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的要素精选(九篇)

第1篇：国际贸易的要素范文

关键词：国际贸易 主导生产要素 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

一、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

自从有了经济学以后，对生产要素问题的研究不乏其人。各派经济学者对生产要素的用语不一，且概念的表述各种各样，但它是探讨经济学和贸易理论的前提[1]。

古典经济学大多没有清晰的生产要素的概念，甚至于没有明确的生产要素用语。威廉·配第认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量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2]“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3]。其后，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质料。人的劳动是它的形式” [4]。据此可以推断，配第和坎蒂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产要素的概念，但两人都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和劳动，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要素二元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将生产要素理论推进了一步，明确使用了生产要素用语，提出了生产要素三元论，认为“产品是由人类所能掌握的生产手段创造出来的，即由人的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创造出来。” [5]效用是通过生产要素的协同活动和协力作用生产出来的。无论何时何地生产都不能缺少这三个要素。西尼尔原则上同意萨伊关于生产要素分类的观点，但与萨伊不同，他用“节欲”取代了资本。约翰·穆勒追随萨伊，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归结为生产的三要素，即劳动、资本、自然要素（土地）。与萨伊不同的是，他认为惟一的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并实际上把资本生产力归结为特定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生产力。

与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了清晰的生产要素概念，对生产要素的分类也更为准确。对生产要素理论进行专门研究的当推马歇尔，他用几乎一本书的篇幅专门论述生产要素，认为“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土地是指大自然为了赐予人类的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的物质及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不论是体力方面的还是脑力方面的。资本是指为了生产物质产品以及为了获得通常被算做一部分收入的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资源。” [6]在此基础上，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主张把组织从资本要素中独立出来当作第四生产要素。由此可，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实际上提出了生产四要素论，进一步发展了生产要素理论，丰富了生产要素理论的内容。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要素理论的分析始终局限于生产要素概念的内涵、分类、性质及其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考察。现代经济学关于生产要素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大的视角转换，把生产要素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考察了一国要素禀赋状况与一国参与国际分工方式的选择和贸易模式的决定二者之间的关系，开辟了生产要素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奥林出版《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提出了其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每一地区在生产某些产品上具有优势，即该产品含有该地区拥有丰裕而便宜的相当大量的生产要素。”[7] 现代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把它叫做h－o定理，即一国应当出口该国相对充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然而，要素禀赋理论仍然没有脱离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只不过将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变成了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而已。正因此，迈克尔·波特在1990年出版《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在其打造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中，放在第一位的就是生产要素，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五类，并将这些要素分成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大类。[8]与奥林不同的是，波特关于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国际竞争的分析已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具有动态性质。

二、主导生产要素的涵义

综观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过程，关于生产要素的分析尤其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没有阐述生产要素的主次、优劣问题。二是对生产要素的分析基本都是静态的，实际上生产要素形式是发展变化的且成一个序列。这两个问题正是本文提出国际贸易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的基本出发点。

所谓国际贸易中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指整体经济活动和贸易商品生产中所必须的并在生产要素序列中居于主导地位、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物质或非物质要素。首先，商品生产中包含的生产要素多种多样，且成一个序列，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要素序列也在不断延长，到目前为止，这个生产要素序列为土地（或自然要素）－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知识。

其次，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有主次之分，本文区分为主导要素和非主导要素。顾元勋提出生产力主导性要素，并阐述了生产力主导性要素与制造模式分工发展之间的相互关联。[9]刘国武、李卫星提出知识企业的主导生产要素就是知识资本，并基于“概念格”理论进行了数学推论。[10]但这些都不是本文基于国际贸易分析所提出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就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而言，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他已观察到并论述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和产业竞争力形成中的不同作用，但划分过于粗犷，没有提炼出最重要的主导生产要素。国内经济学者洪银兴认为我国单纯根据资源禀赋确定国际贸易结构，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可能跌入“比较优势陷阱”。[11]显然，这已充分认识到以不同生产要素为主导的经济之间的重大区别。

每个国家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都有一个生产要素序列，这个序列中都有一个最多两个主导生产要素。美国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其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知识；日本虽然没有美国的领先优势，但其工业化水平远在其他发达国家之上，其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和技术；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但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生产要素依然是劳动。

再次，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主导生产要素应是该国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主导生产要素可以区分为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和世界主导生产要素，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必须是一国要素序列中要素密集度最高且在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但不一定是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代表了世界生产要素序列发展的最高或次高阶段。我们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分析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是以其主导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总是把其理论分析严格限定在两个国家之间，它分析两国之间的贸易基础是有效的，但在多国模型中要确定一国究竟以何种模式参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却变得十分困难。如果以主导生产要素确定一国在多国模型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位置将变得十分容易。

最后，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两类，与之相对应，主导生产要素也有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之分。叶文虎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分为物质和非物质的元素，[12]但哪些是物质元素，哪些又是非物质元素没有说明。于刃刚、戴宏伟将生产要素分为传统性生产要素和知识性生产要素。[13]本文将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或实体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物质要素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而非物质要素主要包括技术、管理和知识。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考察，无论是物质要素还非物质要素，都曾经充当过主导生产要素。

三、世界主导生产要素演进的历史考察

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要以地理大发现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开始作为时间起点，本文将这一时间起点定为1700年。从1700年至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可以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时代。各个时代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不同的，但它依世界生产要素变化的序列进行历史演进。

（1）农业社会（1700－1850年）是指以农业、矿业、渔业、林业为产业的社会。这些经济部门，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可将其归类为第一产业，很明显这些产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天气变化、土壤肥力下降、森林资源与矿山资源采伐、挖掘过多而储量减少等等对第一产业都会产生影响。丹尼尔·贝尔将其称为“对自然的博奕”。这一时期对应的是农业技术，人类已完全进入农业文明，虽然从18世纪中叶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但此时的工业革命仅限于英国，其影响还未波及到全世界。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较多的土地财富和劳动要素，增加土地和劳动要素的投入成为产出增长的动力机制。

（2）工业社会（1850－1950年）是指以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部门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依靠机器大批量生产产品的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对应的是物理技术，占据的地域较少。例如，欧洲与北美洲、前苏联、日本等国家已经经历过工业社会这一发展阶段。工业社会的工作主要是设计“人对付人造自然的策略”，工业社会人被机器牵着鼻子走，劳动高度紧张，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这一时期，从英国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波及欧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机器大工业彻底占领了资本主义世界。“在工业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生产商品，其制约因素往往是资本。”[14]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以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充裕的资本要素，生产越来越多的资本设备。

（3）后工业社会（1950年至今）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不是现在西方社会延长线上的东西，而是在社会、技术组织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原则的一种社会发展阶段。w．e．哈拉尔认为，后工业时代包括两个相继出现的、与社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相适应的阶段。这两个阶段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每一个阶段又产生一个“服务社会”和一个“知识社会”。[15]

后工业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是服务社会，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就是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转向以服务行业为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汤姆·斯托尼尔认为，当时美国出现的经济重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变化与两个世纪前经济重点从农业转向制造业是类似的。[16]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的“服务社会”阶段：第一，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辅助—运输、公用事业、销售等引起非制造业蓝领工人的增加；第二，白领工人在金融、不动产以及保险等行业中增加；第三，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收入的增加，人们对耐用消费品（衣着、住房、汽车等）、奢侈品和娱乐消费的不断增长，第三产业部门如饭店、旅馆、汽车服务、旅游、娱乐、运动等开始发展；第四，保健和教育成为人们普遍的要求；第五，人们对社会服务行业的更多要求，导致某些政府部门的增加和发展，等等。与这一阶段对应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管理，此时的技术主要表现在产品工艺的改进、新产品的研发、标准的制定，等等；同时，随着后工业社会已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管理成为一个生产要素，科斯指出：“我们有一个生产要素—管理，它的功能是协调。”[17]但这仅仅是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的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作为主导生产要素的管理的内涵已大大扩展，既包括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也包括跨国公司的全球资本运作、营销网络组织管理和资源整合，更包括国家政府为打造本国产业竞争优势而进行的宏观管理。

后工业社会的第二个阶段是信息社会，人们的活动都与信息的搜集、传递、过滤、使用有关联。在这个时代，信息技术不仅对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构成带来了变化，而且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使得社会的劳动者的绝大多数从事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的工作。新社会的战略资源是信息，“在信息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创造和使用信息，以提高各种生产的效率，并创造新的财富。这时的制约因素是所掌握的知识。”[18]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信息技术或知识。谁拥有信息技术知识并系统化地生产知识，谁就能取得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总之，世界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规律与世界生产要素序列的发展变化规律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将其以图表形式表述如下：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70．

[2]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2．

[3]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66．

[4]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

[5]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28．

[6]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21．

第2篇：国际贸易的要素范文

关键词：国际贸易；营销策略

中图分类号：F27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7）07-0094-02

1 文化营销是国际贸易中最基本的先行要素

开拓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营销要素基本上是一至的，无论是依据4P′S或6P′S，还是依据4C′S或4R′S原理来进行。但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单靠产品、价格等作为手段打开国际市场的策略越来越显得难行，深入地分析总结形成的原因，是因为在国际贸易中“文化”是最基本的营销要素，进军国际市场，需要文化先行。具体可以通过国外企业成功开拓我国市场和我国企业成功开拓国外市场得到证实。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欧美国家与日本都看中了中国的家电市场，但欧美国家由于缺乏对中国的认识，迟迟不敢进入，而日本家电企业则通过赞助《排球女将》、《血疑》等多部电视连续剧营造新的文化氛围，促使了我国消费者对日本文化的认识和优秀文化的认同，同时把National、Sonny、Yamaha等品牌形象带进了中国，并在产品逐步引入我国市场中注重较高的产品品质，使消费者形成了“日本制造，精良品质”的观念，从而轻易地打开了我国的市场大门。

韩国商品近两三年来在中国市场上可谓是随处可见，也是与韩国的文化大肆进入中国关系密切。“韩货”热销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先通过韩剧将韩国文化内涵传入中国，以《蓝色生死恋》和《大长今》为代表的多部优秀电视剧，形成了巨大的“韩流”，“韩流”威力带动了“韩货”的热销，包括现代轿车、三星电子产品、韩国美容产品、韩式生发产品等等，并通过电子产品扩散到饮食、美容、生发、医疗等多个产业行业。韩国近期相关统计表明，三星、LG、易生・印帝安（NANDAMO）生发品牌在中国的销售额增长40%左右。07年韩国2月份出口增长17.4%，重新恢复到两位数增长，其中对我国的出口增长31.6%，其中增速最快的是韩国美容业，尤其是韩式生发品牌产品。

再如，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可口可乐公司全球第四大市场，并成为其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在过去五年里，可口可乐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增长翻番，平均每年增长17%左右，这与可口可乐不遗余力的广告宣传和“美国制造”关系密切。还有就是P&G所生产的系列产品独占我国洗发美发护发用品市场的熬头，这与该公司80年代开始就将护发的文化观念引入给我国的消费者，“P&G 世界一流产品”深入人心，我国的消费者深为喜爱直接相关。

我国也有许多企业成功地开拓了国外市场。如海尔集团是中国第一家在美国投资设厂的大型企业。主要是通过本土化的战略和策略成功占领美国市场的一定份额。综合这些国家企业成功的经验，都是先从文化上渗透融入目标市场当地，然后再将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目标市场。

相反，文化的不相融使得国际贸易寸步难行。我国的玩具商品由于理念落后、品牌缺乏，国产玩具根本无法与国际品牌竞争。我国玩具产业研究小组于07年1月完成的一份报告中显示，虽然全球75%的玩具在我国生产，但与国内玩具消费急剧增加的市场背景相比，由于缺乏品牌支持，国内大多玩具厂商是以为跨国公司巨头们“打工”为“生”，很多玩具都以贴牌加工生产的方式才能进入国际市场。国际贸易的前景令人堪忧。可口可乐公司开拓印度市场遇到的阻力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印度市场一直是可口可乐公司开拓国际市场中遇到的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可口可乐公司在印度30年的时间里却得不到认同，发生的事件是连连不断。如在1977年曾遭印度政府驱逐出境的“礼遇”，可口可乐公司不甘心退出印度市场，16年后，1993年10月才重新登陆印度；2003年印度的“科学与环境中心”首次公开调查宣称，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两大公司在印度生产销售的部分软饮料中杀虫剂含量超标；同年，印度卫生部门警告该国民众，可口可乐含有污染成份，切忌饮用；同年12月26日，印度当地法官判可口可乐败诉，原因是在当地滥加采用地下水，甚至还发生了当地农村妇女在企业大门口抗议；2004年2月17日当地妇女组织以保护国家利益之名向跨国公司诉讼，当地政府函令可口可乐厂关闭；2006年，印度再爆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有毒”事件，印度最高法院下令要求百事和可口可乐公司公布它们秘方。诸多的摩擦，究其原因，是因为印度人难以从精神文化上接受可口可乐。当年大英帝国以贸易为名，逐步吞食印度半岛各个国家的和领土，最终殖民统治了整个印度。东印度公司是印度人心中永远的痛。所以印度人对外国投资特别敏感和敌视。而印度国内的政策，对外资也是诸多阻拦和刁难。当然，这里也存在可口可乐公司方面的问题，就是没有放下架子，没学会充分尊重当地文化。

诸如此类的实例有很多。从理论上来分析，商品是包含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无论是什么地方的消费者，商品都是用于满足生活消费。消费者对商品满足消费上的要求包含了实体效用上的满足和消费心理上的满足。而商品本身就应该是“商品实体”和“商品文化”的结合，才能够满足消费者两方面的需要。由此可以很容易地引出对“商品文化”的认识。商品文化是生产经营者在设计、生产、包装、装潢设计、经营商品的活动过程中所创造的、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意义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中所包含的精神方面的总和。可见，“商品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范畴。商品作为商业活动的载体，既具有物质属性又具有文化的属性，并且在商品设计、生产、流通上的文化属性可以成为商品的延伸，本身就是“完整商品”的一部分，所创造的价值成为商品价值的一部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商品文化”的形成包括在围绕商品活动的所有过程，是可以不断充实和发展的。上述“日本制造”、“韩国制造”、“美国制造”的观念的形成就是很好的说明。正是这些观念充实了“商品文化”的内涵和自身商品文化的丰富，使他们的产品能所向披靡。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消费者更加注重的是精神需求上的商品的满足。结合上文提到的这些国外企业所提供的产品，也包括诸多未提及的国外产品，都是紧紧抓住国内消费环境的变化，把“商品文化”作为最基本最重要的先行营销要素，满足国内消费的心理需求从而取得成功。相反，“商品文化”没能首先满足消费的心理需求，商品无法被接受，也就难以在市场上行销。

在当今世界的发展中，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相互交融，文化的作用和力量被世人共识。文化可以创造生产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吸引力。文化可以形成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成为推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文化作为一种生产力，与商品结合能创造商品更大的价值。

综上所述，“商品文化”是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要素，文化营销要素是国际贸易中最基本的要素，在开拓国际市场中必须文化先行。

2 国际贸易中“文化营销策略”的运用

（1）提高对商品文化营销力的认识。进入21世纪后，国际贸易中以价格作为核心竞争力的态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文化所蕴含的巨大生产力正在被释放出来，文化创造财富的神话已经变为活生生的现实，文化生产力事实上已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文化除了直接作为商品、资产进入市场之外，还成为现代营销的资本。文化营销与营销文化进一步令人关注。文化营销，是指以消费者文化需求为导向的营销观念,以文化创造和文化渗透为手段的一种营销方式，也就是利用文化要素开拓市场、促进商品销售的方法和手段。营销文化，则是指营销活动中注重文化的要求。两者都是可以为提高商品文化营销力服务的，在国际贸易活动中都必须加以重视。另外，还要注意“商品文化”的形成包括了围绕商品活动的所有过程，应加以不断的充实和发展。

（2）发挥文化在产品创意设计中创造价值的能力。

“商品文化”的创造包含在设计、生产、包装、装潢设计、经营商品的活动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发挥文化在产品创意设计中创造价值的能力，即文化创意力。创意力特别是在广告创意设计、艺术产品、网络游戏产品、工业产品设计和娱乐产品拥有强大的优势，是这些文化产业产品的财富源泉。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创意早已成为涉及众多领域产品更新换代和提高产品附加值的产业。由此，在国际贸易中要特别加以注意发挥文化在产品创意设计中创造价值的能力。

（3）发挥文化在流通中创造价值的能力。

文化在流通领域也具有创造价值的作用力。包括商品储存运输、包装、渠道等等方面。特别是包装文化在提升商品价值方面非常重要。包装具有文化价值，能在提升商品价值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

（4）深入研究国际贸易中客户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文化。

每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消费观念、信仰和消费习惯。这些长期积累下来的文化直接决定了消费的行为。在开展国际贸易活动中必须充分认识和适应才能顺利地开拓市场。

（5）积极开展跨文化营销。

跨文化营销是在适应和吸收客户所在国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将自己国家的文化融入到该国的文化中，促进自己国家文化被认识和接受，并在此基础上促进自己的商品被接受的营销活动。

第3篇：国际贸易的要素范文

一、国际贸易环境系统论的提出

国际贸易环境包括国际贸易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重含义。国际贸易的自然环境是指国际赖以存在并影响其发展和变化的各种自然因素及其态的总和。它包括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状况等因素。国际贸易的社会环境是指国际贸易赖以存在并影响其发展和变化的各种社会因素及其状态的总和.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相比有多明显的特点:一是社会环境的构成比自然环境更复杂、更具体;二是社会环境的形成和变迁比自然环境更具有爆发性和跳跃性;三是社会环境的作用比自然环境更隐蔽、更直接、更难以捉摸。我们这里所要探讨的主要是国际贸易的社会环境。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人类社会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不同的分系统、子系统和各个不同的因素、子因素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共同作用于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①。国际贸易是国与国之间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同样处于人类社会庞大而又复杂的社会系统之中，并受到系统中各种因素的影响。Www.133229.cOM因此，所谓国际贸易环境，是指国际贸易在人类社会系统中所处的具体位置及其状况。国际贸易所处的具体位置及其状况又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可称为国际贸易环境系统。概括说，国际贸易环境系统是指在国际贸易发生、发展中，对国际贸易的主要构成和具体阶段产生决定影响和制约作用的各种主要社会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统一体。

二、国际贸易环境系统的构成

国际贸易环境系统，按系统内各因素的性质及其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方式可分为两个子系统:一是外部环境系统;二是内部环境系统。所谓外部环境系统是指从外部作用于国际贸易，从而影响国际贸易发生、发展的若干国际贸易外部因素的有机组合.所谓内部环境系统是指从内部作用于国际贸易，从而影响国际贸易发生、发展的若干国际贸易内部因素

的有机组合。值得指出的是，外部因素不等于次要因素，外部作用不等于间接作用;内部因素不等于主要因素，内部作用不等于直接作用。它们的具体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不同因素的实际作用程度。

国际贸易外部环境系统包括两个紧密联系的子系统，即国际系统和国别系统。国际系统是指在国际贸易外部环境中带全局性、总体性的若干因素的总和。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主要因素:一是国际政治与安全因素。它决定着国际贸易发生和发展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和平的国际政治关系，稳定的国际安全机制，是国际贸易发生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只要国际政治与安全因素发生重大变化，国际贸易也将随之产生重大调整。它既可能改变国际贸易发展的方向，也可能摧毁国际贸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二是科学技术因素。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变化最根本的动力来源。科技进步及其在生产领域、贸易领域的应用，不仅促使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而且引导国际贸易方式、手段、工具，从而整个国际贸易质量的提高。三是世界经济因素。它是国际贸易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世界经济史表明，世界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增长之间存在着比较稳定的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约为1:15。因此，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和发展状态直接关系到国际贸易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状态。四是国际文化因素。它从各个方面影响和制约着国际贸易的发生、发展。文化属于一种观念形态，特定社会、特定时代和特定民族的文化决定着特定人群的观念基础和行为方式，同时规定了和其他人群的差异。这种差异性制约了参与国际贸易的观念、方式和过程。

国别系统是指在国际贸易外部环境中带局部性、国别化的若干因素的总和。它包括以下三个主要因素:一是国别政治局势。它决定了一国对外贸易的基本前提条件。政局稳定是顺利开展对外贸易的大前提。二是国别科技发展水平。它决定了一国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能力和地位。一国科技发展水平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水平，差不多规定了该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基本的国际地位。三是国别经济发展因素。它包括一国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具体因素。它决定了一国对外贸易的地位，也提供了该国对外贸易的基础，同时规定了该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基本思路和体制框架。

国际贸易内部环境系统也包括两个紧密联系的子系统，即国际系统和国别系统。国际系统是指在国际贸易内部环境系统具有全局性、总体性的若干因素的总和。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因素:一是国际贸易发展格局因素。所谓国际贸易发展格局是指国际贸易发展赖以进行的框架体系，基本上规定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方向。不同的历史时期，国际贸易的发展格局可能不同;而不同的国际贸易发展格局对国际贸易发展的作用方向和作用程度都有差别。二是国际贸易管理体制因素。所谓国际贸易管理体制是指规范国际贸易发展基本方式和手段，它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制度保障。人类真正有意识地对国际贸易进行管理或规范的历史并不长，但实践已经表明，不同的国际贸易管理体制对于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是有很大差别的。三是国际贸易政策取向因素。所谓国际贸易政策取向是指一定时期国际贸易发展过程的基本政策意图和政策动向，它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不同的政策取向会对国际贸易产生促进或抑制的不同作用，但它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基本态势。四是国际贸易关系因素。所谓国际贸易关系是指参与国际贸易的相关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它直接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随着国际贸易更广泛和更深入地开展，国际贸易关系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和日趋敏感。

国别系统是指国际贸易内部环境中具有局部性、国别化的若干因素的总和。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因素:一是贸易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它从总体上决定了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水平。如果一国实行封闭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其对外贸易就不可能充分发展。二是外贸发展战略。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一国对外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道路。一国外贸展战略无非是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或是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亦或是实行平衡发展战略，但在不同的外贸战略下，一国对外贸易呈现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对本国经济发展作用方向和作用程度也是有很大差别的。三是外发展政策。它决定了一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基本形态。一国外贸发展的基本政策取向不外乎保护主义、自由主义和管理贸易三种。不同的政策取向适合于不同的经济形态和经济目标，也会带来不同经济后果和贸易后果。四是外贸发展体制。它决定了一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秩序。外贸发展体制大致包括两种基本形态，即所谓封闭型体制与开放型体制。它们之间的基本差别主要表现在国内管理体制与国际贸易规范体制的融合度上。

至此，我们可以将国际贸易环境系统的层次和构成作总体上的归纳。从国际贸易环境系统的层次看，第一层次是国际贸易的内部环境，直接依附于国际贸易，并从国际贸易的内部作用于国际贸易。第二层次是国际贸易的外部环境，接依附于国际贸易的内部环境，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主要通过对内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来传递，同时也可直接作用于国际贸易的各个构成因素①。第三层次是国际贸易的自然环境，直接依附于国际贸易的社会环境，并通过对国际贸易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于国际贸易。同时也可能直接作用于国际贸易的各个构成因素。

三、国际贸易环境系统范式分析的特征

把国际贸易环境看成是一个系统，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分析和探索影响国际贸易产生与发展的各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是思维范式上的重要转换②。国际环境分析的系统范式和传统分析范式相比，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非还原论。传统分析范式认为，所有事物都可以分解还原成要素，同时要素还可由其他事物替换;将所有要素加到一起，又会重新得到事物的整体。因此，对整体事物的考察可以通过对构成事物的具体要素的考察来替换，并由此直接推论出整体事物的性质和规律。按照这样的思维范式，对国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环境的考察也可以还原为对国际贸易环境中各具体要素的考察，并进而推导出国际贸易环境对国际贸易的总体影响。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分析国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环境问题的一贯方法。

系统范式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由内在要素构成的系统，但系统并不能简单地还原为要素。整体产生其要素孤立状态时所没有的新的本质特征，因此事物的整体大于要素之和。据此，系统范式认定，对事物的考察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对具体要素的考察，更不能因要素在孤立状态时的性质和规律来解释事物整体的性质和规律，因此还原论是不可取的。按照这样的思维范式，对国际贸易环境的考察，也应把国际贸易环境看成是一个系统，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考察际贸易环境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但是，这种考察不能被国际贸易环境系统的各构成要素的单一考察所替代，更不能把单一要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看成是整个国际贸易环境的基本性质。系统范式的非还论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一直采用的分析方法。从国际贸易环境系统来看，国际贸易环境不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简单相加之和，也不是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的机械配合，而是由这些不同层次的要素共同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国际贸易环境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能由某一层次的要素影响来推导，也不能看成是各种要素影响之和。从现阶段这一问题研究的实践看，明显存在这样一种倾向:要回答一个问题时，首先把这个问题分解成小问题进行探讨，进而推出对整个问题的结论。这是一种典型的还原论。实践证明，这种方法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二)非线性分析。传统分析范式认为，构成事物的要素之间只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要素及事物服从机械因果律和单一决定论。因此，要素之间、事物之间也存在一条直线因果链。据此，分析范式认定，对事物的考察可以通过割裂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来研究要素替换。按照这样的分析范式，对国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环境的考察，不仅可以还原为对各具体要素的考察，而且还可以排除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根据机械因果律和单一决定论，推导出国际贸易环境与国际贸易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

系统范式认为，系统的各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系统服从要素之间以及要素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规律，并由此决定了系统整体结构的复杂性和非线性。同时，也正是系统内外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决定了系统自组织地生存和发展。因此，认识整体不能仅仅满足于认识要素，更重要的是要认识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整体事物的影响。按照这样的思维范式，对国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环境的考察，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影响和制约国际贸易的各具体要素的考察上，必须认识到这些具体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从这种相互联系中进一步考察其对国际贸易更深刻的影响。

从国际贸易环境系统来看，国际因素或国别因素与外部环境或内部环境之间，外部环境或内部环境与社会环境之间，社会环境与整个国际贸易环境之间，国际贸易环境与国际贸易之间，都不是简单的线性的机械因果关系，国际因素与国别因素之间，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之间，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这些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真正构成了国际贸易环境系统。从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实践来看，不少研究都过于强调某一种或某几种因素对问题的影响，忽视了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最终结果的影响。甚至仅仅从某一因素出发，得出对整个问题的判断。显然，这种分析往往过于简单化。

(三)进化观。传统分析范式认为，事物及要素的运动过程是可逆的，不存在进化发展。据此，传统分析范式认定，事物的要素构成是固定不变的，要素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尽管它们也存在内在运动，但这种运动并不具有方向性和时间性。按照这样的思维范式，对国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环境的考察，就变得非常简单。

系统范式认为，系统总是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的系统，是进化的，必然有一个产生、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和时间性，因而是不逆的。据此，系统范式认定，系统是不断运动、变化的，系统的构成要素也总是处于特定的变动过程中，，理对系统的考察必须充分考虑。按照这样的思维范式，考察国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环境，就不能把国际贸易环境看成一个永恒不变的系统，不能忽视系统内各构成要素的变动和调整及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尤其是将这种变动和调整与特定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

从国际贸易环境系统来看，自然环境在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初期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最重要的。但是，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化，社会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逐步上升，并最终取代自然环境成为制约国际贸易的主要因素。在社会环境中，内部环境直接制约国际贸易，因而在相当长时期内，内部环境是社会环境的主要因素。随着国际贸易向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的外部环境的制约作用开始加强。与此同时，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环境，国际因素的地位都在快速上升。这一切都说明，对国际贸易环境系统的分析，以及环境系统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分析，必须把握进化的方向，在进化发展的基础上动态地探索国际贸易环境及其与国际贸易的相互关系。

(四)整体价值观。传统分析范式认为，由于整体可以分解或还原成要素，因此，要素的性质也就直接决定整体的性质。从这种观点出发，分析范式认定，对整体的判断可以通过对要素的判断推导，构成整体的要素是优先的，整体就一定是优秀的。按照这样的思维范式来考察国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环境，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国际贸易环境中的具体因素是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就是有利的，国际贸易就能够发展。很显然，这种价值观忽视了各具体因素的组合方式及其对整体的最终影响。

系统范式认为，系统整体功能的最优化是系统的最高目标，它同时也是评价要素及其运行方式与组合方式合理性与有效性的基本标准。从这种观点出发，系统范式认定，要素的运行与组合不仅影响要素功能的发挥，更影响整体功能的最优化。因此，对要素的判断并不能得出对整体的判断。按照这样的思维范式来考察国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环境，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贸易环境中的具体因素是有利的，但国际贸易环境未必有利，国际贸易也就未必能够发展。

从国际贸易环境系统来看，环境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和系统中具体要素功能的有效性之间不是同等的。例如，外部环境或内部环境的有利决不意味着整个国际贸易环境系统的优化;相反，整个环境系统功能的优化倒可以证明系统中各要素功能发挥的有效性。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目前理论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演绎方法都是值得重新推敲的。例如，如果对外贸易既有有利的外部环境，也有有利的内部条件，是不是一定意味着对外贸易的整体环境或条件必然有利?答案难以肯定。这是因为整体环境或条件是否有利，除了要看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性质，还要看这两种因素在什么条件下如何配合。

四、几点结论

(一)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考察国际贸易环境是系统范式逐步取代分析范式的必然要求。从人类认识史看，分析范式统治着人类的逻辑思维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尽管这种思维范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是，自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理论的发展与升华，分析范式开始受到来自相对论、量子力学论、系统论、控制论等方面的挑战。系统范式为人类更深刻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方法。

第4篇：国际贸易的要素范文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 发展 趋向

面对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的变化，不断出现了新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形式，使得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不能适应和解释当前的贸易现象。这就要求国际贸易理论要随着世界的经济、政治及国际间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起来，并且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正向微观、内生及动态的趋向演变。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思路

（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时期为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包括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其中古典贸易理论以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典型代表，新古典贸易理论以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这些理论都是建立在一系列传统假设上进行研究的，包括规模生产收益不变、充分就业、生产技术给定、完全竞争等。

1、古典贸易理论

绝对优势理论的思路是基于分工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规模报酬两方面展开的，主要内容是两个国家分别生产两种产品并且各自在生产中都具有较高效率，也就是具有绝对的优势，如果两国依靠各自的绝对优势进行专业化的分工协作，相互交换绝对优势产品就会双方都获益。这种“双赢”的理论仍然是当代各国贸易的宗旨，但是绝对理论只是片面地解释了绝对优势的国家参与贸易获利，而无法解释国家的所有产品都存在绝对劣势的情况。

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专门生产并出口绝对劣势较小的商品，同时进口绝对劣势相对较大的商品，这样形成的国际分工对各国贸易都有利。比较优势理论揭示了国际贸易中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原则。

2、新古典贸易理论

赫克歇尔和俄林在20世纪初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从各国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角度解释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认为贸易模式是一国应该出口本国较为丰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商品，同时进口本国较为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商品。要素禀赋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一样，都认为自由贸易对贸易参与国是有利的。要素禀赋理论与古典贸易理论相比，不仅考虑了劳动的生产要素，还揭示了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是要素禀赋的差异，但是这个理论的成立仍然是建立在生产条件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基础上，沿袭了优势理论的发展思路。

（二）新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初，美籍学者瓦西里・里昂惕夫首次发现战后的贸易模式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不相符，从而引发了人们对国际贸易新现象的研究，也促使了一系列重要国际理论的产生。面对着战后不断出现的新贸易现象，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增大、产业内部贸易增长、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发展、区域集团的内部贸易增多、新型贸易方式的出现等新现象，诞生了包括国际贸易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偏好相似论、新要素贸易理论等新理论。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保罗・克鲁格曼从多种角度建立模型对产业内的贸易问题进行研究，得出了在国际贸易从完全竞争转变为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在递增阶段，即使两国之间不存在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就产品的差异性和规模经济而言也会促使国际贸易发展的结论。了传统国家贸易理论中的假设，成功解释了战后贸易的新现象。之后，一些经济学家还直接从垄断企业的发展行为角度来分析国家贸易问题，提出了各国之间进行同质类产品的贸易的原因在于垄断企业的市场销售策略。这一时期的经济学者的研究理论吸取了传统国际贸易的合理因素，并结合了当时迅速发展的产业组织理论，进而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为国际贸易新现象做出较为全面、合理的解释。

二、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趋向分析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内容向微观发展

国际贸易理论是随着世界的经济、政治及国际间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与当时的经济社会背景相适应。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跨国公司的逐步壮大、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新的贸易形式出现，产生了跨国公司内贸易理论、一体化贸易理论及产品内贸易理论。这不难看出，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内容已经从新贸易理论的产业内贸易研究，逐步过渡到对某一贸易主体、贸易现象的微观研究。这些新的理论研究，不仅是对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整合和补充，同时也把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推向了更为细致的产品生产方面的研究。

（二）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向动态研究发展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条件之上的研究，具有静态研究的特征。新贸易理论已经逐步从静态研究转变为动态研究，和突破了传统贸易理论中的假设，使理论更符合实际贸易现象。20世纪80年代，新兴古典经济学家构建内生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将交易费用、产权研究、新内生增长理论研究、演化经济学及信息经济学等整合为一个新的贸易理论框架。进入21世纪，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学者继续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理论框架下继续深入研究，综合考虑了历史的作用、运输成本、要素的变动及国内市场效应等多种动态因素，将空间因素纳入到了所创立的新经济地理学中。这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正向动态研究及微观研究的趋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唐果.贺翔.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和演进[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01)

第5篇：国际贸易的要素范文

关键词：贸易条件；价格贸易条件；国际经济秩序

一、引言

探讨国际经济秩序的目的是通过一个合理、公正的国际贸易秩序，使世界各国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对话、交流，缩小各国的经济差距，实现共同繁荣。但在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背景下，这一目标并没有真正实现。国际贸易是影响国际经济秩序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国际贸易的视角来审视当今国际经济秩序及其未来的发展。贸易条件是国际贸易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影响各国贸易利益及世界贸易利益分配的重要因素。从贸易条件视角看国际经济秩序有利于更深刻地认识和分析现今的国际经济秩序。

“贸易条件的概念可理解为一揽子商品和另一揽子商品之间的价值交换比率。”多年来，贸易条件的概念已发生很大变化，其最常用和最基本的含义包括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价格贸易条件是贸易条件的最基本概念，是指出口平均价格指数与进口平均价格指数的比值；收入贸易条件等于价格贸易条件乘以出口数量指数；要素贸易条件可分为单要素贸易条件和双要素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等于价格贸易条件乘以本国出口部门的生产率指数，双要素贸易条件等于价格贸易条件乘以本国出口部门生产率指数和本国进口产品在贸易对象国的生产率指数的比值。贸易条件的基本经济含义在于衡量一国在出口基础上的进口能力。价格贸易条件衡量的是平均每单位出口商品所能取得的进口能力，收入贸易条件衡量的是总出口意义上的进口能力，而要素贸易条件衡量的是一国的长期进口能力。贸易条件作为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指数，影响一国的短期和长期利益，进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国际经济秩序的最重要特征则在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的位置如何变动。因此，贸易条件通过贸易利益和经济增长影响着一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位置。

二、贸易条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一)贸易条件深刻地反映了不同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对抗性

贸易条件不仅反映了一国的进口能力，更反映了不同国家在贸易利益分割上的份额问题。无论是从传统的比较优势原理出发，还是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出发，在国际贸易中，贸易各国总是能获得贸易利益，但从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份额却不一定相等。在两国开展贸易的条件下，一国的出口正好等于另一国的进口，一国出口价格指数的提高意味着另一国进口价格指数的提高，在该国进口价格和另一国出口价格不变的条件下，该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另一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一个国家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使其在贸易利益分割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大，另一国所占的份额必然减少。要素贸易条件同样能反映出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对抗性。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利益分配也验证了以上规律。以价格贸易条件为例，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从长期看是不断恶化的，发达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是不断改善的。《国际贸易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其价格贸易条件处于总体恶化的趋势。《世界统计年鉴》最新的数据也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趋势的延续(见表1)。这说明，两大集团在贸易条件和贸易利益上的对抗性非常突出。

实际上，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这种对抗性，任意的两个贸易国之间都存在这种贸易利益的对抗性。因为在总体贸易利益既定的条件下，无论多少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一国的贸易利益份额增加，必然意味着其他国家贸易利益份额的减少。当总体贸易利益变动时，这种份额分割问题仍在。徐建斌和尹翔硕的理论模型也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存在着“合成谬误”效应，即当个别发展中国家利用传统比较优势发挥专业分工优势时，可获得较多的贸易利益，但当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时，各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贸易利益就越来越少，进而使其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作用受到限制。 转贴于

(二)贸易条件影响一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当世界贸易的规模有限时，贸易条件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因为此时的贸易条件变动所引起的贸易利益变动反映到GDP中只是很小的份额：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进展，各国的贸易额都在迅速增加，对国际贸易的依赖也越来越重，贸易条件变动引起的贸易利益变动在GDP中的比重也随之增加，贸易条件开始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也必然影响着一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

由表2和表3可清楚地看到，由于贸易条件变动而引发的贸易利益变动占GDP的比例已相当高，特别是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三国，2005年由于贸易条件恶化(相比于2000年)，损失的贸易利益分别达到38.5％、55.7％和60.7％。由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损失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短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还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从国际总贸易利益中获取的份额越来越少，从而影响着其长期的经济利益。

从世界经济格局的角度看，由于贸易条件的作用，现今的贸易条件状况如果得不到有效改变，世界各国的经济差距只能是越拉越大，从而加速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处于世界经济格局中位置越高的国家，其贸易条件和贸易份额越容易处于有利位置，进而通过国际贸易推动其经济发展；处于世界经济格局中位置越低的国家，贸易条件越难改善，其获得的贸易利益份额越变越小。

第6篇：国际贸易的要素范文

(一)拥有可贸易性要素优势

首先，上海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成本要素。总体而言，与国际水平相比，上海的人工成本、交易成本较低。同时，上海在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空港保税物流园区(待批)开展转口贸易，在关税及其他税收上享有优惠，可大大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

其次，上海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贸易中心功能要素。具体表现在：一是上海口岸外贸的增速高于上海外贸的增速，形成上海外贸与上海口岸外贸的比值自2003年以来逐步下降。二是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呈上升态势。从历史数据来看，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2000年为14.7％，从2001年起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上升到23.8％，以后一直稳定在20％以上，2006年达23.9％。这一情况表明，随着全国、长三角地区市场国际化的推进，凸现了上海城市的口岸功能作用，推动了上海的贸易中心功能的逐步提升。

上海口岸实际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幅度高于其他指标，表明上海的口岸优势日益明显，其中上海转关的进出口额增长较快是重要原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中转功能日益发挥作用，为上海发展转口贸易提供重要的航运功能基础。

(二)拥有可转口性要素——自然禀赋条件

1区位要素。上海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中部，亚洲大陆东沿，长江三角洲前缘，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浙江两省，北接长江入海口，长江与东海在此连接。上海正当我国南北弧形海岸线中部，交通便利，腹地广阔，地理位置优越，是一个良好的江海港口，临近国际航线的主航道，上海港位于长江三角洲前缘，居我国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的中部，扼长江人海口，地处长江东西运输通道与海上南北运输通道的交汇点，是我国沿海的主要枢纽港，是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口岸。

2国际中转功能。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是上海港口的国际中转功能。首先，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国际航运发达，为发展国际中转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截至2007年底，上海港集装箱班轮航班达到每月两千多班。其中，远洋航线500班左右，近洋航线550班左右。截至2007年末，上海港拥有20多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世界12大航区，与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建立了业务联系。远洋航线从上海始可以分别抵达香港、台湾(经第三地)、韩国、日本、东南亚、澳大利亚、以色列、地中海、西北欧、南非、南美、美国东西岸等地。近年来，洋山深水港建设增强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中转功能，上海港的集装箱国际中转量逐步上升，集装箱国际中转量占港口吞吐量的比重已经由历年的2％上升至2007年的49％。

(三)拥有可转口性要素——城市服务魅力

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是形成上海口岸的可转口性的魅力的重要因素。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延伸了转口贸易产业链，形成了可转口性的产业支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全国性商业网络平台，商业信息聚集，可获性强，市场秩序良好，交通网络发达；二是人才荟萃，专业资源密集，信息科技发达；三是跨国公司集聚，国际化程度高。201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750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金融、商贸、物流、房地产增加值达到4800亿元左右，在全市服务业的比重超过60％。信息服务、航运服务、会展旅游、中介服务四大新兴行业增加值保持每年20％以上的增长速度，实现增加值达到2300亿元。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增强，提升了转口贸易的服务能力，提高了转口贸易的服务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形成上海口岸可转口性的魅力。

(四)拥有可转口性的开放要素——转口贸易集聚区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初步条件，正在筹建中的空港保税区物流园区将在功能、结构上成为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潜在地区。这些地区具有国际上发展转口贸易地区的通行优势：一是临港区位优势，保税区、保税港区邻近外高桥港区和洋山深水港区，是上海港的重要集装箱港区，能停泊第三、四代和第五、六代集装箱船舶，保税区、保税港区中的保税物流园区具备仓储物流、货物分拨、国际采购等功能，上海浦东机场的国际空港枢纽功能正在逐步完善，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运输环境。二是保税区、保税港区的政策优势，区内进出口货物享有免税、免证的优惠，尤其是在保税物流园区内，不仅拥有相当于“境内关外”的出口退税政策，在金融、监管等服务方面有较宽松环境，为发展转口贸易了提供较自由的环境。国内保税区利用政策优势开展转口贸易各有成功之处，例如，转口贸易方式就占了深圳保税区进出口的半壁江山，充分说明利用保税区仓储转口优势进行转口贸易的潜力非常大。

上海发展转口贸易也存在一定的瓶颈。一是管理基础薄弱，上海尚未建立起转口贸易方式的统计指标体系，表明上海经济中转口贸易仍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对上海城市功能建设的重要意义还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二是发展基础较差，从事转口贸易需要强大的国际贸易基础和国际航运(特别是国际中转)为后盾，不仅要求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联系，而且要求有大量的贸易、金融机构的集聚，就这些基础条件而言，上海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离形成转口贸易的要求尚有一定的距离。三是政策优势不到位，保税区、保税港区虽然已经具备了准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政策条件，但离发展转口贸易所需的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政策环境尚有一段距离，保税区、保税港区难以形成转口贸易规模化的发展。四是发展的传导性不强，四个中心建设对发展转口贸易的传导机制、途径尚未形成。例如，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建设处于前期阶段，金融开放度尚未形成支撑转口贸易发展的基础条件，发展转口贸易需要的金融离岸化运作条件尚未形成。此外，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与转口贸易功能的互动发展不足，上海目前只是国内的贸易中心，其服务半径以长三角地区为主，未离开历史上的埠际对外贸易功能框架。要发展转口贸易，必须形成由国内对外贸易中心向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跨越式发展，推动国内(埠际)对外贸易功能向转口贸易功能的跨越式发展。

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是上海港口的国际中转功能。城市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重要标志就是其转口贸易占城市国际贸易较大的比重，而转口贸易的发展依赖于城市航运国际中转的比重。从国际上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通过发展航运中心国际中转功能推动城市的转口贸易，从而推动城市贸易中心功能的发展。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的发展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上海港主要以国内转运服务为主，其服务半径以长三角地区为主，约占上海港吞吐量的90％，上海港尚未离开历史上的埠际中转功能框架。上海港的国际中转率较低，香港、新加坡的港口国际中转率达50％以上。上海港要以4％的国际中转率推动规模化的转口贸易，并形成转口贸易——港口国际中转的良性互动，尚未形成基础。由于航线配置、监管、开放度的原因，仍然无法吸引中转、转口贸易，上海港作为国际枢纽港的功能仍不完善，缺乏保税服务、异地拼箱、多地区多国拼箱、国际联合快运、外贸公共支线的保税运输等多种功能，区港联动的低自由度限制了临港增值服务的范围，制约了国际班轮再次开展国际中转和国际转口业务。

二、发展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与可转口性要素分析

(一)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商品贸易可贸易性要素+服务贸易可贸易性要素

在商品贸易中，决定其可贸易性的要素主要包括：一是内在要素，如生产成本、流通成本、销售管理成本；二是外在要素，如关税、税收、市场的可容纳性等。在服务贸易中，可贸易性的内部要素主要有服务能力、服务技术条件、服务的经济成本、服务的制度因素等；外部要素主要有外部市场的接受能力，服务的销售收益等。

转口贸易的特点决定了其可贸易性，它首先体现在供给方的商品成本上，其中包括供给方所在的经济腹地的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和销售成本。其次是经营主体的交易、服务能力，即经营主体是否能通过无形的服务将有形的商品买入和卖出，其中买入的商品包含了有形商品贸易的内在和外在要素，而售出商品则包含了附加服务的内在和外在要素。因此，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是商品贸易可贸易性要素和服务贸易可贸易性要素的综合。同时，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是该城市的服务功能、贸易功能与经济腹地生产能力的总体体现，是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要素的集中体现。

(二)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自然禀赋要素+体制要素+政策要素+技术要素+服务要素

1独占性条件和优势。从香港和新加坡发展转口贸易的经验分析，其转口贸易的发展依赖于良好的自然禀赋。例如，新加坡具有地处国际航运战略要道——马六甲海峡东端的区位优势，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中国与西方经济强国之间贸易的海上通道的必经之地，有“东方十字路口”的美称。香港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航道的要道，又位于东亚的中心地带，东亚经济增长成为香港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腹地和市场，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其连接亚洲与欧洲之间时差的国际时区。此外，香港、新加坡的深水港为其成为国际航运中心提供了重要条件。香港、新加坡的良好自然禀赋成为其发展转口贸易的首要基础条件。

2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体制、机制保证，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货物自由流动、企业自由运作、资金自由进出的体制和政策保障。例如，香港是世界上著名的自由港，年年稳居《世界经济自由报告》(EconomicFreedomoftheWorldReport)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排行榜的榜首。其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商品自由进出制度、自由企业制度、资金自由流动制度、人员自由进出制度、经贸促进体制等六个方面。

3港口和商贸的信息化建设。要建设一个拥有转口贸易功能的现代化国际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发展港口的信息化至关重要。例如，新加坡着力建设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中心信息平台，形成港口信息网与贸易信息网两大电子信息网络系统，并延展出去，形成统一的信息平台。1990年，新加坡建成全国统一的贸易信息网，把全国5000多家国际贸易机构连接到同一网络中，把商贸企业、银行、运输等服务机构联系在一起，形成贸易交易网络平台。港口信息网把航运界、政府各部门、港口用户、港务集团等7000家用户联系起来，同时向世界其他港口延伸，形成年7000万宗以上的交易量。

4良好的服务环境。首先是良好的行政服务环境，海关等行政服务部门的高效率运作为企业提供了快速、便捷、简化的办事环境，提高了企业运行效率。其次是良好的市场服务环境，发展转口贸易需要中介、金融、物流、运输等市场服务，特别需要与转口贸易相关的一些离岸操作服务，如银行离岸结算等，香港、新加坡的服务业发达，服务规则与国际接轨，为转口贸易提供了周全、良好的服务环境，确保转口贸易企业的高效运作。

三、培育上海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

上海推进转口贸易功能建设的核心是针对现存的问题，进一步培育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的成长，形成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的比较优势，扩大上海转口贸易的规模和能级。

(一)构建国际枢纽港，促进可转口性的流通服务要素的成长。推动转口贸易。

上海要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就要建成国际化的枢纽港口，其关键在于促进上海国际转口的可转口性流通服务要素的成长，以促进上海向腹地市场的商品要素在中转地的自由流动，降低商品要素的国际流通成本，包括费用成本和时间成本。

1推动枢纽港货物集散政策。目前洋山港虽然定为保税港区，但与香港等中转枢纽港的政策还有很大差距，货物资金还没有正常的“自由”流动，限制了货物的集散。对此，应探索和争取在洋山保税港区实行类似于“第二船籍登记制度”的船舶登记制度，即对于我国承运人实际经营的远洋船舶到洋山保税港区进行登记给予优惠政策，通过聚集船东吸引各种航运要素向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积聚，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集散功能建设提供基础和保障。实施外资班轮沿海捎带重箱政策，目前国内沿海干线捎带重箱只允许国资班轮公司进行操作，对外资班轮尚没有开放，这就使得外资班轮挂靠上海港再通过支线转运至长江、沿海港口的成本增加，无法大量开展转运业务。

2加大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开放力度，提高上海港的国际中转比重。运用各种优良服务和开放手段，有利于上海吸引国外著名船运公司班轮直接挂靠，有利于建立密集的航班，从而形成集装箱运输干支线网络，促进国际中转功能的形成。外商航运机构、国外著名船运公司在上海的集聚，有利于上海港吸引大量外国中转货源，大量船运公司的集聚将进一步带动贸易公司的转口贸易，提高上海的转口贸易比重，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提升。

(二)发展保税区、保税港区国际、国内转口贸易，促进上海转口贸易集聚区要素的成长。

上海转口贸易集聚区要素的成长，关键在于提升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等集聚区内的自由化程度，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运作机制和管理体制，推动区内的自由贸易、离岸金融等政策的实施，形成吸引商品、信息、转口贸易商等可转口性要素集聚的软环境。

1实施保税区、保税港区向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转型的若干政策。一是离岸金融政策，实施区内资本自由进出，贷款利率自定，货币自由兑换等金融自由政策。进一步在保税区、保税港区内开展离岸金融业务，推进转口贸易的离岸结算、结汇管理。二是自由贸易政策，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商品自由进出，免除进出口关税，简化报关手续等自由贸易政策，加快总部经济的推进，形成航运总部经济与贸易总部经济融合，推动转口贸易的发展。三是货物自由流动政策，在保税区、保税港区的保税物流园区内营造“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宽松、流通自由”的环境，简化转口贸易的办事环节和程序，对国际中转、转口货物监管实施舱单管理模式，拆箱理货的货物，申报后重新核销舱单、制单。

2吸引国际企业向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集聚，开展转口贸易。在保税区的基本政策的框架下，增加国际贸易、离岸金融和期货交割点的内涵，带动国际企业人驻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带动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的国际中转、转口贸易。

(三)优化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推动上海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要素的成长。

上海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要素的成长是指优化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形成口岸服务的透明化、创新化，推动上海转口贸易的发展。

第7篇：国际贸易的要素范文

 

20世纪后半期，全球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标准国际贸易理论将这种增长的原因归结为世界范围内关税的普遍削减，但如yi(2003)指出的，这一观点无法解释两个现象：第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关税下降了11%，而世界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了3.4倍，如果以关税降低来解释世界贸易增长，则意味着贸易对关税的反应弹性大约为20，这显然大大超过标准贸易模型对该弹性的判断；第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关税的削减幅度要大于这之后的时期，而前一时期贸易增长的幅度却比后一时期小，事实上，80年代中期以后贸易对关税的反应弹性急剧上升，这一弹性呈现的非线性特征也与标准贸易模型不相符。ishii和yi(1997)、hummels等(1998，2001)、yi(2003)等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存在是回答上述难题的关键，能够很好地对世界贸易的增长作出解释。

 

国际垂直专业化是指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分割为不同的生产阶段，散布于多个国家(地区)进行，并以跨国界的垂直贸易链相互连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建立在此基础上贸易的快速发展，被认为是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高潮区别于。19世纪晚期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高潮的明显特征。这一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近年来在此领域涌现的大量研究文献，使标准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范围与内容得到拓展。

国际贸易理论从广义上讲包括国际贸易纯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理论，从狭义上讲仅指纯理论。概括而言，国际贸易纯理论主要研究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贸易的起因，当然在解释贸易起因的同时亦会涉及到贸易的形态或模式，即对贸易流向、结构等的分析；二是贸易的经济影响，这其中又包含贸易利益与收入分配两个方面，前者考察贸易参加国总体国民福利的变化，后者分析贸易对一国内部不同部门与要素报酬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理论则研究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贸易政策工具及其效应等问题。本文论述国际垂直专业化对贸易理论的相关拓展，主要涉及狭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纯理论方面。

二、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这种生产环节跨国界垂直分布现象，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有学者注意到，balassa(1967)可能是最早发明“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这一名词的，而findlay(1978)也是较早使用这一术语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理论界的普遍关注，近年来对该问题的研究文献不断增多成为国际经济学等学科领域值得注意的动向。学者们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这一现象，并通过量化方法说明了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度量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与趋势的主要方法包括应用投人—产出表计算出口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比重或进口中间投入占总产出、总投入的比重，以及使用中间品贸易、加工贸易等国际贸易统计数据间接说明垂直专业化贸易的情况。其中较好的方法是hummels等(2001)建立的vs(vertical specialization)指标，即计算出口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价值(vs值)及其占总出口的比重(vs比重)。hunnmels等(2001)计算了10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和4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vs比重，并对整个世界的vs比重作了推算。如图1所示，他们的计算结果表明，近几十年来建立在垂直专业化基础上的国际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1990年他们考察的14个国家(和地区)的vs比重达到21.1%，与1970年相比增长了近30%，1995年达到22.2%，与1970年相比增长了近35%；1990年世界总体的vs比重为21.2%，较1970年增长了约33%，1995年则达到22.7%，较1970年增长了约43%。

 

20世纪后半期以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技术进步、运输与通讯成本降低、贸易自由化等因素。技术进步使生产过程能够分割为不同的阶段，而运输与通讯的发展便利了生产环节分配到不同的国家。关税等贸易壁垒的削减则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及整个世界贸易的增长，因为垂直专业化涉及原材料、零部件、中间产品等多次跨越国界，当世界平均关税水平降低时，散布在垂直贸易链上的不同环节均能享受到贸易自由化的利益，使贸易对关税的反应弹性大大提高。并且，如果关税水平较高时不存在垂直专业化，而当关税下调到某个临界值以下时垂直专业化出现，关税削减就会产生较之临界值1；22：更大的贸易增长效果，这样贸易对关税削减的反应就呈现出非线性的变化，这正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与之后国际贸易对关税不同反应弹性的实际情况。

三、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的起因与模式

在解释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起因与模式的过程中，标准贸易理论主要在两方面得到了拓展：第一，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对象由产品层面深入到工序层面，标准理论中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的划分，扩展为产品间分工与产品内分工的划分；第二，一些学者将产业组织与契约理论的概念纳入贸易模型，出现了产业组织理论与贸易理论相结合的分析框架。

(一)从产品间分工到产品内分工

按照标准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起因的解释，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前提下，解释产业间贸易；另一部分是“新贸易理论”，建立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上，解释产业内贸易。但是，无论是产业间贸易理论还是产业内贸易理论，都暗含着一个前提假定，即作为分工和贸易对象的产品，其全部生产过程在某一国家或经济体内部进行。换言之，主流贸易理论以产品作为基本分工对象，而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假定为不可分割的。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出现和发展，意味着国际分工对象从产品层面扩展到工序层面，产品的生产过程分割为多个生产环节，形成了一个价值增值链条，并在跨国界的不同区位进行分布。与此相适应，贸易理论的研究对象也深入到产品内分工。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考虑的就不只是特定国家在什么样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是在特定产品生产过程的哪个或哪些生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在新贸易理论框架下也同样，为了获取规模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国际分工不只停留在产品层面，通过将具有不同有效规模的生产阶段加以分离并安排到不同的空间场合进行生产，同样可以达到节约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ishii和yi(1997)、卢锋(2004)等认为，与标准贸易理论对贸易起因的解释相类似，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仍然建立在比较优势或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只是这种比较优势或规模经济需要深入到工序层面来考察。

下面以比较优势理论为例，说明国际垂直专业化如何使贸易理论的研究由产品间分工扩展到产品内分工。考虑一个2×2×2的要素禀赋理论模型，即两个国家——资本相对丰裕的a国与劳动相对丰裕的b国，两种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x与劳动密集型产品y，两种要素——资本(k)与劳动(l)。在图2中，aa′与bb′分别表示a、b两国两条等值的等成本线，aa′与bb′的斜率差异反映了两国要素价格的差异，a国劳动相对资本价格较高，b国劳动相对资本价格较低。通过aa′与bb′交点的射线os具有国际分工临界线的经济含义，生产扩张线斜率大于os斜率的产品，生产中资本投入密集度高于os线代表的资本投入密集度，应当由资本丰裕的a国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出口；生产扩张线斜率小于os斜率的产品，生产中资本投入密集度低于os线代表的资本投入密集度，应当由劳动丰裕的b国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在不存在垂直专业化的情况下，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对象是最终产品x、y，按照赫克歇尔—奥林定理(heckscher-ohlin theorem)，a国将专业化生产并出口x，b国将专业化生产并出口y。图2中x0、y0分别为x、y两种产品的单位价值等产量线，显然，a国生产单位价值x产品的成本要低于b国，因为按照b国现行的要素价格，表示其生产单位价值x产品成本的等成本线一定位于bb′的上方；同样，b国生产单位价值y产品的成本低于a国。ox(通过x0与aa′的切点)与oy(通过y0与bb′的切点)分别为x与y的生产扩张线，位于国际分工临界线的两侧。

现在考虑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情况，以x产品为例，假定x的生产可以分割为劳动投入相对比较密集的x1阶段与资本投入比较密集的x2阶段，两个阶段的要素投入比例分别由生产扩张线ox1、ox2表示。x产品的总要素密集度为x1、x2两个生产阶段要素密集度的加权平均，生产扩张线ox上单位价值x产品的实际生产点，可以利用对x1、x2两个生产阶段矢量加总的原理来确定。如图2所示，假定x1阶段的生产扩张线ox1位于国际分工临界线os以下，这就意味着劳动投入相对比较密集的x1阶段应该转移到b国进行生产，这种分工可以带来成本的节约。在这个例子中，国际分工与贸易仍然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但是，分工的对象由不同的产品扩展到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

(二)产业组织理论与贸易理论相结合的分析框架

除了从标准贸易理论出发解释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发生及其模式，还有一些学者将产业组织与契约理论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贸易模型，将贸易与企业组织模式选择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国际垂直专业化研究领域一个新的重要分支。

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实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垂直型国际直接投资，在一体化企业内部完成不同生产阶段的生产并进行企业内贸易；二是进行国际外包，而国际外包又包括通过契约从其他企业获得某种特定投入以及通过现货市场交易购买某种普通投入。”将产业组织理论与贸易理论结合起来的分析框架，主要是应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产权、交易成本、激励系统、委托等有关企业边界的理论，对企业在外包与一体化之间的组织模式选择，或者对契约外包与普通外包之间的选择等问题作出解释，特别是分析企业选择契约外包而不是在一体化企业内部进行生产和贸易的理由。例如，按照交易成本理论，企业的边界依据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原则来确定，而企业内部的一体化生产有利于消除企业间通过契约进行交易的成本；但另一方面，建立在国际直接投资基础上的垂直一体化需要较高的固定投入，外包却可以带来生产成本的节约，因此企业必须在外包带来的生产成本节约和外包契约不完全性引致的交易成本之间作出权衡。

在探索不完全契约下国际外包发生条件的过程中，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进展就是将契约模型并人标准的一般均衡贸易模型，特别是要素禀赋理论模型以及建立在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基础上的垄断竞争贸易模型。与此同时，影响国际垂直专业化形式的多种因素被提出。例如，grossman和helpman(2005)指出了市场厚度的重要性，市场厚度是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当市场越“厚”，即市场上中间投入的生产者或供给者数量越多时，一个独立的最终产品生产企业越容易找到适当的特定投入生产企业，因而企业内部垂直一体化相对于外包交易成本较低的优势被减弱，企业间的交易更具吸引力。再如，antrs(2003)认为，垂直专业化贸易的模式与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以及中间投入的要素密集度有关，并预测一个国家通过企业内贸易进口中间投入的比例是出口国资本-劳动比的增函数。又如，antrs和helpman(2004)指出，企业不同的产权结构和中间投入生产区位的选择与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密切相关，并分析了行业内企业生产率分布状况与行业间特性差异对企业组织模式的影响。

四、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的经济影响

有关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大量文献，除了研究这一现象产生的基础与动因，还分析了其经济效应。在贸易利益方面，与标准贸易模型相比，由于垂直专业化将国际分工的对象由产品层面扩展到工序层面，因而使贸易利益的范围扩大，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国家有可能达到更高的福利水平。而在收入分配方面，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模型在引入产品内分工的前提下，进一步分析了一国内部资本与劳动之间、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报酬的相对变化，以及国家间要素价格差异的变动趋势，其结论较之标准贸易理论更为丰富，更具有不确定性。

(一)对总体国民福利的影响

与标准贸易理论相类似，在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模型中，一般情况下，自由贸易可以带来国民福利的提高。并且，如jones和kierzkowski(1998，2001b)等指出的，与不存在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国际贸易模型相比，垂直专业化扩展了贸易利益的范围。国际分工的细化与程度的加深使得那些在某种产品特定环节生产上具有优势的国家也能从国际分工和贸易中获利，而且可能使原本就从最终产品贸易中获利的国家福利进一步提高。

以图2的情况为例，考虑资本丰裕的a国将x产品生产中劳动投入相对比较密集的xi阶段转移到b国进行的情况。图3反映了当国际分工由产品间扩展到产品内时a国的福利变化，其中两个坐标轴分别表示资本密集型产品x与劳动密集型产品y这两种最终产品的产量和消费量。在不存在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情况下，a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为tt′，自由贸易下的国际比价为pw，a国在q点生产，在c点消费，相应的效用水平由无差异曲线u表示，a国出口x换取y。当a国将x生产中的x1阶段转移到b国时，如上文所述，这种分工符合比较利益原理，可以使x的生产成本下降，与此相适应，a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将外移为了tt″。假定国际比价不变，a国的生产点移到q′点，消费点移到c′点，x的产量上升，y的产量下降，a国达到了更高的无差异曲线u′，国民福利比不存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情况下提高了。

当然，国际垂直专业化扩大贸易利益是一种可能性，是一般性的结论。像在标准贸易理论模型中一样，即使在自由贸易下，贸易参加国的福利也有可能恶化。例如，deardorff(1998a)、jones和kierzkowski(2001b)等指出，如果在发生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后，与图3假设不同，国际比价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发生了变化，那么贸易参加国的贸易条件就存在恶化的可能，其国民福利也就有可能降低。

(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在标准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是较为明确的。根据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一国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贸易，一国国内出口品的价格上升，进口品的价格下降。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当商品相对价格上升时，该商品生产中密集使用要素的收入将提高，另一要素的报酬将下降，这意味着国际贸易将提高一国丰裕要素所有者的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与标准贸易模型不同，关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理论分析缺乏简单一致的结论。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受到了经济发达国家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普遍关注，因为经济发达国家将特定产品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转移到劳动丰裕的发展中国家，被认为会对经济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特别是对非熟练劳动的收入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amdt(1997；1999)、jones和kierzkowski(200la，200lb)、kohler(2003)等的研究表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具有不确定性，具体结果可能依赖于国家的要素禀赋、产出模式、具体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情况以及本国在特定生产阶段的要素密集度等因素。

仍以本文图2、图3的模型为例，amdt(1997)在类似的框架下对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作了分析，指出工资与就业的变动取决于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国家与行业的性质。具体说，如果像图2、图3所示，资本丰裕的a国将出口部门(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x的部门)的劳动密集型阶段转移到劳动丰裕的b国，a国的工资水平会下降；但如果发生垂直专业化的不是a国的出口部门，而是其进口竞争部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y的部门)，a国的工资水平则会上升。”图4描述了后一种情况。假定进行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是y产品部门，同样考虑其生产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劳动投入比较密集的y1阶段与资本投入相对比较密集的y2阶段。在不存在垂直专业化的情况下，a国出口x，进口y，国内要素比价为w／r，出口部门与进口竞争部门的生产扩张线分别为ox与oy。考虑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情况，a国将y生产中劳动投入较为密集的y1阶段转移到b国，国内y的生产只剩下y2阶段，在w／r的要素比价下y部门的生产扩张线变为oy2。仍然假定发生垂直专业化后商品比价不变，而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使y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表现为单位价值等产量线了。内移为y′)，这将使y的产量提高，要素价格比也将随之调整。如图4所示，新的均衡要素比价为(w／r)′，相应的等成本线同时与x的单位价值等产量线x0与移动后的y的单位价值等产量线y′相切。显然，(w／r)，线比(w／r)线更陡峭，意味着劳动相对于资本的价格上升，收入分配发生了有利于劳动的变化。当然，这会使两部门的资本-投入比例发生变化，两部门的生产扩张线分别变为ox′与oy2′。

如果将图4中纵轴的资本不仅理解为物质资本，而且也包括人力资本，横轴的劳动则可代表非熟练劳动，那么上述关于劳动与资本之间收入分配的分析，也可以推广到非熟练劳动与熟练劳动之间。不同学者的研究同样表明，从理论上分析国际垂直专业化对非熟练劳动收入的影响，结论是不确定的。

标准贸易理论在考察国际贸易对要素价格的影响时，还有一条重要的结论是在各国要素价格存在差异，并且生产要素不能通过国际间自由流动来实现最佳配置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可以替代要素流动间接实现世界范围内资源的最佳配置，这就是所谓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在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模型中，学者们也探讨了垂直专业化能否促进各国要素价格趋同的问题，但结论与标准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相比仍然表现出较强的不确定性，jones和kierzkowski(2001b)认为结果依赖于国家间要素禀赋比例的差异程度，deardorff(1998b)则认为关键在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发生后不同生产环节的要素密集度与生产分割前技术的对比。

五、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贸易的快速发展，是经济全球化最明显和最常被引用的证据。而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贸易的盛行，是世界贸易增长的重要原因，也是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高潮的一个新的显著特征。当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被拆分为多个环节并散布于不同国家(地区)进行时，国际贸易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家(地区)之间越来越多地就特定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进行专业化分工，国际分工与交换由产品层面扩展到工序层面。并且，由于垂直专业化涉及原材料、零部件、中间产品等多次跨越国界，贸易壁垒削减的影响被放大，世界贸易量因此得到了迅速增长。

近年来，对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研究文献不断增多。这些研究的内容与标准国际贸易理论相似，主要集中在分析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发生的动因、模式，以及这一现象对国民福利、收入分配的影响等方面。但由于研究对象由产品间分工深入到产品内分工，因此标准贸易理论在研究范围、方法与结论等方面都得到了拓展。

第8篇：国际贸易的要素范文

一、战后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

战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格局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比重迅速上升；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部分；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工业国传统的“出口制成品，进口初级产品”的贸易形势逐渐变化，出现了大量的同一产业内既有出口又有进口的产业内贸易；跨国公司空前发展，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成为工业国总贸易量的主要组成部分。

二、针对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反思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指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核心内容，以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基础，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以比较优势为基础进行自由贸易，可以实现贸易双方的利益双赢。因此其主要在于解释产业间贸易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与贸易。所以不能或不完全能解释国际贸易中的新变化，必然会引起对传统贸易理论局限性的重新思考：

首先，传统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之间的差异和要素禀赋的差异来解释贸易，强调国家间的相似性与贸易量之间的反向关系，即国家间差异越大，产生贸易的可能性越大，即贸易更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显然不能解释二战后要素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其次，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各国应当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进行生产与贸易，即所交换的应当是要素密集度不同的产品，应当是产业间的贸易。然而，实际的贸易构成中却包括大量的要素密集度相似的同一产业内的双向贸易，即产业内贸易。此外，当人们将注意力转向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及由此引起的公司内贸易时，就会进一步发现传统理论的不适应性，期望有一种考虑了公司行为的贸易理论。

因此，为了能对国际贸易的新变化做出科学的解释，需要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补充与发展，促成了新贸易理论的产生。

三、新贸易理论的产生与假设前提

新贸易理论主要是指二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解释新的贸易现象而产生的一系列国际贸易理论学说。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迪可西特、克鲁格曼、赫尔普曼、斯宾塞和布兰德等。其中最主要代表人物是克鲁格曼。以下对其假设前提进行介绍。

传统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产物，是以一些严密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主要包括：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各国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不变、模型分析的是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要素，即2×2×2模型。但新贸易理论认为正是这些前提不符合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使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应当放宽并建立更符合现实的前提假设：

1、引入产业组织理论，市场结构假设转变为更符现实的不完全竞争。

2、规模报酬不再是不变的，而是递增的。

3、传统的2×2×2贸易模型过于简单化，新贸易理论改为J×N×M模型。

4、放弃赫克歇尔-俄林关于贸易国在获得生产技术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不同国家获得技术的可能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在建立了更符合实际的前提假设后，打破传统贸易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两个关键假设后，为解释贸易动因与贸易基础开辟了新的源泉，新贸易理论得以发展壮大。

四、新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与特征

1、新贸易理论对贸易动因与贸易基础的解释

产业内贸易、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与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的主要现象，新贸易理论认为这是因为产生国际贸易的动因与基础发生了变化，不再仅仅是因为技术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带来了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供给、需求、技术差距论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动因与基础。

(1)从供给角度：揭示了规模经济性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企业的垄断竞争行为成为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与基础。1977年,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建立的D-S模型,阐述了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和企业生产规模经济的两难冲突问题。在具有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企业倾向于扩大生产规模，对生产者来说,产品差别越少越好;而消费者则要求产品要具有多样性,即产品差异。国际贸易可以解决这一矛盾：各国专业化大规模生产具有某一方面差异的同种产品并进行贸易，既利用了规模经济性获得比较优势，又满足了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需求。

克鲁格曼看到了D-S模型解释贸易问题的潜力，首先将它应用到国际贸易分析中，建立了规模经济理论，即一个由规模经济引致贸易的模型。通过采用张伯伦垄断竞争分析方法，得出结论为：贸易并不需要是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而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获取规模经济的一种途径。国际贸易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形成一个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厂商可以打破单一狭小的国内市场限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产品销售市场,并从别国进口其它差异性产品,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综上所述，关于贸易发生的原因,新贸易理论从供给角度分析,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规模经济就成了引起专业化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即使各国的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都一致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差异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并且国家间的差异越大，产业间的贸易量就越大，而国家间越相似，产业内的贸易量就越大。

(2)新贸易理论还强调需求因素对贸易产生和贸易结构的影响。从需求角度进行探索,填补了贸易动因研究视角上的一大空白。瑞典经济学家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论，将需求与产品差异结合起来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他指出,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者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就是一国的代表性需求。生产者只有专门生产代表此水平的商品才有可能达到规模经济,因此,一国应集中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出口该产品,并从与本国收入水平相似的其他国家进口相似产品,以满足本国其他收入水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该贸易理论表明,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上产生,因此收入水平越相似,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越多。

(3)技术差距论以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为分析前提，认为技术差距和模仿时滞决定了现实的贸易格局。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运用技术创新理论修正了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提出了技术差距理论。该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时，即是著名的生命周期理论。同时也可解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即使两个发达国家在技术开发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所开发出的技术与产品仍会有差异，从而促成国际贸易的产生。因此技术水平接近的国家会因为追求产品的差异性而产生贸易。从而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

2、在贸易政策方面，两个论点——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的提出

传统的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框架下，完全竞争市场是最具效率的市场，任何干预只会带来效率损失。因此传统贸易理论强调自由贸易的重要性。

新贸易理论则认为现实中市场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因此提出了两个干预贸易的论点-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外部经济论认为，一些具有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可以通过知识外溢为其他部门带来收益，即产生了有益的外部经济性。政府则应该对这些产业进行扶持，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以上述两种理论为基础，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即应当对对本国经济有重要促进作用的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补贴。如日本80年代中期从美国手中夺得半导体产业的控制权，就是战略性政策使用的结果。战略性政策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贸易政策有重大影响力，同时，也影响了欧洲联盟条约的内容。

3、新贸易理论提出了参加贸易并不总能得到利益的论点

传统贸易理论并未对国际贸易的福利效应作专门分析，因为其理论的结论是按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对各国都有利益，贸易利益来源于专业化生产效率的提高。新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优势，还来自于：规模经济性、增加了不完全竞争产业的竞争程度、增加了产品的差异性等。同时，新贸易理论指出，尽管存在着潜在贸易得益，但不完全竞争市场同时也产生了风险，使一国经济有可能不仅无法利用潜在的贸易得益而且实际上遭受损失。当贸易使得本国以递增规模生产的行业和高度垄断的行业收缩，而带来的其他利益不足以弥补这种收缩带来的损失时，贸易使本国受损，这说明，参加贸易并不是总能得到利益。

4、新贸易理论开始注重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将贸易与投资问题孤立地进行研究。经济全球化使人们认识到贸易与投资实际上是厂商国际化经营中的不同选择方式，出口或到东道国建立基地所需考虑的因素实际上是相似的，国际贸易可以看作是以商品为载体的要素的国际流动。二战后跨国公司成为国际经济生活的主要载体，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故一些学者开始将贸易与投资置于统一框架中进行研究，注重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也是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

第9篇：国际贸易的要素范文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三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三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三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一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三种可以归纳为一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零；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一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一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一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三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二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一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四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一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二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三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一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一致，二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二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四，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一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