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第1篇：国际经济政策范文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出现于二战之后。战后成立的联合国成为协调国际事务的常设机构，而经济领域的协调则主要体现在布雷顿森林协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签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的建立上。

二战结束前夕，一些国家深切感受到：国际经济的动荡乃至战争的爆发，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存在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除了重建各国国内经济，修复和重建国际经济秩序也是重建战后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当时，因为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仍然以商品交易为主，所以世界贸易的恢复必须排除制度方面的两个障碍：一是各国间的贸易壁垒，二是以邻为壑的汇率制度。与此相适应，当时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政策以及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国际货币体系上。

1944年7月，由44国参加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讨论战后国际货币制度的结构和运行等问题。会议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确立了新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基本内容，其实质是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1946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成立，它是关于各国汇率制度安排和调整的国际协调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于1946年开始办理业务，其主要任务是对成员组织提供长期贷款和投资，以满足它们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金需求。主要贷款对象最初是受战争创伤较大的欧洲国家，后来贷款重点逐渐转向发展中国家。1948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是关于降低关税壁垒、商定国际贸易政策的共同准则以及调整各国国际贸易关系的国际多边协定。关贸总协定的签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立，在战后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有严格的组织管理机构和明确的宗旨，因而能保证世界经济在这一协调体系下正常运行；二是协调范围明确，可以在具体领域对所出现的问题进行调节；三是制定了一系列的国际合作与协调的规则，使成员能在世界范围内更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源，以解决国际收支方面出现的暂时的或非根本性的不平衡。

战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框架下运行的，尽管该体系是以美国为中心、更多地代表了发达国家的利益，但它毕竟是多个国家共同协商产生的新型国际经济制度，在战后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在此期间，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发达国家再也没有出现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以七国集团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1973年，美国向全世界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及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的霸权相对削弱。在此背景下产生了七国集团：一是七国首脑会议。1975年11月，在法国总统德斯坦的倡议下，法国、英国、德国（西德）、意大利、美国和日本六国首脑在巴黎郊外朗布依埃召开第一次首脑会议，加拿大与欧共体相继于1976、1977年出席。70年代中期以来，七国首脑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讨论世界经济政治的协调问题。二是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该部长级会议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首脑会议以外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协调，是七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决策者。很多重要议题都是由七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通过后，再提交首脑会议签字对外的。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七国集团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包括：

财政政策协调。在每年一度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和财长会议上，七国首脑和财长就各国的政府预算、税收政策的协调等进行讨论协商并达成一定的协议，以促进各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为解决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1978年举行的七国集团波恩会议提出“护舰队计划”，共同实行适度扩张性财政政策等措施，标志着七国集团经济政策协调取得首次成功。在此后20多年中，财政政策协调一直是七国集团促进各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平衡的主要手段。美国一向把财政政策作为反周期工具，特别支持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往往是美国频繁地推动其他六国实行“协同增长计划”，而德国、日本对财政政策的协调则显得比较被动。

货币政策协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一国货币政策产生的“溢出效应”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为避免出现以邻为壑的政策，七国集团对各国货币政策进行协调，主要是协调利率政策，即通过各国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来协商并确定政策方向，通过各国国内的宏观政策加以实施。如80年代初，七国协调降低利率，以促进经济回升与发展；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又调高利率；而在股市危机和经济不景气时又调低利率。虽然各国从各自利益出发，有时意见不尽一致，但总的说来通过协调，大都能在短期内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

汇率政策协调。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主要工业国家实行的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外汇市场干预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特别是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进行汇率调节的主要手段。从70年代末至今，西方国家在外汇市场干预方面的最重要特征是联合干预。80年代以来，七国集团为影响汇率的走势曾多次达成协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85年的广场协议、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等。进入90年代以后，西方七国特别是美日德三个最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仍然对外汇市场多次进行联合干预。

贸易政策协调。从第一次首脑会议开始，七国集团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对历次多边贸易谈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世界贸易体制的发展方向。东京回合谈判期间的四届七国集团首脑会议，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关贸总协定管理下的多边贸易谈判，对达成东京回合谈判的多边贸易协议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后期，几乎每届七国首脑会议都发表宣言，敦促乌拉圭回合取得进展。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接替关贸总协定管理世界贸易体系后，七国集团对自由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持仍未改变，并积极倡导多哈回合的谈判。但是，近年来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七国集团贸易摩擦不断，在促进多边贸易谈判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随之减弱。

金融危机救助贷款。在历次经济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期限太短，注资太慢，提供的国际贷款往往难以满足危机国的需要，而且其贷款往往附加一些宏观经济约束，经常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作为世界主要工业大国，七国集团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要形成有效的危机反应机制，面对金融危机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以抑制金融及经济恐慌。1987年10月爆发股市危机，七国集团即向世界展示出它有能力担当这一角色。90年生的历次金融危机中，七国集团也都发挥了一定的最后贷款人的功能。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新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协调作用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的协调作用，主要体现为机构协调。但是，由于它们在运行过程中的缺陷，其协调作用已受到很大影响。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批评，面临着多方面改革的压力。再如，世界贸易组织也存在着各种制度缺陷，如谈判交易费用因其成员数量增多而不断增加，谈判耗时长、灵活性差，协议生效后的执行成本高、执行难等。近年来，要求世贸组织进行改革的呼声也不断出现，特别是2003年坎昆会议失败后，这种呼声更加高涨。

第二，七国集团的协调效力趋衰。80年代中后期，七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曾经达到高潮，但是收益不大，没有达到政策制定者预期的效果，甚至还给某些国家的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1998年俄罗斯被正式接纳为会员，七国集团更名为八国集团，但俄罗斯只参加政治议题的讨论，在经济问题上仍保持七国体制。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这些国家之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协调性降低，近年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更加剧了这种趋势。美国推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动因往往是为了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但它不从自身寻找原因，而是将本国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外国的经济政策，要求别国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美国的这种做法越来越受到各国的抵制。

第三，区域经济政策协调及双边经济政策协调不断发展，区域自由贸易成为新潮流。在不违背世贸组织原则的前提下，区域合作是对多边合作的补充。相对于多边合作，区域或双边合作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往往可以避开世贸组织谈判中无法回避的难题。世贸组织成员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也促使一些地域邻近、经济互补的国家考虑优先采取区域合作的方法。坎昆会议的失败使得区域合作掀起热潮。目前，世界上已经签订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达179个，内部货物贸易量占全球贸易总量的50％以上。

在亚洲，除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外，近年来一些次区域性的国际合作也获得了发展。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地区成立了由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三国的次区域性合作组织，即“10＋3”，确立了首脑定期会晤、财长定期会商和政策对话等机制。目前，东盟10国已着手建立自由贸易区，并计划到2020年底之前创建一个类似欧盟的经济共同体。东盟已与中国确定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同时也积极同日本、韩国、印度和欧美国家商讨建立自由贸易区。

欧盟各成员国的政策协调是目前较高级别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近年来，欧盟致力于促进欧盟各国向更加健全、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盟过渡。在实施“东扩”计划的同时，欧盟也积极开展跨区域的双边合作，先后与墨西哥、智利、南方共同市场、中东与地中海沿岸国家以及海湾国家协商建立自由贸易区，其中与南非、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议已经生效。

美洲经济贸易合作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向南延伸。美国与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四个中美洲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二是拉美自由贸易区取得实质进展。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为南美国家建立统一大市场奠定了基础。三是推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将由北美自由贸易区、安第斯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等联合组成，涵盖除古巴之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从而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南北区域经贸集团，但这一进程并不顺利。

第2篇：国际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贸易；替代融资

宏观经济政策是为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国家或政府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的运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有四个：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水平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依据，国内和国外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关系的文献还很缺乏，但已经有学者关注相关内容，本文综述了相关文献。

一、宏观经济政策与国际贸易

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都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工具，国际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紧密相连，一国的经济状况影响对外贸易，而对外贸易也会反过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国际贸易量对宏观经济政策很敏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比如增加政府开支，对进口商品的支出也会增加，但支出比例的多少要依据具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影响金融市场，刺激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这个过程和国际贸易也是紧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增长消费增加，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也增加，国内生产出口产品的厂商为了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会将生产资源转向国内，一国贸易收支状况恶化。相反情况，如果一国消费需求减少，国内生产商会主动开拓国际市场，贸易收支情况改善。国家或地区根据国内外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贸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综述：

2008年的金融危机伴随着贸易量的减少，这引发了贸易怎么依赖金融市场的问题。传统上说，金融危机是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主题，而不是贸易方面的；同时还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贸易在全球商业周期中如何扮演传输渠道的角色。国际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者都被这些问题吸引，并且在使用联合方法找到新的答案。

Beatriz de Blas& Katheryn Niles Russ（2010）研究的是国际银行问题，自从2008年银行倒闭和金融危机，这个问题引起了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极大兴趣。论文研究的是如果一国向国际银行市场开放，本国能否从中获利，并且怎样依赖国内市场结构。假设贷方是异质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显示，FDI能提高利润（常用的人存贷款利差的净息差），效率提高的同时，当地竞争使银行提高向借方收取的利率。如果允许国际银行通过收购国内高效率银行的方式进入国内市场会导致国内竞争下降，这可能是有害的。在不影响市场上次有效率银行的基础上，最有效率银行会提高自身利润来转移提高效率增加的利益，而不是通过降低借款利率。允许跨境贷款的替代选择可以使国内借款人受益于外资银行的效率，并且不会对国内市场结构产生负作用。全球金融市场开放提高的是效率还是不稳定性；在金融体系改革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开放形式，论文得出的结论对当前这些争论有重要影响。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一个主题，一直以来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认的。在相关文献中，最有力的结论之一是国际开放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积极作用。国内投资是资产积累和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Dong-Hyeon Kim， Shu-Chin Lin &Yu-Bo Suen（2010）实证研究贸易和FDI能否提高国内投资总水平。研究发现两者关系不明显。基于国际和国内投资的替代水平，FDI可能不能提高一国的投资总水平。文献显示，贸易和FDI在不同国家扮演的角色不同，对投资水平的作用依赖于国家已存机构的复杂程度。在人力资本和金融体系发展不成熟的国家，贸易不利于国内投资，而FDI有积极作用。在机构发展成熟的国家情况正好相反，贸易比FDI发挥更有利的作用。这些结果为国家决定货物和金融市场的开放顺序提供政策建议。

Chin-Yoong Wong & Yoke-Kee Eng（2010）研究垂直专业化和贸易在中间投入的影响，用新凯恩斯模型重现和解释了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商业周期。该论文的关键创新点是引入更丰富的垂直结构，顺序联系——三级垂直结构，比之前的研究更具特色。作者用最先进的贝叶斯统计估计模型参数，结果显示模型成功重现了体现国家利益的一系列商业周期时刻。最重要的是，模型重现了在商业周期中，提高跨国贸易结果的经验观测值，这个结果对许多假设不太丰富的模型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另外，该文献为全球经济中出现的传统的核心问题提出了新颖的、重要的见解。

在金融危机中贸易量下滑严重，在“大衰退”中产量下降明显，然而贸易量下降的比例更大。人们怀疑，金融市场混乱导致产量下降的同时引起贸易量剧烈下降，人们也怀疑企业贸易活动与金融市场关联度不同其感受到的危机程度也不同。Brahima Coulibaly， Horacio Sapriza& Andrei Zlate（2011）利用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公司水平数据验证后一种假设。论文的一项贡献是为公司应对全球需求提供政策建议，可能消除由于金融约束带来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显示：如果危机前金融状况比较好，公司可能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公司替代融资的能力——用贸易信贷融资替代外部金融融资——也可以使其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在金融脆弱性给定的情况下，替代融资能力差的公司销量下降的多。论文为金融异质性和公司为应对危机选择融资渠道替代带来的后果给出了有效指示。

在“大衰退”末期，政府重新重视运用财政政策管理宏观经济，用财政政策代替已经被利用到最大限度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国家颁布“购买国货”的条款，这限制政府把支出花费在国内而不是进口商品上，这些政策在国际上引起巨大争议。Mario Larch &Wolfgang Lechthaler（2011）运用财政学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结合贸易和财政理论数据创建模型，确定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政府支出并分析政府支出是否应该排除进口。研究发现，一方面，购买国货条款可以消除传统外部性，在由国内纳税人确定的成本水平，财政支出对国外生产者有益；另一方面，购买国货的财政政策会提高成本，因为消费者不能购买比国内商品便宜的外国商品，这会降低整体消费和福利水平。文献研究如何从国际贸易理论中汲取经验教训，并有效地应用到公共经济学领域。

长期以来，在国际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企业基于国内和出口市场的定价行为是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经典主题。不同的定价策略影响货币政策在国际和国家间的传导，相反地，货币制度的性质可以跨市场影响企业的定价行为。Julien Martin&Isabelle Méjean（2012）通过分析法国出口商向EMU国家出口商品时的定价行为，研究欧共体内的金融与货币联盟（EMU）对出口公司定价行为的影响。该文献发现，EMU对价格离散有显著影响：相对于EMU以外的欧洲地区，转变成单一货币时减少的价格离散大约是出口价的1%。作者运用高度分散的数据研究公司异质性的作用，数据显示采用欧元对大出口商的定价惯例有重要影响。当把异质性考虑在内采用单一货币时，减少的跨市场价格离散比例更大，相对于非EMU地区达到4%。因此，对于传统争论，是否应该采用统一货币加强市场整合并减少偏离一价定律，文献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Ling Feng and Ching-Yi Lin（2012）通过研究广延边际对金融摩擦和国际货物贸易可能出现的相互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用实证和理论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参与国际贸易货物的范围。采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无论是在广延边际还是集约边际，信贷紧缩会减少贸易量，后者是每种货物的贸易量。从理论上讲，论文创建了随机动态模型，把贸易理论中的元素有机结合起来。比如，受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约束的报关决策，固定和沉没成本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元素；信贷限制的金融约束，信贷基于企业价值以及由此预期到的企业利润。出口成本包括非出口商没有的固定和沉没成本，模型显示，出口商为获得每单位利润比非出口商需要更多的贷款。较高的贷款利润率意味着金融约束力更大，并且更易受到金融约束的冲击。关于为什么金融冲击对贸易影响特别大，模型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参考文献：

[1]徐松，戴翔.宏观经济政策对对外贸易的影响[M].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05.

[2]Beatriz de Blas& Katheryn Niles Russ，FDI in banking secto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NBER Working Papers 01/2010.

[3]Dong-Hyeon Kim，Shu-Chin Lin &Yu-Bo Suen，dynamic effects of trade openness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Economic Modelling27（2010）254 261.

[4]Chin-Yoong Wong & Yoke-Kee Eng，Vertically globalized production structure in 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impact factor： 0.76）.01/2010；21（2）：198-216.

[5]Brahima Coulibaly，Horacio Sapriza& Andrei Zlate，Trade credi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during the2008-09global financial crisis，History of Finance Journal 07/2011；DOI：10.2139/ssrn.1893093.

第3篇：国际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国际经济发展；产业政策；协调

自从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导致冷战烟消云散，与此同时，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彰显，无疑推动了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前进。经济全球化催生了全球化治理的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该浪潮。许多国家通过各种产业政策应对，例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然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让每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变得日益复杂，因为，在日益互相依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将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经济和政策的发展，从而带到政策“齿轮旋转”。作为我国日益开放的经济领域，如何制订有效的产业政策？本文以为，基于全球经济协作发展的趋势，通过产业政策的有效协调，从而能够驱动或引导全球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方向，有效发挥产业政策的功效。换言之，我国的产业政策应该与国际经济发展相协调，使得我们的政策更具有强大的包容性。

一、国际经济发展与产业政策协调的理论基础

从二者关系的理论探讨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国际经济发展与产业政策协调的理论，我们可以最早追溯到“米德冲突”。作为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德在上世纪50年代就探讨了在经济领域逐步开放的趋势下，如何实现相关政策有效搭配的观点。所谓“米德冲突”，即在固定汇率制下，政府无法依靠单一金融政策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丁伯根也认为，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之间的数量关系需要满足丁伯根法则。蒙代尔进一步提出以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均衡，以货币政策实现外部均衡的思想。经典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描述了不同汇率制度下，国际资本流动约束情形与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问题。克鲁格曼针对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提出了“三元悖论”，即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无法同时实现。他们讨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政策搭配问题。多恩布什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拓展至两国，指出两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可以提高彼此的福利水平。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博弈论作为一项指导方针日益渗透到二者关系中来，日本著名学者哈马达，基于博弈论思想，在对三种行为决策模式有效的分析与对照，从而探讨国际经济政策方面有效协调的进程以及不同结果，从而在理论维度论证了二者有效协调的价值。80年代，克鲁格曼则基于简单有效地以博弈支付矩阵为概念框架，探讨了英国和法国货币政策的差异和功能，并得出相关结论，两个国家需要避免在政策上出现鸿沟，应该合理地制定相关的协议，进行政策协调，从而达到双赢局面。随后，坎佐尼里等人的博弈模型考虑了不同的博弈模式、不同的均衡条件下国家之间经济政策协调的福利收益。这些博弈模型的论证对二者关系作出有效的论证，但是论证模式是自上而下，缺了微观经济基础，为此，许多学者日益改良，从宏观维度论证二者关系，为此，第二代模型呼之欲出。20世纪90年代，奥博斯菲尔德和罗格夫则创设了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New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s）框架，从而成为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政策协调模型的典范。该模型基于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垄断竞争和粘性价格假设下最大化经济主体的行为，探讨了一个国家政策的迁移功效，并论证了协调后的国际福利效益，从而指出国际经济与政策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作为国际经济发展的有效政策供给，经济政策制订的如何则与国家经济走向、发展模式等方面息息相关。特别是当前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下，国家贸易往来、资金流动、信息交换、资源整合以及劳动力交流的态势日益明显，国家依存度日益提高，经济往来频繁，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不仅仅要根据国内的宏观与微观环境来制定，也要对国际经济发展走向合理地把握，从而有效地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

二、国际经济发展语境下产业发展走向

作为经济政策的龙头之一，产业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制定有效产业政策需要有效地分析当前语境下，产业政策发展的新趋势。从当前国际经济发展的态势下，其对产业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产业运行全球化。伴随着国际贸易频率加快，资金流动速度加快，生产要素在不同国家之间交换，从而带到了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产业呈现出新的特征：第一，产业结构升级从国内走向国外，并呈现出双元化的特征。产业结构既在国内进行不断的调整，也在全球环境中蜕变。同时，国内产业已经不能简单的视它为民族工业，因为，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国内产业由于受到国外资金资助或管理，从而让本国产业上升到国际产业。可以说，当前产业已经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局面。第二，产业组织活动的全球化。从许多产业活动走向看，如果仅仅局限于国内区域的话，则该产业的生命力将不会得到提升，许多有竞争力的产业其活动已经跨越国界，纷纷涌入国际市场，许多产业已经充斥到其他国家，当然，国家产业也被外资所突破。

二是产业发展融合化。许多未来学者曾经预言，国家之间的经济将以融合化的趋势变为一体。在当前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经济浪潮席卷全球的情况下，对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在该发展进程中，由于高新技术不断的融合与渗透，推动了产业之间融合半径，也加速了产业重组与融合的趋势。产业融合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产业创新力度，并不断衍生出新的产业、产品和市场，从而衍生出许多产业新型活动。这种趋势也加快了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拓展了产业的商机和市场容量。基于产业融合发展的态势，许多国家在产业政策上也呈现许多新的特征。许多国家不再把产业政策局限于扶植和保护上，而是把焦点和中心转移到如何为产业发展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不断适应产业高度分化与融合的趋势。

三是产业演进生态化。在当前经济发展融合趋势下，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全球理念已经达成共识，并在各个国家政策和经济领域体现，为此产业如何生态化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潮流。因此，产业发展中环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话题，需要全球各个国家共同来完成。为此，国家在产业发展上向生态化逐步引导，并构建相关的发展机制，同时，在产业政策中，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篇章逐渐增多，例如法律、法规都强调产业绿色化和生态化，从而实现与国际经济发展一致性，加快产业生态化的步伐。

三、国际经济发展语境下我国产业政策协调思考

产业政策出台为何？其实际上是有效地实现资源配置均衡与效率提升。在我国，虽然市场经济逐步成型，但是政府的作用需要得到有效发挥，从而规避市场失灵所带来的损失。我国产业政策制定不仅要实现赶超发展战略，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也要基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实现产业政策的有效协调，从而规避消极功能，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关注政府角色转变，强化间接扶持性角色

如何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塑造良好境内环境与有效的制度体系被认为是核心手段。在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间的竞争与合作交相辉映。各国政府、企业都清楚的意识到，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终极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关的条件和境遇。在当前彼此联系的世界，政府在产业政策中扮演的角色应该有所改变，如果依然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实施政策干预，则产业竞争力无法得到切实提升，虽然传统的措施对于产业发展有一定的作用，但充其量是保健因素，而非激励因素。从全球政府产业政策发展趋势看，政府在政策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宏观调控，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提供，为产业提供一个有效的竞争市场和环境，为产业技术创新等提供有效的服务，做到政务公开，提升政府工作效率。在面对国际经济发展的走向，政府的协调型产业政策应该向间接扶持转变。当然，间接手段在一定时间内是很难以看到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它有利于我国企业的发展取向和提升国际竞争力。作为宏观的政策，它的支持缺乏专项性，往往不容易被其他国家以相关手段进行制止，具有一定的安全性。

（二）强化国际经济发展与产业互动，制定差异性产业政策

从比较优势理论来看，我国要想合理地构建产业优势，产业政策方面应该有所调整，特别是面对当前快速变化的世界经济，基于产业动态比较优势原则，我国产业政策应该得到有效的调整，本文以为其需要从三个维度入手：第一，根据国际竞争原理，制定适应性较强的国际竞争规则。我国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需要构建一个产业政策体系，基于全球分工和比较优势构建的理念来明确发展战略。我们只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全面融入全球性产业分工与重组当中，制定和实施一种立足于长期发展的、开放和竞争的，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有利于迅速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发展思路，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比较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二，基于产业差异化，制定差异性的产业政策。根据资源禀赋的差异，企业发展差异，以及不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优劣，基于“国际游戏规则”的基础下，适当对对各类产业政策进行有效的调整，避免产业政策的一刀切现象，从而保护不同产业的冲击力适当。第三，利用产业政策引导构建产业内的比较优势。在当前经济发展的语境下，贸易模式不断发生改变，贸易的方向由外向内转变，从而对产业比较优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政府需要有效地调整产业政策的方向，与其建立普遍性的产业，还不如在部分重要产业建立相关的比较优势，这样，有利于我国产业从局面向整体走向过渡。

（三）强化全球竞争意识，制定协调性产业政策

作为我国产业发展的目标，实现产业经济资源的全球化配置是一个重要议题，并成为国际分工体系的重要组成要素。中国的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在境内与境外与各国企业实现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为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中国产业政策好坏与中国产业发展息息相关，特别是在当前产业逐步转型的情况下，产业政策的转型成为一种趋势。面对全球化语境，我国产业政策首先目标是国际协调性，这也是当前我国产业发展的内在需求。作为协调性产业政策，本文以为，其特征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产业目标以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声誉为要义，在产业政策的推动下，逐步实现我国产业水平能够在世界迸发出自己的声音，并通过产业内部的调整，逐步提升竞争力和国际地位。 第二，政策如果要发挥相应的功能，就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干预面从国内走向国际市场的失效领域，从而发挥我国企业的核心作用，避免由于政策盲目性所导致的偏差。第三，如果政策要想发挥功能，就必须以“开放混合型”的产业政策为导向，我们需要快速对战略性主导产业进行有效培育，从而在短时间缩小与发达国家在重要产业上的差距，并为企业提供健康、公正且竞争的全球政策环境，既要设计和实施“倾斜型产业政策”，也要采取“竞争型产业政策”，还要有以面向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合理配置的“开放型产业政策”，从而有利于实现我国产业政策的各项功能。第四，在产业政策效果取向上，在基于东亚的基础上逐步拓展到全球。从我国产业发展的基础看，如果切实盲目的夸大目标，则有可能事倍功半。因此，从全球发展环境和我国发展基础上看，我国产业政策首先应该立足于东亚或亚太地区，然后逐步向全球辐射。 最后，产业政策的实施手段应该从传统的行政干预向服务专转向，通过各种财政、货币、金融等手段，发挥其功效。当然，在实施不同手段是，切忌出现不同手段互相矛盾的引发的逆袭，从而为我国产业政策提升竞争力打造优质环境。

参考文献：

[1]朱明春：《产业结构·机制·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3]胡代光：《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3]吴彤：《自组织方法论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4]陈富良：《放松规制与强化规制》，上海三联书店，2001 年版。

[5]Donald A. Hay， Derek J. Morris， （1991），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Foster， C.D.， （1992）， Privatization， Public Ownership and the Regulation of Nature Monopoly， Blackwell.

第4篇：国际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国际经济 从紧 货币政策 选择

2008年以来，美联储连续降息，并相继采取扩大定期拍卖工具规模，扩大与欧洲央行及瑞士央行的货币互换额度，并扩大贷款拍卖所接受的抵押证券种类范围。此外，美联储还通过招标拍卖国债方式向大型投资银行提供了241.2亿美元的贷款。这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进一步增加市场流动性，从而缓解信贷危机。美国的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对我国的流动性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并对我国的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一、我国经济中流动性过剩的表现

在经济学中，“流动性”（Liquidity）是指某种资产转换为支付清偿手段或者说变现的难易程度。由于现金不用转换为别的资产就可以直接用于支付或清偿，因此，现金被认为是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人们常把流动性直接理解为不同统计口径的货币信贷总量，即通常所说的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广义货币供应量（M2）等。流动性过剩（Excess Liquidity），简单地说，就是货币当局货币发行过多、货币量增长过快，银行机构资金来源充沛，居民储蓄增加迅速。在宏观上，它表现为货币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就银行系统而言，则表现为存款增速大大快于贷款增速。

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2006年末，狭义货币供应量为12.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7.5%，增幅比上年高出5.7个百分点，远远高于同年GDP的增长速度；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为4.8%，比上年末高出0.6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存款总额高于贷款总额即存贷差为11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7万亿元。

2008年2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2.10万亿元，同比增长17.48％，增幅比上年末高0.74个百分点，比上月末低1.46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5.02万亿元，同比增长19.20％，增幅比上年末低1.85个百分点，比上月末低1.52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3.25万亿元，同比增长5.96％。1-2月净投放现金2079亿元，同比少投放1476亿元（见图1）。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已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的迹象。流动性过剩导致的结果，首先是大量的资金追逐房地产、基础资源和各种金融资产，形成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而上游资源价格的上升，必然会推动下游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如果在一些因素的刺激下，部分流动性开始追逐消费品，就会引起物价的较快上涨，形成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容易引发经济过热、产生经济泡沫，因此往往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经济现象。

二、欧美央行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自2007年7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通过一揽子财政和货币措施持续释放流动性，同时加强同欧洲和瑞士等央行的合作来缓解由于“次贷”问题造成的流动性短缺的压力。此外，在过去几个月中，欧洲央行等多家中央银行已多次向金融系统注资，以缓解信贷紧张问题。欧美等中央银行的注资举措，在缓解本国信贷压力的同时，也加剧了全球流动性过剩风险。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全球过剩流动性逐渐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为应对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采取紧缩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需求，使经济增长放缓。由于美国经济的不景气，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受到很大影响，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贸易性管理造成困难。同时，这些国家的外部需求减少，吸附流动性的能力减弱，给这些国家带来经济硬着陆的隐患。

1、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从货币汇率角度来分析，美国消费者受“次贷”问题影响，更多地需要和容忍新兴国家（主要是中国）商品，从而导致美元汇率受损，美国需要美元的进一步疲软和更多的资本回流，这不可避免地会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美元指数于2001年创下15年左右新高121.02，已经连续近7年走低，自2007年7月“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元指数贬值13.7%，最低触及70.70。美联储连续7次降息，将基准利率降至2%。在“次贷危机”中受创的美国金融企业恢复原有借贷规模尚需时日，美国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热点，油价上扬也带来抑制因素，总体经济增速可能保持相对较低的水平。与此同时，美国通胀压力有所上扬，油价大幅上扬将逐渐传导至消费领域，若美元利率继续下调，也可能推动油价上扬。对此，美联储继续下调利率的空间有限。美国经济增速放慢，将拖累全球经济增速，作为全球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欧元区经济也将逐步遭遇负面影响。而人民币从2007年5月至今兑美元持续较快升值，累计升值幅度越来越大（见图2）。

2、人民币加速升值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人民币升值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人民币资本项目是不能自由兑换的，也就是说决定汇率的机制不是市场，改变没有意义。

（1）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的通货紧缩带来更大的压力。目前，进口商品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已经达到23%，进口商品价格对中国物价水平的影响不可小视。在今后的2至3年中，根据中国加入WTO后所承担的义务，将不断下调各种进口关税。受此影响，进口商品价格无疑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再做较大幅度调整，将会加大国外商品对中国价格下压的力量，使国内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剧，中国将再一次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

（2）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通过出口积累国际资本，通过技术引进提升生产技术水平，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无论是中国产业技术的整体提升，还是东、中、西三大区域分工的形成，都需要以强劲的外贸出口作为支持。人民币大幅升值，在抑制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同时，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国内区域分工将造成不利影响和危害。

（3）给中国的外贸出口造成极大的伤害。外贸出口与汇率的变动有着密切关系，本币升值，必然导致本国出口产品成本增加，国际竞争力下降。1994年中国外汇体制改革，人民币汇率由1993年的5.76元贬至8.6187元，从而使中国的外贸出口由1993年的-1.6%，上升至1994年的27.7%。由于人民币采取了事实上的美元挂钩体制，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也与美元同幅度贬值，从而促进中国对日本、欧元区的出口增长。同理，如果人民币升值，必然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抑制外贸出口的增长。

（4）人民币汇率升值会降低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增大就业压力。人民币升值将直接打击中国的制造业，中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是中国最大的就业部门，如果制造业陷入衰退和困难之中，将使失业工人大量增加。同时，出口企业和外资企业是中国提供新增就业机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测算，中国目前加工贸易企业就业人员有3000万人。毫无疑问，人民币升值后，由于出口受到抑制，与出口直接相关行业的就业岗位将会相应减少。

（5）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时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作用下，国际投机机构开始瞄准中国市场，大量囤积人民币，在国内进行各种投资和投机活动，助长了经济中的泡沫行为。1985年，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导致日本经济10多年的衰退和不景气就是例证。热钱的大量涌入已影响到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导致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

3、增大我国流动性管理的难度

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一直增长较快。2000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仅为1656亿美元。2008年3月末，中国外汇储备已经增至1.6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9.94％，增速依然较快。外汇储备增加，需要中央银行发行国债等手段对冲，如果没有完全对冲，就会加剧流动性过剩，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不利于国内经济的稳定。由于美国最新公布的经济运行数据显示美国经济比预想的乐观，随着今后美国经济复苏和美元反弹，中国贸易顺差增长存在反弹的压力，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压力依然较大。除了贸易方式，资本方式输入的流动性也需要关注，一季度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约274亿美元，同比增长近61.3％，增速比去年同期高49.7个百分点，不排除其中暗含国际短期资本借道流入，也不排除部分境外热钱通过贸易途径进入中国，主要是通过出口企业高报出口价格、低报进口价格等方式。

从中国的特点来看，储蓄率居高不下等深层次原因也是导致流动性过剩一直存在的因素。2007年由于资本市场的火爆，出现了“储蓄搬家”现象。但在2008年，由于资本市场波动加大，储蓄出现向银行体系的回流。同时，由于2008年信贷紧缩下贷款增速放缓，导致存贷差不断扩大。许多专业人士普遍认为，目前中国银行体系，特别是大型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依然存在。

三、我国央行从紧货币政策的选择及其影响

狭义的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广义货币政策指政府、中央银行和其他有关部门所有有关货币方面的规定和采取的影响金融变量的一切措施（包括金融体制改革，也就是规则的改变等）。两者的不同主要在于后者的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他们往往影响金融体制中的外生变量，改变游戏规则，如硬性限制信贷规模，信贷方向，开放和开发金融市场。前者则是中央银行在稳定的体制中利用贴现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达到改变利率和货币供给量的目标。

货币政策是通过政府对国家的货币、信贷及银行体制的管理来实施的，它由中央银行执行，通过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影响利息率及经济中的信贷供应程度来间接影响总需求，以达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货币政策分为扩张性的和紧缩性的两种。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通过提高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来刺激总需求，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更为容易，利息率会降低。因此，当总需求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比很低时，使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最合适。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通过削减货币供应的增长率来降低总需求水平，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较为困难，利息率也随之提高。因此，在通货膨胀较严重时，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较合适。货币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货币供应量，即全社会总的购买力，具体表现形式为：流通中的现金和个人、企事业单位在银行的存款。流通中的现金与消费物价水平变动密切相关，是最活跃的货币，一直是中央银行关注和调节的重要目标。货币政策工具是指中央银行为调控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采取的政策手段。货币政策是涉及经济全局的宏观政策，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 分配政策和外资政策等关系十分密切，必须实施综合配套措施才能保持币值稳定。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稳健的财务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2007年12月5日，在北京结束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2008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出现显著的变化，在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把“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从紧的货币政策”，去掉“适度”两字，意味着2008年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向。这次经济会议提出的“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指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加大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以确保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一是继续升息，2008年利率至少还有100个基点的上调空间；二是加快升值，在人民币对美元浮动范围放宽的情况下，预计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将扩大到8％以上；三是进一步加大流动性回笼的力度，将继续通过央行票据、特别国债等工具对冲被动投放的流动性，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将上调到15％以上；四是加大对银行信贷的控制，除了对全年银行信贷总量进行控制外，可能从年初就对信贷投放进行严格的控制。

从紧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控制固定资产投资

由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外汇储备依然居高不下，流动性过剩问题一直没有缓解。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就是要通过减少货币投放，使高涨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增长回落到正常水平。

2、降低通胀压力，稳定物价水平

2007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持续上涨，通胀压力明显加大。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遏制，发生明显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极大。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求，无疑有助于物价的稳定。

3、为房地产市场适度降温

近年来，房地产投资居高不下，住房价格一路攀升。但随之而来的是房价高升，金融风险问题也相当突出。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控制不好，将给整个经济发展埋下巨大隐患。从紧的货币政策将直接导致流通中的货币减少，必将对房地产投资、住房需求带来影响，从而有效遏制房价猛涨势头。流通中货币量的减少，将减少流入资本市场的资金量，资本市场过热将会有所趋缓。

4、处理好与扩大就业的关系

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中央在对当前物价连续上涨、货币信贷增长过快等宏观形势准确判断的基础上做出的重要经济决策，为确保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但实施这一政策，还必须兼顾好扩大就业的要求。从紧的货币政策如果掌控不好，将会减少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这是中国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必须认真处理好的问题。

总之，从紧的货币政策可以从银行信贷规模、利率水平及汇率水平上来分析，但利率水平是核心。如果银行利率水平调整为正利率，加上对银行信贷规模的严格管制，那么，防止投资过热及稳定物价，挤出两大资产价格之泡沫都能够实现。反之，如果仅从量上控制而不从利率水平上入手，所产生的效果仍然会十分有限。

【参考文献】

[1] 周小川：金融宏观调控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J].中国货币市场，2004（10）.

第5篇：国际经济政策范文

2010年初，世界经济总体继续企稳回升，主要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状况日益改善。但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市场隐患犹存，各国经济刺激政策导致的通胀忧虑和债务激增等问题也在不断凸显。因此，当前各国宏观调控普遍面临“骑虎难下”的局面:既要防备通胀预期“饿虎出笼”，蜕变为现实危害，又要避免“虎头蛇尾”式的匆忙退出，导致经济二次探底。综合分析，今后各经济体会根据本国复苏情况处理刺激政策问题，国际间的宏观经济合作意愿会有所减弱。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提前做好应对预案。

一、主要经济体经济状况与刺激政策调整动向

各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所采取的刺激政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应急性的“治标”政策。包括高频率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向金融机构大规模注资、央行购买债券、大幅减免税费和发放消费券等超常规举措。一类是长期性的“治本”政策。包括加强金融监管、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科技创新等。正是前一类政策，在较快地稳定国际金融局势的同时，导致了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增加了各国政府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可以预计，随着经济的好转，这类超常规之举必然会逐步退出。但是，由于经济复苏进展差别较大，2009年下半年以来各国实施退出政策的步调并不相同。具体情况是:

(一)恢复较快的美国已开始为退出刺激政策热身

受工业生产企稳回升和私人投资增长支持，2009年四季度美国GDP环比折年率增速达5.6%，连续两个季度环比正增长。在这一背景下，今年2月美联储上调商业银行贷款贴现率25个基点至0.75%，把基础贷款最长期限从28天缩短至隔夜，把短期资金拍卖工具最低拆进利率从0.25%提高到0.5%，并从3月8日起关闭该渠道。但是，由于中小银行倒闭潮仍在持续，商业地产市场继续恶化，失业状况的改善不明显，美联储今年3月声称，仍需在较长时期内把基准利率维持在0—0.25%的低水平。同时，美国政府还公布了鼓励放贷机构减记还贷者部分或全部次级抵押贷款的新住房救援计划。

(二)复苏迟缓的欧盟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欧盟经济复苏较慢，2009年四季度GDP环比增长0.1%，逊于三季度的0.3%。去年12月以来，一些欧盟成员又遭遇了主权债务危机，即由于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过高，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了希腊和葡萄牙的主权信用评级，并暗示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也存在类似问题。对此欧盟应对比较迟缓，到今年3月底才拿出初步解决方案，致使欧盟经济遭到严重冲击，欧元区失业率由1月的9.9%上升到2月的10%。在这一背景下，今年3月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均宣布维持基准利率水平不变，也未调整“量化宽松”政策的规模。但欧洲各国政府都已宣称要控制财政支出，以便削减政府债务。

(三)陷入通缩的日本实施了新刺激政策

2009年四季度，日本GDP环比增长0.9%，好于三季度却逊于二季度。推动日本经济回升的主要动力是对亚洲国家的出口增长，但日本继续面临内需低迷问题。到今年2月，日本核心CPI已连续12个月下降，陷入通缩的迹象明显。近期丰田等日产汽车的召回事件也可能进一步影响日本经济增长。为此，日本不仅在去年底追加了2009财年预算，用于扩充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促进住房投资、就业保障与环保，今年3月还通过了数字创历史新高的2010财年预算案，大幅增加社保投入。最近，日本央行又宣布进一步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维持原利率水平0.1%不变的同时，把向金融机构提供的紧急贷款金额上调一倍至20万亿日元。

(四)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待退出问题态度迥异

受大宗商品需求反弹推动，印度和巴西等资源出口国经济快速回升，为防范通胀风险，2009年下半年起，两国货币政策均逐渐转向从紧，分别采取了加息和上调准备金率等措施，越南等国也采取了上调基准利率的措施。但由于制造业以及消费需求依然低迷，2009年俄罗斯GDP下降了7.9%，俄罗斯央行今年两次下调基准利率50个基点至历史最低的8.25%。

综合各方面情况，对于世界经济状况和各国宏观政策的下一步调整状况，可以做出四点推断:第一，在主要经济体特别是美欧经济出现持续稳定增长前，不应对世界经济的元气恢复盲目乐观。第二，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会让各国从实际出发谨慎渐进地实施政策调整，在时机和步骤上很难做到全球协同。第三，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把调控重点转向超常规刺激政策的副作用，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第四，各经济体今后会继续推进长期性经济结构调整，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力争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打好基础。

二、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及各国经济刺激政策调整对我国的影响

尽管今年世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有利于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但各经济体的宏观政策调整会不可避免地增加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一)退出进程不一对我宏观调控的实施及效果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势头尚待继续巩固，需要继续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如果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在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上不能有效协同，将增大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影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对经济平稳运行造成冲击。

(二)各国政策调整可能会导致“热钱”流出冲击我国金融市场

2009年二季度以来我国经济率先复苏，外资看好我国发展前景的同时，境外“热钱”也在加快流入我国股市和房市。今后随着各国央行逐步收缩流动性，可能会导致热钱无序流出，引起我国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剧烈调整。

(三)刺激政策的副作用使得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强

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逐渐好转，今后全球能源资源需求会继续增加，从而推动价格上涨。国际能源署等国际组织预测，今年石油需求将增长1.7%，钢材需求将增长9.2%，铜、铝需求分别增长0.8%和12.3%。另一方面，主要资源出口国如澳大利亚、印度和巴西率先实施的紧缩政策可能促使该国货币兑美元继续升值，该国的出口商品价格也将因此难以下降。因此，预计全年大宗商品价格仍有可能高位震荡，我国今年会继续面临一定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四)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使外需的非经济因素制约强化

一些经济体特别是欧盟和日本的“无就业复苏”状态在年内难以改观，必然会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继续升温，我国也可能继续成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夹攻的对象。今年1—3月，美国、欧盟、阿根廷、墨西哥已相继对中国油井钻管、铜版纸、三聚氰胺、服装、高碳锰铁和打汁机等众多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或征收反倾销税;韩国从2月起也对中国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出口的生姜、马铃薯等各类植物实行禁运。同时，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还将继续利用人民币汇率问题、“碳关税”等各种名目向我施压。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将处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

三、应对国际经济环境新变化的政策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大国宏观政策的传导效应日益明显的今天，为有效应对未来各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各类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我们应继续未雨绸缪、做好预案，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一)密切跟踪形势，加强政策协调

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和各国宏观政策变动。敏锐捕捉主要经济体各种经济数据和政策信息的最新变化，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形势变化趋势和主要经济体政策取向，深入研究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切实做好应对预案。加强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监控。及时跟踪分析美国政策调整带来的汇率和利率变化对世界资金流向的影响，做好防范国际热钱冲击我金融稳定的调控预案，最大限度减少其他国家政策调整“溢出效应”对我的不利影响。灵活机动地搞好国际合作。大力呼吁各国在G20框架下协调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的原则和步骤，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平稳渡过后危机时期。

(二)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努力稳定和拓展外需

努力化解贸易争端。充分利用国际贸易保护规则，依法实施贸易救济，维护国内产业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继续健全贸易摩擦监测预警和应对机制，积极发挥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和驻外机构的作用，及时为企业提供信息通报、应诉指导等服务。积极拓展新兴市场。继续利用对外援助等各种有效方式，努力提升这些经济体在我对外贸易和投资中的比例，促进与之贸易与投资的良性互动。当前特别要加强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经贸人才的培养和国情社情的研究分析工作，做好与其它国家在新兴市场经济体进行长期战略竞争的准备。妥善处理好汇率相关问题，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第6篇：国际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　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0)06-0013-09

气候变化问题是当前备受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之一。国际气候制度框架以及其他国家的气候政策会对我国的发展战略产生影响，因此，对这一问题保持关注是必要的。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联合国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召开了多次会议，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确立了基本框架。发达经济体是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主要承担者，同时也是全球气候合作的主要参与者，美国的气候政策在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后出现了重大转变，欧盟与日本则一直积极推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发展中经济体，如印度等也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合作。中国尽管不承担气体排放减少量化任务，但仍积极参与这一历史进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　国际气候谈判历程

1.1　历史进程

20世纪60、70年代，科学研究发现，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加剧了自然界中的“温室效应”。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联合国于1988年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其职责是收集、整理世界各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工作与成果，提出科学评价与政策建议。

此后，国际社会就气候变化问题召开了多次会议。2008年在波兰波兹南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四次缔约方大会(COP-14)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启动了新的谈判，以在2009年底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即COP-15)上就2012年后(又称“后京都”)应对国际气候变化问题达成新的协议。哥本哈根会议最终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尽管《哥本哈根协议》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这次会议在发达国家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行动上取得了新的进展，在长期目标、资金和行动透明度问题上达成重要共识，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开始”。

1.2　重要成果

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际社会先后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波恩协议”、“马拉喀什协定”、《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德里部长宣言》等重要文件或决定，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制度。在这些文件中，最重要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与“巴厘岛路线图”。

1.2.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在1992年6月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国政府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这是国际环境与发展领域中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国际法律文件。《公约》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应率先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同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经济增长与消除贫困的正当的优先需要，对其减少其他排放任务未作明确规定。

具体而言，各缔约方的具体承诺如下：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与转轨国家，共41国)应制定国家政策和采取相应措施，限制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附件二国家(24个最发达国家)应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以支付发展中国家履行义务所需的全部费用。

1.2.2　《京都议定书》

《公约》只是一般性地确定了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没有就发达国家减排的具体指标做出硬性规定，缺乏约束力。为解决上述问题，在1997年召开的《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并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

《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制定了明确的减排目标与时间表。其主要内容是：在第一个承诺期内(2008～2012年)，附件一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在履约方式上，允许发达国家采取灵活的政策和行动，包括“联合履行”(第六条条款)、“清洁发展机制”(第十二条条款)与“排放贸易”(第十七条条款)三种机制；附件二国家在减少排放任务之外，还应当提供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资金，包括技术转让的资金。

1.2.3　“巴厘岛路线图”

《巴厘岛行动计划》与“巴厘岛路线图”于2007年在《公约》第十四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其中，《巴厘岛行动计划》共包括十三项内容，较为重要的包括：为推动新的谈判，在框架条约下设立长期合作行动特别工作小组(AWG－LCA)，在2009年完成工作并向COP－15提交报告(条款2)；要求所有发达国家做出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即MRV)的温室气体量化减排承诺，包括量化的排放限制与减排目标(条款1(b)(i))；在可持续发展、拥有支援性及可行性技术、资金及能力建设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国内采取适当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减缓气候变化行动(条款1(b)(ii))；除减缓气候变化问题外，还强调适应气候变化(条款l(c))、技术开发和转让(条款1(d))、资金(条款1(e))等发展中国家关心的问题等。

“巴厘岛路线图”既包括《巴厘岛行动计划》中列出的《公约》(UNFCCC)下的新的谈判进程，也包括《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现有谈判和2009年完成的目标，这就确定了未来谈判方式的“双轨路径”，两种路径相对应的机构分别为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AWG－LCA)与《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特设工作组(AWG－KP)。

1.3　减排义务的确定

国际气候制度框架包括减排义务、灵活机制、资金机制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减排义务的分担。《公约》与《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各方义务是在公平基础上，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通过“自上而下”的谈判方法而确定的。

1.3.1　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公约》第三条规定了指导缔约方采取履约行动的五项原则，其中的第一项是“各缔约方应当在公平的基础上，并根据他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这项原则包含了“公平”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两方面的内容。

“公平”不仅包含人际关系，也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仅包含代内公平，还涉及代际公平；不仅要实现结果公平，还要保证过程公平。有学者详细比较了不同公平原则的基本定义以及具体的操作规则，中国学者则强调公平应当是“人际公平”。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又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共同的责任”，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均对全球气候变化负有责任。其二是“有区别的责任”，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的不同责任。这是因为，发达国家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目前仍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相应地，也应当是气候变化责任的主要承担者，“率先对付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

1.3.2　谈判方式

尽管学者们对确定各国减排义务的谈判方式有多种建议，但从实际操作过程来看，确定各国减排义务主要通过两种方法：基于承诺的“自上而下”方法与基于原则的“自下而上”方法。前者首先由各国分别提出自己的减排目标，然后以此为基础，最终达成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后者首先由各方就总的减排目标和义务分担原则进行谈判并达成共识，然后根据这些原则分担减排义务。《京都议定书》的谈判采用的正是前一种方式，即基于承诺的“自上而下”方法。

1.3.3　具体方案

在《京都议定书》通过之前，各国政府、研究机构与学术界就提出了许多关于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义务的分配方案。《京都议定书》采用分配方案是“京都模式”，其特征是以某一基年(1990年)的现实排放为基础，通过政治谈判来确定各缔约方的具体减排目标。根据协议书，到2008～2012年第一承诺期，附件一国家在1990年的基础上整体减排5％，其中，欧盟8％，美国7％，日本、加拿大各6％，俄罗斯、乌克兰、新西兰维持零增长，澳大利亚、冰岛分别将排放增长量限制在8％与10％。欧盟通过内部谈判将议定书规定的8％的总量减排任务进一步分散到各成员国(见图1)。

1.4　关于后京都制度框架的建议

减缓气候变化是一项长期任务，《京都议定书》只是截止到2012年的目标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国际社会已准备就《京都议定书》(也即2012年)以后的国际气候制度框架进行谈判，各国官方机构、学术机构与学者已经为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框架提出了许多设计方案。

由于后京都制度框架的选择也会影响到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所以，对后京都制度框架保持关注也是必要的。有中国学者对其中影响较大的十多种方案作了详细介绍与综合评论，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的一份工作论文则列举了40多种方案，并就这些方案所涉及到的内容，包括谈判的形式与论坛、时间框架、减排义务的类型、义务的约束性、区别性与责任分担等进行了整理分类。其中，减排义务的类型以及区别对待与责任分担的内容可以分别整理为表1与表2。

在2004―2005年举行的皮甘迪克气候对话会(TheClimate Dialogue at Poeantico)上，与会者认为，各种方案之间并不是相互替代关系，而是可以平行共进或相互配套的“元素”，其中最核心、最可行的六个元素是：指导性的长期目标、适应能力、指标与贸易、部门法、基于政策的方法与技术合作。之后，又有一系列工作论文或研究报告就这些“元素”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Burton、Difinger与Smith讨论了如何通过多边努力提高适应力。Sodamky认为，尽管综合法(即给所有部门确定一个目标)具有弹性较大的特征，使各国可以选择成本最低的部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是，部门法也具有诸多优点，例如能吸引更多的参与方、简化谈判、量化努力并促进竞争。Lewis与Diringer认为，基于政策的方法(Policy-basedapproach，即减排义务不是与经济领域的排放限制联系，而是与减排政策相联系)能够使各国根据国内环境与重点事项进行相应调整减排义务，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一项选择。

Breidenlch与Bodansky则认为，“巴厘岛路线图”提出的未来气候条约的核心要素――“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MRV)”在减排行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支持中难以体现。导致这种缺陷的根源是，义务本身就是非常模糊不清的，所以，对未来气候条约的可信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检验主要取决于义务的明确界定。为此，在通常的“自下而上”谈判方式与“自上而下”谈判方式之外，他们提出了一个“多种途径法”。这种方法兼具“自下而上”法的灵活性优点以及“自上而下”法的凝聚力与互惠性优点，不同类型的国家可以承担不同的义务并采取不同的行动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满足人文发展基本需要的方案(Human Development Goals)与碳预算方案(Carbon Budget)。满足人文发展基本需要的方案将碳排放分为用以基本生活需要的碳排放和奢侈、浪费性的碳排放，强调保障基本生活需要的碳排放。在此基础上，碳预算方案从消费需求角度，提出了个人消费排放的碳预算的概念，并以此规范约束消费行为。

2　主要经济体的态度与政策

2.1　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就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从那时候起，美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经历了数次变化。在小布什执政的八年中，由于认为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政府一直否认存在着紧迫的气候问题，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2002年2月，布什宣布美国将实施“新环境方案”以替代《京都议定书》，其目标是，将每百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未来10年(2002～2012)里削减18％。这一方案的提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多数国家认为此方案无法替代《京都议定书》。

奥巴马在当选总统之后，将气候变化作为仅次于振兴经济的重点政策领域。2008年11月18日，在洛杉矶举行的全球环境峰会上，奥巴马重申了对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控制和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支持，提出每年制定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最终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到1990年水平，到2050年再减少80％，同时许诺在节能技术方面投入1500亿美元。奥巴马还批评了小布什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表示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他将带领美国重新在气候变化方面承担领导者的角色，“拖延不再是政策选择，拒绝不再是可以接受的反应”，“现在是我们一劳永逸地同这一挑战做斗争的时候了”。

尽管美国目前还没有一个全面的公共政策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但很多州已经制定出了详尽的减排目标。有39个州参加了州际气候登记组织，还有数百个城市加入了《美国市长气候保护协议》，该协议覆盖的人口高达7700万，同时还为地方政府提供实践指南。这些城市采纳了与《京都议定书》相同的目标，即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排7％。

同时，在联邦层面上，国会的立法和辩论也已经达到新的水平。仅在2007年，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法律文件就有十多个。其中备受关注的是众议院于2009年6月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该法案提出，2012、2020、2030与205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分别比2005年减少3％、20％、42％与83％。法案一旦生效，美国85％的行业和领域将会被涵盖，基本上包括所有的电力企业和每年二氧化碳排放当量超过25000 t的主要工业企业，这将比欧盟现行的气候变化法案的覆盖面还要广泛。此法案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例如，皮尤气候变化中心总裁克劳森认为，该法案包括了积极的减排目标，采取措施保护美国消费者与工人，并配套部署了低排放或者零排放技术，“代表着美国气候与环境政策的崭新起点”。

2.2　欧盟

欧盟一直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全球环境保护，强调自己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领袖角色。早在1992年，当时的欧共体就对除可再生能源之外的其他能源统一加征碳/能源税，以将使用能源对环境的外部影响内部化。2000年，为履行《京都议定书》，欧盟制定《欧盟气候变化计划》，确定了约40项成本低于20欧元/t二氧化碳的减排措施，可削减温室气体排放6.64～7.65亿t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需求量的2倍左右。

同时，欧盟还积极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欧盟积极推动建立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基金并自2005年以来每年提供4.1亿美元资金支持，制定了《发展合作背景下的气候变化行动计划》，与中国建立“欧盟一中国气候变化合作关系”。在2007年3月的理事会会议上，欧盟提出，发展中国家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做法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一致，并将继续加强对发展中国家降低脆弱性与增强气候变化适应性的支持。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欧盟始终坚持温室气体绝对排放量减少的原则。为实现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到2020年比1990年减少30％、到2050年减少60％～80％的目标，在经过大量经济分析并征求成员国意见之后，欧盟委员会于2008年1月23日提出了“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执行措施”，2008年12月12日，该计划在欧盟首脑会议上获得通过，并于17日得到欧盟议会正式批准。该计划被认为是欧盟实现减缓气候变化目标的重要基础，其主要内容是三个“20％”：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其他发达国家若能相应大幅度减排，则为30％)，并将任务分配给各国(见图2)；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与生物能源等)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提高到20％；将能源效率提高20％。为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措施包括：扩展排放交易机制；解决交易机制没有覆盖的其他部门的排放问题；推动碳捕捉与封存技术的发展与安全使用；提出减少交通部门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等。

2.2.1　英国

英国始终是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方面坚定的领导者，积极寻求国内和国际政策以应对气候变化。2000年，英国政府就《英国气候变化规划2000》。2003年，英国政府《能源白皮书――构建一个低碳社会》，首次提出了要建设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在此后的几年，英国政府又先后出版了《斯特恩报告：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气候变化：英国规划2006》以及2007、2008年两个相应的年度报告等。

2007年3月13日，英国公布《气候变化法案》草案，并于2008年11月26日正式通过《气候变化法》。该法案是世界上第一个应对气候变化危害的长期法律框架，其主要条款包括：2020年CO2排放量比1990年削减至少26％，2050年削减80％；建立碳预算体系，要求政府制定碳预算5年计划并在2009年6月1日之前制定出最初的三个五年计划(2008-12、2013-17与2018-22)；成立独立的、专业的气候变化委员会，每年就减排进程向议会提交年度报告等。

作为《气候变化法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气候变化委员会(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CCC)已于2008年12月1日成立。在题为《建设低碳经济――英国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贡献》的就职报告中，气候变化委员会提出了前三个五年碳预算。根据临时预算，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较1990年削减34％(较2005年削减21％)，相当于1.10亿t二氧化碳；而根据意愿预算，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较1990年削减42％(较2005年削减31％)，相当于1.75亿t二氧化碳。

2.2.2　荷兰

与英国一样，荷兰也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荷兰认为，《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目标远不足以阻止气候变化趋势。根据《京都议定书》，荷兰的目标是到2012件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6％，但是，为了使荷兰成为世界上“最清洁且能源使用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荷兰制定了更为积极的政策《清洁与效率计划》，主要目标是：①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30％；②能源使用效率每年提高2％；③2020年可再生能源比重达到20％。

《计划》几乎涉及所有的部门。考虑到各部门的成本曲线不同，各部门的具体任务取决于该部门的技术能力与成本，以公平有效地分摊任务。其中，建筑环境部门(buihenvironment)、能源公司、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与农业要与荷兰政府就所要实现的目标签订协议。

2.3　日本

日本一直是推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主要力量。1997年，日本内阁设立“地球温室化对策推进本部”，在1998年制定《地球温室化对策推进大纲――面向2010年的地球温室化对策》，并于2002年重新修订。

近年来，日本政府致力于建设低碳社会。2007年5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一次演讲中强调，建设低碳社会与推进创新技术发展是实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减半的两个重要手段；提出“清凉地球50”倡议(Cool Earth50)。2007年12月，日本环境省提出了建设低碳社会的原则、理念与实现目标，并制定了详细的实施路线图。根据日本一英国联合研究项目于2008年6月的一项报告，日本2050年CO2排放量有可能比1990年减少70％，其中，工业部门、客运部门、货运部门、家庭用户与服务业的减排比例分别为30％～40％、80％、50％、40％～50％与40％。日本环境省的《2008年年度报告：迈向低碳社会与循环型社会》则认为，“世界正处于建设低碳社会的转折点上”。

在2008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清凉地球50”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清凉地球促进计划”(Cool Earth Promotion Programme)，并建议通过后京都框架、国际环境合作与创新三方面的内容实现这一计划。2008年6月9日，福田康夫又发表名为“致

力于‘作为低碳社会的日本’”的演讲，提出日本的长期目标是比现有水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60％～80％。中期目标包括：日本可能在2020年比2005年减少20％排放量；努力使世界了解部门法(Sectoral Approach)；在下一年(2009年)公布国家减排目标；建立包括主要经济体、而不仅仅是日本与欧盟的“全体参与”框架。在2008年7月的G8北海道峰会上，福田康夫提出，为准确界定各国的减排能力，建议使用“部门法”，即首先确定各部门在使用最先进技术时的减排量，再加总得到潜在的排放减少量；认为基准年的选择应当能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到温室气体排放行动中，由于20(10年后的温室气体排量同1990年相比较高，以1990年作为基准年“需要仔细考虑”。

2.4　印度

2008年6月30日，辛格总理签署了印度第一部《气候变化国家行动方案》。该方案明确提出了截至2017年的八个核心“国家任务”：①太阳能国家任务，光电量增加到每年10亿瓦，形成至少10亿瓦的太阳热发电；②提高能效国家任务，要求高能耗产业降低能源消费，为节能设施提供税收减免，为私营企业的参与提供金融支持；③可持续生活环境国家任务，将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作为城镇规划的重要部分；④国家水任务，将水使用效率提高20％；⑤维持喜马拉雅山生态系统国家任务；⑥“绿色印度”国家任务，在森林退化地区造林600万hm2，将印度的森林覆盖率从23％提高到33％；⑦可持续农业国家任务，通过推广气候适应性作物、拓展天气保险机制等方式提高农业的气候适应性；⑧气候变化战略知识国家任务，计划推出一项新的气候科学研究基金，改进气候模型，提高国际气候合作，以更好的了解气候科学、影响与挑战。

与中国一样，印度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也坚持“人际公平”。辛格总理在就《气候变化国家行动方案》而发表的演讲中称，多边国际谈判“的结果必须是公正合理的”，“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都平等的拥有使用大气空间的权力，因此，人均排放量的长期趋同是气候变化国际协议的唯一的公平的基础”。

3　中国的立场与国内行动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并不承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化义务。但是，中国政府始终以负责任的态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坚持把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努力。

3.1　在国际谈判中的立场

中国一直是国际气候合作积极主动的参与者。早在1972年，中国便参与全球环境问题的讨论，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开始从国家层面上制定环境政策。1992年，中国批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成为第五个批准该协议的国家。2004年，根据《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义务，中国提交了《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

概括而言，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大致经历了注重环境含义、注重政治含义与注重经济含义三个阶段。过去，中国一直强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量低、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强硬的、有时缺乏灵活性的立场使中国在国际谈判中赢得了“强硬路线者”的声誉。近年来，中国的气候变化立场稳中有“变”，在坚持不承担量化减排义务的同时，在相关领域表现出的更加积极、开放、合作的态度。

中国政府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应当坚持《公约》和《议定书》基本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应当在《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继续承担大幅度量化减排指标，作为整体到2020年在1990年水平上至少减排40％，未批准《议定书》的发达国家应当承担可相与比较的减排义务。发达国家应切实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承诺，并作出相应的机制安排。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在发达国家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的支持下，根据本国国情采取适当的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

3.2　国内政策与行动

在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同时，中国也在国内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包括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制定产业政策与经济激励政策等方面。

2007年6月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是我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性文件，也是发展中国家在该领域的第一部国家方案。《方案》提出了到201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系列量化指标，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到201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相应减缓二氧化碳排放；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在一次能源供应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到10％左右；煤层气抽采量达到100亿m3；森林覆盖率达到20％，力争实现碳汇数量比2005年增加约0.5亿t二氧化碳等。

第7篇：国际经济政策范文

可以说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是经济周期影响国际贸易;二是国际贸易影响经济周期。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相互影响。那么,国际贸易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周期实质上是经济周期的反映。这里所说的经济周期,既包含个体国家经济周期,也包含世界经济周期。一个完整的国际贸易周期分为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波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对外贸易的规律,经济运行顺畅了,对外贸易也就不成问题。事实上,经济周期是一种客观存在,它的存在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总是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开放程度、经济依存度、经济结构的差异等原因的存在,导致国际贸易周期和经济周期也可能不尽相同。

二、国际贸易周期与贸易政策周期

从本质上讲,每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都是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的。传统的外贸政策主要有两种:即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政策就是国家取消对进出口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限制、障碍、各种特权和优待,使商品自由进出口,服务贸易自由经营。简单地说,就是国家对贸易活动不加或少加干预,任凭商品、服务等要素在国内外市场公平、自由的竞争。反之,保护贸易政策则指国家利用各种措施对进口和经营领域及范围进行干预、限制,保护本国的产品和服务在本国市场上免受他国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并对本国出口的产品和服务给予优待或补贴。西方国家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可以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效果,提高贸易各国的福利水平,自由贸易政策会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自由贸易是他们的贸易政策取向。从长期趋势来看,多边贸易协定和双边贸易协定越来越多,促使贸易政策的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从短期看,由于经济周期的存在,在经济衰退时,各国为了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而实行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只有当经济运行处于周期的扩张阶段时,贸易保护的政策才有可能放松。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由于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周期的存在,各贸易国的保护主义仅仅是对贸易自由化的阶段性冲击,而不能中断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三、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政策周期

第8篇：国际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三元悖论 货币政策 独立性 国际协调 开放经济

一、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概述

理论界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有效还是无效的争议还在继续，但从国际金融的发展史及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来看，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从整体上讲是有效的。各国货币政策能够得到协调，则会提高金融效率，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否则，则会引发金融动荡，阻碍世界经济发展。

金本位制时期，各国自发合作遵守国际金本位制的运行规则，维护黄金输送点机制和物价铸币流动机制，帮助失衡国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协调活动主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组织实施，主要发达国家在协调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

在这两个时期，正是由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机制能够顺畅运行，所以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效率，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而在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金融动荡不安，世界经济发展滞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各国不能很好地就货币政策进行协调所致。

二、我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现实性分析

“三元悖论” 也称为“永恒的三角形”或“蒙代尔三角”，它指的是一国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资本的完全流动三个目标只可能达到两个，不可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

这一理论反映了开放经济下经济体系内部所蕴含的矛盾，即开放经济下宏观调控当局面临多重相互交织相互矛盾的目标时必须有所取舍，而这一取舍必须针对各国当时的实际经济运行状况。发达国家在1973年以后纷纷选择货币政策独立和资本自由流动目标，放弃汇率稳定目标，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力较强，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信心充分，汇率的贬值不会造成资本大量外逃。而发展中国家对汇率不稳的承受力不足，货币贬值往往造成资本的大量外逃，所以纷纷选择了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放弃资本完全流动。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起步较晚，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比如对于“汇率不稳定”的承受能力较弱，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信心不足，等等。依据三元悖论，我国的货币金融市场呈现出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特点。

1、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较强，汇率较稳定

就国际收支账户而言，1996年，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目前实行的是资本项目管制的外汇管理制度。我国在蒙代尔三角中选择的是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放弃资本完全流动目标。因为“三元悖论”中的“三中选二”是有着严格的限定的，即如果要选择其中的两个目标，则第三个目标就一定要完全放弃。在我国，则体现为当选择了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两大目标后，资本无论是在经常项目还是资本项目下都不能流动。

2、我国的资本流动量较大，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汇率的稳定性越来越受到挑战

自1979年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资本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虽然目前实行的是资本项目管制的外汇管理制度，但是，在现实中，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程度已经很高了。陈建瑜（2001）运用Kalman滤波技术分析1979-1999年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特征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资本管制的有效性下降导致了资本流动不断放开，中国的资本流动程度呈上升趋势，这种趋势在1992年以后相当明显。

三、我国货币政策进行国际协调的实践的两个层次

一是我国近年来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它是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在国内的表现形式。

二是我国货币政策与其他国家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金融市场的特点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时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

自从1994年中国实行单一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货币政策在实际的操作中主要致力于维持稳定的汇率制度。为了维持稳定的汇率，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抛售人民币而买入大量的美元，这导致了人民币基础货币的过度供给。货币政策陷入了一种维持固定汇率和稳定物价的两难的尴尬境地。与此同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纠纷、贸易摩擦也日益增多。

从深层上讲，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他国政策形成冲突是必然的。因为我国实行窄幅波动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类似于固定汇率制），货币政策既要关注国内物价波动和经济增长，又要兼顾外汇市场干预，很难用一种政策达到内外均衡。

从体制角度看，我国的“三元悖论”具有内生性，不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将更难进行货币政策的内外协调，调整货币政策可能会遭到更多的批评。在今后一段时间， 如何采取合适的协调方式， 将是我国货币政策进行国际协调的新课题。

当前，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金融业实现全面开放将是不可避免的，这使得央行执行货币政策增加了新变数。加入WTO 后，中国允诺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人民币自由兑换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它必然引起国际资本加速向中国流动，使传统的货币供给变得更为复杂，货币政策更难以达到既定目标。因此，中国必须重视和学会发挥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作用。

四、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建议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外贸情况看，我国经济过热趋势明显；目前的货币供给过于充足，M1、M2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原来的预期目标，通货膨胀压力日趋加大；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对外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依然严重；某些地方房地产价格增长过快。

1、改进货币政策的干预操作

在汇率政策未作调整之前，干预操作仍是货币政策进行国际协调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内经济失衡，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扭曲，而调整要素市场的价格，价格的上涨也一定会带动相关产品价格上涨。再就是，国内通胀上升还在于两大资产价格（股市与楼市）的上涨，在目前经济格局中，只要两大资产价格上涨不改变，通胀上行的压力就不会改变。另外，我们决不可小觑通胀带来的负面效应，需要适当采取新的货币紧缩政策。

2、采用多种政策工具，实行政策的相机抉择，保证经济目标的实现

一国经济内外均衡目标的实现，并不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应该同时依靠其他政策，比如财政政策的配合。就是说可以寻求通过财政政策来控制经常性账户，从而调整汇率。在紧缩手段上，我们认为市场化手段优先，但也不排除行政手段的可能。市场手段主要包括加息、取消利息税和发行特别国债，以及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行政手段上，主要是继续执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和节能减排措施，加大对产能过剩行业调控，以及加强对地方政府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些窗口指导。

3、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积极参与国际协调

由于中国汇率市场不完善，不是有效的汇率市场，存在封闭性和垄断性。过去10年，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突出了“有管理”，但并没有“浮动”，汇率政策稳定不变。人民币汇率变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了政府的政策取向，而无法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实现。按照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解释，固定汇率制下货币政策难以达到内部均衡。因此，在资本流动加速和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的今天，利用汇率政策的调整来进行国际协调将是一条可行之道。

我国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日益频繁，说明在央行加强对流动性过剩的宏观调控的同时，形成流动性过剩的国际收支失衡还在继续甚至加重。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认为，仅仅依靠对冲银行体系过多流动性，以及加强信贷调控等措施，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不断生成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相对于日益严重的通胀预期，解决问题需要加快人民币升值。因为虽然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是升值的，但欧元和我们周边国家的货币都比人民币升值快。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强调，充分发挥价格杠杆工具调控作用，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加强利率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本币升值有利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

4、要继续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努力促进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改进

在今后一段时期，美元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霸主角色，它带来国际储备体系的不稳定，可能导致国际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波动，对正在崛起和腾飞的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因此，我国要加入到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中来，并充分发挥强势货币的作用；要呼吁国际社会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协调机制，为今后我国货币政策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创造条件。

5、加强国内金融监管，建立危机防范与预警机制

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也体现在对国际金融犯罪的共同治理上。为此，中国要加强国内监管，范银行业务，实现与国际接轨；还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建立强大的信息网。同时，面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要建立危机防范与预警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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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云华：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J].财经科学，2003（6）.

第9篇：国际经济政策范文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措施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其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凭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进而，国际税收竞争会扭曲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同时也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财力。因此，在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确保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如果不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税基受侵蚀造成的财政损失，则只有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课以重税。显然，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新态势

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美国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所谓“新经济”乐观氛围下带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扬开始了价值回归的过程，金融市场动荡不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各国自身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有确定性而增长乏力。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陷入长时期的衰退，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金融危机造成的阴影还未退去，出口乏力和内需不足依然严重。

在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减税的主要目标是刺激国内市场消费和投资，振兴经济。美国国会于2001年第5月底通过了今后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法案，其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全部减税金融中，个人所得税占近65%。这一减税法案希望不仅能拉动消费而且将对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加拿大在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制定了一个五年的税收计划，这项计划将减税580亿加元。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与其他减税的措施，期待在未来5年内使加拿大公司税率与西方主要工业国税率大体持平。法国在2000年9月开始在今后三年中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减税总额估计高达1200亿法郎。减税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汽车印花税、石油内部产品税以及社会保险分摊费等五个税种。德国在2000年5月通过了一揽子措施来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方案，规定到2005年为止，每年削减450亿马克的税收，以此来促进德国的经济增长。而日本也于近期考虑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各种措施，以刺激低迷的股市和增强消费信心。

就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而言，其减税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流入，以解决金融危机过后经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资金供给的巨大制品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资金的问题。东南来国家的减税和税收优惠的实施力度尤为强劲。印尼政府在2000年提出了以税收优惠为核心的新的外资政策。新加坡对生产和研究开发领域的设备投资采取了减税政策，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税负。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吸引外资的新政策也基本上是围绕新一轮减税的竞争而展开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巴西、匈牙利、俄罗斯等也纷纷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发巴西允许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制定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各州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外资提供高于联邦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等。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供求矛盾的加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进行新一轮的减税改革，一求吸引外资，二求刺激国内经济。这种减税运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这说明，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税收政策越来越成为政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减税是和税制规范和优化结合在一起的。税收中性、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多重原则之间的有效结合日益成为各国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所致力实现的目标。

三、应对国际税收竞争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性

研究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态势的现实意义是多重的，这不仅包括我们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应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不少学者都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效应的最大化，二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风险的最小化，三是这一政策的适时调整乃至转换。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从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出发，以发债作为主要形式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妆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我倦该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与此同时，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与长期财政平衡观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逐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来研究在一一历史条件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转换问题。

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完整的财税政策组合，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税收作用。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对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具体说来，适时考虑运用一定减税方式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前述国际税收竞争加剧带来的外在压力，这一环境变化要求我们要适当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笔者认为，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进行税制改革和适度减税是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重要环节。其一，适当减税将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更好发挥，税制设置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因素，一个良好、有效的减税方案可以增加企业的活力，从而在增加产出扩张经济的同时，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动态的同步增长。其二，应将减税和规范税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针对我国当前现实，减税有可能在短期进一步加万里我国的财政困难，因此，必须深化税制改革，规范税制，加强征管，有效保证必要的税收收入。其三，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适当减税，参与合理的税收竞争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下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减税、规范税制和扩大公共开支相互配合、同步实施的做法将会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体现政策工具相机选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财政安全度，并达到在中长期有效发挥财政调控职能的作用。

在合理适度减税和规范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是应减轻企业所得税负；二是加快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的步伐；三是减免高新技术产业税收负担；四是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鼓励汽车和住房等耐用品的消费；五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征收范围，实行分类和综合所得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六是在降低税率和取消个别税种的同时，适时开征一些新税种，加强税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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