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精选(九篇)

第1篇：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范文

经济学思想在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演进历程中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经济自由主义只能产生警察行政法观，国家干预主义可以产生福利行政法观。而当代行政法是实质的服务行政法，服务与合作是其人文精神，增进社会福利，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其价值追求。

「关键词行政法治理论

行政权力

政府干预

市场机制

西方国家的文化是多元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思想基础也是多元的。时代的发展、行政法的演变需要我们以更广博的视角来审视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在关注其哲学基础、法理学基础的同时，亦不能忽视经济学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是行政法学和宏观经济学所共同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经验表明，尽管“市场失灵”和对公平的关注提供了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基础，并由此诞生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和福利经济学，但市场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对称等同样导致“政府失灵”，而试图以政府替代市场的做法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市场失灵置换了市场万能的观念，政府失效拒斥了国家的神话。可见，没有一个有效的法治政府，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促使我们再次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更好地去做这些事情。因此，如何在尊重市场逻辑的前提下建设一个有效的法治政府已成为全世界重新关注的焦点。本文拟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阐释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发展历程，洞察其历史脉络及深层次的发展规律，并窥探其发展趋势。这对于政府角色的重塑，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新世纪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和完善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自由主义与警察行政法观

17～19世纪是资产阶级夺取并巩固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尚未摆脱封建统治阴影的笼罩，深感丧失自由和财产的恐惧。因而，他们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论证并且实现经济自由，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深信“最好的政府，最少的管理”。这使得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各国无不围绕“行政权力”构建本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在素有“行政法母国”之称的法国，19世纪70年代以前，行政法治理论基本上是以拉菲利埃（E.Laferriere）提出的“公共权力说”为主流。按照“公共权力说”，行政行为被区分“权力行为”和“管理行为”，前者是行政机关在立法机关的授权下执行国家意志的一种行为，受行政法约束，并接受行政审判权的监督；而后者则是行政机关作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组织者而为的一种行为，属于私法范畴，接受司法审判权的监督。通过这种区分，行政法的主要任务被确定为划分公共权力与私人失误之间的界限，并对超过这一界限的“越权行为”予以制裁。这样，行政权的作用便被局限于国防、外交、警察和税收等以“权力行政”为特征的狭小范围。“公共权力说”确立后，影响到整个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理论。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的行政法治理论称为“警察行政法观”。

这种行政法治理论不仅是当时生产关系状况的反映，而且也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相一致。以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将整个经济系统分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国际贸易、政府预算、居民收支等紧密相联的组成部分。“看不见的手”并不是简单地调节其中某一个市场，使其实现供求平衡，而是通过价格信号同时对整个系统发生作用。任何一个外来冲击，如某种商品的价格或数量的变化，某项政府政策的变化，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系统的每一部分。如果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话，这就是“一般均衡”（GeneralEquilibrium）。如果外来的冲击破坏了初始的均衡状态，那么，“看不见的手”将通过价格调整，使其转向另一个均衡。

新古典学派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很可能会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给经济系统带来扭曲，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有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不需要政府干预了。但是，新古典学派并不完全排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们主张建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把政府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即政府应当保证发展生产、公平贸易和积累财富的外部环境，并且向社会提供那些私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publicgoods）。①于是，政府甘居幕后，扮演“警察”的角色，担当起社会“守夜人”，行政职能集中于“秩序行政”，即保障国家的安定、社会安宁，维护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

二、国家干预主义与福利行政法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断发展壮大的资本主义创造出了比以往任何社会都要丰富的物质财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由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周期性经济危机开始频繁爆发。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关系更趋复杂，社会形势的变化更趋迅速，但个人的生存能力却受到社会的严重制约，就业、教育、卫生、交通以及环境等都已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解释经济危机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对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受到挑战。在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L.Walras）的均衡理论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下，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K.G.Myrdal）和林达尔（E.R.Lindahl）提出了动态均衡理论，以德国经济学家施穆勒（G.V.Schmoller）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和以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T.B.Veblen）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也相继产生。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上述理论与经济自由主义截然不同，它们主张政府应对经济进行干预，强调政府在调节和管理经济中的作用。在政治方面，它们宣扬阶段利益调和，迎和了资产阶级加强统治的需要，因而对当时西方各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②于是，在西方国家，行政权的作用范围开始拓展。政府在实施有限的间接调控的同时，也开始少量地直接投资，从事教育、卫生、交通以及公共事业等方面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典型的“权力”特征已经很微弱。但这些活动又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不同于私人行为，因而不受民法规则支配而适用行政法规则。在这种形势下，法国行政法上传统的“公共权力说”开始动摇，以狄骥（L.Duguit）为代表的波尔多学派提出了“公务说”。“公务说”认为，“行政法是公共服务的法”，行政行为也是“以公共服务为目的的个别性行为。”③按照这一标准，行政主体直接以满足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活动都是公务行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信任关系；政府的服务是一种通过执行法律为公众提供的服务即公务，因而服务与合作关系就是一种公务关系；公务构成了行政法的基础，行政法将随着公务的需要而变化。“公务说”产生后，对大陆法系国家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行政法都产生了影响。从此，发生了西方行政法治理论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于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带来了致命的冲击。这次经济危机的时间之长、程度之深都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按照传统的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无论经济繁荣或衰退，政府都不应当积极干预经济活动，“看不见的手”会自动把经济导向稳定状态。可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面对严峻的挑战，政府显得软弱无力。资产阶级理论家们认识到，对这种社会形势，除了政府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能够应付，政府的角色有必要重新塑造。

时代呼唤出来一个全新的经济理论———政府干预主义。凯恩斯（J.Keynes）在1931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凯恩斯认为，完全的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关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往往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经济行为的外部效应以及交通运输约束等情况的存在，使得市场机制失灵（marketfailure）。凯恩斯认为，周期性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他用“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律来解释这一命题，并指出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必然会产生有效需求的不足。按照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在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只要存在着一定量的总需求，就会产生相应数量的总供给。既然“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地对市场进行调节，那么就应当让政府担当起调节供求关系的责任。据此，凯恩斯认为应当放弃主张自由放任、无为而治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家应当积极地干预经济，扩大政府职能，刺激投资和消费。同时，他认为政府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以维持国民收入的应有水平，而且政府每增加一笔净投资，还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私人投资和消费，使国民收入量比最初的净投资额有成倍的增长。因此，凯恩斯“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④总之，政府的责任就在于运用各种政策以纠正市场失灵，保证资源优化配置，抚平经济周期波动的创伤，促进经济发展。只有政府为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才能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后来，这一理论发展为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经济学”。于是，行政权力开始大举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阶段过渡到国家垄断阶段以及各国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行政权也日益膨胀，行政立法大规模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行政权的作用已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以促进公共福利为目的行政服务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面对新形势，“福利国家论”应运而生。尽管随着“福利国家”等现象的出现，“公务说”已不能全面界定行政法的外延，出现了行政法理论基础多元论的局面，但行政法理论中服务与合作的基本精神并未改变，即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给相对人以“生存照顾”是行政主体的职责；享受服务、得到“福利”是相对人的权利。在这一时期，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主体范围不断拓展。同时，因分享公共利益而形成的关系以及因行政事实行为引起的关系也都被纳入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范围。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甚至开始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触角伸向了传统的民法领域。总之，这一时期行政法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只有不断地缩小市场机制作用的领域，扩大行政权力作用的范围，才能为相对人提供更为广泛的服务，公共福利才能实现最大化。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福利行政法观”。

三、政府干预主义的困惑、修正及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重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风光了几十年。一直到70年代初，普遍奉行政府干预主义的西方各个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稳定增长，并没有遭遇到较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经济却遇到了麻烦———“滞胀”现象，即高失业与高通货膨胀并存。尽管各国政府按照凯恩斯的主张采取了各种药方，但是经济衰退仍越来越严重。对此，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以解释，又不能提出有效对策。特别是70年代“雪上加霜”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更是动摇了政府干预主义的基础。于是，主张经济自由、减少政府干预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学者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展开了尖锐的批评。西方各国也相继放弃政府干预主义，而选择经济自由主义为制定政策的指导原则。到80年代末期，过度的放任自由导致西方国家的经济又一次出现衰退，国家干预主义重新得势。

看起来，似乎新古典学派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凯恩斯学派主张的政府干预主义在经济学舞台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无论是新古典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都在不断地汲取对方的长处，修正自己的观点。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Samnelson）把自己的学说称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或“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1985年以后又改称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又如，克林顿政府强调政府干预，不过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片面地强调增加需求，而是采取既强调需求方面，又强调供给方面的两手政策。克林顿也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既不是新经济自由主义，也不是政府干预主义，而是一条结合两者长处的新道路。⑤总之，两大学派的融合反映了西方宏观经济学正在加深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探寻政府权力作用的最佳范围，整个资本主义也“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保持公私两个方面主动性和控制权的混合经济。”⑥面对宏观经济理论各派林立，争论不休，国家政策频繁变动的新情况，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论也表现出了应有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行政权作用范围的有限缩小。学者们认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并不是唯一的“公共体”：“公共产品”除了可由行政主体提供外，还可以由其他公共体———社会自治组织提供。这是因为，非政府的社会公共体行使公共权力，可以避免或减少行政国家异化的许多弊端，如腐败、低效率、滥用权力等。而且由于它更贴近公众，公众可更直接地参与其运作和更直接对之进行监督。除此之外，学者们也认为，过分强调为公众提供全方位的“生存照顾”会使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能力退化；行政权的过度延伸不仅不会使公共利益进一步扩大，而且还会对其产生抵销作用；应该重新重视市场机制激励作用，“只有在个人无力获得幸福时，才由国家提供服务。”⑦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纷纷对行政权重新估价，放松政府管制而加大市场调节的力度。政府也将一些政府垄断项目转到市场竞争领域，或者引入市场机制到公共领域适用。于是，国家行政、社会公共行政的结合和对私人力量的利用便构成了维护、分配和发展公共利益的多元力量结构。⑧第二，行政强制的弱化。西方学者认为，行政行为既然是一种服务，在相对人能自觉合作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公共利益能够实现的情况下，也可以不运用强制性的行政行为，而运用一些非正式、非强制的行政行为来服务。并且，传统上以“公权”和“强制”为特征的行政行为的性质及形式，都需要重新界定和概括。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行政法上便反映为：一些新的行政行为形式或者原来在行政法领域中不甚重要的行政行为形式，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规划、行政给付和行政私法等，已经或者将在行政中发挥新的或者更重要的作用。行政合同和行政规划在法国，行政指导在日本以及行政给付在瑞典等都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行政法制度。这些行政行为形式中既包含了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又体现了相对人的意志，既有行政权力的因素，又有市场自由的精神。它们所具有的应急性、简便性、温和性和实效性等特点，也正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第三，行政程序法治理念的增强。学者们普遍认为，新时期行政法治不仅应重视服务的结果或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而且还应强调行政程序，即服务与合作的过程。通过行政程序，扩大行政民主，调动相对人对服务的合作或参与，增进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信任，使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融合相对人的意志，使行政行为具有公正性、效率性、准确性和可接受性，以避免行政权在其作用领域中的滥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因对抗而致使公共利益遭受损失。而行政强制的弱化，行政程序法治观念的增强，必然会促使行政效率的提高，公共利益的实现。为此，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行政程序法典化浪潮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仍然方兴未艾。

第2篇：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价值分析公式；社会资本；国民生产总值

中图分类号：F035.3文献标识码：A

一、商品加工全过程的价值组成分析公式

关于商品的价值组成，现有的政治经济学只有一种价值分析方法，这就是下面的公式1。

公式1：W=c+v+m，其中w为商品的价值，c为不变资本，v为可变资本，m为剩余价值m。在经典著作中，公式1不仅从微观上分析每种商品的价值组成，而且从宏观上分析了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

本文将提出一个新的价值组成分析公式，为此，先对商品进行分类，并给出几个概念的定义。商品（或社会产品），可分为社会最终产品与社会中间产品。

定义1：社会最终产品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不再加工与转售、最后直接消费和使用的产品。

社会最终产品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消费资料，它满足人们生活消费的需求。另一类是劳动资料，如厂房、机器、设备、生产工具等。从周转方式分析，劳动资料是用固定资本购买的生产资料。在本文中购买劳动资料的这一部分资本用c1表示。

定义2：社会中间产品是在全社会范围内还需加工（或参与加工）与转售的产品。

社会中间产品除了以原材料表现的劳动对象外，还包括、燃料、辅助材料等，其中最主要部分为劳动对象。社会中间产品是生产资料，从周转方式分析，社会中间产品是用流动资本购买的生产资料。社会中间产品不同于劳动资料，它的价值一次性的转移到下一阶段加工的产品中去。在本文中，购买中间产品的资本用c2表示，c=c1+c2。社会中间产品可以按加工顺序进行分类，假定社会最终产品的加工环节的顺序为n，则与它相关的中间产品加工顺序分别为1、2、…n-1，随着加工次数的增多，从初级产品变为深加工产品。如表1中，棉花是初级产品，对它加工就形成棉纱这种中间产品，对棉纱再加工，就产生了棉布这种产品，对棉布进行最后加工，形成服装这这种社会最终产品。

（说明：表中每阶段的中间产品不只1种，表中只列举劳动对象为代表）

公式2：W=c1+c2+v+m

证明：W=c+v+m（公式1）

=c1+c2+v+m（c=c1+c2）

第3篇：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范文

(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商品经济、工业生产方式的形成发展而出现并演进的。迄今为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还处于经验传授和个别人的领悟为主的阶段。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说，经济学说正是其体现。也就是说，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必须要以经济学说的研究作为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主体也制约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体性也是其最重要的特性。当我们研究方法时，必须要明确自己的主体地位，再从主体性出发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进行总结与归纳。历史出现的经济学说，派别与种类繁多，我们作为研究者，不可能脱离开其中的派别，对所有的学说一视同仁。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中国的劳动者，所要研究的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才能应用于我国经济中产生的具体的矛盾。

(二)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意义

首先，研究的意义都是为现实服务的。在我国现今的政治经济中，很多经济矛盾不断涌现，这些实际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从新经济体制的确立到改革到经营管理层面，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相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指导。如今，我们从国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概括出其一般的规律，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说提供启发与借鉴，这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的最主要的目的与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应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明确我国现今最主要的经济矛盾，从而随之建立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学说。

二、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分析

(一)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演变

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行着许多方法上的争论，二争论的问题虽然简单幼稚，却是系统抽象方法应用到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所遇到的基本问题。这个时期最早争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应该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他们的方法为:生硬的印证和转述一些马克思经典作家的基本原理或者粗浅的叙述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第二，苏联的40年代，前期是以抗击德国法西斯为主，后期主要回复战争对经济的巨大创伤，因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几乎没有什么进展。随着经济的恢复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第三，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进一步提出了他对教科书的原则意见。他们主要着眼点，不是现实中存在的经济矛盾，而是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如何将散见于各种经典著作中的有关论断整理成“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进而演绎现实经济工作应该如何，是这部教科书社会主义的主要方法。第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经济学界着手编写新的教科书，在方法上，对50年代的研究方法有所改进。虽然那种从经典著作出发的演绎依然存在，但从实际经济现象开始的归纳逐步加强。第四，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开始把改革经济体制作为研究的重点。由于改革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经济研究中的短期行为也泛滥起来，坚持传统的经济学学家似乎不能理解正在进行的改革，而新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就是向资本主义经济学说靠拢，这本质上是在回避苏联经济中的矛盾，试图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来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演化到90年代，私有化被明确提出，导致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停止。

(二)苏联政治经济学对苏联的影响

在苏联的走向解体过程中，其政治经济学方法处于指导地位，所以，苏联政治经济学中存在的缺陷也要为苏联的解体担负起责任。由于苏联初期起就只注重从上往下的演绎的方法，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看成发展工业的唯一道路并使之绝对化，造成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长时间失调，同时背离自愿原则强制推行全盘集体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是苏联农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在政治上体现为政党行政化。苏联夺取政权后，行政集权体制成为党组织的形势，并直接由党行使国家权力或由党领导行政、军队、警察、检查、司法等全部社会管理，党组织按行政级别划分、统属，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党内的封建家长制和一言堂现象日趋严重。政集权体制在经济上的体现为统制经济体制，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政治对经济的全面掌控，而且以行政的办法指挥和管理经济。在经济体制中不能明确劳动者对其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国家不仅行使占有权和管理权，而且已占有权取代所有权，并由国家以行政方式行使经营权，以管理权决定收益权和处置权，并不受所有权主体的监督。

三、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上的缺陷

(一)归纳与演绎角度

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中，演绎一直远远大于归纳的作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大部分是转述马克思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的思想，而不对已发生的经济矛盾进行归纳。在把这种演绎的方法运用到苏联的实际经济活动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弊端。首先，虽然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了在苏联真实发生的经济矛盾，但是他们只是将之视作已经由先人规定了的经济规律的论据，而不是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总结出适合自己国家的经济矛盾。

(二)特殊与一般角度的批判

在《苏联教科书中》，编写者就将苏联一国的经验直接说成世界一般性的。由于苏联人自以为是社会主义“正宗”的观念，他们就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说成社会主义唯一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苏联政治经济学家混淆了特殊与一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是特殊，他们却以偏概全认为听他们代表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种对特殊和一般的混淆也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斯大林建立的苏联模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被当作社会主义唯一的正确选择，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就自然地把它当做蓝本，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这一目标模式在中国逐步确立起来。新中国仿照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在经济体制上，体现在建立了比较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

四、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创立的启示

第4篇：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个人决策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布坎南、塔洛克等学者发展起一门政治学与经济学交叉的学科，开始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问题以及政治过程，并强调政治和经济的内在关联性，从而导致了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到传统政治学的各个方面，其中公共选择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理论思潮。[1]以布坎南和塔洛克为领袖人物的公共选择理论成为“政治的经济学”理论，“关键的因素是方法论的移植和创新”，[2]布坎南说：“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 [3]因此，作者认为对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或者说创新价值在于方法论的创新，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公告所称：“布坎南的贡献在于他将人们从相互交换中各自获益的概念应用于政治决策领域。”不仅如此，我们从丹尼斯·缪勒对公共选择的解释中也可以看出其方法论的重要性。[4]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

公共选择的方法论主要有三个：(一)经济学的交换模式。布坎南把经济学的交换模式看作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一方法论因素。他认为经济学是“交换的科学”，公共选择学者将这种观点用于对政治过程的观察，将政治学也看作是一门交换的科学。公共选择理论与交换范式共同塑造政治过程，将政治制度视为政治市场，将过程视为交换过程。按照这种个体主义的政治观，在政治领域中，重要的命题并不是国家、团体和党派，而是这些团体之间与组成这些团体的个体之间，出于自利的动机曾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有效率的政策结果并不产生于某个政治领袖或神秘人物的头脑，而是产生于团体之间或组成团体的个体之间的相互讨价还价、妥协与调整的政治过程。(二)“经济人”假设。即理性人假设，“经济人”的假设是古典经济学家的伟大贡献，而公共选择理论者将这以假设应用于政治领域过程的分析：个人在政治活动或集体选择过程中，同样追求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可以是地位、权力、荣誉等。(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人类的行为包括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都应从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公共选择理论将这种方法用于分析政治领域及政治过程，将个人看作是评价、选择和行动的最基本的单位，把社会存在看作是各种个人而非团体或阶级之间的相互作用，主张用个人的动机和目的来解释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现象。它要探讨个人的偏好、决策、选择与行动在一个特定的组织或制度的结构中是如何产生某种复杂的总体后果，即探讨个人选择如何加总为集体的选择而产生某种总体后果，这一过程在私人活动中表现为市场过程，而在集体活动中表现为政治过程。因此，依据公共选择的这一方法论，集体行为被看成是个人在选择通过集体而不是经由个人来实现目的时的个人活动，而政府被视为是一系列过程或一种允许上述活动所产生的机构。

二、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的创新与启示

(一)思维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范畴的“经济人”假设移植到政治领域的研究之中，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创新。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在人的行为动机上的假设是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利己主义基础上，而西方的政治学则是假定个人是追求公共利益和利他主义的。这是公共选择学者对于这种传统政治学假定的否定是一种创新。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作为人，其行为特征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论你是普通的人还是政治家。因此，“经济人”可以用于分析政治主体的行为。方福前教授在《“经济人”范式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得失》一文中指出：用“经济人”范式来统一分析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有助于构建逻辑一贯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有助于理解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以及政策。但是，现实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现实世界中的人是五颜六色的人，用一个不变的动机来概括一切人的行为动机未免会以偏概全。……事实上，支配个人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动机都是多元的。在用“经济人”范式来分析个人从事政治活动的动机时，我们需要补充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关于个人的行为动机分析。 [5]

(二)公共选择理论采用了演绎方法和数学模型推理方法，从而使研究结论具有了数理基础和依据，这样数理推导的政治理论更能够更让人信服。公共选择理论中寻租理论、官僚体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投票规则分析等理论都使用了大量的定量数学模型来推导结论，如：奥尔森在研究集团大小与集团中的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他采用了定量的数理推导，得出了结论：“如果在购买集体物品的任一水平上，集团收益超过总成本的量要大于它超过任一个体收益的量，那么就可以假设会提供集体物品，因为个体的收益超过了为集团提供集体物品的成本。” [6]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之一正是它指出了任何政治决策的制定都应是一种经济行为——它有成本和收益，一项好的政策至少是收益大于成本的政策。布坎南和塔洛克在《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就对投票规则和选择规则特别是全体一致的规则作了成本和收益的分析。

(三)公共选择理论将政府决策或公共决策的分析建立在个人决策的基础上。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它们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的看法以及对政府和政治的见解上。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看来，个人只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组成单位，而政府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制度复合体，个人通过制度复合体做出集体决策，来实现他们相互期望的集体目标，同时也通过制度复合体开展与私人活动相对立的集体活动。公共选择理论把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把社会存在看作是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应当根据个人来解释社会和政治，而不是根据社会来解释个人。布坎南曾经把他的公共选择理论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不少学者也支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卢瑟福认为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权益，社会制度及其变迁只是个人行动的结果。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也遭到了很多批评，批评者认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片面强调个体的作用，将集体看作是一个个体的累加，试图从个体行为推导出集体行为，这实际是一种机械论。

参考文献

[1]除了公共选择理论之外，新政治经济学还包括：集体行动理论，寻租理论，官僚理论和acemoglu的政治科斯定理等。

[2]参见陈振明：《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及其启示》，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2月，30页

[3]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第18页。

[4]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第5篇：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取向

不同经济学理论的差别主要表现为其研究取向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差别也主要体现在它们研究取向上的不同。由于西方经济学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历史形态和不同的理论流派，它们在研究取向上也存在差别。因此，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取向上的差别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对不同时期西方经济学不同理论流派的研究取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取向进行具体分析。

一、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经济——政治的整体分析

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总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与此相适应，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也总是紧密关联的。最初，在古希腊城邦社会中，经济学与政治学不是相互独立的两门学科，而是紧密结合的，二者内生于城邦学说之中，统一于哲学范畴之内。在16、17世纪重商主义兴盛的时代，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增加财富，而政治活动的目标是保障财富的增加。这时，经济学和政治学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因而被称为“政治经济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古典政治经济学取代重商主义，崇尚国家权力的思想也转变为保护个人权利的观点，即反对国家干预而倡导“自由放任”。但其研究对象依然集中在国民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方面，而不是个人财富的增长，政治学与经济学仍然紧密结合，经济学也仍被称为“政治经济学”。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习惯于把民主、宪政和法治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作为前提来研究经济问题。但这个前提是如何建立、如何发展变化等问题，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如何生成的，研究在这个制度条件下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17到19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财富问题，即国民财富的性质是什么、如何通过分工等途径增加国民财富。二是制度问题，即应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保障个人财产权与经济自由、交换及正当行为规则得到确立与实现，从而保障财富增加和国家强大。总体上看，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及实现国民财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设置问题。斯密的经济理论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财富问题、分工问题及其他一些经济学问题。二是关于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与国家学说等问题。追求国民财富增加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没有相应合理而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来保障人们的个人权利与经济自由、规范与制约人们追求财富的行为，那追求国民财富增加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及其增长，但它的主要特色既不是单纯研究国民财富及其增长的途径，也不是要解释特定政治、经济制度实际上如何运行，而是解释应确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以保证国民财富及其增长及这种社会制度可能会如何运行和应当如何运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内容是评价政治、经济制度，分析这些制度的优缺点，并为达到一定政策目标而向政策制定者推荐最适当的制度结构，特别是有关福利分配、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制度结构。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开端，表现为“政治与经济”之学，它以广阔的视野研究经济社会体系，分析政治主体国家(政府)、政治制度等对社会经济活动与人们经济利益的影响，也分析经济对政治及社会其他诸方面的影响。这样，就为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它对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和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研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尤其是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为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单纯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分析

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心理分析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作为基础，大量引入数理分析方法，以价格、竞争等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及生产和分配的效率等作研究对象，力求摆脱价值判断，崇尚实证分析，进而逐步形成一个形式化的公理体系，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和“正统”。这时，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并与政治学彻底分离，名称也不再带有“政治”一词，其明显标志就是马歇尔出版的里程碑式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原理》。自此，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取代。

新古典经济学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将其由古典宏观的国民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的研究转向新古典微观的消费者行为和企业行为研究。为实现这一目标，新古典经济学以数学作为分析方法，去解释单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随着数理化、计量化、均衡化和边际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经济学成为数学化和简化的科学，抛弃了政治经济学大部分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对制度变化和结构转型的研究不可能像数学那么精确，应把对社会变迁的关注限制在对整体均衡模式中微小的、累积的、调整的研究上。这导致经济分析的方法适用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但却无法解释各个历史时期的特殊性质，也无法解释从一个历史时期向另一历史时期的结构转型，尤其当这些转型包含分裂和动荡时，经济分析更加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数学化和简化的要求使经济学不得不放弃对宏观社会整体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得不将社会制度、心理力量、文化价值这些研究对象一一放弃，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正是全面分析的核心部分。这导致了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它对社会的理解不充分，它不理解复杂的权力、社会结构、组织行为及文化实践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因而无法真正理解人们的经济行为。具体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对静态模型的描述，在平衡状态中解决问题，将变化限制在一系列既定制度关系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将许多决定生产力的重要社会经济因素置于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外，其中包括企业结构与企业产权、教育和培训、家庭背景等等，也忽略了权力与财富的关系，认为市场竞争的结果将使权力得到驯服，进而认为社会制度结构的力量对市场控制是无足轻重的。但事实上，经济权力的日益集中会使竞争濒临崩溃。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将市场看作个体互动的自然产物，而不是社转贴于 会活动诸多方面之一。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著作虽有不少对社会经济活动精致的技术性分析及数据、图表方面的分析，但关于政治与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决定性意义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认识不深。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导致经济学理论本身出现危机。

三、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注重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

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研究经济问题应考虑政治因素，而分析政治问题也需要使用经济学方法。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资源配置、市场机制与个人选择)与政治(权利配置、国家制度与集体选择)这两者无法完全分开，因而企图否定政治影响的“纯粹经济学”逐渐式微，而以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为基本取向的新政治经济学日益兴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发展中出现一个新领域。该领域以阿罗、唐斯、奥尔森、布坎南、塔洛克、诺思、加尔布雷思、科斯等人的著作为代表，呈现一种共同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相交叉或相重叠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政治活动，阐述政治决策及制度对经济至关重要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标志着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转变为“经济学”后，再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的轨道上来。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新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承认政治和经济过程与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离的领域，它们应当而且必须作为一个复合体被研究。新政治经济学从历史和制度分析的角度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和概念，重构了大多数经济学模型。

新政治经济学重视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试图恢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重建政治经济学，这无疑拓展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增强了社会科学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新政治经济学中，“经济”是指在资源约束、市场机制和物质利益驱动下的个人选择问题，“政治”是指在权利约束、国家制度和个体权利冲突下的集体选择问题。从总体上说，新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与经济之学”，它既研究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对社会经济活动和人们经济利益的重要影响，也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与人们经济利益诉求对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的重要影响。因此，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活动时不回避政治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从其实质看，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新政治经济学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限制，大大扩展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范围。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形成与演变的原因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它把基本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及其发展的内生因素。另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政策形成背后的政治过程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政策问题上的目标是二重的，既研究最优的经济政策(能实现资源社会最优配置的政策)应该是什么，又研究实际政策与理论上最优政策的不一致，认为实际政策往往是利益相互冲突的社会成员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的结果。

具体地说，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有三方面：一是研究目的从物质福利增长转变为自由权利的实现。关于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是追求国民财富增长，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追求效用增加，旧福利经济学认为是物质福利增进。而新政治经济学认为，效用和福利的增进绝不仅仅依赖于对物质财富的消费，还依赖个人特征和所处状态，如能力、权利及自由。新政治经济学提出自由权利概念，认为实现自由权利才是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二是研究重点从资源配置发展为权利配置。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于人们怎样把这些稀缺资源合理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或环节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新政治经济学认为，一方面，人们在资源配置决策中存在的利益冲突，从而使技术上最优的经济决策往往得不到采用；另一方面，人们的初始条件无法自由选择，而是先天地决定于自己的父母及社会，因而个人无法通过改变初始条件来增进福利。社会要实现总体福利增进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必须用公共权利调整个人初始状况，并通过制定行为规则，规范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利，以防止其滥用损害他人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权利配置，它包括个人权利配置和公共权利配置。三是研究方法从倚重实证分析方法转变为重视规范分析方法。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和对象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利概念，这难免要进行一定的价值判断，如维护谁的权益、保护什么权利等。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实证意义上的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则是规范意义上的经济学。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的综合研究

从历史渊源看，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同新政治经济学一样，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科学传统，而且更加强化了经济与政治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提出“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系统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全面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理学结构”。马克思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而且更注重研究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与社会关系；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而且把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纳入其研究范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把经济与政治密切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大特色是将一定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同物质生产方式密切联系起来，对社会经济结构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即整个社会结构进行综合研究。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三个基本观点：(1)法的关系与国家形式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物质生产方式产生并决定生产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及其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任何时候，我们总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了社会结构的各种形成要素及其内部联系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变革的根源、过程及研究社会变革的基本方法。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变革开始于生产力发展而引起的生产方式变革，然后是生产关系随生产方式变革而发生相应变革，最后是随经济基础变革而引起上层建筑变革。马克思在阐述社会革命发生的过程、内容及其研究方法时指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科学地阐明了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密切联系，且从总体上概括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是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取向集中体现为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科学设想：一是“五篇结构”设想。1857年，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首次提出著名的“五篇结构”：(1)一般的抽象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成为基本阶级依据的范畴。(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五篇结构”是马克思对其经济学著作的第一个结构设想，它反映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系统的科学思考。二是“六册计划”设想。1858年2月，在写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在其经济学著作结构问题时指出，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在这两个设想中，马克思都坚持把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上层建筑(国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把一国社会结构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综合研究。

目前，许多人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现实问题，这只能找出问题的表面原因或中层原因。要找出其深层原因，就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如“三农”问题，单纯从一般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角度的分析很难作出科学解释与正确解决。相反，如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三农”问题，则可更好地进行解释与解决。这是因为，“三农”问题在17至19世纪的西方及在印度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在一个大的宏观制度背景下、在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中逐步得以解决。因此，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科学方法，研究如“三农”等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才能揭示其深层原因，才能找到根本出路。

第6篇：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借鉴

中图分类号：A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1-0261-02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是理论经济学，但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是两种基本立场对立的基础经济思想体系，有着本质上的巨大区别。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19 世纪40 年代，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暴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成为当时社会的最主要最激烈矛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以及吸收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创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它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人类解放事业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历史任务，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阶段矛盾，阐明它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派以市场经济的运行为对象，通过对各种经济现象的分析，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从这点上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水火不容的。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对立的阶级性。

研究的对象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无数的事实说明，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因而不存在超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经济问题往往做出不相同的解释，提出不相同的政策主张，得出不相同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具有特殊性，它直接涉及不同社会群体、层次、国家和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开承认经济学的阶级性，并且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研究经济理论。与此相反，大多西方学者不太愿意公开承认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其实，有些西方经济学家不讳言自己的阶级立场。最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公开地说：“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应当看到，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造成了历史观的局限性。这种历史观的局限性使西方经济学家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是惟一可能的生产方式。

（3）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对象及其看法相异。

西方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所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涉及到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同属于经济关系，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哲学教科书所认为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其中的一个部分。

（4）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内容的看法相异。

从研究内容上看，西方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计量和实证分析，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把握，定性，规范分析。如有关工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工资仅仅是劳动力的价格。资本家购买到工人劳动力后，就取得劳动力使用权，而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工人的劳动能创造出新价值，新价值包括相当于劳动力价值部份和剩余价值，工人只得到相当于劳动力价值部份，资本家则得到剩余价值。这就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西方经济学认为劳动的价格是工人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即是工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工资，这就是说，资本家雇用的最后一个工人所增加的收益等于应付给所有工人的工资水平。这实际上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这一本质。

（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上的，更具有科学性。而西方经济学从大体上来说，是以科学哲学中的证伪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哲学基础。迄今为止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数学分析，一种是哲学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哲学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多采用数学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偏重分析经济运行，就像萨缪尔森的规定，其首要任务是对生产、失业、价格和类似的现象加以描述、分析、解释，并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分析。从总体上说它着重研究的是微观和宏观经济运行中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要分析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就得用数学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特别是注重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它建立的各种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

2 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共性

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它们具有共性的客观前提。只要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弄清了经济学的实质，就可以更全面地更明显地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差异。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西方经济学的实质是一套研究规范。这些经济理论由于在研究规范上的基础相同，使得他们同列入西方经济学的门下。马克思提出的很多理论思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是存在一些交集的。比如说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部分―――劳动价值论为例，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均衡价格理论并非与此完全矛盾。而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有关福利经济学，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中得到了很大的启示。

（1）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来看它们的共性。

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商品经济具体机制、分配制度、资源配置与市场的运行等，其真正的目的是如何使微观经济主体实现利润最大化。之前西方经济学提出有关“经济人 ”的假说 ，通过数据的计量检验，运用严格的逻辑推理，以达到特殊个体的利润最大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建立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以及如何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作为重点，并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来推理、预测未来社会的生产状态及其发展趋势，对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都有反映各自特性的特殊规律，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运行共性的一般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西方经济学也是处在不断演进和不断发展中，经济学体系的演进其实质上也是一个综合复杂，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同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被兼收并蓄地容纳进西方经济学框架里，这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浅显的说，政治经济学就如同一个大厦，各个经济学家的不同时期，各种各样的理论如同具体意义上的建筑材料，其中合用的材料常常被用于其中。有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理论也许本来就是大夏具体的建筑材料。也可能这些经济学家建立了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同时又被分解成各种素材后又重新建构成新的大厦，从而形成了更加庞大的理论体系。对其他经济学家经济学理论的重新组合构建最著名的就有约翰•穆勒的第一次综合，马歇尔的第二次综合，萨缪尔森的第三次综合。所以说从研究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一定的共性。

3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相互关系

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和共性，我们才能真正科学，可行的吸收其中的有用范畴和相关的政策措施，运用一些共性的范畴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及其运行规律，从而创立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新范畴。比如我们可以从私有剩余价值和私有资本中抽象出剩余价值一般和资本一般，把它们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创造共有剩余价值和公有资本的新范畴。我们可以将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置于一个统一的一般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对待，利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规范研究方法，建立起具有科学，有效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两个异质的机体。只有通过认真的艰苦的研究，同时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和需要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用的理论体系，将那些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仔细地把西方经济学中可资借鉴的东西与错误的东西严格区分开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经过改造，才能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劝说集［J］.商务印书馆，1962：244-245.

第7篇：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方法论 教学方法 后金融危机时代

当前影响世界的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2007年的次贷危机，这次金融危机被公认为是1929年之后资本主义社会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代表现形式。虽然现在世界经济已经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但金融危机的影响却似乎并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甚至有经济学家指出此次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可能比预期更大。在此情况下，世人开始重新拾起《资本论》，希望能从马克思这里找到认识危机和解决危机的办法，这就为我们改变世人尤其是青年大学生对待政治经济学的消极态度提供了一个难得契机。本文拟从如何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解释现实问题的角度来探讨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利用对金融危机相关问题的解释来创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法，从而让政治经济学走出逐渐被边缘化的困境，重回中国高校主流经济学的地位。

一、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这一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真正运用到解释和解决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中去，增强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动力。

目前，高校大学生普遍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当今时代出现的诸如金融危机等经济现象缺乏有效的解释，政治经济学解释和解决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能力明显弱于西方经济学，所以很多学生重视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反感政治经济学的学习。追究这种问题出现的根源，我们不难发现问题的症结不是出现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缺乏解释力，而是我们老师对以下两点没有充分的认识：一是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理论是在与时俱进的，它在发展中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优点，同时兼顾了自身理论的经典部分；二是老师们在给学生解释种种经济现象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更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方法，它继承了哲学方法论的一般性，对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无所不包，不可被替代，是我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法宝。恩格斯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曾就此评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例如，我们在运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原理解释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时，要格外地给学生强调几点：一是如果把资本主义比作一个生命机体，那么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这一基本矛盾就是其内在生命的一部分，它导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体现出了较强的历史规律性。二是这一基本矛盾是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深层次的制度原因，西方经济学简单地把其归结为“供需失衡”是缺乏失衡性的。三是只要资本私人占有的实质没有改变，则不管资本形式和生产形式再多样化，都不会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发展，当前金融业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发的经济危机必然表现金融危机。这种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来说明经济问题的方法，给了学生一种更为深刻的认识问题的角度，从而就避免流于表面或西方经济学的解释思路，对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动力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要详细介绍抽象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让学生意识到抽象方法完全可以运用到其他经济学科的学习和解释解决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问题中去，以此来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马克思在《导言》中提到了“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从抽象上升为具体，也就是把基本原理从简单的范畴上升到复杂的范畴，从局部到整体，运用从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原理和概念，对经济现象进行判断、推理，从而构成理论的体系。

运用抽象的方法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形式，进而得出科学的范式，马克思运用的方法不是显微镜和化学试剂，而是用抽象方法来代替，可以说，抽象的方法得出的科学结论促成了《资本论》的伟大。马克思在《资本论》从分析商品出发，研究了商品到货币、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从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到它的各种现象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然后一步步地上升到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整体，揭示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实质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消亡这一基本规律。这种思维中的具体是资本主义现实的科学反映，也就是把资本主义现实“当作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如果我们政治经济学教师这样帮助学生归纳和解释抽象法，一方面可以通过这种严密的逻辑思维方法引起经济类学生学习和探究抽象法的具体内涵和实质；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引申到：系统抽象法可以帮助所有社会科学的学习者们将社会和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现象上升为特有的概念，比如，我们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抽象出本质规定而形成特有概念。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更趋复杂，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诸多新现象，较好地掌握抽象法这一政治经济学特有的方法论，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和把握经济现象，从局部到整体进行分析，进而得出一般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让学生意识到政治经济学这一特有方法论的意义，进而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能帮助我们搞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突破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面临的外部和内部的困境。

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经济概念的变化都伴随着对数量关系的分析，数学分析以说明现象的本质为前提。在教学中，教师要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重视运用数学方法来分析经济现象，激发学生的理性思维。

马克思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这进一步说明，运用数量分析方法解释经济现象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专利”，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人类的经济活动中包含着复杂的数量关系，它是量变到了一定的度后引发的质变，包含着丰富的质变和量变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不能没有更没有减少数学分析方法的运用。数学分析方法能减少或消除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保证在理论上得出的结论具体明确，数学分析简化了定性的经济分析，避免由于言语上的不同理解而发生的各方经济学者的毫无意义的争论，所以，数学分析方法有利于提高我们解决经济问题的效率。

但我们要跟学生讲清楚，在后危机时代，经济现象的复杂程度提升，在运用数学分析方法前，确定运用数学方法的前提和性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政治经济学数学分析方法论的科学性就体现在此。将数学分析法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中的应用的前提和思路介绍清楚，是培养学生正确认识经济现象、形成良好思维习惯的基础和前提。因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人类的经济活动会受到道德的、历史的、伦理的等因素的影响，不可能通过数学公式被精确推导出来的。如果试图把经济学变为一系列抽象假定、复杂公式的科学，实际上忽视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性。而如果经济学过分依赖数学，会导致经济资源配置无法实现优化，经济研究方向单一化，不利于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这一性质的继承和发展。所以，数学分析方法是服从于经济矛盾规定而加以运用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1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03.

[3]程长羽.建立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思考[J].特区经济.2007(9):272.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中央编译局译，1975.

第8篇：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 策略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需要从“问题”中升华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论”——马克思主义总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这一科学范式作为明确的理论指导。

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题面临的发展环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然而在这此满目疮痍的国度里，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任务，而且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研究的启示，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进而产生了所谓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致力于为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使这此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走向现代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许许多多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课题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积极稳妥地、合理有序地去研究解决的途径。因而，通过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研究，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依据，既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我国政治经济学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问题

1.规范分析缺乏研究深度，单纯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

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受“苏联范式”的影响，在描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象和本质时，往往运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简单对比来替代对其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分析比重较少，规范性分析掩饰经济活动中的某些内在矛盾。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的一些价值性判断立意不高，理论视野不宽，甚至过于武断。尽管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创阶段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但这毕竟是弊端之处。

2.政策研究缺乏反思意识，一味地“唯上”和“跟风”

一国的经济政策同经济实态和价值判断是紧密相连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从不同的规范角度或实证角度推出相应的政策主张。问题在于，基于科学理论规范和实证描述之上的具体政策推导，同官僚主义的“唯意志论”的政策推行，有天壤之别。倘若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时时刻刻围绕主观多变的经济政策转，并以此来推导出实证性的结论和理论模型，那就会葬送这门学科。学界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往往是有联系，又有差别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演变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3.方法变革缺乏创新精神，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

改革陈旧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需要进行方法论的拓展，其中包括科学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模型。但现有的某些中国理论经济学作品“食洋不化”，以为西方经济学讲的观点都是真理，用的方法都是科学的，以致在分析方法、范畴体系和理论框架上作单纯的模仿，甚至认为只要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添加一些中国经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社会主义、空想或批判的社会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社会主义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既然要从根本上反映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那就必定要以马克思经济学为理论指南。如果对以往“左”的教条主义采取矫枉过正的学术态度，便容易形成一种善意的折中主义或保守的右倾思潮，以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只应进行“问题”，的实证分析，而无须进行含有“主义”的价值判断，或者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普遍真理，只要加点中国经济实例即为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

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善策略

1.在思想方法上做到哲学与经济学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她把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与现实的经济理论研究高度统一和融为一体了。我们在分析研究经济学问题时，要坚持一分为二；在创立经济学理论时要坚持合二而一。没有一分为二，不可能发现新问题；没有合二而一，不可能建立新理论。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熟过程，就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不断分工合作和有机结合的过程。对改造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仍然是理论联系实际，即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经济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2.在指导思想上做到马克思主义与邓小平理论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揭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区别的同时，科学说明了他们存在共性和历史联系的一般原理；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同时，正确解决了使他们的共性得以发展和历史联系得以实现的具体形式。可见，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化和具体化，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理论的互补性。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有机结合，并在指导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才会形成科学的、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3.在理论正误的判断上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而且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循环，才能最后完成。在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上，更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必须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的方法。不承认理论分析的重要性，实质是否认前人的实践经验，容易重犯前人的错误，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是愚人之举，实不可取。只有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才能在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4.在发展进程中坚持量变的积累与质变的飞跃结合

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既要依赖中国经济自身的蓬勃发展，也要依靠无数经济学家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在外部要形成自由、民主的科学研究氛围，为深入的经济研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内部要形成科学研究的动力和群体攻关的合力，把所有经济学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把无数分散的个人智慧和个别成果集中起来，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使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最终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陈承明，凌宗诊，孙丽丹.政治经济学通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2］陈承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M].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

［3］吴易风.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4）.

第9篇：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思政专业；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问题；着力点

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其他各类课程“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至此，“课程思政”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成为高校各门课程建设与改革的重要实践。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基础课程来说，“课程思政”的改革推进与建设实践工作，不仅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思政”理念的实施，同时，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基础课程为依托，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实践研究，也能进一步促进“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理念的转变和实践的深入推进。

一、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设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是以统编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为基础，结合马克思《资本论》等相关原著内容而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政治经济学课程开设的目标在于引导大学生全面、系统、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与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与方法，正确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正确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和必将被更高级的社会历史形态所取代的基本趋势，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实践。如何更好地发挥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推进在思政专业基础课程中的“课程思政”建设实践，对于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后，强调不仅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要不断深入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2016年7月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政治经济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程，承担的不仅仅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使命，更需要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时代性、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特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作为思政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政治经济学在践行“课程思政”理念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强化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在课程的设计中更加关注党中央提出的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着眼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创新，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命题，探讨如何通过对新常态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教学内容整合、教学方法创新，提高教学效果，培育大学生核心素养，培养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优秀复合型人才。

二、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三者之间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三者一以贯之，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知识掌握运用欠缺，就无法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法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内容。当前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在“课程思政”改革整体建设中，教学与研究结合不够紧密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程度的进一步加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理论解释面临着更多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迫切需要涌现更多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应运而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践进行了更有力的解释和引领。政治经济学课程改革需要注重理论引领性和实效性，深切关注当前资本主义风云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实践，不断关注新形势、新问题，为学生提供强大的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由此，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學与教师的科学研究是密不可分的，而当前课程建设实践中，还存在教学与研究结合不够紧密、没有更好地推进以学科建设支撑课程建设的问题，教师对学生的理论传授偏重于经典理论的传授，而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尤其是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调整、全球治理格局的变迁、非传统安全领域风险的急剧演变等重大议题的高度关注和研判，教师的研究性教学能力还需要不断提升。

（二）在教学内容设计上侧重资本主义部分、忽视社会主义部分

政治经济学课程关于资本主义部分的基本理论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而其中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结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演变趋势和规律，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难度较大，容易因为教师理论水平、知识结构、信息掌握程度等原因造成讲课内容的空洞化和教條化，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同时，还容易因为教师知识结构和对思政专业相关课程整体设计认知上的缺乏，造成在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内容设计上，和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内容之间的简单重复。因此，在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上，更多的老师趋向于注重资本主义部分，而轻社会主义部分，致使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片面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把握难以系统化，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难以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理论成果有效地理解和把握。

（三）在教学方法上更多采用传统讲授法

传统的讲授法对于教师本身来说便于掌握教学进度，能在短时间内让学生获得较多的知识信息，对于讲解抽象性、逻辑性强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多媒体，尤其是自媒体飞速发展、知识日益多元化、信息日益无界化的时代，面对新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拥有迅速掌握各种信息能力的大学生群体，传统的讲授法无法适应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教学，难以真正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在“课程思政”育人资源的挖掘上缺少生动性

政治经济学课程教材内容中原理的理论性强，理论知识点多，知识体系庞杂，提出的命题宏大，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相关知识体系的支撑，很难理解，教师在课程建设和教学设计中，往往因为注重知识体系的完备性和理论知识的系统梳理，而忽视“课程思政”育人资源挖掘过程中的生动性、形象性，从而降低了学生的接受度。

三、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实践的着力点

当前政治经济学课程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主要应着力于构建“全课程育人”的格局，不断推进课程、学术、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凸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三位一体”建设理念，进一步挖掘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的育人资源，丰富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不断完善学生学习评价指标与体系，真正做到“对话经典、多维阐释、跨越学科、融合视域、根植理论、观照现实”，[2]通过政治经济学这一思政专业基础课程的建设，践行“课程思政”理念。

（一）着力构建“全课程育人”的格局

构建“全课程育人”的格局，使政治经济学课程切实融入“全课程育人”格局中，发挥专业基础课程在育人方面的核心引领作用，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以“课程思政”建设实践为契机，突出专业基础课程的育人导向，充分挖掘育人资源，探索学科专业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方向与路径问题；二是以专业知识体系构建为基础，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育人等三个方面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课程教学目标始终贯穿于课程教学的全过程。三是以科学的育人评价体系为依托，打造良性的师生互动教学模式，更好地激发学生自觉学习的潜能，更好地发现教师教学环节和知识体系的不足之处，教学相长。四是以同向同行、协调发展为目标，[3]将政治经济学课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西方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等专业课程打通，构建“全课程育人”的格局，践行新时代教育理念，自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二）着力推进课程、学术、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

没有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的支撑，课程建设就会成为没有根基的大树，“课程思政”理念的贯彻也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末，难以支撑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正树立和巩固。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逐步强化、思政教育不断强调教育手段多样化、突出教育效果实效性、思政教师来源多元化的大背景下，一些高校在不断强化和践行思政教育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理念的过程中，片面将高校思政教育专业课程与在各专业学生中开设的公共政治理论课划等号，将思政公共课程的建设理念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的建设理念相混淆，既弱化了公共课程的教育效果，也弱化了思政学科的建设。思政专业政治经济学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在建设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强化学术与学科思维意识。

对受众群体学生来说，要在注重学生政治素养提升的同时，强化对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培育，让学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养成过程中，产生更多的获得感，并进一步促使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深刻理解，不能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建设与普及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混为一谈，对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区别形成深刻的认知，促使学生自觉投身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建设的深化和面向不同受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对于教师来说，要不断开拓学术视野和学科发展路径，打造思政专业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群的建设，实现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支撑，从而将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落实到学科发展中，以学科搭平台，以平台组团队，以团队建设人才梯队，为教师学术研究能力的提升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促进教师充分运用学术和学科群平台的研究和建设成果打磨政治经济学课程，在学科群组中相互分享相关课程建设经验，实现课程、学术、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

（三）着力践行“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

通过调整“课程思政”建设的教育教学方法，践行“课程思政”教育教学理念，优化和提升教育教学效果，确保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育人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课程教学目标的贯彻落实。

一是深入挖掘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育人资源。通过对思政专业政治经济学课程育人导向的进一步明确、核心素养培育能力的进一步确立，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重大原则和重要研究议题，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深入挖掘课程育人资源，使学生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对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建立更直观、形象的认知，深化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等的认知，引导学生牢固树立“四个自信”。

二是实现政治经济学课程与相关专业课程在内容设计上的“无缝衔接”。强化思政专业基础课程的有机体理念，以点引线，以线带面，在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维的基础上，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开设科学社会主义课程，使学生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几大组成部分的整体性认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理解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来源及人口发展规律，分析资本积累及其必然历史趋势，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实质，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尤其是深刻理解资本与劳动力相关议题，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中资本所焕发的活力与生机，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未来历史发展趋势，促使学生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使其自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是丰富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课程思政”受众参与度。在教学过程中综合运用图片、视频等辅助工具和手段，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做到“线上线下结合、课堂内外结合”，采用参与式、启发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通过设计学生课堂专题分享、分组问题讨论、问题思考总结等教学内容，让学生更多地参与到课程的课堂教学中，在理论讲授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增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将专业学习与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思政核心素养的培育等有机结合起来，践行“三位一体”教育理念，真正发挥课堂主渠道的培养和育人作用。

四是完善学生学习评价体系，提升教学育人效果。在专业基础课程平时成绩加期末闭卷考试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平时成绩的组成结构，通过平时对学生课堂参与互动程度、知识掌握程度、知识分析应用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和读书笔记写作能力、课前课后思考题的分析能力等的比例设计，对学生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打破单一的平时成绩评价体系；进一步优化考试试卷的设计，优化主客观试题的比例，使试卷能够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应用能力，确保能够客观反映“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改革的成效。

四、结语