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交通违法处罚细则精选(九篇)

第1篇：常见交通违法处罚细则范文

为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整体效益，特制定本办法。

一、目的和原则

1.目的：为正确处理好国家、厂、员工三者之间的关系，认真完成厂的各项生产经营任务，实现年度奋斗目标。充分调动全体员工生产积极性，激发员工劳动生产率，在企业降本增效的前提下，努力增加员工的收入。促进各基层生产分厂加强管理、苦练内功、增收节支、提高效益，完成下达的指标，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

2.原则：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坚持多劳多得的原则；向生产一线倾斜的原则；基层单位实行独立核算、指标考核，按效计酬的原则。

二、组织机构

厂成立经营管理考评委员会：

主 任：梁启国 朱传敬

副主任：侯晓峰 关世波 朱明智 刘玉金

孙铁英 王凤君 朱旭光

考评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考评办主任：朱明智

副 主 任：周登田 李仁铁 于晓辉

成

员：张 君 刘春友 任昭春 李君平 谭立峰

张 勇 苑修若 李丽艳 金 跃

考核办公室设在企建办。

考核办公室主要职责：

1.负责经营管理总体方案的起草和修订，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后贯彻执行。

2.负责每月经营管理考核工作。

3.负责考核工作的调查、研究、监督、检查、核实工作。

4.负责考核资料的发放、接收、保管及存档，并拟发月份的考核通报。

5.负责对考核方案的解释。

基层单位20xx年考核指标

三、考核内容：

1.对机关职能部门，主要考核可控费用指标。

2.对基层的两个费用单位：设备研究所（不含设计室）和供应站，主要考核可控费用指标。

3.对生产分厂的考核指标分主要指标、辅助指标和可控费用指标。主要指标指产值和变动费用率。辅助指标指收取管理费用比例和分配公共费用，其中：资金占用费是根据各生产分厂实际发生的生产费用总额和库存原材料所占的资金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收取的。

四、考核办法

1.对各基层单位年终实际完成产值超过盈亏平衡点的产值，按照完成的产值与收取管理费用的比例,计算收取管理费用后的利润五五分成（即50%上交，50%兑现）。

2.对设计室的考核：设计室自负盈亏，年终按实际完成产值的10%收取管理费用后的利润五五分成（即50%上交，50%兑现）。

3.设备研究所考核：以新产品应用按产值提取技术服务费3%，承担其全部工资及相关费用。

4.物资供应站考核：以食堂、汽修创效形式承担10人的工资及相关费用。

5成本指标考核办法：

（1）成本指标考核主要考核变动费用。厂根据从事产业测算并下达变动费用指标。基层生产分厂如果超出考核指标，超出部分从年终该单位的效益工资中扣回。如果节余，最终从利润中体现，按收取管理费用后的利润五五分成。

（2）基层生产分厂由厂下达可控费用指标，动力费、修理费、油料费三项费用如果超出考核指标的10%，其他可控费用如果超出考核指标，超出部分从年终该单位的效益工资中扣回，如果节余则按节余额度的50%提成，并由本单位支配。（见表B）

（3）基层的两个费用单位：设备研究所（不含设计室）和物资供应站，由厂下达可控费用指标。动力费、修理费、油料费三项费用如果超出考核指标的10%，其他可控费用如果超出考核指标，超出部分从年终该单位的效益工资中扣回，如果节余则按节余额度的50%提成，并由本单位支配。（见表C）

（4）机关部分可控费用指标如有超支，从年终效益工资中扣回，特殊情况由厂领导审批。如有节余按节余额度的50%提成，并由本单位支配。（见表D）

五、岗位、效益工资发放办法： 2. 为了充分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20xx年对考核单位工资总额实行总包干，内部考核发放

（300元风险金以现金形式由基层单位考核发放），

效益工资根据各单位效益情况，采取按季度考核发放。机关300元风险金按绩效、工作质量，由本部门考核发放。

3.生产操作人员在完成当月工时情况下享受全额岗位工资，因个人原因未完成工时的按比例相应扣除岗位工资。机关人员和不实行工时人员按出勤情况考核，每月考核达不到80分以上按比例相应扣除岗位工资。

4.效益工资发放原则，向生产一线超额完成定额人员倾斜。全年完不成工时的人员，不享受效益工资。对机关和辅助人员全年考核平均分数达不到80分以上，不享受效益工资。

六、厂领导、机关职能科室、基层单位每月按考核方案的细则填写“考核信息反馈表”。

七、其他考核指标项目

1.附件一：质量考核细则

2.附件二：工艺管理考核细则

3.附件三：生产计划考核细则

4.附件四：安全、环保管理考核细则

5.附件五：设备资产管理考核细则

6.附件六：车辆费用管理考核细则

7.附件七：物资管理考核细则

8.附件八：预结算及成本考核细则

9.附件九：成本管理考核细则

10.附件十：精神文明建设考核细则

11.附件十一：机关工作质量考核细则

12.附件十二：考核信息反馈表

八、对考核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由厂考评办公室负责收集、整理、修订，报考评委员会讨论解决。

附件一：

质量考核细则

一、总则

为了进一步增强职工的质量意识，使我厂产品质量再创新水平，从而提高我厂信誉及市场竞争能力，特制定此质量管理考核细则。各分厂可参照本细则结合自己产品特点和生产实际制定本分厂内部的质量考核细则。

适用范围：机械厂下属各生产分厂的所有产品。

二、质量考核通则

1.对各生产分厂的产品，质量管理部采取质检员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查，质监员对产品进行监查，并对停止点、特殊工序及重要项目的控制点进行确认相结合的办法，对产品制造的全过程质量进行控制。

2.质量管理部的考核工作以正常工作检查为基础，以抽查、集中检查、专项检查为辅，对全厂各分厂的产品进行控制。

3.质量管理部对检查中所发现的问题下发《质量问题整改通知单》，限期整改；若生产厂整改后仍不合格罚款50元/项；不按期整改或不整改，罚款100元，并再次限期整改。生产厂整改后仍不合格，不按期整改或不整改，则加倍处罚，并通报批评。

4.对发生质量事故的责任单位做如下处罚：

（1）对发生重大质量事故，处罚责任单位直接经济损失50%。并对主要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

（2）对发生一般质量事故，处罚责任单位80%。

（3）对发生轻微质量事故，处罚责任单位100%。

（4）对发生一般质量事故、轻微质量事故扣质量第一责任人（分厂厂长）300～500元。

5.厂质量事故等级划分

（1）重大质量事故：因质量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万元以上（含5万元）；因质量事故造成装置延期开工，停工；因我厂产品质量不合格，受到上级部门通报批评或受到用户投诉，给我厂声誉造成严重影响者。

（2）一般质量事故：因质量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5万元；对我厂声誉有较大影响者。 6.质量管理部负责对厂所有的产品质量及质量管理工作进行检查，统计、考核。考核结果每月以《质量月报》的形式进行通报。

7.质检员如在检查过程中遇到本人解决不了的质量问题或发现质量事故，应及时向质监员汇报；质监员如在检查过程中遇到本人解决不了的质量问题或发现质量事故，应及时向检验责任工程师汇报，不及时汇报，扣当事人50～100元。

三、材料质量考核细则

1.材料必须按规定摆放，界限清晰，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2.原材料在使用前必须有清晰的标识、合格的材料质量证明书，原材料必须经材料质监员检查合格，材料责任工程师确认后方可使用。如使用未经检验合格的材料，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3.需进行复验的原材料必须由材料责任工程师确认后方可使用，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100元；

4.对检验合格的材料，材料质监员应及时给出检查标识，如发生遗漏或延误对有关责任单位每项罚款50元；

5.对检验不合格材料,应按规定隔离存放,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6.经检验合格的原材料运至现场后,如仍存在质量问题，每项罚材料质监员100元；（如该项质量问题按常规的检验发现不了，需增加项目才能发现的除外）。

7.封头下料应按工艺所给厚度下料,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100元；

8.封头必须在测厚合格后方可使用,使用单位及时索取相报告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9.封头成型后，生产单位必须将表面氧化皮清理干净，否则每个封头罚款100元（外购封头责任单位为供应站）。

10.物资供应站材料计划员应及时索取该材料的材质证明书及相关资料,材质证明书应符合最新版本标准规定的指标，特殊情况应办理紧急放行等手续，不合格或检验项目不全的决不能投入生产，否则每一项罚责任单位100元。

11.本厂自制的机加工件，机加单位应将合格证书、检验报告（需要时）、代用单（需要时）等资料与实物（有必要的标识）一起交与使用单位，同时使用单位应及时索取，并做好交接记录，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12.本厂自制的锻件应按相应标准进行检验，并将合格证书与实物一起交使用单位，同时使用单位应及时索取，做好交接记录，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13.附有合格证书的本厂自制件，运至使用单位后，仍存在质量问题，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14.压力容器备料单要标识设备类别，编号及特殊性能要求（复验等项目），违者罚款100元/项。

15.附有合格证书的本厂自制件，运至使用单位后，仍存在质量问题，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四、容器制造质量考核细则

1. 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考核

（1）所有原材料、锻件、机加工件等在使用前使用单位应核对其材料质量证明书、合格证、规格尺寸是否符合要求，如未经检验直接使用的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2）压力容器下料时每个筒节的钢板上都应打上方位线及基准线及标识，否则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3）代用材料没有代用单不得使用，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100元；

（4）无图无工艺文件不得进行作业，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100元；

（5）操作者应按图样、工艺进行作业，无更改通知单不得改变原图样、工艺参数，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100元；

（6）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换、更改、伪造产品合格证、材料质量证明书及相关证明材料，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100元。

（7）下料时按规定进行标识移植，无标识移植或移植内容、方法不对，每一项罚责任单位50元；

（8）分厂质检员对原材料检验合格后方可下料，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9）压力容器试板必须经射线和力学性能等项目检验合格并由市技术监督局确认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违反每项罚责任单位100元；

（10）在制造过程中，每道工序完成操作者自检合格后，方可交质检员检查，对于停止点，质检员检查合格后，交质监员检查，任何一方无故发生遗漏或延迟而影响生产、质量的，每一项罚责任单位50元；

（11）换热器管板与换热管连接为胀接时，由生产分厂对管板和换热管硬度进行检测，不合格不允许转入下道工序。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12）换热管必须按有关规定进行磨管头，管板孔必须清理干净，按规定进行平管头，否则每台罚责任单位100元。

（13）排版必须符合工艺要求，违者处罚责任单位50元；

2.现场实体考核

（1）严格执行工序质量考核制度，即上道工序提出的质量问题转到下道工序时还未处理，即作为考核内容。

（2）组对施焊前对口间隙、错边量超标一处罚款50元；棱角度超标一处罚责任单位50元；

（3）容器整体直线度超差罚款100元；

（4）组对施焊前椭圆度超标一处罚款50元；

（5）接管、支座安装必须符合图样、标准要求，超差一处罚款50元。

（6）塔内件安装必须符合图样、标准要求，超差一处罚款50元；

（7）钢板表面氧化皮及筒体锈蚀必须清除，否则每处罚款100元。

（8）冷换设备穿管束时，组对施焊前管子伸出管板长度，超差一根罚1元；

（9）对随意减免试验或检验项目的责任单位每一项罚100元； （11）总体检验应在产品制造完毕后，热处理及耐压试验前进行，如质检员检查合格后，质监员在总体检验中发现质量问题，限期整改，对不按期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项目，每项罚责任单位100元；

（12）耐压试验和气密性试验

a.试验温度、试验压力、试验程序必须符合标准要求，违反一处罚款50元。

b.耐压试验分厂自检合格后，应及时通知质监员，质监员及时与市技术监督局联系，并将信息及时反馈到制造厂，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c.试压工装、压力表必须满足要求，不能泄露，否则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3.竣工资料

质检员应及时填写各项检验记录，质监员对停止点应及时确认，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分厂应及时索取材料质量证明书、检测报告、代用单、检验记录等见证资料,如有遗漏或延误，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对以上资料分厂如果未索取到或有困难应及时向质监员反映，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在耐压试验前，分厂将该设备的相关资料交质监员，耐压试验后，两天内将该设备所有资料交质监员，拖期一天每台设备罚责任单位50元。

质监员对设备的竣工资料进行审核，将发现的问题及时通知质检员，并限期整改，对未按期完成或完成的项目不合格，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质监员在竣工资料的审核中，单台设备资料中超过5处问题以上时，每超一处罚责任单位50元。无问题的奖励50元/台。

五、焊接质量考核细则

1.焊接材料必须符合设计、规范及工艺要求，并且有质量证明书，焊材储存、烘干、发放、回收必须符合标准和规范要求；焊接施工必须由有效持证焊工进行；焊接必须有评定合格并经批准的焊接工艺，各分厂不能随便更改焊接工艺。以上有一项不合格，扣罚责任单位50元。 3.换热器管束（新制造）管头必须用管对管板自动焊机焊接，特殊情况由分厂办理例外放行手续，必须由有关部门责任人员（设备、生产、技术等）审核，由总工程师签字批准，方能改为手工氩弧焊，未经批准私自更改焊接方式，每台设备扣罚责任单位200元。换热器管头焊接的氩弧焊工必须是厂技术部备案的经考核通过的焊工，违者罚责任单位200元。

4.焊缝外观成型必须美观、平直，焊缝余高及咬边情况应满足GB150的要求，焊缝与母材必须圆滑过渡，角焊缝焊角高度取焊件中较薄者的厚度，否则每条焊缝扣罚50元，管对管板角焊缝不满足要求，每个头扣罚10元。

5.焊缝表面不得有裂纹、气孔、弧坑、飞溅、缺肉、夹渣、药皮等缺陷，上述缺陷及低标准焊完随时处理，不能等到试压时处理，否则每处扣罚20元。

6.焊缝未按要求做标识，每处扣罚责任单位20元。 8.每月焊缝拍片一次合格率指标为96%，高于该指标，高出部分每张片嘉奖10元；低于该指标，不足片数每张片扣罚10元

（100%合格的按本项第

五、12条执行）。

9.焊缝返修：出现二次返修，每张片扣罚20元；二次以上返修，每张片扣罚50元。 11.焊缝的无损检测委托比例及范围必须符合图样、工艺及相关标准要求，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13.换热器管束管头试压，一次试压泄漏率应不低于1/400，泄漏率高于该指标，超标部分每个管头扣罚5元。整台试压管头没有泄漏的，每100个头奖励操作者10元，不足100个头的以100个头计算。

14.设备整体试压时，A、B、C类焊缝不准许有泄漏，技术监督局看压时，任何焊缝及密封点不允许有泄漏，否则每点扣罚100元。

六、热处理质量考核细则

1.热处理所用设备必须完好；仪表、热电偶必须在检定有效期内；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2.热处理工艺参数应严格执行工艺，记录要真实可靠，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3.炉外热处理件测温点布置、辅助和保温措施应符合工艺要求，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200元；

4.操作者在热处理前应核对产品的标识，确认无误后方可进行热处理，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5.热处理前应有防变形措施，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6.压力容器热处理试板由制造分厂提供给热处理单位,并有交接手续，如有遗漏，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7.承担热处理任务的分厂质检员应对热处理过程进行跟踪检查，并及时填写记录、收集资料，热处理后及时出具热处理报告，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20元；

8.承担热处理任务的分厂质检员应及时委托试板的力学性能检测及其它检验项目，并及时索取相应的报告，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9.热处理冷却方式、介质必须符合工艺。违者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七、出厂产品质量考核细则

1.底漆、面漆喷涂均匀，标牌、螺栓不准刷上漆，否则发现一处罚款50元。

2.法兰密封面无保护或出现划伤的发现一处罚款50元。

3.分段出厂的设备，每段要做好标识（按排版图编号），必要时分段处须加防变形措施，没试压的，焊道不允许喷漆，否则每台罚款100元。

4.用户反馈的质量问题每项罚责任单位50元；

八、加工质量考核细则

1.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考核

（1）原材料必须有产品质量证明书，原材料必须经质检员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使用未经检验合格的材料每项罚款50元。

（2）锻件检验：出现以下问题每项罚50元：

a）锻件检验没按设计及标准要求的进行检查；

b）锻件外观有裂纹、折叠、结疤等现象存在：

c）没有工艺，对锻件进行私自补焊；

（3）机械加工成批产品必须做到首件检查合格后，由质检员在工艺卡上签字方可加工，违者罚款20元。

（4）对机加件，在图样上必须附有工艺卡片，如发现图样上未附有工艺卡片，对责任单位每项罚款50元。

（5）对机加件加工产品，操作者加工完后，必须认真在工艺卡上签字；质检员确认合格后在工艺卡上签字确认。违者每项对责任单位罚款50元。

2．现场实体考核

（1）法兰加工：以下各项如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处罚责任单位50元。

a）法兰密封面加工表面粗糙度不得低于图样要求。

b）未注公差尺寸的不得超过图样所规定的等级要求，

c） 法兰加工完后，必须按标准要求标识（合格标识和产品标识）。

d） 法兰其它尺寸符合图样要求。

（2）管板经加工后，尺寸应符合图样要求的加工尺寸，公差数值不得超过标准规定，表面粗糙度不得超过标准规定；管束孔必须铰孔、管板表面、孔内必须清洁，不准有油污、铁屑等杂质；否则每项处罚责任单位50元。

（3）螺栓：以下要求如有一项不符规定，处罚责

nn40.com

任单位20元。

a）螺栓所用材料不得出现裂纹等缺陷；

b）螺纹基本尺寸按图样要求；精度等级应符合要求；

c）螺纹侧面粗糙度不低于图样要求；

d）螺栓发黑前，氧化皮及毛刺必须清除干净；

e）螺栓抽检合格率必须达到100%。

f）螺栓按批号进行力学性能检测。

（4）管箱等的二次加工、封头坡口加工必须清理毛刺和内部铁屑，否则每件处罚责任单位50元。

九．本细则由质量管理部负责解释并负责修订。

本细则自之日执行。原机械厂和机修厂制定的相关质量考核细则自行废止。

附件二：

工艺管理考核细则

一、总则

1.工艺管理是企业生产过程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工艺文件是保证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为此制定本工艺管理考核细则。

2. 工艺文件的编制应以设计文件、国家及各行业颁发的标准和规定及我厂厂标为依据，并与本厂工序能力的实际情况相适应，满足顾客的合同、技术附件及技术协议要求。

3.适用范围：机械厂各生产分厂。

二、工艺考核办法

1.工艺的编制必须符合相关的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不符合的每一项扣责任人50～100元。

2.工艺的编制必须有编制、审核、批准，有漏项的罚责任部门20～50元。

3.工艺的下发要有收发文登记，有受控章和分发号，没有的罚责任者20元。

4.工艺更改必须有变更申请，不得随意变更，否则罚责任者30～50元。

第2篇：常见交通违法处罚细则范文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fines is an important device for deterring illicit behavior and the risks associated therewith.　Yet in China, administrative fines are without any meaningful, principled guidance.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critique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is area and, based on the Hand formula from American tort law, proposes a new and more suitable way for handling administrative fines so that they become more rational and effective, and better realize their proper functions.

关键词：行政罚款　确定标准　过罚相当　汉德公式　侵权法　效率　实用主义

在我国，有关的政府机构在确定行政罚款的标准和具体数额时，一般仅使用“过罚相当”这一原则；专家学者在被问及行政罚款所应遵循的思路时，所能表述的一般也仅是“过罚相当”。作为我国行政处罚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明确地代表了这一思路；该法在其总则中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2]这一思路和原则虽然不无道理，但在至少下述两个方面存在着缺陷和不足。

一、“过罚相当”原则的缺陷与不足

首先，“过罚相当”似乎更适于作为在民事诉讼（如侵权案件）中确定民事赔偿数额的指导原则，对于行政罚款的确定则缺少明确的指导作用。如果以环境污染为例，假定工厂甲因排放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造成河水污染，导致农民乙在河里圈养的鱼苗大量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乙就其所受损害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要求甲做出赔偿，“过罚相当”是可以作为一项指导原则的。[3]具体做法可以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如甲能否及时清除它所造成的污染），在裁决中使甲对乙承担的赔偿等于乙所遭受的相应的损失。

但是，相比之下，“过罚相当”原则对如何确定有关行政机构对违法违规者应当处以的行政罚款则无法提供明确的指导。这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过罚相当”所能顾及的主要是过错和/或损失已经发生的情形，对于行政机构通常需要处理的大量的过错和/或损失尚未发生（如工厂甲虽然已污染河水，但尚未给任何人带来实际损害）的情形，由于缺少有关过错和/或损失的具体数据，笼统地要求“过罚相当”并不能帮助有关行政机构确定应向违法违规者课取多大数额的罚款。而除“过罚相当”原则外，《行政处罚法》并未对行政罚款的额度提供任何具体指导。依据该法公布或修正[4]的大量法律法规通常仅笼统规定有关罚款的大致范围,经常－－在严格意义上－－存在较大的任意性。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5]及其《实施细则》[6]规定：向水体排放剧毒废液，可处10万元以下罚款；向水体排放酸、碱液或其他废水，则可减半处以5万元以下罚款；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有毒污染物的容器，则只可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7]再如，根据《北京市防火安全工作管理规定》[8]，对未在规定期限内消除公安消防机构指出的火灾隐患的单位，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则可处以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9]上述法律法规为不同（但相近）的违法行为设定的罚款数额彼此差别巨大（如10万元：5万元：1万元），而为同一违法行为设定的罚款范围又有较大跨度（如1元－10万元、3,000元－3万元）。因此，执法人员必然在执行中诉诸较多的自由裁量，导致执法的任意性。[10]

其次，与其上述缺陷相关，“过罚相当”原则的另一个、更加严重的缺陷是：应用于公法领域，“过罚相当”对于行政罚款应有的功能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如上所述，“过罚相当”主要适用于过错和/或损失已经发生的情形，其着眼点在于事后的“处罚”或－－更确定地说－－赔偿。但是，行政机构通过罚款所应达到的主要目的应是事前的遏止（deterrence），而不是事后的赔偿（虽然，在某种意义上，罚款也有通过国家或其行政机构赔偿多位受害人的功能[11]）；行政罚款的接受人是国家和/或其相应的行政机构，而不是单独的受害人。以“过罚相当”作为确定行政罚款的唯一原则不仅不利于充分实现行政罚款的事前遏止作用（如，上述法律法规对罚款数额的规定[12]很可能无法遏止有关违法违规行为[13]），并且也实际阻碍了我国有关部门对行政罚款这一首要目的的充分认识和重视。

“过罚相当”原则的这些缺陷或许多少与它直接取自刑法中的“罪罚相当“原则有关。但是，提倡这一原则的学者也许未能充分认识到：刑法所面对的通常是已经造成严重实际损害、且其损害已无法改正的犯罪（最典型的例子是故意杀人、过失杀人、强奸，等等），所以重在对犯罪行为进行事后的惩罚（虽然该惩罚对未来的犯罪人可能有警示、遏止作用，对犯罪人本身却主要是实施惩罚）。与此相较，行政罚款制度则主要指向尚未造成实际损害、或其损害可被改正的违法违规者（例如上文提到的向河中排放废水但尚未给他人带来损害的工厂、违章超载运输的货车司机，等等），所以重在对有关损害的事前遏止。适用于刑法领域的原则未必能同样适用于行政罚款领域。

除“过罚相当”原则之外，可以说，我国的行政罚款基本上处于一种“无章可循”的状态。由于“过罚相当”这一思路的偏差，在实践中，有相当多的行政执法部门对行政罚款应用于遏止有关损害发生这一目的和功能未能正确理解或不予理会，而是错误地将收取行政罚款作为单位“创收”的一种手段，如此等等。因此，预定罚款指标[14]、在收取罚款后便对违法违规行为听之任之[15]等荒谬做

法比比皆是；[16]作为规范社会行为的一种重要机制，行政罚款远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鉴于“过罚相当”原则的上述缺陷，本文试图寻求一种更适合处理行政罚款问题的新的思路，以利于更充分地实现行政罚款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使行政罚款在我国更加有章可循、合理有效。这一思路所借鉴的主要是最初在美国侵权法领域由著名的勒尼德 ∙汉德法官[17]所提出的判断过失有无的计算公式。虽然，迄今为止，这一公式主要被局限于美国侵权法领域的过失侵权制度，并未被系统地应用于其他相关领域（包括行政法领域）（因此，本文在行政罚款方面应用该公式的思路无论在美国法还是中国法领域都是一种新的尝试），著者认为，该公式可以被用来确定行政罚款的标准和具体数额，为我们更合理地管制有关的生产和社会活动、遏止有关损害的发生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与理论指导。

二、汉德公式：来源与背景

汉德公式（The Hand Formula）由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庭著名法官勒尼德 ∙汉德在1947年美利坚合众国诉卡洛尔拖船公司[18]（以下简称卡洛尔案）一案中正式提出，因此有时也被称作卡洛尔学说或卡洛尔公式（The Carroll Towing Doctrine or Carroll Towing Formula）。[19]卡洛尔案所涉及的是某驳船因拴系不牢，在脱锚后碰撞、损坏码头中其他船只的情形；案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定该船船主有无过失。汉德法官就此提出了以下见解：

由于任何船只都有脱锚的可能，并在脱锚后对附近的船只构成威胁，一位船主防止此类事件发生的义务应由三个变量来决定：（1）、该船脱锚的可能性（probability，简称P）；（2）、该船脱锚后将给其他船只造成的损害（loss或injury，简称L）；（3）、对此采取足够预防措施将给该船主带来的负担（burden，简称B）。如果B小于P与L的乘积（B

汉德法官所提出的上述公式（因其所涉及的B、P、L变量，又称BPL公式）随后成为美国各级法院在侵权案件中经常使用的判定过失有无的标准。[20]根据汉德公式的表述，法院经常以B、P、L来计算当事人应当采取的对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合理关注”（reasonable care）。如果采取足够预防措施（如，在上述河水污染的例子中，对将被排放的废水做充分的净化）将给当事人带来的负担（B）大于造成有关损害的概率（P）与有关损害（L）的乘积，当事人便不必采取预防措施，因为由法律要求当事人这样做（花费较多的费用，如1,000美元，以杜绝较少的概率损失[即P与L的乘积；而不是单纯的L]，如900美元）从经济上讲是不合理、无效率的，超出了“合理关注”的范围。但是，倘若B小于或等于P与L的乘积（如可用900美元的代价来防止1,000美元的概率损失），而当事人却未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该当事人将被认定存在过失。

汉德公式的理论前提是，如上所述，经济效率[21]和实用主义（utilitarianism）。但这一公式更富有启发性的实际上是它隐含的社会观（view of society）。汉德公式－－在某种意义上－－把一个侵权案件中的原、被告当成了一个整体：正如同要求原告本身用1,000美元的花费去消除原告本身900美元的概率损失无疑是不合理的，汉德认为，要求被告用1,000美元的花费去消除原告900美元的概率损失也同样是不合理的，因为两者最终招致的同样是100美元（1,000美元-900美元）的净损失。这无形中把原、被告看作了一个整体，“统一结算”；也进而把社会看成了一个整体，不再要求社会－－经由法律－－对被告施加过失责任（因为倘若如此，便是给社会造成100美元的净损失）。

不过，虽然汉德公式在理论上颇具说服力，在实际应用时，该公式经常遇到B、P、L无法真正量化的问题。以P和L为例，人们通常很难确切地计算出某一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以及该事故将造成的损失。实际上，一起事故所能造成的损失很可能轻重不一；而造成不同损失的可能性又会随损失的轻重不同而不同。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因而增加了人们在实践中应用汉德公式或其他类似标准的难度。

三、如何在行政罚款中借用汉德公式

虽然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上述公式仍只被局限于侵权法领域的过失侵权制度，著者认为，该公式可以被引申、借用到我国的行政法领域，对行政罚款的确定提供重要、有效的指导。具体说来，在确定行政罚款的标准和具体数额时，我国的有关机构可以参照汉德公式的做法，针对一件行政罚款案，对其所涉及的B（即预防有关损害发生所需要的费用）、P（有关损害发生的概率）、L（有关损害）这三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做出认定，在此基础上选择、确定应收取罚款的具体数额。通过集中考虑这三个变量，行政罚款将获得比“过罚相当”原则所能提供的更扎实、更合理的依据，而不再是“无章可循”。

之所以选择汉德公式来协助改进我国的行政罚款制度，是因为－－在著者看来－－行政罚款的理论前提恰巧与汉德公式所隐含的社会观（如上所述）彼此相容。不论其目前的实行状况如何，著者以为，行政罚款的理论前提都应是以政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和委托管理者，统筹考虑，理性地消除或减少－－根据社会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对社会有害的违法违规行为。因此，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行政罚款的首要目的是在有关损害实际发生前，对可造成该损害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事前的遏止；而当损害一旦发生，则应主要由侵权法来确定事后的法律责任、赔偿数额等一系列事宜。[22]对有关个人和组织处以罚款的目的，应是促使他们对自己有可能损害他人的行为做出恰当的成本效益分析，杜绝对自己也对他人不利的有害行为。行政罚款的标准和具体数额的确定，应以此为出发点。

汉德公式虽然出自侵权法，却意在裁定在有关损害发生前，被告是否本应采取预防措施，防止该损害的发生。因此，汉德公式选取的时间框架恰巧是行政罚款所面对的时间框架。该公式所考虑的变量P与L的乘积（本文称作概率损失，见上文第二部分的有关表述）也正是为行政罚款所关注、由违法违规行为造成的实际危险；而变量B则是政府代表社会决定是否消除或减少某一危险时必须考虑的成本因素。所以，在明确行政罚款的首要目的的前提下，对B、P、L三个变量的掌握应能帮助有关机构在实施行政罚款时更精确地裁定罚款数额，使行政罚款更有效地实现其目的和功能。

具体来讲，有关机构可以采用下列程序来确定其罚款数额：

（一）、确定变量B、P、L的数值。行政机构（或有关立法部门）应通过各种方法确定B、P、L的数值。如上所述，变量B所代表的是预防有关损害发生所需要的费用。有关B的数据通常可以由相关的行业组织或科研单位提供。以上述河水污染的情形为例，B的数值将是对工厂甲所需排放废水事先进行充分净化所需的购买、安装和使用相应设备的费用（包括相关的人工费）等。这一数据通常可由化工部门和/或对口的科研机构、行业组织提供、论证，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做到较为具体、精确。有关废水的安全排放标准－－以及某些其他可罚款事项的相应标准－－可遵循现有和将适时制定的国家标准和/或适用的地方标准。[23]

相比之下，对变量P和L数值的计算可能会相对复杂。[24]有关P和L数据的一个主要来源是法院等对以往类似损害的处理。对绝大多数损害类型来讲，法院等部门对以往案件的审理应已包含足够的有关数据；有关部门可据此对同类损害的平均发生概率、程度和范围等做出相当可靠的估计，从而计算出概率损失的数值。譬如，在上述河水污染的例子中，以往污染给有关动植物（如鱼苗等）甚至人类带来的损害及其发生频率应能对类似损害在将来的发生概率等提供较为可靠的线索。此外，由具体部门（如当地环境保护局）和/或科研单位等对有关废水的生化检验也应能提供重要的相关数据（如一定量的废水可致多少鱼苗死亡等等）。

在确定B、P、L三个变量的数值时，有关部门应通过调查研究、听证等形式充分地听取有关各方（如行业主管部门、科研单位、专家、从事有关损害预防的企业或个人、所涉及的两方或多方当事人－－包括将要受罚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有可能受害的单位和个人）的意见和论证，并对各方的意见和论证做充分的比较与权衡，[25]以期做出尽量准确、合理、通常适用于同一种类的多个个案（而不是仅仅针对一个孤立个案－－否则将增加资源浪费和不可行性）的计算。

（二）、根据以上对B、P、L数值的计算，确定行政罚款的具体数额。以上对B、P、L数值的计算可以被行政机构（或有关立法部门）直接用来确定有关行政罚款的数额。根据社会（经由政府）对概率损失所要达到的遏止程度，以B、P、L来确定行政罚款的数额可以大致分为三种情形。

为实现行政罚款事先遏止有关损害这一首要目的，有关机构需要确定其对概率损失所要达到的遏止程度。在这一方面，有关机构主要面对以下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促使当事人不惜任何代价来防止一切损害的发生；第二种选择是只在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小于或等于概率损失（即B≤PL）的情况下才促使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即允许有效率的损失或损害（efficient loss or injury)；[26]除此之外，有关机构也可以设计出某种折衷方案，例如要求当事人在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大于概率损失的情况下也要防止损害的发生，但对该代价与该概率损失之间的比率加以某种限定（如在该代价超出该概率损失两倍的情况下，即B>2PL时，便不再要求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有关机构应考虑以上述第二种选择作为其政策取向，即：只在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小于或等于概率损失的情况下才促使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经济效益、理性地消除或减少损害的发生。在防止损害的成本小于概率损失（如B=9,000元，PL=10,000元）时，免除损害的发生可使社会在总体上得到正面的经济效益（PL-B=10,000元-9,000元=1,000元）。在防止损害的成本等于概率损失（如B=10,000元，PL=10,000元）时，虽然免除该损害不能带来正面的经济效益（PL-B=10,000元-10,000元=0元），但是，由于这样做可以－－在不浪费社会资源的情况下－－同时减轻或消除人们对损害发生的担忧等负面情绪，从而实现额外的社会效益，所以要求当事人免除该损害的发生仍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社会道德观念、公众要求等因素，有关部门也可以不排除采用上述其他两种（尤其是第三种）做法，即：在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大于概率损失的情况下同样要求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但是，在采取这种做法之前，有关部门必须认识到：在通常情况下，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最终都是由公众、由社会来承担的（例如，在上述河水污染的例子中，对工厂甲的罚款将不可避免地作为其生产成本的一部分，相应地提高其产品的价格，从而被转嫁到其用户或消费者身上）。所以，严格地讲，在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远大于概率损失的情形下（如B≥2PL时），仍要求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将很少能给社会带来正面的效益。

如以B、P、L来表示，在上述三种情形下，对有关行政罚款的确定应分别依照以下公式进行：

1、如要促使当事人不惜任何代价来防止一切损害的发生：无论B与PL的相互关系如何（即：无论BPL），对未能采取措施、防止有关损害发生的当事人均应处以罚款，罚款额应略大于B，使其等于B加上因实施行政罚款而产生的相应的行政开支（如上述为取得有关B、P、L的数据而进行的调查研究和听证的费用，以及下文将要提到的招标的费用等）。

如对某一可罚款事项采用这一政策，有关部门将只需取得有关B的数据，对P与L将无须理会。但是，如上所述，这种做法至少在B远大于PL的情形下会给当事人乃至公众造成不合理、无效率的负担，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并不是一种正确的政策选择。

2、如只在B小于或等于概率损失的情况下才促使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行政机构应只在B≤PL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罚款额应略大于B，使其等于B加上因实施行政罚款而产生的相应的行政开支（见上文第1小节的说明）。[27] B>PL的情形应在实际损害发生后，由法院、仲裁委员会等诉讼机构按照侵权法等适用法律法规处理或者－－这可能也是更合理、更有效率的做法－－由相应的社会保险机制处理。

3、如采用上述的某种折衷方案（如在B超出概率损失1.5倍的情况下便不再要求当事人防止损害发生）：有关机构应只在规定的情形下（如B≤1.5PL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罚款额应略大于B，使其等于B加上因实施行政罚款而产生的相应的行政开支（见上文第1小节的说明）。B>1.5PL的情形应在实际损害发生后由法院、仲裁委员会等按照侵权法等适用法律法规处理或由相应的社会保险机制处理。

根据可罚款事项的不同，有关政府机构显然可以对不同事项采取不同的遏止政策：如对绝大多数事项采取上述第2种政策；对少数事项采取第3种政策；但也不排除对极个别事项（如可导致某种严重传染病流行的违法违规行为）采取第1种政策，不惜一切代价尽力杜绝。

四、其他相关的讨论

以上述方式确定的行政罚款应能有效地促使当事人采取充分、合理的预防措施来防止有关损害的发生。在通常情况下，当事人是否花费额外的费用来预防某种损害的发生将主要取决于他在有意或无意之中对此做出的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以上述河水污染的情形为例，如果工厂甲明知它能以9,000元的代价（B）来消除10,000元的概率损失（PL），否则它将被处以超过9,000元的罚款（B＋相应的行政开支，如9,500元；参见上文第三部分第（二）节第1小节的说明），工厂甲和处在类似情形下的其他当事人通常都会选择主动去防止损害的发生，而不会自愿选择被罚款（从而给自己造成500元【9,500元－9,000元＝500元】的净损失）。

倘若选择得当，行政罚款因此可以实质性地影响－－甚至完全改变－－当事人是否采取措施，预防有关损害的发生。出于其自身利益，当事人通常不会主动预防损害的发生，因为这样非但不会给他带来效益（防止损害发生只会给本来可能受害的他人带来效益），反而会使他承担预防的费用（净损失）；虽然从事生产等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可以，如前文所述，通过提高其产品价格等方式将该费用转嫁给用户或消费者，但是，作为生产成本的一部分，该费用将相应减少他本来可以获得的利润；同时，提高其产品价格也将不利于他在市场上的竞争。行政罚款的存在可以帮助矫正这种偏向，因为对可能受罚的当事人来讲，通过预防损害来避免罚款已构成他的效益。

在现实生活中，当事人对概率损失（PL）及其预防措施（B）的估算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误差，从而－－在罚款数额未被正确设立的情况下－－妨碍他做出正确的决策。[28]通常，当事人不会掌握有关政府机构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听证等方式才可能掌握的数据，因此可能低估损害发生的概率、程度和范围。譬如，在河水污染的例子中，工厂甲对概率损失的估计可能仅仅是9,000元，而不是行政机构通过充分论证计算出的10,000元。但是，只要罚款数额是有关机构根据其正确的BPL数据确定的，行政罚款的存在仍能促使工厂甲主动预防损害的发生。这是因为，由于行政罚款的存在，工厂甲实际上并不是在对自己所估算的B（9,000元）与自己所估算的PL（9,000元）做比较，而是在对自己所估算的B（9,000元）与行政罚款（9,500元）做比较。工厂甲在计算PL时出现的误差因此被抵销；在其成本效益分析中实际起作用的是有关机构所确定的BPL与罚款数额。

由于同样的原因，当事人也可能过高地估计采取预防措施的费用。例如，工厂甲可能认为消除河水污染的费用不是9,000元，而是10,000元。在这种情况下，工厂甲在对自己所估算的B（10,000元）与行政罚款（9,500元）做比较（参见上一段的讨论）时，有可能选择接受行政罚款，而不愿多花500元（B-行政罚款=10,000元-9,500元=500元）去主动消除对河水的污染。但是，只要行政罚款的依据是行政机构根据上述方法所确定的BPL数值，有关损害仍能得到有效的预防。这是因为，行政机构可以－－并且应该－－使用在此类及其他情形下所收取的行政罚款来防止有关损害的发生。

我国在这方面的一个严重偏差是：行政部门通常是把罚款作为国家和/或该部门的一种经济收入，而不是作为消除有关损害发生危险的经费。[29]当然，在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完成，损害发生的危险因此已不再存在的情况下（如汽车驾驶员违章闯过红灯，但并未引起任何交通事故），对当事人的罚款只能作为国家和/或有关地方政府（而不是有关行政执法机构及其人员）的收入，而无法（也无需）对已完成的违法违规行为施加任何影响（虽然该罚款对日后的类似行为无疑将有更加可信的遏止作用）。[30]但是，在损害发生的危险仍然存在的众多情况下，有关机构只有积极地将所收取的罚款用于消除这些危险，才能充分地实现行政罚款的价值与目的。

在这方面较为可行的一个做法是：通过招标，挑选能最快、最有效地消除损害发生危险的公司或个人；将所收取的罚款中相当于预防费用（B）的部分作为报酬，雇用中标方来防止有关损害的发生。招标的具体方式可以是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31]招标可以由行政机构亲自主持，也可以委托合适的中介组织代为主持。[32]与招标有关的费用可以事先加入应收取的罚款数额中（超出预防费用B的部分）。[33]倘能运用得当，这一机制应能进一步保证有关损害危险得到合理的预防和控制，并能鼓励和支持以预防损害发生为其主、副业的企业和个人，激励其技术革新与进步。这些企业和个人，如专以处理工业废水为其服务项目的工厂，对减少有关损害在我国的发生应能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

但是，如果罚款数额未被正确设立，则（无论当事人对概率损失PL及预防费用B的估算是否存在误差）无法对有关损害进行应有的预防和治理。例如，在河水污染的例子中，执法人员可能在《水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所规定的罚款范围内“正确地”对工厂甲处以5,000元的罚款。[34]由于该数额低于工厂甲正确估算的B（9,000元）（或高估的10,000元），它将不会承受4,000元（9,000元－5,000元）甚或5,000元（10,000元－5,000元）的净损失去主动消除污染。同样，北京的某非经营性单位可能因它只面对1,000元的罚款（《北京市防火安全工作管理规定》所设立的最高罚款额[35]）但通过更新其供暖设施消除火灾隐患却需要2,000元（或高估的3,000元），而不去消除该隐患。此类罚款数额远低于预防费用的情形也将使有关部门无法采用上述招标等方式，雇用他人来消除有关损害，从而使许多隐患汜滥成灾。相比之下，罚款数额远高于预防费用的情形虽能遏止损害发生，却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对当事人财产的不合理剥夺。

由于现有法律法规所设立的罚款数额较为任意及其执行上的任意性[36]，如以本文提出的BPL思路加以衡量，上述偏差似应相当常见。例如，在上文所引（以及在其他法律法规中随处可见）的最高罚款限额，因立法者并未有意识地考虑BPL及有关数据，很难保证适当高于防止有关损害所必需的费用（B）。[37]可在此类限额之下“依法”裁定的较低数额，如上所述，则更难保证不低于有关预防费用。此外，现有法律法规中也不乏妨碍实现行政罚款所应有的遏止作用的规定。例如，根据《行政处罚法》，不满十四周岁的违法违规者免于行政处罚；[38]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者从轻处罚；[39]无法辨认或控制其行为的精神病人也同样免于处罚。[40]实际上，有关部门应考虑在行政罚款制度下，将未成年人和有心智缺陷者（如精神病人）视同正常成年人，对其违法违规行为（如破坏市容和公共卫生、损坏公共设施等）处以同样的罚款。[41]这样可以，一方面，取得消除其行为后果的必要费用（如清洁和修理费用），另一方面，促使其监护人加强对他们的管教和监督，从而遏止类似行为的发生。

应当指出，采用本文所提出的思路以实现行政罚款的应有目的和功能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行政机构、法院等有关系统在其运作和执行上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这主要包括：行政机构能够将其有关罚款的明确规定事先公告各方（因为只有足够明确和为人所知，该规定才能被纳入其成本效益分析，对其产生遏止作用）；在检查当事人的预防措施和预防效果时能够实事求是、公正不倚；在对当事人处以罚款时能够严谨执法、言出必行；法院系统能够－－在有关损害发生后－－根据侵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作出正确、及时的裁决，使当事人对其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承担充分的责任；法院所裁定的赔偿数额或其他补救措施充分、合理，并能得到忠实的执行；侵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已达到足够的质量要求，等。只有行政机构和/或法院严格执法、司法，正确设立的行政罚款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依据本文的思路设立正确的罚款数额具有充足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这是因为，虽然在某些情形下，获得精确的P、L数值将有较大的难度，[42]但是，这一思路所要求的只是关于P、L的可靠数据，而不是极其精确的数值。何况，与P、L相比，该思路更多依赖的是预防费用B的数据，而这一数据较P、L更易得到。此外，为取得此类数据所做出的事前调查和论证不应给有关机构带来实质性的额外负担，因为，一方面，有关部门通常也必须－－根据《行政处罚法》[43]和其他适用法律法规[44]－－就罚款进行听证和/或行政复议；如能依据本文的思路在事前确立更准确、更有合理依据的罚款数额，此类听证和/或行政复议可望得到减少（从而节省其时间和其他资源的投入）。在另一方面，如上所述，进行此类调查和论证的经费可由适当计入罚款数额的行政开支[45]支付。

但是，不言而喻，为使行政罚款发挥其应有作用，行政执法中的现有问题需尽快得以纠正。例如，将行政罚款作为单位经济收入的行为从根本上背离了行政罚款须用于治理有关损害危险的原则，必须及早杜绝。（我们期望，中央政府就此全面采取的“罚缴分离”、“收支两条线”等措施[46]能够取得实质的成效。）再如，在收取行政罚款后便对违法违规行为听之任之的做法显然也不利于消除有关违法违规行为；这一做法实际上是把罚款当成了税收，反而会在许多情形下激励当事人继续其受罚行为，以弥补其因罚款而遭受的损失。[47]此外，许多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执法随意的现象[48]也需要由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认真对待、尽早加以缓解和最终解决。

结

语

出于其各自利益，一个社会的各种成员（包括公民、企业和其他组织）可能随时做出对他人构成损害危险的种种违法违规行为。要应对这一广泛存在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必须由能够超越个人和单个组织、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政府承担起社会管理者的责任。行政罚款制度可以作为应对这一问题的有效机制。遵循本文所提出的思路，有关政府机构可以通过有系统的调查研究、听证等方式正确地设立行政罚款数额，促使当事人做出合理的成本效益分析，实现以行政罚款遏止有关损害危险的目的和功能。倘若运用得当，这种行政罚款制度可使社会生活中的多种违法违规行为及其所造成的损害危险得到合理、理性的防治。

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第3－12页

作者系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心研究员；《美国比较法学刊》(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编委。 哈佛大学法博士（J.D.）；耶鲁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本文的写作得益于与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心访问学者孙潮教授和石宏先生的讨论，谨此致谢。

[1]1996年3月17日通过，自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该法将行政罚款设定为行政处罚的一个重要种类，见其第八条第（二）款。

[2]见《行政处罚法》，第四条。

[3]当然，在民法领域中，“罚”或“处罚”等提法将是不恰当的，因为私法/民法的目的与功能在于迫使加害人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在此之外，不应再有惩罚的目的。惩罚的目的和功能是应由公法（如行政法规－－本文所探讨的对象－－和刑法）来实现的。我国《民法通则》和有些民法学者曾在多处混淆了这一区别；详细的讨论可参见拙文，“中国侵权法现状：考察与评论”，《政法论坛》，2002年第1期。

[4]《行政处罚法》在其第九、第十和第十一条中分别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可以设定相应的行政处罚。

[5]1984年5月11日通过，1996年5月15日修正，自1984年11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

[6]2000年3月20日，自即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7]见《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及《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第(一)－(三)款。

[8]2000年3月13日，自2000年5月1日起施行。

[9]见该规定第八条及第五条第(五)款。比较《上海市消防条例》（1995年10月27日，2000年1月25日第二次修正，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逾期未消除公安消防机构指出的重大火灾隐患的单位可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者可处以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10]据某些省市的调查，有些部门在执法时任意降低或提高处罚额度，执法随意性较大；参见”[山东省]胶州市对全市行政执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载2002年8月20日《青岛政府法制网》。此外，在执法中也时常出现执法人员与违法违规者就罚款数额讨价还价的情况；参见“不掏钱不放行，交警检查点成罚款点”，载2003年1月15日《华商报》（某货车司机因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私装挡板而被交警罚款；经过讨价还价，交警将罚款由规定的1,000元减至500元）；“山西省偏关县截罚邮车只因罚款任务没完成”，载2001年12月18日《新华网》（在截罚某邮车时，执法人员声称由他办理罚款只需4万元，如交别人则需8万元）。

[11]参见下文第四部分的有关讨论。

[12]见注2－7及其相关正文。

[13]详见下文第三部分的有关解释。

[14]参见“四川省人大法制委建议整顿违规执法，行政罚款不准下指标”，载2002年1月18日《天府早报》（据四川省人大法制委调查，该省某些行政机关将执法与执法者自身的经济利益挂钩，把行政处罚当作创收）；“山西省偏关县截罚邮车只因罚款任务没完成”，载2001年12月18日《新华网》；“当罚款成为目的……”，载2003年3月2日《人民网·海南视窗》（海口市某些交通协管员每天须承担一定的罚款任务）。

[15]参见“不掏钱不放行，交警检查点成罚款点”，载2003年1月15日《华商报》（设于312国道的某检查站对违规超载运货或私装挡板的司机进行罚款，但未按规定责令其当场卸载或劝返，或要求其当场或随后拆除挡扳。高额罚款并未使司机减少违章：在这段国道上，几乎所有货车都超载运输或加装挡板，而因此引起的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交了罚款超载放行，这个停车场光罚款不卸货”，载2002年11月29日《燕赵都市报》（河北省保定市某停车场交警在向违章超载的司机收取罚款后，即允许其超载运输）；“交了罚款就可以销售禁止上市的非“B瓶”包装啤酒?”，载2002年4月24日《河北日报》（河北省承德县执法部门对可能爆炸伤人的非“B瓶”包装啤酒实行罚款，但在经销商交付罚款后便允许其继续销售）。

严格来讲，上述执法行为已违反《行政处罚法》；见该法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16]据悉，从2003年起，中央政府已开始对罚款收入全面实行“罚缴分离”，将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从原来的“坐收坐支”改为“收支两条线”管理；见“收费罚款今年起统交国库，‘预算外收入’终结“，载2003年1月4日《财经时报》。这意味着行政执法部门将负责开具罚款单，但无权收缴罚款，罚款多少也将与执法部门的收入没有直接联系。但这一改革措施究竟会有多大成效将取决于各有关部门是否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这一决策（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毕竟，《行政处罚法》早在1996年便已做出类似规定（见其第四十六、五十三、六十三条）；而各地也不乏此类试点，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实施方案》（2000年3月制定）第三部分第(六)条第3款（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制度，杜绝以罚款……作为工作经费和人员福利待遇来源）。

[17]Learned Hand，生于1872年，卒于1961年；担任美国联邦法官42年；历任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纽约南区法庭法官（1909-1924），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庭法官（1924-1948）、首席法官（1948-1951）。

[18]United States v. Carroll Towing Co., 159 F.2d 169 (2d Cir. 1947).

[19]其实，在汉德之前，已有若干法官表述了与汉德公式颇为相近的观点，参见1902年Chicago, Burlington and Quincy Railroad v. Krayenbuhl（65 Neb. 889, 91 N.W. 880）一案的法官判词。不过，由于汉德公式的简洁明了（汉德是最早采用下述 BPL这种代数形式的人），与相近的表述相比，它在美国法律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因而也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

[20]参见Davis v. Consolidated Rail Corp., 788 F.2d 1260 (7th Cir. 1986)（由著名法官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裁定），I&M Rail Link, LLC v. Northstar Navigation, Inc., 198 F.3d 1012（7th Cir. 2000），以及Richard Cross v. Berg Lumber Company, 7 P.3d 922 (Supreme Court of Wyoming 2000）。

[21]参见波斯纳、基多·凯勒布瑞兹（Guido Calabresi）、斯蒂文·沙维尔（Steven Shavell）等人的相关分析：Richard Posne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5th ed., New York, NY: Aspen Publishers (1998); Guido Calabresi, The Costs of Accidents: A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Steven Shavell, Economic Analysis of Accident La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2]参见上文第一部分第三段的讨论。当然，通过合理地确定法律责任和赔偿数额，侵权法对未来的侵权行为也会有一定的遏止作用；参见拙文“中国侵权法现状：考察与评论”（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1期）中的有关讨论。但这并不影响此处的基本判断，即：行政罚款主要应用于损害实际发生前，而侵权法主要应用于损害实际发生后。

[23]目前，定义废水安全指标的国家标准主要是《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以及适用于具体行业的相应标准（如《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6-92)》、《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8-92)》等）。涉及其他可罚款事项的标准有，例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90）》等。

[24]参见上文第二部分最后一段的讨论。

[25]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当地政府已在试图建立类似的法律决策分析和论证制度，对涉及当地城市建设、人民生活等方面的重要决策进行分析、论证；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实施方案》（2000年3月制定），第三部分第(一)条第2款。但这些分析和论证通常仍只局限于所谓的“重要决策”和少数专家顾问的参与，所以仍需较大的改进。

[26]这一思路与英美合同法中允许有效率的违约（efficient breach）的做法有相近之处，同为法律的经济学分析所支持。

[27]在少数情形下，为实现行政罚款的遏止作用，也不排除将罚款数额确定为B的数倍甚或数十倍。例如，虽然随地吐痰和乱吐口香糖可造成严重污染市容、传播流行病菌等后果，清除此类污染的成本却相对较小：如据有关部门计算，清除一块口香糖残迹的成本约为1.1元（见“天安门管理委员会：清除一块糖成本1.1元”，载2002年10月16日《北京青年报》）；清除痰迹的成本应该更低。如按该成本（加上相应的行政开支）实行罚款，将很难遏止此类行为。因此，可考虑使罚款数额数倍或数十倍于该成本。这样，对此类行为的罚款将更与其有关危害（PL）相称。另一方面，由于执法人员必定无法抓获所有此类违规者并处以罚款，相应增加罚款数额（使被罚款的违规者分担未被罚款的违规者的罚款数额）可保证有关机构获得清除此类所有污染的经费（参见下文第四部分的有关讨论）。

[28]有关罚款数额未被正确设立的情形，请见下文的讨论。

[29]见上文第一部分第五段的讨论。这种混淆不仅存在于具体的行政执法部门，也存在于地方人大等核心政府机构。参见“[辽宁省]葫芦岛市人大常委会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执法检查效果明显”，载2002年11月1日《人民网•中国人大新闻》（称“收费和罚款，对地方财力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重点号系著者所加））。政府机构无疑需要从社会取得足够多的收入，用以支付其人员工资、日常工作开支等等。但是，取得该收入的正确途径应是税收和/或有关收费（如服务性收费和阶段性收费），而不应是罚款。

[30]在这些情况下，已收取的罚款实际上应等同于违法违规者对社会－－在某种意义上－－的相应补偿，并应因此用于适当的公益事业。参见第2页注8及其相关正文。

[31]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1999年8月30日颁布，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第十条。

[32]见《招标投标法》，第十二条。

[33]参见上文第三部分第（二）节第1小节的讨论。

[34]见第2页注4及其相关正文。

[35]见第2页注5、6及其相关正文。

[36]参见上文第一部分第二段的有关讨论。

[37]这方面的另一个例证，是《北京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定》（2002年12月31日，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根据该规定的第二十八条，违反该规定，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应当追回而不追回的，由卫生、工商行政管理或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处5,000元以下罚款。可以想见，对于已经售出、价值在5,000元以上的食品，当事人将不会有动力积极追回，因为这样只会造成当事人的净损失（例如，6,000元食品售价－5,000元罚款＝1,000元净损失）。

[38]见《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五条。

[39]同上注。

[40]见《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六条。

[41]这样做，并不是苛责未成年人和有心智缺陷者。与重在责罚的其他法律制度相比，现代行政罚款制度实际上更象一种财政制度；它重在采用经济手段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事前遏止和－－在遏止失败后－－取得治理有关行为的费用。

[42]见上文第二部分最后一段的讨论。

[43]如《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被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的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听证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第六条（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罚不服，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等。

[44]例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听证暂行规则》（1996年10月17日，自即日起施行）第六条第（三）款、第四十二条等；《建设部实施行政处罚工作规程》（2002年3月5日，自即日起施行）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等；国土资源部《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2003年1月2日，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九条等；《北京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1996年9月23日，自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二条、第十二条等。

[45]参见上文第三部分第（二）节第1小节的讨论。

[46]见第3页注3。

第3篇：常见交通违法处罚细则范文

【辩论】法院受理后,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各执一词。

原告诉称:1．华联商厦是街道所属企业,有关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应由市劳动局管辖,地区劳动局是市劳动局的上级机关,直接对市劳动局所辖单位进行处罚是越权行政。2．《劳动法》第101条规定的“无理阻挠劳动行政部门、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监督检查权的”是指没有任何道理,采用暴力、威胁、围攻、侮辱等积极的方法阻止、妨碍劳动行政部门、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监督检查权的行为,是—种作为的违法行为。而华联商厦在地区劳动局工作人员调查时并未采取上述方法进行阻挠,只是对其整改指令提出异议,请求其收回,在其规定的调查、询问的时间由于有其他事情没有如期到场,这些行为并不足以构成“无理阻挠行为”。因此,地区劳动局适用《劳动法》第101条、劳动部《违反〈劳动法〉行政处罚办法》第18条之规定对华联商厦处罚款8000元是适用法律错误。3．《行政处罚法》规定对法人处1000元以上的大数额罚款应适用一般程序,对于其中的较大数额的罚款决定作出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地区劳动局对华联商厦罚款8000元,远远超过1000元这一大数额的界限,是较大的数额,华联商厦对这一罚款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地区劳动局在下达处理决定前未告知华联商厦有要求听证的权利,是违反了法定程序。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

被告辩称:1．地区劳动局是地级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区的劳动行政工作,对全区的用人单位均有管辖权。目前,关于劳动行政部门的案件管辖范围法律、法规均无明确规定,我省劳动厅制定的《劳动监察规定》:“上级劳动监察机构可以对下级监察机构管理的用人单位进行劳动监察,也可以把自己管辖的用人单位委托给下一级劳动监察机构管辖。”因此,地区劳动局对本案有完全的管辖权。2．劳动部的《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2条规定:“用人单位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应认定为《劳动法》第101条中的“无理阻挠”行为:（1）阻止劳动监督检查人员进入用人单位内（包括进入劳动现场）进行监督检查的;（2）隐瞒事实真象,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3）拒绝提供有关资料的;（4）拒绝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就劳动行政部门所提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的;（5）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况。”其中的第（3）、（4）项的“拒绝”行为既包括明确表示的拒绝提供资料和拒绝解释、说明,也包括对劳动行政部门“提供资料,作出解释说明”的要求不予理睬的默示拒绝。华联商厦对地区劳动·71·局发出的“限期整改指令”拒不执行,在其发出携带有关资料接受询问的通知后又不予理睬,是一种“默示拒绝”,构成了“无理阻挠行为”,应予处罚。3．《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该法并未明确较大数额罚款的界限,劳动部和我省立法机关也未作出具体规定,因此,地区劳动局决定对本案不进行听证是不违法的。请求法院判决维持地区劳动局对华联商厦的处理决定。

【判决】1997年5月30曰,赣州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在招工时向被录用人员收取押金违反了《劳动法》的有关规定,所收押金应当退还员工。但被告认为原告阻挠了被告行使监督检查权的主要证据不足,罚款数额较大而未告知原告有要求听证的权利,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依照《劳动法》第68条,《行政处罚法》第42条,《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一）项第（二）项的第1、3目规定,作出一审判决:一、维持赣州地区劳动局劳行决中（97）1号《关于对违反劳动法规行为的处理决定书》的第1项,即执行整改指令退还员工交纳的抵押金。二、撤销赣州地区劳动局劳行决字（97）1号《关于对违反劳动法规行为的处理决定书》的第2项,即处罚款8000元。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原告承担300元,被告承担200元。被告对—审判决不服,向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维持其处理决定书中的罚款8000元的决定。

1997年8月15日,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上诉人在招工期间向被录用人员收取押金,违反了《劳动法》及有关规章的规定,理应予以退回。在接到上诉人的询问通知后,无视法律、法规的规定,拒不按通知的要求携带有关资料到指定地点接受询问,已构成无理阻挠劳动行政部门行使监督检查权的行为,上诉人依法作出处罚是正确的。江西省劳动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的具体标准尚未制定颁布,原审法院自行确定标准,上诉人未经听证程序而作出决定一节认定违法不妥的,作出撤销行政处罚的判决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行政诉讼法》第61条第（二）项的规定,作出终审判决如下:一,维持赣州市人民法院（1997）赣行初中第3号行政判决第一项。二,撤销赣州市人民法院（1997）赣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第二项。三,维持地区劳动局劳行决字（97）1号处理决定书第二项。四,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被上诉人华联商厦承担。

【评析】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主要争议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被告对本案是否有管辖权的问题。一、二审法院均认为被告有管辖权,笔者也同意这一观点。因为关于劳动监察的管辖界定问题,法律、法规都未作明确规定,而省劳动厅制定的《劳动监察规定》确定上级机关可以对下级机关管辖的用人单位进行劳动监察,所以被告对本案有管辖权。

第4篇：常见交通违法处罚细则范文

[关键词]香港 价格 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DF411.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1-0037-03

价格体制是指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价格形成、运行和调控管理的制度。香港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奉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最大限度的市场调节和最小限度的政府干预相结合,自主经营、自由竞争。这也是香港当局制定各项经济立法和行政管理的主要政策依据。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香港实行的是由政府、法定团体和行业公会互相衔接、互相补充的价格监管模式。香港的价格体制已形成与现代化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调控的、与国际市场相连接的、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价格体制。对不宜竞争的、带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多种形式的直接调控管理;而对属于竞争性的产品和服务价格,全面实行市场形成、政府间接调控的制度。无论价格的形成、运行和调控管理办法都与现代市场经济密切相关。

一、香港的价格法律体系

高度法制化是香港价格管理的一大特点,也是香港价格管理机制高效运转的制度原因。香港是普通法适用地区,属于典型的判例法体系。香港回归后,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为其法律制度的宪制性文件,并保持原有的法律制度特性,使得法律制度更加完备,更加适应回归后的香港社会各方面的需要。

价格法规有两种模式,即独立型价格法规和混合型价格法规。所谓独立型价格法规,即国家立法部门专门制定的价格法规,如,奥地利、挪威等国的《价格法》,日本的《物价统制令》,韩国的《物价安定法》,瑞士的《联邦价格监督法》等;混合型价格法规,即没有制定专门的价格法规,对价格的法律规范体现在其他各项专门立法中,如美国的三大反垄断法案:1890年颁布的谢尔曼法案、1940年颁布的克莱顿法案、1914年通过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香港的价格法律属于混合型价格法律。

香港并没有系统综合性以成文法形式出现的价格法,对于各类价格行为的规范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之中。不仅繁多,而且齐全。任何价格和收费行为,都可以找到法律的依据,并受到法律的监督。香港虽然没有专门的价格基本法律,但它价格法规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商业、电讯广播、医疗卫生、公共财政、公众安全、环境自然、行业规管、地政房屋、渔农矿务、船务港口、知识产权、刑事、民事、政府行政、交通运输、司法等等各个方面的立法中对价格规管都有涉及,对各种价格与收费行为都有细致而且明确的规定。与价格和收费相关的法律条例散见于经济生活各方面的立法中,使得几乎任何价格和收费行为,都可以找到法律的依据,并受到法律的监督。诸多法律成龙配套,构成香港严密的价格监管法律体系。

香港的价格法律体系除了具有价格法规的一般特征,如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国民生活及国民经济稳定与发展,明确价格违法行为并进行经济处罚和法律惩罚等以外,还具有以下特点:

1.香港没有专门的价格法律,但法律制度比较完备,涉及价格方面的立法,比较全面、系统,能适应现代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其价格法规表现形式为“制定法”和“判例法”,而“制定法”使用极为广泛,已形成“制定法”为主体,与“判例法”并存,形成互为补充的法律架构。

2.对不宜竞争的、带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商品和服务价格规管,体现了较强的政府干预色彩。虽然香港奉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自主经营、自由竞争。但对不宜竞争的、带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则实行多种形式的直接调控管理。如《储备商品条例》第3条规定,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就“规管或管制任何储备商品的最高价格”、“费用及收费”等等事宜订立规例,凡违反任何上述规例,即属犯罪。

3.对价格的规管非常细致。香港虽然没有专门的价格法律,但在金融机构、行业规管、公民权利、雇佣劳工、政府行政、工程工务、公共财政、地政房屋、涉外事务、渔农矿务、人事登记/入境、环境自然、公众安全/保安、交通运输、司法、船务港口、执法、电讯广播、诉讼仲裁、文康娱乐、刑事法律、教育、民事法律、医疗卫生、家事法律、宗教、商业法律、公益慈善、各类法团、财经事务、各类基金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中,对涉及价格与收费等事宜都有细致而且明确的规定条款。

4.对价格违法行为处罚重。香港的价格法律强调价格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对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罚特别严厉,其处罚方式主要是经济处罚与监禁。在有关价格违法处罚的法律条款中,对违法者进行罚款或者监禁处罚的条款很多,如《简易程序治罪条例》第6B条规定,对于在公众地方以高于批准价格出售或游说他人购买载运商或其代表发出的客票的行为,“即属犯罪,第一次定罪可处罚款一千,第二次或其后定罪可处罚款两千及监禁6个月”;《石油(保存及管制)条例》第6条规定,获授权人员可就石油供应商或经销商贮存、供应、使用或处置石油事,向任何石油供应商或经销商作出其认为适当的规管石油的供应价格或出售价格指示,任何供应商或经销商“违反或没有遵守根据第(1)款向他作出的任何指示,即属犯罪,可处罚款十万及监禁2年”等等。

二、香港对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罚

(一)对价格违法行为的认定

正确处理价格违法案件的基础与前提条件是对价格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价格违法行为,是指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违反价格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给社会造成某种危害的有过错的行为,包括不履行价格法规、行政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义务和实施了的价格法规、行政法规或者规章中明文禁止的行为。认定价格违法行为,一般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违法的主体,即法律法规中规定承担法律义务的人,包括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二是侵害的客体,即该行为侵害了价格法律规范所保护的客体,包括社会、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等;三是危害后果。

在香港,固定价格,即各竞争者间明示或默契地协议,将其产品的售价固定在一个统一的水平上;维持零售价格,即同买方达成协议,规定买方必须按固定的价格零售其商品;搭售,即在合同中规定,买方在购买某种商品时,必须同时购买另一种产品等等价格行为都属违法行为。另外,价格垄断、低价倾销、哄抬价格、价格欺诈、价格歧视等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价格行为也是被禁止的。

香港法律体系对价格与收费行为的规管制定了诸多细致的规例和条例,对违法行为的特征、构成及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做了细化和明确的阐述。任何违反这些价格规例和条例的行为都属违法行为。这些规定,为惩处价格违法行为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

(二)香港价格监管执法体系

香港没有专门的价格监管执法部门,香港价格监管体系主要由消费者委员会、竞争政策咨询委员会、各行业公会和政府部门的相关管理机构组成。它的价格监管执法体系主要是按行业归属于政府部门的相关管理机构以及法院。如,香港的资源环境价格主要由香港政府环境运输及工务局规管,该局负责的规管事宜包括环境保护及自然护理、发展运输基础设施、提供运输服务、交通管理事宜、公共工程、供水事务、斜坡安全及防洪措施等;负责监督属下八个部门的运作,包括建筑署、土木工程拓展署、渠务署、机电工程署、环境保护署、路政署、运输署和水务署。

(三)香港对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罚方式

由于价格违法行为往往会对竞争对手、顾客或消费者和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因而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目前香港价格法规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价格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1.价格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

香港《释义及通则条例》第3条规定,犯罪是触犯或违反法律而有刑罚之规定者。价格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也就是指价格行为触犯或违反价格法律而有刑罚之规定者。香港价格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处罚金与监禁,并且这两种处罚方式常并举。

如价格欺诈的刑事责任,《盗窃罪条例》第17条“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规定,“任何人以欺骗手段(不论该欺骗手段是否惟一或主要诱因)而不诚实地取得属于另一人的财产,意图永久地剥夺该另一人的财产,即属犯罪,循公诉程序定罪后,可处监禁10年”,第18条“以欺骗手段取得金钱利益”也规定,“任何人以欺骗手段(不论该欺骗手段是否惟一或主要诱因)而不诚实地为自己或另一人取得任何金钱利益,即属犯罪,循公诉程序定罪后,可处监禁10年”。

对干扰正常价格也要承担刑事责任,《防止贿赂条例》第6条“为促致他人撤回投标而作的贿赂”规定,“任何人无合法权限或合理辩解,向他人提供任何利益,作为撤回为了与公共机构订立有关执行工作、提供服务、办理事情或供应物品、物料或物质的合约而作的投标,或不参与该项投标的诱因或报酬,或由于撤回该项投标或不参与该项投标而向他提供任何利益,即属犯罪”,“任何人无合法权限或合理辩解,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作为撤回为了订立第(1)款所指合约而作的投标或不参与该项投标的诱因或报酬,或由于他撤回该项投标或不参与该项投标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即属犯罪”,《防止贿赂条例》第12条“罪行的罚则”第1款规定,对违犯第6条所订罪行者,一经循公诉程序裁定,“罚款五十万及监禁10年”;一经循简易程序裁定,“罚款十万及监禁3年”,此外,“法庭须命令该人按法庭指示的方式将所收取的利益款额或价值,或该款额或价值中由法庭指明的部分付予法庭所指示的人或公共机构”。

《汽车(首次登记税)条例》第4I条规定,在取得署长同意之前,“将任何新汽车(本地装配汽车除外)以高于根据第4A(5)条所准许的款额的价格出售”、“将任何新的本地装配汽车以高于第4A(6)条所准许的款额的价格出售”、“将并非新汽车或本地装配汽车的任何汽车以高于根据第4A(7)条所准许的款额的价格出售”或“将本地装配汽车(并非新汽车者)以高于根据第4A(8)条所准许的款额的价格出售”,以及如果本身为注册分销商,“没有按根据第4A(1)条所作规定以书面公布零售价目表”、“没有按根据第4A(2)条所作规定以书面公布零售价”、“没有按根据第4A(4)条所作规定在其拟公布的零售价目表公布前至少7天或之前将该价目表的副本递交署长”或“没有按根据第4A(4)条所作规定在拟更改某型号的零售价时给予署长不少于5个工作天的通知”,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罚款五十万及监禁12个月”。

对其他价格违法行为的刑事处罚,如《简易程序治罪条例》第6B条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在公众地方以高于批准价格出售或游说他人购买载运商或其代表发出的客票”,任何人违反此规定,“即属犯罪,第一次定罪可处罚款一千,第二次或其后定罪可处罚款两千及监禁6个月”。

2.价格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

价格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是指民事主体因价格违法行为对社会财产、他人财产或权利造成侵害所要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价格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的承担,主要是对已经造成的权利损害和财产损失给予恢复和补救。

如《商品说明条例》第35条“货品根据第15(1)(f)条被检取的损失补偿”规定,“凡任何货品被获授权人员根据第15条检取或扣留,政府在符合本条的规定下,有法律责任补偿货品的拥有人因货品被检取或扣留或因货品在扣留期间失掉、损坏或变坏而蒙受的损失”。

《邮政署条例》第18条“船长须接受邮包或邮袋予以运送”规定,“即将从香港开出前往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船舶(军用船舰或具有军用船舰地位的船舶除外)的船长,须将任何邮政署人员交付给他运送的任何邮包或邮袋接收上船,并须为此而发出符合署长订明格式的收据”,而第19条“无法派递包或邮袋的损害赔偿”规定,“根据第18条获交付任何邮包的船长,须当作与署长订有下述规定的合约:该船长以该等邮包而获支付的酬金为代价,会在其抵达任何港口后立即将该等邮包妥为交付予邮包所致予的邮政当局,且不会有故意或可避免的延误,以及如其在任何方面没有履行该合约,则他会向署长缴付一万的款项,作为违约的算定损害赔偿。”

3.价格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

价格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是指违反价格法规定的行为人所要承担的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给予的行政制裁。香港对价格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的处罚方式主要有:处罚金、责令停止、颁布禁令以及。

如在参照货品的价值以评定和计算税款时,《应课税品条例》第26A条规定,“为参照任何货品的价值以评定和计算税款,该价值须为该货品于有关时间在公开市场上由独立于对方的买卖双方在售卖中所能取得的正常价格”,同时规定任何进口的应课税货品和香港制造的应课税货品的正常价格,须根据“价格不包括根据本条例须缴付的任何税额”等五项假设厘定,其第46条“罪行与罚则”规定,“任何人违反根据本条例合法地施加、作出或发出的任何条件、限制、规定或指示,即属犯罪”,“裁判官如认为任何人意图逃避缴税而犯罪,则除可判处就该罪行所规定的罚款或监禁外,并可另处罚款,款额不超逾该人所就之而犯罪的应课税货品的须缴税额的10倍”。

责令停止,如对住宅物业的广告宣传的管理,《地产常规(一般责任及香港住宅物业)规例》第9条规定,“持牌地产不得安排或准许发出任何全部或部分与其地产业务有关并载有在要项上属虚假或具误导性陈述或详情的广告”;“持牌地产不得就其以持牌地产身分的住宅物业,安排或准许以有别于有关的客户所指示的价格或租金或条款宣传该住宅物业”;“如关于拟分租的住宅物业的广告没有明文述明该物业是拟分租的,则持牌地产不得安排或准许发出该广告”。而在有关的住宅物业不再可供出售或购买或租赁或有关的地产协议终止后,“持牌地产须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将所有由他发出或安排发出的广告移去”。

颁布禁令,指对价格违法者颁布停止违法行为的禁令,包括命令价格违法者刊登限期改正的广告、废除及变更经济合同、修补经济合同条款及做社会服务等。如《海鱼(统营和输出)规例》第4D条“输出许可证的发出、格式及取消”规定,在申请输出许可证时,如果处长认为“申请所关乎的指明鱼类的输出本身,或此项输出在顾及其他鱼类的输出后,可能对该指明鱼类在本地市场的供应或价格造成不利影响”或“批准该项申请会因任何理由而违背公众利益”,处长可拒绝发出输出许可证,并以书面通知申请人他拒绝发出输出许可证。

对价格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承担方式除行政处罚以外,对特别严重或复杂的违法行为还进行。香港实行的是由政府、法定团体和行业公会互相衔接、互相补充的价格监管模式,但是像消费者委员会等价格监管部门本身不具备行政处罚权,一旦它们认定某企业或个人行为违反法律规定需要给予处罚的,可根据价格行为调查结果,向法院进行。

三、香港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理程序

任何行政执法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它是实体规范得以正确实施的基本保障。价格处罚程序是行政程序的一种,它是价格执法机关查处价格违法行为时所必须遵循的法定过程、方式与步骤的总和。香港对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理程序分为两种,即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

对于一些情节严重、事实庞杂、违法事实和应用法律有争议的价格违法行为,香港相关部门以普通程序进行处理,依法将之上诉于法庭,案件审理包括立案、调查、定案处理、执行、结案、备案程序。

香港价格执法部门在对一些事实清楚、情节轻微的价格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时,常采用简易程序。简易程序是为了达到易于执行的目的,对普通程序的简化。它是一种即时处罚程序,适用于对一些事实清楚,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适用法律明确的一般价格违法行为的即时处罚。《简易程序治罪条例》第3条 “权力的转授” 规定,“凡任何公职人员根据本条例的条文,获得权力以准许或同意进行任何事情,或获得权力以发出进行任何事情的牌照,则该人员所属机关的任何公职人员,如获该人员书面授权代其行使上述权力,均可行使上述权力”。

利用简易程序对价格违法行为进行即时处罚一般遵循的程序是:首先,表明身份;然后进行取证与记录违法事实,说明定性依据,计算非法所得,并由检查相对人签名或盖章,以作为实施处罚的证据;第三步,说明定性依据和处罚依据,告知违法,并允许当事人辩解;第四步,实行处罚。经检查人员(两人以上)合议,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一般价格违法行为处罚决定书。处罚决定书当场制作并送达被处罚者,由被处罚者在处罚决定书存根联上签收;第五步,执行。可立即执行或限期执行。当场执行即由被罚者当场缴交罚没款;限期执行是指被处罚者当场缴款有困难的,可在处罚决定书规定的期限内到执罚机关缴交罚没款,或者通过银行执行。根据《简易程序治罪条例》第36条“罚款的追讨”规定,“任何违反本条例条文或根据本条例而订立的任何规例的罪行,循简易程序定罪后,可予处罚;而根据本条例或根据本条例而订立的任何规例施加的罚款,则须按照任何规管裁判官的简易裁判权的条例条文予以追讨。”逾期仍未执行的,价格执法部门可依法强制执行。价格执法部门在收到罚款后即向对方开具收据。至此,价格处罚简易程序执行完毕。

同时,《简易程序治罪条例》第34条“保留犯罪者接受公诉或负上诉讼的法律责任”规定,“本条例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可免除任何人在犯了根据本条例循简易程序定罪后可予处罚的罪行时接受公诉,或免除任何人犯了上述罪行时循公诉程序或以告发形式被,亦不得解释为可免除任何人因其导致的损伤或损坏而被:但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被处罚两次,而有关的损伤或损坏亦必须是未经补偿的”。

【参考文献】

第5篇：常见交通违法处罚细则范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刑法理念；刑法法治；刑法

中图分类号：D22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6）05-0097-06

中共中央于2015年10月完成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本文中简称为“处分条例”或“条例”），及时适应并满足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需要。中共中央印发该条例时指出：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围绕党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是对规定的具体化，划出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可知，该条例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和党员同志的戒律总规矩，在党内相当于纪律刑法，体现比刑法更严格的刑法理念，党员同志和党组织只要有触碰的行为，都会受到纪律性刑法（即本条例）的处理。目前，条例的主体内容、篇章结构、行文风格、技术措施等外观性要素完全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模式打造的党内纪律规范，既有刑法的法律地位，又有刑法的技术规范，更蕴含着丰富的刑法理念。其中，刑法理念既主导着条例的整体布局，又是条例的技术细节的参考标准，还是条例的“精神灵魂”，全面符合现代法治理念，是建设法治社会、法治政党的“精神支柱”。

一、条例的指导思想借鉴刑法理念

条例和刑法的指导思想存在类比性、趋同性和相似性，理念上基本相通，指导思想类比性借鉴于刑法。据此，理解条例的指导思想、目的任务，技术上需要事先领悟刑法的相关思想。

（一）刑法的指导思想。刑法的指导思想以保卫或保护对象为主线，主要保卫国家安全、国家政权和国家制度；保护财产权利、人身权利、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可知，刑法保护对象归纳为：宏观性的国家政权和制度、微观性的各项权利和正常的社会秩序。

（二）条例的指导思想。条例第1条可归纳为：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纯洁党的组织；保障党员的民利；教育党员遵纪守法；维护党内团结和保证贯彻落实党的措施。可知，条例的指导思想借鉴于刑法的指导思想，行文技术上貌似刑法的“孪生兄弟”。

（三）条例指导思想与刑法比较的特殊性。根据刑法的特殊性：特定性、广泛性、严厉性、补充性和保障性来类比分析条例，其特特殊性为：特定性（针对党员和党组织）、广泛性（党内生活的方方面面）、严厉性（纪律处分层层加码）、补充性（党内不能自发解决时才适用条例）和保障性（保护党员的民利和党组织等）。

由此可见，根据刑法的指导思想类比推理，彼此之间极具类似性和参考性，条例的指导思想渗透了刑法理念，整体布局上嵌入了刑法思想，为价值导向的刑法理念准备了理念要素，夯实了价值理念基础，为刑法精神在条例中的运用提供学理支撑，从而表明条例的指导思想上借鉴了刑法理念。

二、条例的价值导向中的刑法理念

法律价值是理念层面的抽象指引，构成具体的“精神导引线”和法律的“价值灵魂”。据此，条例需要价值支持，尤其是价值导向方面的指引，把握价值方向，借鉴刑法技术构建出特有的价值导向，为条例中运行刑法理念提供价值根据和夯实学理根基。

（一）条例的保护价值。刑法是以刑罚手段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条例是以纪律处分手段保护党组织的纯洁性和保护党员的合法权益（潜在的长期权益）。可知，两者在保护方式上存在相似性，内在上具有相似性甚至一致性，理念精神上具有通用性。

（二）条例的目的价值。刑法的任务和刑法的目的都是保护合法权益，鉴于此，条例在宏观上理应保护合法权益，具体到条例条文上，保护党内法规的严肃性和保护党员的民利。可知，两者的目的价值基本相同，只是所及的对象不同，但在目的价值方面大体一致，可以类比出相似目的价值。

（三）功能导向价值。条例的功能价值具有导向性，指引刑法规范科学运行，实质上借鉴并来源于刑法，更具体来说是刑罚功能。我国的刑罚功能包括：对犯罪人的功能（惩罚和改造功能）、对社会的功能（威慑、教育和鼓励功能）和对被害人的功能。据此推之，条例整体上具有类似的功能导向价值，集中表现为：对违纪党员的功能和对党组织的功能，前者主要是对违纪党员的惩罚教育和管理，后者主要是对党组织的间接保护，总体来说体现出刑法理念。

（四）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价值。惩罚与教育相结合是刑事政策的重要核心方面，惩罚是手段，教育是目的，手段与目的共同发挥效用，最终达到改造犯罪分子的目的，虽然不是直接来源于刑法，但是我国很多年来的刑事政策实践，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都非常重要体现重要的刑法理念。根据条例第4条第5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应当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做到宽严相济。可知，对党员和党组织的处理原则完全体现了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理念，既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模仿运用，又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条例中的借鉴与应用，理应“散发”刑法理念。

由此可见，条例的价值导向具有多元性，全方位体现出丰富的刑法理念，既根源于刑法，又模拟刑法，更形成刑法观念的有机整体。反言思之，刑法理念贯穿于条例的宏观整体和全过程，完全可以说刑法理念的“细胞”渗透于条例中，这为条例的刑法特性“添砖加瓦”。

三、法律地位中的刑法理念

刑法是根据宪法并结合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的（刑法第1条），既表明了刑法根据宪法制定，又确立了刑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法律地位仅次于宪法，重点在于保护民众的合法权益，同时保卫国家政权的安全性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根据条例第3条的基本精神：是党内宪法，党的纪律是党内的禁止规则，共同表明纪律处分条例具有党内刑法特性，法律地位类似于刑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纪律处分为手段，达到教育和惩罚违纪党员和党组织的目的，最终有利于党的自身建设、自我净化和自我健康，有利于保证党员和党组织主动遵守各项规则、规矩，有利于引导党员自觉主动模范遵守党内行为规范，有利于党员和党组织主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实现多重意想不到的特殊绩效。据此可知，条例在党内法规体系中扮演着刑法的角色，根据党内宪法（）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制定出来，既保障党员的民利，又保证党内法规的有效实施，还保证党内法规的严肃性，更能刷出党纪党规的“存在感”。因此，条例在党内法规运行过程中发挥着刑法的法律效用，既保证成为落实党内公正的最有力防线，又保证主动模范遵守党内规则，更是保证党内民主、党内正义的“铜墙铁壁”。

四、适用原则中的刑法理念

条例是党内纪律处分的总章程和总规则，由有权的党组织根据条例总则和分则规定，结合违纪党员的具体违纪事实，运用三段论思维给予纪律处分，这个过程即条例的法律适用，总体来说需要遵循下列宏观性适用原则，反而它们又在精神理念层面指导微观适用。

（一）严格适用原则。刑法以剥夺人身自由权利为主体，以剥夺生命权为补充，以剥夺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为进一步补充，共同构成对犯罪人的严厉惩罚措施体系，核心关键是严格适用刑法，把握好量刑尺度分寸，既不能过松放纵罪犯，又不能过度适用侵害罪犯的合法权益，必须按照严格规则适用刑法。据此推之，纪律处分是对违纪党员的最严厉惩罚，最严重的处分措施有党内“死刑”（），这迫切要求适用条例同样遵守最严格规则，在惩罚违纪党员和保护其合法权益之间衡平法律利益，力争协调到最优状态，在无形过程中彰显条例的刑法理念。

（二）平等适用原则。对任何人平等适用法律既是最低法律底线，又是法律价值的最高追求，对犯罪人适用刑法有更高的质量要求，体现刑法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具体化应用。类比到处分条例即：党纪面前一律平等，对违纪对象平等地适用处分规则，党纪根本不存在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对象。可知，党纪在理念层面运用了平等适用原则，平等科处纪律束缚所有违纪对象，保证党纪没有任何例外，这些都体现党纪领域内具体运用刑法理念。

（三）实事求是原则。刑法适用是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客观公正根据实际情况适用刑法规则，保证最公正地对犯罪人处以罪有应得的刑罚，保证适用刑罚的公正性。同样，党纪处分必须以已经构成违纪的客观事实为根据，以党内纪律处分规则和国家禁止性的法律规范为准绳，根据不同情况、不同事实给予最恰当的纪律处分，这是在党纪处分中的“活学活用”刑法理念。

（四）违纪处分法定原则。罪刑法定是现代刑法法治发展趋势，类比到违纪处分领域同样需要遵循法定原则。例如，罪刑法定意味着法的至上性和独断性，在西方文化命意和法治文化意域下，个体的自由和权利等价值理念与法密切相关，因此罪刑法定也就意味着刑罚权的制约与个体权利之保障，其主要价值取向是人权保障。罪刑法定表现为制度却生成于精神，作为法治精神在刑法领域的延伸和体现。虽然条例中还没有公开宣示该原则，但根据刑法法治理念，并从整体思维上归纳，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法定理念，如同罪刑法定主义原则，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不得确定有罪，而违纪处分法定原则同样要求：没有明确的纪律处分规定，也不得实施处分违纪对象，从而遵循违纪处分法定原则。

（五）责任自负原则。虽然条例中没有明示责任自负原则，但可以根据刑法理论作类比引进之。罪责自负原则的基本含义：谁犯了罪，应当由谁承担刑事责任；刑罚只及于犯罪者本人，而不能连累无辜。可知，现代刑事法治理念要求罪责自负原则，既满足法治的一般要求，又满足刑事法治的特殊要求。纪律处分条例同样有类似的原则性要求，即谁违了党纪谁应当承担纪律责任，只涉及违纪者本人，既不能连累其他党员，又不能牵连违纪党员的家属，更不能由他人代替接受违纪处分，绝对不能将违纪处分作市场化交易。

由此可见，条例中适用违纪处分规则都要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上述原则精神，才能保证党内处分程序的法治化运行，既符合党内民主程序，又符合党内公平、公正理念，更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迫切要求，上述适用原则共同构成和体现条例适用的刑法理念。

五、违纪与非违纪分类的刑法理念

刑法犯罪有重要的原则界线，是否构成犯罪（罪与非罪）是重要的区分界定标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区别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任何犯罪都不例外。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总是通过犯罪构成体现出来，不同犯罪构成，有不同的构成要件。据此，罪与非罪的理论关键在于是否判断为罪犯的问题，属于非常重大而且不能出问题的原则界线。同样，纪律处分条例有类似的原则界线，即在发生违法的行为时，条例第6条“依照规定应当给予纪律处理或者处分”成为违纪和非违纪的重要判断标准，理应成为衡量党员违纪与否的“技术参数”，满足该标准时即构成违纪，否则不构成违纪。但是，条例对违纪和非违纪的原则界线没有作非常明确的规定，这的确是党内立法上的技术失误，笔者却从中搜索出“原始基因”，建议将来再度修改时加以关注重视，分别明确规定违纪和非违纪的原则界线。既要保证违纪党员及时、全面地受到处分，又要保障没有违纪的党员不被错误地处分，更不能导演“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有罪思维。因此，违纪与非违纪的原则界线既是重要的党内法规的理论问题，又是具体适用条例时需要把握分寸的重大难题，理应成为是否处分的“60分”红线，这种“违纪与非违纪”界限体现了“罪与非罪”刑法理念。

六、违纪行为构成的刑法理念

在违纪和非违纪的重大原则问题解决之后，需要具体分析违纪构成，这是技术上分析如何构成违纪、违纪的构成要素等方面的技术问题。既有违纪构成的宏观理论，又有相对细节的技术理论，还有刑法精神方面的要素。违纪行为契合论题主旨，整体匕符合现代刑法法治理念，丰富刑法理念的法治内涵。

（一）违纪构成。论述违纪与非违纪的原则界线之后，构成违纪后需要分析违纪构成理论，据之借鉴犯罪构成理论。刑法中有犯罪构成理论，通说“四要件”理论认为：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客体和犯罪的客观方面，刑法条文完全按照犯罪构成要件理论行文。其实，条例中的违纪处分条文参照了犯罪构成理论，违纪构成理论成为条文的学理根据，以违纪构成方式表达出来。例如，总则第6条中宏观性体现违纪构成理论，即：违纪主体是党组织和党员；违纪的主观方面一般是直接故意，例外的法定情形下是过失；违纪的客观方面是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和国家政策或者违主义道德；违纪的客体是侵犯党、国家和人民利益，最终的结果给予纪律处理或者处分。另外，条例分则每个条文都是违纪构成理论的具体运用，基本上都包括上述四个构成要件，限于技术性的篇幅原因没有必要逐一分析。

（二）违纪主体。刑法的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组织，绝大部分是自然人，单位只在特定情形下构成犯罪，针对不同主体的刑罚各不相同。据此类比条例：第一，违纪主体是应当受到党纪追究的党员和党组织；第二，违纪责任人为：直接责任者、主要责任者和重要领导责任者（条例第38条）；第三，死亡党员的纪律处分：违纪党员在处分决定下达前死亡或者死亡之后发现严重违纪行为，应当给予处分；对于应当给予其他处分的，只作相应的书面结论，不再给予纪律处分（条例第37条）。这点与刑法中犯罪嫌疑人死亡的情况既有相同（相似）之处，但有一定的差异（限于主题限制没有必要详细论述）。可知，上述违纪主体的纪律处分条文正好契合刑法中的犯罪主体分类，在不知不觉中彰显刑法理念，体现了丰富的刑法思想。

（三）共同违纪。根据刑法，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过失不可能构成之，对首要分子、一般参与者及其他人，根据所起的作用、地位、参与的犯罪行为等方面因素综合确定每个犯罪分子的具体刑罚，过失犯罪独立适用刑法，不适用共同犯罪的刑法规则。条例第25条：二人以上（含二人）共同故意违纪，对为首者，从重处分；对其他成员，按照其在共同违纪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给予处分；条例第26条：党组织领导机构的集体违纪，按照共同故意和过失分别给予不同的处理。另外，还对经济方面的违纪的数额确定及教唆他人违纪分别参照共同犯罪理论作了相应的条文表述。可知，共同违纪根源于共同犯罪理论，具有“共同犯罪”的法律基因和法律细胞，其中充分“湿润”了刑法理念。

（四）主动交待和坦白。刑罚是刑法的重要结果，刑罚裁量是确定量刑的重要环节和行为方式，根据不同情节裁量刑罚，其中自首和坦白是相当重要的法定量刑情节，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配合司法机关的工作，有利于司法机关早日结案，节省司法资源，犯罪嫌疑人以获得相对较少的刑罚为“成果”，司法机关以提高司法效率为目标，实质上说是用“刑罚”交换“效率”。根据条例第39条（具体条文略见条例，本文它处没有特别说明也应如此理解）所述的“主动交待”和“坦白”表述，运行了刑法的相应理论，显现了刑法“自首”和“坦白”因子，这些都体现了非常强烈的刑法理念。

（五）罪数。罪数是极其重要的刑法理论，既决定着定罪名称，又影响着量刑彻长度。其实，罪数是指一人所犯之罪的数量；区分罪数，也就是区分一罪与数罪。正确区分罪数，有利于准确定罪、适当量刑和维护刑法的权威性与严肃性。这既是刑法中罪数理论的重点和难点，又是研习刑法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初学者不容易领悟其学理真谛，尤其―个犯罪行为同时构成多个犯罪或者包含（于）其他犯罪，如何定罪成为重大的理论实践难题，学术争议理所当然比较大。根据条例第24条和罪数理论类比推理，针对一个违纪行为触犯多个条款和―个条款的违纪要件包含于其他条款情形下，分别规定了不同的违纪适用规则，充分体现了罪数的刑法理念。

由此可见，违纪行为是条例规范的重要对象，体现相对宏观的刑法规范理念，既来源于刑法理论，又高于刑法理论，在纪律处分规范升华了刑法理念。据此，上述刑法理念只是“部分代表”，尽管不能囊括得最全面，但尽量提炼出最重要的刑法理念，以此展现条例中违纪行为构成方面的刑法理念。

七、纪律处分方面的刑法理念

纪律处分对应刑法中的“刑罚与其具体运用”，在主体行为构成违纪之后，根据条例总则的主旨精神、基本原则和宏观条款适用纪律处分规则，在分则中寻找对应的违纪行为，运行三段论思维，遵循法定程序纪律处分违纪者。

（一）纪律处分种类。刑罚种类包括主刑和附加刑，主刑可以独立适用，有附加刑时一并适用，不能附加适用；附加刑一般是附加适用，有时也可以独立适用。主刑从轻至重分别为：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根据上述刑罚种类的划分，纪律处分种类也有类似“模版”：对党员的纪律处分种类为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和；对严重违犯党纪的党组织的纪律处理措施：改组和解散（条例第7-8条）。据此比较分析，纪律处分种类完全是按照刑罚种类“套用”过来的“产品”，既从宏观层面大分类，又从微观层面具体分类，分别契合刑罚种类分类，运行刑法思维和展现刑法理念。

（二）纪律处分规则。刑罚适用规则中有法定、酌定情节，即“应当”和“可以”，幅度上有从重、加重、从轻、减轻情形等，甚至还有免除刑罚的情形，两者交叉构成十多种具体的适用规则。根据条例第三章规定，纪律处分运用规则包括：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分和免予党纪处分，并对从轻处分、从重处分、减轻处分和加重处分都作了相应的权威解释；另外，条例分则更是细微运用上述规则，针对每种违纪行为都有不同的处分规则。可知，纪律处分规则完全按照刑法思维模式运行，类似于刑罚适用规则，充分彰显刑法理念。

（三）总则效力。刑法第101条规定总则效力：本法总则适用于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但是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这是刑法对总则法律效力的总体概括，而条例中也有类似化条文，即本条例总则适用于有党纪处分规定的其他党内法规，但是中共中央或者批准的其他党内法规有特别规定的除外（条例第44条）。可知，条例总则效力类同于刑法总则的效力，刑法理念属于无法省略的重要内容，表明除非有特有规定，总则不仅仅是分则的“总则”，而且是所有纪律处分类党内法规的“一般条款”（总则），这些根源于刑法理论，无法回避刑法理念。

（四）“极刑”处罚。我国刑法还在一定范围内保留“死刑”，只适用于罪刑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并排除适用于未成年人、怀孕的妇女和7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另外，还有“死刑”和“死缓”的区分（限于行文技术原因没有必要深入探究，有需要的读者可自行研究）。据此，条例参照了刑法规定，保留了党纪“死刑”（）和党纪“死缓”（），即通过条例中“极刑”处罚方式感悟到刑法理念。

（五）数罪并罚。数罪并罚是刑法适用的重要规则，不同的适用规则会影响到最终刑罚的多少，实质性影响着罪犯的切身权益。其实，数罪并罚原则是指对一人所犯数罪进行合并处罚所依据的原则，各国立法例中主要有：吸收原则、并科原则、限制加重原则和折衷原则。根据不同的并罚规则，犯罪人同时犯有二种以上罪行时，最终执行的刑罚极可能不同，甚至差异非常大。我国刑法针对不同的数罪分别采取吸收原则、并科原则和限制加重原则（具体规则见刑法相关条款）。据此，条例全面体现并科原则、吸收原则和限重加重原则（条例第23条），完全是借鉴刑法的“产物”，理所当然体现数罪并罚的刑法理念。

（六）累犯。累犯是刑罚裁量的重要制度，累犯从严从重处理是公认的刑法通则，我国刑法也不例外，属于“应当从重处罚”的法定情形，但过失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据此，条例第20条第1款有违纪行为的累犯规则，限定为故意违纪之后再次故意违纪应当受到党纪处分（同时满足三个要件），处罚方式是“应当从重处分”。可知，条例借鉴刑法累犯制度，属于刑罚裁量制度“累犯”的理论“翻拍”，当然体现累犯的刑法理念，运行着诸多的刑法思维。

由此可见，条例的违纪处分既在宏观上，又在具体制度方面体现刑法理念。虽然不可能归纳得最全面，但努力尽量提炼出处分条例中的刑法理念，上述诸多刑法理念只是“部分优秀代表”，以此引领条例向刑法方向发展，共同创新丰富其中的刑法理念。

八、整体布局方面的刑法理念

从细节方面分析了条例中的刑法理念，最终还要“落脚”到整体布局方面，既延伸各项具体制度的刑法理念，又归纳总结各项刑法理念，更是跨越和升华刑法法律精神，为条例的刑法理念夯实坚实基础结论。

（一）篇章结构。我国刑法以总则、分则和附则形式布局谋篇，条例也以总则、分则和附则的结构撰写具体条文。另外，两者的第一章有类似的结构，刑法为“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条例为“指导思想、原则和适用范围”，其他章节还有很多类似性条款。可知，条例完全参照借鉴刑法撰写具体条文，即在篇章结构方面蕴含着诸多刑法理念。

（二）分则中轻重次序。我国刑法分则各罪基本上按照从重到轻的顺序排列，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对违纪处分行为的排列高度重合之，基本上从重到轻排列：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可知，条例分则中的各种违纪行为按照刑法分则的顺序作类似排列，从轻重次序方面借鉴刑法理念，提升了条例的刑法特性。

（三）从旧兼从轻。从旧兼从轻是刑法效力（溯及力）的重要处理规则，是处理新旧刑法效力的重要指导原则，即原则上按照行为当时的刑法处理，如果新刑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时适用新刑法，但按照当时的刑法已经生效的裁判继续有效，新刑法不得对生效裁判“翻烧饼”。条例也有从旧兼从轻的处理规则，已经结案的复查时按照当时的规定；行为发生时不认为是违纪的，条例认为是违纪的适用当时的规定；行为发生时是违纪的，依据当时的规定处理，但本条例不认为是违纪或者处理较轻的，依据本条例处理。可知，条例中有原汁原昧的从旧兼从轻的处理规则，本来这是重要的刑法处理规则，却在条例中有类似条款，其中发挥核心效用是理应是刑法理念。

（四）条文技术。刑法条款按照犯罪构成理论表述条文，首先提出犯罪主体资质条件，然后是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客体和犯罪的客观方面，虽然有些条文在某些犯罪条款中会有所简化，但不能脱离犯罪构成表达刑法条文。条例表述具体违纪行为并作出处罚规则时，行文技术上借鉴之并采取类似方法，其中的核心原因仍然是刑法理念。

第6篇：常见交通违法处罚细则范文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概念

目前，学术界对税务行政处罚研究不多，税务行政处罚的概念尚无通论，倒是对行政处罚的概念可谓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学者在综合了十余种行政处罚定义后基于行政处罚与税务行政处罚外延上的属种关系给税务行政处罚下了一个定义：

所谓税务行政处罚，是指税务行政主体依照《行政处罚法》以及涉税法律、法规与规章的规定，对纳税主体违反税收征管法律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所实施的行政制裁。①笔者认为，上述定义基本上反映了税务行政处罚的内涵，但有几点值得商榷：（1）处罚对象界定为纳税主体欠缜密，非纳税主体也可能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纳税主体是否仅指纳税人？是否包括扣缴义务人？给人以模凌感觉。根据2001年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规定，扣缴义务人不是纳税人，只是因为法律的规定，使其负有代扣代缴税款义务而已，而根据《征管法》规定，扣缴义务人也可以成为税务行政处罚对象。退一步讲，即使纳税主体包括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除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以外的非纳税主体也可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例如，某自然人不是纳税人，也不负有代扣代缴税款义务，但因其出售伪造发票而被税务机关处以罚款，成为了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又如，《征管法实施细则》第66条规定，“税务人超越权限、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造成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除由纳税人缴纳或者补缴应纳税款外，对税务人处以二千元以下的罚款”。可见，对于税务人这样的中介机构也可以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此外，由于共同违法的原因，非纳税主体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的例子时有发生。综上所述，税务行政处罚的对象并不仅限于纳税主体，它包括按照涉税法律、法规与规章的规定成为税务行政管理的所有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政法学上一般称之为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2）违反税收征管法律规范的提法欠严谨。理由如下：一提到税收征管法律规范，容易使人联想到《征管法》，实际上，税务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并不限于《征管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发票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部门规章以及其他涉税法律规范等。此外，征管法律规范主要是程序性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实体性规章当然也可设定税务行政处罚。（3）对免于刑事处罚的某些涉税犯罪人，税务机关可依法实施行政处罚。例如，根据新刑法附则第452条第3款附件二第5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第7条：“对犯本规定之罪的，由税务机关追缴不缴、少缴、欠缴、拒缴或者骗取的税款。对依法免于刑事处罚的,除由税务机关追缴不缴、少缴、拒缴或者骗取的税款外，处不缴、少缴、拒缴或者骗取的税款5倍以下的罚款”。可见，并不是所有犯罪行为，都不能实施税务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较为科学的税务行政处罚定义应是：税务行政处罚是指税务行政主体依照《行政处罚法》以及涉税法律、法规与规章的规定，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尚未构成犯罪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和虽构成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的某些涉税犯罪行为依法实施的行政制裁。

二、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

任何行政处罚，都有其基本构成要素。离开了构成要素，行政处罚将会“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税务行政处罚作为行政处罚体系中的一种形式，同样也有其基本构成要素”。②怎样理解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众所周知，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已十分成熟，“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的有机整体”。③笔者认为，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不应当简单照搬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否则就成为“税务行政违法的构成”了。构成要件强调的是具备了一定的事实条件后，将会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而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强调的是若干部分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虽然二者有很大区别，但犯罪构成的理论对于研究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就是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性，笔者认为，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也应当具备有机统一性，类似于数学上集合与元素的关系，例如，小于3的自然数的集合，那么“1”、“2”则是这个集合的基本元素，在这个集合中，元素具有互异性、确定性和无序性的特征，它们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小于3的自然数这个集合。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税务行政处罚构成要素是指税务行政处罚中那些最基本的构成元素，这些基本的构成元素是税务行政处罚这个“集合”的充分必要条件，它们有机结合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便是税务行政处罚，没有这些最基本的构成元素，将不能构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目前，学术界对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研究不多，普遍认为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要素主要由税务行政处罚主体、税务行政处罚对象和税务行政处罚的适用范围三个要素构成④为了论述简便，笔者暂且将其称之为“三要素说”。笔者认为，“三要素说”不能全面准确反映税务行政处罚的构成，税务行政处罚应当由税务行政处罚主体、税务行政处罚客体、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和税务行政处罚种类“四要素”构成。例如，我们经常见到税务机关在报道税务违章案件时称：“某税务机关对某公司的偷税行为处以罚款××元”。在这则报道中，某税务机关是税务行政处罚主体，某公司是税务行政处罚对象，即税务行政处罚客体，偷税行为是税务行政违法行为，罚款是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种类。由此可见，税务行政处罚应当由税务行政处罚主体、税务行政处罚客体、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和税务行政处罚种类“四要素”构成。

（一）税务行政处罚主体

什么是税务行政主体？什么是税务行政处罚主体？主要包括哪些范围？要弄清以上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行政主体。“对于行政主体的界定，学者们在表述上大同小异，基本一致。”⑤笔者认为，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定义是：“行政主体，是指能以自己名义行使国家行政职权，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行为，并能由其本身对外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在行政诉讼中能作为被告应诉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⑥由此可见，税务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税务行政管理权的组织是税务行政主体，而税务行政处罚主体属于行政主体的范围，加之其受到《行政处罚法》的一般规制和《征管法》的特殊规制，所以，税务行政处罚主体就是根据《行政处罚法》和《征管法》规定的享有行政处罚权的税务行政主体。但在具体税务实践中，存在以下几种特殊情况值得研究和注意：

其一，税务机关的直属执法单位是否属于税务行政处罚主体？笔者所在单位南充市国家税务局下面就设有征收局（现已更名为征收处）、管理局（名称变化频繁，有时又叫直属分局）和稽查局这样的直属机构。另外在区县一级国税机关下面同样设有类似机构。据笔者了解，这种机构设置法在四川省的国税系统、地税系统带有一定普遍性。这些直属单位的人事关系不独立，均隶属于上级机关市国税局，经费有时独立，有时不独立。在实际税务工作中，上述这些直属单位均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独立从事税款征收、税务管理和税务检查活动，有时还以自己的名义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税务行政处罚。那么，这些税务直属单位是否具有独立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资格？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笔者认为，结合税法相关规定，对上述规定正确理解至少应把握以下二点：一是税务行政处罚主体一般应该是县级以上税务机关，诸如县及其以上国税局、地税局。二是按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学理论，涉税法律法规有特殊规定的，从其特殊规定。根据《征管法》第74条之规定，“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罚款额在二千元以下的，可以由税务所决定”。该特殊规定使得税务所也可成为限定条件下的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至此，具有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资格的应为：县级以上税务机关和征管法特别授权的税务所。但要明晰直属单位的处罚主体资格尚需作进一步分析。因此衍生的第二个层次问题是：何谓税务机关？《征管法》第14条对税务机关的界定为：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国务院规定设立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第1款将“按国务院规定设立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进一步明确界定为省以下的稽查局。根据以上二个层次的逻辑推理，税务机关的直属执法单位中稽查局属于税务机关，毫无疑问，地市级税务局以上的稽查局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都依法独立享有行政处罚权。但是，现在要思考的问题却是：县税务局的稽查局究竟属于县级以上税务机关？还是属于税务所范围？抑或都不是？有人认为，县税务局稽查局只具有象税务所那样的行政处罚权。笔者认为，只从稽查局的级别来看税务行政处罚权的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对于稽查局与税务所的级别联结点征管法只字未提，问题的关键在于县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如何理解？具体到税务部门，是否意味着县税务局是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而县税务局稽查局就不是县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下面笔者结合《行政处罚法》第20条和《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第1款谈谈自己的看法，县税务局稽查局是税务机关无疑，且具有行政处罚权，加之一个县只对应一个税务稽查局，故笔者认为，县税务稽查局属于行政处罚法第20条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因此，县税务局稽查局不属于税务所的范畴，属于依法享有独立的行政处罚权的税务机关范围，与县税务局享有同样的税务行政处罚权。但需要注意的是，《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第1款规定“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所以稽查局的处罚范围应当限于上述四类案件，除此范围外，稽查局无权实施税务行政处罚。笔者曾见到稽查局对纳税人违反日常税收征管行为进行罚款的案例，例如对纳税人违反发票管理、帐簿、凭证管理行为实施了税务行政处罚，这显然违反了行政处罚主体法定原则，应当引起税务稽查部门的高度重视。在税务实践中，如果稽查部门发现了不属于自己处理范围内的一般税务行政违法行为时，其正确的处理方式是移交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主管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分析至此，只解决了稽查局的税务主体资格问题，所以，第三个层次的问题是：直属单位中的征收局、管理局是否包括于“税务局”和“税务分局”的范围内？对此问题，实践中操作不一，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尤其是司法部门）理解认识不一，争论很大。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按称谓原则，只有明确称为“税务局”、“税务分局”的，才具有相应的税务处罚主体资格。也有法院判决直属单位败诉的例子，其理由是国税局直属局、征收局没有“税务局”和“税务分局”的字样。第二，按行政区域设立原则，除税务所外，只有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对应的税务局才有主体资格。第三，按级别原则，各级税务局和税务所及科级以上税务分局有主体资格。这三种观点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谈税务行政处罚主体问题的，各有其道理。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这更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但要从根本上解决税务直属单位的行政处罚主体资格这样的重大问题，还得必须通过完善税收立法来解决。所以，在目前尚无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根据行政处罚主体法定原则，目前各级税务机关设立的管理局、征收局均不属于税务机关，只能作为税务机关的一种内设机构来看待，内设机构显然不具有独立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资格，其对外执法行为只能是基于委托关系，以设立该机构的税务机关名义行使,这一点还可以从司法解释得到印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上述不具有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资格的管理局、 征收局这样的直属单位以自己名义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行为有违法之嫌，合法的处理方式应当是上述税务直属单位以其所属机关的名义对外实施税务行政处罚。

其二，海关、财政部门也可成为税务行政处罚主体。《征管法》规定，“关税及海关税收的征收管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执行”。“耕地占用税、契税、农业税征收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农业“四税”由财政部门征收。可见，海关、财政部门基于法律、法规的特殊规定也可成为特定的税务行政处罚主体。

其三，依法成立的某些综合执法机关也可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主体。根据《行政处罚法》第16条的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所以，税务行政处罚主体还有可能是依此规定成立的综合执法部门。如过去我们经常听到的“三查办”（指为财政、物价和税收三大检查而成立的专用办公室，该部门享有税务行政处罚权）。但有二点值得注意：一是设立综合执法部门的权限只在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地市州一级政府无权设立；二是由于国税局属于垂直管理部门，地方政府无权将国税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交由其他行政机关行使。除依法成立的某些综合执法机关外，目前还没有法律、法规明确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可以通过授权的方式或委托方式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主体。

（二）税务行政处罚客体

笔者将税务行政处罚主体所指向的对象，称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客体。前文已论知，税务行政处罚的客体（对象）是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但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对于不满14周岁的人、精神病人、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时有税务违法行为的，依法不予税务行政处罚。二是税务行政处罚还应当遵循“一事不二罚款”原则，如果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被其他部门处以罚款的，则其不能成为税务行政处罚的客体。三是当法人违反涉税法律规范时，一般只对法人实施行政处罚，不对直接责任人员、主管负责人员、法人代表实施处罚。即对法人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采取“单罚制”，这和刑法对法人经济犯罪一般采取“双罚制”的做法是不同的。

（三）税务行政违法行为

一般说来，税务行政处罚所制裁的是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的构成行政违法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但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如果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构成了危害税收征管罪，根据税收征管法规定，应由税务机关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不能给予税务行政处罚。但有一种特殊情况是，纳税人构成了偷税、抗税、逃避追缴欠税、骗取出口退税犯罪的，但依法免于刑事制裁，根据刑法有关规定，可以由税务机关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根据《征管法》的立法技术和体例，笔者将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分为违反税务管理的行为、违反税款征收的行为、违反税务检查的行为和特殊税务违法的行为。

1．违反税务管理的行为

主要包括：未按照规定办理、变更、注销税务登记的行为；未按规定使用税务登记证件的行为；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验证、换证的行为；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帐簿或者保管记帐凭证和有关资料的行为；未按照规定将全部银行帐号向税务机关报告的行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未依照规定在从事生产、经常的纳税人的帐户中登录税务登记证件号码，或者未按规定在税务登记证件中登录从事生产、经常的纳税人的帐户帐号的行为；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的行为；非法印制、转借、倒卖、变造或者伪造完税凭证的行为，未按规定进行纳税申报的行为；虚假申报或不申报行为；违反发票管理规定的行为等。

2．违反税款征收的行为

主要包括：偷税行为；逃避追缴欠税行为；骗取出口退税行为；抗税行为；逾期未缴、少缴税款的行为；扣缴义务人不履行扣缴义务的行为；纳税人拒绝代扣、代收税款的行为；税务人违法导致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行为等。

3．违反税务检查的行为

主要包括：不配合税务机关依法检查的行为；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违反协助检查义务的行为等。

4．特殊税务违法的行为

除上述三大类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外，为了保障税务机关行政处罚权的权威性，《征管法》第72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税务机关可以收缴其发票或者停止向其发售发票。这里的“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行为”是一种特殊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此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第7条规定纳税人因不缴、少缴、拒缴和骗取税款而免于刑事处罚的，可以由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这是一种免于刑事处罚而应受到税务行政处罚的特殊税务违法行为。

（四）税务行政处罚种类

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种类为：（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由于税务行政处罚是行政处罚的一部分，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也只能在上述种类中予以明确。但因为税务行政行为的特殊性，其种类不可能将行政处罚规定的种类全部囊括，例如，税务机关不能对税务管理相对人作出行政拘留、责令停产停业的处罚决定。那么，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究竟有哪些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4年1月17日新修订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则（暂行）》（以下简称《复议规则》）第八条第（五）项，税务行政处罚行为有罚款、没收财物和违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三种。但税务行政处罚是否仅限于这三种？下面笔者作进一步探讨。

1．“停止出口退税权”这种行政处罚最早出现在国家税务总局1994年制定的部门规章《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第33条里，但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是2001年新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6条。根据《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种类设定权限规定，国家税务总局规章设定行政处罚权只限于警告和一定数量的罚款。行政处罚法生效后，为了贯彻落实《行政处罚法》，国家税务总局曾发出《关于税务行政处罚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8]20号），该通知对总局制定的有关规章中不合法的行政处罚设定进行了修改，但未见对停止出口退税权的行政处罚设定作出修改。所以从税务行政处罚权设定的合法性来说，自1996年10月1日《行政处罚法》施行以来至2001年5月1日新税收征管法实施这段期间，税务机关作出的停止出口退税行政处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违法的。

2．“责令限期改正”是否属于行政处罚？纵观税收征管法，有很多关于“责令限期改正”法律条文。很多人认为，责令限期改正和警告一样，属于行政处罚的申诫罚。⑦通说认为，申诫罚是行政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为提出警戒或者谴责，申明其有违法行为，通过对其名誉、荣誉、信誉等施加影响，引起精神上的警惕，使其不再违法的行政处罚形式。由此看来，似乎将责令限其改正归于申诫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笔者认为，“责令期限改正”不是行政处罚。理由如下：第一，《行政处罚法》在列举处罚种类时没有将“责令限期改正”这种处罚种类单列，如果将其归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的话，由于“责令限期改正”大量存在于各类行政法律法规中，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目的就是对行政机关处罚行为的规范，如果“责令限期改正”属于行政处罚，则《行政处罚法》完全应该将这种经常性的高频率行政处罚单列为处罚种类之一。第二，《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这表明，对任何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在实施处罚时，均应当责令改正，可见，“责令限期改正”只是行政机关发现违法行为后进行处罚前必经的一种行政前置处理程序。第三，税收征管法通常规定对于纳税人的违法行为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元罚款”。如果责令限期改正是一种行政处罚，就可能导致纳税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会受到税务机关二种轻重不同的行政处罚：责令限期改正和罚款，其结果就会导致有悖于行政处罚的“过罚相当”和“一事不二罚”（非我国的“一事不二罚款”）原则。综上所述，“责令限期改正”不应是一种税务行政处罚，而是税务机关纠正违法行为所必须的前置行政处理程序。

3．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停止使用、不予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停止抵扣进项税额权是否属于行政处罚？笔者认为，上述具体行政行为属于税务行政处罚中的行为罚。所谓行为罚，是指限制或剥夺税务行政违法者某些特定行为能力和资格的处罚。行为罚的基础是行政管理相对人拥有某种法定的资格或能力，该资格或者能力是行为人活动的依据或保障，受到法律的保护。⑧如果行为人违反法定条件或违反行使该权利的规则，行政机关就有权依法取消或者限制该行为能力（资格）。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停止使用、不予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停止抵扣进项税额就是剥夺了纳税人某一方面的资格和能力，根据行为罚的内涵，上述具体行政行为应该属于税务行政处罚范畴。但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行政复议规则》未将上述几种情形规定为税务行政处罚，而是将其单列为与行政处罚并列的其他几种具体税务行政行为。为何该规则将停止出口退税权列为税务行政处罚，不将与其性质完全相同的停止抵扣进项税额、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列为行政处罚呢？这着实令人费解。笔者认为，《复议规则》的这种做法严格说来是欠妥的。正确做法应该将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等限制纳税人资格行为列入《复议规则》第八条第（五）项中，与罚款、没收财物和违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并列为税务行政处罚种类。

4．提请吊销营业执照、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是否属于行政处罚？关于这个问题有二种看法，一说属于行政处罚，认为是税务行政处罚中的行为罚，一说不属于税务行政处罚。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第一，税务行政处罚主体应是税务机关，这两种行政行为都是由税务机关提请有关部门作出处理，是否处理的最终权限在工商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退一步讲，就算工商部门接受了税务机关的提请，作出了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决定，那也只能算是工商部门作出的工商行政处罚决定，而不是税务行政处罚决定。第二，行政处罚决定一经作出就会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产生终局性的不利影响，而提出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只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临时限制，当纳税人将欠税清缴后，这种阻止出境措施便会失去存在理由。所以，与其说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是一种行政处罚，倒不如说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更恰当。

5．没收“非法所得”是否是行政处罚？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对违反发票管理行为的法律责任是“没收非法所得”，没收非法所得是否属于税务行政处罚？有人认为，“没收非法所得”与“没收违法所得”是同一概念，只是用语不规范而已⑨。笔者认为，没收非法所得不能等同于没收违法所得，理由是：“非法”与“违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违法”范围广泛，除了违反法定义务外，当法律规定了法律主体可以享有某种权利和实施某种措施，但在实施过程中违反了法律的规定的也可叫违法，而“非法”是指法律没有规定主体可以享有某种权利某种措施，而享有了该权利和实施了该措施。⑩例如，税务机关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进行行政拘留是非法的，而税务机关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进行超限额罚款则是违法的。可见，“没收非法所得”是法律将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非法行为恢复到“非法行为”前的一种手段，使非法行为人由于非法行为获得的利益归于零。而行政处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具有惩罚性，如纳税人偷税除了由税务机关追缴所偷税款外，还要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这个罚款便带有明显的惩罚性。没收非法所得显然不具有惩罚性，故不应当将其纳入行政处罚的范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就目前税收立法和税务实践而论，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应当有罚款、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停止使用、不予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停止抵扣进项税额权六种。 注释：

①刘剑文总主编、宋功德编著：《税务行政处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5页。

②参见胡金木主编：《税务执法全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99页。

③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中心编审：《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④参见胡金木主编：《税务执法全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99页；刘剑文总主编、宋功德编著：《税务行政处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5页。

⑤应松年、薛刚凌著：《行政组织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115页。

⑥张树义主编：《国家司法考试要点难点考点精粹》，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58页。

⑦参见胡金木主编：《税务执法全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403页和刘剑文总主编、宋功德编著：《税务行政处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54页。

⑧刘剑文总主编、宋功德编著：《税务行政处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61页。

第7篇：常见交通违法处罚细则范文

中铁隧道集团安全督察工作办法实施细则办法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安全督察作用，确保安全督察工作有序开展，根据《中铁隧道集团安全督察工作办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安全督察组工作内容：监督、检查、督导、监察。 安全督察工作坚持和遵循“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有理有据，处罚公平”的原则。

第三条 安全督察工作依据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国家、行业安全法规、规范和标准。

（二）工程设计图、施工组织设计、工程施工专项方案、安全方案、措施、 质量验收标准。

（三）中铁隧道集团《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工程质量检查制度》、《中 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安全技术强制性措施》、《中铁隧道集团控制重大危 险源十八项“卡死”制度》、《安全质量管理责任追究办法》及其他规章制度。

（四）子分公司、项目经理部、工区相关规章制度。

第四条 安全督察对象

1、集团公司、子分公司领导及部门负责人；

2、项目部领导及部门负责人（包括行政、 技术和专业安全管理负责人） ；

3、工区领导及部门负责人；

4、协作单位负责人。

第五条 安全督察组在督察前，编制安全督察计划书，明确督察的目的、内容、依据以及所要采取的方法。安全督察计划书由安全督察组组长编制，并告知每一位督察组成员。

第六条 安全督察组根据督察计划书开展督察工作并留下相应的证据资料。

第七条 安全督察组有权对安全职责履行不到位的责任人员进行处罚。处罚包括：责令改正、限期整改、通报批评、罚款和行政处分。对严重违章违规 的单位责令其停工整改。

（一）有下列行为的，下达《安全督察通知书》，责令其改正或限期整改，并视情节轻重给予主要责任人通报批评或600～元的罚款：

1、安全管理机构不健全、体系不完整的；安全经费使用与管理不符合规定的；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完善、落实不到位的；

2、安全教育和培训不到位的；

3、持证上岗工作未按规定实施管理的；

4、日常和定期安全检查不到位的；

5、未按规定组织开展安全活动的；

6、未督促工人执行安全操作规程、规范、技术标准的；

7、未严格按照规定组织施工的，施工资料记录不真实的；

8、施工现场安全警示标志标识不够的；

9、未按规定组织对安全防护设施、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进行检查、检验和保养的；

10、对出现的事故未按“四不放过”原则进行处理的；

11、擅自脱离安全管理岗位的，对工人违章作业不制止的；

12、对分包单位和劳务人员进行安全管理不到位的。

（二）有下列行为的，下达《安全督察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情况危急时，要求停工整改，并视情节轻重给予主要责任人行政处分或处以～ 5000元的罚款：

1、未设立安全管理机构、未配备专业安全管理人员、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教育培训制度的；

2、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未组织编制专项方案或安全措施的；

3、未组织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的，擅自改变施工方案、方法和工艺的；

4、未组织进行超前地质预报、监控量测的；

5、指使、纵容使用不合格材料、偷工减料的；

6、对特种设备未组织检测、检验就安排投入使用的；

7、违章指挥、强令工人冒险作业的；

8、挤占挪用安全资金造成安全设施投入不足的；

9、未在施工现场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标识的；

10、对安全督察或安全检查查出的问题不整改的。

（三）有下列行为的，下达《安全督察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或责令受督察单位停工整改，对主要责任人下达《行政处罚建议书》 ，建议给予行政处分。

1、对重大事故征兆、事故隐患不及时采取措施处理的；

2、严重违反《中铁隧道集团控制重大危险源的十八项“卡死”制度》的；

3、其他严重违反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的。

第八条 督察发现的问题均可追溯及集团公司和子、分公司管理人员。采取先通报和下达《安全督察通知书》限期改正，对整改无效果的，下达《行政处罚建议书》 。

第九条 接到《安全督察通知书》责令改正、限期整改、停工整改的单位或人员，应按要求立即进行“定人、

定时、定措施”整改。对责任人的行政处罚，依据安全督察组权限和人事管理权限，分别立即执行或由主管单位实施。第十条 对同单位的同一个安全违规事件不重复处罚。下达停工整改决定时，原则上只停施工工序。处罚记录中应注明违反法规和规定的文本条款和不符合的事实。

第十一条 对主要管理人员的行政处罚， 安全督察组要督促相关单位和行政部门执行。 主管单位或部门执行处罚时， 可对安全督察组提出的事实、 证据、 理由进行复查，无正当理由的必须立即执行。

第十二条 集团公司财务。

第十三条 整改完毕后， 责任单位要将整改情况及建议落实情况以书面形对责任人的经济处罚，在规定期限内，由个人将罚款自行上交式反馈安全督察组，安全督察组进行验证。

第十四条 安全督察组在督察工作结束后，应当及时进行总结、并在全集团范围内进行通报。每半年向集团安质委综合汇报督察工作情况。 督察月报应明确当月督察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整改意见、对相应责任人的处理决定以及分析当前安全工作的形势、突出问题，拟定采取措施的建议。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集团安质委负责解释。 本细则自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原中铁隧道集团安全质量

管理委员会 年 11 月 25 日公布的《中铁隧道集团安全督察工作办法实施 细则（试行） 》同时废止。

附：1.安全督察通知书 2.安全行政处罚建议书

安全督察通知书

单位名称： 受督察单位： 安全督察情况及存在问题或隐患： 编号：

整改要求：

处罚决定：

安全督察组：（公章） 日期： 受督察单位签收： 说明：本表留督察组、受督察单位和管理权限单位（部门）各一份.有罚款时交集团公司财务部一 份。

行政处罚建议书

单位名称： 受督察单位： 经查你单位负责施工的 工程项目存在以下安全质量问题： 编号：

依据《中铁隧道集团安全督察工作办法实施细则》 第 条规定，建议： 对

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如对上述处罚建议有异议，可按规定在3个工作日内核实，并反馈督察组。 建议实施情况验证结果：

验证签字：

日期：

第8篇：常见交通违法处罚细则范文

【摘要】通过分析目前上海市电力公司在开展反窃电工作中的情况，对窃电处以违约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对窃电行为处以行政处罚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在查处窃电中寻求证据谈了自己的想法。将反窃电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是一条必由之路。

【关键词】反窃电 违约金 行政处罚 证据

一、前言

盗窃电能一直是困扰电力正常供应和电力企业健康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窃电行为不仅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供电秩序，更造成了电力设施的损坏，形成重大的安全事故隐患，直接威胁着电网的安全。窃电之风的难以刹住，主要是一些单位和个人法制观念淡薄，错误地认为“窃电不算偷，窃电不犯法”；受经济利益驱动和诱惑，一些个体户、私营企业、承包或租赁经营的企业等，把窃电作为一种降低成本、牟取暴利的手段，因而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窃电，形成了由过去个人窃电发展到现在单位窃电的现象。同时由于电能具有发、供、用同时完成和无影无踪的特点，窃电手段大多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证据极易销毁或转移，尤其是对使用高技术窃电的取证难度较大，查处窃电案件不可能像查处其他盗窃案件那样“人赃俱获”，这给电力企业查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难度。

各地的供电公司对窃电行为都采取了严惩的态度，并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自江西省人大1999年颁布《江西省反窃电办法》，截至2003年，先后有6个省、市就反窃电制定了地方性的法规。上海电力公司对反窃电工作历来重视，就松江供电分公司而言，2003年全年共检查户数为47985户，查获窃电户212户，补收电量70.1万千瓦时，补收电费38.18万元及违约金98.82万元。然而，在反窃电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亟需完善和改进。以下是笔者对此的一些粗浅的认识。

二、对目前处理窃电行为“违约使用电费”的法律探讨

目前上海市电力公司对窃电行为的处理依据有《电力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外，主要操作办法是《上海市电力公司供电营业细则》第八章第八十一条规定：

“本公司对查获的窃电者，除立即制止其窃电行为外，并可当场中止供电。

窃电者应按所窃电量补交电费，并承担补交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

拒绝承担窃电责任的，本公司可报请上海市电力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窃电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的，本公司可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细则，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对窃电者补交电费同时收取了补交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实际上三倍违约使用电费有了惩罚的性质，而这种惩罚性质的违约金是否符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值得商榷。

“违约使用电费”是“违约金”的一种形式。根据法理我们知道：违约金是指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时应当向对方支付的一定数量的金钱或财物。根据现行合同法的规定，违约金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是在合同中预先约定的（合同条款之一）。但目前现行的供用电合同中，对窃电的违约责任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约定；（2）是一方违约时向对方支付的一定数额的金钱（定额损害赔偿金）；（3）是对承担赔偿责任的一种约定（不同于一般合同义务）。关于违约金的性质，一般认为，现行合同法所确立的违约金制度是不具有惩罚性的违约金制度，而基本属于赔偿性违约金制度。即使约定的违约金数额高于实际损失，也不能改变这种基本属性。因为根据《合同法》，如违约金数额过高时，违约方可请求人民法院适当予以降低。但现行的三倍违约金使用电费，则明显的带有惩罚性质，这与《合同法》的立法初衷有冲突。

窃电是一种违法行为。这在《上海市电力公司供电营业细则》第八章第八十条规定：“ 盗窃电能是违法行为”有明确的阐述。对于这种严重的违法行为，而仅处以“违约使用电费”的恢复权利性措施的民事制裁是不足以有威慑力，况且这种恢复权利性可行性尚值得商榷。我认为：窃电行为在主观上有明显的故意，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供电秩序，其违法情节必须使违法者承担受惩罚的责任，即需要追加其承受不利法律后果的新义务。对于窃电这种违法行为，处以惩罚性措施的行政制裁或刑事制裁是恰如其分的法律制裁。

三、对窃电行为处以行政处罚的法律探讨

我们知道，所谓行政处罚，是国家行政机关对构成行政违法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实施的行政法上的制裁。行政处罚的主体是由国家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惩罚权的活动；行政处罚针对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法行为的管理活动；行政处罚维护国家行政管理秩序的具体行政行为，其社会危害程序较犯罪低。根据行政处罚的概念和特征，我们发现若供电公司作为企业对窃电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则存在行政处罚主体不合法的现象。

我国《电力法》第七条　：“电力建设企业、电力生产企业、电网经营企业依法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接受电力管理部门的监督。”该条款明确了供电公司是一企业组织，不具有国家行政职能。目前，上海的电力管理部门是上海市经济委员会电力处。即该处具有对上海的窃电行为有行政处罚权，但由该处进行对上海地区窃电行为的处罚，几乎没有可操作性。

行政处罚原则上应当由国家行政机关行使，因为行政处罚在性质上是一项重要的国家行政权和国家制裁权。但是考虑到行政管理的实际需要和行政组织编制管理的现状，《行政 处罚法》规定符合条件的非政府组织，经过行政机关的委托可以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条件是：（一）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二）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的工作人员；（三）对违法行为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组织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目前，上海电力公司各供电分公司都具备行政机关委托的条件，每个供电分公司都成立了反窃电的班组；相关工作人员具有《用电检查证》；在用电检查工程中，有严格的程序规定。在技术鉴定方面，上海市电力公司也具有良好的条件，如在表计的鉴定，线路电能损耗鉴定方面都有一流的仪器仪表进行技术鉴定。因此，我认为，供电分公司完全符合《行政处罚法》被委托组织的条件，只要电力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委托，供电公司就具备了行政处罚权，这也是目前比较具有可行性的方式。那么对打击窃电行为，保护国家资产，维护电网正常运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会有效地遏制窃电行为。

四、对查处窃电行为中证据的法律探讨

在查处窃电工作中，进行用电检查就是寻求窃电证据的一个重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遵守法律的有关规定。如供电部门用非法的手段进行取证，那么在窃电的处理过程中势必陷入一种不利的境地。我认为：对窃电行为进行取证，是一种自主性或随意性很强的行为，往往表现为权利与权利的冲突，很容易出现违法乱纪和侵犯人权的情况。因此，在反窃电工作中依法取证是遵守法制的一种表现。在实际的用电检查中供电企业应依法配备用电检查人员。用电检查人员应当熟悉与供用电业务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技术标准和供用电管理制度，并经相应的资格考试合格后，持《用电检查证》上岗工作。用电检查人员实施用电检查前应当按规定填写《用电检查工作单》，方能赴用户执行查电任务。用电检查人员进入用户的用电现场依法进行用电安全检查时，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用电检查证》。用户对用电检查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应当给予配合。只有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用电检查，是确保查处窃电行为合法的重要前提。

在查处窃电行为中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调查研究和分析问题，从而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结论。用电检查人员在进行用电检查中，不能凭想当然，不能主观臆断。即使是经营特别丰富的用电检查人员，也必须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根据现场的情况，从现场的细节中寻求窃电的证据。只有从客观实际出发，才能在许多复杂的窃电行为中寻的证据。我认为在查处窃电行为中，必须要克服先入为主和偏听偏信的心理。特别对于举报的案件，一定要克服这种心里倾向和偏见，客观全面的收集窃电证据，不能只收集或使用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证据，更不能为了所谓的“工作需要”而弄需作假，甚至是制造或使用虚假证据。

目前，我国法定的证据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材料等七种。我认为在反窃电工作别要注重物证；鉴定结论；视听材料四种证据。物证是以其内在属性、外部形态、空间方位等存在的特征证明案件事实的物体和痕迹。现在大多的窃电行为，大多都有物证可寻，如“U”字窃电，跨越表计窃电等，都有明显的物体和痕迹。鉴定结论是有鉴定资格的专业人员和机构就案件中的专门问题向司法机关提供的结论性的意见。对于私自开启表计封印的窃电行为，表计强制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是认定窃电行为的重要证据。视听材料是以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及其其他电磁方式记录储存的音像信息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对于该类证据就要求用电检查人员，在查处窃电过程中，注重对视听材料的收集，如对现场录像、拍照的工作的开展。

五、结束语

上述种种，不仅要求我们的用电检查人员要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而且也需要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唯如此才能避免在对反窃电的处罚中处于被动。在反窃电工作的开展中，我们认识到该项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其中，将反窃电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是其重中之重。我党在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针。我们在查处窃电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开展反窃电工作中贯彻法制化，是一种将依法治国的思想理念转变成社会实践的活动。我相信，只有依法打击窃电的行为，才能真正打击窃电的歪风邪气，保护供电企业正常运营，最终在法律的框架下构建崭新的供用电秩序。

参考文献：

《合同法新论·总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9篇：常见交通违法处罚细则范文

被告（湖南醴陵市工商局）于1998年4月24日凌晨2点，在320国道醴陵境内，拦截原告（谢安）租用的工具车，扣留价值255000元的120件盖白沙牌香烟。5月4日被告送达原告签发于4月29日的“告知书”， 被告于5月6日作出处罚决定认定（5月17日送达）：“…贩运香烟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符合《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第3条第1款第1项规定，构成了《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2条第1款第4项所指的倒卖国家专卖物品的投机倒把行为。根据该细则第15条第1款第2项规定：决定没收120件卷烟，变价款上缴国库。本处罚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天内向株洲市工商局书面申请复议。原告当日向被告提出“减免申请报告”。

原告之妻于5月17日，专程赴被告处领取上述处罚决定书，但被告说要退款，越往前签越好。故签收日期倒签为5月6日。原告不服该决定，经多次与被告局长交涉，被告后于5月29日退还原告十万元。原告仍不服于6月11日向被告上级提出申请复议书。株洲市工商局以超过法定期限为由，不予受理，并于11月4日正式行文告知。原告遂于1998年8月28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醴陵市法院于1999年4月25日作出（1999）醴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认定：1998年4月29日，被告依规定程序将告知书送达原告…5月6日，被告对原告作出了处罚决定书，并于当日送达给原告之妻，5月23日被告将没收香烟移交醴陵市烟草局变价收购，…本院认为：原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处罚决定书不是5月6日送达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申请复议的法定期限过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即发生效力，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书生效后非依法定程序不能变更、撤销、行政处罚进入执行阶段，被告退给原告十万元没收款的具体行政行为违背了《行政处罚法》的变更程序，不能认定为被告对原告的处罚决定的变更。原告6月11日申请复议超过法定复议期限，依照《行政诉讼法》第37条2款，《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第11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表面上看，被告的处罚决定及一审判决的认定似乎有理、有据、合法。然而深入比较分析，笔者吃惊地发现，被告及原审在认定事实、行为定性、适用法律三方面均存在严重的错误，本案涉及对行政诉讼时效的争议，更重要的是涉及法律、法规与规章的冲突，及立法漏洞、协调等问题，因而是一起典型的行政诉讼争议案。

然而，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却以：“参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倒卖行为界定问题的答复》，谢安的行为符合倒卖特征，属倒卖烟草专卖品的投机倒把行为，醴陵市工商局有权对此进行查处，谢安对处罚决定不服，应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复议。…谢安直至98年6月11日才向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复议已过法定复议期限。由于复议是本案的必经程序，故应当驳回谢安的诉讼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不服判决已分别向湖南省高级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二、争议问题

（一） 程序方面

1. 是否已超过复议申请时效？

2. 复议时效与诉讼时效两者之间的关系？

3. 5月6日送达处罚决定书的事实认定。

（二） 实体方面

1. 谢之进货行为的性质。

2. 法律与规章矛盾时，新法与旧法冲突时的法律适用？

三、评析

欲解决本案实体争议，首先得解决原告是否已丧失胜诉时效问题，这又取决于对处罚决定书送达生效日期的认定，当然还有赖于对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正确理解。

1. 原审之5月6日已送达处罚通知书的认定错误至为明显

对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争议，谁应负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未作规定，但最高法院《关于贯彻《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9条，明确规定应由被告负举证责任。据此，若被告不能证明或无法证明即应承担败诉之后果。

被告提交了由原告之妻亲笔签名的、日期为5月6日的送达回证，以支持其原告已超过起诉期限的主张。至此，被告已完成其初步的举证责任。若原告不能进一步举证，则该初步证据即可变成确证。

原告主张该5月6日的日期是应被告经办人之约倒签的。事实上5月5日至5月10日，原告夫妇为躲债，一直居住在醴县城关镇刘业风家，其间既未返家，也未到过醴陵市，客观上不可能在5月6日签署该份处罚决定书。（证据一）

被告送达该处罚决定书的途径不外乎三种：1邮寄送达；2派专人送达；3通知当事人前往被告处当场送达；前两种方式完全可以排除，因为该处罚决定书5月6日方始签发，即使用特快专递也根本不可能当日送达远在300公里之遥的原告住所，且原告单位收发时迄今未签收过任何被告邮给原告的任何函件。（证据二）；至于被告于5月6日派专人驱车300公里赴原告家中送达处罚决定书的可能性不证自明；那么剩下的唯一途径，乃是由原告亲自前往被告处领取该处罚决定书的当场送达。问题是5月6日上午（或下午）该处罚决定书方打印，即使被告于上午10点电话通知原告，而原告恰好在家（事实上原告夫妇当日远在他乡），然后立即赶乘公共汽车，也根本无法于当日上班时间赶到被告处所（除非其包出租车，而这绝无可能）。因此，原告根本不可能在5月6日签署该份处罚决定书。

事实上，原告之妻5月14日至5月16日在证人家住，于5月17日前往醴陵领取并按照被告经办人的说法，要退款，签得越早越好，故将日期倒签为5月6日。客观地分析，是不难作出合乎情理逻辑的符合事实的判断的。

由于此问题的举证责任归被告，若被告不能进一步举证推翻原告的主张，便应确认原告的主张。

2. 本案根本不存在丧失起诉时效的问题

《行政诉讼法》第37条第2款规定“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据此，原审依照该款及《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要例》第11条之“被处罚人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复议。上一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在到复议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复议决定。被处罚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笔者认为原审在此问题上至少存在六方面的理解适用法律的偏差和错误：

其一、《行政诉讼法》第37条2款之用语为“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而《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第11条之用语则为“可以…申请复议”：“应当”与“可以”在法律用语上的含义岂可相提并论；前者必须照做，后者则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其二、《行政诉讼法》第37条2款明确规定的是“法律、法规规定…”质言之，只有法律、法规才有本条适用之余地。而唯有全国（包括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的（《宪法》62条3款）、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的（《宪法》67条2款）方可称作法律；唯有国务院才有权制定行政法规（《宪法》89条（一）款）；而国务院下属各部各委仅有权规章（《宪法》89条13款）。上述《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是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而由国务院，因而属于行政规章无疑。因而原审将规章中含糊不清的规定，理解为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然后才能向法院起诉，肯定是错误的。

其三、最高法院《关于贯彻《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35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当事人的诉权或者起诉期限，致使当事人逾期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其起诉期限从当事人实际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时计算，但逾期的期间最长不得超过1年。”本案被告之处罚决定书仅列明当事人有申请复议权，但未告知当事人诉权，也未告知当事人起诉期限，理所应当按该规定计算原告的起诉期限。

其四、复议权与起诉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丧失复议权，不等于丧失起诉权，这可以从《行政诉讼法》第39条及上述“意见”第35条推论而来；反之，丧失起诉时效，则肯定丧失复议权。何况迄今据笔者所知，并无任何法律或法规规定，若超过复议期即丧失诉权或起诉权。

其五、尤值一提的是，1991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通过的《烟草专卖法》（属法律）第44条规定，“当事人对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日起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该法第38条还规定：“倒卖烟草专卖品，构成投机倒把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倒卖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因此，即便可以认定谢安的行为构成“倒卖烟草专卖品，构成投机倒把行为，依法亦应适用该《烟草专卖法》且当事人不必先申请复议，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无论是基于新法与旧法就同一问题的规定相矛盾，应适用新法的原则，还是根据当法律与法规；法律与规章就同一问题的规定不一致应适用法律的规定之原则；原审对时效问题认定的适用法律也是十分错误的，何况《行政诉讼法》52条明文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依据。“ 53条则规定：” 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的规章。“”依据“之法律用语，远比”参照“效力更大，应属不争之论，当依据之法律与参照之规章就同一问题有不同规定时，法院应适用何者，本应属法律常识，我们实在不能理解二级法院为何将新的法律弃置一旁，而去适用旧的规章。

其六、更值一提的是，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6条明确规定：“公民…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该法是由人大制定的法律，而且是新法，该条没有任何例外，（诸如‘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凡对行政处罚不服者，当事人均有权选择或是申请行政复议，或是提起行政诉讼，换言之，自该法颁布施行之日始，过去的任何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必须先申请复议，然后才能起诉的任何规定，因与该法相矛盾而自动失效。对此该法第64条已明文规定：“本法颁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颁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

基于上述六方面的理由与依据，我们认为二级法院以已超过申请复议期限为由驳回原告的行政诉讼请求，无论是从事实、还是从法理、或是新法之效力，法律之效力诸方面看，都是完全错误的，理应加以纠正。

3. 被告认定原告的行为构成投机倒把，毫无根据，明显违法，根本不能成立。

二级法院不认真审查，不仔细研究，断然支持被告的主张，应当说是十分草率的。

首先，被告适用过时的、已自动失效的有关规章条款认定事实，必导致定性错误。1987年颁布之《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是行政规章，且明显是考虑不周密之产物，是故立法者也仅用“暂行条例”冠名；该条例第3条（1）款确有“倒卖国家禁止或限制自由买卖的物资、物品的”之规定，而该条例之施行细则第2条4款将其解释为：“倒卖国家规定的专营或专卖物资、物品的”，我国也确实历来将烟草制品列入专卖范畴。如果本案发生于1992年1月1日之前；假如原告的确“倒卖”了专卖之烟草制品，那么，被告的认定稍许还有那么丁点道理。

然而，本案发生于1998年4月24日，原告根本没有任何“倒卖”烟草的行为；原告拥有《临时营业执照》、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是经工商、烟草部门审批的合法经营者，更重要的是1992年1月1日，《烟草专卖法》早已颁布施行。根据该法第38条之规定，被告只有证明原告的行为已构成“倒卖烟草专卖品的投机倒把行为时”，才能依该法行使没收倒卖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及处罚款之权。十分明显，被告未能证明此点，也不可能证明之。因为， 原告的行为实际上类似于《烟草专卖法》31条之“无准运证或超过准运证规定的数量托运或自运烟草专卖品的”。而此种行为法定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可以收购违法运输的专卖品；”因此，被告对本案根本没有管辖权，其超越职权，错误适用规章作出的“处罚决定书”自始无效。对此《行政处罚法》第3条2款已作明文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被告越权作出的处罚决定正是此种“没有法定依据”，也“不遵守法定程序” 的行政处罚。

其次，事实上，《烟草专卖法实施细则》第60条已对原告的行为性质作了准确的定性：对该行为应受的处罚亦作了明确的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违反本条例第25条2款的规定，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进货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进货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因此，该条进一步排除了被告的管辖权，进一步明确了原告行为的性质，实际上是一种“异地进货”行为，绝非所谓“倒卖”烟草的行为；也非上款所指之“无准运证”的托运或自运烟草专卖品的行为。因为该细则第25条2款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的监督管理。”

第三，综合分析上述法规，可明显看出：“倒卖烟草专卖品”（38条）与“无准运证托运或自运烟草专卖品”（31条）及“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者异地进货”（细则25条）是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因而其管辖归属，处罚程度大不相同。前者归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辖，处罚方式为“没收倒卖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而该种罚款依《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条例施行细则》第15条2款是指：“没收物品，没收销货款，处物品等值20%以下的罚款”；也即构成投机倒把的倒卖烟草专卖品处罚最严历。这与其性质密切相关。后两种行为专属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管辖，根本没有被告插手之余地。

无准运证托运或自运烟草专卖品（行为人不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其处罚程度较之倒卖烟草制品的投机倒把行为明显较轻，即：“处以罚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31条）（即”收购价格按照该烟草专卖品市场批发价格的百分之七十计算“（细则第69条））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依据施行细则55条一款，该罚款幅度为“处以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而所谓情节严重则是指细则55条2款所列的8种情况。也即：“1 非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超过5万元或运输卷烟数量超过100件的；2 被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两次以上的；3 抗拒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实施检查的；4 非法运输走私烟草专卖品的；5 运输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的企业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6 利用伪装非法运输烟草专卖品；7 利用特种车辆运输烟草专卖品逃避检查的；8 其他非法运输行为，情节的严重的”。 必须指出的是本款之规定不适用于异地进货行为。关于对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者异地进货行为的处罚则为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进货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细则60条）

归纳言之，对上述三种行为的行政处罚包括：1 没收倒卖的烟草专卖品， 2 没收销货款， 3 没收非法所得， 4 收购， 5 罚款20%以下， 6 罚款20-50%，7 罚款5-10%.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没收非法所得，并非指销售货款，而是指非法利润，收购所得应返还给当事人。显而易见，原告的违规行为是三种违法行为中最轻的一种，依法只有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有权受理，且只能课以没收非法所得，及可以（不是应当，更非必须）课以5-10%的罚款；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4条之“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之规定。被告理应返还其根据无效的“处罚决定”没收的款项。

对照本案，被告故意不适用具有更高效力具更直接具体的新的法律，而强行适用过时的、更低效力的，间接模糊的规章，对原告轻微的违章行为毫无根据地课加最严历的、无效的行政处罚，其处罚决定的无效性，违法性至为明显，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作为执法的专业法院，作为百姓蒙冤受屈、寻求法律救济的最后场所的原审法院，为何对如此众多、明确的法律、法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采取你辩你的，我判我的，能奈我何的不负责任、违反法律、践踏法治的作法。

诚然，本案原告作为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为了谋生举债从事商务的确存在某些违章行为。然而法当其罚，法当其罪乃法治的起码要求，如果允许轻错重罚或重错轻罚，法律的权威必将荡然无存。每个正直、客观、公正、有理智的法官，难道不应当抬头挺腰、坚持真理、纠正错误、顶住形形色色、来自四面八方的各方说情、压力，依法判案吗？

无可否认，就本案之适用法律以观，表面上因涉及7、8个法律规章，似乎复杂些。其实只要依据宪法，宪法是至高无上的；根据法律，法律之效力仅次于宪法；参照规章，当规章之内容不符合法律时，理所应当适用法律；新法之效力当然高于旧法，更何况新的法律与旧规章之间的矛盾，应适用何者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