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意义精选(九篇)

第1篇：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范文

新经济催生的产业生命周期

国有资本的产业调整动向服从和服务于国际经济发展的总趋势。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社会步入网络化、电子化、信息化、知识化的发展阶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先导性产业和支柱性产业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国际经济的事例促成了产业结构在国际范围内的调整和位移；对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崛起改变了传统观念上的产业生命周期。

产业生命周期

产业生命周期是特定产品群或技术系统所构成的产品生命周期和技术生命周期的包络。技术生命周期是指企业开发出所满足的市场需求的出现、成长、成熟与衰退过程，这个过程是以市场价值的变动为依据的，而产品生命周期是指企业用以满足该种需求所开发出的产品的市场价值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因而产业生命周期必然包含着产业出现直到完全推出市场经济体系的全过程，包括孕育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处于相应阶段的产业分别称为幼稚产业、朝阳产业、成熟产业和夕阳产业。

一个完整的产业生命周期可用图1所示的一条连续平滑的仅含一个或不含极大值的曲线来表示，代表产业发展变动的长期趋势。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长期发展趋势曲线在定量分析的精确表达中可能存在巨大差异。某产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构成企业战略选择的外部产业环境。基于产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所面临的各种竞争态势，企业具有不同的战略选择。

一般而言，孕育期需要投入大量的先驱成本，在市场前景不明确、风险较大的项目上，只有少数企业才有这个能力，在这个阶段，市场调查与反馈研究是关键；在成长期，产业内竞争开始激化，企业应着重进行横向一体化，以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当产业进入成熟期，市场增长潜力有限，企业一般采取纵向一体化或加强型战略提高其竞争地位，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一些产业在成熟期已全部或大部分转到发展中国家生产而返回国内销售；在衰退期，企业一般采用防御性收缩战略实行资产退出，或实行多元化经营实现资产转移。

“创造性毁灭”与超竞争

在动态竞争条件下，市场的均衡是暂时的。由于新技术的出现、技术范式的转换、消费者偏好的改变以及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和新经济的冲击，使得企业的现存优势并不能长久地持续。一个企业如果总是试图维持固有的竞争优势是十分危险的，正如R?迪阿维尼所说，企业主要的战略目标应该是主动打破产业中已存在的固有资源优势，去发现新的竞争优势；新的竞争优势还包括产业外的市场创新。这个理论就是熊彼特最早提出的“创造性毁灭”，它认为企业必须在“破”和“立”中实现超竞争。在熊彼特发展的企业竞争条件下，产业生命周期跨越技术生命周期的动态模型（见图2），又称超竞争模型。典型的例子是芬兰的诺基亚由一个木桨企业发展成为信息业巨子，其转折点是公司通过购并等扩张形式实现了其相关设备以及移动通讯技术范式的转变。

把握产业生命周期和超竞争对于维持企业的竞争力和持续竞争优势是十分重要的。国有企业面对环境工程、基因工程、新材料和信息技术以及由此引发的创业变革与创新，就该着眼于创造未来的竞争优势，着眼于产业竞争态势和塑造产业构架的竞争力，通过“创造性毁灭”争取产业中的战略优势的获取是一个非常有战略意义的举措。

区位优势与国际动向

随着科技的进步，世界经济正逐渐联结为一个整体，各国的产业结构在国际市场的催生和比较利益的诱导下，正在变成世界产业结构的一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各国产业结构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依赖，已成为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一个趋势。这一趋势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产业形态的区域性转移把各国紧密地联系为一个整体。每个国家都在致力于整体科技经济实力的提高，本国的产业结构逐渐向新技术产业形态倾斜。而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普通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等发达程度或者欠发达的国家。以亚洲国家为例，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高速发展后，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四小龙”国家生产，70年代“四小龙”因此迅速成长起来，不得不在80年代将这一产业让位于东南亚国家，形成了日本高技术密集、“四小龙”普通技术密集，东南亚劳动密集的分工态势。

另一方面，区域性集团内部的产业分工合作日趋明显。各种地区性经济集团在创建初期主要是为了避免内部减免关税，对外统一关锐，但目前的趋势表明，集团内部的产业分工日趋明显。例如，欧共体内，传统产业多集中在希腊、葡萄牙，新兴产业多集中在英法等国。

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的深层次原因是国际分工所带来的比较优势决定的。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和国际市场自由化趋势的加强，这种优势较之以前表现得更加明显。在高关税时期，由于有关税壁垒以及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一国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十分有限，对一些十分有市场但没有资源优势的项目只有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这往往受到国外金融政策的限制。消除或减免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之后，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缺乏比较优势的产品必将提高贸易双方的整体福利和贸易净福利。

在比较优势的诱导和国际市场驱动下。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表现出新的动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外向型产业结构优势正进一步显露

所谓外向型产业结构是指本国政府考虑到本国经济在世界中的位置，通过开放性的经济政策，使出口在GDP中占有较大比重的调整。外向型结构是比较利益的直接驱动。以泰国为例，在1983年至1987年的4年中，人均国民收入由810美元增加到879美元，速度十分缓慢。此后，政府把握住80年代中后期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一次机遇，把从“四小龙”转移出来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接受进来，扩大出口产业，1987年到1991年的4年中，年均GDP增长速度维持在30%以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飙升至1680美元。

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步伐进一步加快

传统产业是那些建立较早的基础物质生产部门，包括钢铁、石化、纺织、食品加工、建筑施工等，它为一国发展提供大多数基本物质产品，并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因而传统产业不可能也决不能完全转移出国内从而依赖进口，有必要对其关键部分进行高新技术改造。

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

技术转移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本身的要求，同时也是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和维持超竞争优势的需要。我国已在引进新材料、生物工程、精细化工、微光电子等领域有重大进展，并在出口新兴产品中有重大突破。

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具体表现可总结为：农轻重比例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企业内部生产组织方式将从大批量的生产转为发挥人的知识和创造能力；跨国集团发展迅速，产业的区域转移迅速，各国应重视比较利益的驱动获得比较优势；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日益加强。国有资本必须重视对传统产业特别是涉及公共利益性、国家安全性、经济命脉性、自然垄断性的行业进行改造升级。

国企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战略选择

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必须顺应世界产业结构调整趋势的要求和国内经济发展需要。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WTO的新成员，我国经济发展的取向是科技是经济增长的制高点，因而必须将国有资本投入到高新技术为先导的产业上来；其次，要注意WTO规则和世界经济趋势的影响。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具体可用“五个确保”来表述：

确保搞好大企业

政府要集中财力、物力、人力，有选择性地重点搞好大型国有企业，以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和形成规模效应。拿汽车工业来说，我国现有汽车生产厂商117家，年产量不足200万辆，远远比不上大众、福特等世界级汽车巨头中的任何一家的产量，没有规模经济和竞争力，成本太高，技术创新力量薄弱，产品难以升级换代，最终必然失去生存空间。世界产业结构发展的总趋势是劳动、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过渡，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以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更优质的服务获取竞争优势。因此应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充分发挥组合优势、综合优势和尖端优势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加快国民经济信息化是国企改革的关键所在。

确保上好大项目

对于改造，交通通讯等大型国有工程项目，必须保证资金落实到位，专款专用和国家控股。大型项目是将新技术引入生产进而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基础和纽带，是进行技术创新的基础，没有足够的投入是不行的。同时要加强企业间的技术协作，提高整体技术水平。在个别企业，利用技术指导，技术转移和技术共同开发等形式，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并通过企业间“产业技术研究组合体”，提高企业整体技术研究水平，保证在大项目中技术支撑的需要。

确保“走出去”与“引起来”相结合

加入WTO后，市场竞争的国际化，生产和销售从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扩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继续实施“引进来”战略向全球化市场提供自己丰富资源的同时，国有企业应积极地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到全球市场上去补充稀缺资源，逐步实现资源配置全球化。“走出去”主要是输出国有资本，以便更好的利用国外资源与市场，特别是我国在一些具有竞争优势又确立了全球化理念的大企业集团如海尔等已经“走出去”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确保搞好西部大开发

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西部有丰富的资源；国有资本要利用西部的资源优势，加快进行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建设。国家已经在投资项目、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支持，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中部地区的国有资本在重组和调整过程中应该利用“近水楼台”的优势，挺进大西部，既能促进国有资本改组，又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

确保中小企业放开搞活

第2篇：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政策无效;自由经济

1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背景、理论主张的简介

发展到现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已经经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提出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的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货币冲击对经济周期的作用,提出了货币与产出的相互作用中货币作为诱因的理论,并认为政府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它并不能影响总产量的变化,而只有未被预见到的货币供给变化才能真正影响到实际总产量。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小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沙金特,尼尔•华莱士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则对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反对意见,从实际因素方面寻找经济波动的根源,提出了完全信息下真实均衡的变动,强调了技术冲击和货币的内在性等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芬•基德兰德,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罗切斯特大学的罗伯特•巴罗等。

具体来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都接受以下四个命题:

(1)私人经济是可以自身稳定的;

(2)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

(3)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4)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是有害的。

第三个命题意味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存在。这是货币主义Ⅰ与货币主义Ⅱ的主要区别。

目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一起并列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中的两大流派。

2“政策无效”的命题、主张以其意义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的交替关系即使在短期内也不存在。因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人们已经估计到货币供应量增长后可能发生的实际后果,从而采取了预防性的措施(比如预先要求提高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利息率)。这样,一旦货币供应量增加,就只能导致物价的上升,产生通货膨胀的变化,而不能使工资和利息率下降。所以,政策的变化连暂时的产量增加和失业率下降的目的都达不到。赫尔姆特•费里希对此说到:“理性预期导致十分不同的意义。由于经济当事人了解这个模型的各个参数,所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任何变化不仅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且也引起通货膨胀率预期的变化,从而不会对这一体系的实际变量产生影响”。在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在货币政策的反馈规则之间做出选择对于具有合理预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中失业率的随机变化是无关的。

根据这样的观点,理性预期学派推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是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该命题认为,货币供给中的可预期部分对就业、产量或其他的实际变量均无影响,其中不能被预期的部分或货币供应量意外的不规则的变动,虽然能够对上述变量产生一定量的影响,但其作用只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与波动。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是无效,其结果都是引起通货膨胀。下面用AD-AS模型加以分析。

AD代表总需求曲线,AS代表总供给曲线,Yn代表与自然失业率相对应的就业率水平下的国民收入水平。假定最初AD与AS相交于初始均衡点E。如果政府认为该国民收入水平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决定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需求。那么,按照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总需求将会从AD相右上方平移,产量和物价都会上升,失业会相应减少。现代货币主义者认为,短期内货币政策将会产生效果,但是,在长期中,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失业率会回到自然率的水平,而通货膨胀率将更加严重。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对价格水平的预期并非固定不变或者仅仅依据过去的经验得出,而是会考虑到未来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处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经济活动的主体会充分利用目前所得到的一切相关信息,较为准确的预期到货币政策的变化而造成的物价上升。于是,工资、利率等名义变量都会立即向上调整。结果,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分别从初始状态向左上方平移和右上方平移,新的均衡点仍然处在原来与自然失业率相一致的就业率水平上,只是价格水平因为货币政策的变化(增加货币供给量)而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上。

根据政策无效命题,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即便在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也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垂直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不存在任何替代关系。对此,卢卡斯说“当扩张的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就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任何刺激作用。预期得到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

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经济如果不反复遭受政府的冲击,就会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干预经济生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其不意的实行某种政策以影响经济生活。但是,政府要取得社会的支持,就不能在经济政策上对社会搞突然袭击,而要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这样,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无效的了。

对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宏观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种批评看法:

(1)他们认为,日益增多的经验和理论证据表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产量、就业或其他经济总量方面不会取得成效。即便在某些场合,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经济生活,但他们不可能克服经济周期。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应该明确的告诉人们经济政策的后果。政策的结果确定性越小,实施政策就要越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项错误的政策都会将事情弄得很糟。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大部分就是不确定的。因此,政策的制定就需要从容不迫,加倍小心,决不能用那些曾经使用过的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措施去刺激经济。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对于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即使知道他们的结果,也仍然无法判断这种结果是不是符合公众的意愿。根据凯恩斯主义方法来制定经济政策的人,无法让经济中的个人去选择自己认为有良好结果的政策。他们是被迫选择这些政策的。其结果是,除非人们的偏好恰好和政策制定者的规定相配合,否则,这些经济政策很有可能是人们的处境普遍的变得更糟。

参考文献

[1]戴维•罗默著,王根蓓译.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M].上海:上海财经出版社,2003.

[2]江晴著.解读后货币经济[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第3篇：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 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 “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 [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 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 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 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 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 “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 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专政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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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1917—1928)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74-305.

列宁选集：第3-4卷，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4-773.

列宁全集:第39-40卷，第42-43卷，第52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66.

蒋锐.列宁关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论粮食税》到《论合作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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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梅.新经济政策:俄罗斯史学研究新视角评介[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1)：15.

第4篇：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历史背景；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F1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255-02

一、正视新经济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

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首先实施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但在1921年则转变为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这一转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直接原因，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俄国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但是国内仍然存在各种尖锐的矛盾。为了渡过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从1918年春天直至1920年底，帝国主义对其进行武装干涉，同时国内也爆发了革命战争，苏维埃政权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苏俄面对内忧外患，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击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之1920年爆发的自然灾害，使得苏俄的农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损失，经济的凋敝使得广大群众的生活十分艰难，人们不满的情绪日益滋长，工农联盟也面临着破裂的危险，针对当时的紧急情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采取了果断的措施，转变了发展战略。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决定了由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转变。

推动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因则是在于俄国的落后。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一统世界的局面被打破，如列宁所言，俄国打开了资本主义的第一个缺口。但是，就俄国具体国情而言，则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基础方面都欠发达，如何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面对的一个艰难课题。列宁在1918年指出：“按中国政治制度以及按工人的政权力量说来，我们俄国无产阶级比任何英国和任何德国的还要先进，而同时按相当完善的国家资本主义组织，按文化水准，按施行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准备程度说来，我们俄国无产阶级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都还要落后。正因为这种特殊情形，遂使现时工人们应当向那些决心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相当认真帮助组织大规模国家生产之最有文化、最有天才和最有组织能力的资本家提出必要的特殊的“赎买”，这难道不明显吗？”列宁深刻的认识到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十分落后，文化程度低，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这些均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的国家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事情。

正是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采取迁回的方式。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践，列宁和俄共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正是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对苏俄国情的正确把握，列宁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

二、新经济政策的当代价值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借鉴意义

（一）对中国三农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政治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妥善的处理好农民、农业、农村的问题。当前，中国农村人口仍然占全国总人口的80%左右，农业基础还比较薄弱，城乡居民之间收入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的发展相对滞后，正确处理好三农问题，保护农民的利益，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以粮食税为核心内容的，是以农民问题为新经济政策拉开序幕的，列宁认为这“首先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态度”。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首先从农村农业作为突破口的。在基本国情方面，中国与苏俄之间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的，首先是政治经济都相对落后，同时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中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却不是农业强国，同时，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差距，农民为改革开放付出的代价与应当得到的利益不对等，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矛盾不断加深，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列宁多次之处，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也是工农联盟，城乡和谐发展，实现工农共同富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在新时期，我们应该大力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建设，统筹城乡发展，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争取早日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更是农村三个文明建设的有力保证。

第5篇：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流派理论观点政策主张

一、现代主要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

现代经济学一般指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某些其他国家与地区，并一直延续至今的经济学说。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发展变化，并且衍生出许多具体的流派。各流派都有各自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一致、又有冲突。按照现行的一般标准，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即以如何看待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作用为标准，将现代主要经济学流派主要分为两大类：国家干预主义的各流派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各流派。其中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流派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流派、新剑桥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

二、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最早属于英国剑桥学派，以研究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著称。1929—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大萧条，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更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正是这场经济大危机使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6年他发表了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经济充分就业的主张，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摆脱经济萧条。由于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对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的革命，所以称其为“凯恩斯革命”。这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形成了以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

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为了学习、运用和推广凯恩斯提出的新理论、新方法，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对其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注释、补充甚至改进，这些人形成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派形成了两大主要分支，一支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支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剑桥学派。

2、新古典综合学派。被称为“凯恩斯时代”的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此时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逐渐回归，并渗透、融合进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于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应运而生。新古典综合学派在理论体系最完整的体现就是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此外，随着形势的发展，70年代后新古典综合学派还广泛吸纳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平息了“凯恩斯革命”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争论和分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基本上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折中的接受了。

3、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在英国的重要分支。因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而其理论又与以马歇尔为代表人物的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背离，于是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是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原意的歪曲，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倒退。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

三、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重要经济学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对刺激经济发展、缓和经济危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引起了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6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到70年代初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的局面。于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英美等国异军突起，他们自称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鼓吹货币的重要作用，主张以控制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现代货币主义者内部仍存在着分析方法、理论模型和假设条件的不同，无法将其看作完全统一的思想流派。因此，这里介绍的现代货币主义流派，主要是介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有关理论和政策主张。

2、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并存的困境，战后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既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该困境，因而陷入危机。而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改变滞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效果，于是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与其他坚持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大致类似，于是在实践中这些学派便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主体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观点及政策比较

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凯恩斯根据简单的国民收入理论得出经济中产品需求、劳动力需求和投资需求三大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由于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情况的存在，所以得出需求管理，即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在具体政策主张上，凯恩斯又以“流动性偏好陷阱”的存在为依据，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此，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不重视货币政策。

而通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可以明显发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走的更远。其理论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宏观方面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仍采取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其核心理论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重要解释，即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这是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进一步细化，加入了货币市场分析后得到的经济模型。以该模型为依据，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样重要。同时，“菲利普斯曲线”使他们在政策的应用上更为灵活，如果说凯恩斯时期的经济政策还较为保守的话，那么他们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较为激进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

新剑桥学派自认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宗和嫡传。他们认为凯恩斯在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束缚中摆脱的并不彻底，他们一方面要弥补凯恩斯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纠正“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在经济理论上，新剑桥学派在继承了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他们仍然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不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只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制定的重点应该在调节收入分配、理顺阶级关系、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

五、经济自由主义各流派比较

理性预期学派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实践中逐渐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见，他们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其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也非常类似。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理性预期学派更为激进一些。理论上，相对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增加了对理性预期的论述，因此政策主张上也更信奉经济自由。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政策主张上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认国家干预对经济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即“经济政策长期是无效的，但短期还是有效的”。而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简言之，就是他们认为“经济政策不仅长期无效，短期也无效”。六、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各主要流派主要观点及政策主张比较

1、货币需求理论的差异。两大类经济流派的根本不同在于关于货币需求的基本理论不同，进而产生后续一些推论与结论的差异。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流动性偏好”理论，其货币需求方程为L=L1（Y）+L2（r）；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货币数量论，其货币需求函数为M/P=f（y，w；rb，re，rm，dp/pdt；μ）。从以上两个重要的方程可以看出，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L与收入Y和利率有关，而弗里德曼则认为货币需求M/P与收益与财富y，w和各种资产收益率rb，re，rm等主要因素有关。并且两个需求函数中收入Y和收益与财富y，w表示的含义是不同的，凯恩斯的Y表示绝对收入消费理论中的现期收入，在该理论中现期收入和消费存在一定比例关系，即现期消费随现期收入改变而变，进而收入改变消费，财政政策有效。而弗里德曼的收益与财富y，w则表示恒久收入消费理论中的恒久收入，该理论认为消费只与恒久收入有关，而与现期收入无关，即现期消费不会随现期收入变化而变化，进而收入无法改变消费，同时恒久收入又相对稳定，因此最终财政政策无效。弗里德曼还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在长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所以，最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并根据经济增长率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

2、对菲利普斯曲线解释和理解的不同。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较为典型的分歧在于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解和解释。

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且凸向原点，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即通过适合的经济政策可以使经济达到一个预想的状态。

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随着时间推移在保持原有状态的情况下会发生移动，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只有在短期才存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长期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即经济政策只有在短期才能显示出作用，而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将会回到原始状态，也就是说政策长期无效。

理性预期学派比以上学派都更为激进。他们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且位于自然失业率的位置。这就是说除了自然失业率发生改变菲利普斯曲线会发生平移外，失业与通货膨胀不存在任何关系，即经济政策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参考文献】

第6篇：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列宁 社会主义道路 计划经济 战时共产主义 新经济政策

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经历了由“计划经济”构想向“新经济政策”构想的转变。基于新经济政策实践基础上的建设社会主义之列宁构想，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理论设想，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模式，体现了列宁的生动的理论创造。

一、列宁的“计划经济”构想及其实践探索

列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描述，第一次使用“计划经济”的概念来描述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商品生产、消灭货币，实行计划经济。

实际上，列宁当时希望在十月革命激起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军事热情的情况下，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通过用国家法令来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实行全国统一的计划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苏维埃政权采取了后来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一系列非常措施：由国家按严格的集中制管理一切工业生产，不仅把大工业，而且把中型企业和部分小企业都收归国有；实行余粮收集制，要求农民把全部剩余产品上缴给国家；禁止私人买卖粮食和工业品，实行产品和日用必需品的统一分配制度；取消货币流通而代之以实物交换；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使劳动军事化等等。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体现了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可否认，“战时共产主义”的统制经济政策的出台受到当时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特殊条件的制约，是形势所迫；尽管列宁对于俄国落后的经济状况有着深刻的认识，也认为俄国在实现社会主义以前还有一个“过渡时期”；但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必然要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影响，把过渡时期看作就是要采取措施来消灭市场经济关系。列宁同样也认为只有消灭了商品货币和市场，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因此，我们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是对实现社会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目标的一次“试验”。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实践基础上的第一次尝试，“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疑是失败的。因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破坏了工农业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经济结合，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生产力的提高。

二、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构想

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探索的过程中，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不能简单地、教条式地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本中寻找现实社会主义的建设方案，必须依靠千百万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践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创造。一旦认识到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组织生产、统一分配个人消费品，认识到向纯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行不通，他非常果断地抛弃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旧途径和旧方法，作出了停止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重大决策，开始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复杂问题。

列宁认为，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关键在于找到各种措施，使恢复国民经济、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同建立工农之间正常的关系结合起来。他强调为了发展农业，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必须改变党的经济政策，废除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即苏维埃政府以粮食税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得一部分粮食，剩下的则由农民自己支配，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列宁继续在理论上阐述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列宁指出：要恢复国民经济，应该从农民开始，立即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列宁主张利用一切办法来发展工农业间的流转，包括使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

三、列宁“新经济政策”构想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路转换并没有使列宁完全抛弃原来的理论思路，而是新旧观念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突出地表现在列宁不可能把新经济政策所体现的商品经济原则上升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因而更不可能系统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这是因为：

第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只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政策，并不是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经济模式提出来的。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巩固工农联盟，在于对小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把小商品生产纳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去。

第二，即使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也没有抛弃计划经济的思想。在他看来，经济计划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一种“总布局”、总的战略体系。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列宁一个庞大的战略和策略计划的组成部分，它是受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规定、指导和调节的，而不是自发地、无政府状态地运行。

第三，列宁仍然把新经济政策中的商品、市场因素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列宁是把新经济政策中的商品经济因素作为资本主义来看待的，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

尽管列宁最终并没有完全突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大思路，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新经济政策对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巨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列宁的探索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商品、货币和市场的观点，把市场经济关系提到十分突出的地位上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靠一般公式、一般的纲领上的原理和一般的共产主义原则，列宁从计划经济的构想向新经济政策构想的转变生动体现了尊重实践的思想。列宁的探索历程就是抛弃那种脱离俄国实际的空想道路，走上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现实道路的过程。

参考文献：

第7篇：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列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003-02

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能否取得革命的胜利给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挑战。从“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到“新经济政策”的探索过程中，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论断，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

一、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试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地考察后，原本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成功。但是，苏维埃俄国是一个小农占多数的国家，而且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如何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国情结合起来，找到一条适合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列宁开始了自己的探索。187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经对未来社会做出预测：即“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1]开始列宁曾经设想尽可能不经过特别破坏的办法逐步地过渡到新的社会经济关系，除了把那些对于国计民生具有重大意义的私人企业，改造成为国有企业外，其余的私人企业，则通过国家的统计和监督的办法，逐步地进行改造，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计划还来不及全面实施，欧洲战场上的炮火尚未停息，协约国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新生的苏维埃政府的武装干涉。外国的武装叛乱和国内的反革命叛乱，使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处于极其危急的状态中，在列宁深刻地分析了当前苏维埃面临的严峻形势后指出“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问题就是这样摆着。我们正处在战争状态，革命的命运取决于这场战争的结局。”[2]在这种战争局面的影响下，苏维埃政权逐步形成了后来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体制。“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在农业方面，实行余粮收集制。国家按需要硬性规定粮食征收的数字摊派给基层。在贸易方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后，国家禁止私人贸易，取消私人商业网点，有国营与合作社的分配网点，有计划地组织居民的供应工作，一切工农业产品的采购和分配工作全部交由粮食人民委员会办理，并对私人商业实行国有化，对私人的零售贸易实行国有化。在分配方面，全体居民都要参加消费公社，国家凭证给居民分配消费品。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普遍实行义务劳动制，想要得到配给的食品只有完成义务劳动才可以。在工业方面，加速工业的国有化和工业管理的集中制。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保证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最大限度地筹集一切可供利用的资源，特别是性命攸关的粮食，以供军需民用，从而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使工业也不至于完全崩溃，最终赢得了战争的伟大胜利。

二、转向实行“新经济政策”，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虽然使得国内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是也造成了严重的国内危机，国民经济几乎完全崩溃，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交通运输陷入停顿状态，轻工业品严重不足，许多工厂停工，工人无着落而流向农村，由于物质生活困苦对苏维埃政府产生不满情绪，有的甚至参加了工厂中自发反苏维埃性质的罢工。国内危机的出现固然同战争有关，但是同布尔什维克党当时“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行也有密切的联系。残酷的现实告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从本本出发，不能从热情出发而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对于当时的情况，列宁并没有固守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结论，而是勇敢地接受实践的裁决，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说：“是战争和经济迫使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这种政策它不可能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3]。

列宁果断地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改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有：第一，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取消国家作为收购粮食、原料和饲料办法的余粮收集制，实行食物税，食物税额应低于到目前为止实行余粮收集制征收的税额，完成纳税义务后剩余的全部粮食、原料和饲料，由土地耕种者自己全权处理支配。第二，以市场为取向，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新经济政策从最初实施粮食税时承认商品交换，到进一步承认开展自由贸易时必须在工农国家监督调节之下才可以进行。第三，要辩证地看待和利用资本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是祸是福列宁认为应当辩证地看，与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者以及和比较，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就是幸福。因此，列宁针对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小生产占优势的局面，指出：“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式和方法”[4]。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精神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相当长，在这期间需要对市场经济进行大力发展，承认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承认和利用市场的积极作用，逐步消除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允许资本主义成分发展，但是这个发展的程度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逐步扩大社会主义的阵地，从而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三、对社会主义的全新认识

在“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尤其是在这项政策实施的后期，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在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获得了一系列崭新的思想和结论，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和升华。

第一，对小农经济的全新认识。俄国是一个小生产如大海的国家，小农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因此，如何处理与小农的关系，如何对待小农经济，是一个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性问题。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之前，列宁把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在与小农经济对立的基础上的，把恢复和发展大工业建立在排斥和限制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认为小生产自发势力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并将小生产的自发势力看作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后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列宁曾经指出：“农民经济仍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重新复活起来，同共产主义进行着极其残酷的斗争。”[5]为此采用了限制、压制小生产发展的办法，并想方设法采取措施帮助小农走向公有化，过渡到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集体农业。国家对小生产采取的这种措施，没有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相结合，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列宁在意识到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之后，大声呼吁：“让我们来修正我们对农民的政策吧。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4]52必须把小农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大工业的恢复、发展的基础，必须从农业入手来恢复和发展大工业。列宁在《论合作社》中指出：合作社可以“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去”[6]，用合作社的形式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合作化是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是连接农民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整个社会利益的最佳结合点。在这个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工农联盟。

“新经济政策”坚持从农民到国家、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实际出发，不再试图采取排斥、限制甚至消灭小农经济的办法，而是通过支持和适应小农经济，在小农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来恢复和发展大工业，从而带动农民的积极性，国民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第二，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全面认识。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灭商品货币，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自觉的计划经济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一直是企图尽快创造条件消灭商品货币。列宁认为：“只要仍然有交换，谈论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7]，“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所有制，消灭商品经济。”[8]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在战时共产主义阶段，战争环境加速了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过程。当时实行的经济制度是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由计划直接支配的产品经济。当列宁对商品货币的认识发生变化时是在内战结束后面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以及新经济政策实施初期所取得的成果的时期，列宁认识到，试图通过禁止和取缔自由贸易的方法在一个以小农为主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行不通的，而必须用商业把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大工业结合起来。因此，已明确得出了由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承认商品货币关系，必须发展商品经济的结论，从而实现了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全新认识。

第三，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关系的全新认识。内战结束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困难。此时，列宁对以往一概排斥资本主义的思想，如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采取的限制商品生产、货币流通等政策等这些对社会主义必须不断“进攻资本”的思想进行了反思。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商品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不进行商品生产就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展生产，就不能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就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从而使他在看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争斗一面的同时，也将注意力放在了两者的统一性的一面上。这使他的思想上、策略上摒弃了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割裂开来和完全对立的旧观念，提出了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是小生产走向社会主义的“桥梁”和“中间站”，以及要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成果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利用资本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走向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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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3.

[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02、504、570.

[4]列宁选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17.

[5]列宁选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69、270.

[6]列宁论新经济政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50.

第8篇：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产业政策;市场失灵;能力建设;国际竞争力

现代西方经济学诞生以来，自由与保护之争就成为不同经济流派之间永恒的争论话题，而产业政策作为政府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用来干预国家经济的重要手段，不同经济学派对于其有效性一直存在着种种争议，本文希望对于产业政策对于现代经济的作用的不同观点进行梳理，以期能够合理运用产业政策，从而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对于产业政策的批评

早在亚当·斯密的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诞生之前，在1705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中，孟德威尔就已经提出贪婪等个人劣行却能够达到好的公共利益，从而否定政府的干预，倡导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他的思想也直接对于斯密等后来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自斯密开始，众多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就一直推崇市场机制的功能，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发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因此，政府要做的事只是制定规则，保证市场秩序的正常运作则可，政府只需要充当国民经济的“守夜人”，而根本没有必要通过制定经济政策而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反对产业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化的学者的观点主要包括:

首先，一方面，一个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分配社会资源的过程相对复杂，需要太多的信息以处理社会经济事务。政府很难代替市场运行所必须的各个分散的信息过程，而市场机制自发的运行却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通常也是通过其人从事相关决策行为，其委托关系也缺乏足够的刺激，那么即使政府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也没有足够的刺激却保证他能够尽其最大努力去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换而言之，政府缺乏足够的信息去选择优胜者，反而容易诱使寻租行为的产生，从而扭曲政府政策干预行为的初始目的。克鲁格分析了对于进口的数量限制是如何导致企业间的竞争以获得进口许可证，从而产生租，进而把资源浪费在非生产性寻租活动之中。张五常在研究产权制度时，提出集权国家推行有别于私人财产制度的改革后，由于政府对于经济推行规则，如许口证等，往往导致普遍的贿赂现象(张鹏飞等，2001)。

其次，新古典主义推崇市场功能与最小政府，认为市场能够通过众多独立的决策行为自己组织运行。自斯密起，主流经济学家就主张政府仅仅充当守夜人，而尽量减少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保证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政府干预，以及垄断等非市场因素只会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而损害社会的福利。因此，在经济自由者来看，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是能够保证效率的，政府的政策干预只是扭曲市场机制的运行，从而降低效率。政府只需要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而无需运用产业政策影响市场的运行机制(张鹏飞等，2007)。

第三，还有一些学者则通过实证研究，对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表示了怀疑(张鹏飞等，2007)。奥蒂通过对比巴西等拉美国家与东亚高增长国家的实践，指出尽管拉美国家更早的经济发展中推行了产业政策，可是由于国内购买力水平很低，市场规模不足，而产品的出口不拥有成本与质量优势，从而政府产业政策对于国内产业部门保护的结果却影响拉美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从而导致其经济被东亚国家所超越。

日本以及东亚高增长国家一直被视为推行产业政策，促进其发展的成功典范，而一些国外的经济学家也对此表示了怀疑。如1993年比森和温斯坦通过整理1955年～1990年日本产业政策对于其各主要工业部门的扶持力度的数据，得出结论:日本产业政策并不影响日本各产业部门的发展速度，而与日本产业部门生产率和竞争力也没有显著的影响。

与之类似，维斯塔尔固然承认产业政策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他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仅在上世纪50年代表现出其积极的意义，而自60年代开始，其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就开始下降，而到70年代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固然仍然表现出一定的积极的特征，但是从整体上已经是导致日本的经济表现恶化了。而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成功，应该说不是得益于某些活跃的产业政策，而是得益于缺乏相应的产业政策。

拥有上述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新自由主义方法是对于所有国家最好的战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采取自由化，而不是其他战略融合进全球经济，应该通过自由市场分配资源，获得它们的自然比较优势，达成最优的动态优势，实现可达到的最为稳定的增长，没有政府干预可以促进发展，或者增加福利。在这种方法下，国家唯一合法的角色就在于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明确的游戏规则，对于国外产品与要素实施完全的开放，保证私人企业的领导地位，提供诸如基本的人力资本，公共设施等基本的公共产品。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看来，产业政策只会扭曲市场的调节资源配置时的运营机制，影响其效率，甚至对于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来说，会产生负的福利水平，因而是缺乏效力的。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最好的产业政策是根本没有任何产业政策。”

而在实践中，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制度可以追溯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也被WTO所倡导的新规则所应用，而且明显的反映在“华盛顿共识”之中。

二、支持产业政策的观点

汉密尔顿早在他的《制造业报告》中，就指出了市场机制对于创新产业的培育，对于创新投资的刺激都是不足的，他认为市场价格是在短期内调节需求与供给的平衡的重要而有效的信号，但是他们对于引导对于创新技术的投资，产品选择，或10年～15年内的生产规模方面的引导是不充分的。他还认为资本在供给创新生产时是任性而羞涩的，因此国家应该刺激那些小心而且精明的资本家的信心，帮助他们克服他们实践过程中的障碍。他的解释也为现代产业政策论者反驳新自由主义观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他们批评了新自由主义者过于理想化的假设前提。斯蒂格里茨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对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他指出: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完全的，然而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却存在市场失灵与不完全。既然市场自身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寻求政府通过一些合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促进发展的政策来实施干预。

莱尔也强烈的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他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市场是有效的，保证市场运作的制度是存在并有效的，如果达不到最优，政府也无法提高效率(Lall，2003)。莱尔不相信自由市场能够达成动态竞争力，而更趋向于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实现更有效的干预，不能过于依赖市场而忽视政府的作用。市场力量是强大的，但它并也是不完全的，用于保证市场更有效运作的制度常常是弱的，甚至是缺失的，因此必须利用政府来提升市场产出。莱尔承认过去一些产业化政策运作效果并不好，这就成为新自由主义者否认产业政策作用的理由。但是他认为过去的政策失灵不是被动的依赖市场不足的原因，而是提升政府能力的原因。政府有必要通过加强对于产业政策的研究，提高自身制定与执行产业政策的能力，消除政策失灵对于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的负面影响。

豪斯曼等则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指出产业政策对于调节由于存在协调失灵与信息外溢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的重要意义(Hausmann，2006)。所谓协调失灵是指市场是复杂的，以至市场中每一个人的收益都是取决于市场的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如果市场自身的力量不能促使不同参与者的行为协调一致，那么政府就应该执行产业政策，引导市场主体采取某一行为，甚至替代市场以直接执行某种投资行为。信息外溢则定义为在一个社会生产一种新产品过程中的成本结构的确定。比如一个人进行一种创新行为，如果他的行为容易让其他人所模仿，那么一旦创新失败，他将承担所有的成本，而一旦创新取得成功，就会有众多的模仿者出现，从而使得其个人的收益少于社会的收益，在这种状态下，一个社会的创新行为就难以出现，那么政府就必须采取行为来限制模仿者的出现或者补贴创新者，使其收入与社会收入相吻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最终将促使受保护的产业最终处于竞争的环境中，以提升该国的国有利益，纠正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的外部效应。他们通过森林的隐喻，阐述了一个国家如何推行产业政策以实现自身的发展。他指出产业政策不能指望无所不知的政府，而必须依赖信息表达机制。通过开放的体系、自组织和透明度三个重要方面的工作提高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考虑产业政策对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也是解释产业政策有效性的重要理由。

索洛较早的从增长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产业政策对于市场失灵的纠正作用，他提出如果市场的力量自身无力使得资源快速的流向高增长产业，这就必须通过政府利用产业政策来引导资源从没落部门，快速流向新兴部门，以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波特则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析的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则应该通过产业政策来促使本国获得国家竞争优势，以实现自身的发展。波特所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使其企业或产业在一定的领域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一个国家的产业能否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取决于该国的国家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又是由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支持性产业与相关产业、公司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四组因素决定的。而政府则作为一种辅助因素，通过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来影响上述四组因素，从而建立一个拥有苛求的消费者，国内竞争，较强的供应商联系，以及好的公共设施的环境。

布兰德与斯宾塞开创性的把国际经济学纳入考虑产业政策在对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之中，他们运用博奕论作为分析工具，提出“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的概念，并指出产业政策可以在决定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充当战略性的角色。哲罗斯基和詹奎米恩提出通过与国际市场相联系，产业政策在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方面表现出重要的作用，产业政策影响着国内效率，生产率与技术改变，最终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随着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提升，产业政策也被一些学者视为促进创新行为的重要武器。泰森指出:尽管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创造财富与保持贸易平衡时作用相当，但他们在决定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能力的就业，工资，劳动技能，生产效率，研发等因素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成比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经济的正的外部效应更大，然而其所需要花费的研发投入也更高，就必须依赖于国家利用产业政策鼓励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研发投入，促进其发展。

格申克龙则认为不发达国家相较工业化国家经济上的落后，导致其必须跳跃式发展现代化，资本密集型产业，然而它们由于私人部门较弱，资本不足，所有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去动员并分配资源，这就产生了对于产业政策的需要。园山晴已提出，在现代经济中，技术的发展需要共同之处的研发投入与更长的研发投入与获取投资回报之间的时间间隔，因此，对于私人部门来说，现代研发行为的风险大大增加，因此，这就必须依赖政府在促进研发中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政府可以直接参与一些基础性的研发行为，也可以通过提供补贴的方式推动私人部门的研发行为。切卡提出可以使得企业保持市场份额，增加收益的短期的保护政策，对于那些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来说是合理的，因为若非如此，他们将没有能力保持市场份额和收益，以支撑必要的研发成本，以保证国际竞争力。

尽管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发展历程中，主张自由放任，反对产业政策理论的古典经济学派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但是正是由于看到市场失灵，以及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发展与创新活动的制约作用，从而产生了主张充分发挥产业政策作用，补充市场功能的创新经济学派与演化经济学派。正是在这些学派的指导下，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日益重视产业政策理论在其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产业政策理论也逐渐发展成为现代西方理论经济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而得到广泛的重视。

三、支持产业政策理论的事实依据

在传统的观点中，美欧等发达国家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摇篮，他们孕育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并在长期的发展中推行了自由主义思想，注重市场机制的功能，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行政干预，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自由贸易。然而，事实上，同时欧美国家也是现代产业政策思想的诞生地，而且在其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产业政策始终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张夏准(Chang，2002)分析了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历史，指出，其实在欧美国家经济发展初期，他们也是充分运用了各种产业政策对于本国的幼稚产业进行扶持，对于本国市场进行保护，通过行政手段鼓励特定产业的发展，从而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而在经济思想方面，他们却成功的扮演为经济自由主义者，鼓励广大发展中国家，摒弃产业政策工具，推行自由开放政策，他们的目的其实是在于抽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的梯子，从而维护其优势地位。

Bingham(1997)深入分析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指出其实自汉密尔顿开始，美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坚持运用多种产业政策手段，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他提出美国的产业政策在解决功能性问题，在自由贸易环境下发展美国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政策，重建美国城市，保障国防建设，以及促进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面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从事实了揭示了美国并非我们所设想的新自由主义的根据地，始终坚持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的一般观点，美国其实是综合运用产业政策的成功典范。

欧盟也是现代产业政策运用的成功典范，佩克尔曼针对整个欧盟范围内现代产业政策的框架设计与具体运用的历史透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欧盟的成立的历程以及现代欧盟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也无不显示出现代产业政策，尤其是突出教育与培训，旨在提升欧盟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能力建设政策在现代产业政策中的作用。2000年里斯本战略的提出，就从整体了确立了以后10年中，欧盟各国的产业政策发展的指导思想，明确“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富竞争力的、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体，在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远大目标。

尽管上文中，比森和温斯坦对日本产业政策对其经济的飞速增长所起到的作用表示了怀疑，但是更多的经济学家，仍然是把日本的产业政策视为促进日本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莱尔、罗德里克、张夏准等经济学家都在各自的研究中充分肯定了产业政策对于日本，乃至其它亚洲高增长国家的经济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拉美经济于上世纪末期陷入危机一度成为众多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重要证据。针对拉美的经济危机，在世界银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以美国为首的拉美国家的主要债权国的支持下，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针对拉美国家开出了一系列症治药方，也就是“华盛顿共识”。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拉美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改革:减少政府预算赤字，防止通货膨胀;实行利率自由化;统一汇率，并通过货币贬值来推动非传统贸易增长;推行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上的限制，消除非关税壁垒推行低关税;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取消各种障碍;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确保资产所有权等。然而华盛顿共识在推出之初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但对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起到预期的作用，拉美国家仍然相继陷入经济危机之中。

随着“华盛顿共识”无力挽救处于困境中的拉美国家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近年来，众多国外经济学家纷纷批判“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改革，指出尤其是自由贸易无法保证稳定的发展，而重拾产业政策武器，并研究了在拉美的经济环境下，如何构建有效的产业政策体系，以提升拉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惊奇地发展，无论是主张自由主任的古典经济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还是上世纪末创造世界经济发展奇迹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者是自由化改革后重新推行经济建设工作的拉美国家或转型经济国家，产业政策都在其经济发展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研究产业政策理论也将对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程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弥补市场调节功能的不足，推动社会创新活动发展，全面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

尽管目前在经济学领域，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是从目前而言，在“华盛顿共识”破灭之后，世界各国基本都已经认可了产业政策在现代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并将其直接体现于本国的经济建设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认可(路爱国，2006;张鹏飞等，2007)。

传统产业政策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攻击，其原因就在于其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往往更多的关注挑选赢家，限制市场范围或生产组织条件，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的方式来影响市场的作用机制，这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失灵，但却容易导致刺激不足，效率低下，寻租与腐败滋生，从而形成了政府失灵。这也成为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重要证据，从而支持了产业政策无效论。

而现代各国的产业政策设计已经不再拘泥于直接干预的手段，而更多的在经济自由化的背景下，在WTO规则许可的条件下，着眼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创新能力的增强。在现代，如知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得到强化，在大规模生产系统中，研发与营销环节，而非生产环节成为最能创造价值的环节。这一阶段，创新与研发，区域集群中的企业之间的协作这两个领域在产业政策理论以及绝大多数政治行为中的地位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能力建设已经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

同时，现代的产业政策研究也将摆脱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也更注重于促进产业部门的发展和实现企业面对竞争条件时的动态调整，比如通过创造比较优势来引导新的企业或部门的产生，实现对于现有产业的结构改变等，这也将极大的提升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新晨

从历史上来看，产业政策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可能由于过多的政府干预而影响其效率，从而诱发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但从总体来看，在知识与创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的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充分利用产业政策来加强其能力建设，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将成为其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路爱国.2006.国外产业政策研究若干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10):78-82.

张鹏飞，徐朝阳.2007.干预抑或不干预-围绕政府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J].社会经济体制比较(4):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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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HA2JOON.2002.KickingAwaytheLadder:De2velopmentStrategyinHistoricalPerspective[M].Lon2don:Anthem.

第9篇：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范文

从社会环境变迁条件的角度来看，任何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都是由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开始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变化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作出对应性的调整，最终通过政策性调整引导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指导人们的思想观念并引导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成为社会环境变迁的动力条件。从社会环境变迁的内容和过程的角度来看，社会变迁主要是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变化主要是社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的变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是基础，其决定了属于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的变化，而思想文化体制的变化才是最深刻、最彻底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都将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相关内容表现出来，换句话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也是社会环境变迁的具体内容和表现过程。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变迁的社会环境影响因素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及其政策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三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在这个大的环境系统中，三者又各自成系统，分别以不同的层次、地位和功能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政治环境

学科政策变迁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而言，所谓政治环境是指国家政治背景、执政党意志、政治体制、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等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和作用于学科政策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各种因素总和。“任何国家都会运用教育的力量，完成其政治功能，实现其社会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反映和宣传执政党意志的学科，其学科政策是对国家法定意图和执政党权威价值观的可操作性表述，政策价值目标必须与国家政治目标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国家宏观的政治环境必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想，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相关政策实现了由为阶级斗争服务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历史性转变。但是，新的历史阶段刚刚开始，由于受到“”的影响和破坏，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不仅仅面临着恢复和发展的问题，甚至还面临着舍弃的问题。

1979年5月，教育部政治理论教育司经过摸排调查，撰写了目标明确、数据翔实的《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成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基本依据。1980年5月27日至6月6日，第一机械部、全国机械工会和中国社会科学心里研究所联合召开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要成为一门科学”的问题，由此展开了“思想政治工作要科学化”的全国大讨论，最终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地位，指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的新方向。党的十二大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方针的历史高度，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成为一段时期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总纲领。1984年，教育部连续出台《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关于在高等学校举办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班的意见》等多个文件，进一步规范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建设。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高等院校师生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表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所显现，出现了校园骚乱和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一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稳定高校的局势。另一方面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建设，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力作用，为改革开放扫清思想障碍。1985年8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正式启动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改革的序幕。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硕士、博士研究生专业目录，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中增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1988年，全国有10所高等院校获准首批招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20世纪9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加强了“和平演变”的攻势，实施“西化”、“分化”，图谋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党和国家依据时局变化沉着应对，在高等教育领域展开了多层面、多角度、多途径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政策。依据2008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思想政治工作司等部门的相关文件汇编，初步统计有48份涉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

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了《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新目录的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中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点，1997年首次面向全国招收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逐渐步入国际地位迅速上升期、国内经济社会转型期、工业化加速发展期、城市化快速成长期、群众政治参与活跃期、思想文化多元碰撞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源源不断的理论创新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开辟了全新的理论空间。2000年6月，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提出了“四个如何认识”，对于面向新世纪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指导作用。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基础工程和理论创新工程，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纳入其中，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迈向更高层次。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了《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决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目前，全国共有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66个，二级学科硕士点253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更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学科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十都强调指出：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呈现出了空前繁荣发展的崭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其鲜明的政治性表明，在学科发展方向、学科内容、学科体制以及学科政策等诸方面建设，其都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党的执政意识紧密相连。“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可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的方向；实现民主，可以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的根本宗旨；健全法制，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大政方针以及良好的民主、法制环境，不仅对人的政治意识、政治热情、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具有重大的影响，也是引导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经济环境

学科政策变迁的诱导性因素经济是教育发展的基础，教育能促进经济运转，“从中短期而言，教育多在于适应经济结构变迁的需要，但是，如果从长远观点着眼，教育则能改变现有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虽然经济对教育的影响不是最深刻的，但其往往是教育政策变革的直接诱因。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的经济环境是指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内容、制定、执行和评估等系列问题的国家宏观经济体制、经济利益、经济制度、经济活动等诸因素之和。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对经济环境作出若干类别划分，但是，经济环境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投人，管理规范，而且影响到教育的方式方法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笔者主要是按照所有制性质将经济环境划分为计划经济环境和市场经济环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体制逐步从单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思想政治教育也逐步转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上来。

1982-1986年，党中央连续出台5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等，这一系列政策文件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全面展开。在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党中央明确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定地贯彻执行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密切结合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来进行的指导方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心任务，从学科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教学实践等多层面增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1980年，教育部、团中央颁发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紧密结合为“四化”培养人才来进行。1993年，中组部、、国家教委颁布的《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师生认清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和更高要求，牢固树立高等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教育师生注意克服和消除市场活动中的消极影响，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虽然还处在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对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形成和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多种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由单纯强调意识形态性转变为注重加强对大学生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法律意识以及个人的思想品质、道德修养、理想信念等的培养，增强了为市场经济发展服务功能。我国先后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若干规定》《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关于深入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意见》等政策，这些政策不但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内容，而且转变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价值取向，使学科政策价值取向在强调政治性的同时，还兼顾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不但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性、“法治”的强制性，而且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

（三）文化环境

学科政策变迁的中介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的文化环境是指影响政策制定人、政策执行人、政策对象以及政策研究人员对政策认识和理解的国家宏观文化政策、文化体制、文化氛围、文化理念以及社会心理等因素的总和。文化环境是一种“软环境”，与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硬环境”相比，其对人和社会是一种内在的、深层的、持久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文化形态的存在，这种存在涵养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因此，“文化的流变亦对动态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互动，并且文化的流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制约具有决定意义”，而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必须采取积极的有效应对策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的变迁就是应对的显性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文化各项事业繁荣发展，既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提供了丰富内容，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发展创造了动态的良好的文化环境。党和国家通过系列政策措施，推进文化教育大发展，“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高校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科技文化创新的坚强阵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社会文化进步相互交融。

1985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同年5月，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真正开启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教育文化体制改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开展，邓小平对的“两用”文化思想进行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发展，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两为”思想，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1993年，国家教委颁发了《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办学的意见》，在专业培养要求中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文化思想，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的学生要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科学的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200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符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断提高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思想开始逐步形成，并通过“三进”方式，指导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党的十六大从国家的宏观层面完成了文化事业体制改革理论的创新，进行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分类，更重要的是，以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思想。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党的十则进一步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