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治理的基本对策精选(九篇)
第1篇：通货膨胀治理的基本对策范文
这次通货膨胀基本原因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政府滥发金元券，采取了恶性通货膨胀政策，用发行贷币的办法搜刮民财打内战，维持其腐败统治。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物价仍然上涨的基本原因。另一方面，在1948年12月1日开始发行人民币的最初一年里，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人民政府的财政支出、军费支出大增;而且生产又因为战争遭到破坏，少数不法分子囤积居奇，哄抬物价，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新中国人民政府正确的领导下，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经济措施，统一财经工作，整顿经济秩序，打击不法商贩，尽快组织恢复生产，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制止了持续了长达十二年之久的通货膨胀。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通货膨胀
1、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通货膨胀：50年代，由于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1958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刮共产风和浮夸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瞎指挥，追求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生产连续下降，财政出现虚收实支。1958年到1960年，财政累计赤字高达169、4亿元。银行系统采取全额信贷，需要多少，贷多少，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贷，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都可以贷。出现指山买柴，指水买鱼，划地为矿的怪现象。基建规模过大，财政连年赤字，导致银行信用大膨胀。政府采取纠正左的错误思想的政策，并实施调整经济比例，压缩基建战线，控制贷币投放的经济方针，通货膨胀很快得到治理。具体采取的措施是：⑴大力压缩预算内、预算外基本建设投资规模;⑵对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等措施;⑶大量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⑷严格控制财政管理，压缩财政支出;⑸控制贷币发行，组织回笼贷币。一直到1963年，国民经济有所好转，物价有所回落，经济秩序基本恢复。
2、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通货膨胀：这个时期属于隐蔽性通货膨胀虽然物价很稳定，贷币发行增长比例不是很大，但商品供应匮乏，上百种商品采取凭票限量供应，实际的黑市价格往往高于国营价好多倍，再加上经济建设中左的思想影响，使基建战线拉的过长，财政19741976年连续赤字，贷币流通再次出现大的波动，直到改革开放前一直未得到根本改善。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
1、1979年1980年的通货膨胀：这个期间出现的通货膨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经过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破坏后经济恢复较快，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上升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农业实现了连年大丰收。同时为了调动农民和企业的积极性，在改革的第一年，国家首先提高了过低的农付产品收购价格和8类付食品的销售价格，放开了小商品价格，客观上增加了财政支出，财政连手出现赤字;第二，为了调整过去压低消费水平的情况，适当提高广大群众的收入水平，积极扩大就业，扩大了社会需求;第三，1979年以来新建项目规模大，周期长，技术新，投资大，这些在建项目不能马上完工。这就导致了1980年明显的物价上涨，零售物价指数高达6%。为了抑制物价继续上涨，克服面临的通货膨胀，在适当紧缩需求的同时，重点从改善商品供给入手。压缩了基建规模，减少了财政赤字，控制了贷币发行，同时着重改善供给。就是在国民经济计划和信贷计划规定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增加贷款支持日用消费品生产，增加农产生产资料和农村建筑材料的产量，加强重工业服务方向结构的调整，通过调整，既搞活了经济，满足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又基本上控制了贷币供应量过剩的问题。
2、1984年1989年的通货膨胀：这次通货膨胀较为严重，1984年物价开始上涨形成基建投资、消费基金和信贷规模严重失控。1985年和1987年被迫采取全面紧缩的宏观政策，但是在物价上涨刚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又放开了贷币发行的闸门，这一放便不可收拾，1988年1989年物价上涨猛增到18.5%和17.8%，1988年，银行现金净投放高达679亿，储蓄存款余额大幅度下降，商品市场出现抢购风潮。这次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的持续过热增长与物价改革不适当的宣传造成的。1984年199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累计达到24120亿元，占同期国民收入34.9%，年均增长率为18.5%，超过国民收入增长率近一倍，固定资产投资过大导致了银行贷款的猛增和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1984年1990年现金发行，贷款数量平均每年递增26.6%和23.8%，而同期的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平均为9.3%和9.5%。1984年1990年财政累计赤字高达575.6亿元。信用膨胀使社会总需求不正常扩大，而且巨额财政赤字使政府大量向银行透支和借款，进一步推动了物价上涨，加剧了通货膨胀。在投资需求膨胀的同时，也出现了消费需求膨胀，1984年1990年，职工工资总额平均每年增长17.9%，在个人消费基金增长的同时，集团消费也大幅度增加，1984年1990年间，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平均每年增长18.8%，消费需求膨胀。1985年我国实行了全面紧缩的贷币政策，以后又相继采取了紧中有松，紧中求活等政策措施，1989年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实行紧缩的贷币政策与紧缩的财政政策，使通货膨胀得到抑制。
3、1993年下半年1997年的通货膨胀：1993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过热，零售物价水平上升13、4%，1994年零售物价指数竟高达21.4%，成为历史上最高的物价涨幅，1995年以来，在行政限价和财政补贴的情况下，上半年零售价格指数仍为113.3%。下面对其特点、成因及治理进行分析：
(1)通货膨胀的特点：、物价上涨的时序呈现结构性。1993年下半年出现的通货膨胀与1984年1989年期间出现的种类价格同时全面上涨不同，表现为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快，1994年主要表现为付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影响总量不平衡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地表现出来，压总量与总需求已经很难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而1984年1989年的通货膨胀表现为投资消费需求双向膨胀，只要控制总需求通货膨胀很快得到抑制。1995年以来，通货膨胀出现了一边压需求，一边日用品，食品价格上涨，结构性矛盾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等深层次矛盾突出。、居民的消费心理日趋成熟，承受能力逐步增强，没有出现盲目抢购商品风潮，居民能较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支出，有选择性地购买商品。
(2)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成本上升推动物价上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工资奖金增长过快，导致劳动力成本提高，由于工资的刚性，生活资料价格由于通货膨胀上涨，导致工资作为劳动力的价格也不断上涨。第二，能源、原材料、交通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导致加工企业产品成本上涨。上涨了价格的产品作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再投入生产，反过来又推动产品价格上涨，这样周而复始，循环推动，形成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第三，税制改革加重了部分企业部分产品税务负担，提高了企业与部分产品的成本费用;第四，汇率并轨导致进口产品成本上升，进而推动物价水平上涨。、需求过度膨胀，贷币超量发行。1993年以来，由于开发区与房地产热，1993年下半年出现过热增长，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率高达38.7%，1993年固定资产计划投资8000亿元，实际发生11800亿元，1994年计划投资1300亿元，实际投资达到15926亿元。同时总需求过度膨胀导致贷币供应超量，1993年贷币流通量高达5865亿元，比上年增长35.3%，导致贷币贬值，物价上涨。、经济结构性失调，导致通货膨胀：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失衡，农业发展滞后于工业，工业中基础工业的发展又滞后于加工工业，加工工业的产业结构又不适应消费结构的发展。物价涨幅最大的是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产品和农产品，使其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在二元经济格局下，我国各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发展不平衡，这些结构性矛盾都是引起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国有企业改革步履艰难，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困难重重，形成倒逼机制，企业亏损不破产，贷款不偿还，市场竞争力差，效益下滑。同时，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了维持企业的生存，银行又不得不给企业贷款。、新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超过市场承受能力，1994年价格改革、税制改革、金融改革、工资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相继出台，在经济生活中引起连锁反映，影响到商品价格上涨。
(3)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综合治理，由于导致通货膨胀既有总需求膨胀的原因，又有成本上升推动与结构失调方面的原因，治理通货膨胀既要控制需求，防止收入超分配，又要改善供应，调整产业与产品结构，优先发展农业及能源等基础与瓶颈产业，通过贷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等的相互配合，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结构上的平衡。、深化改革，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治理我国的通货膨胀。通过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效益。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和完善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才能从深层次上解决导致通货膨胀的问题。、注重使用经济手段，此次通货膨胀是在由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产生的，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快速、健康的发展，政府采取了软着陆的方式，实行适度从紧的贷币政策并辅之以稳健的财政政策、利率、汇率、税收、外汇等手段相互配合，1997年通货膨胀得到了治理，软着陆取得了成功。
第2篇：通货膨胀治理的基本对策范文
一、理论准备并达成共识阶段（1979年至1986年）
由于这一阶段正处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经济运行及政策的制定尚处于探索阶段，理论界的思想认识尚处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因此，此阶段的文献具有非常浓烈的意识形态烙印，价值取向明显。厉以宁（1979）、陈观烈（1980 ）、陈朝高（1986）等从不同侧面总结和介绍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历史、现状、原因、治理经验及对策等，对引进西方的通货膨胀理论起到了重要贡献。而同一时期，朱婉娟（1981 ）、甘士杰（1982 ）、李晏墅（1986 ）等学者则着重介绍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的通货膨胀问题。
这一阶段，对于通货膨胀是否存在于社会主义中国引发了学术争论。王启人（1980）撰文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存在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提出“通货膨胀问题既不是‘根本不存在’，也不是‘无法避免’的，而是存在着出现的可能性”；戴园晨（1981）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产生通货膨胀，是由于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社会化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有效地制止通货膨胀”； 贾克诚（1981）得出结论：“从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际情况看，通货膨胀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不仅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而且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 ；对于通货膨胀的研究和争论使得理论界逐渐形成了共识：即通货膨胀问题不是制度选择问题，它普遍存在于纸币流通的国家，不仅存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为我国通货膨胀理论研究解放了思想束缚，从此，通货膨胀问题研究进入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崭新阶段。
二、对我国通货膨胀现象初次探索（1987年至1991年）
理论界关于我国通货膨胀现象的客观存在性达成一致意见后，针对我国通胀问题的研究文献数量明显增加，尤其是1988年前后我国发生了显著的通货膨胀现象，更是将通胀问题的研究推向了第一个高潮。可以说，1987年至1991年国内关于通货膨胀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和总结是理论界对通货膨胀理论认识逐渐深化并将通货膨胀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在此期间，学术界针对当时我国通货膨胀问题的原因、对策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关于通货膨胀原因方面的研究。何道峰等（1987）认为我国近年发生的温和性通货膨胀是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并提出了当前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是现存的企业制度问题；姜作培（1987）认为通货膨胀是多种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需求牵动式、成本推进式、结构影响式和累积突发式4种，而每一次的通货膨胀都与现实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条件密不可分，他认为当前的通货膨胀主要由目前的体制模式转换造成；宋运肇（1989）则从企业、政府和银行的经济行为方面分析了当时国内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汪明（1989）尖锐地指出：“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应量失控，而根本原因除体制方面的问题外，主要是决策层的指导失误”；樊纲（1990）建立了简单的总量模型系统分析了当时国内通货膨胀三个方面的特殊原因及作用机理。
同一时期，理论界也在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试图找到有效治理通胀的途径。有的学者根据我国的国情实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些学者则从国外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中寻求答案。胡运鸿（1987）认为，应该把抑制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并提出应以控制投资规模、压缩信用膨胀等作为主要措施；关梦觉（1988）和朱刚（1991）从价格机制方面探讨了对策，郭爱萍（1988）从经济环境治理方面进行了讨论；金妍祖（1988）和孟宪民（1988）则建议从利率杠杆方面对当前的通货膨胀问题进行调节，黄爱民（1989）和罗隆渭等（1989）认为要抑制我国通货膨胀，必须从经济诱因和非经济诱因“双管齐下”进行治理，必须“硬”“软”兼施。可见，国内学者对于通货膨胀的认识逐渐从宏观定性方面向具体政策工具实施方面转变，研究成果的可借鉴性和可操作性大大提高。而王赞桔（1987）、贾渠平（1989）、丁浩金（1991）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巴西、南斯拉夫、日本、南朝鲜、美国、台湾地区、苏联等国家和地区治理通胀的措施和经验进行了总结，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和对策。
三、通货膨胀问题引发的新一轮论争（1992年至2000年）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但同时也造成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过猛与金融持续混乱的局面，从而最终导致了1993-1995年的通货膨胀。虽然此次通胀随着1996年我国实现经济的“软着陆”而告一段落，但学者围绕此次通胀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仅以中国期刊网文献为例，此间有关通货膨胀问题研究的文献超过了3000篇。国内经济学界众说纷纭，展开了新一轮关于通货膨胀的论争，争论焦点主要集中于：一、此轮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二、通货膨胀是不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三、通货膨胀是不是不可避免？四、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五、抑制通货膨胀是不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
通货膨胀原因的追究一直是学界热议的焦点。陈越（1994）、光（1995）等认为近期通货膨胀是供给方面成本推进型；樊纲（1993）、王利民（1993）等则认为此次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投资需求和公款消费需求膨胀；吴敬琏（1994）强调通货膨胀总是因为货币发行过多造成；刘迎秋（1994）认为我国通胀问题的深层原因是经济体制问题。刘永生（1995）认为此轮通货膨胀是由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针对其他焦点问题的论争，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观点和主张认为，这次物价上涨不能算作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在经济发展时期通货膨胀难以避免，适度的通货膨胀能刺激经济，抑制通货膨胀会阻碍经济发展；另一种观点和主张认为，这一轮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在经济发展时期通货膨胀并非不可避免，通货膨胀不能促进相反会阻碍经济发展，抑制通货膨胀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应该说，对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对策等方面的论争较80年代有了明显的进步，学者不仅全面总结了80年代的通货膨胀现象（左大培，1992），也对最近两次通货膨胀现象进行了比较分析（徐连东，1994）；诸多学者开始深入研究各种经济现象与通货膨胀的深层关系，如体制、外汇储备、农业、外资等与通胀的关系。关于通货膨胀理论的争论以及该理论在我国实践中应用的不同见解带动了我国理论界及决策层对于通货膨胀治理方面的研究，为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四、通胀研究逐渐走向深化和实证化阶段（2001年至今）
通过前两次的理论研究，这一阶段的通货膨胀研究无论从研究的领域、内容、对策，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研究从过去经验的积累和总结认识基础上，加强了对通胀风险的防范。曾志刚（2001）、梁崧（2001）、庞莹（2002）等从不同角度对未来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及其风险进行了分析和预测；黎春（2001）、黄燕（2004、2006）等则着重研究了通货膨胀的测试问题；在研究的方法上，多学科分析方法和计量分析技术的广泛运用是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高波等（2001）将信息经济学中信息不对称分析方法应用于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研究。张三（2002）从我国通货膨胀的现实表现及其危害入手，分析了生态经济平衡的含义、基本要求及其失衡的原因和后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生态经济大系统范围内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建议。袁立华（2005）则在分析通货膨胀现象时运用了心理学研究方法，他认为“因心理原因而产生的对物价上涨预期的偏离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并提出“采取心理介入手段不失为预防和控制通货膨胀的一种有效选择”。由于计量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推广和应用，这一时期，我国理论界对于通货膨胀的研究也汲取了这一分析技术（龙如银，2005；赵振全，2006；黄新飞，2007）。
五、小 结
第3篇：通货膨胀治理的基本对策范文
关键词：通货膨胀 原因分析 经验与教训
通货膨胀是影响一国（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经济学界长期以来重点研究的经济现象之一。对于通货膨胀（inflation），经济学界始终没有统一的定义。比较权威的说法是英国经济学家莱德勒（D. Laidler）和帕金（M.Parkin）提出的，他们认为“同伙膨胀是价格持续上涨的一种过程，或者从同等意义上说，是货币不断贬值的一种过程”。
从2007年以来，我国市场物价呈现上涨的态势。特别是2008年1至7月，CPI同比上涨7.7%，创下了1997年以来的最高涨幅。通货膨胀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经济中的突出矛盾。
一、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表现
对于通货膨胀的度量，主要有GDP平减指数（又称缩减指数）、消费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简称CPI)等指标。我国较多的采用CPI来衡量通胀水平。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价格疲软后，2007年以来CPI显著上涨，自7月份突破5%大关后，出现节节攀升的态势，7月至11月CPI分别上涨5.6%、6.5%和6.9%。预计年全年CPI上涨幅度将超过4.5%。
本轮价格总水平上涨最直接的原因是粮食、猪肉、住房和能源等商品价格上涨。并且前期粮食和肉禽蛋价格上涨已逐步传导到下游。在食品的CPI指标体系中，总共包含粮食、肉禽及其制品等16类。食品的这些类别具有 一定的替代性，因此价格上涨相互影响、相互传递，没有明显的高低大小区别。但是，总的来说，猪肉、粮食和食用植物油、肉禽蛋鸡其加工制品价格上涨幅度要高于其他食品价格上涨幅度。
目前，我国出现的物价水平持续上涨、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经济特别是投资过快增长等，说明我国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剖析此次通货膨胀出现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明显、全面通货膨胀的爆发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
关于通货膨胀的原因，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主要有四种类型：需求上拉型、成本推动型、混合推动型、结构性通货膨胀。另外，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通货膨胀的国际间传递也是一国（地区）出现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一）热钱流入，致使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投放
1、进入的原因和途径。利差、人民币升值因素以及我国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带来的利润诱惑，是海外热钱快速进入的重要原因。2008年7月21日银行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为一美元对6.8271元人民币。以此计算，汇改几年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已超过21%。仅套利和套汇就可以让热钱收入超过10%。
2、流入使人民币外汇储备增加，人民币货币投放。人民币目前还不是完全自由兑换货币，更不同于美元是世界主要货币，所以短期内外部资金只进不出使得我国只能在外汇市场上净买入美元，外汇储备不断攀升，意味着外汇占款形式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从2003年开始，央行发行央行票据吸收流动资本，随着票据规模发行的增大，意味着对冲成本不断上升，央行对外汇占款并未进行彻底、全部对冲，只对冲60%，所以仍产生过剩的流动性，结果推高了国内物价水平。可以说，国际热钱的加速流入，是我国通货膨胀的最大根源。
（二）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上涨过快产生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本轮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大幅上涨。这些商品既与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又是工业生产的上游产品。由于这些产品的产业关联度强，其价格会导致诸多产品价格上涨。
我国国内粮食价格在2006年10月以来开始走高，这主要与粮食生产成本增加、消费和加工需求增加、国家市场粮价上涨及国家按最低收购价“托市收购”有直接关系。
国际能源价格上升主要是由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的上涨、国内需求旺盛等引起的。近几年来国际市场上原油、粮食、铁矿石等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屡创新高，成倍上涨。同时我国对石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需求大幅增加，对外依存度很高。因此，国内成品油、食用植物油、化肥、钢材等涨价主要是受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影响，输入型通胀的特征明显。
三、当前我国治理通货膨胀应有的对策
经济学中存在所谓“有多少目标就应该有多少手段”的说法，即在面临多重目标的情况下，为实现目标，必须使用多重政策手段，而且要掌握好度。因此面临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笔者认为为缓和当前的通胀局面应采取“一揽子”措施。
（一）明确控制通货膨胀的首位目标，正确处理经济发展、改革推进和物价稳定三者之间之关系。
在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治理通货膨胀、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应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因此，在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对引起需求扩张和价格上升的改革要积极稳妥地进行；而对于有利于抑制需求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的改革则应加快。
（二）压缩不合理需求和增加有效供给相结合的货币政策。
对于任何通货膨胀而言，货币扩张都是其发生的必要条件。同样，治理通货膨胀，紧缩的货币政策也是必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的变化表明，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因此，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膨胀应是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的基本政策，其具体对策就是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一是对引起投资需求膨胀的预算外资金实行严格的控制，确保投资总规模适度增长；二是坚持平衡财政收支，减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量增长的压力；三是调整政府支出结构，严格压缩和控制消费性支出比例，削减社会集团购买力，抑制消费需求的膨胀；四是建立、健全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等制度，从再分配环节压缩消费需求的膨胀。
（三）逐步调整外贸政策
国际收支顺差是导致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增加，减少贸易顺差自然成为解决货币供给过度的强有力手段，也即要控制出口，扩大进口，并适时适度地促进人民币升值。
在出口方面，加大出口退税的调整力度，在现行税率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大取消出口退税率的资源性、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数量，并相应上调资源税。在进口方面，重点是扩大国内短缺资源、原材料和高精尖设备，因此对这类产品的进口关税可作适当下调。
另外，对我国某些外汇管理制度进行适当改革，逐步放松强制结售汇制度，增加企业与居民外汇持有量，降低因国家外汇储备增加而导致的货币发行量
参考文献：
[1]樊彩跃，中长期保持“高增长，低通胀”面临的主要问题［J］.宏观经济管理，2007（7）
第4篇：通货膨胀治理的基本对策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背景；职业背景；通货膨胀；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类型：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2-0085-08
一、导言：文献综述与评论
通货膨胀是如何产生的？从成因上分析有凯恩斯主义者强调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cost-push)、货币主义者强调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demandpull)、供求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以及结构性通货膨胀（structure inflation）。货币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论战中，规则论者强调通货膨胀的可控性，认为因为短期菲力普斯曲线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在货币供给外生性情况下，央行有控制货币供给的能力，由于动态不一致（dynamic inconsistency theory）以及政治经济周期的作用（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有制造通货膨胀、增加就业和产出的动机，因此建议实施货币政策规则。Rogoff（1985）提出将货币政策委托给既有相机抉择又有灵活性的保守的中央银行家，则事后通货膨胀可以下降。其逻辑关系是在央行独立性、浮动汇率制度背景下，保守银行家决定货币供给，其偏好与通货膨胀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保守中央银行家（中国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偏好，或者说通货膨胀偏差（inflation bias）如何决定？理论上影响偏好的因素很多，比如公众态度（Maier and Knaap,2003；Maier andBezoen,2004）、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来自银行、保险、政府等，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对于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给与的权重（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是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对两者权重不是很明确）、政府偏好对保守中央银行家的影响程度，以及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自身的教育与职业背景等(Belden,1989)。国内外学者从宏观经济角度对通货膨胀已经做出了大量研究，而本研究从微观的角度分析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与职业背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理论基础是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早期所受的教育影响了他们对于通货膨胀危害性的理解和认识，且后天的干中学效应（Learningbydoing）没有改变其对通货膨胀的理解。劳动经济学文献显示，个人教育和职业背景在个人提升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Gildea, 1990；Havrilesky，1990）。而职业背景不仅加深了他们及其所在行业对通货膨胀的理解和认识（如房地产等行业明显喜好通货膨胀），更主要的是他们代表了一定利益集团的利益。
国外学者最早研究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关系的是Belden（1989），他发现，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以投票决定经济政策时，委员的教育和职业背景、目前经济所处的状态等对投票有决定作用。Gildea(1990)、Havrilesky(1991)和Chappell(1995)研究了教育、职业背景和通货膨胀率的关系。Ghlmann和Vaubel（2007）分析11个国家和欧盟1973―1998年的数据，发现：在央行独立、浮动汇率下从最长职业背景考虑，在5%的置信水平内，保险公司背景和中央银行背景委员比政治家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倾向。如果在央行独立、浮动汇率下从所有职业背景考虑，在10%的置信水平内非中央部委部门公务员背景的委员，在5%的置信水平内中央部门背景的委员、银行背景委员和保险公司背景委员，都有负的通货膨胀倾向；在1%置信水平内，中央银行背景的委员也有负的通货膨胀偏好。中央银行背景委员比政治家有低的通货膨胀倾向。在综合考虑了教育背景、最长和所有职业背景、央行独立性与不具有独立性、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制度后，他们发现工会领导人和政治家有通货膨胀倾向，相反，来自保险公司和政府部门的委员比政治家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倾向，尤其是在央行工作的经济学家比一般经济学家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倾向。在央行独立、浮动汇率下，法学专业背景的委员比经济学专业背景的委员有更高的通货膨胀倾向。研究支持了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但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下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存在什么关系，国内尚没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第三部分从国际比较视角研究中国与他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职业、教育背景分布特点；最后给出简要的政策结论。
二、中国实证分析
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背景划分为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法学、工程学和其它，委员有跨学科学位时本文仅考虑最高学位的教育背景（样本中仅2个人存在这种情况）。考虑中国具体现实，且结合国外文献（Gildea, 1990；Havrilesky, 1990），职业背景有两种不同的划分：一是只考虑此人任命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之前最长的职业背景；二是考虑到样本中此人所有的职业背景，且分别赋予相同权重。职业划分为：银行家、保险公司管理者、经济学者、地方政府官员、中央部委官员、企业管理者、农民、中央银行官员。由于中国1997年才开始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调整也不是很频繁，样本选区从1997―2006年，样本区间比较短。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公告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委员的教育、职业背景资料来自新华社播发的个人简历。样本区间以自然年为单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组成年内有调整的以中国人民银行年底公布为准。
1．描述性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第5条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由以下人员构成：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2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1人、 财政部副部长1人、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长2人、金融专家1人；第6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当然委员。条例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由11人组成，但是2000年开始由12人组成，2001年增加为14人，2002年增加到15人，此后一直稳定在14人。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数从1997年到2006年分别是：11、11、11、12、14、15、14、14、14、14。2003年6月，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加强了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主要变化有：增加国务院分管金融业务工作的副秘书长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增加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单位；为更全面、充分反映银行业对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意见，由中国银行业协会代替原来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单位。据认为调整后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从而有利于发挥其货币政策咨询议事作用，有利于货币政策同其它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有利于充分反映社会各方面对货币政策制定的意见。
表1是1997―2006年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教育背景、所有任职与最长任职、年通货膨胀率、年经济增长率、年失业率分布表。从表1可以看出，历年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学历结构中经济学占绝对优势，为56%，各年总体稳定在7人左右，工科背景一直稳定在2人，占15%左右，再次是管理学与法学背景的委员。经济学背景占绝对优势是因为经济学教育的学生毕业后大体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其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相关系数很大，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按规定多由经济金融部门人员组成。从最长任职经历来看，中央部委、银行和央行占前三位。一个显著变化就是：2001年以前，曾长期任职于银行的官员比例很大，36%左右，但是2001年后，有银行经历的官员只占不到10%；相反，中央部委背景的比例从2000年的不到20%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57%。增加中央各部委背景的委员可以使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体现更多宏观经济部门对通货膨胀的反馈，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央行工作背景的官员所占比例从1997年最初设立时候的19%，提高到2002年的36%，最近几年稳定在20%左右。中央部委和央行背景的委员合计占77%。所有职业背景看，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银行管理者居前3位。但是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央部委工作背景的人员比例逐年提高，地方政府工作背景的委员各年基本稳定，银行管理者工作背景的人员逐年下降。所有职业背景和最长职业背景人员变化趋势反映了中国货币政策执行的特点、中国体制的特点以及中国官员的提拔方式，即看重地方工作经验，同时更加注重把握全局工作的能力。
2. 统计分析
Ghlmann和Vaubel（2007）认为，估计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偏好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要区分中央银行是否具有独立性、汇率制度是浮动汇率制度还是固定汇率制度，央行有很强的独立性、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偏好更容易体现在通货膨胀上。他们还认为，即使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货币政策委会委员也有能力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背景对政府提出建议，其对通货膨胀也是有影响的。他们在固定汇率、央行非独立性下对教育背景和最长职业背景的研究表明，在1%置信水平内，法学教育背景人员有正的通货膨胀偏好；在5%置信水平内，地方政府公务员职业背景和银行背景人员有负的通货膨胀偏好。
本文的模型如下：
一些文献认为货币政策影响通货膨胀的滞后期为2～3年（Batini，2000）。Gerlach 和Svensson (2003)认为欧元区为9个月滞后期。王志强（2000）利用1990―1997年的月度数据，证明货币供应量对GDP时滞为4个月，对物价时滞为8个月。卞志村（2004）利用1995年1月―2003年3月的月度数据证明狭义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对GDP滞后时间为7个月和8个月，对CPI滞后时间为3个月和6个月。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在每季度的第1个月份中旬召开例会。如果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或者1／3以上委员联名，可以提议召开临时会议。”因此，正常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每年至少有4次会议，经济政策至少有4次调整的可能，考虑到我国货币政策几个月的时滞，认为在1年研究的样本期内可以不考虑时滞问题。
本文分别讨论教育背景、职业背景（最长）、职业背景（各种职业背景）以及其组合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于样本区间较小，教育背景与最长职业背景的组合、教育背景与所有职业背景的组合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本文不予考虑。
从表2可以看出，法学、工科和经济学教育背景对通货膨胀率在5%置信水平下存在显著影响，经济学的影响为0.81，法学为1.1，工科影响为2.2，文学和管理学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不显著。回归结果告诉我们，虽然总体上这3个学科都有正的通货膨胀偏好，但是相比较而言，经济学背景的委员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偏好，而工科背景的委员则有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偏好，法学背景居其中。这也许是因为偏向文科的委员对通货膨胀有更深刻的学理上的理解。
职业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的回归结果显示，最长职业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中，各变量影响都不显著，即使考虑了经济增长因素后，结果仍然不显著。所有任职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回归不显著，但是若增加经济增长率变量后则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变量和中央部委职业背景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经济增长率的系数为2.2，中央部委背景变量的系数为-0.44，这表明通货膨胀率对经济增长率有促进作用，1%的通货膨胀率导致经济增长率提高2.2%，这也与基本经济理论符合，即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存在。中央部委背景的委员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厌恶，这可能与他们对1989年和1994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的危害记忆犹新，也体现了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更加重视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的理念。这也与Ghlmann和Vaubel（2007）的研究结论一致。
注：**表示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回归结果显示，考虑了经济增长率后教育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货币政策委员会所有任职背景在不考虑经济增长率情况下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最长任职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都不显著。由于篇幅的原因，本文不再列出这些结果。为什么影响不显著呢？Cukierman(1994)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央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都不相关，因此在央行独立性假定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就更不相关了。
还有可能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使得货币内生性增强。据统计，中国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例已经从1997年的41.3%上升到2006年的108.5%。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比例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丧失。中国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见表3。
分析表明，虽然中国央行独立性较差，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业背景（最长任职经历）对通货膨胀没有显著作用，但是从表5可以看出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并不比央行独立性强的国家高。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不存在诺德豪斯所谓的政治经济周期，央行没有利用相机抉择政策制造通货膨胀促进就业的动力。Fuhrer(1997)认为通过汇率安排将本国货币钉住价格稳定国家的货币可以成功地稳定通货膨胀。Mckinnon (2005) 也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通过钉住美元成功稳定了通货膨胀。
三、国际比较分析
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最长任职背景与通货膨胀统计检验不显著，这是由于中国不具备上述分析的一些前提条件。但是正如Rogoff（1985）所说，职业、教育背景对个人的通货膨胀偏好形成是有影响的，理论上与通货膨胀是存在一定相关性的。为此，本文认为进一步的国际比较研究很有必要，尤其是与西方大国中通货膨胀率比较低、宏观经济稳定国家的比较研究。对比中国与美国等12个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教育背景，表4表明总体上经济学背景在各国货币政策委员会中都占最大的比例，其次是法学。在低通货膨胀国家如德国、比利时和瑞士都是经济学教育背景占第一位，法学占第二位，管理学占第三位。在中国、工程专业占第二位，这在各国中是比较独特的。而法国、英国等大国都是法学专业背景占第二位。
从表5可以看出，总体上看、大国来自企业的比较多，货币政策操作可以更好地反映和听取企业意见，而我国来自企业的委员相对较少；小国倾向于央行官员，与国家经济单一、规模较小有一定关系。在低通货膨胀国家，如德国、比利时和瑞士，任职最长职业背景包括：地方政府、央行和企业等。我国为中央部委、银行和央行。美国情况比较特殊，侧重专家学者，法国、德国侧重于企业。中国侧重于中央部委，也反映了中国央行接受政府领导，统一贯彻执行政府经济政策的经济理念。从趋势上看，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和银行背景的官员比例下降，而企业家、政治家和经济学者所占比例增加。而中国如表1所示，中央部委背景的委员比例显著提高，央行背景的官员所占比例也显著提高。
表6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所有任职情况。小国如比利时，丹麦、荷兰和瑞士有央行背景的人员占有绝大部分的比例，这与表5是一致的。大国如德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央行背景的人员都占很大比例，法国中央政府、央行、地方政府背景和经济学者所占比例也是较大的，美国来自经济学者、银行、央行与地方政府背景的人员占前四位，中国依次是中央政府背景、地方政府背景、银行背景和央行背景。因此从国际比较看，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业背景与西方大国分布基本一致，唯一区别是经济学家和企业背景委员所占比例偏少。
四、结论
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劳动经济学理论，即在不考虑外界因素，或者外界因素干扰较小情况下，个人主要依靠自己所受教育和工作经验做出决策。研究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教育背景中工科、法学、经济学与通货膨胀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且工科有最高的通货膨胀倾向，其次是法学，最低是经济学。本文研究同时发现，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最长任职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关系不显著，即使考虑了经济增长率后仍然如此。所有任职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率关系中，中央部委工作背景与通货膨胀率显著负相关。
通过与西方国家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职业背景、教育背景与西方大国有很强的相似性，即委员职业经历结构广泛，既有地方背景，也有中央、企业和银行背景，体现了大国货币政策的特点。
本文还发现，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中经济学者背景和企业背景的委员比例偏少，这不利于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广泛听取不同专家的意见，因为经济学家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往往分歧较大。现有委员组成中没有企业代表，由于我国是“世界工厂”，工业产值占我国GDP很大比例，因此货币政策不能不广泛听取企业的意见。
最后，一个新的趋势是,近年来,我国具有中央部委和央行职业背景的人的比例显著提高。这是我国最近比较突出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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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fla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Background of Monetary Policy Commission Members
LI Yongning WU Lianda
(School of Fina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2.PostGraduate School,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flation and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monetary policy commission members and get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exists strong posi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 inflation rate and the members with law, economic, engineering background, but exists negative relations between civil servant and the inflation rat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shows the sam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background and inflation in structure, but the members with economic and businessman background in foreign countries take up little percentage. Recently, members with civil servant background increase greatly in China.
第5篇：通货膨胀治理的基本对策范文
关键词： 通货膨胀；货币政策；财政手段；金融工具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放缓增长的趋势，特别是自2010年后，我国为缓解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而大量采取一系列激进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弊端性日行显现出来，出现了货币供给过量，市场货币流动出现混乱等情况，加上国内消费者购买水平指数（PMI）上升较快，出现了通货膨胀预期的现象，截止2015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3%，农村上涨1.0%；食品价格上涨1.6%，非食品价格上涨1.0%；消费品价格上涨0.9%，服务价格上涨2.1%。
一、 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含义
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为实现国家经济目标，运用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等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起到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的目的。根据对总产出的影响，货币政策可以分为两类：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一般在总需求和经济低迷的时期使用，其功能是通过提高货币增长速度来刺激需求；紧缩性货币政策一般在通胀严重和经济增长过快的时期使用，其功能是通过减少货币增长速度来降低需求。通货膨胀是指总物价或一般物价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上涨，货币供应畸形增长，出现投资和消费过旺，生产过热等现象。我国一般采用居民消费指数（CPI）作为度量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货币发行量过多。究其深层原因还包括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结构失调、供给不足、预期不当、体制等因素。
二、 我国通货膨胀的现状
市场上，居民主要生活用品和食品以及非食品价格持续上涨是本次通胀的主要表现。其中，食品中包括大米、猪肉、蔬菜等商品价格上涨最具代表性。
货币流动性过剩是引发本轮全面通胀的根本原因。稳定物价水平、防止经济过热是目前我国经济的主要目标。2010年末至今中国人民银行多次运用加息、上调准备金率、人民币汇率升值等货币政策工具，对调节通胀预期压力、遏制物价进一步持续上涨起到一定松缓作用。
由上述图表数据可知，通胀率衡量指标CPI几乎随着央行货币利率调整而呈正相关上下波动，根据SVAR模型，研究货币供给、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得出结论：货币供给的增长会带来物价的上涨，并且滞后4 个月后达到最大效应。
综上，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现状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以堵为主。其次， CPI 和PPI 仍在高位徘徊， 通胀形势依然较为严峻。
三、我国应对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
综合治理。由于导致通货膨胀既有总需求膨胀的原因，有成本上升推动与结构失调方面的原因，治理通货膨胀既要控制需求，防止收入超分配又要改善供应，调整产业与产品结构，优先发展农业及能源等基础与瓶颈产业，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等的相互配合，因此，借此其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打破该行业背后的利益寡头。
动态监控。由于预期通胀率和实际通胀和利率有很大关系，所以预期通胀对当期实际通胀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央行如能调整货币政策来改变通胀预期，则对控制通胀水平有很大帮助。由统计局数据统计可知，货币政策与导致的利率变化对最近的物价波动的影响较大，所以以利率为主的货币政策应该得到广泛使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第一，适度采取宽松政策，总体以紧缩性货币政策为主。目前流动性过剩问题主要归因于外汇长期占款，如果此时政府过多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会造成利率提高，会减少投资，减少消费，导致国民收入的减少，所以政府因为合理利用货币政策，对相关企业降低门槛，环节整体趋势。
第二，放开金融管制。现在民间资本合法化成了国家金融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民间信贷最根本的问题是国家金融机构出于资产安全性的考虑，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体制不完善。所以国家在近两年应当在政府工作中提出完善民间金融市场的目标，降低金融机构的门槛国有银行为了资产的安全，对中小型企业不能提供支持，所以在2011 年底政府相关部门也提出了要完善民间金融市场，适度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增加政府鼓励和支持。
第三，加速产业改革和升级。在我国一二三产业结构当中，还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为主，缺乏新兴的可持续型企业和有广阔前景的朝阳行业，这导致了我国的经济质量水平较低，再加上我国上世纪的人口红利已经接近尾声，如果再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持续下去，会进一步加剧通胀水平，所以政府应引导企业对创新型和高科型企业进行投资。
第四，拓展其他资本市场。由统计数据可知，近年来银行资产大幅扩张，而证券市场资产不断萎缩。长期倒挂的利率水平对证券行业影响巨大，政府应当适合考虑调息，这也是社会各界的广大呼声。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发展证券市场和其他诸如民间信贷等资本市场。
四、结论
笔者认为，要创立和谐稳定、积极向上、统一有序的市场环境，不仅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大基本经济因素上考虑，也需要从国家宏观和个体微观上的角度上进行考虑。
在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人民银行将利率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主要依据，将价格水平稳定在合理的范围内。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增强人民银行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信任度和影响力。在央行保持独立性的同时也要注重和财政部门的协调配合，努力建立长期有效的协调机制，在经济目标、政府债务和金融监管等方面及时进行沟通协调，充分发挥财政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力。随着我国财政收支以及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保持政府的预算平衡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只有保证了财政的预算约束，将政府赤字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保证预算公开透明，才能避免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效果，让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其在调控价格水平中的作用。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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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毅.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16）
第6篇：通货膨胀治理的基本对策范文
【摘要】本文试图从民生角度来分析我国2010年通货膨胀的预期以及可能采取的调控措施,单纯以老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从民生的角度谈通货膨胀的危害与防治,最终结合我国当前形势,分析并尝试提出两种可以治理通货膨胀的思路。
【关键词】民生问题通胀预期通货膨胀
2010年两会上,政府明确指出了我国当下面临复杂经济条件下需要首要处理好的问题,民生问题。可以说这反映了我党一直以来关乎民生,体恤民情的本质。也如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形容的那样,“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政府工作报告中充满了强烈的“民生情怀”,从扩大就业、社会保障到办好教育,从医疗改革、保障住房到农民增收,可以说这是我国首次将民生问题摆在制度政策的层面,给与高度重视。
民生问题其实就是老百姓的福利问题,不同于对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的研究,民生问题更加关注于人口数量大、人均收入低的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这部分人的福利代表了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如何切实解决百姓的收入增长,有效就业,福利医疗,住房保险等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其实就是处理好民生问题的关键。
2009年我国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严重,国家在通过出台一些救市政策在成功应对经济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经济结构亟需改善,通货膨胀预期陡增,内需增长动力不足等等一系列挑战需要合理且有效的应对。这些挑战的提出无疑给民生问题的解决增加了难度。在这一系列问题中,通货膨胀的问题与民生问题联系最为紧密,2010年通货膨胀的预期与发展究竟如何影响民生状况,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哪些政策来治理可能到来的通货膨胀以保障民生,将成为本文研究的主题。
1通胀预期及主要诱因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最大外汇储备国,我国2010年的高通胀预期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我国政府相当重视新一年的通胀走向,因为经济回暖时期的通货膨胀很可能会因为调控不当而导致经济滞涨(stagflation),造成“双谷式”衰退。政府明确指出试图控制新一年CPI指数上涨率为3%,做出温和通胀的预期。那么这里简单梳理一下2010年我国高通胀预期的原因。
1.1货币投放量扩大
在经济市场中,货币投放量增大主要加强了金融市场的流通性,货币数量的增加直接带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投放货币的同时,若货币供给速度大于了潜在经济增长率(即真实利率),就会对商品价格产生一个较强的拉动作用。这个拉动作用对价格的影响相对经济增长峰值有一个时间上的滞后期,国际经验为3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是半年至1年[1]。去年我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高达9.58万亿元,助推M1,M2达到了十年的高点,截至2010年2月,我国M2总量达到近40万亿元人民币[*]。2010年我国仍处于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阶段,4万亿投资项目后续资金需求刚性,那么货币投放量很难强制压缩,于是由于宽松信贷而产生的流通性过剩的通胀压力持续显现。
1.2资产泡沫的不良预期
当货币超量发行涌入经济市场的时候,实际增长率为市场可以健康消化的部分,其余则成为过剩的流通性压力。2000-2008年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长率为17.1%,实际经济增长率为10.3%,而居民价格指数上涨2.4%,那么超出实体经济需求的货币供给量为4.4%,由于这些剩余货币大量被房地产、股市等资产渠道吸收,故没有对物价产生压力。同样,2009年由于宽松信贷政策,货币供给量增长27.7%,而实际经济增长为8.7%,房地产与股市等资产市场吸收2.7万亿元,相当于货币供给量的6%[2]。而房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对货币的“吸纳”建立在其本身非理性繁荣而产生的资产泡沫化基础上,我国股票市场2009年达到88.58%的涨幅,居全球前列;而房产市场随着房价的飙升而成为投机型投资的热土。这样造成两个效应,第一,硬资产涨价拉动消费品物价上升,使得消费者消费增加,进而促进物价上涨;第二,资产泡沫化预期形成后,大量资金涌出压力增大,提高通胀预期。
1.3输入性通胀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纷纷上涨,我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很可能影响到我国国内消费品价格。这体现出我国2010年通胀的预期表现出多种通胀模式混合的特征。
总体看来,由于去年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的双宽松政策,我国2010年通货膨胀预期很强,加上新年的“翘尾因素”与当下西南干旱造成的粮食大幅度涨价带来的消费预期提升,我国控制CPI全年3%的增长是一项重大而富有挑战的工作。
2通货膨胀对民生的主要影响
温总理在两会前就曾指出“2010年是我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在经济复苏中温和稳健的调控由高通胀预期带来的流通性压力,这意味着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能遏制市场经济复苏的上升状态,那样会使经济再度陷入萧条;其次,保证不发生严重甚至恶性通货膨胀,则是对“民生”的最直接的关怀。
通货膨胀直接危害百姓利益,是“民生问题”的大事,政府试图力保全年CPI增长3%的很重要原因,便是担忧通货膨胀对百姓利益的严重危害。那么,本文便忽视通货膨胀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试图单纯从百姓的角度分析在我国通货膨胀产生后对民生的危害。
2.1收入减少
通货膨胀发生后对百姓最直接的影响在于购买力的降低,当通货膨胀发生时,消费品真实物价上涨的幅度大于百姓手中的名义货币收入增长,那么同样的货币将不再能够购买等同量的商品,百姓的福利受到直接损失。
当通货膨胀发生后,由于政府存在“菜单成本”而不会在短时间内调节税收税点的指标。个人收入所得税是一种递增税种,按照收入多少划分为若干等级,随等级提高赋税额度提升。若假设原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税点为t0,通货膨胀率为π0,实际经济增长即利率为r0,则通货膨胀发生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税点降低为t0/(1+π0-r0),对于百姓来说,原本不需要缴税的一部分人在通货膨胀之后需要承担缴税义务;同理通货膨胀后,原本许多缴纳低额度个人所得税款的民众将被重新划归为高一等级的税收人群,不得不支付更多税款.这样通货膨胀的存在损害了百姓利益,而补贴了政府。
于此同时,企业在通货膨胀之后没有加薪动力,员工反映出对消费变化的迟钝,则整体市场工资上调有一个明显的滞后,那么假设通货膨胀前员工工资为w0,同样假设通货膨胀率为π0,实际经济增长即利率为r0,那么当通货膨胀发生后员工的实际工资下降,w=w0/(1+π0-r0),可以看出来通货膨胀发生后损害了员工利益,即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补贴了企业家雇主。
2.2收入不均
通货膨胀发生使得日常消费品价格发生大幅度提高,日常消费品包括粮食产品与其他生活资料必需品,收入低的人群遭受通货膨胀的损失要明显大于收入高的人群。这里将收入低的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农民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在实际收入没有得到提升的情况下面对刚性需求生活必需品价格提高,则生活福利受损;另一类是农民,虽然农产品价格提升部分补贴了农民收入,但是粮农产品的价格提升远远不足以负担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3]。理由主要因为粮农产品价格上升同时土地成本很快上升,价格传导迅速,使得农药、化肥、农机等农资产品价格上升,农民通过农产品获得的盈利需要对农资产品价格上升进行补贴。我们再从收入角度分析,当通货膨胀到来时,我国物价上涨的同时伴随有资产的上涨,即“双膨胀”状态。就居民收入购成而言,实体经济部门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主要是工资收入,而收入高的人群还会获得资本部门的资本利得。通货膨胀的到来无疑极大加速了贫富收入差距。
2.3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MiseryIndex)于1970年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肯(ArthurOkun)发表,用以代表令人不快的经济状况[4]。痛苦指数的计算方法为:痛苦指数=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按照菲利普斯曲线(PhilipsCurve)的描述,正常经济走动时,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有一个近似替代的关系,此消彼长。当失业率或通胀率其中之一变化时不能够很好的反映民生痛苦的状况,若两个比率都上升,则反映了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的提出其实强调了就业率对于民生稳定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一般来说对于菲利普斯曲线的解释,之所以失业率与通胀率能够存在反向关系的原因在于:存在较高失业率的时候,工人可以选择的其他工作机会较少,所以一般不会很强烈的要求工资上调;同时,较高失业率意味着较低利润率,企业雇主会更有力地抵制工人要求涨工资。[5]
我国当下处于一个混合型通胀预期较高的时期,对于广大下岗人群与广大的毕业生人群来说,失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些大部分的低收入劳动者来说,他们没有任何谈判能力来使得工资额度上升。“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难”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到来,痛苦指数则会显著上升,民生问题受到严重损害。
总结看来,通货膨胀对我国2010年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尤其从百姓的角度,以民生问题为出发点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若发生较严重通胀,在我国当前形势下,百姓的福利会受到更多的损害。那么从民生角度着手,我们就应该准备一些防治通胀的政策,以应对可能到来的通货膨胀,来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3民生角度的政策分析
经典教科书中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有许多方法,根据通货膨胀的起因不同,按照不同经济学流派的解释,主要的政府调控手段有控制货币发行、调整利率、调整汇率等等。本文主要考虑我国现行国情,从民生的角度来探讨各种治理政策对百姓的福利作用,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最能让百姓受益的治理政策,抓住政府以“民生问题”为本的工作重点。以应对如果发生的通货膨胀状况。
3.1利率调整
根据弗里德曼的说法,“通货膨胀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一定是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货物”,在货币主义的理论中认为,实际因素即使对总需求有影响也是不重要的,货币的过度发行是通货膨胀的关键。那么利率政策的效用显而易见,调高利率属于紧缩式货币政策,抑制了流通性,增加了储蓄总量,减少了实际流通货币量,直接的降低了通胀的压力。
然而货币政策需要较长的传导时间,在实际操作中又有很强的信号作用,各国央行都很慎重的加息,因为加息意味着直接对过热经济的“降温”。而当下正处于经济危机的后危机时代,任何直接粗暴的利率调整都有可能打消刚刚兴起的民间资本活动的苗头,扼杀了复苏的经济形势,而产生一种经济停滞的后果。对百姓而言,直接的利率调整则很可能造成紧缩信贷使个体私营企业失去贷款而面临危机,这样将造成的更多失业。所以在治理通胀时,从民生的角度来考虑,不应该首先考虑利率的调整。
3.2汇率调整
传统的汇率思路来治理通胀的方法概括起来应该是这样:人民币升值,可以在降低进口价格的同时,提高出口价格,从而减少出口量增加进口量,减少贸易顺差,进而消除贸易顺差所带来的“流动性输入”,最终缓解通胀压力;其次,人民币升值,进口大宗商品的国际成本实际价格下降,拉动国内其他商品也相应降价,从而抑制输入性通胀。[6]
然而在我国的现行外贸体制下,汇率调整发生了典型的“政策失效”。当前外贸企业不能完全自由的进口国外商品与服务,所以即使人民币升值,对于民众而言,也不能直接享受到进口商品时人民币购买力的提升;相反这样的汇率调整将利益主要补贴给了拥有进口权利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拥有进口原材料权利的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
3.3税收制度
在需求性远远大于供给的情况下,产生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这是增加政府税收,降低居民消费,控制货币流通量,达到通货膨胀的治理。而我国当前形势是由于过量的信贷发行与高企的资产价格而造成的高通胀压力,伴随着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显然通过增加政府税收的手段不仅不能够解决通胀问题,反而会加重民生问题,降低了百姓收入,损害了百姓福利。
3.4可行政策
在讨论了上述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后,发现从民生角度下考量,这些政策在当前我国情况下有着明显的缺陷,那么结合当下我国情况,该如何最好的处理好“防通胀“与”重民生“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思考,给可行的政策提供一个思路。
注重经济结构调整,由于当前我国外贸劳动生产率较低,而在外贸交易中暴露出国内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严重,这些给输入性通胀带来了条件。于是国际原材料成本的提升直接造成我国的其他商品被动提价。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创新产业,加强科技研发与制度研发,力图在新能源与新技术的领域取得领跑。
另一个方面,在民众对2010年通货膨胀预期普遍较高的情况下,政府可以从民心方面对百姓的通货膨胀预期进行疏导,达到“疏导胜于防护“的目的。当前资产泡沫化严重,房地产价格高企是令百姓不安的最大因素,那么出台适当的控制楼市政策,可以很好的安抚民心,稳定通胀预期。同时,政府出面公开宣称力图控制2010年国家CPI增长率3%,维持温和通货膨胀,利用政府公信力让市民安心。有效的避免了消费者因恐慌最近干旱天灾与”翘尾效应“导致的物价上扬而引发的价格预期上升,于是加大消费进而推动了物价上涨的现象。最后政府宣传要通过治理通货膨胀预期来维持新年的稳定,那么在政府的稳健货币政策指示下,民众因为提高储蓄率也可以部分化解通货膨胀危险。
4总结
第7篇：通货膨胀治理的基本对策范文
【关键词】民生问题 通胀预期 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6-00-02
2010年两会上,政府明确指出了我国当下面临复杂经济条件下需要首要处理好的问题,民生问题。可以说这反映了我党一直以来关乎民生,体恤民情的本质。也如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形容的那样,“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政府工作报告中充满了强烈的“民生情怀”,从扩大就业、社会保障到办好教育,从医疗改革、保障住房到农民增收,可以说这是我国首次将民生问题摆在制度政策的层面,给与高度重视。
民生问题其实就是老百姓的福利问题,不同于对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的研究,民生问题更加关注于人口数量大、人均收入低的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这部分人的福利代表了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如何切实解决百姓的收入增长,有效就业,福利医疗,住房保险等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其实就是处理好民生问题的关键。
2009年我国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严重,国家在通过出台一些救市政策在成功应对经济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经济结构亟需改善,通货膨胀预期陡增,内需增长动力不足等等一系列挑战需要合理且有效的应对。这些挑战的提出无疑给民生问题的解决增加了难度。在这一系列问题中,通货膨胀的问题与民生问题联系最为紧密,2010年通货膨胀的预期与发展究竟如何影响民生状况,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哪些政策来治理可能到来的通货膨胀以保障民生,将成为本文研究的主题。
1 通胀预期及主要诱因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最大外汇储备国,我国2010年的高通胀预期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我国政府相当重视新一年的通胀走向,因为经济回暖时期的通货膨胀很可能会因为调控不当而导致经济滞涨(stagflation),造成“双谷式”衰退。政府明确指出试图控制新一年cpi指数上涨率为3%,做出温和通胀的预期。那么这里简单梳理一下2010年我国高通胀预期的原因。
1.1 货币投放量扩大
在经济市场中,货币投放量增大主要加强了金融市场的流通性,货币数量的增加直接带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投放货币的同时,若货币供给速度大于了潜在经济增长率(即真实利率),就会对商品价格产生一个较强的拉动作用。这个拉动作用对价格的影响相对经济增长峰值有一个时间上的滞后期,国际经验为3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是半年至1年[1]。去年我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高达9.58万亿元,助推m1,m2达到了十年的高点,截至2010年2月,我国m2总量达到近40万亿元人民币[*]。2010年我国仍处于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阶段,4万亿投资项目后续资金需求刚性,那么货币投放量很难强制压缩,于是由于宽松信贷而产生的流通性过剩的通胀压力持续显现。
1.2 资产泡沫的不良预期
当货币超量发行涌入经济市场的时候,实际增长率为市场可以健康消化的部分,其余则成为过剩的流通性压力。2000-2008年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长率为17.1%,实际经济增长率为10.3%,而居民价格指数上涨2.4%,那么超出实体经济需求的货币供给量为4.4%,由于这些剩余货币大量被房地产、股市等资产渠道吸收,故没有对物价产生压力。同样,2009年由于宽松信贷政策,货币供给量增长27.7%,而实际经济增长为8.7%,房地产与股市等资产市场吸收2.7万亿元,相当于货币供给量的6%[2]。而房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对货币的“吸纳”建立在其本身非理性繁荣而产生的资产泡沫化基础上,我国股票市场2009年达到88.58%的涨幅,居全球前列;而房产市场随着房价的飙升而成为投机型投资的热土。这样造成两个效应,第一,硬资产涨价拉动消费品物价上升,使得消费者消费增加,进而促进物价上涨;第二,资产泡沫化预期形成后,大量资金涌出压力增大,提高通胀预期。
1.3 输入性通胀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纷纷上涨,我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很可能影响到我国国内消费品价格。这体现出我国2010年通胀的预期表现出多种通胀模式混合的特征。
总体看来,由于去年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的双宽松政策,我国2010年通货膨胀预期很强,加上新年的“翘尾因素”与当下西南干旱造成的粮食大幅度涨价带来的消费预期提升,我国控制cpi全年3%的增长是一项重大而富有挑战的工作。
2 通货膨胀对民生的主要影响
温总理在两会前就曾指出“2010年是我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在经济复苏中温和稳健的调控由高通胀预期带来的流通性压力,这意味着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能遏制市场经济复苏的上升状态,那样会使经济再度陷入萧条;其次,保证不发生严重甚至恶性通货膨胀,则是对“民生”的最直接的关怀。
通货膨胀直接危害百姓利益,是“民生问题”的大事,政府试图力保全年cpi增长3%的很重要原因,便是担忧通货膨胀对百姓利益的严重危害。那么,本文便忽视通货膨胀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试图单纯从百姓的角度分析在我国通货膨胀产生后对民生的危害。
2.1 收入减少
通货膨胀发生后对百姓最直接的影响在于购买力的降低,当通货膨胀发生时,消费品真实物价上涨的幅度大于百姓手中的名义货币收入增长,那么同样的货币将不再能够购买等同量的商品,百姓的福利受到直接损失。
当通货膨胀发生后,由于政府存在“菜单成本”而不会在短时间内调节税收税点的指标。个人收入所得税是一种递增税种,按照收入多少划分为若干等级,随等级提高赋税额度提升。若假设原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税点为t0,通货膨胀率为π0,实际经济增长即利率为r0,则通货膨胀发生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税点降低为t0/(1+π0-r0),对于百姓来说,原本不需要缴税的一部分人在通货膨胀之后需要承担缴税义务;同理通货膨胀后,原本许多缴纳低额度个人所得税款的民众将被重新划归为高一等级的税收人群,不得不支付更多税款.这样通货膨胀的存在损害了百姓利益,而补贴了政府。
于此同时,企业在通货膨胀之后没有加薪动力,员工反映出对消费变化的迟钝,则整体市场工资上调有一个明显的滞后,那么假设通货膨胀前员工工资为w0,同样假设通货膨胀率为π0,实际经济增长即利率为r0,那么当通货膨胀发生后员工的实际工资下降,w= w0/(1+π0 -r0),可以看出来通货膨胀发生后损害了员工利益,即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补贴了企业家雇主。
2.2 收入不均
通货膨胀发生使得日常消费品价格发生大幅度提高,日常消费品包括粮食产品与其他生活资料必需品,收入低的人群遭受通货膨胀的损失要明显大于收入高的人群。这里将收入低的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农民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在实际收入没有得到提升的情况下面对刚性需求生活必需品价格提高,则生活福利受损;另一类是农民,虽然农产品价格提升部分补贴了农民收入,但是粮农产品的价格提升远远不足以负担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3]。理由主要因为粮农产品价格上升同时土地成本很快上升,价格传导迅速,使得农药、化肥、农机等农资产品价格上升,农民通过农产品获得的盈利需要对农资产品价格上升进行补贴。
我们再从收入角度分析,当通货膨胀到来时,我国物价上涨的同时伴随有资产的上涨,即“双膨胀”状态。就居民收入购成而言,实体经济部门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主要是工资收入,而收入高的人群还会获得资本部门的资本利得。通货膨胀的到来无疑极大加速了贫富收入差距。
2.3 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misery index)于1970年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肯(arthur okun)发表,用以代表令人不快的经济状况[4]。痛苦指数的计算方法为:痛苦指数=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按照菲利普斯曲线(philips curve)的描述,正常经济走动时,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有一个近似替代的关系,此消彼长。当失业率或通胀率其中之一变化时不能够很好的反映民生痛苦的状况,若两个比率都上升,则反映了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的提出其实强调了就业率对于民生稳定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一般来说对于菲利普斯曲线的解释,之所以失业率与通胀率能够存在反向关系的原因在于:存在较高失业率的时候,工人可以选择的其他工作机会较少,所以一般不会很强烈的要求工资上调;同时,较高失业率意味着较低利润率,企业雇主会更有力地抵制工人要求涨工资。[5]
我国当下处于一个混合型通胀预期较高的时期,对于广大下岗人群与广大的毕业生人群来说,失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些大部分的低收入劳动者来说,他们没有任何谈判能力来使得工资额度上升。“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难”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到来,痛苦指数则会显著上升,民生问题受到严重损害。
总结看来,通货膨胀对我国2010年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尤其从百姓的角度,以民生问题为出发点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若发生较严重通胀,在我国当前形势下,百姓的福利会受到更多的损害。那么从民生角度着手,我们就应该准备一些防治通胀的政策,以应对可能到来的通货膨胀,来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3 民生角度的政策分析
经典教科书中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有许多方法,根据通货膨胀的起因不同,按照不同经济学流派的解释,主要的政府调控手段有控制货币发行、调整利率、调整汇率等等。本文主要考虑我国现行国情,从民生的角度来探讨各种治理政策对百姓的福利作用,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最能让百姓受益的治理政策,抓住政府以“民生问题”为本的工作重点。以应对如果发生的通货膨胀状况。
3.1 利率调整
根据弗里德曼的说法,“通货膨胀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一定是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货物”,在货币主义的理论中认为,实际因素即使对总需求有影响也是不重要的,货币的过度发行是通货膨胀的关键。那么利率政策的效用显而易见,调高利率属于紧缩式货币政策,抑制了流通性,增加了储蓄总量,减少了实际流通货币量,直接的降低了通胀的压力。
然而货币政策需要较长的传导时间,在实际操作中又有很强的信号作用,各国央行都很慎重的加息,因为加息意味着直接对过热经济的“降温”。而当下正处于经济危机的后危机时代,任何直接粗暴的利率调整都有可能打消刚刚兴起的民间资本活动的苗头,扼杀了复苏的经济形势,而产生一种经济停滞的后果。对百姓而言,直接的利率调整则很可能造成紧缩信贷使个体私营企业失去贷款而面临危机,这样将造成的更多失业。所以在治理通胀时,从民生的角度来考虑,不应该首先考虑利率的调整。
3.2 汇率调整
传统的汇率思路来治理通胀的方法概括起来应该是这样:人民币升值,可以在降低进口价格的同时,提高出口价格,从而减少出口量增加进口量,减少贸易顺差,进而消除贸易顺差所带来的“流动性输入”,最终缓解通胀压力;其次,人民币升值,进口大宗商品的国际成本实际价格下降,拉动国内其他商品也相应降价,从而抑制输入性通胀。[6]
然而在我国的现行外贸体制下,汇率调整发生了典型的“政策失效”。当前外贸企业不能完全自由的进口国外商品与服务,所以即使人民币升值,对于民众而言,也不能直接享受到进口商品时人民币购买力的提升;相反这样的汇率调整将利益主要补贴给了拥有进口权利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拥有进口原材料权利的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
3.3 税收制度
在需求性远远大于供给的情况下,产生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这是增加政府税收,降低居民消费,控制货币流通量,达到通货膨胀的治理。而我国当前形势是由于过量的信贷发行与高企的资产价格而造成的高通胀压力,伴随着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显然通过增加政府税收的手段不仅不能够解决通胀问题,反而会加重民生问题,降低了百姓收入,损害了百姓福利。
3.4 可行政策
在讨论了上述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后,发现从民生角度下考量,这些政策在当前我国情况下有着明显的缺陷,那么结合当下我国情况,该如何最好的处理好“防通胀“与”重民生“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思考,给可行的政策提供一个思路。
注重经济结构调整,由于当前我国外贸劳动生产率较低,而在外贸交易中暴露出国内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严重,这些给输入性通胀带来了条件。于是国际原材料成本的提升直接造成我国的其他商品被动提价。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创新产业,加强科技研发与制度研发,力图在新能源与新技术的领域取得领跑。
另一个方面,在民众对2010年通货膨胀预期普遍较高的情况下,政府可以从民心方面对百姓的通货膨胀预期进行疏导,达到“疏导胜于防护“的目的。当前资产泡沫化严重,房地产价格高企是令百姓不安的最大因素,那么出台适当的控制楼市政策,可以很好的安抚民心,稳定通胀预期。同时,政府出面公开宣称力图控制2010年国家cpi增长率3%,维持温和通货膨胀,利用政府公信力让市民安心。有效的避免了消费者因恐慌最近干旱天灾与”翘尾效应“导致的物价上扬而引发的价格预期上升,于是加大消费进而推动了物价上涨的现象。最后政府宣传要通过治理通货膨胀预期来维持新年的稳定,那么在政府的稳健货币政策指示下,民众因为提高储蓄率也可以部分化解通货膨胀危险。
4 总结
正如同温总理在3月份两会召开前,网上回答民众提问中提到,我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另一个便是通货膨胀。可以说政府早已把通货膨胀现象的预防与治理放在了很高的位置。通货膨胀不仅影响经济的发展,更直接危害民生,损害百姓与劳动人民的直接福利。
我国今年由于高额的信贷发行量,而面临高额的通胀预期,在这样的时候从民生角度考虑通货膨胀如果发生的治理对策,则更显的有实际意义,更为民着想。而文中试图提出的两个治理方案没有利用传统的货币主义学派与古典学派的政策,而是力图从经济结构根本与经济预期民众心理两个方面下手,虽然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措施,但希望能够提供一种较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祝宝良,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时势解码》,经济观察报,2010.3.29.
[2] 文章中数据来源:wind资讯.
[3] 朝洛蒙,中共阿拉善盟党校,《分析物价上涨与民生》,前沿,2008年第12期,p78.
第8篇：通货膨胀治理的基本对策范文
【关键词】民生问题 通胀预期 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6-00-02
2010年两会上,政府明确指出了我国当下面临复杂经济条件下需要首要处理好的问题,民生问题。可以说这反映了我党一直以来关乎民生,体恤民情的本质。也如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形容的那样,“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政府工作报告中充满了强烈的“民生情怀”,从扩大就业、社会保障到办好教育,从医疗改革、保障住房到农民增收,可以说这是我国首次将民生问题摆在制度政策的层面,给与高度重视。
民生问题其实就是老百姓的福利问题,不同于对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的研究,民生问题更加关注于人口数量大、人均收入低的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这部分人的福利代表了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如何切实解决百姓的收入增长,有效就业,福利医疗,住房保险等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其实就是处理好民生问题的关键。
2009年我国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严重,国家在通过出台一些救市政策在成功应对经济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经济结构亟需改善,通货膨胀预期陡增,内需增长动力不足等等一系列挑战需要合理且有效的应对。这些挑战的提出无疑给民生问题的解决增加了难度。在这一系列问题中,通货膨胀的问题与民生问题联系最为紧密,2010年通货膨胀的预期与发展究竟如何影响民生状况,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哪些政策来治理可能到来的通货膨胀以保障民生,将成为本文研究的主题。
1 通胀预期及主要诱因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最大外汇储备国,我国2010年的高通胀预期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我国政府相当重视新一年的通胀走向,因为经济回暖时期的通货膨胀很可能会因为调控不当而导致经济滞涨(stagflation),造成“双谷式”衰退。政府明确指出试图控制新一年cpi指数上涨率为3%,做出温和通胀的预期。那么这里简单梳理一下2010年我国高通胀预期的原因。
1.1 货币投放量扩大
在经济市场中,货币投放量增大主要加强了金融市场的流通性,货币数量的增加直接带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投放货币的同时,若货币供给速度大于了潜在经济增长率(即真实利率),就会对商品价格产生一个较强的拉动作用。这个拉动作用对价格的影响相对经济增长峰值有一个时间上的滞后期,国际经验为3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是半年至1年[1]。去年我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高达9.58万亿元,助推m1,m2达到了十年的高点,截至2010年2月,我国m2总量达到近40万亿元人民币[*]。2010年我国仍处于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阶段,4万亿投资项目后续资金需求刚性,那么货币投放量很难强制压缩,于是由于宽松信贷而产生的流通性过剩的通胀压力持续显现。
1.2 资产泡沫的不良预期
当货币超量发行涌入经济市场的时候,实际增长率为市场可以健康消化的部分,其余则成为过剩的流通性压力。2000-2008年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长率为17.1%,实际经济增长率为10.3%,而居民价格指数上涨2.4%,那么超出实体经济需求的货币供给量为4.4%,由于这些剩余货币大量被房地产、股市等资产渠道吸收,故没有对物价产生压力。同样,2009年由于宽松信贷政策,货币供给量增长27.7%,而实际经济增长为8.7%,房地产与股市等资产市场吸收2.7万亿元,相当于货币供给量的6%[2]。而房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对货币的“吸纳”建立在其本身非理性繁荣而产生的资产泡沫化基础上,我国股票市场2009年达到88.58%的涨幅,居全球前列;而房产市场随着房价的飙升而成为投机型投资的热土。这样造成两个效应,第一,硬资产涨价拉动消费品物价上升,使得消费者消费增加,进而促进物价上涨;第二,资产泡沫化预期形成后,大量资金涌出压力增大,提高通胀预期。
1.3 输入性通胀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纷纷上涨,我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很可能影响到我国国内消费品价格。这体现出我国2010年通胀的预期表现出多种通胀模式混合的特征。
总体看来,由于去年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的双宽松政策,我国2010年通货膨胀预期很强,加上新年的“翘尾因素”与当下西南干旱造成的粮食大幅度涨价带来的消费预期提升,我国控制cpi全年3%的增长是一项重大而富有挑战的工作。
2 通货膨胀对民生的主要影响
温总理在两会前就曾指出“2010年是我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在经济复苏中温和稳健的调控由高通胀预期带来的流通性压力,这意味着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能遏制市场经济复苏的上升状态,那样会使经济再度陷入萧条;其次,保证不发生严重甚至恶性通货膨胀,则是对“民生”的最直接的关怀。
通货膨胀直接危害百姓利益,是“民生问题”的大事,政府试图力保全年cpi增长3%的很重要原因,便是担忧通货膨胀对百姓利益的严重危害。那么,本文便忽视通货膨胀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试图单纯从百姓的角度分析在我国通货膨胀产生后对民生的危害。
2.1 收入减少
通货膨胀发生后对百姓最直接的影响在于购买力的降低,当通货膨胀发生时,消费品真实物价上涨的幅度大于百姓手中的名义货币收入增长,那么同样的货币将不再能够购买等同量的商品,百姓的福利受到直接损失。
当通货膨胀发生后,由于政府存在“菜单成本”而不会在短时间内调节税收税点的指标。个人收入所得税是一种递增税种,按照收入多少划分为若干等级,随等级提高赋税额度提升。若假设原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税点为t0,通货膨胀率为π0,实际经济增长即利率为r0,则通货膨胀发生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税点降低为t0/(1+π0-r0),对于百姓来说,原本不需要缴税的一部分人在通货膨胀之后需要承担缴税义务;同理通货膨胀后,原本许多缴纳低额度个人所得税款的民众将被重新划归为高一等级的税收人群,不得不支付更多税款.这样通货膨胀的存在损害了百姓利益,而补贴了政府。
于此同时,企业在通货膨胀之后没有加薪动力,员工反映出对消费变化的迟钝,则整体市场工资上调有一个明显的滞后,那么假设通货膨胀前员工工资为w0,同样假设通货膨胀率为π0,实际经济增长即利率为r0,那么当通货膨胀发生后员工的实际工资下降,w= w0/(1+π0 -r0),可以看出来通货膨胀发生后损害了员工利益,即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补贴了企业家雇主。
2.2 收入不均
通货膨胀发生使得日常消费品价格发生大幅度提高,日常消费品包括粮食产品与其他生活资料必需品,收入低的人群遭受通货膨胀的损失要明显大于收入高的人群。这里将收入低的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农民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在实际收入没有得到提升的情况下面对刚性需求生活必需品价格提高,则生活福利受损;另一类是农民,虽然农产品价格提升部分补贴了农民收入,但是粮农产品的价格提升远远不足以负担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3]。理由主要因为粮农产品价格上升同时土地成本很快上升,价格传导迅速,使得农药、化肥、农机等农资产品价格上升,农民通过农产品获得的盈利需要对农资产品价格上升进行补贴。
我们再从收入角度分析,当通货膨胀到来时,我国物价上涨的同时伴随有资产的上涨,即“双膨胀”状态。就居民收入购成而言,实体经济部门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主要是工资收入,而收入高的人群还会获得资本部门的资本利得。通货膨胀的到来无疑极大加速了贫富收入差距。
2.3 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misery index)于1970年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肯(arthur okun)发表,用以代表令人不快的经济状况[4]。痛苦指数的计算方法为:痛苦指数=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按照菲利普斯曲线(philips curve)的描述,正常经济走动时,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有一个近似替代的关系,此消彼长。当失业率或通胀率其中之一变化时不能够很好的反映民生痛苦的状况,若两个比率都上升,则反映了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的提出其实强调了就业率对于民生稳定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一般来说对于菲利普斯曲线的解释,之所以失业率与通胀率能够存在反向关系的原因在于:存在较高失业率的时候,工人可以选择的其他工作机会较少,所以一般不会很强烈的要求工资上调;同时,较高失业率意味着较低利润率,企业雇主会更有力地抵制工人要求涨工资。[5]
我国当下处于一个混合型通胀预期较高的时期,对于广大下岗人群与广大的毕业生人群来说,失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些大部分的低收入劳动者来说,他们没有任何谈判能力来使得工资额度上升。“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难”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到来,痛苦指数则会显著上升,民生问题受到严重损害。
总结看来,通货膨胀对我国2010年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尤其从百姓的角度,以民生问题为出发点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若发生较严重通胀,在我国当前形势下,百姓的福利会受到更多的损害。那么从民生角度着手,我们就应该准备一些防治通胀的政策,以应对可能到来的通货膨胀,来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3 民生角度的政策分析
经典教科书中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有许多方法,根据通货膨胀的起因不同,按照不同经济学流派的解释,主要的政府调控手段有控制货币发行、调整利率、调整汇率等等。本文主要考虑我国现行国情,从民生的角度来探讨各种治理政策对百姓的福利作用,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最能让百姓受益的治理政策,抓住政府以“民生问题”为本的工作重点。以应对如果发生的通货膨胀状况。
3.1 利率调整
根据弗里德曼的说法,“通货膨胀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一定是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货物”,在货币主义的理论中认为,实际因素即使对总需求有影响也是不重要的,货币的过度发行是通货膨胀的关键。那么利率政策的效用显而易见,调高利率属于紧缩式货币政策,抑制了流通性,增加了储蓄总量,减少了实际流通货币量,直接的降低了通胀的压力。
然而货币政策需要较长的传导时间,在实际操作中又有很强的信号作用,各国央行都很慎重的加息,因为加息意味着直接对过热经济的“降温”。而当下正处于经济危机的后危机时代,任何直接粗暴的利率调整都有可能打消刚刚兴起的民间资本活动的苗头,扼杀了复苏的经济形势,而产生一种经济停滞的后果。对百姓而言,直接的利率调整则很可能造成紧缩信贷使个体私营企业失去贷款而面临危机,这样将造成的更多失业。所以在治理通胀时,从民生的角度来考虑,不应该首先考虑利率的调整。
3.2 汇率调整
传统的汇率思路来治理通胀的方法概括起来应该是这样:人民币升值,可以在降低进口价格的同时,提高出口价格,从而减少出口量增加进口量,减少贸易顺差,进而消除贸易顺差所带来的“流动性输入”,最终缓解通胀压力;其次,人民币升值,进口大宗商品的国际成本实际价格下降,拉动国内其他商品也相应降价,从而抑制输入性通胀。[6]
然而在我国的现行外贸体制下,汇率调整发生了典型的“政策失效”。当前外贸企业不能完全自由的进口国外商品与服务,所以即使人民币升值,对于民众而言,也不能直接享受到进口商品时人民币购买力的提升;相反这样的汇率调整将利益主要补贴给了拥有进口权利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拥有进口原材料权利的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
3.3 税收制度
在需求性远远大于供给的情况下,产生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这是增加政府税收,降低居民消费,控制货币流通量,达到通货膨胀的治理。而我国当前形势是由于过量的信贷发行与高企的资产价格而造成的高通胀压力,伴随着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显然通过增加政府税收的手段不仅不能够解决通胀问题,反而会加重民生问题,降低了百姓收入,损害了百姓福利。
3.4 可行政策
在讨论了上述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后,发现从民生角度下考量,这些政策在当前我国情况下有着明显的缺陷,那么结合当下我国情况,该如何最好的处理好“防通胀“与”重民生“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思考,给可行的政策提供一个思路。
注重经济结构调整,由于当前我国外贸劳动生产率较低,而在外贸交易中暴露出国内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严重,这些给输入性通胀带来了条件。于是国际原材料成本的提升直接造成我国的其他商品被动提价。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创新产业,加强科技研发与制度研发,力图在新能源与新技术的领域取得领跑。
另一个方面,在民众对2010年通货膨胀预期普遍较高的情况下,政府可以从民心方面对百姓的通货膨胀预期进行疏导,达到“疏导胜于防护“的目的。当前资产泡沫化严重,房地产价格高企是令百姓不安的最大因素,那么出台适当的控制楼市政策,可以很好的安抚民心,稳定通胀预期。同时,政府出面公开宣称力图控制2010年国家cpi增长率3%,维持温和通货膨胀,利用政府公信力让市民安心。有效的避免了消费者因恐慌最近干旱天灾与”翘尾效应“导致的物价上扬而引发的价格预期上升,于是加大消费进而推动了物价上涨的现象。最后政府宣传要通过治理通货膨胀预期来维持新年的稳定,那么在政府的稳健货币政策指示下,民众因为提高储蓄率也可以部分化解通货膨胀危险。
4 总结
正如同温总理在3月份两会召开前,网上回答民众提问中提到,我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贪污腐败,另一个便是通货膨胀。可以说政府早已把通货膨胀现象的预防与治理放在了很高的位置。通货膨胀不仅影响经济的发展,更直接危害民生,损害百姓与劳动人民的直接福利。
我国今年由于高额的信贷发行量,而面临高额的通胀预期,在这样的时候从民生角度考虑通货膨胀如果发生的治理对策,则更显的有实际意义,更为民着想。而文中试图提出的两个治理方案没有利用传统的货币主义学派与古典学派的政策,而是力图从经济结构根本与经济预期民众心理两个方面下手,虽然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措施,但希望能够提供一种较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祝宝良,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时势解码》,经济观察报,2010.3.29.
[2] 文章中数据来源:wind资讯..cn.
[3] 朝洛蒙,中共阿拉善盟党校,《分析物价上涨与民生》,前沿,2008年第12期,p78.
[4] mba智库百科,词条“痛苦指数”,网址:wiki.mbalib.com/wiki.
第9篇：通货膨胀治理的基本对策范文
一、内部经济形势
1、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2、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3、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4、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
二、中国经济政策前瞻
1、抑制通胀
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
2、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四、促进机构调整
由于银根紧缩、人民币升值，以及外部经济体增速下滑等，出口形势将会恶化，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这时，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用于帮助经济增长方式平稳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比如，采取减税政策、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补贴、完善社会保险体系等举措。
五、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如果已经确定了人民币缓慢、渐进升值的方针——尽管笔者不认为这是最佳方针——我们就需加强资本管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取决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当资本管制完全有效时，才谈得上人民币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国自行掌握。当前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
六、改善经济结构
1、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2、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