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精选(九篇)

第1篇：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范文

关键词： 通货膨胀目标制，物价稳定，货币政策，消费价格指数，批发价格指数，核心cpi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际实践

（一）新西兰

1990年3月，新西兰成为第一个正式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自第一次石油冲击以来，新西兰在大部分时间中经历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累积通货膨胀（以cpi为基础的）在1974年到1988年（包括1988年）之间为480%。因此，通货膨胀预期深深地扎根于新西兰社会之中（nicholl and archer，1992），社会危机促成了1989年12月《新西兰储备银行法》（rba）的通过，该法案要求新西兰储备银行“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以实现与维持价格总水平的稳定为经济目标”（在储备银行行长的任期5年内保持0-2%）。政府与独立的中央银行签订的第一个《政策目标协议》（pta）确定了通货膨胀的具体数字目标和这些目标将要实现的日期，在开始时，价格稳定的目标被定义为年通货膨胀率在0-2%之间。在1996年底，区域从0-2%扩大到0-3%。

新西兰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主要特征：（1）政府与独立的中央银行签订《政策目标协议》（pta）；（2）通货膨胀目标制只是在反通货膨胀将要成功地完成之后才开始采用的；（3）价格指数是“基底通货膨胀率”，剔除了利率变化、贸易条件变动、能源与商品价格变化、政府收费与间接税的变化以及由一些其他有较重要影响的价格变化所引起的第一轮冲击；（4）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独特特征是中央银行的责任在不断增强，新西兰政府与中央银行就制度政策目标签订了正式协议，如果没有达到通货膨胀目标，政府有权撤销储备银行行长的职位；（5）通货膨胀目标是一个较窄的区域目标而不是点目标；（6）操作工具为隔夜现金利率（1999年3月以前为拆借利率）；（7）现行汇率为浮动汇率。

除年度报告以外，新西兰储备银行还出版《新西兰储备银行公报》（包括重要的讲话、官方声明和专题文章，大多数文章是署名的）。

新西兰的成功反映了“边干边学”的愿望，以及当局政策调整的成功。使趋势通货膨胀下降，并维持一个低的通货膨胀预期要比把通货膨胀运行紧紧控制在一个狭窄的区域内更加容易，对一个开放的小国尤为如此。

（二）加拿大

1991年2月，加拿大银行（boc）和联邦政府联合宣布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明确承诺降低通货膨胀。促使加拿大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各种不稳定因素是：政府债务与对外负债的急剧增长、政治不确定、货币政策的信誉问题以及间接税的增加所触发的工资－价格螺旋上涨。

加拿大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主要特征：（1）加拿大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不是正式立法的结果，而是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体制也就具有了官方的性质，通货膨胀目标是由政府与中央银行联合决定和公布的；（2）加拿大银行对通货膨胀目标负全部责任；（3）同新西兰一样，加拿大是在降低通货膨胀的实质性进展已经很明显时开始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4）因为它所具有的“整体”性质，由加拿大统计局测量的cpi成为加拿大官方的主要目标变量，同时还应用和公布“核心cpi"（剔除产品、能源和间接税费的影响）；（5）通货膨胀目标被认为是一个区域，而不是一个点目标，中期通货膨胀的目标被确定为逐渐地趋同于长期目标；（6）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过程中，加拿大中央银行运用所谓的“货币条件指数”，即汇率与短期利率的加权平均数，作为信息变量与短期目标；（7）操作工具为隔夜拆借利率区间的中间值；（8）现行汇率为浮动汇率。

通货膨胀目标制增强了加拿大银行对价格稳定的承诺，加拿大银行增加其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努力帮助公众正确地区分价格水平的一次性冲击和趋势通货膨胀，减少了经历一次性冲击传递的风险。通胀目标制可能减弱了而不是增强了商业周期，因为目标区的下限和上限一样受到了重视。

（三）英国

1992年10月，即英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erm）一个月后，英国财政大臣宣布以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英格兰银行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其目的是要提供一个新的名义锚和恢复可信度。《英格兰银行法》确立物价稳定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并指定财政部对物价稳定作出定义（rodgers，1998）。自实行通货膨胀目标以来，英国还没有突破过目标。

英国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主要特征：（1）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时机选择是很成功的，英国经济在1990年、1991年和1992年上半年出现衰退后刚刚开始反弹；（2）价格指数为零售价格指数（rpix）剔除抵押利息支出，负责计算价格指数的机构（国家统计办公室）与评估通货膨胀目标是否实现的机构（英格兰银行）不是同一个；（3）英国原来采用的是一个通货膨胀的目标范围，但1997年5月后，通货膨胀目标开始用一点来表示，两边都设“限”，如果通货膨胀突破目标界限（2.5%+／-1%），那么英格兰银行必须向政府提供正式的解释；（4）目标由财政部设定；（5）操作工具为短期回购利率；（6）现行汇率为浮动汇率。

没有公众的支持，中央银行最终将无法实现目标。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中央银行，非常努力地向公众传达币政策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信息，并解释货币政策操作的原理和策略。《通货膨胀报告》（季刊）首先在英国出现，如今，几乎所有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都采纳了这一形式，它以清晰易懂和图文并茂的风格提供有关通货膨胀前景、中央银行的计划和目标的全面信息。英格兰银行在《通货膨胀报告》（分为通货膨胀率、货币和利率、需求和供给、劳动力市场、定价行为以及通货膨胀预期几个部分）中详细说明英国经济在过去的表现，通货膨胀预测用不确定区间（"扇形图”）来表示，并对通货膨胀率的实际值与预测值进行比较，从而找出通货膨胀偏差的原因；英格兰银行还向公众独立地就与财政部工作人员和财政大臣的常规会议进行通报。英格兰银行的交流方式还包括会议后立即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议，会议两周后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纪要和投票情况，以及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解释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经济性的讲话。为加强责任追究制，一旦通货膨胀偏离点目标1个百分点以上，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就必须公开致函财政大臣，解释目前偏离的原因，计划采取的政策措施，以及预计回到目标路径的时间（rodgers，1998）。此外，季度公告还政策性的讲话和相关研究文章。

1997年5月前，英格兰银行缺乏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财政大臣控制政策工具），只有通过其作出的分析及对公众的规劝来对政策施加影响的，以及设计出与公众交流的独创方法，特别是通过《通货膨胀报告》进行交流。英格兰银行还采用公开论坛和其他途径，来传达其预测、分析，甚至明确的货币政策建议，并规定：英格兰银行只有在报告的内容已经定稿并刊印之后才送交财政部，因而，财政部不会有机会对报告进行编辑或甚至提出修改的建议，从而增加政府反对英格兰银行评估的成本，有助于物价稳定。

（四）瑞典

在放弃瑞典克朗钉住欧洲货币单位（ecu）8周后，1993年1月15日，瑞典中央银行宣布将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其主要特征：把整体通货膨胀而非核心通货膨胀作为目标，增加了瑞典银行向公众提供货币政策解释的负担，同时，还带来了工具不稳定的可能性。瑞典通货膨胀目标由瑞典银行设定，操作工具为回购利率，现行汇率为浮动汇率。

在1997年出版的通货膨胀报告中，瑞典中央银行首次公布了数量化的通货膨胀预测。从1999年6月起，瑞典中央银行开始运用为期24个月的“扇形图”表示通货膨胀预测的不确定性。在这些变化的基础上，瑞典中央银行将其通货膨胀目标制划分为三个阶段（berg，1999）：建立通货膨胀目标制（1993～1995年）、公布显式的通货膨胀预测（1996～1997年）和引入分布预测目标制（1998年至今）。1999年初，瑞典中央银行还宣布：若因短期因素影响出现偏离目标的情况，瑞典中央银行将事先公之于众（heikenstein，1999）。通过对瑞典中央银行法的修正（1999年1月开始生效），瑞典中央银行从政治干预中获得了独立性。新法律将保持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瑞典中央银行不受政府的控制，新成立的执行委员会作为中央银行新的执行部门（heikenstein、vredin，1998）。通过公布执行委员会会议纪要（6～8周的时滞）以及一年至少两次向议会常务委员会提交货币政策的书面报告，进一步加强了瑞典中央银行的透明度和责任追究制。

在短期内，灵活性与透明度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从长期来看，灵活性与透明度趋于互相增强。而瑞典银行认为：公众了解得越少越有利于维持货币政策灵活性。瑞典银行定期发表《通货膨胀报告》，该报告在宣传教育方面的影响力、印发的广泛与经济理念随时间的发展而稳定增长。该报告为瑞典银行向财政政策制定者施加控制财政赤字的压力提供了极好的讲台。

（五）以色列

1985年，由于黎巴嫩战争的大量开支和庞大的社会保障费用给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以色列处于恶性通货膨胀的边缘。1991年12月，以色列在宣布爬行汇率浮动幅度的同时，开始向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转变，并于1997年6月当汇率浮动幅度扩大到28%时，实行完全的通货膨胀目标框架。以色列是在成功地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3位数的通货膨胀率降至15%～20%后开始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头3个年度通货膨胀目标是由财政部和以色列银行共同宣布的，后来由作为政府代表的财政部长在咨询以色列银行之后宣布通货膨胀目标，并由中央银行负责实现目标。在个别情况下，以色列银行认为目标不合适而公开表示保留意见。在最初的3年里，为稳定预期，公布的目标区间非常窄或者只是一个点目标。1994年通货膨胀率高出目标6个百分点后，点目标被2个或3个百分点宽的目标区间所代替。1999年，财政部宣布2000年和2001年两年的目标为3%～4%。以色列是唯一一个在当期通货膨胀率处于两位数时开始确定通货膨胀目标的国家。

以色列货币当局在定义通货膨胀目标时选择使用所有项目cpi，水果和蔬菜这类波动性项目的价格没有从该指数中剔除，抵押贷款利率成本和公寓价格也未剔除。其原理是，价格波动性项目约占消费物价指数的40%，财务和工资合约按所有项目cpi进行指数化仍很普遍。以色列货币当局的操作工具为短期利率。

1998年3月，以色列银行第一次公布通货膨胀报告，但是，报告没有明确的通货膨胀数值预测。每季出版的“近期经济动态”完全是回顾式的，其内容包括重大进展、主要行业、劳动力市场、外贸和国际收支、价格、政府财政以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以色列银行享有高度的独立性，特别是在政策的日常执行中更是如此。行长任期5年，可连任（联合政府的最长选举周期只有4年）。从1998年8月起，以色列银行行长被要求公开解释预期的通货膨胀偏离目标超过1个百分点的情形。

以色列通货膨胀目标的经验是成功的，通货膨胀率从1991年末的18%下降至1999年末的约1%；到1998年，以色列完成了从1985年以稳定性为基础的固定汇率制度向更灵活的、更具前瞻性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度的转变。

（六）澳大利亚

经历了长期的通货膨胀以及长时间的通货膨胀治理（通货膨胀率降低至2%以下）之后，1993年4月，澳大利亚宣布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以此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度，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为货币政策提供一个名义“锚”，因为，自1985年澳大利亚储备银行（rba）放弃货币目标后，这个“锚”就消失了。

通货膨胀目标由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设定，并须经政府认可，通货膨胀目标被定义为整个经济周期内平均基本通货膨胀率达到2%～3%。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明确地定义“基底消费物价指数”目标，并剔除了很多项目（水果和蔬菜、汽油、按揭贷款利息、公共部门产品和服务以及“其他波动较大的商品的价格”）。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操作工具为现金利率。现行汇率为浮动汇率。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通常对通货膨胀的短期波动并不敏感，它认为澳大利亚是出口导向型的，汇率的很多（虽然不是全部）变动反映了贸易条件（即澳大利亚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动，而不是通货膨胀预期或商业周期的变动。

自1997年5月起，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提供《关于货币政策的半年声明》。经济状况通报、行长和副行长讲话，以及偶尔发表的研究文章主要来自于储备银行的每月公告。除报告之外，公告中发表的所有文章都是不署名的。

澳大利亚在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后，实现了历史上较低的通货膨胀。

（七）西班牙

经历了长期的通货膨胀以及长时间的通货膨胀治理之后，1994年11月28日，西班牙银行的行长在西班牙议会经济事务委员会的讲话中，宣布从1995年1月起实行通货膨胀制度，在1999年1月加入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之前一直按此框架运作，这一宣布是根据《西班牙银行自法》（遵循《1993年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制定的）进行的。《西班牙银行自法》确定物价稳定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赋予西班牙银行运用政策工具的独立性，禁止对政府支出融资，并制定了加强透明度和责任追究制的具体措施。

通货膨胀目标由西班牙银行设定，价格指数为消费物价指数。西班牙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还包括责任追究机制和交流工具。中央银行行长对货币政策负有责任，西班牙银行应定期向议会和政府汇报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描述下一年的货币政策目标，并视情况报告它所遇到的维持价格稳定的障碍。行长的年度讲话在西班牙银行的每月《经济公报》的1月刊上转载（英文版《经济公报》为季刊）。西班牙银行从1995年3月起每6个月（同时用西班牙和英语）一次《通货膨胀报告》（其内容包括概述、消费物价指数、总供求情况以及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展望），该报告没有包括任何有关通货膨胀的数量预测，原因是存在潜在的不确定性。

通货膨胀目标制经过4年的实践，西班牙通货膨胀降至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西班牙银行没有规定例外条款，并于1996年宣布了3.5%～4%的通货膨胀目标区间，1997年和1998年的目标分别降至2.5%和2%。

（八）巴西

1999年6月，巴西中央银行（bcb）把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其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巴西得到了其他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援助。

巴西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还包括若干确保责任追究制和透明度的措施，这与英格兰银行的做法颇为相似。如果目标被突破，巴西中央银行行长应公开致函财政部长，解释突破的原因与采用的措施，以及这些措施生效需要的时间。巴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议在例会后立即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每五周举行一次例会），并在会后一星期公布会议纪要。另外，巴西中央银行还季度通货膨胀报告，详细说明过去通货膨胀情况和有关政策决定，以及对未来通货膨胀前景的分析，包括用“扇形图”说明通货膨胀预测。

部分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所使用的沟通方式见表1。

[@图头@]表1：部分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所使用的沟通方式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效果

所有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均实现了低通货膨胀和低通货膨胀预期。（corbo和hebbel（2001）从一个广阔的视角分析了拉美5国运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经验和结果，他们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拉美取得的成就令人鼓舞，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均大幅降低，其中运用时间最长的智利的通货膨胀率已达到一种长期均衡的低水平2%～4%，巴西也基本维持在6%～8%。这些国家较少地受价格水平冲击向通货膨胀率转嫁的影响；同时，低通货膨胀预期也使得这些国家通常享有较低的名义利率水平，通货膨胀目标制增加了公众对货币政策的理解，增加了决策者的责任心，并为货币政策提供了增进约束的“名义锚”。所以，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新兴市场国家越来越多，表明这个框架优于货币和汇率锚框架。

回顾这些中央银行的经历，毫无疑问，这一策略是成功的。这一点尤其可以从那些经历过高通货膨胀率的国家中得到印证。货币政策的滞后意味着需要前瞻性的政策，通货膨胀目标制有助于引导对通货膨胀预期并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来确定货币政策的方向。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低通货膨胀国家如英国、瑞典和加拿大的实践也是成功的（奥特马·伊森，2004）。建构良好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尽管不是万能药，也不是决策智慧的替代品，但是它给制定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框架。部分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实施效果见表2。

[@图头@]表2：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通货膨胀目标（2001年）

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通货膨胀目标写入法律中，并明确规定由一个政治独立的中央银行来对它负责，通货膨胀目标制正在取代货币供应量目标和汇率目标，成为22个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框架。另外，stone（2002）认为，欧洲中央银行（ecb）和美联储虽然没有明确宣布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但实际上都把通货膨胀作为主要政策目标，具有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一些主要特点，是隐含的通货膨胀目标制。humphrey-hawkins法案已经为联储提供了某种程度的责任，该法案要求美联储主席一年两次就货币政策的表现在国会作证。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下政策的透明度更高，会使美联储按照民主社会中适当的方式接受更严格的公众监督。

由于通货膨胀目标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使之成为最近十多年来西方货币经济学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从传统的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的货币供应量目标（monetary targeting）和以稳定汇率为主的汇率目标（exchange-rate-targeting）到明确公布通货膨胀目标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世界金融领域一个重大的变化，毫无疑问，通货膨胀目标制无论是对货币政策理论的发展还是实践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经验

（一）建立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可信度并确保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对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初步成功非常重要

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大多是在通货膨胀处于较低和下降时期，而不是在通货膨胀处于上升并可能失控时期引入的，目的在于“锁定”早期反通货膨胀的收益，避免通货膨胀死灰复燃，特别是在处于一次性通货膨胀冲击的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等到通货膨胀抬头才采取行动，就已经为时已晚。一旦容忍通货膨胀积聚能量，等到高通货膨胀预期被纳入到各类合同和价格协议中，就很难控制。加拿大是惟一的例外。加拿大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是为了降低征收新间接税对通货膨胀的潜在影响。

（二）政府应当保持目标独立性，而中央银行应当保持工具独立性

debelle和fischer（1994）提出区分中央银行的目标独立性和工具独立性。政府应当保持目标独立性的理由是：民主制度中的政策目标最终必须反映民意，所以，目标应由选举产生的官员确定；而且，当货币政策的目标，以及中央银行实现目标的记录比较清楚地向公众显示时，中央银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难执行与社会利益不一致的政策。中央银行应当保持工具独立性的理由是：因为中央银行对于怎样进行实现政策目标的工作具有最佳的信息和专门知识，此外，如果不给予中央银行政策工具的控制权，它就不能为实现通货膨胀目标负责，工具独立性可使短期政治干预最小化和中央银行的责任最大化。事实上，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增加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趋势，这一趋势得到这样一种理论的支持：就是独立的中央银行比受制于政府的中央银行能够更好地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和实际变量，如产出和就业（alesina and summers，1993）。

（三）把达标的职责（权力在中央银行）与计量目标变量的职责（权力在统计部门）分开

尽管允许中央银行计量和调整目标变量可能会增加灵活性，但会降低透明度和公众对制度完整性的信心。

（四）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长期价格稳定，这并不是指价格稳定是惟一目标，但其他目标必须与通货膨胀目标相一致

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并没有使中央银行为了实现低通货膨胀而放弃对其他经济目标的关注，如汇率水平或经济增长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具体说明了价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的长期目标，但也规定了要关注其他重要的经济目标，只要这些目标与长期价格稳定相协调。弗里德曼和卡特纳（friedman and kuttner，1996）强调：把通货膨胀作为惟一的关注焦点，在发生强大的供给冲击，如不时打击世界经济的石油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可能造成经济高度的不稳定。一个设计良好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很好地应对供给冲击。实际上，还没有证据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在长期对实体经济造成损害，加拿大和瑞典在内的国家把初始通货膨胀目标产生效果的时滞定得较长，以避免给产出和就业等带来不必要的短期成本。一个普遍的惯例是区分长期通货膨胀目标和短期通货膨胀目标，使后者逐渐向前者靠拢。通过调整接近长期目标的速度（或者目标时限），决策者能够降低通货膨胀的实际成本，也减少产出波动，同时，保持对长期价格稳定的承诺。svensson（1997）认为，对中期通货膨胀目标向着长期目标的连续调整，对于既关注产出波动又关注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的政策制定者是最优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个极有前景的货币政策策略，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和政府理解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好处之日，也就是通货膨胀目标制成为一个标准方式之时。

（五）用来定义通货膨胀目标的价格指数是核心cpi，食品、能源和其他特别具有波动性的项目已从中剔除

与其他指数相比，核心cpi可能对货币政策来讲是一个较好的向导，因为它度量了持久的基底通货膨胀而不是对价格水平的暂时性影响。使用cpi而不是其他价格指数（如gdp缩减指数）的论据是，它与消费者的生活水平直接相关，是公众最好理解的价格指数，并且是媒体报道最广泛的指数。与其他主要价格指数相比，它的计算更为频繁，且较少延迟计算。最后，这一指数的度量误差比其他可供选择的指数能更好地被经济学家理解。

（六）由于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存在着较长的时滞和不确定性，中央银行要及时提供有关整体经济、央行货币政策及其意图的信息（包括实现或未能实现目标的进展情况，并对已经改变或偏离目标的原因作出解释）

中央银行为了与公众沟通可以利用各种场合，包括演讲、记者招待会、在立法机关作证、统计数据和不定期的出版物。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通常新闻公告反映达成共识的观点或一系列没有署名的观点，这样，能促进对货币政策决策更自由和更坦诚的讨论。而英国官员认为公布投票记录有利于建立更透明的政策程序，鼓励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更独立的思考，因为他们知道公众要他们为投票负责（allen，1999）。多个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如加拿大、瑞典，以及最近的新西兰中央银行）所运用的一个信息变量的例子是所谓的“货币状况指数”，是一种利率和汇率的加权指数组合，可以有助于中央银行确定未来可能的通货膨胀路径。中央银行为了避免其时机的选择是受到政治驱动这样的怀疑，因而，定期发表正式报告应成为中央银行信息宣传的一个特征。这样，通货膨胀目标制明显地增强了中央银行对公众和推选出的官员的责任，促进了决策者和公众之间的沟通。

中央银行出版的通货膨胀报告还提供评估通货膨胀目标执行情况的方法，若达不到通货膨胀目标需要中央银行采取明确措施。以英国为例，若通货膨胀偏离2.5%的目标值1个百分点，英格兰银行行长就会被责成向财政部长提交一封公开信解释偏离的原因，并提出回到目标值的应对措施和时间表。

一旦通货膨胀目标向社会公布，并为实现目标而采取了一些措施，继任的政府除了延续该政策以外，几乎没有什么选择。因此，通货膨胀目标的宣布似乎能够给公众带来一些实质性的影响，而无论哪个政党执政。

（七）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政策实施过程中，通货膨胀预测占有关键的地位，对从管制转向政策制定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央银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此外，尽管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建立模型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已经完成了模型建立工作，但它们的职员在运用前瞻性通货膨胀模型，判断通货膨胀前景与适当货币政策反应等方面仍缺乏实践经验。由于数据缺陷，经济结构仍在变化和它们的经济对冲击所表现出的脆弱性，新兴市场国家较少依赖统计模型来预测通货膨胀。

（八）通货膨胀的实际治理成本关键取决于通货膨胀下降的速度、经济的名义刚性以及信誉度

降低通货膨胀率需要长期的过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要通过中央银行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承诺而逐步建立，而信任的建立会降低通货膨胀预期，有助于目标实现。那些想将高通货膨胀水平大幅降低的国家是否适合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仍然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迄今为止，没有一个通货膨胀率超过30%的国家开始向通货膨胀目标过渡。

总之，作为一个只有15年历史的新兴货币政策框架，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2篇：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范文

【关键词】通货膨胀会计 会计模式 问题

一、通货膨胀会计的背景

通货膨胀会计是西方财务会计的一个新领域，它的产生与发展有着较深的历史背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物价涨幅超常，工人大批量失业，货币贬值严重，国民收入超分配，并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西方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达到或接近两位数，旨在消除物价变动影响的通货膨胀会计成为热门的话题。但从宏观角度来说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平衡和稳定被打破，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调一样，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深刻化与复杂化的一种反映，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现如今，通货膨胀会计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仍是国际会计界研究的课题。

由于通货膨胀对企业财务会计带来的多种冲击和影响，致使传统的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暴露出许多弊端，在企业资产、负债和收益受物价变动影响的通货膨胀时期，仍然以币值不变假设和历史成本原则去编制会计报表，并不能实际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真实性。为了这一问题，各国针对消除通货膨胀以及如实反映通货膨胀影响的会计方法和程序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从而产生了通货膨胀会计。但当出现通货膨胀经济现象时，除了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措施，经济个体企业也必须依靠会计手段加以解决。

二、通货膨胀会计的模式分析

通货膨胀持续情况下，人们根据物价变动对财务会计数据的不同影响，探索出了通货膨胀会计的不变币值会计、现行成本会计、现行成本＼不变币值模式三种模式，构成了通货膨胀会计的基本内容。

（一）不变币值会计模式

采用一般物价指数将代表不同时期购买力的历史币值调整为现行币值。在不变币值会计模式下，由于忽略个别物价变动对企业非货币性资产的影响，因而使重编的不变币值财务报表所反映的信息与企业的实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差别较大，容易导致误解。但其主要优点是：不改变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基础，不变动会计账簿的记录，按一般物价指数对历史成本会计报表的数字进行调整，简单易理解；选用的物价指数具有客观、可验证性，且该指数现行可用，不耽搁报表的公布时间。该同模式时增强了会计报表的可比性，将历史成本会计下不同时期的报表数据换算为现行币值后，消除了物价变动的影响，而且增强了同一企业在不同时期或不同企业同一时期会计报表的可比性。

（二）现行成本会计模式

现行成本计量单位是不变币值。现行成本会计的着眼点是企业所持有特定资产的价格变动。按一般物价指数调整的资产价值很少会与资产的现行成本一致；由一般物价水准调整的会计报表所反映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难免会与事实有所出入。它认为，企业所持有的资产应以它的现行成本计价，以营业收入与所耗生产要素的现行成本相比较来确定利润。这种模式试图全面反映物价变动影响。现行成本会计主要优点是：增强了报表的可理解性；能够提供企业实际的经营利润；所有者权益较为真实；有利于揭示资本的消蚀情况。

（三）现行成本＼不变币值会计模式

在现行成本会计模式下，由于忽略了货币性项目净额上的购买力损益，因而使得所揭示的物价变动的影响不够完全。为了全面反映物价变动的影响，人们创造出现现行成本/不变币值会计模式。现行成本/不变币值会计模式，基本上保持了不变币值式和现行成本会计模式的优点：能稳定会计的计量单位，更为有效地达到消除物价变动影响的目的，提供更为有效的会计资料；能够同时揭示一般物价水平变动的影响，提供按一般物价水平变动和个别物价变动的影响，提供按一般物价水平变动进行调整之前和之后的资产持有损益的资料和货币性项目净额上购买力损益。

三、通货膨胀会计问题及处理方法

总体而言，有如下两个有关通货膨胀会计的问题较难解决：通货膨胀利得和损失的会计处理；避免“双重计算”现象。

（一）通货膨胀利得和损失的会计处理

不变币值会计成本下的财务会计，强调收入实现原则，对因通货膨胀而产生的利润或损失不加以反映和计量。但在通货膨胀情况下，企业确实会产生部分利得或损失。一般来说，企业拥有的现金及其它固定金~的债权因货币贬值而受损失，而拥有的非货币性资产和固定金额的债务因货币购买力下跌而获得利得。将国内和国外子公司的报表重述为它们特定的现行物价等值，会重述一个与决策相关的信息。把这个信息提供投资者，能够帮助他们了解公司将来可能分配股利的最大金额。在这种方法下，对所有公司经营成果的比较和评价将会比现在容易得多。

（二）避免双重计算

公司因为外国的通货膨胀而重述该国的财务报表时，需注意避免双重计算。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当地通货膨胀直接影响折算过程中采用的汇率。为了避免折算中双重计算，折算中调整范围将随着汇率与特定国家通货膨胀率之间负相关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为了避免高估收益，对销售成本和折旧费用等进行通货膨胀调整，其目的在于从“报告收益”中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然而，由于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与该国货币价值之间存在着反方向变动关系，汇率在连续两个财务报表期内发生变动，通常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这就在一家公司的报告成果中至少是部分地反映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即货币折算调整额）。为了避免对自身报告收益中包含的通货膨胀影响进行两次剔除，应该将已经包括在公司业绩中的折算损益，作为通货膨胀调整额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陈高才.通货膨胀的会计问题剖析和未来研究展望[J].会计研究，2014，（8）.

第3篇：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范文

关键词：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

中图分类号：F82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1-0133-03

我国近几年通货膨胀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发生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以全球经济危机为背景，伴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和大规模资本的流动，与发达国家在经历了短暂的通胀后开始转向通货紧缩形成了对比，呈现出由初级产品价格带动的结构性上涨的特征，并且显现出向全面通胀发展的趋势。

一、国内外各学派相关研究

（一）国外输入型通货膨胀相关研究

西方经济学对输入型通货膨胀国际传递的研究，大体上有4种情况：输入型通货膨胀的货币分析、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凯恩斯派分析、社会成本推进分析和小国开放模型（陈岱孙，厉以宁，1991）[1]。

1.输入型通货膨胀货币论

约翰逊（H.G.Johnson，1972）提出了货币主义学派的输入性通货膨胀模型，他认为，国际性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货币现象，它源于世界货币增长率大于世界产量（收入）增长率；在国内信贷不变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国际储备增加将增加国内的名义货币供应量，从而引发国内通货膨胀，这种由国际收支顺差引起的通货膨胀即是输入性通货膨胀，并建议采取紧缩的国内信贷政策来抵消国际储备上升带来的货币扩张效应，从而有效抑制输入性通货膨胀 [2]。

2.输入型通货膨胀凯恩斯学派

凯恩斯主义框架下分析通货膨胀及其传导的主要工具是菲利普斯曲线。Branson（1975）将菲利普斯曲线和贸易方面结合起来，将贸易收支与收入相联系，随后又将本国价格与世界价格相联系[3]。Branson和 Marston（1989）则提供了带来本国价格上升的更详细的检验，指出净出口将提高收入，且本国收入的增加将直接带来进口需求、更多的消费或储蓄;投资的增加将带来更多的产出和就业，从而推高价格;如果需求的增加发挥了作用并溢出到不同的经济部门，那么价格总水平将上升[4]。但Choi （1980）指出，进口价格包含在价格预期中（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因而较难追踪通货膨胀的传导过程[5]。

3.输入型通货膨胀开放小国模型

1970 年，挪威经济学家奥克鲁斯特（Odd Auk rust，1970）首次提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考察结构型通货膨胀，提出了著名的“小国开放经济通货膨胀模型”。该模型认为，通货膨胀由国际价格推动，主要通过开放经济部门、劳动力市场以及进口价格传导至国内。根据这一模型的论述，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是：世界价格上涨带动开放经济部门的物价上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应地，该部门的工资水平随之上涨；随后，前者的波动又传导至非开放经济部门，其工资开始增长。但是非开放部门的生产率低于开放部门的，因此推动了物价上涨。模型表明，假定开放型小国国内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供给是均衡的，该国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会高于世界通胀水平，前提是其不影响世界产品价格。

4.输入型通货膨胀结构论

结构主义学者把通货膨胀过程描述为：对进口产品需求的增长带来对增量资金的需求，增量资金在外汇短缺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对银行信贷扩张而得到满足，从而迫使央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因此，在对外资流入和中间产品的高度需求在外汇储备短缺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给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账户施加压力，导致本国的名义汇率下降，由此引发的进口价格上涨触动了本国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和使通货膨胀过程得以不断自我加强的工资――价格螺旋，工资价格螺旋上升通过货币存量自发增长而得以维持（林玉红，2008）[6]。

在此过程中，结构主义理论考虑供给层面的通货膨胀原因，强调发展中国家外汇的短缺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决定因素（Taylor，1983；Yeklan，1993）[7]。

（二）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相关研究

现有国内文献中，卢锋（2008）较为全面地归纳了两种意义上的输入型通胀含义，一种体现货币学派通胀理论展开运用的国际分析视角，考察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不同国家总需求和货币过量扩张如何通过贸易、投资和汇率进行跨国传导；另一种体现非货币通胀认识视角，强调外部冲击推动进口价格上升，并通过成本推动机制向特定经济体引入通胀。卢锋（2008）认为，这两重意义输入型通胀论建立在不同理论假设基础上，且带来了差异的政策取向：前者与各国通过需求管理政策主动遏止、抗击国际性通胀压力政策立场相互兼容；后者则认为特定国家需求管理政策对这类通胀无能为力，或认为需求管理政策会“伤害经济增长”而不具有合意性（Cagan，1980）。卢锋 （2008）分析认为，中国事实上并不符合国际经济学标准理论中“小国模型”、“价格接受者”等的假定。张哲人等（2007）认为，输入性通货膨胀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动通过国际贸易、资本流动等途径，导致一国国内经济产生通胀压力的现象。

在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途径上，余珊萍（2002）将其概括为4种，即价格传导、需求传导、清偿性或流动性传导、预示和示范效应传导，并且考察了不同汇率制度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陈全功、程蹊（2004）主要考察了国际贸易中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途径，认为主要通过总供求传递、货币供应量传递和价格传递三条渠道输入通胀，影响一国物价水平。

资本项目渠道下的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更具有隐蔽性。郑超愚（1996）着重考察了外资流入变动所引起货币供应量随之变化的现状，经分析后发现汇率政策的制定与现状存在一定偏差。李稻葵 （2008）提出了两类输入型通货膨胀，其一为国际游资逃离发达经济体而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形成“热钱”涌入，从而形成我国外部输入的总需求膨胀；其二为“国际市场上以原油、铁矿石等为代表的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升”使我国总供给遭受冲击。韩剑（2009）在理论上考察了全球化对国内通货变动的影响渠道，包括贸易渠道、金融渠道、政策渠道以及心理预期渠道等。

二、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路径分析

（一）国际贸易传导机制

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机制表现为国外市场价格变化―进口商品价格变化―国内开放经济部门的成本和价格变化―国内非开放经济部门的成本和价格变化―国内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这种传导机制过程可用斯堪的纳维亚通货膨胀模型来说明。我国学者在阐述这一问题时，主要是对进口量、进口品价格和国内通货膨胀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以此说明国外因素通过国际贸易途径对我国的物价水平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陈全功、程蹊 （2004）认为，在国际贸易往来基础上，一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可以通过价格传递路径、货币供应量传递路径、总供给―总需求路径三条途径来影响他国的物价水平。研究发现贸易收支在实体经济方面对国内通胀水平的影响有限，而在货币经济方面，贸易收支顺差所形成的外汇储备对国内货币的供给影响则较大。赵振全和刘柏（2005）通过实证月度数据得到，1998―2005上半年我国通货膨胀由国际收支状况引导的外汇占款从而货币渠道的影响较为重要。

21世纪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大幅波动，表现最为明显且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国际原油价格和国际粮食价格的波动。左小蕾（2008）在考察2008年我国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因素时，即强调了外部成本推动的作用，主张刺激内需的应对政策。唐安宝、赵丹华（2011）认为，国际市场价格上升引致本国相关产品出口增加、对外贸易出现顺差，贸易顺差又会使外汇储备增加，构成外汇占款，导致国内基础货币增加，最终引起通货膨胀。

（二）国际资本流动传导机制

在国际资本流动方面，通货膨胀主要通过世界货币供应量、利息率、汇率和资本流入等途径影响国内通货膨胀水平，其中资本流入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最受关注。按照流入资金的性质，将资本账户下资金划分为外商直接投资和热钱。外商直接投资涉足实际生产交换，是资本相对稳定的长期资本；热钱是追逐风险利润，是投机性较强的短期资本，存在较强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这两种形式的资本流入，都会导致中央银行买入外汇，形成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引起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价格水平的上涨带来一定压力。其中FDI的流入会增加基础货币和银行信贷，这样将增加国内货币供应量，并相应地转化为通货膨胀压力。

最具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孙婉洁、藏旭恒（1995）从外资流入对通货膨胀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入手，考察了外资流入对我国 1993―1994 年通货膨胀所起的作用，结果表明，外资流入对此阶段的通货膨胀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而且间接效应远大于直接效应，因而，国内对外资的消化能力，如资金、技术、物资、人力资源等是决定外资流入能否对国内产生通货膨胀压力的关键因素。

王健超（2005）通过构造FDI与物价指数、货币供给的方程，发现FDI与两者都有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稳定货币政策、疏导投资过热的政策建议。王健、黄健（2008）认为我国通货膨胀高企的重要原因是国际游资所为，应以国际视野来看待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并且认为通过汇率政策的调整可以有效地疏通国际游资撤离我国，降低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

（三）汇率传导机制

从传导机制上来分析，虽然汇率变动在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的过程中非独立存在，但汇率预期对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传导机制中影响较大。我国现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即本国汇率的调整方向和程度受到限制，且汇率变动更无法抵消不平衡，甚至可能加剧；若本国汇率贬值，则反映加剧国内外相对价格水平差异，从而贸易渠道的通货膨胀传导将更为明显，但资本渠道的作用程度还受汇率预期升值或贬值因素的影响。

自汇改后人民币步入缓慢上行的通道，国内学者开始将重心逐步放到从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的视角来研究经常项目下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邓永亮（2010）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进口商品无论直接进入销售渠道还是作为中间产品再生产，都能通过降低价格来抑制通货膨胀。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有利于降低国际投资资本流入我国，因而抑制通货膨胀；我国存在一定的输入型通货膨胀。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在中国并不显著，因此，用人民币升值来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有限。

深究汇率传递效应递减的原因，不同学者也做出不同的解释。Amit Ghosh（2008）经过研究发现，最终产品在不同产地产出，生产成本会因为贸易时的汇率变动方向进行一定程度的抵消，从而降低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的影响。中间产品的因市定价的程度越高，所传导给最终商品的通胀会越低。

三、文献述评

研究输入型通货膨胀意在为寻找出其传导机制，切断或抑制其传导途径，从而减少输入型通货膨胀对我国的影响。尽管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的讨论在于国外因素如何影响本国的通货膨胀水平，但在其中实际上涉及两个具体过程：其一是国外因素如何直接影响本国经济变量，这一过程中是否涉及价格变量均可；其二是这些受到国外直接影响的变量如何通过本国各部门之间的传导作用于国内价格水平。从前文综述的理论可以看到，各学派关注的视角与阐述的内容在这两个具体过程中均有所差别，而前一过程也部分决定了后一过程的表现。从国际收支角度切入的理论中，凯恩斯开放经济宏观经济模型倾向于总量层面短期传导渠道机制的分析和归纳；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货币主义学派则强调世界货币与本国货币的传导影响，关注长期存量均衡。开放小国经济模型侧重本国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之间的结构性特征以及两部门商品价格之间的传导关联，突出供给层面的价格影响来源，也为发展中国家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结构主义理论提供了借鉴；拉美结构主义学派则提供了对短缺经济体在开放条件下通货膨胀现象的启发。相对而言，综合视角的研究对于分析具体国家具体发展阶段的输入型通货膨胀问题更有借鉴意义。

处于转型与开放并存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特殊的经济体，加之面临的世界格局已与上世纪末完全不同，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传导也将体现出与其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尽管现有国内研究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产生、传导与对策等问题，但丰富的文献中仍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对输入型通货膨胀涵义界定不明确，从而在研究我国开放变量与国内通货膨胀关系时无法分辨国外因素还是本国因素主导。如对资本流入引发通货膨胀的研究中即没有深究是什么因素引起了资本流入。

第二，大多只从关注进口价格或资本流入等单一渠道或机制讨论外部因素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忽略了各传导机制同时发生作用的分析，并未构建讨论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的研究体系。

第三，应对政策的讨论倾向于定性说明，且大多关注货币政策，缺乏对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其他政策制度的系统性综合考虑。

参考文献：

[1]陈岱孙，厉以宁.国际金融学说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445-492.

[2]H.Johnson，Balance of payments in the monetarist theory research methods MIT Press，1972.

[3]Branson，W.H.Monetarist and Keynesian Models of the Transmission of Infla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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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ranson，W.H.，R.C.Marston.Price and Output Adjustment in Japanese Manufacturing[Z].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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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hoi，J.J.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ransmission of Inflation in a General Equilibrium Framework[D].1980.

[6]林玉红.输入性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的理论和实证分析[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08.

[7]Taylor，J.B.，"Low inflation，Pass through，and the pricing power of firm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1.44：1389-1408.

Review on the input type inflation

LIU Ying-di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Harbin 150028，China）

第4篇：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范文

关键词： 中国；通货膨胀；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11-0018-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11.04

通货膨胀不仅仅是物价水平的上升，而且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这也就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广度与深度。各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关注着物价水平的波动，以便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货膨胀的产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影响国内通货膨胀的因素也逐渐扩大到国外，世界主要大国的商品价格波动以及欧美货币政策的实施等都会通过不同的渠道传输至国内，加大国内预防、抑制通货膨胀的压力。

一、通货膨胀的度量

通货膨胀的度量大致可分为传统的通货膨胀与核心通货膨胀两类。传统的通货膨胀度量，即用物价水平CPI或GDP缩减指数表示，CPI运用最早且较为简便，目前仍是学者们运用最广泛的评价指标，而GDP缩减指数的运用广度则稍次之。从通货膨胀的定义知通货膨胀具有普遍性，包含不同的领域，而CPI仅涵盖消费品和服务领域，以此来代表通货膨胀的程度明显存在不足。GDP缩减指数虽然涵盖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的所有货物和服务，但存在替代误差、产品质量变化误差、新产品偏误等[1]，也不能准确反映通货膨胀水平。核心通货膨胀由Eckstein于1981年首次提出，以传统CPI指数为基础，剔除食品和能源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没有统一的测度方法，如两阶段估计法、动态因子指数（DFI）模型、持续性加权核心通货膨胀指数等。李金昌（2014）从金融的视角对30%比率截尾法、SVAR法、持续性加权法、方差加权指数法和HP滤波法进行对比分析，认为方差修削法更适合测算我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2]。虽然核心通货膨胀率的使用是对通货膨胀测度方法的一种创新且颇受学者的青睐，但也存在着质疑声。谭本艳（2014）认为食品价格既是中国整体CPI的短期主导力，又是长期主导力，扣除食品比重的核心通货膨胀违背了核心通货膨胀的本质内涵[3]。

国外也对通货膨胀的测度进行了创新，如澳大利亚编制最终购买价格指数（Domestic Final Purchase Index）、英国使用最终支出价格指数等，但这些指标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目前，关于通货膨胀率的测算仍无一精确的通用标准。

二、通货膨胀的成因

最初，西方经济学把通货膨胀分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结构型通货膨胀等，国内学者也对我国不同时期的通货膨胀原因进行了验证。但通货膨胀的成因是错综复杂的，而非单一因素的结果，有些成因无法归结到某一类中，对通货膨胀成因进行分类界定的意义并不大，因此学者们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向具体的诱发因素。根据通货膨胀成因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并绘成图1。

（一）内在诱导

通货膨胀的内在诱导因素指通货膨胀惯性（周期）、通货膨胀预期以及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等，通货膨胀预期则基于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和惯性，因此对膨胀预期的研究居多。通货膨胀预期既有前瞻性又有后顾性，受产出、消费、投资和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4]，同时货币政策也会增加市场中的中短期通货膨胀预期，但对长期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不大。央行行长讲话也会加大通货膨胀预期的波动[5]，从而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我国通货膨胀主要受前瞻性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6]。尤其是在市场化经济比较发达且总需求过盛的省份[7]，向后看的适应性预期也起到一定的作用[8]。在影响当期通货膨胀水平方面，认为通货膨胀惯性比通货膨胀预期效果更明显[9]，但通货膨胀惯性随着通货膨胀运行的不同阶段和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发生内生结构的变化，总体呈下降趋势，在通货膨胀的下降期和紧缩期惯性较大[10]。因此，可以通过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引导与控制来预防或平抑通货膨胀，李颖（2010）等指出通货膨胀预期存在门限值，当预期低于2.8%时，减少M1具有显著的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当预期处于2.8%-3.9%之间时，两种货币政策工具对通货膨胀均有显著的调控作用；当预期高于3.9%时，利率是抑制未来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11]。

（二）外在因素

通货膨胀的外在因素是指通货膨胀自身以外的因素，根据来源不同，又可分为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从总的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李腊生（2010）、陈朝旭（2011）等均指出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且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具有明显滞后一期的负面影响[12-14]，由此存在着一个两难冲突的困境，合理的通货膨胀水平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当通货膨胀超过某一临界值时，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彭方平（2013）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表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临界值为3.8%，且两种机制间的转换非常快[15]。具体到经济增长的不同层面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金融相关领域，黄金价格与储备、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金融创新等都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其中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颇具争议。宋健（2010）、何启志（2011）等一致认为货币供应量是长期内诱导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甚至吴剑飞（2010）等认为短期内亦如此[16-18]。对此，陈彦斌（2009）等则持反对意见，他指出M0、M1、M2对通货膨胀没有影响，超额的货币供应量并不是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19]，李宝仁（2013）等运用线性协整模型检验表明，仅M0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有关[20]。也有部分学者从房地产价格、产出缺口、人口老龄化、土地供给等角度对通货膨胀的成因进行剖析。

国外因素也即输入型通货膨胀，包括国际食品价格、国际原油价格、国际利率、全球化、美元贬值等，通货膨胀的全球联动效应和区域联动效应能解释各国通货膨胀率波动的36%和18%[21]。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形成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且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进口消费的提升，这种促进作用会进一步加强[22]。另外，美元贬值、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等会从成本推动、资金输入以及货币扩张等方面推动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提升[23]。

三、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临界值，Monaheng Seleteng（2013）认为当通货膨胀率小于18.9%时，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弊大于利，也即通货膨胀存在福利成本，具体表现在通货膨胀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阻碍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升级等方面[24]。福利成本的测算最初是由美国学者Bailey于1956年完成的，他从消费者剩余的角度，基于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构建“福利三角形”来测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25]。国内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测算较晚，2002年谢赤基于金融创新的角度对我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测算进行了探究，随后，学者们采用货币搜寻模型、广义矩方法、MIU模型等方法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测度，不同方法测算的结果不尽相同，甚至相差很大。陈刚（2013）以通货膨胀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间接性地测算了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大小，研究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高于欧美国家，通货膨胀率上升一个百分点，将会使国民幸福感降低1.13%左右，这需要GDP增长率上升2个百分点来弥补[26]。王珂英和张鸿武（2012）测算表明我国10%的通货膨胀率造成的福利成本约为收入的1.2%[27]。

由表2可知，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核算的方法在不断创新与完善，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从货币效用到交易成本的节约等，但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一方面，货币效用因人而异、市场并非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另一方面，金融领域的不断创新会增加货币市场的复杂性，不易定量分析的因素增多，主观性因素加强。

四、总结与评价

由如上分析可知，对我国通货膨胀的研究已不再囿于通货膨胀类型的界定、经济周期的划分等，逐渐从宏观结构式分析转向微观针对性研究，研究的方法也在不

断创新。通货膨胀的衡量是后续深入研究通货膨胀的基础，而目前使用的通货膨胀衡量指标（CPI、GDP缩减指数等）均存在一定的误差，建立一套精确的指标评价体系尤为重要。即使采用同一指标体系，在研究中样本选取的不同、分析方法的差异等也会造成结果的不一致性。精确的评价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误差、提高结果的可比性，但如何精确测度通货膨胀水平只是通货膨胀研究的一个方面，对其成因的挖掘以及影响的分析则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因成因决定着采取措施的种类，影响大小则决定着政策实施的强度。由图1可知，关于通货膨胀成因的分析已相当全面，而对通货膨胀影响大小即福利成本的测算则仍在进一步的探索、优化中，不同的国情决定着其测度方法的特殊性及复杂性。■

参考文献

[1]徐强.GDP缩减指数是测度通货膨胀的可靠指标吗[J].统计研究，2006（5）：7-14.

[2]李金昌，章琳云.基于金融视角的核心通货膨胀预测[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4（1）：79-86.

[3]谭本艳，黄双超.核心通货膨胀扣除食品的可行性检验[J].统计研究，2014（31）：42-48.

[4]王宏涛.理性预期机制下资产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动态影响[J]，公共管理.2013（5）：147-150.

[5]熊海芳，王志强.货币政策意外、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预期管理[J].世界经济，2012（6）：30-55.

第5篇：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范文

目前，通货膨胀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如果不能够正确的认知以及处理这一问题，将会严重的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研究国内通货膨胀的现状以及原因，期待为这一问题提供有价值的研究。

【关键词】

通货膨胀；CPI；大宗商品

一、引言

通货膨胀问题是世界经济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且是一个困扰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世界性难题，这主要是因为其关系着本国的经济、社会以及民生各方面的问题。对一个国家来说，如果其爆发通货膨胀，那么就会导致该国的生产建设方面的中断，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甚至会导致社会动乱，危及政权。尽管长久以来，通货膨胀这一问题一直得到各国专家学者的重视，在经济学理论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是就目前的现状来说，各国的经济学界对于通货膨胀这一理论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主要是因为该概念是目前的经济生活当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

二、通货膨胀概述

要想对通货膨胀现象有一个准确而清醒的认识，首先要知道通货膨胀这一问题的准确内涵及定义，目前，西方的经济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对于这一概念的研究历史较为久远，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其对通货膨胀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一类是物价派，一类是货币派。物价派主要是由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组成，他们认为物价水平的直接上涨是通货膨胀问题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所以他们从价格水平的变动来定义通货膨胀的定义，将其定义为一般物价水平或者总体价格水平持续、普遍的上涨过程；货币学派则主要从货币的发行量角度来定义通货膨胀这一概念，该观点大部分是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组成的，他们认为通过膨胀的起因是国内的货币发行数量超过了整体社会的产出增长率。根据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的观点，作者将通货膨胀定义为：通货膨胀是指流通中的货币供给量远远大于市场的货币需求量，从而引起货币贬值、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

现实当中的通货膨胀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所引起的通货膨胀问题的原因也有很多，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我国来说，只有准确的知道引起国内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政府相关部门才能够准确、及时的财务相关的经济政策，从而使得国内的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否则，如果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将会阻碍国内经济的正常发展。

三、我国通货膨胀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我国通货膨胀的现状分析

自2010年以来，由于受国内经济投资过热、人们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的重视度的逐渐提高、生产资料、物价水平及劳动价格的大幅上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其实，如果仅仅从相关的数据来看，2008年的通货膨胀问题远远超过目前的通货膨胀，但是国内的居民却对目前的压力感到额外明显，通过相关的分析，得知，尽管2008年的通货膨胀问题程度更大，但是由于当时的物价上涨仅仅集中在少数的几个产品，例如石油、猪肉等，但是2012年以来的这次通货膨胀却体现在全面的物价水平，小到蔬菜水果，大到燃料、房子，几乎所有的物品的价格都在全面上涨。

2010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我国当时所采取的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局限性体现的也是越来越明显，通货膨胀问题开始逐步凸显，近几年来，国内的CPI同比增幅都在4%以上，这次通货膨胀在强度以及压力上都大大高于1988年以及1995年的两次国内通货膨胀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本次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与前两次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前两次的通货膨胀强度大，爆发强，涨幅在25%以上，但是来得快也去得快，持续的时间较短，也就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而本论通货膨胀由于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表现得比较温和，属于温和类型的通货膨胀，这就使得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压力宣泄较慢，至少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够释放这种通货膨胀的压力。

（二）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分析

1.货币的超量投放

过量供给货币会造成通货膨胀，目前国内的通货膨胀也主要是因为货币的超量供给造成的，2008年下半年，我国出台了4万亿计划，开动了一大批的项目建设，尽管对防止国内的经济衰退，稳定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同时，由于实体经济大量的信贷涌入，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推高国内的物价水平。

2.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事实上，目前的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才是我国通货膨胀众多原因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房价的上涨会导致房租的上涨，进而增加商家的成本，从而造成了物价的上涨，以此类推，事实上，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会带动各类用工成本的上涨。

3.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目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度反弹也是国内通货膨胀主要原因中的一个，其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传递到我国的：一是初级产品的进口渠道，推动了国内工业产品的成本；二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弹推动了国内农产品以及大宗商品的价格，从而使得国内的商品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

四、结论

综合来说，目前我国的同伙膨胀是综合型的通货膨胀，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解决我国的同伙膨胀问题，本文仅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给予治理我国通货膨胀方面一些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沈志宏.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对策[J].商业现代化，2012，3

第6篇：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范文

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货币供应量的论述都主要集中于讨论通货膨胀。就全球经济横向比较看，各国政府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时也主要针对通货膨胀进行防范，显然对通货紧缩的准备不足，而且对受经济周期制约的通货膨胀于通货紧缩的交替性认识不足。本文拟通过通货紧缩的界定及其负面影响和通货紧缩与经济发展周期的关系来分析我国目前是否已进入通货紧缩阶段。

关键词：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 交替性 可容忍区间

通货紧缩就其概念范畴来讲，在经济学中是对应通货膨胀而存在的。通过对通货膨胀概念的考察，我们不难理解通货紧缩的概念，即一国发行的货币量少于现实流通中和经济交易中所需的货币量。但目前学术界对通货紧缩的定义主要侧重点有所不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相对应，主要表现为物价总水平持续下跌三年左右，即认为进入通货紧缩；第二种观点认为通货紧缩是与货币供给和信贷供给紧缩同时发生的物价总水平下跌；第三种观点认为通货紧缩是在经济处于周期性下降阶段，即危机和萧条时期发生的通货紧缩。显然，三种观点在通货紧缩的界定上有所不同。第一种观点主要从物价总水平下降时限的角度来考察通货紧缩；第二种观点又加入了货币供给和信贷供给的作用；第三种观点则认为通货紧缩应与经济周期结合考察。下文中我们就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的测度和阶段界定进行分析。

一、 通货紧缩的可容忍区间

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内含一种数量关系，即人们用以测量经济中货币效率的指标：通货膨胀率和通货紧缩率。正如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指出的：“过度的通货膨胀以及为了校正前一段时间的货币超量发行而采取的通货紧缩政策这两者之间的不断交替发生，一般来讲对经济增长都是十分有害的。”（参：莫里斯··········阿莱《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第2页）显然，社会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承受力都是有限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超过社会承受力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关于社会所能承受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度”，我们不妨引用陈东琪教授与1998年提出的“可容忍区间”这一概念。当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度处于“可容忍区间”内时，则其正面效应可以存在并能发挥作用，而当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度超出“可容忍区间”时，则其负面效应可以存在并发挥作用。显然，研究通货紧缩的“可容忍区间”，具有与重视通货膨胀率同等重要的意义。首先，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一样都是国家经济运行失衡的表现，是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指标。通货紧缩一旦超出“可容忍区间”的警戒线，必然会向经济发展亮“红灯”。这将督促政府当局尽快制定相应的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提高货币和信贷的供给来缓解通货紧缩导致的负面效应。其次，通货紧缩率的衡量与测度也对政府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利于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化、效率化、精确化。通货紧缩率的衡量必须严格区分通货紧缩政策作用的阶段。一般可分为：正效应阶段、零效应阶段和负效应阶段。正效应阶段通常指对经济动力起恢复作用的阶段，零效应阶段指经济打到均衡时的阶段，负效应阶段则指通货紧缩抑制经济发展的阶段。

如何科学准确地界定通货膨胀率和通货紧缩率的上、下界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通货膨胀按成因可以分为三种：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和供求混合型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测度主要通过一定期限内货币供给增长率与物价总水平上涨率之比来测量。一般认为：零通货膨胀为下界，通货膨胀率达到8％时为上界。即当这一比值低于零时即进入通货紧缩，高于8％时就超出社会所能承受的通货膨胀“可容忍区间”，开始对经济发展起抑制作用。通货紧缩虽在概念上与通货膨胀对应，但在测度上却不能简单对称。恩格斯曾指出：“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显然不对称，盖若把有效需求紧缩到充分就业所必需的水平之下，则就业量与物价都降低；但若把有效需求膨胀到充分就业所需水平之上，则只有物价受到影响，这一点也许令人不解。然而这种不对称，正是事实之反映。”（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第251页）就是说通货紧缩会使就业和物价都下降，而适度的通货膨胀只会使物价上升。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0——-8%为通货紧缩的“可容忍区间”。凯恩斯主义革命不难令人得出这样的结论：适度的通货膨胀利于经济发展。但适度的通货紧缩是否同样利于经济发展呢？我认为必须结合经济周期加以考察。如果是为了校正前一阶段的通货膨胀而采取通货紧缩政策则利于经济降温；而若在危机或萧条期保留通货紧缩则只会加剧经济的滑坡。因此，通货紧缩的下界由于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理论上一般界定在0——-3％。通货紧缩率如果低于-3％，则视为超出“可容忍区间”必须加以控制。

二、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交替性

考察二战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不难发现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与经济周期是交织在一起的。通常表现为：经济高增长伴随着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经济萧条期则存在严重的通货紧缩。20世纪50——60年代世

界经济处于战后恢复期，经济增长较快，通货膨胀率较高；进入70年代后，经济发展更快，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到80年代时出现“滞胀”，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90年代以来，由于新材料、新能源的发明创造和高新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使得生产过剩，商品价格一降再降，经济开始出现下降趋势，从而世界经济转入通货紧缩阶段。尽管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间隔周期较长（战后四十年内未发生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但我们必须承认二者具有交替性。此外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性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美国著名投资专家加利·西林博士在《通货紧缩》一书中指出：“当今世界的通货紧缩正是过去较长时期通货膨胀发展的直接结果。原有的成本推进和需求拉动成为促进通货紧缩的因素，世界各国大量裁军、缩减政府支出、减少财政赤字、宏观政策中重视防范通货膨胀、世界范围的经济结构调整、高新技术发展导致的成本下降和生产率提高等都成为通货紧缩产生的重要原因。”从世界经济运行的实际来看，这一分析显然是科学的。

我们必须承认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之间这种交替的现实。当代经济发展已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自由市场体制几乎无处不在。除了像美国、欧盟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外，就连新兴市场国家如：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三幼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拉丁美洲国家、

inflation. seen from a comparison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industry, most countries were mainly busy guarding against inflation, and its negative effects, while making their currency policy.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delimitation and its negative effects of deflation, this article talk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flation and economic periodicity,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 china is in the deflation period now.

第7篇：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范文

正如Lucas(1976)所指出,宏观经济变量的计量模型参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有研究发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美国家通货膨胀的动态路径发生了显着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表现在通货膨胀水平上,而且还表现在通货膨胀的持久性上(Kim,2000)。因此,预测通货膨胀率以及对通货膨胀建模也变得越发困难。通货膨胀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上述的结构性变化中,而且由于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变量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这使得通货膨胀动态变化中还包含了经济扩张与衰退的非线性特征(Beaudry and Koop,1993;Pesaran and Potter,1997)。货币政策的变化、需求与供给的冲击以及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化也都可能引起通货膨胀的非线性。因此,在对通货膨胀建模时,可能需要同时考虑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等特征。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通货膨胀的所有研究都还是孤立地考察上述特征的某一方面,如,Evans和Watchtel(1993)基于机制转换模型发现,美国通货膨胀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发生了两次较大的结构性变化。Burdekin和Siklos(1999)使用Perron和Vogelsand(1992)的结构断点检验法发现美国通货膨胀在1979年出现了较大的结构断点。另外,Enders和Hum(2002)使用门槛自回归TAR模型发现澳大利亚的通货膨胀率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Martin和Milas(2004)基于平滑转换STAR模型研究发现英国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率的反应存在非线性,其强度取决于离通货膨胀目标值的距离。

同样,国内学者也对我国通货膨胀的运动特征展开了研究,但也都是孤立地考察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变化或非线性。其中,关于我国通货膨胀结构性变化的研究较少:刘金全等(2006)运用参数稳定性检验法,发现我国通货膨胀序列自1984年以来出现了两次高通货膨胀区间。张成思(2008)运用结构断点检验法考察了1981-2007年我国月度通货膨胀的动态变化,结果显示我国的通货膨胀路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了显着的结构性变化。而关于非线性研究的文献有:龙如银等(2005)运用Markov机制转换模型揭示出我国通货膨胀率存在两个区间,即高通货膨胀率区间和低通货膨胀率区间。赵留彦、王一鸣和蔡婧(2006)运用改进的Markov机制转换模型发现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间存在非线性性。王少平和彭方平(2006)运用ESTAR模型也发现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间存在非线性指数转换特征。张屹山和张代强(2008)在TAR模型的基础上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的特点,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局部单位根的门槛自回归过程,在高通货膨胀下,通货膨胀率是平稳自回归过程;在低通货膨胀下,通货膨胀率是单位根过程。

如果通货膨胀的动态过程中确实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这两种特征,只孤立地考察通货膨胀运动的某一特征将不能很好地揭示通货膨胀的真正本质。那么是否可以通过样本数据来内生地判定通货膨胀路径中是否同时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这两种特征,或者只存在其中一种特征,或者两种特征都不存在,这样就能避免模型的误设问题。Lundbergh等(2003)提出的时变平滑转换自回归(TV-STAR)模型能够很好地用来解决上述问题。该模型不仅能同时考察经济变量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并且能通过模型设定检验来区分这两种不同特征。另外,许多宏观经济变量的机制变化是逐步过程,Markov机制转换以及TAR模型等均假设机制间的转换较突然,因而不能描述机制的渐进变化过程。TV-STAR模型由于能通过转换参数来控制转换速度的大小,所以不仅能够刻画较突然的机制变化,也能刻画渐进形式的机制变化。正因为TV-STAR模型具有以上许多优良性质,因此被广泛用于研究经济、金融变量的运动特征,如Franses和Dijk(2005)比较了各类线性与非线性模型的预测效果,发现TV-STAR模型在长期中的预测效果要优于其他模型。Sollis(2008)使用TV-STAR模型检验了17个以美元为基础的经济发达国家汇率变动特征,发现一些国家的汇率变动中以结构性变化为主,而另一些国家的汇率变动中同时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Hasanov等(2010)对土耳其的通货膨胀与产出间关系即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表明,两者间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

鉴于此,本文将通过引入TV-STAR模型来考察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特征,在统一框架下探索我国通货膨胀中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基于该模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经济与政策意义:我国的通货膨胀是否同时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如果的确存在这两种特征,那么结构性变化发生的时间点在哪里,在结构性变化前后,通货膨胀的非线性特征是否也发生了变化?不同状态和结构下的我国通货膨胀持久性有何不同?正、负向外来冲击的影响也呈现非对称性吗?另外,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间的临界值是多少?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我国通货膨胀本质的了解,从而为治理通货膨胀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本文将基于TV-STAR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来回答上述问题。余下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为数据与模型;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数据性质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性质与平稳性检验

本文使用商品零售价格同比指数增长率的月度数据来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率的特征,样本范围从1983年1月至2011年3月,共计339个样本,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①。由于我们采用同比增长率,通货膨胀序列中已消除了季节因素的影响。图1给出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路径图。总体来讲,从1983年1月至2011年3月的这段时间内,我国通货膨胀的变化呈现两种不同态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经济运行极不稳定,通货膨胀的波动较大。从表1可以明显看出,1998年之前的通货膨胀无论从均值、标准差、最大值以及一、二阶自相关系数上,都明显要相对高于1998年之后的通货膨胀,并分别在1985年底、1989年初以及1994年底出现三次较大的峰值,后两次的通货膨胀率甚至超过了25%。在90年代中后期,由于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初步建立,我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的波动区间也开始减小。但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随着各经济发达国家中央银行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缓解市场流动性、刺激经济,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已经形成,通货膨胀预期明显增强。我国政府也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其结果是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一路攀升,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我国CPI同比指数升至5.0%,治理通货膨胀再次成为全年经济的重中之重。

许多基于ADF单位根的检验结果对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否具有平稳性存在较大分歧,如赵留彦等(2005)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在某一时域内具有平稳性,而在另一时域内具有非平稳性;王少平和彭方平(2006)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平稳的;而刘金全和隋建利(2010)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是非平稳的。出现上述分歧的可能原因是,传统线性模型的ADF单位根检验法由于存在功效(power)问题,会过度地接受原假设,从而使得检验结果不可靠(Taylor,2001)。另外,我国通货膨胀的持久性中可能存在非线性特征,传统检验法很难在线性单位根与非线性平稳序列间作出判别。为此,我们引入Kapetanios等(2003)提出的KSS非线性单位根检验法,该方法比ADF检验法更具有稳健性,并能检测出所有线性与非线性单位根过程:

这时,可通过构造 统计量来检验:δ=0以及:δ<0,从而判断通货膨胀序列中是存在单位根还是具有非线性平稳特征。表2同时给出了ADF以及KSS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考虑到数据生成过程的各种可能,我们分别使用带常数以及带趋势的单位根检验。为了使得检验结果稳健,滞后阶数分别取4、8、12三个不同数值。KSS检验中10%和5%的渐近临界值摘自于Kapetanios等(2003),其分别为-2.66和-2.93。表2显示ADF检验的结果取决于滞后长度以及模型的具体设定形式,不能一致地判断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否存在单位根;而KSS检验的所有结果均在5%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通过比较可以发现,ADF检验由于线性假设以及较低的功效,对我国通货膨胀率单位根的检验是无能为力的。而KSS检验能得出一致的检验结果。本质上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平稳的非线性均值回归过程。

(二)模型设定与检验

TV-STAR模型是两机制STAR模型的一种推广,为了更好地了解TV-STAR模型的性质,我们首先介绍STAR模型。自从Terasvirta(1994)提出STAR模型以来,该模型就被广泛地用于研究宏观经济和金融变量的非线性动态特征,两机制STAR模型可描述为:

1.确定AR(p)模型中的滞后阶数p,以及确定STAR、TV-STAR模型中的延迟参数d。

由于上述建模步骤中涉及不可识别参数与,将使得假设检验变得复杂。处理这类问题的通常做法是,在原假设下对平滑转换函数进行一阶泰勒展开:

(三)非线性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另外,我们可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通货膨胀运动在外来冲击下的反应特征。传统脉冲响应函数不依赖于过去历史信息,在同等幅度的正负向冲击下具有对称性。但STAR、TV-STAR等非线性模型明显地依赖于过去历史路径,并且在不同机制状态下,其运动特征也不尽相同。因此,在非线性模型中使用传统脉冲响应函数将产生偏差。为此,Koop等(1996)提出了广义脉冲响应函数(GIRF),其脉冲响应不仅取决于历史状态、现期冲击的大小、正负方向还取决于未来时期的冲击。该函数以历史信息为条件,是包括初始冲击δ与不包括初始冲击δ的两期望值之差:

三、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基于线性AR(p)模型对通货膨胀率进行建模。通过自相关、偏自相关图以及结合AIC信息准则,我们选择AR(2)模型来刻画通货膨胀差分序列的动态过程。表3(见下页)显示,基于AR(2)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残差部分具有非正态尖峰、厚尾等性质。另外,基于滞后4、8阶的Lung-Box检验虽未发现残差中存在自相关,但怀特检验发现残差中存在异方差效应。因此,从残差的诊断结果来看,AR(2)模型不是最优的,这可能是线性自回归模型不能捕捉通货膨胀中的非线性与结构性变化。

为此,我们按照“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的过程来选择最优模型。基于TV-STAR模型,我们首先进行线性假设检验,即检验在TV-STAR模型与AR(2)模型之间,哪个能更好地描述我国通货膨胀率的运动过程。由于在模型的构建中,我们并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引起的异方差效应,其结果是,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在异方差下将可能过度拒绝或接受原假设。因此,我们同时给出了Wooldridge(1990)的具有异方差稳健性的LM检验统计量。通过使用普通的与稳健的LM检验将使得模型的估计和选择结果更加可靠。这里选取作为平滑转换变量的备选变量。对于选择上述不同的转换变量,所有普通与稳健的检验的p值都较小,并且在时取得最小值,其在1%的显着水平上拒绝了模型的线性假设。

虽然上述检验明显地拒绝了我国通货膨胀运动的线性假设,但我们仍不确定其运动过程是表现为非线性还是结构性变化,或是兼具两者特征。因此,我们开始在TV-STAR模型框架内检验我国通货膨胀的运动中是否只存在结构性变化而不存在非线性,即检验TV-AR模型是否能完全刻画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路径。TV-AR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见表3),我国通货膨胀率约在1994年底至1995年初期间发生了较大的结构性变化。相对于线性模型,其标准差下降了5.9%,另外,偏度、峰度以及正态性也都有所改善,但异方差效应没有任何减少。从AIC和BIC信息准则上来看,TV-AR模型的拟合效果显然优于线性AR(2)模型。同样,基于普通与稳健的模型设定性检验也在5%的水平上拒绝了TV-AR模型。因此,只单独考察我国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变化是不合适的。

我们再考察通货膨胀中是否只存在非线性变化而不存在结构性变化,即检验STAR模型是否能完全刻画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变化特征。在的原假设下,可得两机制的STAR回归方程。两机制STAR模型由于假设不同机制下通货膨胀具有不同的运动特征,从而大大增加了模型的灵活性。STAR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我国通货膨胀呈现明显的两机制运动特征,在高机制(≥5.653)下,通货膨胀具有均值回归特征;而在低机制(<5.653)下,通货膨胀呈现局部单位根特征。最优转换变量中的d=3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的调整发生在滞后3期,其调整的主要依据取决于通货膨胀是否过高或过低,并且调整的影响在三个月后起作用。相对于线性AR(2)模型来说,STAR模型的标准差降低了15.1%,从AIC与BIC两信息准则上来看,模型的拟合能力比起TV-AR模型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异方差效应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但仍旧不能消除。另外,基于偏度、峰度以及正态性检验的统计值也都有所改善。但表4的模型设定性检验显示,相对于TV-STAR模型,在5%的显着水平上无论是普通的还是稳健的LM统计检验量都拒绝了STAR模型。这表明,STAR模型不能很好地描述我国通货膨胀的运动特征,只单独考察我国通货膨胀中的非线性也是不合适的。

上述和的检验结果显示,TV-AR模型和STAR模型都不能很好地描述我国通货膨胀的运动特征,忽略通货膨胀运动中的结构性变化或非线性都不合理。因此,我们开始在TV-STAR模型的框架内来同时考察我国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运动特征。基于残差检验结果以及AIC和BIC信息准则来看,TV-STAR模型明显优于AR(2)、TV-AR以及STAR模型。特别是在TV-STAR模型下,回归残差的异方差效应已基本消失(见表5)。在转换函数G(,,)中,=21.131表明我国通货膨胀运动具有较快的非线性调整速度,另外,=4.091是我国发生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临界水平值,这也反映在图2(b)中。相对于STAR模型而言,转换函数中的有所上升,而有所下降,这可能是STAR模型由于未考虑结构变化而使得估计结果存在偏差的原因。由于为单调递增函数,在极端情形下,和分别对应着通货膨胀周期中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因此,也刻画了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间的非线性调整特征,图2(a)明显地反映了我国通货膨胀运动的这一动态调整路径。结构性变化函数中的=342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变化较突然,并且该结构性变化点约在=0.423左右,其对应的整个结构性变化样本时间范围约从1994年6月至1995年5月,历时1年左右,这从图2(c)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结构性变化后通货膨胀的波动幅度出现了较大幅度的降低,该结构性变化与20世纪中期的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的成功调整相一致,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改变了模型参数的特征,并最终反映在通货膨胀运动路径的变化上。该发现也与张成思(2008)的结构变化检验法的研究结果相吻合。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刻画我国通货膨胀的运动特征时,需同时考虑非线性以及结构性变化。

通货膨胀的持久性反映了通货膨胀的运动惯性特征,其强弱一般是由自回归滞后系数的大小所决定,然而由于TV-STAR中的最大滞后阶数为2,即的最大滞后阶数为3。在滞后阶数大于1时,通货膨胀的持久是由最大特征根决定。因此通过计算不同机制状态下的最大特征根,可用来比较通货膨胀的持久性特征。借助于TV-STAR模型,我们给出四个主要机制状态下的特征根,而通货膨胀的具体运动特征可视为在这四种状态下的转换组合。通过对最大特征根的比较不难发现,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我国通货膨胀的运动路径发生了明显变化:在1995年之前处在通货紧缩机制下即时,最大特征根为0.804,这时通货紧缩的发生只是短期现象,会很快恢复到正常水平;而1995年之前发生通货膨胀即时,最大特征根为0.929,该状态下的通货膨胀持久性要强于通货紧缩下的持久性,但影响仍旧会随时间而消去。与上述特征相反的是,在通货膨胀发生 结构性变化之后,无论是处于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机制下,持久性较结构性变化前都出现了上升。特别是当处于通货紧缩机制下即时,最大特征根为1.013,这时πt基本表现为一单位根过程,通货紧缩具有非常强的持久性,甚至呈爆炸式扩张;而发生通货膨胀即时,最大特征根为0.932,此时的通货膨胀虽也表现出较强的持久特征,但该状态仍属于平稳状态,通货膨胀率会以较慢速度恢复至正常水平。总之,虽然结构变化后的通货膨胀的变动范围有较大下降,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持久性却明显上升。

上述我国通货膨胀运动特征的这一变化也可通过进一步考察TV-STAR的确定性主干部分(不考虑随机冲击影响)来更深刻认识。如果模型确定性主干的外推开始于结构性变化之前(G(t/T,,)=0),在初始值≤4.091时,该模型将收敛于均衡点2.949;在初始值>4.091时,该模型将收敛于均衡点13.985。这表明结构性变化之前的通货膨胀虽具有全局稳定性,但具有局部非稳定性。相对而言,处于低均衡点2.949附近的运动基本不存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压力,即使出现通货紧缩压力,也很快能恢复至正常水平。而处于高均衡点13.985附近的运动,很难恢复至低均衡点,一旦处在高均衡点,通货膨胀将会一直维持较高水平,这也是1995年之前通货膨胀持续走高的原因。另外,如果模型确定性主干的外推开始于结构性变化之后(G(t/T,,)=1),无论初始值开始于何点,该模型都将最终收敛于全局唯一均衡点4.185,即收敛于临界值附近,这与稳健货币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央政府把防止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强化了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政策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导向作用,从而使得通货膨胀率变动的不确定性下降。

我们借助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并基于结构性变化之前(G(t/T,,)=0)、结构性变化之中(G(t/T,,)=0.5)以及结构性变化之后(G(t/T,,)=1)的三个STAR模型来分别考察处于通货膨胀机制为主(G(,,)>0.5)和通货紧缩机制为主(G(,,)<0.5)时的我国通货膨胀运动对外来冲击的反应。这里冲击初始值设定为一单位的标准差即,冲击期长h=1,2,…,40,基于历史信息和初始冲击的GIRF值可通过(6)式计算而得,期望值通过5000次的重复抽样计算而得。图3中的横坐标表示h,纵坐标表示。通过对比图3的(a)、(b)与(c),不难发现以下特征:首先,与结构性变化之前相比,结构性变化后的冲击影响幅度降低。当π处于通货膨胀机制下时,冲击效应几乎降低了50%之多,相对而言,当处于通货紧缩机制下,冲击效应下降幅度相对较小。同时,冲击的传导效率上升。在通货膨胀机制下,冲击的最大反应期由结构变化前的第8期提前至第3期;而在紧缩机制时,变化最大的是负向冲击,其最大反应期由第15期提前至第2期。这种传导效率的极大提高从某方面也说明了我国市场体制改革的成功和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成功,使得各种来自于需求、供给以及货币的冲击能很快反映到价格的变化上来。由于传导效率的提高,任何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迹象都能在较短时间内反映到作为市场信号的价格变化上,从而使得我国政府能依据价格信号对将要发生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采取相应的经济措施,依据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发展态势,综合应用汇率、利率以及其他货币政策手段对经济进行干预,因此的波动幅度也明显降低。其次,正向、负向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在多数情况下,正向冲击的影响更大,也更持久。而且通货膨胀机制下的冲击影响在短期内要明显强于通货紧缩机制下同等冲击的影响,但从长期来开,通货紧缩机制下的冲击效应更持久。在结构性变化之后,这种非对称效应也更加显着。这意味着我国更容易发生通货膨胀现象,即使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但由于通货紧缩机制下的正向冲击更持久,而且作用也较强,因此,只要适当刺激经济,采取宽松货币政策,通货紧缩将很快消失。当在通货膨胀机制下,由于负向冲击的作用较小,而且持续时间较短,这就意味着,一旦发生通货膨胀,即使采取与通货紧缩机制下相反的同等强度的政策措施,但对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不如通货紧缩机制下摆脱通货紧缩的效果好。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这种非对称性特点使得治理通货膨胀的成本要远高于治理通货紧缩的成本。

基于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临界值=4.091,可以看出从2010年10月开始,我国存在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由于此时通货膨胀机制下的最大特征根为0.932,因此高通货膨胀率将持续一段时间。此次通货膨胀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通货膨胀均不同,其特点是:资产价格与普通商品价格的全面上涨,而且是由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推动而造成的。这些因素包括货币供应量过大而造成的流动性过剩、房价的泡沫化、能源价格、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从图3(c)可知,由于通货膨胀机制下的正向冲击效应明显强于负向冲击,这也就是说,如果目前治理通货膨胀的力度不足,那么反通货膨胀的各种政策很可能被来自正向冲击如石油价格上涨、房价上涨等各种外部冲击效应抵消,而且由于同等的正向冲击效应更强也更持久,那么要降低当前的物价水平就非常困难。因此,我国政府在为控制通货膨胀而采取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需提防其他外来冲击而引发的对冲效应。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TV-STAR模型在统一框架内同时考察了我国通货膨胀的非线性调整与结构性变化,研究发现:

首先,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转换,其临界水平为4.091,这种非线性调整具有非对称性,在不同的机制状态下具有不同的调整速度。由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经济体制转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也相应地经历了转变,这些调整使得我国的通货膨胀的路径在1994年下半年至1995年上半年间发生了结构性改变,结构性变化后的通货膨胀的波动幅度虽有较大幅度下降,但通货膨胀的持久性明显上升。

其次,在结构变化前的通货膨胀路径中,存在高低两个局部均衡点,分别为13.985与2.949。当初始值>4.091时,该模型将收敛于高均衡点;而当初始值<4.091,该模型收敛于低均衡点。一旦通货膨胀的运动处于高通货膨胀机制下,通货膨胀将会在高均衡点附近运动,从而通货膨胀一直会维持在较高水平,这就解释了1995年之前持续发生高通货膨胀的原因。而结构性变化之后的通货膨胀路径中只存在唯一均衡点4.185,这就意味着1995年之后不再会发生持久的高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现象,通货膨胀变得更具有温和性,但持久性比结构变化前要更强。

最后,结构性变化之后,通货膨胀的运动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幅度下降,但对冲击的反应速度上升,在某种程度也说明了市场的信息传递效率上升以及宏观调控政策的更加有效性。另外,在不同的机制下,同等程度的正负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在多数情况下,正向冲击要比负向冲击的影响更强、更持久。结构性变化之后,这种冲击的非对称效应也更明显。冲击的非对称效应使得治理通货膨胀的成本要高于治理通货紧缩的成本。

在当前形势下,我国经济又处于高通货膨胀机制下,由于通货膨胀的持久性较强,而且来自石油价格上升、房价泡沫化以及美元快速贬值等压力的不确定性冲击,治理通货膨胀的难度较以往更大。因此,一方面我国要继续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并严厉控制热钱的流入、逐步对人民币升值、扭转贸易顺差局面;另一方面,要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对结构调整、保障民生、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并逐步降低各种税率,降低 企业的生产成本与投资成本。

感谢匿名审稿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但文责自负。

第8篇：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范文

【关键词】通货膨胀 会计模式 会计方法

通货膨胀作为纸币流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中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10年通货膨胀率为7.1%，12月通货膨胀率高达11.2%，是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201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11年经济工作的两大任务是“调结构”和“防通胀”。随着世界经济通货膨胀的加剧，通货膨胀会计成为当前世界各国企业管理当局和会计界探讨的热点。通货膨胀使会计报表失实，会计信息失真，使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传统会计模式受到挑战，给会计工作带来了新的课题。

一、通货膨胀对企业财务的影响

根据《新格尔帕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权威解释：“通货膨胀是指价格持续上涨的一种过程, 或者说是货币不断贬值的过程。” 可见，通货膨胀不是一次性的或者短期的价格总水平上升，只有当价格不断上升其趋势在某一区间内不能逆转时，才认为出现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是个别商品价格的上涨，而是价格总水平的上涨。

通货膨胀对企业财务造成了一系列影响，主要表现为：1.企业资金需求不断膨胀；2.资金供给持续性短缺；3.货币性资金不断贬值；4.资金成本不断提高；5.会计信息严重失真；6.因通货膨胀而高估会计收益，导致企业虚假盈利，由此承担了部分不应承担的税赋。

二、建立通货膨胀会计的必要性

在通货膨胀条件下，传统的历史成本会计模式将导致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会计信息严重失真；二是生产耗费补偿不足，企业的再生产能力下降；三是高估收益，虚增利润，造成收入超前分配；四是失实的会计信息容易导致错误的企业决策。

在通货膨胀条件下，为了反映和消除物价上涨因素对传统会计报表的影响，以便更真实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一般物价指数或现时成本资料，将传统历史成本会计加以调整的会计程序和方法就是通货膨胀会计。

通货膨胀对传统会计模式造成了重大影响，它动摇了货币计量中币值稳定的会计基本假设，质疑了历史成本原则，冲击了收入费用配比原则，使构建我国通货膨胀会计模式成为必要。物价持续大幅度上涨、企业资本保全和真实确定收益的客观要求是通货膨胀会计产生的主要原因。另外，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不断发展，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不同国家物价变动的影响要求会计进行准确核算和处理，这也是催生通货膨胀会计产生的重要因素。

三、我国推行通货膨胀会计的探讨

纵观通货膨胀会计的发展历史，早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就有了通货膨胀会计的思想雏形。当前世界采用的通货膨胀会计模式有三种：一是不变币值会计，即传统会计，具体做法是通过某种物价变动指数把财务报表上各个项目的历史价格金额换算为不变价格金额，国外只有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才采用此法。二是现行价值会计，即现行成本会计，对持有资产的账面价值按现行成本予以调整，再计算出现有资产由于现行成本变动而产生的尚未实现的利润或损失；三是不变币值的现行价值会计，即调节价格水平的现行成本会计，前两种模式的结合，国外只在英国、加拿大实行。

通货膨胀会计模式和会计方法的选用受以下因素的影响：通货膨胀所呈现的一般物价水平上涨和个别物价水平上涨是否均衡；通货膨胀时各类或各种价格和比例结构是否合理；企业规模和资产构成；企业管理部门、债权人及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要求；会计人员的素质；会计电算化程度；会计模式实施成本等。此外，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法律因素、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或会计组织的程度以及国际会计界的影响也会对会计模式和方法的选用产生影响。鉴此，笔者认为：

（一）通货膨胀会计应与传统会计相结合

我国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成本推动、价格调整等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在不同时期，各因素所起作用不一样。因此，推行通货膨胀会计不宜取代传统的历史成本会计。

（二）营造良好的通货膨胀会计环境

推行通货膨胀会计是政府、企业及其利益相关人共同应对通货膨胀挑战的必要途径。现阶段，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我国必须合理借鉴国外方法完善我国通货膨胀会计规范，建立适合我国经济特点的物价变动会计体系，从而改善会计信息质量。

（三）构建通货膨胀会计体系可分两步走

第一步，对历史成本进行修正，在会计实务上积极推行能够减轻通货膨胀影响的会计方法。如采用物价指数法、重置成本法、现行市价法、收益现值法或汇率调整法等方法对固定资产的价值进行重估，作为每年调整的基数；结合物价变动指数，增设“制造成本保值贴补基金”，以实现存货原有存量的再现；采用当期物价变动指数，对期末货币性资产和货币性负债进行调整等等。另外，应区分不同企业类型，采取不同的调整方法。对大型企业需选择较全面的模式修正会计信息的偏差；对小型企业则用适当方法对会计数据加以补充说明；对货币性资产为主的金融企业宜用物价指数法和汇率调整法消除货币贬值的损失；对非货币性资产为主的生产型企业则用现行价格法反映固定资产和存货的现行价值；对于特殊的大型跨国公司，可借鉴法国采用的企业会计与合并会计相分离的方法，制定独立的合并会计规范，与非跨国企业的会计规则相分离。第二步，实行现行成本会计的目标模式。现行成本会计模式是一种较理想的消除通货膨胀影响的模式，其应用必须健全和完善物价指数体系。

参考文献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昨日闭幕 稳定物价成重点.第一财经日报,2010.12.13.

[2]弗雷德里克・D・S・乔伊，加利・K・米克，国际会计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3]李雪松,张丽娟.当前通胀预期形成与防范研究.会计之友,2010.7.

[4]张亚军.通货膨胀下会计模式的选择.财会研究,1994.3.

第9篇：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范文

无论是西方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货币供应量的论述都主要集中于讨论通货膨胀。就全球经济横向比较看，各国政府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时也主要针对通货膨胀进行防范，显然对通货紧缩的准备不足，而且对受经济周期制约的通货膨胀于通货紧缩的交替性认识不足。本文拟通过通货紧缩的界定及其负面和通货紧缩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来我国是否已进入通货紧缩阶段。

关键词：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 交替性 可容忍区间

通货紧缩就其概念范畴来讲，在经济学中是对应通货膨胀而存在的。通过对通货膨胀概念的考察，我们不难理解通货紧缩的概念，即一国发行的货币量少于现实流通中和经济交易中所需的货币量。但目前学术界对通货紧缩的定义主要侧重点有所不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相对应，主要表现为物价总水平持续下跌三年左右，即认为进入通货紧缩；第二种观点认为通货紧缩是与货币供给和信贷供给紧缩同时发生的物价总水平下跌；第三种观点认为通货紧缩是在经济处于周期性下降阶段，即危机和萧条时期发生的通货紧缩。显然，三种观点在通货紧缩的界定上有所不同。第一种观点主要从物价总水平下降时限的角度来考察通货紧缩；第二种观点又加入了货币供给和信贷供给的作用；第三种观点则认为通货紧缩应与经济周期结合考察。下文中我们就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的测度和阶段界定进行分析。

一、 通货紧缩的可容忍区间

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内含一种数量关系，即人们用以测量经济中货币效率的指标：通货膨胀率和通货紧缩率。正如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指出的：“过度的通货膨胀以及为了校正前一段时间的货币超量发行而采取的通货紧缩政策这两者之间的不断交替发生，一般来讲对经济增长都是十分有害的。”（参：莫里斯··········阿莱《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第2页）显然，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承受力都是有限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超过社会承受力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关于社会所能承受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度”，我们不妨引用陈东琪教授与1998年提出的“可容忍区间”这一概念。当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度处于“可容忍区间”内时，则其正面效应可以存在并能发挥作用，而当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度超出“可容忍区间”时，则其负面效应可以存在并发挥作用。显然，通货紧缩的“可容忍区间”，具有与重视通货膨胀率同等重要的意义。首先，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一样都是国家经济运行失衡的表现，是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指标。通货紧缩一旦超出“可容忍区间”的警戒线，必然会向经济发展亮“红灯”。这将督促政府当局尽快制定相应的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提高货币和信贷的供给来缓解通货紧缩导致的负面效应。其次，通货紧缩率的衡量与测度也对政府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利于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化、效率化、精确化。通货紧缩率的衡量必须严格区分通货紧缩政策作用的阶段。一般可分为：正效应阶段、零效应阶段和负效应阶段。正效应阶段通常指对经济动力起恢复作用的阶段，零效应阶段指经济打到均衡时的阶段，负效应阶段则指通货紧缩抑制经济发展的阶段。

如何准确地界定通货膨胀率和通货紧缩率的上、下界则是首先要解决的。通货膨胀按成因可以分为三种：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和供求混合型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测度主要通过一定期限内货币供给增长率与物价总水平上涨率之比来测量。一般认为：零通货膨胀为下界，通货膨胀率达到8％时为上界。即当这一比值低于零时即进入通货紧缩，高于8％时就超出社会所能承受的通货膨胀“可容忍区间”，开始对经济发展起抑制作用。通货紧缩虽在概念上与通货膨胀对应，但在测度上却不能简单对称。恩格斯曾指出：“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显然不对称，盖若把有效需求紧缩到充分就业所必需的水平之下，则就业量与物价都降低；但若把有效需求膨胀到充分就业所需水平之上，则只有物价受到影响，这一点也许令人不解。然而这种不对称，正是事实之反映。”（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第251页）就是说通货紧缩会使就业和物价都下降，而适度的通货膨胀只会使物价上升。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0——-8%为通货紧缩的“可容忍区间”。凯恩斯主义革命不难令人得出这样的结论：适度的通货膨胀利于经济发展。但适度的通货紧缩是否同样利于经济发展呢？我认为必须结合经济周期加以考察。如果是为了校正前一阶段的通货膨胀而采取通货紧缩政策则利于经济降温；而若在危机或萧条期保留通货紧缩则只会加剧经济的滑坡。因此，通货紧缩的下界由于受经济周期的影响，上一般界定在0——-3％。通货紧缩率如果低于-3％，则视为超出“可容忍区间”必须加以控制。

二、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交替性

考察二战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不难发现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与经济周期是交织在一起的。通常表现为：经济高增长伴随着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经济萧条期则存在严重的通货紧缩。20世纪50——60年代世界经济处于战后恢复期，经济增长较快，通货膨胀率较高；进入70年代后，经济发展更快，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到80年代时出现“滞胀”，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90年代以来，由于新材料、新能源的发明创造和高新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使得生产过剩，商品价格一降再降，经济开始出现下降趋势，从而世界经济转入通货紧缩阶段。尽管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间隔周期较长（战后四十年内未发生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但我们必须承认二者具有交替性。此外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性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美国著名投资专家加利·西林博士在《通货紧缩》一书中指出：“当今世界的通货紧缩正是过去较长时期通货膨胀发展的直接结果。原有的成本推进和需求拉动成为促进通货紧缩的因素，世界各国大量裁军、缩减政府支出、减少财政赤字、宏观政策中重视防范通货膨胀、世界范围的经济结构调整、高新技术发展导致的成本下降和生产率提高等都成为通货紧缩产生的重要原因。”从世界经济运行的实际来看，这一分析显然是科学的。

我们必须承认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之间这种交替的现实。当代经济发展已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自由市场体制几乎无处不在。除了像美国、欧盟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外，就连新兴市场国家如：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三幼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印度、东欧和非洲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也在经济发展周期上与世界经济保持了同步性（单从东南亚危机及其影响就不难看出）。市场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其市场关系表现为资本雇佣劳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总是处于往复的周期运动之中，总是处于“高潮——危机——萧条——复苏”的循环之中。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济运行周期的不可避免性决定了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性。如果不清醒认识这种交替的客观存在必然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三、 我国正出于通货紧缩阶段

我国目前进行的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旨在建立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手段的经济体制。从本质来讲，除了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以外，经济的运行与其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致的，即也要采取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差别只是资本的形式不同而已，我国主要以国有资本和共有资本为主。显然，我国经济的运行同样具有周期性，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同样不可避免。

自1996年我国实现经济“软着陆”以来，物价总水平持续下跌，相比1989年至1994年间的物价水平上升，反差极为明显。如按学术界关于通货紧缩的第一种定义衡量，我国目前已进入通货紧缩阶段；若从第二种定义我国经济又不属于通货紧缩阶段。因为自1996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仍以每年平均9％的速度增长，且据国家中心测算，我国经济2001年仍可望增长7.3％，并无危机，也未进入萧条期。相反与目前经济增长缓慢的美国、欧盟和几年持续负增长的日本及其它受东南亚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相比，可谓“风景这边独好”。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我国经济已进入通货紧缩阶段论断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从第三种定义出发考察，结合1996年前后经济周期性波动，则我国经济只能被界定在通货紧缩阶段。原因如下：（1）央行几次降息，储蓄率仍高居不下，且储蓄总额呈上升趋势。（2）国内需求不足，投资需求明显收缩。尽管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已持续近四年，加上加入WTO和西部大开发的利好消息，仍然无法启动内需和投资。（3）进出口外汇所得大幅减少，受国际经济大气候影响，我国出口今年将减少18％，从而导致GDP增长减少1%.(4)国内生产剩余严重，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已由计划经济下的商品短缺转向市场经济下的商品过剩，且存在严重的结构性过剩，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这也是导致内需不足和投资不旺的主要原因。

以上现象表明，我国通货紧缩症状远未消失。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应为：加快改革步伐，去除通货紧缩的制度和体制因素，通过适度的财政货币政策来促使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交替，而不是使经济长时间停留于其中的任何一种状态。应该避免力度过大和政策失误造成经济在走出通货紧缩后又立即转入通货膨胀或在走出通货膨胀后又立即转入通货紧缩(1996年的“软着陆”政策就是教训)。保证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正确和力度适当，则可以有效避免因结构调整而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中央政府在政策制定时应密切关注目前通货紧缩的走向和趋势，适时适度地加以调节，抑制通货紧缩，同时控制好通货膨胀的反弹，以便使我国经济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

：

1. 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商务印书馆 1997年

2. 马克思 《资本论》 人民出版社 1975年

3. 钱小安 《通货紧缩论》 商务印书馆

2000年

Analysis and Delimitation

of the Deflation Period of China

Abstract:

No matter in the Western classical economics or in the Marx’s economics， analyses on monetary supply mainly focused on inflation. Seen from a comparison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industry， most countries were mainly busy guarding against inflation， and its negative effects， while making their currency policy.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delimitation and its negative effects of deflation， this article talk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flation and economic periodicity，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 China is in the deflation period 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