤程度增加,乘客上下车时间t乘降增加,甚至还会延长等候时间(t等),这些都会导致k1随交通量的增加而下降。乘客平均出行速度与客流量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4 城市轨道交通对上海城市引力场分布的影响

4.1 上海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历程

上海是较早具有城市轨道交通的国内城市之一,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有四条线路投入运营,市区范围内三条线路如图2所示,表1给出了各线路的基本情况。

4.2 引力场分布绘制 方法

为方便计算,先将实际的线路简化为相互垂直的十字形模型,经过同一地区的两条线路合并为一条,交通量以一条线路的1.5倍计算。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取轨道交通最大运行速度v1为60km/h;市区内常规交通方式的最大运行速度为30km/h.广义社会经济指标Q简化为1,引力衰减指数α取0.1,引力系数为1。在MATLAB环境下,以0.1为步长在60×60的范围内按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的时序绘制不同时期上海城市引力场分布图。

4.3 不同时期上海城市引力场分布图

图3所示为修建快速轨道 交通 线之前的城市引力场分布图,此时的城市引力场以人民广场为圆心向外依次减小,引导城市由内向外 发展 ,这一现象基本符合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型;图4为建成地铁1号线后,城市引力场的形状,可以看出地铁的修建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引力场的分布,在修建了地铁的一侧,即由火车站至莘庄一线,城市引力场明显大于其它地区,在该引力场 影响 下火车站—人民广场—徐家汇—莘庄沿线的房地产等相关行业得到快速发展,使莘庄成为上海西南角的商务、居住中心。

图5是建成地铁2号线后城市引力场的形状,该路线的通车大大提高了浦东的交通可达性,使沿线土地迅速升值,有力的促进了浦东 经济 开发区的发展。图6、图7显示了轨道交通3号线和地铁1号线北延伸段建成后的城市引力场分布形态,同图5相比可以看出这两段轨道交通线路通车后上海东北方向的城市引力势能大大增强,为该区域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同时从引力场分布的动态变化来看,整个城市呈现条形发展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也验证了扇形 理论 所提出的某些观点。

从图7还可以看出,上海西北区域的城市引力势能相对较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个城市的协调发展,形成这种局面的因素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区域公共交通欠发达,因此有必要加快该地区的轨道交通建设。

4.4 轨道交通建设促进上海城市整体协调发展

为了满足经济迅速发展和建设世界级大城市的要求,创造美好的城市生活环境,上海城市整体规划提出把中心城区建设成“多心、敞开式”的布局结构,即除人民广场这个市中心外,还有徐家汇、花木、五角场和真如四个副中心。与此相适应,上海远景交通规划计划到2010年建成由17条线路(共计870km)组成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图8所示为相关线路建成后,中心城区的引力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除人民广场外,其它四个地区也都具有相对集中的轨道交通线路,使该区域的城市引力场显著增强,积极支持城市中心及四个副中心的发展(如图9),同时经过这些中心的轨道交通线路基本覆盖了中心城内主要的活动区域,增强了城市主、副中心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为城市总体布局向“多中心”方向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5 结论

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影响因素很多,本文仅仅在交通工程领域,以乘客的出行时间为基础,通过引力场模型 分析 了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对城市发展潜力的影响,用势能场的观点 研究 轨道交通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文中以上海为实例,按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的时间顺序绘制了不同时期城市引力场分布图,揭示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密切关系,指出通过建设合适的轨道交通线路,可以引导上海向“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发展。

参考 文献 :[2] 陈千,阁国年,王红.城市模型的发展及其存在的 问题 [J].经济地理,2000,20(5),59~62.[4] 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 理学 [M].北京:高等 教育 出版社,1997:125~166.[6] 王铮.区域激励的空间行为[J]. 中国 管理科学,1995,3(2):9~15.

第4篇：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范文

【关键词】城市贫困 陕西省 失业

一、研究背景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中国的贫困基本上是一种农村问题，城市中贫困发生概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居民有“铁饭碗”的保障，从而没有陷入贫困的风险，而且在此期间政策上限制农民进城打工在实际上就像一堵看不见的墙使得城市职工避免了来自农村劳动力的竞争。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立足于已有的研究成果，选定陕西省为研究区域，综合运用社会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统计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依据陕西省2002～2014年的城市贫困的调查数据、图表等相关资料，对陕西省城市贫困的贫困区位空间分布、特征现状、与演变进行了全面分析，从而为有效减少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城市贫困人口数量，从而提升城市形象、进一步构建和谐陕西，提供决策参考。

陕西省位于中国内陆腹地，东接河南省、山西省，西临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南连重庆市、四川省、湖北省，北达内蒙古自治区，居于中国的中心位置，是连接东、中部地区和西北、西南的重要枢纽。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为了更好的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解决陕西省的城市贫困问题。因此，系统地研究陕西省的城市贫困问题，对陕西省着力解决城市贫困问题、进一步提高陕西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城市贫困的定义及现状

贫困可分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两种类型。通常以绝对贫困来作为城市贫困人口的标准，而“贫困线”是城市贫困人口的定量标准，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群被界定为城市贫困人口。“贫困线”通常根据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来源和收入状况来确定。“贫困线”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的变化而有差异。要确定一条贫困线标准是一个困难的问题。目前常用的判断贫困线的方法有市场菜价发，恩格尔系数法，生活形态法以及收入比例法。贫困线即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被用来评估居民家庭生活最低水平的判断标准或者生活水准的底线。

依据陕西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本文2014年的城市平均低保线400元化为陕西省的贫困线，城市贫困率是低于贫困线的贫困人口人数与总城镇人数之比。

贫困对于贫困者本人及其家庭来说，影响都很大。城市贫困人口在当前形势下，一方面因贫困而不能负担其子女教育费用而造成子女无法接受较好的教育和培训甚至造成子女辍学等，在这种情况下，贫困家庭的子女在未来的职业竞争中必然处于劣势，极有可能会使贫穷问题代代相传。另一方面健康因素造成本人难以择业甚至不能就业，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本来就贫困的生活会因为治病而难上加难，最终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这两个方面是贫困家庭生活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可看成是城市反贫困的主要突破口。城市贫困程度的加深以及规模的扩大背离了共同富裕这一目标，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会出现很多社会问题，甚至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三、陕西省城市贫困人口的构成

当今全球面临的新挑战之一就是日趋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在城市化进程加速如此明显的今天，城市贫困人口的不断增加成为难以忽视的客观现实。陕西省城市贫困人口的成分比较复杂，来源较为广泛，包括：

（一）一直靠民政救济的“三无人员”

城市“三无”人员，特指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困难群体。这就是传统意义上或者原始的城市贫民，主要因为个人身体或心理的残疾或家庭其他特殊原因导致贫困，当然在任何时候这部分贫困人口都会存在。

（二）下岗及失业人员

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在社会发展和变革中陷入困境，从而使其职工失业或下岗的这一部分人群。随着企业亏损的不断扩大，一些职工虽然没有失业和下岗，但是已经长期被停发或减发工资，基本的生活来源面临着断绝的威胁，这部分人员的贫困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三）其他特殊贫困群体

（1）低收入者难以承受物价持续上涨从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2）在商业竞争中遭受连续或者大型的失败。（3）由天自然灾害或者社会灾难等不可抗因素造成的失去劳动能力，进而失去收入来源的人群（4）一部分人群，尤其是女性在离婚后作为家长很容易使整个家庭陷入贫困的状况。（5）因违法乱纪被相关机关单位处罚甚至判刑后返城的人员及其家属，以及因参与吸毒、而陷入贫困的人员及其家属；（6）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会因为找不到工作或工作不稳定而使生计面临困境，从而陷入贫困。并且他们长期聚居在城市里，这类群体有可能成为我国未来城市中最大问题。

四、陕西省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现状

（一）收入结构单一，来源渠道简单

陕西省城市贫困家庭收入来源单一，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5.04%，并且各项收入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工资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但也仅为679101。只相当于平均水平的56.32%，总体表现为家庭收入少，来源渠道单一。

（二）消费水平持续偏低，收支倒挂

陕西省城市贫困家庭在2013年的人均消费性支出仅为8543.4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4.28%，消费性支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尽管消费水平继续偏低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城市贫困人口生活仍然收不抵支，甚至许多家庭依靠借贷平衡入不敷出的境况进而维持生存。

（三）从消费结构看其他方面

食品结构单一，副食消费比例投入比例小，质量欠佳。陕西省城市贫困人口的收入仅可以或者勉强可以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在食品消费方面以节省为第一原则，因此很难兼顾营养的需求，膳食结构也不合理。积蓄少，借贷支出低，2012年存入储蓄款仅为1414.50元，仅为平均水平的22.23%，可看出贫困家庭低储蓄，积累少的状况。

五、陕西省城市扶贫的现状与及思考

随着城市贫困问题的不断扩大以及城市贫困人口的不断增加，由此也带来了种种问题，进而引起了陕西省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并由此开展了各种扶贫解困的活动，总体情况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城市贫困问题依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因此陕西省城市扶贫可谓任道而重远。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城市贫困问题与农村贫困问题大有不同，甚至更为严峻，与农村贫困人口相比，城市贫困人口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一旦失去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就是真正的无产者，其贫困程度以及扶贫的难度不亚于农村贫困人口。其次，城市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区，由城市贫困所引起的不稳定社会因素必然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第三，结合新形势下“精准扶贫”政策，建立和实施陕西省城市精准扶贫战略，使扶贫工作精准到每家每户，并设立专门的扶贫项目，扶贫资金的使用也要精准，用到贫困家庭最需要的地方，而且必须制定一套相应的法律和政策来监督扶贫机构及其资金的用途，以达到扶贫的效果精准。

参考文献

第5篇：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范文

中国有句俗语，叫“要想富，先修路”，是说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和交通状况有很大关联。城市交通和经济发展更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没有城市交通的发展与延伸，就不可能有区域经济一体化，就不可能有城乡融合。

纵观近几年省会城市济南的城市交通和城市面貌，可以用“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来形容。而城市交通网对济南城市的发展促进作用更是显而易见。

道路延伸壮大旅游产业

城市交通事业的发展，也为旅游业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现在济南自驾游已经成为济南市民最重要的旅游方式之一。普通市民利用周末时间驾车出游，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生活，繁荣了假日经济，而且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交通的改善不仅方便了城市居民的外出旅行，而且为外地游客到济南游玩提供了可能。

2006年，国家旅游局将全国旅游主题定为“2006中国乡村游”，为积极响应国家旅游局的号召，2006年4月8日上午，“济南乡村游”开游仪式在槲树湾风景区隆重举行。

随着济南旅游路等重要路段的通车，济南近郊“农家乐”的发展已颇具规模，以“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为内容的农村生活体验游正在成为都市人群休闲消费的新时尚，包括长清张夏杏花游、武家庄金秋柿子节、章丘朱家峪等都成为乡村旅游的新亮点。

随着城市主要干道触角的延伸，济南逐渐形成了独具魅力的三小时生活圈。西到有“江北水城”之称的聊城、南到五岳之首的泰山、北到滔滔黄河、东到聊斋故地淄川都成为济南市民出游的热点景区。

不仅如此，随着胶济铁路电气化改造完成，济南人下午下了班到青岛去看“海上生明月”，青岛人下午下了班来济南大明湖看“汇波晚照”，也即将变成现实。在胶济铁路电气化改造后，把时间控制在两个多小时，给人们的生活、工作带来极大方便。

胶济线电气化改造，铁路部门还很看重的一件事是，为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办创造条件。据国际奥委会顾问鲍勃・埃费斯通先生估计，在规模上，青岛奥帆赛相当于在青岛同时举办9个世界帆船冠军赛。2008北京奥运会将有20万名正式注册人员到会，其中有超过1万正式注册人员来到青岛，届时还有大量观众来青岛，而快速的胶济线运输将为山东省内外的人员、物资运输提供极大便利。

交通事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也给广大农村居民进城游玩提供了方便。2004年济南经十路的顺利通车，不仅成了济南的样板路段，连通长清、章丘的城市快车，成为长清、章丘居民进入济南的首选交通工具。不少农村居民会利用农闲时节到济南观光游玩，坐上城市快客，在移步换景之间感受到城市的巨大变化。

城市交通为城乡一体化建设添砖加瓦

近年来，在实施“抓工业促农业，抓旅游促商贸，抓城镇促乡村，抓特色促品牌”的经济发展思路中，城乡经济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摒弃城乡经济二元化结构，走“以商促农，以城带乡，以工扶农，城乡一统”的发展路子，是一个亟待解答的新课题。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交通线的延长，济南交通为济南城乡一体化建设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济南城市交通网络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不仅经十路、经一路、花园路、解放路、纬二路城市大动脉纷纷进行了重建重修，城区之间的很多道路也进入了更加科学、有序的规划重修阶段。

城市道路的扩建和重修，不仅解决了城市交通拥挤不堪的状况，方便了市民出行，美化了城市，而且促进了城乡经济的交汇融合，带动了周边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济南周边城郊接合处，已经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产业群，比如，济南北郊的盖世物流中心已经成为环渤海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经十路西端连接的长清大学城已经成为山东省最重要高等教育基地，工业南路东端是济南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心。

城市的发展为农民工进城务工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为农民了解城市生活方式、学习城市经济建设提供了机遇。经十路的顺利通车，缩短了长清、济南市区、章丘之间的距离，大大促进了济南与周边县城的交流与合作，拉近了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感情。

随着济南市区土地资源的日益紧张，不少房地产商开始向郊区及周边聚焦。房地产业集聚郊区，使济南周边地区的商贸活动逐渐兴盛。因此说，城市交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城市面貌，而且在间接上改变了农民的思维方式，进而改变了农村，促进了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都市圈建设与城际交通良性互动

按照《山东半岛城市群总体规划》规划，今后15年山东省将建设由8个半岛城市组成的区域综合竞争力强大的城市群，将以青岛为龙头城市，以青岛、济南为区域双中心城市，以烟台为副中心城市。

随着双中心规划的出台和实施，连接济南、青岛两大中心城市的济青高速、胶济铁路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将会更加明显。济南将借助纵观山东东西发达的交通网络成为衔接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重要城市，其交通区位优势将更加明显。

2006年8月31日，由北京大学编制的《济南都市圈规划》通过了专家评审。根据规划，都市圈空间结构布局为“一极、一区、六轴”，城市中心体系结构为“双核、多心、网状支撑”。

其中，“双核”即两个都市圈核心城市，分别为济南市市区和淄博市市区(一为主核、一为次级核心)；“多心”即多个次区域中心城市，包括泰安、莱芜、聊城、德州、滨州等5个城市的中心城区。辖区总面积为52655平方公里，共包括7个地级市、6个县级市、28个县城、428个建制镇，规划期限为2006-2020年。

按照规划，济南将建设成为山东省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研发中心，济南都市圈以及省际区域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为主导，以机械装备与交通设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两大产业链为内核的制造业发达的综合性省会城市。

按照规划，在2020年前，济南都市圈将建成以城际轨道交通线路、城际轨道交通干线和支线组成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具体包括：济南一淄博、济南一泰安城际轨道交通线路：京沪线、济青线、平商线等城际轨道交通干线，滨莱线、章莱线、平聊线、齐桓线等支线。

第6篇：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范文

关键词:增长极;山东半岛;城市群;旅游合作

一、增长极理论的内涵

增长极理论(Growing Polar)是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模式理论的代表。“增长极”概念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Perrour)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J.布德维尔(J.Boudeville)将极的概念引入地理空间。增长极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来带动,应将一些区位条件较好的地区和重点部门进行重点投资、重点发展,其他地区通过增长极的辐射作用逐步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的发展。

该理论对区域旅游的开发问题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区域旅游的发展不可能各地区同时发展,要依靠旅游资源、市场等条件优势突出的地区来带动,优先发展这些重点地区和重点部门,然后通过重点地区和重点部门的辐射作用带动其他地区旅游的发展,以达到区域旅游的发展。

二、山东半岛城市群旅游合作现状

近年来,随着区域旅游合作的兴起,山东半岛城市群也加强内部合作,在《山东半岛城市群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半岛城市群旅游产业空间发展规划确定为“两极、两轴和六区”。“两极”,即进一步强化增长极城市青岛、济南异质双核心的作用;“两轴”是以济青高速公路为依托的胶济轴和以沿海高速干线为依托的滨海轴;“六区”包括济南—淄博历史文化、科考修学旅游区,潍坊民俗体验、文化休闲旅游区,东营工业文明、生态观光旅游区,青岛海洋文化、滨海度假旅游区,日照生态文化、滨海度假旅游区,烟台—威海历史文化、滨海度假旅游区。依据该发展规划,山东半岛城市群接待国内外游客总量和旅游总收入近两年明显提高(如表1)。

三、应用增长极理论分析山东半岛城市群旅游合作

山东半岛城市群旅游合作以青岛、济南为双核心不是人为决定的,而是依据其资源、区位等条件确定的,下面从旅游资源、区位条件、经济状况进行分析。

1.旅游资源条件分析

(1)从数量上来说,选取部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部级自然保护区、4A级旅游区等级别较高的旅游景区,通过分析得出,青岛、济南、烟台旅游资源数量较多(见表2)。

(2)从质量来说,青岛海滨风景区、崂山风景区、青岛海底世界,济南大明湖公园、趵突泉公园,烟台蓬莱阁旅游区、张裕酒文化博物馆,威海成山头、刘公岛风景名胜区等对省内外及国际游客吸引力较强。

2.区位条件分析

(1)从地理区位来说,青岛、烟台、威海位于山东半岛城市群东部、南部,东部隔海与亚洲两大客源地日本、韩国相望,北与以大连为龙头的辽东半岛隔海相望;济南市地处京津唐经济圈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之间。良好的地理区位为青岛、烟台、威海、济南大量的高端客源市场提供有利条件。

(2)从交通区位来看,青岛、济南、淄博、潍坊在胶济铁路沿线上,烟台、威海、日照、东营在胶济铁路南北两侧。青岛公路交通十分发达,迄今为止,青岛市已建成济青、胶州湾、西流青银、206国道、前湾港疏港等9条高速公路,总里程达525公里,占全省1/6;青岛港是中国沿黄河流域和环太平洋西岸重要的国际贸易口岸和海上运输枢纽,有通往450多个港口的97条国际航线;青岛航空已开通直航东京、大阪、福冈、汉城、釜山、大邱、巴黎(经上海)、欧洲七国(经北京)、新加坡、曼谷以及香港、澳门等19条国际(地区)客货航线,开通国内北京、上海、广州等50个主要城市的航线。济南是全国45个公路主枢纽城市之一,东向有胶济铁路和济青高速公路通往沿海港口和城市,南北有京沪铁路、京沪高速公路连接京津、长江三角洲两大经济区,西向有308国道和陇海线与西北各省区及欧亚大陆相连;济南目前已形成以济南铁路枢纽为中心的三纵四横网络,地处京沪、京九铁路中段和胶济铁路西段,铁路系统延伸全国;济南航空干线连通全球,济南航班与国内外40多个大中城市相连。总之,济南境内铁路、公路、航空交通区位均良好,基本形成了连接全省、全国和海外的现代化立体交通网络。

3.经济状况分析

青岛市位于山东半岛南部的黄海之滨,是我国重要的港口城市、海洋科技中心和现代制造业基地;济南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教育中心。从经济总量、整体发展水平来看,青岛、济南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双核心城市。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山东半岛城市群各市旅游资源条件、区位条件、经济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从资源条件来看,青岛、济南、烟台三市均具备作为山东半岛城市群旅游业增长极的条件,但从资源条件、地理区位、交通区位、经济状况综合来看,青岛、济南作为山东半岛城市群旅游的核心城市是必然的。充分发挥青岛、济南双核心城市旅游的带动作用,通过济青高速公路为依托的胶济轴和沿海高速交通干线为依托的滨海轴两轴来逐步辐射到半岛城市群其他地区的旅游,最终实现山东半岛城市群区域旅游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殿廷.区域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第7篇：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范文

关键词 三线城市 中小型房地产企业 所面临情况的背景 发展现状 未来发展战略

一、引言

中共十会议之后，新一代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农村以及小城市的发展建设问题重新进行了发展规划与定位。其中，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成了重要的发展方向。这种顶层的发展规划设计对我国三线城市的中小型房地产企业而言，既充满了机遇，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发展的方式来讲，三线城市中中小型企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房地产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未来国家的发展方针与政策会向这些中小型企业倾斜，以推动其发展，促进我国三线城市的进步与发展，这不仅有利于优化我国的城市结构，还有利于推动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从就业方面来讲，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有利于吸收大量的劳动力、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为我国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作出重要的贡献。因此，对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所面临情况的背景、发展现状、未来发展战略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论述十分必要，有利于提升其发展的质量与效率。

二、我国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所面临情况的背景

三线城市指的是除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以及沈阳、长春、哈尔滨等二线城市以外的城市，比如抚顺、鞍山等非省会城市和县级城市。从中国发展的全局以及房地产企业的集中分布情况来讲，三线城市中拥有着众多企业，尤其是房地产企业。因此，要想实现中国经济全面发展、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促进三线城市中企业的发展，尤其是房地产企业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这些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所面临情况的背景非常复杂，每个地区都有着不一样的特c。从整体来讲，更低的企业发展成本、政策优势、广阔的市场空间是企业发展的保障；但是，技术的相对落后、信息技术的不畅、人才的缺乏等不足会制约其发展。从发展的意义而言，促进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在以上的内容中有所论述，笔者在这里就不再具体说明。[1]

三、我国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发展的现状

（一）物业服务能力不强

物业服务能力不强是我国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造成这种发展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所面临的发展环境十分复杂，众多物业公司不具有良好的经营服务的理念与长期的发展规划，由此导致其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对众多业主提供优质的物业服务。这种配套的服务能力的滞后，严重影响了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的市场销售，不利于其扩大市场影响力、树立良好的信誉与形象。第二，企业的规模导致这些房地产企业集中力量于房地产的开发工作，没有对自己开发的楼盘建立有效、配套的业务服务，最终影响了企业的未来发展。

（二）企业管理以家族式管理为主

我国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的管理主要以家族式管理为主。这种管理方式在企业的发展初期有利于凝聚人心、形成合力、促进企业成长。但是，随着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家族式管理的弊端就严重地暴露出来。首先，这种管理模式导致企业无法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方针与规定，即便是建立起管理的方式，也无法有效执行，导致其难以提升管理的效率与质量。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房地产企业开发工程项目的质量监督与管理工作不到位，项目工程的质量与安全无法保障，严重时还会导致一些事故发生。其次，这种管理的模式无法对企业员工的整体素质进行全面的提升，更无法对企业员工的行为进行严格的约束，反而会造成管理难度的增加。最后，家族式的管理会导致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失去公平性与科学性，无法确保公司资源得到最大程度上的发挥。[2]

（三）资本结构单一、负债比例高

资本结构单一、负债比例高是我国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状。就融资而言，我国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并且普遍呈现出严重的高负债的特点。随着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众多中小型房地产企业普遍利用新债还旧债的方式来维持公司的发展，最终陷入严重的企业资本恶劣循环中。

（四）企业规模小、发展能力弱

我国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现状是企业规模小、发展能力弱。这种特点与房地产开发周期长、资本投入巨大的特点形成了严重的制衡，导致中小型房地产企业无法进行有效的长期资本运作和投入。除此之外，三线城市中不能进行有效的上市工作，无法进行企业债券的发行，更不能像一线城市那样利用信托以及基金的资本进行有效的融资，因此难以获得大型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无法推动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3]

四、我国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

我国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发展转型，需要从众多角度进行论述和分析。但是，总结起来可以从内部发展因素和外部发展因素两个方面着手，即利用企业自身的发展转型、行业外部的发展转型，全力促进企业发展战略的开展。

（一）差异化发展战略

差异化发展战略指的是房地产企业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差异化的服务或者提供差异化的产品，来促进企业的未来发展。具体来讲，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与分析：首先，进行市场差异化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模式指的是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通过有效的市场调查，寻找出市场发展的盲点与空白，进行本企业业务的充分转移；在可开发的市场与领域中全面地开拓市场空间、扩大影响力、拓展业务覆盖范围，从而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与品牌，推动其全面发展。比如推出中低价的商品房、经济适用房等等。其次，进行产品的差异化发展战略。比如进行精心的市场情况调查与发展项目科学定位，对房地产项目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进行充分的发掘；形成良好的宣传主题，提升项目的质量和品质；进行优质的广告宣传，扩大企业的市场影响力；树立企业优质的服务定位与产品定位，展现出特殊的企业文化与风格，全心全意为广大消费者服务。最后，进行市场营销的差异化发展战略。在当代的市场竞争中，我国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要想生存与发展，就需要进行充分的市场营销，展现出特殊的营销艺术。比如网路市场营销的充分运用，有利于扩大企业的知名度与影响力。[4]

（二）多元化发展战略

我国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发展转型的另一种方式为，进行多元化的发展战略。所谓的多元化发展战略指的是企业进行发展经营项目的扩展，实现公司规模的扩展。从市场行情与未来发展而言，我国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的多元化发展主要有两种选择方式。第一，发展与房地产开发直接相关的物业管理。对其我们可以进行详细的分析，一是，物业管理是房地产开发后进行房屋运行、业主生活事务有效管理的一种行业。房地产企业介入物业管理有利于使自己开发的项目得到优质的管理，并进行统一性、连续性的服务；同时，优质的物业管理水平也有利于促进房地产企业市场营销工作的有效开展，提高企业房地产开发的效率。二是，物业管理的良好开展有利于房地产企业降低投资的风险，实现有效的盈利和平稳发展，还能吸收和转化一部分房地产企业的剩余人才。第二，发展与房地产行业有关的经济型连锁酒店。经济型连锁酒店的经营与管理有（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利于房地产企业进行投资成本的合理控制，充分发挥出房地产企业的优势，促进酒店的有效管理与发展，使企业尽快得到投资回报，从而有效解决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发展经营单一的问题。[5]

（三）跨越式发展鹇

跨越式发展战略的应用有利于提升我国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的水平与能力。第一，进行公司发展目标的制定，对承接的项目工程进行严格的设计与规划控制，提升产品的质量与服务。第二，政府与专业的发展规划公司需要对我国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的发展，给予必要的指导与帮助，这样可以使这些公司扬长补短，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优势，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足够的发展空间。比如政府可以给予我国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土地、资金、税收等方面的扶持和优惠，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专业的发展规划公司可以对企业的员工进行有偿的管理模式深化培训工作，全面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为企业的发展储备人才。[6]

（四）联盟化发展战略

联盟化发展战略指的是我国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需要进行有效的联合。从类型上看主要有松散型联盟、紧密型联盟两种。松散型联盟指的是企业彼此之间进行有效的分工与协作，共同进行某一个项目或几个项目的长期合作，从而提升市场竞争力、形成有力影响。紧密型联盟指的是企业彼此之间进行深入合作，进行充分的资金、技术、市场营销的往来与合作，从而提升企业的能力。除此之外，我国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还可以通过股份制重组、合并等方式组成大的企业集团，提升整体实力与竞争力，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得到更好的发展。[7]

五、结语

对我国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发展战略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有利于提升我国房地产企业的实力，促使其更好地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单位为北京东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 李杰.三线城市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发展战略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4.

[2] 杨星.盱眙县各类中小房地产企业的战略选择研究[D].江西理工大学，2010.

[3] 李楠颖.城市化进程中的三线城市房地产开发模式初探[D].西南财经大学，2010.

[4] 魏国平，温宝.新形势下的中小型房地产企业战略选择[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0（09）：46-48.

[5] 邹先钧.房地产中小企业战略转型路径探讨[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21）：6-7.

第8篇：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范文

［关键词］收入增长；收入分配；城市贫困

基金项目：本文系“陇原青年创新人才扶持计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高云虹(1973―)，女，兰州商学院经济学院(兰州，730020），教授。研究方向：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

刘 强(1983―)，男，兰州商学院经济学院(兰州，730020）。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理论与欠发达地区开发。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始终位于世界前列，扶贫工作也取得了令人称羡的成绩。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478万，年均下降率为93%。①无疑，快速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关键的原因之一。同时，相关研究也表明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于成功的城市减贫也具有决定性作用。［1］［2］(185-186)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居民收入的大幅增长，我国城市贫困人口却不断增加，截至2009年，仅城市低保对象就高达23477万人。②这种现象与已有研究结论恰好相反，究其原因，相关研究也指出，收入分配的不断恶化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对城市减贫的作用，［3］［4］［5］［6］［7］［8］高度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倾向于损害整体经济的增长，可能致使穷人陷入所谓的“贫困陷阱”。［9］(259-287)［10］(283-300)其他相关研究表明，若想进一步实现明显的城市减贫效果，必须使增长与分配之间保持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抑制的关系，［11］同时，在政策选择上也应以收入效应与分配效应之和最大化作为标准。［12］换言之，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收入分配是否平等将直接影响到未来经济发展的质量，也将决定下一阶段的减贫工作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城市绝对和相对贫困标准进行界定，并将贫困的变动分解为收入效应和分配效应；第三部分采用《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的城市住户分组数据，在POVCAL软件下测算出了相应的FGT指数和贫困偏弹性指数，分析我国城市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变动情况，并进一步解释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城市减贫的影响；第四部分是简短的结论与对策。

二、城市贫困标准及贫困分解

(一)城市贫困标准

当前，我国仍然缺乏一个科学统一的城市贫困标准。［13］在已有的城市贫困研究中，相关文献所采用的贫困线也各不相同。如国家统计局2000年公布的城市贫困线为1875元，中国城市贫困研究课题组（2001）则把基本生活保障线看作城市贫困线，并据此推算出2000年的城市贫困线为2310元，这一结果大致相当于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美元”贫困标准的两倍多。考虑到我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住户的生活状况，本文采用世界银行“每人每天2美元”的贫困线作为城市的绝对贫困标准。相对贫困标准则运用国际上普遍认可的收入比例法，同时考虑最高收入组对平均收入的影响，确定为各年份中位收入的50%。

(二)贫困分解与贫困偏弹性

一般而言，可将贫困的变动分解为收入效应和分配效应。所谓贫困变动的收入效应即指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的促进作用，亦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贫困发生率将减少；贫困变动的分配效应则是指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的抑制作用，亦即随着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贫困发生率会不同程度地增加。本文还采用贫困偏弹性来分析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城市减贫影响的动态特征。其中，贫困的收入增长偏弹性是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当收入分配保持不变时，收入水平每上升1%所引起贫困指数下降的百分比；贫困的收入分配偏弹性是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当收入水平保持不变时，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每上升1%所引起的贫困指数上升的百分比。城市的贫困人口能否切实有效地减少，取决于两种偏弹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分配不平等程度上升过大，那么，收入增长对城市减贫的正向作用可能被弱化，甚至导致贫困增加。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本文对于城市贫困的度量使用具有可分可加性的FGT贫困指数，③其具体形式如下：［14］(761-766)

πα=1n∑qi=1z-yizα

其中，π代表贫困指数，α（α＞=0）为社会贫困厌恶系数，n为人口总数，z是贫困线， yi为第i个人的收入，q代表人均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总数。随着α的取值不同，πα所代表的意义也不同：

当α=0 时, πα为贫困率指数（headcount index，简写为H），即π0=H，表示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反映贫困发生的广度。

当α=1时，πα为贫困差距率指数（poverty-gap index，简写为PG），即：

PG=π1=1n∑qi=1z-yiz=H1-μqz

其中，μq表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所有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个指标是度量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相对于贫困线的距离。PG越小，表明大部分贫困人口都处于贫困线附近，此时，减贫政策可能在短期内有显著的效果，政府付出的代价较小；如果PG很大，则说明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与贫困线的距离较远，那么，减贫政策的短期效果可能不显著，政府要付出相对较大的代价才能实现减贫目标。

当α=2时，πα为平方贫困距指数（squared poverty gap index，简写为SPG），即：

SPG=π2=1n∑qi=1z-yiz2

平方贫困距是反映贫困发生强度的指标，该指标由贫困距指数加权取平均值得到，权重即为贫困距指数本身。由此可见，越贫困的人口在平方贫困距指数中的权重越大。无疑，平方贫困距指数反映出了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鉴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城市贫困并不明显这一现状，本文选取1992-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城市住户调查分组数据，来分析1991-2009年的城市贫困变动情况。绝对贫困线为每人每天2美元，以最新的2005年购买力平价折算相当于25185元；④相对贫困线为分组数据中位收入的50%，并以不变价格对各年份数据进行调整。

(二)城市绝对贫困状况分析

统计数据显示，1991-2009年，我国城市住户的收入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其差距也在逐年拉大。19年间，最低收入组的平均收入由1918元增长到了4728元，仅增长了247倍，而且某些年份还有所下降。相对而言，最高收入组却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平均收入从5780元增长到了42143元，增长了729倍（见图1）。此外，高、低两组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逐年扩大，其差距比由1991年的301倍扩大到了2009年的891倍。另一方面，通过POVCAL软件测算得出的Gini指标也表现出逐年增大的趋势（见表1），这也进一步反映了目前我国城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

通过贫困模拟软件，得出我国1991-2009年间的城市FGT贫困指标如表1所示。从贫困发生率（H）指标来看，城市绝对贫困状况从1991年开始上升，至1996年达到最高，自此之后总体呈下降趋势，个别年份稍有例外。无疑，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大量工人的下岗和失业，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城市绝对贫困人口的迅速增加。而1996年后所呈现出的下降趋势，则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及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人均收入大幅提高有直接关系。如在1991年，我国城市的人均收入仅3336元，到2009年达到15457元，增长了463倍，部分城市低收入人口基本解决了生存问题，绝对贫困率因而不断下降。

进入新世纪以来，城市绝对贫困率在总体下降的进程中于2002年稍有反弹。尽管当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高达91%，但与2001年相比，贫困率反而上升了251个百分点。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突然加剧。由表1可见，2002年的基尼系数较之前一年增长了516个百分点，达到3158%。⑤毋庸置疑，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城市减贫进程具有抑制作用。当这种抑制作用较小时，快速的收入增长对减贫的促进作用将较为明显，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表现为贫困率的不断下降。但若这种抑制作用较大时，尽管收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城市贫困率却有可能上升。

贫困距（PG）指数反映了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距离贫困线的远近程度，是反映减贫难度大小的指标。从该指标1991-2009年的变动来看，基本与贫困率的变化保持一致。其现实意义在于，当贫困距越大，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距贫困线越远，政府越要花费大量的扶贫资金、付出越大的代价使其脱贫。平方贫困距（SPG）指标则反映了贫困人口内部的分配不平等状况，该指标在数值上较小且变化相对缓慢，甚至在某些年份为零（如2006年），这表明，收入增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中大多数穷人的真实处境，使得城市绝对贫困率总体下降，但是，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收入增长对改善城市最贫困人口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不明显，甚至几乎不存在。

表2选取具有代表性的1996-2006年间的贫困率指标进行分解，以进一步考察造成其变化的原因。由表2可见，贫困变动的收入效应和分配效应均较为显著，而残差项（即除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两因素以外的其它因素）的影响则较小。由表2可见，分解后的收入效应值一直为负且其绝对值不断递减，这说明收入增长对贫困率的减少始终起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收入效应却越来越小，亦即在整体经济处于较高水平时，收入增长对减贫的影响越来越小，减贫的难度越来越大。现实情况也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收入的大幅提高使大量城市贫困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但是从趋势上看，这种收入效应越来越不明显。

另一方面，分解后的分配效应值则大多为正，这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收入分配对贫困率的减少起抑制作用。尤其在2002年表现得最为明显，分配效应值达到558%，前已述及，这主要是由于该时期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突然大幅上升所致（如表1）。而在2005-2006年间，收入分配效应值之所以使贫困率下降了034%（见表2），可主要归功于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合理调节，同时，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进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都使得大部分人获得了参与城市经济发展的机会，从而缩小了收入差距。［15］

如果将各年份分解后的收入效应与分配效应值分别相加，其和大多为负。这说明在多数情况下，收入增长对城市绝对贫困减少的积极影响要超过分配不平等对其的消极影响，在两者相互作用下，最终导致城市绝对贫困率下降。但也有例外，如在2001-2002年间，分解后的收入效应与分配效应值之和为281，这就造成我国城市绝对贫困率在2002年突然上升（如表1所示）。由此可见，经济增长并不会必然地使城市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分配是否平等同样起着关键作用，收入效应和分配效应对减贫影响的共同作用决定了贫困人口的数量。［16］

(三)城市相对贫困状况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的贫困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此时，若仅以绝对贫困标准来衡量城市的总体贫困，既不全面也不能反映城市的真实贫困状况。［17］现实表明，目前我国城市的相对贫困问题越来越突出，收入差距的逐年拉大使一部分人达不到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从而处于相对贫困状态。本部分使用分组数据中位收入的50%作为相对贫困标准，通过贫困模拟软件，得出我国1991-2009年间的城市相对贫困状况如表3所示。

由表3可见，1991-2009年间，从相对贫困角度计算得出的Gini指标变动与表1基本一致，但相对贫困率除在1995、1996年稍有下降外，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这与绝对贫困率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有很大不同（见图2）。由此可见，我国城市的相对贫困状况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这种差异充分表明，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对于解决城市绝对贫困问题具有显著效果，但就相对贫困而言，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对其影响更大。换言之，经济增长虽然使得城市居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但是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经济增长的好处并未平均地分配到每个人，相对弱势的低收入群体无法达到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因此处于相对贫困状况。而且，已有研究表明，所有亲增长（Pro-Growth）的政策都会在长期内降低贫困水平，但是，亲增长的战略并不总是亲贫困人口（Pro-Poor）的战略，某些亲增长的政策将会增加不平等，并会在某些似乎合理的收入分配假定下，在短期内提高贫困水平。［18］因此，在未来的城市减贫过程中，应给予相对贫困足够的重视，通过相关措施保持收入在较快增长的同时，大力调节收入分配制度，使经济增长朝着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发展。

(四)城市贫困偏弹性分析

借助贫困模拟软件测算出的贫困偏弹性如表4和表5所示，它可以更明显地反映出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城市减贫的影响。其中，对角线上的数值采用当年相关数值计算得出，其它数值则采用软件模拟而得。通过对表4中城市贫困收入增长偏弹性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贫困收入增长偏弹性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下降。这表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收入分配状况保持不变，那么收入水平越高，收入增长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就越强。（2）贫困收入增长偏弹性随着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上升而上升。这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则收入增长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越弱。换言之，收入分配越不平等时，若想仅通过快速的经济增长来实现较明显的减贫效果必然存在很大困难。

通过对表5中城市贫困收入分配偏弹性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贫困收入分配偏弹性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上升。这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分配不平等所引起的城市贫困变动不断增大。亦即，在收入水平较高时，分配不平等的改善与否将对收入增长的减贫效果产生越来越强的影响。（2）贫困收入分配偏弹性随着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而下降，这表明，随着分配不平等的上升，分配不平等所引起的城市贫困变动不断减小。换言之，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较高时，旨在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的减贫措施很难取得显著效果。

四、结论与对策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城市贫困的发生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现象。对我国1991-2009年城市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状况的分析表明：收入增长对城市减贫无疑具有促进作用，但是近些年来，收入分配对城市减贫的抑制作用却越来越突出。此外，在经济发展处于较高水平时，如果收入分配较合理，那么，无论通过增加收入还是改善分配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都较为明显。相反，如果收入分配极不平等，那么，无论哪种减贫措施所取得的效果都相对较弱。因此，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必须大力改善收入分配制度，使其处于较合理的范围，这样，城市减贫工作才会取得明显效果。

针对目前我国城市贫困的特点，建议在今后的扶贫工作中主要从以下几方面重点跟进：(1)采用更广义的贫困概念，运用多维的标准来识别和度量贫困；(2)提高贫困人口获取工作机会的能力，而不是单纯使用“救济”的办法；(3)加强人力资本积累，降低贫困人口接受教育的成本，通过学习知识从根本上改变其脱贫能力；(4)在重视城市绝对贫困减少的同时，更加关注城市相对贫困问题，通过制度改革合理调节收入分配。

注 释：

①汪三贵在发展中战胜贫困――对中国30年大规模减贫经验的总结与评价［J］管理世界，2008(11):78-88。

②民政部2009年统计数据：filesmcagovcn/cws/201003/20100305095000687htm。

③FGT指标体系最早由Foster、Greer 和Thorbecke（1984）提出，其优点是通过贫困率、贫困差距率和平方贫困距三个指数较为全面地度量贫困程度，且易于操作。

④2005年中国首次参加了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ICP项目），世界银行于2008年公布了以2005年为基准的最新PPP，其它年份按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后得到。

⑤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根据1988年、1995年和2002年的3次居民收入调查，得出反映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33、0286和032。

主要参考文献：

［1］Dollar, David and Aart Kraay(2002)，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Vol4195-225

［2］Bhalla,S(2002)，Imagine There's No Country:Poverty,Inequality,and Growth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林伯强．中国的经济增长、贫困减少与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2003（12）．

［4］胡 兵，胡宝娣．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J］．财经研究，2005（8）．

［5］胡鞍钢，胡林林．中国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1978-2004）［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6］万广华，张 茵．收入增长与不平等对我国贫困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6（6）．

［7］攸 频，田 菁．贫困减少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研究――基于时序数据［J］．管理世界，2009（8）．

［8］杨 颖．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21世纪中国农村反贫困的新挑战――基于2002-2007年面板数据的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0（8）．

［9］Deininger,Kand Squire,L(1998)，New Ways of Looking at Old Issues:Inequality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7(2)

［10］Chen,Sand Ravallion,M(2001)，How Did the World's Poorest Fare in the 1990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47(3)

［11］汪三贵．在发展中战胜贫困――对中国30年大规模减贫经验的总结与评价［J］．管理世界，2008（11）．

［12］张全红，张建华．中国的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变动：1981-2001［J］．经济科学，2007（4）．

［13］魏后凯，邬晓霞．中国的反贫困政策：评价与展望［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3）．

［14］James Foster,Joel Greer and Erik Thorbecke(1984)，A Class of Decomposable Poverty Measures Econometrica 52(3)

［15］李 实，王 羚．收入分配不公使中国低收入阶层加剧贫困［J］．理论参考，2010（7）．

［16］国 锋．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城市贫困：以上海为例［J］．上海经济研究，2009（12）．

［17］李永友，沈坤荣．财政支出结构、相对贫困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7（11）．

［18］高云虹．中国转型时期城市贫困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The Impact of Income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on the Poverty Reduction in Urban China

Gao Yunhong1 Liu Qiang2Abstract: Based on the decomposition of povert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poverty elasticity in urban China. With poverty simulation software, we discuss the impact of income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on poverty reduction from 1991 to 2009. The results find out: (1) The key factor on urban absolute poverty reduction is rapid economic growth, while serious income distribution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rising of relative poverty. (2) The higher the income, the stronger the effect of income factor on poverty reduction, and the bigger the change of distribution factor on poverty reduction. Under worse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effect of income on poverty reduction becomes weaker, and the change of distribution on poverty reduction turns to smaller.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income distribution under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第9篇：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范文

关键词：高等教育；收入不平等；分位数回归模型

一、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但是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并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优化、社会和政治稳定等产生了不利影响。从收入差距水平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收入差距处于合理的区间，虽然在1978－1987年收入差距变动较为明显，但是总体上收入水平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1999年我国的基尼系数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①，并在之后一直保持较高水平。改革开放后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其客观必然性，一方面是打破平均主义的差异化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收入差距的适当扩大有利于调动全体国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但是收入差距过大就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有鉴于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调整区域发展格局、改变税收政策和支付转移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在这些政策措施外，是否还有其他调节措施？本文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也会对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运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收入不平等问题进行研究，探讨高等教育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学术界关于高等教育发展对收入差距影响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教育的发展会缩小收入不平等状况。如Becker，Chiswick（1966）［1］利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教育是解释区域间不平衡的重要因素，教育水平的提高将会减少收入差距。GregorioJD，LeeJ（2002）［2］利用1960－1990年的面板数据验证了高等教育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李明芳（2007）［3］认为教育总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将导致基尼系数下降，从而有助于改善收入的不平等。与此相对的另一类观点认为教育的发展会扩大收入不平等程度。如Knight，Sabot（1983）［4］选取了坦桑尼亚和肯尼亚1971－1980年的数据，研究了教育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教育发展会拉大收入差距。王小鲁（2006）［5］认为高收入人群受教育的机会显著大于低收入人群，会扩大收入的不均等程度，但是并未给出严格的证明。王海云等（2009）［6］根据重庆市1985年－2006年的数据，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教育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研究发现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高等教育的发展都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颜敏（2013）［7］运用泰尔指数实证检验了我国1989年－2009年的数据后认为，高等教育是工资差距形成的重要因素，可以解释总工资差距的10％左右。还有观点认为教育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某种关系。如赖德胜（1997）［8］选取49个国家1996年的截面数据研究了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研究表明，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是倒“U”型关系。周金燕，钟宇平（2010）［9］在1991－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基础上，采用整体分布反事实模拟法研究了教育扩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扩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现U型趋势。此外更多的研究者支持了倒“U”型关系的结论，但是我国目前处于曲线的左侧还是右侧还存在争议。如韩雪峰（2009）［10］基于1996年－2007年的数据研究了高等教育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教育与收入差距呈现倒“U”型关系，目前我国已经跨越倒“U”型曲线的峰值，高等教育扩展会缩小收入差距。而白雪梅（2004）［11］、成谢军（2014）［12］等人的研究均表明教育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我国目前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即随着教育的发展，收入不平等状况在加剧。本文认为高等教育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存在阶段性的，不能简单地给定某种相关关系。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不同之处表现在：一是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二是在重点考察高等教育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基础上，引入了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失业率等参考指标，使得检验结果更具有说服力。在实证检验基础上，本文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以期更具有实践意义。

三、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一）理论假设假设

1．高等教育发展程度越高，即高等教育入学率越高，高等教育越普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越多，居民的收入差距越会逐渐缩小。假设2．经济发展初期，人均财富增长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短暂稳定之后，伴随人均财富的增长，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因此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学长之间呈现倒“U”型（Kuznets，1995［13］）。假设3．失业率越高，则收入差距越大，因为失业率的增加会显著地影响低收入人群，拉大与高收入人群的差异（SenA，1973［14］）。假设4．关于城市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城市化会扩大收入差距（林毅夫和刘明兴，2003［15］；Ling和Guoqiang，2009［16］）；有的学者认为城市化化会打破二元结构，促进人口流动，降低收入差距（陈钊和陆铭，2004［17］），还有的学者认为城市化对收入差距不是简单地正向或负向作用，而是呈现出先恶化后改善的倒“U”型关系（周云波，2009［18］），本文比较支持这种观点。

（二）参数和模型设定

1．参数设定本文的核心变量为：收入不平等（gini）、高等教育发展（hedu）；参考变量为：经济增长（gdp）、失业率（unr）和城市化率（urb）。参数设定，参照经典的指标表示方法。其中收入不平等数据用基尼系数表示，这是表示收入不平等最重要的指标之一；高等教育发展的衡量指标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即指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与适龄人口之比①；经济增长采用GDP增长率，这是国际统计方法中对经济增长度量最常用的指标之一；失业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表示，目前这个指标是我国衡量失业情况最权威的指标；城市化（urb）用城市化率表示，它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人口的比重，等于城市人口／总人口。2．模型设定在设定模型之前，需要首先考察基尼系数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各变量与收入差距的相关性分析，我们发现gini系数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呈现近似的线性关系，因此我们设定模型如下：ginit＝ct＋a1thedut＋a2tgdpt＋a3tunrt＋a4turbt＋μt（1）其中，gini表示基尼系数，gdp表示国民收入，hedu表示高等教育发展，unr表示失业率，urb表示城市化率，ait（i＝1，2，…，4）表示系数，μ表示残差项。

（三）数据描述

1．数据来源1978－2003年国家并未给出官方的基尼系数，本文采用1978－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摘要》数据进行计算整理，并参考了贺晋、李玲玲（2012）［19］的数据。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978－2012年），gdp增长率、城市化率等宏观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78－2012年）。城镇居民登记失业率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1978－2012年）。2．统计分析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统计描述，观察各变量的数据特征，以确定合适的研究方法。数据统计描述的具体情况见表1。J－B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相伴概率值均大于设定的显著性水平，接受原假设，样本服从正态分布。但是统计分析结果也表明各变量均不是标准的正态分布。从偏度指标上来看：五个变量均不是标准或严格的正态分布，其中gini和gdp是左偏倚，hedu、unr和urb是右偏倚。从峰度值来看，由于各变量的峰度值均小于3，因此各变量较标准的正态分布更为陡峭。

四、模型检验和结果说明

（一）分位数回归模型

传统的线性回归模型描述了因变量的条件分布受自变量变动的影响过程，其中，普通最小二乘法是估计回归系数最基本的方法。该方法描述了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均值影响，但是这种估计方法对于数据有严格的限定，如要求同方差、无自相关、无多重共线性和正态分布等，但是实际的经济数据往往很难同时满足这些条件，使得采用传统估计（如最小二乘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和无偏性受到了质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Koenker和Bassett（1978）［20］提出了分位数回归思想。分位数回归是采用加权最小绝对离差和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模型的优点在于，一是能够更加全面地描述因变量条件分布状况，反映自变量对不同水平因变量的影响差异，包括极端值的影响，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描述其条件期望（即均值）；二是，对误差项没有严格的假定条件，因此对于非严格的正态分布而言，其估计结果更加稳健。由于分位数回归方法具有以上优点，因此该方法被广泛运用于模型的估计和检验。由于本文的变量不符合严格的正态分布，因此运用简单的均值期望分布描述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不准确的，选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拟合效果更好，回归系数估计量也更加稳健；同时由于分位数回归能更加全面地描述被解释变量条件分布的全貌，而不是仅仅分析被解释变量的均值，因此本文的回归即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

（二）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虚假估计，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最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为了保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考虑了截距项、截距项和趋势项、无截距项和趋势项三种情况，检验结果如下：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均为非平稳变量，但是一阶差分后为平稳变量。

（三）参数估计

本文以收入差距为因变量，高等教育发展、经济增长、城市化率和失业率为自变量，对各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运用分位数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从以上回归结果来看，各变量回归系数均通过了假设检验，统计性意义显著。

（四）结果说明

根据以上分位数回归结果，同时结合各变量对收入差距影响的边际效应，可以发现各相关因素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分布情况。具体分析如下。

1．高等教育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从回归结果来看，高等教育发展的回归系数为负。这表明，高等教育发展对收入差距有抑制作用，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增加将导致基尼系数的降低。高等教育发展对收入差距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高等教育会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而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工资水平也相对较高，教育与收入是密切相关的。因此社会阶层中接受教育的机会对收入差距就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一个社会公民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均等时，收入差距必然会进一步扩大，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收入高的阶层比收入低的阶层更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只有当一个社会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普及教育扩展的时候，才会使更多的公民能够享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从而对收入差距产生抑制作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升，表明更多人接受到了高等教育，这有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从高等教育发展对收入差距影响的边际效应可知，高等教育发展对收入差距的边际效应从低分位点到高分位点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说明随着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对收入差距的边际效应呈现先递增后递减的状态。原因在于，在低分位点上，高等教育入学率处于较低水平，高等教育对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呈现出加速的抑制作用。在高分位点上，高等教育入学率较高，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发展对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在逐步减弱。

2．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从回归结果来看，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正，这说明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有正的边际效应，即经济增长拉大了收入差距的状况。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1955年提出的倒“U”型曲线理论，经济增长的初期，人均财富增长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当达到顶点后，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造成这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经济增长的初期，经济效率是首要目标，社会公平常常处于次要位置，同时由于此时二次资源配置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国家会在强调经济效率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同时二次资源配置体制也愈加完善，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调节机制会充分发挥作用，收入差距会不断缩小。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目前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从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影响的边际效应可知，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边际效应从低分位点到高分位点呈上升趋势，说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越快，经济增长就越会扩大收入差距。原因在于，虽然目前我国已经注意到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收入差距状况，但是由于收入差距的调整是一个长期过程，同时也面临一些阻力，因此收入差距的改善任重道远。未来经济增长到达一定阶段后，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或许会迎来拐点，经济增长开始对收入差距产生抑制作用。

3．失业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从回归结果来看，失业率的回归系数为正，这说明失业对收入差距具有正的边际效应，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失业率的增加将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原因在于失业人口大多集中于低收入群体，失业率增加表明低收入人群就业人数降低，导致低收入人群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从失业对收入差距影响的边际效应可知，失业对收入差距的边际效应从低分位点到高分位点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因为当失业率较低时，失业人口主要集中于低收入人群，并没有影响高收入人群的就业情况，因此，此时失业率对收入差的拉动作用较大。当失业率处于较高水平时，失业情况不仅影响到低收入人群，也会扩散到高收入人群，此时虽然失业率会扩大收入差距，但是这种扩大效应会由于高收入群体失业人数的增加而抵消。进而呈现出在低分位点，失业对收入差距的边际效应较高，高分位点，失业对收入差距的边际效应较低的现象，这与理论假设是一致的。

4．城市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从回归结果来看，城市化率的回归系数为负，这表明城市化对收入差距的边际效应为负，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市化率的增加会导致收入差距的缩小。首先，城市化进程中就业问题影响了收入分配问题，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业岗位增加带来的收入增加，减少了与城市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其次，城市化进程中逐步破除了一些制度障碍，将使收入差距缩小。从城市化对收入差距影响的边际效应可知，城市化对收入差距的边际效应从低分位点到高分位点逐步上升，但是上升幅度有限，这表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对收入差距缩小的边际效应处于递增状态。在低分位点，城市化水平较低，农村中具有一定技能和资本的高收入人群较早地进入城市，收入水平获得了提高，而此时不具备一定技能和资本的人群进入城市往往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同时由于缺乏资本也无法获得其他的资本收益和回报。城市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正，并且边际效应较高。但是这种情况随着更多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而得到改善，因为一方面农村人口的大量减少会提高农村的劳动报酬，另一方面，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业，使得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减少。综合以上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城市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出先恶化再改善的状态，这与理论上城市化对收入差距的倒“U”型假说是一致的。实证检验表明：高等教育的发展、城市化率的增加会降低收入差距，而经济增长、失业率则会拉大收入差距。这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仍处于倒“U”曲线的左侧，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在逐渐扩大，而城市化处于倒“U”曲线的右侧，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以上检验结果与模型的理论假设基本吻合。另外从边际效应的影响程度上来说，以中位数回归为例，失业和城市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要大于高等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五、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1978－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高等教育入学率及其他宏观经济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收入差距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1．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利于减少收入差距，虽然这种抑制作用还较小。高等教育入学率每提升1％，基尼系数就会减少0．629％。发展高等教育也是有效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手段之一。2．经济增长会拉大收入差距，表明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还处于倒“U”曲线的左侧，随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仍会出现拉大的情况。国民收入每增长1％，基尼系数将会增长0．213％。经济增长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旦经济增长到达倒“U”曲线的右侧，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就会出现改善。3．失业增加显著地拉大了收入差距水平。失业率每增加1％，基尼系数会增加3．261％。失业是影响收入差距的重要变量，解决收入差距问题首先要解决就业问题。4．城市化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目前处于倒“U”曲线的右侧，收入差距随城市化的提升会逐步缩小。城市化率每增长1％，基尼系数下降0．256％。我国的城市化对于收入差距具有缓解作用，会改善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以上基本结论与本文的理论假设是基本吻合的。

（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