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精选(九篇)
第1篇：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的崛起需要国际政治理论的支持和理论体系的建立｡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取决于不断的探索｡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正确认识自己和世界，借鉴国外的研究理论和实践并在实践的探索中不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对于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理论研究层次的提高和理论体系的建立极为重要｡
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尚未形成理论体系｡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发展水平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平台，需要借鉴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经验，制定出具有中国特点､符合中国国情､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的理论体系｡
一､探索中的借鉴
纵观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创立发展的历史，有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国际政治理论的探索需要宽松的学术环境
宽松的学术环境来自社会，而不是学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学术气氛浓厚，研究者思想活跃，这与社会的支持有关｡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而政治则是整个社会的产物｡195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斯威赛与新罕布什尔(Sweezy v. New Hampshire)一案的判决可以说明这一点｡保罗·斯威赛（Paul Sweezy）因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宣讲马克思主义而被指控犯了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判决，判定斯威赛无罪｡审判长沃(Warren)宣布：“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没有任何人可以低估教师在民主国家中培育青年人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给高等院校的学术带头人‘穿小鞋’将会危害国家的未来｡没有任何教育领域已经达到了人类如此了解，以至于没有新发现的地步，社会科学更是如此｡社会科学的原则，即使有，也没有什么是绝对公认的｡在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氛中，学术是不会活跃的｡教师和学生必须有探索的自由､学习的自由､评价事物的自由､获得成熟的自由和增加理解的自由，否则，文明将停滞和消亡｡”社会的文明和法律的尊严使美国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高度独立性体现出极大的支持和宽容，也正是“学术自由的根本目的就是捍卫大学的教育目标，捍卫在大学中耕耘人的相关利益”的环境才孕育了美国国际政治思想体系和众多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学派｡尽管一个学派的研究理论很难为多数学派所认同，但国际政治理论及其研究方法通过交流和比较，澄清政治理念，可为研究和建立国际政治理论体系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理论的探讨需要广泛的理论思想基础
美国十分重视对国际政治理论有重大影响的思想理论家｡“当代政治思想”这门课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已开设多年，专门研究对美国和世界政治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思想｡2004年春，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课程研究的对象包括被约翰·罗克(John T.Rourke， 1991)称为现实主义者､以社会契约理论解释国家起源学说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一生倡导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对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产生很大影响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以其著作《法的精神》影响许多国家的宪法包括美国宪法，反对君主专制和神权思想，主张在法国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提倡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被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著有《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著作的法国哲学家让·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以《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著作闻名的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德国古典哲学的著名代表乔治·黑格尔(G. W. F.Hegel);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昂利·圣西门(Comte de Saint-Simon);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威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被认为是“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研究并驾齐驱”的英国哲学家约翰·米勒(John Stuart Mill)等｡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派，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也在被研究之列｡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通常被美国一些大学列为国际关系专业课程的必读书目｡对于国内的国际政治思想理论研究者，美国也很重视｡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导论”课程的内容是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1943年所讲的｡这门课程经久不衰，并不是因为汉斯·摩根索是1974年成立的美国国家外交委员会奠基人和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的顾问，更不是因为他曾从教于纽约大学，或他是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而是因为汉斯·摩根索独特的理论观点｡约翰·罗克(John T. Rourke， 1991)认为汉斯·摩根索是“近代最有影响力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国际政治理论对美国的价值观､国际政治思想理论体系的建立和美国外交政策制定有很大的影响｡
(三)理论的探讨需要加强比较研究
政治理论通过比较能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多年来，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一直坚持多元化的学术理念｡美国的政治学是系统研究政治生活的科学，通常包括六个研究领域:政治理论与哲学､比较政府､国际关系､美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政治行为｡在这六个领域中，美国高等院校的政治学系投入大量的人力专门研究不同社会制度下政治理论比较｡通过比较，研究者分辨出政治的异同，得出研究结果｡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现有教学人员中，除从事美国政治研究的研究者以外，从事比较政治教学和研究的人最多，占总人数的26%｡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和明尼苏达大学—双城校区政治学系从事比较政治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也占总人数的25%｡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政治学系从事比较政治教学和研究的人数占总人数的30%，差不多是从事国际关系､政治理论､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人数的总和｡比较政治研究的课程和比较理论与时俱进｡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政治学系1929—1930学年秋季起就开设“比较政府”课，但比较对象只限于英国｡经过20年的努力，到1950—1951学年春季，“比较政府”比较的国家已扩大到整个欧洲大陆｡为了给研究生探讨国际政治提供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1960—1961学年秋季政治学系开设“比较政治专题研讨班”，10年之后的1970—1971学年秋季又开设了“比较政治导论”和“西方国家比较政治”，专门研究比较政治的比较可行性与比较理论的建立和流派｡之后，给研究生开设的比较政治课程扩大到“比较政治经济”(1990—1991学年秋季)，“比较司法机构”和“发展中国家比较政治”(2000—2001学年秋季)｡
二､必须依靠科学发展观
中国最早的国际政治学系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国际政治学科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已经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国际政治理论需要不断创新，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一)西方的国际政治研究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
应该看到，现代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论､理想主义论､科学研究论､经济研究论及其他理论几乎都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诚然，美国一会儿奉行汉密尔顿主义，认为国家政府和大企业之间的联盟是国内稳定和国外有效行动的关键，并关注国家以有利的条件融入全球经济的需要，一会儿推行威尔逊主义，认为美国负有向全世界传播美国民主和社会价值观､创造接纳法治的和平国际社会的道德义务，一会儿推崇杰斐逊主义，倡导美国外交政策应当少关心向外传播民主，多关心国内的安全，一会儿主张杰克逊主义，疾呼美国的外交和国内政策最重要的目标应该集中在美国人民的物质安全和经济富足上｡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基于美国价值观的修正，是美国为适应生存与竞争的产物｡今日的美国正在以新的方式和手段对全球进行不同层次的“领导”｡在政治上，美国牵头组成由其认定的民主国家世界，强调捍卫人权､保护环境，实行人道主义干预等;在经济上，美国牵头建立全球经济体系，强调对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有效控制与加快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军事上，美国在确保其在欧洲和亚洲的霸主地位的同时，调整驻外军事部署，采取“拉､打”的手段分化其他国家｡这就是当今具有重要时代特征的国际政治｡
(二)研究国际政治理论需要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中，有关于国家体系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国家间关系理论的论述｡马克思主义被西方学者视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所阐述的社会和经济观点已成为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约翰·罗克(John T. Rourke， 1991)将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体系划分为四大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其中之一｡他认为，马克思从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和分配的角度上研究问题，其理论思想就属于“经济研究法”｡那么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完整的国际政治理论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完全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战争与和平问题呢?马克思主义能否解释当今一些资本主义大国对外扩张既非单纯的经济侵略，也非古代和近代帝国的军事政治统治的现象呢?这有待于进一步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和探讨｡
(三)研究国际政治，建立国际政治理论体系需要有自己的观点，需要国际政治理论的支持
我们需要以开阔的视野，更加科学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开阔的视野来自各学派国际政治理论和思想的介入｡应该认识到，作为国际政治理论学派研究的对象，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国际政治理论和思想不应该轻易否定，因为各学派的政治理论和思想同样有其特殊对象和特殊内容｡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中国还不到一个世纪，但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更大影响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没给中国定框框，更没给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定框框｡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时间尚短，理论体系尚未建立｡邓小平“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可以应用到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建设之中｡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是时代的要求，是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工作者所面临的一个带有根本性和长期性的重大课题｡
第2篇：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
国外学术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借助《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2000―2007)的数据,利用引文分析法,对政治学学科论文引用的图书进行了统计 处理,推出了我国政治学领域最具学术影响的50种国外学术著作,并对其做了细致的分析, 论证了它们在该学科领域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 图书 政治学 CSSCI 引文分析法 学术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10)1-0147-13
引言
政治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我国的政治 学科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恢复与发展两大历史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相对欧美各国 而言,尚未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熟、体系完备的独立学科,因此,挖掘、研读、 学习西方优秀学术著作,汲取其优秀学术研究成果并与中国政治现实相结合,对于繁荣我国 政治学领域、提升政治学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挖掘政治学领域内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国外学术著作,并分析其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 重要影响。笔者利用引文分析法,借助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对其中200 0―2007年政治学论文引用的图书进行了统计、处理和分析,并依照如下标准:2000―2007 年 间,CSSCI中政治学论文引用80次及以上的图书,或以出版年算起年均被引8次及以上者,遴 选出了我国政治学领域最具学术影响的50种国外学术著作,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引用论文的 主题的查询与分析,具体介绍了每本著作的影响领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定义的国外学术著作,主要是指在国外出版的外文图书和国外出 版的在国内翻译出版的图书;不包括马列著作、国外历史与政治文献、国外工具书;不包括 国外学者在国内出版的图书,但是包含国内学人在国外出版的图书。另外,本文在统计与处 理CSSCI提供的数据时遵循如下标准:①若书名、作者、出版社都相同,出版年不一致, 在确认是同一本书的情况下,将其合并;②CSSCI中的译著,有的著录的作者是翻译者, 有的是原作者,在确定是同一本书的情况下,合并这两本书并累计被引次数,并把原作者和 译者同作为作者项著录。
国外学术著作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概况
本文共遴选出50种国外学术著作,总被引篇次为6373次,篇均被引127-46次。其 中,国际政 治与国际关系类著作共28种,占入选的总数的56%,总计被引篇次3086次,约占总量的48-4 2%;政治学理论类著作共16种,占总数的32%;政治制度类著作共4种,占总数的8%。此外, 图书主题还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在50种图书中,外文原著共4种,都是国际政治 类著作,合计被引320次。具体入选图书见表1。
为了便于深入了解这些著作的影响领域,下文将对这些著作进行分类讨论并予以简介。笔者 主要依据图书的主要内容、影响的主要领域并参考中图法相关信息对其进行分类。
政治学理论类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政治学理论建设,尤其是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建设是政治学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入选的政治 学理论类著作大多是政治学领域内众人皆知的经典之作。这些经典著作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十分广泛、深刻,每个领域的研究与发展都离不开这些基础理论。该类图书共入选16种,总 计被引2304次,涉及的具体主题包括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政治社会学、民主理 论、国家理论及其他政治理论问题等。
《政治学》(被引259次)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其政治学理论的一部经典著作,也是古希腊第 一部全面、系统的论述政治问题的著作。它以“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为前提,分析了城邦 的形成及基础,探讨了各种城邦理论、制度,研究了各种政体的种类和变革,并讨论了关于 最好的政体、最好的生活方式和理想城邦的设想。该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山之作 ,被广泛引用于政治哲学、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等各个领域。
《正义论》(被引218次)一书共分“理论”、“制度”和“目的”三编,分别对有关正义 的理论、原则、正义原则怎样应用于社会制度以及正义理论的稳定性和正义的善等问题进行 了详细的解剖与论述。作者罗尔斯继承了西方契约论的传统,进一步提出了“公平的正义” 的理论。该书逻辑严密,思想深奥,对于政治哲学、中外政治制度、行政伦理等研究领域影 响十分深刻。
《社会契约论》(被引215次)一书详细论述了人的自由与社会公约、社会公约与公意、立 法、政府的形式以及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等,探讨了如何在社会状态下实现社会平等的问题 ,提出民主共和国的社会理想,试图创立一种真正合法的社会契约。该书被广泛引用于政治 哲学领域、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以及行政学的研究论文中。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被引198次)对东西方和第三世界24个国家的政治体 制、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试图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中找出具有 共同意义的可资比较的概念和标准,进而通过这些概念和标准,运用结构-功能主义体系 方法去分析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的实际运行过程。该书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被许多政治哲学、政治文化、中外政治制度研究方面的论文所引用。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被引189次)以1974―1990年期间发生在世界范围内 的民主化运动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述,并进一步探讨了这波民主化运动的原因 、方式以及后果。该书横跨理论和历史两个领域,可以使读者对发生在这一特定时期的繁杂 的重大的政治事件有一个条理性认识,对诸国家民主化运动有深刻的了解。该书对研究各国 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方面的论文有深刻影响。
《论法的精神》(被引179次)是孟德斯鸠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著作。作者在三卷中分别 探讨了法与政体、法与政治权力、法与地理环境和民族风俗的关系,提出了政治自由与三权 分 立的重要思想,对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该书 被政治哲学、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行政管理与行政法学方面的论文广泛引用。
《政府论》(被引145次)共上下两篇,洛克在上篇中批驳了罗伯特•菲尔麦的君权神授和 王位继承学说,在下篇中讲述了君主立宪制下的议会理论。洛克用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 约论阐述国家的起源和本质,论证了生命、自由和私有财产是人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 最早提出了分权的思想。《政府论》为在英国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对 今天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制度的研究仍具有非凡的意义。
《民主新论》(被引138次)是一部具有相当学术深度的、完整的民主论著。该书的基本线 索是主流民主理论,它整理了民主理论研究的使用语言和学术规范,梳理了各种概念间的关 系,理顺了当代各种关于民主的争论。该书被较多地引用于民主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以及行 政学的研究论文中。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被引105次)共分“社会主义之后”、“五种两难 困境”、“国家与公民社会”、“社会投资型国家”、“迈向全球化的时代”五章。作者阐 明了开拓第三条道路在当代政治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引起了广泛争论。引用该著作的论 文主题主要集中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的研究。
《自由秩序原理》(被引100次)是自由主义思潮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全书共分三部分:自 由的价值、自由和法律、福利国家的自由,并包含一个“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 著名后记。作者陈述了自由哲学、法律及政治的基本原则,并揭示古典原则怎样才能被运用 到福利国家的特殊情境。[注:俞可平主编-西方政治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 000:360]该书在政治哲学领域以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中被广泛引用。
《利维坦》(被引100次)是霍布斯的一本有关国家理论的专著。该书共分“论人类”、“ 论国家”、“论基督教体系的国家”、“论黑暗的国家”四大部分,其国家学说充分体现了 “恐惧”和“自由”的意义。引用该书的论文主题主要集中于国家理论研究以及其他政治哲 学与政治制度相关领域。
《法哲学原理》(被引96次)的全称为《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该书以国家 学为主要内容,把国家作为一种理性的东西来理解和叙述。此外,还涉及法、权利、道德、 伦理和社会等内容,系统地反映了黑格尔的国家观、法律观、道德观和伦理观。该书对政治 哲学研究有重要意义,被大量引用于公民社会的研究论文中。
科恩的《论民主》(被引94次)是一部以哲学语言分析民主规范的精深之著。该书主要采用 规范的分析方法,来论证民主价值的合理性、重要性与普遍性。作者把民主定义为高度参与 的社会管理和公民决策的体制,强调民主过程实质不仅在于选择,而在于公民自身的参与和 经历,并臻于全体民主。该书主要从公民的角度来分析民主的含义,在民主理论、政治制度 以及行政学的研究中都被广泛引用。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被引94次)是一部以论析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为主旨的政治 社会学著作。书中论述了民主秩序的条件、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美国社会的政治行为、民 间社团的政治等内容。作者李普塞特开创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用该书的政治学论文 主题主要集中于政治哲学领域以及中国政党制度研究。
《政治科学》(被引89次)一书分为政治基础、政治态度、政治互动、政治制度、政治行为 五编。全书采取兼容并包的方法,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分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在 认可美国民主体制的同时,也批判了美国现实政治的弊端。引用该书的论文主要集中于政治 哲学、政治文化、中外政治制度等方面。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被引85次)一书运用现代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深入地探讨了政 治体制建构中的结构特征、文化内涵、交往渠道等机制,并研究了支持这些机制运行的诸环 节以及当其出现阻隔时的调节文案。引用该书的政治学论文主题主要包括公共政策、政党制 度、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等。
国际政治类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国际政治学(含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作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是政治学研究的 一个重要领域和方向。在中国,国际政治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大量参考与借鉴国外优秀 研究成果是国内国际政治研究发展的必经之路。此次遴选出的国际政治类著作(含外文原著 和译著)在所有国外著作中占56%的比重,其涉及的主题十分丰富,包括国际政治与国际关 系理论、外交学、美洲政治、欧洲政治、亚洲政治、全球化问题等。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被引277次)是一本论述美国当前和长远欧亚 战略的重要著作。作者布热津斯基在综合分析欧亚大陆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和存在的问题的同 时,着重分析了美国的霸权或世界首要地位的特征、范围和深度,欧亚各大国的现状和发展 前景,美国如何周旋于各大国之间而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以及中国在美国对欧亚的战略中所 处的关键性地位等。[注:宋以敏-评布热津斯基新著“大棋局”-国际问题研究,199 8(1):46-49]该书对于学者研究美国对外战略以及世界战略格局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译本被引276次)论述了国际政治的四种社会理论、科学实在 论与社会类别、权利与利益的建构、结构施动和文化、国家与团体施动问题、三种无政府文 化等。作者亚历山大•温特借鉴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以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国际关系。该 书是一本全面阐述温特社会建构理论的著作,也是深入研究文化和观念在国际关系中重要意 义的力作。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被引251次)以对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源性思考为逻辑出发 点,引出国际关系这一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流派及其哲学的和政治思想的根源,并客观地 介绍了各自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分析各种理论流派的内在相互关系,展示了该领域非线 性的理论发展图景。 张静-探索西方国际关系“精神的历史”的经典之作――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五版)-学术论坛,2005(6):5961 该书被誉为探索西方国际关系“精神的历史”的经典教 材,被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论文广泛引用。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被引245次)是亨廷顿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对冷战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了解释。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 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 该 书是冷战后世界影响最大同时引起争议最多的著作之一,主要被引用于“文明冲突论”、文 化视角的国际关系、全球化问题研究中。
《大外交》(被引154次) 叙述了从17世纪欧洲的30年战争,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几 百年间纷纭变幻的国际风云。作者以其独到的见解分析了世界各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提 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实质。该书对于国际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译本被引147次)借助多方面的理论材料 ,对后霸权时代的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析了世界政治经济中合作得以发生的国际 机制的作用以及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而发生的变化,回答了霸权衰落后如何通过国际体制的 运转使世界政治经济得以继续合作的问题。该书是迄今为止对国家间合作问题进行研究得最 为全面、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被频繁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美国霸权和对外政策研究论文 中。
《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被引144次),主要讨论了 “理论”的定义及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过程,阐明了政治结构的产生、无政府状态的特性以 及国家在系统中预期的可能变化,并对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进行了检验。该书建构了国际政 治的系统-结构研究框架,提出了著名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是当代国际政治领域影 响最大的著作之一,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论文中。
《大国政治的悲剧》(中译本被引125次)以大量的事实、缜密的逻辑阐述了“进攻性现实 主义”理论。作者以其清晰易懂的文笔,解释了为什么安全竞争与国际体系紧密相关,区分 了大国权力竞争的不同模式。该书堪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权威之作,主要被引用于国际 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研究中。
《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被引121次)主要围绕“国际政治即争强权”这一主 题进行论证。汉斯•摩根索提出了现实主义六原则作为论证的根基,透辟地分析了权力均衡 、世界舆论、国际法等因素对权力冲动的制约作用,并结合二战以来的国际政治现实,对新 的权力均衡、世界一体化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细致考察。该书又名《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 和平的斗争》(被引119次),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 研究中。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被引111次)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国际政治的稳定与变革。 作者罗伯特•吉尔平力图构建出全新的概念框架,综合运用历史、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理 论来分析世界秩序变革的动力与根源,讨论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各个行为主体不平衡的实力增 长之间的关系。该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 理论、各国外交战略、全球化问题研究。
《权力与相互依赖》(被引84次)一书论述了相互依赖的概念、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 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国际制度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中是如何运作的 。该书既有理论上的深度建构,也有实践上的指导价值,两位作者将全球化、国际机制与相互 依赖概念相整合,对21世纪初的世界政治进行了严肃的理论分析,使得该书成为新自由制度主 义发展的颠峰之作, [注:门洪华-建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关于《权力与相互依赖》的一种解读-美国 研究,2002(4):111-122] 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区域一体化、中美日俄外 交关系与外交战略研究。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被引81次)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以伯罗奔尼撒战争 为引子,用简洁的语言和历史事例来阐述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利用对国际体系的层次分析 来对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剖析,对冷战后的相互依存现象进行思考,并提出新的世界秩序的 构想。引用该书的政治学论文主题主要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日、中美关系,美国对外政 策,区域合作,中国崛起问题等。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被引75次,2001年出版)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 初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该书涉及的主要是两种流派的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和理论效用等,对于具体的国际政治层面,涉及不多。该书被较多引用于国际关 系理论研究领域的论文中。
《全球化与政治》(被引73次,2000年出版)选录了乌尔里希•贝克主编的学术论文集《全 球化的政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8年德文版)和《世界政治的前景》(美因河畔法兰克 福1998年德文版)中的部分论文。其主题主要包括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工业关系、国际合作 、环境政策、超越民族国家、跨国社会空间、种族归属等问题,对于研究全球化政治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
《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被引70次,2001年出版)对全球化进程 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移民等问题进行了历史描述和比较分析,在总结了三种全球 化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分析模式,并用这个模式对六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全球 化维度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该书是研究全球化问题的重要著作,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 论,全球化视野下的国家、安全、文化、治理、合作问题以及中国对外政略研究论文中。
《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被引67次,2003年出版)从国家组成国际社会这一基 本观点出发,分析了国际秩序如何得以维持的重大理论问题。作者认为,均势、国际法、外 交、战争和大国等国际社会的制度同国际秩序的维持有着密切的关系。该书是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流派中的“英国学派”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英国学 派”国际政治思想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等。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被引58次,2002年出版)辑录了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第三次论战 ”期间,肯尼思•沃尔兹、罗伯特•基欧汉、约翰•鲁杰、罗伯特•考克斯等著名理论家最 重要的文本,展现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 义等理论流派的学术精粹,集中探讨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该书是迄今为止国际 关系理论批评史上最有影晌的作品之一,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论文中。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Power can't go it Alone(被引 57次 ,2002年出版)分析了美国霸权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傲慢 自大和鼠目寸光提出了批评意见,回答了美国在21世纪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如何重新界定美 国利益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注:杨牧之主编-中国图书年鉴(2003)-湖北人民出版 社,2004:162]该书被认为是“9•11”事件后美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反思的 代表作,主要被引用于美国国家利益与对外战略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研究、软实力研究的论 文中。
《新安全论》(被引55次,2003年出版)展示了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问题的独到思考。该书 的核心概念之一是颇具争议的“安全化”及“非安全化”。作者对“古典复合安全理论”做 出了重要的修改和超越,从宽泛的“领域研究”和明确的“建构主义观点”两大方面对其重 新定义,提出了“超越古典复合安全理论”。[注:高峻-哥本哈根学派复合安全理论 的修正和演进-教学与研究,2005(10):89-96]该书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社会建构主 义的重 要理论文献,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安全理论、非传统安全问题、区域安全合作等方面的论文中 。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被引43次,2003年出版)从国际政治最微观的分析层次 入手,使用大量国际关系史实,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分析国际社会中冲突和战争的原因。作者 认为,追寻战争和冲突的原因,不仅要分析国际体系和国家体制,而且要研究决策者个人的 认知心理,探寻决策者知觉形成的原因,分析错误知觉可能产生的后果。引用该书的论文主 题主要有国家安全研究、外交政策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分析等。
《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被引34次,2004年出版)以国际体系 为主线,阐释了在过去6万年时间里,人类如何从分散的采猎群演进成今天高度一体化的全 球性国际政治经济体。作者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历史研究相结合,对当今以《威斯特 伐利亚条约》签订以来欧洲史的阐释为基础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引 用该 书的论文主题主要有国际体系、国际合作、国家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及“英国学派” 的国际政治思想研究等。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被引27次,2005年出版)将“文明的冲突”的 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论述了美国国家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全书从美国的国家利益 出发,阐述了美国在21世纪初所处的国际形势以及在世界上应起的作用。该书被较多的引用 于美国政治与文化、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的论文中。
《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被引21次,2006年出版)共收录13篇代表性论文。全书围 绕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国际制度的运行及变化方式等进 行了讨论,梳理了国际政治理论30年的发展历程,并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该书反映了国 际政治学科前沿性研究的整体面貌和发展现状,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论文中。
政治制度及其他类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1-政治制度类
政治制度的研究始终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入选的国外学术著作中,政治制度类 图书共4种,占总数的8%,被引篇次705次,占入选国外学术著作被引总量的11-06%。但是 ,入选的该类图书基本都是政治制度理论类著作,较少涉及对具体政治制度的讨论与分析。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被引295次)研究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实 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问题,审视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提出了政治秩序论 ,为战后西方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增添了新内容。该书是20世纪后期政治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之 一,被研究政治制度、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等方面的论文频繁引用。
《论美国的民主》(被引168次)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讲述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并对美国的民 主进行了社会学的分析;下卷讲述了民主对美国社会智力活动、精神、民情以及政治社会的 影响。该书是研究美国民主最经典的著作,在今天的政治哲学与中外政治制度的研究论文中 被频繁引用。
《联邦党人文集》(被引111次)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三 人在美国的制宪会议时期,为争取批准新宪法而以共同笔名在纽约报刊上发表的一系列的论 文文集。它详尽全面地论证了宪法的合理性,并对与人民自治政府有关的最为重要的政治课 题加以探讨。该文集在中外政治制度、民主的研究中被引用频率很高。
2-其他类
《经济与社会》(被引178次)分上下两卷,以现代西方社会为立足点,通过对古今东西方 文明的比较,突出以理论化为方向的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和特征。书中对经济、政治、法律 和宗教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试图对社会行动的结构进行阐释。引 用该书的论文主题十分丰富,主要有政府行政与公共行政、公共性与公民社会、官僚制、政 治合法性研究等。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被引100次)是诺思以西方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对经济史 进行解释的一部代表作。诺思在方法论上恢复了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经济学优良传统,在该 书中形成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其理论一反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该书被频繁引用于制度变 迁理论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论文中。
第3篇：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旅游；旅游研究；政治学维度；旅游政治；权力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1―0081―05
一、引言
事实表明，与其他因素相比，政治对一国或地区旅游业的影响往往是决定性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旅游政治在20世纪70年代初便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旅游政治研究在旅游学与政治学的夹缝中逐步成长。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文献已经大量出现，一批学者活跃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政治对旅游的重要影响决定了旅游研究政治学维度的重要作用。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极大地拓展了旅游研究的领域与范围，丰富了旅游研究的内容。本文在对旅游政治主要维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作出尝试性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二、旅游与政治及旅游政治学维度
人类与政治的关系，如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前的名言“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所揭示的那样，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就与政治相伴相随。在一定程度上说，利用政治(权力)获取资源，或者说通过争取政治资源而获取其他资源，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毫无疑问，旅游是一种高度的政治现象(Richter，1989)。作为目前世界上第一大产业的旅游业，固然受到来自世界各地和各国经济、文化、地理等因素的影响，但一国或地区的政治对其影响往往更具有根本性作用。因此，相对于旅游研究的经济、文化、地理等其他维度而言，其政治维度不仅不应该被忽视，而且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那么，何谓政治?何谓旅游?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是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或旅游政治学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
旅游政治的倡导者大都是从权力的角度来阐述政治的，认为“政治研究不可更改地是研究权力”(Hall，1994)，因而也就倾向于赞同拉斯韦尔(Lasswell，1936)对政治所作的定义：政治就是权力，是“谁得到什么?何时与如何得到?”(Elliot，1997；Hall，1994；Richter，1982，1989)。根据这种观点，政治的本质要素是资源稀缺性的存在：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人们的需求和欲望是无穷的，而能满足其欲望的资源却永远是有限的，政治由此而被视为围绕稀缺资源的争斗，权力则是进行争斗的手段(海伍德，2006)。
关于旅游的认识与界定，一般可以将其归纳为两类：一类是旨在为其提供理论框架的概念性定义，另一类是技术性定义。二者均围绕游客这一旅游活动最主要的施动者而进行。概而言之，旅游是人们短时间离开常住地旅行到异地逗留，追求以休闲、游览为主要目的而不是在旅游地定居、就业所形成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Theobald，2005)。
随着旅游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各种利益诉求和问题的凸显必然导致它与政治发生深刻关系，正是这些利益诉求和问题促使了政治与旅游的联姻。作为一大迅速发展的产业的旅游业，必然涉及到各种利益的获取与分配，而以权力为主要特征和动力的政治介入也就不可避免，政治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开发旅游资源，由谁开发和利用旅游资源，如何开发旅游资源，决定着旅游的具体政策，因而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旅游利益的获取与分配，等等，以至于旅游成为一种高度的政治现象。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20世纪70年代初，政治学者开始运用他们的学科知识进行旅游研究，从而开启了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
什么是旅游政治或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呢?学者们并未做出明确的界定，但他们几乎都是从权力与利益的角度去解读旅游政治，于是对旅游也就产生了不同于一般学者的看法，“旅游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与消费，是对寻求怎样才能使人必定成为旅游政治――政治就是权力，是谁得到什么?何处、如何与为何得到――的必要组成部分”(Hall，1994)。因此，旅游政治是“‘谁得到什么’的问题得以解决的过程”(Matthews，1978)。通观西方旅游政治(学)论著，不难发现，围绕旅游这一稀缺资源，各利益相关者以权力为主要手段而进行“谁得到什么”的争斗，是西方旅游政治研究的基本立论。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是运用政治学方法，从权力和利益的角度出发，并从广阔的政治活动和视野，如权力政治、政治稳定／不稳定、国际关系、政治系统分析、公共部门管理等政治学视角研究旅游活动与问题，并采用拉斯韦尔关于政治就是权力，就是“谁得到什么，何时与如何得到”的观点，强调权力在旅游资源分配与获得中的重要作用。
三、旅游研究的政治学视角
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旅游政治将政治学的宏阔视野纳入旅游研究，为旅游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
(一)政治权力视角
可以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韦尔那句政治就是权力，是“谁得到什么?如何和为何得到?”的名言，一直是支撑旅游研究政治学维度的核心理论。“对于旅游而言，权力无处不在”(Cheong and Miller，2000)。在当代，“政府角色是旅游的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方面，包括政策和政治哲学”(Pizam，1997)，不论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是什么，权力拥有者总是决定着谁得到什么，何时及如何得到。用权力解释旅游现象，如何以政治的力量占有、分配旅游资源，可谓是旅游政治研究核心问题之一。旅游研究的政治权力视角，为旅游政策制定、旅游资源分配等当代旅游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解释。
(二)公共部门管理视角
从公共部门管理的角度研究旅游问题与现象是旅游研究政治学维度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传统旅游研究的重大推进。传统旅游研究往往更加注重旅游的经济回报与效益，而缺乏将旅游视为公共物品，因而较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思考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而在旅游需求日益扩大，旅游资源却相对有限，国际国内环境更加复杂的情况下，如何从国家的高度，运用政府权力对旅游资源、旅游现象与旅游问题进行有效的管理，成为新时期旅游研究的重要使命。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着手这方面的研究。其中的代表作是伊洛特(Elliot，1997)的《旅游：政治与公共部门管理》。该书通过比较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政府应如何管理旅游这一具有高度多样化与易变性的行业，包括 政策制定、旅游管理组织建筹建、地方政府协调、航空和环境控制以及可持续发展等。
(三)比较政治视角
比较方法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虽然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有关旅游的社会问题为比较政治学专家长期所延误的问题(Richter，1983)。然而，自从旅游政治维度兴起以来，比较政治方法便成为旅游政治学维度常用而有效的分析工具。通过对不同地区或国家政府体制、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与政策制定过程等政治因素的比较，分析该国或该地区旅游的发展、旅游政策的制定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如里奇特(Richter，1989)对亚洲旅游政治的研究，就是通过对中国、菲律宾、泰国与印度等国政治制度、政策过程等因素加以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霍尔等(Hall and Page，2000)的《南亚与东南亚旅游：问题与案例》，也是通过比较政治学方法对南亚与东南亚各国政治制度等因素的比较，探讨这些地区旅游存在的种种问题。政治学者的比较专长在协助政策制定者，从事风险咨询或执行计划等与旅游发展相关的方面最能发挥作用(Richter，1983)。总之，比较政治视角为旅游政治学维度为研究各国旅游政策、旅游发展、旅游活动与旅游问题等提供了颇为有力的分析方法与工具。
(四)政治系统分析视角
旅游是由一系列具有高度复杂性而易变性的活动所构成的行为系统，如何从政府的角度对这一系列复杂而易变的活动和行为进行有效的管理，使来自社会内外部环境的影响流转化为官方政策、决策和执行行动，是旅游政治研究重点所在。而政治学恰恰为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即政治系统理论。自旅游政治研究产生以来，该理论便成为相关学者所钟爱的有力工具。旅游政治学的重要开创者马修斯和霍尔分别在《国际旅游：政治与社会分析》和《旅游与政治学》中，根据著名政治学者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模式，从政治与政府管理的角度，通过对旅游决策过程的步骤及其相关变量的分析，提出了旅游政治系统模式。根据政治系统分析模式，马修斯(Matthews，1978)将旅游决策与行动视为旅游政治系统模式中两个关键性互动变量，决策者与系统成员通过输入和输出这两个环节实现相互之间的沟通。霍尔的分析模式也是建立在政治系统分析的基础上，但相对马修斯所构建的旅游决策模式而言，更强调权力安排、价值观与制度安排等对旅游决策的影响。政治系统视角为旅游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为在当代复杂而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制定科学的旅游政策提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
四、旅游研究政治学维度的基本框架
虽然旅游政治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拓展和深化，研究方法及作为一门独立的子学科发展还亟需进一步规范，但是，它以旅游学与政治学为母学科，同时吸纳二者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并将政治学的宏阔视野纳入旅游研究，大大丰富了旅游研究的内容。经过30多年的发展，它初步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框架。
(一)政治稳定／不稳定及其对旅游的影响研究
霍尔(Hall，1994)指出，政治稳定是吸引国际游客前往目的地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旅游业发展成功的根本性决定条件。里奇特和沃(Richter and Waugh，1986)也说：“当政治环境出现不稳定时，旅游会急剧下滑”，“不幸的是不少国家的领导人和旅游规划者既不明白也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即并不是自然风光和文化的吸引，而是政治上的平稳才是构成旅游的首要与核心条件。”在当代社会，影响旅游不稳定性政治因素主要有国内国际战争、、恐怖主义、政治暴乱与社会动荡等暴力事件。这些事件对游客心理和旅游供求关系等方面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深远的，直接影响一国或地区旅游业的发展。近年来大量有关南亚与东南亚国家旅游政治研究，都将旅游与政治稳定之间关系的研究作为重要内容，并通过大量的定量分析，以深入研究二者的关系。美国“9・11”事件以来，该领域研究更是引起了相关学者的空前重视。
(二)旅游与世界和平及增进国际理解的研究
这既是旅游政治学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重要领域，同时也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领域。目前对该问题的看法主要存在三种态度：乐观派、折中派和悲观派。以世界旅游组织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无论是从社会文化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考察旅游与和平的作用，旅游都是一种增进理解与和平的巨大力量，因为旅游能通过人际间的接触与交往促进不同文化间的渗透与宽容，促进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沟通与理解。皮匝姆(Pizam，1996)、霍尔等折中派学者则认为，旅游在世界和平领域的确有积极的作用，能间接促进不友好国家问和平的实现，条件是游客要有机会与东道国居民进行零距离接触，但遗憾的是现有的旅游设计与市场运作不能满足这样的条件。因此，那种坚信旅游会导致全球范围理解与和平的观点难免有点夸大其词。一些学者对此却持悲观态度，认为旅游作为重要的和平力量还为时过早(Barlow，1988)，很少有证据能表明它在一般程度上能充当和平使者的角色(Henderson，2003)。
(三)对国际旅游与国际关系互动关系的研究
国际旅游作为一种异文化交往行为，不论在民间还是官方，往往能起到互通国家间关系的桥梁作用，如果官方能够有意识地加以引导，通过互通旅游的方式，对消解国家间的误会和隔阂，促进国际关系的改善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甚至起到改善国家间关系的“破冰”、“融冰”之效果。国家间旅游的鼓励与限制通常是积极政治关系与消极政治关系的“晴雨表”。霍尔(Hall，1994)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旅游作为国际关系基本组成部分的表现形态：第一，旅游是国际外交、国家对外政策议程和国际贸易的一部分；第二，旅游被威权体制国家作为取得国际合法性和正当身份的一种工具；第三，旅游被当作满足国家领土要求的一种手段；第四，旅游不一定是和平的动力。马修斯(Matthews，1978)则认为，世界旅游主要表现为非政府、公共与企业一政府三个层次的国际关系，都将会对国际关系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另一方面，学术界对阻碍国际旅游发展的种种限制也颇为关注，霍尔(Hall，1994)将其分为五大类四十多个选项，内容包括东道国和客源国对出入境手续、随身携带物品、投资经营许可等领域。
(四)对旅游政治学学科建设的研究
该领域研究至今不过30多年，作为旅游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与其他分支学科相比，总体上显得幼稚得多。里奇特(Richter，2005)认为，虽然旅游“逐渐引起社会科学家们更多的关注，仍然缺少持续的政治方面的研究”。对旅游政治学的学科定位，学者们认为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落脚点是政治学，即用政治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旅游现象。《旅游研 究年刊》于1991年所出的《旅游社会科学》专辑将政治科学同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一起列为与旅游相关的十大分支学科，从而确定了旅游政治学的学科地位。而对旅游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学界的看法不尽相同，就连该领域的两名主要开创者马修斯和霍尔之间也存在明显分歧。马修斯(Matthews，1978)的早期研究指出，旅游政治研究有三个主要方面：市场营销，尤其是城市化国家市场营销中的旅游政治；发展中的东道主的旅游政治；关于旅游，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旅游的意识形态探讨。该领域第一本专著《旅游与政治学》的作者霍尔(Hall，1994)指出，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涉及国际、国家、地方或区域与个体四个层面及政府在旅游中的作用、旅游政策等七大内容，每个层面所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尽相同(详见图1)。霍尔的这一分析，对该领域研究影响深远，它初步确立了旅游政治的研究框架。
另外，随着旅游的发展和旅游政治研究的深入，经济与发展关系，旅游与国界关系，性旅游与政治关系，旅游与政治结构的关系等问题，也纳入了旅游政治的研究框架。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详述。
五、余论：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与中国旅游研究
旅游学在我国的发展相对较晚，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对旅游社会学、旅游经济学、旅游心理学、旅游地理学、旅游人类学等领域研究均已有所涉及。这些研究，对推动我国旅游业与旅游学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旅游研究的许多方面都反映出它还处于一个萌芽阶段(Xiao，2000)，由于受功利因素的影响，我国旅游研究集中在对旅游现象的经济层面进行考察，或者从管理的视角进行规范性的研究(赵幼芳，2000；吴必虎，2001；Aramberri和谢彦君，2003)，从而出现了研究视角的过渡倾斜的不良现象(谢彦君，2003)，这尤其表现为对某些重要领域的完全忽视，其中对政治与政治学维度的忽视便是突出表现。直到2006年，介绍国外旅游政治(学)的研究才出现(唐志明，2006a，2006b)。这不仅与“旅游是一种政治现象”的事实很不相适应，也与政治对旅游发展实践的重要影响不相适应。因此，高度重视政治与旅游的深刻关系及政治对旅游发展的重要作用，重视政治学维度对旅游研究的重要作用，在旅游研究中引入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尽快建立旅游政治学的研究框架，是新世纪中国旅游学与政治学的共同使命。
如何将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旅游研究，如何确定自己的研究框架，是中国旅游研究政治学维度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既要与世界旅游政治学研究接轨，又要有中国自己的问题意识，构建既符合国际规范，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旅游政治学。笔者以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旅游政治学研究框架除了在旅游研究中引入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外，在研究内容上至少应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在旅游中的作用研究。政府在旅游发展中应如何发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作用，使之在我国旅游的公共管理层面既不“缺位”，也不“错位”和“越位”，是我国旅游政治学维度首先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2．旅游政策研究。旅游政治学应该根据我国旅游资源及旅游业发展的特点，加强旅游政策研究，为政府制定旅游政策提供参考。
3．旅游与国际关系互动研究。旅游与国际关系研究是目前我国旅游研究非常薄弱的环节，旅游政治维度应该利用政治学尤其是国际政治理论与方法的优势，研究如何发挥旅游的桥梁作用，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
4．旅游与中国发展，包括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旅游与发展的关系是旅游政治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旅游政治学尤其应该深入研究旅游与发展的关系，以充分发挥旅游业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5．旅游与公共安全研究。公共安全是游客关注的核心问题，旅游政治维度应该研究旅游中可能造成公共安全的各种因素，包括突发事件与恐怖主义等，研究旅游公共安全管理，以减少公共安全事故对我国旅游发展的负面影响。
第4篇：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中国国际政治学 研究综述 理论创新 方法论
国际政治学是揭示国际体系中各种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政治互动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的学说。①理论和实践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体两面，国际政治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讲，理论能够把握实践的规律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并实现对实践的超越。2015～2016年，国际政治学领域在理论研究方面推陈出新，尤其是相关中国学者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为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全球各国的外交政策创新和实践、国际政治行为主体间的关系互动等因素形成的合力不断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演化发展，中国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在问题导向、方法论应用和经验研究等方面继往开来，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围绕国际关系理论及方法论、大国竞合态势、全球治理和中国角色、外交政策和行为的复杂系统效应4条主线，对2015～2016年中国国际政治学的理论研究进展和实践焦点问题分析作简要梳理，以供学界参考和指正。
国际关系理论及方法论研究
致力于提出原创性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更加提倡和注重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是近年来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多元化思想成为趋势、多元文化成为共识、非西方群体崛起成为一种力量为国际关系理论实现创新发展提供了条件。②从中长期看，在非西方语境下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依然任重道远，不仅需要广博的实践基础，也需要科学的方法论支撑。
中国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展。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和话语权分布看，欧美学者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消化、吸收、借鉴和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成为非西方学界国际政治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在可预期的将来，这种趋势仍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其依托的意识形态、服务功能及其具备的解释力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适用性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质疑。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政治学科自觉性和成熟度的不断提高，呼唤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或“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声音日趋高涨，广大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学者就建立中国学派的思路、着重点、方法和条件等议题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相关学者依托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基础，呼应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求和时代特征，尝试提出新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框架，以此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建设的创新发展。
近年来，诸多中国学者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生成提供了创新性的具体理论、议程和动力。秦亚青把“关系性”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硬核中的形而上要素，把元关系与中庸辩证法作为关系理论的认识原理和方法原则，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该理论试图从不同视角解读国际关系现象，是一个体系层次理论，重点强调国家间的互动实践以及社会过程的独立本体地位，提出社会过程在建构国际规范与国家身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阎学通依托“道义现实主义”概念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为世界中心转移的原理（崛起国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地位），认为中国应以“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观指导建立国际新秩序。唐世平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综合人类学、进化生物学和国际关系学等诸学科的知识，对国际政治的宏观历史和一个国际政治大理论的辩论进行社会进化论的诠释，认为国际政治应该成为真正的进化论科学。此外，王逸舟提出的创造性介入理论、上海学者讨论的全球共治和共生理论等，都是中国学界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方面的典型代表。③
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中定量方法的运用。相比于定性方法在当前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运用程度，定量方法的运用明显处于“弱势”和不足的地位。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从研究方法角度讲并不存在本质好坏、孰高孰低的问题，也不存在国家属性，但从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现状看，定量研究方法越来越被广泛使用是一种趋势。以《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科学》、《政治学》这3种美国主流政治学期刊于2001年到2012年间所刊载文章使用的研究方法为例，有将近半数比例都使用了统计方法，有近1/4使用了形式模型方法。④就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而言，《国际组织》、《国际安全》、《冲突解决杂志》等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期刊对于定量研究方法也相当重视和青睐，2009年发表在《国际组织》上的论文有58%是定量文章。⑤
在上述背景下，有更多的中国学者致力于定量方法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庞就国际政治领域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中国国际政治领域在定量研究方面的问题和不足、国际政治定量研究在中国发展的前景等问题作了系统的介绍；漆海霞就国际政治青年学者如何撰写定量研究论文作了指导性阐述。刘丰介绍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作为新兴量化研究方法在战争、冲突、威慑、外交决策等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应用情况，阐述了定性比较分析的操作程序。庞、何j考察并解释了美国对地区开发银行操控程度的差异及其原因，并以统计方法研究地区开发银行在选择受援方以及决定援助额度分配等重要决策上与美国政策偏好和利益的契合程度；庞、权家运通过网络分析方法，对国家的社会性权力进行了分析和测量。吴志成、陈一一以考克斯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了国家间领土争端缘何易于复发的问题。此外，迟永基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有贸易数据，运用大样本统计方法，对中国同相关国家双边贸易额度或比例的增加可以提高两国外交政策相似度这一假设进行了检验。陈兆源、田野、韩冬临以1982年至2013年中国签订过的134份双边投资协定为样本，对双边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作了定量分析。
虽然已有部分学者致力于将定量研究方法应用于国际政治研究，并结合相关议题进行了若干有益尝试，但这并没有成为中国国际政治学界普遍的现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学界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的地位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许多学者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在学术研究日趋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背景下，严格遵守科学方法论是做出高质量研究的重要前提；目前相关高校在国际政治学方面开设了有关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课程，从研究问题的选取、问题的概念化、核心概念的可操作化、因果关系的控制等方面对学生进行专门讲授；近几年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涌现了一批能够熟练运用最新统计方法的青年学者，专门从事国际政治定量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和趋势。
大国竞合态势研究
大国是国际体系中的最主要行为主体，是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发展变化的最主要力量。2015～2016年，大国间的竞合态势较以往更加突出，美国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问题、叙利亚问题的深度博弈仍在继续，中美之间在亚太地区的互动纷繁复杂。总的看来，美欧日发达国家的总体实力较以往虽有下降，但在国际体系规则制定、话语权掌控、相关议题的主导权方面仍占有优势；以中俄印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呈上升趋势，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发展的持续性进程中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美俄围绕乌克兰问题、叙利亚问题的深度博弈。乌克兰问题是近年来美俄关系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变量，美俄关系因乌克兰问题带来的负面损伤在很长时期内难以恢复。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则是导致乌克兰政权更迭和国内政治安全形势动荡的重要推手。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联合西方盟友对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这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创伤，对俄罗斯的经济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美国利用其在国际体系舆论引导中的优势地位，在外交上孤立俄罗斯；同时，美国利用乌克兰问题积极推动北约东扩，挑拨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关雪凌、张猛认为，美国借乌克兰危机再次检验和行使了对欧洲的政治领导权，强化了北约对欧洲的军事保护权，并通过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阻止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和欧亚联盟的形成。基于乌克兰之于俄罗斯在地缘安全、历史文化渊源、民族认同等方面的极端重要性，俄罗斯以“收回”克里米亚、支持乌克兰东部顿巴斯武装力量与乌克兰中央政府对抗等方式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进行了强烈回应。但从客观上讲，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版图等举动无疑具备双刃剑作用，李秀蛟认为，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是危险下注行为，此举虽然彻底解决俄海军驻扎克里米亚以及继续控制黑海的战略问题，但此举也带来一系列后续风险。目前，新明斯克协议的签署为乌克兰问题起到了降温作用，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虽然俄罗斯与西方围绕乌克兰问题不会上演一场新的“冷战”对决，但同时它们也不会很快“化干戈为玉帛”甚至重新走上一条关系“重启”之路，⑥美俄仍需要寻找双方能够在乌克兰问题上相互妥协的有效路径。
与在乌克兰问题中所处的相对“被动”态势不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了更多的主动态势来增强对于俄欧、俄美关系的主导力。高飞认为，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客观上揭露了美国反恐战略的失败，俄罗斯空袭“伊斯兰国”两周取得的成果胜过美国一年多的努力。自2015年9月开始，俄罗斯开始针对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采取军事行动，这一方面展示了其支持巴萨尔政权的决心，保护自身在地中海地区的军事、经济和安全利益，另一方面有助于缓和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打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制裁孤立俄罗斯的不利局面。就反恐问题而言，欧盟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共同的安全利益诉求，这源于欧盟一方面要面临“伊斯兰国”带来的直接性的恐怖主义威胁，另一方面要承受叙利亚国内战乱导致的大量难民涌入欧盟而产生的经济、社会和安全等方面的压力，因而欧盟成员国特别是法德在叙利亚问题、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问题上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立场。但在安全方面，欧盟并没有俄罗斯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方面表现出来的“善意”而缓解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压力，反而是西方延长了制裁期限。此外，北约在2015年底启动了接纳黑山成为成员国的程序，该举动从战略层面讲意在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在巴尔干岛的影响力，这又直接损害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引发了俄罗斯的反弹。高飞认为，叙利亚无疑是俄罗斯创设一种约束美国和西方的新世界战略的有力抓手，尽管挑战重重，俄罗斯未来仍将继续积极介入叙利亚，寻机与西方妥协，最终彻底摆脱乌克兰危机以来的外交困局。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议题。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是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符合时展特征以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处理的现实需要。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是当前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关于中美关系研究的核心框架性议题。当前，美国延用冷战思维看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带来的综合国力发展⑦，加之无政府体系状态下现实主义权力观在美国决策精英层思维中的根深蒂固，导致美国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态度“暧昧”。中美关系要真正做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建立起真正的战略互信，就需要把中美之间的一系列负向议题处理好。这些议题有的是老议题，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贸易问题；有些则是近些年涌现出来的新议题，主要为南海问题、网络安全、第三方因素、地区领导权竞争、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等议题。
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学者围绕中美关系的新议题展开了持续的探讨。在南海问题方面，李岩认为，“航行自由”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发酵源于中美对国际海洋法内容的不同解读，中美须倒逼信任措施机制建设来促使双方理性管控分歧。在网络安全议题方面，汪晓风认为，“斯诺登事件”后美国全球网络战略的调整包含防范和规制中国的内容，中国应将网络议题纳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战略框架，设置切实有效的议程。在第三方因素方面，陈永认为，中美在东亚的安全竞争将一些域内国家置于第三方的关键地位，这一战略优势使这些国家能够获得与其自身实力不相符的利益，为了利用和维持关键地位，一些东亚国家作为第三方因素对中美东亚安全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中美应依据不稳定的东亚安全三角关系的特性，抑制第三方陷阱的生成。在地区领导权竞争方面，潘亚玲认为，当前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明显表现出动力不足态势，中国需要有效利用这一动力“换挡”期，设计全面和长远的大战略方案；王在邦认为，美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启的中美关系转型期是划时代的，此次中美关系转型期相对漫长，转型过程充满高频度、高强度和高风险的博弈，呈现某种“箱体形态”；达巍认为，在中国需要加入国际体系并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上，中美拥有战略共识，这一共识在过去10年逐渐松动，面向未来35年，中美亟需建立“同一体系内共同发展”的新战略共识。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议题方面，金灿荣、王博认为，中美军事关系发展中的限制因素包括国家属性差别、国家利益博弈、军事实力差距、国际体系结构变化及台湾问题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军事关系应从扩大合作、正视分歧、控制冲突的角度去寻求路径。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中美关系的处理提供了科学的路径。回顾中美建交以来的两国关系发展历程，虽然几经波折，但从总体上看，中美关系发展呈现“螺旋形”上升轨迹。中美关系的全球性影响早已超越了双边关系范畴，双方须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坚持增进战略互信、尊重彼此利益和关切，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创新合作模式，推动中美关系得到更大发展。⑧
全球治理与中国角色研究
一是关于如何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研究。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既有的主要国际机制安排在总体上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这不可避免地使国际制度带上鲜明的“阶级烙印”，即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利用制度的规制权尽最大化地追求和实现其国家利益，这也是造成当今国际体系不平等的根源之一。这从侧面反映出了两个问题的重要性：一是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制度安排需要改革和创新，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二是国际体系需要一些新的机制，这些机制可以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创立，也可以由发展中国家主导创立。如此，方能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卢静分析了全球治理面临的制度困境，指出改革全球治理体制需要确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推动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增加国际制度的积极互动。黄薇通过对国际储备格局变动以及国际储备货币构成与币值变动趋势的分析，探寻现行储备货币体系的主要问题，对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的倡议及未来改革的可能方向进行了综合性评述。谢来辉通过在实证与规范的不同意义上区分“扭曲的全球治理”与“真正的全球治理”，对二战以来的全球发展治理历史进行了回顾，认为联合国成为全球发展议程的核心领导者、全球治理主体多元化、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等新理念占据发展理念的主导位置是2008年以来全球发展治理的新变化。薛澜、俞晗之以公共管理研究视角构建治理“问题―主体―机制”的分析框架，将二战以后的全球治理实践活动归纳为全球治理旧范式，以此分析过去二三十年世界变化所引发的治理问题和治理主体的变化及其导致的传统治理机制失灵与不足。
二是关于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国所选择的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渐进过程，从某种角度讲，就是中国逐步融入、参与、完善和构建现有国际制度体系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对待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问题上，中国坚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的立场，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体系持批判态度。在进入到改革开放阶段之后，中国认识到自身在国际机制创设的基础和能力方面有诸多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应客观看待那些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国际规则体系，为我国的生存和发展争取到有利的国际环境。近年来中国对参与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清晰的立场，国内政界学界“在与国际接轨”等方面已经形成广泛共识。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坚持原则性立场的前提下，中国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态度实现了由“革命者”到“积极参与者”、“创建者”的角色转换。邢广程认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是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的应有之义。胡键认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是从学习、适应到融入的过程，其指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不仅受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工具、制度的制约，也受中国自身的国际角色定位和一系列外交理念的束缚，对于如何解决自身存在的障碍性因素给出了对策和建议。陈友骏认为，“中国梦”的提出以及中国全球经济治理观的输出，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完善明确了的核心交汇点―改革创新，而改革创新的核心理念是中国治理国内与全球两个不同层级经济对象的同一精神纽带。曹亚斌从安全、经济、社会、环境4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活动中的身份和角色变化。王金波认为，亚投行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多边开发机构和国际发展议程的有益补充，也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有益尝试，其分析了亚投行的工作重点、治理体系目标、运营模式的原则、规则与标准。赵庆寺认为，G20为中国提高全球能源治理领导力提供了重要契机和组织形式，除了加强国家能源治理之外，中国需要积极推进G20的改革，不断提高G20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决策效率与执行力。张红力立足金融专业视角，探讨了新时期下中国金融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实现问题。
三是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相关具体议题研究。其中，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和“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关系是与中国有关而又为学者所重点关注的3个议题：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身份与角色研究。王学东通过分析世界众多的智库与学术评价机构公布的数据以及多项综合评价，认为中国在气候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与积极政策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薄燕通过分析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进行相互协作的意愿、内容、渠道后指出，中美双方对于新的全球气候协议的原则、规则和法律性质等方面存在分歧，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是中美在责任和能力等方面的认知差异。曹慧比较了中国和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理念和行动，分析了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以及合作前景。李慧明认为，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已经成为影响全球气候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沿着制度内和制度外两条轨道发展，这种特征使得国际领导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以联合国气候制度为核心的绿色国际合作领导体制正在显现。中美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的互动研究。沈逸分析了大国围绕全球网络的指导原则之争，认为这种指导原则竞争折射的是如何看待主权国家在网络空间关键资源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确立管理网络空间关键资源的实现方式。庄贵阳、周伟铎认为，全球互联网领域治理的“中国方案”把握了互联网高度全球化的根本特征，治理规则的制定、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安全和秩序的维护及各国网络主权的尊重四个方面是其核心要义和精髓所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关系研究。王明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包含了国际制度的合理诉求，如能把“一带一路”倡议落实为具体的国际制度与组织，不仅有助于减轻“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阻力，更重要的是可以打破美国施加的制度羁绊，进而推进全球治理结构的完善。马学礼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被视作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即在合作机制低制度化、经济规则低标准化、规则执行软约束化的条件下推动沿线各国走向深度一体化，并着重解决影响经济自由化的自然障碍。
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力已今非昔比，在此背景下，除了参与和遵守现有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中国应尽最大程度地提供国际机制的公共产品，而这其中的核心点便在于对现有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经济秩序进行修正和创建，使之朝着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和构建国际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
外交政策和行为的复杂系统效应研究
从广义上讲，国际政治体系是复杂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系不同层次的组成单位不断产生互动，这些互动产生的结果具有可预测性/不可预测性、确定性/不确定性辩证统一的逻辑特征。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强调国际政治体系中互动行为进程及其结果的可还原性，旨在剥离纷繁复杂的国际体系表层现象并精简出通用的理论内核，以此来分析、解释和预测国际政治主体、国际政治行为、国际政治体系在历时性和共时性方面的演化机理和内在逻辑。不可否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在观察和解释以稳定、均衡和线性为主要特征的因果关系方面具有生命力，但其在学理区域的霸权地位并不能掩盖一种可观察的国际政治科学事实：即对于国际体系中以非线性、自组织和涌现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因果逻辑，主流国际理论范式缺乏应有的解释力。由于混沌性和不可确定性在国际政治体系的发展变化中是广泛存在的现象，因而以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等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学人提出的复杂系统理论具有无疑开创性意义，创造性地实现了复杂系统科学研究范式在国际政治科学中的运用。然而，虽然学界提出运用复杂性科学研究范式来分析和解释国际政治系统的发展变化规律已有若干年时间，但到目前为止，运用复杂系统理论来观察、分析和解释中国外交政策和行为、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互动的研究成果相对稀少，而复杂理论和系统效应的相关研究在客观上又是非常需要的。
事实上，当前的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不确定性。以中国周边外交为例，关于采用复杂系统理论来分析、解释和评估中国的周边外交转型问题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基于善意的战略意图（行为）为何会产生负向的非本意结果？在此背景下，探索运用复杂系统理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来分析、解释和评估中国外交转型中的复杂性、混沌性和不可预测性，无疑具有积极的学理和实践意义，相关中国学者在此方面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李少军强调了观念因素和复杂系统导致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不确定性问题，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既要运用排除其他因素的单一机制解释方法，又要考虑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张旗从中国外交理念、人道主义干预规范和国家利益三个维度入手，分析了中国对冷战后人道主义干预问题的反映变化和行为逻辑。尹继武对于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作了一个基本评估，此外在专文中分析了战略匹配与中国外交的诚意信号表达之间的非线性逻辑关系。吴宇运用“嵌入―自主”模型分析了国家治理模式对群体性外交冲突处理的影响。卢凌宇、林敏娟介绍了外交决策分析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强调了人（尤其是政治领袖）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
从总体看，2015～2016年的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紧紧围绕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紧跟时代潮流、热点焦点问题、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进程，做出了丰富的成果。在理论创新方面，中国若干国际政治学者依托长期的学术积累，结合中国文化体系的思想精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征，致力于提出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践研究方面，除了从框架性议题、宏观性角度入手进行研究外，更加注重国际政治的微观层面、非确定性、复杂系统方面的研究。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研究方法方面，虽然有更多的学者加强了对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但质量高的科学实证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在研究主题方面，政策性热点焦点议题的分析相对较多，深层次的理论探讨相对较少，这些问题值得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权衡和思考。
【注释】
①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②秦亚青：“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人民日报》，2016年2月15日。
③赵可金：“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与角色担当”，《人民论坛》，2016年第2期。
④程同顺，邝利芬，孙迪：“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最新进展―基于美国政治学三种期刊的研究（2001～2012）”，《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2期。
⑤漆海霞：“浅谈国际关系定量文章撰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17日。
⑥黄登学：“新‘冷战’：臆想抑或是现实？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俄美博弈透视”，《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3期。
第5篇：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
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走出科学社会主义范畴，确立学科体系时期；二是重新研究、学习和借鉴西方政治理论与政府管理体制时期；三是理论联系实际，开始比较全面地考察和研究中国政治时期。第三个时期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政治学开始走向成熟。但是，由于基础和条件的限制，第三个时期尽管把研究的重点放回到中国政治领域，从而确立了有生命力的生长点，但还是有比较大的局限。因为，这个时期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还仅停留在体制性分析上，没有进行很好的理论抽象和概括。
中国政治学研究和发展的现状，是我们思考和推动中国政治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学术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可以选择的，因为在学术研究中，人的主观意志具有重大作用；但同时学术的发展在一定的意义上又是无法选择的．因为学术的整体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社会发展客观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往往是决定性的。当我们面对新世纪的来临，为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而努力时，既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学术要超越现实，但又不能脱离现实．尤其是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国发展经验都充分表明；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必然会催发出政治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预示着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将有更为良好的现实条件，从而孕育出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对于正逐渐走向成熟的中国社会来说，政治学发展与政治发展，应是在一种积极的互动中共进的，即在政治发展赋予政治学发展以机遇和条件的同时，政治学也应能够及时有效地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从而推动中国政治的健康发展。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学应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的政治发展时代。为在更高的层次上把中国政治学带入二十一世纪，政治学者应进行开创性的工作，这种开创性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拓和丰富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二是以自身科学的研究引导中国政治学走上一条科学的、规范的发展道路。前者实际上是研究的方向和领域开拓问题，后者则是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问题。在这两方面工作中，后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方向和领域的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对此，我们年轻的政治学研究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时间虽然十分有限，但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还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易的发展和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丁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因此，对于走回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就有一个如何在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上实现积极有效的创新问题。如果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百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与之相呼应，那么中国政治学就能更快地走向成熟。根据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我认为进行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有必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第一、政治研究的学术性和学术研究的政治性的关系。政治学是一问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到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又决定了它所研究的问题往往既是学术问题，又是政治问题。这就使得政治学研究不得不面临如何正确处理学术性和政治性关系的问题。实践证明，在政治学研究中，这两者是不能偏废的，关键在干如何以学术的精神研究政治学中的问题．又如何以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态度去回答所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将影响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定位及其生命力。
第二、体制研究与过程研究的关系。体制研究是政治研究的基本，但不是政治学的核心。任何政治生活都是在一定的体制下展开，但其展开的过程深受各种体制内外因素的影响，因而体制所规定的政治生活与实际展开的政治生活往往有很大的距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政治作体制研究的同时．更应作过程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政治学研究还主要在体制层面上展开。所以，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政治学研究能否上一个台阶，从浅层研究走向深层研究。
第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关系。政治学的核心主题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其终极关怀是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这决定了理想主义对政治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政治学所研究的许多政治问题又是非常现实的，深受各种各样现实的客观因素作用和决定。研究对象的现实规定性决定了政治学研究中不能没有现实主义态度。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精神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由于在一定条件下．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容易产生冲突，所以，如何在政治学的民体问题研究中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政治学研究时刻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高低。
第四、核心领域深化和边缘领域扩展的关系。政治对社会作用和影响是全方位的，因而，对任何一个政治问题，人们往往可以从不同角度给予说明和解析。这就使得政治学研究很容易借鉴或借取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来研究政治问题，从而形成许多政治学研究的边缘领域，如入口政治、环境政治、民族政治等。边缘领域的扩展对政治学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在推动政治学研究整体水平提高方面，它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因此，政治学整体水平提高，除了有赖边缘领域的扩展外．更主要的还有赖于政治学核心领域的深化，如对国家问题、主权问题、民主问题、政党问题的研究。对于发展还不十分成熟的中国政治学来说如何深化核心领域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五、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的关系。这是政治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由干传统因素的影响，在很长时间里，我们的政治学研究主要是规范研究，忽视经验研究。这种状况，在这几年已有所改观，经验研究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但是，由于人们在政治学研究中对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性缺乏足够的追求，所以，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具体运用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如何在具体问题研究中将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二是如何使研究中的概念规范化的问题：三是经验研究如何提高科学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有助于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我认为处理好上述这些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应是：以学术为本，以科学为本。
从世界政治学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来看，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将可能以这几个领域为中心展开：一是中国政治，这与中国社会发展将对中国政治发展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有关；一是地缘政治，这与国际政治单位日益从国家向各种类型的地区或跨地区组织转化有关；三是政治哲学，这与文化和价值在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中的影响与作用日益增大有关；四是多元化的民主成长道路，这与后发性现代化国家给世界提供了多样化的成功发展道路有关；五是全球化对各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这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化有关。六是国家主权，这与全球化以及高度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对国家主权所形成的全面性挑战日益激烈有关。其中，在中国政治研究中．这样一些领域将可能成力人们关注的重点：（1）
第6篇：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着: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着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宪政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着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政务人员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着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成熟。
第7篇：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
与社会学、人类学乃至于历史学等学科积淀深厚，与农村社会和田野研究方法具有亲缘关系的学科相比较，作为一种自觉的学科努力，新生的当代中国政治学与农村和田野的结合是十分晚近的事情，大胆地估计，也就是最近十五年的事，并且，作为一种着意开拓的研究方向，政治学与农村的结缘从开始来看，也并非始于一种学科主流的有意而为，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由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机缘所促成的一个“意外”的结果，这种“意外”反映了一种学科的集体被动与困境。
回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政治学刚刚恢复，就高扬民主和理性主义大旗，一路高歌猛进，以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己任，一时间，其学科和社会影响力在新恢复的法学、社会学诸学科中处于领先位置，几乎可与经济学相比肩。这种显要是历史所赋予，并在八十年代中期达到顶点，以至后来者迄今也难以望其项背。可以说，那是一个政治学初生却激情澎湃的年代，也是政、学两界的一个蜜月时期，在那样一种百废待新，一切仿佛都需要重新认识和选择的时代背景下，政治学的基本取向直指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上层，而根本无暇将处与这一结构底层和边缘地带的农村纳入自己的学科视野。
然而，历史的发展充满变数，中国政治学在九十年代便从充满启蒙理想的半空中回落到现实的地面，从那以后，历史再没有给初生的政治学提供如经济学和法学那样大展宏图的机会，甚至连它自身都在经历一个学科的重新定位，以在新的社会生态中寻找安生立命的位置。正是在这样一种急速转变之中，一些学者开始了并非起于自觉但最终却又高度自觉的学术重心下沉，暂时放弃对宏大问题的关怀，而致力于去追问促成无常历史变化背后的社会文化基础，于是，农村成为他们进行这种试探性耕耘的一块处女地。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对回复到相对冷寂地带的90年代以后的中国政治学做一个整体上的评估，可以大体上归纳出两个新时代特征：一个是与国际学术相接轨的尝试。以这种取向为研究指归的学者在此一时期致力于学科乃至学术的重建，一些西方的重要学术思潮、学术范式、研究方法和学术概念，因其与转型期中国政治的种种直接和间接的关系而被引入，从而在外形和内核两个方面影响和再造冷寂之中的中国政治学术。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觉扬弃一贯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布道和注经式研究，从唯书为上转向实证和经验。正是在后一种取向中，对于中国农村的政治学研究，开始很快地取得引人注目的独特地位，并且因为种种国际和国内的原因而成为新时期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成功的特例，获得了体制内的认可。结果，到了上个世纪最后几年，如果说在当代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中还能有所寄望，并受到海内外和体制内外所普遍关注的，就是这农村政治了。这一时期，作为政治学领域的跨问题公共领域，你不能不谈农村，不能不谈农村政治研究，不能不谈村民自治研究。中国政治学也因为有了村民自治研究这颗明珠，不仅重新获得体制性资源，不仅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各种资助，而且还几乎重新带动整个政治学科的重新崛起，乃至于有学者称中国政治研究在这个时候几近进入一个言必称乡村民主的“草根时代”。
上述状况无疑首先是由时代造就的，其次也是学者的努力和历史机缘相碰触的产物。明白了这两点，我们也就得以明白此一时期新生的农村政治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上的特点。首先，从研究内容上看，中国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由宏观、高层向底层和中、微观的转向，由历史条件本身所促成，但研究对象的转变却并不必然意味着研究者素有的研究情怀的转变，毋宁说，此一时期的农村政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无能为力的宏大关怀的一种替代和移情。正是这种自觉不自觉的替代与移情决定了其研究价值的定位，因此，此一时期的村民自治研究在实质上被看作是对更为宽广和复杂的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试验和起点，因此，这种研究是村庄的，却又不是局限于村庄的，是关于中国农村的，但却更是关于中国政治的。这一特征对于政治学学科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地方。从正面影响看，具有宏大关怀的村民自治研究的影响很快就溢出村庄的范围，而成为一个社会科学领域，乃至知识精英领域的热点问题和公共性话语，从而带动了公共政策的变化，吸引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投身于研究。而从其不足的方面看，由于其研究的价值关怀实质上在村庄之外，因此，过于强烈的宏大关怀实质上十分容易遮蔽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农村社会自身的认识，或者说使这种认识缺乏农村主位。其次，过于宏大的价值关怀与研究方法上的微观个案的联姻，在加速经验研究与学理研究结合的时候，也容易使来自于农村社会的“经验”成为论证某种先在理论政治正确性的材料，从而造成对“经验”本身的切割与拼装，违背田野研究的内在要求，使这一时期的研究在显现出个案与田野外貌的同时又呈现出某种非个案和非田野的特质。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一时期的一些农村政治研究和村庄调查看似农村和村庄的，但在实际上却既是非农村也是非村庄的，看似田野的和个案的，但它在本质上却可能恰恰是非田野和非个案的，因为它的全部研究目的都在于自觉不自觉地去论证一种先在新政治理念的正确性，从而使其自身被打上了某种新的泛意识形态研究的色彩（不带贬义意义的）。
这种意在论证政治发展目的性的农村政治研究对于中国现实经验研究的最为直接的影响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其村庄研究的自然向上抬升性，二是其研究方向的水平横移性。我们注意到，这种农村政治研究在一头扎入村庄之后，尚未来得及深入，又很快地漂浮上来，当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从试行转为正式，村民自治正式成为我国农村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构成之后，这种身在村庄，心怀中国的农村政治研究在村庄之内的使命实际上就宣告结束，继之而来的是高一个层级的乡镇政治研究。此时，各种各样关于乡镇体制改革的讨论继村民自治之后成为政治研究的新主流话语。但是，这一话语的出现，与其说是现实中的乡（镇）–村关系遭遇到了远比其他诸如县–乡关系、县–市关系、省–市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更大的问题，不如说是怀抱宏大理想的农村政治研究本身具有向上提升和重新寻找研究对象的需要，是其价值情怀和政治发展路径设计的必然延续。与这种乡镇话语逐步取代村庄话语相关联的，是将村民自治研究横移向城市社区，力图在城市再造一个政治学研究的新的公共话语平台。然而，中国城市社会结构与村庄社会毕竟相差太大，如果说“乡政村治”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再造了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框架，那么，当下中国城市社会结构尚不充分的社区特征，则使这一努力很难成功。最终，受村民自治影响和启发而开始的城市社区研究归位于一种专业性的政治学术研究，并因此获得自己的存在空间。
然而，人们总是说，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无论实践者怀抱多么强烈的价值关怀，但只要面向实际，深入村庄，以某种先验理论预设为前提的农村政治研究就必然要发生变化和转向。正是因为如此，农村政治研究也就相应出现了第三个特征：即面向农村，深入村庄，以研究和解决农村和农民自身的实际需要为指归，以理解和阅读转型期中国农村政治特征本身为目的，力争发展出相对更“农村主位”而非绝对“国家主位”意义上的农村政治研究。这种学术取向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扎实的乡村调查的启发。例如，正是长期和深入的田野调查和驻村研究，使研究者体会到作为知识分子之公共话题的农村政治研究与实际改良农村政治社会状况的农村政治研究之间的区隔，体会到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乡村关系改革研究与实际改良乡村治理意义上的乡村关系改革研究之间的区隔，从而开始自觉地告别大话语下的乡村政治学，而开始致力于追求从乡村理解乡村，让农民自己说话，从对乡村的阅读和理解中提炼学理性知识，从乡村的政治运作实态与生态出发去思考改良农村治理体制的公共政策。同时，这一转型的出现也与此一时期农村政治研究对其他学科和研究方法及视角的吸纳有关，正是在这样一种从研究立场到研究方法的转变中，农村政治研究开始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各有侧重而又相互联系的新趋势：版权所有
（1）以描述和解释农村基层政治实态及其支配机制为研究旨趣的新取向。这种研究取向的目的在于通过深入发掘、理解影响与支配中国乡村政治运行及其深层机制的“地方性知识”，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乡土的经验。并力图以这种经验来丰富和重构中国基层政治的图像，最终为学理的操作提供一个真实的经验平台。这种研究看似立意不高，其实志向高远。因为研究者们已经意识到，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各种各样的西学东渐过程，在促成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以自身所特有的视角再造和重组本土的经验，以至于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创造新理论来源的本土经验，实际上已经在潜移默化之中被改造成为论证各种西学当然地具有先在政治正确性的“本土经验”，从而使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事实上也成为一个我们自以为熟悉，但在实际上却是需要花大力气去重新认识的“远去的他乡”，因此，只有重新地化“生”为“熟”，才谈得上重构理论。因此，这一尝试表现出强烈的人类学倾向，并在事实上是由政治学者自己，而不是经由人类学者的越俎代疱，开拓出中国政治研究中的政治人类学路径。（2）以研究乡村政治及行政体制和结构为取向的研究，这种研究尽管尚未完全摆脱宏大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但它此时更为关注实际解决阻碍中国农村政治与社会发展一系列问题的努力却十分明显，它力图更加专业和技术化地去思考和解决乡村的结构问题，而不再满足于仅仅为了去证明某种发展逻辑，近年来重新出现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种种尝试，虽不成熟，但却实际上是这种政策性研究的努力在社会运动层面的体现。（3）农村政策的社会基础研究。这种研究以探讨政策绩效差异与地域和社区的关系为起点，最终落脚到着力理解转型期乡土社会的特性、原因及其走向，力图在连接学理研究和政策研究上做出尝试。这种研究其实与第一类研究有接近之处，但他们之间却始终又存在明显的张力，这表现在这种研究的拟社会学特征和它始终执着地要在学理研究与政策研究的中间地带建立明确而结构化的联接，并力图据此开拓出一个以问题带动学科的研究领域。（4）主要将乡村社会作为丰富和发展中国政治学及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灵感来源的研究。这种研究是以学科为导向的，它更具有世界性的学术关怀，学者们相信，作为超大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期中国农村不仅是中国学术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灵感来源地，而且也必将为确立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地位做出贡献。由于其宽广的学术积累，这种研究已经越来越具有国际的视野和学术水准，而本土化的追求也成为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路向选择。
第8篇：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
【关 键 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
【 正 文】
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 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
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
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转型时期。近代伊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使政治学研究逐步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转入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马基雅维利、布丹等人开始从历史事实、个人经验出发来研究国家主权、国际法等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工业化的发展，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一时期，国家、政府、主权、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进入19世纪，适应于资产阶级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探讨国家“应当”怎样转变为说明国家实际上怎样，出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观和代议制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同时，受19世纪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绎推理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而成为政治研究的主导方法。总之，近代政治研究为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之后，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研究向政治科学转变，即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框架，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区别开来。
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这被人们当作政治科学兴起的象征性标志。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围、方法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政治学的经验、实证的研究为现代政治科学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获得了有关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的理解；学者们设想，在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机构官员的权利及特权与他们在岗位上的实际行动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描述的、经验的研究取代了规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学者们一般都注重于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把重点放在依法构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宪法规定作为主要的资料基础，注重对这些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他们将制度、结构和法律看作政治领域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而将人性视为常量，认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而非人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正是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往往被人们称为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形式主义、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阶段。
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美国。如果说，19世纪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欧的话，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重心已经转移到北美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无疑是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研究传统的。可以说，美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欧洲的极大影响，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们正是从欧洲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出发，来建构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以及为政治学划界的。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主权以及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国家、主权、法和历史处于西欧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国19世纪的政治研究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或倾向。这些对美国政治科学家界定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有着重要影响。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分化的浪潮，政治学在美国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政治学逐步将自己限定于国家、政府、权力一类问题的研究上，而与定位于市场研究的经济学和定位于市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相对照。而在方法论上，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绎方法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学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 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这种规律性。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历史—比较方法，它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等人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绎方法。不久之后，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囿于文件和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便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进入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 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y ）等人主张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主张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号召政治研究走向社会，深入民众，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古德诺强调政治学应研究“整个现实国家有关的领域”；本特利则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集团及其活动。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传统的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学研究的转变。
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研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学科的制度化（或学科的社会建制）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学相关专业教育的发展（专业、系科设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与政治学从人文社会知识或道德哲学的分离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逐步在美国大学及研究所扎根， 成为大学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1886年，该校创办了《政治学导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起步也很早，亚当斯在这所大学首先提出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计划，并于1877年成立“历史和政治学会”。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也属于第一批兴起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列。这些学校都培养研究生，开始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成为各大学广泛讲授的科目；政治学作为一项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事业，也在20多个的主要大学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学兴办的政治学系已近50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 全美权威性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学会出版著名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这是政治学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总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已经制度化而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衰
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学运动，发端于本世纪初的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运动，兴盛于50～60年代，并持续到70～8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时期。
本世纪20～40年代既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学科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酝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的方法取代历史—比较方法（“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各派政治理论的共同发源”（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及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开端。紧接着，出现了提倡科学主义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它主张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排除妨碍政治分析的价值判断，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查尔斯·E ·梅里安（Charles
E.Merriam）。他在1921 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学”的概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以解决政治学中积累起来且日益增多的事实材料。他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一个先验演绎的阶段，下半期又经历了一个历史—比较方法的阶段。尽管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涉及观察和测量的归纳科学的发展，但政治学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对政治和政治行为进行更具理论性和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学运动”为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为首的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尔、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以及亨廷顿、伊斯顿等人。
50年代、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并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何谓行为主义？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说法，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德怀特·沃尔多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发展政治学。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书中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概括为如下几条：（1）政治学最终可望成为一门科学，它可以进行预测和解释， 其目标是建立系统的、经验的理论；（2）社会科学研究应以理论定向， 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 ）政治分析必须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区别开来；（4）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科际合作或跨学科研究对各学科都是有益的；（5 ）政治学者对方法论应该更加自觉、熟练和精通；（6）政治分析应以个人、 团体的行为作为焦点，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为焦点。（注：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要点归结为：第一，行为主义认为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以发现的一致性；第二，这些一致性可以被经验主义的实验所证实；第三，行为主义对获得和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第四，行为主义运动使自己在理论上比过去更多地注意精细化；第五，行为主义者一般认为，研究者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过程之外；第六，行为主义意味着把新发现的重点放在基础或纯粹理论上，而不是放在应用研究上。（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政治学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等）更严格的资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的成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描述和印象主义的分析、常识性的研究似乎走到尽头。不断发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出现的大量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已难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研究及解决；在对政治体制、机构及过程的认识中，大量的现象和问题悬而未决，难以用不精确、不可靠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将政治学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识变成科学。其次，行为主义的兴起与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二战后，出现美苏冷战的局面，并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了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义时期，旨在迫害自由和进步的思想，这促使政治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于做价值中立、客观的科学或学术研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义，导致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流行。这形成了有利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文化氛围。
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50年代、60年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处，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为主义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的探索成为自觉，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术。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张“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政治学者那里，并没有多少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资料或进行分析，方法——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被看作是不成问题的，结果，没有严格的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所获得的资料以及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行为主义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学化；他们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观察、访问、实验、模拟、模型、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成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为主义将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法规、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政治制度的运作或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行为主义者相信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经验研究可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够作出解释和预言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西蒙的行政决策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论。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有何缺陷，它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行为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本质上的一致性，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顺应了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觉地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容。行为主义者深知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试图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来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规律性）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狭窄的眼界。
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具有其内在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分离（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偏重于微观、中层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等等。这使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传统政治理论家（包括规范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批评。这些传统主义者坚持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反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他们认为，就科学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政治学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门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及过程不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没有规律性，缺乏稳定性，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人类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是独一无二且不能重复的，不能做实验，科学方法不能处理无穷的偶然性，因而寻找行为的规律性是徒劳无功的。传统主义者进而认为，量化和严格的分析更不适用于政治学，因为它既缺乏精确的概念，也没有合适的计量方法。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及政治学不能把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与经验事实分开，社会科学家以行动定向，他们应扮演人道主义者、批评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应致力于宏观社会政治理论的探索。其次是来自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挑战，特别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名论著中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沉重打击。库恩提出一种历史主义的新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渐进中断或科学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科学的历史表现为从一种决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随机性转变；他强调科学的发现、理论的建立、检验、发展及接受为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就动摇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方法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基础。最后是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内部尤其是达尔、尤劳、伊斯顿等人的批评。例如，达尔在《政治学中的行为方法》（1961）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行为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指出行为主义难以运用历史知识，难以用想像力去做预测。
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则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随之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当时的种族冲突及民权运动、城市骚乱、反文化运动、环境的恶化、政治领袖的相继遇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等等，引起了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反省，对价值中立、纯客观研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正如伊斯顿所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
伊斯顿是这场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969年9 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新的革命》中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David Easton:"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说， 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政治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抛弃了；行为主义注重方法而忽视内容、注重事实而忽视价值等缺陷引发了政治学研究的危机。他呼吁政治学者关注当前重大而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类价值，谋求社会福利，用知识促进社会改革，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建设理想社会。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
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 & action）。根据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实质重于技术， 即与当代迫切社会问题发生关联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术本身；（2 ）行为主义蕴涵着经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局限于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妨碍它自身从最广泛的脉络上去了解这些事实；（3）行为研究与现实脱节， 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为主义关注在危机时刻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4 ）研究并加以建设性的发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 ）政治学者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必须履行保护人文价值的义务或责任；（6）拥有知识等于负有行动的责任，而行动也就是去改造社会；（7）知识分子不能对各种政治斗争置之不理，政治学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 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 : An Inquiry into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2nd.ed.New York:Alfred A.Kropt,1971,pp.322～237）
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因为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基本信条，由强调政治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和精确化转向“关联与行动”；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狂热”，主张实质重于技术，含糊优于没有什么意义的精确性；它反对排除价值、否认规范作用的纯描述性研究，主张关注人类价值，重新引入价值及规范研究；它反对政治学为学术而学术，提倡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为社会改革、公民福利和人类目标的实现服务；它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细小问题的研究，主张重建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导致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也促使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异军突起、身价百倍，乃至有不少学者（包括伊斯顿本人）主张用政策科学来取代政治学的研究。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幅更加丰富多彩的知识图景。
应该说，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仅是50年代、60年代及70年代初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思潮（也许是居支配地位的思潮，起码在美国是如此），它不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全部。联邦德国学者克劳斯·冯·柏伊斯在《当代政治理论》（初版于1972年）一书着眼于欧洲及北美的情况，对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及图景作了更全面的概括，认为“在当代的政治学中，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元理论的基本观点：（1 ）［本体—］规范的理论；（2）经验—分析的理论；（3）辩证—批判的理论。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以政治的——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不同的基本概念和不同定义作为出发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这三种元理论也就是战后到7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三种模式、三种思潮。行为主义政治学可以归入经验—分析理论之中（另一个典型是英国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这种理论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主张事实与价值分离，追求政治学的科学化。
本体—规范的理论则沿袭从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及近代的政治理论传统。它反对实证主义及行为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及排除价值因素的纯科学研究，自觉以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础，主张规范研究。尽管它并不否定经验研究的作用，但反对用定量分析来处理政治问题，更多地要求从个别情况或典型事例入手作政治研究。它要求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体—规范的理论即使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的时候，仍有其广泛的影响力。如柏伊斯所说：“规范的政治理论存在于所有重要的国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大不列颠这个据说由于它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不怎么喜欢规范主义的国家中。在美国，那些最著名的规范理论家都是从流亡者的队伍中产生的，例如，A·阿伦特、L·斯特劳斯、E ·费格林、H·斯彼欧；有的则同欧洲的思想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 例如D·哲敏诺。”（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页。）
辩证—批判的政治理论的渊源则是古代的辩证哲学，其直接的先导或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理论的主流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凡是在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点被发现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能找到它的形形色色的孪生姐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页。）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流派有卢卡奇、卢森堡、科尔施，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格勒布等人为代表的实践派的马克思主义等。这种辩证—批判理论的原则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作为出发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把批判社会当作首要任务；以辩证法当作基本方法，强调社会“政治事实”与历史“总体性”的联系，重视矛盾与历史分析；拒绝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塑造社会科学和经验分析方法；反对社会科学的片面专业化，主张建立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注：关于辩证—批判的理论，详见拙作：《“新马克思主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个基本或一般的发展趋势，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处于这种大趋势之下，本世纪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径以及知识的产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的现实性增强，日益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重大的、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新流派，如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技术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环境政治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趋势及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成为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上述列举的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和新流派几乎都是跨学科或交叉研究的产物，而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中，要算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最为突出。这一趋势导致了在本世纪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学传统的复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中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当作当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我国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认为，到了80年代，西方政治学已从政治社会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成为现在政治研究中的时髦方法。美国学者福格森（Thomas Ferguson）和罗杰斯（Joel Rogers）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了。……这个领域目前正在成为政治学系或研究所的重要课程内容之一，……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研究领域。”（注： Thomas Ferguson and Joel Rogers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Readings in the Politics andEconomics of American Public Policy.New York:M. E. Sharpe,1984,p. Ⅶ）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主要是这种政治经济的整合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或学科分支。
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流派或学科，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主题的跨学科学派。按照奠基者布坎南的观点：“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它是观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它把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人们用来调查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或用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话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应用到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学的主题是相同的，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僚机构等。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与过程的一个跨经济学、政治学的新领域（人们称之为“政治的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者通过对其涉及的各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种种理论，如非市场决策（公共决策）论、代议民主制经济论、国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官僚机构经济论、政府扩张论、政府失灵论、俱乐部理论、财政联邦制理论、立宪经济论等等。这大大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注：关于这种理论可参见拙作：《公共选择理论与当代政治学研究》（《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1997年第7期）、 《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二是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它的现实性不断加强，并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变。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其基本功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是，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行为主义及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盛行，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只注重细小、局部问题的研究，忽视重大、紧迫问题的研究；只关心事实分析而排除价值研究。因而政治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政治学不能履行好它解决政治问题的功能。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后行为主义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克服政治学发展的这种偏差。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要求政治学研究价值问题，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和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政治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也引发了其他关注西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潮、流派及理论（如女权主义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科技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的发展。
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出现被人们誉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拉斯韦尔的思考以及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途径迅速发展并制度化，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七大基本领域之一（其他六大领域分别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府、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法论、本国政治）。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们力求克服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门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学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学是一门以实践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或实际的政策过程（Y.德洛尔说政策科学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S.S.那格尔则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因此，政策科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说体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注：关于这个领域，可参看拙作：《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 期）、《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 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及最新趋势》（《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
三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或焦点向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发展。按照华勒斯坦（I.Wallerstein）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60 年代末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基本上是以国家作为焦点或分析框架和视野的。即使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也是以主权国家作为立足点，即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看它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关系，相应的政策称为对外政策或外交政策，目的是研究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跨国结构所出现的种种新特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从70年代开始，这种以国家为焦点的倾向受到怀疑和削弱，而跨国或全球化的视野开始出现。一些新学科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国地区研究（如东亚、欧盟等）都以独有的方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
第9篇：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 国际政治研究 CSSCI 国际政治论文 关键词分析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4-0086-10
引 言
中国国际政治学（含国际关系和外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改革开放后进入长足发展时期 ，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后，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现状和发展开始受到专业内外 一些人士的关注，先后形成了一些关于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评价报告或文章。［1］ 但迄今为 止，国内各界特别是国际政治研究界对本学科专业及其研究现状的评价，大多借助评价者本 人的学术素养、学术积累和研究经验，以专业数据库为基础的评价或研究尚不多见。［ 2］除 学科队伍、人才培养、基础建设、资金投入等项目以外，著作和论文是评价学科专业的两大 重要标准。本文的旨趣，在于借助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CSSCI）数据库中的国际政治论文关键词对中国国际政治研究 的对象和内容做出初步评价。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CSSCI数据库，其来源期刊参照美国《科学引文索引》 （SCI）选用期刊比例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选用期刊比例，根据北京大学《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二版）期刊目录、全国社会科学领域1000名专家的通讯推 荐和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的认可而确定，具有科学性、代表性、公正 性、可靠性和权威性，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资助和推介。［3］该数据库中的国际 政治类期 刊，涵盖了该学科领域的所有核心和重要期刊，其数据来源可靠可信，完全能够成为评价本 学科研究现状的重要依据。借助CSSCI国际政治论文关键词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对当前中 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领域、议题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形成一个大致的轮廓，从 而为我们克服当前研究的不足，并展望中国国际政治的未来前景，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
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1998―2005年CSSCI国际政治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共16383个，标引总次数42158次 ，关键词 的平均标引2.57次。标引50次以上的关键词，共67个，为所有关键词的0.41%，标引次数7717次，为所有关键词标引总次数的18.30%，平均标引115.17次。标引10次以上的 关键词，共5 94个，为所有关键词的3.63%，标引总次数17661次，为所有关键词标引总次数的4 1.89%，平 均标引29.7次。标引5次以上的关键词，共1305个，为所有关键词的7.97%，标引 总次数22192次，为所有关键词标引总次数的52.64%，平均标引17次。
这16000多个国际政治关键词，几乎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和专业，被标引次数 最多的关 键词“国际关系”高达707次，紧随其后的两个关键词“全球化”和“中美关系”的标引次 数均达到297次，如表1所示。这些关键词的性质、分布、标引次数及其年度变化，反映了这 个时期中国国际政治研究内容的变化，特别是研究热点和研究重点的承继和变化。
表1列出了标引50次以上的关键词，共67个，其标引总数和平均标引已如上述。在这67个关 键词中，排除“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对外政策”、“书评”四个过于宽泛或笼统 的关键词，其余63个关键词，占所有关键词的0.38%，但它们的标引总次数6360次，是 所有 关键词的15%，平均标引超过100次。这些关键词反映了中国国际政治学者的研究重点和热点 ，其中，居于前列的包括全球化、中美关系、美国研究、俄罗斯研究、日本研究、恐怖主义 和国际反恐、国际关系理论、欧洲和欧盟研究、民族主义、地缘政治、国家利益、霸权主义 、国家、联合国研究、等研究领域。这些关键词的标引，均超过80次。其他引 起中国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和问题，包括国际合作、中国外交、单边主义、意识形态、中俄 关系、国际安全、国际格局、人权、国际法、全球治理等研究领域、议题和问题。为方便分 析，本文将国际政治关键词分为11个类别，表2列出了标引10次以上关键词分类情况。
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特点和问题
根据中国国际政治学科专业的历史和现状，本文将1998―2005年CSSCI国际政治论文标引10 次以上的关键词分为11个类型，按照标引总次数排列，依次为国际政治问题、国别研究、中 国外交、战略与国际安全、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大国关系、国际热点问题、地区研究、国际 制度、国际关系理论、人物研究。这些类别的关键词，在分布、标引次数及年度变化上，都 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它们表明，我国国际政治研究在对象和内容不仅有稳定性，也有着相当 大的变化。
根据表3所示，这11类关键词又可归纳为四个方向，它们之间的联系、重叠和差异，可以进 一步说明中国学者的研究兴趣、成就、不足和趋势。
第一方向包括三个类别，分别是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国际政治问题和国际热点问题。
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类的关键词共46个，标引总次数1337次，平均标引29次。这个类别的 关键 词，当然明确地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化。“全球化”一词是CSSCI国际政治论文中标引 次数最多的关键词，达297次，与“中美关系”并列第一。它以及其他4个相关的关键词“经 济全球化”、“全球治理”、“反全球化”、“反全球化运动”的标引总次数为670次，平 均标引134次。这5个关键词，仅为“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类关键词的10%，但其标引次数却 超过50%。这表明，全球化研究是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分支和最显著的热点，其原因包 括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影响越大越大、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和速度加快等。二是关于世界经 济的相关问题研究，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国际经济、经济合作、贸易合作、金融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包括WTO）、环境保护、能源问题以及相关地区和国 家的经济等方面。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明显落后于世界经济学者，上述各 关键词的较低的标引次数和较低的年平均增长率，就是明显的说明。这个现象，与其说与世 界经济形势或重大国际经济事件有关，毋宁说与大国关系和地区政治形势（一定程度也包括 地区经济形势）更有联系，是国际政治学者对世界经济的本能反映，因为他们大都不熟谙世 界经济事务。
国际政治问题类型的关键词数量之大和标引总次数之多，在本文11项分类中均位列第一，其 平均标引次数为29.8次。这个类型的研究或问题，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笼统的国 际 政治研究，主要涉及“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政策”、“世界政治”、“国际 形势”等15个关键词，为该类关键词总数的7.5%，其标引次数为1597次，为该类关键 词标引 总次数的26.9%。可以看出，这些关键词大都出自国际政治专业的期刊，作者可能是国 际政治专业的学者、初入门者以及跨学科专业的作者，因为专业期刊和专业作者的国际 政治论文的关键词都比较专业；二是关于国际政治若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如“民 族主义”、“民族问题”、“国家利益”、“国家”、“意识形态”、“新干涉主义” 、“人权”、“人道主义干涉”、“国际干预”等，它们既涉及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和理论建 设的总体发展态势，又反映我国学者对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大致倾向；三是关于国际政治 总体趋势的研究，如“单极”、“多极”、“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帝国主义”（ “新帝国主义”）、“国际关系民主化”，其标引次数和年平均增长率所反映的现状、问题 和趋势，类似于上一个方面的研究；四是关于国际政治中的一般问题研究，包括政治和政党 问题、社会问题（如社会转型、社会改革、社会稳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农民问题、青 年问题、妇女问题）、文化冲突、宗教问题。在以上四个方面中，第四个方面的内容极其广 泛，没有特别集中的主题，说明我国的研究较为分散，也欠深入。
国际热点问题类的关键词的平均标引为32.58次。在本文所有关键词的11个分类中，该类关 键词的数量和标引总数都不高，但年平均增长率最高，为68.05%，说明我国国际政治研究 者 具有敏锐性，能够及时地对国际重大事件及其变化做出反应，抓住最重要的国际热点问题， 并进行相应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时间上对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做出反 应，如1999年科索沃危机和战争、2001年“9•11”事件、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新近爆发的 朝鲜核危机；二是在地理分布上围绕那些同我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密切相联的事态，如恐 怖主义和国际反恐斗争、朝鲜核危机与半岛局势、伊拉克问题等。在具体的研究议题上，一 是恐怖主义和国际反恐（如“‘9•11’事件”、“恐怖主义”、“伊拉克战争”、“ 伊拉 克”）是当前研究的重中之重，相关关键词的标引次数远远超过其他方面；二是中东问题（ 包括“阿以冲突”、“巴以冲突”、“中东和谈”等）引起学者们的持续关注；三是“科索 沃”、“科索沃战争”、“科索沃问题”、“新干涉主义”等随着相关热点问题的消失而趋 于衰退；四是未能引起充分注意或未深入研究的问题，如伊朗核问题（2005年后随着伊朗核 问题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以及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其他热点问题，未能引起我国学者的高度 关注和研究。
第二个方向分为大国关系、中国外交、战略与国际安全三个类型。
大国关系类是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重中之重，其关键词的平均标引为44.34次。标引次数最 多的是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俄关系，分别为297次（如果将“美中关系”统计进去则是3 07次）、183次、67次（如果将“中苏关系”33次和“中苏论战”15次统计进去则为115次） ，年度标引次数一般呈增长趋势，并未来出现巨大的波浪型变化，这表明“中美关系”、“ 中日关系”、“中俄关系”始终是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然而，学者对这三对双边关系 的研究是不平衡的，“中美关系”的标引次数分别是“中日关系”和“中俄关系”的1.6倍 和4.4倍，表明中美关系不仅是中国外交中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是学者最为关注的研究 领域。第二类是逐渐升温的双边关系以及逐渐升温的研究，包括中印关系、美印关系、中欧 关系，如中印关系2001―2005年间的标引次数分别是3次、3次、7次、6次和8次，基本呈现 逐年增长趋势。第三类是呈现出波浪型变化的双边关系，如美欧关系（欧美关系）、美俄关 系（俄美关系），表明它们易于受国际形势或重大国际事件的影响，如“美欧关系”的标引 高峰出现在2003年，这部分是因为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美欧分歧所引起的；“美俄关系”以 及“俄美关系”的标引高峰分别出现在2000年和2003年，分别是8次和11次，其原因是两国 总统选举、《反导条约》的存废以及伊拉克战争爆发引起两国关系的波动。第四是略呈下降 趋势的双边关系，如美日关系（日美关系）、俄日关系（日俄关系），学者对其关注的下降 ，说明它们可能成为衰退中的双边关系，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可能逐渐趋弱。
关于中国外交类的关键词，其平均标引为35.38次。在这个类别中，一些“重要”而又“特 殊”的关键词说明了相关研究的特点和趋势。其一，“中国崛起”、“和平崛起”、“中国 和平崛起”3个关键词的标引共73次。其中，“和平崛起”在2004年达到28次的标引高峰， “中国崛起”和“中国和平崛起”在2005年分别达到16次和8次的标引高峰，表明中国的崛 起已成为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和热点，随着中国迅速发展的持续、国际影响和作用逐渐增强， 这个趋势还会进一步发展。“中国”也是如此，其标引次数为37次，2002―2005年分 别是5次、5次、10次和13次，年平均增长率约77%。其二，一些关键词的标引频率，是与中 国外交政策的当前趋势相联系的，“”、“对台政策”、“历史问题”、“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标引高峰分别是2000年25次、2004年6次、2003年10次，2004年9次，其对应 的重大事件是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2004年中国中央政府调整对台政策、2003年中日 政治关系因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掀起新的否认侵略历史 的浪潮、2004年中国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50周年，因而引起学者的关注和宣示。
战略与国际安全类关键词共62个，在标引10次以上的关键词总数中占10.44%，标引总数1 343次，为同类关键词标引总数的7.6%，平均标引21.66次，年平均增长率为22.05 %，仅次 于“ 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类，说明该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或前景。首先是关于国际安全 的一般研究，如“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两个关键词，其标引总次数分别为100次和64 次，标引高峰分别是2001年22次和1999年15次，其变化均呈现波浪型趋势，表明学者们的研 究受到国际局势或重大国际事件的较大影响。其次是关于美国战略研究的关键词，按标引总 次数排列，依次为“美国全球战略”、“美国安全战略”、“美国对外战略”、“美国战略 ”、“美国中东战略”、“美国对华战略”、“美国军事战略”，平均标引11.7次，且其 标 引高峰均出现在2003―2005年，这说明，一方面中国学者对美国战略的关注和研究，远远超 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所有大国，另一方面他们还在加大加深对美国战略的研究。与此相 关 ，关于北约和美日同盟（日美同盟）方面的研究，“北约”、“北约东扩”、“北约新战略 ”、“美日同盟”、“日美同盟”等5个关键词的标引总次数达130次，平均标引26次，超过 美国战略方面，说明我国学者关于美国战略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其联盟战略的现状及其未来 趋势。第三，非传统安全和国际安全合作研究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另一个重点，“非传统安 全”、“新安全观”、“合作安全”、“危机管理”、“安全政策”、“集体安全”、“安 全共同体”、“维和行动”等8个关键词的标引总次数达183次，平均标引约23次，而且各单 个关键词的标引高峰均出现在2004年或2005年，呈现出与美国战略研究相同的趋势。第四， 在传统安全研究领域和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均呈现出衰退或研究不足的趋势。前者如核武 器、军备竞赛、军备控制，呈负增长率；后者如国际干预、军事合作等，平均标引仅为10次 ，而且是近几年才开始出现，说明了学者们的兴趣不高和研究缺乏。
第三个方向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机制和人物研究三个类别。
国际关系理论类的关键词数量不大，但其标引总数的百分比为4.39%，平均标引约41次，仅 次于“大国关系”类关键词的平均标引；它们的年平均增长率也很高，在所有11类关键词中 位列第二，仅次于“国际热点问题”。显然，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关注不断 升温，研究日益广泛而深入，成果逐渐增多。这里大致表现出三个特点：其一，国际关系理 论研究不断升温，“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理论”、“外交思想”等3个关键词的标 引总次数为202次，平均超过67次，前两个关键词的标引高峰均出现在2005年，说明其引起 关注的趋势还在发展。其次，关于各个理论流派的研究较为全面，涉及所有主要的理论流派 ，按标引次数分别为“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女性主义”、“英 国学派”、“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理想主义”，其中，“建构主义 ”和“英国学派”的研究不断升温，其标引次数分别在2004年和2005年达到26次和13次，且 年平均增长率较高，表明它们得到中国学者关注、研究和应用的程度。［4］其三， 国际关系 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研究并未引起高度关注，“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学科建设 ”、“外交学”等4个关键词的标引总数为68次，平均标引17次，而且，其年平均增长率为 负数；“方法论”的标引次数仅为18次，除2004年标引高峰11次以外，其他各年均为1次或3 次，有的年份甚至没有标引。但值得庆幸的是，作为衡量国际政治学科发展的标准之一的图 书评论（书评），却呈逐年增长之势，两个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总次数为125次，平均标引6 2.5次，年增长率也较高，其发展趋势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前景完全一致。
在国际制度研究领域，其关键词的数量与“国际热点问题”类相同，但标引总数却比之减少 约0.6%，平均标引29.5次，但它们的年平均增长率在所有11类关键词中位列第三，仅次于 “ 国际热点问题”和“国际关系理论”两个类别。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国际制度的兴趣不断加 大，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从关键词的分布看，中国学者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 当前国际体系和未来国际秩序的研究，其相应的概念包括“国际秩序”、“国际新秩序”、 “世界秩序”、“国际格局”、“国际体系”、“世界体系”、“国际社会”等；二是国际 组织研究，涉及对“联合国”及“安理会”、“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非政府组织”（如“跨国公司”、“国际共运”、“工会运动”）等 方面；三是国际制度理论研究，包括“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体制”、“国际 规范”、“国际规则”的标引次数不到10次而不在此列），两个关键词的平均标引次数为38 次，且其标引基本上呈逐年增长之势，表明它们受到的关注不断增加。
关于人物研究，在标引10次以上的关键词中，其数量最少，只有15个，标引次数也最低，只 有388次，平均标引26.36次，远远比不上某对大国关系或某个国家的关键词的标引。这里 涉 及的人物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外国领导人，包括逝世的和健在的，这类人物数 量最多，如俄罗斯（苏联）领导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叶利钦、普京，美国领导人 肯尼迪、尼克松、克林顿、布什，英国领导人布莱尔，其中，普京受到中国学者们的青睐， 标引次数达到87次；二是外国思想家，被标引10次以上的，只有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标引 12次；三是中国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其中，的标引次数 最多。但必须指出的是，人物研究是一个衰退中的领域，其年平均增长率为负数，其标引次 数特别是标引高峰，大都是因为纪念活动或纪念事件而拉动起来的。
第四个方向是地区国别研究。
中国的地区研究不发达且不平衡。在标引次数为10次以上的关键词中，地区研究的数量为46 个，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类并列第四，平均标引次数23.71次，但其标引总次数和年增 长率均不及“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特别是年平均增长率仅18.84%，在11类关键词中位居 第 八。在地区分布上，研究热点和重点依次为欧洲、东亚、中亚和中东，非洲和拉美研究严重 不足。欧洲研究主要包括7个关键词，标引总次数357次，平均标引次数51次；东亚研究11个 关键词，标引总次数245次，平均标引22.2次，其中，东南亚研究4个关键词标引总次数101 次，平均标引25.25次，东北亚研究2个关键词标引总次数27次，平均标引13.5次；中亚研 究 5个关键词标引总次数89次，平均标引约18次；中东研究6个关键词标引总次数81次，平均标 引13.5次。非洲和拉美研究的关键词数量之少和标引次数之低，无法与上述四个地区相比 。 这至少可以说明：一是中国国际政治学者比较重视欧洲经验及其含义，希望以此昭示中国的 建设和东亚一体化进程；二是中东和中亚成为研究重点，大致与该两个地区本身的重要性以 及局势动荡有关；三是我们并未认识到非洲和拉美的重要性，只是给予很少的关注和研究， 另一个可能性是，我们的学者意识到这两个地区的重要性，但缺少人才、资料、语言等研究 主体和手段，故研究成果不多。
国别研究的情况类似于地区研究，即不发达且不平衡。该类关键词的数量仅次于“国际政治 问题”类，为93个，但其标引仅为所有关键词标引总数的13.93%，平均标引26.45次，低 于 “国际政治问题”类的29.8次。其年平均增长率仅为7.38%，在11类关键词中倒数第二， 仅 高出人物研究，反映了我国国际政治学者对国别研究的不高的兴趣。在地区分布上，大国受 到普遍的关注，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4个大国，其相应的关键词数量、标引总数以 及平均标引，分别是美国31个、1118次、36次，俄罗斯12个、360次、30次，日本9 个、245 次、27次，印度2个、27次、13.5次。可见，美国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关于美国的关键词 是国别研究类所有关键词的1/3，远远超过俄罗斯、日本和印度。从关于大国的关键词 的性质出发，我们还可以看出，除美国以外，中国学者对其他大国的研究有着较大的缺陷， 即对相关大国的内政研究严重不足，如关于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研究，大都是对 日本政治和社会发展以及外交政策动态的被动反应，缺乏主动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再 如印度，作为中国的重要邻邦，作为在规模上仅次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这个正试图跳出地区 樊篱的南亚大国，远没有得到中国学者应有的关注和研究。值得指出的是，在俄罗斯研究中 ，苏联模式、苏联体制以及相关议题，一直是我国学者关注的领域。其次，对大国以外的其 他国家，特别是英美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重要的中等国家，相关研究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一是对法国、德国、加拿大三个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较为欠缺，在标引10次以上的国家关键 词中，这4个国家远远落后于同一个层次的英国，其他国家如奥地利、意大利、澳大利亚、 瑞典等，根本没有进入关键词的前594名；二是出现频率较多但我国相关研究有欠深入或不 太充分的国家，如伊拉克、伊朗、南联盟，它们出现的频率较多，是与相关年份的热点问题 联系在一起的，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对这些国家的研究比较先进；三是中国周边较有影响或与 中国联系较为密切的国家，包括印尼、越南、缅甸、新加坡、以色列等，其中印尼方面的关 键词标引43次，远远超过其他中等国家；四是南非、墨西哥、土耳其、乌克兰，其标引均为 10次或稍多，说明我国对其研究颇为不足，这与它们在国际以及地区事务中的所处的地位或 发挥的作用是不对称的。另外，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中小国家，如蒙古、哈萨克斯坦 克、泰国，相应关键词的标引不到10次，说明我国学者的研究严重不足，应当予以重视。
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趋势
相对于英美发展国家，中国国际政治研究还是比较落后的，著名学者王逸舟先生新近总结了 10个方面的问题，十分中肯地指明了我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努力方向。［5］本文所分 析的标引 10次以上的关键词及其所表现的现状和特点，也反映了这些问题。所以，中国国际政治研究 具有宽广的发展空间和前景。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本文作者抽检了1998―2005年CSSCI国际 政治论文标引10次以下的部分关键词，试图指出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趋 势。
理论研究方面，目前的研究现状是，在理论和问题之间，问题研究多，理论构建少，因而理 论研究是今后的重要研究领域或发展方向。目前，我国关于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仍处于介 绍梳理多、批判借鉴少的局面。在新时期，我国国际政治研究界几乎没有提出新理论、新范 式、新方法，有人提出了一些新概念，但没有人进一步加以系统阐述，因而没有得到认同。 再如“中国学派”、“中国特色”或“中国化”， 我国学者进行了一些探索。经过对标引1 0次以下的国际政治关键词的检索，“中国特色”2002年标引4次，2004年和2005年分别标引 1次和2次；“外交学中国化”2002年和2005年各标引1次；“中国化”2001年和2004年各标 引1次。这方面的研究不足，预示了理论领域的可能发展方向。又如“国际关系方法论”、 “国际关系局部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学”、“国际关系思想”、“国际关系思想史”、 “国际关系学科史”各标引1次，而且都是2000年以后第一次标引，既说明了学科史、思想 史和方法论研究方面的欠缺，又预示了可能的研究前景。
在问题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已经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并且提出了一些问题，但还没有形成 较明确而又系统的理论、范式、方法，因此相关的研究会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传统分析 、传统视角、传统方法仍居于主流，这尤其表现在“国际政治问题”、“国际热点问题”、 “地区研究”和“国别研究”几个方面，比如“国际热点问题”研究仍以历史追溯――现状 叙述――前景展望的“三段论”为主，“国别研究”仍以对主要大国的外交和战略的一般分 析为 主，大都缺乏宏观视角、历史深度、战略高度和理论框架。
这里仅提出两个可能值得我国学者高度关注的问题领域。一是那些具有理论深度和重要意义 的问题，目前的研究成果尚为数不多，一些涉足者满足于泛泛而论，一些人则避重就轻，更 有甚者视而不见，如国际正义、国际伦理、族际研究等问题。经过对标引10次以下的国际政 治关键词的检索，“国际正义”标引4次，排名第1408位，1999年第一次标引，在此后6 年中 ，只出现过3次，平均每年0.5次；“国际伦理”标引3次，排名第1934位，2002年第一 次标 引，2004年和2005年各标引一次，表明我国的研究极少；族际研究的相应关键词包括“民族 冲突”、“阿以民族冲突”、“北爱民族冲突”、“族际冲突”、“族际政治”、“民族平 等”、“族裔问题”，标引分别为22次、1 次、1次、4次、4次、5次，标引总次数37次，甚 至不及某一个外国领导人的标引次数。在英美国际政治研究界，以上三个问题的研究已相当 成熟，其理论、方法及案例方面的成果非常充分，完全可能成为我国相关研究的基础。二是 具有应用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战略研究或安全研究，我国目前的研究大都仍以“纸上谈兵”为 主，相关的政策或对策研究缺少可操作性，如危机处理、威慑、谈判战略、冲突解决等研究 领域。经过对本文数据库的检索，“危机处理”及其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共13次，其中，“ 危机处理”4次，“危机处理机制”、“危机防范意识”、“危机管理机制”、“危机管理 体制”、“危机管理战略”、“危机决策”、“危机理论”、“危机应对机制”、“危机预 期”各1次；“威慑”及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共18次，其中“核威慑”9次、“军事威慑”2 次、“霸权威慑”1次、“遏制威慑”1次、“核威慑政策”1次、“南亚核威慑”1次、“威 慑理论”1次、“威慑战略”1次、“威力威慑”1次，其中，“遏制威慑”和“霸权威慑” 是我国学者分别在2002年和2004年提出的新概念，但并未出现进一步的系统论述，也无人提 出具体的行动路径（如博弈论的行动模式或赫尔曼•卡恩的冲突升级阶梯）；“谈判战略” 标引1次，其他相关的关键词均为案例研究，几乎没有任何理论或模式探讨；“冲突解决”2 003年标引1次，“冲突分析”、“冲突治理”也各标引1次，其他关键词亦均为案例研究或 一般性说明，如“国际战略冲突”、“局部冲突”、“军事冲突全球化”、“跨国冲突”、 “国际战争冲突”、“国际武装冲突”。如同前一个问题领域，危机处理、威慑、谈判战略 、冲突解决也是国外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我们不仅可以在理论、范式和方法上借鉴其丰富 的成果，而且可以在应用和实践层面采用“拿来主义”，提出适切于解决我国战略和安全问 题的“实战”方案。
注释：
［1］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门洪华.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评估报告.欧洲，2002（3）；何忠义 .从国 际关系期刊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于近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分析.世界 经 济与政治.2004（11）；薛力.中国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成就与不足（1998―2004 ）； 秦亚青主编.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16 6.200
［3］苏新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