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发生的基本原理精选(九篇)

第1篇：疾病发生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 蒙医 诊治 临床意义

蒙医千百年来以治本而著名于世，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一个好的医生在诊治疾病时必须掌握好诊治十要素，否则达不到辨证施治、标本兼治的目的。掌握好诊治十要素才能根据疾病的性质、病程、病势不仅能够合理、准确使用各种治疗方法而且对疾病的变化有积极的反应，随时调整治疗原则及治疗方法，从而达到根治疾病的目的。过去很多书中谈及十要素时只认为辨别疾病性质而提出来的十项要素。目前由于整体论的提出，诊治十要素临床应用范围非常广泛，所以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整理、改进，为蒙医临床医疗的提高做为理论依据。

何为诊治十要素，对此蒙文版《四部医典》记载“必须通过内因、外缘、部位、时间、本质、年龄、住址、昼夜、习惯饮食、尿液等十项要素无误认清疾病的性质”，在当今权威性著作《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蒙医学》中称之为诊断疾病的十大要素，并指出“十大要素是诊断一切疾病性质时必须遵循的重要依据，其内容是诱发疾病的外缘、主要症状、病变部位、发病季节、病人体征、病人本性、病人年龄、生活习惯、病人体质、病变程度等”，并且该书的鉴别病势进行治疗原则的条目中指出“病变在七素三秽哪一个，病变在哪个脏腑器官、病人属何种本性、病人的热能（火性）程度、病人体质如何、病人年龄、病人生活习惯、病人住所、发病季节、所患病之内因等十要素是鉴别一切疾病的性质、针对疾病性质合理使用治疗方法的重要因素”，蒙医高等院校本科教材《蒙医诊断学》和《蒙医治疗原则和方法》与《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蒙医学》中所说的一致。著名医学专家苏荣扎布教授把这两种十要素称为“诊断疾病时必须遵循双十要素”。不论哪一种理论都应在临床工作中有指导意义，否则只能成为空谈理论没有意义。从这一观点出发研究诊断十要素，让他真正为临床服务。从上述两种十要素的各项中很多是相同。只不过是临床意义不同而已。一为诊断意义上讲的，另一为治疗意义上讲的。所以把这双十要素合二为一，称为诊治十要素，其内容应是自然情况、起病情况、内因外缘、症状体征、发病时间、病变部位、病人素质、病变过程、生活习惯、生活环境等十项。这样才能包括病人的全部资料，对诊断、治疗疾病时才成为可靠保证。

诊治十要素在临床医疗工作中具有指导意义，也是整体论的主要组成部分，著名蒙医学家苏荣扎教授曾指出“必须遵循的双十要素是诊断疾病、制定治疗原则和方法以及使之与临床医疗相结合使用各种治疗手段在整体论的实际贯彻的表现。首先诊断疾病时要通过三诊所获得的各种资料用诊断十要素进行辨别分析、然后用鉴别病势的十要素的要求进行逐项分析辨别出疾病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治疗原则和方法，这就是能否针对疾病的性质、病程、变化、部位合理准确使用治疗方法的关键所在”，这就是对诊治十要素临床意义的高度概括。诊治十要素的主要临床意义有以下几点：

一、对于辨清疾病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蒙医学》分卷中记载“诊查一切疾病时以十要素为基础，把疾病的实际情况全面辨证分析、判断出六个基本病症的哪个占多，然后归纳为寒性、热性两种”，这就是说按照诊治十要素的要求逐项分析病人的全部情况后辨认出六基症的哪个（单纯病）或哪几个（合并病或聚合病）。而后才能诊断出寒性病或热性病。一般认为础斯希日是热性，巴达干赫依是寒性，浩日亥希日勿苏是中性。但实际临床工作中很多疾病非常复杂而且大多都有并发症或有继发症。而且在临床医疗中必须辨清疾病的性质是对医生的最基本要求，也是治本的需要，所以必须按照诊治十要素认真分析病情、辨别其真伪，明确诊断出疾病的性质才有把握施治过程。尤其是很多病人或在大地方诊治或在当地诊治较长时间无效后来就诊，这样病人的病情复杂性可想而知，如果只针对其症状进行治疗的话可能出寒症凉治，热症温治的现象，这不仅违背了寒证温治、热证凉治的最基本的治疗原则而且延误病情甚至危机生命。因为“外象虽显热象而内含（性质）则属于寒、内含属于热而外象却寒症”的疾病很多之故。这就是需要医生的理论水平，也包括掌握诊治十要素的水平。

二、对掌握病势的轻重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蒙医学》分卷中指出“诊断十要素的7～8项出现就判断为大病（重病），5～6项出现就判断为中病，3～4项出现就认为小病（轻病）”，这就是说十要素之多项吻合某一病的性质就这病是重病。在临床医疗中掌握病势的轻重程度是很重要，在治疗原则中有一条原则是针对病势的治则，其主要内容是防止病势甚强的寒症深伏于内而加大“四火”之力，为防止病势强盛的热症越过极限加大“四水”之力。病势较弱时首先调理饮食起居，其次用药物治疗、最后施以外治，此法乃犹如攀登台阶、步步向上、视病情变化、采取缓峻相结合治疗的方法。所以在临床医疗中必须判明病势的轻重程度，把握治疗原则和方法。在临床工作中经常遇见症状很重，但病势较轻，症状很轻而病势较重的疾病，这时如果不按照十要素之要求去分析病情，只按症状进行治疗的话不会达到治愈的目的，甚至延误病情危机人的生命。

三、对随时掌握病情变化和预测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一般是病变规律有12种，也就是赫依愈前转变希日或巴达干、愈后转变希日或巴达干，巴达干愈前转变赫依或希日，愈后转变赫依或希日，希日愈前转变赫依或巴达干、愈后转变赫依或巴达干等12种变化。一般认为单纯病变化不大，预后良好，合并病或聚合病变化多样，预后不好，疾病的变化与十要素的各项都有直接关系，所以用十要素逐项分析才能判断出疾病发展方向和变化倾向，随时掌握在临床医疗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变化。能合理、准确、灵活应用各种治疗方法，使病情往好的方向发展。

第2篇：疾病发生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痢疾；感染特点；病原特性；疾病监测点

痢疾在临床上是发病率较高的急性肠道传染性疾病，主要临床表现为突发性腹痛、腹泻、血便、脓便等，多发于3岁-7岁的儿童，且农村发病率高于城市发病率[1]。痢疾杆菌属于志贺氏菌属，而根据其菌体抗原的不同又可分为福氏菌、志贺氏菌、宋内氏菌以及鲍氏菌四种群。痢疾的发病以夏季与秋季最高，其感染与传播特点与痢疾杆菌的病原特性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就本镇5个疾病监测点分离得到的痢疾杆菌菌株的病原特性进行分析与探讨，并由痢疾的感染特点进行归纳总结，为临床合理用药与痢疾的防控提供科学依据，具体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10年10月至2012年10月期间本镇5个疾病监测点分离获得的志贺氏痢疾杆菌菌株，采用SS培养基、麦康凯选择性培养基对菌株进行分离，而克氏双糖培养基则用于血清分型的鉴定。本文所选取的诊断血清均为北京中国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诊断血清，批号为2000.6.培养基为成品，均为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生产。

1.2研究方法对本文的痢疾杆菌菌株采用常规生化鉴定以确定菌株的属性，并使用单价与多价诊断血清进行凝集分型实验以了解菌株的血清分型。使用K-B法对菌株对于抗菌素药物的敏感性进行检测，本文研究的抗菌素药物包括多粘霉素B、丁胺卡那霉素、头孢他定、头孢唑林、庆大霉素、氯霉素、SMZ、环丙沙星、四环素[2]。对痢疾患者的发病年龄分布、性别分布、地区分布进行归纳与总结[3]。

2结果

2.1痢疾感染特点本文分离的痢疾杆菌菌株均来自于急诊科痢疾患者，其中0-9岁的患者数量居多，10-69岁的患者数量较少，70岁及以上的患者更少。对比不同年龄段的发病率可得，以婴幼儿的发病率最高，本文认为其原因在于婴幼儿的胃肠道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且自身免疫力较差，因此较易感染痢疾杆菌。本文患者中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的比例基本为1：1，说明痢疾杆菌感染人群与性别无直接或间接联系。本文选取的患者绝大多数居住在乡镇，其原因在于农村对于痢疾的预防与控制的宣传力度较差，因此偏远地区的居民更易感染痢疾杆菌。

2.2生化鉴定与血清分型对本文选取的痢疾杆菌菌株进行生化检验可得，所有菌株均为靛基质阴性，且不能利用尿素与5%乳糖，但能够利用葡萄糖。甘糖醇阳性率较高，甘油阳性率、西蒙氏柠檬酸盐阳性率、棉籽糖阳性率相对较低。对菌株的血清分型进行试验可得，本文所有菌株均为福氏志贺氏痢疾杆菌。

2.3药敏性对本文菌株进行药敏试验可得，菌株对头孢唑林、多粘菌素B以及丁胺卡那霉素十分敏感；而对于头孢他啶、环丙沙星与庆大霉素的敏感率尚可；对于氯霉素的耐药性较强，对四环素与SMZ的耐药性非常强。

3小结

痢疾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传染性疾病，主要表现为消化道感染，包括腹泻、发烧、脓便、血便等，多发于婴幼儿，身体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亦较易感染痢疾[4]。痢疾是由痢疾杆菌造成的疾病，痢疾杆菌属于志贺菌属[5]。对痢疾的感染特点进行总结，并研究痢疾杆菌的病原特性能够有助于痢疾的预防与治疗。痢疾的治疗多以抗生素为主，如庆大霉素、氟哌酸、黄连素等均为常用的治疗痢疾的有效药物。但在选取抗生素进行治疗时，应尽量选取痢疾杆菌敏感的抗生素，以避免疗效不佳而耽误患者的最佳治疗时间。

根据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本文选取的5个疾病监测点获得的痢疾杆菌菌株来自于痢疾患者。患者中婴幼儿所占比例最高，说明痢疾的发病与年龄具有一定的联系，婴幼儿胃肠道系统发育不完全，免疫功能较低，因此更易感染痢疾杆菌。而男性发病率与女性发病率无显著性差异，偏远地区发病率明显高于县城发病率，说明痢疾的防治在农村，特别是偏远农村的宣传力度仍然不够，导致农村人群对于痢疾无预防意识，再感染痢疾后亦无及时治疗与处理的意思。通过对本文菌株进行生化检测、药敏性检测、血清分型后可得，由于大部分地区对于四环素、SMZ、氯霉素的使用率较高，导致痢疾杆菌对于此类药物的耐药性增加，因此本文建议在对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医生应首先考虑使用头孢唑林、环丙沙星等药物，而避免使用SMZ、氯霉素与四环素等药物。

综上所述，对痢疾的感染特点与病原特性研究进行分析，能够使医疗单位明确痢疾的防控措施的选择，并有利于流行病学的研究、疫苗的开发与研制，并能对农村痢疾防治的宣传提供重要指导价值。

参考文献

[1]张锦，夏胜利，马宏，等.河南省痢疾感染特点及病原特性研究[J].中国卫生检验杂志，2004，1（1）：101-103.

[2]谭冬梅，李翠云，权怡，等.广西细菌性痢疾病原特征和药物敏感性研究[J].中国卫生检验杂志，2005，9（1）：224-225.

[3]丁水军，孙永祥，汪皓秋，等.福氏志贺菌4c亚型的分子生物学特征分析[J].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学杂志，2008，5（1）：96-97.

第3篇：疾病发生的基本原理范文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重点干预、广泛覆盖、依法管理的原则，充分发挥多部门职能作用，全面加强精神疾病医疗救治能力建设，提高综合服务管理水平，减少重性精神病人肇事肇祸行为的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工作目标

（一）建立县、乡、村三级精神疾病防治服务网络。

（二）县、乡两级精神卫生机构建设得到加强，医疗服务水平明显提高。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有效管理治疗率年达到60%，年达到80%。

（三）开展精神疾病社区康复服务的乡镇（社区）年达到70%，年达到85%；精神疾病患者接受康复服务的比例年达到60%，年达到80%。

（四）将重性精神病人全部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规范化管理，建立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健康档案，年达到60%，年达到80%。

（五）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指导、心理行为问题预防和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能力显著提高。居民获得心理健康指导的比例年达到80%。

三、工作内容

（一）建立以精神卫生专业机构为主体，综合医院为辅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依托的精神疾病防治服务网络

1、在县医院开设精神病专科门诊，并设立康复病区。主要负责一般精神疾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工作。

2、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公共卫生科，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指定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负责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建立健康档案，定期开展精神疾病患者随访评估和健康体检，实施精神疾病患者分类干预及宣传教育工作。

（二）加强精神卫生工作队伍建设和培养

1、在县医院精神病专科门诊配备3-6名精神心理疾病专科医师。

2、逐级组织开展精神疾病治疗专业人员知识和技能培训，鼓励在岗精神疾病治疗专业人员参加继续医学教育，重点提高基层医护人员在精神心理疾病预防、筛查、评估、诊治、康复等方面的专业水平。

（三）规范开展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服务项目

1、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在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纳入管理的时候，记录家属提供来自原承担治疗任务的专业医疗机构的疾病诊疗相关信息，为患者进行一次全面评估，为其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2、定期随访。对于纳入健康管理的患者，通过预约患者到门诊就诊、电话追踪和家庭访视等方式，每年至少随访4次。根据患者病情的控制情况，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和生活技能训练等方面的康复指导，对家属提供心理支持和帮助。

3、健康体检。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每年至少进行1次健康检查，可与随访相结合。内容包括血压、体重、空腹血糖，一般体格检查和视力、听力、活动能力的一般检查。有条件的可增加血常规、尿常规、大便潜血、血脂、眼底、心电图、B超等检查。

4、分类干预。

（1）对病情稳定（精神症状基本消失，自知力基本恢复，社会功能处于一般或良好，无严重药物不良反应，躯体疾病稳定）的患者，若无其他异常，继续执行上级医院制定的治疗方案，3个月时随访。

（2）对病情基本稳定（精神症状、自知力、社会功能状况至少有一方面较差，处于“病情不稳定”和“病情稳定”之间）的患者，若无其他异常，医生可在现用药物基础上在规定剂量范围内调整剂量，必要时与患者原主管医生取得联系。调整过一次剂量后，可连续观察4～6周，若患者症状稳定或虽然症状明显但比上次已有好转，可维持目前治疗方案，3个月时随访；若仍无效果，转诊到上级医院，2周内随访转诊结果。若同时伴有躯体症状恶化或药物不良反应，要查找原因对症治疗，2周时随访，观察治疗效果。若有必要，转诊到上级医院，2周内随访转诊情况。

（3）对病情不稳定（精神症状明显，自知力缺乏，社会功能较差，有影响社会或家庭的行为，有严重药物不良反应或躯体疾病）的患者，建议转诊到上级医院，2周内随访转诊情况。

（四）组织开展心理咨询服务与宣传教育

组织精神疾病防治专业人员编制影音、图片、文字等形式的宣传资料，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文艺活动等多种途径开展精神心理疾病宣传教育。定期组织专家深入社区、乡村、学校等开展精神心理卫生知识宣讲普及活动，预防精神心理疾病发生。

四、主要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精神疾病患者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有关工作的组织、协调和重大事项的决策与部署等。

（二）明确职责分工

卫生部门

1、卫生行政部门

负责建立和完善精神疾病防治服务网络，制订精神疾病防治工作计划与方案，组织成立精神疾病防治专家组，组织开展精神疾病管理服务监督检查。

2、专业医疗卫生机构

（1）县精神疾病专科治疗机构

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诊疗服务，向精神疾病防治机构提供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信息，承担辖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应急医疗处置任务。

（2）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责

在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下，组织开展精神疾病防治服务管理和心理卫生教育工作。

3、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负责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定期随访、信息收集与报告，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建立健康档案，提供患者服药及家庭护理指导，开展精神疾病防治知识健康教育工作。

财政部门

负责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落实相关财政补助政策并安排有关经费。

民政部门

对符合民政部门医疗救助条件的人员，及时予以救助。

发展改革部门

负责将精神疾病防治纳入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根据国家投资计划，安排精神卫生建设项目。

人社部门

根据实际情况，将重性精神疾病纳入慢性病管理范围，按规定报销药品费用，保障病人门诊和住院治疗。

第4篇：疾病发生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城乡居民大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比较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3-0157-03

为了给人民群众罹患重大疾病提供风险保障，1995年，我国引入商业重大疾病保险（以下简称“重疾险”）。经过20年发展，该险种现已成为人身保险市场上重要的保障型产品。相对于重疾险而言，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以下简称“大病保险”）的发展历史则要短得多。2012年，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正式实施推广。商业重疾险与大病保险同属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均具有保障大病的功能，但二者在许多方面又存在明显差异。比较二者的异同，不仅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加强对重疾险及大病保险的认识，更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优化二者的功效，发挥二者的优势，为完善我国大病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建言献策。

一、大病保险与重疾险发展现状分析

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参加社会基本医保的人数已超过 13 亿，覆盖率已超过95%，基本实现了全覆盖。2011年，新农合的实际补偿比例为 49.20%，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则为52.28%。虽然基本医保有效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城乡居民患大病后需自负费用依然较重，仍存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大病医疗保障是全民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一块短板。早在 2005 年《关于完善保险业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中已肯定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初探的重要意义。商业保险机构承办政府主导的补充医保的做法，为大病保险制度的建立做了很好的前期探索，其中“湛江模式”和“太仓模式”成为了大病保险的基本模式[1]。因此，2012 年8月24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卫生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保监会六部委联合下发《意见》，大病保险工作全面启动。经过近三年的探路，据保监会披露的数据，截至2014年末，所有省份均已开展大病保险试点，覆盖13.25亿人，其中10个省份已全面推开;共有13家保险公司在全国27个省（区、市）392个统筹地区开展业务。同时，第三方评估结果显示，大病患者实际报销比例平均提高10―15个百分点[2]。然而，因政府责任缺失、认识片面、职能转换不到位等原因，大多数保险公司仍挣扎于亏损的泥潭之中。

与前者相比，重疾险的发展较久远，其诞生可追溯到一位南非的外科医生马里优斯-巴纳德的思考：虽然众多重大疾病可治愈，但治愈疾病所需医疗费却使患者及其家庭在经济上无力以对，进而无法维持后续的康复治疗。因此，他与南非的一家保险公司合作开发了重疾险。它是指当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罹患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时给付保险金的健康保险。其主要是为病情重、病程长、治疗费用高的疾病提供费用保障，保障范围最初只覆盖7种重大疾病。随着保险业的发展，所涵盖的病种已扩至四十多种，保障功能日趋完善，保险金额和保障程度也大幅提升。2007年初，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医师行业协会共同制定《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以下简称《规范》），首次统一了大病的定义。2013年，重疾险保费收入572亿元，同比增长21.1%，占健康保险总保费的50.9%，我国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重疾险市场[3]。然而，重疾险还存在保单的设计不规范、理赔的标准规定不合理等问题;同时，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重疾险产品的开发几乎处于空白，亟需完善以商业重疾险为重心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建设。

二、大病保险与重疾险比较分析

大病保险和重疾险虽然均为大病医保，但二者同时也存在许多明显的差异。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本质属性不同

大病保险资金主要来源于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农合的基金结余，决定了其仍属基本医保的一部分，并作为提升基本医保保障水平的一项制度安排。在保障方面，以合规医疗费用界定补偿范围，涵盖“三个目录”内和外的费用，起到了补充医保的作用。可见，其制度属性应介于基本医保和补充医保之间。再者，基于制度是以解决城乡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为出发点，以化解灾难性家庭医疗经济风险为目标，凸显出制度的公益性，理应属于社会医疗保险的范畴。根据公共产品理论，社会医疗保险完全符合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但在非竞争性方面表现并不充分，因每增一个消费者，政府投入会相应增加，边际成本随消费者变化而变化，并不为零。从而，其产品属性为“准公共产品”[4]。此外，大病保险属于补偿型产品，即针对参保人员因患大病治疗后产生的高额医疗费用给予一定比例的报销。

与前者相比，首先，重疾险是商业保险公司根据市场需求以及为了弥补社会医疗保障的不足自主开发的商业保险产品，其制度属性应为补充医保。其次，重疾险处于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补充层，满足的是基本医保以外多样化的保障需求，其产品属性应为私人产品。再者，重疾险多为给付型产品，即对于合同约定的重疾发生后一次性给予保险金。

（二）对大病的界定不同

目前，学术界主要从医学和经济学两种角度对“大病”进行界定。不同的界定方式决定了其保障内容不同。大病保险有两种界定大病的方式：一是以医疗费用界定，二是以疾病病种界定。学术界多认同前者，因为伴随疾病谱的变化，慢病增多，治疗周期长且治疗过程花费巨大，以医疗费用界定大病，慢病患者能获益。《意见》中对于“大病”的界定借鉴了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定义，即：一个家庭的强制性医疗支出占家庭支付能力的比重等于或超过40%。其中，家庭支付能力指除去维持生存需要（食品支出）之外的有效收入。按照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纯收入）、食品消费支出等数据测算，城乡居民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纯收入）基本相当，超过这个标准，即可能出现因病致贫、返贫问题。多数试点地区也是依据此标准确定具体的保障内容和保障水平。大病保险除可提供费用补偿保障外，也可按照特定的疾病病种提供保障，丰富了保障形式，具有灵活性。

然而，重疾险仅以疾病病种界定大病，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所保障的重大疾病的名称和定义，这使得医生诊疗、保险从业人员核保和理赔等实际操作更具规范性和统一性，具有良好的操作性。《规范》中列出了25种重大疾病病种作为参考，并采用医学指标对每种疾病的严重程度进行规范，制定了相应的标准。通过这些医学指标可准确认识每种疾病的严重程度，以此来判断是否属于合同载明的大病。其中，有6种核心疾病是必须承保的，即急性心肌梗塞、恶性肿瘤、脑中风及后遗症、重大器官移植手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冠状动脉搭桥术、终末期肾病，另外还有19种疾病可供选择。保险公司可在重疾险产品中增加《规范》范围以外的其他疾病种类，并自行制定相关定义。

（三）筹资机制不同

大病保险资金主要源于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基金中划出的一定比例或额度，参保人无需额外缴费。综合考虑各地医保筹资能力、患大病发生医疗费用情况、基本医保保障水平等因素并采用精算方法确定人均筹资额。按筹资金额固定与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固定标准，确定具体金额。总体来看，大多数地区的筹资水平均超过15元。青海、吉林两省筹资水平较高，达到人均50元以上。另一类则是浮动标准，与基本医保挂钩，即按照当年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的5%左右确定大病保险筹资标准[5]。多数地区采取市（地）级统筹，少数地区采取县（区）级统筹，青海、、甘肃、吉林四省则率先实行省级统筹。

重疾险的保费均由投保人或单位缴纳，保险公司将严格按精算方法制定产品价格。投保人可根据自身的收入状况、健康风险大小等因素选择不同的重疾险产品。不同险企开发的重疾险产品针对不同年龄、性别的投保者定价一般不同。以某款保障型重疾险为例，25岁女性购买20万元保额，年缴费6 400元;若35岁女性购买同种产品，需年缴费7 000元。商业保险机构采取的垂直管理模式，间接地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统筹。

（四）运行机制不同

大病保险采取的是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服务的承办方式进行。顾名思义，大病保险的政策制定、业务开展、资金筹集以及保险机构招标等工作的开展，均需要政府主导、组织协调、监督指导，保险公司只负责提供专业化的运营、承保、理赔、健康管理等服务。对于不同保障形式的大病保险项目，商业保险机构需要匹配不同的服务制度和服务流程。而由商业保险机构自主开发的重疾险产品，其保费收取、赔付和基金投资运营等方面，除保监会和保监局负责日常监管外，政府一般不直接参与管理，完全由保险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独立运作，自负盈亏。

（五）保障内容不同

1.保障对象。大病保险是在基本医保补偿后对大病患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给予进一步保障的制度性安排，因此，凡是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农合的人员均为其保障对象，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重疾险则遵循自愿投保原则，凡是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符合保险公司相关规定并愿意履行合同条款约定的内容时均可投保，其保障对象为自然人。

2.保障范围。大病保险主要在参保（合）人患大病发生高额医疗费的情况下，对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补偿后需自负的合规医疗费再支付一定比例。高额医疗费的界定是以个人年度累计负担的合规医疗费超过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纯收入）为判定标准，具体金额由地方政府确定。合规医疗费是指在遵循基本医保目录规定的框架内实际发生的、合理的医疗费。大多省市依据当地患大病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进行保障，适当突破“三个目录”的界限;少数省份从个人负担较重的疾病病种起步开展大病保险。其实大病保险的保障范围与城镇居民基本医保、新农合几乎无异，仅是费用高低和补偿先后的差别。而重疾险保障的是合同中约定的疾病，一旦被保险人经诊断患有上述疾病，保险公司将会按照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一次性给付保险金。

3.保障水平。政策要求大病保险的实际支付比例不低于50%;按医疗费高低分段制定支付比例，医疗费越高支付比例越高。大多省市为使政策可操作，都明确规定了支付水平和报销比例。随着筹资、管理和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将逐步提高大病报销比例，最大限度地减轻个人医疗费用负担。鉴于人均重大疾病医疗支出已超过10万元，所以重疾险的保额一般在10万以上。此外，重疾险属于定额给付型险种，根据保险基本原理，重疾险可重复投保。换句话说，投保人可在一家或多家保险公司购买多份重疾险，从而获得多重保障。

三、讨论与建议

卫计委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重大疾病医疗支出已超过10万元，恶性肿瘤平均治疗费用达到15万元。有专家也指出，重疾发病率较高，人的一生罹患重疾比例达72.18%。而在肿瘤专科医院，自费药的比例甚至高达90%。因此，大病费用保障缺口较大[6]。我国的重特大疾病保障一直依靠于基本医保大病统筹和医疗救助制度。而商业重疾险往往与社会医疗保障分立发展，在重大疾病的保障上政府和市场没有联系或联系不紧密。大病保险采取向保险公司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培育了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能力。从而，大病保险兼具提高重特大疾病保障水平和发展商业保险两大政策目标[7]。

目前大病保险的筹资标准偏低，最高筹资额为60元/人/年，与日益增长的大病费用相比保障水平仍不足。又因大病保险筹资渠道单一，出现了低筹资与期望高保障的尴尬局面。另外，大病保险的保障起点是“家庭负担的医疗费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40%以上”，自负费用的高低并非唯一影响因素，还需考虑家庭可支配收入。对于贫困线下的家庭，自负费用不高也有发生疾病经济风险的可能性;而对于一些自负费用高但富裕的家庭来说，费用不高到一定程度也未必能发生疾病经济风险。大病保险受三个目录和政策规定的限制，报销比例相对有限。而重疾险不受任何限制。重疾险可提供一般大病保险无法补偿的费用，如使用特殊药物、特殊医疗器材、特殊护理服务等所产生的高额医疗费。此外，重疾险多为给付型的产品，而大病保险作为医疗费用报销型险种，从而可避开大病保险的冲击。就费用报销而言，两者并不矛盾。大病保险是对参保人先行垫付的医疗费用中的合规部分进行报销，而重疾险则是在投保人确诊罹患保险合同条款约定的重大疾病后，从保险公司一次性获得保险赔偿金[8]。从而，参保人获得了双重保障，确保参保人既不会陷入看不起病的困境，也不会因花费高额治疗费用后一贫如洗。重大疾病除了花费直接的医疗费用外，还会引发护理费、营养费、恢复费用、后续治疗费用等巨额开支以及长时期的收入损失。与大病保险仅局限于医疗费用补偿相比，重疾险的保障范围更广，甚至包含了对意外风险导致的经济损失的保障，二者在保障水平可相互叠加，为参保人员提供更深层次的保障。

由此可见，大病保险与重疾险在保障功能、保障原则、保障范围等方面具有互补性。在我国现行医疗保障体制下，城乡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单纯依靠大病保险未必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在推广大病保险的同时有必要使重疾险参与其中。大病保险与重疾险同属于大病医保范畴，且均由保险公司经办，在具体业务经办过程中可相互借鉴。具体为，以兼顾公平与效益为出发点，以确保参保群众最大利益为目标，实现大病保险与重疾险的相互补充、共同发展，共筑大病医疗保障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 陈文辉.我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发展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51.

[2] 李欢.所有省份已制定大病保险实施方案，北京等全面推开[EB/OL].中国新闻网，2014-12-10.

[3] 冯鹏程.重疾险产品的现状及展望[J].中国医疗保险，2014，（62）：62-65.

[4] 吴海波.社会医疗保险管办分离：理论依据、制度框架与路径选择[J].保险研究，2014，（1）：108-113.

[5] 王琬.大病保险筹资机制与保障政策探讨――基于全国25省《大病保险实施方案》的比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4，（3）：16-22.

[6] 聂国春.大病医保升级VS商业重疾险[N].中国消费者报，2012-10-15.

第5篇：疾病发生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 计划生育网络；传染性疾病；防控

DOI：10.14163/ki.11-5547/r.2015.23.210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人口数量的变化带来了传染性疾病数量的快速增长， 如非典型性肺炎、甲型流感、禽流感等，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重大影响， 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传染性疾病与非传染性疾病不同， 其发病原因多， 防控效果差， 影响范围大， 单纯地依靠医疗手段无法很好地起到控制的目的。计划生育网络的构建可有效的帮助疾病控制公共卫生体系进行传染性疾病的防控， 通过宣传、统计、控制的方法来提升防控的效率， 同时能降低防控成本， 是目前最重要的防控手段[1]。相对于传统的防控手段来讲， 使用计划生育网络的可调控性和可塑性更强。本文考虑到这一背景， 对人口数量变化带来的传染性疾病的特点以及计划生育网络构建的实施方法和效果进行分析， 从而探讨计划生育网络的防控作用， 降低传染性疾病的发生率。

1 我国人口变化和人口健康

人口的变化显而易见会引起人口健康的变化。人口数量的增多， 或者人口结构改变， 都会带来很多方面的问题， 比如环境污染、粮食短缺、贫困加重等， 也会导致人口健康状况的下降， 其中对人口死亡水平、年龄结构和人口流动频率的影响最为重要。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全国总人口13.7亿人， 其中大陆人口13.4亿人， 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十年共增加7.3千万人， 增长5.84%。城镇人口增加2.1亿人， 比重上升13.46%；0～14岁人口比重下降6.29%， 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1.91%；平均家庭户人口为3.10人， 比第五次普查的3.44人减少了0.34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5.4千万人， 同2000年相比， 文盲人口减少3.0千万人， 文盲率下降2.64%；流动人口增长81.03%。

这些人口的变化必然带来了人口健康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口健康关注的是总人口的健康结局， 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现在， 我国的健康模式为非传染性疾病不断升高， 传染性疾病并未减弱。而目前的传染性疾病有了新的特点， 其控制和治疗情况都与之前不同。在传染性疾病的防控中研究人口健康问题， 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人口变化中传染性疾病的新特点

人口数量的变化， 给传染性疾病带来了新的特点， 只有对这些特点有深刻的认识， 才能找到合适的防控方法。具体特点如下。

2. 1 发病率降低 近年来全国传染性疾病的发生率有所下降， 但是曾出现过两次大的高峰期和下降期。第1次高峰期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 第2次高峰期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90年代后， 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呈现平稳状态。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因为一些农村偏远地区受到条件限制， 监测和上报情况可能会出现不详实和漏报等情况， 而一些大城市， 传染病发生率的统计数据也有所缺陷。例如深圳等， 对于流动人口传染性疾病的管理有许多缺陷， 一旦发现传染病， 则遣返回居住地， 可以推断， 常住人口的传染病发病率统计结果往往低于暂住人口。以疟疾为例， 暂住人口不发病时可以正常工作， 一旦发病则难以回到原住地， 所以统计出的结果是暂住人口发病率较常住人口高。所以， 不同病种的发病率统计数据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2. 2 发病原因复杂 目前来看， 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原因较为复杂， 建国初期， 受到生存条件的影响发生很多传染性疾病， 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经济条件水平大有提高， 医疗卫生条件也得到很大改善， 在这样的条件下， 传染性疾病的发生不仅有原有的原因， 还增加了新的发病原因， 与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动密切相关。

2. 3 发病范围广 根据有关数据， 全球艾滋病患者数量达到7千万人， 而我国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是在1981年[2]， 短短几十年已经达到了90万人， 发病的范围分布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 农村高于城市， 青壮年发病率较高。近年来， 我国成年人的感染率占0.1%以下， 看上去流行趋势不高， 但是我国本身人口基数大， 所以艾滋病流行的危险因素还不能消除。并且， 据推测， 我国艾滋病的发展正在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 而艾滋病的传播不是简单的生物-医学模式， 而是复杂的社会-医学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 感染者自身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其家人、周边环境等都受到严重的影响。

2. 4 防控难度大 由于人口流动频繁， 使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速度非常快， 一旦发病， 就容易出现大规模的扩撒现象。以结核病为例， 结核病是一个呼吸道疾病， 在居住密度大、人员流动频繁、空气质量差的地方传播迅速。在90年代末， 我国曾对结核病防治进行了有效的控制， 但是由于人口流动频繁， 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没有明显的下降， 反而有回升趋势。再以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为例， 最初在广东省发现非典病例， 短时间内就扩散到全国范围。若不是严格对传染源、传播途径进行隔离阻断， 疫情有可能扩大至世界范围。同时， 近年来暴露出来的免疫屏障薄弱的问题也引起关注。以前农村人口基本生活在农村， 与传染性疾病的病原体接触少， 感染率低， 而现在， 随着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 与病原体接触后又返回家乡， 将传染性疾病带入到农村环境， 引起该环境下传染性疾病的小规模爆发。由此可见传染性疾病一旦发生， 控制难度就比较大， 因此在传染性疾病发现的初期进行有效的防控意义重大。

3 计划生育网络对传染性疾病防控的可行性分析

当前， 人口流动性大， 而登记系统不完善， 传染性疾病发生后， 其发生规模和传播速度并不能被准确记录， 因此想将传染性疾病控制在医院-患者之间来确定阻断机制可谓是难中之难。一般来说， 由于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途径多样化， 传播方向多元化， 导致传染性疾病的隐性发生率较难估计， 在传染性疾病被常规登记后很长一段时间才会表现出来。因此通常情况下， 传染性疾病的发生率总是高于对这个疾病的判断。想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完善我国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监测各种公共事件， 另一方面服务于社会公共事业， 从而达到防控的目的。但是， 这样一个系统的建立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 其花费的时间和金额都是巨大的。因此， 如果利用当前的部门功能网络， 调整到全社会范围， 来进行传染性疾病的防控， 其可行性更高。其中计划生育网络就是可以利用的重要措施。

我国的计划生育网络现已遍及所有的县镇， 其服务项目有技术人员培训和技术指导、优生优育咨询、节育技术推广等， 在完成这些功能的同时， 可以合理调整其服务范围， 使其在传染性疾病的防控上进行管理。例如在给妇科患者进行手术前， 需要做“传染病四项”的检查， 即乙肝、丙肝、梅毒和人免疫缺陷病毒， 并且需要记录原始数据， 建立健全的登记统计工作， 并定期上报自查。这样做使得传染性疾病的登记达到100%， 并能严格掌握传染性疾病的报告时间。

计划生育网络和现有的传染病防控系统相比具有明显优势。例如， 村医站在传染病防治的第一线上， 但是村医对疫情的处理能力有限， 相比之下， 计划生育网络系统的工作人员是村干部， 村干部对本地情况的了解程度更深， 并且领导力和号召力都比较强， 因此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应对传染病[3]。

早在30年前， 国家财政就为计划生育网络的建设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使得这个网络已经有了一定规模， 计划生育工作越做越好。现在使用计划生育网络防控传染性疾病， 可谓是最经济和可靠的。正如前文所描述的， 我国现在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 90%以上的患者出现传染性疾病的症状后， 首次就诊都选择基层医疗机构， 如乡镇卫生所、村卫生所等[4]， 传染性疾病的防控系统需要以基层医疗机构为单位， 如果真要建设这样一个网络， 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象。另外， 我国仍处在发展时期， 各方面建设都需要资金支持， 传染性疾病的防控如果能节省成本， 则对我国的发展大有益处。而我国计划生育网络的建设已经打好了基础， 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现在只需要稍微调整， 将部门网络功能拓宽到社会公共管理事务平台上， 再稍做改进， 就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4 小结

目前来看， 传染性疾病的防控， 不能仅依靠现有的医疗手段来进行， 必须综合各管理体系， 充分了解传染性疾病发生的特点， 找到传染病发生的原因和源头， 跟踪感染者的流动情况， 从而达到有效防控的目的。计划生育网络的构建， 尽管投入小， 仅仅需要将现有的操作平台中的部门网络功能， 推广到社会公共事务即可， 但是对传染性疾病的防控效果显而易见， 是传染性疾病防控的有效手段。

根据本文的分析， 国家传染性疾病防控中心应该合理使用计划生育网络， 对我国人口变化情况以及流动人口分布情况做好统计工作， 如果出现传染性疾病的病患， 及时了解其动向， 做好预防和治疗， 提高对传染性疾病的管理。

参考文献

[1] 刘贤兵.传染性疾病预防和控制的有效性研究.中国保健营养（中旬刊）， 2012， 12（6）：159.

[2] 荣丽卿.计划生育网络对传染性疾病的防控作用分析.基层医学论坛， 2014， 18（20）：2711-2712.

[3] 郑晓瑛， 陈功， 纪颖， 等.论计划生育网络对传染性疾病的防控作用.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 2005， 114（4）：213-216.

第6篇：疾病发生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临床医学；预防医学；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2-0146-02

医学院校中的临床医学专业是为国家培养基础知识扎实、技术全面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临床医学人才为目的。要求学生掌握现代医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能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防治多发病、常见病、掌握疑难重症的诊断治疗原则。我国临床医学生通常是本科5年制，其学习阶段主要分以下四部分：①公共基础课；②医学基础课；③临床理论课；④毕业实习。与其他高等院校比较，医学生学习内容多，任务繁重，学习方式经常以背诵记忆为主。由于临床专业学生在大学三年级时，仅有1门卫生学课程涉及到了预防医学的知识，但与常见重大疾病有关的预防知识没有关系，因此，临床专业学生对疾病预防知识不熟悉，而且也不太重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医学模式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的渴望，预防常见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已经成为临床医生在诊治疾病中应该掌握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目前，医学生的临床理论课与实习课教材中都只关注各种疾病的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方法等内容，对疾病的发生原因、机制及预防措施等最基本的预防医学知识有关内容的学习很少。例如，临床医学生有关妊娠期糖尿病（GDM）的学习主要涉及妇产科学，内容包括GDM的定义、妊娠对糖尿病的影响、糖尿病对妊娠的影响、GDM的诊断依据、处理等[1]。在GDM的整个学习过程中，没有有关“预防专业知识”的内容。因此，在临床学习阶段，有必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对常见的重要典型疾病进行预防医学的理论学习和实践，使临床医学生在临床学习或实习阶段牢固树立“疾病应以预防为主”的方针，这对降低常见疾病的发病率，提高全民身体健康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如何使临床医学生在学习临床医学的同时掌握必要的有关疾病预防知识，需要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的有效整合。为此，我们在临床医学生中以GDM为例探讨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整合的形式和内容，为临床医学生在熟悉疾病诊断和治疗的同时掌握必要的疾病预防知识提供参考依据。

一、选择常见的重大疾病增加预防医学知识的学习与实践

目前，医学生学习内容多，负担重，平均每天上课6～8学时，课后需要大量时间复习课上的学习内容。因此，在教学课时数固定的前提下，如何有效开展预防医学知识的学习，需要选择常见而且危害性较大的疾病。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是妊娠期首次发现或发生的不同程度的糖代谢异常，其发病率不断增高。流行病学研究显示，GDM属于高危妊娠，除了可导致本次妊娠剖宫产、其他合并症、巨大儿、肩难产等发生率增高外，还可增加子代将来发展为胰岛素抵抗、2型糖尿病等危险性，而且30%以上的GDM孕妇于产后5～10年可发展为糖尿病[2]。因此，GDM对母婴近期和远期健康会造成很大威胁。在临床医学生大学4年级妇产科学习阶段，选择这样的常见疾病作为重点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的有效结合示范，对临床医学生掌握必要的预防医学知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探讨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整合的形式

如何有效安排学习时间及形式是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整合的关键内容。最近，我们在大四学生临床学习阶段进行了GDM临床与预防学习相结合的探讨，在2学时GDM临床知识学习中，再利用1学时讲解了GDM发生原因和机制、危险因素及预防措施等有关预防医学的知识，然后布置2～3道题，如GDM在世界各国流行病学特点、如何早期发现和预防GDM发生、在诊断治疗GDM患者时如果有效运用预防知识等问题。让学生自由分组，每组4～5人利用课后时间查阅有关文献，撰写提纲。再利用课后2小时时间，以小组讨论的形式进行问题的回答，并要求部分老师和学生代表参加，进行无记名小组评分。采取这种讲座、分组学习、集中讨论的形式进行临床与预防医学相结合的方法，既对传统的医学课程安排没有太大影响，也提高了学生自我学习能力和兴趣，容易让老师和同学接受。

三、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整合方法及内容的评价

通过采用上述形式的内容和方法，对学生掌握相关预防医学知识的程度进行考核。我们设计了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对学习知识的掌握程度考核以及意见和建议等方面的问题，对120名参加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整合的学生（实验班）进行调查，对比100名没有进行整合学习的学生（对照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通过有关预防知识学习，实验班学生对疾病预防工作开始高度关注，并且对学到的常见疾病预防知识有了深入了解，在30道多选题中，平均得分21±6分，而对照组学生平均得分17±4分。通过查阅文献，撰写提纲，讨论发言，锻炼了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90%以上学生认为这种学习内容和形式愿意接受。

四、结论与建议

开展预防医学实践教学活动，不仅增强了医学生的预防医学观念，而且扩展了知识面和自我学习能力，为其更好地适应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成为全科医学的有用人才，降低我国成年人慢性疾病发病率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我们在临床专业方面要求学生对疾病预防知识熟悉并掌握基本操作技能，而且还要加强重视。目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医学模式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的渴望，预防常见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已经成为临床医生在诊治疾病中应该掌握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所以对重要典型疾病进行预防医学的理论学习和实践非常重要，并且使临床医学生在临床学习或实习阶段牢固树立“疾病应以预防为主”的主要方针，这对降低常见疾病的发病率，提高全民身体健康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乐杰.妇产科学，第七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2]王林琳，侯红瑛.妊娠期糖尿病研究进展[J].新医学，2009，40（4）：271-273.

第7篇：疾病发生的基本原理范文

兽医病理学是研究动物疾病的原因、发生发展规律及其发展过程中形态结构、代谢和功能变化的一门科学[1]。按照其研究内容,可以分为兽医病理生理学和兽医病理解剖学,前者的研究重点为动物疾病的病因及其发生、发展规律,而后者主要研究疾病过程中机体形态结构、代谢和功能的变化。二者共同的任务是探究动物疾病过程的发生特点、发病本质及规律,并最终为疾病的防控和治疗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整个兽医本科教学体系中,兽医病理学占据着重要位置。它是一门承上启下的科学。它集合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理学及生物化学等众多基本文由收集整理础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内科学、外科学、传染病学等对于疾病的认识,同时为药理学及免疫学提供药物治疗及疫苗防治的指导依据。由此可见,兽医病理学是兽医专业本科生应该重点掌握的基础知识。

1 “对立统一规律”在兽医病理学中的体现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它的核心内容是“矛盾双方是即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兽医病理学的基础理论核心内容可谓是“炎症”[2]。它是动物疾病中最普遍又是最复杂一种现象,在炎症过程中最重要的一对矛盾应该是“致炎因子所引起的损伤过程”与“机体自身的抗损伤过程”。二者在炎症过程中是对立统一的。

这种对立统一关系体现在损伤过程与抗损伤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化。没有炎症早期以损伤性为主的变质性变化,就不会出现之后的以防御为主的渗出性及增生性变化,同时如果发生了剧烈的渗出和过度增生,又会加重机体的损伤性变化。

2 “质量转化规律”在兽医病理学中的体现

事物发展的动力是矛盾的对立与统一,矛盾双方的变化一般表现为量变与质变。首先量变是质变的基础,机体若长期处于致病因素或应激因素作用下,当胃脏黏膜表面屏障系统遭到破坏时,首先会出现浅表性胃炎,这种变化表现为一种渐变性过程,当这种渐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质的飞跃,机体这时可能会出现胃溃疡甚至胃穿孔。另外,在质变的基础上又可以引起新的量变和质变,当胃炎或胃溃疡不能及时得到诊断和治疗时,可导致胃癌的出现。因此,对于疫病我们要以预防为主,及时发现、尽早治疗。

3 “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在兽医病理学中的体现

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在兽医病理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内因是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根据,在动物疾病过程中这种内部矛盾主要表现为动物机体自身所处的状态;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在疫病过程中这种外部条件主要表现为致病因素的强弱。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在传染性病原体引起的疾病过程中,宿主即可以表现为传染病形式的变化,又可以表现为败血症形式的急性病理变化[2]。这种疾病过程表现形式的不同主要取决于宿主感染病原体时所处的状态。

4 “部分与整体”在兽医病理学中的体现

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另外一个重要的关系就是“部分与整体”,整体居于主导地位,统领部分,反之,部分也会对整体产生制约作用。在疾病过程中部分与整体关系最突出的体现应该是器官与整个机体的关系,但在兽医病理学中,尤其是兽医传染病病理学中这种关系另外一个层面的体现表现在群发病中不同群体与整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当对群发病进行病理诊断时,不能只看不同群体的发病情况,不能割裂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只有将部分与整体有机的联系在一起,才能做出科学的诊断。

5 “因果转化”在兽医病理学中的体现

“因果转化或因果交替规律”在兽医病理学学习过程也同样重要,机体在原始病因的作用下可以出现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可以作为新的原因引起机体发生下一个变化,使因果交替出现。这种规律在休克过程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当机体烧伤或失血过多时,引起缺血、缺氧和酸中毒变化[3],这些变化又可以引起微循环血管大量开放,从而导致血流淤滞、回心血量减少,继而发生血压下降和交感神经兴奋,最终使组织灌流量减少并引起休克;而这种休克变化反过来又加重机体的缺氧、缺血和酸中毒变化,最终使机体处于恶性循环,加重疾病过程。如果能够很好的掌握因果交替规律,就可以对结果作出科学的预见,做到因势利导,对症下药。

6 “发展观”在兽医病理学中的体现

物质世界是不断运动发展的世界,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把事物的发展看成一个变化的过程,同时能够明确事物所处于或即将处于的发展阶段和地位。疾病的经过与转归是“发展观”在病理学中最集中的表现。一般由生物性致病因素引起的疾病经过可以分为潜伏期、前驱期、临床明显期和转归期四个阶段。在诊断疾病时,我们应该做到客观推测机体与病原之间的平衡变化、抗损伤与损伤之间的矛盾变化,以此为依据对疾病的经过作出正确的判断。在疾病经过中,转归期又包括完全康复、不完全康复和死亡三种,能否对于疾病的转归做出客观的判断,要求对于机体的内环境是否平衡、免疫功能是否稳定、各器官脏器功能是否恢复正常、机体与外界是否协调等等各个方面都要做到很好掌握。

7 结语

第8篇：疾病发生的基本原理范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本世纪以来,现代临床医学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人文走向,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也是值得认真加研究的。

1以动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今的临床医学

对于从14、15世纪发展起来的、以先进科学技术手段装备起来的现代医学,人们过去和现在都有过许多尖锐的批评,主要集中批评其对人性的淡漠和对技术的过度崇拜。这种批评早在一百多前就曾出现,特别是1972-1973年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J•汤比因和日本文化界著名人士池田大作以他们的伦敦对话为基础出版的《面对21世纪的对话》,最具有理性和代表性。在这本书的第四章,两位作者对现代医学无视医学的人性做了极为深刻的批评。他们说:“医学越是具有直接左右人的生命的力量,医生如何运用它就越成为大问题。”今日在医生面前,“就似乎觉得躺在床上的不是具有生命的人,而不过是一个称作肉体的‘物质’”,“尽管医疗本应以医生和患者的相互人格交流为基础,现在却已濒临崩溃。”“然而在今天,在医生这一方面,对于生命尊严的敬畏观念的降低已成了问题。”“当科学之光照在人的生命之上时,人的生命自身就成了与医生的精神交流断绝的客体。这当然就引起了人类生命的‘物质化’”[1]。而美国的社会学家文森特•帕里罗、约翰•史特森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对医学的人性化做出了更尖锐的批评。他们说:“医学的进步造成了生命的医学化,使人们屈从于医疗行业人员的控制。不断专业化和医疗机构的发展,使得医疗保健以医院为基础的治疗失去了人性味。”[2]在国内,作为人文社会医学的核心刊物的《医学与哲学》,发表了许多对现代医学淡漠人性的批评:如“消费时代的医学人文价值”[3]、“当今医学缺少的是什么”[4]、“现代医学存在自身缺陷的依据、原因、现象及后果”[5]、“守住医学的疆界”[6]、“呼唤人性的医学”[7]等。这些批评无疑是正确的。正是这些评论与批评,提醒与引起了医学界的重视与关注,促成了医学界为医学人文关怀而努力。在当今“以人为本”的全球呼声日益高涨的环境背景下,我们再度审视当代医学,特别是21世纪临床医学发展的走向时,可喜地看到现代临床医学已经或正在发生变化,出现了许多医学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征兆,并且已经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不仅在保健服务方面,就是临床实践方面,其变化也是令人高兴的:医学要以人为本,已经成为整个医学界的一致呼声;生物医学的传统模式正在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及效果的评价,开始着眼于整体病人和心与身的统一而不是仅限局部病变;以前那种视技术为对付疾病、增进健康的唯一手段正在让位于技术、心理、社会和环境的综合治理。尽管这些变化其中不少仍只能视为苗头与伊始,尽管还面临市场经济诱惑和技术万能思维模式的压力,但毕竟有了新的转向。我们不能用固定的、静止的眼光看待当代医学,无视当代临床医学正在开始的重要进步,一味地批评,而应当积极发现、分析医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新变化,发扬和扩展这些变化,促使其进一步向人性化方向发展。

2当代临床医学迈向人文的十大走向

当代医学,特别是21世纪临床医学的人文走向,最为重要和突出的至少有以下十个方面:第一,从单纯追求延长生命转向对人的整体关怀和生命质量的提高,医学目的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现在我们要规定我们认为医学的当代合适的目的,同时为那些目的说明理由……医学目的能在下述四个标题下得到合适的论述: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解除疼痛和痛苦,治疗疾病和对不治之症的照料,预防早死和安详的死亡。”[8]医学目的这种变化,在癌症治疗决策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清楚。WHO在癌症预防与控制报告(WHA58/16号文)中指出:“抗癌治疗的目的是治愈疾病、延长生命和提高生活质量”,这就意味着抗癌从单纯地追求延长生命走向延长生命与提高生活质量并重。而晚期癌的治疗上则更加强调生活质量。“对晚期癌症患者的治疗决策,要确保治疗只用于受益阶段。”[9]6第二,从单纯重治疗转向治疗与关照并重,努力减轻病人的心理精神负担。尽管现代医学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许多疾病仍然是无法治愈的,特别是那些老年病和慢性病,常常具有终身性质,一直伴随至死亡。而病人通常不只是需要治疗,而且还需要同情、关爱和理解。对于许多疾病来说,医务工作者的大部分时间是管理疾病而不是治疗疾病。管理指的是在感情与心理上的持续心理关怀,帮助病人重新塑造一个新的自我。目前世界各国对晚期癌症病人提倡的姑息治疗(palliativecare),最能反映医学人文关怀的进步。姑息治疗的基本要求是:“改善癌症患者生存质量;帮助癌症患者以较平静心境和较强的毅力面对困难;帮助癌症患者积极生活直至死亡;帮助癌症患者家属面对现实,承受打击。”姑息治疗的主要任务是“缓解癌症本身和治疗所致症状及并发症;减轻患者的躯体痛苦和心理负担。”[9]8第三,从关心病转向关心病人,呼唤全人医疗和整体医疗,这是医学人性回归的重要一步。自从医学从古代聚焦整体转向重视机体的局部病变、重视疾病的微观探索以来,医学对作为整体的人渐渐地被忽视了,在医生们的眼前存在的不是病人而是病、是微生物、是细胞、是基因,因而医学的人性淡薄了,现代医学也因此受到尖锐的批评。但是,现代医学的这些弊病近些年开始引起医学界的重视,许多有先觉的医师们,开始呼唤全人医疗,呼唤医师们回到病人床边,呼唤重视与病人的沟通。“医学的对象是整个人(wholeperson),必须考量人的整体性,人具有尊严性及个性,人的身与心彼此互相影响。”“医业的执行必须超越病人的身体,尊重病人的尊严性,了解病人的心理与情绪,而不能只针对疾病。”因此,“全人医疗受到特别重视,全人了解(whole-personunderstanding)成为医师照顾病人最重要的基础。”[10]24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以后,疾病的类型开始发生变化,慢性病成为威胁人们健康的主要疾病,致病原因的多元化与复杂化,医生诊治疾病不能只了解病变的局部机体,还必须了解病人整体,必须了解病人的心理和情绪,而不能只针对疾病。当前,医学界呼唤要重视与病人沟通,要重视了解病人,医学要重新回到病人的床边,已经成为许多医师的共识了[11]。“医师对病人的了解,对人的完整性的了解暨对病人痛苦的体质和来源的了解,医师对人的完整性及其与生病关联的了解,是解除病人痛苦的主要基点。”[10]23第四,从只重视技术,认为技术是万能的治疗观念开始转向同时重视病人的心理社会的全面调理,也是当代医学人文化的重要走向。16、17世纪以来,现代医学走上了迷信技术的道路,认为技术能医治病人的一切,技术是无病不克的万能神。当然,我们应当肯定,技术也的确为人们解除了许多疾病的痛苦,但即使是那些以局部病变为特征的疾病,也要波及全身,而其所带来的痛苦,无疑要刺痛人的心灵。因此,单纯依靠技术的医学,从来都不是完满的医学,因为在这种医学的视野里只有病而没有人,人性的关怀被忽视了,并因此成为冷漠的医学而受到批评。现在,时过境迁,当人们回过头来审视现代医学时,已经认识到“医学以人、人的生命、人的健康为对象,其本质‘为人性化的医疗’。是奠基于人文、哲学及科学的学问。医学教育以培养良医为目标,除了科学教育及技术训练之外,还必须使学生了解医学的人文、哲学层面,确立价值观、伦理观及生命哲学观。”[10]7有的临床学者提出,“临床针对疾病治疗决策的制定,需要遵循规矩原则、证据原则和美德原则。规矩原则存在较大的缺陷是忽视了患者的价值,忽视了患者及家属的意愿,忽视了社会的公平性。美德原则弥补了规矩原则与证据原则的缺陷。”[9]6临床学界对技术医学的这种再认识,反映了医学的人文进步,反映了当代医学人性关怀在提高。乳腺癌治疗观的变化可以视为这种认识变化的一个缩影。自1882年Halsted创立乳腺癌根治术治疗乳腺癌以来,乳腺癌治疗几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完成了从可耐受性的最大治疗向有效的最小的治疗的转化。目前,女性疾病,特别是乳腺癌的治疗,不再仅仅满足疾病的治愈,还要尽量保持外形美观,由此保持自信心与心理认同,满足患者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这难道不是医学人性的进步么?第五,从对局部病变大动干戈转向在治疗中尽量减少机体的损伤,重视机体自然力的恢复。微创手术和微创医学的问世,也是医学人性化的重要进步。众所周知,传统外科是以切除病变著称的。躯体任何部位的实质性病变,只要一经确立,其对策是尽可能的彻底切除,而不顾忌切除大小对机体的伤害。但是自1985年提出微创外科minimallyinvasionprocedure)概念,德国医生(1986)法国医生(1987)完成腹腔镜胆囊切除以后,被医学界广泛接受。事实上,微创外科不等于小切口手术,它比现行的外科手术能有更小的创痛,能有更好的内环境稳定,更准确的手术结果,更短的住院日以及更美好的心理治疗。尽管微创技术目前主要仍限于外科领域,并且主要是由腹腔镜外科的创建而引导出的,但它无疑反映了人们在寻求尽量减少对机体的损伤的努力。“西方医学发展的一种趋势是在过去20年时,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回到其传统起源,同时也开始寻求一种新的医学智慧。”[11]“现代外科已向着人文关怀为核心的微创外科发展,以人为本是微创理念的核心,在对病人进行任何医疗决策时,都应将微创理念贯彻到决策和治疗的全过程,最大限度地减少诊疗过程中对病人的损伤。”[12]例如,现在前列腺增生大多采用经尿道电切、汽化、激光等治疗,肾脏多发结石也通过经皮肾镜进行治疗,大大减少对病人机体的损伤,而手术效果与开放手术相同或优于开放性手术。因而目前泌尿外科开放性手术,已部分或大部被腹腔镜手术取代,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微创技术的应用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但它明显减少了各种手术对病人机体的损伤,减少了对病人心理的损伤。因此可以认为:“微创医学以及在治疗中减少对机体损伤的出发点,是医学人性化的重要表现,是现代医学迈向人性化医学的重要一步。”[13,14]第六,由单一学科向多学科协作的方向转变,意味着现代医学开始抛弃那种将人体视为部件拼凑的机器,承认人是有意识有尊严的活体,从而促进了适应医学人性化的需要在医疗技术组织结构上进行调整。根源于还原论和人是机器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现代医学将疾病从人的整体分离出来,设置了以疾病为中心的各种专科,并且越分越细,在每一层次上产生更多的分枝,因而离整体的人越来越远。在专科医生面前的不是活生生的病人而是各种不同的病、病毒、组织、细胞、基因、化验数字和各种影像摄片,因而一些医生对待病人没有同情、体贴、关怀,往往推来推去,医学的人性渐渐被淡化和淹没了;另一方面,现代医学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很多疾病是相通的,是与人的整个机体密不可分。例如,现代医学已经证明,心血管疾病实际上是代谢性血管病。糖尿病又是冠心病的等危症,糖尿病是心血管疾病[15]。一些高血压病,胃病,实际上是某种心理性疾病。再如高血压病的治疗,人们已经认识到,血压是一个动态的调节过程,且人的情绪对血压的影响极大,药物治疗不能稳定病人的情绪。长期服药的无奈和恐惧,极易导致病人的焦虑与不安。因而情绪波动往往是高血压、特别是三期高血压病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重要诱因。所以对高血压的治疗必须引入心理、情绪的概念。如此种种使人们认识到,必须摆脱单纯专科视野的习惯,树立多学科合作的观点,从人的整体视角对待疾病,恢复对人的整体关怀,摒弃那种将人视为机器零件的形而上学的思维习惯。因此,近些年来,国内国际学术界都在呼吁多学科合作诊治病人,如英国许多医院,已经建立由多学科组成的团队,国内北京垂阳柳医院组建多学科疾病治疗中心,都是为克服专科医学人性缺乏、恢复多学科、多视角治疗的努力。第七,从经验医学转向循证医学,转向证据与经验相结合,规范化与个体化结合,为病人提供最优化的治疗奠定了基础。医学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病人提供最优化的服务。医学在为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医学最先是从经验开始的;14、15世纪以后,医学逐步从现代科学中得到了武装,现代科学为医学增添了强大的翅膀,但现代医学依靠仪器装备提供的各种检测资料的运用于每一个病人身上时,仍取决于医生个人的经验。但是,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了重大改变,其突出表现就是循证医学(EBM)概念的提出。EBM与传统医学有很大的区别。传统医学是以医生个人经验为主的,医生根据自己经验、教科书和医学期刊的提供的信息来处理病人,这就可能导致实际上无效但理论上推测有效的方法广泛应用,另一些实际有效的真正有效的方法反而未被采用。循证医学的人文意义在于:将病人放在中心地位,让病人充分知情,积极参与;强调医疗行为要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即考虑疾病发生的生物、心理、社会条件;强调要为病人提供充分的信息,为病人提供治疗方案、效果的利弊及并发症、治疗费用等方面的信息,以供病人选择;以预后终点指标来评价治疗方案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其中包括有效寿命、总死亡率、疾病重要事件、生活质量、成本—效益比等。循证医学体现了医学精益求精、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理论与实践上解决了什么是最优化、如何实现最优化的问题,因而是医学人文性的重要体现。第八,从医生决定和包办一切转向病人自主、医患合作与互动,这无疑也是医学人性化的重要进步。长期以来,医生一直被视为医学的主体,病人只能被动地接受医生的安排,这种医患关系一度称之为父权主义的医患关系。医患之间的此种关系,根源于医生对医学知识的掌控与病人对医学的无知。在古代,这种医主病从的状态似未造成医患间的隔阂与不和,是因为当时医生的诊察手段有限,医生必须依靠与病人的交谈了解病情而确定治疗对策。但是,近代医学产生后,医学诊疗技术手段层出不穷,许多医生认为没有必要从与病人交谈中获得治疗依据,只需要开几张化验单、检查单就可以满足诊断决策的要求了,因而医生离病人愈来愈远,临床医学也因医生远离病人床边而演变为实验医学,医患交流的渠道荒芜了,医患之间的关系疏远了,病人眼中慈祥、关爱、体贴的医生形象渐渐消失了,从而构成现代医学人性衰退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九,医疗服务组织开始从大医疗中心向社区医疗、向基层医疗的转向,也是医学迈向大众,迈向人人享有保健,实现全人关爱的重要进步。现代化的大医疗中心是适应生物医学、实验医学的需要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近二百年的历史中,医院有了巨大的发展。真正现代意义上医院明星,是1784年由约瑟夫大帝二世重建的可容纳1600名患者的维也纳医院开始的。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大医院越来越多,医学现代装备越来越多,医院的科室分工越来越细,追求大的医院或医疗中心,似乎成为医学进步和国家、地区医学水平高低的标志。另一方面,大的医院的确可以为经营者带来丰厚的利益。大型医院的发展,为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提供了条件,为治疗重病患者带来了福音,但是大医院的发展,不分轻重地将大部病人吸引到医院中来,这不仅增加医疗费用的开支,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削弱了预防,削弱了基层医疗,而目前占疾病主要地位的慢性病、老年病、退行性疾病单是从治疗着眼是无法解决的;且大医院由于分工细、科室多、层次复杂,医生与病人交往受限,因而存在医学人文关怀的先天性缺陷。可喜的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一些有远见的医学家已经认识到,保健服务的光明大道,必须重视发展和依靠社区医疗和基层医疗,必须将保健服务的重心从大型医院逐渐转移到社区和基层。只有实现这种转变,才能保证人人享有保健目标的实现,才能有效地控制医疗费用,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各种慢性病的发病率和有效治愈率,才能从根本上使医学的恩泽落实到大众身上。第十,从治已病、治终末期的病向治未病、向疾病早期、向预防疾病源头的转变。早在两千年以前,人们就认识到“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唐•孙思邈《急备千金要方•诊候》)。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早就将预防为主列为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但在实际上,除了劣性传染病猖獗时突出了预防外,平时大量的人力、物力仍是以治已病、终末期的病为主,大量的医学研究,也是针对危重病如何抢救为目的进行的。这就形成了医院越盖越大、病人愈治愈多、费用越来越高的恶性循环的后果;客观的印象是,医疗机构在期望着更多、更重的病人,因而也就导致现代医学严重背离了防病治病、增进健康的初衷。以治疗为主,还是以预防为主,实际上成为检验医学人文性的一个重要标尺。因此,将以治疗为主的方针转变为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就成为实践医学人文关怀、体现医学的人文性的一项根本性的举措。但是,这种情况最近十多年来开始有了重要的变化,国内外的临床与预防医学的实践使医学界认识到,以治疗为主的办法,是无法控制当前最令医学界烦恼的慢性病、老年病和种种退行性疾病。如对冠心病的治疗,对冠状动脉斑块的处理,任何一种有创性治疗都是破坏板块稳定性的,但这种破坏都是暂时缓解症状,即使放了支架,仍要吃药,离不开他汀类药物、β受体阻断剂、ACT抑制剂和阿斯匹林。但是,如果我们从预防着手,是完全可以大大降低此类疾病的发生的。2004年公布的Inter-HeartStudy有52个国家参加,其中包括7000名中国人实验对照试验报告,证明90%的心肌梗死是可被我们身边可检测、可控、可改变的传统因素所预测所解释。该项研究证明,10个心肌梗死病人9个可以解释,6个心肌梗死病人可以预防。美国30年来人均寿命延长了6年,其中3.9年归功于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控制与预防。这一事实大大推动了人们对预防观念的转变,呼吁转变生活方式、呼吁戒烟的声音,已成为一些医学专业会议的强音。“心血管疾病一定要强调预防,不管疾病发展哪个阶段,都要把预防放在首位。我们今天讲预防,不仅是救患者,同时也是救自己。”“生命珍贵,它属于人只有一次,作为一个心血管医生应充满自豪感和责任感,让人类,包括我们自己,活得更长,活得更好。”这是我国心血管专家胡大一充满人文气息且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15]。当代临床医学朝向人文方向的变化,还有其他种种表现,本文只不过列举其中的一些主要方面而已。

3基于医学价值观与医学哲学观的转变

当代临床医学的人文转向和医学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是基于“以人为本”的医学价值观逐步取代医学技术论的价值观,系统论逐步取代单一的还原论,心身一元论取代了心身二元论。“医学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痛苦的愿望而诞生,由于最初需要解释人体发生的各种现象和以人类心灵为主题进行最初的辛勤探索而成为科学。”[16]这样一门起源于为解除人类的痛苦且从头至尾充满着爱人的科学,其价值观无疑是以人定向的。但是,医学自从14、15世纪开始追求以实验科学改造和装备自身以来,其价值取向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以维萨里的人体解剖学和哈维的血液循环论为启始的现代医学,在近四百年的历史中,涌现了一个接着一个重大发现和发明,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激发了对医学科学化的追求,甚至无形中在医学界形成了一种默认:一次重大的发现或发明,就意味着对人体和疾病认识的飞跃,意味着对疾病的征服和医学光辉的上升。无数的生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和医学家,都在拼命地追求对的生命、人体、病源体、诊疗手段的新发现和新发明,并且毫不怀疑地认为,新技术、新设备的堆积,就是医学,就是医学的发展与进步。这样,医学的价值观,开始从对人的关爱逐渐转变为对技术的关爱,医学技术成为医学的代名词。唯技术论的价值观渐渐代替了对人的关爱的价值观。但是,在人们追求医学技术的无限进步过程中,人被忽略了,人被冷落了,医学的人性淡漠了,大量的事实引起了人们对唯技术论的怀疑。人们发现,无论是搭桥、放置支架、血管扩张、血液透析、花样翻新的各种手术方式,以及诸多脏器移植,大多只是暂时缓解症状,不仅花费巨大,并且常给病人带来终身痛苦。因此,尽管医学自身感觉进步巨大,但人们对对医学的批评与埋怨愈来愈多。人们认识到,技术至上,技术就是医学的一切,以技术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医学进步的标准过于片面了。“医学的价值是多元的,除了基本价值外,医学的价值还可以分为手段价值与目的价值、功利价值与非功利价值、现实价值与理想价值、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等等。”[17]但医学的核心价值观仍然只能是对人的关爱。医学不能离开技术,更不是不要技术,但不能将技术作为医学自身的价值的主要取向。医学必须回到将“以人为本”作为医学价值的基点上来。还原论转向系统论,系统论与还原论相结合,为医学的人文转变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现代医学从产生以来,一直是立足于还原论的。没有还原论,就没有人体组织、细胞、血液、蛋白质、基因的揭示,就没有人体内分泌、免疫反应、神经调节机制的清晰认识,就没有对微生物、细菌、病毒、钩状螺旋体等各种病源微生物的了解,从而也没有现代医学对许多疾病的控制与治疗,否认还原论对现代医学的意义似乎没有充分的理由。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还原论有其不足的方面。正是这种还原论的哲学思想与研究方法,将人体化解为组织、器官、细胞、基因微细结构,作为整体的人逐渐消失于这些无限的微细结构之中。生物医学模型包括还原论,即最终从简单的基本原理中推导出复杂现象的哲学观点,是现代医学人文性失落的基本原因。这种状况正在得到改变。人们逐渐认识到,生物医学模型完全依赖生物学的变量来解释疾病的观点,完全排斥社会、心理、行为对疾病和健康的影响是片面的。大量的事实证明,实验室检查的结果只是表明潜在存在疾病,但不一定患有疾病。糖尿病或精神分裂症的生化指标异常,只是此类疾病存在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生化指标的缺陷不能解释疾病的一切。病人的心理、家庭、社会、经济、环境、饮食,都是影响疾病的因素。因此,对疾病的认识与控制,还原论必须要有系统论的支持。系统论认为所有的组织层次在等级系统关系中是互相联系的,一个层次的变化就会影响另一层次的变化,采纳系统论作为医学研究的方法将会大大缓和整体论与还原论的分裂。而此种认识基础的调整,就为现代医学要重视人、重视人的整体、重视人的思想情感、重视人的社会及环境提供了哲学基础,从而也为医学的人文性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心身二元论也是医学人性淡漠的重要原因。西方医学和东方医学不同。由于种种原因,源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现代医学从一开始就走上心身二元论的道路。为谋求克服古代医学模糊性的努力目标,现代医学采用了实证和还原的方法,同时也接受了笛卡尔心身二元论的影响。笛卡尔认为,世界存在两个各自独立、性质不同的本原,即心灵与物体。心灵是精神实体,物体是物质实体,这两者彼此互不依赖。心的属性是思维,物体的属性是广延。有广延性的物体不可能思维,能思维的灵魂无广延性。这两个实体只有在上帝这个绝对实体里才能实现彼此的统一。据拉斯莫森的研究,当年的基督教会允许解剖人体时仍坚持将人的灵魂是神圣不能侵犯的观点,当时准许对人体进行解剖有一个君子协定,即不许对人的精神和行为进行研究[18]。这样,当时的医学只有将人的心理放置一边,先将人体加以研究,才能在客观实证上回答许多疾病的原因及过程,才能找到医治躯体上的各种病症。这样久而久之,人的心理被忽视和遗忘了。而近来大量的事实证明,人的躯体与人的心灵是密不可分的。身与心相互依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癌症、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其发生无不与精神心理因素相关,其治疗不仅需要采用药物、手术等各种物质手段,而且需要心理调理。心身二元论必须让位于心身一元论。正是这种哲学观点的改变,促进了医学人文观念的提升。超级秘书网

4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以上种种人文转向还只是开始,有的还只是发展中的苗头,还只是一些有远见的临床学家的见解与呼声,远没有成为当代医学的大气候。首先,从认识上看,比如,如何从根本上摆脱慢性病治疗的困局,如何实现还原论与系统论的结合,如何要实现从大的医疗中心向基层医疗的转变,并不是所有医生都赞同的。这方面还有赖于交流、讨论与实践的证实,并逐渐取得共识;其次,上述提到种种医学人文转向,还有许多具体的实际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如何实现从单一学科向多学科合作的转向,目前出现的一些做法,如疾病中心的建立,多学科团队的组织,等等,还远不成熟,须要探索和积累经验;再如,如何更好地为病人提供心理支持,如何在疾病的诊治中体现心身统一,目前的实践还远未使这一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再次,医学的人文转向,不仅是一个观念问题,还涉及医学教育、医疗服务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和公共卫生诸多方面,这更是一项复杂的任务。例如,目前的医学教育,基本上仍是生物医学的教育,教学内容远远落后医学实践的发展。再如,我们的医学期刊,大多仍然局限于医学的实证研究,认为只有这样的文章才能登大雅之堂,似乎疾病的治愈与康复只能是技术而与其他无关。而这一切的转变是需要时日的;最后,最为困难的是,医学人文转向还面临着许多阻力,特别是唯技术主义与金钱、资本的诱惑,其中技术主义的影响近二十多年虽有所衰退,但在一部分医生中还严重存在;而市场与资本对医学的诱惑则更为令人忧虑。正如欧洲内科联盟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医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改变医疗卫生体系与兼顾患者的需求,以及达到需求的有限资源都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市场的作用,其中以放弃将患者利益放在首位与传统职业责任之间的挑战最为突出。”[19]现代医学要真正实现人文关怀的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尽管这种变化才开始,我们仍应十分热情地关心和支持这种转向,及时觉察和总结、宣扬这种转向,并为这种转变叫好。有的学者不赞成对当代医学的这种评价,认为现代医学的市场取向倾向和技术至上的倾向并未改变,对医学以人为本精神的冲击也未削弱。但是,任何事物发展的重要转向,都是从小开始的,都是从少数人的先觉开始迈步启动的。更为令人高兴的是,在临床医学界,已经涌现一批视野开阔的医生,他们曾经十分热衷于高技术,十分热衷于放支架、搭桥、血液透析和各种新式手术,认为不断以各种新技术对抗疾病是医学发展方向,但是他们现已全然改变了这种态度。他们在大声速疾呼要重视预防,要重视生活方式的调整,要重视病人生活质量的改善。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王宁利说:现在年轻医生中出现了一种技术至上主义,可能给医学带来灾难性后果。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开始大谈戒烟,大谈规范的行为与生活方式。这难道不是令人高兴的事吗?我们难道不应为医学的这种变化而欢呼吗?

参考文献

[1]J.汤比因,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M].北京:国际人文化出版公司,1985:94-96.

[2]文森特•帕里罗,约翰•史洒森,阿黛思•史洒森.当代社会问题[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417.

第9篇：疾病发生的基本原理范文

转变成现代医学疾病的中医病名原来属于中医学范畴的一些疾病，如白内障、癌(岩)症、疹、痘、哮喘等，很多中医工作者也已经习惯于寻找现代医学的理解方式。在与临床中医的交流中，他们对白内障是晶体代谢紊乱引发的晶体变性非常了解，应该说这是当代中医工作者兼学西医学说的一种表现。但这些医生对现代医学的表述，也说明白内障已经成为现代医学疾病名称。再如一些皮肤疾病，如疹、痘等，都已经成为现代医学疾病名称。人们对青春痘的理解大都与中医理念无关了。中医学者对上述疾病从中医学角度进行探讨，即使在当代文化下仍然可以获得普遍接受。

中医学对很多现代疾病的理解，仍然可以引发学术界的相关争鸣。这样学术争鸣之后，人们就可能树立起中医理念。比如白内障，现代医学对病理的解释归于代谢紊乱，这也同样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理解，却轻易取代了中医学白内障概念的地位。问题同样在于现代医学的解说是白话的。白话是当代人使用的语言。作为医患沟通的基本要求之一，在解释时要注意使用病人能听得懂的语言。如果不能让患者听懂，将会带来诊断、治疗等障碍。

一种中医病名被分解成多种现代疾病比如癃闭，被分解成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尿道畸形等。从现代医学病理上讲，增生是细胞数量的增多;肥大是细胞体积的增大。于是，癃闭逐渐成为很少被人提及的病名。头痛，被分解成血管神经痛、三叉神经痛等疾病，而每每患者被确诊为这些具体病名的时候，医生感到了一种踏实，患者感到了诊断的精准。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解析中医学疾病正成为一种文化，常见语句是“传统中医学认为……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在很多疾病的分类中，也存在着中医学参与探讨的空间。比如消渴，现代医学可以找出有此典型体征的疾病若干:尿崩症、甲亢、糖尿病等。面对这种情况，中医学可以做出两种选择:放弃消渴理论的制约，把消渴看成是过时的理论，然后加入对该类疾病的探讨中;还有一种是用新医学观念来解释高消耗应激的各种形式，从而解释了消渴理论下的处方对各种病因下的消渴症都有效果。在这些方面，中医学人士的相关工作也正引起国内外重视。

对中医疗效尚在而理念消失现象的反思对于现代医学已经确切解决的疾病，如阑尾炎、心血管搭桥手术等，应该给予支持和尊重。这种尊重现代医学的态度，是医学伦理的要求。但是，在前面提到的很多疾病的治疗上，中医学治疗方案有效，甚至还存在着明显的优势，可是中医学理念却在消失。这种疗效尚在而理念消失的现象，应值得反思。在科学技术哲学角度，有效的实践应该获得更好的解释。也就是说，现象是理论发展的基础。中医学的有效性，正是理论发展的基础。在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做得不足。研究者大量徘徊于原汁原味的坚持和中医现代化发展之间，长期进行着可行性论证。这种情况只是给了热爱中医的人们带来更多的期望，尚不足以建立适于发展中医学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